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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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范文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一名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理论的创始人和实践者。1856年5月6日出生在现属捷克的一个犹太商人家里，是其父亲40岁时和第二任妻子20岁所生的六个孩子中的长子。作为长子，弗洛伊德与其母亲有着一种强有力的亲情关系，一生深受其影响。

弗洛伊德从小就显示出非凡的智力。他9岁进中学，17岁时以名列第一的成绩完成中学学业，随后考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医学。1881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第二年与玛莎・伯莱斯订婚，1886年完婚前，弗洛伊德给未婚妻写了400多封信。他们白头偕老。1882年，他用催眠术研究癔病，感觉到身心关系的微妙，由此产生了他的第一例精神分析病例――安娜・O，即佩珀海姆案例。1885年和1886年间，他在学习和考察实践中，深信神经症是可以通过心理治疗治愈的，从此对癔症和催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回维也纳创办了一家私人诊所，开始治疗精神疾病。

1897年，弗洛伊德创立了产生深远影响的自我分析方法，认为心理障碍是由于性紧张积累而引起的。之后十年，弗洛伊德进行了大量的精神病临床治疗和研究，诞生了“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这个名称，并于1900出版了《梦的解析》。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精神分析理论的正式形成，成为弗洛伊德最著名的著作。尽管现在人们对此书的评价很高，但在出版初期，却遭到了一片批评和反对之声，导致此书出版后的8年间仅售出600册。1910年，在第二次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成立，这表明精神分析学派的正式建立。至30年代，他的理论影响力登峰造极，精神分析理论成为了解人类动机和人格的主要方法。1938年，他被迫离开维也纳去伦敦，并于1939年9月23日在伦敦逝世，享年83岁。

弗洛伊德的一生卷帙浩繁，论文、著作多达300多种，代表性著作有《梦的解析》（1900）、《图腾与禁忌》（1913）、《精神分析引论》（1917）、《文明与缺憾》（1930）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1933）等。在1982年由美国心理学史史学家评选的1600年后世界影响最大的已故1040名心理学家中，他排名第一；在2002年由世界心理学界最负盛名的《普通心理学评论》杂志评选的20世纪最杰出的100名心理学家中，他排名第三。

一、精神分析理论产生的背景

精神分析这一术语包含三层意思：一是表达一组有关人类心理性质的观点；二是描述一种对心理失调予以治疗的干预技术；三是意指一种研究方法。弗洛伊德作为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其个人经历和所处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与该理论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首先，该理论形成与发展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19世纪末的奥地利和维也纳，社会贫富分化十分严重，各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工作和职业竞争异常激烈，人们的精神压力很大，焦虑和恐惧情绪不断增长，神经症和精神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同时，维多利亚时代的伪善道德观，以及犹太人家庭性道德的压抑，导致整个社会对性的禁忌十分苛刻，人们的性本能受到严重压抑，产生了心理上的扭曲和变态。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引起的人们对战争的恐惧，也“极大地震动了精神分析学界及整个医学界”。可以说，精神分析是弗洛伊德企图解决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病态现象所做的努力。

其次，该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的哲学思想背景。弗洛伊德对哲学有深入的研究，柏拉图的性本能、“灵魂三部说”，莱布尼茨的“微觉”，黑格尔的“无意识精神”，叔本华的“无意识”、“”和“双本能同一”思想，以及尼采的深层心理分析和赫尔巴特的“意识阈”概念等，都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思想有很深刻的影响，为精神分析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诸多启发和帮助。在上述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弗洛伊德将无意识分为前意识和潜意识，将那些能够进入意识中的经验当作前意识；将那些根本不能进入或很难进入意识中的经验当作潜意识。由此，弗洛伊德将无意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最后，该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有特定的科学背景。在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能量守恒定律、进化论、细胞学说等科学思想以及弗洛伊德的医学背景，为精神分析的发展及其在临床领域的应用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弗洛伊德受过长期的物理生理训练，这种经历使他相信，通过自由联想和释梦的方法，让心理疾病患者将内心的力量表达出来、转移出去，精神病症就能够得到治疗。再加上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促进了弗洛伊德生物决定论的观点、有机体有规律发展的观点和泛性论的思想的确立，这些观点或思想结合弗洛伊德的医学和精神病学背景，特别是当时心理病理学的研究成果与发展，使他对精神病症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

上述社会背景、思想背景和科学背景，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思想和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基础，使精神分析理论在历经一百多年的历史考验后，仍得到人们的关注和青睐，为提高人类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视角。

二、弗洛伊德心理健康思想的要素

弗洛伊德的心理健康思想，集中反映在精神分析理论中。

精神分析是弗洛伊德创建的治疗神经症的一种方法，也是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在精神病医疗实践中逐步建立、积累的一组心理学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潜意识（无意识）。他认为，精神分析研究的是人的潜意识：通过对潜意识的认识和了解，找到精神病症的根源，从而达到治疗的效果，维护人的心理健康。

潜意识和本能。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包括意识和无意识现象，无意识现象又可以分为前意识和潜意识。潜意识中的本能冲动和欲望，总是会在人的前意识无法知觉的情况下出现，进入意识中，支配人的情绪和行为。可以说，意识和前意识只占人内心想法的很小一部分，占主体的是潜意识。潜意识包括个人的原始冲动和各种本能，以及出生后和本能相关的欲望，它们不容于社会文化而被压抑到意识阈限以下，但是它们并没有消失，而是不自觉地积极活动，追求满足。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把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分别与其人格结构中超我、自我和本我相对应。本我完全包括在潜意识之中，而自我与超我的一部分也包括在潜意识中。因此，人们不应该对潜意识进行好与坏的价值判断。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能“是心理和生理交界领域的未知部分，是生理刺激的心理表现，是生理对心理的要求度量”。这个本能包括自我本能和性本能。后来，他进一步把本能发展为“生本能”和“死本能”。本能的根源是身体的状态或需要，是身体对某种物质或精神的欠缺。本能的目的是寻求满足，消除身体的欠缺状态。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人的本能受到道德和规范的抑制，不能够完全实现，于是就产生了心理矛盾，引发了心理失衡，从而导致精神疾病。

