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合作的类型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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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际经济合作的类型范文

20世纪90年代伴随冷战的终结和世贸组织(WTO)的诞生,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不仅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而且出现了统一的、有约束力的国际经济规则。与此同时,全球性的区域经济合作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按照WTO的统计,区域性贸易协定(RTAs)的实施数量在1950-1959年有3个,1960-1969年有19个,1970-1979年上升到39个,1980-1989年为14个,1990-1998年则为82个①。目前,55-60%的世界贸易是在贸易集团内发生的(世界银行,2000,中译本)。

经济全球化通常以多边合作机制为基础(如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统一的世界市场和国际经济规则为标志,促进全球生产要素和商品服务的自由流动;区域经济合作则以双边或诸边(pluri-lateral)合作机制为基础,以区域内的市场统一和规则统一为标志,促进区域内生产要素和商品服务的自由流动。很显然,两者之间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当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产生时,这种区域性经济合作与关贸总协定所倡导的全球自由贸易观念就发生了冲突。欧共体作为一个关税同盟对内实行自由贸易,对外执行统一的关税和贸易政策。这直接违反了关贸总协定的非歧视原则。为此,关贸总协定内部曾经就欧共体是否违背关贸总协定规则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但当时的欧共体六国以退出关贸总协定进行威胁,致使关贸总协定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在坚持非歧视原则的同时,允许区域贸易协定的存在。关贸总协定第24款允许区域贸易协定作为一个特例存在,条件是它在促进区域内贸易流动的同时不得提高对外部世界的壁垒。换句话说,区域贸易协定应该补充而不是威胁多边贸易体系。

进入世贸组织时代以后,除了原先的第24款被继承下来以外,世贸组织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也允许区域贸易协定的存在。为了监督和评估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对多边经济合作产生的影响以及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协定的关系,1996年2月6日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专门设置了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世贸组织对区域贸易协定的认同为区域贸易协定的扩展提供了极大的制度空间。以80年代后期美国与加拿大签署《美加自由贸易区协定》(以及后来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为标志,区域贸易协定已成为全球性的发展趋势。与80年代以前的区域贸易协定相比,90年代形成的区域贸易协定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因此,“新一代”区域贸易协定的开放程度更高,大多数协定除了涉及关税自由化之外,还涉及世贸组织所包含的其他领域,例如标准、服务、知识产权等;某些协定比世贸组织所涵盖的规则领域更广,如政府采购、投资或竞争政策等(WTO,2001)。在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组建的区域贸易协定中,“开放的区域主义(openregionalism)”正在成为一种流行趋势。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国家放弃了“进口替代”的战略思想,不再寻求建立区域内互补产业结构、免受外部竞争的产业政策,更大的区域市场成为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的前提条件。与此相对应,各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动机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本文将从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因、形式、组织结构、影响等方面对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做一简要分析。

二、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动因

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强调对成员国的静态收益影响,它包括:改善成员国的贸易条件,实现规模收益递增,强化竞争,吸引外国投资等。但经验研究显示这些静态效应不大(SchiffandWinter,1998)。近年来,区域经济合作更多地是寻求动态收益及非经济收益,并因此取得迅速的发展。第一,关贸总协定或世贸组织无法满足一部分国家在开放贸易方面的需求,由此导致一些相似的国家撇开国际组织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多边贸易谈判中无法达成的协议却经常能够在双边或诸边贸易谈判中达成。从这种意义上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实验场,许多贸易自由化措施都是首先在区域一体化内部实施的。

在亚洲,由于西雅图会议的失败,一直奉行贸易多边主义的日本也开始寻求双边贸易协定。第二,一些国家把区域贸易协定作为增强其影响市场的能力或者作为规避关贸总协定或世贸组织关于非歧视性要求的一种手段。它们将区域一体化组织当作一种工具,通过它实行一些尚未在多边贸易体制中提到的措施,并向贸易伙伴施加压力。80年代中期美国决定同其贸易伙伴(如以色列)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部分原因就是对关贸总协定成员国拒绝在1982年启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感到不满。第三,一些国家把区域贸易协定作为一种锁定贸易自由化或制度改革进程的机制。保护主义政策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区域贸易协定采取了不同的方式限制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一种方式是“优惠淡化效应(preference-dilutioneffect)”:区域经济一体化意味着一个更大的政治团体,国内利益集团在设计共同政策时的影响力将因此被削弱。另一种方式是“优惠不对称效应(preference-asymmetryeffect)”:成员国在具体问题上所得到的优惠可能不同,由此产生妥协的需要会提高效率(霍克曼、考斯泰基,1999,中译本)。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形成寻租利益集团的难度增加,寻租者要想形成利益集团不得不在整个区域范围内重组。此外,一国加入区域一体化组织有助于向外部世界发出一个清晰而可靠的信号:本国的贸易自由化体制和改革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它们将受到一体化组织的约束(FernandezandPortes,1998)。对于外部投资者而言,这是极为重要的。像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东欧国家申请加入欧盟(以及加入前与欧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都有这方面的动机。第四,保障市场准入。无论何种形式的区域贸易协定都会给非成员国构成某种程度的歧视。对非成员国而言,为克服这种负面影响有三种选择:一是加强多边贸易谈判,二是组建新的一体化组织,三是加入到业已存在的一体化组织中去。欧洲的区域化进程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面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发展,英国和其他六国先是组建欧洲自由贸易区(EFTA)予以对抗,80年代以后其成员不得不放弃欧洲自由贸易区,全部加入到欧盟中去。

区域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大国的参与,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一种“多米诺效应”(Baldwin,1995)。欧盟统一大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使其他国家对区域贸易协定保护主义效应的担忧加剧。大西洋两岸的格局变化提高了其他国家被排斥在(区域贸易协定)外的成本,增强了国内出口利益集团游说的动力。为保障市场准入,被排斥在外的国家要么加入已有的区域一体化组织,要么组建新的区域一体化组织。第五,影响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进入世贸组织时代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同时,规则对民族国家的约束力越来越强。这迫使任何国家都不能再忽视规则的制定过程。加入一体化组织有利于维护自身的利益,因为在一个范围较小的组织内,一国的呼声更容易得到尊重,这种呼声进而可以通过一体化组织在全球谈判中得到放大。法国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多年来得到保护,是和欧盟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中的地位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考虑即使对美国这样的大国也不例外。长期以来,美国主导着全球规则的走势,然而到了1986年,当时的欧洲共同市场与欧洲自由贸易区签署合并协定,并宣布于1992年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这一决定首次动摇了战后美国的霸主地位,由此刺激美国迅速与加拿大签署《美加自由贸易区协议》及以后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第六,非经济考虑成为许多区域一体化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区域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收益是有助于改善成员国的安全(SchiffandWinter,1998)。首先,它有助于改善国内安全。例如,埃及政府一直担心原教旨主义的蔓延,摩洛哥和突尼斯也担心邻国阿尔及利亚的原教旨主义运动。消除这种担心是地中海国家与欧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个重要动机。其次,通过组建区域一体化组织对抗来自第三国的威胁。南非发展共同体(SADC)最初就是为了对抗来自南非的威胁。中东欧国家要求加入欧盟则是为了抵御俄国的威胁。最后,安全威胁促使相邻的国家组成一体化组织。早期欧洲经济共同体和东盟的产生有这方面的考虑。近年来,最为典型的要属南方共同市场中巴西和阿根廷的关系。历史上,巴西与阿根廷的关系一直不融洽,长期处于军备竞赛状态,甚至一度有军事冲突的危险。1986年两国签署的“一体化和经济合作计划(PICAB)”大大缓解了相互间的不信任或敌视关系。正是这项合作计划为1991年的南方共同市场奠定了政治基础(Preusse,2001)。

三、南南型与南北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对成员国收益的不同影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指出,区域经济合作的收益在成员国之间的分配和这种组织的形式有很大的相关性。在“南南型”(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合作组织内,成员国的经济绩效差距会逐渐拉大;而在“南北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合作组织内,成员国的经济绩效差距会逐渐缩小。换句话说,“南南型”合作方式促使成员国的收入水平趋于发散;而“南北型”合作方式促使成员国收入水平趋于收敛(Venables,1999)。欧盟的发展历程表明,成员国之间人均收入的收敛趋势是非常明显的。从1947年比荷卢关税同盟建立到80年代早期,成员国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一直在稳定地缩小,整个时期内差距缩小了大约2/3。

