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债务危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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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地方财政债务危机范文

人大常委会为何商议重新禁止地方债券？其直接原因是，地方政府债务越积越多，再不关闸门，要出大问题！去年6月，审计署2010年审计报告显示，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已达10.7174万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6.7109万亿元，占62.62%；负有担保责任的2.3369万亿元，占21.80%；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1.6695万亿元，占15.58%。以上数字，仅仅截至2010年底。去年全年，加上今年上半年，10万亿元显然远远打不住！

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常表现于政府所属投资公司的严重亏损与无法运作。云南一家负债近千亿元的公路城司，直截了当向银行发出违约通知函，表明已经无力还款！云南省政府不得不介入，达成债务重组协议。江苏交通系统一家公司也以类似方式就150亿元贷款与相关银团进行债务展期谈判。地方一些比较大的融资平台，一旦违约，动辄就是上百亿元甚至数百亿元，到期还不了款，只好把包袱甩向政府。

作为最大债务人的地方政府，如何化解债务危机呢？最省事也最现实的办法，就是大量卖地。然而，土地总是有限的，卖到最后，终有无地可卖的一天。何况近两年来，国家对房地产实行宏观调控，地已经很不好卖。一些政府债务余额较高的地方，不得不通过与银行谈判甚至施压，实行有条件的债务展期。从全国看，地方财政风险，已经山雨欲来，个别地方已经出现借机关干部的房产去抵押融资，甚至缓发干部工资，以解燃眉之急。

地方债务风险，缘于对地方借债缺乏有效制约，以及我们的干部升迁体制。债务闸门大开，助长的是地方政府官员不负责任的借债之风。不管条件如何，一味大举借债，拼命大上项目！一旦上了项目，明显好处是可以迅速提高地区GDP总量，提升其经济发展位次排名，从而取得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有助于官员（主要是一二把手）升迁。至于投资是否有效益，债务是否还得上，对不起，人走了，升迁了，俺管不着了！

第2篇：地方财政债务危机范文

【关键词】欧债危机；危机原因；启示

过去的2011年，是内忧外患多种因素繁杂交织的一年。 欧洲债务危机持续发酵，信用危机恶化，欧美各国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国际贸易增速回落，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全球经济再度衰退的忧虑充斥市场。整体来看，欧债危机是中国外部经济面临的一场重要危机，怎么应对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探究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之前，我们先简单谈一下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欧债危机的原因分析

1、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高赤字

如果将债务杠杆比喻成潮水，那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政府联手利用公共财政的“再杠杆化”掩盖了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化”。但是这种掩盖是暂时性的，自从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人们最常想起的词语就是“高赤字”。

2、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欧元区经济政策结构不平衡

欧元区现阶段实行的是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然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常年的不对称性使得各项矛盾和问题得以积累。在08年全球次贷危机的冲击之下，矛盾开始暴露，直指债务危机。尽管货币一体化为欧元区成员国政府搭建了更大的融资平台和竞争优势，但是由于经济状况的差异而形成的不对称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些优势。另一方面，欧元区签订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并没有完全遵循最优货币区的要求，各国的实体经济结构不尽相同，这样更容易遭遇“不对称冲击”的影响。由于各成员国经济周期不同步，欧元的诞生也未能显著缩小这种差异。同时欧洲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的选择上，无法也不可能满足成员国不同的货币政策偏好，从而增加了危机蔓延的可能性。

3、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历史原因：高福利政策

高福利意味着政府的高支出，必然伴随的则是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使得欧洲各国在经济发展上缺乏一种活力，并且在财政支出上远高于非高福利国家。不得不说，高福利是高赤字的一个重要源头。

二、欧债危机给中国的影响

欧债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断显现出来。欧美经济的不景气，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出口。由于中国的经济主要还是外向型经济，出口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很高。出口的下降，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各个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

（一）导致人民币“升值”

最近在欧债危机的冲击下，避险资金纷纷转向美元资产，随着美元走强，人民币也跟着升值。从1月4日到5月28日，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升值达到15.9%；同期人民币对英镑升值了10.7%。在不到半年时间内，人民币已经因欧洲债务危机而对主要非美货币出现较大幅度的升值。人民币“被升值”还将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调整。

（二）影响中国对欧洲国家出口

由于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中国出口到欧洲的产品价格竞争力下降。出口企业如果用欧元和英镑收汇，则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此外，由于欧系货币贬值，欧盟对中国动出口将会增加，中国的贸易盈余还可能会继续下滑。

（三）外汇储备缩水

欧元和英镑贬值，将使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出现缩水。我国防范外汇资产的缩水问题，必须采取动态的资产管理模式，即不仅需要关注投资的收益，也要关注汇率变动带来的资产价值变化，以保证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

（四）投机资本流入可能增加

现在人民币对欧元和英镑升值，欧元和英镑投机资本流入同样可以获得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因此防范走弱货币如欧元和英镑等资产的流入。

（五）欧债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对中国的外需影响较大

欧债危机已经影响了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恢复步伐，同时还增加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欧洲国家经济恢复增长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外需短期内继续承压。

三、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一）财政刺激计划要在可控的范围内，把握好财政赤字的“度”

目前我国的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但是不能太乐观。因为首先，我国地方政府仍然存在“GDP考核观”，使得地方政府盲目举债搞发展，财政入不敷出；其次，当面临经济下行是，政府刺激计划会使财政负担加大，可能造成通胀的压力以及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所以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地方政府的债务结构与债务负担，做好债务测算和偿债平衡工作。

（二）注重转方式、调结构，由投资出口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

希腊的局面警示我们不能过分地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出口是我国促进经济发展的杀手锏，但是这种方式极易受到外部冲击。从长期来看，出口导向型模式是不可维持的，中国应该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外需转到以内需为主，扩大内需是经济结构转换的核心环节，消费是拉动经济更好更长效的动力。此外，在出口战略上，将主要向欧美国家出口转向亚洲新兴国家、东盟、非洲国家的出口，出口产品也应全面转型升级。

（三）与国际接轨，增加中国财政的透明度

目前中国财政透明度整体较低，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化，中国应与国际接轨，加强与国际机构的沟通、协调，缩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财政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的差距。

（四）正视地方债务风险，防范于未然

本轮金融危机加重了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国家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对全国整体财政及债务状况作全面清查和评估，摸查地方债务的规模、来源和性质，做好各级债务的测算和偿债平衡工作，进行债务规模限额管理和风险预警，切实从财政和金融两方面防范偿债违约风险。

大公国际的《2012年国家信用风险展望》表示，2012年国家信用风险焦点地区仍集中在以欧元区为主的发达国家，欧元区债务危机发展进入了决定未来走向的关键时刻。随着欧债危机的持续发酵，作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最重要的海外市场拉动力，欧洲的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能忽视。不论是企业的决策者还是政府决策部门，都需要对这种影响进行前瞻性的评估，并提前准备好应对之策。

参考文献：

[1]王燕,赵杨.欧洲债务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地方财政研究,2010.

[2]郑慧.欧洲深陷债务危机的原因及启示[J].中国金融,2011(17).

