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逻辑学的认识与理解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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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逻辑学的认识与理解范文

〔关键词〕 哲学，信息，逻辑，工具

〔中图分类号〕B81-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5）01-0050-04

〔收稿日期〕 2014-11-16

〔作者简介〕 刘 鹏（1974-），男，山西洪洞人，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逻辑学和信息哲学。

信息世界的发现是人类发展到目前阶段最令人振奋和影响深入的事件，无论对于日常生活亦或是学术研究，信息已经作为一个主要的、基本的材料或因素在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与证明、真值、后承、算法等逻辑学传统研究对象比起来，逻辑把信息概念纳入视野作为研究对象还是新近的事情。本世纪初，大量技术和哲学的研究汇集形成了逻辑与信息哲学这个新兴的领域。随着信息世界的发现，哲学和逻辑的主题、研究内容和方向已经发生了信息转向，围绕信息展开学术研究激发和促进了思想的大发展和对世界的新理解。

一、信息为逻辑提供洞见和新的理解

信息哲学近来得到很大发展，其元概念是信息。信息哲学在探索交流是如何可能的问题时，发现了信息概念的哲学价值。有哲学家把交流比作打网球，信息就是交流的网球。我们发现，交流主体必然涉及不止一方，交流应该是至少两个以上主体间的交流，说明交流带有社会性;交流过程必然涉及不止一个单向的过程，交流应该是至少一个以上双向的对话过程，说明交流带有动态性;这种动态性必然涉及主体信息状态的不断更新过程或主体信念系统的修正过程，必然带有主体心理的因素参与其中，因此交流又应该具有心理性。我们可以说，信息哲学带给现代逻辑的洞见至少有主体间性的洞见、动态修正性的洞见、主体心理性的洞见和逻辑真理的洞见。

（一）主体间性的洞见。我们知道，信息世界发现后，交流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交流应该是至少两方的主体间的交流，信息在两个以上主体间流动，最终达到通过交流认识世界的目的。信息概念本质上涉及多个主体，生活世界中的信息是具有社会性的，信息成为逻辑的研究对象，必然为逻辑研究提供社会性洞见，从而为逻辑学发展开拓道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现代认知科学，认知科学主要研究主体的认知机制与过程，认知科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主体间性，认知科学发展也是有其逻辑支撑的，其中一种是认知逻辑，认知逻辑在表达信息的抽象形式，刻画信息流的动态过程中，就把认知科学的主体间性很好地刻画出来了，从而极大促进了认知科学的认识和深化。信息的社会性洞见还为逻辑学的信息转向提供了具体的研究对象。我们认为，包括经典逻辑在内的传统逻辑处理的主要是单主体的逻辑，主要是刻画系统内的推理过程，比较多个主体的信息流动的处理，有很大局限性。多主体信息流的刻画成为逻辑学的挑战性课题，多主体逻辑同时对于人类理解信息世界，关照日常生活提供全新的理解。因此，刻画多主体逻辑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很重大。逻辑学在把握社会性的过程中必将得到极大的发展。

（二）动态修正性的洞见。信息为逻辑提供的第二个洞见是动态修正性的洞见，主要体现为将逻辑研究视野转变到对主体动态活动的关注上来。范本特姆把信息引入逻辑学，提出了新的逻辑学动态研究纲领：在逻辑学研究中引入主体活动这个范畴，把主体的活动作为同逻辑命题那样加以同等对待。〔1 〕 （P503-519 ）这样，逻辑学就呈现出由静态认知研究转向动态认知研究的新阶段。我们看到，逻辑开始转向对信息更新、交流和主体间互动等新内容的探索和研究。逻辑不再满足于以往的抽象推理有效性的研究，不再满足于那种逻辑形式的静态的演绎，不再满足于从真到真的完美过渡，而是关注于实际生活中的人或某个智能体等这样的主体实际是如何在动态的思维的，关注主体在有限信息环境中是如何根据信息流动来得到结论的整个行动过程的，关注于立足主体行为与主体意图、信念等的变化之间的动态关系，关注于主体的行为的认知基础和认知解释。比如当代动态认知逻辑研究人的会话过程的主要思路是结合具体情景分析信息如何生成、研究认知中的推理过程、分析信息的更新状态、分析人的信念的修正，在这个思路中，涉及大量语言学、认知科学和逻辑学知识，最终结果是建立会话过程的信息结构模型，理清信息流动轨迹。也就是说，逻辑学动态性的重要标志是把信息活动作为逻辑学研究的中心任务，逻辑的大量工作都集中在对主体诸如言语行为、交流、观察、学习和信念修正等动态机制的研究上。这样的研究既对语言结构分析意义重大，也对主体的动态化过程认识、计算机信息处理以及人工智能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主体心理性的洞见。信息为逻辑提供的第三个洞见是主体心理性的洞见。我们知道，逻辑学尤其是近代经典逻辑学是拒斥心理主义的。弗雷格曾经为了给数学找到坚实的逻辑基础断然声明：要把心理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分开。的确，分析哲学拒斥了心理主义后的逻辑一扫千年停滞的状态，得到了革命性发展，最终形成了数理逻辑宏伟大厦。然而，在宏伟中，数理逻辑走向了一种抽象的、符号的困境，远离生活世界，远离人，某种程度上成为少数专门家的技术展示。数理逻辑的另外一面是忽视了主体的能动性和信息的欠缺性，隐含着诸如将人类思维引入歧途等这样的隐患。范本特姆认为这是一种“系统禁锢” 〔2 〕 （P225-288 ），由于远离人的生活实践，符号化抽象化的数理逻辑形式系统作为形式科学的固有的逻辑观念的狭隘性所导致的空洞性，这对于逻辑学发展和对于人的发展来说是无益的。然而怎样化解这种有用的空洞性呢？按照信息的洞见，逻辑应该重返生活世界，关照日常对话，关照日常交流。这里要首先考察信息更新的机制，信息哲学定义信息是主体的信息，信息在交流过程中是完成更新，新的信息状态构成主体的新的信念以达到交流的目的，而形成新信念的过程是主体结合原有信念与新信息进行综合处理的过程，即新信念=旧信念+新信息。从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逻辑在刻画和表达这样的信念更新过程中，是不能不考虑主体的心理因素的，所考察的这部分心理因素不同于弗雷格所拒斥的心理主义，而是合理的心理因素，通过引入对主体心理因素的合理考虑，逻辑就能够很完善地刻画人的信念修正过程了。这样，通过承认人这样的主体在实际上是如何推理的，并且引入认知心理学的东西使得逻辑得以很好刻画主体推理模型，就会使逻辑学研究别开生面。

（四）对逻辑真理的洞见。社会性洞见通过使逻辑改变单主体格局而转向多主体格局，为逻辑学拓展了研究领域。动态性洞见通过使逻辑改变静态的观点而转向动态的修正的观点，为逻辑学启发了研究视野。而心理性洞见通过使经典逻辑改变对心理主义的拒斥而转向接受合理的心理因素的介入，为逻辑学增加了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信息的引入对于逻辑学发展的洞见还应该有很多，有待继续探讨研究。但是仅就这些洞见就已经足以引起逻辑学的信息转向了 〔3 〕 （P117-122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怎么看待逻辑学的核心基础――逻辑真理。信息对于逻辑真理的影响又是什么呢？如果能够清晰地用信息的观点重新定义逻辑真理，那么信息对于逻辑的作用与影响将是革命性的，这应该是信息对于逻辑的最大的洞见。有逻辑学者对逻辑真理进行系统总结认为，经典逻辑中用到的逻辑真理类型有：前提（或命题）真、推理真、指派（赋值）真、形式真与系统真 〔4 〕 （P230-241 ）。这些逻辑真理的类型分别从知识信念角度、从前提到结论的保真角度、从符号经济学角度、从形式公式抽象性和形式系统一致性角度系统总结了经典逻辑逻辑真理的本质。然而，经典逻辑真理概念基本特征是单主体性的、静态性的和抽象形式的，完全与其所服务的经典逻辑概念相一致。而信息视角下，也就是逻辑学开始面向社会性、动态性和心理性时，逻辑真理概念也将不容置疑地发生信息转向，社会性的、动态性的和心理性的因素应该得到深入思考和探究。逻辑真理必须认真面对日常生活，面对生活世界。在信息对于逻辑真理概念的洞见里，逻辑学要依据主体掌握的信息为根据来规定真，即新的逻辑信息真的逻辑真理观，应该得到高度关注。

二、逻辑为信息提供形式分析工具

在分析哲学家看来，日常语言是混乱的并且到处存在误用，哲学的任务归根到底就是清理语言的混乱与误用，清除一切形而上学，给科学奠定一个严谨稳固的基础。信息世界的逻辑就是要通过理解日常语言与生活世界进而把握世界。

（一）信息世界需要逻辑分析。传统哲学认为逻辑是对推理的系统研究，是通过阐明或“开启”隐含在给定前提中的信息得到新结论的一种方法。这意思就是说，比如一个典型命题推理“从A∨B，A得到B”的结论B道出了更多满足这两个前提的情况的信息。但生活世界的逻辑推理应该被看做是信息处理。按照这种理解，一些信息处理就是逻辑推理。逻辑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化分析工具，第一逻辑可以很好地去表达信息处理的任务，去刻画信息处理的过程。而这些被表达的信息处理和过程在传统上是不被看做是逻辑研究的范围的。逻辑在这里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对信息处理任务的描述和解释，另一个是为逻辑模型的输入输出装配提供适合的逻辑语言。

信息的逻辑研究揭示和探讨了信息概念的许多非常基础性的定性的方面，正在慢慢成为哲学反思社会的利器。有学者提出三种不同角度的信息的定义， 〔5 〕 （P63-67 ）分别是基于范围的信息定义、基于联系的信息定义、基于编码的信息定义，分别从不同角度强调了信息的定性规定。逻辑在对信息的刻画和对信息处理的表达方面提供了彻底的形式化工具，促进了对信息和信息处理概念的把握和理解。

（二）逻辑分析成为把握信息世界的基本工具。基于范围――主体和信息更新的形式表征与处理。逻辑学对基于范围的信息定义的核心直觉理解是一个信息状态或许可以被某一时刻可接受信息相一致的主体状态的配置或状态概率的范围所定义。获取新的信息与缩小这个范围相一致，这样就减少了事态的实际配置的不确定性。在这种理解下，对于认知模态逻辑的可能世界语义学配置的证明足够支撑信息的各种不同语义的研究。基于范围的信息定义的逻辑的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信息更新，由于不同主体相互间的交流，信息在主体间的社会性配置不断地发生与更新，而这种信息更新与不同的认知行为相伴随行。

基于联系――情景语境和通道理论的形式分析。逻辑学对于基于联系的信息定义的核心直觉理解是针对与信息流的刻画，信息流概念与结构化系统相联系，结构化系统内部各部分有着系统性的联结，逻辑在这个基础背景中刻画信息流的逻辑状态改变。例如，树木年轮的数量能够告诉我们关于树木年龄的信息，并且树木年轮表述着树木经历的从过去走到现在的自然界事件如旱涝雨雪等是如何演进的信息。逻辑学对基于联系的信息的形式化刻画包括结构化信息环境下信息关于情景语境、通道理论等内容。

基于编码――相关逻辑线性逻辑的形式处理。逻辑学对于基于编码的信息定义的核心直觉是信息片段（信息的编码）或者信息计算与推理过程的语法性结构的形式化描述。对信息片段（信息的编码）或者信息计算与推理过程的形式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自然的逻辑装置就是证明理论。逻辑学家近来对一些子结构逻辑，尤其是相关逻辑和一些线性逻辑的研究，就是对基于编码信息概念的相关方面的逻辑形式分析。

（三）对信息概念的形式化处理。逻辑学对于基于范围、基于联系和基于编码这三种信息定义的形式化分析处理与概念理解并不是互不相容的，三种信息定义立场之间是可化约并且彼此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以多部分组成的结构化信息系统为例。首先，系统内各部分间的联系自然地允许基于联系的信息定义信息流的存在;第二，既然某部分接受的局部信息要一致于系统整体状态的某个概率范围，那么各部分自然存在范围上的逻辑分布概率;最后，系统各部分组合的、类语法的、证明理论的信息将会针对整个结构化系统而被以不同方式进行编码化表达。这样，基于联系的信息流就成为了一种组合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适应特殊的相关逻辑的解释，局部信息状态以类语法的方式得以组合。逻辑学还能够清晰地给信息建模过程增加新的结构化编码，给结构化系统各部分或局部安置演绎计算，达到对信息定义三种立场形式化关系处理。

三、信息与逻辑的辩证统一

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甚至生产方式由于信息的介入正在或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而对信息以及关于信息的逻辑的思想上或者哲学上的反思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也慢慢地在进行着。

（一）信息世界是哲学反思的基础。从现象层面观察，现在的世界与传统的世界是大大的不同了。以计算机器及理论发展和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的繁荣，尤其是通信和网络技术的应用不断深化，其结果是根本性地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生存方式，直至人类的思考方式，在这样的革命式的变化中，信息作为其中基本的对象和因素，其作用力和影响力被迅速地凸显，成为人类世界经常的基本的话题。信息是一切的根据。因此，许多哲学家、逻辑学家纷纷在他们的文章中向大众启示新的关于信息的哲学。我们面临的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世界――信息世界。

