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现象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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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际政治现象范文

“根据用户需求量身打造最适合他们的产品”

据刘凤君介绍：黄海客车百分之七八十的产品属于公交产品，多年的研发经验使其对公交车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认为，公交用车有着它不同于其他类型车辆的特点，与旅游、公路车比起来，它的标准化程度稍低，但它有个性化的元素在里面。即便是同一个城市，由于公交运营线路和客流组成的不同，所需车辆的配置都会有所不同。因此，公交车的研发比其他类型的客车都要难，一方面，它要紧跟客车技术发展的脚步，保证技术不落后；另一方面，它要适应不同用户的各种需求，需要根据情况单独研发，这对于企业的研发实力要求比较高。公交车最重要的指标是可靠性，技术方面不能太超前，因为技术过于超前就意味着会因路试不充分而可靠性不足，只有在技术选用上恰到好处才能保证其适用性。公交车产品的另一个特点是对智能化要求较高，超速报警、故障提示等功能都要具备。要想做好公交产品，就必须深入用户中了解其用车情况和需求，与其联合开发最适用于其工况的产品。公交用户在公交方面都是专家，他们掌握的用车、维修等方面的一手数据是客车生产企业没有的，因此，黄海客车向来注重与用户多交流，根据其需求来量身打造最适合他们的产品。“针对用户的产品开发，不仅仅看用户规模的大小，还要看这种需求是否具有代表性，如果具备代表性，那么这种产品很可能会被有同类需求的其他用户选购。因此，做研发不能太在意眼前利益，存在即合理，每一个用户的需求我们都会认真分析并尽可能满足。” 刘凤君如是说。

刘凤君还认为，定向研发是客车生产企业适应市场需求的一种手段，它要建立在平台标准化的基础之上。每一个类型的产品都有其经过市场检验后得到认可的标准化配置，这些元素是不宜轻易改变的。可以说，十年前的公交产品是为了变化而变化，总是在盲目求新，几乎一直在变化。现在尽管公交车不断追求着智能化、安全性、可靠性和经济性，但不少配置早已形成标准化。比如车辆的外观已经不再发生大的变化，车辆在电子控制和轻量化方面也成为较固定的产品特点，坚持标准化加上满足用户特殊需求是近年来公交车产品的研发趋势。黄海客车在这方面也是一直坚持，比如车辆对过热的保护装置已成为标配，虽然成本高了不少，但这是必要的技术，就要坚持使用。以石家庄公交为例，他们每批采购的黄海客车产品外观都相差不大，车辆的性能却在不断提升。几年来，从解决车辆散热性稍差的问题到装配自动变速箱、CAN总线，再到整车水暖通过空调的自动化控制，车辆性能稳中求进，他们在用车过程中反馈回来的信息也成为黄海客车进行产品升级的重要依据和参考。黄海客车的观点是：用户的要求都不是过分的要求，而是很实际的要求，在国家法规基础上进行人性化设计，根据用户用车工况进行技术匹配，这样的产品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未来的公交产品将会进一步向智能化发展，电子、智能控制及新材料的逐步应用将继续提高公交车的品质。公交产品会越来越好，黄海客车也会继续稳定产品质量，开发出更多适应市场的新产品。

“在产品设计平台化、标准化的前提下，进一步研究不同用户的不同用车工况”

对于一些公交公司提出的打造公交自己配套产业链的现象，刘凤君表示理解，他说：“对于大的公交企业来说，建设配套产业链便于他们提高维修保养效率，降低用车成本，并且便于对车辆的管理。”他认为，国外的客车企业与用户合作都是签几年的合同，公交企业今年下明年甚至后年的订单，这样客车企业就有足够的时间去研发车辆并进行充分的路试，产品的可靠性自然就高。国内的现状是，公交企业采购车辆前期都要做很长时间的准备，一旦下订单，几个月以后就要求提车，对于客车企业来说无法做到提前研发、提前准备，可靠性自然不及国外的客车产品。实际上，公交公司选中的整车及配套的产业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会进行优胜劣汰，这对于供应商来说也是种动力，只有倾力把产品做好，不断改变，不断创新，确保车辆良好的品质，才能长期在产业链中存在。

刘凤君向记者介绍了“曼”技术对黄海客车品质的提升作用，他表示：在黄海客车的很多产品上，都采用了德国曼的技术标准，比如在司机座位处、车外、乘客门处等地方，增加了在断水、断电等恶劣工况下都可以实现开启的控制装置，发动机舱还配备了自动灭火器和报警装置。公交车的安全性是第一位的，避免发生着火事故是重中之重。众所周知，线束和接插件往往是着火的根源，现代车辆的车载电子元件越来越多，电流一旦增大，处理不好就会增加着火点。所以，在设计中不仅要选用防水和高质量的电子元件，还要考虑发生电子短路后如何保护驾乘人员的问题。“曼”技术为黄海客车打开了思路——例如采用带有过流过热保护的电源总开关。并且采用两极保险，有总保险，在分路上也设有保险，以有效防止电器元件过载，消除了火灾隐患。

第2篇：国际政治现象范文

关键词：国库集中支付；县级财政；影响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是在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背景下实行的一项新的财政资金分配制度，通过网络技术将各级的财政系统连接在一起，将所有的资金收归国库进行统一管理，通过单一的国库账户体系与收款人建立联系，款项无需经过层层环节就可以直接到收款人的账户上，这大大减小了资金拨付耗费的大量时间，简化拨款流程，这样政府就可以在短时间内集中资金进行一系列的建设工作。此外，国库集中收付制度还加强了国家财政部门对资金的管控力度，通过国库集中收付很好的约束了县级财政部门的财务行为，极大的减少了一些不合理支出，这项制度可以很好的对整个资金的流向进行监督，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县级政府行为的滋生，对高效的县级政府的建立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后县级财政出现的一些问题

(一)县级财政的工作人员没有认识

到国库集中收付改革的重要性，施行过程中配合度不高很多县级财政部门的人员，在思想上没有充分认识到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的重要性，片面地认为这项制度会间接削弱财政部门的权力，并且在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实行之后需要财政部门工作人员做很多的准备工作，增加了相关人员的工作量，因此，这些人员在平时工作中配合热情不高，不是十分积极，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

(二)县级财政单位的直接支付，普及力度不够，依然沿用传统的授权支付形式

虽然国库集中制度已经在各个县级单位执行了一段时间，但是由于各种问题在县级财政单位的执行情况不是十分乐观。一方面，对于大额度的支付资金，一些单位会以各种理由将其转向授权支付，这样可以很好地脱离国家财政部门的监管，随意使用这部分款项。另一方面，由于财政款向的支付对象一般以个人居多，并且与个人的业务往来十分频繁，这需要有大量的相关配套设施进行支持，但是目前这些设备的数量还远不能够满足直接支付的需求。

(三)对于单位用款的监督、管控力度不大

国家财政部门对于县级单位的管控力度不大，大部分县级单位依然没有认识到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重要性，对于预算指标的理解不够透彻，在使用经费方面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没有形成明确的计划，没有严格按照集中支付的流程进行申报，这会使相关单位的用款脱离财政部门的管控。

(四)县级财政部门的网络建设落后

我国的财政系统内部的网络建设十分落后，财政内部的传输网络的质量参差不齐，网络系统内部的安全性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证。县级财政部门的日常工作量极大，很多的对账信息不能够及时提交。这种财政系统内部部门之间各自为战的局面需要及时改变，要加强系统之间的联系，提升工作效率。

(五)对于财政专户的管理不够规范

县级财政中的财政专户的数量很大，按照国库集中收付制度规定除了一些专用账户外，一些普通账户应该取消。虽然目前的账户数量相对变少，但是许多大型项目的支付款项需要通过专用账户来实现支付，这与国库集中管理制度实施的初衷正相反，不利于财政支付系统的统一。

(六)县级财政部门预算管理落后

县级财政部门具有极强的独立性，很多部门没有从根本上领会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的实质和意义。在实际的工作中依然套用之前的收支数据。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预算和支付程序，与银行之间的网络连接存在很大的问题，不利于款项快速支付。县级财政部门并没有建立专门的财政预算中心，这不利于改革的进一步推行。

二、推进县级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的措施

自2010年我国开始分批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之后，这项制度在我国各个县级财政部门推广开来，通过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很好的与国库建立直接联系，极大的缩短了财政资金收入和支出的时间，促进财政收付工作的科学化和规范化。但是我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执行的时间很短，制度的具体内容还不是十分成熟，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施行之后对县级财政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下文将一一阐述。

(一)加强对县级财政工作人员的培训，积极宣传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重要性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改革是我国财政部门依据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和财政传统的资金运行方式出现的缺陷进行的改革，这种改革使资金的运行方式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目前由于县级财政部门及其他单位对于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重要性的认识不足，使得这项制度改革的推行出现了很大问题。为了促进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推行要加强对县级财政工作人员的培训，此外，还要在各个单位分发学习资料，定期到各个单位进行关于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讲座，使相关人员在思想上能够认识到这项制度改革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这样才能增加财政部门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保证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顺利进行。

(二)加大力度对预算和资金收付进行规范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的关键是加强规范预算和资金收付程序。需要做到一下几点：第一，要加强收入和支出两个环节的管理，建立非税收收缴系统和国库集中支付系统，通过系统实现财政专户与国库的资金的直接流通，避免中间的一些环节。第二，各个县级财政部门要对各个项目进行详细的预算，保证预算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以促进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第三，减少财政专户的数量，明确直接支付的范围，以避免出现由于财政专户过多而影响财政部门的监管。第四，严格按照财政资金收付流程进行操作，避免一些代缴等问题。

(三)加强相关配套设施和服务的建设，为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提供良好的环境保障

为了为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保证，各级财政部门需要加大力度进行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具体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制定出一套科学合理的集中支付核算的制度规定，以促进相关单位进行核算工作的效率。第二，加大市场上POS机的投放力度，鼓励各个行业使用POS机，促进公共卡的实施。第三，各个单位要加强网络建立，提高各个部门之间的数据传输的数量和质量，鼓励网络公司开发新的财政收付系统软件，提高各范围资金的收付效率。

(四)加强收付流程监管，减少腐败问题的发生

很多单位腐败行为的产生都是由于国家财政部门对于该单位的财务流向的监管力度不够造成的。这需要财政部门对各个单位的收付工作进行监管，为此各个县级的财政部门需要建立专门的财政预算中心，以监管相关单位的资金收付情况，从源头上减少腐败现问题的发生。

三、结束语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进行的一项重要改革，对于我国政府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促进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的进行在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的同时，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县级财政部门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不利于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的进一步进行，为合理的解决这些问题。我国的县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培训和宣传，充分认识到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的重要性，规范预算和资金收付程序，进行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为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提供良好的环境，此外，还要加强收付流程监管，减少腐败问题的发生。最终充分发挥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作用，提供政府的服务水平，促进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林正书.县级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改革现状及其思考[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6，17：122-123.