第3篇：地方财政债务危机范文

回顾全球债务危机的历史，在过去200多年时间里，全球至少发生了250次以上的债务违约，68次国内债务违约，债务违约几乎每隔几年或十几年就集中爆发一次。历史上，债务违约往往不是孤立事件，总是与经常项目逆差、本币汇率高估、公共部门债务高企、财政亏空、外汇储备不足等因素相互交织，共同触发危机。从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亚洲金融危机（1997）、到后来的俄罗斯金融危机（1998）、巴西金融危机（1999），再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及仍在进行中的欧洲债务危机，都可窥见。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也出现过四次较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问题。1978年后的债务问题，主要是中央财政赤字；1988年后的债务问题，主要是企业间“三角债”；1998年后的债务问题，主要是国企经营问题造成的金融机构坏账；2008年后中国地方债风险、企业债务风险也在不断累积。

本轮中国债务风险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后的2008-2010年间，中国总体杠杆率上升了30个百分点。上一轮财政刺激计划以及信贷宽松政策相应推升了政府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杠杆率。而截至2011年底，除54个县级政府没有政府性债务外，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万亿元，其中融资平台公司的政府性债务余额为4.97万亿元，占比46.38%。而如果按照2011年末中央财政国债余额7.2万亿元计算，两者相加18万亿的政府债务共占到2011年GDP比重的38%左右。与国际通行60%（债务占GDP的比率）的警戒线标准相比，中国债务占比尚在可控范围之内，并且大大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

从资产负债表规模看，中国政府有较大的“正净资产”，政府债务规模不大，全社会整体债务水平也处于警戒线之下。然而，风险并不完全在于中国债务的规模，最大的问题是其背后的结构性风险。

“正净资产”并不代表国家资产负债表无风险。当前，一些观点认为，与深陷债务危机的发达国家“低增长-高赤字-高负债”，且几乎均为“负净资产”的境况相比，中国“高增长-低赤字-低负债”，同时又拥有相当规模的“正净资产”，因此不会有债务风险。根据社科院对2000-2010年国家资产负债表估算，中国各年净资产呈上升趋势。按宽口径匡算，2010年中国净资产为69.6万亿元，这意味着政府有足够资产来覆盖负债。

然而，拥有“正净资产”只是不发生债务危机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正净资产”并不代表不存在偿债或债务违约风险。在任何一个时点，是否存在偿债风险不光取决于净资产是否为正，还取决于资产的可变现能力和资产负债期限的匹配性。如果大量资产是无法变现的固定资产，或者一旦集中抛售就会使资产大幅贬值，即便在账面上有正的净资产也可能面临违约风险。

从资产结构看，资源性资产大约占到中国政府总资产的50%，经营性资产占到总资产的39%，行政性资产与财政收入占总资产的比重均为6%左右。由于出售经营性资产换取现金流需经过较长的时间和较复杂的程序，资源性资产在数量上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原来依靠拍卖土地和批租土地维持财政赤字规模的做法必然是不可持续的，特别是当遭遇外部冲击和国内经济不景气，很可能会引发短期偿付危机或债务违约。

此外，还存在隐性担保、或有负债及各部门间风险转换的问题。隐性负债是中国面临最大的中长期风险。首先，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中央政府为核心，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完整的隐性担保体系。政府对企业的支持方式从过去的直接支持转为担保或隐性承诺，这些担保或承诺并未被纳入政府预算收支，但它们却是一种隐性的预算外开支或责任。

其次，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形式的欠款、挂账和担保产生了巨大的非显性债务。由于各级政府间偿债职责不清、事权界限不明，一旦累计的债务风险超过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势必逐级向上转嫁偿债风险，直接危及中央财政安全。

再次，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影响政府资产负债表。中国企业过度依赖负债融资，而资本金或所有者权益在融资结构中的比例过低，导致资本结构错配。相关研究显示，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总债务的比重为62.4%，比其他国家的比重要高30到40个百分点。而GK Dragonomics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债务从2011年占GDP的108%上升至2012年的122%，创出近15年新高，企业负债率飙升将会导致政府或有负债大幅增加，尤其是国有企业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冲击不可小视。

第4篇：地方财政债务危机范文

关键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形成机理；警示

从2009年12月开始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拉开序幕，随后危机逐步向欧洲其他国家蔓延。危机已经不单是希腊自身的公共财政问题，现已对其周边国家造成负面影响。更可怕的是，对于投资者而言，这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最后的落脚点在欧元、英镑等重量级货币的前途命运上。为了防止危机蔓延，力保欧元稳定，2010年5月10日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共同出资7500亿欧元，帮助可能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成员国，但是由于全球金融和信贷市场仍然对希腊充满了不信任，加之在此次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中，欧美各国复苏的基础较为脆弱，危机仍有进一步扩散的可能，使尚未全面复苏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本文以希腊为例，分析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机理及对我国的警示意义。

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演进

2001年，希腊为了加入欧元区，请美国投行高盛为其设计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式。通过这桩交易使希腊账面上符合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成员国财政赤字的规定，隐蔽了希腊政府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赤字规模，为这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后，希腊等欧盟成员国为了刺激经济，纷纷大量举债，政府债务急剧扩张。当投资者开始怀疑政府的偿债能力时，开始纷纷抛售那些高风险国家的国债和国债衍生品，希腊这样的国家被列在首位。各国政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实施的赤字财政政策成为此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导火索”。

2009年10月，希腊政府宣布财政赤字严重超标，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稳定与发展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鉴于希腊政府财政状况显着恶化，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宣布把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由“A-”降为“BBB+”，随后标准普尔将希腊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BBB+”下调至“BB+”。随着主权信用评级被降低，希腊债务危机正式拉开序幕。继希腊之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主权债务等级也被全球三大评级机构先后几次下调，2010年伊始，主权债务危机在欧洲全面升级。

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一)危机对欧元区的影响

在欧元区并非只有希腊面临庞大的债务和财政赤字的困境，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等国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见表1。

从目前来看，欧盟给予希腊巨额贷款的方便，短期内虽然使得希腊局势趋于稳定，但是政府用主权信用的形式，用巨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办法，即用更长的杠杆来解救危机，这样的援助不会从根本上解决危机。作为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的西班牙约1.6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是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经济规模之和的两倍。2009年西班牙GDP萎缩了3.6％，财政赤字激增至GDP的11.4％，一旦西班牙这样的大国爆发主权信用危机，则可能拖累整个欧元区的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如果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欧元区不采取彻底“财政”改革方案，整个欧洲经济都会受到主权债务危机的拖累。

(二)减缓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

欧洲部分国家出现的主权债务危机不仅仅是几个欧元区国家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债务危机往往具有传染效应。受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影响，金融市场和股票市场波动比较大。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暴跌行情，在期货市场，作为全球经济活力领先指标的铜价，连续增长了21个月后在2010年4月开始进入下跌的走势；随后出台救助计划，今年5月10日欧洲央行宣布7500亿救助计划带来的利好仅仅持续一天，随后又重新步入下跌甚至暴跌的轨道。5月11日，欧元对美元下跌0.7％，欧盟证券市场指数StoxxEurope600下跌1.2％，近一个月来，全球股市全线下挫，股市市值缩水约7万亿美元。投资者不仅担心欧洲国家难以解决债务危机，甚至担心美国就业市场的改善程度可能也不及预料，更担心全球经济是否真的会出现二次探底。目前，许多经济体至今仍未退出次贷危机中推行的经济刺激计划，而欧盟甚至全球又再次陷入应对希腊等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之中，这使得全球经济复苏将会变得更加艰难，同时也加大了全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退出的难(三)会对中国出口产生一定的冲击，外汇储备可能贬值

在经济与金融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开放经济体都难以在一种区域性金融危机中完全置身事外。由于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欧元区经济增长前景变得更加暗淡，这无疑会给中国经济造成负面冲击。冲击之一是欧元区国家可能实施更强硬的对外贸易政策。自2007年以来，欧盟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经济恶化的情况下，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欧元区政府可能会把重点转移至对外贸易领域，首当其冲中国将成为欧元区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对象。据统计，今年4月份，我国对欧出口的增速还维持在25％，但这种反应存在一定的滞后期，下半年反应可能会比较明显。冲击之二是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管理的难度增大。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外汇资产增持更多的是欧元资产，随着欧洲主权信用危机爆发，欧元对日元与美元已经显着贬值，并可能进一步贬值，这无疑加大了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管理的难度。

三、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机理

(一)分散财政与统一货币的制度性缺陷

本轮经济衰退充分暴露出欧元区体系深层次的制度性缺陷，即在欧元区内部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统一行使，而财政政策却由主权国家分而治之，这种分散的财政政策和统一货币政策之间的失衡导致成员国失去了熨平危机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一个主权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两个最基本、最核心工具，只有二者松紧搭配才会有效地对经济运行实施调节。由于欧元区实施统一货币政策，各国缺少了利率和汇率两大工具的支持，为了走出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退，成员国只能借助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加之，这些国家的债券也会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投机对象，结果造成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等国家物价和工资迅速上涨，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各国早已突破了《稳定与发展公约》规定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本国GDP的3％，主权债务总额不得超过本国GDP60％的上限，已经完全脱离了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还款能力，以至于投资者对政府债券的信任度降到了冰点，进而引发主权债务危机。

