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特点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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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类学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音乐学；人类学；民族学；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

中图分类号：J607.0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3.02.014

自1980年Ethnomusicology被引入中国并被翻译成“民族音乐学”以来，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本文中，在未明确音乐人类学名称前，均用“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来指称Ethnomusicology所对应的中文翻译，以避免先入为主的误解）理论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1]，但是仍有诸多重大问题尚未得到最终共识，其中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问题位居前列。30多年来，研究者们从各个角度出发，围绕着究竟是音乐人类学还是民族音乐学或者其他学科名称及其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甚至是繁琐的讨论，这些讨论至今仍在继续。

毫无疑问，学科名称的不确定势必极大的影响该学科的发展，目前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现状正是如此。这种情况不仅在我国音乐学整体研究中造成了一定的混乱，更是极大的影响了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建立和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整体发展[2]，众多研究者一直以来也在不断呼吁甚至提出批评，要求尽快明确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

作为人类学基本理论在音乐学中应用的学科，音乐人类学无疑是客观存在的。现在的问题是，由于Ethnomusicology中文译名的原因，音乐学界许多研究者将民族音乐学作为音乐人类学的替代名称使用，排除了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存在，混淆了民族音乐学与音乐民族学的关系。可见，音乐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名称之争，归根到底，是Ethnomusicology这一英文词汇的字面翻译、及其与当前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实际理论研究和实践相对应的问题，其实质在于从历史及当前的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研究状况出发，判定本学科究竟是人类学理论在音乐学中的应用，还是民族学理论在人类学中的应用。由于人类学是音乐人类学的上位学科，而民族学是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学）的上位学科，因此，本文尝试从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关系这一在以往研究中从未出现的全新角度，来分析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合理性，以为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确定作有益的补充和完善。

一、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不同

人类学有许多不同的定义，叶启晓在对多种人类学定义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给出人类学的定义为：人类学是“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以生物属性和文化属性两个视角，从个体、群体和整体上，全面系统地研究人类起源和不同时空条件下，人类体质、文化和社会 “基于人类学与民族学相互关系的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研究”演进、特征与规律性及人类与外部环境关系的综合性实证科学”[3]。与人类学相类似，民族学的定义也很多，其中《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民族学学定义为：民族学是“以民族和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民族共同体发生、发展、分化和融合的规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成份、起源、分布及相互关系，比较各民族文化的异同，分析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探索人类文化起源、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4]。

在学科分类体系中，民族学是人类学的下位学科，因此，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内容多有重叠，由上述两者的定义也可略见一斑。但两门学科也有很多不同，最主要表现在作为上位学科的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广博而宽泛，而下位学科的民族学的研究范围则专向和深入。由于人类学研究内容十分宽泛，因此关于人类学学科分支的方案有三四十种，但不管何种分科方案，民族学都是作为人类学下位学科存在的，与其并列的学科包括：人体学、考古学、史前学、工艺学、语言学、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神话学、等[5]。

从微观的角度，可以对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不同进行更加细致的比较。人类学研究的跨度包含自人类产生以来至目前的全部人类群体；民族学则是专门研究民族的学科，所研究的民族包括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等，但却很少涉及人类早期的原始群。人类学以不同尺度的人类群体为基本单位，其研究涉及人类起源进化、人类体质特征、以及人类文化的全面内容；民族学则以民族或民族共同体为基本单位，以现代民族为主体，开展民族识别、某民族或诸民族社会历史发展、民族文化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在文化研究方面，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往往拓展多个族群文化的比较研究，或深入到很小的人群中去探索文化的共性和深层次问题，注意文化的差异和文化的互通性和共同性，多以整个人类的文化为背景进行综合性人类群体研究，不仅关注某时期的文化特征和这些文化因素的横向联系，更注重这些文化因素产生的历史源流和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民族学的文化研究则主要集中于那些构成民族特征具有显著特点的文化，侧重于某时段某民族文化的深入研究，并展开同时段的横向比较。另外，民族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而人类学既包含自然科学的研究，也包含社会科学的研究，或者说人类学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间的综合性学科[6]。

人类学与民族学都广泛应用于其他学科研究中，与多门学科结合形成了若干交叉学科。民族学在其他学科中应用形成的交叉学科如：地理民族学、旅游民族学、历史民族学、生态民族学、语言民族学、影视民族学、等；人类学与其他学科形成的交叉学科更多，如：经济人类学、工业人类学、都市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宗教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旅游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医疗人类学、心理人类学、法医人类学、等。这两门学科在音乐学中应用形成的交叉学科即分别为：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民族学。

二、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实际状况

了解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不同之处，再来通过对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历年来研究成果的文献研读，分析目前为止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实际状况，看看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究竟是人类学还是民族学在音乐学中的运用。

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跨度：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研究跨度极大，包含从人类生涯开端到目前为止的全部人类社会各种群体的音乐行为，相关的研究成果早已经出现，如1989年的《原始音乐研究综述》[7]，对19世纪以来原始音乐研究的成果进行全面评述。类似研究成果还在不断增加，这突破了民族学基本不包含原始群的研究范围，具有强烈的人类学特征。

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单位：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有以民族为单位进行的研究活动，更多的时候则是以不同尺度的人类群体为单位，比如某一村落、某一城镇、某一县城、某一更大范围的区域，或者因为、音乐关系（如某种乐器、某种民歌）、人口迁移、甚至建筑特色等原因形成的某一范围内的人类群体，等等，也就是说具有灵活可变的特点，即前述人类学定义中所说的“个体、群体和整体”。并且，深入某一小群体内，针对某一小群体甚至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事件研究其音乐文化活动，正是音乐人类学研究的特色和优势，例如：《区域音乐文化的主体——乐人个案研究——以庆阳唢呐艺人马自刚为例》[8]、《音乐事项个案研究——2003年12月2日晚，丽江古城四方街的“甲磋”》[9]、等。

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内容：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要研究音乐本体，但更主要的是研究音乐的发展传承、音乐所涉及的人群及与之相关联的文化，研究音乐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变化、人在其中的作用、音乐文化对其他人群直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相关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举不胜举。当前的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尤其关注在地方性、区域性、全球性的背景下，音乐在文化和社会方面的状况，如《音乐人类学的视野——全球文化视野的音乐研究》[10] 、《原生与再生——豫中笙管乐班的传承与变迁研究》[11]等。可见，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内容早已突破了民族学的范畴。

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经常采用人类学与民族学共有的研究方法，如田野调查法、民族志方法、文献研究法、跨文化比较方法等，但也借用人类学其他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如语言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典型的研究成果如《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12]、《颠覆抑或延续——关于徽州乐人阶层变迁的口述与文献研究（上、下）》[1314]等。同时，两种源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当代音乐人类学中有更加广泛运用的趋势，一是全貌观，更强调从社会文化和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和层次研究人类音乐，二是文化相对论，要求研究者客观地看待被研究的对象并从被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待被研究者的音乐及其文化，如《民间音乐消长：乡民生命意识的艺术诉求——黔中腹地营盘社区音乐的民族志叙事》[15]等。

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属性：与音乐学一样，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也属于人文学科，其学科研究活动中既有社会科学的特点，也有自然科学的特点，社会科学的特点很明显不需赘述，自然科学方面的特点，如对于乐器制造工艺的研究，对于歌唱发声的研究，等等，成果如《满族萨满乐器研究》[16]、《中国民族唱法音色的声学阐释——以女声为例》[17]等。因此，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属性与人类学综合性的学科属性相类似，而不同于民族学的纯粹社会科学学科属性。

上述从研究跨度、研究单位、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学科属性五个方面来简单概括和分析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实际研究状况，能够为确定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奠定基础。

三、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是音乐人类学

从上述分析可见，无论是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跨度、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方法，还是其学科属性，历史及当前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理论与实践的实际状况都毫无疑问的显示，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不是民族学基本理论而是人类学基本理论在音乐学中应用并取得成果的学科，音乐人类学比民族音乐学或者音乐民族学更能体现当前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实际，音乐人类学无疑应当替换民族音乐学成为Ethnomusicology的当之无愧的中文译名，从而体现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名实一致。

实际上，国外的Ethnomusicology本来就是典型的人类学在音乐学中运用的学科，除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可作为佐证外，仅从新版格鲁夫音乐词典关于Ethnomusicology研究人员的描述就可看出：“（Ethnomusicology的）研究人员接受音乐或（和）人类学训练”[18]，可见实际的Ethnomusicology研究并非其词面所表述的民族学在音乐学中的应用，而是人类学在音乐学中的应用。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将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这组略显复杂冗长的词汇改为音乐人类学了。

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合理性得到确认，那么，民族音乐学又该做何处理？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是Ethnomusicology1980年从日本按照英文词汇的顺序转译过来的，殊不知，Ethnomusicology本来就是“杜撰”而成[19]，该词汇的词面意义根本不能包含其所指称的相应内容，因此按照词面顺序进行直接翻译成民族音乐学导致了中文译名的歧义，进而导致了30年来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在中国混乱。1985年乔建中等就已从Ethnomusicology中文翻译的角度指出民族音乐学应改为音乐民族学[20]。

通常，可以从两种角度来分析民族音乐学的字面含义：学科交叉应用的角度和语言学的角度。从学科交叉应用的角度看，如果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交叉产生的学科，那么按照学科分类和命名的基本原理，一门学科在另一门学科中应用形成交叉学科，其命名规则为应用到的学科名称在前，应用的学科名在后，例如：文献学在历史学中的应用形成的学科命名为历史文献学，民族学在影视学中的应用形成的学科命名为影视民族学，其他例子如前文中提到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在各种学科中应用形成的大量交叉学科。因此，民族音乐学就应是音乐学在民族学中应用形成的学科，应归属于民族学之下，这显然与一直以来学界对民族音乐学的理解和民族音乐学的实际研究情况全然不同，故而从学科交叉应用的角度来理解民族音乐学名称是无法正确解释民族音乐学名称的合理性的。

杜亚雄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民族音乐学名称进行了分析，认为民族音乐学是一个偏正短语，由定语+中心词构成，定语又称修饰语，对偏正短语的核心即中心词进行限定和修饰，因此，民族音乐学这一词汇中的“民族”是用来修饰“音乐学”的[21]。照此理解，民族音乐学实质上就是各民族的音乐学，而世界上所有的人群都有相应的民族归属，因此民族音乐学与音乐学学科的每一个方面就完全等同，既然民族音乐学不可能替代音乐学，那么民族音乐学也就根本没有实际的存在价值。

可见，采用上述两种角度来理解，民族音乐学都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学科名称。尽管民族音乐学在国内使用了30多年，并被音乐学界所广泛接受，但从严谨、科学的角度出发，民族音乐学应被完全替代。具体方式为：在其研究内容的维度看，民族音乐学应被音乐人类学所替代；在学科应用和交叉的维度看，音乐民族音乐学应被音乐民族学所替代。音乐民族学将音乐人类学中与民族学相关的一部分作为研究对象，而其学科位置则归属于音乐人类学的下位学科，从而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上下位学科关系相一致。在王耀华和乔建中的《音乐学概论》中，正是采用此种学科归属的方法[22]，很好的解决了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关系问题。

以往关于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研究中，支持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者往往仅认为应以音乐人类学代替民族音乐学，对于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学的去向则没有研究或者没有说明，使得音乐学界很多从业者和研究者误认为要消除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学，从而对音乐人类学名称产生抵触。而按照上述音乐民族学归属于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安排，能够避免音乐学界对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学学科消逝的忧虑和误解，有利于融合音乐学界对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认同，也有利于音乐民族学回归其正确的学科位置并促进音乐民族学学科的正常发展。

结语

现在来反思过往30年关于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研究，可以发现，我们其实不应过于纠缠Ethnomusicology这一英文词汇本身，而是应着重于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实际内容。著名音乐人类学家洛秦就指出：“如果充分认识了学科的性质，了解了Ethnomusicology中文译名产生的背景及其变化过程，学界对这些都有了基本相同（或相似）的认同和共识，那么译名或称谓的问题便不成其为问题”[23] 。外国人喜欢用单词的组合创建新的词组，很多时候是个人喜好，具有极大的随意性，Ethnomusicology的“创造”就是典型例子。国外对于Ethnomusicology的使用也曾经有过很多争论，因为音乐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已远远超过Ethnomusicology原意所涵盖的范围[2]，但若进行替换也存在很多问题，只不过是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继续使用罢了，但其对应于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是毫无疑问的。Ethnomusicology的“杜撰”，再加上1980年引进国内时的字面翻译，仿佛是为我国音乐学界设置的一个陷阱，让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及相关研究陷入其中，不仅浪费了研究资源，更极大的阻碍了我国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发展。

分析相关研究，能够看出一个趋势，即2000年后，尽管仍有一些分歧，但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认可[24]。洛秦在2010年对此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更进一步从13个方面分析指出音乐人类学名称的合理性[25]，是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研究的集大成者和总结性成果，自此以后，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正式确立已呼之欲出。

在此背景之下，音乐学界的从业者应理解国际国内音乐人类学客观存在的现实，不应再背负民族音乐学名称的历史包袱，反复纠缠于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名称。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者们应齐心致力于音乐人类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学科教育的开展，从而紧跟音乐人类学国际研究的前沿，促进我国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全面发展。

作者说明：本文为四川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基金项目编号：13SA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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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3]，68.

[6]同[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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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齐琨.颠覆抑或延续——关于徽州乐人阶层变迁的口述与文献研究（下）[J].黄钟， 2010（4）：10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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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王耀华，乔建中. 音乐学概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50.

[20] 乔建中，金经言.关于Ethnomusicology中文译名的建议[J].音乐研究，1985（3）：96.

[21]杜亚雄.“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J].中国音乐，2009（3）：38-43.

[22]同[19]，11.

[23]同[2].