随后加入的新成员也有类似的趋势。以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发展速度为例,80年代中期,它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分别相当于欧盟最富裕国家(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61%、49%和27%,到90年代末期分别上升到了91%、67%和38%。处在另一个极端的是纯粹由发展中国家组建的一体化组织。乌干达、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在60年代曾经组建了东非共同市场(EACM)。但结果是,在整个60年代,一体化促使区域内的制造业逐渐集中到肯尼亚,其制造业的产值和出口占三国总量的70%以上。东非共同市场最终因无法满足两个落后国家的要求于1977年被迫解散。最近的例子是中美洲共同市场(CACM)和西非经济共同体(CCWA)。在中美洲共同市场(成员国包括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两个相对发达的国家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因一体化进程成为区域内的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中心,制造业增加值占区域内总值的比例从1980年的68%上升到目前的80%以上。同样,在西非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包括科特迪瓦、塞内加尔、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毛里塔尼亚、加纳、多哥、贝宁、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冈比亚、几内亚比绍等),达喀尔和阿比让逐渐演变为区域内的经济中心,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整个区域的比重从1972年的55%稳步增加到1997年的71%(Venables,1999)。针对区域经济合作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所做的研究中,人们也发现了类似的趋势:南北型区域经济合作有助于成员国的经济增长,南南型区域经济合作则无助于成员国的经济增长(Vam-vakidis,1998)。大量的经验研究显示,20世纪70-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市场开放存在高度的正相关,但南南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并没有给成员国带来预期的收益。就东盟、安第斯共同市场(ANCON)、中美洲共同市场和中非经济关税联盟(UDEAC)所做的计量分析表明,它们对其成员国的经济增长没有产生明显的作用。

不同类型的区域合作组织之所以产生不同影响,主要受制于两类因素。一是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或劣势)。一国的比较优势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异越大,就越有可能遭受贸易转移(效应)的风险。因此,在南南型合作组织中,收入水平最低的成员国最有可能因贸易转移而遭受损失。以肯尼亚和乌干达为例,尽管两国制造业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都具有劣势,但肯尼亚比乌干达的劣势程度要低一些,其结果是,乌干达易遭受贸易转移的损失:本来可以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的产品现在转而从肯尼亚进口。对肯尼亚来说,一体化组织保护了本国制造业免受世界市场竞争的威胁,并能够向乌干达出口制成品。相反,在南北型合作组织中,高收入国家的比较优势与世界平均水平差异大而易遭受到贸易转移的损失;低收入国家则从中获得了贸易创造(效应)的收益。二是“群集”机制和“反群集”机制。在产业层次上,前者主要受制于知识溢出效应、劳动力市场储备效应、供需联系的向心力效应;后者则主要受制于拥挤效应(如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污染效应及其他外部性效应。一般说来,在南南型合作组织中,“群集”机制占主导地位;在南北型合作组织中,“反群集”机制占主导地位。除此之外,20世纪80年代之前建立的南南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大多以服从成员国的进口替代战略为目标。这就限制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开放收益。而在90年代创建的南北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利用区域经济合作来锁定国内经济改革、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实现技术转移等。这些目标的实现客观上促进了成员国收入水平的收敛。不同类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对成员国的不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地域分布。到2000年底已正式向世贸组织通告的正在实施的协定中,将近60%是在欧洲国家之间缔结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缔结的区域贸易协定大约只占总数的15%(WTO,2001)。

四、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演变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

如上所述,由于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受到了削弱。作为世界经济的霸主,美国曾经长期单独决定全球经济规则的走势。70年代以后,美国的霸主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在国际金融领域,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终结;在国际贸易领域,关贸总协定第七轮多边贸易谈判(即东京回合)结束后,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迟迟无法启动,虽然历经10年后终于启动,但乌拉圭回合谈判时间比预想的延长了近一倍。对美国霸主地位直接构成挑战的不是日本经济、德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迅速扩张。当1986年欧洲共同体决定于1992年与欧洲自由贸易区合并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时,美国第一次感觉到了霸主地位丧失的威胁,因为新的欧洲统一大市场的规模将首次超过美国的市场规模。基于抗衡欧洲统一大市场的考虑,美国放弃了“孤立主义”传统,于1986年开始和加拿大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1987年签署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该协议在1989年正式生效)。在欧盟1992年签署《欧洲统一法》的同时,美国也于同年把美加自由贸易区扩大为北美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产生和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标志着美欧之间的竞争正式拉开了序幕。不

久前,美国总统布什和贸易代表佐里克公开宣称:欧盟已经和27个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或关税同盟协定,并且还将和15个国家签署类似的协定,而美国目前只参加了三个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分别与约旦、以色列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因此美国完全有理由继续扩大双边或诸边区域经济合作(Lim,2001)。欧盟在2000年的尼斯会议上正式决定实施欧盟的“东扩”计划(2001年选择了第一批加入欧盟的国家)。一旦完成欧盟的“东扩”,欧盟将增加到27个国家,几乎涵盖了欧洲所有国家。美国在1994年完成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也开始推进另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2005年之前签署美洲自由贸易区协定,以涵盖除古巴之外的所有34个美洲国家,把“美国后院”完全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布什执政后,在对外关系方面做出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试图获得国会授予的“快车道”贸易谈判权,争取把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完成的时间提前到2003年。

针对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欧盟也没有坐视等待。欧洲与南美洲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种族关系,欧盟与南美的贸易占这一地区外贸总额的30%左右,欧盟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南美的投资占该地区所有外国直接投资的近40%。因此,欧盟自然要保护它在南美洲的经济利益。欧盟首先与墨西哥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随后开始与南美共同市场及智利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DelaBalzeandFelipe,2001)。在世界其他地区,美欧以区域经济合作为手段也在进行类似的竞争。对美国而言,欧洲国家的联合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教训,它决不能容忍在东亚地区再出现一个排他性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因而美国对待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一直采取反对的态度。90年代以前包括日本、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提出的区域经济合作方案均因美国的反对而流产。1993年的西雅图会议使APEC成为涵盖环太平洋地区的一个非正式区域贸易组织。

这是美国防止东亚地区形成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一项重要举措。一方面它把美国在内的环太平洋国家和地区都吸纳进来;另一方面它的开放性和非约束性特征决定了它在区域经济合作领域不会真正有所作为。即便如此,这仍然引起了欧盟的警觉。随后欧盟也开始寻求与该地区的合作。1995年欧盟与东亚地区的13个国家(东盟+中日韩,即后来的“10+3”)首次举行亚欧首脑会议,并形成了定期化的机制。目前,美国与新加坡正在进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其目的也是为了约束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发展进程。和大西洋两岸区域经济合作的蓬勃发展相比,东亚地区(尤其是东北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是非常滞后的。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对此并非毫无知觉,它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过程中的较低地位,很明显地是和它游离在区域经济合作之外相关的。90年代以前,日本曾经对发展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提出过许多建议,但都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

一则是该地区国家(包括日本)对美国市场有很高的依存度,美国的态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二则是历史的纠葛造成该地区国家对日本充当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领导者怀有戒心。进入90年代以后,全球性区域经济合作浪潮和亚洲金融危机刺激了该地区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欲望。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客观上构成了对区外国家的贸易歧视。美国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比例从1993年的28.3%上升到2000年的32.8%,同期与欧盟的贸易比例从18.9%微升为19.3%,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包括南美洲)的贸易比例从38.7%下降到37.3%。以日本为例,同期美国与日本贸易的比例从14.7%降为10.6%(熊,2001年)。亚洲金融危机也使该地区国家意识到,没有本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将难以保证经济稳定的发展。以亚欧首脑会议的框架为基础,东亚地区正在“10+3机制”下推进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迄今为止,业已取得的成果是《货币互换协定》。在区域贸易自由化领域,理论上的合作方案可分为三类:一是“10+3方案”,即13国组成东亚自由贸易区;二是“10+1方案”,即东盟分别与中国、日本、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三是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方案。

日本作为该地区的经济大国一直谋求成为未来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领导者。一方面,日本试图与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把中国排除在东亚自由贸易区之外;另一方面,通过与韩国、新加坡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以求打开突破口,取得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质性进展。在寻求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同时,日本还与墨西哥、智利就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这两个拉美国家对日本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们既是未来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也分别和欧盟签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果说日本与东盟、韩国、新加坡的谈判属于一种防守反应的话,那么与墨西哥、智利的谈判表明日本已经开始参与大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在大国之间利用区域贸易协定的竞争过程中,欧盟是领先者;近年来美国的发展势头迅猛足以和欧盟平分秋色;相比之下,日本是一个真正的后来者。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大国之间对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的争夺已经演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之间的争夺。美国贸易代表佐里克2001年1月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强调:“日本和欧盟想要左右国际贸易体系的发展方向。不应该是它们,而应该是我们起主导作用”。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就必须推进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五、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内部主导权的争夺

不同类型的国家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动机有很大的差异。对大国来说,通过扩大市场规模提高其对国际经济规则的影响力可能是最重要的;而对小国来说,获得市场准入机会(进入大国的市场)通常被考虑为优先因素。前者的目标是区域经济合作的一种自然演化结果,后者的目标则需要双边(或诸边)谈判来完成。这种不对称性需要小国在区域贸易协定谈判过程中做出“单方面”的让步,例如调整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能源定价政策、环境保护政策、竞争政策等,以适应大国(通常也是最发达国家)的要求。这种现象被人们称之为“新区域主义(newregionalism)”(PerroniandWhalley,2000)。在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欧盟与东欧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小国”(加拿大、墨西哥及东欧国家)对“大国”(美国、欧盟)做出的“单方面”让步。在欧盟的早期发展过程中,成员国的数量较少,法德联盟在区域内的主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同时其他小国的利益也能够得到兼顾。随着成员国数量的增加,像英国、西班牙的加入,欧盟内部主导权的争夺逐渐显现出来。在2000年底的尼斯会议上,欧盟内部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大国与小国相冲突的现象。正如丹麦首相所说:5个大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与其他10个国家之间的界限十分明显。在此前的比亚里茨会议上,“五大国”曾经威胁其他小国说,如果它们不同意重新分配权力,这些大国就可能在欧盟体制之外结成更紧密的联系,如在防务领域。法国总理若斯潘在会上尖锐地提醒10个小国说,正是因为欧盟,它们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才变得大得多。

