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人文教育概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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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医学人文教育概论范文

关键词：通识教育；医学人文教育；理性内涵；价值导向

有关通识教育，以及医学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问题，已不太需要有更多的争辩。但无论是单科性的医学院校，还是合并了医科大学重新组建的综合型大学，如何深化在通识教育大框架下的医学人文教育，则还有着宽阔的讨论空间。注重和增强理性内涵和价值导向，有益于纳入通识教育范畴的医学人文教育的品位提升和教学质量的提高，这既需要有理论上的深入思考，更需要有实践中的积极探索。

一、教学理念：回顾与分析

通识教育在21世纪初，尤其是最近几年蓬勃兴起，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热点”和“时尚”话题，是与20世纪中期起同样蓬勃开展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有着一定关联的。因而，着眼于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历史演进，注重“问题意识”，回顾和总结相关实践经验，对于推进当前通识教育视域下的医学人文教育，无疑是必要和重要的。

1. 现状：有待改进的问题与不足

近年来开展的包括医学人文教育在内的通识教育所取得的成效，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虽然目前诸多高校的人才培养计划、教学实施方案、课程体系设计，已将通识教育的范畴取代以往的文化素质教育的范畴，但由于没有很好地重视和研究多年来文化素质教育实践中存在的某些不足和缺陷，缺乏“思想成长”、“精神成人”的教学理念，从而造成这些不足和缺陷在现实的医学人文教育教学实践中，继续得以“延续”和“蔓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把医学人文教育的开展，机械地理解为给医学生是“补”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课”，而对如何凝练医学人文教育的精神实质，却鲜有深入的探究。

其二，把“文化”、“人文”等概念片面地“窄化”，把医学人文教育等同于文学常识、文艺素养的教育，呈现为肤浅的“娱乐化”倾向。

2. 认识：片面性与机械性

（1）人为地“低估”医学人文教育。各高校的医学人文教育，都被列入相对于“必修课”、“专业课”的“选修课”、“公共课”范畴。由于长期以来“想当然”的思维习惯，人们总是把必修课、专业课看作 “优于”、“高于”、“重要于”选修课、公共课；从事必修课、专业课教学教师的水平、能力要“优于”、“高于”、“重要于”从事选修课、公共课教师。这就挫伤了广大教师热心于医学人文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的积极性，使得医学人文教育大多在低水平基础上循环往复，缺乏提高教学质量的动力。

（2）对学生的“迎合”大于对学生的“引导”。包括医学生在内的“90后”大学生，都有着“读图的一代”、“动漫的一代”等特征。无论是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方面，还是在教学方法、考核机制方面，“浅阅读”、“碎片化”、“快餐文化”等浮躁风气，还“左右”着我们的教育教学理念。学生们只是满足于知识的传授，缺乏高雅品味的追求，忽视理性追求的自觉。

（3）“功利化”色彩依旧较为浓郁。纵然暂不探究“通识教育”的名词解释，也不纠缠它与“通才教育”、“全人教育”、“博雅教育”、“自由教育”等概念的关系，但其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强调人的精神内涵方面的培养，这已是人们的共识。同时，通识教育是崇尚理性和讲究品味的，是应当与“浮躁”的社会风气截然不同，是“去功利化”的。但在目前作为通识教育范畴的医学人文教育，在教学实践中的具体措施和要求中，却难以走出“功利化”的藩篱。学生们为获取学分甚至要能够“简便”地获取学分而选修的现象已十分普遍。通识教育的本意是让学生追求崇高，淡化功利，但在无形中却又多了一层“功利化”的色彩。

（4）价值导向意识淡化。借用“言必称希腊”这句格言，鸟瞰国内通识教育，只要是谈论通识教育，往往都是“言必称‘哈佛’”。大凡开展通识教育的高校，都把美国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作为一个“标杆”和“模式”，以此当作“参考系”，进而谋划各校的通识教育框架和基本内容。医学人文教育也同样如此。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在当前信息化、全球化、多极化新形势下，世界各国相互间的学习和借鉴，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任何学习和借鉴，都必须从各国、各民族的实际出发。就国外通识教育而言，其背后都隐含着这些国家所倡导的价值观和价值理念。这些价值观和价值理念是否适合我国的国情，是否符合我国的主流意识和价值规范，都是需要认真甄别的。此外，涉及有关西方学术流派、社会思潮，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是纯“客观”的描绘和介绍，而应以清醒的头脑进行全面、深刻的认识和分析。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当被我们“效仿”的对象，多年以前已经在惊叹“失去灵魂的卓越”，[1]正在冷静地进行反思，我们反而还盲目地邯郸学步、亦步亦趋，这难道不应该引起高度的警觉吗？在通识教育的大背景下，我们医学人文教育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灵魂”，追求的是什么样的“卓越”，是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相一致的，是以“四有新人”、“四有公民”的要求为基本遵循的。这一“底线”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住的。

二、教学实践：探索与启示

注重通识教育视域下医学人文教育的理性内涵和价值导向，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更是个实践问题。审视上海市精品课程“医学人文概论”[2]教学实践及建设过程，发掘其内在逻辑轨迹，对于进一步提高通识教育框架下的医学人文教育，具有一定普遍意义和价值的。

1. 精心谋划、不断完善课程的“顶层设计”

（1）着力构建一门具有整合意义的新课程。作为通识教育的“医学人文概论”，不是简单的“人文（理论）+医学（案例）”，而是一门具有“整合”意义的新课程。它将以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为主线，适应医学模式由单一的“生物”模式向“生物—社会—心理”范畴“整合”相关学科与医学教育的内在关联，在一般大学生通识教育目的的基础上，提炼“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这一医学人文教育“精神成人”的精髓和实质。

（2）着力编写一本融学理性和可读性为一体的新教材。在多年教学实践基础上，编写国内第一本以“医学人文教程”命名的教材，进一步规范了课程的教育教学。该教材以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医学人才为目标，紧密联系医学科学和医学教育发展的趋势，借鉴多种版本“国际高等医学教育最低标准”的有关要求和内容，有机融入伦理学、经济学、法律学、教育学、社会学，以及科学思维方法等内容，以生动的案例、活泼的话语，给医学生对医学人文教育有一个“提纲挈领”式的“概要了解”，并为进一步学习的拓展，留下较为宽广的空间。

（3）着力开展一种调动和激励学生积极参与的自我教育新方法。通识教育的学习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心灵感悟。医学人文教育实践，应努力增强教学的“互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展示学生“个性化”的真实感受。积极引导和鼓励学生在集中听课的同时，以“主人翁”的姿态，围绕医学科学、医疗服务、医学教育的实际，参与课堂讨论、提问回答、资料收集、个案访谈、专题演讲，以及附属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地考察等方式，进而对教学内容有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把握。

（4）着力建设一个延伸和深化教学的课程网站。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教学的延伸和深化，提供了新的载体和便利。建设课程网站，不断予以维护和更新，努力做到“课堂内”与“课堂外”的有机统一，较好地处理了医学人文教育“教学内容多、教学时数少”这一带有共性的矛盾。通过课程网站，我们引导学生开展课外经典著作的阅读，介绍相关学科前沿进展或典型事例，开展专题讨论。利用网络“论坛”等路径平台，让同学们发表各自对本课程相关内容的认识和观点，并开展相互间的“点评”，提高分析问题、逻辑归纳的能力，也弥补了课堂教学中的讨论环节因人数较多、时间紧促所形成的“参与面”过窄的现象。另一方面，借助课程网站，对于一部分对医学人文乃至人文社会科学有兴趣的同学，可进行有针对性的交流，有利于“差异性”教学的开展，也有利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

（5）着力打造一支学科交叉、具有共同追求的师资队伍。医学人文教育的建设，课程、教材、教学方法、领导重视等等缺一不可，但最重要的是师资队伍建设问题。医学人文教育的特点之一，就在其具有很强的学科交叉性。这样的学科交叉，不仅体现在医学与人文的交叉，还包括医学本身学科间的交叉，以及人文本身学科间的交叉。这就要求从事医学人文教育教学的师资队伍构成，体现“综合性”、“多样性”、“交叉性”这三个基本特性。此外，还应加强两个“结合”。一是“院内”和“院外”相结合，即医学院内部各学院、部门之间的有机整合，如基础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护理学院，以及教务处等部门之间的融合。还有医学院与其他学院之间的有机整合，如：人文学院、学院，以及有关附属医院等单位的融合。二是“专职”和“兼职”相结合，即在保证一支基本的专职教师队伍的同时，根据教学内容需要，聘请院外、校外的有关专家学者，尤其是临床一线的师资“现身说法”，强化医学人文教育的现实感和生动性。

更进一步讲，本着“全员育人”的教学理念，“高等学校各门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师负有育人责职”。[3]无论是单科性医学院校的师资队伍，还是陆续合并了医科大学的综合型大学的师资队伍，都蕴含着丰厚的育人资源。“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身教重于言教”，都是包括医学人文教育在内珍贵的通识教育资源，都将给予学生们良好的思想道德、人格品质的熏陶。

2. 聚焦和凸显具有医学人文特征的“人格养成”价值理念

（1）从“知识探究、能力建设、人格养成”到“崇高医德、精湛医术、完善人格”。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提出了“三位一体”的育人理念，即“知识探究、能力建设、人格养成”。“三位一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其中“人格养成”是目的、归宿和落脚点。

由于国内属于“第一方阵”的医科大学都已纷纷与综合型大学合并，大多成为综合性大学的一个二级单位。这种行政体制上的变化，内在地要求医学院的办学思想、培养计划、课程体系等要与综合型大学相一致。通识教育视域下推进、加强医学人文教育，首先也是要领会整个学校通识教育的具体要求，在此基础上，规划医学人文教育的建设和发展内容。