第3篇：国际政治现象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情感互动； 互动效应

中图分类号： G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2－0096－03

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双方共同参与的双向交流过程，既是信息传递的过程，也是情感互动的过程，具有明显的互动效应。没有教育双方信息的传递，思想政治教育不可能顺利进行，而没有教育双方情感的投入和交流，思想政治教育则达不到应有的效果。教育双方情感交流产生的情感互动效应对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具有重要作用。著名的“罗森塔尔效应”就说明了教师对学生的情感倾注，对教育的成效影响甚大。实践也证明，教育双方情感互动缺乏，以及教育期待的丧失，往往是造成教育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必须努力实现教育双方的情感互动效应。

一、思想政治教育情感互动效应的内涵

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双方共同参与的双向交流过程。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双方的互动，在一定的形式下引发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心理反应、情绪变化和感受生成，成为一种全面、彻底的实质性互动，充分地将知识(信息)、思维、情感、意志、人格、思想、精神加以有机的整合，即协同发生信息的互动、情感的互动、思想的互动、精神的互动。其中情感相互交流产生的情感互动效应对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情感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双方认知、情感、意志、人格等多元因素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内在动力。思想政治教育双方全面互动的基础在于情感的沟通和相融，只有情感的相融，才能调动兴奋的情绪，推进信息、思想的互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双方的互动不应仅停留在信息、思想的交互活动层次，应该努力实现教育双方情感的互动和人格的彼此感染。最终达到精神互动的最高境界，使思想政治教育双方的人格精神在相互交流中相遇、碰撞和共鸣，超越形式，追求双方平等的心灵沟通，互相接纳、互相合作、互相包容、共同分享。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情感互动效应就是指教育双方情感互动的实际行为所引发的体现思想政治教育互动实质精神、有利于教育双方交流、教育效果落实、教育对象思想转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达成的效果和反应。在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情感互动效应促使教育双方从静态的交流转变为动态的交流，从单向的交流转变为双向的交流，推动教育双方从不平等的交流向平等的交流转变，使思想政治教育双方具有更强的主动性，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由单向的传授走向双向的互动。积极的情感互动有利于教育双方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式及具体活动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有利于教育双方对对方、对自我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有利于教育双方各自产生良好的心境。只有在情感活动中，教育对象的思想认识活动才能深深根植于其精神世界里。情感互动效应带来更真实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更容易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情感互动效应的演变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情感互动效应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它经历一个由“触动――共识”到“交融――共鸣”再到“自由――共享”逐渐演变的过程。

1.触动――共识

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所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规范与受教育者现有思想政治品德水平和状况的矛盾。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处于这一矛盾运动中，一方面，教育者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以及自身的品质、人格力量影响受教育者，促使受教育者达到社会发展需要的思想政治品德要求。另一方面，受教育者本人原有思想政治品德认识与社会发展所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规范存在矛盾和冲突，促使受教育者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以满足受教育者自身不断发展的教育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是达于人心的教育，情感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矛盾运动的动力。真诚的情感投入，是教育者与教育对象进行思想沟通的心理基础。没有任何感情的说教,再好的理论也不能真正为教育对象接受。良好的情感体验和态度定势还是教育对象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是形成良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开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如果教育双方缺乏情感的投入和交流，思想政治教育就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因此，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求教育者要触及受教育者的情感，教育者通过情感的力量作用于受教育者，以情感为动力引动，激发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受教育者则以情感为动力触发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同时以情感的力量能动地反作用于教育者，使教育者获得受教育者的反馈信息，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进程，教育双方互相触动、互相配合，启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双向互动，开启教育双方的共识过程，共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信息)的传递、思想的互动。

2.交融――共鸣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如果教育双方情感投入、互动和交融，就会引起彼此相同的感性冲动，会激起相应的情感体验或共鸣，产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认同愿望和信心，促进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性接受。一方面，教育者通过自己情感的投入，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作用，激发受教育者的情感，促使受教育者积极参与，主动交流，有计划、有目的地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另一方面，受教育者在教育者的引导、调控下，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式、方法，以及教育者本身所具备的内在素养产生认同并引起共鸣，投入情感，发挥主体的最大能动性，积极主动地参与，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真正实现。教育双方情感的共鸣会有效地促进彼此思想认识的趋同，使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要求以及教育者内在的人格力量产生感性上的认同，并纳入自己的思想观念体系之中，真正体现其中的价值，使之成为自己的思想观念直至理想信念，同时外化为自己的行为。教育者也能从受教育者中汲取思想知识的营养。教育双方在共鸣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3.自由――共享

思想政治教育情感互动效应最终演变的阶段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自由阶段。由于教育双方情感的互动和人格的感染，思想政治教育最终达到精神互动的最高境界，双方的人格精神在相互交流中相遇、碰撞和共鸣，超越形式，追求双方平等的心灵沟通，互相接纳、互相合作、互相包容、共同分享。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教育双方真正积极主动参与的过程，教育双方感性和理性上都达到了高度和谐统一。一方面表现为教育双方伦理关系的和谐统一。教育者不再是居高临下，对受教育者进行强压和征服，受教育者也不再是被动接受的对象，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在追求各自需要的过程中平等交往，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人格精神都得到尊重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充满着人性的光辉，富有人文气息。另一方面表现为教育活动的和谐互动。教育双方关系的平等营造了宽松、和谐的教育氛围，以轻松开放的精神状态投入教育活动，极大地调动了教育双方的积极性。在自觉自主的教育空间里，教育者充分发挥教育者的主导性作用，带动和提升受教育者的主体性，教育双方的独立性受到尊重，主体性得到发挥，教育双方相互配合，和谐发展。教育过程呈现前所未有的民主氛围，教育者智慧、知识、智能的审美体验达到了教育的最高境界――自由。在这样的教育情景中，教育者已超越了普遍的规范，达到了自由的境界；受教育者真正能体验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愉悦。他们在相互作用中进行智慧的碰撞、情感的交融和心灵的沟通，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得到创造性的实现，教育过程也就成了教育双方共同享受的过程。在这样的教育情景中，教育者能与受教育者像朋友般地交流感情――让心灵创造心灵，用尊严赢得尊严，用爱心激励爱心，用生命呵护生命，用自由唤醒自由，并以一颗赤诚的心去感受每一位受教育者的喜怒哀乐，进而把他们的精神生活引领向美好的思想自由王国。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情感互动效应最终达到教育双方双向的全面互动，在双向互动中表达各自对教育内容的看法和理解，进行精神的切磋，不断调整和改变不正确、不成熟的观点，进而形成正确、成熟的观点。通过教育双方双向、全面、有效的互动，不仅使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品德得到提高，还使教育者的思想政治品德得到升华，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想境界。

三、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情感互动效应的实现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互动效应，要求教育双方都能够接受对方的影响，适时调整思想政治教育的进程，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由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各自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因此，实现情感互动效应关键在于教育者要转变思想观念，以平等的姿态参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教育者应积极主动地从以下方面着手，使双方互动能够良性运行，收到成效。

1.投入感情，以“情”交“情”

情感的最大特点就是感染性。情感指的就是对“情”的“感动”，情感既能感动自我，也能感动别人。情感互动效应的发展形式固然表现为共鸣、沟通和交流，但首先需要调动、呼唤和诱导。因此，先要有情感的投入，有投入才有沟通和理解，投入越多，沟通和理解也越多。例如，对后进学生的思想教育，要想取得教育成效，教师必须首先投入情感，动之以情，使受教育者主动打开心扉。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居于主导地位，是教育的主导者，也是情感的传导者。教育者应当投入自己的感情，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情感因素，加深自己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情感体验，把教育内容的情感因素和自身情感体验结合起来，主动向受教育者传导，做到以“情”交“情”，促进双方情感的沟通和交流，使受教育者对教育者提供或传播、传递的情感教育载体产生亲和、认同并接受，唤起受教育者的情感共鸣，形成教育双方的良好互动，促使情感互动效应的产生。

2.坦露真情，以“情”换“情”

情感是资源，既有投资，也有回报。人们往往是在具有期望情感回报的关系中进行的情感投资。当然，情感交换会引起个人的责任、感激和信任感。情感交换具有互惠性和不可替代性，情感的投入主要期望的是情感的回报，情感上必须投桃报李，相互呼应，否则情感就难以再续。比如，父母与子女之间，一般地说，子女未成年时，父母对子女完全是一种感情投入，不图回报。然而，父母年老之时，则希望得到子女感情的回报。否则，就会出现矛盾和冲突，甚至亲情不再。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实现情感互动效应，要求教育双方特别是教育者对被教育者之间应当坦诚相见，坦露真情实感，自然流露对受教育者的尊重和信任。只有教育者真情实意，以“情”换“情”，受教育者才更会倾听其意见，尊重其观点，亲近之情才会油然而生，教育者的情感投入就会得到受教育者的情感回报，教育对象就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能够积极主动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3.设境促情，以“情”共“情”

具体可感的教育情境，可唤起教育对象求真、向善的信心与力量，让人的情感在伦理亲情、审美快乐、认识兴趣、理想憧憬等方面获得满足。一定的场景对人们的情感具有感染性。情感沟通的情境对彼此情感的沟通、交流、互动都有很大影响。情境的意义越明确，情感沟通、交流、互动的效果就越好。情感沟通的情境具有系统性、突生性，它可以超出沟通系统中个人的情感行为，从而有可能把不一致的个体情感行为引向情感情境要达到的系统情感目标。比如联谊会活动中，每个人参加联谊会的目标是不一样的，但在联谊会的情感氛围和情感逻辑引导下，个人的情感目标会变得模糊而边缘，而逐渐融入到整体性的情感沟通中，被系统的情感沟通目标所吸引、同化。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求教育者有意识地去利用、创设必要的情境，以促进教育双方情感的彼此互动，达成共享的体验。例如，利用香港祖国，载人宇宙飞船的成功等有利于振奋民族精神的重大事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可营造爱国主义氛围，激发人们共同的爱国主义情感。为此，教育者还要自觉放弃支配对方思想的欲望，切实尊重教育对象，乐于当好互动伙伴，尽可能扫除个人情感的“”，营造宽松和谐、积极愉快、互教互学的教育氛围，使受教育者敢于参与、乐于参与，创设一个彼此情感的沟通、交流、互动、共享情感体验的情境。

参考文献

［1］陈秉公．思想政治教育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张耀灿等．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朱小蔓．情感德育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4］郭景萍．情感的互动特质:交换、沟通与平等［J］.江汉论坛，2007（2）：138-142.