言外之意,小国与大国争夺欧盟的主导权是没有道理的。尼斯会议上不仅大国与小国在权力分配上出现了冲突,而且大国之间也出现了冲突。德、法两国围绕部长理事会的表决票分配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德国拥有8200万人口,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它要求按照人口比率分配表决票,而以大国自居的法国主张维持现行框架,即英、德、法、意均拥有10票。比、荷、卢等中小国家的利益关系也牵扯到德、法两国在国家利益方面毫不掩饰的对立中,多次磋商后的结果是,英、德、法、意各分得29票,并设立了新标准——表决时,“如果表示赞成的国家人口总和不到整个欧盟人口的62%,决议不能通过”。如果说欧盟内部主导权的争夺源于几个大国经济规模相近的话,那么美洲地区国家对未来美洲自由贸易区主导权的争夺则更具有普遍意义。

第2篇：国际经济合作的类型范文

（一）国际经济协调的概念

国际经济协调是指在国际分工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世界各国为了解决涉及彼此间的国际经济利益中的矛盾与问题，保障世界经济以较正常的秩序运行，由各国政府出面，通过一定的形式，以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为主体，在承认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条件下，针对汇率政策、贸易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在有关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协商和调整，或对国际活动采取联合干预、管理和调节的行为。

（二）国际经济协调产生的客观条件

国际经济协调是一个国家经济国际化的必然产物，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本质上是国家经济调控的国际化。战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国际化的深入发展，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国际竞争也日趋激烈。竞争必然引起矛盾和经济摩擦，世界各国为了缓和这些矛盾和摩擦，普遍采取了国际协调手段。从本质上看，国际经济协调是稳定和平衡国际经济的机制，是随着世界经济危机、动荡和失衡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进一步考察，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世界经济结构体系的演化则是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国际经济协调是生产国际化与资本国际化的产物，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国际间的商品流通、劳务交换、资金流动等，必然引起各国之间的支付、兑换、储备资产供应及国际收支调节等一系列问题，这是国际经济协调产生的客观条件。

二、中国建立国际经济协调体制的背景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33700亿美元，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1978年改革之初，中国进出口额206.4亿美元，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0.7%，1995年这一比例已经达到2.9%，增加3倍以上；2008年，我国进出口额更是超过了2.5万亿。由改革前几乎没有国际直接投资，到现在已发展到500亿美元以上的国际直接投资，在海外的各种类型的企业有10000家以上，增长速度极为惊人。如表1所示，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投票权比例逐年增大。

十几年之间其经济发展速度和区域内合作都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想，区域内经济合作和相互依存度越来越紧密，区域内的贸易依存度已达70%以上，投资依存度也稳步提高，亚太地区的直接投资总额中，80%来自本区域之内，国际间协调的事务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重要。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首脑会议1995年11月19日发表的《大阪宣言》同意实施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贸易与投资简便化以及经济技术合作的一整套根本性原则，即全面性、与世界贸易组织的一致性、可比性、非歧视性、透明度、维持现状、同时启动、持续推进及不同时间框架、灵活性与合作。亚太经合组织是世界上最大的区域合作组织，其人口占世界的41%，经济规模占世界的56%，其中美国、日本和中国是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前三名，贸易占世界的45%。1996年3月，亚欧首届政府会议在泰国举行，拉开了亚欧经济合作的序幕。

三、关于中国构建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政策建议

（一）充分认识国际经济协调的紧迫性

首先，以博弈论为理论基础的经济学原理告诉人们，合作性竞争明显优于非合作性竞争。其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互相联系与彼此依赖的程度越来越深，一切开放国家的经济状况都受到了其他相关国家的制约和影响。第三，近年来我国已经面临大量的国外贸易壁垒，且还有愈演愈烈之势，而它们中的有些问题随时可能进一步演变为两国的贸易战。因此，我国面临众多贸易摩擦时，不宜简单地搞经济对抗，而应该积极主动地运用国际协调的思路和机制去解决问题，以推动自身外贸的健康发展。

（二）从基本经济利益角度分析问题

国际经济协调的有效实施，必须抓准我国与发达国家产生贸易纠纷的症结所在，并对症下药。作为一种经贸摩擦，它的产生通常都是源于维护自身基本的经济贸易利益，其他考虑则放在第二位。从这个基本角度研究和解决贸易摩擦问题是基石。自1980年代初以来，美国每年都出现巨额贸易逆差，多年来我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顺差国，而现在更是超过日本位于榜首。在这种贸易背景下，一般来说，美国发起各种贸易摩擦的基本动机都在于维护其相关的经济利益。同样地，发达国家在处理其他国际经贸事务中也立足于这个基本出发点。

（三）需要对外经贸制度与宏观政策的有力配合

国际经济的协调运作虽则离不开同贸易对手进行磋商和谈判，但是，它决不只是一个磋商或谈判的问题，而同样需要我国对外经贸制度和宏观政策的配合和呼应，即依靠后者的调整和改革来进一步理顺国际经贸关系。缺乏国内相关制度与政策的有力支撑，处在贸易谈判第一线的国际协调活动往往会无功而返。

（四）积极进取的进攻型战略

一国如果试图驾轻就熟地运用国际经济协调机制以推进自身的贸易增长，它就不能对国际贸易纠纷与冲突采取消极被动的应付态度，而应当确立和实施积极进取的进攻型战略。这种所谓的进攻型战略具有以下的基本特征：其一，它把这种国际协调主要看作为推动本国对外经贸活动的强大动力，而并不是什么被动的应付或沉重的负担。其二，它要深层次、广范围地思考和应对本国可能面临的国际经济协调问题。即决不能仅仅着眼于目前的贸易摩擦来研究它们，同时必须具有前瞻的眼光和深刻的思考，还要密切关注今后的发展趋势及其可能遭遇的新问题。其三，它要积极推动本国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尽快建立和完善。而这类协调机制的建立和实施，要着眼于削弱和铲除相关经贸摩擦的产生根源，即要釜底抽薪，而不是扬汤止沸。

（五）充分利用WTO这个国际经济舞台

要积极有效地开展国际经济协调，离不开WTO这个大舞台给予我国的广阔空间。这是因为，我国已经正式成为它的成员，有能力把这个权威性的国际贸易组织当作进行国际经济协调的基本阵地，努力发挥我国居中的独特作用。再说，WTO的有关规则和机制甚至这个谈判场所本身都是国际经济协调的产物。严格根据WTO的重要原则与规则来处理各种贸易摩擦，既合理合法，又行之有效，它们自然应该是我国开展这类工作的有用工具。更何况，WTO有关国际经济协调的精神及其规则还直接为我国提供了构筑这类机制的思路和内容。显然，我国从中可以受到不少的启示，有利于妥善处置与其它国家的经贸关系。

总之，建立和完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是一个不断实践和试错的过程。国际经济协调本身就是个不断延续的过程。某个问题的国际协调固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不断涌现新的贸易纠纷更需要持之以恒的协调精神与机制。必须强调的是，我国开展国际经济协调活动是一个不断实践的漫长过程，其中必然会出现一些差错或失误。只要有关的指导方针和思路正确明晰，只要有关的决策能够实施民主化科学化的程序，那么，我们就应该大力支持和呵护才刚刚培育起来的国际协调精神及其机制，而不宜轻率地加以指责和反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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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TO总干事顾问委员会.WTO的未来[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

[4]石士钧.构建我国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若干思考[J].社会科学，2005，(5).