(二)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不均衡

欧元区一体化之后各国经济结构存在很大差别，尽管都是欧元区国家，但各国的预算状况千差万别。各国经济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也使财政政策难以有效协调，但为了建立更为庞大的组织，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极力拉拢那些希望加入进来但经济状况却不容乐观的国家。加人欧元区后，各国自身的优势与劣势逐步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希腊这样的国家没有资源优势，没有领先的创新优势，而德国、法国这样的大国就垄断了对外出口，强势国家与弱势国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以往在维护欧元与欧洲一体化的更高诉求下，经过欧洲政治精英的努力得以调和妥协，但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这些问题凸显，外围国与核心国之间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存在着明显的不相适应，欧元区无法满足成员国不同的货币政策偏好，外围国无法利用货币贬值快速形成对外盈余，也无法维持当前的财政赤字，使其陷入一种结构性的衰退，并且还面临债务膨胀，外围国与核心国差距越拉越大。同时，当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时候还会造成搭便车行为的出现，希腊无节制的信贷最后需要德国这样的大国来埋单，这种只靠成员国的相互救济渠道单一且不持续，使得欧元区的救助机制极难建立，危机爆发之初并未及时得到解决，导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

(三)经济结构单一，偷逃税严重，税收来源有限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希腊自身经济发展状况。希腊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经济结构单一，主要是以海运、旅游等外需型产业作为自己的支柱产业，而这些产业非常容易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希腊海运市场急剧萎缩，航运业2009年的年收入下降了27.6％；旅游收入快速下滑，2009年赴希腊旅游的美国游客减少了24.2％，同时欧盟成员国进入希腊的游客也锐减了19.3％，来自两地的旅游业收入分别减少16.2％和14％，这些支柱产业的萎缩直接导致了希腊财政收入锐减。在希腊，偷、逃税现象十分严重，希腊政府在打击偷逃税方面一直不理想，据估计，希腊政府因偷逃税行为每年损失的税收至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严重制约了税收收入的增加。

(四)高福利，加之人口老龄化，财政支出负担过重

希腊具有以高福利为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希腊公务员的队伍相当庞大，公共部门雇员工资的涨幅甚至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臃肿的公务员体系使得财政状况每况愈下；希腊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国家的产业竞争力显着削弱，而长期富裕的生活环境养成的高消费习惯无法自动作出调整，政治家为了选票必然通过政府举债支出来维持高生活水平与社会福利，导致财政赤字不断扩大、政府债务高居不下；希腊的失业率常年维持在10％左右，失业救济便成了希腊非常沉重的负担。希腊政府一直奉行无节制的赤字财政政策和高贸易赤字发展模式，对经济造成严重透支。希腊加入欧元区后，享受到欧盟区带来的诸多好处，其中最大优势就是更容易获得廉价的贷款，曾一度使希腊经济快速增长，平均年增长达到4％，但是希腊政府没有主动控制负债，遵守《稳定与增长公约》，而是一味地保持宽松的财政政策。在经济上行时，高福利和高赤字可以维持，一旦经济进入下行期，以债养债的做法便使希腊的主权信用风险逐步升级，最终演变成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五)刺激计划不当，陷入“救市陷阱”，由金融危机演变成财政危机

希腊的债务危机还未平息，美国又出现了地方债务危机，据前洛杉矶市长理查德·赖尔登2010年5月在《华尔街日报》中声称，洛杉矶很有可能会在2014年宣布破产。希腊危机不过是冰山一角，由于其自身问题以及欧元区体制上的缺陷导致债务危机首先在希腊爆发，其实全球普遍存在着债务危机，究其根源主要是各国为了阻止美国金融危机的蔓延，纷纷采取经济刺激计划，从而扭曲了资源配置的结果，这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延续。金融危机第一阶段是由于格林斯潘长期执行低利率政策，使得大量廉价资金竞逐资产和资源，衍生出越来越大的证券资产泡沫和金融衍生品泡沫，最终资产泡沫无法维持，吞噬了华尔街金融大鳄；为了挽救金融体系，美联储印出更多钞票，这种行为本质是将金融机构的债务危机转移到政府身上，这是金融危机第二阶段。2009年的大救市其实就是各国政府以债治债，借债投资，虽然全球的大救市使得经济回暖，但是并未解决核心问题，最终政府规模巨大的财政刺激计划和投资计划，造成许多经济体财政赤字攀升，同时政府的过分干预使得资源错配的局面最终以债务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说，各国出台的系列救市计划，造成资金错配，由次贷危机、金融危机演变成财政危机，世界陷入“经济刺激计划的陷阱”。

四、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的警示

西方国家出现主权债务危机，是“以－赤字还赤字”，“以债养债”模式的必然，对中国来说也是重要警示。

(一)财政刺激计划要在可控的范围内，把握好财政赤字的“度”

目前我国的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但也不能过于乐观。首先，中国地方政府存在根深蒂固的“GDP考核观”，这就使得一些地方政府盲目举债搞发展，地方投融资平台规模迅速增长，造成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其次，政府本质上有主动负债的愿望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冲动，往往会置社会监督于不顾，赌未来经济繁荣的预期以保自己的政治周期；最后，当面临经济下行时，政府刺激计划是十分必要的，但这也意味着政府财政负担会加大，也可能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此外，地方投融资平台资金中80％来自银行体系，一旦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积聚，势必会对银行产生重大冲击。所有这些对未来中国经济肯定存在巨大的隐形风险，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地方政府的债务结构与实际债务负担，做好债务测算和偿债平衡工作。当条件成熟时，经济刺激计划应适时有序退出，如果当经济已经过热时才开始收紧，会被迫要求加大力度，政策效果也不佳，容易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注意量的积累引起的质的变化，把握好刺激计划的“度”。

(二)与国际接轨，增加中国财政的透明度

财政透明度是一国制定宏观政策的基础。目前比较权威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在《财政透明度手册》中所采纳的由Kopits and Craig(1998)给出的定义：财政透明度指向公众公布政府结构与职能、财政政策取向、公共部门账目和财政筹划。根据该定义，财政透明度的核心是要求以及时的、系统的方式对所有相关的财政信息(包括预算信息)的充分披露，包括用来编制预算的经济假设、政府资产和负债、税式支出以及对数据可靠性的建议。目前中国财政透明度整体较低，在预算内财政收支之外，存在规模庞大的预算外收支，并由此引出了各部门、各单位的“小金库”；在政府的预算报告 中缺乏详尽的数量指标，人们难以对资金使用进行绩效评估，在披露债务指标时数据不完全，没有包含所有既有债务等等。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化，透明度问题将越来越多地被关注，此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告诉我们应该加强政府财政的透明度。中国应与国际接轨，加强与国际机构的沟通、协调，缩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财政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的差距。

(三)地方政府负债要与其收入匹配，决不能过度负债

地方政府之所以必须平衡预算不能负债运行，是因为他们手里是没有印钞机的。他们不可能像央行那样凭空制造“信用”出来。而现在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事实上承担的债务，将会成为未来的宏观经济风险的来源。除非是压缩政府自身的开支，无论用何种方式弥补赤字，都有可能最终引发央行发行更多货币，这会让本已严重的通货膨胀形势雪上加霜。

应该说，在预算法的严格规范之下，我国的各级地方政府本来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赤字和负债运行情况。这原本是一个很好的经济运行环境，但是经济刺激计划产生出来的大量地方政府负债，正在恶化这个环境。欧洲债务危机和美国加州财政破产危机殷鉴不远，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现在欧洲央行和美国政府都是靠购买或帮助受困地区发行债券暂时渡过危机，要恢复它们的财政平衡和经济活力还必须经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地方政府必须严格控制自身的负债规模，必须依照预算法平衡预算。用融资平台的方式避开法律的监管是短视行为，逞一时之快而增加长期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风险。

(四)做好转方式、调结构大文章，由投资出口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

希腊今天的局面警示中国过分地依赖出口拉动经济是不可取的。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出口一直是我国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杀手锏，但是这种发展方式极易受到外部冲击。虽然目前中国出口恢复较好，但是未来发达国家增长趋缓的风险将会显现，在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中国下半年出口回落是可以预见的。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主要的出口国——欧美等发达国家低增长的情况还将持续，从长期来看，出口导向型模式是不可维持的，中国应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外需转到以内需为主。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结构性转换的核心环节，消费是比出口、投资更好、更长效的拉动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倘若不主动转向内需为主，在面临危机时将处于被动的位置。在出口战略上，将主要向欧美国家出口转向亚洲新兴国家、东盟、非洲国家的出口，出口产品也应全面转型升级，单纯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结构是不可持续的。