医学人文教育应着力将“人格养成”的“外在要求”，转化为学生的“内在自觉”，努力探索“显性”的教学实践与“隐性”的价值导向有机统一。面对纷繁复杂的医患关系，为营造和谐的医疗服务环境，努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问题，秉承“三位一体”的教学理念，凸显“人格养成”的价值追求，对于当代青年医学生这一未来医务工作者群体来讲，有着重要的现实性。

结合医学人文教育教学“知识探究、能力建设、人格养成”的“三位一体”要求，有机地转化为“崇高医德、精湛医术、完善人格”等适合和体现医学生人才培养的具体内涵。对医学生来讲，“人格养成”就是要深刻领悟“医学—人学”、“医术—仁术”、“仁者—爱人”、“仁德仁术—济世济众”等医学人文的精髓及理性的价值导向。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强调医学人文教育的价值导向，也是遵循“立德树人”，与“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4]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价值导向，有着内在的、紧密的联系。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人格养成”，还是“完善人格”，都不应是空洞的、抽象的“说教”，也不应是纯粹的理论“演绎”。尤其是崇高的人格，优秀的品质，都是建立一个个具体的、生动的、现实的“人”身上的。正是通过这一个个充满“个性”的个体“鲜活”而“平凡”的事例，折射出灿烂辉煌、可歌可泣的具有医疗服务特征的“完善人格”和优秀品质。

（2）教学相长，充分发挥“教”与“学”的两个积极性。实践表明，“三位一体”的教学思想，尤其是“人格养成”的目的和归宿，并不是依赖传统意义上“传道、授业、解惑”——这一“单向”努力就能实现的。培养学生的高尚人格和优秀品质，必须“教学相长”，发挥好“教”与“学”两个积极性。

第2篇：医学人文教育概论范文

【关键词】人文精神 人文教育现状 现实意义 改革启示

一、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humanism）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而人文学科是集中表现人文精神的知识教育体系，它关注的是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它有人文，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历史上医学是最具人文精神传统的一门科学，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的灵魂，反映了人类对生命的根本态度。

二、培养人文精神在中国医学教育的现状

发达国家医学院校非常重视学生的人文精神方面的培养，人文课程教学时数所占比例较高，如美国、德国达到20.0%～25.0%，英国、日本也占到10.0%～15.0%。而我国医学院校的人文课程的教学时数大约占到总教学时数的8.0%，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相对而言，中国的医学生接受国家教育部规定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如思修、基本原理概论等都是基于理论学习，却也占据了人文精神在医学生思想教育方面的重要性。

有一项针对我国10所护理院校的调查，发现这些学校中开设人文课程最少的仅有6门，仅占教学时数的6.2%，有些学校根本不开设人文必修课程。对医学生缺乏人文社科知识的系统性培养，也直接影响了医学人文教育目标的实现。[1]可见我国医学院校在对医学生人文精神培养方面的课程建设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情况更是令人堪忧。

另一方面，与西方国家医学教育相比，我国医学教育的师资水平依旧比较落后。殷小平曾以“对教师人文素质的评价”为题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教师人文素质‘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学生仅占25.3%，认为‘一般’的学生占55.2%，‘不满意’的学生占19.5%。”此外，在对人文课程的教学效果评价中，作者指出：“学生们反映，即使是人文科学类的课程，许多也是徒有虚名，教室并未讲出有吸引力的内容。”“学生们最期望的教学方法为启发式（73.9%）、交互式（61.2%）和小组讨论（44.2%）。事实上，枯燥的理论不仅很难将鲜活的人文精神点燃，而且必然促使医学最终对医学精神本身的背离和异化。”时代与生命的对医学生的要求是要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相互统一的基础上，发展和发挥医学科学、医学人文、医学社会的内在相通性，建立一种真正的现代医学精神。

三、人文精神的现实意义

我国现行的医学教育只是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侧重于科学教育和技术层面的训练，相对忽略学生关爱病人、关爱生命之人文精神的培养，社会人文因素对健康与疾病的影响未能收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不少学生选择医学专业更是带着这个行业在社会中有着高收入的功利色彩。“救死扶伤”这四个字后面的精神内涵，并不是他们在踏入这个业甚至是在学校接受教育阶段所强调的学习内容。专业知识是医学生人文精神的伦理实践，必须本着“以人为本”的核心，更加关注人的心理属性和社会属性。在对病人的治疗过程中，利用人文精神与专业知识的相辅相成，让病人感受到来自医者的温暖与关怀。可是由于我国医学教育对人文精神培养的滞后，“医者仁心”的传统道德已经与现实生活脱节了。

目前社会上医疗逐渐远离对人和生命的关爱，医疗资源浪费，医疗费用高涨，医患关系紧张，人们对医生越来越多的不信任，医患纠纷屡见不鲜，除了一些客观因素，如医疗条件有限，医疗卫生政策不完善， 社会舆论的偏激报道等，但其最根本原因是医务工作者医学人文精神的缺失，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在学校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据中国医师协会最近一次《医患关系调研报告》显示，全国平均每家医院发生医疗纠纷66起；发生患者打砸医院事件5.42起，打伤医师5人；单起医疗纠纷最高赔付额达300万元，平均每起赔付额为10.81万元。一组组震惊人们眼球的数字，一个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都是对我国医学教育敲起了警钟：加强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强调人的主体作用，是对医学专业知识的巩固与尊重，更是对生命的理解、尊重、呵护、关怀。

四、人文精神对中国医学教育的改革启示

首当其冲，是要调整人文精神的课程设置。医学人文课程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层面主要是让医学生建立对人、社会、自然和自身的正确态度，建立科学世界观、人生价值观，培养道德、情操和人文品味。第二层面是使医学生运用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探讨与医学、医生职业、医疗卫生保健事业发展有关的若干问题，引导他们重视生命与健康的价值，珍视人喝生命。第三层面是融人文精神培养于医学实践之中，提高医学生的综合素质。人文课程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在充分发掘专业知识文化内涵的同时，发挥人文力量对专业课程潜移默化的影响，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对人文精神的理解，把这种提升带到今后的实践中，把握医学这一生命科学的社会性、科学性和人文性。

只讨论医学人文精神是不够的，需要让它作用于我们的信念，在医疗实践中得以实现。因而各医学院校应该发动各项可利用资源，营造和谐的校园文化环境，让学生在接受理论教育的同时，积极投身与课后的实践中，开展多项社会实践活动，志愿者服务活动等，将课堂教学与实践教育相结合，两者互相促进，培养出既具备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又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人文精神的优秀医学人才。

医学人文精神为现代医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现代医学科学只有在医学人文精神的指导下，才能摆脱医学技术主义的诱惑，肩负起人类赋予的神圣使命，二者的融通才是现代医学发展之未来。期待着医学发展的历程会进一步朝向人类寻求预防疾病、减轻病痛、治愈疾病、维护健康的过程，朝向人类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尊重思想、尊重灵魂、彰显医学人文精神的过程前进。

第3篇：医学人文教育概论范文

【关键词】医学生；教育理念；医学科学精神；人文精神

树立现代教育理念是指导教育改革与实践的关键。医学高职院校在教育体制改革矛盾凸显的关键时刻，应更加重视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树立以人为本、生态和谐的现代教育理念，形成科学与人文并重的现代医学教育观。

1.树立以人为本、生态和谐的现代教育理念

2006年，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提交了一份题为《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的报告，提出了现代教育由“学会认识、学会做事、学会生活、学会发展”四大支柱支撑的现代教育理念。现代教育强调以人为本，把重视人，理解人，尊重人，爱护人，提升和发展人的精神贯注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全方位，它更贯注人的现实需要和未来发展，更注重开发和挖掘人自身的禀赋和潜能，更重视人自身的价值及其实现，并致力于培养人的自尊、自信、自爱、自立、自强意识，不断提升人们的精神文化品味和生活质量，从而不断提高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促进人自身的发展与完善。人才的健康成长需要宽松和谐的社会生态环境的滋润，现代教育倡导“和谐教育”，主张把教育活动看作是一个有机的生态整体，追求整体有机的“生态性”教育环境建构，力求在整体上做到教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营造出人才成长的最佳生态区，促进人才的健康和谐发展。医学高职院校作为培养和造就社会所需要的合格医学人才的单位，自然应当全面体现以人为本、生态和谐的时代精神，创造良好的教书育人环境。

2.形成科学与人文并重的现代医学教育观

“医学科学精神和医学人文精神的任何一方面都不可能单独完成现代医学的完整构建，只有实现两种精神的理想结合，才能促进现代医学的健康发展。医学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医学人文精神交织着医学科学精神的维度，医学科学精神蕴含着医学人文精神的精髓，二者形成张力，弥合分歧，互补共进。”[1]因此，医学高职院校必须树立医学科学精神和医学人文精神并重的现代教育观，人的思想影响着人的行动，首先必须要转变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破除禁锢。

2.1教育者观念的转变

教师是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关键。教育者的教学观念是人文素质教育的前提。“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在人格、品质气质、情操等方面被学生内在模仿，将会对学生未来的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现代教育理论认为，学生对教师的模仿首先是外在的模仿，即模仿教师的动作、语言、爱好等外显行为或外部特征而产生类似的举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内在模仿，即模仿教师的内心特征而产生创造性的行为。”[2]