第3篇：国际经济合作的类型范文

一、坚定信心，应对挑战，充分认识在新形势下开展国内经济合作工作的重要性。

（一）国内经济合作是我市由开放立市向开放强市转变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市坚持以开放促发展，实现了从资源小市到经济大市、从商埠小城到现代化国际城的跨越。在新形势下，我市正先是要树立走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协调发展之路的思想，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环境的不断变化而变化，不仅要为**的发展服务,而且要为**的腹地发展服务,在服务中发展壮大自己,在发展壮大中提升服务的水平。再次就是形成合作型的产业体系，积极发展总部经济，承担研发总部和销售总部等职能，实现加工生产环节适度向外地转移或加工外包；打造向国内外提供高端服务外包的服务产业,为国内合作的城市提供高端服务和知识型服务。四是形成合作共赢的理念，积极加大与区域中心城市的战略合作力度，全面加强物流、进出口贸易、制造业、会展、科技人才、旅游等合作，在合作中推动双方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新晨

（二）国内经济合作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完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提升**城市辐射带动能力，是我市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工作。从横向看，我市与其他同类型城市相比，在某些方面我们有自己的优势，但是从中心城区的综合服务能力、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方面，我们的差距还比较明显。从纵向看，我市现代服务业比例还不够高，城市服务功能仍不够完善，还不能满足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居民生活品质提升的需要，离省委要求建立**都市经济圈还有很大差距。在新的条件下，我们要加强与人才、科技实力雄厚的区域中心城市合作，大力引进高端人才、科技项目、高端产业，推动临港服务业发展，提升我市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加强现代物流产业合作，为合作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提供便利条件，促进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

（三）国内经济合作是当前企业走出困境寻求发展的重要途径。国内经济合作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资本合作、资源合作、技术合作、品牌合作和市场合作等手段，实现区域性、全国性资本、资源、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交流与优化配置，从而使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达到最佳组合，促进生产力大发展，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市场的形成并建成统

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体系。而作为国内经济合作主体的企业，只有在国内经济合作大潮中，寻求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才能快速发展，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增强竞争能力。近几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我市企业通过国内经济合作不仅自身得到了发展，解决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为我市经济发展和促进合作地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影响，我们的企业正面临新的困难和问题，国内经济合作要在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寻求合作伙伴，拓展国内市场等方面，积极为企业提供帮助。各地、各部门要充分利用国内合作渠道，结合我市企业自身特点，加强政策引导，强化跟踪服务，为企业开拓国内市场、拓展发展空间牵线搭桥，当好红娘。

二、突出重点，狠抓落实，全面完成今年国内经济合作工作的各项任务。

（一）要在“**周”活动中取得新成效。经过几年的实践与完善，“**周”活动已成为一个宣传**、发展**，互动交流、合作双赢的国内合作品牌。今年，我们将在**和**两个城市举办**周活动，这是市委、市政府为积极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实现我市经济平稳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一定要高度重视、密切配合，按照活动组委会的统一部署，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确保活动取得新成效。特别是品牌商品展销、物流合作、进出口贸易合作等新增或重点内容，一定要从城市战略合作的高度、保增促调的高度，早谋划、早安排，精心组织、加强宣传，通过活动的举办和合作机制的完善，为与**、**建立全面、持久、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打下扎实的工作基础。新晨

（二）要在拓展国内市场上有新作为。近年来，各地、各有关部门坚持内外并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以来，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着力拓市场、保增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外部需求大量减少的情况下，我市作为一个开放早、外向型经济特色明显的沿海城市，受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更加直接、更加明显，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也就更早更大，大力拓展国内市场的重要性显得更加突出。为此，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服务企业工作，充分利用国内经济合作平台，着力帮助企业稳定传统市场、拓展新兴市场，带动企业产销，促进生产和发展。我们要把拓展国内市场作为保增促调的重要举措，在加大国内市场的拓展力度上下功夫，主动服务企业，努力提高我市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三）要在“引进来”上有新进展。我们要紧紧抓住国家扩大内需的重要机遇，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在引进机构和优势项目上下功夫、求突破，强化产业链招商和高端项目招商。要将招商引资作为把握发展主动权、争创发展新优势的工作来抓，大力引进符合产业结构调整转型需要的节能环保产业、国内优质产业，特别是要依托优势和进出口贸易体系优势，在引进国内重要外贸企业来我市设立窗口方面下功夫，推动**产品的出口，带动物流企业的发展，推动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

（四）要在“走出去”中有新突破。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精神，加强与**地区其他城市的合作，为**地区早日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和一体化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协调配合，真抓实干，推进我市国内经济合作工作再上新台阶。

（一）统一思想，加强领导。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切实提高做好国内经济合作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这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分管领导要增强工作的主动性，经常研究发展态势，听取重大情况汇报，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有关职能部门要统筹各方力量，分解任务，落实责任，努力营造推动国内经济合作工作深入开展的新格局。新晨

第4篇：国际经济合作的类型范文

［关键词］WTO；贸易谈判；后危机时代

［中图分类号］F74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2)07-00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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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静（1972-），女，汉族，山东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所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经济。

始于2006年春的美国“次贷危机”最终在2008年演变成了世界性金融危机，全球经济遭受重创，直到今天，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世界经济的复苏仍是一个不解的难题。对危机的分析与研究使得人们对危机的产生与预防有了更多的思考。这场源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使得人们意识到必须从根源上去除弊端才能防止世界经济再次遭受危机的打击，因此，国际社会对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和贸易体系提出了改革要求。那么作为世界贸易体系的核心——WTO，面对日益高涨的改革呼声应该怎样做呢？应该怎样转换自己的角色以适应世界贸易的变化呢？

一、后危机时代WTO面临的困境

世界经济虽然安然度过了金融危机最危险的时刻，但危机的后续影响仍然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实体经济与贸易所受的影响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在危机时期所引发的矛盾与摩擦还会持续，被停滞不前的全球贸易谈判深深困扰的WTO，面临更多的困难和考验。

1.世界各经济体发展不平衡导致话语权有不同诉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影响或冲击世界的现有体系。图1显示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同经济体的GDP增长率。

从图1中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下等收入经济体的GDP增长率一直在上升，而中上等收入经济体自21世纪以来GDP增长率几乎未变，甚至略有下降。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是使得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GDP增长率下滑至零以下，即使是重债穷国也仍然保持了正的GDP增长率。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原来在国际上完全没有话语权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希望能够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不愿意再由发达国家完全主宰国际事务。发达国家原来用于管理国际事务的各种管理机构就成为发展中国家表达观点、阐明立场的主要场所。WTO作为管理世界贸易体系的最为重要的机构，成为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贸易规则，建立公平互利的贸易体系的重要舞台。

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为各国提供了另外的合作途径

从20世纪末兴起的新一轮区域合作发展迅速，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远远超过前几次区域合作，并且合作的内容不断扩展。各个区域组织相互交织，被称为“意大利面条碗”现象。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部分经济学家虽然有一定的担忧，担心其削弱全球经济一体化，但国际上并没有给予区域合作否定态度，包括WTO，只是采取了登记的方式，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鼓励的态度。那么，现在看来，区域合作的发展应该是WTO遭到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总趋势。从20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区域合作由于参加的成员方较少，容易达成协议；同时协议的内容灵活多变，可以仅涉及贸易，也可以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正是区域谈判的这种灵活性与时变性，使得许多WTO的成员转向这种方式寻求贸易和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和合作。WTO不再是各国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惟一平台。

3.多哈回合谈判的破裂降低了WTO管理功效

2011年缩水版的多哈回合谈判曾被寄予厚望，然而，却又再次无果而终。从政府到民众似乎对谈判失去了信心。实际上，对WTO贸易谈判信心的丧失，也意味着对WTO信心的丧失。

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就曾撰文称，多哈回合的困境使得很少有哪位贸易观察家和官员怀疑这样的观点：WTO的公信力遭遇严重质疑。早在金融危机发生前，就已经有人对WTO的公正、公平、公开原则提出质疑。随着金融危机事实上已经演化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有人认为正是WTO加速了经济的全球化，才使得这次经济危机得以蔓延，如果没有全球化，一个国家发生了经济危机，不会波及到全球。实际上，我们应该清楚的一点是，WTO的成立是为了规范世界经济贸易秩序而建立的，它为全球经济贸易活动制定规则，正是有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才需要WTO，而不是WTO出现之后，才产生的经济全球化。

二、WTO职能削弱的根源

从WTO的前身GATT算起，其60年来对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1995年1月1日WTO的成立，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掀开了新的篇章，WTO成为了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经济组织。任何一个体制都不可能是完美的，WTO也存在很多的不足。多哈回合遇到的困难反映了过去WTO运行所出现的问题。

1.规则条款不严密使WTO协调能力下降

第5篇：国际经济合作的类型范文

关键词： 新时期；统筹；国内发展；对外开放；十大问题

中图分类号：F125

经历32年的渐进式改革开放，我国对外贸易、外商投资、对外投资等全面发展，并融入全球经济主流。进入后危机时期，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都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与机遇，迫切需要按照科学发展观，明确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具体内容和路径。

一、确立“中性”的外贸战略

第一，改变以前“出口创汇”、“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的目标，转为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目标，同时追求贸易平衡协调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公平与自由的贸易的经济目标，以及国家安全、社会协调发展、互利共赢的对外经济关系等非经济目标。

第二，通过国际规范的而非扭曲贸易的政策措施和工具推动出口贸易的发展，继续为中国的出口贸易创造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在内部，继续在WTO的规范下完善现有的贸易促进政策体系；在外部，在WTO的框架下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进程，通过加快实施区域、双边经济一体化战略，为中国产品出口扩大市场空间。

第三，制定进口战略以推动经济增长。引导进口结构，加大技术引进力度，从而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实现进口市场的多元化，以规避国际经济风险等。

第四，实施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政策。贸易自由化可以增进效率，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贸易自由化的“开放推动改革效应”和“竞争效应”也将推动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而体制改革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将成为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还应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适度管理，防范贸易自由化带来的风险。实现贸易自由化还应消除国内地方市场分割，建立真正统一的全国大市场。

二、制定“安全发展”的进口战略

针对我国对外经济依存度上升、国际经济贸易摩擦增加的现实，我国需要实行“安全发展”的进口战略。这是一种“发展和安全并重的战略”，而不是一种仅仅强调发展和规模扩张的战略，也不是仅仅强调安全而放慢发展的战略。

