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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欧、日的经济实力地位
(一)多极之首的美国经济
10年前的人们对三极实力地位的概括是:崛起的日本,复兴的欧洲,衰落的美国。然而90年代后的情况表明,美国遏止了实力地位相对衰落的态势,显示了其不仅是世界经济多极之一,更是实力之首的实力。其经济自1991年3月美国经济走出低谷至2001年3月,已连续增长10年,10年中年增长率达3.5%,创造了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而且不仅仅是经济持续增长,还出现了“一高两低”并存的所谓新经济现象,主要动因在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和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为期10年比较良好的经济发展使得美国经济实力有所增长。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
(二)泡沫破裂的日本经济
90年代后的世界经济三极中,日本的经济发展势头、状态与美国产生此消彼长的位置互换。50年代至80年代的每一个10年,日本经济发展速度都是既快于西欧、更快于美国的,从而使日美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生产总值由50年代初的日本约相当于美国的6%上升为90年代初的66%,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正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达到高峰的同时,其经济泡沫也达到了顶点。1989年末,日本的资产价格(股票、土地和其他金融资产的价格)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5倍;日本的国土面积仅为美国的4%,而其市场价值是美国的5倍多,仅东京房地产的市价总额就可以购买美国两次。但是泡沫是不可能长期膨胀的。1990年,以当时发生的经济周期性危机为契机,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并使日本经济在90年代以低于美国经济增长率两个多百分点的劣势陷入经济停滞,这是日本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这样一个经济不景气状况中,又遇上了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的发生,这对日本经济是再糟糕不过的事情了。这场金融风波既充分显露了日本经济实力地位的下降和对世界经济的消极影响,反过来又对不振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1997年日本出现0.7%的负增长,1998年进一步恶化为2.8%的负增长,1999年勉强出现0.6%的经济微弱正增长,2000年,由于国际经济比上年加快(世界经济增长率为4.7%),也由于日本近年来以国债为支撑扩张的财政政策逐渐显效,日本经济开始有所好转,但也仅仅是1.5%的增长率。用经济合作组织的话说,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挣扎了几年的日本经济已经开始出现适度的复苏。
过去的10年是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受泡沫经济破灭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双重打击的日本经济目前依然困难重重,但是日本的经济实力犹存。可以说,日本的经济实力、影响力只是相对于美国而减弱或相对于泡沫经济高涨时而收缩,而并非基础经济大倒退。日本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约相当于排在世界第三、四、五位的西欧三大国德国、法国、英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之和。未来10年,日本将以接近2%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二十一世纪的日本经济仍是多极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一极。
(三)一体化的欧盟经济
西欧的经济发展态势在美欧日三者中始终处于中间的位置。80年代及其以前,西欧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如日本,但快于美国;进入90年代后,西欧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日本,但落后于美国。以一个国家集团的实力计,欧盟的一些主要实力指标不仅大大高于日本,甚至超过美国。比如国内生产总值,欧盟占世界的29%,美国占28%,日本占13%。但不能简单地据此认为欧盟的实力地位世界第一。欧盟是一个国家集团,15个国家的集合,尽管其一体化程度较高,可以作为一个实体与美、日并立,但毕竟不像美、日那样作为单一国家成为世界经济之一极。这要求欧盟既要加强经济一体化,又要加快经济发展,即通过“集中”和“积聚”两个方面的努力,以巩固和增强自己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实力地位。
如何在较低通胀率和较低失业率情况下提高经济增长率,是欧盟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相比于美国近年来已出现“一高两低”的新经济现象,欧洲要逊色一些。
二、美、欧、日经济“软着陆”状况
从理论上讲,宏观经济“软着陆”是指一国国民经济的运行出现“一高两低”的良好态势,即经济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并存。
(一)经济增长率
1997年以来,美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在4%以上。欧盟的经济增长状况是,1997年为2.7%;1998年为2.8%;1999年为2.3%;2000年经济增长率第一次突破3%,达到3.4%,为1989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但仍低于美国;2001年,据经合组织等预计,欧盟的经济增长率仍会保持在3%以上,从而将9年来第一次超过美国。从更长期的发展看,自现在起到2010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已是欧盟确定的发展目标。
(二)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率是与经济增长率密切相联的。按照西方传统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其在2.5%至3%的情况下是合适的,这既会使就业增加,又不会使通货膨胀率过于上扬。欧盟近年来在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胀率三个指标上,只有在低通胀率方面可以与美国相媲美,甚至比美国还低。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欧盟通胀率1998年为1.4%,1999年为1.3%。然而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美国是在经济增长率突破了传统的界限的情况下,仍保持了较低的通胀率。欧盟则面临着既要经济增长率突破3%,并把高失业率降下来,同时又不至于使通胀率有大的上扬的艰难任务。事实上,自1999年下半年欧盟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以来,欧盟的通胀率也呈小幅攀升态势。欧洲央行行长杜伊森贝赫2000年7月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说,“我们绝不反对经济增长率高于3%,我们所不希望的是通货膨胀达到这一水平”,因此,欧洲央行对影响欧元区物价稳定的因素保持警惕,将继续实行“把通货膨胀压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的长期战略。从现在的发展态势看,欧盟2001年、2002年的通胀率将回落到2%和1.8%。:
(三)失业率
高失业率一直是多年来困扰欧洲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与美国近年来失业率压低到4%的情况相比,欧盟的失业率高达10%左右。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是密切相联的两个指标。一方面,高失业率是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压力。据欧洲的统计,欧洲每年用于失业、贫困人口救济和社会福利保障的开支高达1万亿到2万亿欧元,占各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到20%。如此巨大的开支拖累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提高经济增长率是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的主要途径。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的趋强,欧盟的失业人数在减少——从1996年及其之前的约2000万人减少到1997年3月的1,800万人、1998年5月的1,700万人、1999年的1,600万人和2000年1月的1,230万人;欧盟的失业率也在降低——从1996年的10.8%降至1997年的10.6%、1998年的10.0%、1999年的9.1%和2000年的8.4%,预计今明两年将继续降至7.8%和7.3%。
【关键词】当前 世界经济形势 金融危机 分析
当今的世界经济体系在现代高新科技的推动下已进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世界经济已经从以前的单独发展逐渐演变成为现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一体化是指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载体, 以世界市场形成为标志,使世界经济成为一个整体。经济全球化不仅仅加快了各金融机构的国际化进程,而且大大的的优化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促进世界贸易的自由化发展,为世界的经济发展带来诸多机遇。然而美联储酝酿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欧洲经济结构性矛盾依然没有消除,日本“安倍经济学”负面效应突出等发达国家的的经济政策风险,给世界经济前景带来诸多潜在的风险。
一、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概况
(一)发达国家及组织的经济特点分析
(1)美国的经济特点分析。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它的经济影响着全球的经济形势,与世界经济息息相关,下面就美国经济的当前形势进行分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它就像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第一张,使世界金融市场产生了剧烈的动荡。由于美国的金融风波在全球迅速发展,使得英国、德国、日本、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和组织纷纷向银行投入大量的资金以挽救本国的金融银行系统,使其受到的损失尽可能的减到最低。为了减少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正在制定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结构框架,主要内容有:让金融机构持有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美国国债相关证券自然到期,并脱离其资产负债表;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出售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充分运用其他金融手段,例如允许银行将存款长时间放置美联储;对超额银行准备金支付利息;通过逆回购协议来稳定利率。美国政府希望通过这个政策可以使经济复苏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大众失业率有所降低,货币政策逐步回归常态。
(2)欧洲的经济特点分析。世界上可以与美国经济体系抗衡的经济体系并不多,欧盟就是其中一个。在欧洲,加入欧元区的国家一共有17个,但是这17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太大,这就使得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使用同一种货币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2009年爆发的欧元危机影响持续深化。去年,欧元区的低收入国家希腊为了减少和高收入国家的收入差距,不惜向欧盟总部借债,不受约束的大量支出,为本国民众争取较高的收入水平和发展机遇。在这期间,虽然希腊民众的工资上涨速度飞快,但是其消费入不敷出,使得国家经济经常处于赤字状态,从而令全国陷入债务危机,由于无法按时还清向欧盟的贷款,希腊也就无法继续借贷,使得国内银行没有资金可供民众消费,国内一度民怨沸腾。欧元区统一货币的本意是使得各个国家平等发展,逐步减小收入差距,但是出现了事与愿违的情况,不仅没有减小这种差距,反而使得差距进一步扩大。
(3)日本的经济特点分析。当前,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国内经济也随着出现了一些问题,但经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有了缓和的迹象。但尽管在短期内,安倍政府的货币宽松政策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作用,但从宏观方向看,经济结构、人口老龄化以及高额的公共债务已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绊脚石;从微观方向来看,民众消费税上调、企业间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以及海外市场的快速发展,已经严重制约了国内的经济发展。
安倍政府提出的经济学主要是指预先创造通货膨胀现象,当消费者预期察觉日本物价要上涨时,对于一些本来要买的商品,就会尽快的去购买,因而积极的带动消费及投资,进而扭转日本长年消费与投资极度低迷的状况。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安倍经济学”正在制造更大的金融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消费税上调将使经济增速减缓、导致国内物价上涨;日元汇率贬值,导致进口成本上升。而且,“安倍经济学”从实施以来,日本国内的国民储蓄率不断下降,企业固定投资增速出现疲软态势,这些现象都可能导致日本经济的进一步恶化。
