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税收总结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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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际税收总结范文

一、国际税收竞争内涵的扩展：政治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国际税收竞争的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以下笔者总结了国内外研究者对国际税收竞争的定义：

张会萍按照竞争对象的不同把国际税收竞争分为狭义的国际税收竞争和广义的国际税收竞争。狭义的国际税收竞争是指对国际流动性资本的竞争，而不涉及对劳动力、技术及商品等的竞争，其基本特征是通过税收减免式优惠来吸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资本。广义的税收竞争是指针对国际流动性资源，包括对资本、技术、人才以及商品而展开的广泛的、多种形式的税收竞争。在对狭义国际税收竞争的界定中，日本学者谷口和繁的定义较有代表性。他指出税收竞争不仅包括一般避税地国家和地区的所得税减免，而且包括以特定产业、特定交易形式为对象的税收优惠措施。

欧盟对税收竞争有两种理解：一是旨在吸引证券投资，尤其是个人有息投资的税收竞争，表现在对支付给非居民的利息课征较低或不征预提税，以及不向目的国税务当局提供此类支付的信息；二是旨在吸引直接投资的税收竞争，表现在一国通过较优惠的税收鼓励措施，给外国投资者投资于该国而非其他国家。

从国内外学者对国际税收竞争的界定及对其内涵的理解上可以看出，现在国内外学者对国际税收竞争的理解只是停留在经济分析的层次上，大多学者认为税收竞争只是一种经济行为，只是各国家实行一系列税收优惠措施来争夺资本、商品、技术、劳动等流动性资源进而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行为活动。而笔者认为，我们对国际税收竞争的内涵应作深层次的理解。从表面上看，国际税收竞争是属于国家（政府）之间的争夺经济资源的竞争，但实质上它是国家（政府）职能、权限划分的竞争，是各国体制和制度的竞争，也反映了正在变化中演进的国家关系。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是一种基于原有制度的制度创新，那么作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物的国际税收竞争是制度变迁中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

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国家权力是保护微观主体权利最有效的工具，因为它具有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国家的出现及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正是为了保护微观经济主体权利和节省交易费用的需要；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又是微观经济行为主体权利最大和最危险的侵害者。因为国家权力不仅具有扩张性质，而且其扩张总是依靠侵蚀微观主体的权利实现的。因而，作为国际税收竞争主体的各国家（政府）在参与国际税收竞争时一方面凭借其国家权力为各国的微观主体争夺资源，保护其利益；另一方面各国家（政府）以税收竞争为手段，依靠微观主体而实现其权力的扩张。由此可以看出，国际税收竞争是各国家（政府）争夺其国家权力的竞争。同时，在此过程中世界各国的国家关系必将随之改变。

长期以来，在经济学家的著作中，竞争通常被限定于经济主体在市场上展开的价格角逐。经济学家谈得最多的便是“价格竞争”，是价格机制在市场上发挥作用的竞争。然而，在现实中，只要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主体对稀缺性资源的需求冲突，竞争就会发生。竞争既不必限于“市场”，也不必限于“价格”。因此，为了使竞争理论对现实有更强的解释力，经济学家转向乔治・施蒂格勒的竞争定义：“竞争系个人（或集团或国家）间的角逐；凡两方或多方力图取得并非各方均能获得的某些东西时，就会有竞争。”这一定义把“竞争”的范围宽泛了很多，也使其更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意义。我国学者赵晓也指出，竞争是多维的，至少包括经济、法律和政治这三方面的内容。

基于以上对广义上“竞争”的理解，我们不仅仅把国际税收竞争理解为经济意义上的竞争，也要把它理解为政治、法律、体制和制度意义上的竞争。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国面对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跨国公司和生产要素,能使这些经济资源流入一国而不流入他国的原因就在于一国的制度优于他国。生产要素在此制度下比在他国制度下有更多的产出，资本的“趋利”特性会使其流向效率高的制度下。制度是一种稀缺要素，具有“资产专用性”,制度短缺不能由其他要素来替代，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是否具有竞争力就在于这个国家是否具有完善的制度。因而，国家间的税收竞争的实质是国家间综合国力的竞争，也是国家间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一系列的制度竞争。

二、国际税收竞争实证研究

随着对国际税收竞争研究的深入和国际社会中越来越复杂的税收竞争问题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研究国际税收竞争问题。实证方法在研究国际税收竞争中的运用不仅促使税收竞争理论更深入、更完善，而且会使理论研究更接近现实，对现实有更好的指导作用。

根据现有文献来看，我国学者对国际税收竞争问题的实证研究重要集中在税收竞争对税率和FDI（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上。例如：文桂江、赵国春和陈建国采用了102个国家（地区）的公司所得税和48个国家（地区）增值税税率数据，对税收竞争带给税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国家税率存在着趋同且趋向较低税率水平的现象。许峰运用OECD国家的经验证据，对税收竞争对各国税率的变化进行了实证研究。其分析结果表明，税收竞争直接导致了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下降，而且税率与FDI之间存在极强的相关性，低税率国家的FDI流出量大约只相当于高税率国家的一半。

与国内的研究相比，国外学者对税收竞争理论的研究要早得多，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五十年代的Tiebout模型。以下本文简要介绍国外学者研究较多的三个方向：

其一是对税收竞争和公共产品提供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研究这一问题的主要代表有Oates,Mieszkowskiand Zodrow。Oates认为，税收竞争会使地方公共物品的产出低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有效水平。Mieszkowski和Zodrow的模型被理论界称为“标准”（standard）税收竞争模型。此模型的结论同样是公共物品供给不足。

与以上学者的结论相反，Devereux，Griffith和Klemm采用了1982～2001年期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在1982～2001年期间，16个OECD国家的法定公司所得税率逐步下降，13个欧盟成员国(不包括丹麦和卢森堡)的平均法定税率由1982年的48%下降到2001年的33%，平均有效税率由1982年的40%下降到2001年的28%。然而，与税率的普遍下降相反，多数OECD国家公司所得税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呈现出上升的趋势，1982～1999年，欧盟15国平均公司所得税占GDP的比重由2.2%上升到3.5%。由此得出结论：在过去的20多年中，税率的下降并未导致税收收入的减少以及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相反，世界各国普遍从税收竞争中获益。

其二是税收竞争对流动性要素流向影响进行实证研究。一种观点认为，税收差异因素并不能影响投资者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进行投资,而只是对在已经决定进行海外投资的情况下，要决定在哪国投资有影响，即对投资的“区位决策”的影响。Devereux和Freerran，Slemrod等人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税收差异对FDI流动的影响是显著的，不仅影响FDI的外流，也影响FDI的内流，而且对内流影响更大。Gropp和 Kostial的计量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

其三是税收竞争对Leviathan政府的遏制作用。公共经济学中的大部分模型的假定都是政府的目标会最大化其全体国民的福利，并高效地利用预算。但在现实中并不是这样，政府往往会利用其职权最大化自身成员的利益。国外一些学者研究发现，税收竞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Leviathan政府的腐败行为，提高他们的行政效率。Rauscher认为，税收竞争会使各种流动性要素在不同辖区自由流动，若一国政府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时，流动性要素就会流入他国，由此会减少此国政府的税收收入，从而遏制政府的寻租行为。

三、信息不对称下的国际税收竞争

第2篇：国际税收总结范文

一、优化税制理论：国际税收竞争模型的出发点

追根溯源，国际税收竞争的研究始于戴蒙德和米尔利斯(DiamondandMirrlees，1971)对“优化税制理论”的研究。根据优化税制理论的基本观点，税制优化首先要符合税收效率原则的要求，其次税制设置在满足效率原则的同时，还要兼顾税收公平原则的实现；而一个能够实现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的税制，将能够较好地解决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刺激问题。但是，这一优化税制目标能否实现、如何实现以及实现的方式等，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对实现这一优化税制所需的信息的获取程度；现代优化税制理论的最大特点，在于它能够从税制优化与信息需求这对矛盾统一体的相互关系入手，将在充分的、完全的、对称的信息获取条件下的优化税制形态作为一种理想化的参照系，来探讨现实中不充分的、不完全的、不对称的信息获取条件下的优化税制设置问题，探讨在这一过程中税制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刺激作用。

虽然优化税制理论并未直接探讨国际税收竞争问题，但其在讨论效率与公平原则并存性时，始终将税制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的刺激作用列为首要研究问题，进而论证在不充分信息条件下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过程提供刺激的方法、目标和约束条件，这种分析思路为研究国际税收竞争奠定了理论起点。尤其是优化税制理论摒弃了孤立、封闭地看待一国税制设置的研究思路，而现实性地将经济的开放作为外部约束引入一国的最优税制分析，这正是国际税收竞争理论模型的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前提。戴蒙德和米尔利斯在1971年撰文分析了开放经济的小国在资本可以自由跨国流动从而追求世界资本市场收益率的约束条件下，如何制定最优资本所得税的问题，并认为对于开放经济的小国，原则上应该放弃按收入来源地原则对资本所得从源征税，而应采取居民管辖权原则对资本所得采取从人征税。这样，税收不会干扰国内投资与国外投资之间的选择，从而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进而，当本国无法充分获得其居民在国外的收入的充分信息、以至不能实施监控时。开放经济的小国此时最优的选择是对资本所得不征税。

正是在优化税制理论的研究思路以及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这些模型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关于所得课税国际协调原则的研究；二是关于生产要素流动和税负分布的研究；三是关于国际税收合作的研究。

二、关于所得课税协调原则的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试图对所得两种基本课税原则及所得税国际协调具体原则进行优劣比较。戈登(Gordon，1992)在《CanCapitalIncomeTaxesSurviveinOpenEconomies?》一文中，对戴蒙德和米尔利斯的结论的假设前提进行了全面的重新审视，认为优化税制理论得出的结论——出于效率考虑应采取从人征税原则和开放经济的小国应放弃对资本所得征税，其理论假设前提应受到质疑。例如，当国家规模相对于世界资本市场较大，或者如果国家经济是不完全开放的，那么上述结论是否仍然成立?如果这些理论假设被，那么优化税制理论得出的结论就站不住脚。戈登在此文中着重分析了一些国家规模相对于世界资本市场较大的情况，认为这些国家如果能通过其拥有的市场力量对借贷进行限制从而影响利率使自身获利，那么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进口国在税制的设定上就应该有很大的差异，这显然不同于优化税制理论所推导出的标准税收模式。事实上，优化税制理论无法解释很多国家的资本所得税收现状。在现实中，几乎所有国家都对其境内发生的公司和个人所得征税，同时在许多国家的税制结构中，存在着一个实际上普遍存在的特征：即对本国资本在外国发生收入的双重税收管辖权。这种惯例通过赋予本国居民将其在外国产生收入的已纳税收在本国应纳税收中进行抵免的权利，从而可以避免该笔收入的双重征税。

