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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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民俗方法学；会话分析；田野研究

会话作为一种社会交往，是在会话参与者的相互协作下而产生的。人们对会话的科学研究始于上世纪60年代。会话分析起源于美国民俗方法学，因此也被称作“基于民俗方法学的会话分析”，以下简称“会话分析”。

会话分析的基本目标是重建会话参与者以其各自的方式构建会话的动态过程，研究对象为所有在真实社会交际场景中自然发生的篇章（Deppermann，2008：20）。由于采集日常真实会话的诸多困难，目前绝大多数的会话分析研究以机构会话或媒体会话为研究对象。因此，如何研究真正的自然语料，成为会话分析研究者面临的一道门槛。

一、会话分析与田野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范式

德国民俗方法学会话分析学者（Kallmeyer，2005；Deppermann，2008）主张，从人类学角度研究会话，即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获取真实语料。田野调查，是一种实地研究方法，指研究者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中，以参与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解释现象（风笑天，2001：238）。

Kallmeyer（2005：1214）认为，作为研究者并非一个被动的观察者，只是不加反应地重构现实，而是无论在选材、转写以及分析的过程中都会用到自身所具有的基本分析资源。研究者本人的录制、取材方式都带有人类学工作方法的特点，分析过程中也会代入研究者本人的社会经验和世界知识。在田野调查中，研究者可以直接感知客观对象，特别是参与观察能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郑欣，2003：52）。

二、会话分析与人类学田野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步骤

会话分析与人类学田野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范式主要由收集语料、组织加工语料、经验性范例和检验视角四个阶段组成。下面分别进行介绍。

（一）收集语料

第一阶段主要是收集和录制语料。如使用现有的语料库或媒体语料，则可直接获取。如要自行录制，则需严格遵守学术伦理，按照田野研究的工作步骤进行：一、培育研究网络，与研究对象建立友好的关系，以期能够获得最接近真实状态的日常对话；二、在朋友的身份下，向其说明研究意图和目的，并获得对方正式的许可，严禁在未告知的情况下私自录音；三、进行田野初探，研究者本人以参与式观察者的方式、录制音频或视频，不可干预会话的进程。也就是说，经验性研究要基于真实的交际场景，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设，而不是在已有假设的前提下“搜寻”适用于此假设的语料。四、语料录制结束后，研究者考察取得的语料是否可以用于本研究，据此调整或继续研究方式；五、进一步扩大语料录制范围，建成研究可用的语料库。

（二）组织加工语料

转写是指研究者将语音或视频，根据一定的规则书面化（Deppermann，2008：40），目的是把会话过程的语言细节记录下来、加以再现，并认为所有语言细节都对社会现实的重现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视频转写是在音频转写的基础上，对语言之外的其他模态加以描述。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也有越来越多的转写软件可以用于实践。

（三）经验性范例分析

经验性范例分析是指选取一段典型语料，首先对其进行转写及序列性分析，通过分析范例语料得出一定的假设和初步结论，目的是在前期^察的基础上进行实验性的分析。通过这一分析，研究者可以对研究问题的答案建立一些初步的假定，并通过后面的研究进行检验（段丽杰，2011：47）。

（四）检验视角

分析者在已有经验性范例分析的基础上，需要不断地反思和检验，以规避因为主观性而带来的对某个语言现象以及研究工作本身做出客观判断的危险（Kallmeyer，2005：1220）。在这一阶段中，主要通过补充新语料来验证之前的初步结论是否成立，应该补充哪些新的视角，以得出最终结论。

三、小结

综上所述，本文介绍了基于民俗方法学的会话分析与人类学田野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与工作步骤，回答了如何获取和研究真正的自然语料这一问题。研究者需严格遵循经验性的工作方法，一切从语料出发，根据语料的特点制定后续的分析方案。

参考文献：

[1]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段丽杰.德国企业新闻会的会话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3]郑欣.田野调查与现场进入[J].南京大学学报，2003 （3）：52-61.

第2篇：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3-0130-02

摘要：历史人类学是历史学和人类学发现各自的不足和对方的长处之后产生的，但是时至今日，对它的学科定位方面仍然存在很多争议。尤其是作为一个舶来品，它在中国现在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我们对它怎样界定，也存在很多争议。因此，我们应该了解它的过去，现在，并且通过对其过去的发展历史和现在的发展形势来预测其未来。这便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了解它目前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中的优点和不足是很有必要的，这为它在中国被运用的基础上，补充西方历史人类学之不足也有很多价值。

关键词：历史人类学；发展；理论建构；价值

一、历史人类学的学科发展

近代西方的学科体系发端于文艺复兴时代，实证主义是其圭泉，能否直接验证成为学科性质界定的主要依据。西方传统历史学的研究必须依托于文本方面的史料，但是由于这种研究无法直接加以验证，因而被排斥在科学研究领域之外，归属于人文科学。

随着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历史学在西方陷入了困境。如西方史学的研究对象不能直接验证，这成了历史学的致命缺陷。因而，要为历史学正名，就必须奠定它的直接验证的基础。一批学者有志于此，于是历史人类学首先在法国诞生了。

历史人类学的学科地位的确立是由法国年鉴学派完成的。其初衷便是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从而使历史学研究建立在了可以验证的基础上了。吕・费弗尔和马・布洛克早在1929年时就联合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从而开创了一个与传统史学截然不同的新史学流派――年鉴学派。

历史人类学的酝酿期可以追溯至公元1966年。是年，社会人类学会议在爱丁堡召开，主题是“历史和人类学”。当时，一些社会人类学者提出，在民族志的方法内植入历史学元素。1968年路易斯为英国社会人类协会写《历史学与社会人类学》专刊，将历史引入人类学研究中，强调在地缘性社区研究洪，加入对地方政治权力演变的考虑。[1]

而历史人类学真正形成的标志是萨林斯的《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桑威奇群岛王国早期历史中的结构》一书的出版及其书中隐含的“文化界定历史”观念的形成。[2]

所谓“文化界定历史”，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每一个人群均有自己的文化，而每一人群的历史表达均由自己文化的“历史性”(Historicity)来决定。因而，在各自的历史性中，时间与记忆各不相同，从而各自的历史观不同，对自己历史的言说亦不一致。

那么历史人类学的产生的整个过程中，人类学与历史学两者之间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人类学家彭兆荣认为，历史人类学是“当代学术反思的一个成果表现”即为“自觉的学科整合”。[3]

然而，真正使人类学和历史学两个学科、两门学问获得整合并为学界普遍承认的历史人类学是以路易士于1968年创刊的《历史学与社会人类学》（History and Social Anthropology）为标志的。

到了20世纪60-70年代，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内部关系被作为逻辑依据在学理上提出来讨论，此时，一个较为公认的看法是两者具有共同的边界。

众所周知，在20世纪70年后在世界学术界兴起来一种反思过去的社会思潮――后现代主义，且经常被神学家和社会学家使用，其对历史人类学的发展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历史人类学也具有对问题反思性的一面。

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类学和历史学更达到“两个领域成功整合”的境界。

对于历史学和人类学间的关系问题，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名著《结构人类学》的开篇中曾做过这样的概述：“如果说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在从研究有意识的内容走向研究无意识的形式的理解人类的道路上锁遵循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那是不准确的。相反，它们全都走着同一条道路……唯一不同的是它们的朝向。人类学家是朝向前进的……而历史学却可以说是朝后行进的……正是这两门学科的结盟才使人们有可能看到一条完整的道路”。[4]

以上是不同学者对历史人类从不同侧面的描述，但是，我们应该如何界定其学科性质呢?怎样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呢？

笔者认为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历史人类学（Historal Anthropology）应该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人类学与历史学的一个交叉学科。

二、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在中国来讲，历史人类学和民族学一样，是一个舶来品。在中国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历史人类的学科界定方面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人类学家张小军批评历史人类学的“学科性”误解时，称历史人类学是被史学“抢注”的。历史学家符太浩也明确指出，历史人类学“只能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而决不是史学的分支”。人类学家彭兆荣认为，“历史人类学并非学科生存策略上的需求性产物，而是知识与叙事上的优势互补”。[5]人类学家蓝达居认为，历史人类即人类学的“历史化”，是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历史。历史人类学强调文化的历史向度，强调历史的多元特征、历史的文化解释和记忆对于历史制作的重要性。[6]

中国人类学有着与西方明显不同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我们特别注重应用，这主要以先生为代表；第二，我们比较关注历史。这和中国的传统有关，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很重视文献资料方面的收集和整理，这正如王铭铭所说：“自中国人类学开始建设学科始，就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历史关怀，这点不像西方人类学。如，不少前辈一谈人类学，就会将学科史上溯到《山海经》”。 因此，中国的人类学在重视田野调查的同时，也很关注历史方面东西，并试图以此来追记其田野调查后所写民族志的历史背景。那么，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又是怎样的呢？

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既有人类学者，也有历史学者，其主体是社会史研究者。但耐人寻味的是，中国本土的人类学虽然其学术渊源有所不同，但不论是深受功能主义学派影响的人类学家， 还是接受美国历史具体主义论的人类学者，他们在其学术研究中都不排斥 “历史”的视野。例如，中国南派人类学的奠基人、著名的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早在20 世纪30年代就强调，“历史的眼光” 在人类学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人类学原是具有历史性质的（这也是以摩尔根为代表的古典进化论学流派的历史研究的继承。），所以人类学所要考虑的原是历史上的事实，所用的方法也是历史的方法。因此，“人类历史的还原也是人类学的目的之一。而历史学与人类学关系极为密切，两者原有很多互相交错、互相借重的地方，有愈进愈近的趋势”[7]。

在我国除了运用历史人类学的特殊视角和方法外，还成立了关于历史人类学方面的专门研究机构，如有南方“北大”之称的中山大学的机构设置中近年来增设了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与此同时，伴随该机构的成立而创办的《历史人类学学刊》也在不断面向全国发行。此外，还有一系列的有关历史人类学方面的研讨会在全国各地如期举办，如近来（2010年8月20日）在陕西韩城举办了由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和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八届全国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期间除了以上名校的大家外，还汇集了来自台湾交通大学、清华大学，以及美国耶鲁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历史学系和社会学系等15所国内外著名大学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及韩城当地研究历史文化的有关学者40余人。虽然这次高级研究班主要的研究对象是韩城地区的寺庙、宗族等历史社会变迁的问题，但是期间也有9场之多的专题讲座和研讨活动，是围绕“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田野工作与民族志书写”、“口述传统与口述历史”、“民间惯习与乡村社会”等内容展开的（按：人民网，陕西频道）。由上可知，自从历史人类学传入中国以来，这种以历史人类学为名而举办的研修班已经举办了八次之多，其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其成绩也是非常显著的，其前景的非常美好的。

三、历史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意义

中国的历史人类学有其特有的优势，即中国的历史从古至今一直延续，期间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这为我们从事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更为翔实可靠的史料。