(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特点
虽然新一轮的经济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但是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呈现负增长的同时,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和组织的经济增长势头稳定,实现了稳步发展,这些国家和组织就被称为新兴经济体系。世界主要的新兴经济体系包括中国、印度和东盟等。
(1)中国的经济特点。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这几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日渐提升,无论是从经济,人口,还是从科技,军事来说,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国。国外的经济学家们也肯定了中国经济在全球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经济一直在飞速发展着,从过去的贫穷国家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的经济在全球中有着重要的平衡作用。这几年,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继续保持经济的宏观发展。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是需求衰退周期逐渐转换为供给调整周期,并正由高速增长逐渐由中高速增长转变。关于增速放缓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而不仅仅是数量的增长,所以,增速放缓是必然的事;成本要素水平明显提高。由于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涨,而且国家对于环境的保护力度大大加强,使得企业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所以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市场需求不足。国内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现象在某些方面已经凸显出来,消费市场停滞不前,出口需求也有所减少,所以消费市场的萎缩也是导致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之一。
(2)印度的经济特点。虽然印度的经济形势目前呈现一种疲软的态势,但是由于印度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向世界发出维持巩固宏观经济的决心。并且积极的设立内阁投资委员会、对一些拖延已久的项目进行重新协商、通过网上拍卖应收款项为中小企业提供自由资本和低利率的贷款,这些措施会大大提升印度的投资潜力,继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高回报的金融产品有可能阻止印度储蓄水平下滑,从而尽可能降低这一轮经济危机对印度的影响。
二、针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提出的对策措施
(一)加强与美国的经济贸易
虽然美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不小的影响,但是美国的强国地位仍然没有改变,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中的话语权仍有重要的地位。国际石油、黄金、粮食等交易仍然以美元为单位。这次的金融危机虽然使得美元贬值,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但是奥巴马政府提出的经济对策可以有效的阻止经济增速的负增长。美国作为世界上的大国,有能力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到那时候,世界经济就有可能走出低迷的态势。
(二)加强区域间的经济合作交流
当今的世界经济贸易呈现多元一体化的趋势,要想在全球化的经济中稳定发展,就要联合各方力量,加强区域间的经济合作。在国际贸易中,除世界经济贸易组织主导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外, 各区域间的经济合作也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加强欧盟、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协定,强化南南合作、南北合作间的交流等,对建立全球的经济一体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加强人民币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提出的量化宽松政策以及政府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都极大动摇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中的地位。而唯一可以与之抗衡的就是欧元,但是欧元区也陷入了债务危机而自顾不暇。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系之一,正好可以借助这个机会扩大实行人民币互换的范围,进一步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从而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中的地位。
一、世界经济体系从“中心-边缘”结构 向板块与网络状并存结构转型的特点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他写道:“表现为一个社会体系的特征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这个体系内的生活是独立自足的,而且这个体系发展的原动力大体上是内在的。”沃勒斯坦提出:“迄今为止只存在过两种不同的世界体系:一种是世界帝国,在这些世界帝国中,存在一个控制大片地域的单一政治体系,不论其有效控制程度减弱到什么程度;而在另一类体系中,在其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空间不存在这样的单一政治体系”。
根据沃勒斯坦的观点,16世纪以前,“世界性体系”主要表现为一些世界性帝国,如罗马帝国、等。从16世纪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开始以西北欧为中心,形成“世界性经济体系”。它不同于“世界性帝国”之处在于,它有一个自成一体的经济网络,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中心。在这个世界经济体中占据有优势地位的地区,主要是西欧和北美地区,是中心区域;而广大亚非拉地区,由于受到欧洲国家的殖民统治,或是新独立建成民族国家不久,是这一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区域;在这两者之间的是半边缘区域。三个不同的组成部分承担着三种不同的经济角色:中心区域利用边缘区域提供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生产加工制品向边缘区域销售牟利,并控制世界体系中的金融和贸易市场的运转。边缘区域除了向中心区域提供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廉价劳动力,还提供销售市场。半边缘区域介于两者之间:对中心区域部分地充当边缘区域角色;对边缘区域部分地充当中心区域角色。
在冷战时期,根据当时苏联的观点,存在着社会主义市场和资本主义市场这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体系。但这只是一个不长的插曲。冷战结束后,这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体系变为只有一个单一的世界市场体系。近年来,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开始从“中心一边缘”结构向板块与网络并存结构转型,其主要特点有:
1.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趋势迅速发展
近年来,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迅猛发展,开始形成欧盟、北美和东亚三个大的经济板块和其他一些较小的经济板块。
欧盟2004年扩大后,拥有25个成员国,人口约4.55亿,总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万亿美元。北美自由贸易区1994年开始实施,现在包括美、加、墨三国,人口约4.2亿,总的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3万亿美元。北美自由贸易区在世界上的影响不亚于欧洲一体化。东亚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和安全合作进程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强劲。东亚国家已经开始构建“东亚共同体”的进程,中国将与东盟国家于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如能实现,它将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总人口将达近20亿,经济规模将超过3万亿美元。日本与东盟签订了一揽子经济合作协议,决定在2012年实现经济合作伙伴计划。韩国已与东盟就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商品自由贸易达成协议。此外,中日韩正在就三国自由贸易安排开展联合学术研究。“东亚共同体”如能建成,将形成与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三足鼎立的态势。
北美和东亚经济板块中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走联合自强道路,也建立和加强了一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形成较小的经济板块,如非洲联盟、东非共同体、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里约集团、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阿拉伯国家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等。
这些都促使世界经济体系从“中心-边缘”结构开始向板块结构转型。不过,板块与开放并不一定是矛盾的,板块也可以是开放的,出现开放性与板块性并存。
2.跨国公司形成全球网络
跨国公司是当今世界经济中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技术开发和转移以及其他服务于一体的经营实体,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体现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全球取得迅速发展。冷战的结束和转型国家的改革开放,更给跨国公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现在,全世界4万多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在世界各地的雇员达到7千万人,已控制世界生产的40%、世界贸易的60%和国际技术贸易的60-70%。全世界100支最大的经济力量中,跨国公司占一半以上,超过许多中小国家。跨国公司正在超越民族国家而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主体,其国际生产和经营正在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最佳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组合。跨国公司占世界上国际直接投资的90%以上,使国际直接投资年均增长近30%。2005年中国出口总额的58%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顺差净值占中国贸易顺差总额的83%。同时,跨国公司加速在不同国家建立研发机构,以便最有效地利用当地科技资源,研制出最能适应市场的产品。“跨国公司在这一全球化新阶段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跨国公司形成的全球网络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
3.出现新型的三极贸易体系,若干发展中国家从边缘向半边缘甚至中心转化,但中心区域国家仍能保持中心地位
现在世界上形成一种新型的三极贸易体系。它不仅与过去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贸易有所不同,而且是人类历史上几乎从未有过的。第一极是掌握创新工艺和服务的国家,第二极是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第三极是原材料拥有国。第一种贸易是掌握创新工艺和服务的国家与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之间进行交换;第二种贸易是低工资地区与原材料拥有国之间进行交换;第三种贸易是拥有自然资源的国家用自己的资源与那些拥有技术的国家进行交换。
虽然掌握创新工艺和服务的国家主要是过去的中心区域,提供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仍主要是过去的边缘区域,但在贸易中的角色已发生重大变化,过去的中心区域已转变为提供创新工艺和服务为主,而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转变为直接生产加工制品出售给那些拥有技术的国家和提供原材料的国家。例如,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装配车间”。这一方面表明,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和提供原材料的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所提高,开始逐渐摆脱边缘化,甚至有些提供原材料的国家已经属于中心区域;另一方面也说明,从“中心-边缘”结构向板块与网络并存结构转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心区域由于掌握着创新工艺和服务,仍具有很大的优势。例如,服务部门的很大部分-金融服务、很多娱乐,甚至还有教育部门-现在都可以进行贸易。许多服务的可贸易性第一次超过商品。而且,中心区域仍是“技术含量高、资本密集以及高工资产品所在的地区”。