戈登对此现象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国家之间存在这种协定，则无法导致纳什均衡(Nashequilibrium)税率的出现，但是当存在着主导市场的资本输出者时，会出现斯坦克尔伯格均衡(Stackelbergequilibrium)的结果。如果资本输出国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的惯例，就会激励资本进口国采用资本输出国的所得税率对进口资本征税。因为跨国投资人可以将这一税负在母国应纳税收中抵免，所以这种从源课税不仅不会阻碍国外投资，而且会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结果。这样，资本输出国通过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可以使自己制定的国内资本所得税率在世界范围内设定。同时，资本输出国诱使资本进口国采取它制定的税率从源征税，也减少了其居民通过海外投资逃避国内税收的动机。但是，如果资本进口国成为斯坦克尔伯格主导者时，资本输出者将不会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得出对资本所得课税的均衡结果。这一理论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战后美国作为主导资本输出国对其他国家税收政策的影响。但随着世界经济的变化，世界资本市场结构愈加复杂，已没有一个单独的国家可以在世界资本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戈登认为，资本所得课税是否在未来仍然存在或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并利用税收抵免法消除双重征税，是国际上对资本所得征税最普遍的做法。然而，利用税收扣除法来消除双重征税也仍然在一些国家得到使用。财税理论界对这两者的优劣争论已久。就目前而言，主流观点认为抵免法优于扣除法，因为抵免法可以彻底消除双重征税，并可以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而扣除法由于不能彻底消除双重征税，会产生阻碍资本流动的结果。但邦德和萨缪尔森(BondandSamuelson，1989)的研究认为，之所以得出抵免法优于扣除法的结论，是因为这一结论是在税率和资本流向固定的假设前提下得出的静态均衡结果。实际上，如果采取两国博弈分析，并假定国家可以区分属于国内居民的资本和属于国外居民的资本，则在税收抵免法和扣除法的不同规则之下，国家在博弈中将采取不同的战略行为。在税收抵免法下，两国采取的战略行为将导致国家间资本流动的消除。其原因是：东道国将试图设定和母国税率一样高的税率，以试图获得最大的税收收入，而母国则会试图使自己的税率设定得比东道国更高，以从限制资本的流动中获取最大收益。这种税收竞争的纳什均衡的最终结果是：税率设定太高以至限制了资本的跨国流动。相对于税收抵免法，税收扣除法下得出的均衡结果表明：扣除法将不会阻碍两国间的资本流动，均衡产出在国家福利上也优于抵免法。和传统上达成共识的观点相反，这一分析结论表明，恰恰是税收抵免法而不是扣除法阻碍了资本的国际间流动，同时，采取扣除法对资本进口国和资本出口国都有好处。

三、关于生产要素流动与税负分布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国际税收竞争对流动程度不同的要素所承担税负的不同效应及其对公共物品提供的影响。由于现实中资本跨国流动频繁，国家间税收政策缺乏交流和协调，因此，母国往往对本国居民的国外收入缺乏有效监控或因成本太高而使监控实际上成为不可能。这样，居民管辖权原则实施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政府出于财政收入的需要，从源征税就不可避免，同时，为了吸引稀缺资本而大大降低资本所得税率。国际税收竞争模型对此所持的主导观点是：一方面，税收竞争将导致资本所得课税的低税率，导致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Wilson，1986)；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有效地实行居民管辖权原则，政府的最优选择是应免除对流动资本的课税，而代之以对国内非流动性要素如土地和劳动征税，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满足公共物品提供的需要，对开放经济的小国而言尤其是这样(RasinandSadka，1991)。

然而，布克维斯基和威尔逊(BucovetskyandWilson，1991)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针对上述观点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首先假定政府在给定一组税收工具的条件下，除了对资本所得从源征税以外，仅仅对工资收入征税。其得出的结果是：在不实施居民管辖权的情况下，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提供依旧不足，对资本所得课征的税率仍然很低且缺乏效率，并且低于对工资所得课征的税率。然后，他们假定一国相对于世界市场足够小，从而政府放弃对资本所得的从源征税而仅仅依靠对工资征税的收入提供公共物品，结果还是得出了工资所得课税缺乏效率、税率过低导致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的结论。这个结论和“开放经济的小国可以通过放弃对流动资本征税而代之以对国内非流动要素征税以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结论显然是相左的。布克维斯基和威尔逊认为，两种观点冲突的根源在于后者模型的假设前提是两个小国面对的是外生的、固定的世界资本市场利率，而他们的模型则假定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税收政策都是内生决定的。为了寻找能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税收工具组合，他们最后考虑了政府同时采用收入来源地和居民管辖权对资本所得征税、并放弃对工资所得征税的组合，结果证明政府的均衡行为将有效地利用这两种征税方法，而使公共物品需求水平得到有效满足。可以看出，实际上其最终结论为：是放弃了对资本所得课税的居民管辖权。而不是缺少对劳动等非流动要素的课税，才导致了对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这种结论和优化税制理论也是有区别的，因为优化税制理论所推崇的最优税制中通常包括对劳动的征税。

四、关于国际税收合作的研究

众多国际税收竞争模型都试图论证在各国经济存在异质性的条件下，国际税收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可能采取的方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模型是近期由莱斯穆森(Rasmussen，1999)提出的。他认为，既然国际税收竞争将导致无效产出，那么就为国际税收合作提供了实施空间。国际税收合作应是两国间税制的全方面的合作，包括税收信息的交流、税收管辖权和税率的选择以及是否采取资本流动限制等。作为一种参与约束，国际税收合作的前提是：每一个参与国际税收合作国家的合作均衡产出必须比非合作状态下的均衡产出更好。这样，国际税收合作的可能性就取决于非合作均衡的结果。

莱斯穆森假定在非合作的税收竞争中，由于采用居民管辖权原则对国外资本所得课税需要东道国提供充分的税收信息，政府只能采取收入来源地的原则，这样在一个两国的税收竞争模型中，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限制就成为缓解税收竞争不利后果的重要政策工具。同时，他分析了两国存在经济异质性的3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两国完全相同。分析结果表明，税收竞争会导致缺乏效率的产出而使公共物品提供不足，但此时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完全限制将会导致有效率的产出结果。进一步分析表明，国际税收合作均衡的产出等同于对资本跨国流动完全限制的非合作均衡的产出。也就是说，在国家经济同质性的假定下，完全限制资本流动和采取国际税收合作的政策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第二种情形是：两国仅仅在经济规模上存在不同，一个是大国，一个是小国。分析结果表明，国际税收竞争将是缺乏效率的，小国将会利用税率的差异作为税收竞争的工具，最终导致小国国内的过度投资和大国国内的投资不足。此时大国将会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限制，从而会对小国产生不利影响。但就总产出而言，大国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限制，其结果将是有效率的。分析结果同时表明，在产出水平上，虽然进行国际税收合作将无法替代资本流动的跨国限制，然而大国以对资本跨国流动限制的威胁将通过影响双方非合作均衡的产出，从而最终影响双方合作均衡的产出。因为如果在合作无法达成时，大国将会运用资本跨国流动限制，小国不合作利益则会受到损害，而大国则至少会获得有效资本跨国限制带来的利益。这时，大国限制资本流动的威胁就是可置信的，它不仅改变了国际税收竞争中大国与小国讨价还价的地位，也为国际税收合作提供了可能性。第三种情形是：两国资本禀赋上存在不同，一个是富国，一个是穷国。在这种情形下，所有的非合作均衡的产出结果都是无效率的，甚至引入资本跨国流动限制也不能产生有效率的结果。当两个国家具有足够大的资本禀赋差异时，他们都会倾向于让资本自由流动和进行国际税收合作，使双方的福利获得改善，即使这种国际税收合作不一定会产生有效率的产出结果。

以上是对一些重要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的介绍和评述。总体而言，虽然这些模型的假设前提有较大的差别，其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但它们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产出市场完全竞争的基础之上的。同时，这些模型假定政府作为博奔的参与者，通过税收政策的制定来实现国家福利最大化。虽然政府拥有市场力量，但这些模型将政府利用税制操纵贸易条件的可能性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五、战略性国际税收竞争模型

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国家间贸易利益的冲突已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政府作为经济的管理者，总是试图通过政策工具来操纵贸易条件，进而对产出市场产生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新国际贸易理论——战略性贸易理论(EatonandGrossman，1986；HelpmanandKrugman，1989)正好为政府这种干预经济贸易的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持。标准的战略性贸易模型是建立在以下基本假定基础之上的：一是产出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二是存在规模收益递增的效应。不难理解，一且这两个理论假设前提成立，就为政府介入厂商贸易行为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战略性贸易理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政府应该对国内企业进行税收补贴，以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获取最大的福利效果。同时，两国的战略性贸易模型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假定前提是，厂商通常是不可移动的，它们只能在国内生产，产品在第三国消费。那么，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当转移成本为零，厂商可以自由跨国移动到国外进行生产时，对厂商的税收补贴是否会加剧税收竞争，或者这种补贴最终是否有效率?