心理的发展。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动机，都受性本能冲动的支配。精神疾病的产生，就是由于性本能冲动受到压抑的结果。他进一步指出，在性的后面有一种潜力，这种性力就是“里比多”。个体人格的发展也是“里比多”驱力的结果，他把人格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口唇期（0～1岁）。以口唇区域为的中心。如果这个阶段的摄入没有得到满足，往往会倾向于形成依赖、悲观、被动、猜疑和退缩等消极人格，对烟、酒、零食等能够放入嘴里的东西有超出常人的依恋。第二阶段：期（1～3岁）。以区域为的中心。在这个阶段受到过于严格训练的人，在成年后倾向于形成洁癖、固执和强迫等过度控制的人格，反之则倾向于产生邋遢、浪费、凶暴，甚至等人格特征。第三阶段：性器期（3～5岁）。以生殖器为的中心。人们在这个阶段开始发展超我，用来压抑内心对异性父母的欲望。如果没有得到正确的发展，就会陷入本我的混乱中，之后的成长会一直伴随仇恨、自卑、嫉妒等消极心理。第四阶段：潜伏期（5～12岁）。仍以生殖器为的中心。这个阶段的人由于脱离了家庭的环境进入学校，会将家庭中对父母性别的认同和回避延伸到同伴身上。第五阶段：生殖期（12岁之后）。随着个体的性发育，生殖器依旧是的中心。如果早期没有得到满足，“里比多”的释放会引发更多的欲望，甚至产生人格的扭曲。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各种挫折，引发人的“里比多”的失衡，导致心理行为问题。此时，需要了解低级阶段的特征，找到根源问题，通过各种方法加以满足和调节，再次恢复心理健康。

精神分析或心理治疗的方法。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症患者在婴幼儿时期性心理发展过程中未能满足的欲望，如恋母情结、恋父情结等，被压抑到无意识中形成症结。这种违反伦理道德观念的症结仍会要求在意识中表现，与自我构成心理冲突，经过心理防御机制的加工，最后以不带明显内容的神经症症状表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自由联想法、梦的解析、自我防卫机制等都是精神分析的有效方法，也是增进心理健康的有效方法。

他曾在《梦的解析》一书中提到一个从表面上看似与愿望达成相反的案例。那是个年轻的女子，在对梦的自由联想报告中说，她梦见她最挚爱的姐姐的小儿子逝世了，她出现在葬礼中。她很伤心，不断的自责，认为自己在潜意识中诅咒姐姐的儿子，但事实是她非常爱她姐姐的儿子。于是，弗洛伊德对她的生活经历及日常琐事进行了了解，最后发现，这个妹妹曾经有个深爱的人因为姐姐的无理反对而分手，但分手之后，她仍旧追随他的踪迹。就在那个梦之后的几个小时，她将再次见到那个人。之所以出现葬礼情景，是因为他们之前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她姐姐的大儿子逝世的葬礼上。于是，在妹妹的潜意识中，那种希望再次见到她所爱的人的愿望和最后一次见到他的场景相重叠，构成了她的梦境。

三、弗洛伊德心理健康思想的评价

弗洛伊德虽早慧但大器晚成。在精神分析理论真正得到国际心理学界认可的时候，他已经53岁了。后人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这可能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首先，人们肯定弗洛伊德对心理治疗的贡献，以及心理治疗在心理健康领域的广泛应用。不能否认，弗洛伊德用潜意识理论，对变态心理和行为的形成原因以及有效的治疗方法进行了全新且系统的研究，确立了心理治疗的历史地位，促进了心理治疗职业的发展。至今，精神分析仍是心理治疗的基本范式。自由联想、梦的解析等精神分析方法对现代人的影响余音绕梁。在实践中，人们会自觉应用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来发掘自我意识，现代一些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也采用弗洛伊德的方式了解患者的内心想法，帮助患者找到思想的根源。日常生活中，一些异常行为如口误、遗忘、逆反心理等，也可以从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找到相应的解释，从而使人们对自己也有更好的认识。在理论上，人们原来对心理疾病的治疗主要采用医学和生物学方法和技术，认为人的心理疾病是由人的生理病变引起的，而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理论去分析和治疗心理疾病时，认为人的心理疾病是由内在的心理冲突引起，必须采用消除压抑消除抵抗等缓解心理冲突的方法来治疗心理疾病，这是一种纯粹的心理学方法，奠定了心理疾病的“生理-心理-社会”的治疗模式，理论上功不可没。

其次，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性发展阶段理论与人格发展理论，对更好地理解与指导个体的心理健康是有帮助的。他的理论，使人们对人类的动机和行为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很多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健康专业人士都受到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弗洛伊德认为，采用自由联想、梦的解析、移情方法等帮助患者摆脱无意识的控制，使其正确认识自我并接纳自我，在日常学习生活和工作中恢复自我，有助于正确面对心理压抑和心理冲突，从而实现心理健康。他认为，有强大的自我，才有健康的人格，现实的自我要同时受到来自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压力，这三者若能保持动态平衡，个体就能保持心理健康，反之，就可能形成心理冲突，并产生心理异常，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特别是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但是，人格固然受到本能的影响，社会环境也会作用于人格的发展。特别是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看来，人对本能的满足只是低级的满足，在本能得到满足之后，人会有更高层次的需要出现，这是一种对“自我实现”的满足，也是一种积极的心理追求。

最后，由于精神分析源于病态人格的分析，其理论和方法都是建立在弗洛伊德对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基础之上，因此，他对人的了解有可能存在较大的偏见。在他看来，心理健康的人就是没有严重异常症状的人。显然，弗洛伊德把变态与常态等同，用变态心理规律去说明常态心理发展，有形而上学之嫌。因此，精神分析理论受到人们不断的质疑。同时，由自由联想、梦的解析等方法得出的解释也有失偏颇。尤其是在梦的解析中，例如，将帽子解释为男性的象征，将“被车碾过”解释为，将梯子和柱子解释为男性生殖器，将风景解释为女性生殖器。他对患者释梦作深入研究，而对梦的自我分析则避重就轻，浅尝辄止。这些问题使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在应用过程中，无法到达科学实验要求的客观性、准确性和可重复性。弗洛伊德的后继者们为了避免上述缺陷，在精神分析的方法上做了一些修改。例如，不用自由联想而改为面对面的交谈，不培养移情只要求良好的合作关系，少分析梦或不分析梦等等。但治疗原理没有改变，理论支撑也没有改变。这些后继者就被研究者称为“新精神分析学派”。新精神分析学派对推动现代心理健康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2篇：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范文