教师是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关键。教育者的教学观念是人文素质教育的前提。高等教育的师者队伍中与学生接触最多的是授业恩师及辅导员。富有人格魅力的教师，以其广博深邃的学术修养、敢于挑战的治学态度，为学生树立学者风范；以其淡泊名利的人生境界、朴实诚恳的生活态度，成为学生树立人生楷模，润物细无声式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然而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许多教师特别是专业课教师存在着对人文素质教育的漠视心理，他们本身多是在实验医学的模式下教育培养出来的，其知识结构本身就存在人文素质的缺失问题，这给当前的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带来了消极影响。

“素质，最关键的是思想政治素质”，河南职工医学院主要是由思想政治理论研究部的教师承担对学生的政治素养培育人物，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医学伦理学》、《形势与政策》四门课程作为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课程设置着眼于引导和帮助学生掌握的立场、观点、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为他们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打下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指出：“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高校宽松的教育环境，年轻化的教师队伍建设，使得与学生接触机会最多，交流时间最多，共同话题最多的就是辅导员，辅导员不再是发号施令的权威.学生也不再是被动接受的个体，他们之间的交往建立在平等、民主的基础之上，摆脱了“教师”和“学生”的角色束缚，通过情感的认知和信息的传递，形成了“亦师亦友”的特殊关系。高校辅导员通过“友师型”的角色扮演，参与到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全过程，对其进行思想政治素养的提升教育、专业知识素养的督促教育、心理健康行为的咨询矫正教育，成为其人生道路的引路人。故而，融洽师生关系更有利于较好地开展医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推进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培养正确的职业道德。

2.2医学生观念的转变

笔者曾做过两份具有不同教育经历的医学生关于自身人文素养评价的调查问卷。第一份是对2011年河南省卫生厅举办的全省乡镇卫生院全科医师培训班郑州、新郑、开封三地区352名培训学员关于自身人文素养评价的调查问卷。第二份是对本院2012级药学班和护理4大班225名学生关于自身人文素养评价的调查问卷。统计结果如下：

对自身人文素质的评价

从统计结果看，无论是具有工作经历的培训学员，还是在校大学生，对自身人素质现状都是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满意率仅在4%左右。“为迎接21世纪，大学最大的使命就是重新强调强调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把失落的‘人’找回来”。医学是一门“顶天立地”的学科，是促进人类健康、拯救人类生命的特殊职业，它占据着自然科学的前沿地带，面对芸芸众生的生老病死。面对一个个弱势群体，医务人员不仅要具有高超的医术妙手回春，更要具有高尚的人文素质慰藉心灵。这就要求今天的医学生，“明天的医生”自身要转变观念，力争成为兼备医学科学精神和医学人文精神的高品质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1992年WHO卫生人力开发司教育处处长Boelen.C博士在《医学教育改革需采取全球行动》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五星级医生”的观念，即保健的提供者（Care Provider）、决策者（Decision Maker）、健康教育者（Health Educator）、社区领导者（Community Leader）、服务管理着（Service Manager）。[3]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的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提出。2001年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制定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该要求强调指出“敬业精神和伦理行为”是医疗实践的核心，应把“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同“医学知识”、“临床技能”一样作为保证其毕业生具备“基本要求”所规定的核心能力和基本素质之一。[4]

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作为医学生除了具备宽厚的专业知识底蕴，更应该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端正人文价值取向、开阔人生境界，这种转变应贯穿于医学生职业生涯的全过程。首先在学校理论教育阶段，重视自身人文素质的提高，反思以往的教育经验，绝大数医学院校实行的是“灌输式教育”，纯粹的理论式教育模式，以河南某医学高职院校护理专业一年级为例，每周五个工作日，每日八个课时，除去周四下午学生班会，每周共三十六课时，其中政治理论课四课时，英语四课时，体育两课时，剩余二十二课时全为护理专业课，该专业到二年级，不再进行政治理论课教学，二十六课时专业课，很明显“半人”教育的产物，严重阻碍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育。鉴于此，医学生在入学开始，就应改变中学阶段被动接受知识的理念，主动涉猎个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特别是人文社科类知识，积极参加各类社团活动，锻炼和培养自身综合素质。其次，在见习，实习过程过中尤为注重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结合见习期间所接触到的典型医疗病例，从医学、道德、法律、政治等不同维度进行人文层面的分析，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相连。最后，在作为职业医务人员的过程中，更为注重加强自身的人文素养。作为职业医生，我们不仅要具有精湛高超的医疗技术，更需要有一颗仁爱之心。望闻问切，知晓疾病根源；大医精诚，慰藉脆弱心灵；乐善好施，扶弱济贫。

21世纪需要培养高质量的医学人才，兼备政治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法律素质，必须从理念上进行创新，在培养的全过程注重并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共融。

【参考文献】

[1]沈秀琴，杨同卫.提高医学生综合素质发挥教师主体作用[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4，17（3）.

[2]王志杰，李振兴.高等医学院校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研究[J].辽宁医学院学报，2007，5（1）.

第4篇：医学人文教育概论范文

贵州理工学院作为新成立的理工院校，由于管理、师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人文类通识教育课程方面存在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本文从学生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类课程的调研问卷和贵州其他高校管理通识教育课程模式两个方面分析问题，建议设置专门管理人文类通识教育课程的人文社科部，并把《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作为必修课。

关键词：

人文;通识教育;中国传统文化

一、贵州理工院校人文类通识教育课程调查问卷

加强人文类通识教育课程建设，对理工院校意义重大。贵州理工学院成立于2013年，由于学科设置的局限，同时由于认识上的误区，人文类通识教育课程建设现况存在一些问题，导致这类课程往往被忽略或者置于不太重要的位置。那么，理工科学生是如何认识这类课程的呢？我们承担的贵州理工学院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一般课题《理工院校人文类通识教育课程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例》，专门制作了问卷调查，对学生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类课程的看法做了了解。本问卷印发了80份，收回有效问卷75份。为了防止调查对象对问卷调查流于应付，本问卷的调查对象主要是选修过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同学，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基础。本问卷共设计了5道题，分别是：（1）你认为理工院校需不需要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并说明理由；（2）你如何看待当下的国学课？（3）你想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类课程学到什么？（4）你如何看待《大学语文》这门课程，它存在什么问题？或者你建议如何学习？（5）谈谈这学期你学习人文类通识教育课程的收获。本问卷第1题的目的是了解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类课程的意愿，第2题是调查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发展状况的了解程度及态度，第3题的目的是为开设《中国传统文化》类课程设置合理的理工科学生的教学目标和课程。第4题主要是因为目前贵州理工学院开设的《中国传统文化》类课程偏少，在已经开设的课程中，《大学语文》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类课程的作用。总结其中的不足，有利于为今后《中国传统文化》类课程的开设提供一些良好的借鉴。第5题是了解学生学习人文类通识教育课程的效果，为改进今后教学设计积累经验。第1题74人认为有必要在理工院校开设《中国传统文化》类课程，主要理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了解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但也有1人认为不需要，理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没有多大关系。第2题70人认为国学热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需要学习一点国学。第3题69人认为通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类课程可以学会如何做人，了解一些古代经典著作的思想。第4题50人认为有必要继续开《大学语文》这门课，因为这门课可以提升人生修养，陶冶情操。同时有15名同学认为，《大学语文》课程内容设置过分单一，老师讲课形式过分单一，手段不丰富，应鼓励学生参与互动，尤其让学生到讲台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以锻炼他们的综合能力。第5题有71名学生认为通过学习人文类通识教育课程，了解了许多儒家经典，提升了自己的文学修养，学习了一些为人处世的方法。通过对调查问卷的简单统计，我们发现大部分理工科学生认识到开设人文类通识教育课程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今天，由于网络资讯的发达，智能手机影响着每一个大学生的学习。无论他们的学科背景是人文学科，还是理工科，网络文化带来的价值多元化冲击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学习。以往埋头学好单一学科的专才教育显然已经不能适应信息时代的需求。在多元文化的价值冲击下，每个人迫切需要一种稳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便更好地在现代社会立足。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以往大学曾经充满富有活力的精神氛围，现在则已退化为单纯的学院。严格指定的课程免去了个人自己摸索道路的风险。可是，没有自由的风险，就不会有独立思想的可能性。最后的结果只能获得技术专家的技能，或许还有广博的知识，即成为一个博学之士，但不是一个探险者———这成了普遍的人才类型。今天的人们已不在博学者与探索者之间做出区分，这个事实是科学衰落的一个征兆。”雅斯贝尔斯指出了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大学学科的过分细化，导致了科学的衰落。通过总结，我们发现大部分学生不喜欢以灌输方式为主的传统教学，这也是导致一部分学生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提不起兴趣的原因。一些学生建议可以通过播放视频、主题演讲等方式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以往《大学语文》教学确实存在老师唱独角戏、课程结构过分单一，不能结合学生当下情况的问题。我们认为对理工科学生不能以文科生的标准教学，需要从理工科学生的实用主义角度思考问题。在理工院校的课程体系中，学生文科基础薄弱，而专业课程繁重，作业任务多，他们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主要是为了扩充知识，提升人文修养，怡养性情，甚至很多学生是以放松心情的目的学习这类课程的。他们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和文科专业研究型学习存在很大不同，不正视这一点，在课程设计上必然会存在偏差。如何让课程变得富有魅力和吸引力，如何让人文类课程能够寓教于乐，是理工院校从事人文类通识教育课程的老师必须思考的。教和学作为矛盾的两面，必须统一在培养优秀人才的教学目的上。以往教学理念要求学生适应老师，这样的方法对专业学习固然可行，但对于通识教育类公共课程来讲，在实际操作中就很难行得通。另外，不少学生对严格的试卷考试体系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应该考虑的。

