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研究方向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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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心理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 社会心理学;危机;认知主义;本土化

社会心理学的历史通常划分为三个时期，1908年到二战为学科形成阶段;二战到60年代为学科发展阶段;从60年代末期开始，社会心理学研究遭遇严重危机，反省和试图消除这种危机构成70年代以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旋律。危机意识促使社会心理学共同体从研究主题的选择、主宰的方法偏好、理论模型的构造和研究的潜在假设等所有方面进行冷酷而全面的自我反思和检讨。西方社会心理学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全面的理智转型。或者说，在过去的20年中，西方社会心理学已经超越危机时期的苦闷，从研究程序、研究技术和理论构造到研究主题的拓展，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等各个方面，都有突飞猛进的演化。

一、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

1、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是认知主义的危机

上世纪50年代后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及其主要成果，如人际知觉与归因理论、认知一致性理论、认知不协调理论、社会比较理论等。走的都是认知主义路线。因此，50年代以后的西方社会心理学就是认知社会心理学，所谓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更准确地说是社会心理学中认知主义的危机。

60年代中后期，受到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库恩的范式论、现象学、解释学以及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社会心理学开始从某个个别的、具体的研究到核心认识论、方法论，对认知主义开始进行全面反省和深刻批判，认知主义在社会心理学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80年代末后现代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的兴起，以及建构主义为其哲学基础的心理生态观的出现，昭示随着人们对社会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模式运用于重要的文化转向。

2、认知主义的危机是自然科学研究模式运用于社会心理学的失败

早期心理学以自然学科为自我发展的范式，在自然科学的统摄下，认知社会心理学长期以来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经验事实的积累”上，社会心理学纷纷遵照实证主义研究的范式：首先在观察基础上形成假设，再通过设计精巧的实验验证这些假设，得出的结论被作为规律性知识构成社会心理学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样做的直接结果一方面促进了社会心理学中的小型理论爆炸性的增长，一本普通的大学《社会心理学》教课书通常要涉及四五十个形形彼此相互独立的理论;另一方面由于忽视基本理论研究，导致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内部缺乏严密的逻辑联系，各种研究成果人言人殊，甚至相互矛盾……在诸多问题当中，使认知社会心理学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二、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

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经历两个发展阶段。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属于危机的前期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一是几乎所有的社会心理学家都被卷入危机，在其中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代表不同的认识，发出不同的声音;二是人们在有关批判的对象、目标、观点、对危机的反应等任何方面都形不成一致的意见，学科研究完全陷入混乱。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正是这种反思的积淀。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具有两个标志：

1、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纷争

当代认知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映射着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危机”本身就是以后现代文化立场审视认知社会心理学的结果。

后现代社会心理学首先意味着对认知社会心理学的全面解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目的不再是对人的心理的“治疗”或“改造”，而是促成对人的心理学差异与心理局限的“理解”，促进人的心理的解放。心理学的研究不再热衷于去“证明”一个理论的“真”或“假”，因为在后现代语境中，理论根本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得到“证明”。后现代社会心理学致力于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对人的心理做出“解释”。

这种新的研究模式强调以人与他人、他物（包括社会、文化）之间内在、本质的构成性为几点：（1）要求以“现实的人”取代“抽象的人”作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2）强调心理的文化意义，拒绝接受“文化特权”“西方优越”与“种族中心主义”，坚持以平等的原则接受一切文化与个体心理差异;（3）以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互动过程研究取代传统心理学的认知中心;（4）重视理论的前构性;（5）主张用语义学、解释学的方法作为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的重要补充。

后现代社会心理学到目前为止还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有关它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和发展所产生或将会产生的影响也众说纷纭。但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思想、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解释也标志着社会心理学研究正在发生重要的文化转型。

2、“文化的”社会心理学兴起

如果说作为当代社会心理学文化转向的重要标志，后现代心理学还仅仅是表现为一种思想、观念形态，文化社会心理学则已经形成相对完备的体系，能够为文化转向提供更加翔实的研究资料。

从社会心理学学科内部的发展逻辑来看，文化社会心理学是试图消解认知主义危机的产物：从学科外部的影响来看，文化社会心理学是七八十年代印度、新西兰、土耳其等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心理学界的本土化心理学研究及这一时期其他相关学科，包括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临床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的研究成果向社会心理学研究渗透的结果。与“认知的”社会心理学相比，“文化的”社会心理学的兴起意味着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系列重大转变。

“文化的”社会心理学认识到人的心理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建构，在文化社会心理学中，文化与心理不再是两个相互分离、独立的要素，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心理是文化投射，是文化对应物。

文化社会心理学完全是一种“文化的”视角，它颠倒了认知社会心理学的思维逻辑，将文化前置，将心理作为文化的延伸或对应物置于审视的地位。文化社会心理学要着重讨论的是，人的心理如何形成以及在何种程度是文化的表现？站在“文化的”立场，过去人们普遍接受的“西方”心理学研究模式不能被接受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文化社会心理学将研究重点导向心理学的“本土化”问题和个体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的“社会化”问题，强调对心理学的文化内涵的理解、分析。

三、社会心理学文化转向的意义

西方心理学一直对文化存在着忽略，这种忽略很大程度上是与其个体主义倾向有关。个体主义把心理学的研究看成是个体心理的探讨。在意识与行为的研究中不是从个体所处的文化历史背景出发，而是从个体的角度，分析个体的内部动因和外在行为。这种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个体主义倾向排斥了文化因素的考虑，文化的研究由此为心理学家所忽略或拒绝。而文化的转向无疑对克服西方社会心理学中个体主义倾向有着积极的意义。

同时，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可以促进心理学与社会文化的紧密联系，而同本土文化紧密联系的社会心理学更符合社会的需要，因此更具有实际效用。传统的西方社会心理学由于把追求的目标定位在一般的、抽象的、普遍适用的心理科学模式上，不考虑特殊文化条件对心理学的需要和要求，因而脱离社会生活的实际，成为一种纯学术追求。因此，紧密联系本土文化的实际，考虑本土文化的特殊需要，研究本土特殊文化条件下的人的心理特征应该是全球心理学工作者共同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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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郭慧玲.“危机”与“脱危”：西方社会心理学近期发展[J].甘肃社会科学，2015（2）51-54.

第2篇：社会心理学研究方向范文

勒温否定了刺激-反应的公式，而认为行为可表示为人和环境的函数，行为是随人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

这个环境不是纯客观的环境，也不是科夫卡所说的行为环境，因为行为环境实际上是意识中的环境。勒温的所谓环境叫做心理环境，是仅仅对行为有所影响的环境，他称之为准环境。

准环境被区分为三种，即准实在的环境、准社会的环境和准概念的环境。仅举一例说明准实在的环境，其他两种环境的意义就可以类推而知。他说：“比如一个儿童知道他的母亲在家或不在家，他在花园中的游戏的行为便可随之而不同，可是我们不能假定这个母亲是否在家的事实存在于儿童的意识之内。”这就说明勒温的心理环境有别于科夫卡的行为环境。

勒温将人和环境描绘为生活空间。这个生活空间不包括人生的一切事实，而仅包括指定的人及其行为在某一时间内的有关事实。

必须指出，勒温的研究超出了格式塔心理学原有的知觉研究范围。他要致力于人的行为动力、动机或需要和人格的研究，为格式塔心理学开辟了新的园地。他以为环境的事物对于人不是无关痛痒的。有些事物吸引人，具有引值(正的原子值)，是人所愿意接近和取得的，有些事物排拒人，具有拒值(负的原子值)，是人所不愿意接受或拒绝的。这个一引一拒是与人的需要有关的。

勒温把需要区分为基本需要和准需要。饥思食、渴思饮，这种生理需要属于前者；写好了信要投邮筒，毕业临近要写论文，这种需要属于后者，是勒温研究需要时的主要对象。

根据勒温的学说，一个人有所需要，便产生了一种心理的紧张系统，心思不定，坐立不安，必待达到目的，占有目的物，满足了需要，然后紧张系统才可解除，心理的均衡才可恢复。

为了证明这种紧张系统的存在，勒温的弟子蔡戈尼克进行了一个著名的实验，来比较对已完成的工作和不许完成的工作的回忆。预测完成了的工作，由于其相应的紧张系统已经解除，就不易回忆起来了；反之，不许完成的工作，由于其紧张系统未曾解除，必定是念念不忘的。实验结果证明其预测的正确，所谓蔡戈尼克效应就是指这个结果。

奥夫西安克娜进一步研究代替满足。她也采用阻止实验，命令儿童做某一工作，中途予以阻止，然后叫他做另一工作，完成以后，儿童是否还想试做前一工作呢？实验证明，凡是性质相似，难易相等的工作，完成其一以后，就不再试做被阻止的其他工作了。

关于代替满足的研究还有助于了解正常儿和低能儿的人格差异。正常儿对两种类似工作所引起的两种紧张系统，可以互相沟通，因此有可以互相代替的满足。8、9岁的低能儿在同样的条件之下，很难有代替满足。

据克普克的实验，代替的工作和原被阻止的工作几乎完全相同，也仍不能产生代替满足，还想试作的百分比为86～100。但同时，低能儿又往往容易得到代替满足。他若觉得自己不能踢球到远距离去，便满足于作踢远球的姿势。

勒温根据这种研究提出了人格的动力说，低能儿的人格系统比同年龄的正常儿较欠分化，但其僵化的程度较高。譬如就正常儿而言，a和b两个系统虽有界线，但可相通；但就同年龄的低能儿而言，这两个系统或可很为一体，代替满足为100%，或可互相隔离，代替满足为零。

儿童和成人的人格差异因此也可有新的解释了。勒温说：“儿童和成人有一最重要的动力的差异，就是儿童的人格较欠分化，同时，成人的人格却较为僵化。”譬如新生儿的身体的某一部分若受刺激，可能全体发生了反应。成人则因局部刺激而有局部反应。另一方面，成人的兴趣和欲望是多方面的，其分化的程度远非儿童所可及。