（二）信息转向化解逻辑发展的危机。从哲学上看，信息世界的世界观变化是带有根本性，这种根本性的变化使逻辑学面临了或面临着一种转向――信息转向。现代逻辑的信息转向，即逻辑研究焦点逐步转向对于信息流与人际交流的研究，这远远超出了逻辑学的传统论域：推理与意义。这使得逻辑成为了多学科学术舞台的中心活跃者，并在实践中产生新的影响，而对逻辑与信息哲学关系的认识是这种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信息或信息哲学的角度重新理解逻辑的概念，类似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是否有基于信息本体论世界观的新的《逻辑哲学论》呢？在没有形成理论之前，这只是一种直觉上的理解和推测，然而不是没有价值。面对信息世界，逻辑发展到现代逻辑纯粹的数学推理、符号化和抽象系统的方式遇到了极大的危机，像亚里士多德经典逻辑那样统一的逻辑没有了，人们看到的是不同逻辑预设下的哲学逻辑和形式系统。尽管在应用上，不同的逻辑和系统给人们带来了利益，但是逻辑所呈现出多元化、碎片式状态不能不说是一种逻辑的危机。如何克服种种危机呢？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核心概念完成逻辑的统一呢？值得注意的是，近年的国外文献中也出现了一些可贵的证据和痕迹，那就是逻辑学正在与信息发生着越来越多的碰撞，逻辑学论文中，信息这个词汇的出现率正在逐步提高。信息的概念作为逻辑学大家庭中的新的一员，正在与逻辑发生密集碰撞，而在这个过程中，逻辑发现了“新大陆”，而信息得到“新澄清”。逻辑与信息在哲学上发生着关系性的概念革命。这种概念关系视角必然引发如下问题：信息能给逻辑带来什么？逻辑能把握信息的概念吗？信息怎样改造逻辑？信息能给逻辑以真和意义吗？有基于新逻辑的统一的信息哲学理论吗？

（三）逻辑变革促进信息哲学的形成。逻辑是认识世界的最为精确和基本的工具。离开逻辑，我们对于世界的把握就是失据的。逻辑对于那种理解和认识的目标是局部修正就可以了，还是说需要大大改变和发展滞后的状况，以一种新的理论形态来解析世界呢？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想，逻辑自身是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的。我们的方向应该是在哲学的高度重新审视逻辑，就像维特根斯坦那样，为世界发现新的逻辑学。从上面对于信息与逻辑两方面在概念上的互动，使得我们可以以新的角度重新认识信息与逻辑，这要从两方面来讲。一方面，从逻辑学自身发展面临危机的角度来讲，经典数理逻辑那种静态的、单调的、抽象的方式已经不能很好解释和解决生活世界的问题，逻辑学发展变革在谋求新的契机。另一方面，从信息作为新的思维方式角度来讲，信息概念纷繁复杂，可以讲是使用最为频繁、作用最为重要却在概念上理论上研究最少的事物，信息的基本性使得哲学家甚至将其视为继存在、知识、意义等哲学基本概念之后的又一个本体性的概念，以信息概念为核心，形成了信息哲学，而关于信息哲学的讨论和研究则无论从国内还是国外都方兴未艾。这些讨论和研究的目标都指向为人类再次建立新的统一的“第一哲学”。目前看来，虽然这样的目标宏大而遥远，但人们朝此目标努力迈进的步伐早已开始。信息哲学的研究极大开拓了人类思想新境界，从信息新视角重新认识逻辑，为逻辑学最终克服逻辑危机，完成逻辑变革提供了一个可以选择的路径。同时，新的信息逻辑也为信息哲学克服诸多阻碍成为第一哲学提供了一个足以依靠的基本方法与工具。

参考文献：

〔1〕VanBenthem.LogicandtheDynamicsofInformation〔C〕.

MindsandMachines，2003.

〔2〕VanBenthem，MaricarmenMartinez.TheStoriesofLogicandInformation〔C〕.Handbookon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2007.

〔3〕VanBenthem.Where is logic going，and shouldit？〔C〕.Topoi，2006.

第2篇：对逻辑学的认识与理解范文

关键词：法律思维   法学教育   法律逻辑学   教学方法

法律逻辑学没有探讨法律的逻辑（此处的逻辑意指客观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但它告诉我们批判性地分析法律的逻辑（此处的逻辑意指思维规律、规则和方法，主要是推理和论证的规则与方法）。后一种逻辑理性地看待前一种逻辑的现有观点，思考其未来走向。在法律教育和学习中，法律逻辑不但是基础，是工具，而且更是目的。这正如台湾著名的民法学家王泽鉴先生所言：“学习法律，简单言之，就在培养论证及推理的能力”。

当前，法学教育困惑于怎样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法律逻辑学教学困惑于怎样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法律思维训练。对此，本文结合讲授法律逻辑学的体会，总结一些法律逻辑学的教学方法，就教于同仁。

一、强调逻辑自律意识，引导学生重视逻辑思维

人从2岁左右就开始逻辑思维，在成长的过程中，逻辑思维能力不断提高，但是逻辑自律意识淡薄却是大家的通病。有一些人，我们不能说他逻辑思维能力欠缺，但在写论文、教材、专著中，在讲话、演讲、辩论中，在处理一些重要问题时，却犯了一些不该犯的简单错误。例如：《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的两篇文章。

《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社会危害性理论之辩正》第167页：“根据通说，犯罪的本质在于它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简单地说，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显然，它是一个全称判断，即所有危害社会的行为都是犯罪。于是，反对者很快反驳”这里，作者明显在偷换论题，从“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推不出“所有危害社会的行为都是犯罪”，只能推出“有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是犯罪”（全称肯定判断不能简单换位，只能限制换位）。

《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第109页：“客观真实论者一方面声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另一方面又将刑事诉讼定义为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同一，这样一来，在诉讼中，所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命题可以替换为‘认识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而所谓真理无非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一种认识，因此，上述命题可以进一步替换为‘认识是检验认识的惟一标准’。”作者在这里混淆了概念，将辨证思维中的“同一”理解为普通思维中的“同一”，依此作推理，结论肯定不正确。“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同一”指的是辨证思维中的“同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同一，而不是普通思维中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同一。

当然，讲到这里，老师还要告诉学生：出现逻辑错误只是作者和编辑缺乏逻辑自律意识的结果，核心期刊还是核心期刊，法学专家还是专家，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全部（作者的文章还是有创新之处，这个例子还可以用来讲解思维形式与思维内容的关系等），需要注意的是，核心期刊的编辑、专家尚且出现这样的错误，我们更应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逻辑自律意识，把自发的逻辑思维转变为自觉的逻辑思维。这是学习法律逻辑学的第一个目的。

二、用法律逻辑学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提高法律思维能力

法律思维由法律思维形式和法律思维内容组成，法律思维形式和法律思维内容相互依存，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法学专业课讲授法律思维内容，法律逻辑学讲授法律思维形式，各有侧重，但在培养和提高法科大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对学生进行法律思维训练时，法律思维形式和法律思维内容彼此相依，形式离不开内容，内容也离不开形式。法律逻辑学教学中融入法律思维内容，法学专业课讲授时注意法律思维形式、方法和规律，将会大大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实现法学教育的目标。举两个例子：

在法律逻辑课堂上，我让学生把“合法行为”、“违法行为”、“行为”、“犯罪行为”四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用欧拉图表示出来，大部分学生把行为划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在违法行为中划分出犯罪行为。他们认为，一种行为，要么合法，要么违法，为什么？他们说“不违法的就是合法”，“法不禁止即自由”嘛！且不说这样给合法下定义不合逻辑规则，也先不提合法的定义到底应该是什么，就举个例子，一个人坐在座位上，另一个人上来打他一下，不重，也不轻，违法吗？不违法。合法吗？没法回答，说是说不是似乎都有问题，但你肯定不能说这种行为合法。还有更多的例子，不违法的并不能说合法。“合法行为”、“违法行为”、“行为”、“犯罪行为”四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用欧拉图应该这样表示：先将行为划分为法律调整的行为和法律不调整的行为，然后，再将法律调整的行为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中有一部分是犯罪行为。想一想，“法不禁止即自由”是多好的一个借口啊，法不禁止的就是自由的，但逻辑理性告诉我们，不是所有时候都这样。

在和学生一起聆听的一次学术报告中，一位教授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修改为“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司法公正，执法公平”。目的是希望“依法治国”落到“依法治官”、“依法治权”上，而不是“依法治民”。但是如果要“依法治官”、“依法治权”，那么，凡是官和权都要依法而治。行政是权，我们呼吁依法行政，司法也是权，为什么不说依法司法呢？是现在我国的司法已经依法了，还是司法需要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是司法依不依法并不重要，至少不如行政依法重要，只要公正就可以了？而什么是公正？司法官说了算吗？这是从逻辑三段论推理想到的质疑。当时，正好讲到三段论推理，学生感触非常深刻。

以上说明尽管法律逻辑学没有探讨法律的逻辑（此处的逻辑意指客观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但它告诉我们批判性地分析法律的逻辑（此处的逻辑意指思维规律、规则和方法，主要是推理和论证的规则与方法）。后一种逻辑理性地看待前一种逻辑的现有观点，思考其未来走向。

三、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分析案件，让学生产生学习期望

“案件分析是指对案件事实进行分解、条理剖析，并提出应如何适用实体和程序法律意见的活动。”案件分析是法学专业教育中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案件分析在于揭示案件中的法律理由，包括事实根据、法律依据和二者在法律上的逻辑结合。事实和法律都是由概念组成命题，由命题进一步组成推理，以此来论证法律理由。所以，案件分析也可以从概念、命题和推理入手。

例如，某地方法院判决的婚姻关系上的违约金案。原告和被告结婚时订立书面的婚姻合同，上面约定了违约金条款：任何一方有第三者构成违约，应当支付违约金25万元给对方。现在被告违约，原告起诉请求违约金。法院审理本案，遇到的难题是：本案是婚姻案件，应当适用婚姻法，但婚姻法上没有违约金制度。违约金是合同法上的制度，而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明文规定：婚姻关系不适用合同法。

怎样解决这一难题？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讲，合同和婚姻，一是财产法上的行为，一是身份法上的行为。但两者均属于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是其属概念。法律行为与合同、婚姻两个概念之间是属种关系。因此，法官可以适用关于法律行为生效的规则，具体说就是：其一，意思表示真实；其二，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其三，内容不违反公序良俗。审理本案的法官认为，本案婚姻关系上的违约金条款，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现行法对此并无强制性规定，并不违反"公序良俗"，因此认定该违约金条款有效，并据以作出判决：责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5万元违约金。

四、提问式教学，使学生学会思考

提问式教学法，又称苏格拉底式教学方法，是老师不断向学生提出问题，务求达到学生被穷追猛问，难以招架的地步。其目的是促使学生思考，通常不会问问题的人，也就不会发现问题，不会提出问题。因此，要在不断的提出问题的过程中，促使学生不仅会回答问题，更主要的是会注意问题、发现问题、并以适当的方式提出问题。

有人说，律师的作用就是重新组合案件事实，寻找法律理由，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而怎样在复杂的案件事实中找到突破点？借鉴mba逻辑考试的方式，针对一个案件，请学生总结各方当事人的可能观点及证据，思考怎样支持、加强、反驳、削弱某一方的论证，怎样解释、评价某一方的观点和论证。同学之间可以假设案情，展开辩论。

在个案分析中，不断提问的方式可以启发学生的思路，鼓励学生们积极思索，互相反馈信息，并与教师沟通，在提问、反问、自问自答、互问互答中，探求解决问题、难题的路径与方法。

五、适当课堂辩论，引用典故事例，设计课堂游戏，激发学生听课的兴趣

逻辑学是在“辩”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我国古代，逻辑学也称为“辩学”。“诉讼”的目的就是找到法律理由，说服别人，维护自身利益。故辩论对于学好法律逻辑学而言，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辩论的题目可以是学生生活、学习中的热门话题。辩论要求语言流畅，有的放矢，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以理服人，分正反两方进行。如“法学教育应侧重于理论（实践）”等。这是一大部分大三学生所困惑的问题，大一、大二学习了一些专业知识，大三开始思考未来发展时，发现所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有差别，而又不知道怎样解决。辩论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自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辩论的一个作用。此外，辩论中，学生的思维过程展现出来了，逻辑问题也出来了。如：概念的内涵外延不明确，机械类比、循环论证、诉诸无知等等。往往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老师可以提醒学生注意，引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法律逻辑学是一门研究法律思维的形式、规律和方法的工具性学科，学好它对于我们的法律学习、司法实践大有裨益；同时，它又是一门交叉学科，高度抽象的逻辑学学科溶入具体的法学学科，概念多、规则多、符号多、公式多，法科学生学起来有一定难度。鉴于课程的抽象性和应用性，有必要设计一些课堂游戏，活跃课堂气氛，深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例如，为强化学生对等值命题的理解和运用，在课堂上用10—15分钟做“换一句话说”的小游戏：第一排学生写一个命题，后几排学生换一句话说，然后在传回来，前排学生评价是否等值；讲到法律规范逻辑时，为了引起学生对“应当”、“允许”等规范词的重视，请学生们课后研读法律条文，寻找三个相关法律条文，编造“两个事实与一个谎言”，上课时，请其他同学判断那一个是谎言；讲法律概念时，请学生用三个词语编一段故事；讲推理时，做“谁是作案者”、“故事接龙”的推理游戏等。