二、贵州省内几个院校关于通识教育的管理

贵州商学院以原有的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为班底成立于2015年。作为一所应用型本科学校，该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服务贵州本土经济为目的。学校专门设立基础部，下设外语、语文、数学三个教研室。其中语文教研室承担全校人文素质类基础课程的教学任务，《应用写作》已经成为校级精品课程。贵阳中医学院以培养高等中医药人才为目的，成立于1965年。该校医学人文学院成立于2001年，该院除了法学、应用心理学、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三个本科专业外，还承担着人文、社科及素质教育选修课的工作任务。贵州医科大学前身是贵阳医学院，2015年正式升格为大学。该校的社会科学部是“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为中心，以人文社科研究为支撑，以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为目标”的教学部门，有6个教研室，主要承担着全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同时承担着《文学鉴赏》、《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西方文化概论》、《医学美学》、《书法》等医学人文课程。该校还非常注重对医科学生的人文伦理教育，把《医学伦理学》作为全校医学本专科学生的必修课（护理专业为《护士伦理学》）。贵州医科大学加强医学专业学生的人文伦理素养，基于医生这个职业，除专业医学知识外，还涉及人类生命的生死问题，必要的伦理学知识让学生在未来职业生涯中面对伦理困境能够体现应有的人文关怀。贵州大学作为贵州省内唯一一所211综合大学，创始于1902年，2004年在原贵州大学、贵州工业大学的基础上组建了新的贵州大学。2014年贵州大学阳明学院成立，该院是为了适应贵州大学建设高水平大学本科教育，创新本科通识教育组织和管理模式、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地域特色文化的需要而创立的。该学院主要向全校大一新生开展通识教育教学、研究与管理，内设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工学和农学7个教学部。该学院的目标是培养每一个学生成为有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综观贵州几所高校，我们发现各校都非常重视通识教育课程建设，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人文素养。其中贵州大学由于校长郑强来自浙江大学，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改变了学校过去单独注重理、工、农几个学科发展，促进人文社科力量提升，同时推动贵州大学通识教育的发展。阳明学院作为国内第四家实施本科通识教育的学院，对贵州省乃至全国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贵州医科大学定位医科，把医学伦理学作为必修课，很有启发意义。

三、小结

综上所述，理工院校人文类通识教育课程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课程设置上可以参考多数院校的办法，选取一到两门人文类通识教育课程作为必修课。为此，笔者建议把《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作为一门必修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知识面广，难度相对较低，能够很好地满足理工科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这门课程设置为必修课，有利于课程建设。一门课程必须有稳定的学生才能保证正常开设，有利于从事这门课程教学的老师积累经验，开拓创新。在选修课体制下，人文科社老师在与理工科老师争取理工科学生选课方面存在学科基础方面的劣势，课程时开时不开非常不利调动任课老师的积极性，不利于教学和科研上的成长。一门课程成为必修课后，围绕着这门课程能够形成一个良好的教学团队，从而有利于理工科院校人文科社力量队伍发展与壮大。

第二，学校管理层面应该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和人文类通识教育课程有着本质的不同。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作为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素养教育的平台，是教育部规定的硬性任务，它有单独的评价体系，思政课程对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提升个人道德素质和政治觉悟起着重要作用。人文类通识教育则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开拓学生视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方向。两类课程任务的不同决定了人文类通识教育课程并不能被思政类课程简单代替。

第三，成立专门的部门改变通识教育选修课多头管理的现状。根据《贵州理工学院通识教育选修课管理办法（试行）》（2015年11月），学校把通识类选修课分为类，分别为：（1）人文经典与文化传承；（2）哲学与批判性思维；（3）创新能力与创新教育；（4）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5）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6）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7）经济、管理与世界视野；（8）语言与基本技能。第1和2类课程归属于马列部管理，第3类课程归属于创新创业教育中心管理，第4和8类归属于各学院（部）管理，第5类课程归属于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和心理健康中心，第6类课程归属于体育教学部和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第7类归属于经济管理学院。可以发现，教学师资力量的流动性和课程建设的不稳定性，通识课归属多个部门，多头管理显然不利于通识教育课程发展，不利于实现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的教学目标。从学校建设“西部一流大学”的长远目标来讲，发展人文社科，改变单一的理工科学科布局，需要长远眼光。可以参照一下贵州省兄弟本科院校关于此类课程设置管理的做法，成立人文社科部（或者设立人文学院），集结学校师资力量，切实推动学校人文社科科学发展。

作者：赵亚亮 单位：贵州理工学院马列部

参考文献：

［1］［德］卡尔•雅斯贝尔斯.王德峰，译.时代的精神状况［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60.

［2］贵州大学阳明学院网站［EB/OL］.

［3］冯英.近二十年来我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研究综述［J］.黑龙江教育，2012（1）.

第5篇：医学人文教育概论范文

[关键词] 模块式教学；案例教学法；中医药学；教学效果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2095-0616（2014）12-154-03

本研究主要针对现代高等医学教育背景下中医药学教育的教学现状存在的问题，提出在医科院校中医药学教学中应大力实行模块式教学下的案例教学法的改革实践与探索尝试。

1 现状与背景分析

1.1 医科院校中医药教学的现状

纵观我国中医药学学科教学现状，也集中存在一些问题。中医和西医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有着各自的思维方式[1]。医科大学学生入学后首先接受的是西医理论系统的教育，形成了较稳定的现代医学思维模式，学习中医时常常是西医“先入为主”；另外中医课程概念比较抽象，理论玄妙深奥、枯燥难记，学生听得费劲，学习的兴趣淡薄，课堂上

看英语等其他书籍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均造成了目前中医课在医科院校效果不佳，学生毕业后对中医没有认同感，严重影响了医学工作者个人就业与职业发展及国家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因此，中医药学教学存在的问题愈来愈突出，能力需求、学生素质、灵活教学等诸多因素迫切要求中医药学教学要尝试新的教学研究与实践，在医科院校进行中医学教材与教法的改革显得尤为必要。

1.2 模块教学

“模块”理论是由美国迈克尔・加扎尼加教授提出的，他认为脑是由在神经系统的各个水平上进行活动的子系统以模块的形式组织在一起的。加拿大荷兰学院将模块理论引入教育教学领域。将模块理论引入教育教学领域，其基本含义是：将一门学科中或各门学科中具有同类功能的知识点或能力项组合成知识模块或能力模块，使其整体功能大于部分之和[2]。

模块式教学模式是指以就业为导向，以从业岗位应具备的综合能力为中心，按能力培养的需要设置课程，组织教材，构建实验实习基地，以生产和工作实施理论为基础，强调实践教学的一种教学模式[3]。它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分析，明确劳动力市场的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以及劳动力需求的种类和数量，然后依据岗位职业能力分析，明确综合职业能力，确定对应的专业操作技能，根据岗位职业操作技能的需求，进行教学分析和教学设计，形成相应的教学模块。再根据各教学模块的实际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手段，采用相应的考核方式组织教学[4]。

1.3 案例教学法[5]

案例教学是美国哈佛大学在20年代首创的一种培养高素质、创新型和实用型人才的重要教学方法。此教学法以案例为教材，让受教育者通过阅读、分析和思考以及相互间进行讨论和争辩，以提高思维推理和处理问题能力的教学过程。其特点是侧重实践、师生交互，可全面激发教师和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案例教学的意义在于案例教学的最大受益者是学生。实施案例教学的各个环节，可锻炼学生的各种能力，不断提升其综合素质。案例教学着眼于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采用“做中学”的形式，在经验和活动中获取知识，并可使思维能力得到一定的锻炼；通过案例，不仅可以获得知识，而且有利于提高其表达能力，增强解决问题的自信心；通过案例分析，培养学生的决策能力，体现学生的职业行为能力；案例教学大大地缩短了教学与实际工作的差距。

创新精神和能力培养是医学教育的灵魂和目标。案例教学在医学教育中，是培养高素质、创新型和实用型医学人才的有效途径。

2 医科院校基于模块式教学下的中医药案例教学法改革探索

2.1 明了模块式教学特点[6]，转变教师教学理念

模块式教学模式是针对学生所必须掌握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构建相应的理论教学模块和实践教学模块，突破了学科教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强化了针对性。它重视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以学生为主体，以模块为教学单位，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和手段，不断提高应用型人才的综合素质。我国学者经过研究发现国外模块式教学呈现的主要特点是：采用非学科式、以实践能力为基础的活动模式；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组织形式；教师成为教育活动的监督者和辅导者；采用目标学习法，重视学习过程的质量控制和评估。

2.2 明晰中医药的特色，优化案例设计

2.2.1 明晰中医药的特色[7] 首先，把握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思维方式、基本特性，使医科学生克服掉“先入为主”的惯性，不仅走进中医课堂，而且能走进中医思维，把以往同学感觉玄妙深奥、枯燥难记的中医理论明晰化。其次，把握中医药与中华文化的相关性。中医药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中药方剂的命名如大小青龙汤、白虎汤、真武汤等的命名与古代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星宿的命名达到统一；中药剂量的确定来源于度、量、衡的制定依据：史书，班固《汉书・律历志》“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中医的知识与传统文化糅合是课题研究注重的内容之一。