世界经济体系从“中心-边缘”结构开始向板块和网络并存结构转型,是在若干发展中国家从边缘向半边缘甚至中心转化,但中心区域国家仍能保持中心地位的背景下出现的。
二、世界经济体系向板块与网络状并存结构转型的主要原因
1.区域化与区域主义相互促进
区域化(regionalization)与区域主义(regionalism)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区域化是指某一区域内由非国家实体,主要是跨国公司在市场力量影响下进行贸易和投资所推动的区域经济和社会一体化。而区域主义又称“地区主义”,主要是指国家通过进行相互之间的经济合作安排,建立各种多边机制包括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来推动区域经济和社会一体化。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认为,国际区域可以界定为地理上相联系的一定数目的国家,它们处于某种程度的相互依赖;国际区域主义就是以区域为基础的国家间的联合或集团的形成。中国学者马孆提出,区域主义具有“国际性、地缘性和组织性。国际性表明了区域主义属于国际关系范畴;地缘性显示了区域主义的存在范围;组织性体现了区域主义的活动空间。”安德鲁·赫里尔认为可以根据社会凝聚力(social cohesiveness)、经济凝聚力(economic cohesiveness)、政治凝聚力(politicalcohesiveness)和组织凝聚力(organization cohesiveness)的程度高低所导致的地区相互依赖程度来分析区域主义。波恩·赫特和A·伊诺塔用“区域融合度”(re-gionness)的概念来表示区域主义的程度,并将区域融合度由低到高分为5个层次:地理区域(region area)、区域复合体(region complex)、区域社会(region society)、区域共同体(region community)、区域国家(region state)。
因此,美国已经持续了10年的经济增长和“一高两低”的经济状况不会无限期延续下去,经济周期的变形不等于经济周期的消失。实际上,从2000年下半年起,美国GDP增长的速度就放慢,2001年第一季度虽然仍有1.3%的增长,第二季度却急剧下滑,第三季度急剧滑落至-1.1%,这是自1993年第一季度以来美国经济首次出现萎缩,也是1991年第一季度以来最大的下滑降幅。
尽管目前美国经济面临着诸多矛盾和缺陷,但由于美国占据着多项高科技,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制高点,再加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宏观政策调控更趋成熟,美国又具有优于其他国家的资源优势、市场优势、金融优势、地缘经济优势,以及灵活的企业机制和较强的对外转移危机的能力等,预计美国经济将于2002年后复苏。
2.日本经济现状及发展趋势
二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恢复时期和20年的高速增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的总体竞争力一度超过美国,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由20世纪50年代初约相当于美国的6%上升为90年代初的66%,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然而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达到高峰的同时,其经济泡沫也达到了顶点。泡沫经济的崩溃使得在此之前大量贷出资金的日本银行陷入巨额坏账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并使日本经济在90年代以低于美国经济增长率2个百分点的劣势陷入经济停滞,这是日本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日本经济目前的困境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有国际环境趋紧、出口下滑的直接原因,也有10年来扩大内需政策未见成效、各种矛盾累积的政策后果。
关于日本经济的增长前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表的报告称,由于存在着“惜贷”与扩大投资、消费的矛盾,巨额财政赤字与扩张财政政策的矛盾,结构调整与失业率增高的矛盾,官僚垄断与提高效率的矛盾等四大矛盾,日本经济真正摆脱困境尚需时日。
但应当看到,由于日本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其GDP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居西方七国之首,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外汇储备国和债权国,未来日本经济尽管不大可能再现以往的高速增长,但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仍举足轻重。
3.欧盟经济现状及发展趋势
欧盟经济增长的基本面是稳定的。目前,欧盟经济从总体上看状态良好,除对外贸易下降外,投资、消费以及通货膨胀率、就业率和财政金融等各项经济指标基本保持在正常水平。2001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2.4%,在世界三大主要经济体中,其增速是最高的。
欧盟各国的结构性调整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定框架。近年来欧盟在税收、福利、医疗、就业等方面纷纷开始改革。2000年普遍进行的税收改革,给经济增长助了一臂之力。同时,欧盟国家的养老金制度改革也在加紧进行。据欧盟一个研究机构预测,仅减税一项就将使欧盟从2001年起每年拉动0.5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
欧元的经济货币联盟效应发挥了积极作用。2001年以来,欧元对美元汇率基本上稳定,欧元经济货币联盟所起的稳定作用不能低估。欧元的启动消除了欧元区内的汇率风险,增加了价格透明度,有利于投资和金融市场一体化,从而对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协调发展起到保护和促进作用。
受世界经济增长下降影响,欧盟经济增长放缓。受美国经济急剧减速和世界经济增长降温的影响,2001年欧盟各国的经济增长势头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弱。欧盟经济尽管保持增长,但增长放缓,并一再低于市场预期。
2002年1月1日,欧元正式上市流通,欧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尤其是近年来欧盟加紧了内部建设,推行机构改革,统一税率,扩大欧元区,强化成员间的合作,因此,从发展的角度看,一个实现了统一市场、统一货币的欧盟经济,将逐步形成挑战美国经济“一超”地位的强极,并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
据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最新预测,随着减税措施的采取,企业的增长潜力得到发挥,劳动力价格相应下降,加之欧盟经济不存在固定资本投资和库存过剩的问题,也没有受经济周期性因素的影响,预计2002年欧盟经济增长率将达2.9%。
二、发展中国家经济现状及发展趋势
1.东南亚地区经济普遍放缓
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大多具有出口导向型特征,且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日本。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速骤降,股市暴跌,特别是高技术股的暴跌,使企业商业投资赢利预期降低,这不但影响了企业的设备投资,还影响了个人消费。美国内需不振,进口需求减少,导致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出口下降较多。刚刚摆脱金融危机的东南亚经济又面临着新的考验。
2.拉美经济面临严峻形势
新世纪伊始,拉美地区经济即遇到严重困难:外贸出口萎缩,生产下降,失业率攀升,经济增速放缓。
拉美地区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受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连带影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鉴于美国和西欧经济增速明显放慢,日本经济仍处于停滞状态,大大减少了对拉美国家的出口产品需求,从而导致拉美出口急剧下降,并严重影响该地区各国的经济发展。其次,美国"9·11"事件使拉美经济雪上加霜。"9·11"事件对拉美经济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其中同美国保持最为密切贸易关系的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以及以旅游业为主的加勒比国家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此外,沉重的外债负担制约着该地区经济的发展。目前,拉美国家外债已超过7500亿美元,每年用于支付外债的资金就近1500亿美元,相当于本地区年外贸收入的三分之一。
3.非洲经济前景看好
非洲经济尽管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但由于一些非洲国家经济状况明显好转,2001年整个非洲经济仍获得增长,经济增长率达到3%。博茨瓦纳、喀麦隆、莫桑比克、坦桑尼亚、乌干达等国采取了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整政策,努力改善产业结构,增加吸引外资的投入,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超过整个非洲3%的平均增长率。
但是,目前非洲经济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必须尽快结束战乱,加快经济改革步伐,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国民教育水平,消除贫困。战乱和政局不稳定是制约非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些非洲国家由于战乱不断,不仅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拖了整个非洲经济发展的后腿。
三、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与对策分析
在美国经济急剧减速并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慢的环境下,我国对外经贸将面临如下挑战:
第一,出口减少,经济增长对内需依赖增大。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同时陷入衰退,这从1975年以来尚属首次;另外,我周边地区经济增长也大都放慢,这对中国经贸发展必然产生重要的影响。2000年我国对美、欧、日的出口额超过1400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55.6%;同年我国对韩国和东盟的出口额近400亿美元,占全国总出口额约15%。2001年头7个月我国出口增长率从2000年同期的35.8%降到8.5%,即回落27个百分点,据估算,每减少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10多亿美元的损失。随着我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从1980年的8%提高到2001年的23%,世界经济放慢导致我国出口减少,无疑会加大我国经济增长对内需的依赖。
第二,经济不景气往往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由于美国称中国已成为其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我国产品可能成为美保护主义的重点针对目标。
第三,美国经济形势对我国在美通过贷款、债券及发行股票等渠道进行筹资将产生不利影响。但与此同时,国际资金流动可能对中国引资有利。美经济下滑导致企业对内投资减少,大量资金向外寻找出路,中国如能抓住机遇,则可变不利为有利,吸收更多外资。
在全球经济放缓的情况下,我国应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第一,要加强宏观调控,继续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刺激内需,并深化国内消费、投资和技术增长的体制结构。
第二,在外贸方面,继续采取退税等措施鼓励出口,适当调整出口产品方向和结构,并提高我出口产品质量和竞争力。
新世纪伊始,世界经济虽然经历过一次短暂而轻微的衰退,但是从2003年开始全面复苏,迄今已经持续了四年,预计2007年将延续增长态势,只是增速有所减缓。根据IMF统计,2001-2007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4%、3.0%、4.0%、5.3%、4.8%、5.1%和4.9%(2006和2007年为预测数)。这就是说,2003--2007年世界经济5年累计增幅将达24.1%,年均增速为4.82%,超过了1996-2000年5年累计22.7%的增幅和4.54%的年均递速,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近三十多年中最好的增长期,其中2004和2006年的增长率分别达到了5.3%和5.1%,是继1976年增长5.2%之后出现的最近三十年两个增幅超过5%的年份。
与此同时,从2002年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世界经济失衡现象,到2005年IMF总裁拉脱第一次正式使用了“全球失衡”(globalimbalance)的概念,这已成为当前被普遍关注的世界经济重大热点。国际和国内的权威经济机构及经济学家一再呼吁和警告要关注和重视不断加剧的全球经济失衡。譬如,2005年10月16日第七届20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不断扩大的全球失衡及其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情绪膨胀将进一步恶化全球经济的脆弱性;IMF2006年4月的春季例会的议题就是“全球贸易不平衡”。