贾尼巴(Janeba，1998)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税收竞争模型。他通过给国际税收竞争模型增加不完全竞争的假定，并将厂商流动性假设赋予战略性贸易模型，从而将这两种模型结合在自己的分析之中。其结论是：不完全竞争和厂商流动性并不会产生相互增强效应以至加剧税收补贴竞争。相反，当政府无法或不可能对外国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时，会使政府放弃补贴采取不干预的态度。在这个模型中，厂商可自由选择在两国进行生产，但消费在第三国进行，同时假定政府对所得从源征税并使净剩余最大化。这一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多阶段博弈均衡的结果：由于对国内生产进行补贴时无法排除外国企业，那么过度补贴将是一种浪费。在税收竞争博弈的最后阶段，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的厂商在对方国家生产，以享用对方给予的过度补贴的好处，其结果是大家都放弃补贴而不去干预贸易。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贾尼巴的结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定基础之上的，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争议，但他创见性地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税收学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思路交叉结合在一起来研究国际税收竞争，无疑是具有相当重大的理论意义的。

六、国际税收竞争的政治经济学

现行对国际税收竞争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一般均衡分析和博弈均衡分析的结合，这种分析方法也代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主流分析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经济学者开始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国际税收竞争。虽然这些对国际税收竞争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主流研究方法，但从这样一个新的角度探讨国际税收竞争，不仅对主流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经济全球化下的国家税收制度设计有一定的理论启发性。

第一种观点是从“管理竞争”(regulatorycompetition)的角度研究税收竞争(Vogel，1995；SunandPelkmens，1995)，认为税收竞争规则取决于社会、政治和利益集团相互斗争的结果，并因此在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政策倾向，其结果也是不确定的。第二种观点是从税收竞争产生的财政负外部性入手，研究其对不同类型国家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并寻求将财政负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解决方案(KanburandKeen，1993)。还有一种观点则应用寻租理论，假定政府决策者本身是有集权倾向的寻租者，他们有强烈的扩大国家财政的动机。这种分析的一个典型结论是：一定程度的国际税收竞争是必须的，它可以遏制财政权力寻租者不断扩大财政的内在冲动(Mclure，1986；SiebertandKoop，1993)。

如果从更广义的角度，将国际税收竞争视作是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国际税收竞争所引发的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实际上反映了经济全球化中政府所面临的困境。这一困境就是所谓的“经济一体化三难”(Economicintegrationtrilemma)，这个命题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默斯(Summers，1999)提出的。他认为，相比封闭经济，经济全球化无疑削弱了一国自主运用经济政策的能力，进一步而言，一国的(包括税收)正日益面临着挑战。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政府无疑比以往承担了更多的责任。这些责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寻求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和将损失减到最小，而这是政府在过去很少考虑的。因此，经济全球化、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三难困境。在这三者之间寻求其中两者的协调和平衡是相对容易的，但一国试图单方面同时达到三者的协调和平衡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中只能是顾此失彼。如果要寻求某种程度的调和，最可行的办法只能是进行国际间的协作，乃至寻求更深层次的一体化。具体到国际税收竞争问题，国家间进行税收合作以及在某些经济区域实现税收一体化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OECD的税收合作以及EU的税收一体化实践的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七、总结评价

第3篇：国际税收总结范文

在当前国内外较为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如何继续有效地运用包括积极财政政策在内的宏观调控手段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而其中宏观税负水平的合理确定则是关系到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运用的重要环节。在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的适度合理标准时，不仅要考虑到国际经济因素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应对当前世界新一轮减税浪潮所引发的国际税收竞争的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我国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合理适度地运用税收竞争政策，也包括应加快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结合轨迹税收竞争的新态势，从税收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中的内在作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财税背景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从总体上说，我国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完善。其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这既表现在我们对这一政策实施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又表现在政府执行中对政策取向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其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控制，这几年的实践也已证明是成功的。中央对于这种带有阶段性、应急性特点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指出并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发债空间的把握、国债项目建设质量的保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与防范通货膨胀新苗头并重、短期财政政策运用与财政资源长期可供给性的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是一政策持续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几年成功的实践包括了对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体措施的选择、与稳健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等。在充分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从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特别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现有的政策组合选择中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

只有充分发挥税收作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可持续性才是完备的，因此应将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内在化于积极财政政策之中，并结合税收这一内在因素的外部环境变化来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税收在近年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宏观调控中已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收入稳定增长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提供了财力支持，我们实行了鼓励投资于消费的一系列税收措施，出口退税体制的不断改进与运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并论证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暂时不采用减税手段作为积极财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观性。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从税收角度来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我们要充分注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清醒认识以举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积聚的财政风险，认真探讨宏观税负水平进行必要调整是否会有助于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最大效应。

第4篇：国际税收总结范文

市局领导的指导下，机关各处室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与国际处全体成员一起，紧紧围绕全局中心工作，认真学习，自觉履行职责,一年来。扎实勤奋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一、认真学习做好表率。

根据形势和工作需要，一年来。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一是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科学发展观，通过学习使自己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得到提高，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得到加强。二是加强了业务学习。先后参加省、市局举办的多期培训班及各种业务会议，自己平时也有意识地加强了国际税收知识的学习，业务水平得到较快提高，使自己把握工作、指导工作的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二、创新思维谋求发展。

为使我市国际税收工作迈上新台阶，今年以来。始终把”敬业“作为工作目标，把”勤奋“作为内在驱动力。克服困难、开拓创新，埋头苦干，使我市国际税收工作取得了显着成效。一是反避税工作首次成功通过总局立案，实现了市反避税领域新的突破；二是建立我市反避税案源数据库，为我市今后反避税选案工作、反避税分级分类管理打下良好基础，填补了市在这一领域的空白。三是积极主动与市地税、外管局、外经局协调，首次建立市国税、地税、外经、外管四部门协作联系机制。机制建立后先后从外管局获取了年度和年上半年非贸易对外付汇数据，从外经局获取了年以来的股权转让信息，并积极与市外管局联合对全市（含六县）银行付汇业务人员进行培训，从支付源头加强非居民税收监管力度，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今年全市非居民税收达到280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4.3%四是全省率先建立了税收情报案源报送制度和情报线索联络员制度，为丰富税收情报来源，建立良好的税收情报交换工作机制奠定了基础。年省局目标管理考核国际税收项目方面，实现了市历年来扣分最少的纪录。

三、以身作则严格要求恪尽职守争先创优。

更要爱岗敬业，身教胜于言教。深知做为一名基层单位的领导。勤奋从政，尽职尽责，做到事事处处为人表率，身体力行。凡是要求别人做到自己先做到用自己的品质和作风影响一班人，用自己有效的工作去带动一班人。因此在处开展的业务讲座中，带头先讲了第一课；文明创建义务劳动中，第一个报名参加；抓信息工作中，积极主动写稿；审批税收优惠过程中，做到快捷高效；工作时间内做不完的事，就用业余时间加班加点完成；年内开展了7次业务培训和讲座；坚持开展了每月一次集体业务学习制度；规范了会议制度。每月初布置工作任务，月中进行工作调度，月末对工作进行检查，按季对工作进行总结和点评。发现问题及时指出，做出成绩给予充分肯定，有效促进工作开展。目前我处干部的精神面貌、工作作风都发生较大变化，互帮互助、助人为乐已蔚然成风，节约一张纸、一支笔已成为不少同志的自觉行动；大家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有效提高，服务意识不断增强，工作效率不断提高、工作质量不断提升。全年未发生一起税收执法违规行为，执法管理信息系统中保持了零差错的纪录。处编写的两篇纳税评估案例在全市十佳优秀案例评比会上，全部获得十佳优秀案例；撰写的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对我市涉外经济的影响分析及建议》调研报告，市局组织的学习十七大精神，为徐州经济社会发展献一计”活动中获得十佳建议的第一名；超额完成了今年市局下达的各类信息任务，上报信息数量比去年增长53%五员“业务竞赛中我处实现了全面达标，达到100%参赛率，并有一名干部进入省局决赛，一名干部获得50岁以上计算机操作培训先进个人。

第5篇：国际税收总结范文

摘要: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财政问题,本质上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借鉴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可以从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个方面去构建。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财政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和趋势,对世界经济产生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财政问题也不断地凸显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扩展,传统的国家财政理论分析框架已经无法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诠释,这需要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和分析框架———国际财政的角度去展开研究。因此,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际财政问题,不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财政理论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拓展。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为了达到最佳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义通过谈判协商实现成员之间互利互惠及经济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多种因素,有着众多的目标,既有促进贸易、收入和投资的需要,又有实现增长和发展的要求;既有获取市场准入适应区域与全球化的意图,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虑。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同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财政问题。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并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决定的。

遗憾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以被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核心的关税同盟理论及其发展为例,维纳(Viner1Jacob)及其后继者们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投资效应等不同层面和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体、非成员体乃至整个世界的生产、消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利益或损害。虽然该理论是从关税及其效应分析这一财政问题出发,而且后来约翰逊、库珀和马塞尔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将“公共产品”引入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分析,并得出了关税同盟更能满足成员体政府对各种保护主义倾向的商业政策以及对工业化目标的偏好的结论(田青,2005),但总体看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的阐述,很少直接关注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也没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政府主导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机制作出全面的阐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性这一特征决定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但却不被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所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效应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系统阐述,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财税制度协调及发展的研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本身,而且还关系着区域经济体各成员国之间乃至非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利益和财政关系的协调;同时,将财政问题作为重要的变量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还可以更好地从政府经济活动的角度阐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府主导性及其机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而且将直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国际财政是伴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扩展和国家间经济依赖的日益加强而在财政关系领域形成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是财政和国际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关于国际财政的定义(董勤发,1997),理论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世界或全球角度来看的财政,即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为后盾的;另一种观点是把国际财政看成是国际经济中的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国际经济中的延伸或变种,是国际经济中的国家财政活动,是不同国家的财政通过国际经济交往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财政关系。与国家财政相比,国际财政具有一般财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国际性、整体性、复杂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林品章,1995)。虽然在欧盟的财源筹集方式、国际税收合作组织研究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于1999年提出的对电子邮件开征“比特税”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的影子,但在现代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国际财政就只能是国际环境下财政的作用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对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国家财税制度协调和财政利益分配,是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是国家间的财政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财政存在的客观前提在于国民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同样,国际财政的产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首先,国际财政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财政问题的国际化,其基础是市场经济;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决定的国际市场失灵,就直接成为了国际财政存在的理论基础(董勤发,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利益目标追求,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直接构成为各国政府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严重阻碍,因此,寻求和实现各国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和合作,是国际财政存在的现实基础。

