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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一)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危机爆发前,2003―2007年世界经济经历了连续5年的快速增长,平均年增长率在6%以上。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年初,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全球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各国经济活动迅速减速,金融危机从多方面、多渠道对各国经济产生了重创。2009年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由深度衰退到艰难复苏的转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报告,2009年世界经济下降0.6%,其中发达国家经济全面衰退,整体经济下降3.2%。发展中国家经济受影响较小,保持了3.4%的增速。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达到了9.1%的增速。结果使得发展中国家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例迅速上升。特别是在支撑全球经济复苏增长中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经济全球化受到重挫
2009年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市场需求全面萎缩,国际贸易急剧下降,跨国资本流动骤减。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报告,2009年全球货物贸易量下降12.2%,是70年来下滑幅度最大的一次;全球货物贸易额下降23%,从2008的15.78万亿美元降至12.15万亿美元。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报告,200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锐减39%,从2008年的1.7万亿美元降至1.04万亿美元。尽管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不会发生逆转,但其进展的速度将受到较大的制约。全球贸易与投资的恢复将取决于主要经济大国及区域经济的恢复能力及活力。
(三)全球经济再平衡充满矛盾
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调整之中。这场危机带来的深刻创伤,将影响未来数年的全球供给与需求。而要实现全球经济稳定复苏和持续增长,一些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全球经济增长模式、金融结构重塑的方式、国际储备货币的未来等问题,都将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在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都在反思各自的发展理念及发展模式更加注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由于对危机产生的原因在认识上各主要经济体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全球经济再平衡进程将充满矛盾,发达经济体如何逐步改变高负债下的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而新兴经济体如何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由出口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这种调整的方向在理论上讲是正确的,但在现实的操作上是有难度的,目前的关键是各国要在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方面做出共同的努力,通过优化全球资源配置给各国经济复苏提供动力,确保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
(四)贸易保护主义上升
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影响,东西方在全球经济平衡和理论方面的分歧进一步加大,特别是以欧美为首的发达国家频频向中国施压,企图使中国按照西方的理念,推动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尽管在G20峰会上,各国首脑一致认为应避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但与此同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却有所抬头,美国率先提出的“购买美国货”条款使贸易保护主义呈进一步蔓延趋势。美国、欧盟、印度和加拿大日前分别对华进口部分产品频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贸易措施。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呈现集聚上升的趋势。仅2009年中国遭受的“两反两保”案例就达116起,涉案金额127亿美元,金额增长约1倍。
(五)经济发展理念面临新的选择
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带来严峻的、破坏性的影响,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采取了不同寻常的应对措施,一方面全力刺激经济,促进增长和就业;另一方面全力支持金融机构,提升市场信心。截止目前,各国政府大规模的、同步的全球刺激经济政策已取得了初步的效果,经济处于复杂的回升过程。但在产业经济发展和金融资本作用方面,在市场功能和凯恩斯主义作用方面形成了新的矛盾。如何加强产业竞争力,或助推新兴产业的发展以解决失业问题;如何择机放弃政府的刺激手段使经济回归到以内生增长功能为主导的正常运行。对此,缺乏新的经济理论的支撑,经济发展理念面临新的选择。
二、全球经济复苏面临的矛盾
(一)刺激政策退出时机的选择问题
随着经济复苏进程的确立,经济刺激政策将逐步退出,但过早退出有可能导致经济复苏进程夭折,而过晚退出有可能诱发通胀风险,因此审慎把握和选择刺激政策的退出时机将是各国面临的一个艰难抉择。由于各国经济复苏的不均衡,为抑制通胀预期,印度和澳大利亚都已先后加息。但主要经济体仍继续保持低利率水平。为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的复苏,各国需制定符合自身国情的“退出战略”,同时,要继续加强相互的政策协调。
(二)债务危机与财政负担风险凸显
全球经济虽在复苏,但债务市场的风险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持续上升。以希腊为重点的欧洲一些国家债务危机正在拖累欧洲经济的复苏,并成为全球经济的风险核心。经过本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全球多个国家的债务已逼近甚至超越了警戒线,或被严重的公共债务问题所困扰。为此,审慎控制债务风险至关重要,尽管欧债危机还不至于使世界经济陷入“二次探底”,但发达国家的债务风险可能会冲击正在恢复的经济复苏局面,至少会拖累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各国政府需要设计可靠的中期财政整顿计划,以遏制债务负担加剧,防止信贷危机步入新阶段。
(三)失业和通胀风险并存
在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各国就业形势日趋恶化。2009年发达国家的失业率达到了8.8%。今年上半年,美国失业率持续保持在9.5%左右;欧元区失业率已接近为10%;日本的失业率上升至5%。IMF预计,尽管许多发达国家2010年的就业增长将转为正值,但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形将至少持续至2011年,2011年发达国家平均失业率将维持在9%左右。一旦各国政府刺激措施退出,私人需求能否成为拉动经济复苏的动力,对全球经济增长前景至关重要。因此,创造就业机会、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引擎仍是各国政府面临的一项关键性的政策挑战。
(四)国际协调机制作用受到局限
在过去10年,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国际协调机制日显乏力,特别是WTO新一轮谈判的艰难进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调功能的日益减弱,充分暴露了国际化过程中协调性滞后的矛盾,所以解决和加强国际协调机制是当务之急,是下一轮全球经济发展的前提和保证。但在加强和发挥国际协调机制方面仍存在着众多的矛盾:WTO新一轮谈判的进程艰难,国际货币和世行的改革充满矛盾,G20会议的作用仍有待于加强。