勒温的心理紧张系统说使他的拓扑心理学有必要包括向量心理学和动力场的概念。

运动心理学是研究人在从事体育运动时的心理特点及其规律的心理学分支，它也是体育科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与体育学、体育社会学、运动生理学、运动训练理论和方法，以及其他各项运动的理论和方法有着密切的联系。

运动心理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人们在参加体育运动时的心理过程，如感觉、知觉、表象、思维、记忆、情感、意志的特点，及其在体育运动中的作用和意义；研究人们参加各种运动项目时，在性格、能力和气质方面的特点及体育运动对个性特征的影响；研究体育运动教学训练过程和运动竞赛中有关人员的心理特点，如运动技能形成的心理特点。赛前心理状态、运动员的心理训练等。

运动心理学这个术语首先出现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创始人顾拜旦的文章中。在他的倡议下，国际奥委会于1913年在洛桑召开运动心理学专门会议，它标志这个学科进入科学的行列。1920～1940年，苏联、德国美国等国都对运动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来，运动心理学受到广泛重视，大多数国家都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成立运动心理学会并召开专门会议，有关的文章和书籍也大量问世，使这门科学得到迅速发展。

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如技能学习、竞赛心理、运动对人的意义、从事运动的动机，以及运动员之间、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运动员和观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心理训练和运动心理治疗方法等等。20世纪初期，研究的问题多集中在技能学习上，包括学习的分配、保持和迁移等，而后深入到运动行为的理论方面。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通过研究逐渐形成运动行为的信息程序论，层次控制论、行为系统模式论等理论学说。随着认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以及健康心理学的发展，运动行为的研究更深入到运动心理学联系着技能学习与控制和技能发展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从实验室的对单个动作的研究，发展到联系运动实践、提高运动效能的研究。随着运动实践的发展更进一步扩大了运动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发展到有关认识，解释和主动影响运动行为的研究，也就是提高运动效能的理论性研究。

运动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多是优秀运动员，也有青少年运动员；它也研究群众体育中的心理学问题。各国体育界近年来对运动员心理训练和运动员的心理选拔越来越重视。因为在运动水平越来越接近的竞赛中，心理因素对竞赛的胜败往往起决定性作用，致使心理测量和心理诊断学被广泛运用，各种心理训练方法不断出现。

由于运动心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理论体系还不完善，例如是否应将体育心理学和运动心理学分开还存在着不同看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结合运动实践的需要，在各体育院校、系科开设了运动心理学课程，开展了一些运动心理训练及心理选拔的研究，但对运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不多。

音乐心理学是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汲取生理学、物理学、遗传学、人类学、美学等有关理论，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研究和解释人由原始(初生)到高级的音乐经验和音乐行为的心理学分支。

音乐心理学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如声音的物理特征在人听觉上的反映，音乐记忆、音乐想象、音乐才能，以及音乐技能的训练和音乐表演的心理状态等。由于它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各种理论重视科学实验的根据，从而逐渐修正了音乐上的纯理论推测和凭主观印象产生的理论，并且与音乐美学的理论联系起来，构成音乐学中的一个部分。

开拓音乐心理学研究的是德国科学家赫尔姆霍茨，1863年，他发表了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作为音乐理论的生理学基础的声觉学说》。这部著作是以“欧姆定律”音响学理论，和缪勒的神经特殊能量学说理论为基础的。

1883年，施通普夫发表了《音乐心理学》，把心理学的观点渗透进赫尔姆霍茨的物理学和生理学的研究中，成为第一个把音乐心理这门学科系统化的人。他着重研究人对协和音与不协和音的感觉。在他之后，雷维斯由研究听觉病理障碍而进入音乐心理，尤其重视音乐天才方面的研究，并且提出了“音高的双重成分理论”。

二十世纪初，西肖尔与他的学生发展了许多测验视、听和运动知觉的仪器，可以把演唱和演奏中的音高、音色以及颤音等的波谱印录下来，对其中的任何特定因素抽出来进行单独分析。他特别注重颤音的分析，提出了音高辨认中存在的“正常错觉”现象。苏联心理学家捷普洛夫对音乐心理学的研究也颇有贡献，他认为在音乐才能中，调性感、节奏感、音乐听觉的观念等是音乐才能的核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心理学上的新概念给音乐心理学很大的影响。精神分析论者把情绪与认识和记忆联系起来，随后又发展起来“音乐治疗”。“自控”的观点把人看成一个自我调节的生理系统，通过知觉同活动循坏的反馈作用使机体得到平衡。

当代音乐心理学的实验成果多在音乐知觉方面。趋向是试图将立响心理与音乐学习的心理过程联系起来，以探索从原始到复杂的音乐行为的发展过程；研究从幼儿甚至从婴儿的音乐行为到高度专业技艺的发展，以求更全面更深入地研究人的音乐心理状态的种种问题。

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较多地侧重于人对声音的知觉、音乐记忆和音乐想象以及音乐感等。

人对声音的知觉包括四个要素：音高、强弱、音色和时值。这些要素是根据人对声音的频率、振幅、波形和时程等物理特征的感受而形成的。不同的知觉各与相关的物理特征相对应。但决定某种知觉的物理特征并不是单一的，它同时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强弱的感觉虽主要来自振幅，但同时也受频率、时程、波形的影响。

听觉器官接受音波所得的听觉印象是一个整体，不是音波的各个物理特征，由此形成人的音乐经验和行为。人对声音四个要素的感知能力并不平衡，这些能力的发展也互不相依。有些人某种能力发展有所偏长而成为某种类型。如音调型对音高的辨别力强，对旋律与和声感觉敏锐；力度型对强弱及重音敏感；时值型对速度、节奏、时程敏感；音色型对音质、音凋泛音的构成感觉敏锐。不同类型的人在他们欣赏、表演、创作中都会表现出他们的特长。

音乐记忆既包括一般记忆，如知觉的、认识的、情绪的和运动的各种经验；也包括音乐有的问题，如单音记忆、旋律记忆、和声记忆、乐汇掌握及理论知识与记忆的关系、几个无联系的单音先后出现的记忆，以及记忆的音域与语言的关系等问题。

音乐记忆是音乐想象的基础，丰富的音乐想象能力是音乐家的重要心理特征。阿格纽在《大音乐家的听觉影像》中收集了舒曼、莫扎特、柏辽兹、瓦格纳等大音乐家听觉影像的记载。音乐家想象中的音乐世界，比现实世界里的音乐丰富很多。

音乐感是表现音乐才能的主要因素。心理学家对音乐感的看法不同。雷维斯认为它是统一不变的素质，西肖尔认为它是一系列单个能力的组合；施通普夫认为它表现在对和弦的分辨；捷普洛夫、科瓦列夫以及米亚西谢夫把音乐感看成是特殊的能力、爱好和个性的一种独特性质的结合。

音乐感在个体中的表现有早有迟，表现出来的深度和广度基于个体的音乐经验及经验对他的影响。对于音乐感是天生的还是从学习中获得的问题，各家主张不一。雷维斯、西肖尔倾向于来自先天的看法，但训练可以揭示出这种先天的潜在能力。

音乐感与音乐技能是两个不同的范畴，音乐理解及表现的深度不受乐曲所需的技术程度的限制，一首很浅易的乐曲可以表现得很深刻。但是一位音乐家，尤其是音乐表演艺术家，必须具备发挥某种音乐技能的优越的生理条件，并且进行严格刻苦的正规锻炼后，才能具有较高的水平。

心理语言学是研究语言活动中的心理过程的学科，它涉及人类个体如何掌握和运用语言系统，如何在实际交往中使语言系统发挥作用，以及为了掌握和运用这个系统应具有什么知识和能力。

从信息加工的观点来看，心理语言学是研究个体言语交往中的编码和译码过程。由于研究对象的特点，它与许多学科有密切关系，除心理学和语言学外，还有信息论、人类学等。在方法上，它主要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

心理语言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50年代初，美国举行了几次关于心理学和语言学的跨学科讨论会，促使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相互熟悉对方的理论、概念和方法。1954年奥斯古德和西比奥克合编了《心理语言学—理论和研究问题概述》，一般认为这是心理语言学的开端。此后，心理语言学的研究蓬勃发展，吸引了许多学者的注意，心理语言学这一术语也被广泛使用。

心理语言学有两个主要的研究方向：行为主义的研究方向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在50年代，心理语言学主要受行为主义心理学和描写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当时的心理语言学家用行为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心理语言现象。他们认为言语行为和人的其他一切行为一样，也是对刺激的反应，是联想的形成、实现和改变，是借强化而获得的。这样，心理语言学的理论基本上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在言语活动中的具体表现。这个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是奥斯古德。他虽然不象斯金纳那样把意义排斥在语言现象之外，引用了中介过程来说明语言的意义，但他仍坚持认为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可以解释言语行为。

心理语言学受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在乔姆斯基的生成转换语法产生和盛行之后，心理学界对行为主义的语言学习理论的抨击增多，认为行为主义不能解释言语活动中的许多现象。

以米勒为代表的心理学家把生成转换语法运用到心理语言的研究中，认为人们掌握的不是语言的个别成分，如音素、词和句子，而是一套规则系统，因此，言语活动不是对刺激的反应，而是由规则产生和控制的行为，它具有创造性。他们还认为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不是人类各种语言的不同结构，而是存在于各种语言底层的普遍规则，研究这些普遍规则如何转化为某一种特殊的语言。

这种研究方向在20世纪60年代后已成为心理语言学研究中的主要倾向。近年来，心理学家还用一些新的语言模式来研究心理语言问题，不过它们仍属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向。

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问题包括言语的知觉和理解，言语的产生，语言的获得，言语的神经生理机制，各种言语缺陷，言语和思维以及言语和情绪、个性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对学习理论、思维理论、儿童心理发展理论的研究都会起很大的作用。它对工程心理、语言教学、言语缺陷的诊断和治疗、电子计算机的语言识别等人工智能的研究也都有应用价值。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在美国开展得比较广泛。苏联、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欧洲国家也都有心理学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其特点是力图把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与本国的心理学传统结合起来。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工作在中国也已经开展，目前主要是在儿童的语言获得方面。由于汉语和其他各种语言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具有更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宗教心理学是研究的心理活动特点和规律的应用社会心理学领域，是介于心理学、宗教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

