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基本内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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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商品经济的基本内涵范文

【关键词】数字插画 商业应用 艺术形式

现代插画是数字时代商业市场与绘画艺术碰撞的产物，是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数字商业市场的联姻。在数字商品经济的平台上，商业插画从内涵到外延都有全新的升华，不但丰富了艺术的表现技法，更开阔了艺术创作题材的深度和广度，插画不再只是修饰文字的工具，而是具有独特个性思维的商品艺术。

一、数字插画的艺术性与商业性

数字插画使用了与传统插画和传统绘画完全不同的工具和技术系统。工具和技术的不同会引发新的艺术思维方式，艺术思维的发展会促使新的艺术形式的产生。数字插画就是这种建立在数码视觉技术基础上的新艺术形式，它的核心就是数码视觉技术所带来的“数码视觉特征”。这种“数码视觉特征”需要通过视觉去观察和理解。

创作意图的功利性与审美性。现代插画的创作多为特定消费对象服务的，对商品信息准确的理解、开发、宣传才是插画设汁的主线，而作者个人的情绪表达则是从属地位，因此在插画设计上具有功利性，这是与一般绘画最大的区别。画家开始作画时，他要考虑的是画什么？它的诉求对象可以是大众，也可以是自己，既可以创作社会性质的题材，也可以自由发挥，但是现代插画尤其是商业性质的插画往往要考虑的是怎么画？它把插画的创作看成是一个商业性质的活动，它的每个环节都要考虑到经济利益，例如生产、传播、运营、销售。当然，作者还要考虑到是否以最少的成本，最方便快捷的形式来达到商业目的。功利性是插画产业得以发展的基本要素，商业与插画在新时代下互为手段、相互依存。从审美的角度上看，数码插画同一般绘画作品一样，同样兼具高水平的美学感染力，我们不能忽略或否定这一点。设计师利用三维软件创造出淼挠笆佑蜗范画虚拟场景，打破了物理规律，在材料、重力和空问关系上以假乱真，别具一格，极大的发挥了个人艺术畅想力，将插画推动到科学的领域，让人们对未硎澜绫в形尴尥讼耄使得虚拟文化构成了数码插画的核心文化，是对现实社会的再升华两创造，设汁师在创作过程中对于插图的创意构想和制作技术考究，兼具美学意境和情趣，将时代气息渗透进作品的创作，现实与虚拟相互交织是数码插画即性的象征，它使得数码插画有着不可比拟的艺术感染力。画面效果的形象性与直观性。图片的功能一开始是作为文字的解释说明，使人们在阅读文字时脑海巾所产生的视觉表像更加清晰，更利于人们理解文字的内涵。太多模糊的概念，人们对信息的把握也十分抽象，需要图片碜鲂蜗蠡的说明，增加信服度。

二、数字时代商业与插画的对接

数码插画艺术是现代商品经济与大众审美心理共同作用的产物，商品经济的发展影响着大众的审美心理，从而也影响着大众对事物的接受能力。设计师不惜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各种手段上花费精力和时间，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大众群体，艺术化的将商品信息传播给大众，并努力采用创新手法来博得大众认可和好感。对商品宣传的关注前提是对大众的关注，插画借助商业这个无孔不入的优势来附和大众的情感、观念、艺术品位，对插画的专注亦是对大众的关注，插画艺术承载的不仅是商品利益，更是一种文化载体，插画的普及潜移默化的影响着都市文明的建设和人们对新品质生活的追求，它不仅是企业在市场循环竞争中的利器，更是大众精神和心灵的慰藉。现在人们都通过购买商品碚瓜肿晕乙馐逗托郎推肺叮好的设计可以获得群众青睐演变成潮流趋势，所以插画设计也越来越多的展现大众人文的特质，市场上的大量画面都充斥着大众生活的景象，富含极强的生活气息，大众文化的熏陶也促成了商业插画技术与题材的精进，能够很好的与消费者沟通互动。一个企业如果想成功的宣传商品，必须考虑到商品的信息与广大消费群体的生活是否相联系？商品面向的是大众，必须寻找与大众有关的视觉物质作搭桥，也就是插画，利用插画固有的优势，迅速吸引大众并深远传播，才能让企业完成商品宣传。

三、结语

在文化创意产业欣欣荣发展的今天，为插画提供了空前的发展机遇，要想插画被更多商业市场吸收和运用，插画的品质高度和创新高度是基本保证，即实现商业价值，又延续艺术价值，这是设计师创作的最终目的，更是插画与商业准确对接的唯一途径。只有插画的艺术价值提高，大众的审美水平才会跟着提高，商品经济才能更加和谐充分的发展，循环促进可以应用插画的商业领域的增多。