(五)大国博弈日益上升
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随着经济份额和各自作用的变化,矛盾正处于上升阶段,中国同美国、日本、欧盟的矛盾以及“金砖四国”之间的矛盾将日趋复杂。在世界经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大国之间的博弈日益凸显,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交织在一起,传统思维和合作发展模式相互碰撞。如何在世界经济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并使本国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是当前各国之间的一场博弈。
三、我国外向型经济面临的挑战
我国外贸自2000年以来在各种有利条件的支撑下,一直维持高速增长,年均增长达26%。这种增长主要受三种因素的支撑:一是全球经济稳定增长使国际市场容量不断扩大,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又为扩大出口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二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各种经济成分十分活跃,国企、外资、民营均处于高增长发展阶段,形成强大的出口阵容。三是规模效益递增掩盖了产能过剩和结构不合理的矛盾。通常情况下,产能的持续扩张会导致边际效益的递减,但我国的情况是,在发展经济热情的驱动下,在各种有利政策的支持下,形成了强有力的低成本优势,从而维持了一个较长的增长阶段。而目前这三种因素的推动作用正在递减,国际市场相对萎缩,三大出口生力军也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难,低成本扩张优势正面临成本迅速上升的压力,而制约我国外贸出口的中长期因素仍未得到根本改观。在新形势下,如何提高外贸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如何保持外贸的可持续发展,如何成功地推进转型升级已成为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一)对外向型经济的战略意义认识不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主要得益于对内实行市场化改革,对外实行开放的经济政策,而进出口贸易又是体现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出口不仅可以促进国内经济增长,解决大量劳动力就业,同时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也体现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及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目前,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形势下,各国都把促进出口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甚至有的国家还把出口作为一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标志,把出口发展提升到战略地位的高度。而我国国内却有不少观点认为,我国出口的依存度过高,顺差过大不仅带来对外部的贸易摩擦,同时还造成资源浪费且破坏环境,结论是应适当限制出口,鼓励扩大进口。在当前出口刚摆脱危机的阴影并出现恢复增长之际,有不少人甚至提出要减少对出口的支持力度。应该承认,我国的外贸发展的确存在着诸多需要改进和提升的方面,但改进和提升是为了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作用,而不是持否定的态度。当前的首要问题不是出口多了,而是如何尽快提高外贸出口的质量和效益。
(二)制造业竞争优势变化因素
随着劳动者对尊严和幸福指数的追求日益上升,劳动力工资上升已成大势所趋,近来部分省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说明了这一趋势。特别是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虽然是结构性的矛盾,但它预示着劳动力成本面临上升压力。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土地紧缺,地价上升,环境治理投入增加,资源成本价格高涨,煤水电气价格面临上调压力,这一切都预示着制造企业的生产成本负担将会日益加重。外贸低成本竞争的方式已难以持续。
(三)贸易结构调整滞后
我国外贸结构矛盾主要体现在,货物贸易发展快,服务贸易发展滞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产能过大,出口比例偏高,高附加值,深加工产品比例低,结构不甚合理。缺少自主知识产权、自主设计产品,自主品牌产品的出口比例较小。高端制造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较弱,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发展滞后。目前的状况是,外资企业以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产品出口为主,国有企业以部分高端制造业和大型机电产品出口为主,民营企业则多数以轻纺和日用品出口为主。出口规模虽庞大,但出口质量和效益一直是困扰外贸企业的主要矛盾。
(四)贸易理论定位不明确
长期以来,我国外贸的发展主要受比较优势理论的影响,即不断扩大优势产品的出口,庞大的产能压力形成严重的低价竞销,自相竞争的局面。与此同时也损失了出口效益,影响了产业升级,这种现象恰恰是贸易理论所描述的“制造业出口陷阱”。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扭转出口被动局面,通过政策引导和企业的努力,加强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的出口和研发,提高营销网络的经营能力,全面提升我国出口的竞争力,加大高端制造业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以达到提高出口质量和效益的目的。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要尽快摆脱比较优势理论的束缚,应借鉴竞争优势理论或战略贸易理论,通过制定配套的实施政策加以推动。
(五)贸易政策同产业政策衔接不够
出口产品结构的状况是一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外在表现。出口结构的变化受制于国内的产业结构。但由于我国存在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长期脱节现象,其结果导致出口结构严重偏离国内产业结构的发展。出口产品结构不能完全反映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从而制约了出口结构的升级。如在我国的产业振兴计划中,很少把重点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放到突出的位置加以扶持。而世界上许多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以不同的形式对国内重要产业采取保护和支持的策略,通过支持和保护国内的战略产业发展以实现维系该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四、企业的应对措施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一国竞争力的强弱关键在企业的组织形式及竞争力。未来,我国在走向世界强国的过程中,如何加快体制和机制方面的改革,形成有利于企业发展壮大的环境,通过市场竞争形成一批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这是支撑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要政府转变观念,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而同时企业自身的发展及战略定位也十分重要。从企业发展的角度,要高度重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加强对形势的研判,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