(五)土地财政不可持续，应拓展财源

在中国，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奉行“土地财政”政策，以出售土地筹集财政资源，高房价所带来的高额土地出让金和高税收已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柱，正是这种依赖带来了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成为房价上涨的直接推手。房价的过度上涨造成房地产泡沫，当经济下行时，顺经济周期会使房价大幅回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便会锐减，同时为了经济的发展政府不得不大量举债拉动投资，由此政府便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因此，政府应拓展财源，改变依靠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的“土地财政”税收模式。同时，房地产市场与整个金融体系关系紧密，必须高度重视房地产市场问题，谨防房价大起大落。抑制房价过快增长，不能忽视不产生实体经济效益的“流动性再创造”问题，一个国家的发展重心应该是以发展实体经济为主的健康模式，这样才会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六)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危机的出现，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开始怀疑市场的有效性。由于市场本身存在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等缺陷，人们认为只有政府才能修正市场失灵。尤其在后危机时期，有扩大政府能力、夸大监管作用的嫌疑。那种认为政府是全能政府，在危机中承担无限责任的看法，是大错特错的。政府过度调控后果很严重，只能造成道德风险加剧。政府不是“万能政府”，代替不了市场经济自身运转的高效率。在应对危机时期，强化政府的作用不是要政府取代市场的作用，更不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而是应矫正市场机制中那些不健康的成分，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禁止对公众有害的市场行为，使市场经济回到正确的发展轨道。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告诫各国政府应舍弃借助危机萌生的全能政府理念，严格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的真正职责应该是根据自己对信息的掌控能力和对规则的创造能力，为自由竞争理清适当的边界，保证政府在适当、适度干预的前提下使市场效率实现最大化，又不至于积累过多的市场风险。

(七)正视地方债务风险，防患于未然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由来已久。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高度不对称，地方政府长期面对资金缺口。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国家税收收入的大部分归人中央财政，尽管中国现行的《预算法》等有关法律严格禁止地方财政出现赤字和地方政府举债，但事实上各级地方政府大都在不同程度上不顾自身偿债能力扩大赤字，举债度日或负债运行，且这些债务大多处于隐性状态。

此次金融危机加重了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很多地方政府的负债额远远超过本级财政收入，面临巨大风险。一些地方政府依托政府融资平台等方式过度举债已接近极限，地方政府性债务率已高达94％。

另外，从经济走势看，中国很可能步入加息周期，地方政府债务成本增大，房地产市场可能降温从而令政府土地收入减少，而一旦来自土地的资金链断裂，财政资金又有限，沉重的地方政府债务不得不由中央政府承担。地方政府留给银行大量的呆坏账靠中央政府来核销，宏观经济将可能有“硬着陆”的风险。

国家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对全国整体财政及债务状况作全面清查和评估，摸查地方债务的规模、来源和性质，做好各级债务的测算和偿债平衡工作，进行债务规模限额管理和风险预警，从财政和金融两方面切实防范偿债违约风险。

(八)政府宏观调控有局限性，谨防凯恩斯陷阱

凯恩斯学派从价格粘性的角度找到了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合理性。金融危机的爆发，激发了各国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狂潮，各国政府采取“无节制”凯恩斯加上货币主义的刺激计划，这在短期也许是正确的，但从长期来看，被喻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才是自动调配资源使其得到最优化的有效方式。根据科斯定理，在不考虑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只要私有产权界定清楚，各方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最优结果。㈣政府宏观调控就是在经济发生波动时采取反周期政策来减少波动，使经济更加平稳，但是在很多场合下非但没有使经济平稳发展，反而加大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无论是此前的次贷危机，还是这次的主权债务危机，充分验证了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总是弊大于利的。为了避免问题的恶化，应谨防凯恩斯陷阱，真正认识市场，让市场来纠正资源错配。无论何时，政府不能代替市场的作用，市场力量才是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愈演愈烈的主权债务风险让我们重新思考反危机机制，也需要我国重新评价“凯恩斯主义”的成本，“赤字财政”不宜长期化，“赤字财政”作为市场失灵时政府对市场的补救，只能作为启动力量使用，以期由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恢复市场活力。但如果超过启动力量的定位，变成政府代替市场，则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

第5篇：地方财政债务危机范文

我们可能正在向债务危机的深渊狂奔，虽然我们很清醒。

欧债危机是怎么发生的？不是他们不了解泡沫风险，不是他们不了解金融危机的威力，而是谁也不愿意承受痛苦，哪个群体也不愿意降低薪酬、福利与资本利得，公务员不愿意，享受高薪的工人不愿意，甚至动物保护人士不愿意流浪狗身上没有芯片项圈。

博弈到最后，除了早就成为“国际公民”的巨富阶层，大家一起崩溃。集体牺牲，好过独自赴难，大家一起承担泡沫破灭的恶果。每次痛苦都是过于快乐的结果，每次金融危机都是合力作孽的结果，所有人睁大眼，在清醒中、在狂叫中，奔赴深渊。

一组数据证明我国未来的债务风险。地方政府的投资计划都在千亿元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万亿规模，是地方财政收入的数倍甚至几十倍不等。有媒体报道称，最近各地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今年6至7月，近24个地方城市启动超百亿的投资项目，初步估计总投资规模达到5000亿元。

计划易定融资难。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新投资计划被称为4万亿的2.0版。是2.0版的投资，还是2.0版的债务危机，决定着中国的经济未来。

如果地方投资计划全部由政府出资，推出大型投资规划的政府都会出现赤字。

地方政府游说银行出资，考虑到大型国有银行在光伏、钢贸、造船等行业一朝被蛇咬，仅国开行在光伏行业的授信就高达2450亿元，目前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将让银行陷入二次坏账危机而已暴露内部治理乱象的地方商业银行，将成为中国下一波债务危机的导火索。如果地方商业银行与国开行等集中上市，可以把A股市场的地板直接砸出个大窟窿。

今年以来，债券市场持续走牛，开拓了除贷款、股市之外的第三大融资通道。据银河证券数据显示，延续去年四季度的势头，债券型基金2012年上半年净值规模大幅增长了约1243亿元，债券型基金的平均涨幅达5.62%，整体表现明显强于股票型和混合型开放式基金，而中国债券市场仅有20多万亿人民币规模，未来还将有更加广阔的空间。

上半年，中央结算公司登记新发行债券570只，发行总量27458.36亿元，较2011下半年减少4183亿元，同比减少10491亿元，减幅27.64%。

但是，其中地方政府债、短期融资券企业债市场交易活跃度极高。上半年企业债1.42万亿元，环比增加11.7%，同比增幅近四成。尤其是今年证监会推出的中小企业私募债，不设立行政许可，中小企业债务市场有了极大的拓展。

善用国人资金，投资融资有望。中国有88万亿元的人民币存款，加之西南财大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等机构研究预计，中国家庭净总资产高出美国21%，城市家庭平均资产247万，中位数是40.5万，看来有关部门下决心让存款与家庭资产共度时艰。如果不解决投资效率，如果地方投资与高铁投资一样，央企虚假招标，88万亿还不够投资部门“塞牙缝”，即使加上5倍的长杠杆，达到440万亿的规模，除了制造资产泡沫之外，根本于事无补。

只有真正放下GDP着眼于市场与民生的地方，才有希望。一些地方希望能够引进民资，他们的投资计划可以视为面向民资的英雄帖。对改革者的检验很快就会到来。一些地方政府以傲慢的姿态招商引资，感兴趣的就是民间的资金。

第6篇：地方财政债务危机范文

关键词：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成因

中图分类号：F83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1-0068-02

地方债务危机是由于地方政府所欠或者间接负有责任的债务到达了一定的境界线，地方政府很多时候在经济建设过程中遇到资金不足的情况会发行很多地方债券，而这些地方债券都是以地方的财政收入来偿还的，一旦地方财政收入减少的话，那么很多到期债务就会无法偿还，就会出现政府违约，这样危机就会产生。