第4篇：国际政治现象范文

【关键词】 国企高管层； 激励与约束机制； 股权激励； 企业绩效考核指标； 经济增加值

一、国企高管层激励与约束机制

（一）国企、央企的界定

国际惯例中，国有企业指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在中国，国有企业还包括由地方政府投资参与控制的企业。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决定了国有企业的行为。国际惯例中，国有资产投资或持股超过50％的企业即为国有企业。在中国中央企业是最具代表性的国有企业。

中央企业，简称“央企”，通常指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管理的企业，是由国家直接创办、领导的企业。广义的中央企业包括三类：一是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企业；二是由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管理的企业，属于金融行业；三是由国务院其他部门或群众团体管理的企业。狭义上讲，中央企业是国资委监督管理的企业。本文中所涉及的中央企业是狭义的中央企业，是国资委网站上公布名单的中央企业。

（二）高管层的界定

我国《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中第二条规定，中央企业负责人是“指国务院确定的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下列人员：1.国有独资企业和未设董事会的国有独资公司的总经理（总裁）、副总经理（副总裁）、总会计师；2.设董事会的国有独资公司（国资委确定的董事会试点企业除外）的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总经理（总裁）、副总经理（副总裁）、总会计师；3.国有控股公司国有股权代表出任的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总经理（总裁），列入国资委党委管理的副总经理（副总裁）、总会计师。”本文研究的高管层包括年报摘要中披露的董事、监事与其它高级经理人员，具体包括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监事、总经理、副总经理、总裁、副总裁、总会计师、总经济师、总工程师、财务总监等。

（三）国企高管层的约束机制

我国《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中规定的央企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可以说是目前我国对国企高管层经营业绩的约束机制。该文件第八条规定“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指标包括基本指标与分类指标”。（表1）

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同时具有营利法人和公益法人的特点。因此，可以使用两种评价指标体系：公共绩效指标和财务绩效，同时辅之于其他绩效指标，并赋予不同权重。公共绩效的核心指标是社会贡献率，财务绩效的核心指标是国有资产增值率，其他绩效指标主要包括客户满意度、企业运营效率、企业创新能力等。

（四）国企高管层激励机制

为保证各类国有企业尽最大可能发挥各自的作用，国资委正在逐步实施国有企业高管层激励机制。其激励的形式有很多种，包括：薪酬激励、股权激励、控制权激励、行政晋升、声誉激励等。

1.薪酬激励。薪酬就是企业对员工为企业所做的贡献（包括他们实现的绩效，付出的努力、时间、学识、技能、经验与创造）所付给相应的报酬。广义的薪酬包括基本薪资、奖励薪资、附加薪资、福利等。激励是指通过调整外因来调动内因，从而使被激励者行为向提供激励者预期的方向发展的过程。薪酬激励的本质就是一种薪酬管理方式，它是以激励员工为目的，设计一整套具有激励作用的薪酬制度，运用具有针对性、激励性的薪酬实施方法，达到组织目标的薪酬管理方式。

2.股权激励。股权激励是一种通过经营者获得公司股权形式给予企业经营者一定的经济权利，使他们能够以股东的身份参与企业决策、分享利润、承担风险，从而勤勉尽责地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服务。现代企业理论和国外实践证明股权激励对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降低成本、提升管理效率、增强公司凝聚力和市场竞争力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通常情况下，股权激励包括股票期权（Stock Options）、员工持股计划（Employee Stock Owner Plans，简称ESOP）和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 Buyout，简称MBO）。

3.控制权激励。控制权激励指上市公司授予独立董事必要的控制权，这些控制权将为独立董事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提供便利。《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独立董事有对重大关联交易进行监督和检查、对公司的重大经营活动和董事任免发表独立意见、提议召开董事会或临时股东大会等一系列权利，同时赋予独立董事知情权。

二、国内外有关本题的研究综述

（一）国外管理层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综述

理论研究方面，从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最早提出“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命题，到70年代后信息经济学、契约理论、委托―理论都从不同角度对企业经营管理者行为的激励与约束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各种学说的代表人物如：由科斯开辟的交易费用理论；由威廉姆斯与克莱因开拓的资产专用性理论；由阿尔钦与德姆塞茨为先导的团体生产理论；由威尔森与斯宾塞等开创的委托―理论，将研究的视角延伸到企业内部最优激励与约束方案的设计；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里斯对激励理论做出开创性贡献；经济计量学会主席（1992年）、欧洲经济学会主席（1998年）让―雅克・拉丰对激励机制设计与信息经济学作出杰出贡献。从行为学角度提出与经营者行为密切相关的两种激励机制为：内容型行为激励理论和行为改造型激励理论。内容型激励理论代表人物和代表理论为马斯洛的需要激励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激励理论和赫茨博格的双因素理论；行为改造型激励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斯金纳的操作条件反射理论，海德的归因理论以及行为挫折理论等。

实证研究方面，西方学者以赞同管理层持股影响企业业绩的居多，但就管理层持股如何影响业绩却又有诸多不同意见：一部分学者认为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业绩具有单调的线性正相关关系；另一部分则主张二者非单调线性正相关。此外，也有一些观点认为二者之间缺乏显著的正相关性。

1.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Bebston（1985）的研究肯定了管理层持股的重要意义，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股东财富的变化与管理层持股价值的变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Jensen（1986），Hanson和Song（2000）则指出管理层持股有助于减少自由现金流量及成本，增加公司价值。管理层收购也从侧面支持了“有关论”。

Lambert和Larcker（1987）（LL）以1970―1984年的370家美国公司为样本，研究股票收益率和权益收益率在解释管理人员现金薪酬（工资加奖金）上的相对能力，如果薪酬计划和薪酬委员会把股票收益率作为衡量管理层经营业绩的指标，股票收益率就与薪酬联系更紧密；反之，如果他们用净利润作为衡量管理层经营业绩的指标，权益收益率与薪酬联系更紧密。

Morck、Shleifer and Vishny（1988）假设，管理人员持股会产生两种效应：利益趋同效应和防御效应。利益趋同效应预示着内部股权与公司资产市场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持续的正相关关系；而防御效应则意味着当内部股权比例达到某一范围时，二者负相关。随着企业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变化，两种效应此消彼长，从而决定了企业市场价值的波动变化。为了证明上述结论，他们以1980年《财富》杂志排名前500家公司中的371家为研究样本，以拥有的股份不少于0.2%的董事们的持股比例之和衡量管理层持股比例，采用托宾Q值测度公司绩效，对研究样本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段回归来研究管理层股权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发现管理层股权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非单调关系：在0%―5%这一范围内，托宾的Q值与董事股权正相关；在5%―25%范围内，托宾的Q值与董事股权负相关；而当董事股权超过25%时，二者再次恢复正相关关系。Morck还认为，正相关关系在小公司中维持较高的比例，在大公司较低。Morck的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很多研究都沿用了Morck的思路。

Hemalin and Weishach（1991）以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的142个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滞后公司绩效一期的管理层股权数据研究管理层股权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当内部股东持股比例分别在0%-1%，1%-5%，5%-20%和20%以上四个区间时，公司业绩分别呈上升、下降、上升、再下降的变化趋势。

Cho（1998）使用《财富》500强制造企业横截面样本作为研究对象，检验了管理层持股比例、投资和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表明，期权的内生性会影响公司投资，从而影响公司价值，公司价值反过来影响管理层持股比例结构。

Short和Keasey（1999）采用公司市场价值和账面价值之间的比例、股东回报率作为衡量公司绩效的指标，发现公司绩效是管理层持股比例的二次函数。该文证实的关系与Morck等类似，只是转折点较高。

Aboody和Krasznik（2000）以1992-1996年的1 264个不同的美国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把研究对象定位于这些公司的CEO们，因为CEO们控制着公司松弛的信息。所选择的样本公司给予CEO们4 426员工股票期权的奖励，这些奖励中有2 039是存在于有固定分红日的公司中，也就是说每年的奖励都在同一时间，因此CEO们知道员工股票期权的奖励什么时间发生。通过研究，他们发现，通常情况下存在员工股票期权的公司的CEO们在分红日之前会利用各种策略来操纵股票价格下降，之后又会采用各种策略操纵股票价格上升。

Griffith、Fogelberg和Weeks（2002）检验了日本银行的CEO股权结构和银行绩效的关系，当把经济绩效作为公司绩效时，商业银行的CEO股权与公司价值呈非线性关系。

2.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不存在相关关系。Demsetz和Lehn（1985）以1980年511家公司为样本，采用会计收益率与公司内部人持股比率进行回归，结果发现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Palia等（1999）证明了管理人员持有股权是内生决定的，他认为对于管理人员薪酬激励这样的合约，如果没有控制合约环境和公司类型的差异性所产生的研究结果将会具有误导性。Palia（2001）通过面板数据和工具变量解决了内生性问题，他的实证结果发现管理层持股水平和公司价值是正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