第2篇：人类学的特点范文

一、文学人类学和网络文学

1.文学人类学文学人类学即从文学与人类学两大学科的相关与互动着眼，是首次系统地专门研讨文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关系的理论专题，是文学和人类学两种学科的边缘交叉性科目。顾名思义，它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从文学视野来研究人类学，用文学来充实人类学；二是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文学；自1970年以后，随着全球知识化的发展，从文化背景着眼，考察文学，或者考察文化现象等都成为文学人类学的范畴。事实上，我国的文学人类学尽管已经有所发展，但是依旧处于起步阶段，其所面临的问题和课题都很多。由于我国研究文学人类学的学者都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因此造成知识结构失衡、理论知识不全面。

2.网络文学实际上，网络文学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定义，其简单说就是基于互联网的一种文学方式。但是很多专家对于网络文学还存在着质疑的态度，他们认为这种文学根本不是文学，本体空置、主体缺省、空间虚拟，根本不符合“文学”的规范。然而，这种质疑并没有阻止网络文学的蓬勃发展，自1995年我国出现本土的网络文学网站，十几年了已经达近千个，发表原创作品约8亿多。网络文学的存在表明，传统的文学经过互联网的这种特殊媒介的传播，在一定阶段内影响了很多人的写作和阅读习惯，从一个新的角度、视野给人们提供了全面认识文学的机会，包括文学的功能、本质等等。

二、网络文学评论的局限性

尽管网络文学蓬勃发展，但是文学界对这一新兴的文学方式却态度冷淡，并不十分热衷。文学评论界一边哀叹传统文学生不逢时、日渐衰败，另一边却对被称为“文化快餐”的网络文学嗤之以鼻，不予评论，即使评论，也仅从文学的角度对其百般刁难，将其与传统文学进行比较，并且不重视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所处的大环境、阶段不同，只一味的指责网络文学其中的肤浅和浮躁。然而，网络文学并不是全无经典的作品，必须要经历过时间的沉淀才能成就经典，并且还要看某个阶段的文学特点。例如，陶渊明的诗作在当时根据评论标准《诗品》仅列二流作品，莫扎特的音乐也仅仅是流行，并未到广为传播的境地。以此来看，网络文学尽管发展迅速，但实际仅十余年间，某些专家就断定其不会出现经典还言之过早。有些评论也只是一边倒，认为网络文学不属真正文学的范畴，但是并不能这样简单的就将其否定为非文学。李敖称其为厕所文学，陈村称其为卡拉ok，更有甚者说其是文字泡沫。但是其实网络文学跟传统的文学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只是其的方式不一样，传播的方式不一样，都是为读者提供阅读素材，很多的网络文学，都是在网下写好了传至网络上的，即网络只是文学的表现工具；另一方面就是笔者可以不用担负过多的重任和局限于身份，超越名利进行自由写作。拘泥于现有的角度对网络文学做出种种的否定和否决，更多的是对新事物的恐惧和对旧事物要消逝的担忧，更显示出网络文学评论的主观的、人为的视野的狭隘。

三、文学人类学在网络文学评论中的重要性

就目前的网络文学而言，文学界对网络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其与传统文学进行比较，从而总结其创作特点及文本特征；二是对其创作现状进行文学价值评定，分析其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预测；再者就是探讨网络文学的存在意义和价值。网络文学的兴起，正是文学传统与革命的差异的体现，表明我们的文化正在发生着变迁。因此，对于网络文学进行评论时应当考虑文化、文学所处的大环境，应该站在人、人类的高度来研究和评论网络文学。文学人类学就是从人类的高度上认识和评论网络文学的。无论是从文学的视野看人类还是从人类的角度看文学，都必须要对人类和文学有着透彻的研究。而我国的文学研究方面着重于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甚至少数民族及外国的文学，基本没有网络文学，这是一种变相的歧视。不可否认上述文学都有着让人们探索的渊源，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同样的，网络文学同样能够成为人们研究现代的文学特点、状态和文化变革的重要对象。据可考证的文献记载，我国文学最开始的传播方式是人们相互用口、用手、用肢体来传播，直至五千年前传说中的仓颉造出文字，才有了现在所谓的传统文学，如果稍稍的深入研究一下网络文学，就会发现，现代的网络文学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回归了最初的传播方式的特点，自由——每个人都有话语权，超越了权利和名利。那么，这是不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返璞归真呢？

研究网络文学是一种对文学的重视，是对于我们自身所处的文化大环境下的“自视”，这明显要比“后视”和“他视”更为重要。首先，网络文学虽然传播广泛、速度快，但是由于其发表方便，量大，很容易也会像最初的口头传播一样消逝在网络的海洋里。及时的对它进行现行研究，肯定要比它成为历史时像现在对甲骨文的研究一样要容易的多的多，并且更能从研究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了解到我国文化的变迁和革命。其次，只有能够正确的认识自己，才能够坚持比较文学的人类学的基本原则。正确的认识我国的文学、文化，才能够尊重其他的文化，欣赏其他的文化，才能够有真正的文化自由；再次，只有正确的自视，才能够在全球知识化的趋势下保证我国的文化不被其他文化侵蚀。从人类学的高度出发，我们需要重视的不仅仅是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影响，还要看到其潜在的文化侵蚀和文化殖民。在全球知识化的今天，我们必须和其他文化进行交流，但是只输入不输出，那么早晚有一天，我们所为之骄傲的文化会彻底的化为虚无。在研究网络文学的过程中，我们能够较为直观的看到文学上对文化变迁的实际反映。专家们认为庸俗的例如拯救世界或者拯救人类的英雄小说，虽然比较落入俗套，但是其中的不同情节却反映出了儒家文化的使命感和成就感，换句话说就是体现出了在不同时代的社会特点和人性特点。这个简单的例子表明，运用人类学的视野能够看到更多深层次的含义，能够以更公正、更宽容的态度对待网络文学，对其进行评论、研究。

第3篇：人类学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生态适应；文化变迁；生态移民

【作 者】祁进玉，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人类学博士。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047-006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Research：China’s experience of 30 years

Qi Jinyu

Abstract：The issu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logical balance has been used by Governments，the academia，and various forms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o focus on an academic research topic in recent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to study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other issues，making the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has become a high-profile emerging disciplines. This article briefly combed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and its development，focusing on analysis of China’s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achievements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 in nearly 30 years (1978～2008) .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in China’s development is not yet ripe，therefore the question of subjects’ norms is more prominent，and so，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strengthen construction the norms of disciplines.

Key Words：Ecological adaptation；Cultural Change；Ecological migrants；Ecological harmony；Sustainability

西方真正学科意义上的生态人类学研究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在20世纪70～80年代进入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发展期，这个领域的研究趋于规范和成熟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人类学研究进入我国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本文就近30年来我国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及其进展加以初步梳理。目前，生态人类学研究在我国发展还不成熟，在学科规范上存在很多问题，应在广泛吸取国外生态人类学理论成果和深入开展本土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的生态人类学理论框架和典型个案，从术语、概念到方法和学科史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如此，既利于学术对话和比较研究的进行，也能使生态人类学的中国化有一个理论平台，不断深入，此外，必须要进一步加强学科规范建设。

一、生态人类学：概念及其发展

人们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由来已久。人类学的这个研究领域通常被称为“生态人类学”。“生态人类学”一词的使用是1960年以后的事，关于“生态人类学”一词，一般认为是由美国人类学家韦达(Vayda)和拉帕波特(Rappaport)在1968年首次提出的。然而人类生态学研究从法国的马塞尔・莫斯和英国的埃文斯・普里查德就已经开始。莫斯根据民族志的资料指出，爱斯基摩人的社会生活因环境因素分为冬季社会集中期和夏季社会分散期，宗教的、道德的表达方式及其强调程度，顺应社会集团这种集中和分散的集团化原理而变化。普里查德经过实地调查指出，奈尔地区半农半牧的努尔人到了雨季，他们的村落分散在一定的地域之内，到了旱季，许多村落又集中到河川流域。这种游牧生活与他们非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因此，重视社会关系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

生态学是研究动物、植物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生态人类学研究人和生态的相互关系，此外，它还要研究观念体系在其中的作用。这一研究领域的形成是基于文化生态学、文化进化论和灵长类社会生态学的发展而初具形态。日本人类学家绫部恒雄说：“综合性地研究人类生活的人类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主要研究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文化人类学和主要研究社会和生态学方面的生态人类学。”[1]田中二郎认为，生态人类学研究有别于生态学研究，必须具备这样的观点：要认知动物生态学所顾及不到的观念体系和技术体系。他认为，生态人类学在近20年来进展迅速，但是其基本方法论是对环境影响下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形态的分析。[2]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包括人口结构、社会组织、技术、环境等重要组成要素。为了确保通过直接观察所做的再编排较之民族志的科学性、正确性，在生态人类学研究中重视直接观察和计量。

20世纪20、30年代，在文化生态学研究方面博厄斯所开创的历史特殊论学派在文化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上持“环境可能主义”立场。环境可能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较弱的环境决定论，即环境并不是严格地限制文化的发展。J.H.斯图尔德(Steward)被认为是生态人类学学科的开创者，1955年由他提出的文化生态学被看作是生态人类学理论产生的直接源泉。斯图尔德强调了人类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的不同，把说明不同区域的文化特征和探讨这种文化类型起源的学科规定为文化生态学。尽管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虽然有诸多不足之处，也曾遭致批判，如韦达(Vayda)、拉帕波特(Rappaport)、贝内特(J.W.Bennett)、唐纳德・L・哈迪斯蒂(D.L.Hardesty)等人指出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的严重缺陷，但是由他所倡导的对地域集团的生产形态和生存环境进行细致的研究，后来却成了生态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论。

文化进化论是20世纪20年代左右从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有M.P.萨林斯和E.塞维斯强调的“特殊进化论”、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L.A.怀特的“一般进化论”等文化进化论的各种流派，从各自的研究视角探讨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对现代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撑。

关于灵长类与生态人类学研究，在欧美发端于C.R.卡彭特(Carpenter)对豪埃猿的研究，从1960年开始，多博和R・李根据狒狒的研究，对非洲的布须曼人进行了研究。

在20世纪60～70年代，生态人类学逐渐产生生态系统途径和民族生态学两种研究路径。1963年，克利福德・格尔茨的《农业过密化》成为生态人类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他首次明确提出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运用生态系统方法。生态人类学采用了生物学中的生态系统概念形成了生态系统途径，在物质交换系统中，人类、其他的生命体及非生命物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民族生态学是认知人类学的一个亚领域，它以结构语言学为手段去了解当地人对周围环境的感知，从而得到当地人所具有的世界观，并得出如下结论：环境也是文化建构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生态人类学的发展趋势：反对极端的文化相对论和生态人类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与不断完善。有研究者认为，在不远的将来，生态人类学不会再是凯・米尔顿所说的“一种观点”，而是一门真正成熟的学科。[3]

二、生态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

生态人类学研究进入我国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这一时期伊始，我国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处于“补课”阶段，主要侧重于对国外的相关理论的翻译和介绍工作，引进和译介的国外生态人类学经典著作，包括：科兹洛夫《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主要问题》(1984)[4]、美国学者内亭的《文化生态学与生态人类学》(1985)[5]、绫部恒雄的《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1986)[6]、田中二郎的《生态人类学――生态与人类文化的关系》(1988)、斯图尔德的《文化变迁的理论》(1989)[7]、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1989)[8]克利福德・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2000)[9]、唐纳德・哈迪斯蒂的《生态人类学》(2002)[10]、大柳太郎(2006)[11]等。

我国本土人类学的两本奠基之作：的《江村经济》和林耀华的《金翼》，都以生态环境作为研究的背景，也可谓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发端。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则要归于美国学者哈里斯明确地把、张之毅的禄村调查视为中国生态人类学研究的范例。[12]然而，真正学科意义上的我国生态人类学研究的进展，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学术界开始从生态人类学的学科属性和概念界定、内涵及其外延等充分加以探讨，并就该研究领域的本土化加以尝试，并取得了一些研究进展。

1993年，宋蜀华教授撰文介绍了生态民族学，指出它是民族学(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是从生态学角度研究民族共同体及其文化与其所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学科，亦即研究族体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的特点、方式及规律，并寻求合理地利用和改造生态环境的方式。它的研究领域包括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习俗信仰、行为及道德标准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因素与生态环境的关系。”[13]1996年，宋蜀华教授又提出“生态文化区”的概念，将中华民族划分出八个主要生态文化区，指出“生态环境对民族的发展繁荣和民族文化具有长期的作用和影响”。[14]可以说，我国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尚处于引介国外相关理论和本土化探索的初期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也给我国的生态人类学研究提供了的足够的发展空间。

三、当前中国生态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取向与发展趋势

(1)生态人类学的本土化研究

我国生态人类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近年来学科研究发展较为迅速、在该领域的研究中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国内的一些学者将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与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结合起来，认定任何一个民族的地方性知识都必定隐含着对当地生态维护极其有效的生态智慧和生存技能，各民族的这些智慧与技能对生态环境的维护具有直接的利用价值，发掘和利用这样的生态智慧和技能就能救治生态灾变。目前，在该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中，云南大学的尹绍亭[15]、中央民族大学的杨圣敏[16]、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裴盛基、许建初、新疆师范大学的崔延虎、中山大学的麻国庆、吉首大学的杨庭硕、罗康隆[17]、云南民族学院的高立士[18]等人，他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各自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在我国的生态人类学研究领域，尤其值得加以介绍两位人类学家在生态人类学本土化研究方面所做的努力：尹绍亭教授是中国西南地区研究少数民族刀耕火种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在这一领域已经有了许多丰硕的成果，其中《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耕火种研究》、《森林孕育的农耕文化―云南刀耕火种志》、《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等著作对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发展都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在他的研究视野中，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众多西南少数民族就是通过他们所经营的刀耕火种农业系统，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在主动调适其生存环境后获得的延续发展。[19]

杨圣敏教授曾经先后20余次赴新疆对维吾尔、塔吉克、塔塔尔、哈萨克等民族进行实地调查，走遍了天山南北的大漠、牧场和高原，做过2500余户，包括13000余人的入户访谈和调查，大量的实践，使他在研究的方法和角度上有很多新的认识。在这方面的研究中，他首先提出了维吾尔等民族的文化是一种干旱区文化的观点，并从历史和生态人类学的角度，探讨论证了这种文化的特点与新疆干旱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近年来，他进一步在云南、海南岛等多雨地区的民族中进行实地调查与研究，探讨环境与文化之关系。[20]

有研究者对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指出民族学人类学者致力于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解释，并且创建了文化生态学、生态人类学、民族生态学、人类生态系统等诸多理论流派，应用这些理论研究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过程，这就是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的角度和特色。[21]