从国际财政产生和存在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角度出发,国际财政存在的意义就是矫正国际市场的失灵和实现各国财政的协调和合作。同时,又由于当前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权力机构,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制定、颁布和执行国际课税和支出方案的“国际财政当局”,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世界范围内的全球财政制度。因此,国际财政只能采取多国财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据合作的程度,国际上多国财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为财政协调(FiscalCoordina2tion)、财政同盟(FiscalUnion)和财政一体化(FiscalIntegration)。这三种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财政协调是以既有国家为基础的国际财政合作形式,是国际财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强调财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协商性,如现有的各种国际税收协定等;财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国家的让渡为前提,它强调财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强制性,往往是区域经济共同体中较高级的合作形式,如欧盟内部废除关税、统一增值税等;财政一体化则以国家财政的完全让渡或消失为条件,实行超国家财政干预,它是最高级的财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现实性,所以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财政合作形式。而根据不同的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国际财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一般而言,国际财政协调是当前国际财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国际财政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主要是围绕着国际财政协调来展开。①

三、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产生的财政问题,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研究的范畴。而通过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分析,我们找到了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实质上就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因此,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相结合的角度,我们可以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本质上就是要诠释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性的运行机制及意义,通过推进和实现区域内外各经济体的财政协调和财政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着从国家财政到国际财政的思路,借鉴马斯格雷夫等人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的阐述,通过在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中引入政府及其经济活动———财政这一变量,一种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的新视角和分析方法———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部分构成。

国际区域财政导论主要阐述国际区域财政的含义、产生、研究范围及方法等内容。借鉴国际财政的定义,我们可以给国际区域财政做出这样的界定:它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财政问题,是国家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延伸和发展。换言之,国际区域财政就是国际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家和国家间的财政关系,是我们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层面的一种视角和分析框架。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也有着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即国际区域市场失灵,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产生的理论基础。由于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体不断寻求财政协调与合作的努力,现实地演绎了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总体看来,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性质依然是财政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研究范围也包含着财政协调、财政同盟和财政一体化三种形式,且它们不同程度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国际区域财政也应遵循国际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董勤发,1997),即国家主义分析方法与世界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

国际区域财政支出主要探讨国际区域财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应。具体而言,国际投资和国际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现,前者类似于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后者则更多地具有政府转移支出的性质或类似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和效应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综合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分析区域财政支出中国际投资的框架。从现实来看,国际投资制度主要由各国家的投资制度、双边层次投资制度、区域层次的和多边层次的投资制度构成,且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并成为国际投资的阻碍,因此,要从制定更权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资制度和高标准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及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制度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创新(柳剑平等,2005)。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援助在传统的国家财政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作用(郧文聚,2000),主要是缓和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和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短期性、政治性和经济战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国际援助特有的规律和运行规则总体上与作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形式的内容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经济体之间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着力构建一个能有效协调区域财政关系的经常化、制度化的国际援助制度。转贴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主要研究国际税收、国际债务和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等问题及其经济影响。国际税收是国际财政大厦相对独立的体系和重要支撑,同样也是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内容。国际税收的研究,不仅表现在早期对国际税收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当前对国际税收竞争、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合作与国际税收组织、贸易与税收摩擦、反吸收调查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扩展。由于受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发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约,国际区域财政中的国际税收除国际税收协调这个核心以外,还涉及到国际税收同盟和一体化等表现形式,这在欧盟的统一关税、统一增值税和“自有财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证。也就是说,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国际税收,必须密切关注和分析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下国际税收的各种具体形式和效应。关于国际债务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在国际金融研究和国家财政的债务分析中找到较为完整的内容和体系。如何从现有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出发,立足于促进区域经济稳定与发展,探讨区域国际债务的规模及效应和债务监控体系,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高效的国际债务运行机制和风险防范体系,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框架中的国际债务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为了避免如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的尴尬,还应该积极研究关于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方式,使区域国际组织能够高效正常运转,确保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作用的发挥。

国际区域财政政策主要研究区域内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实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国独立分散决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减低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不良影响,稳定各国和区域经济的稳定运行,获得经济开放带来的多方面利益,只是这种协调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国政策的自主性。区域财政协调的理论分析指出,协调政策会减小针对繁荣或萧条的财政扩张或收缩的溢出效应;在协调计划中,任何国家的财政扩张或收缩都应该考虑伙伴国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溢出效应,它要求伙伴国的财政政策取向相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的协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既包括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又包括区域内外财税政策之间的协调;而狭义主要是指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即各国在制定国内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间的磋商等机制和方式来实现财政政策的协调。从政策协调的程度来看,又可以分为信息交换、危机管理、政策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协调、全面协调及联合行动等层次;从协调方式的角度,可以分为相机性协调和规则性协调两种。还需指出的是,国际区域财政政策协调还涉及到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的协调,它们共同构成区域宏观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

总之,国际区域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国际区域财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构建,不仅是这种区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而且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经济行为及其效应分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注释:

①马斯格雷夫教授从财政的国际协调和发展财政两个方面概括和总结了国际财政的基本内容;而董勤发则是结合财政的经济职能从国际财政合作形式的角度来构建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

②区域有不同的层次划分,区域财政也多以行政区划确立的社会、政治、经济区域为研究对象,但本文所论之区域指的是国际区域,国际区域财政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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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樊莹.国际区域一体化的经济效应[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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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田青.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1421

[6]董勤发.国际财政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14、7、12-141

第6篇：国际税收总结范文

2000年以来，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滑坡的局面，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措施，降低个人所得税的实际税负。最有代表性的国家是美国和德国。2001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布什总统提出的减税法案。个人所得税最低税率由当年的15％降低到10％；到2006年，最高税率将从39.6％降到35％，36、31％、28％三档税率都分别降低3个百分点；未成年子女的税收抵免额从500美元提高到1000美元；遗产税的免征额由减税前的67.5万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100万美元，2009年的350万美元，最高边际税率从55％逐年降至45％，2010年取消遗产税，届时只保留赠与税。

德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税制改革法案，于2000年7月在联邦参议院获得通过，这项税制改革计划实际上将减轻大多数纳税者的负担。据德国联邦纳税人协会的计算，在到2005年为止的一个税收改革阶段中，按照新的税率，人个和企业将总共减少600－800亿马克的税务负担。从2001年1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的基本免税额由年收入13499马克提高到14093马克，到2005年基本免税额再增至15011马克。如果再加上多子女家庭享受的种种优惠等，实际免税还要更大些。个人所得税的最低税率由22.9％，经2001年的19.9％和2003年的17％，降至2005年的15％。所有缴纳所得税的人都将从提高基本免税额和降低起点税率中得到好处。而最高税率也将先从51％，经2001年的48.5％和2003年的47％，降至2005年的42％。

此外，法国2000年至2003年间，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54％降至52.5％，6级税率中的前4级也大幅降低。2002年7月5日法国新总理拉法兰又宣布，从今年秋天起将个人所得税降低5％，5年内所得税削减1／3。降低个人所得税的实际税负的目的在于：较低的个人所得税能激发人的工作热情，提高家庭消费能力，增加私人投资，短期内刺激经济回升，也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促进社会总产出的增加。

第二，直接降低公司所得税的税率呈加强趋势。近些年来，尤其是自2000年以来，在世界性经济滑坡的形势下，世界各国尤其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经济理念发生了重要转变，认为经济发展的源泉在于企业，而不在政府；要刺激经济繁荣，则必须减轻企业税负。在这种经济理念下，许多国家采取了直接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和出售企业减免税收等措施。最有代表性的国家是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

德国从2001年起，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只须为其盈利支付25％的税收。而2000年以前是供分配的利润的税率为30％，不予分配的利润的税率为40％，改革后不再存在这种区别。但改革后的25％的企业所得税将成为不能返还的确定税收，而2000年以前是持股者可以将企业事先向国家交纳的公司所得税折算到其个人所得税上（全额折算方法），也就是说，没有或者只有少量其他收入的人可以从财政局收回与自己份额相当的公司所得税。通过这种方式避免了对盈利的双重征税。改革后股份公司整个税收负担将从2000年的大约52％减至38.6％。企业主出于年老等原因出售企业，其免税额从6万马克提高到10万马克。另外，公司企业在出售股份时不再需要为其出售收益付税，而2000年前在出售股权时须支付40－50％的资本收益税。此外，康采尔在出售股份时根本不再需要为其出售盈利付税。

法国也直接降低公司所得税率，并且公布连续几年的中期性持续降税。自2000年开始，法国降低公司所得税实际税率，主要是降低公司所得税10％的附加税率，2001年降到6％，2002年降到3％，2003年全部废除。加拿大自2001年开始，企业所得税税率由28％逐步降低到2004年的21％。澳大利亚2000年7月1日起把公司所得税税率由36％降至34％；2001年7月1日又降至30％，并对个人持有1年以上的资产减半征收资产利得税。

此外，对企业投资给予税收优惠。如美国对新设备的投资给予加速折旧，简化折旧的计算程序，对研究开发费用继续给予20％的税收抵免等。马来西亚在2002年预算草案中的税收政策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所得税和费用扣除的优惠政策，包括对投资鼓励、出口服务以及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等多项优惠政策。

上述各国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对企业投资给予税收优惠，其政策意图在于应对全球经济衰退和国际间的经济竞争日益加强。在全球经济处于衰退或可能出现衰退的情况下，相当的企业经营困难，为了维护企业运转，控制失业的大量增加，各国政府用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来扩大企业的盈利空间，减少或避免企业亏损，缓解企业的经营困境。同时，由于国际竞争日益加强的原因，为了防止“产业空心化”和税基流失现象的出现，世界各国也不得不纷纷采取了类似的减税措施。

第三，社会保障税的发展引人瞩目。社会保障税是国家为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对工资、薪金所征收的一种特定税收，税款实行专款专用。1935年，美国首创了社会保障税，随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美国的做法。二战后，尤其近一二十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适应经济波动、失业增多、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开征社会保障税、建立和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一种趋势。从较长时期看，其税率和税收收入额均呈上升趋势。