人类很早就开始探索灵魂问题，宗教心理研究的历史渊源也往往可以追溯到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和中国古代儒家及释家的灵魂观。在科学心理学建立之前，宗教心理学通常是作为哲学心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德国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从哲学心理学角度，对的心理根源作过详细的分析研究。而德国宗教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则从宗教神学角度对宗教感情作了论述。

到19世纪末，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冯特开创了独立于哲学的心理学，并通过他的《民族心理学》系统地研究了原始人宗教、民族宗教、多神宗教和世界宗教，提出了宗教演化四阶段的假说：由原始人崇拜魔力阶段发展到崇拜图腾动物阶段，然后进入崇拜英雄和多神崇拜阶段，最后发展到人道宗教阶段。冯特本人被誉为西方宗教心理学的奠基者。他的《民族心理学》成为宗教社会心理学创建的标志。

在美国，冯特的第一个美国学生霍尔从个体宗教意识的发生，系统研究了青年的宗教意识，从多学科的角度对宗教和教育等问题作了广泛的研究。随后，霍尔的学生斯塔巴克探讨了宗教与道德问题，并着重对教徒的皈依经验，特别是青年皈依作了系统的研究。

霍尔和斯塔巴克不仅最早使用“宗教心理学”一词，还创立了最早的宗教心理学杂志。1900年斯塔巴克的《宗教心理学》一书出版，标志美国宗教心理学的形成。继詹姆斯的《宗教经验之种种》之后，弗洛伊德发表了《强迫动作与宗教实践》，对宗教心理的研究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西方学者把宗教心理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创建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除以霍尔为代表的克拉克派之外，还有艾姆斯，勒巴和普拉特等人的一批研究成果问世。如勒巴的《对宗教的心理学研究》、普拉特的《宗教意识》，还有神学家奥托的《论神圣》等。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宗教心理学发展的古典时期，影响最大的是詹姆斯的《宗教经验之种种》。

向深层潜意识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一方面受行为主义的影响较深，一度除皮亚杰从儿童心理学角度研究儿童宗教意识外，其他宗教意识方面的研究进展不大；另一方面，自1909年弗洛伊德和荣格访问美国后，宗教心理学研究又深受精神分析和分析心理学的影响，开始向无意识领域发展。这期间，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一种幻想的未来》、《摩西与一神教》等著作，集中反映了精神分析对宗教、上帝、宗教戒律、宗教仪式和神话等的分析解释。荣格的《宗教心理学》和弗罗姆的《基督教义的心理分析》，则分别代表了分析心理学和新精神分析对传统精神分析宗教理论的修正，以及潜意识研究方面的成果。

战后发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宗教心理学的研究取得较大的进展。在这一时期，个体宗教意识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奥尔波特倾向于从人格心理学角度探讨个体宗教心理，他的《个体及其宗教》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

此外，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对人格同一性，特别是宗教同一性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他的《青年路德》一书对宗教人格的研究颇具深意。宗教同一性研究与宗教意识经验的研究密切相关。其中，神人合一的宗教神秘经验已成为当代宗教经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宗教同一性和宗教经验的实质这两个问题已成为当代国际宗教心理学界共同关心的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宗教神学家对宗教心理的关注和探索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德籍美国基督教新神学家蒂利希和德国宗教哲学家布伯等人，都关心社会和心理学的关系。布伯在他的《我和你》一书中，主张神是人的永恒对话者，强调通过祈祷来与神结合。蒂利希则试图以现代神学、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来综合清理传统的基督教。他的著作《信仰的动力》着重于人性和动机的研究，强调心理学的社会意义。

中国宗教心理学研究较少。20世纪初，个别大学和神学院曾有外籍教师作过有关宗教心理学的讲座。早期的心理学家陈大齐曾撰写《迷信与心理》一书。此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几乎无人涉足宗教心理学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

宗教心理学的内容包括宗教思想、宗教意识的内容和结构，宗教情感的特点以及宗教在个人和社会精神生活中的心理功能，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各种不同教派的信徒参与宗教活动和宗教生活所感受的宗教经验和宗教感情，以及信徒的融汇宗教体验、宗教感情和宗教意志的心理状态等方面。

宗教心理学研究宗教意识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专职神职人员及教会宗教团体颁布的宗教思想体系。它是一种既同宗教神学有密切关联，又不等同于一般宗教神学的具体宗教心理学。例如，宗教神学中的佛教心理学或基督教心理学等。它们以心理学的原则来阐明基督教或佛教的教理、教义、持戒等。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博依森、日本的铃木大拙等。弗莱克和卡特1981年认为，这种宗教心理学尚处于它们的“婴儿期”。

另一种是广大信众具有的心理。它是直接对普通信众的宗教意识和宗教心理作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说明。其研究对象是：信仰群体或个人在参与宗教活动时内在和外显的一切独特的心理现象，各种社会性和非社会性因素对各种独特心理现象的制约性，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互相制约关系。这种研究不同于宗教社会学对宗教的研究。

宗教社会学侧重于宗教与社会，宗教与社会政治、经济形态、文化心理等的关系的综合研究，而宗教心理学则着重研究宗教与心理的制约关系。它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等，侧重研究特定的信仰群体例如，氏族、民族、阶层或宗教小群体和个体的、宗教修习、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和态度、信仰动机和意志以及宗教活动和交往等。

一般说来，宗教心理学的研究课题多数集中在宗教意识的结构和功能、宗教经验的实质和潜意识的关系、宗教神秘经验的心理一生理基础等方面。其中，从认知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宗教经验的直觉思维模式已成为一个突破口，有的学者从功能上强调研究宗教经验的重要性有的学者在研究宗教经验思维进程中，开始引进计算机程序模拟。由宗教社会心理学角度进行研究的选题，多数集中于宗教活动中的宗教崇拜行为、宗教态度、宗教交往以及非言语交流的宗教情绪感染等方面。

涉及宗教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大致有投射理论、惧怕死亡理论和认知需要理论等。精神分析的投射理论是宗教心理学关于宗教起源的传统理论之一。认为信仰的上帝(或神)是一种祖先表象的投射。

阿盖尔1975年的研究表明，对上帝和对双亲的态度非常酷似。宗教所关心的众多认知问题，诸如苦难、生与死等，每每都是人生旅程中遇到的问题。因此，在当前宗教心理学研究中，死亡恐惧理论成为普遍受到东西方学者强有力支持的理论。学者们分析，这可能反映教会教育的影响，同“太平世界”的传播有关。

法律心理学是研究与法律有关的各种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应用社会心理学领域，也称法制心理学。它是介于法学和心理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

法律心理学的思想源远流长，它最初是以研究人的违法犯罪心理为起点的。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在他们的著述中涉及到犯罪的心理原因、犯罪者的个性特点、犯罪者的行为表现等与法律心理学有关的思想。中国殷商和周朝的文献中也有不少地方提到犯罪的心理原因、犯罪动机、刑罚的社会心理效力等问题。

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人们开始从社会、生理、精神、遗传、司法医学等方面探讨犯罪问题。当时的代表作有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普里查德的《论精神错乱和影响心理的其他障碍》、吕卡的《自然遗传论》等。

到了19世纪下半叶，法律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犯罪心理学首先开始成熟起来。德国的精神病学家克拉夫特·埃宾于1872年第一次以犯罪心理学为名出版了专著，接着格罗斯，武尔芬、科瓦列夫斯基、佐默尔等人也相继出版了犯罪心理学专著。

与此同时，证人证言的心理研究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库里舍尔的《供词和心理学与司法审判》、波尔杜加洛夫的《论供词》等著作，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哈钦斯和斯莱辛杰于1929年出版了最早的《法律心理学》专著。

正因为法律心理学作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形成得比较晚，所以至今对它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还存在许多不同看法。托奇认为，法律心理学是研究审判过程和参与这一过程的人的意图、动机、思维和情感的科学。塔普则指出，心理学家在法律问题上开展的研究“过分犯罪化”了，也就是说，侧重于犯罪审判的过程和方面，却大大忽视了民事法庭、法律社会化和法律协商等方面的心理学研究，因而给法律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局限性。

苏联的耶尼克也夫提出，法律心理学的组成应包括法律心理学的方法学基础、法律心理、司法心理和改造心理等四个部分。萨薪里马尼雅恩则认为，法律心理学体系应由法律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司法心理学和改造心理学四个分支组成。中国在80年代以前对法律心理学研究不多。近年来有关研究大多数偏重在犯罪心理方面，特别是青少年犯罪心理方面。

综合西方和苏联法律心理学界的观点，结合中国的实际，可以对法律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作如下的概括：它包括立法心理、普法教育心理、司法心理、劳动改造心理和民事诉讼心理等部分。

在司法心理中，如果按司法程序来分，还可以细分为侦查心理预审心理、审判心理等；如果按照诉讼参与人来分，则可细分为犯罪人心理、受害人心理、证人心理、辩护人心理、警官心理、检察官心理、法官心理等。

立法心理是研究在立法活动中各有关人员的心理活动及其规律，为立法提供心理学依据。如立法的社会心理前提，法的解释、修改或废除的社会心理效果，立法者的知识、能力、性格对立法的影响等。

普法教育心理是研究在普及法律知识和培养法律意识方面的心理活动规律。如法律宣传的原则、途径和方法，法律意识的内化机制和形成过程等。

司法心理是研究在整个司法过程中，各种诉讼参与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如在侦查过程中犯罪人、被害人、证人和警官的心理；在预审过程中犯罪人、警官和其他参与人的心理；在审判过程中犯罪人、被害人、证人、辩护人、检察官和法官的心理等。

劳动改造心理是研究罪犯在劳动改造期间的心理现象及其变化规律。如影响和制约劳改罪犯心理活动的一般因素；不同类型罪犯在劳改中的心理特点；劳改罪犯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心理活动规律等。