第一，应以进口多元化为总体战略，增强我国进口的灵活性和主动性。面对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实施进口多元化战略主要包括：积极推行石油、矿产资源等重要战略物资的进口多元化策略；通过海外投资，强化供应基地的多元化，稳定进口来源；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进口来源地的多元化等措施。

第二，建立进口安全保障体系。进口的管理最终需要进口法规加以约制。因此，在保障进口安全方面，首先，要完善进口法规，限制不良进口，维护进口的正常秩序；其次，要建立进口产业安全监控和预警机制；最后，要建立完善的贸易救济快速反应机制。

第三，努力掌握进口定价权。首先，优化进口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进口竞争力；其次，要通过建立和完善自己的期货市场、推行大宗商品的集中采购模式等策略，掌握进口定价权。

第四，建立稳固的战略物资储备体系。抓住国际市场上大宗资源产品价格下降或相对稳定的机会，增加战略物资的储备，保障国民经济发展的正常需要。

三、拓展与深化新兴市场战略

一是有序推进。拓展与深化新兴市场战略，应根据我国与新兴市场根据之间的贸易合作潜力状况，有重点、有次序地渐次推进。根据贸易结合度、贸易竞争指数、贸易互补指数的测度结果，我国对如下12个新兴市场有较大的出口潜力：墨西哥、菲律宾、俄罗斯、巴西、越南、南非、土耳其、尼日利亚、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伊朗、印度；对如下8个新兴市场有较大的进口潜力：墨西哥、菲律宾、巴西、印尼、印度、越南、伊朗、巴基斯坦。

二是建立拓展新兴市场的贸易促进体系。贸易促进的目标不仅仅是扩大出口，而且应促进对那些与我国有长期贸易顺差的新兴市场国家的进口，这样才能达到互利共赢。外贸促进的对象应主要是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对增加就业机会、扩大出口都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将对外援助、境外资源开发、扩大进口、债务减免等多种经济合作方式密切结合起来，扩大政策的综合效应。

三是促进对新兴市场的出口。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国家以财政拨款的形式建立各种开拓新兴市场的基金，以弥补企业从新兴市场国家进口商品发生的损失，降低企业拓展新兴市场的风险，鼓励企业扩大进口，减少开拓市场的阻力；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建立中小企业开拓新兴市场基金、援外合资合作基金、援外优惠贷款等方式支持企业开拓新兴市场；加大保险支持力度，以分散和避免企业开拓新兴市场的风险；加大信息技术援助；大力推进金融合作计划，主要包括“货币互换计划”和“贸易融资计划”。

四是促进从新兴市场的进口。为了实现安全和发展这两个战略目标，在当前和未来几年可以采取“抓住两头、放开中间、促进平衡”的进口政策。“两头”是指资源类行业和高技术行业，“中间”是指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平衡”是指进出口在长期内的基本平衡。

五是促进对新兴市场的服务贸易。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是开拓新兴市场中的重要战略任务。我国应积极调整服务贸易的发展思路，实现服务贸易发展的三大战略转变：将人力资源优势转变为服务贸易优势，将对外政府援助行为转变为对外服务贸易行为，将对外交流活动转变为对外服务贸易活动。一方面要优化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另一方面则要加快服务贸易立法，建立系统的服务贸易体系。

六是促进对新兴市场的投资。在全球化的分工格局下，贸易与投资高度结合，市场多元化背后也涉及投资多元化，要加强吸引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并“走出去”到新兴市场进行投资，通过投资带动对新兴市场的出口。一方面，吸引新兴市场国家来华投资，引导新兴市场国家投资方向，鼓励新兴市场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培训中心，引导国内企业同新兴市场国家跨国公司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优先鼓励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到我国资本市场融资；另一方面，推动我国企业到新兴市场国家投资，重点加强“走出去”保障体系的建设，建立“走出去”的协调机制，加强“走出去”服务体系的建设。

七是积极推进与新兴市场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我国在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践中，应努力制定目标明确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规划。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容不要仅局限于传统的货物贸易，而应拓展到服务贸易、投资以及多种便利化方面，其目的在于获得更多的区域经济合作的动态收益，实现“深度一体化”，努力发挥地区经济的主导作用。

四、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扭转贸易失衡局面

我国贸易顺差增大，表面上是贸易问题，是流通领域中的问题，实质上却是生产领域的问题在贸易和流通中的表现，是在生产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生产能力的产物。要缓解我国贸易顺差扩大的趋势，就必须从生产领域入手，从外商投资入手。第一，严格禁止各地在对外招商引资中攀比、让渡优惠政策。第二，提高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环境成本，严格执行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禁止高污染产业外商投资，限制资源高消耗型的外商投资。第三，适当提高包括内外资企业在内的劳工标准，这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第四，限制国内产能过剩产业的外商投资。

五、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培育自主品牌

应利用外商投资的技术外溢和技术转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培育自主品牌。一是提高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二是加强人力资本开发，完善人才流动机制；三是继续鼓励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四是完善市场环境，为高科技企业更新技术和高新技术人员自主创业提供金融支持；五是培育自主品牌。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加大国家的资金支持和重点投入，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在制造业等生产领域、商业等服务领域，即竞争性领域，创造自主品牌是企业盈利模式的选择问题，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一方面，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拆除行政性垄断等措施来提升创造自主品牌的比较利益；另一方面，通过设置技术创新和研发孵化基金等方式，协助企业化解创造自主品牌的瓶颈，以提高企业创造自主品牌的能力。

六、鼓励、规范外资并购，避免外资垄断市场

为有效利用外资并购的积极效应，规制外资并购的负面效应，我国应完善外资并购立法。第一，在《反垄断法》和《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的基础上单独制定外资并购反垄断法。我国外资并购反垄断立法，一方面要以《反垄断法》为基础，将反垄断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确立起来，便于操作执行；另一方面，又要留有余地，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积累经验后，再及时加以修改和完善。同时，还应与已经实施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相衔接。第二，外资并购反垄断立法与产业政策配套。在外商投资产业政策上，我国将外资准入领域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种类型，并明确部分产业或者项目必须由中方控股或不允许外商独资，未来应该根据国内发展需要进行动态调整。第三，反垄断审查与国家审查需进一步具体化，并设立独立的并购审查机构。第四，应强化外资并购反垄断执行机构的权威。

七、利用外资企业独资化和外资转移的契机，推动中西部开发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第一，利用FDI独资化的积极作用，又要控制其消极影响，防范FDI独资化的风险。首先，政府需要合理进行产业筹划，调整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状况和世界经济发展动态，确定外商能够控股、并购和独资经营的产业领域。其次，对允许、限制的外资控股并购和独资形式的投资，实行事先审查制度。再次，加快制定实施反垄断法，防止外商独资化过程中造成市场垄断。再者，努力改善投资环境，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最后，内资企业应积极参加外资企业的本土化体系，加入在华跨国公司的产业链条。第二，促进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移FDI 向内地转移。一是要正视中国二元经济现实,避免在工业化进程中好高骛远、急功近利。二是明确由中部省份承接沿海FDI转移。三是在中部地区选择区域中心，形成承接沿海FDI 转移的集群效应。四是培育完整产业链，提高企业配套能力。五是努力降低FDI投资成本，提高投资回报率。

八、有效管理外汇储备，加强我国金融安全

全球经济失衡，我国作为世界头号外汇储备大国，面临着资产价格泡沫膨胀和外汇储备稳定性下降这两大金融安全问题。为此，必须有效管理外汇储备，避免国际铸币税的剥削，同时通过人民币的国际化来分享国际铸币税。第一，对投机资本的流入和外资炒作行为予以密切监控和严厉打击。第二，拓展外汇储备投资渠道。要跳出流动性管理的框框，进行长期投资，追求高收益。第三，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增持黄金储备；第四，进一步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实现资本项目人民币自由兑换，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条件。

九、实行“走出去”战略，推动对外投资与合作的发展

在推动对外投资方面，第一，完善对外投资政策环境，逐渐取消对对外直接投资设置的障碍，实行对外直接投资鼓励促进政策。第二，推动跨国经营与开放海外自然资源、矿产资源、能源相结合。第三，利用双边、多边和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扩大我国对外投资的领域和范围。在推动对外承包工程方面，重视国际投资中的市场区位选择，加强质量管理，重视人才培养和储备。在推动对外劳务合作方面，要破除对外劳务合作的体制瓶颈，开发多元市场，以及提高劳务人员竞争力等。

第6篇：国际经济合作的类型范文

一、概述

全球化目前已成为一种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任何国家都要积极加入到这一潮流中，顺应经济变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仅可以促进世界整体经济迅速发展，而且对国家自身来说，这也是一次发展的机会，在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有效地提升自身实力，同时使本国的经济环境更适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营造良好的发展条件。对我国的发展来说，全球化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在当前的环境中，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活动，这样的对外贸易所占的比重也不断增加，就整体而言，当前我国从宏观上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包括税收以及贷款等方面的优惠，在微观上，现代企业制度逐渐建立并且不断完善，这样有利的国内环境使得我国的对外贸易在近些年中呈现增长的态势。但同时要看到，由于经济政策已经全球性的经济差异仍然存在，我国的随外贸易中依然有很多问题与不足，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对外贸易的整体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