(2)环境保护与社区发展――生态移民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生态问题的日趋恶化，无论是人类学家还是生态学家都力图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寻找借鉴。在生态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中，如何处理好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其中关于生态保护与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也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重点。如何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并举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重点，即发展与保护的关系问题[22]，从长远看来，所以进一步加深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有助于生态人类学研究的进展。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既是自然资源相对富集的地区，同时也是生态环境系统相当脆弱的地区。近年来，民族地区为了满足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地区对资源的无序、过度等不合理开发，已使那里的环境问题变得日益严峻和突出。有研究者针对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环境管理与治理、新技术支持和文化自救、地方族群生态系统重构与修补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23]在生态人类学的区域性研究方面，微观的个案研究较有代表性。有研究者通过对长江流域民族文化形成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及民族文化系统与环境系统的耦合关系加以探讨，揭示了长江民族文化生态的地域性、开放性、和谐性、节律性和变异性等特征。[24]

生态移民是以保护环境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目的的有计划、有目的的政府行为，它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系统工程。关于生态移民、文化适应以及文化生态保护等问题，也是近年来研究的焦点。也有研究者通过实地调查分析牧民定居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认为地方政府制定地区发展计划时需倡导参与式发展、让当地居民受益的理念，并探讨了生态环境保护、水利资金投入和限制当地牲畜数量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25]也有研究者认为，生态移民工程不应成为某一地区或某些地区孤立地实行的工程，对一个国家来讲，生态移民工作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工作，必须从社会公平和民族平等原则出发，从整个国家的整体角度统筹规划。此外，针对不同的地区情况差异，也有研究者认为要加大针对性的区域生态移民安置的模式研究。[26]

(3)生态适应与文化变迁研究

文化生存是近年学术界较为重点关注的研究内容之一。所谓的文化生存，主要指小民族或者弱势群体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其民族传统的权益战略。一般而言，某一区域的民族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历经时间考验形成的适应性关系，也曾确保了当地环境的平衡稳定。有研究者认为，当传统文化受到外来因素冲击，生产方式等发生的变迁往往直接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当前的诸多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常令本土文化处于消亡的边缘。由此，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生存与生态保护绞结在一起，丧失其一也意味着两者共同失败。[27]人类除自身繁衍外，还需要将同自然植被和动物种群相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累世传递下去。如何重整已经破损的文化生态系统呢?有研究者从广西、云南的两个应用人类学调查个案分析认为：新技术支持和文化自救，对于地方族群生态系统重构与修补，是行之有效的、必要的。[28]也有研究者通过实地调查，对三个傣族文化生态旅游村的“旅游场域”进行分析，比较了三种不同开发模式中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在“旅游场域”中相互作用和相互转换的方式。指出“旅游场域”中的三种资本之间的良性循环，需要两个重要环节：良好的社区参与、良好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方案。这是保证文化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两个重要条件。[29]

在生态人类学的区域性研究方面，微观的个案研究较有代表性。有研究者通过对长江流域民族文化形成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及民族文化系统与环境系统的耦合关系加以探讨，揭示了长江民族文化生态的地域性、开放性、和谐性、节律性和变异性等特征。[30]有研究者认为，20世纪中叶以来，鄂伦春族传统生存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狩猎文化的自然进化过程遭致断裂，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简单文化的特点，束缚了鄂伦春族适应新环境的能力。[31]从目前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可以发现，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元凶或前提往往是人类文化多样性遭到破坏。有学者指出，一方土地造就一方文化，一方文化养护着一方的生态环境，并由此为世界生态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做出贡献。各民族必须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发挥各自的潜能。这不仅是文明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需要。[32]

有研究者基于近年来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理论进展和作者田野调查资料的分析结果，提出微型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概念。研究者认为，微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除了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和系统科学等主要学科外，还要求一些直接研究小规模社会的学科的参与，在研究方法上，建立在多学科实地调查和分析基础上的实证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32]也有研究者对环境问题的分析应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多学科角度来加以探讨，提出“可持续发展”就是人类应用文化的调适作用，在生态学原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态文明观。[34]

生态和谐与环境保护潮流虽然是现代化的必然产物，但是生态保护与生态和谐的宗旨，也是我国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粹。有研究者认为，如何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保护意识将有助于人们重视信仰在环保中的协调作用，恢复生态保护的道德自律。[35]

四、结语

由于生态人类学在我国发展还不成熟，因而在学科规范上问题也很多，所以，必须进一步加强学科规范建设。应在广泛吸取国外生态人类学理论成果和深入开展本土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的生态人类学理论框架和典型个案，从术语、概念到方法和学科史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如此，既利于学术对话和比较研究的进行，也能使生态人类学的中国化有一个理论平台，不断深入。

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民主化、经济一体化及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性大环境下，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发展的步伐加快，现代化正在向社会各个领域中不断渗透。目前，我国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也应该关注时代的重大问题，回应现实的需要，把研究视野拓展至中国社会的各个基本层面。所以需要大力拓展我国生态人类学研究领域、进一步规范学科体系建设、完善专业和课程设置，发展和培育我国的生态人类学相关研究。在今后的生态人类学相关研究中，注重反思国家建构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本土民族文化生存的重要性与当地民族主体性地位忽略的结果，摒弃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陈腐观念，虑及我国多民族国家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的特点，充分关注我国民族文化与其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的文化适应性，从而以当地民族主体性为出发点，探讨生态、经济与文化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这可能也是今后我国生态人类学发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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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田中二郎：《生态人类学――生态与人类文化的关系》、杨时康译，《昆明师专学报》198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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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绫部恒雄主编：《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周星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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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张海洋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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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秋道智弥、市川光雄、大柳太郎：《生态人类学》，范广荣、尹绍亭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

[12][美]哈里斯：《文化人类学》，李培茱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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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15]尹绍亭：《森林孕育的农耕文化――云南刀耕火种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16]杨圣敏：《环境与家族：塔吉克人文化的特点》，《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7]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18]高立士：《西双版纳传统灌溉与环保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19]吴正彪：《生态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困境及思考》，《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1期。

[20]张国杰：《人类学家杨圣敏》，《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21]尹绍亭、赵文娟：《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任国英：《生态人类学的主要理论及其发展》，《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年第5期。

[22]王忠康.：《人类生态学》，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祁庆富：《关于二十一世纪生态民族学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李亦园：《生态环境、文化理念与人类永续发展》，《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叶舒宪：《人类学质疑“发展观”》，《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袁鼎生：《生态人类学的当展》，《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23]金海燕：《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5期；朱晓阳：《语言混乱与草原“共有地”》，《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庄孔韶：《重建族群生态系统：技术支持与文化自救――广西、云南的两个应用人类学个案》，《甘肃理论学刊》2007年第4期。

[24]邓先瑞：《长江流域民族文化生态及其主要特征》，《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25]聂爱文：《牧民定居及其牧民未来发展――以雀尔沟镇为例》，《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张咏：《牧民定居与文化转型――新疆木垒县乌孜别克民族乡定居工程的考察报告》，《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

[26]孟琳琳、包智明：《生态移民研究综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乌力更：《试论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移民跨省安置与生态无人区的划定问题》，《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李锦：《四川横断山区生态移民安置模式》，《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陈玉兰、刘维忠、匡延昌等：《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移民的方式及政策》，《现代农业科技》2007年第22期。

[27]刘源：《文化生存与生态保护：以长江源头唐乡为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常宝：《论现代化与牧区传统社会变迁》，《内蒙古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崔延虎：《游牧民定居的再社会化问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28]庄孔韶：《重建族群生态系统：技术支持与文化自救――广西、云南的两个应用人类学个案》，《甘肃理论学刊》，2007年第4期。

[29]艾菊红：《文化生态旅游的社区参与和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云南三个傣族文化生态旅游村的比较研究》，《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

[30]邓先瑞：《长江流域民族文化生态及其主要特征》，《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31]何群：《清以来大小兴安岭环境与狩猎文化的生态人类学观察――鄂伦春族个案(上)》，《满语研究》2007年第1期。

[32]李红杰：《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与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辨证关系》，《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33]崔延虎：《西北地区微型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新疆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第4篇：人类学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工商人类学；工商管理教育；单门课程设计；教学大纲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2-0254-05

课程结构与设置，涉及学生在商学院中学习的知识结构是否合理与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商学院的教育质量水平，并直接影响商学院毕业生就业情况，工商世界对商学院毕业生的满意程度以及商学院学生对学院的满意程度等。众所周知，工商世界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商学院必须不断调整自己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才能满足工商世界对未来人才的需求。将传统学科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比如人类学等，应用于工商管理教育的具体实践，是高等商科教育的一个最新发展趋势。目前，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特别是在美国，人类学已经逐渐被广泛地应用到工商管理教学实践之中，而且发展态势非常迅猛，值得中国工商管理教育界关注。本文拟以简介工商人类学为起点，通过回顾和总结汕头大学商学院工商人类学单门课程的设计以及教学活动和实践过程，来探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工商人类学的几个问题。

一、工商人类学简介

人类学顾名思义，就是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专业学科，它是一个跨越自然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大致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人类学。狭义主要是指对人类体质和体形发展规律的研究，通常称为体质人类学。广义人类学研究范围广泛，可以说囊括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对人类社会生活，即由人类创造并由社会继承下来的技术、经济、社会结构、政治法律、风俗习惯、交易行为等等。广义人类学又可细分为文化人类学或者社会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城市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管理人类学、环境人类学等等[1]。

工商人类学就是将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工商管理具体实践中的一门新兴边缘交叉学科[2]。人类学在工商管理领域的应用，说起来也有一个比较长的历史了，比如，以美国为例，早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便开始了对坐落于芝加哥的西电公司雇员人际关系与劳动效益的研究。参与该项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员埃尔佟·马犹（Elton Mayo）和黎尤德·沃耐尔（W. Llyod Warner）依据人类学功能学派的理论，应用参与观察等人类学研究方法，得出了一个影响工商管理研究长达数十年的结论，即雇员的劳动效益会随着管理层对他们的关注程度的提高而提高。该项研究成果被誉为人际关系学派的奠基石，标志着工商人类学（当时被称作工业人类学）的诞生[3]。

此后，人类学家们便开始广泛从事应用方面的研究，从工商管理到妇幼保健，从军事行动到国际援助，从幼儿教育到通俗文化等无所不及。1941年应用人类学学社在哈佛大学成立，1946年勃雷·贾德纳（Burleigh Gardner）和黎尤德·沃耐尔等脱离了大学环境组建了社会研究合作公司，开创了工商人类学管理咨询业务的先河。社会研究合作公司的业务囊括了工商管理的各个领域和部门，成功地为数百家大中型工商企业提供了咨询服务，至今依然是美国非常活跃的工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公司之一[3~4]。

时至20世纪80年代，由于教育和学术领域的吸收力度有限，从事应用研究的人类学家日益增多，他们当中不乏受雇于工商企业的人类学家。而受雇于工商企业自然就要恪守企业的商业机密。这种现象再次引起了美国人类学界关于职业道德的争论，学会最终同意职业性研究，从而使得工商人类学有了法理依据，更多的人类学家开始了他们的工商管理咨询业务生涯。与此同时，“文化”这样一个人类学最常用的词汇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而大众传播媒体和工商企业家们，也突然变得对人类学的原理和方法有了极大的兴趣。促使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是日本经济的崛起和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的成功[5]。

1987年，美国成立了学习研究研究所，旨在研究学习的自然过程以及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学习环境。虽然该研究所是一个综合研究机构，但其主要研究方法则是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及互动分析。后来，其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工商企业管理实践当中，以提高工人的学习能力为手段从而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商人类学家的贡献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高层所认可，成为工商管理研究领域的主体组成部分之一。特别是近年来，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西方国家，许多跨国的大中型工商企业出于公司赢利的需要，开始正式雇佣人类学家为公司的管理提供可操作的研究。比如著名的电信设备公司摩托罗拉，著名的电器制造商通用公司，著名的金融跨国财团花旗银行，著名的汽车制造商丰田公司等都正式雇佣了人类学家，有的甚至雇佣了一个人类学家团队，为企业内部的长期正式从业职员，为公司的战略发展而从事人类学方面的应用研究[3~5]。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为学术目的而开始参与工商管理领域的研究，比如哈佛大学的杰瑞·撒尔特曼（Jerry Asltman）和格兰特·马克侩肯（Grant McCracken）教授，西北大学的约翰·雪利（John Sherry） 教授等。此外，越来越多的商学院教授也开始采用人类学方法从事工商管理研究，比如儒特格斯大学商学院教授卡洛·考夫曼—斯卡伯若 （Carol Kaufman-Scarborough）博士等[1]。澳大利亚沃隆贡大学商学院的凯西·陆德肯（Kathy Rudlkin）博士与赫曼特·迪欧（Hemant Deo）博士应用人类学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在2005—2006年对当地数家银行分支机构进行了以提高顾客满意度为目标的研究，并得出结论说人类学的实地参与观察研究方法，对于银行业来说是最为有效的研究方法，应该大力推广[6]。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人类学系正式开设工商人类学课程，并开始培养工商人类学硕士或博士，比如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奥尔根州立大学，北德克萨斯州立大学，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布尔德分校更于最近开设了工商管理学与人类学双硕士学位，很受欢迎。而人类学对商学院教学大纲的影响力，根据安· 峤丹（Ann Jordan）博士的研究，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益增大，特别是在组织行为学，消费者行为，市场营销与管理，商业竞争情报学等课程的教学中，商学院的教授们在其教学实践中，已经大量引入人类学原理和方法，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效果[2]。

2003年，峤丹博士发表了其重要著作《工商人类学》，标志着工商人类学分支学科的正式确立，工商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也开始在一些商学院系开设。2010年，美国北美商务出版社发表了由罗博特·田等撰写的教科书《工商人类学概论》，为工商人类学的本科教学奠定了基础。目前在工商管理领域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比较适宜应用于以下特定方向：企业文化与组织行为，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消费者行为，产品设计与开发，商业竞争情报，跨国经营管理等。某些学者预测，在不久的将来，许多公司都将不得不设立首席人类学家这样一个新的高层管理职位，同公司的其他高级主管一道，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出谋划策，特别是要为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和睦相处而尽心竭力，从而提高企业员工的劳动效率[1~6]。