民事诉讼心理是研究在各类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司法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心理活动规律等等。

法律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有观察法、实验法、调查研究法、个案研究法、追踪研究法、民意测验法、数理统计法等。除了这些一般研究方法外，研究者们还根据自己的具体研究课题选择几种方法的综合运用。

环境心理学是研究环境与人的心理和行为之间关系的一个应用社会心理学领域，又称人类生态学或生态心理学。这里所说的环境虽然也包括社会环境，但主要是指物理环境，包括噪音、拥挤、空气质量、温度、建筑设计、个人空间等等。

环境心理学是从工程心理学或工效学发展而来的。工程心理学是研究人与工作、人与工具之间的关系，把这种关系推而广之，即成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环境心理学之所以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应用研究领域，是因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社会环境中的人的行为，而从系统论的观点看，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统一的，二者都对行为发生重要影响。虽然有关环境的研究很早就引起人们的重视，但环境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还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

噪音是许多学科所研究的课题，也是环境心理学的主要课题，主要研究噪音与心理和行为的关系问题。从心理学观点看，噪音是使人感到不愉快的声音。对噪音的体验往往因人而异，有些声音被某些人体验为音乐，却被另外一些人体验为噪音。研究表明，与强噪音有关的生理唤起会干扰工作，但是人们也能很快适应不致引起身体损害的噪音，一旦适应了，噪音就不再干扰工作。

噪音是否可控，是噪音影响的一个因素，如果人们认为噪音是他们所能控制的，那么噪音对其工作的破坏性影响就较小；反之，就较大。

人们习惯于噪音工作条件，并不意味着噪音对他们不起作用了。适应于噪音的儿童可能会丧失某些辨别声音的能力，从而导致阅读能力受损。适应于噪音环境也可能使人的注意力狭窄，对他人需要不敏感。噪音被消除后的较长时间内仍对认识功能发生不良影响，尤其是不可控制的噪音，影响更明显。

从心理学角度看，拥挤与密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拥挤是主观体验，密度则是指一定空间内的客观人数。密度大并非总是不愉快的，而拥挤却总是令人不快的。

社会心理学家对拥挤提出各种解释。感觉超负荷理论认为，人们处于过多刺激下会体验到感觉超负荷，人的感觉负荷量有个别差异；密度-强化理论认为，高密度可强化社会行为，不管行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如观众观看幽默电影，在高密度下比在低密度下鼓掌的人数多；失控理论认为，高密度使人感到对其行为失去控制，从而引起拥挤感。

处于同样密度条件下的人，如果使他感到他能对环境加以控制，则他的拥挤感会下降。一般说来，拥挤不一定造成消极结果，这与一系列其他条件有关。社会心理学家还研究诸如城市人口密度以及家庭、学校、监狱等种种拥挤带来的影响和社会问题。

建筑结构和布局不仅影响生活和工作在其中的人，也影响外来访问的人。不同的住房设计引起不同的交往和友谊模式。高层公寓式建筑和四合院布局产生了不同的人际关系，这已引起人们的注意。国外关于居住距离对于友谊模式的影响已有过不少的研究。通常居住近的人交往频率高，容易建立友谊。

房间内部的安排和布置也影响人们的知觉和行为。颜色可使人产生冷暖的感觉，家具安排可使人产生开阔或挤压的感觉。家具的安排也影响人际交往。社会心理学家把家具安排区分为两类：一类称为亲社会空间，一类称为远社会空间。在前者的情况下，家具成行排列，如车站，因为在那里人们不希望进行亲密交往；在后者的情况下，家具成组安排，如家庭，因为在那里人们都希望进行亲密交往。

个人空间指个人在与他人交往中自己身体与他人身体保持的距离。1959年霍尔把人际交往的距离划分为4种：亲呢距离，0～0.5米，如爱人之间的距离；个人距离，0.5～1.2米，如朋友之间的距离；社会距离，1.2～2米，如开会时人们之间的距离；公众距离，4.5～7.5米英尺，如讲演者和听众之间的距离，人们虽然通常并不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但在行为上却往往遵循这些不成文的规则。破坏这些规则，往往引起反感。

第3篇：社会心理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旅游心理学 课程教学 改革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24-0082-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已成为现代人类社会重要的生活方式。据相关旅游组织统计，预计到2020年全球旅游者人数将达到15亿，旅游行业所带来的收入总和将达到2万亿美元。而中国作为第四大入境旅游接待国和亚洲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我国的旅游业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和挑战。我国在“十一五”期间每年新增旅游就业岗位达到70万个。如何培养和打造一支职业化、专业化、规范化的旅游行业人才队伍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旅游心理学是导游专业和旅游管理专业的基础课程，它是将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和相关原理及研究方法应用到旅游活动的发生、发展到结束的一门边缘学科，是通过掌握利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来解决旅游活动过程中实际问题的一门学科。设置该课程的学习，主要是期望旅游从业人员能运用基本的心理学原理和方法分析旅游活动中的各种现象，对人的旅游行为进行准确的预测，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和办法，引导旅游者的旅游行为，从而提高旅游行业的服务和管理质量。因此笔者认为，脱离了心理学、脱离了对旅游主体人的研究的旅游学是缺乏生命力的，缺乏旅游心理学的学习和研究的旅游行业同样是缺乏生命力的，它的学科发展及教学质量关系着旅游服务质量和旅游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关系着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 当前旅游心理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缺乏优质的教材资源

一本高质量、高水平的旅游心理学教材在旅游心理学教学过程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能为教学者提供一个科学且积极的引导和指引。而目前我国旅游心理学的教材仍处于不成熟的混沌状态。宋河有等人曾将近十年出版的旅游心理学教材做过统计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发现，我国旅游心理学教材目前包含以下特征：数量在持续不断地增加，体系框架雷同与多样化并存，内容上移植痕迹明显，且多以理论描述为主。教材内容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研究对象不明确，缺乏权威范式；（2）教材定位不清晰，内容缺乏针对性，没有权威导向；（3）研究队伍不强大，缺乏权威专家和组织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和开发，也因此导致教材版本虽然逐年增多，但教材内容依然跟不上旅游业发展的需求，导致任课教师教材选择难度大。

2.缺乏权威的研究团队和专业的师资团队

旅游心理学具有边缘性和交叉性的学科特点，研究内容涵盖旅游学和心理学两大学科，同时还涉及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门学科。因此对该领域的研究人员和任课人员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懂得心理学的基础理论，又要熟知旅游学的基本原理和相关应用层面将会遇到的问题，还要广泛涉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知识。目前我国旅游心理学研究领域一方面还未出现权威的专门针对旅游心理学开展科研的权威研究团队，另一方面缺乏具备很好的心理学与旅游学专业背景的师资人才，这也是约束我国旅游心理学课程发展的重要因素。缺乏权威团队，也是导致教材难以出现权威范式的原因之一，且难以培养具备良好的心理学基础和旅游学知识的人才，相应的师资人才也就难以产出，如此恶性循环也是导致旅游心理学的教学难以发展前行的原因之一。目前国内大部分的旅游心理学课程教师专业背景比较单一，要么是旅游管理专业，要么是心理学专业。作为旅游专业的教师，以旅游管理的相关理论及旅游学的知识为主，教学中内容缺乏心理学理论对旅游行为的指导。而心理学专业的教师，以心理学理论为主，却又缺乏旅游业的相关知识，难以将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深入而丰富地应用到旅游学中，造成理论与实践脱钩。

3.过分强调理论学习，忽视应用能力的培养

我国旅游学界借鉴美国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思想，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旅游心理学体系，一方面以旅游消费者为对象，研究旅游者消费行为规律；另一方面研究旅游工作者和旅游者的互动关系。旅游心理学课程系统、全面地介绍旅游心理学概念、理论和方法，有较强的理论性。而对并不具备系统心理学知识储备的旅游专业学生而言，过多的理论讲述只会令学生感到难以理解，并且与学生所期望学习的心理学相关知识相距甚远。笔者曾针对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做过一个初步调查，大部分学生认为，他们希望通过旅游心理学掌握的知识主要包括：旅游者的需求和心理，旅游行为过程中的人际沟通交往，旅游过程中冲突的问题解决以及导游自身心理调适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问题，而目前旅游心理学的相关教材里，关于这些问题虽有所涉及，但篇幅较少，且内容理论性过强，缺乏丰富的案例学习材料。

4.教学形式单一、内容枯燥

旅游心理学目前的教学主要采用的仍是“讲解―接受”式的教学方法，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学生则作为被动学习的角色存在。这种教学方式依赖于教师本身的知识储备和能力，能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便于通过讲授让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并对教学内容形成内在的逻辑性和系统性。但倘若单一地使用讲授法，又会较大程度地影响旅游心理学的教学内容和效果，因为旅游心理学本身是一门具有较强实践性和应用性的学科，课程中所探讨的问题是实践中迫切需解决的问题，如旅游消费心理、服务心理、导游压力管理、旅游活动的人际沟通等，这些实际问题都需要通过大量的案例或实践模拟等方式，才有可能将旅游心理学所涉及的丰富主题和内容充分地学习和探讨，也才有可能更好地提高学生应用所学理论知识开展实践活动的能力。单一的教学形式难以满足这门课程实践性和应用性的要求。

二 旅游心理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措施

1.基于调研，优化教材内容

教材内容应基于广泛的调研基础上，充分考虑目前旅游行业的状况及需求，将心理学中能广泛应用于旅游行业的内容进行整理，并联合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旅游行业从业权威人士，丰富教材中实践性较强的内容，通过案例分析等形式，让学生能将心理学理论与旅游行为中的实践相结合。

2.建立团队，整合专家资源

由权威机构出面，整合专家资源，通过广泛的学术研究和探讨，形成权威范式。由旅游界相关团体出面，如中国旅游协会等，联合旅游学界和旅游心理学研究领域德高望重的权威专家成立旅游心理学研究专业委员会，通过开展研究会或学术交流等形式开展广泛的合作和交流，以便为广大旅游心理学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更大的交流平台和信息传递空间。