二、全球化环境下我国对外贸易的机遇

经济全球化对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次扩大自身经济活动范围，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机会，对我国来说也不例外。当前，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深水期，对外贸易活动也在经历着转型与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使得对外开放有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这样的全球化模式也给我国的对外贸易带来了更多的合作机会。

1.增加对外合作

作为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类型，对外贸易合作所占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但一国要想更好地实现对外贸易额的增长，首先就要扩大与他国的合作范围，最大限度地增加合作机会。在过去传统的国际经济环境中，由于众多规定限制的存在，贸易壁垒十分严重，各国的关税问题以及具体的对外贸易合作方式都不相同，各国上处于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中，但在当前的环境中，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贸易壁垒不断被打破，全球各种贸易组织逐渐增加并且制定了很多适合国际贸易往来的条约，这样的环境使我国更加方便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增加了交流往来的机会，在与其他国家合作的过程中促进我国进一步完善我国自身对外贸易的机制同时增加贸易额度，促进经济增长。

2.完善贸易机制

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对外贸易活动起步较晚，发展较慢，这是由于我国的历史因素和现地社会体制等综合情况所导致的，所以我国要想融入全球经济发展中，就需要不断完善自身，从体制上进行改革，使我国的对外贸易更加符合国际发展的要求。在贸易体制上的改革要顺应全球发展的潮流，向其他国家的学习，在不断地磨合借鉴中实现自身的完善与改革。全球化环境下各种集中在同一环境中进行贸易往来，有利于学习其他国家对外贸易的运行策略，同时吸收国际通行的贸易法则，防止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引起纠纷，促进对外贸易的规范化、科学化。

3.提升经济实力

积极参与对外贸易活动是我国当前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一项，扩大对外贸易的范围、增强实力也是带动我国整体经济实力提高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过去的环境下，我国也进行对外的贸易来往，但从整体上来说处于初级阶段，贸易额较低，无法实现较大的突破，如今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给与我国更多的发展机会，营造一种良好的对外贸易活动的环境。从近些年我国的对外贸易额以及其占国家经济发展总量比重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实力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由此可知出，全球化的环境不仅使我国的对外贸易得到发展，同时也为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机会。

三、全球化下我国对外贸易的挑战

虽然全球化为我国的对外贸易以及整体经济发展都带来了新的机会，使我国更好地融入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实现自身发展。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当前我国在全球经济活动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这其中既有我们自身体制不完善、政策不健全的问题，也有全球贸易障碍以及其他国家可以破坏阻挠的因素，综合起来，这些都是我国的对外贸易所面临的挑战，需要在以后的发展中予以解决。

1.政策不规范

一国在进行对外贸易的活动中，除了良好的客观环境，也需要规范科学的国内政策的支持，在这一点上，目前我国还欠缺较多。在我国企业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或参与全球性的经济活动中时，总是缺乏良好健全的政策支持，这让我国的企业面临着更多的障碍。如今全球企业更多的进行共同的贸易活动，缺少规范的政策支持使得我国对外贸易增加了很多障碍。

2.国际贸易壁垒的存在

尽管当前全球的贸易活动逐渐平等化、开放化，但贸易壁垒仍然存在，如我国经常在对国外的产品销售中遭遇反倾销调查，一些国家会针对我国部分产品提出倾销的质疑，并且开出“天价”罚单，这些情况都使得我国企业的对外贸易活动存在很多障碍。贸易壁垒也让我国企业在一些全球经济活动中处于被动状态，无法很好地进行合作，这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往来的主要问题。

四、结语

当前的全球化环境对我国的对外贸易活动来说是有利有弊的，它既为企业参与更多更大的经济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提供了新的机会，但同时又给我国的企业提出新的问题与挑战。但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对外贸易活动也要继续强化，这是世界发展的潮流，也是我国壮大自身实力的需要。我国必须不断完善自身，更好地参与到全球的活动中，促进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提高我国的经济实力。

作者:冯毅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顾国达.中国对外贸易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汪五一.中国对外贸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第7篇：国际经济合作的类型范文

关键词：俄罗斯远东地区；辽宁省；经济开发

中图分类：F125.551.2；F151.25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9)06－0014－03

一、俄远东开发战略的主要内容

俄远东大开发的战略思想从前总统叶利钦在任时就已经提出，其重要标志就是在1996年4月制定的、叶利钦总统亲自签署的《1996－2005年远东与外贝加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纲要》。2001年下半年，普京总统授权远东地区各界代表对该纲要进行重大修改和补充。2002年3月19日，俄政府颁布第169号决议，批准实施该纲要。2007年1－2月，俄政府成立了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发展问题委员会，统筹俄远东大开发进程。在该委员会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上，提出了比较全面的俄东部地区发展与改革的战略构想。2007年8月，俄政府批准了《远东与外贝加尔地区2013年前经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纲要》。

以此纲要为代表的俄远东大开发国家总体战略的实施政策内容包括：第一，增加对东部地区开发的财政支持力度，俄政府计划在2020年前投入9万亿卢布用于东部开发事业。第二，力图通过国际合作促进东部开发的进程。东部地区的开发计划明确确认燃料动力综合体、渔业综合体、森林工业综合体、国际能源合作等领域为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的重点优先产业领域，并确认了这些国际合作优先领域对东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第三，加强重点经济地理区域的开发建设，主要是在重点区域兴建自由经济区。通过在东部地区建设自由经济区的方式提高其自身的经济发展动力。第四，重视各种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重视国际铁路设施建设和相关的铁路运输网络体系建设。第五，计划放宽移民限制。主要吸引独联体国家的合格劳动力进入俄东部地区。

二、俄远东开发战略对扩大辽宁对外开放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扩大辽宁对外开放的空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辽宁发展的空间取决于开放的空间。目前，辽宁省的外贸进出口主要集中在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对俄贸易相对重视不够。俄远东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为辽宁开拓俄市场、扩大对俄贸易创造了机遇。俄远东地区需要引进中国东北地区的资金、技术、商品和劳务。辽宁省作为东北地区的经济强省、我国重要的装备和原材料工业基地，具备参与俄资源开发合作与投资的实力。辽宁将俄罗斯作为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首选地区之一，进一步扩展对外开放的空间正逢其时。

(二)有利于提升辽宁对外开放的整体水平

长期以来，日本、韩国在辽宁对外经贸活动中居主体地位，而俄罗斯则处于补充地位。虽然近年来辽宁省对俄贸易额逐年攀升，但对俄贸易额占全省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偏低(不足2％)。辽宁省同俄罗斯开展经济合作所具备的地缘优势、产业优势和经济互补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俄远东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为提升辽宁对俄贸易水平创造了条件。俄远东将加强重点经济地理区域的开发建设，兴建自由经济区，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为辽宁省建筑材料及工程承包等优势产业进入俄市场带来机遇，并有望提升双方的贸易与投资水平，进而使辽宁对外开放的整体水平再上一个台阶。

三、辽宁发展对俄合作的可行性

(一)辽宁发展对俄合作的基础条件

首先，辽宁开展对俄经贸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在东北四省区中，辽宁是唯一不与俄接壤的地区，但与我国南部省区相比，却是所有沿海省份中地理位置最接近俄罗斯的省份。它地处东北亚地区的核心位置，辐射能力很强，是沟通东北亚与欧洲的重要通道和窗口，有望成为俄东部地区国际物流大输送的重要出海通道。

其次，双方经济互补性强。一方面，俄工业发达、门类齐全，有着较雄厚的经济技术基础、较完备的基础设施条件，科技人才充足。毗邻中国东北的俄远东地区能源储量丰富，盛产矿物和木材，且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利用。另一方面，辽宁原材料工业、装备工业雄厚，轻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有了长足发展，在经济转型中能源原材料约束日趋严重。双方在经贸结构上存在的差异为“互通有无”创造了条件。俄罗斯重工业、采掘业比重大，有向辽宁提供机械设备、矿产品及各种原材料的能力；辽宁农业生产、轻工业产值比重相对较大，有条件向俄出口农产品、轻纺产品和各种日用消费品。因此，双方合作潜力巨大，彼此取长补短、互利合作，可以更好地促进各自经济的发展。

最后，双方合作具有良好的基础。“一五”时期，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156个重大项目有24个建在辽宁，占15.4％。上世纪80年代末辽宁对俄经贸合作开始起步，已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新西伯利亚州建立了友好省州关系，并先后和新西伯利亚州、伊尔库茨克州、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萨哈共和国及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签署了长期友好合作协议，与滨海边疆区、克麦罗沃州、萨哈林州等地区也保持了经常性的交往。各市还与俄有关地区的对口城市建立了十对友好城市。双方人员的频繁交往，促进了经济、贸易、科技、文化、体育、医疗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与发展。