[关键词] 帕拉杰诺夫;电影;记忆;民族

谢尔盖•帕拉杰诺夫(1924―1990)是前苏联杰出的电影导演,有“电影画人”之称。帕拉杰诺夫一生仅仅完成拍摄了四部剧情长片:《被遗忘的祖先的影子》(1964年)、《石榴的颜色》(1968年)、《苏拉姆城堡的传说》(1984年)以及《游吟诗人》(1988年)。综观他的剧情长片,不难发现帕氏电影有明显的记忆特色。记忆,是对过去历史的一种存储,被认识或再认识的事物都可以称作记忆,记忆可以分为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有记忆也便有遗忘。人们常常通过影像来存储记忆,而电影无疑是一种存储记忆的绝妙载体。帕拉杰诺夫的电影结合了诗、绘画、民俗,通过带有浓厚的个人记忆色彩的影像,着力表现民族的集体记忆,以强化人们对民族身份和传统的认同。他将自己的民族记忆置于亚美尼亚的传说当中,通过这个民族群体进行回忆;民族的记忆得以通过他个人的创作来实现,形成一种渗透和交互。本文将重点从三个方面对他电影的记忆特色进行分析,即空间对记忆产生的影响、记忆本身的主体性所赋有的特点以及记忆与遗忘之间的关系。

一、空间对记忆的影响

记忆无疑与时间密切相关,若失去记忆,人类将一无所有。记忆就是人类积攒的一切文明和智慧成果,也是一切的因果呈现,记忆就是人类自己。记忆也毫无疑问与空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空交合才组成记忆的宇宙。龙迪勇在《记忆的空间性及其对虚构叙事的影响 》中指出:“人类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家乡的某些地方’,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家乡就储存着全部的往事、积淀着和自己有关的所有的时间,因而家乡就是全部的世界,至于其他地方,那只是外在于自己的、‘陌生的’东西;只有和‘家乡’这一魂牵梦萦的空间联系起来,其他的地方才能被赋予意义,因而也才有存在的价值。”[1]可见人的记忆与家乡的土地有着密切的联系。

谢尔盖•帕拉杰诺夫于1924年出生在格鲁吉亚,父母是亚美尼亚人。由于多年身在异乡,时空的距离和对家乡的牵挂之情便成为他创作的素材和精神动力,他曾说:“我所有的电影有一样是相同的,风格上相似。”[2]的确,他的电影都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讲述自己民族的传说。

帕氏的第一部剧情长片《被遗忘的祖先的影子》讲述的就是生活在喀尔巴阡山脉地区的亚美尼亚民族的民间故事,伊万和玛瑞赫卡的爱情悲剧。《石榴的颜色》根据18世纪亚美尼亚的吟游诗人萨耶•诺瓦的生平改编而成,影片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讲这个故事,也没有人物对白,只有一组组的画面。《苏拉姆城堡的传说》取材于格鲁吉亚古老的传说,年轻人为了祖国的独立与安全,自愿将身体埋在城下。《吟游诗人》取材于莱蒙托夫在流放高加索山地区听到的传说而整理出来的故事,阿希克虔诚的祈祷感动上天,有情人终成眷属。

亚美尼亚西部毗邻黑海,东部背靠高加索山,气候宜人多样,物产丰厚,位于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亚美尼亚人在苏联的民族比重中很小,是苏联的少数民族,历史上经常遭到外族的抢掠和欺辱,这些历史的苦难使得他们有更强烈的意识去凸显自身特色,传承民族文化。时值苏联施行文化沙文主义,倡导取消民族性,实现民族的融合统一。帕拉杰诺夫敏锐地意识到了政治上可能带来的变化,身为一个热爱本民族的人,他自觉演绎历史,担当起传承民族集体记忆的责任。

此外,导演擅长的电影拍摄技巧也体现着空间对记忆的影响,记忆本身都是片段式、碎片化的,因此帕拉杰诺夫用蒙太奇式的手法频繁进行场景的转换,将时间割碎,他的所有电影几乎没有完整的情节,而是表达记忆的碎片,时间在影片中凝固的镜头和跳转的镜头下是模糊、淡化的,当镜头持续停留在某个静止的画面上,空间的印迹得以彰显。

二、仪式与记忆

人类学认为,世代相沿袭传承的仪式,就是文化记忆的最重要的活载体,是古老的文化信息经过象征编码和保存的绝好储存库。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指出:“仪式之所以被认为有意义,是因为它们对于一系列其他仪式行动以及整个社群的生活,都是有意义的。仪式能够反映价值和意义赋予那些操演者的全部生活。”[3]既然仪式具有“贮存”历史的功能,也就意味着它具有“社会记忆”“历史记忆”的能力和事实。把仪式通过艺术的方式记录展示,唤起观众遗忘的信息,可以对治疗现代性的文化传统遗忘症,确立自己的民族身份,有积极的社会功用,这是帕拉杰诺夫创作的一个重要意图。

帕拉杰诺夫电影的仪式感,首先表现在民族生活中,它们被融合在故事里,占用了大量的镜头,比如结婚、送葬、过节、宗教仪式的场面。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仪式一直被作为宗教的一个社会行为来看待。例如,《被遗忘的祖先的影子》里祷告、抚摸圣经和唱诗;《石榴的颜色》里洗礼、羊羔被杀献祭等宗教仪式。