根据IMF统计，目前世界上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国家和地区已达80多个，覆盖面超过了增值税，在发达国家全部开征了社会保障税，在北美乃至全美洲，几乎所有国家都开征了社会保障税。而且，社会保障税在有一些国家中已成为头号税种，其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据统计，OECD成员国的此项比重，1965年为18％，1985年为22％，1990年为23％，1995年为25％。美国社会保障税比重增加更为突出，1955年为12％，1965年为20％，1975年为32％，1986年为37％。美国在90年代以前，个人所得税一直居于首位。1990年社会保障税收入相当于头号税种的80％。1993年社会保障税已跃居首位，占联邦税收总额的41％。在德国，社会保障税占税收收入的一半以上，是所得税的3倍。在法国，社会保障税已接近税收收入总额的50％，相当增值税和所得税之和。瑞士、荷兰等国家的社会保障税也均成为头号税种。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税的比重也高达25－35％，根据IMF1998年《政府财政统计年鉴》，东欧国家的此项比重高低依次是：克罗地亚33％，拉脱维来32％，爱沙尼亚32％，白俄罗斯31％，俄罗斯29％，波兰28％，罗马尼亚27％，匈牙利26％。

社会保障税的征收及其比重的不断提高为这些国家带来了新的变化：一是使这些国家的直接税收比重不断增大；二是促使这些国家税收规模进一步扩大；三是增强了税收对维护社会稳定、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作用。

第四，环境保护税收日益受到重视。随着环境保护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国家力求在环保市场获得优势，环保产业已成为当前国际竞争的又一热点。税收政策作为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有力手段，被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政府广泛运用于促进环境与资源保护、促进环保产业发展。纵观这些国家的环保税收，都是依据“谁污染，谁纳税”的原则设置的，涉及大气、水资源、生活环境、城市环境等诸多方面，其课征范围极为广泛。并且都把环保税收取得的收入专项用于环境保护和环保产业发展，使税收在环保和环保产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目前许多国家征收的环保税概括起来主要有：一是二氧化硫税。就是对排放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污染物征税。1972年美国率先开征此税。随后，1991年1月，瑞典也相继开征了二氧化硫税，该税是根据石油、煤炭的含硫量来征收的。到目前，征收该税的国家还有德国、日本、荷兰、挪威等。二是二氧化碳税。征收此税的目的是减少燃料（产生二氧化碳的根源）的使用。从1991年开始，瑞典征收此税，对油、煤炭、天然气、液化石油气、汽油和国内航空燃料进行征税。其税基根据各种不同燃料的平均登记碳量和发热量来确定。由于不同然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同，因此其确定的单位税额也不同。三是水污染税。即对水体污染行为征收的一种税。目前西方一些工业发达国家都有对污染水的行为进行课税。德国从1981年起开始征收水污染税，以废水的“污染单位”为基准，在全国实行统一税率，目前该税年收入在20亿马克以上，税金全部作为地方收入用于改善水质，社会效益非常明显。四是垃圾税。荷兰较早开征垃圾税，主要是用于为收集和处理垃圾筹集资金。其征收的方式是以每个家庭为一征收单位，人口少的可以得到一定的减免。同时，荷兰还根据每个家庭所产生的垃圾数量，开征了政府垃圾收集税。另外，英国和芬兰等国也于1996年开征了垃圾税。五是固体废物税。该税主要是根据废弃物的实际体积和类型定额征收。课税对象包括饮料包装物、废纸和纸制品、旧轮胎等。1993年，比利时在《环境税法》中规定：环境税适用于饮料容器、废弃的照相机、工业使用的某些包装品以及废电池等。最近出版的《欧洲环境观察》上的一份报告说，为提高可重新使用的饮料瓶的利用率，德国将对一次性饮料瓶征税，每个瓶子的征税额度从0.15至0.30德国马克不等。六是噪音税。美国、德国、日本和荷兰等国家都征收此税。美国洛杉矶对机场的每位旅客和每吨货物征收1美元噪音治理税，日本按照飞机着陆架次计征。

此外，许多国家还积极采用税收减免和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节约资源，积极治理污染，鼓励科研单位加强节能和治理污染的科技开发。这样，既可以减少发展经济对环境的破坏，促进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又可以变废为宝，提高综合效益。

第五，税收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了税收全球化（或者一体化）。其主要表面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各国税制趋同。1990年代以来，各国税制结构通过不断调整和完善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趋同性倾向。一方面，西方国家普遍遵循“公平简化和经济增长”的原则进行了降低税率、扩大税基为基本的所得税改革，所得税收入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增值税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推广，目前实行此税的国家已达110多个。而且出现以下特点：从税率看，总体呈上升趋势。二是税收协调加强。全球化进程中，区域内税制趋同与区域外税制冲突交织，使国际税收协调日益加强。建立国际税收组织、情报交换、征税协作、构建国际惯例及其他特别项目的合作等已成为OECD组织进行国际税收协调的重要措施。国际全面性税收协定网络不断拓展，目前已增加到2600多个，并且此增长趋势仍将继续下去。其中多数是发达国家对外签订的。协定适用的税种逐步从所得税、财产税延伸到社会保障税；协定有关反避税的条款更加充实完善；国际间经营利润和股息分配的重叠课征也比照管辖权的双重征税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消除和缓和；国家间税务合作进一步加强。这对发展国际经济交往发挥了重大作用。三是税收征管趋同。在欧洲联盟核心国家之间、北美经济圈国家之间，税收征管机构在征收程序、征收方式、征管手段、法律诉讼等方面联系日趋密切，并有广泛的信息网络。随着国际税收协定签订国的增加和协定内容的细化，以及信息联络的加强和征管手段电脑化，都促使税收征管制度向先进科学化方向发展。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普遍实行由社会中介部门办税制度。尤其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在税收征管的各个环节，都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计算机负责从事纳税申报、评税、稽核、纳税资料的收集存储检索、从事行政管理以及计会统各方面的工作。正是由于税收征管的社会化，手段全面电脑化，使税收征管效率非常之高。

第六，电子商务带来新的税收挑战。电子商务是一种以数字通信手段为基础、依靠网络来完成产品交易全过程的经营方式，从商品的浏览、选择一直到订货、付款均采用电子手段进行交易。近年来，电子商务以蓬勃之势迅速发展，1998年全球上网交易额为430亿美元，2000年达2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会达到5000－6000亿美元。电子商务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展，得益于它的快捷性、流动性和高隐匿性。然而正是这些特点，使得以传统商务形式为基础的国际税收领域受到强烈冲击，面临严峻挑战：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没有票据；税收管辖范围难以界定；征税对象的性质、数量不清；政府税收流失风险大、税收法规不健全；税收征管稽查困难重重。面对这些新问题，各国都在加紧研究有效的税收对策。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一是美国财政部关于互联网贸易的基本意见。即在有形交易和电子交易间应遵循保持中性的原则，既不扭曲也不阻挡电子商务的发展，税收政策要避免对商务形式的选择发生影响。各国在运用现有国际税收原则上，要尽可能达成一致。对于现行国际税收原则还不够明确的方面还有待补充。为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主张对网上交易“网开一面”，不开征新税或附加税，而应通过对这一概念、范畴的重新界定和对现有税制的修补来处理网络贸易引发的税收问题。从自身利益出发，以居民税收管辖权取代地域管辖权。在税收管辖权分配问题上，各国应加强合作与协调。

二是关于引入新的国际互联网税种的意见。其中，一种观点认为，电子商务与一般的商业贸易没有区别，应按同样的税率纳税。另一种观点认为，网络是可能给政府带来额外收入的新财源，因此除了对网络公司征收营业税外，还应设立专门针对网络的新税种。还有人认为，电子商务使用的电子货币易引发经常性的逃税事件，所以应对电子商务征收额外税款。有些专家主张立即对国际互联网网上贸易开征新税，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毕特税”（BitTax）方案。其主要做法是对全球互联网信息传输的第一个数字单位征税。包括对增值的数据交易，如对数据搜集、通话、图像或声音传输等的征税。他们认为网络贸易侵蚀现有税基，必须对此采取措施，否则将造成大量财源在国际互联网网上贸易中流失。但对这一方案目前存在很多争议，特别是企业界反映强烈，其最大问题在于不仅对网上商业交易征税，而且对所有数字信息征税，不利于网络业的发展。即便如此，这一观点仍有积极的一面，为解决互联网涉税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尝试。

总之，目前无论是美国，还是世界各国对电子商务涉税政策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看法，各国仍在继续加紧研究之中，各国税制的合理化与国际协调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第七，国涉外税收管理与反避税力度普遍加强。随着跨国贸易的增多，各国普遍加强了对涉外税收的管理与反避税力度。其主要措施有如下：

一是建立转让定价税制，并积极推行“预约定价制”，以有效控制应税所得向境外转移。二是责令国内企业申报基本国外的所得，此项申报的举证由纳税人负责，并评定申报内容，如有违反，一经查出，予以恶惩。三是在避税港采取反避税措施，取消在避税港设立的子公司拖延纳税（不汇回所得利润而拖延纳税）的做法，以遏制资金和财产流入避税港。四是加强对移民税收管理，许多国家规定，对移民的财产增值，以移居之日为实现之日而征税。五是防止国际税收协定的滥用，以保护本国的税收权益。近年来，在绝大多数国际税收协定中都加上了防止滥用的条款，并列有反避税和防止偷漏税条款，而且具体规定越来越细致、严谨，使漏洞减少，国际偷漏税变得更加困难。

从国别来看，法国和墨西哥、法国和瑞典缔结了防止关税偷漏的协定。日本也对防止利用“避税港”进行偷漏的规定作了修订。美国更早就提出了对“避税港”交易加强税收审计的意见。加拿大财政部对利用“避税港”进行精心安排，包括对利息支出、财产转让国际偷漏税，采取防范的对策。瑞典、荷兰、比利时只同商订在相联企业的收入和费用分配中，协同采取“独立竞争原则”，以防止国际偷漏税。等等。

二、我国税制改革借鉴要点

在经济全球化和宏观经济理论变革以及国际税制改革发展趋势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税制改革也势在必行。借鉴国际的一些做法，结合我国的实际，就我国税制改革提出以下要点：

第一，国家应把税收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中统盘考虑，建立起运用包括税收杠杆调节宏观经济的机制，并根据经济运行走势及时地调整税收政策，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同时，国家还应把税制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对于拟通过税制改革达到的各种目标（如提高国际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率、增加税收收入、实现分配公平、改善税收管理等）加以权衡，对各税种的地位、作用和税种之间的关系加以协调，在进一步改善税制结构的前提下实现税制的简化。我国上一次税制改革是在1994年，在当时在宏观经济环境下，这一套税制的运行是相当成功的。但从那时起到现在，8年时间过去了，税收所植根的客观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出台的一些税收政策已难以适应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更有必要对现行制进行改革，把中国的税制建设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以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第7篇：国际税收总结范文