关于历史人类学的意义方面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例如，人类学家蓝达居认为，历史人类学的意义在于指出一些主流的历史决定论自身的历史缺陷。从历史人类学出发对具体个案进行重新解读，使他们有可能赋予历史过程本身一定的反思价值。[8]

学者廖扬也认为，“历史人类学具有自我反思的作用”。因此，其意义在于：“在于把世界历史重写成一种驯化的多元历史。虽然人类学者在理论上倾向于强调有系统的事物而牺牲无系统的东西，但他们却仍然发掘出很多世界并非连贯的证据―虽然全球化的过程很明显―这些非连贯的证据足以让我们重写世界的历史，从而在历史的重写过程中实现历史观念和思想的解放”[9]。

四、笔者认为历史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意义有如下几个方面

1.历史人类学研究在中国有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中国自古以来各种史料记载从未间断过），而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是比较传统的，虽如此，但是随着学科分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在很多方面显得力不从心，进而非常需要借鉴历史人类学独到的研究视角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因此，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这为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此同时，中国的民族学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比如，一味地重视田野调查而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历史资料的重要性，造成内容虽新，但是史实不充分的局面，因此，人类学也需要借鉴历史人类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从而弥补自己在研究过程中的不足，解决田野和史实之间存在的问题。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在人类学的实践中，西方近性史观的“文化霸权”成为过去，非西方的历史的解放。

2.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有利于我国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例如，我国的民族地区资源丰富多彩，但是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挖掘，这种现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繁荣，因而大量的有关民族地区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

3.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有利于人类学和历史学这两门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因为，历史人类学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历史学和人类学这门学科整合的结果，所以，它的发展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两门学科的发展状况。

最后，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有利于使其与国际人文学科接轨，进而达到双方的对话和沟通。

参考文献：

[1]黄鹤.历史人类学的困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2]黄应贵.历史与文化――对于“历史人类学”之我见.历史人类学学刊,2004（2）.

[3]彭兆荣.边界的空隙：一个历史人类学的场域.思想战线,2004(1).

[4](法)列为斯特劳斯著，谢维扬等译.结构人类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5]彭兆荣.边界的空隙：一个历史人类学的场域.思想战线，2004(1).

[6]蓝达居.历史人类学简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1).

[7]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8]蓝达居.历史人类学简论.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1(1)

第3篇：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人类学转向/人种志方法/科学技术人类学/文化解释学/本土方法论

【正文】

社会学与人类学1是两个有着密切关系的独立学科，在它们的发展史中，其理论与方法的互相渗透与借鉴，对这两个学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史来说，至70年代中期以来，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相伴随，出现了“人类学转向”这种现象〔1〕，在文献中也出现了科学技术人类学这个提法。

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anthrohologicalturn），也可以称之为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研究角度（anthropologicalperspective），我简称为对科学的人类学研究。

那么，这种人类学取向的研究究竟包含着什么意思？我认为，至少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含义是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在这里，作为文化现象考察，并不是斯诺所提的独立于人文文化之外的、与人文文化相对立的科学文化，而是把科学当作整个人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作与宗教、艺术、语言、习俗等文化现象相并列的文化形式的一种。这样就把现代科学纳入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围。第二个含义是，对科学的社会研究采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选出某个科学家集本的场所，对科学家及其活动进行人种志〔2〕（ethnography）的研究，即对所观察到的现象作详细的记载、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如果说第一层意思是从宏观上把现代科学纳入人文文化范围，决定了研究的总倾向，那么，人种志的研究就属于微观的经验研究。在我看来，知识社会学的宏观定向相一致的研究和微观倾向发生学的研究[2]正好与这两方面是相对应的。从这个角度说，整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都和“人类学转向”有直接关系。

（一）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一：科学是诗文化系统之一

特拉维夫大学教授、科学史家耶胡达·埃尔卡纳在《关于知识人类学的尝试性纲领》一文中明确地提出要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他提出，在传统上，“科学很少被认为像艺术或宗教那样是属于人文文化整体的，因为它被看作是某种不相同的、独一无二的、互相背离的东西”，但他的“基本前提是，文化的不同维度：宗教、艺术、科学、意识形态、普通常识、音乐，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是文化系统。”[3埃尔卡纳从人类学角度探讨这个问题，认为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特·格尔茨的观点。在他的论文《深描：迈向文化解释学的理论》中，格尔茨说：“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本质上是符号论的。和M·韦伯一样，我们相信，人类是挂在由他自己织就了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们必须把“文化看作那些网，因而对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4]我注意到，虽然格尔茨在他的论述中是把科学列入文化解释的范围中的，但是他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后面还要讲这一点）。而埃尔卡纳同样是把科学作为文化解释的对象，并且根据他对格尔茨的“深描”方法的理解，对科学史中的“深描”作出了解释。

而这也正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论题。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凯、巴恩斯、布鲁尔等人都在他们的主要代表著作中，把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重点放到科学知识上面，并把自然科学知识等同于其他知识和信念、看作是文化现象。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在拙著《科学社会学》一书的第十章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在这里主要是把这种理论倾向与“人类学转向”联系起来。

爱丁堡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巴恩斯，在他的著作《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理论》一书中就指出，科学是一种信念，只是一种被接受了的信念，而不是正确的信念，他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科学是亚文化的4集合’，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科学当然受到外部的整个大文化的影响。[5]因提出“强纲领”主张而著名的布鲁尔也是把科学当作文化现象、人类学现象来对待的。他的“强纲领”的第一条就把科学知识与信念并列，并且认为可以归结为社会的原因。[6]他在评述维特根斯坦的知识的社会理论时曾明确地说“数学是人类学现象”。[7]

马尔凯在他的著作《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中，以专门的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该书第三章的标题就是“科学中的文化解释”，鲜明地表示出文化人类学的倾向，这也就是说，他要对科学作一种文化意义的解释、文化意义的分析。他的这种文化意义的解释和分析是怎样做出的呢？

首先，他分析了科学社会学中关于科学家行为的社会规范的争论，分析了默顿的规范和米特洛夫的反规范，认为，在科学中，科学家的社会行为规范是多种并存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都共同遵守某种特定的规范，并不存在一种体制化的机制来保证科学家们都一致遵从或信奉某组特定的规范。在科学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公式（verbalformulation），这就为科学共同体、为科学家们提供了节目单（repertoire）或字典（vocabrary），科学家们可以灵活地使用它去分类不同社会背景中的不同职业行为。”因此，关于规范的讨论就走到了关于科学的文化资源的说明。”[8]这也就是说，科学规范并不是像默顿所说的那样，并不是体制化的要求，而是“磋商”的结果，科学家们是从代表着不同文化资源的节目单及字典中去寻找自己的道德信奉原则的。

马尔凯的文化解释还在于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动力学考察。他研究了若干实际案例，从中做出分析，他的结论是，对于科学实验结果的意义是什么的评判、对于科学论断的有效与无效，并不存在普遍的、一成不变的标准，在实验和解释的过程中，个人的特点、具体的环境都会产生作用，他说，“科学一致，因而科学知识，并不是仅由证明正确或拒斥来达到的。科学家们经常面对的是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思想和智力方面的信奉不是由于应用事先确立的正式标准来实现的，而常常和必定是制作而成的。对于研究纲领的拒绝或采纳，是一个更加实用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科学家的相对具体的旨趣利益影响的。”[8]马尔凯承认在知识形成过程中，是存在着认识因素的，科学的判断和解释是受认识和社会因素影响的。他认为，不仅社会规范是社会地变化着的，而且对于任何一个研究纲领来说，认识和技术规范也是可能有很不相同的解释的。”在社会意义的磋商和知识主张的评估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与技术的公式表述，在具体情况下，是由每个参加者所选定的，所说明的；这两种资源，在具体科学知识被认可的过程中，在非正式的相互作用和正式的证明程序中，是紧密地综合在一起的。”[8]

马尔凯关于科学的文化解释的结论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已经会聚到这样一种观念，即把科学看作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物理世界的本性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又说：“更好的普遍的公式是，科学知识是由磋商过程确立起来的，也就是被那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对文化资源的解释建立起来的。在这种磋商过程中，科学家们也运用认识和技术的资源；但最终结果还是依赖于可利用的其他社会资源。因此，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社会结论并不是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特定行动者群体看来是正确的科学主张罢了。”[8]

以上是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一个含义的简单说明。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转向并不是没有历史根源的，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代表着旧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的复活”，它反映的是“社会和人文科学注意重点的变化和重新取向的过程”。[1]深入的研究将会说明，这种转向与当代哲学的、社会学的以及文化的思潮有着多种复杂的联系，不过，这已不是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问题了。

（二）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二：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

文化是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人类学对文化的研究，起源于对初民社会（primarysociety）的研究，起源于欧洲和美国的学者对于“不开化的”、非欧洲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的发展相联系，形成了一种主要研究方法，这就是人种志方法（ethnogranhicatmethod）。人种志研究就是对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的社会和文化生活进行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这种研究首先要选定地点，即某个部落或民族的聚居地，作为田野调查（fieldwork）的基地，进行参与观察，作详细的记载，最后形成描述性分析性人类学著作。许多文化人类学的名著都是人种志研究的成果。这种研究要求有较长的时间投入（一般在一年以上，离开以后有时还有通讯联系或回访）；这种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学习当地的方言土语，尽可能地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并保持一个观察者的客观独立的立场，除了参与观察以外，研究人员通常选定或培养某个当地人作为信息提供者（informants），等等。这种研究也常常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于所研究的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对照性的分析。

当代人类学的人种志研究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于初民社会的研究（可研究的初民社会愈来愈少），已经发展到为对现代社会中某个社区、某些特殊人群的研究，例如，对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研究，[9]对于工厂、精神病院、科层制的研究，等等。[10]人种志研究的技术也有很大进展，如广泛利用电影、录音、录像等等手段。显然，这种方法是可以同样应用于研究科学活动所在地和科学家人群的。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二个含义：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具体说来，这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对科学进行的人种志研究。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对科学知识持有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以人类学家的身份进入实验室，他们以实验室为田野调查的基地，进行长期持续的参与观察，对于实验室的环境、仪器设备、科学家的日常活动和对话，对于科学家与实验室以外的联系，以至于科学论文的形成、发表，论文引证等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记载，做出分析，写出研究报告或专著。这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它们有一个概括性名称，即“实验室研究”（IaboratoryS-ludies）。在这种成果中，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拉都尔对美国加州萨尔克实验室的研究、谢廷娜对伯克利大学中生物化学等相关实验室的研究和这两项研究的成果《实验室生活》和《知识的制造》以外，还有若干研究及其相应的成果。[2]虽然这一批著者在他们的进一步分析中表现出差异和分歧，但他们的共同认识是“深入到科学家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经验材料，就可有益于对科学的理解”。[11]而谢廷娜则把这一批“实验室研究”看作是说明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她说：“这个纲领是被若干个实验室研究所支持的。”[2]