3.加强专业合作，联合培养

考虑旅游学与心理学专业设置联合培养计划，在本科人才或研究生人才培养阶段加强两个基础学科间的学习，以便日后形成强有力的新生力量，为日后旅游心理学的优质师资资源提供有力保障。

4.完善理论学习，强化应用能力培养

针对旅游行业从业人员对旅游心理学的需求，教师应从社会心理学、人际关系心理学、沟通心理、冲突解决等层面强化社会心理学及心理咨询等应用性心理学研究方向的学习。如一方面透过对人性的认识，对不同人格理论的学习和认识，让学生深入地去探讨人的需求和如何适当地满足旅行者的需求和自己的需求。另一方面，强化人际关系建立过程中所需把握的基本态度和技巧，这是人的沟通模式层面的问题，也是旅游行业人员急需强化的应用层面的能力。

5.丰富教学形式和内容

讲授法以教师为中心，学生难以参与进来。理论学习主要通过讲授法来完成，以便能让学生透过老师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相关理论的内容和精髓。但作为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可利用多媒体教学法，通过案例播放、案例探讨、情景模拟、角色转换或角色扮演等方式，让学生尝试从不同的视角去感受旅游行为过程中人内在心理的变化和感受。

总之，只有一方面强化专业团队建设和培养，另一方面提升教学过程中内容和形式的质量，最终才能为旅游心理学教学改革带来新的能源和动力。

参考文献

[1]刘纯.旅游心理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6～10

[2]韦福巍、覃举东.高校旅游心理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与探索[J].河池学院学报，2009（S1）：39～41

[3]邹本涛.旅游心理学：含义、对象与特点的再审视[J].旅游学刊，2010（7）：83～87

[4]宋河有.旅游心理学本科教材建设：现状、瓶颈与出路[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1）：85～89

第4篇：社会心理学研究方向范文

另一是广告诉求说服的心理学规律。它要求通过广告诉求(广告内容与形式)，能影响消费者，以满足消费者心理需求与价值体验，从而促进销售实现广告目标。基于这一规律广告人要保证广告信息必须依据消费者心理特点（需要与价值）进行设计，即将消费者加工广告信息规律与消费者需求、价值观以及自我(意象)等特点联系起来设计广告并进行传播，才能打动消费者的“芳心”（消费者情感与价值满足）。

对广告传播效果评价机制问题的广告心理学研究已有不少探索，如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兰提出的传播劝服理论，广告心理学家科利提出的设定广告目标以测定广告效果理论。特别是近年来培蒂和卡西普(Petty & Cacippo，1986)提出的ELM模型。基于这些研究我们不难看出评价广告效果已不仅是测量受众的广告回忆率、再认率、喜好度、购买意向等单一指标，而是认知与情感体验两方面指标的结合。目前影响较大的是广告反应模型（advertising response modeling ，简称ARM）。这一理论模型为全面理解广告效果评价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广告反应模型是由美国广告心理学家曼特等人1994年提出来的。这一模型是基于上述提到的ELM模型的原理提出的，其主要内容为受众对广告信息的处理是沿中枢路径与边缘路径两条路径进行的。沿中枢路径，受到受众动机、能力等影响，对广告的关注集中在与产品、品牌直接相关的信息之上，如口味、产品测试、功效、成份等。沿边缘路径，受众的注意力则集中于与广告本身密切相关的信息线索上，如音乐、广告模特等形象符号。这一模型是ELM模型的完善与发展，值得学习。

消费者对广告信息加工处理两条路径受到受众卷入度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在高卷入度水平下，受众会沿中枢路线详尽思考与产品／品牌直接相关的信息，在低卷入度水平下，受众主要靠情感打动人心的广告沿边缘路径处理相关信息。两种信息加工路线所导致的结果及其时间持续程度都是不同的。中枢路线会直接导致受众形成对于产品／品牌的态度，如喜欢/讨厌／一般等。而对品牌的态度则会影响受众的购买兴趣或购买意图。从时间持续程度看，在中枢路线条件下，受众对品牌的态度较为持久，而且不容易改变。与中枢路线相比，边缘路线则会直接影响广告受众对广告作品（表现）本身的喜欢程度，这虽然也会影响受众对产品／品牌的态度评价和购买兴趣，但从时间上看，这一态度只是暂性的，而且容易相关边缘信息线索的隐没而丢失。受众对广告的印象只是一种瞬时或短时记忆。

受众心目中已建立的熟知品牌的形象也会影响对广告的态度，对低卷入度的新产品/品牌的评价也会影响受众对广告本身的态度。这一点与心理学中的“晕轮效应”是完全一致的。 不同的广告表现方式也会影响广告受众对广告信息的加工处理路线。一般而言，高信息度的理性诉求广告会导致广告受众以中枢路线的方式处理广告信息，而靠情感打动人心的低信息度广告则会引导受众沿边缘路线处理相关信息。

ARM模型在广告评价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　全面、完整地理解受众对广告信息的加工处理程序。广告人要学会通过相关调查统计建立多元回归方程、求出标准回归系数，从而有助于分析两条路线中各个信息线索与品牌排名、广告喜欢程度和购买意向等变量之间的关系。

2 鉴别广告作品是否能够真正实现预期的传播目标。如是通过中枢路线信息影响品牌态度变化（动机）与对广告信息加工再到影响购买意向以达到营销目标还是通过边缘路线信息影响对广告评价（体验）再影响购买意向的方式以达到营销目标。

3 制定针对不同信息处理路线特点的广告媒介计划。基于ARM模型，可以确定不同信息处理路线条件下的广告暴露频次的多寡。因为对边缘路线来讲，应该保证相对比较高的广告暴露频次，如重复同一则广告或相类似的系列广告，才能提高广告受众对于边缘性广告信息线索与广告产品/品牌之间的关联度。

作者：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品牌中国联盟特邀专家

第5篇：社会心理学研究方向范文

见到辛自强的时候，不禁惊讶于他的年轻。

年轻得甚至有点像个毛头小伙，只是眉宇间有一些儒雅之气。

光看外表，可能很少有人会觉得他是一名博士生导师，他也许是记者见过的最年轻博导。他生于1975年，200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在该校评为教授、博导，2010年调入现在的单位中央财经大学工作，目前是该学校社会发展学院的心理学教授和副院长。

他还先后主持过国家级课题4项以及若干省部级课题，在国内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过120多篇论文，出版了《问题解决与知识建构》、《社会变迁中的青少年》等数本心理学专著。2007年以后，辛自强也开始以英文在国外，迄今已达15篇。

术业有专攻

现在，心理学好像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很多年轻人都会聊几句心理学，尤其是“文艺青年”们大多曾经喜欢谈论弗洛依德、弗洛姆之类的话题，那么辛自强所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心理学呢？

据介绍，他自己目前研究的领域以社会心理学为主，兼及认知心理学等。他这么说：“我认真考虑过职业方向的问题。我私下很喜欢读精神分析学派的书，包括弗洛伊德、弗洛姆之类。但是，从刚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决定这辈子不做心理咨询工作。实际上心理学的领域非常广阔，我更喜欢做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心理咨询基本是一对一地帮助别人，范围有限。然而，科学研究一旦有所发现，有所进步，可能会影响更多的人。”

认知心理学属于基础性的心理学分支，辛自强早年研究较多的是“数学认知”：即研究小孩子怎么学习数学，怎么理解数量关系和数学概念，怎么解决数学问题。他工作后的第一本书《问题解决与知识建构》就是关于这个方面的。虽然是心理学的书，却被教育科学出版社的“教育博士文库”收录并出版，这也是该文库中第一本心理学专著，也间接证明了他的研究在教育领域的实际价值。

辛自强关于数学认知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外同行的关注。比利时著名的心理学教授范彻菲尔（L. Verschaffel）主编一本书，邀请全世界一二十个国家的学者一起写，其中就邀请辛自强负责书中一章的撰写。近期，国外学者组织编写《亚洲数学教育手册》，他又被邀请撰写专章。辛自强解释道：“踏踏实实地做研究，成果慢慢会被别人认可。”

心理学的妙用

在认知心理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外，近年来随着工作环境的变化，辛自强将主要研究方向转向了社会关切度更高的社会心理学。

改革开放三十年，人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有何变化？到底是“世风日下”，导致人们的心理健康“一代不如一代”？还是“仓廪实而知礼节”，人们的心理状况因而变得更好？作为研究者，辛自强不是去争论，而是通过实证研究寻找事实作为证据。

辛自强和他的团队在这方面做了多年的探索。2008年，他出版了《社会变迁中的青少年》一书，提出自己的发现：近20年来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不断下滑。

这个研究并不容易，因为研究者无法再去直接调查过去几十年的人群，历史已经发生了。辛自强独辟蹊径，采取独特的横断历史研究方法，先后开展了近10项关于心理变迁的研究，得到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他的课题组已经成为全世界开展横断历史研究最主要的两个课题组之一（另一个为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顿芝教授（J. M. Twenge）带领的课题组），这种研究为在宏观上确定我国不同人群的心理变迁规律提供了依据，方便了心理的社会预测与预警。

当然，这个研究结果似乎与中国经济的进步不那么“同步”。但或许这就是研究的价值所在——揭示我们料想不到的规律。辛自强想通过心理学研究去揭示甚至干预一些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大白杨是速生树种，长成以后我们要用的时候会发现木质不坚硬，不细致。我们的社会也是一样，改革开放30多年里我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快，但我们要关心发展的质量问题，要解决伴随而生的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而不仅仅关注经济增长速度。”

又如，辛自强与合作者今年刚发表的成果表明，当前大学生对他人和社会的信任远低于十年前的大学生，呈逐年下降趋势。“我们想说明什么？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观念的普及，人们对人生和人性的观念都发生了变化，同时，也影响了人们的关系。中国传统的社会规范和靠‘面子’维持的社会关系被打破了，一时间信任水平就下降了。但是如果新的规范和观念慢慢确立，情况也许就会好转。”