当前国际经贸形势充满矛盾和变数,主要发达国家的政策仍处于困难的抉择之中,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及调控的动向亦将对企业的经营环境产生较大的影响。企业应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自身的竞争策略,包括对世界经济发展前景变化及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把握。尤其是大型企业更要把握好外部环境,否则将处于被动的发展状态。
(二)坚持国际化的经营方向,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坚持国际化的经营方向,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形成合理的资源配置,事关企业的竞争优势。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任何竞争力都是国际竞争力。没有国际化经营能力的企业,无法形成强势企业。企业应高度重视“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发展理念。金融危机也带来了一些机遇,一是西方有些产业面临重新洗牌的问题。二是跨国公司无暇顾及一些市场的重新布局。我国企业要抓住机遇,拓展海外市场,不断形成全球市场的战略布局。以货物出口为基础,加强向销售网络和物流方面的延伸,寻求海外投资机遇。资源型、加工组装型以及合作研发和共建营销网络等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三)突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延伸产业链上下游的发展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企业在扩张中,经常追求做大做强,甚至形成行业的龙头老大,但没有核心竞争力的坚强基础,将难以支持企业维持行业老大的地位。从企业发展的经验看,不外乎三种模式: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包括跨业经营;突出主业,全产业链覆盖;保持在某项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从最新的发展动态看,后两种形式发展成功的案例更多。这需要企业根据自身优势做出选择,关键是要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升级,加强产业链的覆盖和延伸发展。
(四)提高经营能力,加强风险防范
中国企业的整体素质仍存在较大差异,管理型人才较多,经营型人才较少,创新人才更少,特别是国际型、复合型人才更是短缺。全面提升企业的经营能力,加快经营队伍建的培养和投入是十分必要的。金融危机后,西方企业普遍面临发展的困难。这对我加强对外投资形成了有利的拓展机遇,特别是在资源、能源市场,高端制造业等领域,这些恰恰是我们发展的需要,但也存在着较多的投资风险。企业应注意把握风险,如法律法规及税收政策方面、投资环境、文化背景及汇率风险等。
(五)提高对外交往能力,树立良好的公司形象
从长期来说,我觉得也需要防范由于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可能带来的一些潜在的影响,尤其是一些中长期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逐步下行是一个必然的趋势,90%以上的国家都曾在高增长中减速,有一些国家减速的幅度还相当之大,我们能不能在未来8―10年里保持经济在一条线上运行,不让它下行。如果我们认定未来还是有一个下行的态势,当然随着改革红利全面充分的释放后,我们的经济可能会带来一个新的繁荣时期,还会有8%的增长,但是向上的这种态势可能也需要条件。如果从日本教训的角度来看,在一些重要的转折点上,如果把控不好的话,经济可能会出现过度的下滑,过度的下滑之后,最后的中长期的下滑可能是比较大的。当然,对2020年后的目标不至于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到了2049年前后,这些发展,对整个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进程会不会造成一些影响,还是需要适当地加以关注,如果不带来大的负增长,我们觉得让经济适当的回升一下也是有必要的。
我认为在世界经济复苏之初,或者是之际,这个时候重要的是要调结构,要练好内功,而不是等待。调结构不是简单的本身的措施就可以起到作用,还需要宏观调控政策的一些配合,对当前而言,切切实实的调结构非常重要,而且是早调整,早主动,晚调整就可能非常被动。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开放的经济,开放经济跟封闭的经济有很大区别,封闭经济条件下调结构很简单,关门淘汰就可以了,但是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重要的是政府相结合加减法并行的这种调整。简单的练内功,或者是简单的淘汰可能都是不可取的。我们虽然不主张简单的通过政府的支出等等这样一些措施增长,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仍然是必要的。为了更加有效的推动结构调整,需要把握好“去杠杆、去泡沫”和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正常作用的关系。
同时,也需要把握好调结构转方式,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关系。要坚持从需求方面施策,从供给方面发力。首先,从需求方面施策来说,有些投资还是要适当的扩大。过去确实有重复建设、过度投资、铺张浪费等等一些无效的投资,我们肯定要去掉控制这些无效的投资,但是不能因为控制无效的投资,把该投的、必要的、合理的投资也否定了。我们的基础设施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尤其是农村的基础设施。还有我们的设备更新改造和技术创新方面欠缺还是相当之大的,我们推的力度还是远远不够的。一些企业虽然有推动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动力,但是往往缺乏这种能力,在这个时候需要政府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加以推进。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区域化;世界经济
Abstract:Theeconomicintegrationisthecurrentworldeconomicdevelopmentbasictrend,itsessenceisbyinvests,thetrade,thefinance,thetechnology,thetalentedpersontomoveandthereasonabledispositionfreely,impelstheproductiveforcestodevelopfast.Theeconomicintegrationdisplaysintwoaspects:First,economicglobalization;first,economicalregionalizing.Theeconomicglobalizationandeconomicalregionalizingbecometheeconomicintegrationadvancementrespectivelybyituniquewaytwowheels,ispromotingtheworldeconomicsandvariouscountries''''economydevelopment.
keyword:Economicglobalization;Regionalizing;Worldeconomics
前言
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深化的国际分工,在客观上要求打破国家对资源配置的地域限制,要求对生产要素进行跨国家或地区集中生产自己具有或可以实现较大利益的商品,使生产要素配置更加合理,最终将增加产品总量和生产规模,使各国受益。基于此,各国在当代经济交往中,一直在追求完全的经济一体化。
全球化以其广泛性,接近经济一体化的理想状态,但恰恰由于全球化这种一体化方式涉及范围太广,各个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水平差异性使各国对一体化的基本考虑往往难以形成共识,无法实现生产要素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而区域化以其多样性蓬勃发展,卓有成效地推动经济一体化在局部地区的发展。
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全部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以比较优势基础的国际格局是当代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必然趋势。比较利益的普遍存在,是传统国际贸易的基础,也是后兴起的跨国投资的基础。