拉都尔的《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工作基础是长达一年零十个月的田野调查，他进入实验室观察科学家的日常活动，进行相关研究，他的书内容确实展现了人种志研究所得的大量资料：有实验室场景的多幅照片，有科学家在不同场合的对话记录，有科学仪器状况的一览表，有某项化学物质合成的报告记载，有科学家个人事业经历的摘要，等等。拉都尔运用这些资料得出了认识论的结论：实验室是文学标记的系统，仪器所显示的现象是“技术现象”，科学实验室中的事实是“人工事实”，因而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科学的陈述是磋商的结果等等。其实，拉都尔在《实验室生活》的第2版后记中就说过，他在进入实验室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种看法即科学认识是受社会因素制约的，他在参与观察中的工作只不过是搜集详尽的材料罢了。这就使得这部运用人种志研究的著作读起来与其他文化人类学的著作很不相同：其描述与分析结论似乎有某种不连贯；这些分析，与其说是文化人类学的，不如说是认识论的，与其说是社会学的不如说是哲学的。

《知识的制造》这部书的特点就更加明显了。这部以人种志研究为基础的专著，已经完全把调查来的资料编纳入作者的认识论结论的框架中了。“科学家作为实践的推理者：知识是在环境中建构起来的”；“科学家作为索引性推理者：科学研究的机会主义和情境性”；“科学家作为类比推理者，取向的基本原则和革新的隐喻推理批评”；“科学家作为社会环境中的推理者，从科学同体到跨越科学的领域；”“科学家作为文学的推理者，或者实验室推理的嬗变”；“科学家作为符号推理者，或‘我们以什么造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这就是该书的章节标题所构成的框架。这样，在文化人类学著作中通常见到的对文化现象的完整而生动的描述性记载不存在了，资料“沦为”结论的例证。

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讨论这些结论与哲学、社会学思想的具体联系，那是需要专门的研究的。我们在这里要说明的是，科学知识的微观建构学派是运用人种志研究方法寻找经验资料支持和论证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因而就恰好代表了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不过，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个学派的运用，与本来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人种志研究是不完全同一的，因为他们进入了认识的领域，而且是科学认识的领域。拉都尔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他“所使用的人种志方法，只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与人种志方法相一致。”[11]因此，我们一方面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建构学派的“实验室研究”看作是“人类学转向”标志；另一方面，从严格的人类学意义上考察，又只能把这些研究看作是特殊的、值得讨论的具体运用。

（三）

科学技术人类学：有待开发的领域

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只不过是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取向或者科学技术人类学的一种类型。全面系统论述科学技术人类学，笔者尚力所不及，仅就目前的初步认识，说明以下要点：

（1）科学技术人类学，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科学技术所作的研究。在人类学领域，早已存亡可以归纳入这个范畴的研究成果，这就是：考古人类学及人种志研究对于含有科技内容的“物质文化”的研究；人类学家所考查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为民族数学（ethzo－mathmeties）、民族心理分析（ethnopsycehiatny）、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医学人类学所研究的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3〕，等等。因此，有的学者指示，“在这个意义下，人类学开始研究科学技术，要比跨学科领域STS研究科学技术早得多。”[13]当然，人类学家在上述研究中所涉及的科学，是非西方文明中的传统科学，并不是现代科学技术。

（2）正因为人类学的研究传统是关注欧洲以外的文化，所以，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技术就必然处在专业人类学家的研究视野之外。现在，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已经发展为大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人类学家进入这个领域的仍然为数不多，为1988年美国的4S’学会召开会议，有来自各学科的学者529人，其中人类学家只有18人。[13]

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来毕竟出现了一批人类学取向的科学技术研究，其中就包括有前面提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那么，这些研究成果是由什么人完成的呢？”绝大部分科学人类学研究或者人种志研究是由社会学家、哲学家及其他并没有受过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专门训练的人完成的。”[14]这样一些社会学家哲学家在采取了人类学研究角度、完成了具有人类学特点的著作以后，就获得了人类学家的称号，如拉都尔就是一例。这些不是人类学家（或者说准人类学家）所作的研究，被人类学家看来是存在着某种混乱的，有人指出，“实验室研究”作为人种志研究的一种版本，是与人类学家的研究不相同的。”[14]拉都尔也谈到他的人种志研究所引起的批评。[11]

（3）正因为如此，为了更好地发展这个领域，关心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家的建议是：必须弄清人种志方法的真谛，弄清这种方法的要害在于记和写（grapy）、在于描述，在于通过写他们来说明人民和他们的文化；必须了解文化人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学者：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整体主义的人种志学，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比较主义方法，以格尔茨为代表的符号象征主义的文化解释学等等。[14]我以为对于当代有重大跨学科影响的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及其文化解释学尤应引起注意。[15]

（4）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做的工作也许是接近于格尔茨的文化解释学的。如前所述，马尔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对科学进行了文化解释，埃尔卡纳则以专门的章节论述了“深描”方法在科学史中的运用，讨论了科学知识增长、科学与其他文化因素，历史舞台上的科学等。但我们没能读到埃尔卡纳或是马尔凯都没有运用人种志的“深描”方法所作具体的研究。而“实验室研究”所作的经验描述的意义在于得出认识论的、哲学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版本。这是因为他们给自己规定去研究的文化现象，是格尔茨都认为是棘手的问题：科学。格尔茨是有法律实践经验的学者，他从文化解释的角度说明了法律现象，但是当他把科学与其他文化现象并列时，却不止一次地说过：“尽管我们很偏爱科学，但它仍然不失为一种棘手的事务”，“但物理学和雕塑以及其他所有的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人类学上难以理解的问题。”[16]

（5）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决不局限于对实验室的研究，可以从实验室、研究所、研究中心扩展到学术会议上的扩展到法庭中的科学家，[10]这也就是说要“从实验室走向更为广阔的和多元的领域。”[13]有的社会学家选择了科学事业管理组织及其附属机构，[17]有的学者进入了政府设立的海洋生物养殖经济研究组织[18]在这些研究中，注意的集点也不单纯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涉及到了这些机构中科学家的社会身份，涉及到实验室与顾客、科学知识与生产方法以及科学政策和经济组织的关系等问题。特别要揭示的是，同样进入实验室，其研究重点也不一定就是科学知识的生产，以特拉维克对美国及日本的线性加速器中心的研究，其重点就是实验室组织结构，领导风格及什么是“良好”的物理学工作条件的模式差别。[19]

（6）正是因为如此，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并不局限于人种志的田野调查，其研究方法也可以多样的；发展一种“跨学科的、批判的、文化的方法”，这也就可以包括历史的研究、比较的方法、文本阅读、……等方法；并且基于这种种方法的运用，“对于‘科学技术’意义的定义，不可避免地以理解专家到理解非专家。”[13]虽然我们对于上述这些方法也许还不能都了解和掌握，但多样性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7）总之，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极为扩散，各具特点，我们只要看看《诸科学与诸文化》（《SciencesandCultures》[1]）和《知识与社会第9卷，科学技术学人类学》[13]这两部文集的论文题目就可以知道了。每个作者都按照自己对于人类学的理解，按照自己的目的和注意焦点，进行不同的人类学探讨。研究这些以及其他科学技术人类学的论著，要在纷云繁复的论述中弄清来龙去脉把握要害，我认为，有一项工作要做，这就是要注意作者所使用的主要关键概念，诸如“人工事实”、“技术现象”、“磋商”、“文本”、“深描”、“反思性”（reflexivity）、“结构的和形容的”（emveandetic），等等：它们就好像一片模糊背景中的亮点，了解除它们可以有助于深入的研究。

（8）在谈到实验室的人种志研究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对实验室的民俗学研究，这就是社会学中民俗学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4〕代表人物加芬克尔及其学派的工作。麦克尔·林奇把这一批研究称之为“对科学工作的民俗学方法论研究（tthnomethodologicalstudiesofscientificwork），指出这种研究要详细考察实验室中“自然地组织起来的日常活动”“讨论”有关实验室工作的暂时的秩序”[20]。他并且专门著书论述了民俗学方法论与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关系。[21]那么，这种研究与前述人种志研究有什么关系？在民俗学方法识者看来，人种志研究是与“民俗学方法论的文献是有密切关系”的，甚至认为那些作者都是“民俗学方法论的说明者”[20]；而人种志研究的学者则认为民俗学方法论是人种志研究的一种。[10]弄清这两种研究的区别与联系，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我们要指出的是，从已有的人种志研究的著作来看，他们确实从民俗学方法论者的著作中吸取了某些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知识社会学微观研究的特点也许是重要的。

（9）最后要说的是，科学技术的人类学研究中的专业人类学家在增加，〔5〕但是非人类学背景研究人员仍然会占相当大的比重。因为，专业人类学家即使转向现代社会生活的广大领域，能够专门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也毕竟是少数。这种情况，对于在人类学科并不充分发展的中国从事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学者来说，也许是一种机会：他们也许可以增添几分勇气，去涉足这个确实颇为陌生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

注释：

〔1〕人类学是一个大的综合性学科，包括有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或称文化）人类学等分支学科，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社会（文化）人类学。

〔2〕ethnography另一种译法是民族志，我这里采用的是《大英百科全书》的中文版的译法。

〔3〕1996年我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特尔多）人类学系讲学时，就见到一位研究藏医的研究生，她已不止一次到作田野调查。

〔4〕这个词在社会学中有多种译法，如：民俗学方法论，人种方法论。

〔5〕从两本文集中的撰稿人可以看到这一点：1992年出版的《知识与社会》第9卷9名作者中有4名是人类学家；而1982年出版的《诸科学与论文化》9名作者中只有1名是人类学家。

【参考文献】

[1]WotgeLepenics:AnthropologicalPerspectivesinthesociologyofscience,in"SciencesandCultures",EditedbyE.MendelsonandE.Elkana,D.ReidelPublishingCompang,1981,p.245,p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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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YehudaElkana:AProgrammaticAuemttatanAnthronologgofKnowtedgein"SciencesandCultures",P.6.

[4]克利福德·格尔茨：《深描：向文化解释学理论》，《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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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thnography,BritanicaVoi.4,pp.583—584.

[10]R.S.Anderson:TheNecessaryofFieldMethodinFliedgmmethodofScientificRecearch,in"ScieneesandCutlures,p.218,p.216.

[11]BrunoLalour:LaboralorgLifePrincetonUnicversityPress,1986,p.278.

[12]KarinD.Knorr-Cetina:TheMonutactureofKnowledge,PergamonPress,1981.

[13]"Precoce",in"KnontedgeandSociety:theAnthropologyofScienceandTechnology,Vol.9,1992,"JALPressInc.p.x.

[14]DavidJ.Hess:"Introduction:ThenewEthnographyandtheAnthropologyofScienceandTechnology.inibid,pp.1—17.

[15]詹姆斯·匹科克：《芬三流派：韦伯、帕森斯、格尔茨》，《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p.106—110.

[16]格尔茨：《地方性知识》，《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91,p.93.

