行政学的特点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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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行政学的特点范文

一、制度层面

中国古代社会阶层的纵向流动方面，中国人的机会要比日本多。先秦时代的 “客卿”“食客”传统，汉朝的“举孝廉”制度和到了隋朝诞生的“科举制”使出身寒门的文人们也能够通过读书通过文学进入统治阶层，他们政治生涯的跌宕起伏也为他们的政治文学提供了绝佳的素材。一方面使得在统治阶层中出现了既掌握权力，有掌握文学的士大夫阶层，他们在日常的文学实践当中，注重文学的政治功能，倡导“文以载道”，在文学中承载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另一方面，底层的民众和文人有了创作文学以及寄政治于文学的精神动力，对国家、对政治的关心成为了他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学而优则仕”能够成为现实，文学和政治的目标指向最终一致。

而日本一只沿袭的是世袭制的政治制度，普通人没有上升到上层的机会。在《菊与刀》中，这样写道：“不过，日本从一开始就未能复制中国那种无等级的社会组织，日本所采纳的官位制，在中国是授给那些经过科举考试合格的行政官员的；在日本却授给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在隋唐时代，以圣德太子和小野妹子为代表，日本统治阶层从中国学习了很多治国理念。并在645年推行了大化改新，但是大化改新的焦点却在于中国完备而严格的律令制度，日本通过这些制度建立了封建的集权制度和严格划分良贱的身份制，将社会阶层进一步固化。并且将中国的宦官制度和科举制度严格排除在外。作为日本古代文学创作者的宫廷女官、隐士、平民等也就没有了通过文学创作上升的机会，他们关注的焦点也就不是国家政治而是身边的风花雪月和个人内心丰富的情感。而掌握文学的没落贵族阶层也随着军人掌政也失去了谈论政治的权利。

二、思想层面

两国在思想方面也有不同，首先表现在对于“政治”的态度上。

天是中华文化信仰的核心，是世间应该存在的规律，这种规律体现在道德、伦理等很多方面，是任何人都不能违背的，更有“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法。所以中国人对于政治和皇没有将其神化，而将其置于“天”这个最高概念之下。而且中国古代由于科举制等等制度存在，社会阶层和社会等级并不森严，有着传统儒家“兼济天下”的宽广胸怀的文人们也就会为了“天”和人民大众创作政治文学来抨击时政、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

而日本的情况却不相同，日本人认为天皇是神，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在叶渭渠先生的《日本文化通史》中讲到：“古代日本人认为日本是神国，日本人是神的后裔，日本民族是天孙的民族，而崇拜太阳神的御子孙，即时作为先祖的皇帝――天皇。……日本人向来也有一个迷信，以为他们的国体，他们的民族，是世界上哪里都找不出来的，是神造的。天皇就是神的直系子孙，所以能够‘万世一系天壤无穷’……”所以在日本人心中，天皇是被神化了的，国家也被神化，作为维系国家运转体制的政治也就被神化了。谈论政治也就侵犯了国家和天皇的绝对权威，这在日本人的文化中是不会出现的。文学也就有了脱政治性的倾向。

这种思想的区别，也就导致了中日两国文人对于文学的“功能”的不同看法，从而导致对于文学的“焦点”的不同看法。在中国文人看来，文学具有很重要的政治教化作用，而且主张“诗言情，诗言志”评论“王政之得失”。但是日本人却将文学的功能定义为单纯地表达内心感受，追求艺术至上。如《古今和歌集》表现出了一种优美纤细、含蓄优雅的歌风，对于形成日本传统审美意识起了重要作用。编者纪贯之在序中强调，和歌是人的心灵与情感的产物，其社会功效是“动天地，感鬼神，化人伦，和夫妇”。从和歌的阶段开始日本人就将文学的焦点放在了自然的风景、情绪的波澜这些细微的事物上面。这种审美意识是与政治格格不入的，也就形成了日本文学的“脱政治性”这一显著特点。

除此之外，在对待外来文化的处理方面，日本的统治阶层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统治而删除掉很多部分。如同第一点中提到日本没有引进中国的科举制度一样。儒家主张爱民的思想和中国的政治纷争以及吟咏政治的汉诗等等都被排除在外。日本的文学也就随之保持了某种相对的“独立性”，它的“脱政治性”也就作为“独立性”的重要一方面得到了保留。

三、结论

综上所述，日本文学在“脱政治性”这一点上，与中国文学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中，不仅包括官吏选拔制度等等社会制度层面上的原因，在政治思想“天至上”和“天皇至上”的不同，社会理想上“兼济天下”和“各安其分”的不同，文学作用与焦点的“诗言志”和“动天地，感鬼神”的不同等等，都是中日两国文学在“脱政治性”这一点上不同的原因。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著，涂又光译.《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2.

[2] 叶渭渠，唐月梅著.《日本文学史.古代卷》[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

[3]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著.胡新梅译，《菊与刀》[M].北京：中华书局，2014.

第2篇：行政学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高脂血症性胰腺炎;诊断;治疗;原则

有关的临床研究表明，高脂血症是诱发胰腺炎特别是急性胰腺炎的主要因素,在近些年来高脂血症与胰腺炎之间的作用关系已经成为了临床研究的重点[1]。我院及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在2009年1月—2011年1月期间共收治高脂血性胰腺炎患者58例,现将其具体临床诊疗情况报道如下：

1．临床资料

1.1　基本资料

本次研究的58例高脂血症性胰腺炎患者中,有男性患者31例,女性患者27例；患者的年龄分布在18-63岁之间，患者的平均年龄为35.50±0.24周岁。研究中的58例患者其血脂水平均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增高的态势,而根据相关诊断标准诊断：此58例患者均为急性胰腺炎而且均是首次发病。根据患者的既往病史以及胰腺CT检查、和化验检查,我们排除胆道方面疾病、外伤以及高钙血症等病的影响,将58例患者所患有的疾病诊断为高脂血症疾病引发的高脂血症性胰腺炎，本次研究的患者大都有既往的高脂血症病史。

1.2　诊断以及患者的临床表现

患者主要的首发症状为腹胀、腹痛, 有32例患者伴随有恶心、呕吐等症状； 有11例患者伴随有腹膜炎方面症状（主要以腹部的中部、上部为主），有51例患者表现为发烧（患者的体温在38. 5-39. 3℃之间）,而在血常规检查方面患者机体内的白细胞平均计数均大于1.3×109/L。而CT检查的结果显示所有患者的肝脏都有明显的脂肪浸染现象。患者是在从发病后的2h-30d之间的时间范围内接受入院诊断、检查的。

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以及有关的CT检查、尿淀粉酶以及血清的检测表明：在所有患者中：被诊断为重型高脂血性（急性）胰腺炎的患者有24例,而另外的34例患者则被诊断为轻型的高脂血性胰腺炎。根据APACHE II的评分体系对其评分的结果显示：大于8分的患者有41例, 得分在9分-16分的患者有8例, 得分在17 分-24分之间的患者有6例,得分大于24分的患者仅有3例。

1.3　关于血脂方面的检测结果

根据有关血脂方面诊断标准:TG水平大于1.7mmol/L、总胆固醇大于5.2mmol/L的在临床上均被定位为血脂升高。均诊断，58例患者在血脂方面检查的结果显示：所有患者的TG水平均有所提高。而对相关体测数据进行统计学上的非参数检验的结果表明,患者的血脂浓度与胰腺炎的严重程度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而研究中的58例患者的总胆固醇升高的趋势却不是十分明显。

2．　治疗及结果

本次研究中对于此病的治疗方法包括手术治疗和非手术治疗两种——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所有的患者在接受本院的治疗后都予以禁食，胃肠部位的减压、抑酸、营养支持等。通过2次/d的灌肠用以减轻腹胀;实时的观测患者生命体征、水电解质方面的情况；以静脉滴注的方式进行10%的葡萄糖酸钙补充。运用抗生素和低分子肝素分别进行抗感染和降血脂并用加入了30mL丹参的生理盐水来进行静脉滴注用以改善局部血液循环。而对于病症比较严重的患者以及经上述非手术治疗无效的患者，则转为手术引流加以治疗。

在本次研究中的58例的高脂血性的胰腺炎患者中，有47例的患者进行了非手术治疗, 而有11例患者实施手术治疗（手术引流）；有54例患者的胰腺炎疾病得以治愈,治愈率为93.10%;；其中有2例患者因为治疗无效（主要是腹腔感染的原因）而导致死亡而死亡病例均系重型胰腺炎患者。

3　讨　论

可以说，高脂血症是急性胰腺炎是互为因果关系的,一般在临床上，TG水平大于 1 000 -2 000mg /L的时候就可能直接的引起急性胰腺炎。由此可见，对于TG水平的控制对于预防和治疗急性胰腺炎中的重要作用。根据经验我们可以认为：在排除了其他病因致病的可能性后,如果急性胰腺炎患者其TG水平大于11. 3mmol/L, 而同时CT检查结果显示其患有脂肪肝,那么就可以将这类患者诊断为高脂血症性胰腺炎患者。其临床特点是为：发病多较急剧为一旦治疗不及时就极易转化为SAP；其并发症以腹膜后感染以及出血等为主; 患者的胰腺和胰周组织的坏死、渗液表现都较严重[2]。

对于高脂血症性胰腺炎的患者的治疗，我们认为应该非手术治疗为主，而在非手术治疗无法解决或者治疗无效的前提下可以转为手术引流治疗，这就是高脂血症性胰腺炎的治疗原则。

总之,对于此类疾病的患者应该实时观测其血脂水平,及时的给予适当的处理,而对于必须进行手术的患者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手术时机。