影片还有众人的狂欢仪式。伊万死后,妇女为他清洗身体,牧师为他祷告,村民为他哀悼。他静静躺在房里,音乐响起,人们伴着音乐起舞嬉闹,年轻的男女互相传情,整个屋子立刻由追悼会变成了狂欢派对。伊万的死亡立刻被人遗忘,狂欢使人们忘记了死亡的恐怖。欧洲的狂欢化传统在这里有所体现,巴赫金就认为,狂欢文化是一种本然的文化样态,狂欢式的世界感受是一种本然的生存态度,在原始的民间创作中存在两种看待神灵、世界和人的视角,“有严肃的祭祀活动(就其组织方式和音调气氛而言),也有嘲笑和亵渎神灵的诙谐性祭祀活动(‘仪式游戏’)。”[4]丧葬仪式也是既有对死者的哀悼,也有对死者的戏弄,狂欢文化所提供的世界感受,使人得以排解痛苦,获得快乐。

另外,帕拉杰诺夫还运用了大量的隐喻和象征来表述故事的情节内涵,这种手法也具有极强的仪式感。《石榴的颜色》表现尤为突出,诗人躺在屋顶上翻看书籍,屋顶上晒满了书籍,书页随风翻动起舞,表现了传授知识的一种仪式。诗人学习音律之前,在额前涂抹鸡血,是象征诗人生活转折的仪式。“诗人之死”这一节表现死亡极富特色,一排地上的黑衣人脱下黑袍,露出白色长袍,继而站在屋顶上的黑衣人渐次变成白衣人,像是灵魂的升天仪式。女神将石榴汁泼到诗人胸前,像是宣判诗人的死亡仪式。影片最后泥瓦匠用圆型陶罐筑墙,字幕写道:“一个诗人也许会死,但是他的缪斯不死。不管我是生是死,我的圣歌将唤醒人群,没有什么会从这个世界消失,在我最终离开的那一天。”诗人的面貌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被人们遗忘,但诗人的歌却永远封存在陶罐内,贮罐在墙壁上获得不朽。

三、记忆与遗忘的选择和变形

弗洛伊德认为,人们的记忆往往是有意识的,是有选择性的,而遗忘也是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涉及我们头脑中的印象,以及每个印象的细节。”[5]要唤醒人们的记忆,就要选择那些可以震撼人们的印象。帕拉杰诺夫所有的电影都涉及人们的信仰问题,宗教气息随处可见,宗教是民族的一种生活方式。故事主人公与信仰的关系变化,也折射出帕拉杰诺夫本人在信仰问题上的态度。

综观其电影,他对宗教的认识和态度是带着怀疑与探索的,成为一条始终贯穿的线索,与拍摄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也完全吻合。他对宗教的认识与理解可以看做四个阶段:反叛、沟通、屈从、和解。《被遗忘的祖先的影子》里伊万的父亲说在教堂里是没有撒旦的,撒旦就在人群中。父亲看不惯富人的虚伪行为,被仇家砍死。教堂本来是使灵魂得到安宁的场所,却出现了暴力和血腥。伊万的母亲多次虔诚地为儿子祷告,但是厄运依然没有放过伊万。上帝没有让穷人过上好日子,也没能保佑善良的人。第二阶段是《石榴的颜色》,诗人的孤独占据了影片的主题。古丽江•扎尔洪别克认为,“影片或许在说人类无法跟上帝进行交流。”[6]在“诗人的梦”这一章节中,教堂的尖顶被悬空摔碎,诗人在修道院中孤独终老,他的灵魂升天,像是天国的安慰。《苏拉姆城堡的传说》表现的是爱情和亲情的牺牲,民族的苦难和人生道路的坎坷。人类能够得到上帝的意旨,却只能服从上天的安排,以牺牲个人的幸福为代价换取一个国家的荣耀,上帝无法给人完满的人生。代表第四个阶段的是《游吟诗人》,故事较之前的三部增加了很多人物对白,音乐和基调也要明快许多。上帝怜爱这对真挚相爱的年轻人,使得他们最终可以喜结连理。上帝听从了人类的诉求,二者达到一种完满的融合。

在印象的细节方面,帕拉杰诺夫亲自为电影的服装和道具的色彩操刀,以夸张浓烈的色彩人们的视觉神经,他从小便对色彩与绘画有浓厚的兴趣,对于画面色彩的把握独到而有力。《石榴的颜色》开篇就有红色的石榴汁晕染开来,醒目的红色隐喻诗人内心的痛苦。《被遗忘的祖先的影子》里有奔腾的红色马匹,红色项链、旋转的红色树枝……流动着的鲜红的色彩既是希望,又是战争和苦难,融刻在民族的精神里,仿佛是一股神秘的力量,源源不断地给人以震撼。

镜头的特殊运用也使得帕拉杰诺夫带给人们不一样的视觉感受,在《被遗忘的祖先的影子》中镜头多次快速旋转,画面使人眩晕。多彩的服饰跟着镜头一起旋转,时空变得扭曲抽象,伊万在飞逝的时空中淡忘了情人离世的悲痛,为他送葬的人们在一片混沌的世界里,瞬间忘记了伊万的存在、死亡的悲痛。

四、结 语

列维-施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里讲道:“时间不停地消逝。遗忘把记忆一波波地带走,并不只是将之腐蚀,也不只是将之变成空无。遗忘把残剩的片段记忆创造出种种繁复的结构,使我能达到较稳定的平衡,使我能看到较清晰的模式。一种秩序取代另一种秩序。”[7]在帕拉杰诺夫的电影里,记忆通过电影叙事这种程序的设置,记忆和文本构成了叙事的一个坐标,形成电影作品本身这个物质形态为大众所知。帕拉杰诺夫的电影被当局视为另类,历尽坎坷和周折才得以与观众见面,但是他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国家,没有放弃自己的艺术理想。他的创作的灵魂和血液就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生活,他深知离开了这片土地,也就失去了创作的全部意义和生命。

[参考文献]

[1] 龙迪勇.记忆的空间性及其对虚构叙事的影响[J].江西社会科学,2009(09).

[2] 老晃.看不懂就对了――世界上最难懂的30部电影[J].电影世界,2009(11).

[3]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50.

[4] 程郑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95.

[5] [奥地利]弗洛伊德.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M].彭丽新,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139.

[6] 古丽江•扎尔洪别克.在黑暗中创造天堂――浅谈苏联电影最后的传奇导演谢尔盖•帕拉杰诺夫[J].新电影新作,2006(04).