发展不平衡是世界经济的运行常态和基本规律之一,不同时期的失衡有着不同的表现,不平衡的循环积累严重化和风险化便是失衡,就可能危及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行。而当前“全球失衡”的集中表现,拉脱强调的是全球贸易失衡,“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强调许多国家对美国市场出口的“持续性依赖”,实质是一回事。我国国内有学者指出,全球经济增长主要集中依靠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长,但美中经济同时存在内部失衡并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形成全球的经济金融结构失衡。
二、世界经济的结构变化与“全球失衡”
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史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全球失衡总是与世界经济的重大结构性变化相生相伴,总是与世界首强之国的美国地位及其与其他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密切相联。换言之,没有美国地位及其与其他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就没有全球失衡,而没有全球失衡就没有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当前“全球失衡”,从根本上说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加快发展和不断深入的经济全球化带来世界经济结构巨大而深刻变化的结果。
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首先是发展中与转轨中大国的)本土经济国际化三股潮流时空交汇互动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进程带来的是世界经济结构变化,其主要表现有:
第一,世界经济第一次得以真正地按照“市场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市场化”的本质要求和客观规律来运行和发展了。这主要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发生的那场世界格局变化推动的结果。原先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大国,如中国、越南、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等先后确立了市场化、开放化和国际化的基本国策,扩大市场和产业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主动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其中,一系列中东欧国家还加入了欧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各国经济间的相互依赖空前紧密而深化了。
第二,信息技术产业化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革命性地改变和创新了全球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的空间、方式和形式,跨国交易成本大幅度降低而效率及可遥控性大幅度提高,跨国公司地位和作用空前凸现,推动和加快了国际产业的重组和转移,深化和创新了国际分工格局,世界进入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以工业化支撑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三,各国和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得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在更大的范围、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尤其是发展中大国、转轨经济大国和资源丰腴大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扩大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整体上增强了世界经济的耐冲击能力,从2003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始终伴随着国际能源和资源产品价格的飙升和剧烈波动,但增势未衰而持续走强。另一方面,它也加剧了各国和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而不平衡发展的循环积累必然导致上面提及的“全球失衡”现象。
但是,与历史上的失衡相比,当前“全球失衡”有新的特点,矫正失衡必须走出新路径。
二战结束后的世界经济曾发生过两次严重的“全球失衡”。
第一次在上世纪70年代。最初是美元危机频繁,导致以美元与黄金、其它国家货币与美元“双挂钩”的固定汇率制为基本特征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崩溃。这促成了欧共体/欧盟义无反顾地走出了一条从货币合作到货币一体化的成功之路,孕生出了世界经济格局由美国“一柱擎天”到美欧日“三足鼎立”的历史转折性变化,以及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由“美元独霸”到“(美元、欧元)双元争雄”格局的演化。世界经济增长动力源因此而扩大拓宽了。随后,1973/74年和1978/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宣告了廉价石油时代结束,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也结束了增长的黄金时代,陷入长达十年之久的“滞胀危机”。OPEC取得了国际油价升降的主导权,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进一步扩充。但是,美国不是失衡的净受损者,“石油美元”回流使美元地位很快重新得以恢复。
第二次“全球失衡”发生在80年代中期,突出表现为日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先是压日本“自动限制出口”和“出口有序安排”,继而1985年9月签署“广场协议”迫使日元急剧升值。“亚洲四小”尤其是其中的韩国和我国台湾省,利用日元升值和日本推进东亚“雁行”战略的机遇,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吸引日本对东亚的直接投资,变成为日本对美的加工出口贸易生产基地,实现了经济腾飞,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并提升了分工地位,世界经济增长面进一步扩大了。
而当前“全球失衡”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点:
第一,与前两次失衡相伴随的是美国全球地位的相对下降,而当前“全球失衡”则是美国超级大国和全球经济“火车头”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和增强(不考虑“9.11”袭击后美国“反恐”战略失误导致的国际形象等“软实力”的下降)。美国在世界上率先实现了“新经济”,提升了引领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地位和能力。欧元问世后,无论兑美元汇率是升是降,还没有能从根本上动摇美元的世界基础货币地位和作用,比如全球国际收支盈余构成1999年时美元、欧洲货币和日元比重为71%、17.9%和6.4%,到2005年时变成为66.4%、24.3%和3.7%,变化不是太大。
第二,当前的“全球失衡”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本土经济国际化的条件下,世界主要经济体比较优势更加充分发挥的结果。比如,美国的科技和产业、美元和金融市场的优势,使之成为世界吸纳FDI最多的发达国家,从居民私人消费、政府公共支出和企业跨国经营都能借贷和举债运行。欧盟以其区域经济一体化优势在全球贸易谈判和规则制定上拥有极大的话语权。OPEC和资源丰腴国家把世界推进了“能源和资源优势时代”。中国劳动资源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加土地和税收政策优惠,吸引FDI而成为全球制造业加工贸易基地(世界加工工厂),创造就业和保持经济高速持续增长,以致了世界工业制成品价格的上涨趋势。印度以其智力人才优势在IT软件出口和承接服务业外包领域独树一帜(世界办公室),等等。当今世界经济真正进入了一个增长动力多元化的时代。
第三,当前的“全球失衡”与过去的失衡相比。具有更长久的可延续性,“利害关系者”具有了更大程度的可承受能力和可以接受性。
美国巨额“双赤字”久已存在,但并未影响其经济持续增长和技术创新,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规模持续扩大,其占GDP的比重1984年达到3.4%,到2004年上升到5.7%。据IMF统计,2005年全球经常账户逆差1.2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以8050亿美元的逆差独占了64.4%的比重。但是,美国窟窿的填补者前赴后继,源源不断。继“石油美元”和欧洲资本之后,近年来亚洲经济体成为主要的填补者。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00-2004年间,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库券由603亿美元增加到1938亿美元,2005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到8189亿美元,其中3000亿美元购买了美国国库券。这与亚洲与美国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密切相联。从中美双边贸易看,中国以美国为第一大出口市场和贸易顺差来源地,截至2006年10月底中国对美出口1653.8亿美元,占全部出口额的21.2%,对美贸易顺差1162.4亿美元,占中国全部贸易顺差的93%。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进口市场(仅次于加拿大)和最大的贸易逆差生成国,据美方统计2005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2016亿美元,占其7670亿美元贸易逆差总额的26%。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出口市场,但美国对华出口占其全部出口的比重仅略高于5%。购买美国金融资产是缓冲中美贸易摩擦和中国巨额外汇储备保值的不得已的痛苦选择。中国贸易出口和顺差对过度集中和依赖于美国,而美国对华进出口差额过大,确实是严重失衡,且面临美元大幅贬值的巨大风险。
但是,中国对美贸易出口包含了相当大比重的东亚经济体对美出口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转移。截至2005年底,美国公司在华投资累计额510.89亿美元,占中国实际利用FDI总额6624亿美元的8.2%;2004年美资企业在华销售收入750亿美元,当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802亿美元,两项相抵中国实际所得为52亿美元。这是货物贸易,而服务贸易中国是逆差大国,美国是全球顺差冠军。截至2006年9月,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和贸易J顷差的比重分别达到57.85%和的52.1%;加工贸易占中国出口贸易的比重为52.4%,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主体,加工贸易成为对外贸易的主导形式。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入世5年来,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贡献年均13%和20%,2006年中国对全球经济与贸易增长的综合贡献率即达15%QD。国际机构称中国为继美国后的全球经济第二引擎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价廉物美的产品抑制甚至逆转了国际市场多年来工业制成品价格上涨和资源产品下跌的走势。据摩根斯坦利公司估计,1996-2003年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累计6087亿美元,同期来自中国的价廉物美产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开支为6000多亿美元,同时还大大降低了美国制造商的零部件生产成本。中国还从“流汗经济”积累的官方储备中拿出相当部分来购买美国国库券回馈美国,支撑美国的“举债经济”。这是中美处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国际分工不同地位所决定的,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支配劳动、要素稀缺度决定收益分配规则的体现和实现,从全球资源配置的视角看,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基于不同资源禀赋优势的合理选择,由于这不是一场“零和博弈”,很难界定谁赢谁亏。相反,各有所需、互有所求,虽不平衡,但互补互惠,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持续和能接受的。
三、调整世界经济结构与矫正“全球失衡”
关键词:中国崛起 世界体系 霸权 体系变革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5-4812(2011)02-0037-44
世界历史曾多次上演大国崛起的悲喜剧。最近的一次是发生在19世纪末,当时正值英国霸权衰落之际,德国、美国和日本几乎同时崛起。20世纪末,即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随着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世界历史再次进入一个大国崛起的时代。“21世纪将检验一个大国的崛起是否是和平的或相对低成本的,这将是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是这样。”国际关系理论迫切地需要对这样一个理论问题进行解释,即“中国崛起是否导致国际秩序不稳以及现存强国是否和平地接受中国的融入。”
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如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都参与了关于中国崛起的世纪大论战,以致有学者宣称,“在21世纪的文献中,中国崛起已成为一个公理性观点(AxiomPoint),正是‘中国崛起’而不是其他任何话题,引领着关于未来国际体系的种种猜想。”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家中心主义理论相反,世界体系论从整体主义视角对中国崛起做出了解释。可以说,作为主要研究大国兴衰和世界体系变革的理论,世界体系论为分析中国崛起与世界体系变革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解释框架。