二、课程设计思路与教学方案

人类学在中国从总体上来说还是一个有待发展的学科，而工商人类学作为应用人类学的一个分支，目前在中国还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前景广阔。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生导师周大鸣教授，以其特有的学术敏感和对中国应用人类学发展的责任感，已经开始组织有关人员从事工商人类学基本教科书的写作[1]，但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完整的中文工商人类学教学用书。汕头大学商学院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国际工商管理教育认证权威机构AACSB的注册会员，也是为数不多的通过欧洲EMPAS认证的中国商学院之一。汕大商学院以“功在商道，心达寰宇”为院训，致力于工商管理教学国际化的战略发展，在教学实践中注重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商学院课程和教材，决定从2011年秋季学期开始，将工商人类学作为专业选修课，推荐给本科高年级学生。

教学是高等教育机构的首要任务，也是教师的主要职责。工商管理教育的宗旨，在于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的未来工商世界领军人才。虽然商学院的具体教学内容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其教学目标是一致的，即落实工商管理教育的宗旨。虽然从学科划分上讲，工商管理属于管理科学，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但由于工商管理涉及到较为复杂且瞬息万变的人与事，在具体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中，我们似乎很难归纳出一套共通无误的经营管理模式。再者，工商管理人员在其具体的日常管理工作中，所面临的企业内外部经营决策问题，往往都有很大的差异，很难形成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规则。因此，我们认为工商管理教育又具有很强的人文学科属性[7~8]。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如何将人文学科知识有机的融汇到工商管理教育之中，曾经是商学院教学计划和课程大纲发展的热门讨论话题。美国商学院教授普遍认为，管理人员要有一个开阔的视野和较宽广的知识面，要懂得文学、历史、伦理和艺术。学员在商学院学习人文学科知识，不仅可以多掌握一些事实，更主要的是可以学会不同的思维方式，以找到解决工商管理实践问题的各种途径。比如波士顿管理学院，就十分强调管理学科与人文学科的有机整合。他们认为平衡的教育，对培养管理者的战略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9]。工商人类学，作为跨人文和管理的新兴边缘学科，可以从多种角度帮助商学院学生开阔眼界，拓展思路，非常适合作为商学院学生提高人文科学知识，又具有很强应用性的单门选修课。

高等教育研究专家王伟廉教授指出，单门课程的设计和编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理与方法。单门课程设计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如何合理安排课程内容，第二，确定教学活动与教材，第三，制定教学大纲。王伟廉教授还进一步指出，明确单门课程教学的“预期学习结果”（intended learning outcomes），是课程设计和编制的核心内容[10]。在工商人类学的课程设计和编制上，我们设定的预期学习效果为：（1）认识并理解工商人类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及其更新发展，并将所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在工商管理具体实践中；（2）发现和认识能够通过人类学原理和方法而给予解决的工商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并提出可供操作的管理建议；（3）能够进行具体的实地参与观察研究，辨别并应用相关的人类学技术手段来解决实际问题；（4）发现并研究影响公司结构和具体业务操作的文化因素，提出有针对性的可供操作的公司文化建设和发展方案；（5）认识在国际工商交往中的文化差异问题，并在具体工作中善于利用或回避这些文化差异。

根据汕大商学院的教学目标和课程体系安排，我们明确规范了工商人类学单门课程的主要内容为：工商人类学简介，工商人类学发展史，工商人类学方法论，文化要素与工商实践，人类学、文化变迁与创新，民族志在工商管理中的应用，市场、市场营销与人类学，人类学与消费者行为，人类学与产品设计，人类学、竞争情报与知识资产管理，全球化、国际贸易与人类学，人类学与企业家研究，工商管理教育与工商人类学发展前景等方面。此外，我们还明确规定必须结合课程的进展，进行案例学习和分析（见表1）。教学活动包括教师课堂讲授，学生课堂参与和讨论，学生对章节学习体会的阐述，案例分析，学生依据所学知识和技能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并撰写学期论文。由于工商人类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有关这个学科的成熟教材还比较少，因此在教材选用上，目前还受到一定的限制。我们选用的教材是美国北美商务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的《工商人类学概论》（General Business Anthropology）。在参照美国和欧洲一些大学工商人类学教学大纲的基础上，结合汕大商学院的教学特点，我们编制了教学大纲并提出开设工商人类学这门新课程的报告，经主管教学的学院领导和学校教务处批准，于2011年秋季学期正式开课。

三、教学活动与过程

在2011年秋季学期，共有70名学生选修工商人类学，我们要求学生自己选择组合成学习小组，每个小组的学生人数为5~6名，全班共有12个学习小组。我们建议学习小组成员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选出学习小组召集人，负责小组成员之间的沟通和协调。由于教材是英语原版教材，因此我们决定用英语教学，但教师容许学生在课堂用中文回答问题，用中文进行章节学习体会阐述，用中文撰写作业和学期论文。教师鼓励学生积极利用学校的数字学苑网上教学平台，教师在数字学苑系统上传了大量与本门课程有关的资料供学生阅读，以拓宽学生视野，提高学生的阅读量。此外，教师也鼓励学生用英语写作，并给予一定的奖励成绩。教师在学期的第一节课里，详细并明确提出了对学生的学习结果预期和要求，并强调相互作用为本课程的教学特点。

王伟廉教授指出，教学中的相互作用策略（interactive strategies）主张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进行交流对话，在实践上，诸如小组设计或师生之间的互动教学活动等，都属于这一策略[10]。根据教学大纲教师对教学内容进行讲解和阐述，在讲授过程中针对已经教授过的内容，提出问题要求学生当场回答，老师要求在整个学期过程中，每名学生必须参与回答至少10个问题。同时，还要求学生组成两人小组，从基本教材和辅助教材选择一个章节，在课堂上进行大约10分钟的章节内容和学习体会阐述，然后让学生对阐述进行评论，最后教师再进行总结讲评，肯定学生的成绩，提出学生需要改进的地方。此外，我们还要求每个学习小组从教材中，或者从其他阅读材料中，选取一个案例进行分析。对案例的分析，必须从工商人类学的视野进行，并按照工商人类学的原理，对案例中所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思路和方法。

本课程教学的重点活动是，学生依据所学到的知识，提出和设计并完成一个具体的研究项目。从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学生个体行为）和随意性的参与观察开始（学生个体行为），然后提炼出具体的研究问题（班集体行为），并根据这些具体的研究问题，设计需要刻意观察的内容、深入访谈内容和调查问卷（学习小组集体行为），老师引导学生在课堂对所设计的调查工具（问卷等）进行讨论和最终确定（班集体行为）。然后，学生再分头执行刻意观察、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学生个体行为），学习小组汇总成员的调查数据后进行初步分析（学习小组集体行为），并将调查数据交送班集体进行数据处理。整个研究过程可以图示如下（实线为集体行为，虚线为个体行为）：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教师的主要作用在于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并对学生的工作进行及时和具体的评价。我们利用汕大提供的数字学苑平台，要求学生将自己的文献资料研究综述、各种调查研究数据，都上传到指定的空间，以便与其他同学分享。此外，我们还将学生完成的作业及老师的评语，分门别类地在数字学苑课程空间展示出来，从而不仅能够让学生及时地得到老师对其作业的评语，而且在学生之间形成一种互相比较并竞争的机制，促使学生更加认真地做好作业。比如有一个学习小组，在撰写课堂研究设计和方法论时，没有进行具体扎实的讨论和准备，匆匆忙忙地写好之后就上传到课程网页上，经老师点评及与其他小组的作业比较后，他们认识到自己提交的作业，在质量上与其他学习小组有较大的差距，因此要求老师容许他们重新写作。为此，我们决定将所有学生的作业予以开放修改，换言之，我们容许学生对于已经上传的作业进行修改，直到学生们自己满意为止。此外，我们还利用数字学苑平台，鼓励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学生们不仅可以在数字学苑平台上传自己的作业，信息，还可以对课程的设计和进展提出自己的建议。

这种开放式相互作用的教学方法，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们所完成的章节内容和学习体会阐述，除了能完整地、准确地概括章节的内容外，还能够结合自己的学习目标及未来的打算，阐述该章节的具体应用价值。有一名同学，在学了工商人类学的发展和方法论之后，自己设计了一个小型研究课题，应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青年人创业的动机和经营结果之间的关系。该同学在进行实地参与观察时，突破了老师在课堂所讲授的观察资料整理方法，创造性地将参与观察资料和访谈内容资料糅合在同一表格之内。教师对该同学的创造性精神，在课堂上给予及时表扬，并鼓励其他同学也能够不拘泥于教材和教师所传授的方式，在研究陈述方面进行大胆创新。

教师在阅读了同学们的文献资料研究综述和研究设计报告后，对学生们的敬业精神和科学态度，给予了及时的肯定，并鼓励同学们争取写好学期论文，以便能够公开发表。在12个学习小组中，有一个学习小组用英语写作其文献研究综述和研究思路设计，他们在学期论文设计中，强调应用工商人类学的原理和方法，对高校餐饮服务与学生的校园生活进行综合性研究，通过参与观察、深入访谈和调查问卷等方法获得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其学期论文研究立意比较新颖，很有学术潜在价值。教师很快将该小组研究设计和论文引言部分，提交给了国际科技协会（Intellectbas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年度学术会议主办者。三位独立评审专家对该小组同学的研究设计，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一致建议大会组织者邀请该组同学赴会作学术发言，同时还建议该小组同学对其研究论文加以修改和完善，以便在国际科技协会主编发行的同行双盲评审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

对于处于本科阶段的中国学生来说，做一个研究项目在他们看来还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工作，而这又是本门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在课堂上宣布各学习小组在本学期需要用工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完成这样一个项目时，很多同学表现出了一些忧虑，因为在他们之前所修读过的课程中从未做过类似的工作，担心自己无法完成该项研究。但后来随着教师耐心地解释和引导以及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与讨论，学生越来越理解了进行该项目的方法和意义，也越来越有信心能出色的完成项目研究。

最后，教师在教授学生工商人类学知识的同时，还积极引导学生培养正确对待学术、正确对待他人的观点和劳动成果的态度。教师鼓励并支持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并针对某些问题的不同观点展开讨论。但针对中国学生缺乏欣赏他人劳动成果的现状，教师积极引导学生，面对他人劳动成果或他人与自己观点不同时，先不要急于否定甚至攻击他人，而首先应该看到他人劳动成果或观点合理的一面，学会肯定他人的成绩，之后再以相互学习的态度进行坦诚的交流和讨论。教师积极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学术交流态度的做法，得到了学校课堂质量检查人员的大力肯定和赞扬。

四、结论与建议

工商世界，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以为工商世界培养未来领军人才为己任的商学院，必须紧跟复杂多变的工商世界，不断调整自己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才能满足工商世界对未来人才的需求[11]。工商世界对未来领军人才的要求是全面的，因此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交叉、结合和相互渗透，是当代工商管理学科发展的主导趋势。各国高等商科教育发展的经验表明，文理渗透已成为工商管理课程设置的一个主要方面。而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实行文理分科，致使中国大多数商学院在课程设置上，文理结合的力度不够，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商学院学生知识结构的科学构成，出现了或者重理轻文，或者重文轻理的倾向。这两种倾向无疑都是有害的，不利于中国工商管理人才的培养。为了改变中国商科高等教育偏科现象，我们应尽快强化文理渗透，以保证学生知识、能力的全面发展和科学态度的养成[12]。

目前，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人类学已经逐渐的被广泛应用于工商管理教学和科研实践之中，从而形成了一门发展迅速的新兴边缘学科，即工商人类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丰富了商学院的教学内容。从汕大商学院的实践来看，工商人类学非常适合作为商学院高年级学生的选修课。由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工商人类学课程在教学方面强调实践性，注重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此外，由于人类学强调研究文化因素对人的行为影响，因此在商学院开设工商人类学课程，有利于培养学生跨文化思考的能力，而学会跨文化思考对于商学院毕业生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当他们毕业以后从事国际工商业务时，跨文化思考能力更为重要。有鉴于此，汕大商学院主管教学的领导决定，在2012年的春季学期，继续向本院高年级同学开课，并要求授课老师认真总结教学经验，不断改进工商人类学的教学活动和内容。我们期望在汕大商学院领导的支持下，通过我们的教学实践和努力，工商人类学能够成为一门特色课程，并向其他兄弟商学院推广。

当然，工商人类学毕竟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其理论体系和方法论还有待完善。具体到教学而言，我们认为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我们给予特别关注。第一个问题就是教材问题，由于该门课程非常新颖，目前尚无中文版教材，现在我们选用的教材主要是针对美国商学院学生的，教材中的许多案例对中国学生来说都很陌生。第二个问题就是教学课时问题，目前该课程为两个学分，每周两个教学课时，全学期共32个课时，在这样少的课时内，很难完成我们所设计的教学内容，更不用说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指导学生进行实地调查工作。第三个问题就是缺少必要的辅助阅读材料和可供学生分析的案例，当然，这个问题主要是由中国从事工商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还为数不多造成的。

显然，要推进工商人类学的教学发展，我们就必须努力克服和解决以上几个问题。第一，我们必须尽快组织力量编写富有中国特色的中文版工商人类学教科书。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导周大鸣教授虽然已经着手组织科研人员在编写工商人类学教科书，但进度较慢，已经赶不上现实的需要。第二，我们建议将工商人类学的课时扩展为每周3个教学课时，全学期共48个课时。第三，我们也应当组织力量编写符合中国工商实践现实的案例，供工商人类学教学参考。此外，为了向其他兄弟商学院推广这门新课程，我们建议在适当时机举办工商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以及工商人类学教学观摩会。

总之，我们认为，由于管理学科的特点，和中国加入WTO 之后对国际管理人才的迫切需求，中国的工商管理教育改革必须要与国际接轨，同时又要适应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需要。中国的商学院和管理学院必须抓住机遇，从教育目标、办学模式、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建设等多个方面入手，不断提高中国工商管理教育的水平。而增设工商人类学课程，无疑是加快工商管理教育改革步伐，与国际商学院接轨，并增强中国管理教育国际竞争力的一个简易可行的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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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蓝雪华，田广.论民族志研究方法及其在商务实践中的应用[J].福建论坛，2011，(4):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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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ian，R.and A.Walle.Anthropology and Business Education: Practitioner Applications for a Qualitative Method[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Education，2009，(2):59-67.

[8] 张颖丽，许正良.中外管理教育的比较[J].吉林教育科学:高教研究，2003，(2):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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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伟廉.单门课程编制原理与方法(汕头大学教师教学法培训材料)[Z].汕头:汕头大学教务处，2011:1-14.