(二)辽宁发展对俄合作的潜力

第一，传统货物贸易仍有拓展空间。2000年以来，在中俄贸易整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辽宁的对俄贸易取得了显著进展，双方贸易额从2000年的2.37亿美元提高到2007年的13.5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28.97％。辽宁对俄出口商品结构出现明显变化。目前，辽宁对俄出口的主要商品有机电产品、钢材、纺织服装、水海产品和耐火砖等，其中呈明显增长态势的是机电产品、钢材和水海产品，其在辽宁对俄出口中的比重已达一半以上，特别是电视机、音响设备等电子产品的出口增长较快。这说明，在对俄出口中，辽宁省优势行业的产品出口量不断扩大，并形成对俄出口的比较优势。由于俄罗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出现经济结构实质性的转变，上述比较优势仍可成为辽宁开展对俄贸易的基础。在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辽宁仍具有进一步拓展俄罗斯市场的空间。

第二，双方具备加快投资合作发展的条件。辽宁在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中，始终把俄罗斯市场作为首选地区之一。截至2008年上半年，辽宁在俄罗斯设立境外投资项目共116个，总投资1.4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8 000万美元。当前，俄罗斯对外部资本需求强烈。根据俄政府制定的

2010年前经济翻番和2020年现代化的快速赶超战略目标，未来十多年间要投入2万亿美元以上的资金，其中至少1／3须由外资来填补。近年来，俄政府非常重视招商引资工作，制定和完善了关于外国投资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同时在税收和关税等方面放宽政策。与此同时，俄政府拨款80亿卢布建设六个经济特区，并专门制定了《经济特区法》，明确规定了人驻企业享有的各项优惠政策。此次出台的俄远东发展战略中设定了一系列大型投资项目，涉及石油加工、造纸、金属冶炼、木材和渔业等。上述投资项目均需要大规模的外国投资。随着辽宁经济的发展，已初步具备了深度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对外投资能力持续增长。因此，双方在投资合作方面有望加快发展。

第三，科技合作可发挥更突出的作用。俄东部地区科技实力雄厚，能够与辽宁省现有科技潜力实现有效对接。在科学技术领域，俄一直非常重视基础研究。在物理、天文学、天文物理、地球学、生命科学等领域集中了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并取得了许多重大科研成果。在高科技领域中，俄罗斯的航空航天技术、能源产业(水电、火电、核电、核能)、太空能源技术、激光技术、新材料技术、化工技术、生物工程技术、造船技术、地铁技术、微电子技术等均居世界领先地位，其中航天、激光、新能源等领域具有明显优势。辽宁省在航空、新材料、超精密机械、水处理、环保、生物工程、水下高科技等方面与俄罗斯开展合作潜力很大。目前，辽宁省的高新技术产业以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和先进制造业为四大主要产业。全省有三个国家级高新区和四个省级高新区。其中，沈阳先进装备制造园、大连生物医药园、鞍山环保产业园等特色产业园成为具有产业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初步形成了以沈阳、大连为核心，以沈阳一大连沿线为高新技术产业增长带的格局。这一格局也是对俄科技合作的重要载体。

四、对策建议

(一)实现双方战略的衔接

2007年8月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东北地区振兴规划》，首次明确了东北振兴的总体目标、具体内容，确立了“四基地一区”的目标定位，为新阶段辽宁的全面振兴指明了前进方向。辽宁省省长张文岳根据《东北地区振兴规划》提出了辽宁的振兴战略，包括着力发展基础装备、通用装备、成套装备、运输装备和国防装备，加快形成沈西工业走廊装备制造业聚集区和大连“两区一带”装备制造业聚集区；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依托我省的创新资源和产业基础，做大做强电子信息产业、航空产业、生物产业和新材料产业，形成高技术优势产业集群，建设大连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和出口基地；大力发展高加工度原材料工业，重点建设抚顺石化、大连石化和大连西太平洋等千万吨级原油加工基地，努力把大连、抚顺和辽西沿海城市建成新型石化基地。俄远东地区自苏联时期起就是全俄的原材料基地和军事工业基地，具有雄厚的资源基础、军事工业基础和科技潜力，因此围绕振兴东北及辽宁的“四基地一区”的目标定位，加强同俄远东地区在上述领域的合作，将有助于辽宁振兴战略的实现。

(二)辽宁应全方位、深层次地开发俄市场

目前，辽宁对俄合作整体水平不高。为提高对俄经贸合作水平，辽宁应拓宽对俄市场的开发领域，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开发。不仅要利用俄罗斯远东大开发的有利时机，开发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市场，还要渐次推进，开发西伯利亚及欧俄市场；不仅要开发商品市场，还要开发其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

(三)政府应为企业开展对俄合作创造条件

首先，政府应注重培育合作主体，加快培养一批熟悉俄市场、具备自主创新能力的优秀企业，不断创造条件，鼓励其与俄相关企业开展合作。其次，应努力搭建各种类型的对俄合作平台，如充分发挥各类开发区的功能，为企业和产业技术创新提供有效的合作平台。最后，应建立对俄投资风险评估体系。辽宁出现过部分中方投资企业在俄罗斯投资失败的案例。因此，构建辽宁对俄投资风险评估体系，可以对投资风险进行全面防范和控制，以规避可能带来的损失。

(四)积极制定辽宁省对俄合作规划

辽宁省应密切跟踪俄远东开发的最新动态，并对俄市场开展全面深入的调研，根据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总体规划和俄远东大开发的战略规划，结合本地区的发展潜力，制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俄合作战略升级的总体规划，制定对俄经贸合作的激励政策，确立各领域合作的工作目标。

第8篇：国际经济合作的类型范文

关键词：博弈论；贸易摩擦I帕累托改善

中图分类号：F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9-0101-01

当今世界，国际贸易具有强烈的冲撞与协调、竞争与合作的博弈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WTO的诞生，人们所期待的平和、有序、共赢的局面并没有如期出现，相反的，随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国际产业结构静态上的重构和动态上的脱节，各国强调国家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各国依然坚持自身的权益，不肯放弃独立自主的方针政策，从而导致国际贸易的摩擦此起彼伏：如何化解贸易摩擦，实现贸易各方的非零和博弈成为了各国面临的重大课题。即国家如何选择国际策略，以实现国家之间的非零和博弈，达到共赢。

1　模型的建立

下面从一个简单的两国博弈模型分析人手，阐述了国家间宏观调控政策协调和帕累托改善为每个博弈参与者所带来的收益分配问题，以及不同实力国家参与世界经济博弈的动机、预期和采取的策略。如图1所示，我们可以假设参与博弈的只有两个参与人A和B，每个参与人都有策略1――独立行动和策略2――协调行动可供选择，在这个同时行动的博弈中，有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两个策略组合的收益分别是(1，1)和(2，2)。

在非合作状态下。每个参与者的独立行动都无力协调另一个参与者的策略选择以达到最优的帕累托优等均衡的策略组合而获得最大收益(2，2)，导致博弈过程停留在非效率的均衡状态，因为在非合作状态下，导致帕累托最优的纳什均衡(2，2)策略组合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即每个参与人对另一个参与人是否会选择策略2都抱有很大疑问，参与人在这个策略环境中不能协调他们的选择，这种风险占优的策略选择导致博弈结果为帕累托次优的策略组合(1，1)，尽管这一策略组合似乎是一种合理的非合作结果，但显然是一种协调失败的策略组合。

如果考虑到国家间的经济竞争或博弈过程并不是前面假设的简单的一次博弈，而是动态的无限多次的重复博弈。博弈的这一重复特性，为合作的各方提供了审时度势的空间和权衡得失的机会，各方会考虑到未来效应，因而可以放弃眼前利益，采取政策协调策略，达到帕累托最优均衡状态。在重复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博弈参与者都会意识到合作要远比互相欺骗更为有利，因此，经济博弈具有参与方策略相互作用的性质，合作与协调行为可能在非合作的环境里出现。协调博弈的参与方之间策略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相互作用既可能在时期内也可能跨期存在，于是，在博弈中有一个内在的自然的传导机制，重复进行的博弈过程能使博弈参与方了解其他参与者的行动，参与方活动水平和延时持续存在正相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博弈双方策略选择方面的不确定性，这就为国家间通过协作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以获得最大收益提供可能。

2　现实意义

要实现共赢性博弈，必须在博弈方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触发器”，或称“激励相容”机制。它是一种通过报复或惩罚的约束来维护长期合作的行之有效的作法。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贸易自由化，就得签订多边贸易协定。

要更进一步，按照国家实力的大小及其在博弈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关系，把国家间的合作博弈关系简化成下面几种情形：

(1)实力较小的国家的博弈策略。

小国或实力较小的国家在世界经济运行中常常处于从属地位，在参与博弈的过程中，一般有两种策略：第一种是倾向于同大国合作的策略，积极参与大国主导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但其实际的收益与前面分析的理论预期并不一致，因为在这种大国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中，是由大国制定策略及协调的规则，协调收益的分配也同样由大国主导，这种情况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小国对大国的政策依附，实力越小，依附性越大，政策协调的成分越少。于是就有了第二种策略，不甘心依附于大国的小国之间的保证型博弈策略，多个小国存在共同的合作利益，即通过组成相对稳定的经济联盟，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国际经济博弈并共同分享协调收益，改变与大国的实力对比关系。保证型博弈的关键是博弈参与方遵守承诺，认识到采取合作会给对方和自己带来更大的收益，即合作前的初始位置与收益最大的帕累托边界线之间的距离较大，有较大的收益增加空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盟的迅速发展就是保证型博弈关键是承诺的具体实践。