关键词　海外投资；纳税义务；税收优惠；政策导向

中图分类号　F830.5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12－0156－03

作者简介　李珂，湖南商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财政税收政策。(湖南　长沙　410205)

我国已连续3年位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外汇储备迅猛增加，2007年底已达到1.5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国内出现相对的资本过剩。同时，经济快速增长使能源问题日益突出，国内外市场竞争加剧，与美国、欧盟等国际贸易摩擦增多。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我国企业试图到海外直接投资，寻求新的发展空间。

一、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理论支持

P.J.巴克莱和M.卡森(P.J.Buckley and M.Casson，1976)内部理论认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需要有发达的中间产品市场，但有些产品(特别是知识品)的外部市场是不完全的。外部市场的不完全给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不利影响，导致企业交易成本上升，这促使企业将市场向内部转移，在企业内部交易，以降低外部市场不完全给企业经营造成的不利影响。当企业超越国界，在国际范围内建立内部市场时，也就是企业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形成跨国公司的过程。

劳尔(sanjaya Lall，i983)的技术地方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将成熟技术和生产工艺的应用过程中包含了自己的创新，由此形成了自己的特定优势，因而具备对外直接投资条件。

近年来，我国政府也加大了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的力度。从我国当前海外投资企业的税收负担分析，现行的促进海外投资的税收政策存在较多的问题。为了促进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应该给予企业更多的税收优惠，完善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政策促进体系。

二、我国海外投资企业的纳税义务及现行税收优惠政策

(一)纳税义务

通常所说的海外投资，主要是指国际直接投资。国际直接投资是指一国企业或个人在另一国企业中拥有全部或一部分经营管理权的投资。国际直接投资涉及到居住国与东道国的纳税义务主要是所得税。一国的投资者到海外投资办企业，首先面临的是东道国的公司所得税，企业缴纳东道国的公司所得税后，将税后利润作为股息和红利支付给居住国的投资者时，东道国还要对这部分分配利润课征股息预提税。这笔国外投资所得汇回居住国后，从法律意义上还应负担居住国的所得税。这样，跨国投资要负担东道国的企业所得税、预提税和居住国企业所得税共三笔税款。不过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资、发达国家为了鼓励对外投资，会给予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企业是否负担这三笔税款，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规定。目前，我国实行居民管辖权和来源地管辖权，对居民企业来自于境外的投资所得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我国现行对境外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

1、境外投资所得在境外已纳税款的扣除。依照国际惯例，大部分国家行使居民管辖权和来源地管辖权，对于跨国直接投资，既要负担东道国的所得税，又要负担居住国的所得税，形成双重征税。对跨国投资的双重征税，不利于资本在全球的流动。国际上避免双重征税的方法有四种：免税法、扣除法、减免法、抵免法。为了鼓励企业到境外发展，减轻境外投资企业的税负，避免国际间对同一所得重复征税，我国税法实行抵免法，规定允许企业将其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额从它应向本国缴纳的所得税税额中扣除。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款是指纳税人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款，不包括减免税款或纳税后又得到补偿，以及由他人代为承担的税款。我国的税法实行限额扣除，即对境外已纳税款进行扣除时，其扣除额不得超过其境外所得依照中国税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

2、对外缔结税收协定。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我国先后与日本、美国、法国、英国等签订了税收协定。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常是资本输出国，为了吸引外资和引进技术，比较注重收入来源国优先征税的权利，能够在协定的基础上保障我国的税收权益。从我国现已签订的税收协定看，与发达国家基本上都给予税收饶让抵免，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税收协议中，只要双方都同意给予税收饶让，我国也会承担税收饶让的义务。不过近几年，我国与尼日利亚、卡塔尔等发展中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中都没有税收饶让这一内容。

(三)现行税收政策存在的缺陷

从以上两个方面的税收优惠看，现行政策存在两大方面的问题：

一是缺乏系统的税收促进体系。对企业“走出去”到境外投资的税收促进和保护政策少且零散。在国内税法中，只有为了免除国际间的双重征税，按照限额扣除法对境外投资企业在境外已纳税款给予抵免。其实这种抵免法也是国际惯例，目前，大部分国家都采用限额抵免法减除国际双重征税。在与其他国家签订税收协定时，更多考虑收入来源地的税收利益，而对企业“走出去”发展所涉及的对居住地的税收利益保障机制则相对忽视。

二是没有明确的政策导向，优惠形式单一，支持力度不够。我国在税收政策上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既没有体现在投资产业上的区别，也没有体现在投资地区、投资形式上的政策导向。从税收支持的方式看，主要就是税收抵免，形式比较单一，没有采取国际上通用的国际投资储备金制度等形式的税收支持，为跨国投资纳税人的税收服务也表现得滞后，无论是在为纳税人提供税收信息方面，还是为纳税人在投资国提供税收权益的保障方面，都没有形成一套规范的制度体系。

三、国外促进境外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

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为了鼓励本国企业到国外投资，纷纷出台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也比较注重税收政策对海外投资的支持。

(一)发达国家的税收扶持政策。荷兰是全球最主要的海外投资国之一，2005年其海外投资1190亿美元，居全球第一。这与荷兰是发达国家、资金比较雄厚有关外，其支持海外投资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也起到一定的作用。首先荷兰已与40多个国家缔结了国际税收协定，一些国家如丹麦、意大利、挪威、瑞典和新加坡等对本国公司向荷兰居民公司支付利息免征预提税，还有许多国家如美国、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等对向荷兰居民公司支付的股息只征5％的预提税。荷兰向在本国居民公司实质性参股的丹麦、芬兰、爱尔兰、马来西亚、挪威、波兰、新加坡、瑞典和瑞士等国的居民公司支付的股息也免征预提税，对比利时、法国、德国、匈牙利、南非、英国和美国等国的居民公司支付的股息只征收5％的预提税。其次，荷兰有参与免税的规定，如果本国公司拥有外国公司

5％以上的股权，而且外国公司所在国课征与荷兰公司所得税相似的税收，本国公司来自外国公司的股息就可在荷兰免征公司所得税。

法国是世界主要境外投资国，法国境外投资的发展轨迹与全球投资走势基本一致。2005年，法国境外投资额达1160亿美元，居全球第二位。法国境外投资的特点比较明显：首先，从地区分布看，法国境外投资集中在欧盟和北美，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投资规模很少。从行业分布看，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占法国境外投资总量的60％。法国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长期奉行保护和扶持政策，运用的主要财税政策支持手段为税收优惠，其税收优惠手段包括：开展对外投资的企业开办前4年有亏损时，可在应税收入中免税提取准备金，在10年内再把准备金按比例逐年纳入应税收入。财务合并制，跨国公司可将其全球投资损益合并计人财务报表。延期纳税，所有企业经批准，可分别按照其境外股本投资总额的50％和100％，在5年内减少其母公司在国内纳税的税基，从第6年开始逐年增加，向国家补税。除提供税收优惠外，法国还提供多种财政支持。

(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政策。韩国为支持对外资源的开发，制定专门优惠措施，从国库补助金和海外资源开发基金中拨出援助金为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提供初始投资和流动资金，并提供税收优惠，具体包括亏损提留、国外收入所得税信贷和资源开发项目东道国红利所得税减让甚至完全免税等政策。1993年规定企业在海外发展业务可享受10年免交所得税的优惠，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可享受双重减税优惠。同时，韩国还负责向企业提供海外投资的各种咨询服务。

四、完善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税收政策的具体措施

(一)加大税收优惠的力度。经历了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动程度不断加深，国民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也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已具备了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基础条件。经过5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如果政府能够为我国拥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企业提供贸易投资便利和加大鼓励力度，将会进一步强化我国企业的竞争优势。

税收作为投资的一个重要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决定着社会的投资方向和规模，各市场主体在其他市场条件和环境相同的情况下开展竞争时，税收负担的轻重和税收优惠的多少自然成为影响投资抉择的重要因素。若国家通过税收政策给予海外投资企业较多的税收优惠，使其承担较轻的税收负担，增加了投资者的税后利润和投资收益时，便会保护和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从而带动海外投资的增加。

(二)完善税收促进体系，采取多样的税收优惠政策手段。针对我国现行促进境外投资的税收政策少且零散、单一的问题，应借鉴国外经验，逐步完善税收促进体系，采取灵活、多样的税收优惠手段。

首先，健全海外投资税收法律体系。从国际税收实践看，发达国家均有一套较为完整的海外投资税收法律体系，对海外投资税收所涉及的投资区域、投资产业、投资所得、税收优惠等各方面的税收问题进行统一、规范调整。我国应制定《税收促进海外投资发展的条例》，将零散的海外投资的税收政策进行规范、总结。同时，根据经济发展和对外投资的需求灵活制定税收优惠政策，以促进国内企业的海外投资。

其次，采取灵活、多样的税收优惠手段。我国鼓励企业海外投资的税收优惠仅限于外国已纳税额的抵免及与一些国家签订的国际税收协定，且国际税收协定大部分是为了吸引外资，涉及到海外投资的较少。可以考虑在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前提下，区别我国海外投资的投资规模、获利能力、投资地区和行业，经营时间长短等具体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税收优惠措施。

一是准许投资企业提取税收准备金。发达国家对此运用较为普遍。在海外的投资企业开办初期，由于前期投资较多，产品推广需要一定的时间，出现亏损的情况较多。应该允许本国投资企业在国内的应税收人中免税提取准备金，相当于弥补海外投资的亏损。为了防止企业通过该税收优惠避税，规定在5－10年内将提取的免税准备金按比例逐年纳入应税收入中。

二是直接减免海外投资企业来源于东道国投资所得的所得税。例如，韩国及马来西亚都减免海外投资企业5－10年的企业所得税。针对我国企业综合实力相对较弱的情况，也应给予5－10年所得税减免期限。

三是延期纳税。可按照其境外股本投资总额的一定比例，5年内减少其母公司在国内纳税的税基，从第6年开始逐年增加，向国家补税。相当于投资企业从国家获得一笔无息贷款，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也有国家比如美国曾采取推迟课税的方法，海外投资企业在国外的投资所得，如果不汇回本国，该所得暂时免税，待所得汇回本国时计税。推迟课税容易被跨国企业利用进行国际避税，只有少数国家采用。