一、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

谈到中国面临的债务风险，盛来运表示，首先，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债务问题及其影响的，有关部门制定了相关政策，增加债务清理和地方债务平台控制措施，并已取得了积极的结果。

从了解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债务规模仍在安全线以内，仍安全可控。有关部门已经了关于地方债务清理的数据。从总体数据看，目前，政府债务的比例，包括中央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内的安全线。在这种情况下，它应该是安全可控的，中国政府的赤字率比较低。因此，总体而言，中国政府债务是安全可控的。中国经济仍在高速增长，且收益率高，而中国政府则不同于西方政府，而且很多管理体制不一样，我们拥有大量高质量的资产，可以用作抵押和信用担保。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债务风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都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所以中国政府有能力、有信心防止发生地区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能守住这个底线。

政府全面地分析和估算中国各种地方政府性债务，在财政风险矩阵的基础上得出，地方政府债务总额近12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是越来越大，虽然政府有多种方式解决地方债务危机，但如果仅仅从表面上解决当前的高债务问题还远远不够，没有深入找到根源就被淘汰，无疑会再次犯下的错误。危机虽然可以被掩盖，但它依然存在，只有“条件”才是更大的阻力。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继续扩大，举债力度不断加大，必须引起政府的重视，进一步提高债务预算编制和执行，相关措施，实现统一安排，统筹配置，努力建设“亩”和“责任”的统一政府债务管理机制。

二、政府债务的发展变化情况

我国的地方政府债务不是因为主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产生的，却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对于地方债务，我国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保障了民生。总体看来，地方政府性债务结构合理、风险可控。开展地方政府性债务情况调研，分析风险程度，促进管理规范。要严格按照新《预算法》的要求和“适度举债、讲求效益、加强管理、规避风险”的原则，进一步规范政府举债行为，加强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管理，增强风险防范能力。要加大争资跑项力度，积极化解存量债务、控制新增债务规模，有效缓解和防范地方债务风险，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

三、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特点

由以上审计结果可以分析得到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特点是：

1.地方政府债务是巨大的，而政府则负责债务的比例最大。一个巨大的债务超出了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就会给金融带来巨大的压力，构成巨大的金融风险，导致整个项目超规模、超预算、超标准，也增加了财政负担。此外，还有一部分项目还没有引入竞争机制，部分设备还未得到政府采购，这是直接由上面提供的，不只是实际成本，但也有一些设备根本无法使用，无形中增加了建筑成本。而且还款周期时间比较长，而不是一个短期的重点还款，因此，当地政府的能力不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2.对冲资本外流压力减缓贬值压力。考虑到产能过剩大背景下中国实体资本回报率的下降，无风险利率的下降和刚性兑付打破之后风险溢价的上升，地方政府举债在实际中普遍存在，从法律上说是不允许的，当地方政府没有承担能力，中央政府往往为其埋单，为经济平稳运行和改革释放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四、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成因分析

1.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地方债务风险表现在项目产生的现金流覆盖不了债务本金和利息。目前，地方债务余额保守估计有20万亿，今年负有偿还责任到期债务审计署给的是1.86万亿。考虑到3万亿的债务置换量，地方在审计署审计的时候低报了债务量，而在财政部要钱的时候又高报了。但无论如何，这种债务的到期置换压力，需要平稳的流动性环境去对接，需要货币政策的支持。

2.在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强制使用一种变相的非标、不透明、无自我约束的融资机制，将继续重复恶性循环。在经济增长相对较弱的条件下，中央和监管部门为了保护各种融资渠道的增长，减少了控制，就会出现大量不规范、不透明的地方政府和平台融资活动。不规范的融资活动导致经济过热和部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使金融体系面临着系统性违约风险表现在地方税收基础过于狭窄，增长极为有限，地方和政府的税收份额比例太小，难以保证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力保持地方经济建设。

3.地方政府官员评价体制不合理，过分追求政绩。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可以填补一定的财政缺口。填补融资平台剥离的缺口只能通过地方政府债务的发行可能是治标不治本的形式后，通过一些公共基础设施PPP模式，建立社会资本开放，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有效缓解资金压力。

4.债务管理不完善，地方后续融资来源存在缺口。

参考文献：

第7篇：地方财政债务危机范文

【关键词】 融资平台； 信息不对称； 地方债； 破产机制

随着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越来越受到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关注。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 174.91亿元，其中融资平台公司的政府性债务余额为49 710.68亿元，占比46.38%。经济学家霍夫曼表示，考虑到中国适中的总体债务水平，即使一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陷入麻烦，地方政府总体债务看起来也是完全可控的。然而，金融服务机构摩根大通报告（2012）称，尽管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可控，但政府采取财政改革措施，逐步稳定地方政府债务增速仍然至关重要。地方政府债务的发展状况及其化解是我国目前必须要正视的问题，为解决地方政府债务的激增及防范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出现，我国需要对地方政府债务具体存在问题进行深入了解，以便寻求可行的解决方法。

一、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现状

在中国，地方政府与私人部门一起成为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投资者。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刺激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实行了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除中央政府承担的11 800亿元外，其他资金来源主要是地方政府承担、政策性贷款以及地方企业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近年来，大规模的投资建设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同时也促使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增大。由于举债年限多为三年期和五年期，如表1所示，随着举债期限临近，地方政府债务进入了偿债高峰期，债务问题也日益凸显。

逾10万亿元的债务给地方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增加是否会演变成地方债务危机的问题引人担忧。例如，2011年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向债权银行发函，表示“即日起，只付息不还本”，虽最终撤回信函，未造成违约，但融资平台偿债压力可见一斑。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发表报告（2012）称，从地方政府收入来看，地方政府有能力避免大规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违约发生。但是，面对如此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为了避免地方债务危机，逐步化解地方债务，实现地方债务可持续发展，政府必须认清地方政府债务存在的问题。

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存在的问题

（一）信息不对称

市场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处于缺乏信息的一方往往会蒙受损失。从内容上区分，信息不对称主要包括隐蔽信息和隐蔽行为。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中的信息不对称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商业银行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隐蔽信息。银行借贷是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主要来源，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中，银行贷款为84 679.99亿元，占79.01%。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向银行借贷，且融资平台贷款总体信息只由政府掌握；银行只是针对具体融资平台法人或项目放贷，很难对地方政府的财力以及融资平台借贷总量、担保情况、债务偿还安排等进行深入了解，从而无法对贷款的使用进行有效监督和指导。

2.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监管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一方面，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隐蔽信息，由于中央政府缺乏地方投资项目和居民的公共品需求等信息，地方政府就可能为了使投资项目和借款申请顺利通过，选择最容易受中央青睐的项目，而不是根据投资回报和项目风险进行选择；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隐蔽行为，上下级政府间的选择表现为多任务委托—模式，其中下级政府的努力不易为上级政府所观察，因此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如果没有将地方债务情况纳入对中下级政府官员的考核，很难确保官员在解决地方债务问题方面的努力，当政府换届时，很可能会造成下一届政府的负担。

（二）预算软约束

我国地方债务存在严重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一方面，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即，我国的地方政府面临严重债务问题时，不会因清算而破产，而是总能够得到中央政府的帮助存活下去；另一方面，政府对国有银行或具备国有性质的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既包括政府对国有银行或地方性商业银行的软约束，也包括地方政府对其融资平台的软约束行为。

具体而言，由于地方政府对当地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中央政府在面对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时就会出面救助。中国地方政府没有发债权，融资渠道相对单一，无法进入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掌握的收入相对少。大量的投资支出，投资的范围过宽，必然导致还款的无力。很多地方政府本身并不具备较好的财政状况，甚至是依靠中央政府财政支持，大规模的投资不仅支出压力大，很多项目前景欠佳，增加了偿债难度。地方政府了解中央政府的态度，加之我国现行的政绩考核和官员晋升制度对官员的激励，于是地方政府倾向于风险性更大的投资活动。前文提到了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也促使中央政府不能很好地掌握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往往只能在债务恶化明显的情况下才发现问题，这时也只能作出救助行为，形成预算软约束。软约束的预算管理体制必然促使上级政府全力救助下级政府。