【参考文献】

[1]数字插画对西方古典油画艺术语言的借鉴与应用研究，李彩云，广西师范大学，2014;

[2]探究数字时代的CG插画艺术特征，樊秋霞，河北大学，2010;

[3]视觉文化中数字插画的艺术特征研究，王西，西北大学，2009;

[4]浅论信息时代下数字插画艺术的网络传播――以新浪微博为例，查赛，大众文艺，2015.02;

第2篇：商品经济的基本内涵范文

关键词： 文化；市场；特征；特殊；复杂；综合

文化市场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特殊的市场。分析、研究文化市场的基本特征，对于文化市场的管理、发展、繁荣，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思考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作用。本文结合笔者个人近年来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具体实践与理性思辨，对文化市场特征这一重要命题，发表几点拙见，以期引起关注与讨论。

一、文化市场的特殊性

文化市场的第一大特征，就是它的特殊性。

总所周知，所谓“市场”，是商品买卖的场所，是一定地区内商品或劳务等的供给和有支付能力需求之间的关系。按地区范围划分，有国际市场、国内市场；按商品种类划分，则有粮食市场、蔬菜市场、黄金市场等；按商品性质划分，又有金融市场、信息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等。从本质上考量，所有的市场都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与商品经济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市场具有交换商品、交流信息、融通资金等重要作用。

而商品经济则是与“自然经济”相对应的经济形式，它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活动都必须借助商品货币关系来进行的经济形式。人类社会的商品经济，大致经历了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三大阶段。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征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它对于促进生产专业化、技术现代化、人民生活富裕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

可见，我国文化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文化市场的特殊性，又集中体现在文化商品的特殊性上面。

所谓“商品”，是指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它具有使用价值与价值两大要素。一般的商品，其使用价值与价值都是通过经济价值得以具体体现的，而文化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则通过经济价值与社会值得以具体体现。也就是说，文化商品具有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重属性，是商品领域中的“交叉商品”或“边缘商品”。

因此，作为文化商品流通市场的文化市场，便具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重性。也就是说，文化市场不能为了单纯盈利赚钱，而同时要注重人民文化素质的整体提升与和谐社会的总体构建。而这，正是文化市场特殊性之所在。

二、文化市场的复杂性

文化市场的特殊性，决定了文化市场的复杂性。因为涉及到精神领域与文化层面，所以文化市场便凸显出它自身复杂性特征。文化是一个内涵相当广泛的大概念，“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泰勒：《原始文化》）文化是包括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的运用使人们掌握并传承，构成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文化是历史上经过选择的价值体系，它既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又是限制人类进一步活动的因素。

文化市场的复杂性，集中体现在它的两面性：一方面，文化市场具有提供人们文化娱乐，审美愉悦、陶冶情操、美化心灵、完善人格等正面效用；另一方面，文化市场又存在着黄、赌、毒、网祸等负面效用。

面对此种复杂性，我们就要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支持健康有益的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使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三、文化市场的综合性

文化市场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又决定了文化市场管理的综合性。

第3篇：商品经济的基本内涵范文

一、正确认识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方法与适用条件的区别问题

商品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有价值，所以分析商品实质上就是分析价值。无论简单商品经济社会还是发达商品经济社会，商品都是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的经济现象，只有从此入手，才能了解价值的内涵，才能进而说明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比较复杂、比较具体的范畴。正如列宁所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的发展，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总和中的、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注：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12－713页。）“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2页。）然而有的学者却以此为依据提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是：原始的纯粹的实物交换，没有货币居间，更没有资本的余地，除劳动外的要素都是无偿的；劳动是简单劳动而不是复杂劳动。在超越了这些条件后，劳动价值论的有效性至少是值得怀疑的。”显然他是把研究劳动价值理论所遵循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认定为劳动价值理论的适用条件，从而混淆了价值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与价值研究方法这样两个命题。

价值是商品经济的范畴，有了商品交换就产生了价值的问题，也就是说价值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相联系的，那么作为价值问题的研究也就会自然遵循这一原则。对此恩格斯曾指出，“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13页。）所以《资本论》第一章所分析的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商品，并不是“在两个原始公社之间的原始物物交换中刚在艰难地发展着的商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3页。），而是“充分发达了的商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3页。），诚然马克思在研究价值形式发展是从原始公社时的物物交换开始的，但这是基于研究方法的要求，即逻辑的展开要求与历史的发展相一致，可是这并不意味劳动价值理论仅仅只适用于研究的起点，恰恰相反，劳动价值理论正是遵循逻辑的展开与历史的发展相一致的基础上，揭示了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进而深刻地揭示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