Demsetz和Villalonga（2001）将公司股权结构划分为管理层股权和大股东股权两部分，并将公司股权结构作为内生变量进一步研究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结果证实公司的所有权结构是一个内生变量，而与公司绩效无关。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国内理论研究开始于2001年中央政府公布《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的相关规范。理论界借鉴国外激励理论的方法来研究国内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问题、激励机制问题、产权问题，例如张维迎教授的《博弃论与信息经济学》为国内学者研究激励理论奠定了基础；刘兵教授撰写的《企业经营者激励制约理论与实务》以当代企业理论、经营者行为分析、经营者市场竞争与选择机制、经营者激励机制设计、经营者监督机制设计为线索，结合案例全面系统阐述企业经营者激励制约机制。

国内实证研究，主要参考国外相关分析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进行研究，发现高管层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或存在正相关关系或不相关性明显。

袁国良，王怀芳和刘明（1999）用净资产收益率衡量公司绩效并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表明：目前上市公司绩效和高管持股比例基本不相关，即使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和公司绩效的正相关关系也非常弱。

刘国亮和王加胜（2000）在此问题上所做的实证检验与Jensen和Meckling（1976）的结论相一致，即管理层持股比例（指最大的前五位由管理者持有的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与企业经营绩效正相关。

魏刚（2000）用加权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公司绩效变量，用高管总体持股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MSR）作为持股变量，用公司总股本（SIZE）表示企业规模变量，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实证检验不支持公司经营绩效与高级管理人员（指公司董事会成员、总经理、总裁、副总经理、副总裁、财务总监、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农艺师、董事会秘书和监事会成员）的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的假设。

于东智和谷立日（2001）研究表明：高级管理层持股比例总体上与公司绩效（净资产收益率）呈正相关关系，但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与公司规模负相关且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与行业和地区哑变量相关关系不显著。

童晶骏（2003）选择截至2002年实施股权激励的34家企业，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比较了1999-2001年这些企业与全体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和股票收益率，得出虚拟股票期权模式的业绩最好，管理层收购次之，然后是业绩股票，再是股票增值权。

徐大伟、蔡锐、徐鸣雷（2005）以实施了管理层收购的25家企业为样本，研究得出，当管理层持股比例处于0―7.5％的范围内时，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会提高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当管理层持股比例处于7.5％―33.35％的范围时，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会导致管理层对外部股东的利益侵占，增加公司的成本，从而表现为上市公司经营绩效与管理层持股比例负相关；而在管理层持股比例大于33.35％的情况下，持股比例的增加又会刺激管理者的经营行为，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的整体绩效。

魏锋（2006）采用单一方程进行OLS估计时，得出结论：管理层持股比例、公司投资行为与公司价值有非线性关系，当采用联立方程模型时，结果与单一方程估计的结果有较大差异；当以ROA度量公司价值时，公司价值影响管理层持股比例，但逆向关系不成立。

三、实证研究模型设计

（一）样本的选择及数据的提取

笔者选取2003-2007年我国中央企业五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利用SPSS分析软件对这些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在对企业绩效评价指标的确定上，采取调查问卷的方式，按照调查问卷的结果对中央企业的绩效评价所采用的指标分析确定。

（二）假设部分

以国资委的暂行办法中考核企业业绩的指标作为本篇文章考核企业业绩的指标，研究这些指标与高管层持股比例的关系，主要假设如下：

假设一：高管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经营绩效存在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关系

假设二：高管层持股比例与企业扣除非经常性收益的年度利润总额正相关

假设三：高管层持股比例与净资产收益率成正相关关系

假设四：高管层持股比例与其任职期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正相关

假设五：高管层持股比例与其任职期间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成正相关关系

假设六：高管层持股比例与企业经济增加值（EVA）成正相关关系

（三）模型部分

在以上假设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实施股权激励机制的央企在实施股权激励机制前后，企业绩效的变化情况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从有无股权激励两方面分别建立以下有关模型分析企业绩效，得出高管层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模型一：GP①=α+β×DIR+Control Variable+…+ε（i=1，2，3…n）

模型二：ROA②=α+β×DIR+Control Variable+…+ε（i=1，2，3…n）

模型三：CROR③=α+β×DIR+Control Variable+…+ε（i=1，2，3…n）

模型四：EVA④=α+β×DIR+Control Variable+…+ε（i=1，2，3…n）

（下篇见2009年第4期中）

【参考文献】

[1] 李增泉.激励机制与企业绩效.会计研究，2000，（01）.

[2] 潘亚岚，丁淑洪.国内外管理层股权激励的绩效研究综述.财会月刊，2008，（02）.

[3] 于东智.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的激励效用及影响因素.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09）.

第5篇：国际政治现象范文

关键词：森林保险；支付意愿；CVM；Logistic模型

中图分类号：F84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2.4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2-104-05

引言

森林保险是指森林经营者按照一定的标准缴纳保险费以获得保险人在森林遭受灾害时提供经济补偿的行为。相比较其他投资，森林生产具有周期长、灾害多、突发性强、恢复慢等特点，这决定了其经营管理和理赔方面必然有一定难度。同时，森林投资是典型的长期性投资并且受到其他风险的威胁，如各种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的特点是发生的概率低，但有可能造成严重的损害，像火灾、风暴等自然灾害可能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会对森林的价值产生毁灭性影响。

我国是森林资源丰富的国家，森林资源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提供了丰富的林产品，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因此在我国开展森林保险具有广阔的市场。2008年国务院公布的林权制度改革意见明确提出加快建立政策性森林保险制度，把我国的森林保险定位为政策性保险，加大政府对森林保险的支持力度。因此，政策性森林保险可以说是我国森林保险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我国森林保险起步较晚，覆盖率低，发展缓慢，到目前甚至出现业务萎缩的现象。尽管森林保险在经济较发达林区，已被一部分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林农所认识和接受。但是，在更多的林区，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西北地区，森林保险的意义和作用还没有被广大森林经营者所接受，对森林保险的必要性、迫切性认识不足。

目前国内对森林保险的研究集中在定性研究，主要包括对森林保险现状、运行机制、经营模式的研究，而比较缺乏对森林保险的实证研究，对林农购买森林保险支付意愿的研究也明显不足。而从广义上讲，林业属于大农业范畴，森林保险是农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且现有的对森林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大多集中在研究林农的个体特征，如林农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人数等，而忽视了研究森林保险的保障水平对需求的影响。本文将不再研究这几个传统的影响因素，转而重点考虑森林保险的保费设置、保额设置、政府补贴水平等方面对支付意愿的影响。

基于上述问题，首先，本文拟用CVM来研究林农购买森林保险的支付意愿，并估计出林农广泛接受的保险费率。其次，通过Logistic回归的方法来研究影响林农购买森林保险的因素。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一、研究假说

目前，森林保险的经营现状可总结为“三高三低”， 即高风险、高费率、高赔付和低保障、低覆盖、低投入。林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认知较少、需求意愿较低，但对规避火灾、风灾及病虫害造成的林业生产风险的需求强烈。综合现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本文的研究将影响林农购买森林保险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划分为三大类：第一，林农的基本状况，包括林农家庭年均收入、林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所经营林地是否遭受过损失；第二，林农对林业生产风险的认知程度，包括森林保险的重要性、林农对森林保险的了解程度两个变量；第三，森林保险的保障水平，包括保额设置、政府补贴比例、保费三个变量。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一：在反映林农的基本经营状况中，林农家庭年均收入、林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所经营林地是否遭受过损失均正向影响林农购买森林保险的支付意愿。

一般认为，林农的家庭年均收入越高，则其可支配收入越多，越有能力来购买森林保险。若家庭中林业收入占的比重较大，则意味着林农家庭收入来源渠道越窄，能够分散的风险越少，林农更需要购买森林保险来规避风险，保障其收入的稳定性。林农所经营的林地是否遭受过损失也对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如果林农在过去遭受过损失，根据他们的经验，应该更倾向于购买森林保险，减小再次遭受损失的可能性。

假说二：在反映林农对林业生产风险的认识程度中，森林保险重要性、林农对森林保险了解程度和林农的风险偏好程度正向影响林农购买森林保险的支付意愿。风险偏好程度对林农支付意愿的影响不确定。

林农对森林保险重要性的认知程度直接影响林农的投保决策。一般情况下，林农如果认为森林保险重要程度越高，其投保意愿则越强烈，相应地保险支付意愿就越高。其次，林农对森林保险政策了解越多，就越能认识到森林保险的保障作用，林农的支付意愿就会更高。林农的风险偏好不同，其保险支付意愿也相应有所差别。林农按风险偏好的不同，一般可分为风险偏好型、风险中性型及风险规避型三种。那些风险偏好型林农通常偏好高风险、高回报的森林保险产品，他们愿意为获得高额赔偿支付较高的保费，因此，其保险支付意愿相对较高。

假说三：在反映森林保险的保障水平中，保额设置、政府补贴比例会正向影响林农的支付意愿。保费则会负向影响。

一般情况下，保额设置越高，对林农的保障水平越高，林农的支付意愿越强。而加大政府补贴会降低林农的负担，林农的支付意愿自然会提高。保费越高，林农的生产成本更高，对其经济收益越不利，会打击林农的购买意愿，因此会负向影响林农的支付意愿。

二、研究方法――条件价值评估法（ CVM）

由于准公共物品的经济价值难以量化，森林资源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其经济价值评估一直是环境经济学研究中的难题。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1963年，Davis首先将条件评价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简称CVM）应用在美国缅因州森林资源规划的研究中。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CVM被广泛运用于计量包括森林、自然保护区、濒危物种、环境资源等多种物品的效益。目前，CVM已成为评价非公共物品经济价值最为常用的方法。

CVM法是在把非市场环境资源或服务置于假想市场，由访问者提供假设市场信息，并直接向受访者访问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支付意愿价格（ Willingness to pay，WTP） 。CVM主要透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将受访者的偏好倾向用货币价值来表示，以了解受访者对非市场商品愿意支付的货币数量。CVM常用的询价方式有两大类：一类是可以直接得到受访者支付意愿金额大小的开放式询价法（open―ended bidding）；一类是不可以直接得到支付意愿值，只能知道受访者对某一支付意愿水平意愿的封闭式询价法（ close-ended bidding） ，受访者在给定的初始支付水平上是否愿意支付，如果愿意，询问其在更高的水平上是否愿意支付，故又称为二分选择式询价法。封闭式询价法仅要求受访者回答愿意或不愿意支付某金额。由于只需回答是与否，目前封闭式询价法在CVM中运用更为广泛。Logistic的基本模型如下：