[17]SlacieE.Zabushy:"MultipleConlexts,MultipleMeaning:ScientistintheEuropeaSpaceAgency,in"KnowledgeandSociety,Vol.9.".

[18]M.CollonandJ.Laws:"OntheConstructionofSocio-techniceeNetworks:ContentandContextRevisited",in"KowlegeandSociety,Vol.8,1989SludiesintheSociologgofSciencePastandPreseut,JALPressINC.

[19]KarinKnorr-Cetina:"LaboratorySludiesandTheConstructionApproachintheStndyofScinceandTechnologg,（日）《科学·技术·社会年版》1993、卷2p.138.

第4篇：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学科分类；文学人类学；人类学；比较文学；文艺学

中图分类号：I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8—0130—04

一、“文学人类学”与“人类学”

文艺批评家和人类学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人类学”，这使得“文学人类学”应该归属到哪个学科，从概念提出时就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

“文学人类学”作为一个概念范畴，最初是由文学批评家提出来的。在中国，“文学人类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本体论讨论语境中由一些文艺批评家提出来的；在西方，“文学人类学”最初是由加拿大著名文艺理论家诺斯诺普?弗莱提出来的，随后，伊瑟尔进一步提出了“文学人类学”。

在人类学界，较早明确提出“文学人类学”概念的，大概是美国人类学家波亚托斯（Fernando Poyatos）。波亚托斯提出“文学人类学”这个术语，是作为历史的和文献价值的系统调查来指叙事文学中人物的非语言功能的。它包括语言、副语言、人体动作学、空间关系学，还有其他非语言活动，如身体装饰、物体装饰等。[1]（P1）

1988年，波亚托斯等人举办了以“民俗学与文学人类学”为主题的研讨会，专门研讨了“文学人类学”的问题。参与这次大会的美国特拉华大学教授恩尼格（Werner Enninger）认为“文学人类学”具有9个特征：（1）在学科性属上，文学人类学属于人类学，而不是文艺学；（2）在目的上，文学人类学主要是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人种信息或人类学素材；（3）从研究的基本单位来讲，决定文学人类学的单位是社会单位，而不是文学单位；（4）从方法上讲，文学人类学的方法是把文学当做社会实体来看待，从外部背景关联中切入文学研究；（5）从范围上讲，“文学人类学”不仅包括审美性文本，还包括诸如表现性文本、描写性文本、意欲性（conative）文本等各种书写文本。这些文本都是作为人类学素材被加以分析的；（6）从各种文本在人类学研究中的意义来讲，审美性文本不是最主要的，它比描述性、表现性和意欲性文本要次要些；（7）从跨文化比较角度讲，文学人类学既考虑无文字社会根本无法创制书面文本的事实，也考虑有文字的社会在创制书面文本的同时也保持着口头文学的传统；（8）从人类学的文化知识范畴讲，语言的文本（书面或口头的）只是文化文本（culture texts）诸多层面中的一个。文化知识还储存在如“身体的文本”（somatic texts）、“对象的文本”（objectual texts）和“环境的文本”（environmental texts）等其他文本之中；（9）从文学人类学可能取得成就的条件讲，它要取得成就必须考虑两个条件：一是把文学视作把握一个民族的文化知识的众多途径之一；二是它检验它所假定的发现，并同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发现加以对照。[1]（P203）从恩尼格归纳出来的“文学人类学”的特征来看，首先，“文学人类学”属于“人类学”而不是“文艺学”。其次，“文学”或审美性文本，只是人类众多文化知识中很小的部分。再次，“文学人类学”的目的不在于分析“文学”，而是从书写的和口头的文本分析中获取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知识，其目的是为人类学的研究提供素材。

在中国，人类学家对待“文学人类学”的一般态度也是：“文学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在庄孔韶主编的《人类学通论》教材里就把“文学人类学”列入其中。[2]（P539～550）应当说，“文学人类学”与“人类学”的亲缘关系，无论怎么说都不过分，正如美国北卡罗来拉大学教授乐钢指出的，“你既然打这个旗号，就要牢牢把握住人类学，否则你还是文学。”[3]不过，依照乐钢的逻辑，也可以这样来说，不抓住“文学”的话，也还只是“人类学”，而不是“文学人类学”了。这里实际上反映出人类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在“文学人类学”认识上的冲突。从人类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在“文学人类学”认识上的冲突来看，“文学人类学”并不是“文艺类型+人类学”这样简单。

从中西方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情况来看，有两点很值得注意及思考：第一，中西方文艺理论家都是针对文艺学学科危机或内部研究混乱状况而提出“文学人类学”的。第二，中西方提出“文学人类学”的大多数文学批评家认为，“文学人类学”的知识框架应当取自于对文学艺术内部结构的把握——但并不拒绝或排斥运用人类学理论及方法。总之，文艺批评家对“文学人类学”的态度是：“文学人类学”不是“人类学”的附属物，也不是人类学收集人种信息或人类学素材的工具。由此可见，人类学家提出的“文学人类学”与文艺批评家提出的“文学人类学”有着原则上的区别。

从文学批评家和人类学家的分歧可以看出，把“文学人类学”放置在“人类学”学科下，它同样会对“文学人类学”造成遮蔽，使“文学人类学”沦为人类学收集材料的工具。第一，用人类学的目的代替“文学人类学”研究的目的，遮蔽了文学研究的特性。第二，一般认为人类学视野是全球性的，不过，从人类学的学科史来看，人类学的视野首先是“民族的”或“族群的”，[4]（P181～182）它是以非西方的“他者”、“野蛮人”为研究对象的，只是在后来的学科反思中，人类学才把其视野逐渐拓展为“人类的”。这是由于“人类学”是随着西方现代性进程发展起来的，它的发生与民族主义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因此，把“文学人类学”视作“人类学”的亚学科，可能会把“文学人类学”限制在族群、国族或民族国家想象的认知框架里。

第5篇：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项目“新疆民族文化冲突与适应”(编号：XJEDU010213C01)的阶段性成果。

文化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作为一门来自国外的新兴学科，进入中国不过百余年的历史，1978年之后才真正受到重视并在各大中院校陆续开课。经过30多年的发展，文化人类学专业人才、出版的刊物、书籍以及各种类型的学术会议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笔者根据自己在国外深造和国内从事文化人类学教学过程中的体会，在此探讨本课程的教学方法。

一 突出文化人类学学科的重点

文化人类学在认识人类自身、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客观评价人类的成就以及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无法相比的作用。在教学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重点应包括以下几点：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人类学；造成文化多样性的基本因素；通过进化论来解释人类的发展；消费与交换有关的生产模式；生产、消费、交换方式在当今的变化趋势；疾病治疗方式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变化趋势；亲属关系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形式；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取向与研究范式；交流、文化多样性和不平等性之间的联系；世界宗教的全球性和地方性特征；当今世界宗教变化的重要趋势；当今世界象征文化的变化趋势；文化人类学家对移民政策与计划的贡献；文化人类学对发展问题研究的贡献等。

二 安排写作

在文化人类学课程教学中安排写作非常必要，它的作用类似于数学课的计算练习，是学文化人类学的最佳方法。为了真正地应用通过课程内容获得的知识，学生必须总结性地记笔记并完成某些类型的写作作业。教师可以安排学期论文、文化人类学课外读物的总结报告或者案例分析等作业。对学生来讲，本课程能提供很多写作题目，教师可以出写作题目供学生选择，或者让学生自己设计写作题目。教师的主要任务是讲授学生怎样完成写作、怎样设计论文的框架、怎样参考并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等相关知识。比如，讲授文化人类学的导论部分时，可以安排有关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历史、文化人类学的任务和目标、当代文化人类学学派的形成等方面的总结性写作。同时，还可以安排学生阅读专业论文并写评论，他们的评论应包括论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主要成果和意义等内容。总之，学生通过写作业能够提升文化人类学知识素养和对人类不同文化的认识。

三 传统教学方法与现代教学手段并用

如今可以说是影视产品泛滥的时代，电视、互联网、移动电话甚至车载DVD都随时能提供能满足个人需求的视频。当代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都生活在“影视文化”(video culture)中，用凯西·乔丹(Casey Jordan)的话来说，他们是被视频养育的一代(video-raised generation)。互联网、多功能手机和微信几乎占用了他们所有的时间，这种现象已经给高校教师带来不少的麻烦。一方面教师无法阻止学生看这些视频；另一方面教师千方百计地劝诱、鼓励甚至强迫学生阅读规定的教科书。对于一些理论性、学术性强的章节和问题采取传统的教学方法，如人类学的基本理论流派、文化人类学在21世纪的发展趋势等问题。对于一些需要展示的内容用多媒体教学，给学生播放一些人类学教学片或者图片资料，寓教于乐，增强教学的可感知性。人类学教学片在教学使用中的效果非常好，而且互联网的普及为获得人类学影视材料提供很多便利。许多文化人类学影片是基于现实世界的案例分析，很多章节如文化、田野调查、宗教、民族、种族、家庭、婚姻、经济文化类型、疾病与治疗、都市人类学的城市问题等都可以通过影像资料将知识点更加直观地展现给学生。选择影片时，要选比较短、教育性较浓、能展示课程内容的影片。另外，还要注意影片的拍摄效果、娱乐程度。观看影片之后，应组织学生讨论影片的拍摄方法、摄制者的主观意图、影片展示的各种文化要素，还要把影片内容跟其他资料进行比较。这样，学生一方面将会认识各种文化人类学现象，另一方面他们还学会怎样鉴赏影视资料。

四 采用研讨式的教学模式

在文化人类学教学过程中，一改传统的“注入式”，采取“研讨式”教学会收到更佳的效果。文化人类学除了一些基础知识课程外，很多课程都适合采用研讨式的教学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大多数人类学课程都可以成为讨论型课程(seminar)。研讨式教学过程中教师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讨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做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有助于培养学生动手查阅资料、组织语言、上台演讲、善于思考与敢于创新的能力，可以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接受。在文化人类学课程的教学中，根据教材及学科的重点、难点来设计具有针对性、难易适度、有内在启发性的讨论题目。文化人类学这门学科的每一章都关注现实问题与文化现象，本身就有很多值得思考和探讨的活题，可以围绕课程内容选择某一个主题或者某几个主题，让学生提前查阅相关资料，做好发言的准备，让全体学生都参与进来。如在讲到文化时，我们可以选择“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论之间有什么区别？”“民族中心主义有哪些积极和消极作用？”这两个题目；又如在讲到宗教时，可以提出“宗教在当今社会中有哪些功能？”“宗教信仰如何支配个人的日常生活模式？”等问题。这些讨论题既突出了教学重点又联系了实际，引导学生思考，培养学生的自主性，深入了解社会。在讨论过程中鼓励每一位学生积极参与并结合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发表自己的认识和看法，老师最后要进行总结性点评，真正实现研讨式、辩论式的教学。