国有银行具备政府的支持，往往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发放贷款时，银行考虑到政府的实力往往对项目情况没有做好充分的风险评估，贷款发放不够严格。地方政府对于地方性银行有一定的控制权，这些银行对地方政府包括有政府背景的城司的贷款可能会受地方政府过度干预，很难纯粹依据市场规则放贷。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若作为地方政府筹集资金的主要贷款人，其对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肯定是极其软弱的。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融资平台的正常运行，当融资平台债务发生问题时，地方政府会给予救助而很少使其破产。上述情况促使了地方债务规模的扩大并且加大了引发债务问题的可能性。

（三）地方融资平台的问题

1.融资平台运作风险高

地方融资平台的运作主要利用土地资本化、财政支出资本化、特许权资本化的方式。土地资产是地方政府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为融资进行土地交易会带来较大风险。首先土地资本化运作过程中存在对土地估值的风险，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高速时期，土地价格往往被泡沫化，刺激了政府和投资公司的举债动机，膨胀了政府举债的规模。同时，由于城市中地价的变动，资金的保障容易受到威胁。

2.地方政府违规担保普遍存在

当项目没有被充分认识其经济价值时，担保是实现项目融资的桥梁。地方政府应严格执行《预算法》、《担保法》等有关规定，不得违规担保。违规担保行为不仅违背公平原则，而且会产生较大的金融风险。2010年，审计署公布地方政府债务中涉及违规担保问题的金额达到464.75亿元，截至2010年，有关地方和部门通过协商解除担保协议、撤销承诺函、被担保单位筹集自有资金归还等方式，整改到位220.27亿元，但政府在治理违规担保问题方面仍需加强。

3.融资平台的偿债能力堪忧

融资平台信贷的管理尚不到位。2010年底，有78个市级和99个县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高于100%，分别占两级政府总数的19.9%和3.56%。由于偿债能力不足，融资平台公司普遍存在“旧债偿新债”的情况。审计结果显示有22个市级政府和20个县级政府的借新还旧率超过20%，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了逾期债务，有4个市级政府和23个县级政府逾期债务率超过了10%。目前，对地方债务融资风险缺乏认识及改革举措，缺少相应的监督、预警、管理机制，融资平台公司信息披露严重不透明。

三、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的对策

要解决地方政府债务存在的问题，必须对地方政府债务形成和发展的原因进行整体性、系统性地思考。本文针对上述问题，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与国际经验，提出债务化解的建议。通过推进财政体制、官员晋升机制和行政体制的联动改革，着重完善分税制改革的转移支付制度，力求从根本上改变现状，达到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的目的。

（一）规范地方债务融资平台

1.清理债务、整合平台

应该明确的是，地方债务融资平台的建立是为了对公益性（非私人）项目进行融资。因此，对于非公益性项目的融资，在地方债务融资平台中应严格禁止。对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划要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防止投资决策的随意性。同时整合融资平台，这样做既能控制平台数量、加强监管从而控制规模，又能集中优势资源形成规模优势从而强化融资平台的作用。

2.杜绝地方政府违规担保

明确地方政府出资范围的有限责任，实现融资平台公司债务风险内部化。国际经验表明，对于担保的管控，应该包括禁止给私营公司担保，限制担保额度，地方政府预算和财务报表中应对所有直接和间接债务做出明确记录。例如，法国政府规定，地方政府每年支付的债务费用以及由地方政府担保的债务费用不得超过地方政府运营经费的50%。

3.建立健全事前监管机制

政府应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地方预算管理，通过预算约束，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和偿债准备金制度。中国可首先推行债务管理模式的试点，然后逐步扩大规模。商业银行应该建立项目监管制，对信贷的资金流量进行监控；进行财务监督，防止地方融资平台抽走银行资金；加强信息的公开与流动，一方面积极做好银行间的沟通，共同防范贷款风险，另一方面加强债务公开化，使民众与投资者参与监督。

（二）完善地方债务制度建设

为了使地方政府债务规范合理，降低债务风险，避免债务危机，在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引进制度约束是必要的。

1.应进一步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地方税制，对法律进行修订，保障各级财政财权与事权的平衡。理顺财权与事权，落实财政收支责任，财政预算和转移支付专门立法；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比重，增加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性，从而避免地方债务规模的过度增长，缓解地方政府对土地政策的依赖。

2.为了杜绝部分官员出于晋升目的而投资“形象工程”的行为，政府应将投资项目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现状及减债情况列入官员激励考核机制，以保证基础设施投资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三）推进地方债的发行

面对地方财政的困难现状，要做的不仅仅是规范清理债务、规范融资平台公司，更应该实现支出项目的资金保障。为满足资金要求，除了应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外还应拓宽融资渠道，实现多元化融资才是关键，而发行地方债是一条重要的路径。首先，发行地方债在筹集资金方面有优势，地方债有较好的信用帮助筹集资金；其次，相比融资平台融资而言，发行地方债融资通过较低的利率降低了融资成本；再次，发行地方债通过限定资金使用的范围帮助规范财政行为；最后，融资平台作为公司形式而未遵循公共财政和公共投资项目的公开透明的原则，而发行地方债能够帮助实现债务公开，降低监管难度。可以说，发行债券更具效率及公平性。同时，债务融资还能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在中国，《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允许发行地方债，但中央政府可地方债。从表2可见，我国财政部地方债以来，规模较为稳定，主要向中西部倾斜。此外，2011年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深圳市也开展了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

清理地方债务，只有在地方债务显性化、财务透明和预算改革的前提下才能够实行。地方债的发行也应实行中央审批的制度，降低债务风险。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由信用评级机构进行严格的信用评估，信用评估结果作为进入资本市场的前提。同时，设立相关的债券管理法规，将信息披露、地方债券交易管理规定等纳入法律体系。

我国应进一步推进地方债的自主发行，而非简单的自行发行。选择较为发达的省及个别债务情况良好、偿债能力有保障的市试点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同时逐渐加大试点省份的自，特别是关于发债的规模、债券年限、票面年利率规定等。自主发行地方债券有多方面的好处，一方面，拓宽了发债省市的融资渠道，有利于进一步投资建设，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央可以继续中西部地区的地方债券，帮助其规划债务管理流程，优化债务结构。

（四）学习借鉴破产机制

破产机制是一种资产的重新组合，而不是资产清算。由于在很多情况下，地方政府对自身财政的管理不当才是其破产的根本原因，因此，破产制度的核心是财务重组。结合国际上对地方政府破产的经验，尽管方法有所差异，但都包含了三个重要因素：对破产程序触发因素的定义；财政调整，即对债务人把开支与收入对应，把借贷与偿还能力对应；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关于债务重组和减免的谈判。在破产的阴影下，破产机制鼓励自发地议价和谈判，稳定了对地方借贷的风险和益处的预期。没有破产机制，事前监管很容易变成过度的行政控制。

破产机制对解决预算软约束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实行破产程序，中央对地方不再代为偿还债务，将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硬预算约束，并减少中央政府的隐性负债，遏制地方政府产生道德风险，同时也是对地方政府财政失职和地方债务不谨慎的惩戒。

中央政府面对地方政府发生无法偿还债务的情况，应该有强硬态度，避免地方政府偿债对中央政府的过度依赖。加强债务形成之前的谨慎性，在初期对其进行预算，分配违约风险；将地方债务及其偿还情况与官员激励制度相结合，成为考察官员的因素；注意平衡公共服务需求与债权方权力的关系；同时，坚持硬预算约束也会使出资人持有更加谨慎的态度，从源头避免部分风险过大的债务发生。

总之，针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现状，必须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对现有的债务进行清理规划，整顿融资平台问题并努力拓宽融资渠道，利用中国国民高储蓄率的优势，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解决的发展趋势是在建立健全事前监管的基础上，逐步学习建立事后监管机制，两者结合、相辅相成，从而防范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保障地方政府债务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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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地方财政债务危机范文

地方债，理性看

《新理财》：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已经到了一个非说不可的程度，您是怎么看的？

张德勇：对于地方债务的关注始自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此次地方债务又到了一个不得不关注的时点，这与此轮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政府的刺激政策密不可分，地方政府的借债行为，可以说达到一个“饥不择食”的程度。较之亚洲金融危机，此轮地方债务压力可谓空前庞大，且逐渐显示出向下游基层政府转移的趋势。