创新的真谛

辛自强坦言自己非常喜欢现在的工作。 “我特别喜欢阅读和思考，也很乐意通过自己的研究把一些社会上的问题说清楚了，很多猜测和争论都缺少证据，我们却能用证据说话。”这些都是他成就感的来源，如果把自己知道的再教给学生，那更是一桩乐事。

辛自强自小有爱读书的习惯，他自小在农村长大，当地没什么书刊，能找到的书他几乎都看。大学四年中也没有当过班干部，也不是班里成绩最好的。但他每周都到图书馆借3、5本书，全部看完，然后下周再去还书、借书——就这样过了充实的4年。直到现在，他还是一有空就读书。

即使有兴趣，但不花点苦功，恐怕事业也不会那么顺利。事实上，辛自强的刻苦程度是相当惊人的。有些时候，为了一个研究项目，或者写书，他可能连续几天不下楼；当年写博士论文的时候，看的英文资料大多是用B3大小的纸复印的，叠起来至少有一米多高。

辛自强老家是山东沂蒙山区的，他的小学和初中阶段，老师基本都是民办教师，条件很艰苦。小学前四年上的都是“复式班”——即不同年级的学生混在一起上课。他上学那年还要自己带凳子去上课。到高中时，教学条件才有所好转，但由于基础不好，他成绩在全班倒数之列，很快他凭借超人的努力，在高二第二学期就追上去了，成为名列前茅的学生。及至他考上大学，就更珍惜难得的学习环境了。

时下，创新、创造成为一个讨论的热点。作为心理学学者，他对这个问题又是怎么看的呢？一次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关于创造力与教育的论坛上，来自北大、清华的学者发言之后，辛自强发言的题目是“创造力：这种‘力’存在吗？”他提出，可能根本不存在一种可称为“创造力”的特殊的心理过程或能力。或许一个人的作品或思维的产品是创造性的，但导致这个结果的思维过程就是一般的思维过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个观点令台下一片哗然。要知道，这些听众都是研究创造力的专家或研究生。

其实，辛自强不是哗众取宠，他对创造力有自己深入的看法。他认为，并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创新、创造的前提一是要有知识基础，二是要有好的思考方法。教育不能径直去教创造力，而是教授知识，启迪思考。

第6篇：社会心理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场域理论；社交网络

一、引言

社交网络源自英文SNS（Social Network Service）的翻译，中文直译为社会化网络服务。维基百科中对社交网络进行了如下定义，社会化网络服务或社交网络是由许多节点构成的一种社会结构，节点通常是指个人或组织，社交网络代表各种社会关系，经由这些社会关系，把从偶然相识的泛泛之交到紧密结合的家庭关系的各种人们或组织串连起来。

麦克卢汉认为任何一种新兴媒介都对人类事务的尺度、进度和标准产生影响，从而强有力地改变了人类感觉的比例和感知的图式。社交网络正在逐渐改变着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社会文化形态，它实现了人际关系的网络化，把孤立的个人用网络社区组合起来，形成一个独特的区域生活共同体。以大众媒介为载体，实现传统观念中的人际传播功能，这使得社交网络上的区域生活成为独特的场域，既是媒介场域又是社会场域。

二、我国社交网络受众的界定

2003年3月，SNS网站在美国悄然兴起。短短的五个月内就风靡整个北美地区。据统计，在硅谷工作的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使用SNS来拓展自己的交际圈。SNS包括7个核心要素：身份、状态、关系、交流、小组、名誉、分享。

由于国情和政策等因素，国外的社交网络难以进入国内市场，因此国内的社交网站在借鉴国外经验和优点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并吸引了一大批用户的青睐。目前，在国内典型的社交网站主要有人人网、开心网和豆瓣网，但在本篇中，笔者认为国内的微博在功能上完全符合以上SNS社交网络的7个要素，甚至很多社交网站与微博都进行功能上的借鉴，例如人人网的状态功和@功能借鉴于微博，而微博的分享链接功能和组群功能借鉴与社交网站，两者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可放到同一个体系下进行研究，因此本篇所界定的社交网络受众是指国内人人网等典型社交网站的用户以及微博用户。

三、社交网络场域的特点

场域理论是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理论之一，是关于人类行为的一种概念模式，它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物理学概念。总体而言是指人的每一个行动均被行动所发生的场域所影响，而场域并非单指物理环境而言，也包括他人的行为以及与此相连的许多因素。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了以场域、惯习、资本三个彼此关联的概念为基础的社会实践观来研究社会文化活动，构建了社会学研究的场域理论范式。布迪厄从关系的视角将各个相对自主的活动领域建构为一个个的“场域”，即“在各种不同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

1.媒介场与社会场的融合

布迪厄与罗德尼两位学者曾从场域的视角出发，对媒介组织的传播活动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比如布迪厄对电视场、新闻场的研究，罗德尼对法国新闻场的深入研究等。在布迪厄看来，大众传媒并不是法兰克福学派眼中社会的傀儡，而是一个由社会各种力量组成的公共空间，这个空间由各种传媒组织所构成。

然而与传统媒介不同的是，web2.0时展起来的社交网络并非单纯的媒介机构，因此很难将其定位为单一的媒介场域，场域中个体的所拥有的资本也远远多于传统的话语资本。社交网络的受众既是场域内的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以及分解者，在场域内承担多种角色。受众身份、地位、文化背景等拥有了绝对的多样性，可以说社交网络是社会的一部分缩影，社会生活和社会大众也以一定的方式投射到了社交网络上。

社交网络已不是纯粹的媒介场，而是媒介场与社会场的融合，在其范围内可使多种场域同时存在。个体通过关注、、评论或转发的形式参与各种场域，并受实际社会场域的干扰和影响。

2.受众的多元“心物场”

格式塔心理学研究代表人考夫卡提出了“心物场”的概念。考夫卡认为，世界是心物的，经验世界与物理世界二者是不同的。观察者知觉现实的观念称作心理场，而被知觉的现实则称作物理场。心物场在认识世界时包含两极，自我和环境。其中环境又分为地理环境与行为环境，地理是现实中的环境，而行为环境则是意想中的环境。人的行为直接产生于行为环境。

社交网络是一个相对自由和开放的空间，受众呈多极网络化得接触和交际，表面上看起来杂乱无序，但每一条关系网络中都包含受众自身的冀望。地理环境是同样的社交网络空间，而个体的行为环境却大有差异。从使用社交网络的目的的调查中，即可发现受众认为社交网络拥有的功能大为不同，联系朋友、关注时事、凑个热闹、参与社会公共事件、扩大社交圈、学习新知识等等，同时冀望于从社交网络中收获的成果也不尽相同。

除了受众行为环境的横向差异外，个体本身的行为环境也存在纵向差异。例如，在个例调查中发现，某同学一则人人状态是希望引起好友的关心，而转发一则消息则希望宣扬自己的世界观或价值观。由此可见，在社交网络空间中，受众的“心物”场存在多元性。

3.公共领域的实现

“公共领域”一词由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其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被概念化。它指的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通俗地说，就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

社交网络每个个体都有一定方式结合为关系群体，如关注与被关注、加入小组或站群，数目可观的使用者为建立公共领域提供了群体背景。社交网络自身的传播特性也符合公共领域功能的实现，每个受众都可成为信息的者，社会事件可由媒体第一时间改为当事人或见证者第一时间，使得公共事件进入大众视线的时效性大为提高。即时转发功能保证了公共事件的传播范围，而时时评论和互动功能则提供了讨论公共事件的话语平台。这些都推进了社交网络成为公共领域并发挥其功能，例如2010年在微博上发起的“打击拐卖儿童事件”，2012年工业明胶炼制酸奶事件曝光等，都是社交网络受众第一时间成为探讨公共事件的主要公众，使社交网络发挥了公共领域功能。

四、结语

社交网络通过其特殊的环境和特点，为受众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场域，受众在其中获取各种资源，以满足自身心理生理和被尊重的需求，其场域特性及受众行为值得学界进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著.李康,李猛译.实践与反思一反思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宫留记.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J].理论探讨,2008(6).

[3]李丹.社交网站用户的行为和动机[J].传媒观察,2009.

本文为“2011年江苏省创新工程项目——场域理论视域下的社交网络受众行为研究”的一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

第7篇：社会心理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飞行学员；思想政治

1.引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90后”逐渐成为当代飞行学员的主体，他们在新的学习与生活环境中形成了与以往飞行学员不同的新特征：视野开阔，思维活跃，崇尚个性，向往自由，渴望被认同等。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针对飞行学员的缺点和问题，大多采用批评、惩罚等教育方式，而这些是很难被当代飞行学员接受和认可的。党的十报告明确强调了心理疏导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本文立足行学员思想政治教育，借鉴积极心理学研究成果，提出将教育重点放在挖掘飞行学员的积极力量和积极品质上，用一种更加欣赏的、开放的眼光看待和教育飞行学员。

2.积极心理学

2.1 积极心理学的产生

1879年，心理学作为独立学科诞生后面临三项主要使命：治疗人的精神和心理疾病；帮助普通人生活的更加充实幸福；发现和培养具有积极品质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催生了大量的心理问题，治疗人的心理疾病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点，旨在帮助那些饱受战火蹂躏的心灵得以康复。这种以人类心理问题与疾病诊断治疗为中心，认为只有人的缺点和问题被指出与纠正后，才会作出相应反应的心理学，称为“病理式”心理学，也叫消极心理学。

虽然消极心理学在处理心理问题上效果明显，但它却忽视了心理学的其它两项使命，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认为心理学更应该研究人类发展的关键因素――人的积极品质，积极心理学开始萌芽。上世纪末，以Seligman为代表的心理学家掀起了一股积极心理学的热潮，他们认为积极心理学应该以人的积极品质为研究重心，提出用积极的心态解读心理现象，进而激发人潜在的积极品质，并利用这些积极品质最大限度地挖掘人自身的潜力[1]。

2.2 积极心理学的核心内容

积极心理学认为，每个人都存在着显现的和潜在的积极力量与积极品质，心理学应该以人已有的、潜在的、积极向上的优势与品质为研究对象，以一种更加欣赏和开放的眼光看待每一个人，以挖掘和培养个体身上的积极力量与积极品质，帮助个体克服自身的心理问题与不足，促进个体健康人格的形成与发展。