六、既讲普通逻辑学的知识，又讲辩证逻辑学的知识，寻找法律的生命

对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加以研究，因而逻辑学本身是一个庞大而又多层次的学科体系，如今人们通常把逻辑学分为普通逻辑、辩证逻辑。普通逻辑形成最早，它侧重于静态地研究思维形式的逻辑结构及逻辑规律，研究单向的思维；辩证逻辑研究动态的思维，研究多向的思维；恩格斯说“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就象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辩证逻辑思维时针对某一方面的论述同样要遵守普通逻辑思维的形式和规律。在通常情况下，对于简单案件，人们使用普通逻辑思维就可以了，但对于复杂案件，必须使用辩证逻辑思维才可以维护法律的正义。毕竟，人类已经进入辩证逻辑思维时期。

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道德、经济、政治是统一的，经济效益有国家、集体、个人之分，有近期、中期、长远之分；道德上善与恶的标准、政治上利与弊的权衡也因出发点的不同而有差异；谈到法律，当它确定时，我们以合法性为标准进行法律思维，当它不确定时，我们怎么进行法律思维呢？而什么是合法？为什么法律如此规定呢？答案是，以当时的政治、经济、道德为标准所制定。所以，当我们讲用法律来思维时，我们仍然要考虑到政治、经济、道德的因素，当法律确定时，是立法者考虑；当法律不确定时，是司法者考虑。这样，法律就是活的法律，而不是死的法律；合法性仅仅是法律思维的重心，而不是法律思维的唯一前提。

因此，既要讲普通逻辑的知识，又要讲一些辨证逻辑的知识。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必须告诉学生，形式推理重要，但仅有形式推理是不够的，在形式推理解决不了的地方，需要使用辨证推理。这样，学生分析案例发现逻辑知识并不能简单地应用时，就不容易产生“法律的正义是个变数”等消极看法。

法律离不开逻辑，法律的长足发展要求每一个法律人思考逻辑、应用逻辑，寻找法律的逻辑。法律逻辑学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学科，它的成熟需要逻辑学者和法学学者的共同努力，这也是法律发展的要求。

[参考文献]

[1]秦玉彬.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困境探微.dffy.com，2004-2-26 20:45:34

[2]林吉.法律思维学导论.[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

[3]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事例》.[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第3篇：对逻辑学的认识与理解范文

虽然黑格尔认为哲学本身无所谓起点，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却又是有起点的。“就主体的方便而言”，道出了所有的秘密。当我们面对一个整体时，无论这个整体是一个精神的存在还是现实的存在，是历史的存在还是“活的”流动的存在，我们如何以语言的方式理解、描述和表达这个整体？显然，我们必须从某处为起点，进行线性的展开。这是一种天然的限制，尽管我们要表达的是一个整体的存在，但是我们自身却生活在时间中，而时间是一维的，我们的语言以及以评议为外壳的思维也就只能在一维的时间中展开。除非我们沉默，对整体无所言说，或仅作笼统之论，否则我们就必须无可奈何地以线性的方式来进行。这正如鲁迅在《野草》中所写的那样：“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2］3然而，黑格尔是不愿意沉默的，他一定要言说。在《小逻辑》中，他写道：“凡不可言说的，如情绪、感觉之类，并不是最优良最真实之物，而是最无意义，最不真实之物。”［1］71

因此可以说，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是用言说来把握整体及其运动的尝试。于是，他让概念也运动起来，又在运动中构成整体。所以在黑格尔这里，概念就表现为展开着的逻辑环节，这些环节内在关联，构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则把握了整体，到达了真理———这就是辩证法。所以在黑格尔这里，辩证法就是理念自身的辩证运动。黑格尔的逻辑学体系限于思维的领域。“逻辑科学的内容一般讲来，乃是超感官的世界，而探讨这超感官的世界亦即遨游于超感官的世界。”［1］67甚至对于数学这种最后的、没有特定存在的抽象的感性东西，黑格尔的逻辑学也是要脱离的，从而自由自在地“遨游于超感官的世界”。因此，黑格尔的逻辑学是超出和脱离了一切感性事物的。这种自由自在的遨游，表达的是思维的特性，思维是一种“能动的普遍”。表象也能以感性材料以外的思维材料为内容，“但表象的特征，一般讲来，又必须在内容的个别性中去找。”［1］70这种对思维自身的研究，被黑格尔视为了最高的目的。他引用基督的话来做比喻：“首先要寻求天国，别的东西也会加上给你们。”［1］73黑格尔要以达到对思维通透研究为目的，思维在这里就是自在自为的存在。

开端是“纯有”，“纯有”即“纯思”黑格尔的逻辑学，以“纯有”为开端。从黑格尔对其哲学体系的期许可以推知，能够作为开端的东西，必须满足三个要求：一是必须具有最高的抽象性、普遍性。如果是一个不具有最高抽象性和普遍性的开端，哲学的思维就必然会对其加以反思，而不会像别的科学那样不加反思地向后推演，因此，哲学的开端一定是不需要再用别的东西来说明的，“最初的开端不能是任何间接性的东西，也不能是得到了进一步规定的东西”，而“纯有”就是这样的，是最贫乏、最抽象的范畴，“是无规定性的单纯的直接性”［1］189。二是必须在体系中符合体系一贯性的要求。从开端出发，要能回到开端，这全部的圆圈，必须在一个同一的范围内。这个范围，就黑格尔的表述而言，就是思维的领域。黑格尔说，纯有也是纯思，“存在自身以及从存在中推出来的各个规定或范畴，不仅是属于存在的范畴，而且是一般逻辑上的范畴。”［1］187三是包含着以后发展的全部可能性。在确定以纯有或纯存在为开端时，黑格尔一再强调，要发挥存在的全部内容，扬弃存在的直接性或扬弃存在的本来的形式。

这里的纯有，是包含了直接性和间接性在内的纯有，是可以向纯思过渡、与纯思同一的纯有。正如黑格尔所说：“纯有若不再是抽象的直接性，而是包含间接性在的‘有’，则是纯思维或纯直观。”［1］189其实，关键之点在于，黑格尔是坚持思维与存在同一的，虽然这种同一不能就其具体意思来说［1］199。在对“纯有”这一开端的理解上，最关键之处，在于要把它理解为黑格尔所建构的辩证逻辑的范畴体系的起点，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世界的开端或起点。如果将黑格尔的逻辑学当作本体论来读，就无法理解黑格尔上述关于开端的直接性与间接性、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等思想。而当我们把它作为一个逻辑上的范畴体系时，却会发现它的巨大价值。比如，“纯有”这一起点所揭示的，事实上正是思维和认识活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进程”。事实上，黑格尔在展开自己的逻辑学之初就已经明言：“逻辑学是研究思维、思维的规定和规律的科学”［1］63。作为这样的一个逻辑学的开端的“纯有”，也只是意味着纯粹思想的单纯直接性。黑格尔曾说：“如果思维要想采取一个出发点而且要想采取一个最近的出发点，那么，惟有精神的本性才是思维绝对﹝或上帝﹞最有价值和最真实的出发点。”［1］139

换言之，作为开端的“纯有”其实就是“纯思”的起点。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容易地理解黑格尔所宣称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也能容易地理解“纯有”作为开端，具有无规定性的单纯的直接性，同时又作为“纯思”、作为思之运演的初始起点，包含着间接性在内。黑格尔的逻辑学是限于思维领域的逻辑学，还表现在他对于以往主要哲学思想的开端所作的批判中。黑格尔批判了在他之前的思想对客观性的三种态度：一是形而上学，二是经验主义和批判哲学，三是直接知识或直观知识。首先是形而上学。这里主要是指康德之前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从未经省思的思维出发，直接去把握对象，但是，这里的思维却只能运用谓词提供对于对象的限制，而不能表达真理，最终陷入了独断论。其次是经验主义和批判哲学。黑格尔认为，经验主义起源于补救形而上学的偏蔽、为思想提供具体内容和坚实据点的需要。经验主义的起点是外在和内心的经验，但是，从这个起点出发去寻求真理却遇到一个问题，即如何从个别的无限杂多的材料过渡到普遍性与必然性的规定。这就引出了休谟著名的怀疑论，休谟假定经验、感觉、直观为真，却怀疑普遍的原则和规律，认为那只是知觉的前后相续、彼此接近而已。批判哲学，主要是康德哲学，也把经验当作知识的唯一基础，不过只把这些知识看成是对于现象的知识。批判哲学是把感觉的材料和感觉的普遍联系两者的区别作为出发点，普遍性和必然性属于思维的自发性或先天性。黑格尔认为，康德对于思维范畴的考察的重要缺点，就在于不从思维范畴本身出发，而问它们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最终是把它们限于主观的范围。可以说，黑格尔对康德的不满就在于，他认为康德哲学在思维与存在的问题上，只将思维限于了思维领域自身，而不去把握真理。第三是直接知识或直观知识。#p#分页标题#e#

这种思想的代表有笛卡尔和耶柯比。笛卡尔的哲学是从毋需证明的前提出发，达到更扩充发展的知识，但是，在就里，思维仅仅被视作以范畴为全部内容的特殊活动，这种受限制的思维，在要把握一个对象时，只能用一个认识有条件的、有中介性的事物的形式去认识那个对象，如果对象是真理、是无条件的东西，我们就用范畴把它改变成一个有条件、有中介的东西；耶柯比则直接诉诸信仰。众所周知，笛卡尔哲学的开端是“我思故我在”。而无论是这种将存在的确定性与观念直接联系的思想，还是耶柯比将理性等同于信仰的主张，都属于直接知识的观点。黑格尔的批评是，这种观点坚持单是孤立的直接知识，排斥任何中介性，一味指出从理念到存在的过渡，并断言理念与存在之有一个原始的无中介性的联系。这种观点，会导致主观地断言、迷信的错误、内容的空泛等问题。最重要的在于，它不能实现直接性与间接性的统一，而是出现了“一个独立的直接性与一个同等独立，无法与直接性联合的中介性之间的对立”［1］171。黑格尔所设想的知识的进展，是既不偏于直接性，也不偏于间接性的，只有这样，思想才依据辩证逻辑得以运动和展开，而直接知识却忘记了“当思想以他物为中介时，它又能扬弃这种中介”［1］168，也就是说，不能使思想运动起来。

把握“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理解黑格尔逻辑学开端的关键作为对思维的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体系是将存在纳入自身之内的。如前文所述，黑格尔不满足于形而上学的从思维出发把握存在的独断论，不满足于经验主义关注存在而忽略了思维形成的在解释普遍性和必然性时的困难，不满足于康德从先验统觉出发所形成的搁置了存在的思维自身的自恰，也不满足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以直接断言的形式和以“松果腺”这样外在的形式实现的思维与存在的有限的统一，黑格尔从一开始就把思维与存在直接作为同一的东西来对待。这样，在黑格尔这里，思维就内在地全面包含了存在。归根结底，黑格尔哲学，作为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是以“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形式实现了思维对存在的吞没，实现了理念的逻辑展开、辩证运动以及由此形成的涵盖了所有历史与逻辑的大全体系。黑格尔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达到了他的真理，实现了他的“理性的理想”。黑格尔哲学的一个重要起点，是对康德哲学的批判。

第4篇：对逻辑学的认识与理解范文

对知性思维的内在性批判仅仅说明了它的局限性并没有揭示它的真理性，仅此还无法解释它如何是我们认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如果启蒙所宣扬的自由能够像黑格尔所说被扬弃的话，那么扬弃这种自由的新哲学就必须能够在论证自由的同时顺利地协调与知性思维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批判性地肯定知性思维方式的前提下，论证自由的可能性。因此，当黑格尔把对哲学的需要界定为“当统一性（Vereinigung）的力量在人的生命中消失，对立丧失了它们的生动的联系和相互作用获得独立性时，哲学的需要就产生了”［4］，这种对立就是上文所分析的以知性思维方式为工具的传统形而上学所产生的对立，即知性无法把握作为理性对象的普遍物所产生的对立，以及作为概念的诸规定性自身相互之间的差别，那么作为统一性的哲学就必须能够说明这种对立的相对性，进而使之被扬弃。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哲学的最后的目的和兴趣就在于使思想、概念与现实得到和解……它是一种精神的和解，并且是这样一种精神的和解，这精神在它的自由里和在它的丰富内容里把握住了自己的现实性”［5］。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黑格尔所采取的论证策略是：把哲学的发展界定为“返回自身的圆圈式发展”。一方面，这个圆圈式发展意味着哲学作为克服了知性思维方式对立性的统一性体系，在其开端处同时也是一种统一，而这种统一同时必须能够向前发展推演出知性的诸规定；另一方面，这种知性的规定作为总体的一个环节又是必不可少的，但仅仅是总体的一环而已，它必须能够向前过渡到统一性之中。所以，这个最终的统一性原则摆脱了抽象性，是一种具体的统一性，之前的对立的知性思维方式也被统摄在其中。这种统一性思想并非黑格尔首创，而是斯多葛学派关于统一性思想在当时德国学界影响的结果。迪特•亨利希认为，斯多葛学派关于自然的统一性学说通过一定的阐释方式，甚至能够揭示黑格尔哲学中的核心思想［6］。他认为如果把该学派中的统一性思想（它被表达为“多中之一”，即“henpanta”）与其“熟知自身”（oikeiosis）的思想相结合，就能阐释一种观念论意义上的理性存在者的思想。首先，“多中之一”所表达的就是宇宙多样性的统一性，必须贯彻在一个统一性原则之中才能得以保证。这个统一性原则，就是各个有限的部分之间互相的“化学混合”（chemicalmix－ture），通过这种混合，产生了一种新的质，即统一性。因此，宇宙的统一性原则是渗透在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中，但不能被还原为各个组成部分。其次，人类只有在熟知自身的情况下才能保存自身，如果不能熟知自身就意味着一种自我异化（allotriosis）的状态。这种熟知只有通过自身意识成功地反思并了解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之后才是可能的，达到这种状态的存在者就是理性的存在者。显然，斯多葛学派对这种意识的状态的界定与黑格尔关于意识最终状态的概念并无本质的区别。当然，斯多葛的统一性思想还只是初步的自然哲学，它并没有结合认识论去探讨参透其中的统一性原则是否能够被认知的问题。如果不能够在思维本身当中证明这种统一性原则是可以认识的，那么关于它可以认识的论断就很容易走向神秘主义，例如通过神秘的启示等方式获得。黑格尔与其根本的区别在于：他把这个统一性原则置于人类理性当中去理解，通过思维自身的发展去论证它的可能性，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表述就是：“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7］10按这一理路，黑格尔关于统一性哲学的构建所要解决的首要难题是：在思维当中，如何找寻这种绝对的统一性原则，并且如何能够从中演绎出它与世界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作为统一性的理念如何自在自为地体现在纯粹思维当中，并且如何以外化的形式体现在自然界当中？进一步阐述黑格尔对此难题的解答并非本论题的任务。通过上述勾勒，我们只想阐明，黑格尔通过理性来建构统一性哲学体系的构想，决定了该哲学的开端含义与近代哲学对开端的理解大相径庭。因为由上述对统一性哲学的构想，我们能够推论出，黑格尔意义上的哲学开端必须一方面具有“本原”的意义，即理解世界或一切存在的首要的东西；另一方面它也是我们思维中首要的东西，是我们一切意识行为的前提。而在古希腊哲学中，开端仅仅具有第一个方面的含义；在近代哲学的语境中，则仅具有第二方面的含义，虽然它常常被认为是关于第一个方面的证明。