一、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历史地位
世界体系论最早由沃勒斯坦创立。20世纪80年代初,这个理论内部出现分化,发生了分别以沃勒斯坦和弗兰克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之间的论战,形成了两大世界体系论流派,即“诸世界体系”和“单一世界体系”的对立。沃勒斯坦从整体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尽管人类经历了多个世界体系,但只有16世纪西欧兴起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这就是500年历史的现代世界体系;弗兰克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认为世界体系已经存在了5000年,从古至今人类有且仅有一个世界体系。“诸世界体系”强调体系在历史中的演变,因而历史和体系都是动态的。“单一世界体系”强调历史在体系内演变,因此历史是动态的,而体系是静态的。
世界体系论的两派都很重视对中国的研究。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于16世纪,本质上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欧洲无疑是世界体系中的霸权中心,但他对东方各国是否曾在历史上领先于西方语焉不详。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一书中对沃勒斯坦的500年世界体系论提出了质疑,指出在欧洲霸权之前,存在一个“13世纪世界体系”,这对于“理解欧洲霸权的起源是很必要的。”卢格霍德论证了“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的重要观点,认为沃勒斯坦只关注1450年之后“西方的兴起”,而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正是以东方为中心的现存体系的衰落为欧洲的征服提供了便利。弗兰克对卢格霍德的观点大加赞赏,并在《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和《白银资本》两本书中加以发挥,对沃勒斯坦付之阙如的古代世界体系进行了详尽论证。
首先,在近代早期(1400-1800年),即沃勒斯坦论述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初期阶段,亚洲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着支配地位。相对来说,中国在世界经济等级体系中居于“中心”位置,欧洲只是处在这个世界经济体的边缘,是次要角色。“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或者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制的发展看,欧洲在结构上和在功能上都谈不上称霸。”中国明清帝国、印度莫卧尔帝国的政治权力,比欧洲整体都要大。
弗兰克认为,在近代早期亚洲集中进行的商品生产和输出,不仅具有更高的生产力,而且始终保持着全球贸易顺差地位。其中,印度和中国是世界经济中的两个核心区。其核心地位主要依赖于它们在制造业方面所拥有的无与伦比的生产力,如印度生产棉纺织品和丝织品,中国生产丝绸、瓷器和茶叶。此外,两国在农业、(水路)运输和商业方面同样拥有强大的生产力。在世界经济的结构中,中国的生产力、竞争力和中心地位从它一直保持着最大贸易顺差中得以反映出来。而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四个地区长期保持着商品贸易逆差。美洲和日本依靠向中国出口白银来弥补逆差,而非洲主要出口黄金和奴隶。欧洲本身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以出口来弥补其长期贸易赤字的商品,它主要依靠“经营”其他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业务,即把奴隶贩运到美洲,把美洲的白银出口到亚洲,把亚洲的商品出口到非洲和美洲,从而弥补其贸易逆差。
其次,白银资本推动着近代早期世界经济体系的演变。在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白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时亚洲的主要国家,如中国、印度和奥斯曼帝国都实行银本位制,需要大量白银来支持其货币体系。而金银主要产自西属美洲和日本,欧洲和日本是白银的主要出口地。白银资本从美洲、日本输入中国,不仅维系着全球贸易流动,而且推动着工业、农业和商业机制的运转。欧洲崛起的真正原因是其利用美洲金银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获得了好处。
第三,欧洲的崛起绝非因为它具有特殊性(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和种族)和自身优势的经济力量。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之所以得以形成,不是因为欧洲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因为“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简言之,“欧洲从亚洲的背上往上爬,然后暂时站到了亚洲的肩膀上。”
基于以上理由,弗兰克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未来走向做出了判断:世界体系的领导权将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19世纪从亚洲转移到欧洲,20世纪从欧洲转移到美国,21世纪将从美国再次转移到亚洲。亚洲在古代世界体系中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直到两个世纪前亚洲才失去了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西方获得世界经济的霸权地位只是暂时性的,“中国和亚洲其他部分目前和未来可能上升到世界支配地位这一趋势,不过是近一千年前宋代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优势的复兴。”
二、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现实地位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在扩张中形成的,扩张本身就包含不平衡的发展。世界性劳动分工创造了世界性商品链,商品链在空间分布上呈向心结构和等级化特征,正是向心性和等级化塑造了现代世界体系的“极性”,即三极化的核心――边缘――半边缘结构。
核心地区是指那些集中生产核心产品的地区,边缘地区是指那些主要生产边缘产品的地区。核心产品是指使用高工资的熟练工人生产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边缘产品是劳动密集型的、使用通常带有额外经济强制的低工资劳工生产的产品。……半边缘地区是指那些既生产核心产品又生产边缘产品的国家。三个结构形成了一个以不平等的劳动分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等级体系。那么,中国崛起是否导致各主体在这个等级化体系中的位置发生了移动,如何理性地判断中国所处的地位?
首先,在世界体系中,中国在等级化劳动分工中实际上处于从半边缘向中心位移的状态。世界体系自形成以来,尽管经历了几次大国崛起和霸权战争的洗礼,但世界体系结构中等级化的劳动分工仍保持不变。“中心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最高水平的机械化和最密集的资本,从而生产出最先进的商品。边缘的情况与中心基本相反,其经济活动的技术水平相对落后,趋向于劳动密集型,出口主要集中于原料和农产品。半边缘介于中心与边缘之间,其经济活动既有中心式特征,又有典型的边缘式特征,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都处于中心和边缘之间。”就分工而言,中国在世界体系三个结构地带中的地位并不高。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生产结构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并且主要通过国际贸易而不是对外投资参与世界市场的分配。现在中国正从劳动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生产兼备的阶段迈进,参与世界市场分配的方式也日益多元化,初显从贸易走向投资的趋势。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仍然是“被全球化”的国家之一,在国际劳动分工中也处于“被分工”的地位,这就从根本上暴露了中国处于一个“半边缘国家”的境地。当然,在西方衰落的大背景下,中国以及其他金砖国家从半边缘向中心位移的巨大潜力已日益突显出来。
其次,崛起的中国不仅继续处于依附性积累阶段,而且仍然受资本主义不平等交换体系的剥削。在中心、边缘和半边缘三个地带,资本积累以不同速率进行,中心地带实行自主性积累,资本积累率高,边缘地带是依附性积累,资本积累率很低。产生这种结果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心地区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边缘地区;二是中心地区以工业生产为主,在商品生产链上居于高端地位,边缘和半边缘以原料和农产品为主,大部分生产活动不过是为满足中心地区的需求。这是世界体系的一个最基本特点,“从最主要方面来看,它是社会劳动组合的一种作用,这种组合使这个体系中的某些集团剥削其他一些集团的劳动,即获取较大份额的剩余的能力得到扩大并合法化。”三是不平等交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之所以能持续运转,正是依赖于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不平等交换。由于边缘地区工人的工资低于中心地区工人的工资,边缘地区以低工资产品交换中心地区的高工资产品,就构成了一种不等价的交换关系。不平等交换使经济剩余从边缘持续地向中心转移,它增强了中心地区的竞争优势,并确保了体系结构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中国虽然积累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但顺差本身掩盖不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受到不平等交换剥削的事实。以中美贸易为例,2009年美国对华出口696亿美元,中国对美出口2964亿美元,中国贸易顺差高达2268亿美元之巨。事实上,中国是以低工资产品交换美国的高工资产品,美国对华出口额低,但利润率却很高,中国对美出口总值大,但利润率却很低。况且,从理论上说,美国工业制成品和高端产品(如波音飞机)具有较高的需求弹性,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如牛仔裤)和原料等缺乏需求弹性,贸易利益的分配也是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中国的。正如沃勒斯坦所说,“资本主义这个历史体系的绝妙之处在于它掩盖了不平等交换的方式”。
在目前流行的关于中国崛起和“金砖四国”的语境里,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忽视或刻意回避了这个问题,中国虽然经历了长达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但是中国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摆脱依附性积累的基本模式。中国对西方中心国家的知识依附、技术依附、文化依附和积累依附依然没有彻底改观。据此而言,不但在现在而且至少在将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都不能称之为“中心国家”。同样,按照这个标准,金砖四国的其他成员(印度、巴西和俄罗斯)都处于对当达西方国家的依附地位。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看来,中国崛起的基础在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从世界体系结构的积累模式来看,相比政治和文化而言,中国的经济反而是比较脆弱的。崛起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人均GDP却只有4283美元,位列世界第95位,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发达国家之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难度越来越大。根据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家卡霍(Timothy Kehoe)和纽约大学经济学家鲁尔(Kim Ruhl)的研究,迄今为止只有韩国和新加坡成功地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其他追赶国家大都困在所谓的“墨西哥式第二阶段”。卡霍和鲁尔警告,“若不继续改革,中国的增长可能会大幅减速,从而可能困在一个比墨西哥还不如的位置。”
第三,从长期历史运动来看,随着“金砖四国”的崛起,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家数量将持续增加。老牌中心国家暂时不会有沦为半边缘国家之虞,但新兴经济体持续加入中心国家俱乐部,打破了西方国家垄断世界体系全部大国座席的历史格局。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的结构是动态演进的,其不同部分遵循发展不平衡这一规律,在发展进程中趋向于扩大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异,这就意味着某些特定地区有机会使自己在世界体系结构中的地位朝着有利方向发展。“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整个历史中,中心国家的各种优势一直在扩大,但特定国家试图留在中心部分内的能力并不是没有受到挑战的。……事实上,在这种体系内,在长远的历史时期中,从结构上看,优秀分子的循环出现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这意味着在一定时期中某个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往往迟早要被另外一个国家取而代之。”