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影响
1、推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进程,并为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全球化和区域化都从不同领域和范围推动了上一世纪已经兴起的科技革命进程、全球范围的电子信息技术应用和区域安排内的科技开发分工。具体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信息技术产业在世界高新技术发展中已成为关键;二是全球化和区域化安排实现了高新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全世界的扩散和转移;三是以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为主的新技术将逐步与传统工农业结合,形成新的产业增长周期。
2、对世界经济秩序产生深刻的影响。
各国、各地区间经济存在巨大差异的现实状况使全球化的进程只能是次优安排附加一系列例外。区域化方式虽然基本上解决了体制内的最优安排,但由于它严格的排它特征,使之与非成员之间又形成了新的贸易与投资壁垒。但从总体上和发展进程上,经济区域化恰恰是经济全球化的阶段性补充,而且在结果上,区域化最终将促进全球化,已有的区域化实践已经证明,区域化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的逐步消除,扩大了成员间的贸易,其进一步的结果是随着相互间市场的开放,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和最优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必然增加对区域外产品和生产的需求,到这时,区域内经济就需要跨越区域界限与区域外经济交流,或者是扩大区域化的范围以实现经济进一步发展。
3、全球和地区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
全球化和区域化在相关领域引起了革命性变化,实现了产业的重组,并购企业跨越国界、洲界和产业界限,各种虚拟的经济形式如雨后春笋,使经济的二元特性具有了新的涵义,以万亿美元计数的虚拟经济使机械化大工业变得如此渺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从GATT到WTO,从APEC清迈宣言的相互货币支持到欧元启动,世界已经创造出了130多种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经济一体化方式。全球化和区域化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运行结构。
随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国际贸易的规模、数量将在区域内和全球范围内同时增长.由于生产的跨国特征与全球经营,使全球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增长将更大面程度地依赖于贸易。
贸易与投资相互促进,二者又与全球化和区域化相互促进。为追求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出现了各种区域化与全球化方式,区域化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为贸易与投资提供了相对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秩序,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贸易与投资的发展。随着全球化与区域化的不断完善,贸易与投资的相互促进将表现得更为充分。
区域化和全球化要求金融自由化,也将导致金融风险加剧。为满足和适应生产与贸易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各国普遍在金融领域逐步放松管制,开放市场。金融自由化进一步加速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随着经济金融化的不断演进,国际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金融活动为生产与贸易带来便利的同时,国际金融的风险也同步增长。相对于软弱无力的国际金融监管,如果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危机再次发生极有可能。
区域化通过区内优惠安排实现了区内较为充分的合作,但却造成区域之间的激烈竞争,竞争不仅表现在生产领域和市场范围,而且还表现在优惠安排的攀比与竞赛,这最终必然导致区域组织间差别的缩小,竞争的结果使其中一些组织消亡,而另一些组织则在不断壮大,作为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更接近全球化。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多次磋商,乌拉圭回合、GATT向WTO的转变,虽然有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但还是完成了向一揽子贸易自由化的过渡,这构成了本世纪全球化进程的坚定基础。
经济的不均衡性将会随着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发展而更加突出。在全球化与区域化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发达国家及其跨国企业,以其明显的竞争优势,通过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重组,将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和超额利润,由于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以及新技术革命的深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进一步强化和完善生产国际化,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战略选择与回旋余地极为有限。并且,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未能在经济全球化中获益,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制则进一步加大了南北差距,世界经济的不均衡性将更加突出。
应对之策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带来的深刻影响作用于各国经济,那麽,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该如何作为,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首先,应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包括贸易依存度和投资开放度,提高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为微观经济主体进入国际市场创造宏观环境。
其次,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尽快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
第三,随着参与全球化、区域化的加深,在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领域都将有相当规模的交流,我国将更多地融入越来越自由化的国际金融市场,但由于我国金融体制还不健全,在这一进程中,我们要始终注意风险的防范和危机处理。
第四,建立风险防范意识和机制。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使各成员的管理机制和发展模式都受到挑战,面对较为频繁的外部制度的影响,内部制度冲突的机率与风险不断加大,存在着管理环境和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这在短时期内是必然的,要注意形势研究及时提出对策。
第五,努力提高企业的经营能力,降低生产成本,改进技术和管理,扩大产品和服务的市场进入能力和占有份额。
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国际经济贸易自由化程度越来越高,这就使得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也越来越多,要充分利用不同国家的优势,实现全球化经济合作。然而由于先天因素影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显著的差异。在这样紧张的形势下,必须要深入的思考以往所执行的经济贸易战略,改变原有战略的方向,加强自主研发创造更高价值的产品方向转变,利用科技加快产业的升级,重新部署国际经济贸易战略。