第3篇：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范文

进入21世纪后，我国日常生活中对“女汉子”、“伪娘”等词语的运用已屡见不鲜，引申到心理学层面则是女性的男子气（masculinity）过强和男性女子气（femininity）过盛。然而，这种现象并非只见于中国。Petersen＆Hyde等人的研究表明，两性所拥有的气质不再是刻板性的，并通过跨文化数据指出两性气质趋于相似是一个全球化的进程。对于其他心理属性的性别异同研究，其研究结果是否也会呈现出同样的趋势呢？关于心理性别异同的研究一直深受关注。如图1所示。美国心理协会以性别差异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后发现，随着出版年份的推进，有关于性别差异的研究年发表频率迅速上升［2］。然而以往的主流研究中，更多的是解读心理性别差异，并且在社会文化的宏观层面和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大众媒体也倾向于对性别差异进行报道，因此人们更多关注于两性之间在生理与心理变量上有何不同。男女在生理上的差异毋庸置疑，如性染色体的不同、身体构造及生理周期的差别、性激素分泌和脑结构及功能上的差异等等［3］［4］。前人已在此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生理上的类别性不同并不能完全解释心理上的性别差异。因此，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进化心理学便致力于对多种心理学变量上的性别差异进行研究，得出“性别差异广泛存在”的结论。Hyde对“性别差异广泛存在”这一结论持怀疑态度，并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的实证研究及元分析结果均发现在许多心理变量上性别差异程度并不明显，因此Hyde于2005年提出了心理性别相似说（GenderSimilaritiesHypothesis，简写GSH）。GSH认为，男女在大多数心理变量上都是相似的，而对性别差异的过度重视让人们在生活工作中付出了代价。例如，因为倡导性别差异所以实行的单一性别教育，但是后续对于接受单一性别教育的学生的研究证明，这种强调性别差异的教育方式对学生的心理以及知识的获得都是弊大于利。“性别相似说”并非要性别差异理论，统一以相似性蔽之，而是在充分认识到性别差异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同样客观地提醒着心理性别在相当多的变量上是相似的，而且这种相似是统计学意义上的相似，同时，在一些被认为是性别差异性占据优势地位的变量或领域里，那些“差异”如果以效果量来重新计较，优势将不再明显甚至不复存在。GSH的重要意义在于平衡当前普遍存在的有关性别的刻板印象（genderstereotype），提醒人们在强调性别差异的同时，也要关注男性和女性的共性。本文旨在对目前关于性别相似的理论与假说及其实证研究进行分析，探讨其未来发展的方向，同时呼应国外的研究趋势，提高国内研究者对性别相似或者心理性别一致性的重视，为后续的性别研究提供参考。

一、性别对比研究的理论

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性别差异得以产生的因果溯源时，我们可以发现，在心理学中有两方面理论一直就这一问题进行着争论，即进化心理学与女性主义心理学。进化心理学中，对于这一问题进行系统阐述的是Buss在1993年提出的性策略理论（SST，即SexualStrategiesTheory）。而女性主义心理学中则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以Eagly为首的“差异女性主义心理学家”于1995年提出生物社会理论（Bios－ocialTheory），其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强调社会环境对性别差异程度的影响；以Hyde为首的“相似女性主义心理学家”于2014年对GSH进行了修订。

（一）性策略理论（SST）的立场进化心理学家提供了一个元理论（meta－theo－ry），以预测在何时何地可以预期出现性别差异，而何时何地可以预期出现性别相似［10］。在人类进化史中，男女反复面对不同适应性问题的领域里，他们表现为差异；而在男女反复面对相同适应性问题的领域里，男女则会表现为相似。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前提，Buss于1993年提出SST理论，从时间维度上系统阐述了人类的策略，即长期选择策略与短期选择策略。该理论假设男女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已经发展出了截然不同的策略，如雄性竞争（male－malecompetition）、雌性选择（fe－malechoice）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11］［12］［13］。显然该理论早期聚焦于策略中男女存在的差异，但随着进化心理学与女性主义心理学关于性别差异争论的持续升温，Buss于2011年对SST进行了系统性的修订，提出：“食物的选择、栖息地的选择、对捕食者的防御、与社会进行交互作用等等都是不论男女都在反复面对的问题。虽然男女在心理变量上是相似多还是差异多是一个实证性的问题，但我们认为性别相似是远大于性别差异的。”［13］Hannagan在2011年表达了同样的观点［14］。

（二）生物社会理论（BiosocialTheory）的立场与进化心理学家宣扬的“普遍的性别差异源于很多世纪之前的进化”这一观点不同，生物社会理论更侧重于不同的文化情境对性别差异模式的影响［15］［16］。该理论模型如图2所示，其核心观点是性别刻板印象（sex－stereotype）是对社会现实的数据驱动的陈述，进而成为达成该社会共识的性别角色（genderroles），这一结果又会反过来影响性别刻板印象［17］。例如，在某工作领域中，由于男性任职者占绝大部分比例，譬如政界，则人们对于该领域的性别刻板印象即是男性主导的职业，而这一刻板印象又会反过来影响现实中男性更多地任职于该领域。生物社会理论认为，男女的心理特质会因为他们的社会角色的改变而改变；并且该理论预测：通过时间以及文化情境的多重影响，男女的社会角色在未来会趋于一体，这种一体化则会引发男女心理特质更多的相似性。在Eagly看来，进化心理学家倾向于强调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都存在着广泛的性别差异，但Bios－ocial理论并不认同这一观点，由此，Eagly提出了生物社会理论的中心假设：在性别越平等的文化情境中，两性心理差异越小；而在性别越不平等的文化情境中，则两性心理差异越大。这一假设得到多个文化情境下的数据支持，但是也有一些研究结果对此假设提出质疑，未来研究还需要跨文化数据以对该理论进行补充和修正［20］［21］。