Hanemann认为在CVM 研究中，受访者的支付意愿呈Logistic 分布，受访者的支付意愿价格为解释变量，受访者接受该价格的概率为被解释变量，对Logisti 回归模型结果在区间（ 0，+∞） 积分得到WTP 的期望值。具体计算公式为：

（2）式中， ？茁为支付意愿价格的回归系数， ？琢为回归常数项。本文将采用CVM分别计算林农购买森林保险平均支付意愿价格、林农愿意支付保费比例、林农期望政府补贴水平3 个反映林农对森林保险支付能力的指标。

三、数据来源及描述性分析

本文以湖南省为研究对象。湖南省是我国的林业大省，拥有丰富的林业资源，被誉为自然宝库。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省不断深化林业制度改革，实现了有林地面积、森林覆盖率、活立木蓄积量“三增长”。至2011年，湖南省的森林覆盖率达57.13%，森林蓄积量4.16亿立方米，创造林业产业总产值1445亿元。2009年，湖南省被国家确定为首批政策性森林保险试点的省市之一。国家希望通过森林保险更好地建立起一套林业支持和保护体系。2010年湖南省投保的林地面积达到了769.73万公顷。中央财政补贴7879万元，省级财政补贴4618万元。政策性森林保险极大地调动了林农的积极性，促进了湖南省林业的发展。因此，以湖南省作为研究地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本文选取了湖南省浏阳市、冷水江市和新化县作为调查点，主要运用入户问卷调查的方法，调查了200户林农，经过逻辑检验与筛选，最终采用的有效问卷为190份，有效问卷率为95%。有效样本中118户（62.1%）购买了森林保险，72户（37.9%）没有购买森林保险。

在被调查林农的基本状况中，81.2%的林农对生产劳力基本满足，占到了相当高的比例。林农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农业（42.7%），但是林业仅次于农业，排在第二位，因此林业对林农的收入也至关重要。在家庭年均收入方面，林农的家庭年均收入主要集中在1-5万元。而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也占到了20.2%，可见家庭收入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林农的购买力。在林业占总收入比中，林业所占比重较低，有78%的林农，林业占其总收入不到30%。

四、测度林农保费支付能力

（一）林农意愿支付保费

将林农每亩意愿支付的保险费分为：0.5元、1元、1.5元、2元、2.5元五档，以递增的方式询问林农对保费是否能接受，直到回答林农回答“否”为止。由SPSS18.0估计出（2）中参数，结果如表2。

由表2可知，两个参数均通过t检验，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林农平均意愿保费：■。从结果可以看出林农每亩愿意支付的保费为0.6994元。

（二）林农意愿支付比例

同理，将林农意愿购买森林保险的支付比例分为五档，分别为：20%、40%、60%、80%、100%，以递增的方式询问林农愿意支付的比例，直到林农回答“否”为止。估计结果如下。

由表3可知，林农平均意愿保费：

■，从结果可以看出林农愿意支付的保险比例为28.10%。

五、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变量选择

（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

（三）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从表5可以看出，模型整体拟合度较好，变量当中林业占家庭收入比重（X2）、经营林地遭受损失（X4）、对森林保险了解程度（X5）、保额设立（X7）、政府补贴比例（X8）、保费设立（X9）对农户购买森林保险的决策有影响。

影响显著的变量解释如下：（1）林业收入占林农家庭年收入的比重越大，其对森林保险的支付意愿也越大，且系数达到0.881，表明加权林业收入占其家庭年收入比重每增加一个单位，购买森林保险的比率将增加0.881。一般来说，一个家庭收入来源有很多种方式，如非农就业、养殖业等，而多样化的收入来源可以分散林业生产的风险。林业收入占其家庭年收入的比重越高，其相对抗风险度越低，其对森林保险的支付意愿就越高。（2）在经营林地是否遭受损失中，有过损失经历的林农明显更愿意购买森林保险，相反没有遭受过损失的林农则购买意愿较低。（3）林农对森林保险了解程度对购买森林保险有正向的影响，说明林农越了解其面临的风险，就越愿意购买保险。（4）保额设立对林农购买森林保险有正向影响，当保障水平越高，林农的参保积极性越高。（5）政府的补贴比例也正向影响林农对森林保险的支付意愿。当林农获得的森林保险保费补贴比例越高，则在现有水平下购买森林保险的可能性越大。（6）保费设立则负向影响林农，如果保费越高，在相同保额水平下，林农的保障水平变低，那么林农购买森林保险的意愿将降低。

影响不显著的变量解释如下：（1）家庭收入水平对于森林保险购买决策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是一方面由于家庭收入较高的农户对森林保险的购买力也较强，而另一方面由于自然灾害对林业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不会对家庭收入造成较大影响，这样林农购买森林保险的可能性也会降低。（2）通过逐步回归法发现森林保险的重要性与林农对森林保险的了解程度存在多重共线性，在将森林保险的重要性这一变量剔除后，模型得到优化。（3）风险偏好程度对于森林保险购买决策影响不显著。理论上风险规避型的林农购买森林保险的可能性越大，但是林农更关心的是森林保险的保障水平，风险偏好程度与林农的支付意愿关系不大，因此对林农购买森林保险的决策影响不显著。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以湖南省的森林保险为例，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获取数据，通过构建logistic模型分析了林农对森林保险的支付意愿和主要影响因素，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点：（1）林农意愿支付的保费为0.6994元/每亩。（2）林农意愿支付森林保险的比例为0.2810。（3）在影响林农购买森林保险的因素当中，林业占家庭收入比重、经营林地遭受损失、对森林保险了解程度、保额设立、政府补贴比例、保费设立对林农购买森林保险有显著性影响。

（一）提高林农对森林保险的认知程度

林农对森林保险的了解程度与支付意愿呈正相关，因此提高林农的了解程度至关重要。但林农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对森林保险的了解程度有限，无法预测到在林业生产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对依靠保险来管理林业风险持怀疑态度。政府应加强宣传力度，向林农普及森林保险知识，减少保险信息的不对称性，强化林农风险意识，转变林农对森林保险的态度，引导林农树立正确的认识。只有使林农充分认识到森林保险对其自身生活的保障意义，增强其对森林保险的信心，才能提高其参保意识，扩大森林保险的有效需求。在宣传内容上，要形成政策宣传的合力，将林改各项规定和条文编印成册发放给林农；在宣传渠道上，要拓宽林保的宣传渠道，以电视、广播和专栏等方便快捷的媒体为主阵地， 以县级林业站和林业服务中心为宣传组织载体， 以小册子、光盘、黑板报、宣传栏、宣传画、标语为宣传具体形式。

（二）加大财政对森林保险的扶持力度

从支付意愿的测算我们可以看出，林农愿意支付的比例为28%，即林农愿意支付的比例在三成左右。若政府的补贴过低，林农将不愿投保。其次由模型结果可知，保额的设立和林农的支付意愿呈正相关。因此，通过提高商品林的保费补贴比例、保额的方式，能有效提高林农参与森林保险意愿的积极性。由于现阶段政策性森林保险主要保障林农的再生产能力，因此宜选用保成本的方式对参保林农进行保障，这样，政府的负担也相对较小。政府对林农的补贴可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并根据不同保险对象和保险标的给予不同的保费补贴。比如对林业占总收入比重高、劳动力有限的家庭给予较高的补贴。

（三）积极开发多样化的森林保险产品

由于当前森林保险市场不活跃，保险种类较少，林农往往无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险种，险种的单一影响了林农的投保意愿，这也不利于森林保险市场的发展。所以，应积极开发森林保险产品，尽可能覆盖林农对森林保险的需求，从而促进森林保险市场的活跃和完善。对此，相关林业职能部门应积极联合保险部门，拓宽保险险种，创新投保形式，创建一个适于林农群体的保险模式，使保险能够保成本、保产量、保收入，同时应简化保险办理程序，大力宣传森林保险优势，充分调动林农投保的积极性，使森林保险市场活跃起来。其次，通过调查数据发现，林农对火灾险和病虫害险的需求较大，因此在险种的设立上，首先应考虑病虫害险和火灾险，同时我们还可以根据灾害发生的季节特征，具有针对性的建立病虫害与火灾的季节性保险，险种越详细，林农的选择余地就越大，这样有利于森林保险市场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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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孙香玉.保险认知、政府公信度与农业保险的需求――江苏省淮安农户农业保险支付意愿的实证检验[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1）：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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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轻.影响农户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决策因素分析――基于数学期望理论的视角[J]. 农业保险， 2011， （03） ： 88-90.

[8] 杨琳、石道金.影响农户森林保险需求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对浙江省156户农户的调查[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3）：103-107.

第6篇：国际政治现象范文

[关键词] 普罗布考；高甘油三酯血症；急性胰腺炎；脂质过氧化

[中图分类号] R9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3）04-0012-03

高甘油三酯血症（hypertriglyceridemia，HTG）已成为继胆源性和酒精性之后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AP）的第三大病因[1]。据报道，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hyperlipedemic acute pancreatitis，HL-AP）约占全部胰腺炎的10%[2]。而且，一项研究揭示大约有56%的妊娠期胰腺炎由HTG引起[3]。尽管HL-AP已相当普遍，其具体机制尚不清楚，脂质代谢的异常被认为与之相关。研究者认为血浆甘油三酯（TG）水平>1 000 mg/dL（11.3 mmol/L）是胰腺炎的触发点[4]，高TG水平组成的乳糜颗粒将血清变成乳汁状，此时体内自由基的产生和清除之间失去平衡，增加体内氧化应激水平，特别是增加脂质的过氧化。普罗布考具有降脂、抗氧化的作用，可降低体内氧化应激水平；亦有报道普罗布考可影响体内炎症因子的水平[5]。本研究通过建立HL-AP金黄地鼠鼠模型，研究普罗布考在HL-AP中所起的作用，现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剂

普罗布考由北京维信康医药有限公司提供；血脂检测试剂盒均购自中生北控生物技术公司；MDA/SOD和T-AOC 检测试剂盒购自南京建成生物有限公司；淀粉酶测定试剂盒购买于四川迈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脂肪酶检测试剂盒由上海荣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肿瘤坏死因子（TNF-α）、白细胞介素6（IL-6）、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试剂盒购自上海康成生物有限公司。