2.2.2 案例的设计和撰写[8] 设计案例时基于模块教学的模式，明确将案例教学法与中医学特色有机结合起来这些基本的原则，精心设计选取案例，如对中医的阴阳概念、整体观念、天人合一等放入自然中就有了更好的理解；辨证论治、治未病等思想用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的语言来组织临床案例，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明确案例设计的基本要求，如：案例要紧密围绕本学科知识点，不能偏离本学科的内容；案例要具有一定的知识性、目标性，设计案例时要明确通过案例学习应达到的目的、学生应掌握的知识和提升的能力等；案例的内含知识要考虑学生的条件，已掌握知识基础等；案例要来自实际生活中，要有现实性；案例还要考虑对学生今后学习和工作有指导意义。其次，要明确案例的特点，所设计的案例应具有以下特点：知识性；典型性；对学生的启发性；趣味性等。第三，设计案例的类型，并不拘泥于固定的模式，可以视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一般来说案例类型主要有信息式案例、问题式案例、实录式案例、决策式案例和条例式案例等。每设计一案例时都要首先明确这些基本的原则，然后根据理论知识内容精心设计选取案例，如对中医的阴阳概念、整体观念、天人合一等放入自然中就有了更好的理解；辨证论治、治未病等思想用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的语言来组织临床案例，最好是自己的临床案例，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9]。所设计的案例要有以点带面的指导意义；能使学生在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上有提高；更要具有可理解性。

2.3 明确教学改革方法，完善评估体系

为确保模块式教学模式下中医药学案例教学法收到良好效果，应配套开展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探索，构建合理、实用的教学方法、手段。案例的实施过程中应简明扼要，通俗易懂。

2.3.1 案例的实施[10] 课堂案例的导入采取多种方式，既可按传统模式讲授，在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前提下以案例作为补充，供学生阅读使用；也以案例为先导在一节课开始的时候即进行，从而引导教学，丰富教学内容，提高了学习效率；有时在相类似的疾病讲授完后导入。通过病例的引入可使学生兴趣提高，积极思考问题。在引入案例时注意到教师只需要提供原始材料，不需要提供分析观点。课堂集体讨论病例，分析，总结。

2.3.2 案例的导入 可采取多种方式，既可以按传统模式讲授，在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前提下以案例作为补充，供学生阅读使用；也可以以案例为先导在一节课开始的时候即进行，从而引导教学，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学习效率；也可以在相类似的疾病讲授完后导入。通过病例的引入可使学生积极思考问题，表现出很大的学习兴趣，从而进入讨论阶段。在引入案例时教师只需要提供原始材料，不需要提供分析观点。

课堂集体讨论病例，可以允许同学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也可先以组为单位进行讨论。然后再进行个别学生的提问，同学之间互相补充，教师引导让所有学生的思维都调动起来，活跃课堂气氛，积极地回答问题，在分析讨论阶段学生做一些简单笔记，把不同见解、合理建议记录下来，可以允许意见、见解有冲突、纷争。

通过病案讨论引申出一定的结论，可以先让学生总结，老师再作补充，也可老师总结，讲出案例中的关键点以及讨论中存在的不足和长处，对学生理解的难点疑点进行再一次的详细讲解，帮助他们更清晰地认识病案中的疑难问题，使案例中的问题更加明朗化或想法更具体化。课后学生上交学习报告，对自己在案例阅读、分析、讨论中取得了哪些收获、解决了哪些问题、还有哪些问题尚待释疑等作一总结，并通过反思进一步加深对案例的认识。

2.3.3 案例教学方法效果评估 对于案例教学方法效果评估可采取多样化[11]。积极尝试以学生为主体、基于工作过程的任务驱动、创设情景等案例教学方法。注重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形成一种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师生互动的教学方式。创设模拟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手段，使用图文并茂、声情相生的多媒体教学软件或光盘，可通过制造全方位的案例教学环境，调动学生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觉，提高教学效果。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学习相结合，开展课外实践活动，如参观、访问、考察、写作、进行专题讨论、主题辩论等，激发学生兴趣。此外，还可以结合传统方法命题，进行期末闭卷考试的考试评估法和以发放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的调查评估法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有效评估。

3 结束语

本研究主要针对现代高等医学教育背景下中医药学教育的教学现状存在的问题，提出医科院校中医药学大力实行模块式教学下的案例教学法的改革实践与探索尝试。在该模式下将案例教学法与中医学特色有机结合起来，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对相对比较抽象、玄妙深奥的中医理论有一个较为深刻的理解，中医知识得以扎实掌握。教学中加强理论知识向岗位实践过渡的内容，为学生实习、走上岗位打下基础。此方法侧重实践、师生交互，全面激发教师和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又能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提升学生的中国文化底蕴，提高中医学教学质量，培养全面发展的医学人才。

笔者参加了案例版教材[12]编写及修编，并在教学中应用。教材已经在2009年12月出版且在10余所高校（参编单位为主）的中药、药学、资源、营销、医学等多个开设中医药学概论的专业中进行了应用，反应很好。2010年12月即进行了第2次印刷。教材除案例外，还融入了学习目标、知识窗、知识拓展、英文小结、课后阅读指导、思考题目等内容，以其新颖、全面、实用、生动获得好评，2011年被评为“江苏省高等学校精品教材”。基于模块式教学模式下的中医药学案例教学法值得进一步推广普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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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启森.模块式现场教学的探索与实践[A].江苏省教育学会2006年年会论文集（综合一专辑）[C].2006.

[5] 张骞，王娜娜，吕增华.浅谈案例式教学在病理学实验中的应用[J].科技视界，2012，2（20）：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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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祁秀玲，陈俊荣，，等.案例教学法在药事管理与法规中的应用[J].中国医药导报，2012，9（9）：1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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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医学人文教育概论范文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教学探讨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

汉语言文学专业很难和一些实用性较强的专业，如工程、建筑、医学、会计等一样获得准确的职业定位，更是很难直接和应用型人才挂钩。它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是体现人文精神的最直接的载体，担当着传承与提升全民语言与文化素质的重任［1］。其主干内容是中外的优秀文学文化遗产，而核心内容则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对自身、他人、集体、民族、国家，乃至对人类的一种认识与社会责任感。为此，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在于：所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从事人的工作的，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教学不体现在应用性，而是体现在对社会观念与精神取向的影响上；不注意直接创造可以计量的经济效益，而在于创造无法用数字统计出来的社会效益等。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当前就业压力的增大，教学实用主义成为了教学的主要目标，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而言，也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之上，积极和社会接轨。

2用实用性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中国大学生就业》杂志给出该专业的就业方向为教师、各类编辑职务、文秘、文案策划人员等。但事实上，该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岗位大多集中在政府机关、教育科研、新闻出版、企业公司等中国单位，还有少数人涉足律师、房地产、金融外贸等新兴行业。由此可见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较宽的职业适应性，但同时，由于相关行业存在文秘、新闻、广告、公共管理专业的毕业生，造成了对他们较大的冲击力。从现实意义来看，从实用性的角度指导教学应注意：

2.1优化课程，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包含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十余门课程，有必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对课程进行优化：精简课程内容，每门课都要根据对本领域最新知识结构的分析来设计教学内容，强化核心内容；优化课程结构，按照学科发展的当下高度来考虑学科基础，设计课程内容体系；整合各课程之间的内容，避免内容交叉重复，如写作学和文学概论中的文体学知识。

2.2强化课程应用性，提高学生本专业的应用能力。以就业的观点指导教学改革，就必须讲求专业的实用性，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社会上立足。结合该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即现代“读”、“写”、“说”这三个方面的能力，必须加以强化［2］。该专业的实用性教学应体现在五个方面：古今各种文体的阅读能力，现代各类文体的写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语文教学能力，信息调研能力等。学校和教师必须精心设置课程体系，安排教学内容，形成本专业课程的应用模块，通过系统的应用技能课程的设置，以保证学生在学校能够提高这五个方面的能力，获得将来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应用能力，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

3用创新的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创新包括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思维创新等。本文强调：

3.1突破专业限制，进行教学内容创新。该专业的学生就业范围较广，但往往不精，竞争力上不如其他专业学生。鉴于该专业的特殊性，教学过程中不必过分拘泥于语言与文学本身，而可以结合汉语言文学的历史发展与就业现状，对学生进行相关职业技能的培养。事实上很多新专业如新闻、广告、文秘，甚至公共管理基本上都是从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发展而来的。因此，在保证专业根基扎实的前提下，应打破人为设定的专业界限，以便更大限度地发挥汉语言文学的专业优势。如教育与教学、新闻传播、文秘与公关、社区文化管理、广告文案等等都可以设计成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模块，学生通过这些模块的学习获得动手能力和从业能力。

3.2重视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汉语言文学专业本身要求学生具备丰厚的东方文化底蕴。该专业有极强的文化特征，其教学直接影响学生对汉语的感情，对东方文化的亲合及从中汲取创新精神动力，并影响学生创新素质的形成。因此汉语言教学中必须重视对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3］。首先，教师应有强烈的创新教育意识，思想上要勇于开拓，力求提出独特的、新的教育活动思路，行为上善于探索，潜心实验，不断总结和不断进取。在教学中不能满足做文化的传声筒，要适当的通过文化评论等多种方式激发学生的思维，并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思考，如博客，新媒体等多种文化传播方式都可以成为学生思考的问题。其次要勤于思敏于行，发展创新思维能力。教师应以其丰富的知识做背景，在教学中不断抛出新观点，给学生以震撼，激励他们也去发现、思考、创新。可以说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必须在不讷于言的同时，还要敏于行。沉默寡言不是该专业的个性，只有言行结合，才能让学生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思考的动力。