参考文献

第3篇：行政学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脑出血;高钠血症;甘露醇

中图分类号:R743.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197(2009)06-0054-02

高血压脑出血并发高钠血症在临床上并不少见,如果处理不当亦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该症病死率较高,为了总结其并发症的发生原因、预后及诊治经验。将我科1998年2月-2008年12月收治的高血压脑出血107例,其中并发高钠血症患者52例的治疗情况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高血压脑出血107例,其中并发高钠血症患者52例(观察组),发生率48.6%,男40例,女12例,年龄41-73岁,平均59.5岁。入院时GCS评分低于5分15例,6~8分25例,9~11分12例,全部病例均经头颅CT检查证实;其中基底节区出血18例,丘脑出血20例,脑叶出血14例;既往除有高血压病史外,有脑梗死病史7例,糖尿病史13例,冠心病史8例。全部病例均无肾功能不全病史,平均血清钠浓度159.2mmol/L;其余不伴高血钠症者55例,归入对照组,平均血清钠浓度136.8mmol/L。血清钠浓度检测标准:使用BACKMAN-C3型自动生化分析仪,并根据病情变化监测;入院后72h及1周必须监测,血清钠>145mmol/L为升高。

1.2 临床表现

入院时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治疗后病情得到控制,曾一度平稳或好转。在高钠血症期,患者再度出现精神萎靡意识障碍,烦躁等症状,经复查头颅CT未发现颅内再次出血。

1.3 治疗方法

并发高钠血症患者首先应停止输注一切含盐液体。在此基础上补液,可以通过静脉输注5%葡萄糖,或者胃管内注入白开水,具体的补液量可以通过公式计算。同样在纠正高钠的过程中,也应密切检测电解质的变化。

2 结果

2.1 治疗结果

本组高血压脑出血并发高钠血症的发生率为48.6%,经过治疗后,52例高钠血症患者有6例纠正困难,4例放弃治疗,另2例死于严重的下丘脑并发症。

2.2 高钠血症与病情关系

107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中35例有不同程度意识障碍,其中并发高钠血症30例,占85.7%,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意义(P

2.3 高钠血症发生情况与出现时间的关系

52例高血压脑出血并发高钠血症患者中,3天内高钠血症出现14例,占26.9%,其中>160mmol/L2例;3天后至1周时出现38例高钠血症,占73.1%,其中>160mmol/L 9例,两组对比差异有显著性(P

2.4 高钠血症与脱水剂的使用

107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入院后在24h内均应用脱水剂降颅内压治疗并持续1周,其中甘露醇用量>150g/24h 57例,出现高钠血症11例,占19.3%;甘露醇用量

3 讨论

血清钠测定值高于150 mmol/L称为高钠血症。根据细胞外液容量的改变,高钠血症可分为3种:细胞外液正常性、减少性、增加性高钠血症。高钠血症为脑出血急性期严重并发症之一。王原平等报道重症脑出血高钠血症发生率为15.4%。本组资料显示高钠血症发生率为48.6%,高于常规报道数。可能在于本组患者的住院救治时间比较长,其发生高钠血症的机会较大。

在发生机制中,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影像学检查多见中线结构发生偏移、脑组织受压,位于下丘脑和下丘脑以外的脑区,如室管膜下、软膜下的抗利尿激素(ADH)分泌神经元受病变累及,可出现神经源性高渗透压血症,产生高钠血症;患者持续高热,呼吸加深加快,气管切开等皮肤、呼吸道丢失水分使不显性失水明显增加;使用大量高渗性脱水剂、激素并限制液体入量,致使水份摄入量减少,出现高渗透性脱水,引起高钠血症。高钠血症发生时,神经细胞脱水,Na+进入脑细胞内,使细胞内Na+浓度增加,对脑细胞的代谢及功能产生不利影响。同时脑出血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造成肾动脉不同程度硬化,再加上甘露醇等利尿剂对肾功能的影响,易造成急性肾功能不全而致高钠血症。病后3天内发生的高钠血症以轻中度为主,经调节脱水剂的用量,大多能纠正。3天至1周发生的高钠血症大多为中重度,经停用高渗脱水剂,鼻饲温开水,改补液糖水等处理以后,纠正症状。此类患者3天内头颅CT扫描发现脑水肿,中线移位明显,说明3天内高钠血症的形成与脱水剂使用有关,而3天后至1周发生的高钠血症除脱水剂的因素以外,主要是脑组织损害严重,影响内环境的稳定,加剧了高钠血症的形成。

高血压脑出血并发高钠血症临床主要表现为:意识障碍加深、持续高热、癫痫发作、肌张力增高等。这些症状容易与已有的脑损害症状相混淆,往往认为原有脑水肿加重、颅内压进一步增高而加强脱水,使高钠血症更趋严重。因此对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血电解质监测和综合监护是改善预后的重要措施。脑出血后发生高钠血症病死率较高,应注意防范,丘脑出血患者更应高度重视,对于意识障碍较深的高热患者,应注意水电解质平衡,及时补充液体,严密监测电解质,及早发现,及早控制,对于有糖尿病史者,应严密监测血糖,及时使用胰岛素,使血糖控制在适当范围内,还要针对各种因素预防高钠血症的发生。对于那些病情较平稳或有好转的患者,再度出现意识障碍加深或精神症状如昏睡、表情淡漠、欣快、胡言乱语及复视等,除考虑原发病加重外,还应警惕水钠代谢紊乱出现的可能,及时检测血电解质水平,防止因延误治疗而使病情加重。

参考文献:

[1] 姚泰,吴博威,罗自强,等.生理学[M].第6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2] 谭植华,刘丽君.重度颅脑损伤高钠血症24例分析[J].中国误诊学志,2004,4(2):298.

[3] 刘雪燕,徐勇,吴胜楠,等.SICU 内高钠血症的常见原因及治疗策略[J].中国工程医学,2005,13(1):78-79.

[4] 张翼军,程尉新,张春民,等.ICU 内高钠血症病因及治疗的临床分析[J].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2002,14(12):750-752.

[5] 沈祖佑,宋怡静,沈美琴.脑出血急性期血清电解质紊乱的特征与预后的关系[J].中国危重病急救杂志,1996,2(3):94-95.

第4篇：行政学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硬玉岩；矿物；化学特征；宝石

中图分类号：P619.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03-0109-01

我国对翡翠的认识始于明朝，随着人们对翡翠的喜爱程度的增加，再加上现代收藏热的兴起，使得国内外翡翠的价格不断飙升，极大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翡翠的研究兴趣。同时，随着现代化测试手段的不断涌现，学界对翡翠的研究程度也在不断加深。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逐渐繁荣，再加上翡翠在我国具有非常高的利用率，翡翠的需求量不断飙升，但过度的开采会使得翡翠资源日渐枯竭。因此当前面临的主要难题就是寻找含翡翠的岩石，以便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

一、 硬玉岩概述

（一） 硬玉岩简介

我国的玉石文化源远流长，根据史料记载，至今至少有8千年左右的历史[1]。从远古时代开始，人们就开始追求美，从一开始在脖子上佩戴贝壳，到利用兽骨雕刻成各种饰品进行佩戴再到今天利用各种材质制作的小饰品，这些都体现了人们对于玉的深深热爱。硬玉岩别名翡翠，而翡翠这个词在我国汉朝就已经出现，最早是出现在字典《说书解字》里面，不过早期的翡翠并不是指宝石，而是指的一种鸟，然后经过历史的演变，翡翠才逐渐指色彩艳丽的玉石，并被一直沿用到今天。我国并没有专门出产翡翠的矿床，大约是在清末明初时期，翡翠才从缅甸传入到我国，受到人们的追捧喜爱，距今的历史也不过三百年的时间。古人们对翡翠有一种别样的钟爱，并且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黄金有价，玉无价”，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玉的重视[2]。翡翠由于它自身的色泽亮丽，质地细腻，并且出产量非常的少，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被誉为是玉中之王。当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美的追求也变得越来越狂热，玉石已经迎来了第五个收藏盛世，翡翠作为玉石中的一种重要标志，它的地位也在逐渐升高，如今人们认为佩戴裴翠不仅是财富、权力的象征，同时也是对我国历史文化的一种传承。

（二）硬玉矿物

第一、大别山硬玉。通过利用显微镜对大别山硬玉矿进行观测，发现检测结果显示硬玉矿物中残晶的颗粒比较大，并且还和长石、云母等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硬玉的全部或者部分为斜长石细粒构成，并且从大别上出产的柯石英进行分析和研究发现，在一定的外界环境下，硬玉岩石里面的颗粒会出现变化，并且颗粒会从原来的位置移动到平行排列的位置。大别山上出产的硬玉石一般为灰白或者橙黄色，其中的硬玉残品主要是表示硬玉在发生变形之后，能够通过和晶的范式，产出一定量的硬玉。

第二、缅甸硬玉。缅甸的硬玉和我国的硬玉具有很大的不同，它在质地和材料制作成品上，都比我国挖掘出的硬玉要好太多。在缅甸硬玉属于一种区域性质的变质岩，长期受动力变质作用、扭应力持续作用以及变质作用的影响。缅甸出产的硬玉石主要呈现的形态有纤维状（纤维状）、变晶结构、硬玉岩结构以及柱状结构（柱状结构）等几种类型。