1.2 动物和饲料

6～8周龄雄性金黄地鼠（golden hamster）60只，体重90～110 g，购自南华大学医学部动物实验部，于南华大学医学部动物试验部饲养，温度（23±1）℃，自然光照，自由饮水，给予专用饲料，动物在实验前适应性饲养1周。普通饲料和高脂饲料（10%猪油，2%胆固醇，88%普通饲料）均购自南华大学医学部动物试验部。

1.3 方法

1.3.1 HTG模型的建立 60只金黄地鼠饲喂高脂饮食3周，喂养前后均行尾静脉取血检测甘油三酯及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的含量浓度，前后比较升高10倍以上，HTG成模。

1.3.2 HL-AP模型的建立 将上述HTG模型随机（抽签法）分为2组：对照组（D），n = 30，继续高脂饮食饲喂1W；普罗布考治疗组（P），n = 30，高脂饮食的基础上加用1%普罗布考1周，胰腺炎模型诱导前禁食水12 h，20%L-精氨酸溶液腹腔注射3次，2.0 g/kg 体重，间隔1 h。模型诱导后予动物进食水。

1.3.3 血液样本 在L-精氨酸最后一次注射后0、3、6、12、24 h取血液样本，然后处死动物。

1.3.4 血清脂质及炎症因子的测定 取血液样本，离心（4 000 r/min×15 min，4℃），制备血清，酶比色法检测试剂盒测定血清中三酰甘油、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的含量；ELISA法检测血清中炎症因子TNF-α、IL-6的水平。

1.3.5 血清生化测定 取血液样本，离心（2 800 r/min×20 min，4℃）去除乳糜颗粒，按试剂盒说明测定淀粉酶及脂肪酶活性，硫代巴比妥酶法测定血清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的含量，比色法测定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及总抗氧化能力（total antioxideiative）。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其中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以P < 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金黄地鼠血脂水平的变化

当金黄地鼠饲喂3周后，血脂水平明显升高（甘油三酯1336.3±83.2 vs 82.3±5.1，P < 0.05；总胆固醇1562.5±130.3 vs 243.2±28.1，P < 0.05），80%的金黄地鼠血清甘油三酯水平>1 000 mg/dL，较对照组升高10倍以上，而加用普罗布考后，可降低血清中甘油三酯及总胆固醇的水平（P

2.2 血清淀粉酶和脂肪酶活性

根据血清淀粉酶及脂肪酶的水平可以评估胰腺腺泡细胞的损伤情况，如表2、表3所示，金黄地鼠血清淀粉酶及脂肪酶在L-精氨酸最后一次注射后3、6、9 h即上升，24 h下降。P组各时间点与D组比较，均低于D组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3 血清MDA、SOD、T-AOC的水平

高脂饮食后MDA的水平显著高于高脂饮食前（6.17±1.03 vs 2.54±0.52，P < 0.05），SOD及T-AOC 的水平则低于高脂饮食前（SOD 286.25±55.41 vs 342.52±65.60，P < 0.05；T-AOC 2.37±0.51 vs 4.22±0.91，P < 0.05）。而与D组比较，普罗布考治疗组的SOD 及T-AOC水平增高（P < 0.05），而MDA 的水平则有明显的下降（P < 0.05）（表4）。

2.4 血清细胞因子TNF-α的水平

D组血清细胞因子TNF-α在造模后3 h即升高，24 h达峰，P组血清TNF-α水平较D组同时间点3 h、6 h、9 h、24 h均有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表5）。

2.5 血清细胞因子IL-6的水平

D组血清细胞因子IL-6在造模后3 h即升高，9 h达峰，P组血清IL-6水平较D组同时间点3 h、6 h、9 h、24 h均有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表6）。

3 讨论

HTG与AP关系密切，据报道HL-AP已占所有胰腺炎的10%；甚至有报道显示，大约有56%的妊娠期胰腺炎由HTG引起。HL-AP既表现出AP的共性，又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其重症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病因引起的胰腺炎，并发症、合并症亦明显增多[6]。鉴于其基本机制尚不明确，我们有必要建立一种动物模型，研究降脂药物对其的效能。

HTG时，机体存在氧化和抗氧化的失衡，脂质的过度氧化产生氧自由基，自由基在体内蓄积，损害机体，破坏细胞器，激发信号转导通路导致微细胞结构损伤及纤维化[7]。另外重症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时，胰腺局部和胰外脏器在多种炎性因子作用下，血浆成分大量渗出，血液浓缩；此时高脂血症时存在的脂质紊乱，致胰腺微循环障碍进一步加剧，从而导致胰缺血、胰梗塞以及严重全身性炎症综合征或多脏器功能衰竭等严重[8，9]。

普罗布考是降脂、抗氧化剂，同时具有抗炎症反应的作用[10]。有研究表明，普罗布考分子内所含的酚羟基易被氧化而发生断链，结合氧离子形成稳定的酚氧基，从而有效降低血浆氧自由基浓度，减轻氧化损伤[11]。

本实验通过建立HL-AP金黄地鼠动物模型，检测MAD、SOD和T-AOC等反应机体氧化应激的指标。MDA的量常常可以反映机体内脂质过氧化的程度，SOD可以反应机体清除氧自由基的能力，而T-AOC则可反应对机体总抗氧化能力大小[12]。结果显示，普罗布考可以减少MDA的含量，升高T-AOC及SOD 的水平，提示在模型中普罗布考起着抗脂质过氧化的作用。

细胞因子的过度释放学说是目前AP的机制的热点学说。本实验研究结果显示，与D组相比，P组细胞因子TNF-α、IL-6在同时间点低于D组，在3 h、6 h、9 h、24 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提示加入普罗布考后血清炎症介质TNF-α、IL-6水平降低，说明普罗布考有效减轻了胰腺的炎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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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akorafas GH，Tsiotou AG. Etiology and pathogenes of acute pancreatitis[J]. J Clin Gast roent erol，2000，30：343-356.

[10] 龙峰，段纯，何卫恒，等. 普罗布考对高脂血症大鼠肝脂质过氧化的影响及机制[J].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08，18（21）：3130-3133.

[11] Umeji K，Umemoto S，Itoh S，et al. Comparative effects of pitavastatin and probucol on oxidative stress，Cu/Zn super oxidedismutase，PPAR（gamma）， and aortic stiffness in hypercholesterolemia[J]. Am J Physi ol Heart Circ Physiol，2006，291：2522-2532.

第7篇：国际政治现象范文

（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高等教育国际化”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研究视野。在梳理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了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现状，并归纳了高等教育国际化视角下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点。

关键词 ：高等教育国际化；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4．034

伴随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文化多样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世界呈现出全方位的密切沟通和相互影响，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这种沟通和影响下的必然产物，高校肩负起文化传承创新的新使命，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

1 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现状

1.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并没有“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1924年，国际跨文化教育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cultural Education，简称IAIE）在英国伦敦成立，其后协会着手创办了《Intercultural Education》杂志，专门探讨“跨文化教育”的问题。国外学者们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

（1）对跨文化教育必要性的论证。德国的克里斯托弗·乌尔夫（2010）教授曾指出：“对未来的人类而言，有必要在教育体系中引入以和平与社会公正为导向、旨在可持续性的跨文化教育视角”。

（2）对指导跨文化教育实践理论流派的研究。影响较大的理论流派有：①“文化变迁论”，指出“文化接触的作用和影响具有双向性”；②“文化同化论”，以1964年高顿的“ 同化七阶段说”、70年代美国社会学者葛瑞利的“同化六阶段说”最为著名；③“文化融合论”（20世纪初），主张“在互相吸收其他民族包括主流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同时，部分地放弃或修正本民族的文化，将各民族的文化融合起来，从而共同创造一种综合的、新的第三种文化”；④“跨文化适应论”，即从个体的角度研究在对异文化适应中的心理反应和变化过程；⑤“跨文化交流论”，提出了文化交流的三种不同类型： 第一种是不发达民族向发达民族学习，第二种是将自己的民族文化移植和普及到其他民族中，第三种是平等看待民族文化异同并能相互理解；⑥“多元文化论”（1915），主张尊重各阶层、各民族的文化，实现社会的多样一体。

（3）对跨文化教育在各国的实践现状研究。Slgrid Luchtenberg，Philip Hermans，Nektaria Paleologou， Mikael Luciak和Gabriele Khan-Svik，Rosa Maria Rodríguez Izquierdo、Abdeljalil Akkari分别研究了跨文化教育在德国、荷兰、希腊、奥地利、西班牙等国的现状，提出了加强跨文化教育的建议。

1.2 国内研究现状

田雨、张荣华在论文中明确出现了“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提法。国内对“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探讨大部分都融入在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中，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跨文化境遇”研究。这部分研究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将视野集中在多元文化背景给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心理状态带来的巨大影响。较具代表性的有：方国才；马进甫；许国彬等；马艳妮；李辽宁；邹磊磊等。第二类是对跨文化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研究。如：付用兰；林青；张荣华等。第三类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跨文化教育实践的对策研究。如：李炳元提出，要“通过跨文化选择、协调、化解冲突和融合，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第四类是对国外跨文化教育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与借鉴研究。如：黄志成；陈正、钱春春；赵萱；彭静敏；徐斌艳等。

总的来说，“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研究相对不足。一是研究的系统性不强。分析跨文化教育的意义、目标、原则的论文较多，而系统地从实践角度进行的研究较少。二是研究的深度不够。研究多停留在经验层面，尤其针对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跨文化教育研究多聚焦在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升层面，对于如何解决好大学生在文化碰撞、选择、融合中的思想深层问题少有涉及。三是研究的时代性不突出。从高等教育国际化视角去研究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问题的很少。

2 高等教育国际化视角下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点

2.1 主动性与互动性统一

与“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经常相提并论的一个概念是“多元文化思想政治教育”，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家逐渐认识到两者的本质区别。多元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主张非主流文化能被主流文化被动接纳，而高等教育国际化视角下的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提倡的是主动关注多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是促进各种文化在社会中平等交融的一种动态过程，即在教育中主动关注不同文化的差异，研究不同文化对学生的影响，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能够相互理解、共同学习；是通过教育活动在不同文化团体之间发展一种能够平等共处的生存方式。