参考文献

第7篇：医学人文教育概论范文

【关键词】在；源意识；一体化；一维阐释；哲性；文化研究

“Arslonga,vitabrevis.”①

中国的电视研究发韧于电视乍始之际，似于文学，初民最简单的“伐檀”之诗仍滋孽了流派和评论，“杭育杭育”之声在20世纪50年代的电视创作中，何其微弱，何其低靡，但理论之光自肇始之秋，便夺人耳目，那便是对电视本体的探究。电视诞生在一个电影理论相对丰腴的时代，受众对电影的惯性思维形成了电视最初的接受背景。所以，何以啻于电影，比起本体探究中的任何一个高地，都难以逾越。迄今，中国电视本体研究早已离这个出发点很远了，但也常常难免汗颜后怕。可惜的是，本体研究似乎太多地占据了理论的视野，验名正身之举旷日持久，令人咋舌，今日仍不乏诸如“纪录片到底是不是电视艺术”、“电视电影究竟质在电视还是质在电影”之类的溯源与归依。没有太多的理由驳斥本体穷委的合理性和当下性，乃至现实意义，但放眼全球电视研究，西方对于另类论域的开掘及其对后现代语境中电视本体话语之上诸多学理的梳理，恐怕于我国不无启迪。本文无意“拿来主义”，20世纪中叶至今的西方电视研究作为常识，每一个理论工作者都有义务予以观照。当今，理论研究无不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之中，民族和历史的个性差异要么被异质文明解构和异化，要么自在于洪流之中，卓尔不群，“和而不同”。②后者，对于一个积淀过于悠长的民族而言，也非易事。所以，我们与其一叶障目，弗如环顾俯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这些西方学界的旐旆旃旂乃至猎猎大纛，至少弘扬和昭示着一个讯息：异域文化问鼎电视研究何以能大广角和深焦距渗透进方方面面，且鬯逐而郁葱?警惕文化殖民就必须内敛于学术沙文主义吗?

未必。

素来崇尚天人合一和美善相融的泱泱大国，至少应在本体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二元互动中，将电视理论引向深入，二者皆不可偏废。期间，物我合一，意象神游，电视的媒体质和艺术质方能心领神会，21世纪的中国电视才有可能独树一体，在趋同和变位的时空中岿然矗立。

“源”意识批判

时至今日，阅读中国电视理论专著，近2/3的著作完全可以走马观花，如对操作层面某些基本技能的介绍以及一些“杂耍蒙太奇”的经验饕餮，着实令人味同嚼蜡。但是，经验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借鉴价值，只是现有著作不曾涉及，譬如如何运用经验、阅历、关系“合力圈”③和社会身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为栏目或某部电视剧成功融资?在创作界，这是一个十分困惑的问题，电影更甚，但却无人总结和归纳。那么，经验主义理论——如果也可以算做理论的话，究竟廒集了一些什么呢?这是首先要及的。庀此类著作而静观，可惜的是，那是一种极度的“源”意识，首推“编导源”（Directorship），其内涵可包括“主持源”（Compereship）。

源者，就是本源、根源之意，“编导源”就是视编导（导演）为根源、中心的意识，以及接受层面的单极编导研究，类似于作家研究和作品研究对理论视野的“遮蔽”。编导、主持人的个体话语，仅是电视作品的一种符号，或有些深度内涵的符号，而非作品本身，更非电视艺术全部。电视艺术与其他艺术一样，其作品都是未完成的文本，具有不可抹杀的召唤力和阐释期待。作品的符号甚至符号系统，只是对象与阐释的客体之一。“源”意识期待某个个体或事物的某一极可以承担作品、艺术的全部和所有内涵，实乃人本论或形上论的肆虐。李幼蒸在其《理论符号学导论》中指出：“符号的变形与崇拜，往往表现为一种误导，从而激发本体自我而囿的无意识。”④

“源”心理一旦被预设，必将导致理论的贫血，实则学术视阈的樊篱。在西方，20世纪70年代，首先是从电影界开始，导演中心论遭受了来自法国结构主义不遗余力的攻击，C·列维一斯特劳斯的著作和克里斯蒂安·梅茨的结构主义符号学以其社会批评维度的生命力冲击了整个欧陆和北美，就连结构主义者自身也没料到这种致力于民间诗歌和社会语学、神话学反思的学说居然会在大众传播领域显示出强有力的功能。历史出奇地相似，康德无意于天文学的一项对天体运行的探究，却也给自然科学尤其是自然辩证法提供了无尽的资源。尽管电视作为艺术史和艺术科学，定位于人文科学界，但很多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生们仍然可以从其研究方法中领会到来自遥远的自然科学乃至思维科学的气息，比如，耗散结构与混沌学说，再如系统论。这些，都是对“源”取向的消解。文学只对作家、作品源远流长的单向度仪式神化了一种一元判断和中央归依精神，在电视研究中的表现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乎所有的早期纪录片史无不致力于《望长城》、《话说运河》的文本研究和编导膜拜而无他求。今天，对一大批上乘之作，如《山洞里的村庄》、《最后的山神》、《八廓南街16号》、《最后的马帮》⑤的民族学、人类学蕴涵和艺术史料学潜质以及折射在影像之中的现代人群、种群的原始思维前意识，也均被这些作品的记录本性定位乃至视听元素解读所遮蔽，形成无意义的“悬置”。这种现象最突出的体现就是一种反“文人相轻”的价值取向。或许，有感于千年经史子集彼此笔詈而两败俱伤的前车之鉴，当代电视学人大抵类似舞蹈、音乐、戏剧那样，推文学为长且谦卑有加，视电影为尊且不乏心仪钦羡追随摇尾之态。如果说在电视理论界内部的某种“编导源”迷失尚可借助自省而挽救的话，那么这种没有经过逻辑和理性的心态更是典型的单向度学格卮信。鲁迅曾担心国人会失掉自信心，看来国人天生或缺某种自信之禀赋，溯源和厚古似乎是东方国度浓得化不开的精神情结。

当然，“源”意识大量的还是对电视视听语言系统的体察和反思。无可争议，文学性首先被得到确认，新闻作品和电视剧对文学的首肯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惯性，那便是给予视听类作品以正统血缘，直接导致一些单纯诉诸听觉元素的电视作品和栏目找寻到了合理和合法的学术条文。谈话类节目和室内剧排斥视觉元素但仍可大行其道，甚至拼凑罐装笑声甚至自虐，更进一步地践踏受众的与人格。追其因，理论界历史上一度对电视语言二元系统的单极厚爱责无旁贷。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对长镜头理论的热衷，长镜头作为修辞格，本身只是排比、隐喻、借代、象征之中的一个，但正是由于学术界对电影史上某几部作品（首推《北方那努克》。但是，该片最典型的长镜头段落——那努克“拽熊出洞”仍然在使用切换，十分显然）的习惯使用，以及国内译介世界纪录电影史过程中的“熟悉认同”，从而将中国纪录片创作手法的黄袍理所当然地加在了长镜头的身上，细想起来，还是有点像穿了马甲的泼猴。视听同尊同荣、互生互勖之时，电视理论和创作方能公允和自豪。

再观照法国结构主义，其发生学源泉昭示着其学术品格的不凡。这其间，罗兰·巴尔特的《神话学》功不可没。当理性被消解，当后现代迫使历史失语，当传统和伦理秩序平民化于大众媒介，结构主义介入了，且带领我们把现实的矛盾和社会的症结（比如生死、崇高、英雄，再如种族歧视与和平奢望）象征化和前溯化。回到初民与部落，回到人类童年，巫术逻辑，理性侍奉宗教，欲望泯灭人性，恐惧蹂躏自信。原始状态的真实深深沉入到了后现代生命的脑海，至少可以辨证地分析某些最基本的事物。具体到电视，前电视时代的受众不正是痛恨于信息传播的时空局限和审美思维的单一和苍白而渴求着电视吗?呼唤着电视吗?那么，当今电视研究还有什么理由拘泥于一极论域而忽视他途呢?将电视本体图腾化，必然遭受理论拜物教和学术“巫觋”的蛊惑，战胜不了本体研究的单一性和简单性，我们思想的自然何以海阔天空?“源”意识作为理论初民的原生态，时至今日，理应淡出我们的视阈!电视研究的历史进程距离大同而自由的王国还有漫漫征程。

一体化诘难

中国哲学注重天人合一，寻求人生与伦理的尽善尽美，并以此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电视研究截至今日，不可否认，业已建构一套初步的体系。有人对此仍然信心不足，没有勇气，这不应该。我们已经认清了电视的媒介本性和艺术本性，建立了完整学科体系的雏形，并在传播学这块中间地带成功完成了电视作为大众媒介第一要员的正统体认，而且召唤和引领着旗下子民（包括电影，作为大众传媒的电影）矗立于当代学术之林，无愧而沉稳。但是，我们的研究同时也如同哲学般地生发着一种聚合和归一感，学理和身份的界定似乎模糊了我们的视阈，难道真的要等到诸如影视人类学之类异军杀进中原，兵临城下，威胁我们的正统时，方幡然醒悟吗?这只是随手拈来的一例，电视理论的学科建设仍然很不完善，大量边缘性电视学科，如人类学影视学（无独有偶，中国迄今的几部国际性优秀纪录片，同时也莫不被影视人类学者引以为荣），⑥再如电视批评与评论至今尚未被正视和纳入皇家裙襟，这仍需学人劢力。李少白、邵牧君作为中国电影理论两大家，皆出身于批评行，但至今即便是电视理论大家还很缺乏包容与宽容。只要这些狭隘的本体主义（Essentialist）余孽还存在，它必然会限制诸如社会学、经济学、思维科学乃至生物、医学等外族进入电视研究领域，但实际上，异己甚至异质学科的介入往往不会滋生理论的抗敝或臲鞿。主张文理互渗的系统科学思维，或许于电视研究不无启发。