二、逻辑学的开端：从纯粹的自我意识到存在

既然黑格尔把最高的统一性原则（理念）置入主体的思维当中，把纯粹的思维等同于最高的统一性，那么为何黑格尔把逻辑学的开端界定为纯存在，而非纯粹的自我意识或自我的原始同一性呢？

（一）纯粹自我意识与哲学的开端从先验哲学的角度，纯粹的自我意识能够充当最高的统一性原则，似乎能够作为《逻辑学》的开端。首先，因为这个纯粹自我意识始终是同一个自我。理由很明显，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任何的思想或认识归结为同一个自我的意识，我们便无法意识到一个能够思维任何对象的自我。既然我们能够意识到能够思维一切的自我，这个自我就必须是同一个自我。其次，由此便容易推出，这个自我意识具有统一性，它能够把一切的思想综合到纯粹的自我之中。这就是康德所说的“我思必须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再次，这个纯粹的自我意识也是空无一物的自我意识，它是抽象掉一切内容的纯粹的我思，否则的话它就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同一性的自我了。由于这个纯粹自我意识既具有统一性又是最抽象的，它无需任何认识的中介，那么这个纯粹自我意识似乎是符合一般意义上开端的含义，即作为直接性的东西。“无需任何认识的中介”并非是说抽象的纯粹“我思”无需任何对象还能被我们思维到，因为只要是“我思”就必须要有思维的对象，而是指只要对象被给予意识，意识对此进行思维时，我们便能够直接意识到纯粹的我思。但是，这里的纯粹自我意识不是反思的结果吗？它怎么能够是直接性的呢？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地区分认识事物的中介和事物本身的中介。比如说某物X，如果我们要说出它是什么，就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知性范畴才能对之进行规定，这被称为认识事物的中介；当我们说X只有在Y的条件下它的存在才是可能的，这就被称为事物本身的中介。因此，纯粹自我意识既然不能够通过特殊的知性范畴对之进行界定，那么它显然就不能够通过认识的中介来被认识。在观念论中，它一般被规定为“理智直观”，它无需认识的说明，是我们直接就能够体验到的。但这并没有排除它本身的存在是经由中介得出的，即只有在一定的对象被给予的条件下，才能对我思进行理智的直观。因此，这个进行理智直观的纯粹自我虽然是中介的结果，但它仍然可能是直接性的。当然，黑格尔并没有否认纯粹的自我意识能够充当最高的统一性原则。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就已论证，康德的作为彼岸存在的自在自物世界其实就是纯粹的自我意识的抽象［7］113－114。在《小逻辑》中，黑格尔直接认为康德的理性对象“即无条件东西或无限事物，无非是自相等同的东西，或者说，是已经提到的思维中的自我的原始同一性。理性就是把这种纯粹同一性当作对象或目的的抽象自我或思维”［3］110。但是，黑格尔却明确反对它能够充当逻辑学的开端。在对费希特以自我为哲学的开端的批判性考察中，黑格尔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首先，黑格尔认为，虽然费希特以自我为出发点并考虑到“一切后继的东西都必须从最初的真的东西演绎而出”和“最初的真的东西是一个已知的、尤其是一个直接确定的东西”［8］61，但是由于这个纯粹的自我并非在意识中是直接现成的，所以以它作为哲学开端便是不当的。黑格尔所指责的这个自我不是直接现成的，是指这个纯粹自我是在除去意识的一切具体性之后的一个纯粹的综合活动，也就是费希特所说的“本原行动”。黑格尔虽然正确地指出了费希特的自我在此意义上并不具有开端的直接性含义，但是当他把存在作为逻辑学的开端时，也遭受到人们这样的指责（本文将在第三部分具体指出这种指责）。其次，由于这个纯粹的自我不是指一般意义上与客体对立的主观自我，而是客体与主体统一的纯知，既然如此，在黑格尔看来，就没有必要再以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的纯粹自我作为开端了。它不但容易引起人们把它与普通的自我相混淆，而且通过更进一步考察，我们会发现它仍旧是一个主观的自我。因为从自我出发的科学真实发展，“表明了对象经常具有并保持着对自我说来是一个他物的规定”［8］140，所以这个自我并非是完全克服了主体与客体对立意识的纯知。最后，黑格尔认为纵使作为理智直观的纯粹的自我能够作为开端，但是一方面由于科学（逻辑学）所研究的，并不是自在的或内在现成的东西，而是“思维中内在的实存（Dasein）和这思维中这样的实存所具有的规定性”①，［8］64，另一方面理智直观固然是没有认识的中介，能够被我们直接体验，但是它说出来的东西，都比简单直接性要更多些，比方纯粹的自我、绝对等。因此，黑格尔认为，纵使纯粹的自我意识能够充当统一性原则，即克服了意识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但是它仍然不能充当逻辑学的开端。

（二）《逻辑学》的开端和存在与无的相互转化虽然黑格尔从开端所具有的直接性含义方面否定了纯粹自我意识能够充当逻辑学的开端，但是这里仍然具有的疑问是：在科学还未得以论证之前，我们如何知道科学必需要有一个开端？显然，我们对此的任何说明将是前科学的，也就是说，这种先行的界说无法合理地证明自身就是科学的。对此，费尔巴哈曾用一种反讽的口吻说道：“人为什么一般地要有这样一个开端呢？难道开端的概念不再是一个批判的对象，难道它是直接真实并普遍有效的吗？为什么我就不能在开始的时候抛弃开端的概念，为什么我就不能直接以现实的东西为依据呢？”［9］黑格尔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他在《小逻辑》中明确指出：“哲学的开端仅仅与决意作哲学思维的主体有关，而不是与这门科学本身有关。”也就是说，在我们对科学本身进行论证时，我们必须要有个出发点，至于这个出发点是什么才是最合理的，在科学本身得以论证之前，我们确实是不知晓的，但我们进行哲学思维时必须要有个出发点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随意用一个事物或假设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因为只要我们假定任何一个具体事物作为出发点，我们就必须对此进行说明，而这样的说明在科学本身尚未界定之前无疑是不合理的。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必须用什么作为科学的开端才能无需另外的说明？这也是上文所说的，它无需通过认识的中介才能被我们意识到，尽管它本身可能是中介的结果。黑格尔有时干脆把这样的开端称为“无规定的直接性”（dasunbestimmteUnmittel－bare），即它是无需任何认识的中介就能被我们意识到的东西。至于费尔巴哈最后的指责，即“为什么我就不能直接以现实的东西为依据呢？”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曾回答过相似的质疑。这种质疑是，既然存在和本质的真理是概念，那么为何不用真正真的东西作为开端，反而用不真的东西作为开端呢？黑格尔明确地回答：“在求得思维认识的地方，之所以不能以这个真理为开端，是因为这个真理在构成开端时，是以单纯的保证为基础，而被思考的真理本身却必须向思维证明自身是可靠的。”通过上述这番说明，黑格尔为何把逻辑学开端的无规定的直接性同时也称为存在的问题就不难被回答了。我们知道，存在（Sein）在德语中是经由系动词的原型（sein）名词化得来的，由于它一方面是任何定义必须首先要使用的，包括对它自身的界定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切存在物总体的抽象，所以我们无法按传统的“种加属差”的方式对之进行定义。但存在的不可定义性并没有妨碍人们对它的使用，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在对存在的使用中，我们“‘无需深究’，谁都懂得。谁都懂得‘天是蓝的’、‘我是快活的’。然而这种通常的可理解不过表明了不可理解而已”［10］。这与上文中所指出的开端的无规定的直接性含义是一致的，即我们仅仅知道我们的思维必须要有一个开端，但这个开端是什么，我们则毫无所知。在此情况下，把存在界定为《逻辑学》的开端就是最恰当的选择了。从这一层面来看，存在并非完全不同于纯粹的自我意识。上文已经指出，这个纯粹的自我意识也是最抽象的不可定义的东西，并且它能够被我们直接意识到，所以，这个纯粹的自我意识在此意义上就是纯粹的存在。黑格尔由此认为：“假如纯粹作为形式，还应该被认为与纯有的统一体有所不同，那么，纯有也就是纯知的内容。”［8］57既然黑格尔是从《逻辑学》的开端的无规定的直接性方面推出它同时也能被表述为存在，那么显然，从无规定的直接性中也能直接推出它就是无①。因为无规定的直接性已经蕴含了否定性，即它是对一切规定性的否定（un－bestimmt），也是对一切中介的否定（un－mittel），所以它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否定。因此，有和无是相互过渡的统一体，当我们谈论纯粹的存在，其实它已经是无，当我们谈论纯粹的无，它已经是纯粹的存在。但是，从“无规定的直接性”出发论证存在与无的辩证关系，并非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简单的见解，无需任何怀疑。黑格尔在世时，就已经有大量的异议针对存在与无的辩证法。为了使人们避免一些可能的误解，黑格尔在《逻辑学》阐发存在与无的辩证法一章中增加了在篇幅上远远超过正文的四个注释。尽管如此，在黑格尔逝世后，他的诸多阐释者和反对者对存在能够作为逻辑学的开端以及对存在与无的辩证法的解读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争论仍然不断。

三、对逻辑学开端的批判与反批判

根据迪特•亨利希的考察，在历史上，人们对黑格尔存在与无的辩证法的批判粗略地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否定的批判，他们认为根据黑格尔所阐发的开端观念，不可能发展出存在与无的统一性的辩证法，并没有什么思想的前进运动；第二类是肯定性的批判，他们认为如果黑格尔整个体系要能够保持一致性，那么人们就必须放弃黑格尔所阐发的开端的辩证法形态［11］76－84。由于本文主要是从黑格尔对统一性哲学思想的构想推出逻辑学的开端所必须具有的含义，而第一类的批判基本是针对这样的解读理路，因此下文将集中阐述这类批判。