二、我国国际经济贸易战略的概念
1.国际经济
国际经济,顾名思义就是指进入经济全球化以来,在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引导下,各个国家所进行的生产要素、产业资本和商品之间的交换,而这种交换往往会形成一种国际化的联系。经济全球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交流,造成了目前所谓的国际经济体制。就目前而言国际经济存在以下特点:(1)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发达国家仍然起着主导作用,而发展中国家只能起着协同合作的角色;(2)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金融体系进一步得到融合,然而各国由于发展情况不一仍面临着发展不均衡、资源不对等的情况;(3)由于发到国家发展水平发展到一个瓶颈,所以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和动力毫无疑问就是发展中国家。
2.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就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所产生的一种涉外贸易,即国与国之间进行生产资料、商品、技术等的交流和贸易。出口和进口是对外贸易的基本构成。由于各国资源分布极不均匀,发展水平也差距很大,所以造成了优势互补效应,从这一方面进一步刺激了全球经济的增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由发达国家创造、发展中国家制造这种模式所主导,尤其一些发展中国家沦为了世界工厂。这正是由于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经济的自主分配作用,发达国家相当昂贵的人力、土地资源成本转移到相对廉价的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利用自身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吸引发达国家的投入。
3.贸易战略
贸易战略就是国际经济条件下对外贸易发展出来的策略方针,简而言之就是怎么利用合理的策略方式发展优势,弥补劣势。百年大计,方针先行,所以确立好正确的、可持续的国家贸易战略是极其重要的。
三、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新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尤其是在当前的国际经济贸易形势下,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等方方面面的影响,国际贸易发展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就要求更加把握好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新趋势。
1.国际经济贸易高级化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有目共睹,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各国对商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级化,精细化,所以国际经济贸易高级化也是目前的趋势之一。只有在国际贸易中积极提升科学技术水平,增加智能性、高级化,才能把握国际经济贸易的主动。
2.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不均衡
虽然国际经济条件下给各个国家都提供了看起来公平、透明的发展机会,可是就实际情况而言仍然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所以发展中国家仍在国际经济中处在相对劣势的状态。很多著名的公司都是在发达国家提供创意和核心,发展中国家提供制造,而产生的利益则绝大部分归在了发达国家手里。
四、新形势下我国国际经济贸易的应对策略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一直走着劳动密集型和产业低端型的路线,虽然产能巨大,产生的利益却是十分有限,所以,中国如何在国际经济贸易中走出发展困局,切实获得发展成果的绝大利益是十分紧迫而重要的。其中,创新、产业结构转型、发展模式改变等就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
1.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模式转变,这是解决我国目前在国际经济贸易困局的唯一办法。其中,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是突破点之一。培养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积极掌握核心科技,发展本国自主产业经济,促进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2.充分挖掘国内市场
中国制造曾经在世界上风光无限,全世界都可见中国制造。如今,更多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以更加廉价的人力资源成本吸引着发达国家的目光,所以,出口转内销则是以后中国贸易的重点。很多数据一一表明了中国本土市场的巨大潜能,如何发掘这部分经济大陆,是目前我国发展的重点。
3.完善我国国际经济贸易相关法律
法律规定了国际经济贸易的规则,只有遵循游戏规则,才会取得其他国家信任获得长足发展。所以,对于我国而言,完善经济贸易中的法律法规,健全保障机制,既能保护国际贸易中的伙伴国家,也对本国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着很大帮助。
五、结语
在进行国际经济贸易过程中,既要靠技术和产品取胜,又要遵循游戏规则。对我国而言,健全相对应的法律法规,积极转变发展模式,大力发展中国创造才是在应对新的一拨国际经济贸易挑战中的有效方针。相信我国一定可以在此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实现国际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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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合并财务报表理论;母公司理论;经济实体理论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合并财务报表一直是世界各国公认的会计领域的一大难题,其难就难在中外会计学者对合并报表中有些问题的认识始终有争论,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合并财务报表理论、少数股权、合并范围及合并价差的处理等,其焦点问题是对合并财务报表理论的认识。本文将在现有三种合并报表现论比较的基础上,谈谈适合于我国的合并财务报表理论。
一、三种合并报表理论
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合并财务报表理论主要有三种:母公司理论、经济实体理论和所有权理论。
母公司理论突出强调的观点是:合并财务报表是为母公司自己的股东和债权人服务的,它仅为母公司的股东和债权人提供财务信息。因此,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合并资产负债仅揭示母公司本身及子公司中属于母公司拥有的净资产;合并损益表中的净收益仅揭示母公司本身和子公司中属于母公司的净收益,而对合并主体中属于少数股东的净资产和净收益在合并报表中只做负债和费用处理。可见,母公司理论将合并主体中的少数股东作为债权人来看待了,这种做法的优点是能够满足母公司的股东和债权人对合并财务报表信息的需求,但它混淆了合并整体中的股东权益和债权人权益,没有透过母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公正地从合并整体的角度去揭示整个企业集团的财务信息。这种理论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不符合会计理论对会计报表的要求,一般在股权非常集中的情况下可以采用,但并不公正。当股权比较分散时,这种方法就显得没有道理。
经济实体理论突出强调的观点是:合并财务报表应该为合并主体的全体股东服务,而不应该单为母公司的股东提供信息。所以,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合并资产负债表揭示的是合并主体的净资产,包括少数股东拥有的净资产;合并损益表中的净收益揭示的是合并主体的净收益,包括属于少数股东的净收益。可见,经济实体理论将合并主体中的少数股东和多数股东同等看待了,其合并财务报表正确揭示了合并主体全部的净资产和净收益,比较符合会计理论对会计报表的基本要求。这种理论不论在股权集中的情况下还是在股权分散的情况下都是适用的,它对多数股东权益和少数股东权益的处理是比较合理和公正的。