《新理财》：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台的刺激政策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成了地方债务的“催化剂”，那么这样的债务会不会进一步恶化，导致如希腊债务危机这样的情况发生？

张德勇：我感觉，尽管中国目前地方政府的债务形式严峻，地方财政面临还债难的问题，但整体讲，还不会构成如希腊债务危机那样的局面。

首先，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地方政府也曾大肆借债，一度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也引发了地方政府自身的重视。这几年，陆续出现地方政府对债务管理和风险防控进行研究，一些积极地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下级政府债务出现严重问题，上级政府不会“见死不救”，从全国角度去看，中国的财政收入还是有稳定的保障的，从全球水平看，中国政府仍是令人羡慕的“富政府”。

再有，中国特殊的国情与制度决定了政府拥有庞大的国有资产，所谓政府“破产”是指资不抵债，国有资产可以说是地方政府的最后一道防线。

现在所谓的地方债务“隐患”，其实是现金流的问题，我认为，只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债务问题不是不可解决的。

风险防控薄弱

《新理财》：地方政府具备风险防控意识吗？

张德勇：目前地方政府更多地是考虑建设的需要，对偿债机制和债务风险还没有系统化的管控，尽管在项目申报审批的过程中有一些文件，但多流于形式。投资风险预警和债务的实时监控处于缺失状态，财政风险意识相对薄弱，融资规模与偿债能力是否合理，以及“坏账”风险概率均没有系统和精细化的考虑。

银行通过融资平台向地方政府放贷，其自身的放贷依据其实仍存在不合理性。目前《预算法》禁止地方政府直接向银行借贷或参与担保，贷款以政府授权和财政承诺还款文件为依据申请贷款，这种简单的书面承诺，是不具备完善的法律效应的，不正规、不合规。《预算法》进一步修改，除了考虑是否给予地方政法发债权，还应明确融资平台所涉及的债务，算不算地方债？一旦出现风险，谁来承担，如何承担？

《新理财》：尽管法律不健全，风险防控措施做得不到位，银行仍然愿意贷款给政府？

张德勇：银行作为一个趋利机构，在金融危机的非常态情况下，比起把钱借给企业从而承担高风险，更愿意借钱给政府。因为企业可能面临倒闭破产，而政府不会“没了”，即便地方政府入不敷出到了悬崖边缘，它还有上级政府，还有国有资产，这无异于背上了“降落伞”，总能“安全着陆”。

合理花钱，科学控债

《新理财》：由于财权、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感觉到了空前庞大的偿债压力，那么地方政府钱不够花，怎么办？

张德勇：好，地方政府钱不够花。那么，我反问一句，究竟地方政府要多少钱才够花？你挣五千块不够花，你挣一万块，还是不够花。所以，财政体制是一方原因，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扩张和需求，还有出于政绩的考虑，让政府对资金的需求永无止境。一个病态的现象，就是以支定收，而不是以收定支。在税收和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不足的时候，就会通过借钱来满足支出上的需求。政府支出是刚性的。只要是政府，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收入总难满足支出需要。所以关键不是够不够花，而是要去想，该怎么花？

《新理财》：据我们了解，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对其目前的债务总额和偿债能力进行了评估，结果不容乐观。河南省焦作市推出了一套预算控债机制，说明地方政府已经越来越重视债务风险的防控。

张德勇：是的，焦作试编债务预算的尝试在全国层面上属于走在前列的。同时，像北京已经开始实施信息化动态管理债务，实行网络实时监控，而且已经初步形成了体系。在我们的调研工作中，已经发现很多地方都在这方面开始了探索，只是目前还未公布。目前省一级的政府已经初具相对成熟的债务管理办法。对于负债经营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其债务规模与还本付息情况，都应进行预算控制。每年的债务融资规模，要根据当地可支配财力的情况设置上限，防止过度债务融资；根据债务还本付息情况，建立健全与当地可支配财力相适应的偿债机制，在每年的预算支出中安排一定比例的偿债基金，避免偿债高峰期时无足够的财力可动用。

《新理财》：据您了解，地方政府在制定债务管理和风险防控机制中所面临的最大的难处在哪？

张德勇：我感觉，在制定债务管理机制的过程中，目前最大的困难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具体额度的制定都比较主观，都是根据一些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很难有说一个唯一可行的办法。例如，风险的一个警戒线，很难决定设定在一个什么程度上，即便定了，也难说超了警戒线就一定有风险，不超就没风险。地方与地方之间，自身发展模式也各不相同，也无法制定统一的标准。就像欧盟现在很多国家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率很多都超过了警戒线。

《新理财》：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上，这些钱投下去，怎么收回来？

张德勇：这是让地方政府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地方融资平台目前存在经营性质不明确，经营性资产缺乏，经营收入少等问题。一些地方政府为增强地方融资平台融资能力，将大量道路、桥梁以及公园等公益性资产注入地方融资平台，由于这些资产无法产生收入，因此往往导致地方融资平台缺乏经营收入，部分区级和县级地方融资平台甚至完全没有经营收入。这些问题现在已经逐渐暴露出来了，一方面说明了地方政府举债存在一定盲目性和过度性，另一方面，亟待出台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制度，加强监管，承担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且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偿还债务的地方融资平台不应再从事融资业务。

没钱还债的窘境

《新理财》：目前中国地方政府这种没钱还债的局面怎么解决？

张德勇：我认为，政府借债行为出现“坏账”、“死帐”、“跑帐”的现象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的。最有可能出现的就是“借新帐，还旧账”。

《新理财》：那是否会造成债务“滚雪球”，越来越大，迟早会有一天无法负荷？

张德勇：当然，这只是一个地方政府缓冲的办法，而非长久之计。但从目前的统计数据分析，虽然中国少数地方政府面临着巨额的偿债压力，但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良好。如果少数地区发生债务危机，中央政府应当有能力通过财政拨款或转移支付等方式对这些地区进行支援。

第9篇：地方财政债务危机范文

关键词：地方政府财政；财政危机：财政预警体系

与其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地位一致，地方政府财政危机一直是一个相对冷门的研究课题。在大量搜索了地方财政风险的相关英文文献后，我们发现，目前对于地方政府财政危机的研究大量集中于对美国州以下地方政府的研究，关于其他国家的研究文献仅涉及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俄罗斯、以色列、尼日利亚和肯尼亚等几个国家。

地方政府财政危机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关于地方政府财政危机的研究对地方政府的利益相关者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地方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在其权限内向辖区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对于辖区居民的福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贫乏的服务导致基础设施压力加大、社会分化加剧、犯罪、贫穷以及高素质人群的迁移。而上述这些影响又使得地方政府财政状况进一部恶化，进而陷入恶性循环。

这一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有意义。但因为各国存在的诸多差异，现有的部分研究主要从所关注的国家地方政府问题出发，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框架。问题的复杂性使得我们很难在国际范围内对地方政府财政危机进行较为全面的概括及建立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

本文试图按照危机研究的一般路径，从成因、对策和预防几个方面来研究地方政府财政危机问题，并对各国地方政府财政危机研究进行总结，以期对我国地方政府财政问题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导致地方财政危机的主要成因

虽然各国的财政体系、经济环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对于财政风险的主要成因我们仍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税收体系结构和政府财政收支与经济周期的反向运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同经济周期密切相关，经济景气，政府收人增加，经济凋敝，政府财政收入即会大幅衰减。而政府支出特别是一些刚性支出并不会因为经济周期的变动而改变，其中一部分支出如失业救济等方面的支出反而会大幅增加。因此，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这种反向波动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会在地方政府的财力上形成一个缺口，而地方政府的税收体系结构则决定着这个缺口的规模。

一个好的税收体系应当有助于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性，反之亦然。以美国州政府为例。美国州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3种税：销售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合计起来构成了美国西部各州和地方政府88％的税收来源。在这3种税中，个人所得税是最不稳定的，当失业率增加时，个人所得税税源减少，反之亦然。同时，股票市场的不景气也极大地降低了资本利得收入，减少个人所得税税源。而财产税，特别是商业财产，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因为对财产的估值并不会发生急剧波动。对销售税的课税方法所产生的风险就是，如果主要的产业下滑，税收收入也会下降。这使得政府可能遭受双重打击：私人部门的优势产业下滑的同时，公共部门应对下滑的能力也随之下降。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财政支出，比如失业保险，是反经济周期的。公共支出的一个主要的功能就是在市境艰难时提供一个安全网。平衡财政需求，与不稳定的税收结构相结合，对地方财政提出了挑战。