具体来说,三个结构地带的变化可能存在三种主要趋势:第一、中心国家可能变成半边缘国家,半边缘国家变成边缘国家。第二、边缘地区的某些发展了竞争优势的国家迅速崛起,上升为半边缘国家,继而成为中心国家。美国在南北战争后成为半边缘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中心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霸权。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新兴大国的兴起,不仅预示着中心国家数量的增加,而且正在改变中心地区国家实力的排序。这就是说,“核心和边缘并非固定的,它们的形成和发展是彼此相连的,这种关系在世界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被不断重新调整,如以前的核心地区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可能成为边缘地区,而以前的边缘地区经过竞争而成为核心地区,这主要视其资本积累的速度和程度。”第三、半边缘地区处于一种中间状态,“对邻近的核心地区而言,它呈现一种边缘化过程,但相对于邻近的边缘地区而言,它又呈现一种核心过程。”因此,半边缘国家存在着向上或向下运动的两种趋势,如果它们发展出更有效率的制度与产权,那么就上升为中心国家,如果竞争失败或经济长期衰退,就下降为边缘国家。
三、中国崛起与世界体系的变化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是不同于国家体系的分析单位,理解世界体系的关键在于理解它是一种自我形成的劳动分工。这就是说,世界体系本质上是一个世界经济体,世界经济体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的生产方式和纵向劳动分工的基础之上。之所以称其世界经济体,“因为这个体系各部分之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的,尽管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文化联系而加强的,并且最终由政治安排甚至联盟结构加强的。”沃勒斯坦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上只有一个世界经济体已经存在了500年而仍没有转变成为一个世界帝国,这个世界经济体就是近代西欧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这个体系非常强大,“足以摧毁与其同时代的其他所有体系。”一方面,现代世界体系的独特性在于这个世界经济体范围之内存在着多个政治体系,这正是其力量的秘密所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模式建立在这样一种事实之上,即经济因素可以超越任何政治实体控制的范围而在更大领域内发挥作用。这就给资本家提供了一种制度本身所具有的自由,它已使得世界体系不断的进行经济扩张成为可能。
综上所述可以概括世界体系概念的三个特征:第一,世界体系是一种以单一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第二,世界体系的发展动力是永无休止的资本积累。沃勒斯坦认为,这种资本积累只是世界历史近500年才出现的现象,即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产生的。第三,现代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正是资本主义使全世界都被纳入到这个单一的劳动分工之中,而世界体系的上层建筑,即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多元政治结构则保证了这个单一劳动分工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同时也保证了资本积累不被任何非资本主义力量所打破或终止。据此可以看出,现代世界体系的稳定是由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积累规律所决定的。
如果说世界体系是一种包括多种文化和政治制度在内的单一劳动分工(形式?),那么除非大国崛起实质性地改变了这种分工方式,否则就不可轻言任何大国崛起都将导致世界体系性质的改变。沃勒斯坦把世界体系划分为世界政治体系、世界经济体系和世界文化体系,所有这三大体系都是由资本主义性质来定义的。世界历史上的三大霸权――荷兰、英国和美国,其兴衰仅仅导致世界政治体系的变化,即大国力量对比和强权座次的变化。然而,霸权兴起非但不能撼动世界体系的分工模式,反而还会扩展和深化这种模式,正如蔡斯-邓恩所说,在霸权的竞争周期中可以看到这个过程,霸权核心国家的兴衰,总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大和深化。
这充分说明,大国崛起并不必然导致世界体系性质的改变,即便一个新兴国家的力量足够强大,如果它必须依赖于现有劳动分工模式,并且根本不可能运行一种新的非资本主义性质的劳动分工体系,那么这种力量充其量改变了其自身在世界经济体系上层建筑(即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它不会也不可能改变世界体系的性质。况且,由于中心国家是维持现状的,新兴大国对世界体系上层建筑的任何冲击都会引起激烈的抵制甚至镇压。因为这是一个有利于中心国家而不利于边缘国家的不平等体系。总体上,国际体系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上层政治建筑,其政治功能就在于确保由资本主义分工和资本积累所形成的不平等交换机制的正常运作。一方面,“资本在核心地区的积聚提供了建立相对强大的国家机器的财政基础和政治动机,其能力之一就是确保边缘地区的国家机器相对弱化或维持相对软弱的状态。”另一方面,针对新兴大国或挑战者进行集体镇压。20世纪90年代以来此起彼伏的中国正是为了这种集体镇压而制造舆论和道义借口。中国外交“韬光养晦”20余年,如今稍有“自信”,即被西方扣上“进攻性”(Aggressiveness)和“威胁”(Threat)等帽子。最近,英国《经济学家》(Economist)更是直接以“中国崛起的危险”为题,发表长篇研究报告。
从经验分析来看,在现阶段,无论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单一性力量崛起还是以“金砖国家”为主体的群体性力量崛起,实际上都是在被纳入到现存世界体系之内并且被现存世界体系社会化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是说这些国家都接受了现存劳动分工模式、资本积累模式和资本主义市场模式。这些新兴大国的崛起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现存的国际劳动分工模式。正如瑞士银行高级经济顾问乔治・马格努斯在《崛起:新兴市场会影响还是震动世界经济》一书中提到,新兴经济体将影响“世界经济”,但没有一个国家能“撼动”世界经济,哪怕是中国也不行。
蔡斯,邓恩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逻辑,包括国家间体系的逻辑,仍然是塑造当代世界体系发展趋势的主导性力量。关于资本主义的转变,蔡斯-邓恩认为,“只要国家体系不受一个世界政府的统治,资本主义就不会因为国家控制的加强而转变。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构成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间体系,它们是更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者的国家的制度试验对资本主义转变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这些制度本身并不构成资本主义的转变。”换言之,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不会导致世界经济体系的性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
实际上,任何单个国家实力的增强都无法改变现代世界体系的性质,除非这个国家代表着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且不仅该国是以这种生产方式创新而崛起的,而且这种生产方式已经显示出它即将自发地渗透和扩散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前景,正如当初西欧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散一样。西欧资本主义几乎摧毁了其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塑造了整个世界。新的生产方式必需具有这种摧枯拉朽的能力。
四、结论
现阶段大国崛起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它将重塑世界体系的上层建筑,但不会改变世界体系的经济基础及其运行规律。当前,世界体系呈现出异常复杂微妙的局面:一方面,大国崛起势必要求改革现行国际政治秩序,这不仅不是危险所在,反而是走向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由之路,国际政治的演变趋势必然是走向政治多极化,而中国将崛起成为多极化秩序的重要支柱之一。在这个多极化秩序中,中国将联合其他同样具有多极化思维的行为体,如俄罗斯、印度和欧盟,在某种程度上平衡美国的单极霸权。另一方面,美国霸权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有走向世界帝国的企图,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要极力建立一个世界帝国,因此国际社会的主要任务实际上是抵制美国企图使世界体系帝国化的危险。这种努力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达到,国际社会几乎在反对单边主义和反对霸权上达成了一致,但很快就被美国势力所分化和瓦解。美国通过从伊拉克撤军以及公布从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表,成功地转移了国际目光,使之聚焦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上。这两个方面合起来,实际上就是以中国为主的新兴国家和以美国为首的维持现状国家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这种矛盾的发展和深化,一方面是中美之间相互制衡,斗而不破,另一方面是力量会逐渐发生有利于新兴国家集团的变化,但不会发生国际关系理论所说的权力转移。
这样就有四个不可能:一是美国对世界体系帝国化的企图不可能成功。美国霸权不可能
持久,因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会允许真正最高统治权的存在。查理五世不能成功地实现帝国梦,英国强权下的和平促使其掘墓人的产生。美国亦是如此。在每种情况下,政治上最高统治权的代价在经济上都是非常高昂的。”二是纵然美国衰落,中国也不可能取代美国成为新的霸权。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的,21世纪不会有任何单一霸权兴起。三是中美两国不可能形成类似于冷战时期美苏的两极体系。尽管最近中美两国分歧加剧,许多媒体极力渲染东亚爆发所谓“新冷战”,实际上现在单极不可能,两极更不可能。因为一方面现在是大国群起时代,中美两国都受到国际制衡,欧盟、俄罗斯、日本、印度和巴西等大国不会坐视两极权力的形成;另一方面“冷战”的时代条件不复存在,从历史经验来看,“冷战”意味着双方在经济上隔绝、政治上对立、军事上对抗、文化上相互排斥。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冷战模式”已无法复制,中美之间各自的利益诉求决定着双方都不可能走向“冷战”。即使在最可能达到“冷战”效果的军事层面,中美也难以承受对抗之重。四是中美两国之间不可能爆发争霸战争,而且正如历史经验所证明的,在这场战争中争霸双方都遭受极大削弱,从而使力量仅次于霸权挑战者的第三国(现阶段如印度)意外地登上霸权宝座,实际上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任何大国都不要期待中美会因两虎相争而彼此削弱,从而为其留下权力真空的这种寓言。
实际上,目前世界政治多极化仅仅初具雏形,国际体系仍然是美国的霸权体系。沃勒斯坦认为,霸权国家都是先在农业――工业领域取得优势,然后在商业领域取得优势,最后在金融领域取得优势,当一个国家在所有三个领域都占据优势时就成为霸权。同样,一个衰落的霸权首先失去农业――工业优势,继而失去商业优势,最后失去金融优势。沃勒斯坦进而指出,现在国际体系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第三个后勤供给的后霸权阶段,美国已经失去生产优势,但仍保持着商业和金融优势。从软实力来看,霸权偏好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和政治制度,当前西方文化仍是全球文化的核心范式,虽然西方实力有所衰落,但西方技术和文化力量在全球仍然举足轻重。诚然,历史没有终结,但历史也未必会因西方意识形态的失败而终结。客观地说,现在全球还没有出现能够对抗或颠覆西方意识形态的软力量。
关键词 中欧经贸关系 经贸合作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一、我国与欧盟经贸关系的建立
欧盟是由欧洲共同体发展而来的,是一个集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于一身、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一体化组织。1975年5月6日,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外交关系。1983年10月,中国与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分别建立外交关系,11月1日,中国与欧洲共同体正式宣布全面建交。
二、我国与欧盟经贸关系的发展
在中欧合作的诸多领域中,经贸关系是最具活力、收获最多的领域之一。上世纪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欧双边贸易在原先基数较大的基础上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大约每3年就翻一番的速度增长。如今,“中国制造”在欧洲市场上已随处可见,欧盟早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据中国海关统计,2011年中欧双边贸易额总值为5672.1亿美元,同比增长18.3%。2012年1至2月,中欧双边贸易额798亿美元,同比增长4.7%。从这些数据中不难看出,中国与欧盟的经贸关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是适应双方长久经济利益的,“双赢”给双方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发展,还大大促进了中国与欧盟在各个领域的融合与交流。