五 推行实践式的教学方法

开展文化人类学课外教学活动，参与田野调查是文化人类学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完全符合文化人类学的学科特点。田野工作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与学科标志，也是文化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重要区别。人类学家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它是检验人类学理论知识的重要手段。这非常适合当今大学生对于那些陈旧研究的理论知识缺乏兴趣、更倾向于接受“现实而且跟自己生活相关”知识的特点。因此，很多著名人类学教师都非常注重实践性教学方式的采用，强调要将实际应用与专业理论相结合，通过精心设计课程实习计划，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参与意识。在时间紧、经费缺少的情况下，采取就近、节约的原则。[8]如带领学生分组分主题对就近村寨、社区进行田野调查，让学生学会简单使用调查方法，学会使用录音笔、照相机、影像设备等调查设备，进而培养学生记录不同文化形态、正确认识不同文化的能力。文化人类学课程拥有很多主题可以由学生开展田野实践，这里推荐几种类型：参观当地博物馆并写出有关收藏品及其对了解古代文化的贡献方面的简要报告；调查货币、消费和礼物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调查医疗保健与性别的关系；根据亲属符号写出自己的亲属图表；调查校园的各种俱乐部成员以及他们参与俱乐部的目的；调查纹身习俗的来源及其在学生中的影响；许可的条件下参观神庙、教堂、清真寺并观察各种仪式如何进行；调查文化、阶层、性别、民族等因素怎样影响人们的衣着、首饰、发型等身份标志；选择校园附近的某一个建设项目，调查它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如果授课教师有在研项目，要鼓励学生参与，还可以指导学生申报大学生创新项目，安排他们趁假期回家对家乡的特色文化开展调查。这种做法将理论学习与应用联系起来，凸显了文化人类学融实践性、主动性、参与性、交流性、探究性、理论性和应用性于一体的学科特色。

然而，调查对象和工作条件一般都会使人类学家面临一些不同寻常的挑战。田野调查过程中主要威胁来自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因素。国外人类学家的亲身经历也表明，学生在田野调查之前必须学会对付各种意外，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另一个挑战是人类学家如何对待被研究群体的伦理问题。安排田野调查作业之前，指导教师必须讲解要注意哪些问题、承担哪些责任等常识。学生应该树立正确的田野调查责任意识，不做对国家、研究群体和学术不利的任何事。要尽一切努力保护被研究者的人身安全、心理健康和经济利益，要避免秘密进行调查。比如，要注意研究对象的隐私权、知情同意权、肖像权、研究成果受益权等一系列权利和权益方面的伦理问题。通过田野调查，学生会发现自己身边的很多文化人类学“例子”，提高自己的实际工作能力。

总之，在当前全球化、跨国跨文化交流增多背景下，文化人类学在加强国家文化建设、重视文化软实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尊重不同文化、促进不同民族和睦相处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因此，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教师必须立足于社会发展的需求，培养出“基础扎实、知识宽泛、实践应用能力强、沟通交流能力高”的学生。不仅要对学生、对学校负责，还要对社会、对学科、对自己负责。在提高教学效果的同时教会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使得学生树立正确的学科意识和文化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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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大鸣．打牢基础提高素质学用结合一讲授“人类学概论”课程点滴体会[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8(2)．

第6篇：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人类学纪录片；视觉表达；艺术性倾向；应用性倾向

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从人类学纪录片诞生以来，人们对于人类学纪录片的界定就一直存在很多的探讨和争议，一直没有统一确切的公认的定义。那么到底什么是最接近于真实的人类学纪录片？在我翻阅资料的过程中，以下2个与人类学纪录片有相同或者相近的概念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文章中：人类学电影，影视人类学。其实在未大量翻阅资料之前，我对于人类学电影，影视人类学以及人类学纪录片几个概念是混淆的，甚至认为他们就是同一个概念，但在翻阅了大量资料和看了很多的纪录片后发现，这三个概念其实是存在差异的。首先，人类学电影可以分为两个概念，人类学家拍摄的以人类学研究为目的的电影和具有人类学思维导演拍摄的电影，但要注意的是电影是被定义为一种综合的艺术，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而人类学家拍摄的人类学电影则非创造性艺术，而是对研究对象的真是记录和拍摄。如果拍摄的人不是人类学家，也没有按照人类学研究方法进行记录，所拍摄的影片只是与人类学研究内容相关的作品，那么这样的作品只能被称为是人类学类电影。其次，如果是要清楚的辨别人类学电影和人类学纪录片以及影视人类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先界定一下什么是人类学纪录片。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纪录片是人类学家进行人类学研究而拍摄的资料用以学术交流和记录研究对象。如果以这个来定义的话，那么人类学纪录片的创作主体应该是站在人类学研究的角度上拍摄，创作者首先应该是一个人类学家或者应该是一个对人类学有一定研究的人，这也就要涉及人类学研究的田野调查工作，影像作品也要讲求客观真实。但是人类学电影属性主体应该是归属到电影的范畴，更偏重于电影的概念，电影的创作者或者借鉴人类学的视角来创作电影，或者借用人类学涉及的内容来创作电影，那么其结果是人类学电影掺杂了很多关于创作者主观的设计和规划。而纪录片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讲求真实性，所以在这一点上这两个概念就有了不同点，但是在我翻阅资料的过程中有些人把这两个概念互相等同，或者说是混淆，所以我们不能说人类学电影就是人类学纪录片，而应该说人类学电影是广泛意义上的人类学纪录片。

其实关于这三个概念的理解还有这样一个方式：这三个概念都是与人类学相关，只不过人类学电影是站在电影内容题材分类的角度，个人认为只要电影内容涉及人类学，不管是纪实性的还是故事性的都可以称为人类学电影；影视人类学则是站在人类学的角度来划分。人类学可以分为很多分支，影视人类学只是其中的一个学科，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出现人类学家用于研究人类学的新的学科。人类学纪录片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关于人类学研究而创作出来的影像，也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和研究方法，在这一点上影视人类学和人类学纪录片内容相近，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等同。

上面我们提到了人类学纪录片的界定目前还属于一个没有确切定义的状态。其实要探讨人类学纪录片的定义，我们应该需要去探讨人类学纪录片拍摄的目的和意义，这个问题探讨清楚了，就可以知道什么样的影视作品可以称为是人类学纪录片，而什么样的作品只能称为是人类学类的电影。按照严格的人类学纪录片的界定，人类学纪录片拍摄的目的是用以辅助人类学的研究，用以纪录和保存人类学研究成果和研究对象，是人类学家在科技推动作用下产生的一种对人类学研究的新的研究方法。影像拍摄技术的出现推动了人类学研究的发展，使得人类学研究从文字性的记录变成了视觉化的直接影像资料记录，因为原有的人类学研究成果中，文字性的表述一是会加入太多表述者的主观意识思维，从而影响人类学研究对象记录的真实性；二是读者在解码过程中会因读者自身的知识文化结构而得出不同的二次编码，从而使得其获得的信息与真实信息出现偏差。人类学纪录片的出现使得人类学研究从单一的二维资料编码转换成了四维（时间、画面空间、图像、声音）空间结构的资料构建，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最直观和真实的研究资料。

人类学纪录片在创作过程中一直围绕着一个真实性的问题。那如何才能够保证我们创作出来的人类学纪录片的真实性？这就需要我们去探讨创作的过程了。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纪录片是由人类学家在进行了一系列的田野调查，并按照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进行拍摄的纪录片。那么这里就有这样一个问题，拍摄纪录片的人类学家是否只是单纯的站在人类学研究角度进行拍摄，还是这个人类学家在人类学研究基础上有了一定电影艺术的概念？如果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又不得不去界定如何才能够拍摄出优秀的人类学纪录片这个问题了。按照理论推理，要拍摄出优秀的人类学纪录片，那么基本条件就要求导演既是人类学家，也是电影艺术家。而目前世界上能同时具备这样条件的人少之又少。大部分的创作者要么只是人类学家简单掌握了一些影视拍摄的技巧进行对研究对象的记录，拍摄出来的作品只能作为学术交流使用。要么就是一些电影导演站在电影的角度对自己所理解的人类学题材的“故事”进行创作，其作品中加入了大量主观的人为设计和创作，偏离了人类学研究的本质。在《最后的山神》中，导演就是用了很多电影艺术创作理念，使得这部广义上的人类学纪录片充满了诗意，画面镜头内容和取景都十分漂亮，大自然的魅力被恰到好处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赢得了一片好评，也引起了人们对渐渐消失的古老文化的思考和对大自然破坏的反思。但是就人类学角度来讲，《最后的山神》还是没有真正达到人类学研究的目的。

现在矛盾的问题是，如果人类学纪录片拍摄的目的是属于单纯的人类学研究或者作为学术交流而用的，那么作品就会接近于对研究对象的真实客观记录，但与此同时其视觉表达的艺术性也就大大降低，观众的收视度也会降低，那么人类学纪录片的生存空间就非常的狭隘了。而如果人类学纪录片拍摄的目的是为了大众传播，为了在电视台播放，那么纪录片的视觉表达就需要有艺术性，需要有视觉冲击力。而如果具备了这些特质，纪录片镜头和内容的选择就取决于导演的取舍和创作，那么纪录片的真实性也就会受到质疑，搞不好就变成了纪录电影。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寻求一个既能够让人类学纪录片保持人类学研究的价值，又能够让观众接受的平衡点呢？

在这之前我觉得纪录片应该是对纪录对象的真是记录，制作越粗糙的纪录片越客观越真实，就像《虎日》，单纯的仪式性纪录，真实地反应了戒毒仪式的神圣，而且后来放映给当事人看时，还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教育作用，使得研究性人类学纪录片转变成了实用人类学纪录片。但是在我看了《最后的山神》、《沙与海》之后，原有的看法有了改变：原来纪录片也可以拍得很艺术。

人类学纪录片与其他题材的纪录片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异的。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纪录片在拍摄之前需要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而且拍摄者首先要有很扎实的人类学知识，在拍摄过程中还必须遵循人类学研究对象的真实规律进行拍摄，不能进行浮夸和太过于主观的取舍，而是要真实记录。而一般题材的纪录片就可以通过设计和安排进行创作，只要纪录片所讲述内容真实，创作手法是纪实性就可。再创作手法上的差别也直接表现出来他们的不同点出来。

在查阅资料过程中，庄孔韶学者的“不浪费的人类学”的观念给我很大的触动。他在国际会议论文中介绍了早年提出“不浪费的人类学”之初衷，并将这一理念多年加以身体力行。在田野工作和撰写论文之后，发展同一主题的文学人类学的多元创作，并将其引申到人类学纪录片摄制之中。他还结合中国古代文论和国外同行寻找现代影视摄制互动的新理论，以及鼓励和推崇影视人类学摄制的专业化方向，并将应用的影视人类学实践最终包含在“不浪费的人类学”的构想之中。所谓的“不浪费的人类学”是指“人类学家个人或群体在一个田野调查点上将其学习、调研、阐释和理解的知识、经验、体悟以及激情用多种手段展示出来。著书立说以外，尚借助多种形式，如小说，随笔，散文和诗，现代影视影像手段创作；邀集地方人士的作品或口述记录，甚至编辑和同一个田野点相关的跨学科作品，以求从该族群社区获得多元信息和有益于文化理解与综观。”而“应用的影视人类学”则包括运用影视人类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以达到应用的非学术目的，也就是说，学术的影视人类学不存在解决问题的内容，而应用的影视人类学因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而推动影视摄制。