第5篇：人类学的特点范文

一、音乐人类学在音乐教育中的体现

音乐人类学（Ethnomusicology）也被称为“民族音乐学”，最早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它是“运用一般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观念研究人类音乐文化，把音乐学与人类学结合起来，研究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音乐的一门学科。”

音乐人类学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予以审视和研究，提倡文化相对论，从一定程度上保护并促进了音乐文化的多元化，“从文化上去理解人类的各种音乐行为，并理解音乐在人类生活中与社会政治、经济、民族、文化、艺术、宗教、技术、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关系，因此，音乐人类学突破了西方传统音乐学理论的局限，将音乐的理论意义扩展到广阔的全球人类生活的视野中。”这种研究音乐文化的新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音乐教育的发展，扩展了音乐教育的研究实践领域，让很多人都意识到音乐教育的质量应该从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来提高，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

二、我国音乐教育的现状

我国的音乐教育体制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教学模式以及课程设置也都是以西方的文化知识观为基础的。我们引进了西方的作曲技术、记谱法以及音乐教育理念，这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它的科学性、进步性以及严谨性。然而，这种过多注重西方音乐传授的教学模式直接导致了我国的学生学习“别人”不了解“自己”，对我国的传统音乐以及非西方音乐文化知之甚少，久而久之，我们就会不自觉地用西方音乐的标准来衡量其他音乐文化，普遍认为有和?的音乐才是优美的、高级的，从而得出部分中国传统音乐是低级的、缺乏可听性的结论。这样的思想意识严重阻碍了我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同时，也使中国传统音乐在与西方音乐交流的过程中体现出不平等的特点。

除此之外，我国的音乐教育强调技术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衡量音乐教育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这一点也是受到西方音乐教育模式的影响。五线谱的出现和引入让我们看到西方音乐注重理性、讲究逻辑，将音符之间的关系量化，这也是西方记谱法的优点，它可以使不同的人在演奏或演唱同一个作品时，不会出现节奏上的大相径庭，从而为西方音乐文化的传承及音乐文本的解读提供了保障；中国传统音乐追求意境，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为主，用文字来“描述”音乐的记谱方法更是体现了较强的即兴性，为演奏者或演唱者提供了更为宽广的想象和创作空间。这种文化的差异性要求我们对西方的音乐教育模式不能一味模仿，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只看到西方音乐基础理论及音乐表演技术的重要性，更应该培养学生理解音乐文化内涵的能力，毕竟技术是音乐表达的手段并非音乐本身，过分注重技术层面的培养，势必会导致学生音乐文化内涵的缺失。

三、音乐人类学理念对我国音乐教育的作用及意义

首先，更多的人开始重视中国传统音乐的了解和学习，打破了唯西方音乐理论为真理的局面。音乐人类学的理念可以使人们挣脱这种思想上的束缚，从新的角度来认识我们身边那些被忽视和遗忘的音乐文化。其次，音乐人类学方法对在我国开展世界音乐教育有着重大意义，音乐人类学主张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提倡平等的文化价值观，这种开阔的学术视野使得更多的音乐文化进入音乐教育的领域，从而促进了以文化价值导向为依据来设置课程的教学模式的发展，使同学们能够领略来自世界各个地区、各个民族不同音乐文化的风采。

音乐人类学的发展体现了人们的思想由“民族自我中心”的偏见发展为“人类为宇宙中心”的观念，对音乐的研究对象由“非西方民族音乐”发展为“全人类音乐”，并反映出学科背景及西方人的学科观念由“西方看世界”发展为由“世界看世界”的变化，这些变化说明人们开始注重多元音乐文化的发展，对音乐的认识已经摆脱了“西方音乐中心论”的束缚，体现了不同种族、不同地区的音乐文化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特点，对帮助学生树立平等的音乐文化价值观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第6篇：人类学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张艺谋电影;艺术人类学;民族色彩

中图分类号:J90-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5-0042-01

从人类学的研究角度出发,张艺谋的电影蕴含这丰富的人类学内涵是他民族和他国家研究中国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人文风情、民俗习惯、民族心理等的重要素材。本文用人类学的方法对张艺谋的电影进行人类学研究和审视,这是一种多主体的、多指向性的研究,一方面从人类学角度给张的电影作一个全面的分析,提炼出当代中国社会在艺术文本中的社会和民族心理;另一方面总结出张艺谋此类电影的特点与不足,在人类学意义的框架下给中国的电影的发展给予一点思想性指导。

人类学视野下的张艺谋电影。人类学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是研究人的科学或解释为关于人的研究。英文写作“Anthropology”,最早见诸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具有高尚品质及行为者的描述中,贯穿人类学的两个核心词语是“文化”和“本源”,泰勒在《原始文化》中说:“人类学就是一门关于‘文化的科学’”,我国人类学家林惠祥指出,人类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实现“人类历史的‘还原’”和“文化原理的还原”。张艺谋的电影采用民俗文化的方式传达了民俗风格和民族个性,使张艺谋的电影带着人类学和民族志的特性,而民族志是了解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一种基本资料。本文从形式层面上对张艺谋电影进行人类学研究,通过对张艺谋电影的研究发现张艺谋的电影从四个方面实现了影片的人类学特色。

首先是影片的空间、造型:张艺谋的电影的空间、造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华民族民族风情的丰富体现,电影里可以看到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的风貌,如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所展现的中国古代的特殊居住方式――封闭的四合院,还有那没有理由的封建的生活制度和习俗等等,这些都是张艺谋的影片从空间和造型上给予的视野,是人类学者们对中国社会生活研究的真实方便的素材。

其次是色彩运用:色彩是电影表现象征作用的的一个主要媒介,色彩也是一个国家精神灵魂得以阐释的对象。“红色有其共通性,红色代表革命。中国五千年文化中,在传统意念上,红色更多是代表热烈,象征太阳,火热,热情,这亦是全人类共同的感觉。”张艺谋的影片中大量的运用了红色,似乎红色以成为张艺谋和中国影片的标志。张艺谋对红色的运用加入了自己的思考,他用红色阐释了中国及中国人结婚等生活习俗等方方面面。红色是张艺谋自己偏爱的色彩,张艺谋爱用红色作为自己电影的底色,张艺谋的影片中的红色,或许对于人类学研究者来说,红色就是中国民族的一个象征,苦难与进步同在的象征。

再次是音乐的运用:中国乐器和丰富的音乐形式在张艺谋的影片中大量出现,体现了中国民族精神文化的音乐,张艺谋注重在电影中使用音乐符号的象征作用达到了一定的表意效果和影片表现力度。他所用的音乐带着传统的民俗味――老腔、秦调、皮影戏、陕北民歌等,在有点的时间和空间内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如《黄土地》中陕北信天游的歌声,《活着》中老腔的曲调和《秋菊打官司》中秦腔的曲调等对于人类学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文献意义,同时也成为其他国家研究中国人文的一个重要素材。

最后是方言的使用:张艺谋在影片中运用的方言增强了民俗化和写实化特征,《秋菊打官司》中的陕北方言,《一个都不能少》的河北方言,《千里走单骑》的云南澄江县的澄江方言等。方言是中国文化的承载者,蕴含着优秀的文化底蕴,是中国文化的长久以来的精华所在,研究中国各地方言,也是认识和研究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张艺谋的电影中也有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东西,如《千里走单骑》中,加入了“傩戏”这样的民俗载体,吸引了大批的人类学家进行对“傩戏”的研究。总之,张艺谋的电影中运用的这些民族符号的实体或客体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民族的一个缩影,对于认识中国的文化习俗和艺术形态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当代美国人类学家S・南达在她的《文化人类学》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在研究人类变化中,人类学家坝注意力不是集中在人类个体的人差异上,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群体之间的差异上。他们研究的是在生存、发展中相互依赖并拥有同一生活方式的人群社会。”从人类学研究的需求上来讲,我们希望张艺谋的电影多挖掘自己国家的民俗,注重我国民俗文化元素的原型展现,这样的影片会更加有着历史的厚重感,也希望张导演的能够把黑泽明的艺术和民族的风范相一致的去研究电影和艺术及社会的关系,创作出更优秀的电影来。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彩性为我国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对于文艺创作者要善于从不同的视角去研究和挖掘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深刻内涵,在实践创作丰富多样的前提下促进艺术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第7篇：人类学的特点范文

袁从万（1988-），男，云南昭通人，云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

摘 要：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对体育人类学的学科性质和在体育学中的学科位置、研究的对象、方法以及体育人类学与人类未来的发展几个方面阐述了体育人类学这门学科的重要性，并对体育人类学学术研究进展进行一定综述。只有从人类持续发展角度把握体育未来的发展方向，体育与人类才能更好的互补发展，从而中国体育的发展也需要体育人类学提供新的认识手段和方法和科学理论支撑。

关键词：体育人类学，学术进展，综述

体育人类学是在体育领域研究人类发展的一门学科，它揭示体育过程的内在结构，在不同形式的体育过程和与之相似的社会现象中寻找共同的规律。因此，体育人类学是涉及体育与人类的各个方面，从人类起源、生存、发展的宏观意义上去认识体育，在探索体育的起源和发展方面，在挖掘和整理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方面，在研究人种差异与高水平竞技方面，在探索人类体质状态连续进化方面，从而进一步准确地把握体育的本质，以便使体育这种社会实践活动朝着更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体育将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手段，将成为各国经济文化领域的重要产业。[1]

1.体育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体育人类学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探讨人类进化过程中身体结构和运动方式的变化，结合考古学和民族学来判断处于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体育状况，居于更高层次，拥有更广阔的视野，立足于体育对人类学的整体需要，体育人类学涉及到游戏、竞赛、锻炼、舞蹈以及人类身体运动的许多方面。[2]

体育人类学对体育原理的研究，为体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民族体育，对民族体育进行科学的挖掘、整理和改良，筛选出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部分，不仅保护了民族文化，也为增强全民族的体质健康提供最充分的理论依据；竞技文化的研究，使人类从单纯追求人体极限的误区中解脱出来，强调种族平等，竞技场上的成绩高低，不应该用以概括种族的优劣；人类的发展，为体育的未来制订了坐标，把握体育的未来发展轨迹，考虑到人类体质和健康的终极效果，探讨社会的异化导致的体育特殊需求，揭示体育与人类未来的发展。

2.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当然要借鉴人类学的基本方法，根据体育领域的实际需要加以调整，主要有以下几种：

2.1野外考察

“田野工作”的程序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野外考察的准备、野外资料收集技术、野外适应、野外资料分析。田野工作—特别是参与观察方法，重视人的行为，是人类学最基本的途径，也是体育人类学的最主要的研究方法。

2.2人体测量

体育与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都有密切关系，无论是检验人体发育或健康水平，还是衡量运动锻炼或训练效果，为开展不同类型的体育活动提供量化依据，都离不开人体测量方法。但应该清楚体育人类学并不一味采用研究人体标准类型的测量法，也不主张静止地去研究人体常态。

2.3其他

人类学家必须保持一个视野的宽度，也就是说养成在宽广的历史和文化范围内来观察事物的习惯，因为他们要遵守人类学研究的两大原则一一整体论和文化相对论。不仅如此，研究体育和竞技活动的历史需要考古学，在对民族体育的比较和评价中，经常也需要使用考古学的成果。

3.体育人类学与人类未来的发展

一般而言，人类学着眼于人类的过去和现在，但不能不把目光投向未来。基于现实：生存空间的异化、适应的极限、脑体背离。体育人类学特别关注文明进步给人类体质带来的负面后果，促进人类的体质健康与社会文化的同步发展，未来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借鉴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应该是绿色的、生态的。

健康，体现着人类对自身前途和命运的基本关怀；体育，是体现这种基本关怀的最佳执行者。追寻健康，体育应该是：最积极的休闲方式、最有益的健身方式、最有趣的娱乐方式。体育，和人的健康幸福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站在全人类发展的高度，提供日益绚丽多彩的身体运动方式来源源不断生产健康，未来的体育将是最积极、最有益和最愉快的途径[3]。

4.我国体育人类学的学术进展

4.1学科基础理论研究

1999年，我国第一本“体育人类学”专著出版（胡小明，广东人民出版社），对体育人类学的学科理论进行了全面阐述。此后，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席焕久等，2001）和云南大学出版社（饶远、陈斌，2005）先后出版了“体育人类学”专著。

人类学研究更关注的是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及差异性，以及这一差异形成的原因及其发展演变。因此，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最主要的方法，也成为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杨世如对2009年由华南师范大学与贵州民族学院19位专家学者组成两校联合调查组以苗族独木龙舟竞渡为调查对象的实践活动进行阐述，从研究方法上释义体育人类学为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理论空间[4]。杨海晨等在《论体育人类学研究范式中的田野调查关系》一文中为田野调查法资料的客观性提出一些建议[5]。

4.2民族体育的人类学视角

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是体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当前，有关民族体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武术研究；2、通过田野工作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行考察；3、民族传统体育多元文化研究；4、传统体育文化遗产保护。[6]

胡小明、李吉远、钟海明、万义、胡建文、杨世如等学者对民族体育的研究，有力的推进了民族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许多少数民族的体育活动就是体育的原生态，反映了体育的根，反映了体育最本质的东西。斗牛、龙舟、摔跤、秋千、跳月、跳虎等在起源时都与自然力崇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体现着对自然的关怀、对生态的尊重；堆沙、打陀螺、跳竹杆、独竹漂等则是粘着土、连着泥，沐浴在自然和风里的。民族体育的发展趋势主要与体育比赛、旅游产业、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相结合，才能有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结语

体育人类学是新时期我国体育意识重新构建的关键学科，同时也是一门新兴学科。新兴学科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它具有开拓性、创造性，研究新的对象，开拓新的领域，发现新的规律，为人类认识体育提供新知识，为人类发展体育提供新的认识工具。当然，新兴学科又大多是正在形成中的学科，这决定了它的不成熟性。因此，从学科的成长期来看，体育人类学仍然处于童年，从人类发展的需要来看，体育人类学前景广阔。（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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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杨世如，韦佳.原始礼仪竞技的体育人类学研究——苗族独木龙舟竞技文化调查[J].贵州民族研究，2010，31（5）：64-68.