（一）对逻辑学开端的否定性批判这类批判主要认为，从无规定的直接性出发，我们无法推论出黑格尔所阐发的存在与无的辩证法。亨利希对这样的批判理路勾勒如下：如果我们假定，存在和无确实是能够相互区别，那么，第一，它们要么是一个相同的思想规定即“无规定的直接性”的两个方面（Aspekte），在其中，它们能够被区别开来；第二，它们要么是两个相互区别的思想，无规定性和直接性是它们的共同特征。第三，如果我们相反地假定存在与无是无区别的，那它们就仅仅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不同的名称，这个事物就是无规定的直接性。这样，无论经由哪个方面，我们都无法得出存在与无的相互过渡。在第一个反驳中，存在与无不存在相互过渡主要因为：①存在与无是无规定的直接性的两个相互反对的方面，这意味着直接性被设定时，它是存在的，但当它没有任何规定性，所以它也是无。如若如此，这个无规定的直接性就不是直接性的了，而是被设定的，即仅仅被设定为没有内容的形式，那么它由此也就成为一个反思的规定，而这与开端的含义不相符合。②在黑格尔看来，存在与无的过渡是指，存在本身中已经蕴含着过渡到无了，而无中已经蕴含着过渡到存在了，或者说存在直接就是无，无直接就是存在①。因此，存在与无并非是无规定的直接性的两个不同的要素，它们是无规定的直接性的整体，是相同的；同时也具有绝对的差异，因为如果它们有关系的话，它们各自就需要一个他物的中介，那么它们就不是无规定的直接性了。所以，如果存在与无是无规定的直接性的两个方面，那么无规定的直接性就不是真正的直接的东西，而是通过反思被设定的思想规定，由此便无法从中推出存在与无的相互过渡。第二个反驳与第一个相类似。如果存在与无是两个相互不同的思想，同时无规定的直接性是它们的共同特征，那么无规定的直接性和存在与无就必须首先是直接性的，其次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区别，这样它们就必须是被中介的了。这显然与黑格尔所指出的存在与无的差别是无需中介的直接的和绝对的差别相矛盾。第三个反驳主要是指出，即使存在与无能够等同于无规定的直接性，但它们只不过是无规定的直接性的不同名称而已，如果人们不想采用其他称呼，只用无规定的直接性，那么存在与无是可以被丢弃的，因此根本不存在从无规定的直接性推出存在与无的辩证法。在这类否定性的批判中，一个由阿多尔诺提出的批判值得一提，尽管这个批判没有完全被阐发出来，我们将在勾勒这个批判的同时，进一步指出它所包含的真正的批判性要素。阿多尔诺不仅否定存在与无的辩证法，而且通过对这个辩证法的否定，试图彻底否定黑格尔统一性哲学的建构，认为它不是事情本身的表达，而是思想对事物本身的歪曲和统治。他认为黑格尔的存在与无的辩证法，是一种概念间不合理的偷换，即把存在是“无规定的东西”（dasUnbestimmte）悄悄地偷换成了“无规定性”（dieUnbestimmtheit）②。首先，把存在界定为“无规定的东西”意味着概念与事物之间并没有任何差别，也意味着范畴与这个无规定的东西没有差别，所以，这个存在既可以是一个抽象的思维概念，也可以是未规定的某物。其次，当这个“无规定的东西”被置换为“无规定性”时，它本身作为无规定的存在就被置于“无规定性”这个概念之中了，所以这是思维的抽象活动，即把“无规定的东西”所可能表述的两个方面被抽象为一个方面，即概念的无规定性，这就意味着事物本身被剔除出去了。所以，阿多尔诺认为，黑格尔的《逻辑学》并非如其所述的那样完全是表达事物本身的发展逻辑，而是思想对事物的剥离和统治。当然，黑格尔可以否定说，如果没有思想的抽象我们根本无法形成某物的概念，所以问题不在于思想的抽象，而是思想是否能够具体地把握对象本身。阿多尔诺的这个指责所包含的真正的批判性因素不在于此，而在于把“无规定的东西”置换为“无规定性”，如果仅仅是概念抽象的话，那么从无规定性的存在推出存在与无的辩证法就仅仅是反思的思想规定。因为这时存在与无的辩证法无非是指：这个无规定性，在概念的抽象形式的意义上而言，是存在，同时由于它没有任何内容，仅仅是空洞的形式，所以它也是无，但这个无内容的形式也是一种存在，所以它也是存在。显然，这与黑格尔的表述相冲突。因为，在思维的开端处，形式与内容的划分尚未出现，它们是在反思的逻辑中所出现的范畴，所以存在与无的辩证法不能被认为“只能在存在某物条件下过渡到无，或在非存在的条件下过渡到存在”［8］94。因此，从存在的无规定性无法推出黑格尔意义上的存在与无的辩证法。统观这类反驳，如迪特•亨利希所说，它们无非是想最终证明：无规定的直接性与存在与无的辩证法是相互割裂的，从前者并不能推论出后者，因为无规定的直接性本身是一个反思的思想规定［11］79。

第5篇：对逻辑学的认识与理解范文

[关键词]逻辑史；中国逻辑；希腊逻辑；印度逻辑

逻辑史研究是总结和推进逻辑学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可以说，当今逻辑科学中的核心与重要问题都能够在逻辑史中找到它们的源头和根据。

自1962年威廉·涅尔和玛莎·涅尔(William Kneale＆Martha Kneale)合著的单卷本《逻辑学的发展》、安东·杜米特留(A.Dumitriu)四卷本《逻辑史》出版以后，至今没有见到更新的通史性的逻辑史著作问世。“逻辑学、逻辑史、逻辑哲学以及诸如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认知心理学、论证理论和思想史等与逻辑密切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深刻体会到了更为深入和详细的逻辑史著作的缺少所带来的不便”(序言)。

由国际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英国伦敦皇家学院计算机系教授多夫·嘉贝(Dov Gabbay)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教授约翰·伍茨(John Woods)共同主编的十一卷本的《逻辑史手册》已于2004年由世界著名的出版公司荷兰爱思唯尔开始陆续出版发行。目前，出版了第一卷、第三卷和第七卷，其他各卷将陆续出版。该手册一经面世，便受到了国际逻辑学界的普遍关注。被誉为是“第一部由大卷本著成的系列逻辑史著作”。从该手册内容的设计与编排上，我们可以追踪到逻辑史研究的最新和最前沿的动态，也可以从中体认到逻辑学发展的一些基本趋势。

一、《逻辑史手册》的主要内容

经过伍茨教授的允许，根据2007年1月最新修订的写作大纲，我们先将《逻辑史手册》各卷的主要内容简要介绍如下：

第一卷为《希腊、印度和阿拉伯逻辑》，共8章，主要介绍了亚里士多德以前的逻辑、亚里士多德逻辑及其模态逻辑、印度逻辑、麦加拉与斯多葛逻辑。

第二卷为《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逻辑》，共13章，该卷以历史发展的前后时间为序，介绍了中世纪重要的逻辑学家，如波依提乌、阿伯拉尔、奥卡姆、布里丹等，同时也梳理了中世纪特有的一些重要逻辑问题，如指论、意义理论、语意问题、模态问题及自我指称的情况等；同时也介绍了13、14世纪摩迪斯泰学派(Modistae)的思辨语法。

第三卷为《现代逻辑的兴起：从莱布尼茨到弗雷格》，共11章。该卷共介绍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8位逻辑学家，并以3章的篇幅介绍了代数逻辑、逻辑代数和逻辑学的数学转向问题。

第四卷为《19世纪的英国逻辑》，共15章，该卷主要介绍了13位逻辑学家，如穆勒、哈密尔顿、文恩、边沁等，并专辟一章讨论了1805—1835年的法国与英国逻辑。

第五卷为《从罗素到丘奇》，共16章。该卷主要介绍了罗素、布劳维尔、维特根斯坦、希尔伯特、哥德尔、塔尔斯基、波斯特、丘奇等16位逻辑学家，并讨论了λ演算、组合逻辑以及20世纪的悖论等问题。

第六卷为《20世纪的集合论及扩展》，共13章。该卷主要从集合论的角度讨论了20世纪逻辑发展的基本情况，总结了集合论到科恩(Cohen)的发展概况以及在当展的情况，涉及无穷组合数学、连续统、力迫和大基数、奇异基数、确定性、大基数内模型、拓扑集合论、部分逻辑、范畴逻辑等。

第七卷为《20世纪的逻辑学与程式》，共9章，主要介绍了20世纪发展起来的一些新的逻辑分支历史过程，如数理模态逻辑、认识论逻辑、相干与基本逻辑、时态逻辑、情境理论与情境语义学、对话逻辑等。

第八卷为《逻辑的多值与非单调转向》，共10章，主要介绍了逻辑学向多值与非单调转向过程中，一些新逻辑分支发展的情况，涉及多值逻辑、一致逻辑、量子逻辑、模糊逻辑、非单调逻辑、非单调推理和信仰变化、自由逻辑等。

第九卷为《逻辑学与计算机科学》，共19章，主要介绍了逻辑与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相关的问题，涉及逻辑与计算机的发展、逻辑与计算机科学、高阶逻辑的自动化、类型论的机器化、归纳的机器化、复杂性理论、逻辑与计算语言等问题。

第十卷为《归纳逻辑》。

第十一卷为《逻辑学核心概念的历史》，共7章，主要介绍了否定词、推论关系、量词、连接词、自然演绎、类型、谬误等逻辑学基本概念的发展过程以及最新研究的进展情况等。

二、《逻辑史手册》所体现出的新趋势

《逻辑史手册》原名为《逻辑哲学与逻辑史手册》，从以上内容介绍来看，《逻辑史手册》主要涉及三部分内容：一是，在世界逻辑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逻辑学家与学派，其时间跨度是从古代到20世纪末；二是，逻辑科学体系中重要的逻辑学分支或领域的发展历史，这些分支在相关领域均为重要的基础性理论；三是，逻辑学体系中核心概念的发展与研究，这些核心概念对逻辑学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逻辑史手册》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一是汇聚了国际逻辑学研究的高水平学术队伍，该手册的作者基本上是以上三个方面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和知名度的专门研究家，来自全球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有100余名，分布在英、美、加、意、法、澳、瑞士、荷兰等国家；二是体现了新进展，《逻辑史手册》每一章所涉及的人物、分支或专题均涵盖了从20世纪以来一直到最近几年的研究进展，也体现了国际逻辑学研究的最新的趋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逻辑史研究进入到全面、精深研究的新阶段。

可以说，这套《逻辑史手册》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内容较为齐全的一部逻辑史鸿篇巨著。

在以往的研究中，虽然有一些著作对逻辑发展的基本线索、重要人物、重要理论有着比较清楚的描述，如波亨斯基的《形式逻辑史》、涅尔夫妇的《逻辑学的发展》等。但是，更为全面、深入和详细的研究成果尚未出现。尽管安东·杜米特留的《逻辑史》在范围上较其他成果，涉及了中国逻辑、印度逻辑，在逻辑类型上也讨论了辩证逻辑、归纳逻辑等问题，但总体上略显单薄，而且在内容上也显繁杂，并没有充分展开。这三部著作对逻辑学发展过程中核心概念演变的过程更缺少专门的系统考察，而且对逻辑与其他相关领域的关联研究也少有涉及，缺乏必要的研究。当然，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不能苛求前人对这些问题做出完美的回答。

这部《逻辑史手册》则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首先，以逻辑史上人物研究为线索，几乎涉及了从古至今所有对逻辑学发展发生重要影响的逻辑学家，对这些重要逻辑学家的研究尽可能做到全面、具体和深入，其内容之详为前所未有，重要逻辑学家研究的篇幅几乎可以独立成书，如关于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弗雷格等人逻辑思想的研究。其次，对逻辑学核心概念的把握，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这两方面的工作，不仅对推进逻辑史研究，而且对推进逻辑学理论，尤其是逻辑哲学的研究，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逻辑史手册》的出版表明对逻辑史的研究已经进入到了精深、细致和全面的新阶段，这种趋势在近几年的国际逻辑学界已有所显现。以人物研究为例，2005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丹尼尔·麦克白斯(Danielle Macbeth)的专著《弗雷格的逻辑》，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弗雷格逻辑思想的基本内容与特征；以逻辑学发展的断代史研究为例，2002年维科奥·里斯图(Vilkko Risto)出版了《逻辑学研究百年：1781—1879年德国逻辑改革的努力》对1781到1879年逻辑学在德国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回顾；牛津大学出版社即将推出芬兰逻辑学家雷拉·哈帕兰塔(Leila Haaparanta)主编的《现代逻辑史》。其他诸如对亚里士多德、斯多葛逻辑、中世纪逻辑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由于这些研究者的论著还没有公开出版·待得到他们的授权后，我们再陆续做出介绍。

第二，把逻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而不局限在某一种类型或范围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逻辑的观念和研究方法。

《逻辑史手册》在范围与逻辑类型上有了新的拓展，时间跨度上，从亚里士多德以前一直到20世纪末；逻辑类型既包括经典逻辑、非经典逻辑，也包括了康德、黑格尔等人的逻辑思想，并专门谈到归纳逻辑的发展历史。从逻辑起源和发展的角度，涉及古希腊、古代印度、阿拉伯及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立体的、全方位的逻辑思想发展的全景图。这种研究给我们带来的启发是：逻辑科学是一个整体。

从逻辑发展的历史来看，从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对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的构设开始，就已经有了将逻辑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思想萌芽。

亚里士多德是被公认的“逻辑之父”，他创建了以三段论为核心的演绎逻辑学体系，亚里士多德逻辑的主体是演绎性的。但是·从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的一段评价来看，他显然是把归纳也看作了科学的基础，并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说：“有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这两样东西都是科学的出发点。”尽管他把归纳置于辩证的类型里，对归纳没有更多的理论上的阐述，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他对归纳问题的肯定和重视。

转贴于

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各种科学理论尚处于初创阶段，理论体系的建立还处于萌芽状态，假设、假说的成分在这些理论体系中占有相当多的成分，这种状态对演绎的方法要求得比较多，尤其是当时几何学的发展达到了由经验上升到理论的程度，成为亚里士多德建立传统逻辑体系的直接基础，而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演绎性质则又直接体现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体系中。因此说，建立演绎方法和演绎逻辑的条件是成熟的，而建立归纳逻辑的条件和基础是不成熟的。

亚里士多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探讨演绎问题的同时也给归纳问题以高度的重视，说明亚里士多德在创建逻辑体系的时候也是把归纳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来看待的，而且把归纳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纳入到了他的三段论体系当中去了。这不能不说是亚里士多德的一个伟大的贡献，他给我们在完整的意义上来理解逻辑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角度。

莱布尼茨是公认的现代逻辑的奠基者。他继承霍布斯等人“思维就是计算”的思想，把逻辑的论证方式归结为“计算”一“我将作出一种通用代数，一切推理的正确性都将化归于计算。”

莱布尼茨设计了“通用语言”和“通用数学”来准备构建他的逻辑体系，而且现代形式逻辑也是按照他的这种设计思路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从这个意义来讲，演绎作为逻辑的根本特征似乎是更加巩固和更加不可动摇了。肖尔茨对此评价说：“我们必须把这种对演算规则的真正作用的见解看做是莱布尼茨的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并看做是一般人类精神的最精彩的发现之一。”

莱布尼茨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并没有忽略去建立“一种新的逻辑”，而且他也看到了亚里士多德对这种“逻辑”的认识。他说：“我们需要有一种新的逻辑，来处理概率问题，因为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正位篇》(Topiques)中所做的也不亚于此……在这里，涉及的问题是要扩充论题和给予它的概然性。”