庄教授的“不浪费的人类学”和“应用的影视人类学”让我联想到了人类学纪录片创作的一个新出路。长期以来主流人类学的旨趣都是做文化的诠释的纯学术的研究而不是应用的目的，如今应用人类学家也走出了学院的“象牙塔”，越来越多地关注对社会文化事务、跨学科的问题，以及干预性的应用研究，这包括了利用影视手段的人类学实践。早在1999年，庄孔韶教授了解到中国云南省宁蒗县小凉山彝族头人用民间盟誓仪式戒毒成功一事，其本质是：寻找地方文化的力量以战胜人类生物性的成瘾性，不同于医生的科学主义方法戒毒，认定这是一件方法论意义上的大事，于是开始进行了追踪调研和参加当地第二次盟誓仪式拍摄，完成《虎日》民族志电影。拍摄后发现，彝文版本在小凉山彝族地区放映，推动了那里头人们用同样的方法戒毒，使人类学纪录片走向了应用的方向。

第7篇：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生态人类学；生态文化；自然

一、生态人类学的定义以及历史与现状

生态人类学属于人类学门类，是在文化生态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态人类学以人类的适应――主要是文化适应，也包括生理适应为研究对象，借鉴应用生态系统的概念，在系统的结构和运动中具体考察各种文化、环境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功能，以发掘和整理作为人类适应的知识和行为体系，从而最大限度的进行生态学角度的文化及其演化的阐释。

生态人类学是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人文地理学、医学、遗传学等学科与生态学的交叉学科。但是它所关注的最主要是人类机体和生理的适应和进化以及当代的环境问题。其具体的研究领域包括人口、遗传、体质、营养、疾病、生计、资源利用、社会发展等与环境和文化的相互关系。

（一）国外文化生态理论的回顾

在18、19世纪，早期的“环境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孟德斯鸠，英国的巴克尔和德国的F.拉塞尔。环境决定论是指：地理环境是唯一因素解释社会文化差异的认识论。在拉塞尔之后，20世纪前期，美国人类学者以博厄斯、威斯勒、克鲁伯为代表的学者开展了对文化要素分布和传播问题的研究，以探讨自然环境和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人类学的生态研究，即从人类地理的模式跨越到生态学的视野，斯图尔德应该是开创者和奠基者。他的贡献就在于他明确的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类的某些文化总是因自然环境的差异而差异，并且表现出密切的对应关系？斯图尔德回答说：以生计为中心文化的多样性，其实就是人类适应多样化的自然环境的结果。到了20世纪中期，与人类学有密切关系的生态学取向研究不断涌现，并产生了若干既相互联系，又有不同学识背景的边缘学科，如生态人类学、人类生态学、民族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等，使这一学科领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

（二）国内研究概况

在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和人文地理学都是20世纪早期从西方引入的学科。20世纪50年代以前，国内的学者们对于人文地理和民族地理的研究都很少。50年代以后，由于某些政治因素，人文地理和民族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而成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人类学领域的生态研究才随之进入了一个活跃的时期。先是在等杂志陆续刊登了有关文化生态学、人类生态学、民族生态学的翻译和文章。此后，在老一辈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所编写的民族学和人类学通论、概论中都有文化生态学和人类生态学的专章专节的介绍。

二、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的方法

生态人类学的发展与生态环境史的开拓是分不开的。生态环境史，顾名思义，是研究生态环境变化的学问。而人类学研究人类文化，既研究共时性的文化形态，同时也研究历史性的文化变迁。日本学者秋道智弥总结的生态环境史的基本研究思路是从变迁、外部影响、文化建构、环境适应四个方面进行的。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具体方法：

1.田野调查法是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2.以某种重要的自然资源为对象的研究方法

3.以植物和农作物为对象的研究方法

4.以传统农业变迁和土地利用变迁为对象的研究方法

5.以特殊自然条件或以特殊地方疾病为对象的研究方法

三、刀耕火种研究的背景、理论和方法

当我们提到刀耕火种的时候，很多人会认为刀耕火种就是“砍到烧光”，其实不然。首先，它有一套严格的轮歇制度，使利用与保护相结合，以保证森林资源不受破坏，从而达到持续利用的目的；其次，它有各种土地分类的知识和相应的各种耕作技术，既能够因地制宜，又能够有效保护耕地；再次，它有十分丰富的栽培作物品种和相应的栽培经验和技术，可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最后，休闲的养育的森林既是牧场也是狩猎场，还是各种野生有用资源的采集场所，它在整个刀耕火种系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仅仅以上四点就不难看出，传统的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文化生态体系。

（一）刀耕火种研究的背景

刀耕火种在寒带和温带已经十分罕见，而在亚热带，尤其是在热带部分地区，却仍然比较流行。中国是世界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作为森林农业形成的刀耕火种，在我国产生的历史极为悠久。然而，迄今为止这一领域的调查研究还比较薄弱，云南目前是中国尚保留刀耕火种较多的地区，所以学者对于云南刀耕火种的调查成果也颇为丰富一些。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刀耕火种的调查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古代到20世纪40年代末可以作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情况，其实还谈不上什么研究，仅仅是散见于历史文献的零星记载。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可以作为中国刀耕火种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成绩，主要是田野调查工作。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刀耕火种的调查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刀耕火种农业受到空前的重视，人们所关注的重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事农业史范畴的研究，另一个是生态环境角度的探讨。举个例子，在解放初期，西双版纳森林覆盖率是%66.7，山川秀丽，四季常绿，45万亩水稻田靠绿色水库涵养水土。但是1985年后大量毁林开荒，20年来森林覆盖率下降到%33.9，森林减少600多万亩，其中毁林开荒占了一半。

（二）刀耕火种的研究理论――从生态人类学的视野

所谓生态人类学，简而言之，就是探讨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一种方法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人类对于自然的适应、保护和利用，是这种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人类可以认识自然，掌握自然规律，并根据规律开发和改造自然，从而求得生存和发展，但人类在自然面前，很大程度上，人类还受制于自然的规定和约束。

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从两个层次进行考察。一个是自然生态系统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二个层次是人类生态系统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人类的任何食物生产方式或生计方式都不是简单的向大自然索取，而是文化的行为，因此刀耕火种也应该是一种文化，是森林民族创造的独特的森林农耕文化。

（三）刀耕火种的调查研究方法

1.如前所述，刀耕火种是山地森林民族的生计，是他们对于山地森林生态系统的适应方式，简单的说就是他们的生产行为。因此，研究刀耕火种就必须以山地民族为中心，即必须以“人”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不应该像很多自然科学者那样，见物见事不见人，一味的去考察刀耕火种对森林、土壤、生态系统的影响，那样的研究成果，显然是不可能获得全面、正确的结果的。另一方面，以人为中心考察刀耕火种，又必须重视人类的社会文化属性，将其摆在重要的位置。社会文化是联系人与自然、人与森林的纽带，刀耕火种所反映的人与自然、人与森林的关系，其实是通过社会文化来表现的。因此，研究刀耕火种不仅必须以人为中心，还应该仅仅抓住社会文化这个关键。

2.研究刀耕火种必须以刀耕火种民族及其社会文化为基本的着眼点，而前人又没有留下多少系统的文献资料，所以，除了进行田野调查之外，是没有其他路径可走的。

3.研究刀耕火种这样的课题，定点研究是基础。通过对一个地点一个民族的考察，大体上可以了解刀耕火种的一些基本文化特质。再者，想要充分了解刀耕火种文化类型的多样性，就必须在定点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多地区、多民族的比较调查研究，从而在整体上把握刀耕火种及其演变的规律。（作者单位：大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尹绍亭著：《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2] 尹绍亭.远去的山火：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3] 李博主编：《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4] 孙振玉主编：《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第8篇：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一、音乐人类学的定义及发展

在西方被称为“Ethnomusicology”的音乐人类学是一门起源于欧美的具有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中文译名为“民族音乐学”。20世纪中期由美国人类学家、音乐家梅里亚姆（Alan.P Merriam）最早提出，早期名称为“比较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运用一般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观念来研究人类音乐文化，把音乐与人类学结合起来研究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音乐。作为新兴的音乐理论学科，音乐人类学打破了传统音乐学所关注的音与音之间的关系，而是以音乐为研究主体，在对音乐艺术进行客观描述的同时，提出了音乐”是什么”的概念，对音乐进行了深层次的文化阐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认识，旨在更好地研究人类音乐文化和音乐行为。1980年，在南京举行了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研讨会”，音乐人类学随之引入中国并得到了迅猛发展，几乎涉及到音乐研究的各个领域。进入21世纪，以发展各国民族音乐为己任的“多元音乐文化”观念已逐步取代了20世纪初以”欧洲中心主义论”的单一观念，成为音乐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前提。在多元共存的背景之下，音乐人类学把音乐艺术置于历史、社会等生活环境中，打破了西方传统的音乐学理论界限，从音乐学和人类学的双重角度关注音乐文化的人类性。在立足传统音乐文化的基础上，对音乐现象有更深入的了解，认识音符背后所蕴藏着的更本质的东西，把音乐的理论意义扩展到全球人类生活的视野中。

随着文化人类学思想的渗入，音乐人类学家更加注重音乐的文化价值研究。在研究音乐与文化关系的同时，更强调对音乐自身的研究，重视对地方性知识、边缘文化知识的研究和发展，为音乐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奠定了基础。随着民族音乐学的蓬勃发展，让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两学科相互取长补短的呼声越来越高。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音乐人类学家开始探讨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尝试着将音乐人类学与音乐教育相结合，在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多文化、跨文化的音乐教育，这一做法对于音乐人类学多元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形成无疑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普及，众多国外学者逐渐意识到音乐教育是受音乐人类学影响的一个重要领域。因此，他们将音乐教育的现象和问题投入历史的文化背景研究中，在多样化的背景中感受音乐教育，重视音乐人类学视野中的音乐教育研究。上世纪50年代，英国涌入了大量的海外移民，同时也带来了具有特色的移民文化，使学生在学校中接受各种不同文化的音乐，使其与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背景紧密联系起来，强调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独创性，加强多元文化的教育体系。正如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在《世界文化的音乐政策》中所提到的：“任何音乐教育体系都接受由多种文化形成的音乐世界存在的事实，以及对其学习和理解的价值，并把这一观念作为音乐教育的新起点。（刘沛译，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信仰宣言”和“世界文化的音乐政策”[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8，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专辑）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要求音乐学家、教育学家要立足于21世纪，面向世界，用全球多元音乐文化并存的思维模式，来发展音乐学科。很多国家面对这一国际潮流，都站在自己国家的角度对多元音乐文化教育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试图寻找到一条适合本国的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模式。然而纵观今天的高师音乐教育，不难发现：中国至今没有系统的音乐教育体系，教材一直在沿用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音乐加西方音乐的传统模式，欧洲中心主义论一直占据主流。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建立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必须在符合中国国情、中国音乐发展特点、中国音乐教育实际的基础上，用多元文化的视角去审视、关注音乐教育，把音乐教育放在中国文化、世界文化这个大的背景中，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让音乐人类学的观点及研究方法渗透到音乐教育的方方面面，趋向于把音乐教育中的音乐用文化中的音乐来界定。