(2)实力较大的国家的博弈策略。

实力较大的国家在博弈中同样面临两种策略：一是现实中常见的大国与小国结成不同形式的经济联盟并进行政策协调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大国在联盟中具有绝对的主导权，它可以通过制定政策协调的规则来保证其收益。但有的时候大国出于长远考虑可以暂时牺牲自己的利益以维持与联盟中小国的关系。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中，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就是这种典型的博弈关系。二是大国与大国之间，或者大的经济集团之问的博弈，由于实力大小或者国家大小是相对概念，因此，这种博弈可能是世界性的，如美俄、欧美、中欧、中美之间，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如中日、中俄、中印、英法之间等。大国之间的博弈关系与已经讨论的小国与大国、小国与小国之间的博弈关系不同，大国之间共同的利益不在于收益，而是在于减小因策略协调失败而造成的损失，维持现有的收益水平和保持已经取得的利益优势，这一共同的利益即决定了大国之间进行策略协调的动机和方式。从西雅图到多哈再到坎昆，WTO框架下的多边谈判不断重复无果而终的结局。可看出。大国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谈判往往是旷日持久的。

3　模型的扩展

多边博弈关系往往是多个双边博弈交织的结果。前面讨论的模型一直局限在假设只有两个国家的情形，如果是像WTO机制这种多个国家参与的情况会怎样呢?实际上多个国家的情况仍然可以通过简化成两个参与方的情况进行讨论，比如可以考虑一个国家和其余所有国家之间的博弈，或者是两个不同的国家联盟，也许更常见的情形是一个国家同时参与多个两国博弈，同样还是国家的实力决定了在博弈过程中的动机和预期收益。前面的分析表明，在两个国家的博弈中，可能只有一方获益，可能双方都获益，也可能双方都不获益。为了双方都能获益，国家间需要根据一定的规则进行相互的政策协调，以国家个体的最大利益与国家间合作的共同利益是否一致为标准，可以将国家间的政策博弈分为合作型博弈和非合作型博弈。国家间的博弈属于哪种类型取决于国家间实力对比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利益分配关系。

4　非零和博弈的实现对中国的启示和意义

(1)中国要打破与美国、欧盟等贸易方现有的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局面，必须致力通过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和完善WTO规则来约束美、欧等国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和高新技术贸易设限行为。作为中国自身，也得进一步推进国内市场开放。

第9篇：国际经济合作的类型范文

根据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践，投资的产业遵循着这样一个规律：由第一产业逐步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换，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换。最早的投资大多是为了获得廉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和中间产品等，其投资产业往往是采掘业和一般制造业。随着技术进步、企业经营能力的提高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加强，投资转向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以谋取更高利润。全球战略的制定，又使投资方向转移到快速增长的第三产业上。这一投资的阶段性规律实际上也说明了产业结构变化的方向。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变化的跃升期，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要遵循产业递进规律，在继续扩大资源开发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直接投资的基础上，争取在较短的时间里跨越对外直接投资的各个阶段，最终在附加值较高的产业领域参与国际竞争。

需要指出的是，产业递进仅为一般规律，并不要求所有企业都按照这一规律决定投资方向。只要企业有充分的比较优势，同样可以在较高级的产业领域投资。一些企业为了获得先进技术，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机构，同样是可行的。

二、发挥产业组合比较优势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还取决于产业内优势企业的组合状况。鉴于中国企业的规模普遍偏小，融资成本相对较高，收集相关信息成本相对增加，投资项目难以实现规模效益，因此，组建企业集团，发挥集团优势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方向。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优势本质上是一种“组合优势”，是该产业内各厂商经济优势的集合。但是产业的各种优势却又往往分散在不同的企业中。只有当化单个企业的分散优势为产业整体优势成为可能时，才能不断扩大中国国际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经济空间。

集团的组建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在产业内实行企业间的联合，也可以实行跨行业的企业间联合，只要组建的企业集团能通过内部化提高经营效益，对外投资项目的成功率将大为增加。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经济上的国家疆界逐步模糊，不同国家企业在生产的各个环节上都存在合作的可能。国内合资企业的普遍成功说明国内企业可以同国外企业合作，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时不仅强调产业内部化，还要奉行产业内部化与全球化并举战略。

三、把握区位比较优势

通过企业组合的方式能够体现产业的一定优势，但对外直接投资需要的是相对于一定区位的投资优势，即母国某产业相对于东道国同类产业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区位比较优势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经济依据，也是使投资国与东道国双方获益的内在经济根源。当投资者结合本身产业特点合理选择和利用东道国区位要素时，就会强化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比较优势或产业比较优势，使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反之，如果投资者对区位选择不当，不仅不能强化对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还可能造成对外直接投资亏损或失败，使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受阻。因此，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区位选择与投资产业及投资者比较优势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产业选择”是将其“区位选择”包含在其中的，选择了不同的“区位”，也就意味着选择了不同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要符合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和其经济基础水平。各国对来自国外的跨国公司投资产业领域都有明确的规定，哪些产业属于鼓励投资领域，哪些产业属于可以投资领域，又有哪些产业属于禁止投资或有限制投资领域。进入东道国之前必须了解这个国家的有关吸收投资的政策和法律。另外，对投资目标市场的经济发展水平，包括市场潜力、市场容量和效益等都要有充分地了解和掌握。进入目标市场的产业所占有的市场不但存在未满足的需要，而且有一定的发展潜力，这应是企业选择产业的首要条件。市场有发展潜力，企业才能在满足消费者潜在和未来的需求中得到长期发展。该市场有一定的购买力，能取得一定的销售额和利润，这是企业选择产业的重要条件。因为市场上仅存在未满足的需求，不等于有现实的购买力，形成足够的销售额。如果没有购买力或购买力很低，就形成不了现实的市场。企业不能从市场的销售中获得必要的利润，就没有进入该市场的价值。

进一步看，我们前面所说的产业“组合优势”，也必须以投资的区位特征作为优势的“组合”基准。按照区位经济特征组合产业优势，是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空间的有效途径。

四、高新技术产业跟随

高新技术产业是中国企业跨国发展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领域。中国虽然在总体产业技术水平上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但在某些高科技研究开发领域却具有一定比较优势，这些高新技术产业覆盖了新材料、生物与医药技术、机械制造、新能源、现代农业、生态与环保、电子信息等领域。同时中国通过利用电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对能源、化工、机械、冶金、轻纺、食品等传统行业进行渗透与改造，大批高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使传统产业迅速升级。目前阶段，由于一些科技成果国内产业化条件尚比较缺乏，因此，可以考虑先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或与外国合作进行产业化，促进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提高中国在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并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发展。一直以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严重偏少。在目前发达国家已完成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条件下，我们的企业应该在其市场的不同部分、技术的不同层次、产品的不同类型方面进行渗透型投资，利用其技术和技术人员进行生产，缩短技术获取的时间，并及时向国内相关产业传输，加快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

五、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同质性要求

产业结构高度化同质性基准强调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方向与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趋势相偶合。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表现在科学技术上，而且也表现在产业结构上。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已经或正在向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转化。而我国却处于完成传统工业化和实现现代工业化两个阶段的重叠进行时期。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不仅要考虑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更应该充分结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从而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

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跃迁的转型时期，经济发展已由传统的低层次、粗放型平面扩张方式转变为以集约化、高度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增长阶段。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必须体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即在建立国际生产体系的过程中，应当避免形成对国内粗放经济的某种扩张效应，这可以说是我国国内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国际生产体系建立过程中的直接延伸。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宏观经济运行质量，应当是我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核心问题。

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同于国外“资本过剩型”的直接投资，而是为了通过技术传递和市场扩展来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提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重心应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那些高新技术含量大、产品附加值高的产业类型。在国际投资领域，广泛拓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场所，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对外投资的非选择性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对于“非资本过剩型跨国投资”来说，其投资的“机会成本”通常比“资本过剩型跨国投资”要高，即这部分资本在国内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所产生的效益，是其转向海外投资的“代价”。尤其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潜在投资机会日益增加，这种机会成本还会有所上升。弥补这种机会成本的主要途径，便是在国际投资领域寻找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投资方向。另外，选择直接投资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也有利于为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让出一定的经济空间，从而促使本国经济的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

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各项基准的综合运用，而并不是某一单项基准所能决定的。作为选择基准，上述基准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约束在性质上是不完全相同的，“产业组合比较优势”和“区位比较优势”是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一般的和基本的约束，这就是说，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只要具备这种优势，便具备发展跨国投资的前提条件。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产业选择已处于最优状态，相反它可能远离最优状态，甚至是一种对国内产业成长并无实际意义的投资选择。因此“产业选择”还必须加进“产业内垂直贸易量”的约束条件。符合这一约束条件的国际投资，将通过贸易机制向国内相关产业传递增长动力，为国内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市场条件，“结构高度化同质性”基准也给出了“产业组合比较优势”和“区位比较优势”的基本形成方式，即这种优势的组合和定位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过程，不是现有优势的随意组合，或者说，这种优势也是选择的结果。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则是这一选择的基本指标，即组合而成的区位比较优势，应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改进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