2.2 民族性与融合性并存

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价值是引导大学生主动接受并理解文化差异，这要求教育过程既要强调民族性，又要兼顾融合性，也就是说我国的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要在保留中华民族原有文化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教育环境，发展新的教育途径来培养大学生的个性和品质。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带来的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日益频繁，人才流动性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强，我国很多优秀学生留学海外，给他国的民族文化注入了新鲜元素，同时，国外优秀人才也不断涌入中国，给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

2.3 主导性与自构性结合

一方面，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实施者应是学校。学校教育对推动社会先进文化发展贡献巨大，学校通过教学与实践，不仅教会学生了解自身文化，还教会他们了解他人以及世界的文化与历史，增强对社会的包容力。以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依然应该成为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另一方面，“每一代人对自己的文化都有一个重新发现和理解的过程，每一代人不仅学习自己的文化而且重新建构自己的文化”。开展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正是大学生自我价值的构建，其核心是发挥学生对自身文化系统的调适功能，建立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同感、自信心和自觉性。

综上所述，充分了解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现状，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视角把握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才能更好地应对思想政治教育中文化价值观的碰撞与交融，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力，提升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 克里斯托弗·乌尔夫．作为跨文化教育的教育：一场全球变革［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0（4）

2 王军．世界跨文化教育理论流派综述［J］．民族教育研究，1999（3）

3 李炳元．论跨文化教育观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运用［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11）

4 简·奈特．刘东风，陈巧云译．激流中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变革与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 黄志成，魏晓明．跨文化教育——国际教育新思潮［J］．全球教育展望，2007（11）

第8篇：国际政治现象范文

 

二战后，新制度主义逐渐成为政治学比较推崇的研究方法，它认为即使制度对政治行为和政治抉择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但并不是起决定性作用。新制度主义认为需要深层次地考察和分析制度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并将个体行为放在历史条件中进行考虑，通过运用归纳法形成较成熟的理论，然后再对国际政治展开研究。新制度主义拓宽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领域，特别是对国际政治学学科研究领域具有重大启示。

 

一、新制度主义范式的兴起与演进

 

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从对制度的普通研究转向对制度主义的研究。彼得斯认为，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属于旧制度主义研究，经过行为主义流行的30年后，新制度主义在政治学中开始兴起。新制度主义学者反对把行为界定为政治分析的基础，用行为去解释政治现象是不具备说服力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发生在某种特定的制度环境之内的，这种行为才能充分地被理解。因此，有学者大声疾呼“重新发现制度”“回归国家”与“回归制度”，但“回归国家”似乎并无特别新颖之处，人们不应该简单地接受制度的一般定义，而应该使其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途径。

 

二战结束后，西方社会科学逐渐以美国为重心，欧洲失去了传统的学术中心地位，在欧洲盛行的历史分析范式、制度—法律分析范式及哲学思辨传统也逐渐被重视实证、数量分析方法的科学主义所取代，定性研究和价值判断在研究中被最小化。经济学随着日益强大的经济领域力量凸显了其显学地位，并逐步得到确立，它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推动了崇尚个人主义和以市场原则的自由文化扩张，并使这种文化发展为新理论范式的基本框架。理性选择范式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产生的，并发展成为社会科学的主流范式。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兴起并迅速主导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其研究方法形式客观、中立，论据实证并能近乎精确地解释政治活动，这是传统的研究方法无可比拟的，行为主义因其独特的优势取得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话语权。行为主义是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重大革新，但其用科学标准来衡量社会政治现象似乎脱离了实际，暴露出了对社会价值观的忽视，研究的形式主义和数理语言难以表述的困难，导致其会容易遗忘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各种研究范式开始尽显其能，取长补短，交叉与融合，逐渐打破了行为主义在各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新制度主义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领域巨大成功的影响下，为了矫正行为主义方法中过于关注政治个体及其行为，忽视宏观和中观层面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环境因素对结果的影响而产生的。实际上，新制度主义并没有完全放弃旧制度学派的一些合理“内核”，和旧制度主义学派用静态眼光看制度不同，新制度主义用动态的眼光综合分析经济运行理论、政治行为和制度的作用。因此，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不是制度分析范式的简单回归，而是其向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发展。

 

二、新制度主义的解析

 

新制度主义最早从经济学中兴起，由于有学者不满意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对于“政治”“国家”“制度”的轻视，将政治的分析片面地建基于个人主义之上，才被引入政治学研究。新制度主义是对行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反思，其主要内容有：

 

首先，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在制度因素中结构与人哪个更重要?行为主义强调“人”的重要性，而新制度主义认为对人的独立影响作用的研究应该放在对社会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这样才能获取有力的解释论证。新制度主义着重分析制度对人的行为、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并认为制度约束人类的行为可以促进行为的规律和规范，增强解释和预测的可靠性。新制度主义认为人类接受制度的约束，同时制度又是人类行为的结果，所以新制度主义必须解释作为个体的人接受制度约束的原因，不同的解释促成了新制度主义不同流派的产生。新制度主义各流派认为政治的核心要素包含制度，制度是政治管理和解释政治现象的有效工具;个体及其行为虽然很重要，但必须把个体放进一定的制度背景中进行分析。

 

相比旧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在强调制度重要性的同时，更注重分析个体偏好行为，这增强了新制度主义的解释力。新制度主义丰富了“制度”内涵，制度还包括非正式的结构、惯例和观念。旧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普遍以整体主义为主，而规范制度主义类似整体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典型的个体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则居中。与旧制度主义相比，尽管新制度主义在发展研究的可传递性、可重复性、量化等方面还不完善，但新制度主义更加重视理论的发展和方法论。

 

按影响力不同，可将新制度主义分为以下三大类范式。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发端于以罗纳德·科斯和奥利佛·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科斯认为在制度选择中交易成本权衡很重要，引起了经济学中的新制度主义革命，威廉姆森则提出了将交易成本推理操作化，他认为制度环境是政治制度存在的表现形式。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源自于对政治制度本身进行交易成本分析。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每个政治个体都有固定的偏好，实现偏好最大化是政治行动者的最大目标。理性制度主义视行为为导致政治结果的关键因素，建立了理论来解释制度的产生：相关行动者能从中获得比其他制度更多的利益。理性选择范式认为理性个人的选择和行为动机是自我利益最大化，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动力。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最大特征体现在理性策略算计的行动者行为上，强调政治人的理性和稳定的偏好，认为政治的过程是集体行动陷入困境的过程，行动者通过制度安排达到共同获利的目的。

 

历史制度主义是在比较政治学中发展起来的，它保留了旧制度主义对正式制度的重视，接受了关于集团理论的观点。豪尔和泰勒认为历史制度主义有四个特征：历史制度主义广泛地界定了制度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强调了与制度的运作和演进相联系的非对称的权力分配;在分析制度演进时强调“路径依赖”和“意外结果”;注重将制度分析和能够产生某种政治结果的其他因素整合起来。历史制度主义将现场制度融入历史环境，强调既有制度中的权力对比关系对新制度的产生所带来的不公平的压力，它认为政治结构和制度安排可能导致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历史制度主义重视将制度分析和观念等因素结合起来分析问题，在分析微观现象时缺乏有效性，它不能解释制度与行为间是否存在因果联系，不及它在分析宏观现象时的效用性。

 

社会学制度主义是从社会学中发展起来的。不少社会学家认为西方的世界文化强调韦伯的理性观念，即将理性看作实现正义和进步的手段。这种世界文化规则构成了包括国家、组织和个人的行为体，并为其确定了合法的追求目标。世界文化规范也使全球范围内的组织和行为变得越来越相似。由于他们将这些文化规范和规则称为“制度”，他们的研究路径被命名为“社会学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制度概念打破了把基于组织结构的“制度分析”与基于共同价值的“文化分析”分裂的做法，促使两者交融，强化了宏观解释力。社会学制度主义者有效地解释了无效率制度长期存在的现象，这是前两者所不及之处。制度不是简单地规定人们做什么，而是指出在特定背景下人们觉得该做什么。制度不是直接影响个人的策略性计算和行为选择，而是为行为提供了必备的认知版本、类别判断和行为选择模式，影响人们偏好、认同和自我形象的形成，从而间接指导人们的行为。

 

三、新制度主义对国际政治学的启示

 

正是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学理支援下，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中发展出了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这部著作“提供一种以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新的理论视角”。基欧汉的功能理论有力地论证了“制度是重要的”，但仍有其缺憾性。有学者批评说，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些机制发展为正式的组织，而另一些机制却没有。基欧汉的不足被后来的学者们弥补，他们认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所面临的集体行动问题不止“囚徒困境”，必须创设不同类型的国际机制以满足不同的集体行动所提出的功能性要求。由于采用了与微观经济学相同的行为假定，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能够从微观经济学中输入理论和方法，如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理论等。尽管理性假定受到了认知心理学、期望理论和社会建构主义等多个流派的质疑和批判，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裹挟“经济学帝国主义”之威，迄今仍是国际制度理论与经验研究的主流，有助于开拓国际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新视角，有助于国际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发展。

 

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国际政治学中的建构主义有某些共同点。社会学家认为社会结构并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社会所构成的，而是由正在扩张和深化的世界文化所构成的。现代国际体系被以韦伯的理性观念为核心的文化规则所主导。这些西方的、理性化的规则通过两种方式将国家塑造为国际体系下的单位，一种是为国家确定“理性的”目标，如追求“现代性”和“进步”，另一种则是确定“理性的”制度以实现这些目标，如市场和官僚制。社会学制度主义是在美国社会科学传统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理论假设明确，方法是实证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者通过强调社会规范在国际生活中的力量，为国际制度的独立价值提供了更具刚性的论证，国际制度会增强，不仅是因为它便于达到帕累托最优，有助于国家以最小成本实现目标，而且认为参与日益增多的国际组织网络在文化上是必要的和适当的。

 

国际制度研究在早期阶段打上了形式或法律的制度主义烙印，在研究方法上属于旧制度主义范畴。行为主义革命的发生和“国际机制”概念的提出为新制度主义取代旧制度主义创造了必要条件，同时又在国际政治学领域形成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就解释国家、国际组织及国际体系运行的基本逻辑而言，理性选择属于“预期结果逻辑”，社会学属于“适当性逻辑”，但就历史观而言，理性选择和社会学都认为历史总是有效率的，历史制度主义则将无效率的历史带入研究议程。