二、高师中国音乐史课程现状

《中国音乐史》是高师音乐教育专业一门重要的理论必修课，是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近现代音乐发展脉络的重要途径。它以历史发展为脉络，将每个时期颇有代表性的音乐家、音乐作品、音乐流派及重大的音乐事件等史实贯穿起来，使学生在纵向理解和掌握音乐知识的基础上，横向挖掘蕴含在音乐史内部的文化价值。正如德国当代音乐史学家布洛克豪斯所说的：“音乐史研究的对象是音乐的历史，这一约定俗成的规定迄今为止还未被音乐史学家严格地遵循过。之所以不能这样做，是因为人们……在讨论历史的联系、各种关系和条件时，必须考虑到音乐所依据的社会、文化发展规律。”（俞人豪，音乐学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30）但是目前，中国音乐史在各高师院校中教学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教学现状不容乐观，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了中国音乐史在音乐学专业中的基础地位。

1、高师音乐教育专业普遍存在着“重技能轻理论”“重单项专项、轻综合素质”的现象。长期以来，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过于强调技能方面的训练，而忽视了中国音乐史等理论知识的学习。很多学生认为音乐专业就是唱歌、跳舞、弹琴，对于能全面提高学生整体素养的理论学科则轻描淡写，不愿投入更多的精力，使得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在课程设置、培养模式方面始终摆脱不了专业音乐院校的影响，出现了学生知识面狭窄、技能单一的尴尬局面。殊不知，要想在技能上有所突破，除了勤学苦练掌握技巧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掌握相当多的专业知识，才能更准确地理解作品、分析作品。

2、缺乏正确的学习方法。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掌握音乐基本知识，形成音乐技能的学习过程，是一个较为持久的音乐行为变化过程。而学习方法是有效地将这些知识与音乐技能转化为自身知识与技能的桥梁。大多数学生学习方法过于陈旧，认为学习中音史死记硬背即可。学生上课不认真，考试前突击复习。这种心态导致学生普遍存在着厌学的情绪，缺乏主动性。在教学方法上，教师也只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本文从音乐人类学的多维角度出发，透过我国高师中国音乐史教学的现状，将多元音乐文化的观点渗透到中国音乐史的教授与学习中，旨在用一种全新的、现代化的多元音乐文化思维框架来构建中国音乐史的教学内容，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以增强学生理论学习的动力，推动多元音乐文化的发展。

一、音乐人类学的定义及发展

在西方被称为“Ethnomusicology”的音乐人类学是一门起源于欧美的具有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中文译名为“民族音乐学”。20世纪中期由美国人类学家、音乐家梅里亚姆（Alan.P Merriam）最早提出，早期名称为“比较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运用一般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观念来研究人类音乐文化，把音乐与人类学结合起来研究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音乐。作为新兴的音乐理论学科，音乐人类学打破了传统音乐学所关注的音与音之间的关系，而是以音乐为研究主体，在对音乐艺术进行客观描述的同时，提出了音乐”是什么”的概念，对音乐进行了深层次的文化阐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认识，旨在更好地研究人类音乐文化和音乐行为。1980年，在南京举行了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研讨会”，音乐人类学随之引入中国并得到了迅猛发展，几乎涉及到音乐研究的各个领域。进入21世纪，以发展各国民族音乐为己任的“多元音乐文化”观念已逐步取代了20世纪初以”欧洲中心主义论”的单一观念，成为音乐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前提。在多元共存的背景之下，音乐人类学把音乐艺术置于历史、社会等生活环境中，打破了西方传统的音乐学理论界限，从音乐学和人类学的双重角度关注音乐文化的人类性。在立足传统音乐文化的基础上，对音乐现象有更深入的了解，认识音符背后所蕴藏着的更本质的东西，把音乐的理论意义扩展到全球人类生活的视野中。

随着文化人类学思想的渗入，音乐人类学家更加注重音乐的文化价值研究。在研究音乐与文化关系的同时，更强调对音乐自身的研究，重视对地方性知识、边缘文化知识的研究和发展，为音乐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奠定了基础。随着民族音乐学的蓬勃发展，让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两学科相互取长补短的呼声越来越高。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音乐人类学家开始探讨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尝试着将音乐人类学与音乐教育相结合，在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多文化、跨文化的音乐教育，这一做法对于音乐人类学多元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形成无疑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普及，众多国外学者逐渐意识到音乐教育是受音乐人类学影响的一个重要领域。因此，他们将音乐教育的现象和问题投入历史的文化背景研究中，在多样化的背景中感受音乐教育，重视音乐人类学视野中的音乐教育研究。上世纪50年代，英国涌入了大量的海外移民，同时也带来了具有特色的移民文化，使学生在学校中接受各种不同文化的音乐，使其与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背景紧密联系起来，强调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独创性，加强多元文化的教育体系。正如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在《世界文化的音乐政策》中所提到的：“任何音乐教育体系都接受由多种文化形成的音乐世界存在的事实，以及对其学习和理解的价值，并把这一观念作为音乐教育的新起点。（刘沛译，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信仰宣言”和“世界文化的音乐政策”[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8，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专辑）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要求音乐学家、教育学家要立足于21世纪，面向世界，用全球多元音乐文化并存的思维模式，来发展音乐学科。很多国家面对这一国际潮流，都站在自己国家的角度对多元音乐文化教育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试图寻找到一条适合本国的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模式。然而纵观今天的高师音乐教育，不难发现：中国至今没有系统的音乐教育体系，教材一直在沿用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音乐加西方音乐的传统模式，欧洲中心主义论一直占据主流。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建立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必须在符合中国国情、中国音乐发展特点、中国音乐教育实际的基础上，用多元文化的视角去审视、关注音乐教育，把音乐教育放在中国文化、世界文化这个大的背景中，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让音乐人类学的观点及研究方法渗透到音乐教育的方方面面，趋向于把音乐教育中的音乐用文化中的音乐来界定。

二、高师中国音乐史课程现状

《中国音乐史》是高师音乐教育专业一门重要的理论必修课，是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近现代音乐发展脉络的重要途径。它以历史发展为脉络，将每个时期颇有代表性的音乐家、音乐作品、音乐流派及重大的音乐事件等史实贯穿起来，使学生在纵向理解和掌握音乐知识的基础上，横向挖掘蕴含在音乐史内部的文化价值。正如德国当代音乐史学家布洛克豪斯所说的：“音乐史研究的对象是音乐的历史，这一约定俗成的规定迄今为止还未被音乐史学家严格地遵循过。之所以不能这样做，是因为人们……在讨论历史的联系、各种关系和条件时，必须考虑到音乐所依据的社会、文化发展规律。”（俞人豪，音乐学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30）但是目前，中国音乐史在各高师院校中教学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教学现状不容乐观，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了中国音乐史在音乐学专业中的基础地位。

第9篇：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一、作为“学科”或作为“学问”

成为学科或被称为学科，应该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尽管人类学形成于19世纪，但195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承认为一个学科，仍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即便艺术人类学足以成为一个学科，在目前的中国，这还只是一种可能性而非现实。谈论艺术人类学学科建设、学科规范的合法性，可以指其尚未建成或需要建成一个学科，或者指的是把艺术人类学放在文化人类学这样的学科下建设和规范，而不是说艺术人类学已然成为一个学科。大概因此，有的学者将艺术人类学称为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分支，有的学者更愿意选择“人类学艺术研究”这一说法而非“艺术人类学”①———末尾的“学”字容易引起争议。人类学的艺术研究与社会学的艺术研究、哲学的艺术研究、宗教学的艺术研究、心理学的艺术研究，构词法和用意类似，均是将各具特色的艺术研究放在特定学科下看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表(国家标准GBT13745－2009)》中，除人类学的艺术研究外，上述其他学科的艺术研究都已获得二级或三级学科代码，从而成为艺术社会学、艺术美学、宗教文学艺术(以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艺术)、艺术心理学。艺术人类学在将来完全有可能被认可成为学科，在此之前，我们可以把艺术人类学理解为一种与艺术和人类学有关的特定“学问”。学术时势和学科精英的造就，使文化人类学在当今中国渐呈显学之态(至少在某些领域)。

与以往偏好思辨的学科相比，它确能为诸如审美(美学)、艺术、文化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热点重新注入清新的空气和新颖的方法。在文化人类学取得进展的同时，其他学科也随着学术风气的更新而变换姿态和方法。在划定各自学科领地的同时，相互的借用与交叉也就愈发明显。相当一部分学者先后接受不同学科的训练或熏陶，具备跨学科研究能力和多学科身份。对于不同学科的优劣长短，他们最为清楚。所以，一方面出现不同含义(不同学科主导)的艺术人类学(或审美人类学、文艺人类学、美学人类学);另一方面，一种含义的艺术人类学会受到另一种含义的艺术人类学的指责。而且，因为对局限性的清楚认识，指责有时显得深刻而尖锐。

艺术研究的学科分化与方法更新，不只发生在艺术与人类学之间。就西方学脉而言，最早触及艺术问题的是诸如柏拉图那样的哲学家，而后是研究艺术问题的美学(或艺术哲学)在哲学中的崛起，再后来就是艺术学从美学中分离，并要求自己独立的学科地位。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艺术问题被放在美学的框架内讨论，另一个从文学理论中派生出来的学科———文艺学(它在《学科分类与代码表》中准确的名字是“文艺美学”，“文艺学”应是简称)也占据艺术问题研究的半壁江山。相比起来，艺术学的声音很微弱。一位从文艺学转入艺术学的学者深有感触:“厘定艺术学的学科对象与研究领域，除了必须正确处理好艺术学与美学的关系之外。在我看来，还应大致厘定艺术学与文艺学及美术学的关系”，“文艺学的发达又颇有些‘喧宾夺主’的态势，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文艺学常常显得似乎足以与初出茅庐的艺术学平分秋色”。他设计的分配方案是，文艺学以语言文学为对象(近乎“文学学”)，而艺术学体系又将文学(语言艺术)包容进来。似乎有了一种逆转，不是文艺学包括艺术学，而是艺术学包括文艺学。①在学科分化日趋明显的时代，讨论学科边界是必要的，甚至不妨成为具有知识社会学意义的自反性研究主题。同时，学科分化及跨学科的结果肯定不仅是对正确、正当或正统的话语竞争，更应该提出关于学科合作与主题延续的建设性方案。这是跨学科研究的优势所在，也是跨学科学者的优势所在。具体到艺术人类学，尽管它究竟归属于文化人类学还是艺术学(目前看，前者更具主导性②)并非毫无争议，而争议也并非毫无意义，但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从美学、文艺学或艺术学而来的那些概念、命题如何获得新的生机，如何延展到艺术人类学中重新厘定，而不是简单地加以废弃。这样，促使学科之间形成真正的对话主题而不是自说自话，也使艺术(而不仅是文化)真正成为艺术人类学的研究焦点。