中国与欧盟建交的30多年来,欧盟一大批优秀企业尤其是大的跨国公司已大举进入中国,空中客车飞机、大众汽车、壳牌石油、联合利华日用品、西门子电器、诺基亚通信等等众多欧盟跨国企业巨头已在中国的相关领域中占据了显著地位,并先后成为了在华投资成功的典范。
截至2012年底,欧盟在华直接投资项目超过36000个,实际投入785.4亿美元。在中国对欧盟国家的直接投资方面,以华为、中兴、海尔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优秀企业渐渐走出国门,开始在欧盟国家进行投资创业。虽然,目前中国在欧盟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有限,低于欧盟国家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规模,但是双方合作仍然存在巨大潜力和空间。
三、我国与欧盟经贸关系的前景
自1975年5月6日建立正式关系以来,经过双方的不懈努力,中国与欧盟的关系不仅取得了巨大进展,而且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局面,中国和欧盟的经贸关系发展前景广阔。
2013年是中欧之间合作的一个新起点,中欧关系面临着新的机遇,合作前景非常广阔。首先,2013年是中国未来五年发展规划的第三个年头,中国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欧盟的“2020发展战略”也提出要进一步寻求提高欧洲经济竞争力的途径。无论是中国的“十二五”规划还是欧盟的“欧洲2020战略”,都强调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这些将成为中欧双方长期合作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中欧双方在政治和政策上的积极成果给中欧经贸关系的正常和健康发张提供了动力,指明了方向。其次,经济利益和相互需求的增长是今后中欧关系保持深入发展的关键所在。从根本上讲,中欧双方的外交关系是建立在互惠共赢的经贸关系基础之上的。进入21世纪,中欧关系的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给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使双方关系也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中欧双方的经贸合作带来的利益是相互的、长久的、双赢的。再者,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和欧债危机的国际环境下,中欧之间的经贸合作机会增多。例如中欧在重大项目上的合作,如核能、航空、航天、智能电网等对彼此都具有重大意义的项目合作,进一步推动双方经济利益上的结合和技术层面的交流。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欧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一方面,欧盟的需求相对减少,出口萎缩,将严重影响双方的进出口贸易。另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悄然抬头,中欧双边贸易摩擦将加剧。这虽给中欧经贸关系带来不利影响,但中欧双方未来关系的发展主线仍是健康、长久、持续的。
在中欧建交38年后的今天,中欧双方在经贸合作领域取得的成果与突破都是显著的。我们之所以对中欧关系的前景深具信心,就是因为在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中,中欧的共同利益在扩大,在全球事务中的共同责任在增加,双方合作基础在巩固,合作交流在加强,这正是中欧关系阔步走向美好明天的强大生命力所在。展望未来,我国应继续以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为指导,政治和经济相结合的方式,发展、巩固、扩大和深化与欧盟各个层面的经贸关系,进一步提升欧盟在我国市场多元化战略中的地位,全面提升中欧双边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的质量与水平,促使中欧经贸关系双向互利、合作共赢,使双方向更为成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稳步迈进,进而巩固世界政治多极化和世界经济多元化的全球格局。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法学院 国际关系)
参考文献:
[1]孙永福.发展和深化经贸合作,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华网.2005.
[2]金大龙.欧盟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当代世界,2006(12).
【摘要】国际金融危机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主要表现。本篇文章主要从购机金融体系的现状入手,对这一体系的改革问题与发展前景问题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发展趋势
经济问题是国家所要面对的一大重要问题。在全球化的经济格局的影响下,稳定化的国际金融体系可以为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环境保障。国际金融危机的频繁出现,表明现阶段国际金融体系在自身发展中面对着巨大的压力。改革创新也成为了国际金融体系在未来发展阶段的必经之路。从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国际经济形势来看,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问题和发展问题的探究,可以为我国的经济战略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与问题
国际货币问题是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一大重要问题。从国际货币储备体系的发展现状来看,美元在这一体系中发挥这一种主体性的作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破灭以后,国际储备货币的硬性约束力度也有所丧失。在美元外流问题的影响下,很多国家的美元储备数额都表现出了逐渐上升的趋势。美元已经成为了储备货币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经济的发展现状来看,国际收支调节方式表现出了差异化的发展特点,为了对国际收支失衡问题进行调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综合运用已经成为了一些国家所采用的经济调节方式。在对国际金融机构的现状进行探究以后,我们可以发现,制度设计问题、指导思想的僵化问题和危机管理工作缺乏实效性的问题已经成为了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所面对的主要问题。
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
从前文中的论述来看,美元在国际金融环境中发挥着一种主体性的作用。国际金融机构的变革已经成为了改革过程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的完善,可以让国际金融制度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新型国际金融制度的构建过程中,稳定化的国际金融环境的构建,是对金融危机进行缓解的一种有效措施。对欧元等国际货币的市场运用量进行提升,可以让国际金融环境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自检的协调工作与交流共同工作的强化,也成为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措施。针对目前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国际资本流动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监管力度进行强化,对监管重点和监管方式进行创新去,成为未来我国促进国际金融环境稳定发展的重要方式。
从世界主要国家对金融体系改革问题所提出的思路来看,美国要对自身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进行强化。它也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的强化问题提出了肯定的态度。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是欧洲国家所提出的主张。对金融机构的管理人员采取更为严格的薪酬限制手段,也是他们在金融体系改革问题中的主张。对美国在国际回避基金组织重大事务中的一票否决权的废除、金融交易税的征收和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发言权的提高也是欧盟国家所提出的主张。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和新型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问题是以中国、俄罗斯等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关注的问题。在对上述内容进行整合以后,我们可以发现,各国自身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问题成为了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中的矛盾焦点。在现有的经济体系下,欧美国家可以被看作是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两大重要力量,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分歧会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工作的开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三、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前景
从一些学者在2016年以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在国际金融体系的未来发展过程中,欧洲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地位会得到一定的增强。从学者的研究依据来看,这一结论的产生与美国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控制能力的弱化有着一定的关联的,作为一个整体,欧盟的总体经济规模一度超越了美国,但是目前欧盟金融体系可能会面临着分崩离析的问题。2016年以后,英国脱欧问题成为了经济领域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2017年3月29日开始,英国正式开始了脱离欧盟的进程。英国“脱欧运动”的背后是英国与欧盟整体之间的矛盾。假设英国在未来的一段时期以内成功退出了欧盟,欧盟内部的稳定性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动摇,对于欧盟各个成员而言,英国的“脱欧运动”可能会给这些国家带来一种示范效应,这样欧盟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可能陷入到分崩离析的境地之中。假设欧盟在未来的十年至二十年以内瓦解,届时脱x欧盟的国家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还是一个未知数。第二,在英国脱离欧盟以后,欧洲自由贸易进程也会受到打击。通过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发展环境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债务危机和难民问题的影响下,欧盟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能够表现出了一种相对疲软的特点。在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如果英国脱离欧盟,欧元所面对的下行压力可能会对其他欧盟国家的经济稳定性带来不利的影响。在对英国脱欧运动对欧盟的影响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英国脱欧运动的开展可能也会让欧盟对自身的改革力度进行强化。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观点,英国如果成功脱离欧盟,欧盟的经济体制还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自身的生命力。作为欧盟的主导国家,法德等国可能会通过对欧洲共同市场进行深化的方式,对欧盟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进行维持,但是在对英国脱欧以后的欧盟财政一体化建议的建构过程中,法德等国似乎并没有达成一致性,因而,在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前景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对英国脱欧问题进行关注。
我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重要性会得到不断的强化。亚洲金融合作的深化,他也可以让中国在亚洲区域金融合作中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可以说,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参与国际金融事务的进程已经表现出了一种逐渐加块的趋势。货币互换协议的签署,对人民币适用范围的拓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协议的签署对我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的提升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经济危机爆发以后,我国已经在经济问题多边会谈之中发挥出了自身的作用。从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来看,我国在这一体系中的话语权会得到逐渐的提升,亚洲及金融合作的不断深化,也会让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在G20杭州峰会上,《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会在多边投资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二者的出台不仅有助于形成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也可以在为各国发展营造更大市场和空间,重振贸易和投资的基础上,更好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一些国外学者看来:“杭州峰会把可持续发展推入国际政治中心地带,并决定为实施大型全球性协议而采取实际行动。”2016G20峰会的召开,也让中国在世界经济领域的影响力得到了有效提升。