第三、危地马拉硬玉。这个地方出产的硬玉岩和其它地方的也具有很大的不同，它的形态主要呈现为变晶体结构，并且不存在定向性，在观测装置下能够见到粗大长柱形状的斑晶，并且晶体的边界比较平直，呈现出一种镶嵌式的构造。并且有的硬玉岩中还存在有呈现放射状排列的柱状硬玉体晶，这说明这种硬玉岩石在相对稳定的温度应力下，经过长时间的结晶产生的。

二、含硬玉岩的地球化学特征分析

为了探究含硬玉岩的地球化学特征，本文主要采用国际上比较先进的元素分析仪器激光烧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进行化学特征分析，然后分别选取大别山、缅甸以及危地马拉三处矿床的含硬玉岩进行了微量元素的分析和稀土元素的分析，来研究含硬玉岩中的微量元素以及稀土元素的分布规律。这一研究具有很大的地质学研究意义。

（一） 微量元素丰富特征分析

利用微量元素分析来研究含硬玉岩主要是为了分析岩石的成因以及矿床的地质条件，根据岩石中微量元素含量的多少可以将岩石划分为不同的类型，然后确定出产出岩石的矿床的大地构造。研究结果显示大别山含硬玉岩中的Ba、Sr、Ti等元素含量非常的低，Th元素含量丰富，并且Zr/Hf的均值在40左右。硬玉矿物元素Rb、Pb含量非常高，而Ba、Ce、Pr、Nb的元素含量很低，Zr/Hf的均值是14.5。缅甸的含硬玉岩中元素Th含量较低，Ba含量很高，Zr/Hf均值33左右，硬玉矿中的元素Rb、Y、Ba含量很低，但是Th、Hf、Zr、Ra的含量挺高，Zr/Hf均值在28左右。危地马拉则是元素Rb、Nb、Ti含量很低，但是Th、Nd、La、Pb含量高，Zr/Hf均值在33左右，硬玉矿物中的元素Th含量少，Ti、U、Hf、Pb等元素含量较高，Zr/Hf均值为13.5。分析可知Cr是硬玉岩呈现绿色的主要作用元素，由于大别山含硬玉岩中的Cr元素低于缅甸以及危地马拉山硬玉岩中含量，所以大别山硬玉岩不能够表现出绿色。

（二）稀土元素丰富特征分析

通过对样品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知道大别山硬玉岩具有沉积岩特征，里面的稀土总量较高，并且含有相对集中的轻稀土，轻稀土和重稀土存在很明显的分馏。硬玉矿物稀土总量较低，轻稀土缺乏，轻重稀土分馏程度较低。缅甸含硬玉岩中的稀土总量同样比较高，轻稀土丰富，重稀土欠缺，两者分馏程度很高。而硬玉矿物中稀土的含量非常低，轻重稀土含量正好和含硬玉岩相反，分馏程度同样很明显。危地马拉含硬玉岩中的稀土总量明显偏高，轻稀土呈现一种富集状态，轻重稀土的分馏程度同样很高，不过在硬玉矿物中稀土的总量偏低，轻重稀土分馏程度不是很明显。

三、 含硬玉岩宝石学的意义

通过对缅甸以及危地马拉典型含硬玉岩的成因进行分析，得出含硬玉岩矿床一定要具有以下几个条件：首先要满足一定的地质构造条件，矿床一定要位于两个地震版块相交的碰撞带上；其次围岩需是超基性岩，含有丰富Na元素；然后要具有高压低温的成矿环境；最后要具有后期发生强烈的构造运动的条件。缅甸含硬玉岩中的硬玉矿物分子含量高达90%以上，而大别山的矿物含量只有45%左右，远远没有达到成矿条件[3]。大别山硬玉岩和缅甸以及危地马拉硬玉岩相比，一个明显的不同是，早期生成的硬玉矿物会在特定的温压作用下发生退化，硬玉逐渐退化为残余的晶体，且随着退化变动次数的增加，残余的硬玉也变得越来越小，直至硬玉完全消失，转变成为另外的物质，这也是我国大别山目前只能形成含硬玉岩却不存在硬玉矿床的主要原因。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硬玉岩的分析和研究，我们知道硬玉岩又名翡翠，我国的玉石文化起源比较早，至今已经有八千多年的历史。不过翡翠作为专业术语在我国使用的时间并不长久，最长也不过三百年左右的历史，但其凭借自身较高的综合价值一直被人们所推崇。本文主要选取我国的大别山、缅甸以及危地马拉山含硬玉样品进行观察和研究，利用现代测试手段分析和探究了含硬玉岩矿床所具有的地球化学特征，以及在宝石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5篇：行政学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 支气管扩张；病原学；气道；炎症

[中图分类号] R56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6）08（b）-0033-05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tiology characteristics of stable period and acute aggravating period of bronchiectasi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rway inflammation. Methods Seventy-four patients with bronchiectasis who were treated in Central Hospital of Cangzhou and kept follow-up to complete the whole experiment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 there were 51 cases patients with acute aggravating during follow-up. The etiology characteristics， airway neutrophils and related inflammatory factor levels of the stable period and acute aggravating period of bronchiectasis were contrastively analyz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rway inflammation and airway bacteria of stable period and acute aggravating period were also analyzed. At the same time， 40 healthy subjects in the same period were chosen as the normal control. Levels of neutrophils and related inflammatory factor of airway in patients with in stable period and acute aggravating period of bronchiectasis and normal control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positive rate of induced sputum bacterial culture of patients with the bronchiectasis in acute aggravating period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table period， the difference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1）， but the positive bacterial species composition ratio of the two periods ha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Moreover， there were 18 patients in stable period for bacteria to colonize in the 37 patients of acute aggravating period culture positive， among them， 6 cases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3 cases of klebsiella pneumoniae white fungus， 2 cases of E.coli. The airway neutrophils percentage， IL-6， IL-8， TNF-α and LTB4 levels in stable period and acute aggravating period of patients with bronchiectasis we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e healthy subjects， the differences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1）， and those indexes of patients at the acute aggravating period were higher than the stable period， among them， airway neutrophils percentage， IL-8，TNF-α and LTB4 levels of patients in acute aggravating period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an the stable period， the differences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or P < 0.01）. The neutrophil percentage， IL-6， IL-8， TNF-α， LTB4 levels in induced sputum of stable period and acute aggravating period of bacteria culture positive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bacterial culture negative patients， the differences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1）. Conclusion The pathogenic bacteria positive rate of patients with bronchiectasis at acute aggravating period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engraftment bacteria detection rate at stable period， an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bacteria species， but it has a certain correlation. There has airway inflammation characterized by neutrophils in bronchiectasis patients， and the inflammatory reaction degree of patients with bacterial colonization in stable period and pathogen infection in acute aggravating period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patients without bacterial culture.

[Key words] Bronchiectasis； Etiology； Airway； Inflammation

感染、炎症以及进行性的肺组织破坏组成的恶性循环被认为是支气管扩张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1]，进一步了解细菌种类及气道炎症特征，并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是治疗支气管扩张的关键。目前针对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急性加重期，对于支气管扩张稳定期患者气道内是否存在细菌的长期定植，定植菌与急性加重期的病原菌，稳定期与急性加重期炎症细胞及相关细胞因子是否存在某种关联等方面的研究甚少。现对在沧州市中心医院（以下简称“我院”）就诊并完成随访的74例支气管扩张患者稳定期及急性加重期病原学特点及气道炎症变化进行对比，并分析其关联，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4年1月～2015年1月在我院就诊的74例支气管扩张稳定期患者为研究对象，本研究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均经详细病史采集、查体及CT或HRCT等相关辅助检查，符合支气管扩张稳定期及急性加重的诊断标准[2-3]。②均自愿参与本次研究并签订知情同意书。③均完成6个月的随访，且在实验过程中均能成功取得诱导痰。排除标准：①合并哮喘、结核、特发性肺纤维化病史者；②有变态反应性疾病病史者；③有急慢性心血管、肝肾、肿瘤疾病病史者；④近3个月内使用过糖皮质激素类药物者；⑤难以配合及失访者。其中，男43例，女31例；年龄26～73岁，平均（49.31±13.24）岁；病程1.5～28年，平均（8.36±5.47）年；在过去1年中急性加重次数0～11次，平均（3.82±2.96）次；支气管扩张类型：柱状扩张15例，囊状扩张10例，混合性扩张49例。同时选择同期自愿参与本次研究的40名健康受试者作为正常对照，其中男25例，女15例；年龄23～65岁，平均（47.16±14.53）岁。支气管扩张患者的年龄、性别分布与健康受试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对在我院就诊并明确诊断为支气管扩张稳定期的患者进行为期6个月的随访，2周1次。对处于稳定期以及首次急性加重的患者取痰液进行相关检测。常规进行痰标本采集、培养及检测[4]，观察菌落特征并根据菌株的形态、特点作出初步鉴定，然后置于全自动细菌分析仪作进一步鉴定。诱导痰标本离心20 min，取上清液采用低倍镜（15倍）计数200个非鳞状细胞；记录中性粒细胞计数绝对值并计算比例。采用放射免疫法对白介素-6（IL-6）、白介素-8（IL-8）、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含量进行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测定诱导痰中白三烯B4（LTB4）含量，并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进行正确操作。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方差齐性时采用t检验，方差不齐时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支气管扩张稳定期及急性加重期病原学特点