（三）心理性别相似说（GenderSimilaritiesHy－pothesis）就在进化心理学热衷于寻找两性之间差异之时，一部分学者（Frisby，Dillow，Gaughan＆Nord－lund，2011；Pedersen，Putcha－Bhagavatula＆Miller，2011；Smiler，2011）却开始质疑进化心理学对于性别差异的解释，他们基于一系列实证研究指出“男女的对比中，相比较他们之间的差异，更多的是相似性，但是这些学者并没有指明这些性别差异或者相似的程度，从而使这样的描述缺少精确性［22］［23］［24］［17］。显然，元分析这一统计方法的运用使得性别差异的程度大小有了被量化的可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元分析的广泛应用为研究多种心理学变量上的性别差异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Hyde基于多个心理学变量上的元分析结果发现性别差异并非广泛存在，与此相反，在多种心理学变量上的性别差异都是极小的，由此Hyde提出了“心理性别相似说”（GenderSimilaritiesHypoth－esis），认为男性和女性在大部分心理变量上是相似的［5］。

（四）三种理论之间的对比目前有三种理论支持了对心理变量上的性别相似性。两性间心理差异的原因是进化心理学与女性心理学争论的焦点：进化心理学家执着于根本的、远端的原因，如生理性构造、基因因素以及当地生态学特征等等；但女性心理学家更多考虑的却是直接的、近端的原因，如性别角色和社会化经验［25］［26］。基于不同的解释角度，所以进化心理学家倾向于寻找性别差异，而女性心理学家倾向于寻找性别相似；但两者关于性别对比的立场要远比这种简单的“相似—差异”的二元分类复杂，无论是进化心理学还是女性主义，其内部都并非完全一致。进化心理学家们虽然都认同自然选择与性选择是塑造人的心理的关键原因，但他们对这一原因在特殊领域与一般领域中的作用程度、对性别差异中个体差异的重要性以及对文化环境作为中介变量在解释框架中所起的作用的看法都是不同的［25］。女性主义因其政治议题的不同，强调性别对比的方向也会随之改变。那么，进化心理学与女性主义心理学之间的矛盾是否不可调和呢？随着性别对比研究的深入，很多女性主义者认识到进化心理学的许多论证是能够为女性主义所用，并且进化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能够成为了解社会性别的动态与权力关系的一个强大工具［27］。进化心理学家也渐渐意识到，将性别差异程度进行量化后，再根据其效果量来判断其是否应列入性别相似或差异是更精确的方法；他们也预测了随着社会环境以及实证研究的深入，心理变量上的相似性还是远大于差异性的［25］［2］。但是，SST、GEH与Biosocial理论在某些领域的预测也是显著性不同的。例如，SST认为在短择（short－termmating）、男女对于性幻想的本质、对性方式种类的追求等方面是存在显著不同的，而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许多跨文化研究结果的支持。只是这些研究结果难以用GSH与Biosocial理论做出合理的解释［28］［1］。综上所述，无论是进化心理学中的SST还是女性主义心理学中的GEH与Biosocial理论都预测大部分心理变量上男女是相似的，但是在少数心理变量（如性幻想本质）上男女应被归为相似还是差异这三个理论假说存在着分歧。

二、性别相似假说所用的研究方法概述

（一）元分析及效果量心理学家在研究心理变量上的性别差异程度时，元分析（meta－analysis）是一个较系统并且运用较多的方法［29］［30］。元分析（或称后设分析，统合分析）是将某领域以往研究结果进行定量整合的统计分析方法，它运用有关测量和统计分析技术，对已完成的众多课题所涉及的变量进行定量分析，从这些研究成果中发现和得出综合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元分析对于将性别差异的结果进行汇总是十分理想的，因为基于一个特定心理变量的性别差异的研究数目往往是庞大的［5］。在运用元分析对性别差异进行评估时以效应值（EffectSize）作为测量尺度，将心理性别差异程度用效果量表示，这样便使得基于相同心理学变量的不同的研究之间可以进行统和与比较。在关于性别的元分析中，效果量大小的度量通常为d［31］。元分析的效果量为cohens’d，cohens’d在统计学上的意义是反映两个分布均值间以标准差为单位的差异的大小，表示两个群体实际差异的大小。也就是说，d测量的是男性与女性之间相距多少个标准化的单位，d的绝对值越大，表示男性与女性的差异越大［32］［33］。性别相似假说通过对多种心理变量进行元分析，得出效果量124个，其中有30％的效果量小于0．10，48％的效果量处于0．11—0．35之间，也就是说，有高达78％的效果量处于一个相对较小范围内［34］373－398。这也成为Hyde提出性别相似假说的重要依据。

（二）类别测量法（Taxometric）除了元分析以外，Carothers＆Reis于2013年介绍了另一种对性别异同进行分析的统计方法，即类别测量法（Taxometric）［35］。心理结构是间断的类别还是连续的维度一直是心理学界争议的一个重要问题，类别测量学可以让研究者弄清楚性别框架（construct）的潜在性结构是维度性（Dimension）还是类别性（Taxonic）。该研究对于人格、气质类型等六个心理变量作了分析，得出结论为该研究中绝大多数的心理变量更适合被描述为维度性而不是类别性，这说明绝大多数心理变量上的性别差异更应该被描述为是量的差异，而并不是质的不同［36］［37］55－123。这一结论与现实生活中性别的刻板印象是相悖的，但却从结构上指出心理学变量的维度性，即结构上为性别的相似提供了依据。类别测量学是一种新型统计方法，它在精神病学、生理学上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但是也有研究认为它在评定许多变量的潜在结构时所得出的维度性结论有误［38］［39］。

（三）等效测验（EquivalenceTesting）测量两个群体（男女）平均数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是最常见的统计方法（t检验、方差分析），而使用传统的显著性检验方法鉴别性别异同总是会试图证明虚无假设，即研究者倾向于证明性别是存在差异的［40］。Ball等人认为有必要从正面对性别相似程度进行探索，于是引进等效测验。等效测验最初是医药学中的一种方法，后被应用于心理学以评估临床效果的显著性。等效测验则将传统的显著性检验方法进行反转，因此显著的结果代表的是显著的性别相似。等效测验可以起到辅助元分析的作用，作为一个新的统计方法，其有效性还有待检验。在检验性别差异性时，元分析仍是应用最广泛的统计方法，在评估性别差异的幅度时，效果量d无疑会继续作为一个主要的评估标准。而不断涌现的新的统计方法，如类别测量学、等效测验等，也会不断完善，从而在分析性别相似性时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以力求从多个方面对GSH进行检验。