“英国脱欧”问题所引发的连锁反应也是我国在未来阶段所无法忽视的问题。从我国经济体量的现状来看,在英国脱离欧盟以后,英国和欧盟肯能并不会对中国提高关税,这样,从中欧之间现有的贸易的开展情况来看,英国脱欧问题并不会对中国带来不利影响。但是从中欧贸易的长远发展来看,英国脱欧问题可能会对“中国-欧盟”投资协定谈判问题的开展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英国是自由贸易的推行者,在英国成功退出欧盟以后,欧盟在中欧贸易谈判中所作出的决策可能会有所调整。在英国脱欧问题的影响下,美元指数可能会有所提升,如果美联储在英国脱欧以后采取了加息政策,人民币可能会面对双重贬值的压力。
从本轮经济危机给世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会得到逐渐的强化。这一组织在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中的重要性已经开始得到了世界主要经济强国的关注。国际金融监管的强化,会对传统意义上的以市场自律为主的消极监管理念受到冲击。各国的对金融市场监管力度的强化,核对金融从业人员薪酬控制问题方面的监管力度也会得到有效提升。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金融领域的腐败问题也会得到高度的重视。在2016G20杭州峰会上,加大国际反腐合作,提升商业环境的透明度的主张已经得到了其他国家的认同。
四、结论
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发展,对世界地区性金融合作事宜的强化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英国脱欧运动的出现,给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在中国在国际金融地位中的作用不断提升的情况下,我国需要借助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促进国内经济和金融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赖光辉.浅谈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及发展趋势[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15,06:2526
[2]莫小苇.国际金融发展趋势及我国金融改革方向的探讨[J].财经界(学术版),2015,13:10+14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货币一体化;必要性;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F8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07-128-02
金融全球化是当今国际金融领域最引人注目的趋势之一,它不仅是一个金融活动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过程,也是一个风险发生机制相互联系而且趋同的过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全球化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势头,日益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1997年源于泰国的金融危机在其影响下迅速演变成亚洲金融危机,东盟、韩国、日本、俄罗斯、巴西等国家和地区都受到了冲击,世界经济也由此拖累。也正是这次危机改变了亚洲政府对过去在金融合作一度所持有的消极态度。另外,近年来,欧元的成功运行增强了欧盟的经济政治实力,提高了欧盟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有利于整个欧洲地区的繁荣与稳定。有鉴于此,亚洲国家开始积极探讨亚洲货币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对合作形式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构想。
一、 亚洲货币一体化的必要性
1.亚洲货币一体化的最终结果将是形成一个最优货币区域国家集团。所谓最优货币区域国家货币集团,是指一些国家集体的货币通过永久固定的汇率及其他使这个区域变得理想化的条件联系在一起,成员国货币根据非成员国情况联合变动。一个国家或地区加入最优货币区的收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降低交易成本的直接受益和间接收益,即消除了兑换成本和在不同市场上价格歧视;(2)、汇率稳定减少了公司未来收益的不稳定性,增加了社会福利收益;(3)、因减少汇率波动而形成的价格机制,降低投资风险,增强经济主体关于价格系统决定的可靠性;(4)、因汇率风险的降低而导致的外贸交易额和贸易粮的增大;(5)、降低成员国外债风险;(6)、货币合作使成员国之间的金融约束力和政策协同力增强,货币信誉提高,抵抗外部冲击能力增强并且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形成亚洲最优货币区域将彻底消除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大大促进亚洲各国的经济快速发展。
2.目前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新的潮流,亚洲不可能孤立于这股浪潮之外。2002年7月1号以来,随着欧元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加强,其影响力的扩大,新的世界货币体系中将出现欧元与美元“二元化”现象。这幅前景使得亚洲各国(地区)产生了危机感,若不加强本地区的货币合作将被置于十分不利的地位。1997年的金融危机的一大教训就是弱小经济体的货币难以独自抵挡国际游资的冲击。亚洲国家要想避免类似1997年的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其货币就不能再作为某大国的附属品,必须加强地区内的金融协调和合作,创立一个稳定的亚洲统一货币,从而稳定亚洲金融市场,促进亚洲经济健康发展。
3.许多亚洲国家或地区在汇率制度上实行的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如港币、泰铢等,这种过分依赖美元的安排严重威胁亚洲经济的稳定发展。当大量国际游资对亚洲进行冲击时,亚洲国家货币对美元被迫大幅贬值,笔直的突然下降带来了地区内的经济恐慌,股价巨幅下跌使经济发展遭到严重打击。要消除汇率带来的风险、降低经济交往的不确定性,唯一途径就是消除美元的影响,从过于依赖美元的汇率中解脱出来,创立亚洲统一货币。
4.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实行货币一体化将使区域内的合作更加通畅,各国之间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可以进一步稳定汇率,彻底消除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从而扩大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规模,促进经济的发展。货币合作的主要成在于各国丧失了各自货币政策的自,但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这一成本将变得相对较小。
二、亚洲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
对实行亚洲货币一体化的必要性进行分析之后,亚洲地区货币实行一体化的可行性又有多大,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区域内部贸易量分析
区域内贸易量越大,实行货币一体化所能降低的贸易费用越多,且有助于保持国内物价稳定和实现汇率对国际收支平衡的调节作用。亚洲区域内贸易与投资比较发达,国与国之间有着较强的依存度,而且各国的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虽然目前亚洲地区区内贸易额,与欧盟在欧元启动之前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不过,亚洲区内贸易额占地区G D P 的比重及区内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近年均呈增长态势,贸易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关税优惠的范围与幅度也在不断扩大。因此,总的趋势是越来越满足更高层次的货币合作要求。这为进行货币合作、组建货币联盟、建立单一货币联盟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二)对外经济开放度分析
由于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与跨国金融投资活动总是相伴随的,因此,衡量异国对外开放程度不仅仅以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而应综合考虑一国贸易、投资、金融三方面与世界经济融合的情况,以准确反映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东亚地区的总和开放程度是很高的,单个经济体差异较大,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地区性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对外开放程度较高;而中国、日本、韩国总的开放程度指标较低。就平均水平而言,东亚地区的开放程度要高于西欧地区,这说明以出口为主导的亚洲“四小龙”及东盟各国基本属于开放经济,对汇率波动十分敏感。因此,迫切需要稳定汇率,进行货币合作。
(三)生产要素流动性
根据蒙代尔所提出的以生产要素高度流动性为标准确定最适度通货区的理论,在同一通货区,如果无法利用汇率政策来调整本国的需求变化,来保持各成员国的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就必须要有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调节需求转移。如果生产要素流动不能及时有效地调节本国需求变化,则会影响到货币一体化进程中各国国际收支的平衡和经济稳定。亚洲生产要素市场的融合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仅从劳动力的流动方面看,就存在着很大的限制。
(四)政策目标的相似性分析
在实行货币一体化的过程中,各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协调起着关键作用。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一国实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有溢出效应,如果两国的政策目标不同,一国为实现本国目标所执行的政策就会给别国带来不良影响,从而影响其货币合作关系的顺利发展。衡量各国政策目标是否一致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通货膨胀率。目前亚洲各国在通货膨胀率方面可以分为两组:低通货膨胀率组包括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国家;高通货膨胀率组包括中国、越南、菲律宾等国。这样,在政策上,亚洲各国在政策协调性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足,为建立统一货币区的政策协调带来了一定困难。
(五)经济发展水平的一致性分析
如果在实行货币一体化的过程中,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大体相同,这样,外界冲击对于区域内各国的影响将是对称的,因此,可以采取同样或类似的货币政策来抵消外界冲击,从而减少整个区域成员国的压力。但是,如果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过大,则不同国家所承担的加入通货区以后的成本就不一样,通货区的稳定运行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亚洲各国的经济结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一旦采取同一货币政策,不同国家将会出现较大的成本和收益差异,从而会出现国家间的冲突。
(六)政治条件分析
健康协调的国际关系是进行经济合作的必要客观条件,实现货币一体化,必然要以一定程度的政治合作为必要条件。但是,民族、宗教与文化的多元性和巨大差异性增大了亚洲国家之间相互了解、增进信任的难度,导致很多问题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为了本区域的发展,各国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如东盟的经济合作以及中日韩的加入。在不久的未来,相信政治合作会越来越多。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亚洲地区的经济互补与相互依存度正在不断提高,但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以及政策目标的一致性等方面还不完全满足自由货币区理论。
三、结论
从分析实行亚洲货币一体化的必要性,亚洲地区目前急需建立一个统一的货币体系,消除汇率波动的风险,抵抗国际游资的冲击,促进经济发展,提升亚洲地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再从区域内部贸易量、对外经济开放度、生产要素流动、政策目标的相似性分析、经济发展水平的一致性分析以及政治条件方面分析了亚洲建立通货区的可行性。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使得在经济一体化、货币一体化过程中,各国有不同的需求,很难实现完全平等的合作。目前的亚洲地区距离建立统一货币的建立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也不具备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有制度保障、以汇率目标为主体的、如同欧洲货币体系的货币合作机制。确切来说,目前亚洲地区还处于货币合作的前期准备阶段,亚洲建立通货区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参考文献
[1]刘惠好.国际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