74例支气管扩张稳定期患者痰培养中，有28例（37.84%）细菌培养阳性，其中铜绿假单胞菌12例，大肠埃希菌4例，肺炎克雷伯菌5例，鲍曼不动杆菌4例，阴沟肠杆菌2例，产气肠杆菌1例。在6个月的随访过程中，有51例患者出现急性加重，痰培养细菌培养阳性者37例（72.55%），其中铜绿假单胞菌14例，大肠埃希菌11例，肺炎克雷伯菌4例，鲍曼不动杆菌6例，阴沟肠埃希菌3例，产气肠杆菌1例，包括1例同时培养出铜绿假单胞菌和大肠埃希菌，1例同时培养出铜绿假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菌。支气管扩张急性加重期患者诱导痰细菌培养阳性率明显高于稳定期，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χ2 = 14.574，P = 0.000），而稳定期与急性加重期培养阳性细菌种类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 2.390，P = 0.793）。另外，急性加重期培养阳性的37例患者中有18例患者在稳定期已有细菌定植，而其中11例患者病原菌与稳定期细菌培养结果为同一细菌，其中铜绿假单胞菌6例，肺炎克雷白菌3例，大肠埃希菌2例。

2.2 稳定期及急性加重期气道细胞、炎症因子水平

支气管扩张患者稳定期及急性加重期气道中性粒细胞百分比、IL-6、IL-8、TNF-α及LTB4水平均较健康受试者明显升高，差异均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而急性加重期患者各指标均高于稳定期，其中气道中性粒细胞百分比、IL-8、LTB4水平较稳定期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或P < 0.01）。见表1。

2.3 稳定期及急性加重期气道内细菌与气道炎症的关系

稳定期和急性加重期细菌培养阳性患者诱导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IL-6、IL-8、TNF-α、LTB4值均明显高于细菌培养阴性患者，差异均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见表2。

3 讨论

支气管扩张被认为是“感染-气道炎症-气道破坏”恶性循环的结局，其中细菌可能扮演着重要角色[5-7]，即使在稳定期，细菌的定植仍会引起显著的气道炎症[8-9]。Angrill等[10]研究认为，60%～80%的稳定期支气管扩张患者气道内存在潜在致病菌群，致病菌群负荷量越大，炎性反应越强，而造成气道破坏。蔺雪等[11]对支气管扩张稳定期下呼吸道细菌定植的研究结果显示，细菌定植约占入选病例的37.5%，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邓卓恒等[12]对急性加重期的支气管扩张患者作病原菌分析，其中前三位的细菌分别是铜绿假单胞菌，施氏假单胞菌和肺炎链球菌。国外亦有研究表明，支气管扩张急性加重期的病原菌多为革兰阴性杆菌，其中最常见的是铜绿假单胞菌、流感嗜血杆菌及肺炎链球菌[13]。本研究中，有28例支气管扩张稳定期痰细菌培养阳性，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和鲍曼不动杆菌；51例急性加重期患者中痰细菌培养阳性者37例，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铜绿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和鲍曼不动杆菌，与国内外报道的病原菌分布特点相近。另外本研究结果显示，支气管扩张急性加重期痰培养阳性率明显高于稳定期（72.55%比37.84%），但检出的阳性细菌种类及分布并无显著性差异，而且急性加重期痰培养阳性的37例患者中有18例患者在稳定期已有细菌定植，而其中11例患者病原菌与稳定期细菌培养结果为同一细菌，提示部分急性加重期病原菌可能由稳定期定植菌发展而来，临床上对定植菌进行及时清除，可能对减少急性加重频数有一定的价值。

炎性反应是一种重要的防御反应，但在消灭异物及致病因子的同时常易造成组织的损伤[14-15]。炎症细胞以中性粒细胞为主，在炎症时，常在趋化因子作用下参与炎性反应。本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支气管扩张稳定期还是急性加重期，患者诱导痰中性粒细胞所占百分比均较正常人明显升高，且急性加重期亦明显高于稳定期。炎症介质是机体局部受到损伤性刺激而产生的信息因子，主要作用于炎症细胞而引发炎性反应[16]。TNF-α是一种重要的炎症介质，它的表达可上调其他炎症因子的表达，产生IL-6、IL-8等炎症因子[17-18]。Profita等[19]的研究发现，COPD患者气道上皮细胞及痰培养中TNF-α水平较正常对照组明显升高。李炳淑等[16]的研究结果显示，支气管扩张稳定期和急性加重期患者诱导痰中TNF-α水平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且急性加重期明显高于稳定期。IL-6的主要作用是促进B细胞分化以及肝细胞产生急性期蛋白等，从而参与炎性反应。IL-8能促进中性粒细胞聚集、脱颗粒[20]。高巍等[21]的研究结果显示，支气管扩张患者痰中IL-6、IL-8及中性粒细胞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且通过吸入激素治疗可明显降低痰中以上指标水平。LTB4是一种趋化因子，能趋化、活化中性粒细胞，从而参与支气管扩张、COPD等多种气道炎症性疾病的发病过程[22-23]，并具有增强支气管黏膜炎症细胞浸润的作用。李炳淑等[16]认为，LTB4与TNF-α共同参与支气管扩张气道炎性反应的全过程，并可能参与气道炎症急性加重的过程，而导致肺功能的进一步恶化。以上研究表明，TNF-α、IL-6、IL-8以及LTB4等细胞因子均参与了支气管扩张的慢性炎症形成，与本研究结论一致。另外，本研究发现支气管扩张急性加重期患者以上各指标均高于稳定期，其中气道中性粒细胞百分比、IL-8、LTB4水平较稳定期明显升高（P < 0.05或P < 0.01），提示中性粒细胞、IL-8、LTB4存在于气道炎症的始终，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气道疾病的严重程度。同时，本研究还发现无论是稳定期还是急性加重期细菌培养阳性的患者诱导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IL-6、IL-8、TNF-α、LTB4水平均明显高于细菌培养阴性者（P < 0.01），且均高于健康受试者（P < 0.05或P < 0.01），提示支气管扩张患者气道炎症可能独立于感染过程，而通过中性粒细胞及相关细胞因子的检测可能对支气管扩张细菌定植及细菌感染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综上所述，支气管扩张患者急性加重期病原菌阳性率较稳定期定植菌检出率明显升高，但细菌种类无明显差别，具有一定的关联；支气管扩张患者气道内存在以中性粒细胞为主要特征的慢性炎性反应，气道相关炎症细胞因子水平明显升高，而且，其炎性反应程度与稳定期细菌定植、急性加重期病原菌感染有明显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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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行政学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 盆腔淤血综合征； 慢性盆腔疼痛； TENS； 盆底康复治疗

【Abstract】 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nerve stimulation（TENS） treatment in chronic pelvic pain caused by the pelvic congestion syndrome.Method：30 cases with chronic pelvic pain （CPP） caused by the pelvic congestion syndrome（PCS） were selected，they were given TENS and pelvic floor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of pelvic organ prolapse treatment model，the improved after treatment in symptoms and signs，changes of content of body pain caused by material （substance P，endorphins） and pelvic venous congestion relief degree of the size were observed，aims to guided TENS of PCS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improved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reduced the surgical treatment.Result：30 cases’ pain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or disappeared.The content of endorphins in vivo increased significantly，the content of substance P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Ultrasound showed the left and right house and palace wall of multi strip tubular echoless，significantly reduce or disappeare.Conclusion：Percutaneous nerve electrical stimulation and pelvic floor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of pelvic congestion syndrome has good treatment effect， safe and effective，and easily accepted by patients，which has a wide prospect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 Pelvic congestion syndrome； Chronic pelvic pain； TENS； Pelvic floor rehabilitation

First-author’s address：Zhengzhou University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Zhengzhou 450000，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7.13.004

慢性盆腔疼痛（CPP）是D产科的一种常见疾病，通常是指病程达到或超过6个月的非周期性盆腔疼痛[1]。盆腔淤血综合征、慢性盆腔炎、盆腔肿瘤、盆腔粘连、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肌瘤等是其较为常见的病因，而盆腔淤血综合征是慢性盆腔疼痛的主要病因之一[2]，临床上以25～40岁妇女最为多见[3]。该病病因复杂，目前临床治疗多采用腹腔镜和腹腔造影技术，但治愈率低，花费高，患者痛苦持久，严重影响广大女性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这些问题困扰着广大医务工作者，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经皮电神经刺激疗法（TENS）是将特定的低频脉冲电流通过皮肤输入人体，刺激神经以达到镇痛的目的。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2014年10月-2016年5月在本院门诊诊断为盆腔淤血综合征引起的慢性盆腔疼痛患者30例，年龄25～45岁，平均（34.6±5.24）岁。

1.2 相关标准 （1）纳入标准：病程为6个月～8年，患者均不存在其他严重的妇科疾病，如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等；参加本次研究前1～2周内均未接受过相关的临床治疗；能够配合本研究中的相关操作。（2）排除标准：泌尿生殖系统急性炎症、肿瘤、尿路结石、消化系统、肌肉骨骼系统及心理因素有关的疾病；无阿片类药物滥用史、未带有心脏起搏器的心脏病患者、无严重心律失常、非孕早期妇女，非局部及全身对电刺激过敏者。

（3）诊断标准：临床表现为即盆腔坠痛、低位腰痛、深部痛，月经量多、白带量多，妇科相关检查阳性体征少[4]。妇科检查：子宫后位较多，大小正常，稍有压痛，活动度可，双附件没有异常或稍有压痛

1.3 超声表现 采用GE公司Voluson E8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阴道探头频率5～9 MHz，检查盆腔情况：左、右宫旁及宫壁可及多条迂曲管状无回声，阔韧带和卵巢静脉丛尤为明显，治疗前左右宫旁及宫壁较宽处平均分别为（6.69±0.75）、（5.92±0.80）、（4.13±1.23）mm，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CDFI）内可及静脉血流频谱。多为单侧或双侧，部分可在扩张的静脉中探及滞缓流动的血流，状如云雾样。血流多由红蓝相间的血流信号构成，色彩黯淡，脉冲多普勒为无波峰、低样的静脉血流信号。