第8篇：国际税收总结范文

[关键词] 电子商务税收原则税收政策

国际互连网的迅速普及，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全球化电子商务构架，在改变传统贸易框架的同时，必然在某种程度上给现行税制及其管理手段提出新的要求和新的课题。

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型的商业形式，必然与税收发生联系，并对传统的税收政策及税收管理带来一系列影响，比如：电子商务以网络载体进行交易难以监控、身份确认变得困难、动摇了凭证审计的基础、计算机加密技术的开发加大了税务机关获取信息的难度、商业中介作用弱化、企业可以利用在低税国或免税国的站点轻松避税、通过网络提供的信息服务费用很难稽核、网上知识产权的销售活动难以稽核、广告收入应征税款存在流失风险、贸易上的国界概念日渐模糊，等等，总结如下：

一、电子商务给税收工作带来的影响

我国现行税法基本上是针对有形产品制定的，并以属地原则为基础进行管辖，通过常设机构、居住地等概念，把纳税义务同纳税人的活动联系起来。而电子商务所具有的无国界性、超领土化以及网络化、数字化等特点，使现行税法落后于交易方式快速演进的步伐。伴随企业通过网络贸易避税现象的逐渐增多，税法本身应具有的公平、效率等原则正一步一步受到威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税收管辖权的冲突问题。主要是指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与居民税收管辖权的冲突，传统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双边税收协定来减轻或消除国际重复征税，但电子商务的发展，一方面使得收入来源地的判定发生争议，如通过因特网的跨国医疗诊断服务；另一方面导致居民身份认定的复杂化，如网络公司注册地与控制地分化。这些影响都在原有基础上产生了新的税收管辖权的冲突。

2.课税对象的确认问题。现行的税法对商品销售收入、劳务提供收入及特许权使用收入等税种和税率均有不同规定。但电子商务的出现改变了这一观念，将交易对象均转换为“数字化信息”在Internet上传递，税务部门将难以确认这种以数字形式提供的数据和信息究竟是商品、劳务还是特许权等，所以无法确认课税对象及相关适用税率。

3.传统习惯性的数据原件的认证问题。法律上最有效的证据是记录业务发生的原件，在手工税务处理环境下，企业的经济业务发生后均记录于纸张上，按会计数据处理的不同过程分为原始凭证、记账凭证、会计账簿和会计报表。而企业会计则是通过税务部门提供的税收票证和申报表来申报纳税的。但是，在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中的电子商务（无纸贸易）使原来纸质的会计原始凭证的数据直接记录在磁盘或光盘上，由于对电子数据非法修改可做到不留痕迹，这样就很难辨别哪个是业务记录的“原件”，从而导致税收征管中纳税人和课税对象的确认越来越难，使各种各样的逃避税更加容易与普遍。

4.适应电子商务的税种问题。在电子商务交易总额增长迅猛的预期下，对电子商务的征税是应遵循现行税制，还是单独设立新的税种或附加税，以适应电子商务的特点，这在各国已引起广泛的争议。

5.税款的征收方式问题。即使在明确纳税人及纳税对象的情况下，由于电子商务越来越倾向于电子货币的使用，特别是1997年之后推出的商业服务软件允许电子现金过户和电子数据交换，无纸化的交易使本应征收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所得税、印花税等均无从下手。因为现行税收的征收管理是建立在发票、账簿等这些纸制凭据的基础之上的，再加上随着计算机加密技术的发展，使纳税人可以用超级密码来掩藏有关信息，使税务机关搜集有关资料难上加难。

6.对电子商务的税收稽查问题。―般来说，税务行政机关开展税收征管稽查的前提是要准确掌握有关纳税人应纳税之事实和证据，以此作为判断纳税人申报数据准确与否的依据。据此，各国税收立法普遍规定纳税人必须在若干年内如实记账并保存账簿、记账凭证等相关资料以备查，从立法上确立以账证追踪审计作为税收征管基础的通行制度。而在互连网环境下，基于商品订购、款项支付等都是一系列无纸化的虚拟网上交易，交易合同、订单、销售票据等也都以容易修改和删除的电子形式存在，这就使传统的凭证追踪审计面临着直接的管理难题。且不说，众多潜在应纳税人还可以使用加密方式来掩盖电子商务交易的相关信息。据此，如何加强电子商务税收中的税务稽查监管以防止税收收入流失无疑是值得作出立法应对的问题。

二、借鉴国际经验，完善电子商务税收政策

目前，各国（主要是电子商务较为发达的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和国际性组织对生产商务的税收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已有少数国家颁布了一些有关电子商务税收的法规，一些国际性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已就电子商务税务政策形成了框架协议并确立一些原则。具体而言，电子商务涉及的税收问题，主要是：是否对电子商务实行税收优惠，是否对电子商务开征新税，如何对电子商务征税。

目前对电子商务税收问题，应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但不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征税上。国际上对电子商务不征税将持续二三年的时间，我国应利用这段宝贵时间，抓紧制定、建立我国的对电子商务的税收优惠政策。

在国际上普遍对电子商务进行免税的情况下，我国对电子商务征税，不利于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另外，以我国目前的技术水平（国际上也是如此），对电子商务进行征税，税收成本高，技术上也无实现可能。此外，我国尚未建立一支既懂电子商务技术又熟悉税收政策的具有综合素质的税务队伍。更重要的是，我国还未建立健全与电子商务相关的配套法律。

三、开征电子商务税应坚持的原则

1.应坚持税收中性原则。即通过电子商务达成的交易与其他形式的交易在征税方面要一视同仁，反对开征任何形式的新税或附加税，以免妨碍电子商务的发展，而应着力考虑现行税种与网上交易的协调。

2.应坚持居民管辖权与地域管辖权并重的原则。我们意识到欧美等国作为发达国家提出以居民管辖权取代地域管辖权的目的是保护其先进技术输出国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对策，放弃地域管辖权将失去大量税收收入。所以应充分考虑我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坚持以居民管辖权与地域管辖权并重的原则。

3.公平税负原则。即指电子商务税收政策的制定应使电子商务贸易与传统贸易的税负一致,同时要避免国际间双重征税。

4.应坚持区别对待的原则。对于完全意义上的网上交易，如国内供应商提供的软件销售、网络服务等无形产品，无论购买者来自国内还是国外都应暂时免缴销售税，而对于以网络为媒介的间接电子商务形式，如利用网上订货形成的实物交割交易形式，应比照传统交易方式征收销售税，在这里适用的是相同的税制。

5.应坚持便于征收、便于缴纳的原则。税收政策的制度应考虑互连网的技术特征和征税成本，如采取电子申报、电子缴纳、电子稽查等方式，便于税务部门征收管理以及纳税人的税收奉行。

6.完善适应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方法。世界各国对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问题都十分重视且行动非常积极：例如，0ECD成员国家同意免征电子商务关税，但也认为在货物的定义不稳定的情况下决定一律免征关税是不妥的，与此同时把通过互联网销售的数字化产品视为劳务销售而征税；日本规定软件和信息这两种商品通常不征收关税，但用户下载境外的软件、游戏等也有缴纳消费税的义务；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税务部门都规定在电子商务中的软件供应行为都要征收预提税；欧盟贸易委员会也提出了建立以监管支付体系为主的税收征管体制的设想；德国税务稽查部门设计了通过金融部门资金流动掌握电子商务企业涉税信息的方案，以及“反向征税”机制等。

7.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协调，站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上参与国际对话。随着我国加入WTO，随着全球经济―体化进程的加快，电子商务在我国的应用会进一步普及。国际互连网贸易的蓬勃发展促使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也使得国际税收协调在国际税收原则、立法、征管、稽查等诸方面需要更紧密的配合，以形成广泛的税收协定网。因此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互连网贸易税收理论、政策的制定，并积极参与国际对话。

第9篇：国际税收总结范文

一、国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的经验分析

（一）离岸银行税收监管体系较为完善，具有法定化、透明化的特点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离岸金融发展迅速，当前发达国家通过实施税收优惠制度，已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税收监管体系以维护离岸业务的稳定推进。例如新加坡在实施离岸银行业务时，更注重监管的明确性，对参与主体分层次实施监管，以保证监管的有效性。具体将参与主体分为国家、金融机构、纳税人，制定的监管依据、监管标准各不相同，监管更具针对性。日本构建了全面的监管体系，旨在创建安全的银行交易环境。实施内容分层监管，尤其是针对洗钱、毒资等黑色经济的负面效应，更是监管提档升级。2015年，IMF提出离岸银行拥有全球约二分之一的跨国资产，《The Banker》也提出全球三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离岸银行进行交易。可见，离岸银行已与全球经济紧密结合。美国作为全球金融贸易的典范，构建了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不断完善金融执法信息库，解决管理软化、信息不对称问题，先后通过了《禁止滥用避免天堂法案》、《海外银行及金融账户申报》，促进离岸银行税收监管的法定化、透明化，以保障国家税源。2015年，瑞士签署多个协议公约共同加强离岸银行的税收监管，打击逃税漏税问题，共同维护金融秩序。

（二）实施低税负的适度税收监管制度，减轻离岸银行业务税负

目前，在离岸银行税收征管方面，各国通行的做法是结合自贸区经济发展特点，实施低税负的税收监管制度，旨在减轻相关业务的税负。新加坡是典型的实施低税负的国家，税收在GDP中的占比约为13%左右，以保证其投资环境独具的吸引力。按照金融业务分类来看，对离岸银行业务实施10%的特惠税率，相比银行业务17%、保险15%的税率而言，低税负突显。新加坡个人所得税税负也较低，两万新元起征、海外所得但在国内收取均不需纳税、大部分金融服务可免征等。中国香港也实施低税负以增强本地区?制竞争力，离岸银行业务实施16.5%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投资收益、资本收入、股东分红收益等均无需纳税。美国联邦部门虽然未对离岸业务所得税作出专门的豁免规定，但纽约州、佐治亚州等均在本州所得税层面给予了一定的税收优惠，如加利福尼亚州对离岸银行业务的税金和执照费均可依法得到豁免。纵观全球大多数国家针对金融业均实施相对低税负的优惠制度，如日本作为经济外向型国家，利用税率这一金融杠杆，降低间接税比重，极大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