第8篇：人类学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体育人类学；田野工作；苗族；独木龙舟；民族传统体育

中图分类号：G861.9.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084－05

前言

伴随人类学的兴起，20世纪初西方对原始体育游戏的研究成立了相关学术学会，50年代在西方兴起了体育人类学学科建设的，70年代传播到亚洲，日本较快的接受和认知了体育人类学对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指导意义，特别是研究方法的借鉴，“田野工作”(fieldwork)显现了体育人类学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面对我国项目众多的民间体育游戏、民族传统体育。怎样为研究我国的民族体育和传统体育构建完整的方法体系，在我国体育人类学创始人胡小明先生的倡导下认为，我国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非常众多的例证可以通过体育人类学的实证研究来完成，如是；体育人类学为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空间。

科学研究的基础是采集最原始、最可靠、最真实、最基本的第一手资料。我国体育界过去在研究民族体育方面，有的长期照搬历史学或民族学的方法，忽视了研究人类体质和文化方面独具优势的人类学，其结果多停留于对奇特身体活动状态的表面描述或历史典籍资料的简单编纂；几乎借鉴了所有的可以用来研究体育活动的各种各样的科研手段，如运用自然科学的定量研究，要么停留在简单的数理统计层面，但是民族区域的小样本，和竞技游戏的小规模，在统计学的数理分析上，有不少学者受传统的研究方法影响，质疑了体质评价的准确性，舍弃了体质人类学的理论分析。总之，照搬历史学或民族学的方法或模仿西方已做过的研究，得到的结果自然在某种意义上脱离中国民俗游戏的具体实际。

2009年6月12日至22日，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与贵州民族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组成19名专家学者对贵州省黔东南地区苗族独木龙舟竞赛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大规模田野工作，是在贵州运用体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贵州众多的民族传统项目这片处女地进行的首次挖掘，是运用体育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实际例证。本文介绍联合调查组此次田野调查研究过程中体育人类学的理论指导和方法实践。并重点探讨方法论问题，通过人类学方法对独木龙舟的资料搜集过程和全方位研究，展现其为体育特别是民族体育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一、苗族独木龙舟竞渡调查的人类学指导

人类学作为一门成熟和独立的学科，有自己一套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这种方法叫田野工作法(fieldwork)，即是在实地调查中，集中于某一地点或区域居住一段时间，把握当地年度周期中社会生活的基本过程，与当地人形成密切的关系，参与他们的家庭和社会活动，从中了解他们。田野工作的基本内容为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依靠由这种方法搜集上来的资料所写的调查报告称民族志(ethnography)，这也是体育人类学的基本方法。

体育人类学，是借助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体育领域里的具体问题的一门应用学科。它在方法的运用上不能脱离人类学的基本技术路线，但又要根据自身的研究特点，根据维护人类身心健康的身体运动这样的研究对象的特殊需求加以调整并自成一体，否则体育人类学也没有必要自成一门学科了。

在我国传统的体育研究方法是寻找一些高效率的方法运作，比如问卷法、资料法等，主要以选定问题、设计问卷、发问卷、统计问卷、分析问卷、提出对策的研究思路甚为流行，如此在民族体育调查中忽视了被调查者在回答问题时在时间、地点、环境、对象上的不一致性导致回到结果的差异，也舍去了许多解决问题的关键信息。人类学参与性观察的小样本量的深度访谈，获得的调查资料更为翔实，具有在世界范围内通行的认可度。

尤其在民族体育调查过程中，人类学田野工作中的测量记录、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是研究孤立、罕见、奇特的“小众”文化甚至“微众”文化，是民族体育研究最适宜的方法，也正是适合了少数民族“微众”群体“小规模”游戏竞技为特征的民族传统身体游戏。

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尤其是少数民族的竞技游戏，大多与民族传统节日集会馄饨的交织在一起，所以体育人类学调查从前期的准备到竞技活动的收尾，竞赛活动时间通常在半月之内，对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竞技研究有别于人类学以年为周期的百科全书式的田野工作。也更加说明了体育人类学在调查时间显现了调查周期短的优势，为体育人类学田野调查运用提供了有力的时间保证。然而，通常对体育、民族体育、传统体育的研究中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极少被学者所采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研究对象是在短期进行的身体活动，所以在获得申请资助时，经费很少；其次工作条件艰苦；而且出成果时间周期很长。

二、苗族独木龙舟体育人类学调查前期工作

1、两校联合调查组

作者过去曾多次深入黔东南地区古老的苗族村寨进行前期考察。但碍于科研调查方法掌握的局限，伴有人力资源及经费和设备缺乏，没有对针对蜚声中外的苗族独木龙舟系统地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在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前期的初步调查。

2008年中期，与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科研合作达成共识，华师本着对支援西部开发和扶持民族院校科研，以及优势互补为出发点。经过一年的多角度准备工作，制定了详尽的计划，编印了相关的调查表格，于人手、财政及物资方面都安排及配搭妥当，组成19人的联合调查组，贵州民院组织教师使用自己的交通工具搭载调查人员及物质设备，完成了长途跋涉，开拓了东西部院校间进行体育人类学田野调查合作的典范。

2、确定调查时间

贵州省黔东南地区苗族独木龙舟几千年原始传承，节日活动时间固定在农历5月24－27日，24日的“赛龙头”、25日“赛龙身”、26日“分龙竞赛”27日“赛龙尾”和“吃龙肉”；22日是龙船下水的日子，按照公历计算是在2009年6月14－19日，节日活动六天；联合调查队需要调查活动的内容必须包括节日前后的情况，为此全面调查时间安排为2009年6月12－22日(农历5月20日－29日)，总计11天。

3、联合调查行前事项

调查行动之前联合调查队有必要妥善安排每一个成员在调查期间调查工作的内容和任务，由于大部分东部学者对独木龙舟竞渡的时间、地点、活动内容不甚了解，所以行前多途径收集有关苗族独木龙舟的相关资料进行阅读，还要对苗族风俗习惯、民族禁忌等重点学习，而后制定具体调查的工作计划，包括对调查人员如何进行分组分工，安排每一天调查的路线以及调查对象、村寨等内容的具体布置，以期 用最少的消耗发挥最大效益。

4、联合调查行前的任务与调查内容的重点

行前制定田野调查的任务是一个极为细致而重要的工作，是调查成功与否的保证，针对贵州苗族独木龙舟竞赛活动范围宽泛，节日龙舟活动仪式可观察次数极其有限的这样的珍稀民俗游戏，调查前尽可能广泛参考已有的人类学、民族学资料，收集独木龙舟古籍资料和前期有关研究成果。把体育人类学的田野调点集中到围绕这项活动的竞赛选手的体质状况测量、独木龙舟竞赛区域和参加者(村寨、姓氏、组织者、竞赛涵盖河流及区域)、环境器物记录以及历史文化深度访谈等，充分涵盖与体育运动有关的所有宝贵信息，力求最大效益。

三、苗族独木龙舟选手体质人类学田野工作解析

体育学对研究对象的身体形态的测量评价极其看重，而且体质人类学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对体育的一切研究中其基本出发点和终极的依托主干都离不开对人的体质形态的研究，这也是体育学存在的依据。通过对研究对象的体质测量与评价，正是体育人类学的研究人员与其他领域的学者在判断研究对象体质状况方面更具有学科优势的一个方面。

本次体质调查是在2008年对划船选手初次体质人类学测量基础上进行的复测。2008年的测试受当地民族文化习俗、防御心理、戒备情绪的影响工作受阻，许多竞舟选手拒绝测试，通过耐心说服并亲自组织动手测试，简化测试方法，使用最简单的体重计、身高杆尺和腰臂围软尺等，选择身高、体重、胸围、腰围、臀围、臂围等苗族同胞能接受的形态指数，克服语言、交通、民族习俗、被测试苗族同胞的心理阻扰，完成了参加苗族独木龙舟竞渡人员的体质形态测试工作。

复测的目的，是为了弥补08年体质测量中单一形态指标，通过再次复测增加了多项生理指数和机能指标，目的是证实上次基础性预调查工作的真实可靠，测试得到香港体适能总会黄永森等专业人士主持。

四、苗族独木龙舟体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1、政府部门协调帮助

2009年6月12日，联合调查队成员全体集中于贵州民族学院，得到贵州省体育局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6月13日，联合调查队成员清晨离筑，午时联系上台江县政协杨主席、文史办张主任等，获赠苗族独木龙舟资料；而后直奔调查地下午14时到达老屯乡，访问了老屯乡的张海乡长以及老屯村和岩脚村的村长和支书，了解到乡级、村级基本情况，安排访谈组进驻老屯乡。余下的调查人员进驻施洞镇与熊副书记、龙舟协会刘会长等协调今后的调查工作。6月15日贵州省龙舟协会、施秉县文广局、马号乡政府办及财政所等为调查进行了接待安排等等，联合调查顺利完成对区域横跨在清水江两岸，地属施秉县与台江县两县交界的苗族独木龙舟竞渡活动及村寨的调查与当地政府部门的通力支持紧密相关。

2、分组调查

根据前期部分调查人员对独木龙舟竞渡活动的基本了解，调查组由台江县进入巴拉河中段的老屯乡，而后进入清水江段的商贸中心区施洞镇。调查组进入巴拉河区域分组为老屯组和施洞组。之后，清水江两岸行政区域为北岸属于施秉县、南岸属于台江县，因道路崎岖仅有部分车辆载部分成员能缓慢通过前往调查地点，为此，一组进入施秉县双井镇、马号乡所属村寨(道路崎岖)，一组对台江县施洞镇周边的村寨进行一施洞镇为中心的辐射调查。

3、环境器物的调查

实地参与观察法是最重要的田野工作方法之一，也是收集第一手材料的最基本方法，调查时间短，为此对环境器物测量与记录，必需事先准备提纲和表格。

少数民族的竞技游戏往往仅存于偏远的民族聚居区，苗族独木龙舟竞渡的区域与活动范涉及到清水江(32.88km)及其支流巴拉河(13.55km)的范围，在此范围内全面测量和记录有关拥有龙舟的族群、村寨拥有龙舟的数量及附属器械的尺寸数据、龙舟棚位置、周边的地理地貌、植被和农作物等，还有海拔、气温、水温及江水流速等指标的表格的制定。

4、深度访谈

体育人类学利用深度访谈的优势，可以了解自己不能直接观察到的深层文化内涵，深度访谈要根据事先拟好的访问提纲，按照提纲逐一询问和填写，正常情况下尽量录音或摄像。

访谈内容包括时间、地点、人物、村寨、年龄等事先准备提纲甚至表格；也可以通过参照其他访谈的记录加以对照提高效率。在对独木龙舟研究涉及的访谈人群中涵盖了村干部、寨老、鼓头、龙舟制作工匠、锣手、巫师、划手、龙舟协会会员等人员。制定访谈表格涉及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如：姓名、苗名、性别、年龄、身份、村寨和访谈时间等。内容包括：苗族独木龙舟的起源传说、龙舟的制作与安装、龙舟竞赛的仪式和禁忌、龙舟竞赛活动组织、龙舟竞赛的程序和费用、选手的参赛动机及时间等。

5、参与性观察法

体育人类学调查方法极为重视调查项目进行的竞赛活动参与性观察研究，在众多的体育学者对民族体育、传统体育的研究方法中，参与竞赛活动实现对项目的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体现了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流失的担忧，也对民族竞技组织方法缺乏科学性的不理解，为此在常规体育参与性调查中，学者往往要对调查项目的竞技规则、竞赛组织形式的现代改造实施参与，这样的研究在笔者前期对独木龙舟的研究中常用，也为多数体育学者长期采用。

参与性观察法是体育人类学田野调查最基本和最主要的调查过程。但是体育人类学的参与陛观察法有别于常规的体育参与调查，他们最大区别就是体育人类学的参与是在不干涉竞赛活动，竞赛组织形式，不对原始竞技实行现代改造的调查，它处于参与到民族竞技活动的每项竞赛中，却不干涉竞赛的任何活动，从而得出了解到最原始和最有价值的调查结果。

此次联合调查突破以前没有完成苗族“请送神”仪式的参与性观察和深度访谈，苗族“请送神”仪式通常是在夜间，其次，在巫师作法时场面肃穆庄严，不能有打断他念咒语的行为，比如高声说话、照相机闪光灯等的影响，都是巫师作法时禁忌的事情，还是要感谢老屯张海乡长等政府人士大力支持，征得今年岩脚龙舟的鼓头家同意，完成了多年调查没有涉及的“请送神”仪式，观察是在6月14日22时－6月15日8时的岩脚村鼓头家，历时10个小时，调查组三人全程观察了巫师请龙神祭祀及开划仪式。

调查组完成参与性观察的内容包括龙船的组装、请送神仪式、下水仪式、开划仪式、平寨码头的“赛龙头”、塘龙码头独木龙舟节的“赛龙身”、各寨“分龙竞赛”、施洞码头的“赛龙尾”、参赛各村的龙舟归棚仪式和“吃龙肉”等活动的参与性观察，参与到苗族同胞的节日活动每一个环节里去，完成对独木龙舟竞渡的全面参与性调查。

五、苗族独木龙舟田野工作法实践解析

解析调查工作方法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发挥调查工作效率，在多年苗族龙舟的田野工作中发现有的调查科目是一次调查就要求完成的，总结以往的困难与认识不足为今后的田野工作提高效率打下基础。

1、体质调查：民族或少数民族居住地的交通困难是客观的，也正是他们能原始传存民族习俗、原始竞技活动规避现代化改造的要素。体质调查测试器材设备数量多，在交通不便利的山区测试器材数量 必须尽量精简，人员的组合设备使用数据的录入工作是需要调查人员具有决定信念。实际调查测量工作中调查对象外出务工导致样本的采集难和样本选择局限，测试难度有苗族村民农活作息时间与测量时间矛盾，还有被测试人员的戒备心理阻碍等，这些需要当地人士的引导和耐心疏导。本实证研究所选择的测量指标，在国民体质监测指标的基础上加以精简，主要目的是为了评估该项活动的体育效果。

2、区域和数量调查：独木龙舟竞赛活动区域广泛，地处施秉县与台江县交界，涉及四个乡镇38个自然村寨，介于清水江及其支流巴拉河流域，龙船是否参加当年龙舟竞赛是不确定的，竞赛期间龙舟活动处于流动，都为选定调查对象增加了难度，要协调政府支持、龙舟协会的帮助、龙船鼓头的信任以及追踪调查。