1.4 方法 经皮电刺激治疗采用法国神经肌肉刺激治疗仪PHENIX USB8进行治疗：先对纳入对象使用PHENIX USB8里TENS治疗模式治疗为20 min，TENS治疗结束后再选择PHENIX USB8中脏器脱垂模式治疗10 min，3 d/次，10次为一疗程，避开经期。治疗期间应停止一切其他与本病相关的治疗，并采取避孕措施，治疗结束后门诊复查，具体操作方法如下：患者取仰卧位，盆底肌肉治疗头均匀涂抹导电膏后放置阴道内，将盆底肌肉治疗头连接A1电流通道上，A2、B1、B2四根电流通道连上电极片（电极片大小5 cm×5 cm），将A通道应环绕疼痛区域或置于感觉神经通路上方，B1+、B2+贴于腹部阿是穴即最疼点上，B1-、B2-贴于背部相对应的位置，前后电极片为一个通道，前“+”后“-”，A2通道贴在腰眼穴位上。操作结束后，嘱患者放松身体，选择PHENIX USB8里自带的TENS治疗模式开始调能量：A1/A2频率为：80～120 Hz，脉宽为：80～120 μs，电刺激强度：电流大约为可感知水平的三倍，即患者可感觉到舒适的麻刺感，但不引起疼痛；B1/B2频率为1～4 Hz，脉宽为230～270 μs，B通道电流强度较高，应具有明显的刺激运动反应，即电流需达患者能够承受的最大力度。

1.5 盆腔脏器脱垂治疗方案 TENS治疗结束后，直接选择PHENIX USB8里自带的盆腔脏器脱垂治疗模式后开始调能量：频率50 Hz，脉宽250 μs，电流强度要达到引起肌肉震颤的强度，能感觉到肌肉的收缩，治疗期间需随时注意阴道内探头不能脱落出阴道内，以免电到患者。有阴道松弛探头极易脱出者，可用盆底肌肉治疗头盒子轻轻顶住阴道探头末端。

1.6 疗效评定标准 于治疗开始时及10次治疗结束后分别对患者进行症状改善程度进行评估，治愈：疼痛的症状、体征完全消失；显效：疼痛的症状、体征较之前明显缓解；无效：疼痛的症状、体征无改善。有效=治愈+显效。抽血来评定血中体内致痛物质（P物质、内啡肽）含量的改变、治疗前后盆腔淤血彩超检查静脉血管直径及血流频谱的变化。

1.7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 21.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对数值变量进行正态检验，满足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定性变量采用频数进行描述，比较采用 字2检验；等级资料统计分析采用秩和检验，以P

2 结果

2.1 所有患者的治疗效果 30例治疗结束时复查疼痛均明显减轻或消失，其中治愈18例（60%），显效12例（40%），无效0例，有效30例（100%）。

2.2 治疗前后患者彩超结果的比较彩超结果 一个疗程治疗结束后，左右宫旁及宫壁o脉迂曲血管直径明显变窄或消失，治疗前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2.3 治疗前后内啡肽、P物质含量变化比较 30例患者治疗后体内止痛物质内啡肽含量较治疗前明显增高，致痛物质P物质含量较治疗前明显降低，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盆腔淤血综合征（PCS）是一种以盆腔静脉曲张、淤血为病理基础，以慢性盆腔疼痛为主要表现的临床综合征，是一种妇产科常见疾病[5]。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腹腔镜和腹腔造影技术的广泛应用，发现慢性盆腔疼痛的病例中，91%有明显的盆腔静脉淤血[6]。该疾病约占妇产科门诊量的10%，治疗花费年均高达28亿美元，我国尚缺乏具体数据[7]。就诊患者较多，但常规保守治疗效果欠佳，手术治疗花费较高且不易被患者接受[8]。经皮电神经刺激疗法（TENS）可兴奋粗纤维，关闭疼痛传入的闸门，从而达到缓解疼痛的目的。电生理实验证实了兴奋粗纤维较适宜的刺激为频率100 Hz，脉宽0.1 ms[9-10]。一定的低频脉冲电流刺激，能够激活脑内的内源性吗啡样多肽能神经元，导致内源性吗啡样多肽的释放，从而产生镇痛疗效[11]。TENS疗法与传统的神经刺激疗法的区别在于：传统的电刺激主要是刺激运动纤维，而TENS则是刺激感觉纤维而设计的。治疗机制不是非常明确，有闸门控制假说[12]、内源性吗啡样物质释放假说[13]。国内研究显示，经皮低频脉冲电刺激可有效缓解患者的慢性盆腔疼痛症状[14]。本研究与以上研究相一致，一个疗程治疗结束后，30例患者治愈18例，显效12例，无效0例，有效共有30例（100%），这些充分验证了TENS对盆腔淤血综合征引起的慢性疼痛有较好的治疗效果。

β-内啡肽（Beta-Endorphin，β-EP）是一种由丘脑下部所分泌的多肽类类吗啡样物质[15]，当机体受到伤害性刺激时可自体产生，并且可以与脑内的特异受体结合产生类似于吗啡的作用，具有与吗啡、鸦片相同的止痛作用和欣。同时β-EP可以抑制痛觉传导递质SP的释放，进而阻断伤害性刺激经初级感觉神经元向高级神经元的传递[16]，达到镇痛的目的。相关研究显示，P物质是一种多肽类物质[17]，广泛分布在大脑中枢神经系统和外周初级传入神经系统内。目前研究最多的是它能够加大伤害性刺激的传递信号，增强伤害性刺激的传递功能，从而使机体产生疼痛。分布在脊髓背侧的SP能够加强C纤维诱发的脊髓背角伤害性神经元放电，增强机体对伤害性刺激的传导功能，国外在动物脊髓背角导入SP后使伤害性感受神经元兴奋，这说明SP能作用于突触后神经元，使突触后膜发生离子去极化，激活伤害感受器，完成痛觉的传递功能[18]。其次SP不仅能够传递疼痛，而它本身就是一个致痛物质，不仅传递伤害性信息，而且在脊髓痛觉传递过程中有调节作用，大剂量的SP能与其受体NKI相结合，使机体产生痛觉过敏，掩盖了类吗啡样物质的镇痛作用。目前一般认为外周末稍释放P物质，可使该神经所支配区域的血管扩张、通透性增加、血浆蛋白外渗，发生神经源性炎症反应，从而引发疼痛[19]。本研究发现，经过一个疗程的治疗后，30例患者治疗后体内β-EP含量较治疗前明显增高，P物质含量较治疗明显降低，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经过长期的国际临床研究证实，盆底康复治疗对盆底软组织损伤改善循环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效果，增加了盆腔静脉血液和淋巴的回流，加快静脉血液循环，减轻盆腔淤血，改善了盆腔静脉曲张的程度[20]。本研究结果表明经过一个疗程的治疗后，患者左右宫旁及宫壁静脉血管直径明显变窄，CDFI显示为静脉频谱静脉血流信号减轻或消失。

综上所述，TENS和盆底康复治疗通过改善盆腔静脉淤血，促进血液循环治疗其引起的疼痛有较好的疗效，其机制可能是通过治TENS阻断伤害性刺激向中枢的传递，刺激β-EP分泌，抑制P物质的表达来完成的，TENS和盆底康复治疗作为无创性康复治疗手段，具有“无创、快速、有效、安全止痛”的独有特点，易于被患者接受，且经济花费少，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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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行政学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质性分析；行政现象；行政信息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2-0059-05

从社会科学史来看，社会科学中的量化研究在与定性研究的对垒争论中逐步获得成熟与进步，已经成为一种常规的研究方法，并在社会科学界占据长期的优势主导学术地位。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在西方公共行政学研究中，公共行政学者对于方法论的争论也是围绕社会科学中两大基本研究方法――量化研究和定性研究――来展开的。同样，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也在公共行政学领域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我国，行政学研究始终存在一个“软肋”，那就是行政学研究方法论建设的严重滞后，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量化研究的极其薄弱。研究方法的成熟度是衡量一门学科成熟度的主要标志之一。因此，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公共行政学要获得进一步发展，要走向成熟，实现科学化，每一位行政学者就必须思考与回答如下重要问题：量化研究作为公共行政学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它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是怎样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究竟有何重要价值?其使用范围与局限性何在?如何结合公共行政学自身的特点，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给量化研究以适当的位置，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从而推动公共行政学的进一步发展?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展开探讨。