（三）实体与程序“双轮驱动”，构建高效的税收征管体系

如果说法制化的税收监管体系是离岸银行业务的保障，那高效的税收监管体系则是离岸银行业务的核心与灵魂所在。国际通行做法是构建了实体与程序“双轮驱动”的税收监管程序、科学设计税种，实现对离岸银行业务的高效监管。中国香港税收征管的高效性体现于征管方式，采用通知申报纳税，操作性较强，精简冗长的缴纳环节。税收征管主体规范化，避免了多头监管、相互推诿的问题，有效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新加坡税收征管的主要特点是，税率简单化，无论是对征税机关还是纳税人都便于操作，使征税流程规范化，实现了高效监管。美国税收征管体系的主要特点是加强国际合作力度，对逃税行为给予严厉惩罚，使其无处遁形，如国内针对利用离岸银行转移财产等逃税行为，处以5年以下监禁，并处以罚金；如瑞士银行利用严格的保密性，利用因帮助美国客户逃税，在美国的重压之下，不仅就加强税收监管签署多个协议公约，瑞银集团还被处以7.8亿美元的罚金。

（四）积极发展税收计算机征管系统，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各国均积极发展离岸银行税收计算机征管系统，既有利于监管逃税避税行为，又有助于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美国推行税收征管无纸化办公，通过数据联网使纳税人足不出户便可完成纳税义务，减轻纳税人负担。利用计算机系统的大数据筛选，甄别出可疑账户，通过联网技术实现国内报告、国外信息交换的双向监管，节约了税收征管成本、有效提高了税收征管效率。如金融机构必须立即将涉及1万美元以上的异常外汇交易向财政部报告，标记为逃税嫌疑账户，通过互联技术实施实时监管并及时做出处罚，冻结账户、立案征查、处以罚金等。中国香港征税机关实施网络化管理，实现了征税程序的透明化，由银行通过离岸业务数据进行客户识别、保存交易信息，列出存在逃税嫌疑的账户，传输至征税监管系统，征税机关进一步对账户进行核查，防范洗钱、逃避纳税等行为。整体而言，税收监管向信息化、网络化发展，能够有效的遏制逃避行为、打击金融犯罪，这与信息时代的发展高度契合。

二、中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存在的差距比较

（一）中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法律体系存在差距

中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法律体系存在较大的差距，且我国相关法律的适用性、操作性不高。美国、日本、新加坡、欧盟等发达国家与地区均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税收监管法律体系，具有法定化、透明化的特点。如欧盟先后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里斯本条约》、《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指令》等，不断完善离岸银行税收监管法律体系，打击逃税漏税行为、维护离岸业务的稳定推进。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制度，旨在规范离岸银行税收监管，如《服务贸易总协定》、《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等，但法律的适用性、操作性还有待于提升。如针对纳税主体利用离岸银行的税收监管漏洞实现延迟纳税的行为，大多数国家都引起重视，美国出台了《海外银行及金融账户申报》以便加强税收监管，但目前我国这一领域还处于监管空白。又如关于离岸银行税收优惠的政策有很多，如享受企业所得税10%的优惠税率，外资金融机构从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二、三年按15%的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等，但多以公告、通知的形式，并不具备法律强制性。同时，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离岸银行税收法规，无法与国家税法体系相衔接。

（二）中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主体存在差距

中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主体悬殊较大，且我国存在监管主体职责不明的问题。美国金融市场十分发达，在离岸金融市场发展速度迅速，也有赖于其强有力的税收监管主体。尤其在《多德-弗兰克法案》出台后，确立了美联储（FED）为监管最高机构的地位，对离岸银行业务及税收实施全面监管。日本受美国离岸银行税收监管方面的影响较大，成立了专门的金融厅，对离岸银行业务及税收进行全面监管。尤其是取代了银行局、大藏省等部门关于金融市场监管的职能，克服了多头监管、监管“真空”等问题，加强财税征管工作，有效防范潜在的金融风险。与之不同，我国离岸银行税收监管存在多头管理，主体不统一、职责不明确等问题。2003年我国成立银监会，设置初衷是确立其对国内所有金融机构的监管地位，剥离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监督权。然而，经过十多年的改革，目前央行依旧保留着对银行业务的核心监管权，如支付清算、反洗钱等，并未移交给银监会。另外，外汇管理局又负责离岸银行的经营、外汇事务等。由此导致我国离岸银行税收监管主体职责不明，监管效果不佳。

（三）中外离岸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监管存在差距

中外离岸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监管明显存在差距，且我国监管机制不健全，尤其是针对异常流动难以实现及时地全面监管。离岸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具有自由化、规模大、交易频繁等特点，成为各国金融监管的重点。美国颁布了《海外账户税务法案》、《海外银行及金融账户申报》等，实施大额现金交易报告制度、利用大数据收集和分析信息，防范洗钱、逃税避税行为。2017年3月美联储公布加息25点子，但货币政策依旧非常宽松，为应对美元贬值风险，势必进一步加快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据央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2月，跨境人民币指数的（CRI）283点，已有160多个国家与我国进行兑换交付，活跃度较高。尤其是央行公布《扩大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试点办法》，进一步拓展了离岸银行业务。大规模的人民币资金流动，必须要有完善的监管体制作为支撑，但我国现有跨境资本流动监管机制并不健全。虽然央行于2016年12月通过了《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自2017年7月起实施，规定异常资金流动报告的对象是反洗钱中心。由此，银监会、外汇管理局无法及时收到信息，也就很难对离岸银行税收、跨境资本流动实施全面的监管。

（四）中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在国际协调方面存在差距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自由化背景下，各国已就规范离岸银行业务、加强税收监管达成共识。瑞士银行被称为“避税天堂”，因其严格的保密制度受到来自全球客户的青睐，但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重压之下，承诺将于2018年与其他国家首次共享银行信息，“避税天堂”的地位行将终结。瑞士与包括中国、新加坡在内的47个国家签署《银行信息自动交换国际公约》于2017年正式生效，?⒂欣?于国际协作、共同打击金融犯罪。目前，全球已成立了离岸银行业监管集团、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组织，以应对经济全球化和规范离岸银行业务，相续了一系列文件，如《跨境银行监管》、《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等，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缺乏法律的强制性、严格的追究的机制，导致效果并不理想。每年非法资金流向“避免天堂”的金融依旧十分巨大，如据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FI）估算，2016年从发展中国家流向“避税天堂”瑞士的非法资金达到10425亿美元之多，仅中国就约占到二分之一。我国已意识到强化离岸银行的税收监管必须加强国际协作，与近百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专项税收信息交换等协议。但就目前国际协作来看，由于离岸银行业务跨国性、复杂性的特点，国际合作效果并不显著，尤其是国与国之间出于利益的考量，相关协议推行难度较大。

三、国际离岸银行税收监管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一）加强离岸银行业务税收监管制度的法治化，明确监管主体职责

在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背景下，成熟、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方能支撑法治化经济，促进金融业的稳定发展、保护纳税人利益。由中央层面立法，提高法律层级，实现离岸银行税收监管制度的法定化、透明化，与我国税收系统相衔接。借鉴国外税收制度，结合具体国情进行研判，制定统一适用于中外资银行的监管标准，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增强税收监管的稳定性。同时，应科学设计税率、税种、征管程序，有效降低税务部门的监管难度，合理限制自由裁量权，以符合国际惯例，提升对离岸银行税收监管的有效性。明确各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责范围，各司其职，有序衔接、协调工作，解决多头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央行应逐步向银监会过渡监管权，真实实现对银行核心业务的独立、高效监管。

（二）强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制度的中性化

从国际离岸银行的税收监管经验来看，适度宽松的监管环境与税收优惠制度有助于保障业务的发展、实现金融自由。在经济全球化、国际合作加强的背景下，单纯的税收优惠政策对离岸银行业务的影响越来越少，投资软环境的建设更具吸引力，国民待遇原则将占据主导地位。离岸银行业务是我国面向国际金融市场的窗口，推行中性化的税收优惠制度，能充分发挥杠杆作用，达到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借鉴发达国家实施低税负的经验，逐步减征营业税、利息预提税、印花税等，减轻纳税人的税负，使税收监管制度既发挥普遍调节作用，又能够缓冲因财富分配比例过大所造成的影响。针对跨境流通资金交易额大且频繁的特点，税率的设计与资金的短期行为相结合，解决金融长短资金不匹配问题，防范国内金融风险。

（三）构建信息化的税收征管体系，实现高效监管

离岸银行税收监管程序中，信息不对称是主要症结所在，构建信息化的征管体系是国际化税收监管制度的核心所在。借鉴发达国家的税收监管经验，在税收征管环节实施网络化管理，构建信息技术与高度融合税收业务的征税平台，让纳税人能通过网络自主完成纳税义务，确立离岸银行业务的判断标准，为征管机关提供明确指引，征管机构分清权责、实行征管职能合并，实现税收监管的高效性。同时，征税机关应联合海关、工商、外汇等部门，构建诚信管理体系，探索综合监管模式，利用大数据对跨境流动资金进行实时、全面监测，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信息筛选，便于分析与预测，提升税收监管效率。构建国内、国外税务信息交换制度，进行执法监察，统一为纳税人发放识别号，明确涉税信息报告制度，推进税收管理的精细化、专业化发展，避免利用离岸业务逃避税收征管。

（四）加强国际税收合作，完善离岸银行税收情报交换制度

离岸银行业务跨国性的特点，决定其实施高效的征税监管必须明晰国际税收监管规则，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国际合作，打击洗钱、逃避税行为。适当扩大避税主体，将自然人纳入征管范围，明确避税执法主体，参考《税收条件示范法》完善预约定价（APA）机制，明确避税启用条件，规制国际避税行为。并且，应积极参与国际税收合作，在签订双边APA的同时，制定国内法律与之相协调，既有效避免国际重复征税，又能够实现税收监管的全面高效。构建税收情报交换网络，在现有的自动情报交换基础上，利用互联网不断提高交换种类、效率、规模、层次，减少税收资产的流失。实施税收情报交换时，注意信息网络安全，防范因黑客、病毒入侵导致的纳税人信息泄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