本次调查是有调查例证以来，为最系统和全面的完成了对苗族独木龙舟拥有村寨龙舟数量的田野工作，调查结果：拥有独木龙舟的苗族村寨38个，地属于施秉县双井镇5个村寨、马号乡9个村寨；地属于台江县施洞镇16个村寨、老屯乡8个村寨。38个苗族村寨2009年共计现存独木龙舟42条。调查结果还表明：独木龙舟长度界乎23至26米，宽0.4至0.6米，厚度为0.3至0.5米，母舟有六个舱，每舱长5.5米余，中间四舱供装载节日期间亲朋好友所送的家禽和当日桡手的饭菜。子舟15米左右。龙舟棚一般长度皆为25.6米(实测24.8米至28.9米)，统一为一丈一尺宽的一排七间八柱，两头还有1.25米的檐，宽2.7米，高为3.24米，檐口各抽出0.64米，距地面高2.05米。

3、深度访谈和资料收集：在寻找访谈对象时，调查组部分人员找到的对象对独木龙舟不甚了解，导致调查结果不真实，有时找到了解独木龙舟历史的对象被调查者问卷设计的提问难住了；其次，民族地区语言交流障碍是部分调查人员遇到的困难。

调查中常见的遗漏是对调查对象基本资料的遗忘，常见的有时间、地点、人物、村寨、年龄等资料收集的简化，导致基本资料的遗漏；其次，田野工作最重要的民族志的整理，是每天调查结束后撰写访谈日记，回来以后进行整理完成，民族学与人类学的访谈日记有共同点也有区别，无论是用什么方法每天必须完成的访谈日记在酷暑、炎热的山区伴随疲惫的身体被晚归的调查人员忽略了。

结论

1、在以往的民族体育研究中，单纯民族区域体质形态的测量与评价总是感到样本量的不足，将少数民族“小众”群体的体质与其他群体体质对比分析感到欠缺，这是忽略了体质人类学强大的人类起源、民族迁徙以及人类进化发展等基础理论与体质评价相结合运用的误解；加之体质调查测量的工作条件艰苦，也是调查研究不涉及对被调查者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的原因。

第9篇：人类学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学科建设；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近些年来，中国音乐理论界一些学者高调倡导并推行源于欧、行于美的“音乐人类学”①，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信奉拥戴者有之，困惑不解者有之，怀疑反驳者亦有之，有关探讨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乱麻。

音乐人类学概念及其在中国音乐学术界引发的反应与30年前南京会议引进并倡导的民族音乐学非常相似。正如近期有关学者所描述的那样，“自Ethnomusicology 进入中国以来，对其译名、学科称谓、研究对象、范畴、学科属性，以及与固有的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探讨乃至争议，三十年来方兴未艾”。②时至今日，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是，这些断断续续至今仍纠缠难解之题究竟是必要的概念之争或是无谓的折腾？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音乐人类学”的性质？

“音乐人类学”倡导者多将其作为一个新兴的引领潮流的学科来推行③。在早期阶段有一些学者曾提倡以它替代中国同类学科――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由此还引发出了不同意见的争鸣④。而困惑怀疑的学者们也更多是从观念、方法和内容方面去思考，诸如对其“非本土化”、“非音乐化”等症结的批评等。各方学者的讨论中都还没有深入思考或翔实论证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音乐人类学”究竟是不是一门学科？似乎这是一个不言自明、不需深究的问题。然而，很多事实已在逐渐表明，“音乐人类学”究竟是学科或只是方法论，实在是一个值得大家重新思考论证的关键点，只有弄清楚这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有关纷争和迷惑，才能合理地定位其归属并恰当地认清其“本质”。

一、音乐人类学是学科吗？

我们要弄清音乐人类学是不是一门学科，先要弄清什么是基本的学科概念，再考察音乐人类学的当前状况是否具备了通常学科的条件和要求。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学科的定义表述诚然是多种多样，但也有大家一致公认的内容，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两个含义。其一指学术的分类，即一定的科学领域及其不同层次的分支，以及相应的特定知识系统及其知识子系统。

另一个含义是高校教学科研的功能单位，是对高校人才培养、教师教学、科研业务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

具体地看，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点：

其一，研究对象，即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

其二，理论体系，即具备由独特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独特的知识体系。

其三，方法论，即学科知识体系的生产方式。

简而言之，构成学科的最基本条件是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作为知识体系的分类， 不同的学科就是不同的知识体系及其子体系。学科具有层次性。如艺术学，是最宏观的学科概念，其下又可逐层分类：音乐学-舞蹈学、音乐学、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与此并列的有“音乐史学”、“音乐教育理论”、“音乐美学”、“作曲理论”等等）。到了音乐学及其以下层次的学科概念，通常也与人才培养单位重叠，而可称之为专业。如此等等。

学科与专业概念紧密联系，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专业指专门研究、专长、特殊的职业或技能。

专业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专业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专业人员。培养目标即专业活动的意义表达。课程体系是社会职业需要与学科知识体系相结合的产物，是专业活动的内容和结构。课程体系的合理设置与否、质量高低、实施效果好坏又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状况。专业人员主要包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专业以学科为依托，有明确的定位和目标，有完整的知识体系。

简而言之，专业的基本定义是专门人才培养的运作体系，核心是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

学科与专业所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学科发展的目标是知识的发现和创新。学科以知识形态的成果服务于社会，一般称之为科研成果，科研成果又可分为科学型和技术型两种。专业的目标是为社会培养各级各类专门人才。学科与专业目标的区别表明两者之间具有不可替代性。学科与专业并存是高校的一种特有现象，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专业是学科承担人才培养职能的基地；学科是专业发展的基础。一所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如何，取决于其学科、专业水平。

总而言之，学科偏重知识体系，专业偏重社会职业领域⑤。

知识构成一个学科要满足最基本的三个条件，一是具有知识体系及其分支科目，二是要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功能单位，三是要与专业紧密结合，相辅相成。

对照以上学科构成的基本条件，我们不难发现，音乐人类学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学科面临着以下几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1.研究对象过宏而不具独特性

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一开始就有包罗万象之意。早期的“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以“非欧体系诸民族音乐”为主要研究对象，具体内容从实践性的英美民歌、黑人灵歌、美国爵士乐、乐器比较、原住民音乐到理论性的音分说、音乐起源说、反欧洲中心论等。后来的“城市民族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更有扩张，广泛涉及到城市移民社区音乐、城市专业音乐与歌厅流行音乐等，甚至涉及音乐史学研究。可以说，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几乎涉及到通常音乐学学科概念的所有内容。以至早期阶段的很多民族音乐学家都觉得此学科已与音乐学相等，最终会消失而变成音乐学⑥。确实，其研究对象宏大到包含了多个国家多个学科的内容，其结果是难以构成独一无二的研究对象，不具有不可替代性。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不难设想，如果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涵盖了其它学学科的领域（事实也大致如此），那么它自身能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就值得考量了。

2、研究目标过杂而难成体系

对象过于宏大必然导致研究目标的杂散而缺乏体系性。从实际运作的情况来看，音乐人类学的具体研究目标往往铺散于两个大的方面。

一是仿佛与人类音乐相匹配的“世界音乐”。虽然世界音乐看似是一个研究实体目标。然而这个目标仍然过于庞大，在实际操作上仍难以达到学科的要求，也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

其一，择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如果以学科水准来要求，即使一个高水平的音乐家或学术团体毕其一生精力，要穷尽一个国家的音乐已非易事。但这类研究又并不是真正“世界音乐”范围的学术研究，这类单一民族、国家音乐的学术研究，与国别研究相重合，又造成学科概念的混乱。

其二，真正囊括世界范围的各族各国音乐，但目前的实践经验证明其很难称得上是学术研究，基本上都是二手三手资料的集成编辑，国内一些推行音乐人类学课程的高校中将日本电视台的采录编制的节目（JVC）直接搬过来作教材使用者也不鲜见。因此，这类实践更多只具有音乐欣赏的意义而远不能达到“研究”的水准。

另一方面的研究实践更象是各自为战的游击战，学者们依其擅长领域而自行确定研究目标，因而缺乏整体上知识体系的相对统一性。

如以笔者在美国考察所知，各高校的音乐人类学或民族音乐学学者们所涉及的研究目标显得相当杂散，诸如江南丝竹、移民音乐、潮州音乐、印尼音乐甚至明代音乐史，都在其研究之列。有些仅在中国音乐院校进修了几年中国传统音乐的美裔学者，回到美国就俨然成为民族音乐学的大家⑦。而在中国国内来看，音乐人类学者的研究目标更多涉及中国各地民族民间音乐，但这类研究显然又与中国传统音乐学科研究目标相重合，不同之处只是更强调文化描述内容而已。杂散的研究目标与研究对象的过分庞大相关，很难凝聚成学科水平的专门研究。

3．缺乏特定的知识体系

对象的庞大，目标的杂散，必然导致另一个涉及学科的关键问题：缺乏自身的知识体系，最明显的标志是至今尚未构建起基础课、专业课等课程体系，更无一部得到公认的基础及专业教材。如此现象的根本原因，即是音乐人类学缺乏独此一家的知识体系。

能够体现音乐人类学专业知识的内容主要是散见的各种论著形态，其表述的基本内容是各种理论、观念和方法，而且这些内容更多偏重的是人类学、民族学等非音乐学科的知识。诸如局内人、局外人、田野考察、思想、行为等观念性和方法论的内容。

如音乐人类学论著时下流行的一种研究命题是“音乐人类学视野下的XX研究”，这类研究显然并不是音乐人类学本身的内容，而只是将音乐人类学作为一种视野或角度。这一研究模式与其说不想研究音乐人类学本体，还不如说它本来就缺乏本体的知识体系，它自身没有什么可值得研究的。

若与中国传统音乐学科比较就可明显看出问题所在。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学科（早期称为民族音乐）真正建立的时间并不长，以20世纪60年代中国音乐研究所组织全国高校专家编著《民族音乐概论》算起，也仅有半个世纪。但目前已建立起了完整的从学士到博士的课程体系，出版了大量的基础与专业教材，论著成果更是汗牛充栋。已拥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从音乐体裁、歌种乐种曲种分类、音乐分析技术、音乐色彩等具体形式研究到音乐审美风格的抽象分析，都包含了非常丰富的专业知识，足以构成特殊的专业学习科目，需要经过多年的学习才能掌握。

缺乏知识体系，就失去了构成学科的具体内容。实施教研时就不得不另寻它途。或大量使用非音乐学科知识来支撑装潢，却又引发了学科归属的问题；或多谈国外的理论方法观念，却既难满足培养专才的教学内容和时间，又会失之空泛虚浮而至枯燥乏味；或研究具体的民族音乐，又与中国传统音乐学科教研内容相重合。

若稍稍考察一下学科建设的多年实践经验，持时已愈30年的音乐人类学所作的努力也不令人乐观。早在30年前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倡导者已在音乐学院尝试建立专业系科，却无疾而终。近年“音乐人类学”倡导者也在进行同样尝试，目前仍无实绩呈现。非不为，实不可为也。

二、作为学科的音乐人类学

现在我们不妨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来观察，将音乐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来推行又会面临一些什么难题。

1.学科梯队问题

任一学科通常都有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的培养人才的完整梯队系列⑧，并有一以贯通的从低到高的知识技能的系统传授和学术成果来支撑。然而，目前音乐人类学人才培养机制只有博士生或博士后这个最高层次，而基础性的本科和培养专才的硕士阶梯基本上是空白。这意味着此学科的专门人才是直接从博士阶段开始培养，而进入这个阶段的人才来源可能是非本专业甚至是非音乐专业的学生⑨。换言之，这些人才在进入博士阶段前尚未经过音乐人类学专业的系统训练。这样的培养序列是否合理？学生们能否胜任博士阶段的研究任务？另一相关的致命问题是，是否存在只有塔尖而无塔身塔基的学科专业？都值得深思。

2.研究重心问题

音乐人类学的研究重心多强调文化。谈文化为高，轻视音乐或淡化音乐。不少相关论著多以“XX音乐与XX文化”、“音声背后的XX文化”等等为标题，看来音乐是关键词，但是行文中关于音乐的描述分析多一晃而过，更多谈的却是文化或其它学科的内容。这类论著中很少看到音乐本体的专业研究，也很少看到文化与音乐的有机联系。这类研究现象引起不少学者的忧虑，有学者批评之为“音乐形态,本体消解”，认为其夸大了考察对象的“文化”构成而简单化、片面化理解音乐中“文化”构成的现象,轻视音乐本体分析技能和“音乐事象”特征甚至还持藐视态度,从而逐渐形成一种重“文化”轻“音乐”的貌似高深的奇怪思维方式和表面化的研究操作模式,这就有意无意地误导了本学科的部分学习者,以为“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主体仅仅是“文化”而非“音乐”。在迄今所见的大部分民族音乐学研究论文和成果中,已经有数量不小以“文化分析”代替音乐分析或脱离音乐事象分析的“非音乐化”论文出现⑩。

研究重心偏移到文化后，直接牵涉到专业教学内容的布局。作为音乐学的专业，实际教学内容却更多是非音乐知识，最终可能丧失音乐专业性。如此引导学生往往不愿意在音乐专业上狠下功夫，醉心于涉猎其它大文化学科的知识，然而其“文化学”的底子最终又难为其它学科所认可。长此以往，音乐学术研究的可持续性和学生的就业也会成为问题。

实际上音乐人类学也好，民族音乐学也罢，其教研内容到底都还没跳出人类学、民族学的范畴,但人类学、民族学提供给的只能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而不是重新组合成一门新学科。

从实践经验来看，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至今并未取得有效的学科验证范例。中国民族音乐学的一位资深专家曾耗费漫的长时间用人类学方法研究云南基诺族音乐，试图以此证明学科方法的先进性，然而最后出版的成果在音乐界却几乎无人知晓。这个结果已很能说明问题了。