二、艺术人类学与“艺术”有何距离

从事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人，大致可能受到两方面的挑剔。一是被认为没有真正做出文化人类学的味道(来自文化人类学界)，二是被指所做的研究有艺术研究之名而无艺术研究之实，做的是文化研究、民俗研究而非艺术研究，或者把艺术对象当作民俗文化对象来研究，甚至于研究对象是否可以称之为艺术也很牵强(来自艺术实践与理论界)。总之，不通晓人类学的人进行艺术人类学研究与不通晓艺术的人进行艺术人类学研究，其牵强与偏颇程度不相上下。艺术人类学作为一种研究(即便是实证研究)与具体的艺术实践之间可能存在隔膜。与艺术哲学和美学相比，从人类学立场出发的艺术人类学想要转变的正是理论形态的艺术哲学和凌驾于艺术之上的美学的视角，从而将艺术(包括艺术哲学和美学)放回到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艺术世界之中，以尊重当事人自己的解释为前提来解释艺术，或解释当事人对艺术的解释。

从现有艺术门类看，艺术人类学研究对象的种类偏重于造型艺术、口承文学、音乐等门类，而忽视其他艺术门类。这种状况一方面取决于早期西方人类学的民族志博物馆建制(主要收集有形的、可移动的物品)，另一方面也与艺术人类学研究者自身艺术分析能力的局限有关。还有一种指责，针对的是某些艺术人类学研究仍在探讨关于原始艺术或艺术起源的过去时话题。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卷入与冲击、对社会进化论的怀疑以及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意识，使少数民族或汉族农村的原始主义表述(“活化石”、“原生态”等)变得十分可疑。改变这种局面的方案，一是把少数民族或汉族村落的艺术放在当下时间进程中审视，将虚拟的过去时转换为现在进行时，关注社会行动者的现实的诉求和行动的力量。③二是扩大艺术人类学的对象范围，从少数民族或乡村到城市、学院和主流艺术界，从民族民间俗文化中的艺术到都市人群、专业人士的雅文化中的艺术。④实现此转变之后，我们进而要注意这样的问题:现在进行时的艺术如何与过去时态的艺术相互勾连，因为某些传统在当下的生活场景中有所遗留，而原始主义表述不仅为学者所用，也被文化持有者或社会行动者所用。在将艺术人类学对象由俗而雅地扩大时，要觉察雅俗之别和雅俗之间如何转换、流通。#p#分页标题#e#

泰勒时代的艺术人类学或人类学的艺术研究，因为把艺术主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而与艺术学、美学或文艺学意义上的艺术研究有所隔膜，那么，当艺术人类学之名和艺术人类学研究组织得以成立，艺术人类学与艺术之间隔膜就应当有所消融。我们应当在艺术这个范畴下培养一种真正的艺术人类学意识和眼光，而不是远离艺术来探讨艺术。艺术学或美学意义上的艺术研究可能使我们看不到艺术在生活之中，看不到艺术的社会性与文化性，而离开艺术的艺术研究却使艺术完全融解在生活之中，成为社会文化的表征，失却艺术自身的特性。艺术是文化，但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应当站在艺术的角度促使艺术人类学进入艺术的世界，因为“艺术的人类学研究所面临的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缺乏一种关于人类学视野中的‘艺术’的整体认定”。⑤在辨析艺术人类学的学科性质、为艺术人类学进行学科定位之余，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作为艺术人类学对象的“艺术”又是什么?就前一个问题，仅从对象的性质看，有的称为“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与称之为“文化人类学”或“民俗学”研究并没有太大区别。它的对象也许与“艺术”这个词，但其研究视角、概念与艺术问题有很大距离。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尽管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来，艺术的传统定义日趋模糊，其讨论也日趋开放而多元化，充满哲学意义和社会文化语境的诸多不确定性，但在断裂中仍有延续或某种对应性。理解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要把它们放在对抗传统、超越传统、与传统对话的前提下才能完成。它们关于艺术的讨论，无论走得多远，所针对的还是那些最基本的艺术问题(从基本的艺术问题出发)。同样，无论艺术人类学具有如何开放的艺术定义和理解，其出发点或突破点应该是基本的艺术问题。只有在这些问题及其相应的范畴中，艺术人类学才能找到自己的艺术的对象，才能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回答“艺术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从而与当前的艺术学或美学展开有的放矢的合作或针锋相对的对话。乔治•马尔库斯和弗雷德•迈尔斯在《文化交流:重塑艺术和人类学》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与艺术之间的交流得到鼓励，艺术界和人类学界二者都在寻找自身研究的新主题，因为它们传统的研究主题和对象发生了巨大变化。①霍华德•墨菲和摩尔根•帕金斯在2006年出版的《艺术人类学》中认为，人类学“直到最近，还是停留在有关艺术定义讨论的外面，目前欧美艺术实践的每一部分都已经在被热烈地争论着，而在这些争论中，人类学的思维方式经常是对艺术有影响的。因此，人类学家应该加入这种讨论，并做出自己的贡献”。②

三、进入艺术人类学的“艺术问题”

自从1817年黑格尔在海德堡的美学演讲中预言“艺术之终结”以来，经典性的艺术定义、体裁分类、作者主体性、艺术与生活的界限等等均被动摇。追随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和“家族相似性”思想而来的古德曼、肯尼克和维兹等人否认艺术的可定义性，古德曼认为我们不应该问“什么是艺术”，而应问“某物何时何地成为艺术”。与此相似，乔治•迪基认为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在于特定的“惯例”(包括艺术惯例和社会惯例)，因而“一件艺术品就是某人说我叫这个东西为艺术品的客体”。③伊哈布•哈桑借用巴赫金的“狂欢”一词描述后现代艺术体裁混杂、滑稽模仿、言语狂欢等现象，什克洛夫斯基则认为“新的艺术形式的产生是由把向来不入流的形式上升正宗而实现的”。④在艺术主体性方面，本雅明探讨艺术的机械复制性，福柯、德里达从不同角度颠覆西方古典时期以来建构的人的主体性，罗兰•巴特从文本自身出发宣告文本作者主体性的“死亡”。

上述线索和问题，可以重新进入艺术人类学的视野和论域。当我们在村落情境中讨论乡民艺术时，当我们在人类学意义上的地方感中讨论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关联时，应对这些曾经“前卫”的问题何尝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传统的艺术概念很难对现代与后现代艺术现象加以定义、分类和解释，面对民间艺术时同样如此。比如，贵州省的“安顺地戏”在当地人称为“跳神”，它的一个传承人一再强调“‘地戏’(跳神)不是‘戏’”。⑤张士闪在《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鲁中四村考察》中事先声明:“我们将本书所涉及到的小章竹马、井塘村与东营村的仪式歌、洼子村的‘啦呱’等归类于乡民艺术，主要出于对传统民俗学、艺术学研究分类惯例的遵从，也为行文方便。因为在这些活动的展演过程中，尽管蕴含着大量的艺术因素，但作为其传承主体的村民从未视之为‘艺术’。”⑥正如布洛克就“原始艺术”所言，“它之所以是艺术，并非是因为那些制造和使用它的人说它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因为我们说它是”。⑦按照传统或艺术院校形成的艺术概念去理解民间艺术，或为民间艺术的体裁分类，将每一个认真对待民间艺术的研究者置于苦恼或尴尬的境地:找不到恰当的词来对应，找不到恰当的艺术体裁来归类，以至于有时我们甚至怀疑民间到底有没有我们所谓的艺术或艺术的种类。

正是在民间到底有没有艺术这个问题上，艺术人类学要停下来深思。民间是艺术人类学研究最初始也是最主要的阵地，“作为艺术人类学对象的‘艺术’是什么”与“民间有没有艺术”这个问题直接相关。西方人类学对于土著或小规模社会有无艺术的讨论，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在距今80余年前出版的著作中，罗伯特•路威批评有的人将初民艺术视为毫无美感可言的“实用之从仆”，他认为“爱美之心，四海相同”，“艺术的嗜好实为人性中的若干根深蒂固代远年湮的因素之一”，初民也有“为艺术而创造的艺术”，他们当中的艺术家也能够“以技术与美感为指归”。总之，艺术是人生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人与其他生物区别的重要标志。①与此相似，雷蒙德•弗思认为，无文字民族具有与西方人共同的审美感知力和判断力，他们的艺术品同样综合了经验想象和情感因素，同样能够唤起由线条、色彩和动作引发的情感回应，可以称之为“审美”。②罗伯特•莱顿基本上认可弗思的判断，不仅如此，他认为弗思过于“保守”地“将一个民族有关周围世界的理念和概念仅看作社会生活的附属，而没有把它当成经验性的有创造力的真实积累”。③弗思为艺术分析提出的命题，一是发现艺术的生产和使用对其所属的社会有何影响，二是找出艺术的形式特征所表达的价值的本质。在莱顿看来，第二个命题本来具有自身的意义，弗思却使它完全依附于第一个命题，艺术作为艺术的探究也就早早地断送了。基于这种认识，尽管研究的是诸如西非或澳洲小型社会的非西方艺术，莱顿为艺术人类学选择的分析工具和表述框架却是西方美学或艺术哲学式的，他探讨艺术的定义、美学与审美传统、艺术家的价值观与创造力、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及其形成等似乎不应该出现在艺术人类学而应该出现在艺术学、美学或艺术哲学中的话题。与此同时，他回顾与应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至潘诺夫斯基、贡布里希等人提出的那些经典的美学或艺术问题，而泰勒、博厄斯、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类学家提供的例证和观点则穿梭其间———艺术(美学)与人类学就这样镶嵌在一起。莱顿的立场很明确:“尽管世界各地的各种文化都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及内容，但这些艺术家们却是被某种共同的目的、共同的问题以及共同的程式所限制与激励，这些共同性证明了在文化生活的探索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特别的技能。”④这种特别的技能就是艺术创造力。正如王建民在《艺术人类学》中译本后记中总结的，对于莱顿，如何看待艺术的审美或者艺术的形象性是艺术人类学的焦点问题。尽管受到另一位人类学家盖尔的质疑，⑤莱顿的框架有其深刻意义，尤其对于适应了用社会结构或文化功能来解释艺术而远离艺术问题本身的中国艺术人类学而言。#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