积极心理学的核心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积极的情绪体验，包括对过去的满意和感恩，对目前的快乐和幸福，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和乐观；二是积极的人格特质，包括爱的能力、工作能力、勇气、人际交往技巧等人格特质，积极的人格特质有利于个体采取更为有效和主动的方法来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三是积极的社会组织系统，主要研究有利于个人潜能发挥的社会组织系统，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等。

3.积极心理学在飞行学员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创新应用

3.1 培养飞行学员积极的认知模式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难过和痛苦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自己对事件的看法所带来的困扰，人们许多思想、行为和心理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对事件认识的偏差导致的。事件本身无所谓好坏，但当人们赋予它自己的偏好和评价时，便有可能产生无谓的烦恼和困惑。一个持有乐观、积极态度的人，可能会愉快的生活；相反，持有消极态度的人则更容易陷入悲观情绪的困扰[2]。飞行学员的成长要经历一个艰苦的、复杂的学习与训练过程，很容易在一些困难与挫折面前，受到消极悲观情绪的困扰，这主要源于他们对事件的消极认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我们，应该积极引导飞行学员转变思维模式，形成积极的认知模式，以积极乐观的心态战胜困难与挫折。

心理学家Seligman根据人们对事物的归因不同，将归因风格分为“乐观型归因风格”和“悲观型归因风格”。乐观型归因风格的人将失败归因于外在的、暂时的和特定的因素，他们并不否认客观事实，而是在面对挫折时做出积极乐观的解释，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总结教训，进而对未来充满希望。悲观型归因风格的人将失败归因于内在的、稳定的和普遍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往往是他们自身不可控、无法改变的，容易出现自暴自弃的现象。为帮助人们从悲观归因风格向乐观归因风格转变，Seligman以认知模式为基础，提出了增进乐观的ABCDE模式，如表1所示。

表1 ABCDE模式

字母 英文全称 含义

A Adversity 逆境，代表学生所经历的事件。

B Beliefs 信念，代表学生对事件的消极看法。

C Consequences 结果，代表因学生消极看法所造成的消极后果。

D Disputation 反驳、争辩，代表学生对头脑中导致消极后果的消极看法的自我反驳和争辩，以找到更有力的乐观解释。

E Energization 激励或赋予活力，代表学生成功对消极看法进行反驳后所获得的充满活力的心理状态。

一般人习惯于将自己的消极情绪归因于所经历的事件，但增进乐观的ABCDE模式认为，情绪或行为结果C不是由诱发性事件A直接引起的，而是由人们对这一事件的不合理看法B引起的。因此要改善人们的消极情绪或行为反应，就要对非理性信念或消极想法B进行反驳D，找到更有力的乐观解释，以消除之前的消极想法，这样人们就会产生积极的情绪及行为，进而获得充满活力的心理状态E。例如，飞行学员考试成绩不理想，悲观归因风格的学生会认为是因为自己比较笨，学习能力差等，以这种内在的、稳定的不可控因素解释这一事件，就容易产生自卑、自暴自弃等消极情绪。这时就需要及时引导学生转变思维模式，让学生与自己辩论，反驳自己的消极想法，如考试不理想也可能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自身努力程度不够，准备不充分，复习方法不科学高效等。这样飞行学员就能够将考试成绩不理想归因于暂时的、外部的、可控的因素，用更理性的态度看待考试失败，进而在以后考试中准备更加充分，改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成绩。

增进乐观的ABCDE模式为乐观的获得提供了具体有效的方式，在飞行学员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当学生遇到压力事件时，我们可以利用增进乐观的ABCDE模式引导飞行学员转变思维模式，反驳自己的消极想法，对压力事件做出积极乐观的解释，进而获得乐观自信，产生积极行为。

3.2 培养飞行学员积极的情绪体验

每一种情绪都有自己相对应的、特别的行为，心理学上称之为“特定行为倾向”。人们的这种特定行为倾向分为两种类型：逃避倾向和接近倾向。当消极情绪产生后，人会本能地出现逃避倾向，将注意力集中于躲避和摆脱。这种情绪限制了人在当时情景下的思想和行为指令系统，从而促进某些特定行为的产生，如逃跑，躲避等。与此相反，积极情绪能扩大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能够促使人在当时情景下打破一定的限制而产生更多的思想和行动[3]。在飞行学员思想政治教育中，如果他们的消极情绪占主导地位，那么其行为必将受到消极情绪的限制，容易产生躲避、逃离的行为，只能应付式地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使思想政治教育无法深入飞行学员的内心世界。而如果飞行学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积极情绪占主导地位，他们则会积极参与，进而有效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度。

在飞行学员思想政治教育中，为培养他们积极的情绪体验，需要努力培养飞行学员的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是人对现实状况的主观体验，是反映一个人心里健康状况与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关于“什么是幸福？”这个话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在积极心理学看来，幸福是对目前生活状态的满意度，是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飞行学员要达到高度的主观幸福感，必须要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更少的消极情绪，以及对自己的学习、人际交往等方面具有较高的满意度。那么如何提高飞行学员的幸福感呢？

首先，悦纳自己。飞行学员要愉悦地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正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停止对自己的责备和挑剔，发掘自己的能力和优势，找出自己身上的闪光点。其次，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社会心理学的调查研究表明，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一个人心理健康发展和生活具有幸福感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要加强飞行学员与老师、同学、朋友之间的交往，只有被他人认可、接纳，飞行学员归属与爱的需要才能得到满足，进而产生更多的主观幸福感。尤其是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促进飞行学员彼此之间分享喜悦或化解忧伤，直接提升他们的主观幸福感。第三，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相对于其他地面专业学生来说，飞行学员面临更大的学习与训练压力，需要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如打篮球、唱歌、旅游等，让自己的生活多姿多彩，进而减小或化解学习与训练压力，提升主观幸福感。第四，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具有积极情绪体验的人的身体状况明显好于那些不具有积极情绪体验的人，健康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4]。任何时候飞行学员都要牢记善待自己的身体，加强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

3.3 培养飞行学员积极的心理品质

积极心理学认为，每个人都有积极的心理潜能和自我、向上的成长能力。飞行学员教育的重点应该是培养其积极的心理品质，包括自信力、心理承受能力、环境适应能力、情绪调节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积极的心理品质。

首先，充分发挥飞行学员的潜能。长期以来，飞行学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点主要集中在“问题学生”身上，并习惯于将问题无限放大，学生面对眼前一大堆问题，很容易产生焦虑、抑郁情绪，进而对自己失去信心，自暴自弃。积极心理学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巨大的潜能，他们的内心都被积极的元素占据着，这些美好的人性品质驱使着人们去获得理想的生存与发展状态，只有个体固有的积极力量得到培养和发展，消极方面的力量才能被消除或抑制。因此飞行学员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不应该是发现“学生的问题”或“问题学生”，而是将他们中的每一个都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他们既存在一定的缺点和问题，也存在着更多的发展潜能。作为每天和飞行学员心灵触碰最多的辅导员，只有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用积极的眼睛来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深入挖掘他们的优势和潜能，才能帮助他们最大化地发挥自身的潜能与特长。尤其是当某些飞行学员身上存在不良品行时，辅导员更要对他们有足够的爱心、宽容心和信心，要以发展的眼光、积极的态度去对待他们，相信他们有改善自我的积极愿望和潜在能量，引导他们重拾信心，勇往直前，翱翔蓝天。

其次，为飞行学员贴上“积极标签”。经过“黑色六月”的洗礼和严格的“招飞筛选”，飞行学员才能够走进飞行学院学习飞行技术专业，他们在同龄人中属于真正意义的佼佼者。他们本身并不缺乏优秀、积极的心理品质，他们知识面广，喜欢独立思考，有主见，对新事物接受能力强，社交交际能力良好，具备积极的开拓创新精神。但受传统思想教育的影响，他们在自我认知的过程中往往发现不了自己的优势，却对自己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过早的给自己贴上了“消极标签”，进而塑造了“消极”的自我形象。这是因为当一个人被贴上标签时，他就会做出自我印象管理，使自己的行为与所贴的标签内容相一致。积极心理学认为，之所以会出现“标签效应”，主要是因为“标签”具有定性导向作用，无论是好是坏，它会对一个人的个性意识的自我认同产生强烈的影响。因此辅导员要善于引导飞行学员发现自身所具有的积极品质，强调培养飞行学员的能力而不是改正错误，给他们贴上“积极标签”，而不是“消极标签”，鼓励他们按照“积极标签”的方向去塑造自己。

4.结语

作为飞行学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组织者与实施者，辅导员因日常工作繁杂，大多以“问题学生”为目标，主要采取严格落实规章制度、批评教育等方式，开展飞行学员思想政治教育，忽略了飞行学员认知、情绪体验、潜能发挥等方面的发展需求。本文立足行学员思想政治教育，借鉴积极心理学基本理论，改变传统以“问题学生”为导向的消极教育模式，用一种欣赏的、开放的眼光看待和教育飞行学员，通过关注飞行学员自身固有的积极品质，培养飞行学员积极的认知和情绪体验，帮助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潜能。这不仅创新了飞行学员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方法，也增强了飞行学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马丁・塞利格曼.真实的幸福[M].大连：万卷出版公司，2010：160-165.

[2]任俊.写给教育者的积极心理学[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46-53.

[3]林清杰.积极体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新视角[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0.

[4]任俊.积极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63-79.