一、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的产生与发展

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传统是与公共行政学的产生与发展一脉相承的。在公共行政领域，公共行政科学化、技术化的理念最早是威尔逊在1887年提出来的，这种意图在他的“行政学之研究”一文中一目了然：“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这种理性的研究方法把公共行政定位于一种实现目标的工具，注重对公共行政的科学性、规范性的实证主义研究，这种定位为后来的公共行政学者们所继承，马克斯・韦伯、古德诺、威洛比、古利克、西蒙等都秉承这一思想。马克斯・韦伯通过他的理想官僚制模型的建构，解决了威尔逊思想付诸实施的技术性问题。古德诺在其代表作《政治与行政》中，率先系统阐述了政治与行政分离理论，认为政治是表示国家意志的领域，行政是实现国家意志的方法和技术。威洛比在《公共行政原则》的序言中强调，“公共行政与任何科学相类似，具有某些普遍适用的基本原理。”古利克和厄威克在《行政科学论文集》中相信科学应该提供普适性原则来指导行政行为，更强调应将公共行政发展为一套科学理论。可以说，技术理性在传统公共行政学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张扬，而对技术理性的极端推崇，进而发展成为对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方法和解释性研究模式的偏好，可以说是主流社会科学的正统观点。西蒙也同马克斯・韦伯一样将价值与事实进行了区分，试图建立一个价值中立的一般行政学，行政学研究更加醉心于运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对错综复杂的公共行政活动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述，试图使公共行政学成为一门与政治分离的、以管理技术和工艺为主的科学。20世纪70年代的公共政策学派与公共选择学派都深受行为主义行政学的影响，都有明显的实证取向。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兴起的新公共管理是对泰勒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它表明了传统形态的公共行政理论正在普遍化为一般管理哲学的理论倾向。纵观西方公共行政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就其方法论而言，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范式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至今仍对公共行政学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公共行政学毕竟是一件舶来品。我国公共行政学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从外求于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开始的，因此，西方公共行政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同样也深深影响着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进程。我国行政学研究方法讨论始于1997年，至2001年8月《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开辟“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论”专栏，关于方法论的讨论达到一个小高峰，只可惜此专栏只延续了半年。在沉寂将近三年之久后的2004年11月13日至14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上海行政学院和上海行政管理学会在上海行政学院联合举行了全国“公共行政管理方法论创新”研讨会，但是，研讨会结束后并未在全国行政学界引发更深入的讨论。目前，《公共行政评论》杂志也开辟了关于公共行政研究方法的专栏。自2007年起，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全国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的全国公共管理与政策研究方法暑期研讨班，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届，其目的在于培训学者运用科学的研究工具推动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学科发展。近年来，我国行政学者薄贵利、张成福、马骏、郭晓聪、董建新等人也对我国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指出了公共行政学方法论上的“结构性失衡”、研究方法的单一性、基于数据的定量分析十分薄弱等问题。这些研究方法上的问题直接制约了我国公共行政学向科学化、精确化的方向发展，也削弱了公共行政学对行政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与包容性。公共行政学者只有紧密结合中国行政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树立科学精神，充分重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训练，用科学的研究工具进行研究，才能推动公共行政学以及行政实践的发展。

二、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的重要价值

实证性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范式，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之中，主张从经验入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没有量化研究，公共行政学很可能只停留在印象主义的臆想和未经证实的见解这样一种水平上，因此，量化研究对于促进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　量化研究有助于精确描述行政现象

公共行政学研究，不能只是限于对公共行政本质的一般性分析，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和把握行政的规律性，为行政改革与发展实践服务。运用量化分析方法给出数量界限规定，就是明确界定影响行政因素的数量关系，把握行量的变化规律，使行政理论具有可操作性。这是量化分析方法大显身手的领域。对行政现象作出精确的描述，是行政现象研 究起码的任务和要求，也是人们对行政现象有具体了解的表现。任何人要对行政现象进行深入解释和有效预测，首先都必须对行政现象作出精确的描述。量化研究有助于精确描述行政现象，这主要是因为：其一，量化研究以其量化的方式，通过使用科学的测度指标和分析方法，能对通过社会调查获得的资料进行数量化的处理，进而具体揭示行政现象的数量特征、数量差异和数量关系，实现对行政现象的精确描述；其二，量化研究以数学为主要研究手段和分析方法，通过清晰、准确的数学语言和严谨、缜密的数理逻辑，能把行政现象的存在状态与发展变化陈述得更为清晰、更显简洁、更加精确；其三，量化研究以其特有的规范性特点而适于采用电子计算机做数据处理，而电子计算机处理数据更有其精心设计的严格程序和可加控制的计算精度，所以，一旦借助电子计算机来处理数据，更能实现对行政现象的精确描述。

(二)　量化研究有助于获得新的行政信息

行政现象量化研究的核心是对行政现象进行统计分析。人们通过对行政现象调查所获取的有关行政现象的数据资料的统计，不仅可以使零散的行政信息系统化，而且还可从中获得某些更有价值的新的行政信息。首先，通过统计，可以获得某些新的数值化的行政信息。统计不仅能将数值化的行政现象资料进一步升华，而且能将某些非数值化的行政现象调查资料转化为数值化的行政信息，从而使非数值化的行政现象调查资料反映出更为深刻的道理。其次，通过统计，可以获得某些新的宏观性的行政信息。借用统计学方法，人们可以对有关行政现象调查样本情况的微观信息进行综合加工，从而获得层次更高的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宏观性行政信息。再次，通过统计，可以获得某些有关行政现象的未来性行政信息。统计可以使人们建立有关行政现象存在与发展的数学模型。借助于这些模型，人们能够推知行政现象的变化趋势和未来状态，获得有关行政现象的未来性行政信息，然后根据过去的和现在的行政信息资料，找出其中的规律，再运用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探索行政发展的趋势，并作出估计和判断，从而更能有效地实施行政预测与行政控制。

(三)　量化研究有助于深化质的分析与完善其他研究方法

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行政现象也是如此。运用量化分析方法深化质的分析，就是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考察所分析对象的量的规定及由量到质的转化，从而加深对质的认识。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行政改革与发展。对行政改革与发展的分析，当然需要定性分析，但行政改革与发展同样具有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例如，行政发展的规律包括行政发展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手段，那么，行政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如何确定公众需要的满足程度，行政发展目的和手段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等等，就都需要运用量化分析法，得出确切的答案。这样一种求解，不仅有助于我们比较精确地衡量行政发展的实现程度，深刻认识行政发展的本质，而且为我们自觉运用行政规律提供了现实依据。量化分析方法不仅对深化质的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改进和完善其他行政学研究方法方面起着独特的作用。我们知道，随着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拓展，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完善，如定性分析、规范分析、静态分析、动态分析、均衡分析等，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公共行政学研究，促进了公共行政学理论的创新。但只要对这些方法略加考察，就不难发现，这些方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依托于数量分析，是以数量分析为手段，以确定性的量度为基准而加以运用的。因此，量化分析方法已成为运用其他研究方法不可缺少的工具，或者说，量化分析方法已成为“工具的工具”。

(四)　量化研究有助于提高公共行政研究水平

人们对行政现象的认识，是随着科学方法的不断进步而不断扩展和深化的。在过去，人们对于包含行政现象在内的社会现象，只能采用极为简单的定性方法来进行观察与思考，只能作出一些定性的结论，而且其中往往带有个人主观臆断的成分，由于受到研究方法及相关知识的限制，既不可能对行政现象的存在状态与发展变化作出精确描述，更不可能对行政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作出量化分析。近现代以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大量的新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使科学研究进一步走向科学，量化研究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量化研究方法的出现，不仅增强了人们对行政现象研究的量化意识，而且增强了人们对于数量关系的控制能力，使人们对行政现象的认识由浅入深，由粗到精，由片面走向全面，由微观走向宏观，极大地开阔了人们行政观察与思考的范围，增加了人们行政认知与解释的能力，提高了人们的行政研究水平。

三、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的局限性与适用范围

量化研究虽然对于推动公共行政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对行政现象的研究中，它并不是全能的，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第一，行政现象定量研究不能测量行政现象深层次的具体细节的内容，对不能量化的行政现象更是无能为力；第二，行政现象定量研究只能反映行政现象的数量特征和数量关系，而不能揭示行政现象的本质特征和本质联系；第三，行政现象定量研究的主要数学基础是统计学，而不是微积分，很难反映行政现象存在的真实全貌和行政现象发展的持续过程；第四，行政现象定量研究一般只适用于行政现象宏观层次的研究，而对个体的研究往往作用不大；第五，行政现象定量研究的实施运作比较艰难，其研究结论存在信度与效度问题。总之，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在适用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它不能独自包揽有关行政现象的全部课题，不能独自解决行政现象研究的全部问题，也不能独自得出行政现象研究的最终结果。

结合量化研究方法的特点，我们认为，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主要适用于下述研究领域：(1)适合于宏观层面研究。即比较适合于公共政策、行政规划和行政预测发展方面的研究，适合在宏观层面上对行政现象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趋势性的特征预测，通过行政现象的平均情况和抽样总体的代表性，以求发现问题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视角。(2)适合于对行政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例如，研究行政经费投入与GDP之间的数量关系、行政专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相关性分析等。(3)适合于行政改革、行政绩效评估、描述和预测性研究。通过观察、实验、测量，将数据加以分析和归纳，发现和推断具有代表性的、可推广的特征和模型。(4)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并不断地修改或完善已有的理论假设。比如，行政心理学领域的许多理论就是通过验证或证伪方法发展起来的。

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中，信度和效度是关系到量化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普遍意义的关键性要素，而无论是观察、实验、测量、数据统计，还是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其设计和研究难度都比较大，对研究 者有很高的技术要求。因此，研究者除了需要具有严谨规范的求实精神、较强的演绎归纳分析能力外，还需要对研究问题能够给予合理假设，需要具有一套完备的操作技术，包括抽样方法、资料收集方法(如问卷法、实验法)、数字统计方法(如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

四、提升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的质量

不同的研究方法有其自身的研究价值，没有任何单一的研究和知识发展途径能够持续适用于公共行政的本质及其所处的更大社会环境所需要的广阔研究范围。鉴于量化研究的局限性与运用范围，我们所强调的运用量化研究，是根据公共行政学自身的特点，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给定量分析方法以适当的位置，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因此，公共行政学在运用量化研究时，需要把握以下几个基本方面：