尽管莱布尼茨没有在完整的意义上构造出与演绎逻辑相媲美的归纳逻辑，究其原因，是科学的发展在莱布尼茨时代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支持现代归纳逻辑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程度，构造现代归纳逻辑的条件尚不具备，但莱布尼茨对所谓的“新逻辑”问题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肯定，说明归纳逻辑在他理想的逻辑体系中占有与演绎逻辑同等重要的位置。

从亚里士多德和莱布尼茨对传统逻辑、现代逻辑的构造来看，也就是从这两种类型的逻辑发展的起点来看，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统一在一个逻辑体系内的，这两者的互相补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他们是把逻辑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从《逻辑史手册》设计的内容来看，把逻辑作为一个整体的来看待的倾向显示得非常充分。

第三，注重逻辑与相关领域的关联研究，展现逻辑学的活力。

从研究的组织形式上看，《逻辑史手册》是一种群体性的团队研究，共有来自全球的100多位专门研究家介入到这个研究平台，这些研究家中有一部分来自与逻辑学密切相关的其他领域，如数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等。

从研究的内容上看，《逻辑史手册》更是突破了原来逻辑史研究单纯侧重纯逻辑理论或思想的研究模式，在更大程度上把逻辑科学置于与之密切关联的其他领域的网络之中，如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认知心理学、思想史、计算语言学等，充分显示了逻辑学的基础科学与工具科学的作用与特质，展现了逻辑科学本身的活力，也表明了逻辑与这些学科领域之间交叉与结合的密切程度。可以说，这些领域既涉及科学技术方面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也涉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近几十年来一直比较活跃的领域。在这种立体交叉与互动的过程中，讨论逻辑学的发展，推进逻辑学的研究，是逻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三、关于中国逻辑研究的问题

这套《逻辑史手册》的唯一缺憾是没有涉及“中国逻辑”的问题。就此问题评论人克劳斯·格拉斯霍夫(Klaus Glashoff)说：这套手册的第一卷“没有包含任何关于唯一一种基于非印一欧语言的逻辑——中国逻辑的信息”，实际上，“众所周知，远在印度佛教逻辑之前，约公元前3世纪就已存在了本土的中国逻辑——后期墨家，中国逻辑在《逻辑史手册》中的缺失成为该手册的一大遗憾。”

关于世界逻辑体系中的中国逻辑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国际逻辑学界的广泛注意。克劳斯·格拉斯霍夫列举了1998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七卷第一部分“传统中国的语言与逻辑”提出的观点，“逻辑史在中国的反映(因为它基于非印一欧语言)对任何的全球逻辑史进而对任何的全球科学基础的历史而言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同时，他还列举了其他一些新的研究成果说明国外逻辑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

关于中国逻辑在世界逻辑体系中的重要性问题。我们可以借助《逻辑史手册》评论人克劳斯·格拉斯霍夫对“印度逻辑”的评价来加以说明：“人们应当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印度本土逻辑提供给我们一种并非基于希腊传统的形式逻辑体系，而且这应当视为一个批判性地反思我们自己的逻辑传统与观念的机会。然而，这需要深入细致地讨论印度逻辑的历史与哲学的背景。”中国逻辑作为唯一一种非印一欧语言的逻辑，它必然具有与希腊逻辑、印度逻辑不同的基础、特点和表达方式，同样对批判性地反思西方逻辑的传统与观念具有与印度逻辑一样的重要性，这也是中国逻辑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手册主编嘉贝和伍茨欣然接受了评论人的意见，已正式邀请我国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专家撰写“中国逻辑”部分，以期在再版《逻辑史手册》时补充这一部分内容(爱思唯尔出版社已经同意将在近期出版《逻辑史手册》第一卷的新版，将把“中国逻辑”的部分增加进去)。

近5年，在国际逻辑学的杂志上陆续有大量的研究中国逻辑的。国际逻辑史界对中国逻辑研究的关注，充分说明了中国逻辑在世界逻辑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已得到了公认，而且作为基于非印一欧语言系统的一种逻辑，它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也引起了逻辑史研究家的关注。国际逻辑学界对中国逻辑的重视，需要我们对进一步深化中国逻辑研究给予积极的关注。

我们在研究中国逻辑的过程中，如同研究印度逻辑“需要深入细致地讨论印度逻辑的历史与哲学的背景”一样，也需要深入细致地讨论中国逻辑的历史与哲学背景，而不是去附和西方逻辑的特点。这里，我们还是引用克劳斯·格拉斯霍夫对“印度逻辑”这部分内容的述评来说明历史与哲学背景分析方法的重要性。他说：“‘印度逻辑’一章试图提供给西方读者的印度逻辑最重要部分的内容，并说明这些问题是如何适应某种形式符号逻辑环境的体系的”。而这样做的后果则是“这是一个从概念上既不太可能，而且到事实上也不成功的项目。印度逻辑不仅不是欧洲逻辑的附庸，而且把印度逻辑视为西方‘逻辑史’的补充也是不恰当的”。

我们认为，应该从世界逻辑体系的一般性特点来分析中国逻辑的特质，将希腊逻辑、印度逻辑和中国逻辑看做是世界逻辑体系中三种并行发展的基本类型，系统研究并概括出世界逻辑体系的一般特性。以中国逻辑思想的内在发生发展过程为主线，按照逻辑思想自身的发展特点，按照世界逻辑体系的一般特性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逻辑思想的起源、形成、转变和发展的全过程，分析中国逻辑思想的基本特征、主导推理类型等问题。

第6篇：对逻辑学的认识与理解范文

“学以致用，知行结合”是逻辑学教学的基本原则之一。逻辑学教学必须要处理好“学”与“用”的关系。逻辑学的基础性、工具性特点决定了逻辑学科的优势和竞争力就在于它的实际应用价值，也就是要把逻辑知识的学习真正用到实处。因此，逻辑学的教学绝不能拘泥于逻辑的符号化、形式化，拘泥于平铺直叙、毫无生机的理论阐释，一定要正确处理理论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的关系，要高度重视对学生的逻辑思维训练，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思维实际出发引申出理论知识，并能成功地将理论知识与人们的日常思维结合起来，提高学生自觉运用逻辑工具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逻辑学一方面正如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一门高度抽象的学科，我在多年的教学中发现，人们要真正掌握它的确具有一定难度，因此，改革传统的教学方式、方法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另一方面，逻辑（思维的形式和规律）就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有思维活动就包涵着逻辑。我们许多人也常常在运用逻辑知识，只不过这种运用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把相关实例挖掘整理出来，通过尝试、比较，采用联系实际的案例教学方法，在目前看来是最受欢迎和有效的。

案例1：在逻辑学的深层次上讲，人类的实践活动无数次地重复着逻辑的格（形式和规则），从而使其具有了先天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不是空洞的外壳，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1]。为说明逻辑的本质本身，讲解“民族的”和“世界的”这两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其与对应现实的深层关联时，以“世界语”作为案例进行分析阐述。明白只有断定其关系的必要条件假言判断“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才是正确的、符合现实的。因为，我们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世界语作为一种人造语（人工辅助语）在印欧语系的基础上被创造出来，吸收了各个语系各种语言的共同性合理因素，更加简化和规范化，具有声音优美、科学性强、富于表现力的特点。曾经有人设想用它汇集各种自然语言精粹，替代其他语言，使得全世界都使用一种语言用一个声音说话，但这只是个“乌托邦”，因为无数历史与现实一再证明，只有植根于强势民族的东西才有可能被整个世界接受和认同。椐统计，目前世界上只有1000多人在使用“世界语”，逻辑和现实的关系，“民族的”和“世界的”的关系在世界语没有成功的案例中都获得了实证解析。

案例2：实践性案例教学不但能提高学生学习逻辑的情趣，而且能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如讲授“矛盾律和排中律的应用”时结合了“谁收了红包？”案例。医疗中有这样一个案例：病人家属反映某科室的三个医生，有且只有一人收了红包。医院领导追问：甲说，我收的。乙说，我没收。丙说，甲没收。家属随后认定三个医生中也只有一个人说了真话。那么，到底谁收了红包？谁说了真话？应用相关逻辑知识剖解此案例，很是引人入胜且有逻辑征服力。其实甲说的“我收的”是个单称肯定判断“红包是甲收的”（sUp），与丙说的“甲没收”单称否定判断“红包不是甲收的”（sVp），在相同素材性质判断的扩展逻辑方阵中是矛盾关系。所以，根据排中律“两个相互矛盾的思想，不可同假，必有一真”。无论哪一个为真，又已知只有一个人说了真话，于是断定乙的话肯定是假的。而乙是说“我没收”，那么推断红包就是乙收的。又知道只有一个人收了，那么其实甲没有收红包，也就是丙说的是真话。学生们同老师一起，凭借逻辑知识来破解案，既掌握了知识及其运用，又提升了学习兴趣。

案例3：教育在于教师，教师必须下工夫确保教学自身无瑕疵。尤其不能在讲授逻辑学中犯逻辑错误。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为把知识和道理讲透彻，还要把逻辑方法应用的禁忌和可能犯的错误交代清楚。如，通过贴近大学生活的案例讲解“求异法”运用时为什么要严格。即：如果在被研究现象出现和不出现两个场合中，只有一种情况是不同的，即在被研究现象出现的场合中有它，而在被研究现象不出现的场合中没有它，那么，这个唯一不同情况就与被研究现象之间有因果联系。只有一种情况（条件因素）是不同的，其他情况必须相同，否则会出现明显错误。举例，a、b两个学生早餐吃的东西除一种之外都相同a：大米粥、馒头、鸡蛋、咸菜；b：大米粥、馒头、鸡蛋。而后，a出现了肚子疼。于是可以得出肚子疼与咸菜有关。如果，不是只有一种情况（条件因素）不同，而是还有其他的不同，就不能轻易推断。如，a：大米粥、馒头、鸡蛋、咸菜；b：大米粥、馒头、鸡蛋、某种药。而后，a出现了肚子疼。如果推断是肚子疼与咸菜有关，明显存在问题，我们很容易想到可能是“某种药”使得b没有肚子疼，a肚子疼的原因可能有是其他因素。所以说，“求异法”运用时要严格，扩展地说“求同求异共用法”应用也存在类似必须要严格的问题。

综上所述，应用性案例教学显示了极强的实践性、生动性、引人发省的启发性，极大地活跃课堂学习气氛，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教学效果。

在已经过去、值得缅怀的20世纪里，关于思维内容的各门实验科学和关于思维形式的各种逻辑学相得益彰。可以断言，在21世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乃至将来，仍需要逻辑学的研究、知识普及和教学方法的不断创新。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9.

第7篇：对逻辑学的认识与理解范文

关键词：创新人才培养；城乡规划专业；学生；逻辑思维能力

1创新人才培养视域下城乡规划专业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培养的现状

1.1教学体系结构不合理，忽视逻辑思维能力培养

大多数学校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时候，使用的是从简单到复杂的教学原则，然后通过不同的专业训练来对教学内容进行实践，从而使学生在对不同种类型的设计当中获得经验和设计技巧。有很多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可过学习建筑当中的问题进行解决，可是城乡规划专业所涉及的知识面比较广，学习内容也比较繁杂，所以这对于城乡规划专业的学生来说，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对庞大的专业内容进行了解和掌握是具有一定困难的，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学校应当加大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这样能够帮助学生建立起不同的思维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的兴趣，从而在学习城乡规划相关知识便会更加轻松。在实际教学当中，建立教学体系结构时只侧重了专业课程的设置，对逻辑思维的培养严重缺乏，这既不利于学生快速轻松的学习本专业知识，同时也不能更好地为社会培养城市规划专业的人才。

1.2教学内容太单一，忽视学生整体能力的培养

城乡规划专业需要将不同的建筑体形进行结合，同时要对当地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等不同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但是在实际教学当中，城乡规划专业对学生进行培养的时候太注重空间形态、建筑功能以及形体的学习，教师会将规划设计任务书直接给学生，学生在没有对设计条件和项目策划的内容进行提前分析和了解的情况下，并不能充分地认识到设计书当中的设计理念。因此，学生也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只能根据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和主观意象进行设计创作，而缺乏了理性的综合分析。这些都是学生缺乏逻辑思维能力的表现，因为没有对此专业当中其他相关问题进行了解和掌握，就不能更好的对设计的社会价值进行思考，由此以来不利于城乡规划设计综合素质的提升。学生也因为受到空间设计的限制而不能对环境的综合因素充分考虑，这样一来学生所设计出来的的内容不能达到教师预期的目标。因此，要不断丰富教学内容，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从而有利于培养逻辑思维能力，进而为社会培养出创新性人才提供有力保障。

2创新人才培养视域下城乡规划专业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培养的有效措施

2.1提高逻辑教育在教学任务当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学校接受教育，不仅要给学生传授相关知识，而更关键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培养起自主学习能力。学习能力的强弱是以逻辑思维素质为基础的，因此在很多发达国家选拔人才的时候，会对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进行重点考察。目前，我们国家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程度相对较低，因为我们国家的逻辑传统并没有西方那么悠久，同时受到传统思想的制约导致我们国家很多人的逻辑性和论证性相对比较薄弱。同时，在很多高校当中，逻辑思维素质培养的课程也比较少，很多学校的专业课非常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而忽视了系统学习逻辑学知识，其中城乡规划专业亦是如此。所以很难对学生进行思维能力的提升，但是从我们国家的公务员考试、MPA等考试内容来看，国家所需要的是具有创新性的、具有较高逻辑思维能力的人才，所以很多学校应当将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重视起来，提高逻辑思维能力意识，正确认识逻辑教育的重要地位和现实作用。在城乡规划专业课程体系当中，增加逻辑教育课程来提高逻辑教育在高等教育当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也就要求专业教师首先要认识到对学生进行逻辑思维的培养就是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够在学生提出问题、确定选题以及进行研究等学习具有积极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逻辑思维能力的增强对创新人才培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在高等教育当中提高逻辑学培养的地位和作用，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十分重要的一项措施。因此，这就需要在高等教育当中专门设置相应的逻辑学课程，并且应当是一门必修课程。学生在接受逻辑学教育的时候，就能够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逻辑思维训练，从而培养出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除此之外，在培养大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时候，可以通过丰富课堂教学内容让学生认识到逻辑与实践和生活之间的必要联系，从而通过逻辑分析来解决现实当中所遇到的问题。