三、性别相似假说的实证研究支撑

截至目前，人们已经普遍接受在空间能力、言语能力和数学能力等认知变量以及人格与社会学变量上性别差异显著存在。Hyde在2014年对四方面的心理变量上的有关性别差异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认知变量（数学、空间、言语）、个性和社会心理学变量以及主观幸福感和精神病理学方面。由于涉及到的心理学变量过于繁杂，因此本文仅选取认知、情绪情感、社会行为三方面研究数据，重点对不同研究结论中的效果量进行解释说明。在以往的研究中，还普遍提到认知变量（数学能力、语言能力、空间能力）可以作为主干领域（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中任职人数的主要预测因素。本文对STEM中女性任职所占比例较小这一现象可能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一）认知变量上的性别相似在以往的实证研究中，男性被认为在数学能力和空间能力上是优于女性的，而女性则在言语能力上优于男性，在空间能力上男性与女性的差异显著［46］［47］。然而，在数学能力方面，Hyde于2008年对美国2年级至11年级超过700万学生的学校测验数学成绩进行了元分析，发现不同年级的效果量处于－0．02与＋0．06之间，这说明没有特定的年级是存在显著性别差异的；但是鉴于学校测验（stateas－sessments）只涉及到低层次的数学技能，所以Hyde等人于又选取了全国教育进展评估（NationalAs－sessmentofEducationalProgress）的数据，这其中包含了解复杂数学问题的题目，通过对12年级学生接触这些高水平数学项目分析，结果男女差异的平均效果量为d＝0．07，也就是说，女孩在解决高水平数学问题的能力与同年级男孩是持平的［34］373－398［48］。在空间能力方面，存在不同的评估方式。本文选取其中一种3D心理旋转（three－dimensionalmentalrotation）作为评估空间能力的指标，并对基于此指标的元分析进行回顾。该测验需要被试在心理层面对某一对象进行三维空间的旋转，以判定它是否与给定图形中的一个是重合的。在早期关于3D的元分析中，性别差异是很大的，d＝0．73，或者是中等的，d＝0．56［49］［50］。不过，研究人员发现测验均是计时测验，而Voyer等人发现计时测验所测量的结果是有利于男性的，因此选取了多项非计时性测验，对其进行元分析后发现，相比较计时性测验，效果量由d＝1．03下降到了d＝0．53。即男女在3D空间能力上的差异并不是如以往研究中所表述的那样巨大，而是中等程度［51］［47］。与女性拥有更强的言语能力这一刻板印象相反，在言语能力上的男女差异是很小的，d＝－0．11［52］。但是言语能力包含四个分指标，这一总体效果量掩盖了每一个分指标的效果量：词汇量d＝－0．22，阅读理解d＝－0．03，写作d＝－0．08，言语流畅性（verbalfluency）d＝－0．33。由此可以看出，在前三个分指标中性别差异接近于0，言语流畅性的d值较大，但是也处于Hyde所划分的小范围中。Reilly在关于认知变量上的性别异同研究中发现，15岁的美国儿童在阅读理解成绩上男女差异的效果量为d＝0．26，显示出女生在平均水平上有较小的优势［53］。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成绩的低分段男生与女生的比例为4．5：6，因此Hyde认为“男性更大变异假设”（GreaterMaleVariabilityHy－pothesis），即“有学习障碍的男生的变异量比女生大得多”这一事实应是这一女生优势的原因［54］。Hyde（2014）还列举了其他认知变量上的心理性别差异的效果量，由于篇幅限制，在此不一一赘述。总之，不可否认的是认知变量上的性别差异的确存在，但是与以往刻板印象不同的是，大多数认知变量差异程度较小，并随着被试年龄、测量情景的改变而发生改变［55］［46］。

（二）情绪情感与社会行为中的性别相似情感体验与情绪表达也是存在刻板印象的，即社会对于男性的愤怒的包容度是较高的，而其他的情感（悲伤、恐惧、快乐）则被认为出现于女性身上是更易被社会所接受的［56］。而这些刻板印象是否与实际情况一致呢？Chaplin＆Aldao在2012年对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儿童在情绪表达上的性别差异进行了元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积极情绪上的性别差异是很微小的（d＝－0．08），内化情感如悲伤恐惧（d＝－0．10）以及外化情绪如愤怒（d＝0．09）中的性别差异也是很微小的［57］。另外，研究者以自我意识的情感（self－con－scionsemotions）为研究对象，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58］。本文选取两方面对社会行为上的性别差异进行说明，即攻击行为与帮助行为。攻击行为一般可分为身体攻击（physicalaggression）和关系性攻击（re－lationshipaggression）。以往的研究认为，男孩有更多身体攻击行为，而女孩则更多为关系性攻击［59］。Archer在研究中指出，身体攻击中，性别差异程度属于中等（d＝0．55），男孩有更多的身体攻击行为；而关系性攻击中，同伴评估的性别差异为d＝－0．19，教师评估的性别差异是d＝－0．13，即女孩有更多关系攻击行为，但是与男孩的差别并不大［60］。Eagly对帮助行为中的性别差异进行元分析得出d＝0．34，显示出男性会更多地实施帮助行为［15］。但Hyde对其研究结果提出质疑，认为是否有旁观者对于男性决定是否实施帮助行为有很大影响，当男性意识到自己被观察时，他的影响主义会促使他实施帮助；另一方面，在有关于女性角色的帮助行为如照顾残疾儿童时，女性则会施予更多帮助［34］373－398。显然，无论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或者是自我可意识到的情绪中，性别差异程度都是极小的。这与以往的研究所得结果不同，也与人们对于男女情绪表达的刻板印象不符。而在攻击行为中，身体攻击中男性与女性的差异程度处于中等，关系性攻击中男女差异较小。帮助行为则会受男女角色意识的影响，在不同的情景中男女实施帮助行为的差异性不同。