(二)各级政府之间财力和职责的分配不当在财政分权的背景下，各级政府间对财力和职责的分配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大多数发达国家由于较早开始实行财政分权，并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套适合于自己的模式。因此，目前因为政府间财力和职责分配而产生的财政问题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及转轨中的国家。

转轨过程中的俄罗斯地方政府就存在着典型的因财力和职责分配不当而造成的横向和纵向的不均衡问题。横向不均衡主要体现为具有较多支出需求的州更可能采用赤字融资手段；纵向不均衡主要体现为各级政府没有按其所获得的财政资源承担相应的支出责任。尽管收入分享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决纵向不均衡问题，但政治可信性和经济效率均要求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拥有决定一些收入来源的权力(如根据其需求增加或减少某些税、费)。然而，俄罗斯联邦以下各级政府在征集自有收入方面并没有被赋予足够的自，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为了维持正常运转不得不采取各种方式向外部融资。大量融资的结果就是导致地方政府债务不断增加，财政风险不断积累。

(三)地方政府运行中的道德风险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主体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往往存在着大量的自利。这些自利行为往往体现为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这种发展冲动集中体现在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而进行的公共投资项目。在地方政府决策正确，管理得当的前提下，这些项目无疑是有益的，而这些投资项目一旦失败，地方政府就必须承担损失。在政府间关系界定科学合理的国家，这种损失由地方政府自己承担，但在很多国家，上级政府实际上是在为下级政府扮演着担保人的角色。当地方政府财政出现问题的时候，即地方政府不能保障工资、奖金和失业救济，或者地方政府变得不能提供最低水平的公共服务时，迫于社会压力可能迫使中央政府插手。这种暗示性担保机制事实上是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的负债所提供的一种担保。该担保产生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地方政府有着强烈的借款、担保甚至欠款动机，因为这些行为的成本极有可能最终由国家来承担。

日本地方政府面临严重债务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央政府对地方债务的一个暗示性担保。有记载以来，日本共有884个地方政府宣布破产，但其债务从来没有被豁免，而是由中央政府偿还。这使得银行不论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如何，都愿意向其提供贷款。虽然在2006年，日本为控制地方负债建立了一个“咨询体系”以取代原地方政府举债批准体系，但事实证明，只要中央政府的这一担保机制存在，那么地方政府行为中的道德风险就不可避免。

二、地方财政危机的应对措施

(一)地方政府破产应对地方政府财政危机的常见举措是在地方政府无法偿还到期债务时，实施破产程序。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地方政府破产法为债权人的追偿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无力支付的各级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协商的债务重组、改组或重新筹集资金等方式解决债务问题。

一般而言，地方各级政府在无法偿付到期债务时应当被视为破产。无法支付工资薪金、养老金、合同款项、债务的本金或利息都是政府破产的证据。

与企业和个人的破产立法不同，联邦以下各级政府的破产程序不包括为偿付债权人的债权而清算政府资产的内容。地方政府破产程序的目的是强迫地方政府进行负责的财政行为，而不是关闭地方政府，停止其运行。对于那些无力支付的政府，破产给他们提供了扭转困境和恢复财政健康状况的时间。

(二)财政紧急控制地方政府破产是一种只有在财政管理严重不善的情况下才使用的激烈措施。另一种较为温和的方法是实施财政管理紧急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上级政府通过特别控制手段，减少由于地方政府管理不善导致的财政和经济危害。例如在美国，20个州拥有对处于财务危机中的市政府进行帮助和控制的法律条款。

美国对州财政紧急状况的确定以一系列客观标准为基础，例如，联邦以下各级政府在连续两年无法支付债务或没有充足的资金弥补预算赤字。当财政紧急状况发生时，上级政府建立一个委员会对州政府或地方政府进行监管和提供技术帮助。联邦以下各级政府和监管委员会联合制定一个计划，支付所有债务、养老金和其他必须履行的支付项目，同时通过减少相对次要的预算项目以消减支出。

与破产选择相比，紧急委员会被授权改变地方政府所作出的财政决定，这会使地方政府丧失更多的地方控制权。

三、地方财政危机的防范

地方财政危机的防范主要表现为相关体系的建设。一个健全而又严格执行的财政体系对于财政安全至关重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财政危机的防范涉及到整个国家财政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下面我们对几个最直接关系到地方财政安全的方面进行讨论。

(一)财政预警体系的建立加强监控是防范地方财政风险的前提。建立一个预警体系以记录和评估地方政府财政风险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体系可被用于对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的评级并作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干涉和紧急财政援助的信息基础。此外，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地方债券市场和私人信用评级体系没有发展起来，地方政府不受制于市场规则，很多国家地方财政运行缺乏透明度的境况加剧了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草率。这些问题的大量存在，进一步说明了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进行监控的必要性。

例如，美国模式或者更确切地讲就是俄亥俄州模式相对是比较健全的。该州建立了一个名为“地方财政监控计划”的体系，由州审计局负责执行，并在《地方财政紧急状态法》中详尽规定了这个监控体系的操作程序。它对地方政府进行财政核查，以确定地方财政是否已接近紧急状况。如果一个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符合所规定的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审计局便宣布其进入“预警名单”，并对该地方财政进行监视。如果州审计局发现该地方政府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则将其从“预警名单”中移至“危机名单”。同时，根据《地方财政紧急状态法》，只要有一个地方政府被宣布为财政危机，该州就应成立一个“财政计划与监督委员会”的机构来监督和控制该地方政府的财政管理。在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后的120天内，地方政府的首席执行官(也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必须向委员会提交一份详细的财政改革计划，以及时采取可行的措施来应对和化解危机。为配合这项改革，审计部门等相关咨询机构还会向处于监控中的地方政府提供无偿的咨询服务，这也减少了改革的相关成本。

俄亥俄州模式虽然结构精细，并有一个很明确的设计目标——提供早期预警，但却有着很明显的局限性：(1)财政监控体系中所使用的风险指标基本上是静态的，他们并不反映政府收入、支出和债务的动向，因此，不能对财政的稳定性进行直接的评估；(2)一个更大的缺点在于大多数指标是基于传统财政账户——政府现金流量和直接债务，它们不能或者仅仅在一个很小的限度内反映政府的或有负债。

或有负债不纳入到地方政府财政风险评估的范围通常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数据很难收集甚至根本不存在。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为数不多的开发出计算和报告地方政府或有负债的两个国家。下面我们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为例简要说明澳大利亚地方政府财政预警体系。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要求国库在其向议会和公众提交的年度和半年度预算中提供一个关于地方财政的风险评估，该评估应当包括所有可能对财政成果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具体包括：(1)经济参数的变化，比如雇佣、薪水、物价以及利率；(2)与不确定事件的发生相关的财政风险，这种风险会影响到特定收入或支出，但是其可能性和发生时间又是不确定的；(3)由地方政府担保所产生的不确定的或有负债转化为现实负债。

1999年到2000年中期财政报告的风险陈述讨论了大量来自政府或有负债的可计量或不可计量的事件。这些事件包括对政府的法律诉讼、政府担保、环境损害以及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可能变化，例如：(1)州征税办公室存在大约9300万美元的或有负债，该或有负债产生于针对最高法院1998年的一项决定的诉讼；(2)在1994年5月，公共交通公司与OneLink协会签署了一项为期十年的合同，由该协会负责为公共交通公司提供自动化票务服务。国库对公共交通公司向服务提供者履行支付服务费用的义务作出了担保。服务提供商有权索取因为公共交通公司私有化或公共交通改革而产生的损失；(3)有些政府财产被认为是潜在的污染源，虽然该州并未在法律上规定政府应承担任何与此相关的义务，政府仍将承担为治理污染、恢复环境而可能发生的支出；(4)公共事业部门提供的关键服务，比如，对公共医院的急救服务的需求强势增长，这样政府就应向这些组织提供计划外的资金。

(二)政府间关系的调整政府间关系的调整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财政资源在各级政府间的合理分配；另一方面是上下级政府间责任承担的有序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