2.2注重逻辑知识基础的夯实与逻辑精神的培养

在对课程进行设计的时候，可以和城乡规划专业的特点相结合开设逻辑学课程。在对学生进行高层次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的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是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逻辑思维的培养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因此可以将逻辑学课程进行分阶段教育，在大一的时候开设逻辑学导论课程，并作为专业基础课或者必修课程，由此来帮助学生培养逻辑精神和逻辑意识；在大二至大三阶段的时候，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这个阶段的学生所接受的城乡规划知识已经到了更深的层次，所以此时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能够帮助学生提高创新实践能力，并且可以更好地解决学习和生活当中遇到的现实问题，理科学生可以在大二至大三阶段开设数理逻辑课程。从教学内容上来说，需要不断提高学生逻辑知识的系统学习能力，帮助学生深入了解逻辑相关方面的基础知识，并将所学理论转化为实践能力。在接受逻辑学导论课程的时候以传统逻辑为主要教育方向，这可以让学生在刚开始接受逻辑教育的时候更加轻松，并且能够快速的掌握逻辑知识和技巧，树立起逻辑观念。在对批判性思维课程进行教学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帮助学生在学习和生活当中能够做出合理的决定，以及树立起更明确的人生目标。并且能够提高学生对城乡规划专业当中所学的知识进行理解和分析，掌握学习技巧，对庞大繁杂的城乡规划内容进行有序的整理和系统的学习，思考问题时逻辑思维更加清晰。久而久之，学生便会将批判性思维品格转变成独有的思维能力，不断顺应时展，学校也可以为社会培养出具有创新性的城乡规划人才，从而加快社会进步。

2.3运用多种形式的专业实践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为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则需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在此过程当中，专业教师要通过不断的引导来启发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在一起，通过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相讨论来碰撞出更多的想法。在发现问题的时候，通过理论进行指引从而解决问题，这样就可以提高学生对专业学习的积极性。在教学的过程当中，需要转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和理念，融合先进的网络技术，为学生搭建起高效的学习平台，让每一位学生通过网络参与到学习当中。除此之外，城乡规划专业课教师应当注重案例教学，不仅是教师，学生也可以通过观察身边具有典型的、生动的案例和老师与同学讨论，对案例当中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式进行归纳总结，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同时可以要求每位学生都进行思维论证，不仅能有效提高学生对案例的理解程度，还能够将所学的逻辑学理论知识与专业课更好的结合在一起。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方式有很多，比如组织辩论赛，专业课老师可以提出与专业相关的某一话题，让同学以辩论的形式开展讨论。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会大量的搜集材料，列出自己的观点，并根据自己的观点提出论据，同时通过严密的论证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在辩论的时候，学生会快速运转大脑不断思考，为自己所提出的观点加强论证。无论是为辩论准备材料还是在辩论的过程当中，学生会都对所学内容理解更加深刻和透彻，不仅能够熟练掌握所学专业知识，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自身的逻辑思维能力。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国家对城乡规划应用人才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所以要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不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由此一来，才能为城乡规划培养高质量的创新人才，进而推动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1]符娟林，赵春容，向铭铭.城市规划专业实践课程体系改革探讨[J].教育教学论坛，2014（10）：106-108.

第8篇：对逻辑学的认识与理解范文

逻辑学主要研究思维的逻辑形式、逻辑规律以及一些简单的逻辑方法，它作为一门关于思维的科学，在我国高等院校文科专业的学科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途径

1.逻辑学教学必须强调实用性，贴近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实际

逻辑学教学要体现理论教学的实用性，要沿着现代逻辑的发展方向，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贴近社会对人才的需要，贴近学生学习和工作的实际，将理论内容最大限度地渗透到教学实践中。教学中既要坚持传统逻辑的理论框架，又要适当吸收现代逻辑的科研成果。教学体系上，保持了概念、判断、推理、逻辑论证、思维规律的理论框架，对相对抽象的不太结合工作实际的现代逻辑演算做了一定的取舍。这样，学生学习起来不会感到太吃力。讲解逻辑学理论还应结合学生生活和社会实际，这样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要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坚持知识性和趣味性的结合

逻辑学的基本特点是内容高度抽象，绝大多数学生学习普通逻辑时的最大感受就是枯燥乏味，对它缺乏兴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教学时要力求把普通逻辑的知识性和趣味性结合起来，使普通逻辑教学趣味化。为了做到这一点，在系统讲授逻辑学原理的同时，可以穿插许多有趣的逻辑故事、逻辑典故，努力使抽象的理论知识生动化、具体化。

如果不注意用生动的实例去教学，而是单纯地从符号到符号、从公式到公式地进行推导，只会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坚持知识性与趣味性的结合，就需要教师做好备课工作。教师要在课前精心挑选适合的逻辑故事，逻辑故事要与所讲的内容具有相关性，不能为追求趣味性而忽视了知识性。在每一节课前，教师都要针对该章节内容和学生的心理倾向认真分析，对所教内容如何切入，怎样激发学生兴趣，需要补充哪些内容，按照怎样的程序进行教学等，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才能使教学变得丰富多彩，游刃有余。

3.运用设置疑问的方法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了问题，如果在教师的启发下，由他自己去求得答案，自己概括出定义、定理和法则，他解决问题的积极性就高。他克服的困难越多、越大，他的学习越加积极，兴趣也会越大。教师应引导学生本文由收集整理主动尝试，启发他们积极思考，多方面地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这就要求教师要善于组织学生对大量的事例和文案进行分析，教师选择相关的资料，提出问题，发挥自己的主导作用，不塞给学生现成的结论，而是启发学生主动尝试，动脑思考，给学生创造发挥见解的机会，使其达到对有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运用设置疑问的方法，要求教师首先要提供问题或提供含有问题的材料，这些材料或问题的选择要有典型性；其次，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问题；最后，教师要做好问题总结，讲透理论知识，使学生明确问题所包含的理论知识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4.注重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在逻辑学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要积极使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由于在教学中经常会用到一些逻辑故事、教学案例和一些符号、公式等，所以，可以把它们制成课件，实现教学过程的形象化、智能化。这样的教学既有趣味性和生动性，又有启发性。将现代教育技术运用于普通逻辑的课堂教学，既能提高备课、讲课的速度和效率，使教师有更多时间讲解每堂课的重点、难点，也便于学生能下载或复印讲义，节省课堂上做笔记的时间，从而更专心于听讲和思考。

二、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途径

逻辑思维能力是指正确、合理思考的能力，即对事物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判断、推理的能力，采用科学的逻辑方法，准确而有条理地表达自己思维过程的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不仅是学好数学必须具备的能力，也是学好其他学科和处理日常生活问题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在逻辑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助于提高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1.要创没一种能激发学生积极思维的情境，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在教学中要注意创设一种能促进学生积极思维的民主、平等的情境，诱导他们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培养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例如，在绪论中，为了说明学习逻辑学可以驳斥谬论，我给学生讲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人为了驳斥“上帝是万能的”这一观点，提出了一个命题：“上帝能不能制造出一块连他自己也举不起来的石头”？然后我引导学生思考他是如何利用这一命题来驳斥“上帝是万能的”这一论点的。这无疑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把他们引入了积极思维的情境。然后，我明确指明思维活动方向，启示学生：以“如果上帝能够制造出一块连他自己也举不起来的石头”为前提，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如果将这个前提变为否定句，又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学生对此问题很感兴趣，因此非常乐意跟着教师的引导进行思考。通过这样的教学手段，学生就逐渐掌握了思维的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第9篇：对逻辑学的认识与理解范文

关键词： Peirce；科学家；逻辑学家；科学；指号学；化学概念

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其一生曾作为“一个美国人的悲剧”，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也是美国至今产生的最有创造性、最具多才多艺的伟大思想家。论文百事通他广博的研究涉及非常不同的知识领域：天文学、物理学、度量衡学、测地学、数学、逻辑学、哲学、科学理论和科学史、指号学、语言学、经济计量学和实验心理学等等。而且这里的许多领域，Peirce在不同程度上被视为倡导者、先驱甚至是“鼻祖”。Russell早就做出评价：“毫无疑问，他是十九世纪末叶最有创见的伟人之一，当然是美国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思想家。”而当代在世哲学家H.Putnam称他为“所有美国哲学家中高耸的巨人”。

虽然Peirce的思想具有极为广阔的视野，但当今学者所公认、Peirce本人也承认的他的两个主要研究领域却是科学和逻辑学。科学和逻辑学是Peirce毕生付出精力最多的两个领域，也是他在大学毕业后决定他一生将做什么时曾犹豫不决的两种选择。但在其学术兴趣上它们是他的孪生子，二者在理论联系上常常是融为一体，成为Peirce最倾心关注的焦点。而且，作为科学家和逻辑学家的经验是Peirce整个哲学系统构建的基础与出发点，是贯穿他一生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实际上，科学和逻辑学的共同追求正是Peirce为自己所界定的生活目标。把握他的这一显著特征，我们可考察作为科学家的Peirce与作为逻辑学家的Peirce之间的某些联系。

一、科学家职业、逻辑学家志向

从实际从事职业来看，Peirce是位科学家，包括化学家、大地测量员、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工程师、发明家、实验心理学家等等；同时这也是他谋生的门路，是他最早获得学术名声的领域。

成为一名科学家，Peirce具有非常优越的条件；同时这也是他的亲戚朋友尤其是父亲所期望的。Peirce出生于具有良好科学氛围的家庭，特别是其父亲Benjamin Peirce是哈佛大学天文学和数学Perkins教授，也是当时美国最有影响的数学家。Peirce从小由其父亲教授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学科；其聪颖智慧深得父亲欣赏。而Peirce本人也深受父亲影响，尤其是在父亲1880年去世之后，他极想遵照父亲遗愿而继承父亲的事业，从此专注于科学研究。

在Peirce十几岁时，他已经在家中建立了私人化学实验室，并写出了《化学史》；其叔叔去世后，他又继承了他叔叔的化学和医学图书馆。185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父亲安排他在美国海岸测量局（后来改名为海岸和地质测量局）野地考察队作为临时助手学习锻炼了一年；而同时他私下跟随哈佛动物学家Louis Agassiz学习分类学方法。1862年进入哈佛的Lawrence科学研究所，并于1863年毕业获得化学理学士。其间于1861年他再次进入海岸测量局，但这次是作为长期助手；1884年10月至1885年2月主管度量衡办公室；1867年父亲成为海岸地质测量局的第三任主管，Peirce于同年7月1日由助手(Aide)提为副手（Assistant），职位仅次于主管；他的这一职位上一直持续到1891年12月31日，时间达24年半之久。从1872年11月开始，他又负责钟摆实验；在1873—1886年间他在欧洲、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站点进行钟摆实验。晚年（1896年直到1902年）主要为圣劳伦斯能量公司做顾问化学工程师。

同时，Peirce在1867年被安排在气象台从事观测工作，并于1869年被任命为副手。他曾是一次日环食和两次日全食现象的观测者，还负责使用气象台新获得的天体光度计。1871年其父亲获得国会授权进行横跨大陆的地质测量，Peirce由此又成了职业的大地测量员和度量衡学家。

Peirce 生前虽只出版过一本科学方面的书（《光测研究》(1878)），为《the Nation》杂志撰写的短评、书评现多收集在由Ketner和Cook编辑出版的《Contributions to the Nation》中；但他在海岸地测局和哈佛气象台的诸多贡献已经为他（也为这两机构）在很年轻时就赢得了国际（特别是在欧洲）声誉（Peirce1870年、1875年、1877年、1880年和1883年先后五次接受测量局任务到欧洲考察，同欧洲的许多科学家建立了联系，并极力主张扩大科学界的国际联系）。Peirce于1867年成为美国文理学院的常驻会员，1877被选为国家科学院的成员，1880年被选为伦敦数学学会成员，1881年被选进入美国科学进步协会。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现在Peirce已被认为是采用光波长来测定米制长的先驱。

然而，尽管他原本可以很好地专职于科学职业，并有广阔的前景；并且事实上，他也是由化学进入了各种各样的科学部门，并投入了极大的兴趣和精力，成为美国当时杰出的科学家。但与逻辑学相比，它们只是他生命的第二焦点。

从理想志向来看，Peirce视逻辑学为其天职。早年在父亲指导下学习《纯粹理性批判》时就认为康德的失败主要在于其“平庸的逻辑”，要超越康德体系，必须发展一种崭新的逻辑。他声称在12岁时已经除了逻辑别无其他追求；甚至在生活潦倒、疾病缠身的困境中他依然坚持这一工作。他建有自己的私人逻辑史图书馆，他是近代以来少有的精通古代和中世纪逻辑的一位逻辑学家。他自己说，他是自中世纪以来唯一全身心贡献于逻辑学的人，并声称他是终生的逻辑推理学习者。1906年他在美国《WHO’S WHO》中把自己命名为一名逻辑学家，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晚年在Milford的Arisbe，他形容自己为田园逻辑学家、逻辑学隐士。与具有美好前程的科学职业相比，Peirce之所以热中于当时不可能成为谋生手段的逻辑学，更多的是出于对自己既定学术目标的追求：要发展一种有前途的逻辑。他对于逻辑的执著和热情，使得他在逻辑学上的贡献并不亚于科学。