所有权理论强调的是只要母公司在其他公司拥有其一定比例的所有权,不论母公司是否能够控制得了其投资的这家公司,都需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并按母公司拥有的股权比例在合并报表上反映属于公司的净资产和净收益,合并报表中不以任何形式反映这家被投资公司的股东的权益和收益,显然,所有权理论无非是母公司在合并财务报表中按比例合并了子公司中属于母公司的那部分净资产和净收益。这种财务报表并非规范的合并财务报表,它并不适应于被视为一个合并整体的企业集团揭示其整个实体的财务状况。事实上,它通常用于揭示合营企业的财务状况。
以上三种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会计实践中都有应用,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荷兰、瑞士、瑞典等多数发达国家主要采用母公司理论;德国主要采用经济实体理论;法国在采用母公司理论的同时,还广泛地应用了所有权理论。我国现行的《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和合并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中也基本上采用了母公司理论。
二、我国合并理论的选择
在三种合并财务报表理论中,经济实体理论是最具有理论依据的,最能满足企业集团编制合并报表的目的,也最能适合当前国内外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结构的新变化,因此,在我国合并财务报表理论的选择上,我们更倾向于经济实体理论。
1.从理论上讲,经济实体理论是三种合并理论中最符合企业集团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目的的。当母公司拥有一个或多个子公司时,它们便组成了一个企业集团,从会计的角度讲,这是一个会计实体,这个会计实体与其它会计实体一样需要编制财务报表,其目的是向这个合并整体提供财务信息,与个别公司编制的个别财务报表不同的是,这些财务报表是合并财务报表,但其与个别财务报表对有关会计要素的表述和揭示应该是一致的,比如,股东权益在个别财务报表中通常反映企业资本的来源情况,那么,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股东权益也应该反映这个合并实体资本的来源情况,包括多数股东的资本和少数股东的资本;个别财务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净收益都应该表现为企业全部投入资本带来的净收益,在三种合并理论中能够满足这一要求的只有经济实体理论。母公司理论要求合并财务报表只反映母公司股东的权益和净收益,将少数股东权益作为债权人权益的做法显然与上述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目的不相符合。而经济实体理论的实质是进行比例合并,更无法做到从一个合并整体的角度去揭示企业集团的财务信息。
现阶段,国内外合并财务报表之所以流行母公司理论,我想并不是因为这种理论很优秀,而是由于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对国际经济业务的重大影响所造成的。美国是世界上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最早的国家,世界上第一张合并财务报表是1886年美国科顿石油托拉斯公司编制的,随后,美国合并财务报表的基本思想便影响了世界上多数国家。美国是一个债权人至上的国家,保护债权人利益是美国会计实务的基本指导思想之一,而按母公司理论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正能体现出美国流行的这种思想,美国人认为,按母公司理论编制的这些合并财务报表能为其债权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财务信息,应该最受债权人的欢迎。其实,作为母公司的债权人,他们在进行财务决策时,首先需要的应该是母公司本身的财务报表,因为他们对母公司的资产拥有主动求偿权,其次才需要合并财务报表,因为他们对子公司的资产只拥有第二位的求偿权。另外,当母公司采用完全权益法核算时,其个别的财务报表与母公司理论下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所提供的财务信息相差无几,如此说来,母公司的债权人完全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全部信息,而合并财务报表按经济实体理论、遵循合并财务报表的本来目的去编制也不会影响到债权人的利益。总之,从会计理论的角度看,采用经济实体理论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比其它理论更有依据。
2.从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看,今后股份公司的股权可能会越来越分散,一家公司持股比例超过50%的情况在减少,过去意义上的少数股东可能在持股总份额上超过其母公司持有的份额,这很可能会使过去意义上的母公司“沦落”为过去意义上的少数股东,尽管从“控制”的角度而言母公司可能仍然是母公司,但这种股权份额上的减少可能会使按母公司理论编制合并财务报表、仅为母公司自己股东股务的宗旨更加不尽人意。我们有理由推测,新经济情况的出现将会使人们考虑以经济实体理论取代母公司理论,因为只有经济实体理论才能不偏不倚地为持股比例相差并不悬殊的所有股东提供这个合并整体的财务信息。笔者从有关会计文献上看到,最近几年来,美国在合并理论的选择上已经有了新动向,更多地采用了经济实体理论的合并观念,一贯倾向于债权人利益的美国如今出现的这种新动向不能不说明经济形势可能出现的新变化。在我国紧锣密鼓制定企业会计准则的今天,对合并财务报表准则的制定,尤其是合并理论的定位一定要注意瞻前性。总之,在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下,经济实体理论应该成为主流的合并理论。
3.从国内经济形式来看,现在我国的股份制经济并不发达,在已经上市的股份公司中,国有经济现在一般持大股,而最近出现的高科技股份公司中股权相对分散一些,国有经济的持股比例相对较小。今后股份制经济在我国的地位应该像其现在在发达国家的地位一样重要,但股份制经济的发展只靠国有经济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将来我国股份制公司股东的多样性和股权结构上的复杂性,随着未来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股权结构上的变化应该越来越与发达国家的情况相差似,即可能会较为分散。这样一来,经济实体理论在我国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一种比较合适的选择。
合并财务报表的实务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所采用的理论是我国的《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中的母公司理论,这当然是借鉴了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相关惯例。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国之所以选用母公司理论,恐怕不是出于保护债权人的目的,而只是借鉴国际会计惯例而已,因为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家利益至上,而不是债权人至上,这样,从观念上来讲,我国对母公司理论不应该有特别的偏好,所以在我国采用经济实体理论不应该有太大的难度。