作者简介：

李士刚（1982.9―），男，安徽阜阳人，研究实习员，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第8篇：社会心理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CEO过度自信；乐观系数；资本结构

中图分类号：F27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6-0152-03

1．引言

传统公司金融理论认为，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体现在支配公司资源的管理者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准则配置资本。Shefrin(2001)[1]指出这种基于价值管理的传统公司金融理论有三个关键假设：（1）理；（2）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3）有效市场。其中，人行为理性是后两个假设的基础。理性意味着决策者能对所有可得的信息进行系统分析，面对众多选择做出最优的决策。20世纪80年代以来，如元月效应、股票溢价之谜、封闭式基金之谜等诸多金融“异象”的涌现，使学者们开始对上述三个基本假设存疑，更为重要的，Roll(1977)[2]指出，由于不存在真实的市场组合，CAPM永远不能被证实或证伪，Fama认为，EMH（1991）[3]本身也是无法检验的。对人行为理性的要求太强，是仅仅依赖传统金融学的假设和分析框架无法更真实地描述和解释这些“异象”的原因。在这种背景下，学者们开始关注金融决策中人们的行为分析。

Kahneman和Tversky(1979)[4]提出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用大量的证据表明，人们的决策过程系统地偏离了传统金融学的理性假设，并给出了人们面对风险时的决策模型。行为金融学以前景理论为基础，结合心理学和行为科学对人的行为模式发现，指出“有限理性”模型比纯“理性模型”对人类的决策具有更准确的行为描述[5]。行为金融理论构建在两大基础之上：认知心理学和套利限制。认知心理学的大量研究成果表明，人们存在着启发式思维、过度自信、心理账户、框架效应、损失厌恶等行为模式[6]，这些行为模式又影响着人们的决策过程。Shefrin(2001)在其“行为公司金融”一文中指出，在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存在两种关键的行为障碍，一种是因公司内部管理者的认知缺陷和情感影响而做出错误决策所导致的价值损失；另一种分析师和投资者的行为错误引起的公司基本价值与市场价值的背离。从公司内部来看，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必然会在其融资行为中有所体现，进而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决策。

2．管理者过度自信及其行为特征

Florian Englmaier[7]在其2004年“过度自信的概述”一文中指出，一些心理现象可以用“过度自信”来描述，这些现象包括过窄的置信区间、自助偏差、控制幻觉和过度乐观。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们往往高估其对不确定事件预测的精确度。Fischhoff、Slovic和Lichtenstein (1977)以及Alpert和Raiffa（1982）的研究发现，人们对其估计明显地确定了过于狭窄的置信区间，Russo和Shoemaker（1992）的研究发现，职业经理人认为他们的判断非常准确。Miller和Ross（1975），Langer和Roth(1975)以及Nisbett和Ross(1980)指出，人们总是把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因为幸运，Bettman和Weitz（1983）在管理者的年度报告分析中也发现了这种行为表现。控制幻觉是自助偏差最典型的表现，Langer(1975)以及Fleming和Darley(1986)分别在彩票和骰子实验中发现，人们往往认为他们能控制结果。Langer(1975)，Weinstein(1980)和Shapira(1987)发现，CEO们在选择投资项目时更可能受控制幻觉的影响，进而总是低估项目失败的可能性。上述心理现象源于人们的过度乐观，人们认为有利的事件相对于其实际情形更可能发生，也就是大多数人对自己的知识能力和对未来的预期能力表现出过分的乐观自信。

研究者们使用“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来解释诸多的市场异象，最受关注的应用领域包括对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行为和管理者行为的研究。Manove（1995）[8]指出，在动态环境下，过度自信的企业家高估其无效率配置资源的成功概率，当他们高估未来收益时，更愿意竭尽全力或积聚更多的资本，从长远来看，即使在竞争均衡的环境中，他们也可能得以生存。Roll（1986）指出，当过度自信的CEO高估并购的协力优势时，他们会对并购的业绩过度乐观，进而导致过高的并购报价和接踵而来的并购后损失。Malmendier和Tate (2003)[9]指出，当过度自信的CEO们对自身的能力感知错误，高估其成功概率时，他们会做更多的并购，这种并购是价值的破坏。Malmendier和Tate (2004)[10进一步指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高估其投资项目的收益，认为外部融资过于昂贵，因此，当拥有充足的内部资金时，他们过度投资，当需要外部融资时，他们减少投资。

社会心理学研究论证了人们“好于平均水平”效应的存在，这种效应用实验方法在经济决策领域得到了验证，它影响因果归属，人们期望他们的行为取得成功，因而更可能把好的结果归于自己的行动，坏的结果归于运气不好。Larwood和Whittaker（1977），Kidd（1970），Moore(1977)的研究表明，管理者似乎更倾向于在“好于平均水平效应”和“精确的置信区间”两方面展示过度自信，管理者的控制幻觉、对项目成功的高度承诺和抽象参考点三种行为会导致过度自信，这些行为是与公司的投融资决策相关的，如果管理者存在这种行为偏差，则将体现在公司的资本结构决策中。

3．模型构建

假定资本市场有效，管理者以现有股东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公司的投资和融资决策不可分。在一个简单的双期模型框架下，公司现有资产为A，已发行股票量为S，在时点1，拥有现金C，CEO选择投资水平K∈［0，∞］和融资方式，投资未来产生的随机收益实现在时点2，投资的期望收益为f(K)，是递增凹函数，有效市场贴现率为r，引进一个乐观参数γ，其含义是过度自信的CEO对未来收益高估的百分比，对所有投资而言，过度自信的CEO感知的期望收益则为f(K)・（1+γ），当γ=0时，等同于理性CEO的情况。

CEO可以使用内部资金或外部融资（债务或股票）来筹措资金K，假定有三种融资方式可选择，现金、无风险债务和股票，公司的无风险举债能力D外在地由现有资产的抵押价值决定，它应小于公司的持续经营价值，即D

约束条件（2）的含义是，新股东要求其每股的权益等于其投入公司资本的价值量，过度自信的CEO认为自己经营的公司价值被低估，发行股票成本过高，新股东的这种要求会损害老股东的既有权益，导致CEO一般不愿通过增发股票来融资。

4．过度自信CEO的资本结构决策

资本结构（Capital Structure）是指企业短期及长期负债与股东权益的比例[11]，即企业全部资金来源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在研究层面上，资本结构等同于融资结构，企业的资本结构决策即指企业的融资决策，是企业管理者在各种因素约束下选择资金来源的决策行为过程的体现。

依据目标函数可知，理性CEO（γ=0）的最优投资水平Kfb满足f′K(Kfb)1+r=1，设

免给老股东带来损失，则有e=0，此时的解为f′K(K＾)（1+r）=1(1+γ)，即过度自信的CEO（γ>0）不愿使用股票增发来融资，他们过度投资创造的边际价值小于1，或言之，CEO的乐观系数越大，他被迫使用更少的股票融资额度，给边际价值创造造成的负面影响越大，同时可知，K＾>Kfb，即过度自信的CEO相对于理性的CEO而言过度投资。

若CEO是过度自信的，即γ>0，当C+DK＾时，CEO期望的投资水平K*=K＾>Kfb；当C+DK*>Kfb，即理性的CEO总期望在最有投资水平上投资，并不仅依赖于内部可用的现金流的大小；当拥有充足的内部现金时，过度自信的CEO期望以K＾的水平投资，当内部现金和负债融资不足以维持K＾水平投资时，他们仍期望在Kfb水平之上进行投资，但增发所带来的融资成本（老股东利益的损失）减轻了其过度投资的程度。由于D取决于A的抵押价值，现有资产的抵押对CEO而言可能存在风险或出于其持续经营的战略考虑，所以，在CEO的融资决策中，首先偏好使用的是内部现金，其次才是可用举债能力，从现有股东利益出发的CEO不愿通过股票增发来为项目融资，这就导致了融资“择序”行为的产生，或言之，这些CEO使用增发股票为项目融资，仅是为了做最后一搏。

CEO的过度自信不仅表现在对投资项目收益的高估方面，还可表现在对现有资产价值的高估方面。设定γA是对现有资产A价值的乐观系数，γK是对新项目投资收益的乐观系数，从现有股东利益出发的CEO的决策目标是最大化现有股东在公司的权益，即maxSe+S［A(1+γA)+C+f(K)(1+r)(1+γK)-c-d］。当γA>γK时，CEO投资不足，其资本结构决策中，更愿保留较多的留存收益，或仅使用其中的部分用于投资，不愿抵押现有资产（CEO认为现有资产价值被低估）去获得举债能力，如非必要或其他考虑（如公司股票的市场活跃度考虑），更不愿通过增发股票来融资；当γA

5．结论

行为金融学相关的理论论证了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偏差的存在，过度自信的行为偏差来源于CEO对自己经营公司价值的高估，对投资项目预期收益的过度乐观。在有效资本市场的分析框架下，以现有股东利益最大为目标的过度自信的CEO在其融资决策中存在先内部现金，次债务，再增发股票的融资“择序”行为，这就导致了其公司的资本结构中不同资金来源比例的一种组合偏好。西方国家的现有研究从理论到实证论证了这种现象的存在，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尚缺乏实证的支持。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07 BLJ00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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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ama, E. 1991. Efficient capital markets: 2[J. Journal of finance, 1991, (46): 1575-1617.

[4Kahneman D, Tverskey A.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J. Econometrica, 1979, (47): 263-291.

[5Nicholas Barberis, Richard Thaler. A survey of behavioral finance. September 2002 NBER working paper 9222, 省略/papers/w9222.

[6Jay R. Ritter. Behavioral finance [J.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2003(11): 429-437.

[7 Florian Englmaier. A brief survey on overconfidence. ICFAI University Press, vwl.uni-muenchen.de/ls_rees/personen/assistenten/englmaier/download.

[8Manove, M. Entrepreneurs, optimism, and the competitive edge. UFAE and IAF working papers 296.95.

[9 Malmendier, U. and G. Tate. Who makes acquisitions? CEO overconfidence and the market's reaction. 2004 NBER Working Paper No. 10813, 省略/papers/w10813.

[10 Malmendier, U. and G. Tate. CEO overconfidence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2004 NBER Working Paper No. 10807, 省略/papers/w10807.

[11Stephen A. Ross, Randolph W. Westerfield, Jeffrey F. Jaffe: Corporate finance [M, 5thed. Copyright?1999 b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作者简介］李占雷(1965-)，河北深州人，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金融与企业战略。

高俊山(1953-)，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组织理论与决策。

第9篇：社会心理学研究方向范文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