（三）女性在STEM所占比例在国家实力的比较中，获得STEM学位的人数成为一个重要的指标。以往很多研究都列举数据以表明女性在STEM中所占比例极小，然而美国教育统计年鉴2012年数据显示这一说法显然过于决断：生物学博士中女性所占比例为53％，医学博士中女性所占比例为48％，兽医学位中则有78％为女性（Hyde，2014），这些领域均显示出不同程度的性别相似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性别差异依然存在于工程类、计算机、数学以及物理（EMCP，是STEM中的一个分支）等专业中。如果在认知变量上男女是相似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学科学位取得中的性别差异呢？20世纪初期一直到现在，关于此现象得到认可最多的解释是女性的IQ普遍低于男性［61］［62］。但是，对数学能力的元分析已经驳斥了这一观点；此外Blinkhorn也在Nature上指出PaulIrwing得出这一结论所运用的方法是有严重缺陷的［63］。其他的解释还包括：对于这些女性研究者来说，制度环境是相对冷酷的；家长与教师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会劝阻女孩从事这些领域的研究；女性公共目标大于男性，因此对其他领域兴趣更浓厚；女性的家庭角色决定她会放弃这些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的领域；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多的道德妥协性等等［64］［65］［66］［67］［68］。目前为止，有关于STEM中女性比例较小的原因有多种，这些可能的影响因素综合作用，从而对此现象作出解释。综上所述，无论是认知变量还是情绪情感或者是社会行为，性别差异的大小和方向都依赖于测验体系、情景和内容而变化，这极大反驳了“性别差异广泛存在且稳定”的传统观点，进而为GSH提供了支持；并且，对于STEM中女性比例较小的原因探寻中，我们可以得知将此现象归结于男女智力的差异是错误的。

四、对GSH的评述及未来发展方向

虽然人们对于两性间差异的认知一般对应于心理学中所测量出来的性别差异，但是由于知识传播的滞后性，人们的某些认知也可能是有失偏颇的［17］。性别差异研究在近几十年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性别差异的实证研究结果随着时间、情境以及方法的改进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从而对传统的“性别差异普遍存在”这一刻板印象提出了严重挑战，从而引发了很多争论与探讨，因此性别相似假说的提出引发了国外性别研究领域的新一轮变革。虽然性别相似假说已经得到了众多理论与实证支持，但是仍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例如统计方法上的盲区、样本的选择、交叉法的运用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对我们完善GSH有重要的意义。针对该假说的现存问题，未来的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性别相似测量方法的改进通过对大部分心理变量上的心理差异进行元分析，可以得出性别差异的程度与方向，但是究竟有多少心理学变量应被考虑其中，Hyde并没有给出精确的说明。其次，元分析作为现有的评定性别相似性大小的最有效的方法，其选定何种研究（包括所用测量方法、所选被试等方面）作为进行元分析的标准并未确定。比如，Eagly在2011年指出元分析是将不同的研究进行一体化，而某些研究结果指明了性别差异是极大的，而又有一些极小，那么基于此所得出的平均值是否能够代表该心理变量上性别差异的程度？研究中可能用多个特征指标量来表达同一个结果，而多个指标量可以转化为多个效果量，那么对有多个效果量的性别差异研究进行元分析时应注意什么［69］，这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再次，Hyde将三个范围内的效果量施以“小”、“中等”、“大”三个标签，但是她并没有对为何做这样的区分给予足够精确的解释。我们知道某些研究效果量很小，但它的实际意义却非常显著，如吸烟导致肺癌的效果量就仅仅为0．2左右。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注重使用元分析对性别差异量化时的精确度问题，以及寻找新的统计方法以补充或者挑战元分析的结论。

（二）性别研究背景因素的控制与交叉性的运用广义的环境因素包括社会文化因素、历史时代因素等。有大量研究发现，性别差异元分析的效果量存在代际差异［70］［71］［72］，因此，今后的研究在取样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样本所在环境是否有明显的时代变革还是处于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狭义的环境因素包括具体时空中的特定情境以及个体具有的某些特征。无论是广义的环境因素还是狭义的环境因素都会对性别差异结果产生影响，为提高研究准确性，在未来研究中需要考虑交叉法的运用。交叉法（Intersectionality）是同时考虑多个类别、身份、缺点和差异，如性别、种族、阶级、性取向（sexualorienta－tion）、残疾、宗教［73］［74］。交叉法认为性别效应（gen－dereffect）不应被单独拿进来进行理解，而必须在情境（context）中进行研究。即在种族以及其他社会身份（socialidentity）和类别的情境中，科学家不应对性别差异作全球性的评估，因为不同文化间存在普遍性差异。例如，在关于羞耻的性别差异的元分析中，白人的d＝－0．32，但是非白色人种的d则为－0．06，也就是说，平均的d＝－0．29，实际上掩盖了非白人种在羞耻这一心理变量上存在性别相似这一事实［58］。尽管美国心理协会的指导原则对此进行了要求，但是还有许多研究者疏于报告被试的种族，只有少数的元分析考虑到了种族或者其他调节变量的作用。未来的性别元分析应注意将种族或者社会阶层（socialclass）作为潜在的调节变量，并在此基础之上探寻每个调节变量对于性别差异影响的比重；当然，更严谨的要求是分析性别×种族的交互性作用，或者是性别×社会阶层的交互性作用［75］［34］373－398。而在中国多民族文化情境中，更应该在性别差异研究中考虑交叉法的运用。并且，GSH的提出所依据的大多是美国样本与数据，其是否适用于中国情境，还需要更多的元分析结果对其进行检验。

（三）研究目的的偏移关于性别差异与性别相似的研究已经开展许多，这些研究多集中于对性别差异程度进行量化以及对其成因进行分析，但是鲜少有人反思这样的研究策略是否高效呢？换句话说，寻找性别差异及其成因是否是最重要的呢？Newcombe等人认为空间能力上存在中等程度上的性别差异这一研究结果本身是相对不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应该找到训练方法或者策略，以求在最大程度上去发展人们的空间能力183－206，这是国外性别异同研究的实用主义倾向。也就是说，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在性别差异确切存在的领域，探寻是否需要以及是否存在方法以减小这种差异。再比如，按照GSH的观点，认知变量上的性别差异程度是非常小的，如果该假设成立，那么与认知变量密切相关的STEM领域中为何女性所占比例如此之小呢？本文虽然对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简要的梳理，但是在未来研究中仍需要对影响该领域女性所占比例的自变量进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