信息技术革命是卡斯特阐述其网络经济社会论的切入点。信息技术革命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一样,是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而这场革命的核心,是信息处理与沟通的技术,主要包括微电子、电脑、电信、广播以及光电等集合而成的整套技术。虽然先前的工业革命也是依赖知识和信息,但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的特点在于“如何将这些知识与信息应用在知识生产与信息处理及沟通的设施上,这是创新与创新的运用之间的一种累积性反馈回路”。[3]新信息技术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应用工具的含义,是对人类心智的扩大与延伸。“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人类的心智成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而不仅是生产体系中的决定性因素”。[4]另外,信息技术革命的扩散速度和影响范围也是史无前例的。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不过20年的时间里,新信息技术的影响就已遍布全世界,虽然其扩散速度也具有选择性和不均等性。选择以信息技术革命作为分析的切入点,并非意味着卡斯特赞同技术决定论。在他看来,技术决定论的困境在于问错了问题,因为技术就是社会,二者并不是相互决定的关系,而是一体的历史进程中的互动性关系。一方面,信息技术革命的发生是技术、经济、国家与社会复杂互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信息技术革命中的技术变迁也与经济转变、社会变迁相互影响,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当前世界的社会面貌。当代的信息技术革命具有五个核心特征:与信息密切相关;信息技术的影响遍及个人与集体存在的所有过程;网络化逻辑构成任何使用这些新技术的系统或关系的首要逻辑;以弹性为基础,具有独特的重新构造能力;特定的技术逐渐聚合为高度整合的系统。当代的信息技术革命中,技术所发挥的力量以及技术贯穿生活与心灵的程度,超越了先前历史中的任何技术。信息技术与经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一个复杂矩阵。其中,新经济的浮现就是这个复杂矩阵中的一个子矩阵。新经济浮现于20世纪最后25年里,主要源起于美国,但很快便传播到欧洲、日本、亚太地区以及世界各地特定的发展中地区。这个全新而独特的经济系统之所以会在20世纪最后25年出现,除了信息技术革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之外,公司与国家(或不同层次的政治实体,如区域或欧洲联盟)也发挥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其中,“公司是由获利力以及股票价值的增长所推动,而不是由生产力所推动……政治机构受到一组更广泛的价值与利益塑造,会在经济领域上倾向于将其经济组成部分的竞争力极大化”,[5]因此,推动公司的获利力与推动国家的竞争力,才是技术创新与生产力增长背后的真正决定因素。于是,技术变迁、公司能力与国家机构共同创造并塑造出一个新的全球化经济。信息化、全球化与网络化是新经济的主要特征。称其信息化主要是因为“在这种经济体内,单位或作用者(不论是公司、区域或国家)的生产力与竞争力,基本上是看它们能否有效生产、处理及应用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而定”。[6]在新经济浮现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再结构为信息资本主义。称其全球化主要是因为“生产、消费与流通等核心活动,以及它们的组成元素(资本、劳动、原料、管理、信息、技术、市场)是在全球尺度上组织起来,并且若非直接进行,就是通过经济作用者之间连接的网络来达成”。[6]至于新经济是网络化的,“则是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的增进与竞争的持续,都是在企业网络之间互动的全球网络中进行”。[6]在卡斯特看来,信息是新经济的重要形成基础。新经济是一种不同于工业经济的社会———经济系统,其独特之处在于“它转变为以信息科技为基础的技术范式,使得成熟工业经济所潜藏的生产力得以彻底发挥”。[7]因此,这种信息化经济并没有违背工业经济的逻辑,它依靠技术的深化将工业经济纳入其中。换言之,工业经济必须变得信息化,否则就会崩解。与世界经济相比,新经济“乃是其核心成分具有制度性、组织性和科技的能力,而可以即时或在特定时间内以全球为规模而运作的经济”。[8]在世界经济中,资本积累是在世界各地进行,而在新经济里,全球直接成为一个运作单位。世界经济最晚自16世纪起便存在于西方世界,而直到20世纪末,世界经济才真正变成全球性的。虽然这种全球化并非遍及经济系统里的一切事物,但经由四个全球化经济的核心组成元素,经济系统得以在全球层次上相互连接。这四个全球化经济核心分别为:金融市场、国际贸易、跨国生产以及科技和专业劳工。讨论了新经济的信息基础及其全球化特征之后,卡斯特指出,网络化是新经济的第三个重要特征,而这一特征主要体现于新经济体的组织形式中。“新经济体”是卡斯特反复使用的概念,特指新经济的主体,既包括国家、区域、联盟,也包括公司以及公司的网络、网络国家等。这一概念不仅体现了全球经济中新的国家或地区经济的蓬勃兴起,还体现了新经济的主体已经跨越了地理、政治等区域性限制,逐渐形成网络化的组织形态。而网络企业则是这种新的网络化组织形态的最重要展现者。
二、网络企业与信息主义精神
网络企业是新经济的重要主体和组织形式,体现了全球范围内与信息科技革命相关的新组织逻辑。对网络企业的分析不仅有助于明确新经济的网络化特征,也是分析新经济组织逻辑的重要途径。这个新组织逻辑虽与当代的科技变革相关,但并不受制于科技变革,它与新技术范式之间的汇聚与互动,构成了新经济的历史基础。由于世界不同文化及制度的影响,这个新组织逻辑也会以不同的形式来呈现自身。因此,卡斯特是在对新经济的文化、制度与组织的分析中展开其对网络企业的研究的,即是在文化与制度的脉络中探究网络企业这一盛行于新经济中的组织形式。文化、制度与组织三者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在卡斯特看来,组织是“为了执行特定目标而产生的一套特定手段系统”。[9]从动态演变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两种类型的组织,即科层制和企业。以科层制为代表的组织的最主要目标,乃是自身之手段系统的复制,以企业为代表的组织的目标,则为塑造与不断地重塑手段系统的结构。所谓制度,则是“被赋予必要的权威,以执行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之特定任务的组织”。[9]至于文化,“基本上是通过在制度与组织里的‘嵌入’来显示自身的”。[9]而组织逻辑就是文化、制度与组织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重要体现,这是因为:作为组织构成与行动的基本向度,组织逻辑既是文化的物质化呈现,又是制度性权威关系的观念基础。组织轨迹是组织逻辑的历史性展开。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的生产与市场组织开始产生重大转变,出现了七种组织演变趋势。这些组织演变趋势汇聚在一起,显现了资本主义重构以及从工业主义转向信息主义的组织轨迹,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新经济的网络化的组织逻辑。这七种组织演变趋势分别为:从“大量生产”到“弹性生产”的转型;“丰田主义”①管理模型的成功;中小企业承担的多向网络模式的兴起;“贝纳通模型”(在伞状合作之下的有生产执照———从属契约的模式,介于大公司垂直解组的转包安排和小公司的水平网络之间,在供需方面是一组核心———关系)的普遍化;策略联盟(即大公司之间的合作)的流行;从垂直的官僚系统向水平式公司的转变。卡斯特指出,上述七种组织转化趋势虽然具有相对独立性,各自扩散的历史时机也不同,但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并共同体现了同一个基本过程———垂直的理性科层体制组织模型的解组。伴随这个陈旧、强大但过度僵化模型的逐渐解组,依不同的制度脉络及竞争性结构,各种模型与组织安排渐次出现。而网络化构成这些模型和组织安排的共同逻辑,这主要是因为:依靠新技术范式所提供的信息力量,“网络可以在全球经济的所有大街小巷里成型和扩张”。[10]不过,虽然新技术范式在组织转化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但上述七种新组织轨迹却并非是技术变革的机械式后果。从时间上看,有些组织变革甚至要早于信息技术在企业之间的扩张。因此,组织变革和技术变迁实际上是相互作用、相互契合的关系。一方面,新型组织的网络化需求使得信息科技的地位突出,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使得网络化成为这些新型组织的关键逻辑。组织需求与技术变迁的契合和汇聚,不仅导致网络化成为新经济里竞争的基本形式,网络而非公司成为实际的运作单位,还最终使得信息化—全球化经济里的新组织形式———网络企业已然浮现。网络企业为“一种特殊的企业,其手段系统是由各自主目标系统之部分交织而成的”,连接性与一致性是该网络的两种属性:连接性是指“促进组成部分之间的无障碍沟通的结构性能力”,一致性是指“网络目标及其组成部分之目标之间利益的共通程度”。[11]网络企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信息化全球经济的组织形式,是因为其运作能够适应信息化经济的特征:能够产生知识且有效率地处理信息;能够适应全球经济复杂的几何形式;弹性十足,在文化、技术及制度快速变迁的冲击下,能够在目标转变时,手段也跟着转变;在创新成为制胜武器的时代具有创新能力。除了新技术范式的影响之外,文化、制度也同样对经济组织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卡斯特以日本、韩国和中国的企业网络为例分析了文化与制度在东亚企业网络形成过程中的影响。他指出,虽然日本的以互相拥有股份的公司网络组成的企业集团、韩国的由个人及其家族所拥有的核心持股公司所控制的公司网络、以及中国的通常由家族所控制的跨部门企业网络,分别是三种独特而基本的网络类型,但它们都以网络为基础,拥有网络化的组织结构,组织形式具有趋同性。