首推，基本学术语言的稚嫩是一个严重困扰。学界所谓基本学术语言，其意有二：于中学，则须古文与现代汉语素养俱佳、基础史著和国学常规经典兼熟；于西学，则须专业外语与现代英语俱佳、西学基本经典比较熟稔。前者，目前普遍缺乏古文功底和国学基础，这或许与电视作为后工业时代文化宠儿其存在本身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崇高与博大的消解不无关系，但这非电视学人回避、阕漏国学素养的理由。文化传承赖以坐实的根本就在于文化的古典渊源，任何研究和理论思辨，只有“君在江之头，我在江之尾”之芥末之别，其共饮之水、源头活水当且仅当为古典。值得欣慰的是，古代传播史⑦的存在至少表明尚有国学尚佳的电视学人，但荒芜与凋敝仍充斥视野。笔者以为，在用经典美学理论阐释电视艺术的美学本质及相关课题，尤其是民族电视艺术的文化渊泉和审美范式时，迄今的电视学人的国学涵养的苍白暴露得最为可悲。作为艺术的电视，必须理清其审美特征与华夏美学的承继性和嬗变性，这当然也包括艺术史上的至要命题，譬如：原始思维之于电视艺术，究竟如何?先秦文史哲之于后现代艺术与电视究竟若何?电视研究和文学研究一样，不能割舍述古和化古这两个重要方面，因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⑧后者，英语教学、沿用的自大性对于其他学术外语的戕害在电视研究、影视研究领域极为突现。诚然，英语是当代通用语言，但诸多文哲名作却使用的是德语和阿拉伯语，乃至拉丁文。语言固然可以译介、转接，但蕴涵其内的文化因子却永远不可能被移植，再精美的英译《关雎》都无法精确、对等地传达原作，同样，中译柏拉图之《理想国》不管如何被引用、滥用，终不可望触及古希腊原作之项背。这或许过于苛刻，但陈康、季羡林⑨之所能及，电视研究者何以不可奢望?鄙弃一种学术语言的自大，开阔语言能力，进入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福柯的母语本我，以我溯我，于大众文化研究、电视理论必将大增裨益。同时，不妨晓得西学经典之于国学经典，宛如放飞理性的双翼，畅游学海的双浆，本无所谓舍弃、轻重。

同时，哲性的缺失，令人汗颜。诸多问题的争吵，最终难免根本的交锋。世界观不同的两个存在，无法彼此理解。何谓客体，何谓主体，审美活动必然二分吗?世界必然两分为东方、西方吗?何为表现，何为再现，艺术不是表现就是再现吗?李泽厚所谓“华夏艺术既非表现也非再现”至少提醒电视学人一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非哲学发展之终极，只是其历程上的一个高峰而已，诸多高峰中的一个高峰而已。譬如，辩证法在中国古代就是“两一”，印度因明学亦有论述，佛学之“一念三千”、“三谛圆融”本是宗教，也有辨证思想。在色中看万物，万物皆着色，无色之眼，方得无色之物，且可免先入为主之嫌。凡是真理都是的，凡是都是真理，其实谬然。电视的党性色彩或政治工具效用，并不能拒绝对电视研究哲性的反思。作为艺术的电视，则更甚，不能高屋建瓴地俯瞰芜杂的现象，根源就在于迄今的电视学术史上尚无一位具有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大家，哪怕是仅在本体论或认识论或方法论的一个层面具有个性声音的哲人和鸿儒，这也就是电视研究长期拾牙慧于大众文化和通俗艺术而难以超越的重要原因。所有的哲学都是形下的，古往今来，莫不如此，通常是在历史、经济、社会和艺术四个维度佐证其宇宙观，哲学权威在其美学形下中格致电视之时，电视艺术方能真正自豪于艺术殿堂。海德格尔走到了日本电影，我们可以期待下一位哲人凿深电视，但笔者却更期待电视研究领域能有更多的哲性，能有一位美学家以其哲学体系和天然的电视艺术气质而载入哲学史。这绝非妄想，这应该是学人之共勉，电视研究之“视阈期待”。后工业文化的消解力与重构力，最终还得靠哲性的锋芒与锐度，哲性乃一切理论之终极。

显然，理论上的自大与一体化倾向，扼杀了我们的想象力。本来，我们的民族创新精神就很匮乏，儒道释捆绑人格和理想千载，也禁锢学人的开化。从“五四”至今，尚不足百年，李政道先生说，“理论家分别从不同于别人的角度切入了某个领域，自觉业已深入，也不乏大家能融会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语言学、文学、修辞学等，进行研究，且成果颇丰，其实，在西方，这些是任何一个本科生必须学习的课程，而且在当今的北美，这些只能算做一门：人文学科。”⑩电视研究的出路在于科际渗合，动力在于学术想象力。

诚如大多数学科一样，电视理论体系也呈现着有秩序的梯层，真正的电视研究的出路在于如下三个层面的拓展：第一层面就是应用电视学研究。广播学院电视系主编的《中国应用电视学》堪称业已完成了狭义应用电视学的框架，但广义“应用电视学”理应涵盖电视与临近学科乃至异质学科的联姻与混生，如电视经济学、电视文化学、电视（影视）人类学、电视考古学和工业电视学⑾等。其次，是理论电视学，这就是目前理论界触及最为深入的领域，实质就是对于电视本体的揭橥。在该领域，一个至今未被触及的课题就是比较电视学，或云世界电视与比较电视学，自然类似比较文学。有趣的是，比较文学的三个基本原理中“影响研究”的诸多范畴与命题，如流传学、媒介学等，天生就与传播学有着某种暗合，深入一步，真有些异曲同工之妙。对日本、欧洲、美国电视史及电视艺术的介绍，目前已不乏力作，如苗棣的《美国电视剧》和郭镇之的《日本电视史》，但缺少通史和有分量的国别史。而且，对中国电视自身历史规律与内在因素的理论升华仍待我辈努力。知己知彼，方能比而较之，排定优劣，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第三层面就在于电视哲学的探讨。这里包括：（1）视听符号学。不仅针对电视，还包括广播、电影以及从系统符号角度来确定为诉诸视听（或视，或听，或视听）的任何艺术而展开的理论符号学研究。现有的《电影符号学》似乎缺乏理论符号学积淀，仅是对电影符号这一客体的感悟和阐述。自然，将视听符号学（严格来说，应该称之为“视听理论符号学”）归在电视理论研究名下，且系一般哲学层面探究，理由充足而责无旁贷。（2）电视美学建设。电视美学作为艺术美一分子的共性与个性，电视审美的主客体界定及其审美心理描述。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与思维之于电视审美，西方美学思维范式之于中国电视审美，等等。（3）电视哲学高度的分析，譬如对电视客体与主体的界定及其多重性与复杂性的剖析，电视意识与电视物质外壳之间的辨证关系，电视意识形态内窥与外观，电视一传播领域内唯物与唯心阵营梳理及批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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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阐释发难

阐释学还是源于宗教界，起初是对基督教经典著作的再认识，西方学儒们发现了话语分析之外的捷径或途径，进而对《旧约》开始了一轮新的后现代色彩的阐发和解释，是为阐释学之滥觞。其后，拓展至各个学科，也没有了宗教胎记，又在文艺领域邂逅了接受美学，故浑圆天成。一般认为，阐释者的主体能动性是驱动认识前进的源泉，只要主体千姿百态，其阐释也千人千面，正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同时，复古学派却只恪守对经典的诠释，虽在西方，也毫不逊于训诂、考订、校勘与发凡诸学，呕心沥血，其志拳拳。电视对经典的阐释藉先天兼得后天之蕴藉，发展长足。先天者，读解、解读影片，且不论是否经典；后天又脱不掉文学话语的权力禁锢，囿于主题、结构、人物尤其是叙事之中，反而怡然自得。仅以叙事为例，电影研究叙事，探究内外因控制情节、细节语言并以达到游刃有余而为至上，纪录片探究叙事以故事化为其美学取向，且津津乐道被动拍摄或等待拍摄而得之完整情节、丰满人物，皆属阐释主义的宣科。结构主义之于叙事学，犹如铭文之于青铜时代，何等的名正而丰约，只恐怕中国电视学人习惯于平视、俯视和仰视而不谙抑或不愿亲近内视角和前视角等范畴，故即便在正统红学界，有人对《红楼梦》内视角叙事品格进行的研究，也旋即被古典主义的古旧倒叙、插叙和补叙观所淹没，直到罗国平之《先秦叙事研究》翩然而至，众家方觉憾然、戚然。电视界这样的大作尚未出阁，但气息恐怕不远矣。其实，新闻也有叙事可谈，尤其专题类作品。电视何以能以线性事件捕捉和牵引人类审美心理的非线形和非理性，何以能以细节和特写的瞬间张力凝固和定格视觉接受的习惯性游走，何以能以人物外在与心灵“二世界”⑿的性格隐喻潜润受众迥异繁复的内心，进而孳生同泣同悲同唏嘘的共鸣境界，着实需要大功夫与大学问。