(一)　公共行政学的量化研究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当代行政发展观的思想基础，对公共行政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方法论是在特定理念指引下的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的理论体系，它指导着人们如何认识事物和获取知识，它不是具体的方法，而是制定和使用具体方法的元方法。科学发展观就是指导我们认识中国现实和推动中国发展的科学方法论。我国公共行政研究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最根本的是要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创造精神和科学方法，着眼于我国社会转型期新的行政发展实践和发展要求，在全面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体系的前提下，探讨其对于我国行政发展的方法论意义。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公共行政理论创新和方法论是处于互动关系状态的，从制度主义、行为主义到新制度主义，这些都是在方法论意义上提出的，从而指导了西方公共行政的发展与进步。因此，只有不断创新公共行政的方法论才能实现公共行政理论的创新，从而指导行政发展实践。如果没有系统的、发展的观点，把行政现象作为一个孤立的静止的不变的对象进行研究，那么不论运用什么具体研究方法，都不可能正确认识行政现象的本质联系和运动规律，都必然在行政理论上走人死胡同。毫无疑问，运用定量分析方法，也只有以科学发展观这一根本方法为前提，才能进行正确的分析和计量，得出正确的结论。

(二)　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要服务于行政现实问题

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定量分析所需要的各种量，来源于客观行政现实。只有经过大量的调查、统计、计算，从现实行政实践中提取真实的研究资料，才能为定量分析的正确性提供基本保证。在某种意义上，公共行政研究主要包括对两个方面的关注：问题与方法。一般来说，问题决定方法，方法服务于问题。因此，公共行政学者在进行量化研究的同时，要以问题研究为导向，形成问题研究的意识，在公共行政领域加强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自觉性和敏感性。实际上，当前我国的社会变革和政府改革与创新，为公共行政的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提出了许多亟待回答的问题，如：如何平衡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实现政府职能的优化；如何处理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实现民主行政；如何优化公共治理体系；如何提升政府能力；如何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如何实现依法行政，实现法治政府；如何确保责任的实现；如何确保执行力和公信力，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公共行政学研究者予以充分的关注和回应，也需要以理论上的创新作指导。因此，公共行政学研究者要从中国现实的行政场域出发选好研究课题，找准研究的突破口，即选择的研究课题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重大学术价值，这是公共行政学科知识得以增长、理论得以创新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在研究课题的方法选择上，应注重实证研究与量化分析、统计分析等。

(三)　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要与质性研究进行有机结合

公共行政是一门操作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虽然“学术界并不能评价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孰优孰劣的问题”，但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方法同属社会科学获取真知的手段，两者不可偏废。”在公共行政领域中，不可能没有“价值研究”，它需要用一种整体的、定性的、思辨的研究方法。另外，公共行政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活动，它有一定的活动程度和规模，具有鲜明的“量”的特征，“定量”能使我们更科学地“定性”，因此定量研究又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中，将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无疑会提升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可信性，从而完成理论研究的艰巨任务。通过国内社会科学三十年来的发展实践可以看出，把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史料中获得的数据尽可能量化、数字化进而统计分析，以弥补质性研究的主观性弊端，同时，也尽可能在以问卷调查为主的量化研究中增加研究者深度访谈和实地观察的实践，以避免过度数据化的刻板并弥补量化研究过度形式化而对社会现象解释力度削弱的弊端，正是包括公共行政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方法选择和具体使用的主流趋势。

(四)　公共行政学的量化研究需要进一步强化

第8篇：行政学的特点范文

（一）公共管理原则导向的流派

White（1926）的《公共行政学导论》和Willoughby（1927）的《公共行政学原则》使公共行政学者都相信公共行政存在着指导行政现象的科学原则；MaxWeber（1978）的《论官僚制度》探讨了现代组织原则与规范，发明了层级制。Gulick、Urwick（1937）等人的《行政科学论文集》，深入探讨了法约尔管理过程与管理原则。

首先为古典管理学派，该学派主要关注行政效率，寻求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方法与技术，为提高行政效率而在操作层面上进行科学研究及组织工作。该学派为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Taylor将科学引入管理领域，提高管理理论的科学性。Taylor（1911）在《科学管理原则》中提出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原则，并指出：“科学管理原则普遍适用于各种人类活动”。科学管理理论强化了人们对消除浪费和提高效率的关注，从而成为了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追求。

其次为行政管理学派，该学派从管理实务出发，建立了一套管理理论和规则，作为管理者的行为准则。HenriFayol的主要贡献是开创了组织研究领域，拓宽了科学管理的研究领域。Gulick对行政功能和组织的规范与实证研究，并提出了一体化组织原则与行政七职能理论。JamesD.Mooney提出了组织四大原则，即协调原则、层级链原则、职能原则和职员原则，结合组织与原则分析。

最后为官僚制度学派，Weber的管理制度理论的产生与其历史时代有着直接的联系。Weber的官僚模型有着高度结构化、标准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态等特征的行政组织体系，是强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够达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因而是对人类行使权威的最理性工具。

（二）公共管理“理性”质疑的流派

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派理论受到了挑战。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把组织视为机械形式，把人当机器，只是片面的追求组织结构和法律、法规的遵守。这是传统公共行政学不可推脱的缺点。理性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反对；二是认为行政原则本身存在逻辑矛盾。JohnM.Gaus（1950）在《公共行政》精辟地论述了当时的情形：“现时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也就是政治学理论”。这把原本认为政治与行政分离的传统理论又纠缠在一起。

社会系统学派从系统、整体性等社会学观点来研究管理，摆脱了传统行政管理理论的缺陷，并试图改造传统的权威概念、创造出一种协调合作精神。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MaryPFollett(1937)最早系统而深入地研究行政管理过程中人的问题，他通过对群体的心理因素的考察来分析作为民主群体基础的“协商一致”机制的性质。理性决策理论学派代表人物Simon（1988）把管理行为分为“决策制定过程”和“决策执行过程”，并把管理研究重点集中在“决策制定过程”的分析。既丰富了管理学的思想，也揭示了管理的本质特点。理性决策模式提供了分析决策问题基本思路，同时也强调“理性”是指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利益的理性。

（三）公共管理多元化扩散流派

20世纪60年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利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客观上造就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拓宽了管理思维，也促进了管理现代化，更是给行政科学注入了新血液。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科学成为了一门融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也就从纯理论转型到结合应用的研究。

系统论认为任何组织都同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拓展了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公共管理对于公共性的理解也从官僚制度和政府机构发展转变为注重公共利益，即政府与社会其他组织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注重组织工作环境对公共组织的影响力，政府被置身于社会外部大系统中，公共管理从制度定义发展为规范定义和组织定义。系统管理学派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中各种系统的运动规律并据此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其代表人物有L.VBertalanffy、TalcottPar-sons和JamesE.Rosenzwig等。其核心观点是不同变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一个变量的细微变化可能引起其他变量的重大变化。这种非线性关系增加了人们对组织认识的复杂性。受系统理论的影响，任何组织都被视为相互关系之中，任何变量都可能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行政组织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必须持续地与环境产生互动，并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处于动态均衡状态。

行政生态学派，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各种环境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最早提出行政生态的学者是哈佛大学教授JohnM.Gaus。其追随者FredW.Riggs10余年后提出了行政生态类型的发展连续体。行政生态学借用“结构-功能”方法来分析行政行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为公共管理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使其摆脱了那种抽象地讨论行政原则的纯理论作风，用生态观点来考察行政是正确的认识路径。

（四）公共管理价值重塑流派

历史与科学的局限性导致了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迷信于管理的技术手段，而抹煞了人性存在的意义、价值、自由等内涵，也导致了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危机。20世纪60年代，以DwightWaldo等为首的新公共行政学派，除了致力于民主行政的推动，还大力提倡社会正义、自由、民主等价值，这也就突破了科学实证主义的限制，走向了人文精神与价值的复兴之路。

Waldo（1971）在《走向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的序言中指出，“新公共行政学产生于‘事态严峻、情势紧急’时代”，它的产生本身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主要观点在于：第一，由单纯的法理或制度性研究方法向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转变；第二，抛弃“政治-行政”二分法，把政治或政策与行政看成是政府管理中的连续或交融过程，开始重视政府管理中的政策问题研究；第三，公共管理学由以效率研究为核心转向更关注公平、责任和伦理等行政民主性价值取向的研究。

GaryWamsley的《黑堡宣言》发表，奠定了黑堡学派的政府再造的独特观点。其强调，行政价值的重塑与社会变迁的推动都需要由“集体持有的价值、认知、态度以及行为等”改变，行政人员与官僚体系共同努力才能提高行政绩效。

（五）公共管理思路创新流派

任何思想流派的发生，除了寻找之身的历史、传统等渊源之外，时代的风云际会也可能成为其产生发展的土壤。公共选择学派、新公共管理学、新公共服务、治理学派等学派的出现与不断探索，极大丰富了公共行政学的内容和方法论。

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学的理论用于非市场的决策之中，它认为国家机关亦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参与利益的竞逐。公共选择学派以个人自由主义为基础，关注个人利益，将人类社会分割为两个市场：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都受自生自发秩序的制约。该学派对于公共行政的启示主要体现在：扩大公众参与；最大化行政职能分权化；简化行政程序与层级节制；彻底将公共行政经济化，并进行可行性评估，而不是以“公共物品”或社会公正为衡量基础；对于公共部门的扩张、行政裁量以及公共组织的目的进行严格的控制；削弱公共部门的领导角色，将其界定为专家或技术人员。