3、研究学风问题

不具备学科基本条件而又将其作为领潮的学科来推行，就容易促成一些不良的学风产生。

如尚空谈之风。一些学者乐于译介国外的“时尚理念”而甚少将其与中国音乐实践结合，甚至这些“时尚理念”在国外究竟有无成功实践亦不作深究、无可奉告。坐而论道，玄奥高深却无处落实。理论成了无矢之箭或装潢门面之物。这种空谈玄谈理论而不联系实际的学风已招致一些批评，有学者认为这种学风“着实在一般青年学习者中造成了学风方面的不良影响”。该学者并援引作曲家鲍元恺先生的感叹:“‘某民族音乐学教师从不接触实际的音乐现象,他告诉我说,他是研究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没有必要和研究对象打交道。’这种没有具体音乐对象的音乐学理论与方法学来何用?也不知它是否已经忽悠了相当数量的民族音乐学学习者和懵懂青年。”B11

其实，忽悠的岂止是懵懂青年，一些资深学者也为之困惑不已B12。就因为其后缀了一个“学”，又产生自欧美，不少音乐学者以为它是一个高档的世界性的学科，乐于将与之有颇大差异的、自成一体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归入其旗下。由此在理论界造成不小的认识混乱和误区。不少学者试图理清这些学科名称的含义而始终不得要领。说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是两个东西吧，其相同的地方又太多。说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与音乐人类学是一个东西吧，其相异之处又太多B13。特别一些年青学子往往为之绞尽脑汁地无尽折腾，浪费了不少的脑力和宝贵时间。那些以玩概念游戏为乐者恐怕也是导因之一。福兮祸兮？似应引起反省了。

由此，玄谈之风盛行。一些学者喜欢在概念上做文章，或生造概念，将简单事相说得玄虚“深邃”、捉摸不定。如近年有学者提出“音声”的概念，其定义“指的是一切仪式行为中听得到或听不到的音声，其中包括一般意义上的‘音乐’。由于理论方法上的局限所至,民族音乐学对信仰体系中“音声”的研究范围,暂时只能主要顾及听得到的器声和人声两大类音声。”B14这个概念的“新意”是在通常已知的音乐和吟诵调哭诵调概念基础上增加了“听不到的音声”。然而旋即又说明这种“听不到的音声”并不纳入研究范围。那么，一个新学术概念中唯一新的内容却并不准备去研究它，这样的“新概念”创造拿来何用呢？值得深思的是，正是这类玄虚的无法研究的新概念，却为一些学者不加思考地引用，偏离了独立思考的学术原则。似乎说得越玄，越让人看不懂就越高，这样的学风岂不贻害。

再如求大求洋之文风也渐涌起。一些论著多热衷宏大主题叙事，诸如人类音乐、地球村、前现代、后现代、后殖民等话语，要么是欧美各种最新哲学观念概念，或是人类学、文化学、民族学的最新理论概念。似乎涉及的学科越多、语气越大、名词越新、水平就越高。这些抽象理论不是不可以学习借鉴，但问题是从中却很少见到对具体音乐事象的描述研究，也少见具体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更不见这些宏大叙事与音乐实践的关联性。这种求大意识，与早年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务实研究取向相去甚远。

一些论著几乎以译介国外新理论占据了主要篇幅，从音乐人类学到哲学到人类学到民族学到文化学，但却很少见到批判的话语和独立的见解，似乎只要是洋的就必然是好的，只要是别的学科就必然是先进的。借鉴国外其它学科理论本无可厚非，也是应该做的。但问题是我们往往很难见到这些理论与中国音乐实践的结合点。似乎只要把洋理论搬过来加以注释就马到功成了。我颇怀疑，如果这类论著老实将别人的理论或描述一一注明出来，还能剩下多少自己的原创内容？难怪近年来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新理论搬运工”。“近些年来，美国音乐学界的种种成果和不同思潮被源源不断地介绍到我国来，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应很好地向美国同行学习，对这些成果进行分析之后，再加以借鉴、运用、采纳，而不能盲目地追随几个侨居海外的、以学术规范的执行人自居的‘新理论’‘搬运工’，不加分析地模仿和附和。”B15

以上学风的形成原因复杂多样，在我看来，将音乐人类学视为学科推行是一根本原因。

三、音乐人类学是一种方法

其实，从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主张和相关论著来看，其内容更多是人类学或民族学的方法论范畴。

我们只需稍稍观察一下Ethnomusicology倡导者的表述，就不难发现有两个特点。其一，认识不统一，或因中文翻译的不同而将其理解为两个不同学科，造成不必要的纠葛；或认为其是学科，但属人类学或属音乐学又各执其词；或认为不是学科。如此等等。其二，倡导者虽然在理论上主张其是学科，但其论著的研究内容和定性上大多是将Ethnomusicology定义为方法。下面我们不妨浏览一下相关的定义性表述。

“民族音乐学……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它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其特征、探索其规律。”B16

“将音乐当成一种文化，把它放在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进行研究的方法，……”B17

“笔者更倾向认为Ethnomusicology 是一种观念和思想，而不是学科，……为集中讨论译名和称谓问题，以免衍生不必要的其他论题纠缠，在此姑且称Ethnomusicology为学科。”B18

从以上表述中不难看出，Ethnomusicology代表学者也是将其作为一种研究的方法、观念和思想来看待，甚至已明确表示它不是学科。

有学者从研究重心和知识体系的角度对音乐人类学的学科性质进行辨析。指出：“‘音乐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方面不是音乐，音乐学院一般也没有条件为学生提供人类学训练，音乐学院的教师也不是人类学家。”B19主张“音乐人类学专业应当放在人类学、民族学或民俗学的系科中，由这些学科的学生学习，由人类学家进行研究”B20。这个观点正确表明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重心在人类学领域。但它究竟能否成为一门人类学的学科则有待验证。如果音乐学家不宜作音乐人类学的研究，那么人类学家的可能仍然很小。因为音乐的专业性很强，人类学家实际上很难真正深入研究音乐，也很难培养这方面的专才。

以上问题可证明，音乐人类学引入中国30年来引起争议和迷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其学科性质的误认，它实际上并不是学科而只是一种方法论。固然，学科与方法是交织的，任何学科都要运用多种方法，而方法的运用也离不开学科这个实体。但是，方法并不等于学科。正如音乐人类学的早期阶段称为比较音乐学，但那也只是说明当时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比较音乐是一门学科了。关于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的研究现象，也应作如是观。

认清这个关键问题，不仅可以化解许多无谓的讨论和争议，更因为符合了其本身的特点，才可能正确地认识它、借鉴它、运用它。

对于音乐研究而言,可将音乐人类学视为一种新的方法、思想、观念，而不是将它作为学科来认识和推行，否则，就会把音乐淹没在浩瀚的文化事象、材料和概念里,把音乐演绎成许多文化的故事，从而导致文化成为主体而去音乐化。

将音乐人类学作为一种方法，自然就应该坚持以音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目标和基本内容，用人类学的材料和观点来拓展研究的视野和途径。

只有在这样的认识论前提下，音乐人类学适得其所地明其位置，才会为音乐研究带来有益的东西。

首先，它将提供一种博大的音乐学研究范围,什么音乐都可以纳入研究；由此跳出狭隘的专业限制，使民族音乐研究的范围更加广阔。

其次，它可提供博大的音乐学研究的文化视野，把音乐与民俗、宗教、神话、哲学、历史等文化要素看成是彼此联系相互制约共同发展的有机整体,音乐生长在这样的文化土壤里，从而也产生相应的文化功能。在这个研究视野中，特别强调的是要研究音乐与其它文化背景的关联性。这样的研究思路，可以将“音乐如此”的形态学研究发展到“为什么如此”的研究阶段，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深入认识音乐风格形成的机制和原因，从而理解音乐与大文化的相关性和特殊功能。

再次，它强调融汇贯通多学科知识来研究音乐的方法,这就跳出了学科的偏狭。这种跨学科联系的学术原则，为传统音乐研究提供了借鉴更多观点和资料的可能，从而扩展研究的手段和思路。

最后，音乐人类学强调田野考察的经验也为音乐学研究提供了一些精细的观念方法，展示了更辩证的思维，不光关注个别性的音乐现象和思维，更多关注普遍性的现象和思维，以获得同时具有音乐和文化意义的资料。

正是由于人类学在相当程度上拓展了传统音乐研究的领域、视野、方法和观念。最终使得音乐研究在借鉴它学科的观点资料的同时，还可能以音乐深入研究的成果而为其它学科提供新的内容和观点，从而提升音乐研究在大文化研究中的地位和功能。

但必须指出,方法不是万能的,任何方法都有其局限性,用得过分，用得不合时宜，都会违背初衷，走向反面。音乐人类学的方法也不例外。如过度地强调文化研究，过度地强调跨学科研究，就会主次颠倒，使音乐主业淹没在文化的大海而异化。人类学讲求贯通,但贯通的学术原则必须以专科的知识体系为基础,没有专科知识而又强作解人,势必变成一堆杂乱材料的无主题堆积。联系的原则变成了相似性的附会,成为一些学者偷懒取巧的途径，促生“音乐与文化两张皮”的简单拼贴现象。

强调人类学方法容易出现的另一偏差是对音乐审美性艺术性的忽略。音乐是“有意味的形式”,说破意味是必要的。但首先应该将形式研究清楚，再说其意味。近些年来一些音乐学者乐于往形式里放置意味――文化学的、人类学的、民族学的，却不先认真地研究好音乐的形式特点。特别是一些青年学子，还未打好音乐描述分析的基本功，还未掌握好比较系统的音乐知识，就急于进入文化分析的阶段。殊不知中国传统音乐尚有许多奥秘等待探索，尚有许多基础理论和知识等待研究总结。文化的研究有其特定的功能和目的，应该与音乐研究结合起来。

人们之所以忽略形式,是因为真正的音乐形式研究是艰难的。然而越是如此,我们越应呼唤音乐学研究应提倡返归音乐返归形式。因为形式研究不仅是有难度的，更是我们份内之事，其它学科并不能真正完成这个任务。

四、结语

音乐人类学本身并不是乏善可陈，但或许将其视为一种研究方法来运用，它才能适得其所，发挥积极作用。

“音乐人类学”创建推行欧美，有其历史和国情的特殊需要。中国音乐的理论实践具有自身的传统和成效，不必完全照搬欧美学者的作法。讨论音乐人类学的学科性质并不仅是理论概念之争，而关系到一些重要的现实问题。

首先，澄清了他的性质，可以避免理论认识上的迷茫和混乱，不必将宝贵的精力时间浪费在诸如与中国传统音乐学科有何异同，是涵盖或代替等无谓争论上。

其次，也更重要的是，使音乐人类学名实相符，就不会动摇中国音乐学者坚持自身研究传统的信念，而将其正确地放在方法论借鉴的位置上，由此扩展我们的研究思路和观念，发展和完善“中国的、传统的、音乐的”研究方法和道路。

音乐人类学传入中国的发展空间和效应将决定于中国学者的正确认识和正确运用。（责任编辑：陈娟娟）

① 音乐人类学，ethnomusicology的英译，实即30年前引入中国音乐界的民族音乐学，虽然近年有学者力辩两者是不同的学科，有关论述详参杜亚雄《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载《中国音乐》2009年2期；洛秦《称音乐人类学还是民族音乐学――论学科认识中的译名问题及其“解决”与选择》，载《音乐研究》2010年3期。但笔者认为两者在研究的对象、观念、方法和重心等方面并无实质区别。当代国外音乐人类学的领军人物也认为两者并无区别，故实无必要另立门户，将简单问题复杂化。本文凡论述音乐人类学这个概念时，一般将其与民族音乐学等同看待。

② 洛秦《称音乐人类学还是民族音乐学――论学科认识中的译名问题及其“解决”与选择》，《音乐研究》，2010年3期，第49页。

③ 洛秦《音乐人类学专栏》，“近年来,随着音乐学大学科在中国的蓬勃发展,音乐人类学在众多学者的参与和关注下,学科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对国外新兴学术观念的解读、本土理论和实践的积累和丰富、研究视角和领域的多元化和不断更新、优秀论著不断涌现,以及人才队伍的壮大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令人关注的是,频繁及高质量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极大地推动了学科发展。”《音乐艺术》，2009年4期。

④ 杜亚雄《“民族音乐理论”不是“民族音乐学”在我国的发展阶段》对争论双方的意见有详细的描述和分析，《中国音乐》，2006年2期，第8页。

⑤ 以上综合参考baike.省略/view/145919.htm“学科”、“专业”词条。

⑥ 详参中国音乐学网，省略/?uid-41144-action-viewspace-itemid-44426。

⑦ 目前美国音乐学界仍以民族音乐学的名称为主流，也有院校或学者标示音乐人类学旗号，但其理论和方法的基本主张实无二致。据笔者近期与杜亚雄先生交谈所知，美国印弟安纳大学有音乐人类学系，亦是仅有之例，且其师生并不真正研究音乐，也不具有音乐知识和技能，只是以音乐事项为切入点，研究民俗问题。

⑧ 从国内其它学科建设的实践经验来看，也有极少数学科先行建设硕士或博士生学位课程，但这究竟是特例，而且其学科建设目标仍然是要完善到本科生学位。

⑨ 这种情况在目前的教学实践中是比较普遍的。

⑩ 伍国栋《得失有三思，皆可以为鉴：民族音乐学理论及方法传承反思录》，《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16页。

B11 同前注，第15页。

B12 董维松教授是最早倡导“民族音乐学”的学者，后来逐渐发现其研究的重心、方法与他原来从事的中国传统音乐差异甚大，遂在困惑中表示不愿再列入其旗下。董维松《重提“民族音乐”及其学科名称问题》，《中国音乐》，2008年第2期，第13-15页。

B13 笔者在《民族音乐学在当代中国之命运》一文中对此作了必要的澄清和辩证，基本观点是，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是一物，而不必要强分为二，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与音乐人类学有很大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否则会造成无意义的理论混乱。见《艺术百家》，2011年6期。

B14 曹本冶《思想―行为：仪式中的音声研究》，《音乐艺术》，2006年3期，第91页。

B15 杜亚雄《为建立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学派而奋斗―――纪念“南京会议召开”30周年》，《艺术百家》，2010年3期，第105页。

B16 同前注，第103页。

B17 同上注。

B18 音乐人类学的倡导者洛秦教授早期认为音乐人类学是学科，近年倾向于认为是一种观念和思想，《称音乐人类学还是民族音乐学――论学科认识中的译名问题及其“解决”与选择》，《音乐研究》，2010年3期，第49页。

B19 同注①，第105页。

B20 同上注，第105页。

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 A Discipline or a Method?

PU Heng-qiang

(School of Music,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