阐释至尊，传统语文教学的误导对此责无旁贷。蒙童时代就被灌输了一套从作者介绍到时代分析再到中心思想归纳甚至包括陌生语词解读这样一个完整的操作流程，于是，90%以上的“影片读解”类著作均以低姿态和劣等电影民族定位自我，皆默认华语和华夏文明乃电影亚文化圈，这是推论和演绎的大前提，几乎是自不待言的“共见现实”，⒀实则大谬。感染于此，电视理论界也炮制了几味“百消丹”，一曰大众文化论，一曰平民意识，归于一点，或许可以称作“亲亚Oedipus”。指认电视的大众文化性本无可厚非，据此演绎创作中的语词、视听元素乃至风格的平民主义取向，也在情理之中，惟依此反观或界定理论与学术则不妥。大众文化丝毫不能自外于全球化或意识形态斗争，大众文化也丝毫不乏史前时期的哲性光芒，大众文化丝毫不会排斥道德判断和伦理规范，大众文化作为一个经济复兴民族的气质构成丝毫不可被“Show（秀）”之类几个滑稽而丑陋的语词消解其思辨的必要性和复杂性。皮相的存在不等于皮相的思辨，痴迷从来都是产生于深度审视之后的虽梦犹醒的回归，物我若皆醉，世界还会“在”吗?一些政治较为敏感的谦谦学儒们大多会本能地抵牾大众文化，理由多恐自身也降格为大众，而俗化，而白化。电视先贤们的这些顾虑本很自然，自古文人皆飘逸，但此飘逸非彼飘逸也，民间是宝库，乃学术的土壤和森林，民间未必大众，大众之雅实乃大雅，镜头内多少次潸然泪下的受访者都是民间受众（老百姓或平民）自己的故事。“亲亚”症结直接导致理论的平面化，学人思维的萎缩。承载大众文化的媒体自身无所谓俗与雅，而且，大众文化同时兼具俗质与雅质的双重品格，接受心理中的“俗认同”应该是坚持电视创作高雅品格的根源和批判标准。所以，大众文化的文化谱系归属及其在社会、制度和工业语境中的“亚”性丝毫不影响大众文化作为电视批判的主流话语权力与电视研究的学术严肃性和超越品格。

以零星浮泛的譬喻描述或解释大众文化，是电视研究中“词归类”倾向的典型。另一类倾向或许可名之为“评归类”，即以评论或观感理论。大抵影评的来源太悠久，所以观后感既出，理论则生，但既生“评”，何需“理论”?理论是理性的学术，影评或观后感则是感情，还不是源于阐释止于某个优劣好坏的盖棺论定，其间，倘又夹杂了受众来自创作实践的偏离认同或近亲就熟，岂不更主观而意气?美国当代电影理论家大卫·鲍德韦尔在《制造意义》中具体描述了这种过程：

“（电影）理论提供了（逻辑上的）大前提，而一旦电影被描述成（或被误描述成为）模棱两可的（又称歧义的）小前提，或者电影理论提供了所谓的语义域（Semanticfields），解释者对其进行自由联想之类的工作时，就可以由大前提推导出阐释性的结论。此外，这种为阐释而借用理论的做法还因电影教育的典型状况而加剧……”⒁

理论与阐释的混杂，或云阐释的越俎代庖，构成了电视研究的一道变态风景，且跻身于思维的前景，悲哀地铸成意义的“悬隔”，如何白茫茫之大地，丧失了作物和生命。

显学召唤文化研究

电视研究是当今的显学。

宋明理学所以成为显学，其因在于朱熹等人的学术体系博大绵密，而富有创造精神。电视理论大家的出现，在电视研究业已积淀了半个世纪的当代，非常合乎情理。我们可以屈指数出数位电影理论家，姑且不论是否堪称“大家”，别种艺术更是枚不胜举。王国维的学术“三境界说”本身也是他治学的写照，难怪钱钟书在《管锥编》内要以他为蓝本，匡正诸位民国学儒之治学态度。我们所谓的治学“态度”，绝非简单的心理学上对事物的倾向或取舍，态度应是人之理想与人格基调。审美反功利，这就是美学家的人生态度，远离纷争，淡薄名利，寡欲静心而博学。但是，电视对象的媒介属性以及媒介本身所具有的话题设定、舆论引导和消遣休息等社会功能大大地干扰了电视研究的超脱性、忘我欲和玄学色彩。从对象到方法，从立论到推论，均非引经据典和闭门造车所能完成，尤其是传播学的一些方法，须借助统计学和社会学的数据采集与群体调查，还有电视艺术作品的史料收集自然免不了和名利场、娱乐圈浮躁个体的接触。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来自实践的学问最终也必将回到实践中去，电视理论的学术生命虽根在实践，其冠，其枝，其叶仍可诗意盎然而气宇排奡。

理论来源的实践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真正的大家对于实践的策略也大相径庭。携新婚之妻王氏前往广西瑶族聚居地考察体质人类学，期间虽遭妻亡之灾，也不辍翻译《甘肃土人的婚姻》。这本西方社会学研究的划时代之作，作者（一个传教士）也是通过对甘肃土人的实地采访和调查而写作的，但当时中国的社会学仍然难免敦煌学式的悲剧。源与流俱在国内但典籍被掳掠至境外经西洋学人之手拼凑几本臆测之作，然后随海舶来，经我国译者的引进和介绍，期间还常常难免林纾式译介，竟成一学。痛感于此，最终完成了中国人著中国社会学奠基著作的夙愿。电视理论界面对西洋侪辈的本本中国电视研究，不知作何感想?纽约版《亚洲电视艺术》（1999年）业已对中国早期电视剧进行了如下评价：

这一时期的电视艺术，在这个东方的大国，已经在渐渐脱去“裹脚的步子”，开始学着创造了。但是，或许是文化差异的缘故吧，中国艺术家似乎还没有意识到电视艺术与他们国家其他艺术，比如中国绘画、瓷器和京剧，到底有什么不同。除了它产生得比这些艺术晚得多以外。⒂

我们不可小觑这位美国学者对中国电视艺术的观点，至少它表明一种坦率和启迪。电视艺术在20世纪的发展，国内普遍认为主要勍劲于50年代和80—90年代，八九十年代的发展自然承接和融合了“十七年时期”，而西方的视野却难以回避十年“”时期。“”时期的文学、艺术如同中世纪的文化，沦为了政治的婢女，饱受政治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学人（不光是电视理论家）现在应该对此予以理性观照了。对照西方神学对文化和文艺的桎梏，我们只是区区十年，但政治上的个人极权主义抑或主体丧失、国格沦陷必然导致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邅遁和畸态吗?马克思早就指出，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意识形态的发展具有独立性，中国缘何没有表现出这种独立性，而几近窒息和湮没?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电视，政治权力控制下的大众媒介是否仍然印证的这个论点?若是，其形态和途径各是什么?亲历或亲见过“”的第一代电视学者恐怕不能割舍这份“‘’情结”吧?将十年特殊时期的电视艺术作为一个相对静态的质点，置身于50年艺术史和数十年前电视时代艺术样式（譬如电影和广播艺术）的动态历史坐标之中，斟酌和反思，或许能尽早避免敦煌学那样“兴于异域悲国人”⒃的悲剧。

问题之多，可谓成堆。但是，问题感的匮乏却比比皆是。电视研究至今没有完全步入文化丛林，心物一也，而是徘徊在理论童年，乐道于某些初始态的天真。要么溯源，要么迷信，要么执一，要么自大，要么沦丧。这些都是一种只有半个多世纪艺术走向成熟阶段的诸多蹒跚步履，我们需要的是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敏锐的问题感，马克思说：“哲学并不要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⒄不怕问题的严重性会使学人劻勷，关键在于深谙之，勉力于兹，一则坚固基础，二则打开视野，真正实现电视理论思维的转捩，在文化研究的高天厚土中放飞理性。电视研究需要真正的理论品格，文化品质，人生品性!未来的电视研究呼唤大家，希冀博深，期待超越，翘首写人生于笔端，溯真理于至境。

注释：

①拉丁文，意为“生命有限，艺术不朽。”

②《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国语·郑语》中史伯答桓公：“夫和实生物，同则不济，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左传·褒公二十年》也记载了齐侯与晏婴的一段讨论“和”与“同”的对话。全球化时代，各民族文化应多元共处，同中求异。

③行为社会学术语，指不同阶层所辐射和吸引的社会群体和个体，描述彼此之间的制约关系。

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版，第161页。

⑤前几部皆为经典，《最后的马帮》系2001年四川国际电视节获奖纪录片。

⑥《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235页，该书系国内影视人类学的开山之作。

⑦参见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⑧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B·克罗齐之“绝对主义历史观”，参见其《历史的理论与实践》。

⑨此二人系精通数种外语之代表，陈康是鲜有的熟悉古希腊文的学者，客居台湾，季羡林除通基本西语之外，谙梵文和吐火罗语等。治学对非母语的要求在于从语言学本质切入，才能一通皆通，而非传统外语教学的陈式。

⑩李政道：《在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

⑾一门研究电视在工业领域运用及其规律的边缘学科，如交通、旅游、教育、地质环保、水利、军事、生物（农业）等领域都在广泛使用电视，一部分是依赖电视的技术物质性，将电视用作信息、信号传输和传播的现代工具，但更多的还是制作行业电视节目，用于宣传和沟通。由于这些领域的运用一般来说属于“窄播”和“小众传播”，不具备大众传播的媒介性质，故日本美学家竹内敏雄和一些电视学者将其统称为“工业电视学”。参见竹内敏雄：《美学总论》，译文版，南京，1998年。

⑿佛教术语，概源于“一木一菩提，一花一世界”，待考。一说译自英国早期某诗人的诗句。

⒀与“社会总体想象物”关联。社会总体想象物是法国年鉴史学派使用的术语，指的是全社会对一个作为对象的异国乃至异质文化客体的整体性阐释，尤其侧重于社会符号学的研究。

⒁麦永雄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⒂笔者译，参见Merlean·Ponty,Maurice:《TVArtinAsian》,NY,RoutlegePress,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