20世纪70年代末期，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受到公共政策学科范式和企业管理学科范式的影响而在新公共行政学的基础上形成。它更重视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公共管理问题，在重视定性分析的同时更强调定理分析。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采用经济学理论和私人部门管理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的知识框架。如：更加关注绩效-激励的行政模式，建立绩效导向型的制度、结构与管理等行政原则；建立了关于政府设计和行政改革的国际对话和比较机制；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其他先进概念框架的综合与启发性使用。

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和现实求解，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的缺失而提出来的一种理论。该理论指出，一味的放任政府治理走向市场化与竞争化将导致公共利益与公民尊严的丧失，并试图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实践工具来弥补这种趋势所造成的恶果。它提出通过由公民与政府双方的共同治理来提高治理的质量，并带给社会更高的收益，这些都体现了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思想进步。

意义及启示

公共管理流派纷争，其主线主要集中在下面三部分：

（一）政治与行政

公共机构的任务，即政策的制定必须由政治家来完成；而行政者则贯彻执行这些政策措施，即所谓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尽管有学者对于政治与行政是否能分离表示怀疑，但二分法使得人们可以撇开政治条件与政治因素来把握行政的实质与意义，促成了对政治与行政边界的认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部门改革发展使得政治与行政的边界日益模糊，主要是因为公共部门采用了众多的组织形式，政治势力日益渗入行政领域。政治与行政界限的模糊导致责任处于游离状态，使得传统的政治价值难以追寻，并产生了许多问题。

（二）公共与私人

在公共部门管理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划界问题”，如何选择属于公共、私人领域抑或公私混合领域，以及如何执行等问题的思考。在现实生活中，纯粹的组织形式是不存在的。既没有纯粹的公共组织，也没有纯粹的私人组织，构成了所谓的“模糊状态”。公共与私人边界移位使我们必须对传统公共部门原则进行重新思考，如公共权力与个人自由，资源配置问题、分配问题、所有制问题、官僚制问题等。公共部门管理创新，运用私人部门管理来提高效率、提高更优质的服务，这样可以减少成本，但也存在公共信任减少的问题。

第9篇：行政学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政治学与行政学；培养目标；行政能力

[中图分类号]G40-05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10 ― 0112 ― 02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隶属于法学学科大类下的政治学二级学科。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在我国近现代学科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20世纪80年代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许多学科都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得到恢复和发展。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逐步从政治学理论中抽离出来，与行政学、管理学门类相结合，并形成了理论性与实操性并重的学科特征。

一、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建设目标与就业对接的问题

目前，全国范围内开设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学校共113所，近3年应届毕业生人数为4300-6000人。从应届毕业生的从业方向上来看，近20%的毕业生选择进一步深造，其深造的专业方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第一，进一步深造政治学方向的相关专业，如国际关系、民族政治学、比较政治学；第二，依据本专业行政学方向学科基础进修管理学学位的相关专业，如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管理类专业；第三，跨学科选择进修其他专业方向。选择直接就业的应届毕业生主要的就业方向为在政府、企事业单位的相关部门从事综合管理工作。但事实上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与其就业环节的对接存在问题。

第一，公职部门考试职位少，要求高。笔者统计了2012年到2015年国家公务员招考职位表中对于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职位设置，其数据如下表：表一

从统计数据看，2012年到201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中对于政治学专业的招考人数为150人左右。与其所学内容趋同的行政管理专业招录人数比如下表：表二

根据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国家公务员的招考对于政治学与行政学这个以为培养对象的专业并没有偏向。

第二，专业课程设置无法突出学生能力的培养。在政治

学与行政学专业培养课程的设置上，往往更加注重学生理论素养的深造，所以学生毕业后想要就业往往只能选择进一步深造。在课程设置过程中缺乏对于学生公文写作、电子政务等能力的培养。而课程设置又与该专业的培养目标直接相关。因此，要实现专业培养与就业的对接，必须进行系统化的专业建设。

二、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建设目标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建设的总体目标应本着“规模适度、结构优化、提高质量、办出特色”的办学基本思路，遵循高校本科教育规律，突出学生专业技能培养，强化深化学校社会“双主体”办学模式，优化专业办学条件，努力彰显专业特色，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一）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根据社会需求，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定位是培养学生良好的现代政治思维素质，了解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政府的运作过程、治理方式，熟悉现代政务和行政管理技能，具有良好的理论素养和分析解决问题的实际工作能力，可以胜任党政机关、新闻出版机构、企事业、社会团体等单位的教学科研、行政管理、政策研究或宣传工作。成为兼具政治理论素养与行政治理能力的复合应用型人才。

（二）课程体系建设目标

在教育研究和对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人才数量需求、规格需求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按照人才培养目标，通过拆析、重构教育教学内容，构建更加契合该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科学的课程体系。课程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第一，较系统地涵盖专业所必需的基础理论和知识，第二，突出实践能力在课程体系的中心地位，第三，有利于学生思想道德、身体心理、人格情商等综合素质的提高。

根据课程体系建设目标，本专业对学生的培养要求是：学生应具备系统掌握政治学与行政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尤其是中外政治思想与文化的核心知识，具备良好的现代政治思想素质；了解中外政治制度及当代中国政府的运作过程及其治理方式，熟悉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熟悉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职责分工及行政工作流程，具备公文写作、电子办公等基础应用能力；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素质、较强的理论分析能力、心理应急抗压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具备熟练应用现代政治科学与行政学有关理论与方法进行调查研究、政策分析、设计解决问题方案的基本能力；具有良好的从事政治学与行政学教育和研究工作的能力和素质。

（三）师资队伍建设目标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教师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是：确立师资为本的办学观，按照“送出去培养和引进人才”的方针，加大师资队伍的建设力度，充分利用校级重点课程和重点学科建设的基础，以高水平教师的引进为突破口，以中年轻教师的培养为重点，以师资力量的整合为重要手段，稳定教师队伍，发挥教师潜力，全面推进本专业教师队伍的稳定、合理、良性发展。

首先，以高水平教师的引进为突破口。高水平教师的引进对本专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些教师的到来往往能够使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学科建设有突破性发展。其次，以中青年教师的培养为重点。中青年教师在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教师中所占的比率大，中青年教师能否迅速成长，对专业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第三，以师资力量的整合为重要手段。专职教师资源的优化作用能否得到体现，关键在于专业内能否合理整合全校的师资资源。为此，一方面，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在课程设置和学生培养上要进一步突破专业、院系壁垒，以学生需求为核心在院内、校内甚至社会范围内聘请专家教学。另一方面，在本科教学中进一步落实导师制，尤其是在专业主干课程建设方面要实行首席教授负责制，以便课程建设要有负责人和相对稳定的师资梯队。

（四）教学研发建设目标

评价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教”与“学”的导向。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现行的课程评价制度存在着形式单一、教学信息反馈弱及正面导向不足等弊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过程性评价是对教学过程进行动态的评价，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关注学生的终身发展。目前，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基础课、核心课程的设置多偏重于理论。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多采用结果性评价的方式，即期末考试的考核分值比重较大，因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目标不明确，对课程体系把握不清晰，学习主动性不强等问题。因此在专业教学建设过程中，以“立足中心，转变思路，创新教法”为主要目标，建立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完备的过程性评价体系。

首先，立足中心，即以学生为中心。过程性评价是“以学生为中心”的评价，所有评价活动的宗旨在于促进学生全程有效的学习。同时，过程性评价可以更全面检验学生取得的成绩和进步，引导和督促学生逐步学会主动学习。通过对学习过程的评价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随时发现自己的问题，从而改进、提高，最终学会积极主动的学习。因此，在本专业教学研发建设的过程中，首要目标是在教学过程中把对学生的结果性考评和主要围绕教师的课程设计转变为以学生为核心的授课机制。

其次，转变思路，即转变教学考核思路。目前依据本专业教学考核机制的特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对于学生的考评机制集中在期末，即传统的结果性评价。由于知识的理论性较强，因此无法考评学生对知识的真是掌握程度。其次，随着本专业建设向应用型的偏移，对于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考核日渐不足。因此在教学研发过程中应改变教学考核思路，通过过程性监控和考核，着重考查学生对于知识的应用和实践能力。

第三，创新教法，即创新教学中的过程性评价及反馈机制。过程性评价教学的核心在于教师对学生的考评意见反馈。因此在本专业的教学研发过程中，教师创新教法的目标在于，一方面依据本专业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特点创新过程性评价方式和程序；另一方面创新课程教学过程中的评价反馈机制。

（五）社会服务能力建设目标

提倡教师和学生积极开展各项社会和公益服务，逐步形成产、学、研合作的新格局。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以多种形式让专业教师去基层政府、企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调研，交流学习；同时加强校、政、企、事及社会组织合作，为基层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提供咨询服务和职业资格证书培训。另外，在市场化运作机制下尝试并探索多种模式的学生创、就业机制，力争以专业理论教学为基础，通过提高学生实操技能加强在校以及应届毕业生与行政、企事业单位的良好对接。同时通过与校内外大学毕业生创业孵化基地的合作加强学生自主创业的实践性培训。通过向社会的人才输送体现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社会服务能力。

总之，只有在目标选择上采取多向度的视角，系统化构建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建设的目标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学生培养目标与社会人才需求相对接，向社会输送兼具理论素养和实务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参 考 文 献〕

〔1〕 吴丹，薛剑符.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发展中的行政职业能力实训研究〔J〕.理论观察，2014，（03）.

〔2〕 石婧.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培养方案改革设计〔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