年仅二十几岁时，Peirce就开始在哈佛和Lowell学院作关于逻辑学的演讲；从1879年直到1884年，在保持海岸地质测量局职位的同时，他作为Johns Hopkins大学（美国历史上第一所研究生学院）的兼职逻辑学讲师（这是他一生唯一一次获得的大学职位），并在这期间出版了他第二本书（也是最后一本）《逻辑研究》(1883年，Peirce主编)。这本书在当时的美国乃至整个欧洲都有较大影响。在1901年，他为Baldwin的《哲学心理学辞典》撰写了大部分的逻辑学词条。

虽然Peirce只有短暂的学院生活来传播他的逻辑理论，但在他那个时代，Peirce已经是一位国际性人物。在五次访问欧洲期间，虽然他是作为科学家去考察，但不仅碰到了许多著名科学家，也会见了当时知名的数学家与逻辑学家，包括De Morgan、McColl、Jevons、Clifford、Spencer等，还与Cantor、 Kempe、Jourdain、Victoria夫人等保持着通信关系。1877年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W. K. Clifford评价“Charles Peirce. . .是最伟大的在世逻辑学家，是自Aristotle以来已经为这一学科增加实质内容的第二个人，那另一个是George Boole，《思维规律》的作者。”

而在今天，Peirce学者不断发掘出的Peirce的逻辑尤其是现代逻辑贡献更是值得重视。一般认为，他早期主要是作为一名布尔主义者（Boolean）从事代数逻辑方面的研究，而晚年他的贡献主要集中于图表逻辑方面，主要包括存在图表系统和价分析法。1870年Peirce的“描述一种关系逻辑记法，源于对Boole逻辑演算的扩充”是现代逻辑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因为它第一次试图把Boole逻辑代数扩充到关系逻辑，并在历史上第一次引入（比Frege的 Begriffschrift 早两年）多元关系逻辑的句法。在1883年之前他已经发展了量化逻辑的完全的句法，与直到1910年才出现的标准的Russell-Whitehed句法仅仅在特殊符号上有点不同。

在对于数理逻辑贡献的广泛性和独创性方面，Peirce 几乎是无与伦比。与逻辑主义学派的Frege相比，Peirce的特殊贡献不在定理证明方面上，而更多的是在新颖的逻辑句法系统和基本逻辑概念的精制化发展上。他创造了十多个包括二维句法系统在内的不同逻辑句法系统。把实质条件句算子（在他那里的形式为“—<”）引入了逻辑学，比Shaffer早40年发展了Shaffer竖并仅仅基于这一算子发展了一完全的逻辑系统。还独立地系统采用了真值表方法和归谬赋值法，过早地意识到Skolem前束范式的技术。在Johns Hopkins 大学教书期间，Peirce开始研究四色图猜想并发展了逻辑和拓扑学特别是拓扑图论之间的广泛联系。

我们看到，Peirce不仅是有着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逻辑学家。然而在二者关系上，首要的一点是：他承认自己热爱科学，但坦言对于科学的研究只是为了他的逻辑；因为逻辑的研究需要从各种特殊科学（还有数学）的实际推理方法中概括出一般的逻辑推理方法，而决不是仅仅从逻辑书籍或讲课中背诵、记忆和解题；多样化的科学研究正是为了逻辑之全面概括，由它们获得的材料形成了逻辑学的基础和工具。实际上，这种前后的“从属关系”最突出地表现在他晚年常常是以作为科学家的收入来维持从事逻辑学研究的时间。

二、逻辑学作为科学

虽然上文表明逻辑学家Peirce与科学家Peirce之间有近乎目的与手段间的主从关系，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它们还有更为深刻的一层关系，那就是：逻辑学也是科学。很显然，这是Peirce长期的实验室经历已经使得他以科学的方法处理所有问题（他有时的确称自己为“实验室哲学家”）包括逻辑学了。

我们首先看，科学在Peirce那里意味着什么？Peirce看到大多数人包括科学界之外的人都习惯于把科学视为特殊种类的（主要是指系统化的）知识，而他更愿意像古希腊人那样把科学作为认知的方法，但他强调这种方法一定要是科学探究（inquiry）的方法。知识开始于怀疑，为了寻求确定的信念我们必须要解决（settle）怀疑，一般解决怀疑的方法主要有情感方法（求助于自己的感觉倾向）、信忠团体的方法（选择那些最适合其社会团体的那一信念）和尊重的方法（求助于自己对于某特别个人或机构的尊重之感情）等；但这些方法本质上都是自我中心的非客观的方法，它们往往只通过怀疑者自己的行为、意愿来选择信念，缺乏足够的证据。而真正客观的方法只有科学探究的方法，在这种方法指引之下，探究者从经验出发基于科学共同体(community)的合作去寻求真理（TRUTH）或实在（Reality），这也正是科学活动；最终的真理性认识可能并不是由某一实际的探究者所发现，但只要是遵循这种方法、运用先前的结果，最后都必定会一致达到真理的。这正是Peirce在《通俗科学月刊》上发表的两篇经典性论文《信念的确定》和《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明白》中所阐述的实用主义（与后来James版本的实用主义有很大不同）方法相一致的，事实上如Peirce所指出的，实用主义不是什么世界观，本质上是一种方法，一种科学探究的方法。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Peirce把逻辑学视为设计研究方法的艺术，是方法之方法，它告诉我们如何进行才能形成一个实验计划；逻辑就是对于解决怀疑的客观方法的研究，是对于达到真理之方式的研究，其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成为“科学人”。现代科学之优于古代之处也正在于一个好的逻辑，健全的逻辑理论在实践上能缩短我们获知真理的等待时间，使得预定结果加速到来。

但是我们发现，他在思想更为成熟的阶段是把逻辑学的科学属性放置于指号学（Semiotics或更多的是Semieotics）的语境中来考察的，虽然这种处理与以上把逻辑学视为科学方法之研究存在着根本上的一致性。

Peirce不止一次指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的逻辑学就是指号学或关于指号的理论，仅仅是指号学的另一个名字。它包括三个部门：批判逻辑学（ Critical Logic），或狭义上的逻辑学，是指号指称其对象的一般条件的理论，也即我们一般所谓逻辑学；理论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是指号具有有意义特征的一般条件的学说；理论修辞（Speculative Rhetoric），又叫方法论（methodeutic），是指号指称其解释项的一般条件的学说。这种划分可能受中世纪大学三学科：语法、辩证法（或逻辑学）和修辞的课程设置的影响，指号学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于中世纪后期所理解的逻辑的现代化版本。而我们在此需要强调的是，Peirce把指号学视为经验科学、观察科学。推理就是对于指号的操作，观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指号学同其它经验科学的不同在于它们实验操作对象不一样，在于其它科学的目的仅仅是发现“实际上是什么”而逻辑科学要探明“必定是什么”。但既然是经验科学，根据经验学习的科学人进行逻辑推理所得到的结论就是可错的即准必然的（事实上，任何逻辑必然都只是相对于特定推理前提而产生必然的特定结论）。

更进一步，Peirce把狭义上的逻辑学(logic exact)分成假设逻辑（abductive logic）、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三部分。显然这比传统逻辑上演绎（必然的）、归纳（可能的）二分的做法多出了内容。Peirce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对于Aristotle三段论基本格研究的结果，他认为Barbara集中表现了演绎推理的本质，而作为特殊的演绎三段论Baroco（把Barbara中结论的否定作前提、小前提的否定作结论）和Bocardo（把Barbara中的结论的否定作前提、大前提的否定作结论），如果把它们的结论考虑为或然性的，则分别相应于假设推理(abductive reasoning)和归纳推理。但更重要的是，Peirce在此显示出了逻辑学与科学的最合理的紧密联系。在他看来，演绎逻辑也即数学的逻辑，而假设逻辑和归纳逻辑主要就是科学的逻辑。在演绎逻辑已经得到普遍承认的情况下，他终生的愿望就是要把归纳和假设（Abduction）同演绎一起坚固地和永久地确立在逻辑概念之中。在科学探究过程中，假设、演绎和归纳先后组成了三个不同阶段的科学方法，它们的共同作用使得科学探究能自我修正。

Peirce把假设放在首位，作为科学探究程序的第一步，目的在于发现和形成假说。假设是为解释违反规律（或习惯）的意外事实而产生假说的过程，它能产生新信息，Peirce把它视为所有科学研究甚至是所有普通人的活动的中心。但这种假设并没有提供安全可靠的结论，假说必须要经过检验。于是，还需要演绎来解释（explicate）和演示（demonstrate）假说即得出预言；再后由归纳回归到经验，旨在通过观察被演绎出的结果是否成立来证实或否证那些假说，即决定假说的可信赖度。在这连续的三种推理形式中，假设是从意外事实（surprising facts）推到对事实的可能性解释，演绎是从假说前提推到相应结论，归纳则是从实例到一般化概括。经过这样的科学探究，我们在科学共同体中将能不断接近真理。

三、逻辑学中的化学概念移植

为更具体地论述Peirce的科学研究与逻辑学研究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在此可谈到Peirce对科学中的许多概念向逻辑学研究的成功应用，这突出表现在化学上。因为化学是Peirce的大学专业，也是他进入整个经验科学的入口。

逻辑学作为一门特殊的学科领域，事实上从近代以来，就从数学（包括代数和几何）理论那里找到了非常有力的发展动力和理论技术。我们在此谈到的化学概念应用作为整个自然科学概念推广中的一例其实也是Peirce为发展逻辑学而提出的。

首先，Peirce晚年极为倾心的存在图表逻辑构想正是基于化学图表原理（可能还有拓扑学方法的启发）。存在图表是Peirce在其指号学背景下对Euler图和Venn图的重大发展，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其在自然、直观、易操作上要远胜于代数方法（包括标准的Peano-Russell记法），因为我们心灵的思想过程被同构地展现在推理者面前，对于图表的操作代替了在化学（和物理）实验中对于实物的操作。化学家把这样的实验描述为向自然（Nature）的质疑，而现在逻辑学家对于图表的实验就是向所关涉逻辑关系之本性（Nature）的置疑。

第二个例子，现代逻辑（可能从《数学原理》开始）中的一对基本概念:命题和命题函项（或有时称为闭语句和开语句）原本就是来自化学中的“饱和”（Saturation或Gesättigkeit）和“未饱和”概念。Peirce用黑点或短线来代替语句中的“指示代词”（即逻辑中的自变元），得到形如“——大于——”、“A大于——”这样的形式，它们分别被称为关系述位（relative rhema）（区别于像系词一样的关系词项）和非关系述位，也即他那里的谓词（谓词是几元的取决于我们到底如何选择去分析命题）。他指出，述位不是命题，并坦言“述位在某种程度上与带有未饱和键（unsaturated bonds）的化学原子或化学基极为相似。”然而不无意外，我们发现同时期欧洲大陆的Frege也正在独立地从化学概念得到逻辑研究的灵感。他把诸如“……的父亲”的函项记号称为“未饱和的”或“不完全的”表达式，以与专有名词相区别。

另外一个例子是Peirce提出的价分析（Valency Analysis）法。正如名字所显示出的，它同化学中的化合价概念密切相关，Peirce所使用的词语Valency直接源于化学中的术语Valence即化合价。价分析是Peirce在图表化逻辑思想指引下于存在图表（Existential Graphs）之外创设的另一种二维表现法。其中，显然他是把思想中概念的组合与“化学离子”的组合相比拟，如他采用类似“——”这样的结构表示带有“开放端（loose end）”(即黑点后面的横线)的实体，即谓词；这就是化学中离子结构的简单变形。由于它们的开放端导致的“不稳定”（正像离子本身不稳定一样），开放端之间就可能连接起来形成共同“键”（bond）。如 “—— ”同“ ——”可形成“——”样式的新结构。正是利用这样的离子组键技术，Peirce成功证明了其著名的化归论题，即对于三元以上关系都可化归到三元和三元以下的关系，但一元、二元和三元关系却不能化归。这一论题是他哲学思想体系中所坚持的三分法原则的逻辑证明。

综观Peirce的科学家经历和逻辑学家志向，Peirce把逻辑学视为对于各种科学推理方法的概括，同时又把逻辑学理论指导、应用于科学研究过程。二者紧密相连，互为作用。而更为突出的，他的逻辑贡献大都可追溯到其多样化的科学研究，他的逻辑独创往往也是其科学研究经验的启发性建议。笔者以为，研究Peirce的这些方面，我们至少可得出以下启示：逻辑学应从数学和科学推理实践中概括推理的一般本质；逻辑学家应尽可能学习、掌握科学（传统逻辑就因为没有这样做而失败，科学家非逻辑学家或逻辑学家非科学家都不能胜任于对科学推理的分析工作），因为拓宽自己的科学研究领域必将能加强逻辑学家对于逻辑科学的贡献能力；同时科学家要想更为一般地把握住推理方法也应了解逻辑学，但是前者在当前学术界值得特别注意。当前处于被冷落地位的逻辑学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必须加快发展自己；而经验科学（不再仅仅是数学）必能使得逻辑学发展获得新的生命力，这已经是被现代逻辑的发展史（特别是初创时期）所证实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