第9篇：国际政治现象范文

1979年《国际政治理论》一书出版，引起了国际政治理论界的轰动。据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理论》已成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著。而该书也使其作者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赢得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的地位。〔1〕全面了解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对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利于理解国际政治中一些重要现象。本文将阐述《国际政治理论》的假设、观点与推论，并选取针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最具代表性又最具争议的批判进行归纳并做出回应。

一、假设、观点与推论

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最主要的目的便是建立起一个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沃尔兹首先在第一章对规律与理论进行区分，界定了理论的含义并明确了建构理论的重要性。第二章到第四章则对一些流行的传统主义理论以及系统理论进行了批判，认为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犯了还原主义的错误。第五章到第六章沃尔兹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系统理论，而在该书的最后三章，将这一系统理论运用到经济、军事和国际事务管理中。下面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假设与观点，并集中解释为什么沃尔兹忽略国家、个人两个层次，而着重关注国际系统层次作为其建构理论的基础这一问题。

（一）前提假设

结构现实主义的最重要假设便是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这也是现实主义者的一个共同假设。这一假设主要吸收了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的论述和约翰?赫兹所提出的“安全困境”的概念。正是在这一假设下，沃尔兹认为，在国际政治的自助系统中，国家间关系的本质是对抗与竞争，合作很难达成。首先，国际无政府状态解释了为什么单元层次因素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但战争和冲突的发生仍然同主权国家的存在有关；其次，国际无政府状态揭示了为什么国家的对外政策不能以普世的道义原则为基础，而必须以维护国家在国际权力分布结构中的相对实力地位为首要出发点的根本原因。〔2〕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假设是沃尔兹在体系层次上筛除国家与个人因素，而只关注国际因素的基础。

（二）体系层次

采用还原法来建构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是沃尔兹大加批判之处。所谓还原法，其实质就是通过研究各组成部分来理解整体，只关注单元层次的因素。由于沃尔兹想要建立的是关于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因此他强调“研究的是在国际层次上，而不是在国家层次或个人（人性）层次上起作用的力量”。〔3〕虽然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看，不同地区的国家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但国际政治仍然保持着高度的恒定，相同的事件（比如战争）无休止地重复发生。因此，单单从个人或国家的单元层次来寻找解释国际政治的原因是不足的，在此之上必然存在“某种能够影响结果的约束力量”。“这一约束力量可对所有自变量施加作用，而且随着系统的变化，其作用方式也随之变化”。〔4〕这是沃尔兹在建构理论时去除了国家和个人两个层次的因素，而单单保留国际层次因素的最主要原因。

（三）结构概念

沃尔兹认为在国际政治系统内包含两个要素。从一个层次来说，系统包括一系列互动的单元；从另一层次，也就是在国际层次上，系统包括一个结构。系统的结构便是充当了约束性和分配性的因素，在各单元行为体的互动中产生，又对单元层次的行为产生约束。结构概念的明确界定可谓是结构现实主义最突出的成果。沃尔兹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对结构进行了界定：国家在系统中的排列原则、不同单元的特定功能（在无政府状态的系统中，由于该系统是由同类单元构成的，其功能具有同一性，因此这一标准不具有意义）、单元间能力的分配。在这样一种界定下的结构是一种选择器，而非行为体。结构通过奖励某些行为，同时对某些行为进行惩罚来进行选择。结构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某种结果，而是间接地影响系统内的行为。

以上是从理论假设、研究层次、分析架构这几大重要层面概述了结构现实主义的主要内容。为构建起一个系统的国际政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的核心就是单独挑出国际系统层次作为其建构理论的基础。字里行间，读者可以感受到其巨大的解释魅力，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可谓是为国际政治理论界做出了巨大的学术贡献。第一，在现实主义发展方面，结构现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既一脉相承又更为严密。沃尔兹用结构要素弥补了传统现实主义在国家行为动机（国家利益）阐述上的模糊性；用安全取代权力最大化作为国家追求的目标。第二，在理论建构方面，沃尔兹借鉴了埃米尔?涂尔干的社会学观点与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观点，第一次将结构这一体系层次因素同国家和个人的单元层次分离开来，从而建立起一个高度简洁、科学的系统理论，以解释国际政治中具有连续性的现象。作为一个极富批判精神的开创者，沃尔兹对传统的还原法、行为主义进行了批判，从而推动了国际政治理论科学化、系统化的发展。第三，在政策指导方面，尽管沃尔兹并不致力于构建外交政策理论，但结构现实主义为国家的行为描绘了一幅广阔的图景。只要美国仍然以增强国家实力与影响力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结构现实主义无疑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一定的指导。

二、对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批判

自《国际政治理论》问世以来，其受到的批判之声可与赞美之声相较。由于学者从各自的理论视角出发，批判的种类之多难以在本文全部阐述。因此，本文选取最具代表性又最具争议的针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高度简约型的批判进行归纳并做出回应。另外，笔者按照主流与非主流理论的批判进行分类，并将主要阐述更具影响力的主流理论批判及其发展趋势。

（一）针对理论高度简约性的批判与回应

第一，结构现实主义的解释力有限，它无法对国际政治别是外交政策中的许多现象做出解释以及预测，尤其是对于冷战结束的预测失败。

这类批评是出于对系统理论功能的模糊不清。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反复强调，系统理论解释的是经常发生和重复出现的现象；它解释的是跨系统的变化，而非系统内部的变化。由此，沃尔兹将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严格区分。外交政策理论是国家层次的理论。它预期不同的政治实体将如何因应外部的压力。而国际政治理论只是对国家外交政策的某些方面做出解释，它告诉我们各国政策必须应对的国际环境是什么。因此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不要求对国际政治现实的解释与预测面面俱到，而追求一种高度的宏观化、简洁性，相信现实不会与理论一致，理论越是远离现实，越是精简越具有解释力。

第二，在建构国际政治理论时，只将国家，尤其是大国作为单元行为体，而忽略个人、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的作用。这类批评主要由新自由主义学者提出。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认为，国家不是唯一的行为体，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都是重要的行为体，现代国家权威的非中心化导致国家之间“多渠道接近”。〔5〕

值得注意的是，沃尔兹建构其理论的一个前提假设是承认国家不是而且从来不是唯一的国际行为体。但是界定结构的不能是活跃于其中的所有行为体，只能是主要行为体。这其中包含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国家是构成国际政治分析单位的合适单位？第二，在各类国家中，为什么建立国际政治的普遍理论必然要以大国为基础，而非小国？对于第一个问题，沃尔兹解释道，首先，国家的存在相当稳定，消亡率低。其次，尽管非国家行为体的活跃程度与影响日益上升，但其实力仍不能与国家相匹敌，更不必说超过大国。再次，由于每个国家都拥有主权，即在处理内外事务上拥有自主性，因而国家是一种同类单元。〔6〕而对于第二个问题，沃尔兹则简洁地指出，主要行为体的行为以及互动对所有国家或公司命运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次要行为体的影响。由此，对于两个问题的回答，沃尔兹将其他行为体全部筛除，只留下国家作为研究的唯一单元行为体。

以上的几类批判其实可以总结为对于结构现实主义过于简洁的一种批判。由于沃尔兹追求国际政治系统理论的高度简约性与科学性，他将主要的关注点放在体系层次，忽略了来自国家内部以及个人对于国际政治的影响因素，因而难以“面面俱到”。针对以上的批判，笔者认为，国际政治学界应鼓励多种理论的存在与发展，不同种类的理论关注不同的研究领域，致力于不同的解释目标，不应对某一理论过分苛求。而在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层次）与外交政策理论（次体系层次）的分类方面，笔者认同沃尔兹的区分。这样既有利于追求国际政治理论的科学性、简约性，也能兼顾对于国家内部以及个人因素的研究，从而实现国际政治理论界多种源流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繁荣盛况。

（二）主流理论的批判与发展趋势

综合国际政治学界对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批判，笔者认为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来自非主流理论的批判，第二类是来自主流理论的批判。非主流理论的批判集中表现为第一部分中所归纳的几类批判。笔者认为非主流理论不能与之对垒，原因在于大多数非主流理论只是从次体系层次出发，与结构现实主义的体系理论建构并不在一个层次上。对此，新自由主义学者也承认非主流理论提出的深刻见解，但基本上把非主流理论称之为“非客观的”和“非科学的”。因此，主流理论学者对这类批评不予重视，也很少做出回应。〔7〕

来自主流理论的批判主要集中于新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两大理论流派。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后期，第三次国际关系学理辩论在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展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基欧汉和奈的理论与结构现实主义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以现实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去构建国际体制变迁的结构模型”，试图提高结构现实主义解释国际体制变迁的能力。〔8〕从两人加以改造后的“结构研究计划”来看，他们同样致力于发展一个高度简约的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在国际政治行为体的核心争论上，遵从了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体仍然是国家这一假定，只不过更加强调非国家行为体、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跨国家的和跨政府的关系。由此可见，新自由制度主义对结构现实主义的批判，显示出二者在某些方面逐步走向趋同的趋势。其重要意义更多的在于承认结构现实主义的合理部分，同时促进了国际政治系统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90年代中期以来，建构主义进入国际政治的主流理论。由于建构主义打破了之前国际政治学界关于无政府状态先定的理论，因此建构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围绕因果关系和建构关系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如果系统结构从一开始便是自定义的东西，它是不会产生动因的”。〔9〕这一新的批判与之前学界的各种批判呈现大不同的态势，也为国际政治理论学界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结论

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沃尔兹通过批判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的不足之处，建构了一种比早期现实主义者更为严密的国际政治理论。在将单位层次同结构要素（体系层次）严格区分的同时，也指出如何将两者联系起来。同时，沃尔兹也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检验，并提出了两极稳定论的推论。正是由于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开天辟地的创新研究，赞美与批评并存，主流理论与非主流理论竞相向结构现实主义发起了挑战。必须承认的是，结构现实主义也存在自身的弱点。作为一种理论，不能要求其在解释和预测的能力上面面俱到。批评本身不是重点，更重要的是推动国际政治理论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