至于企业组织模式的具体差异则主要牵涉制度的差别,也即国家在历史及工业化过程中扮演角色的不同。卡斯特指出,近代历史里,主要差异是日本式国家与中国式国家之间的差别,而从20世纪后半叶起,“发展性国家”的作用开始突出,并且,国家干预的特征与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相互呼应,共同促进了企业组织的网络化。文化与制度既是网络企业形成过程中的深层动因,又是网络企业存续和发展的现实支撑,为了阐明在历史上引发这一经济组织新范式的文化—制度转型的本质,承接韦伯提出的“资本主义精神”,卡斯特将经济生活之组织形式下的新文化—制度形态称为“信息主义精神”。按照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理路,即“逐步地把那些从历史现实抽取出来的个别部分构成为整体,从而组成这个概念”。[12]卡斯特抽取出来的与信息主义精神有关之历史现实的元素主要为:企业网络、技术性工具、全球竞争、国家、网络企业的出现与巩固。那么,将这些元素粘合在一起的文化黏胶是什么呢?或者如韦伯所说,能够解释这种现象的观念背景是什么呢?信息化全球经济中,由于资本主义仍然是支配性的经济形式,因此,积累的公司精神、消费主义的新生需求、国家及民族—文化集体认同的确认仍然发挥着重要的观念性影响。但是,这些都还远远没有揭示出信息主义的伦理基础———信息主义精神。这是因为“历史上头一次,经济组织的基本单位不是一个主体,也不是集体……单位是网络,由许多主体及组织组成,并且不断修正以成为能够适应支持环境与市场结构的网络”。[13]因此,对信息主义精神的分析必然要同网络结合在一起。那么,将这些网络粘合在一起的伦理基础是什么呢?卡斯特认为,信息主义精神是一种文化符码,“它由许多文化、许多价值、许多计划所组成,穿越了参与网络的各种成员的心灵,影响了其策略,随着网络成员的步调而变化,并且随着网络单位的组织与文化的转变而转变”。[13]它具有转瞬即逝性,“是经验与利益的拼凑,而非权利与义务的”。[13]它还具有多维度的虚拟性,虽然在网络中它体现一种物质力量,塑造与施行强大的经济决策,但是由于它的转瞬即逝性,又无法被凝结为特定时间及空间的文化符码。信息主义精神是一种“创造性破坏”的文化,就这一点而言,它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有了某些相通之处。
三、信息化社会的工作与就业
与新经济及网络企业相同,信息化社会中就业与职业结构的转型也受到了技术、文化与制度的共同影响。虽然信息技术革命的全球性扩展使得信息化社会特有的就业与职业结构开展时确实有共通的趋势,但是由于不同国家文化与制度系统的差异,就业模式与职业结构呈现出多变样貌。为了更好地分析这一转型过程,并揭示出技术、经济、文化、制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卡斯特以构成全球经济核心的七大工业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及加拿大)1920年—1990年年间②的相关数据资料为基础,分析了这些国家就业与职业结构的转型过程,并以代表信息化社会两种模型的美国与日本的相关数据资料为基础,对21世纪初期的转型趋势进行了预测。卡斯特指出,1970年代以来,七大工业国就业结构的演变虽然都具有制造业就业缩减和服务业就业增加的特征,但却遵循两种路径:第一,制造业就业迅速缩减,生产者服务的就业比率与社会服务的就业规模迅速扩张,其他服务业活动的就业仍然维持一定规模;第二,仍然维持一定的制造业就业比例,包括生产者服务在内的某些服务业活动被内化于工业部门当中,社会服务业就业的增长比较缓慢,并维持一定规模的配送服务业就业人口。同时,统计资料显示:除了日本之外,所有其他国家全都表现出信息处理就业比例增加的趋势。不过,与朝向服务业就业的趋势相比,就业结构迈向信息就业的前进步履相当迟缓,达到的水平也较低(1990年,七国的信息处理———商品处理就业比率全部都小于1)。这表示,“即使信息确实是经济运作和社会组织的关键要素,也不表示多数工作都是(或将是)处理信息的工作”。[14]从职业结构来看,七大工业国的职业结构普遍存在信息化内容提高的共同趋势,即最明显的信息化职业(经理人员、专业人员和技师),以及整个“白领”职业(包括销售员与事务员)的相对比重增加。当然,由于各国文化与政治系统的差异以及工业化过程历史时机的不同,信息化社会的职业结构也呈现出多样化的样貌。七大工业国中,美国与日本就分别代表了两个极端,这尤其体现在其就业与职业结构的转型趋势中。在美国,虽然制造业就业衰减的趋势可望减缓,并且某些制造业的职业类别将会增加,但主要的新工作将会出现于企业服务、医疗保健服务、零售业以及教育服务等服务业部门。虽然职业阶层系统顶端增加的数量比较显著,但未来信息化社会中美国的职业结构仍然具有略微朝向职业两极化的趋势。在日本,除了农业就业的剧烈衰减和企业服务的迅速增长以外,其就业结构预期会继续维持相当稳定的结构。职业结构方面,最重大的变化将是专业和技术性职业比例的增长,经理人员和事务员会有小幅度增长,务农人口规模缩减。根据上述分析及预测,卡斯特指出信息化社会的就业与职业结构的特征为:“农业就业逐渐凋零;传统制造业就业的稳定衰退;生产者服务和社会服务的兴起,前者强调的是企业服务,而后者则强调医疗保健服务;作为工作来源的服务业活动日趋多样化;管理、专业和技术性的工作快速增加;事务员和销售员组成的“白领”无产阶级形成;零售业就业所占比例显著且相对稳定;职业结构的顶端和底层同时增加,呈现两极化特征;职业结构随着时间而有相对的升级,需要更高技术与高等教育的职业所占的比例,增加的速度比低层次工作的增加还要快”。[15]但是,概括出信息化社会就业结构的特征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的同质性。考虑到文化、制度、历史以及全球经济体的相互依赖,结合对七大工业国就业与职业结构的分析,卡斯特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信息化模型假说。第一,服务业经济模型,以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为代表,主要表现为农业就业基本消除,制造业就业逐渐下降,服务业就业规模持续扩大;第二,工业生产模型,以日本及某种程度上的德国为代表,主要表现为制造业就业仍然维持在一定水准,各种服务活动中,生产者服务的地位十分突出。法国处于这两种模型之间。意大利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归为第三种模型:强调不一样的组织安排,奠基于中小企业网络,适应于全球经济的不断变动的状况。结束了对信息化社会中就业与职业结构转型的考察之后,卡斯特接下来探究了新信息技术对劳动过程本身及就业水准的特定影响。他指出,新信息技术正在重新界定劳动过程与劳工。因此,根据信息技术影响下工作和组织转化的经验研究,他建构出了信息化工作范式,即取决于信息化生产过程特性的信息化劳动过程:从创造价值的向度来看,信息化工作的类型包括指挥者、研究人员、设计者、整合者、操作员以及纵者;就创造关系的向度来分析,信息化工作类型主要包括网络工作者、被网络连接者以及被隔离的劳动力;制度决定的向度方面,信息化工作类型主要包括决策者、参与者以及执行者③。此外,信息化经济中还出现了工作模式之分叉与劳动的两极化。主要表现为:虽然在最活跃部门中,有相当数量的工作技术升级有时也提高了薪资和工作条件,但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都有大量工作被自动化所取代;重新技能化的职位日益提高其所要求的教育程度,不论是一般性或专技性的教育,而由于教育本身的高度区分性,劳动结构呈现两极化。对于信息技术对就业的影响,卡斯特质疑了“无工作社会即将到来”等种种宣称———由于信息技术对工厂、办公室与服务业的冲击,无工作社会正在诞生。他指出,随着技术的进步,以更有效率的生产工具取代劳动,确实有从一种活动转移到另一种活动的趋势。如工业社会中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因此,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将会使大多数传统的制造业工作体验到农业劳动经历过的相同命运。但与此同时,新的工作也会不断地被创造出来,出现在高科技制造业以及更显著的服务业。信息技术本身虽然不是失业的原因,但信息化范式会使工作的性质以及生产组织发生深刻的转化。一方面,工作的质、量以及性质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在性别、工作场所及工作方式上也会有变化。弹性工作者便是信息化经济中出现的新类型的劳工。与传统的以全职工作、清楚的职务分派,以及涵盖整个生命周期的生涯模式为基础的工作形式相对,弹性工作者主要体现为兼职工作者、临时工以及自雇工作者等,其工作方式与时程日益多样化。卡斯特引用了马丁·卡诺伊的分析,指出弹性工作的弹性主要表现为:工作时间并不受限于全职工作每周工作35~40小时;就工作稳定性而言,是任务导向的工作,并不包括对于未来就业的承诺;工作地点完全或部分是在公司以外的地方;雇主与受雇者之间的社会契约不同于传统模式。当然,从全球范围来看,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在工作安排上尝试采用不同形式的弹性,这主要依其劳动立法、社会安全与税制体系而定。
四、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