总之，劳动价值理论对价值问题的研究是遵循唯物辨证法的基本要求即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逻辑的展开和历史的发展相一致的要求。而劳动价值理论所揭示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基本规律，只要是处于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价值理论所包含的基本规律就会发生作用。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尚处于初级阶段，商品经济在相当多的地方还很不发达，只有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才能促使生产力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并由此带动生产关系向前发展。如果简单的以所谓的现实已经超越了劳动价值理论的适用条件为由而断章取义地曲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并且认为劳动价值理论过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有害的。对于部分学者所提出的劳动价值理论只适用“有条件性”论断，应该说是一个重大误解。

二、正确认识价值的决定和源泉问题

在价值的决定问题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内容，而这个内容最初同这种形式无关。我们从小麦的滋味中尝不出种植小麦的人是俄国的农奴，法国的小农，还是英国的资本家。使用价值虽然是社会需要的对象，因而处在社会联系之中，但是并不反映任何社会生产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6页。）可见，作为交换价值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它是有别于商品学研究的使用价值。之所以要研究使用价值是因为它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即政治经济学只是研究产品成为商品的条件下，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那么，在交换过程中两种使用价值交换的依据是什么呢？真的如有些学者所讲的是由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或者是由所有参与生产使用价值的要素作为依据的吗？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商品的交换价值与商品本身有多大的使用价值，是不同的两回事。因为：“交换价值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49页。）。它体现两种异质的使用价值背后存在着可以通约的东西，而这种可以通约的东西，绝不能由使用价值来决定。即“这种共同的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50页。）。事实上，交换的前提的确是该种商品具有使用价值，这毫无疑问。但前提并不等于依据，交换所依据的东西是抽去了各种具体形式的人类一般劳动。但有学者认为既然是各种要素都参与了价值的创造，但为什么单单只抽象出一个人类一般劳动呢？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的枢纽就是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即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统一，异质的具体劳动是形成使用价值的要素，同质的抽象劳动是形成价值的实体。其实所谓的异质指的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在质上是不同的；所谓同质指的是形成价值的劳动，在每个商品上是同质的，只是在量上大小不同。那么很自然，交换价值的依据只能是人类劳动一般，只有以此为依据，两种不同的使用价值才具有量的可比性。如果将各种要素也参与到交换价值的比较中，交换势必会陷入究竟是什么样的劳动和劳动过程是怎么样的循环陷阱中。

而且，马克思指出，“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或人类劳动形成价值，但本身并不是价值。它在凝固的状态中，在物化的形式上才形成价值。这就是说，要把人类抽象劳动，凝结在一定的物体里面，即一定的对象里，它才形成价值。”（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65页。）由此可见，马克思从来也没有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脱离使用价值抽象地谈论价值”，而是将使用价值和价值统一起来谈论价值的。其实仅仅认识到交换价值的依据是人类劳动一般还不够，因为还并没有认识到价值最本质的内容，马克思是把价值创造的劳动当作社会劳动来看待，把价值当作社会关系来看待，商品和商品相交换，其实质是体现人与人的劳动交换关系，不过在商品社会里，人们交换劳动是通过商品为媒介来表现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一定的社会关系。所以无论从交换价值的依据来看，还是从使用价值的属性与价值的属性是无法替代性上来看，商品的二重性都是存在的，是不能划一的。所以有的学者提出的“交换价值只不过是使用价值的一种延伸和另一种广义的使用价值而已，商品的二重性实质上还是一重性”的认识是极其片面的。

在价值的源泉问题上，特别强调的是价值的源泉和财富的源泉是两个概念。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生产价值必须以生产出使用价值为前提，生产使用价值的条件同样也是生产价值的条件，但绝不能混淆生产价值的条件和价值形成的源泉，也不能混淆价值形成的源泉和财富形成的源泉。生产价值的条件和生产使用价值的条件是同一的，但二者的源泉则是不同的，前者的源泉是人类抽象劳动，后者的源泉是劳动和生产资料。这是因为价值所代表的是人类劳动的交换关系，而财富的生产是体现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二者蕴涵着不同的内涵，故不能简单划一。此外，更加令人担心的是有学者提出，“各种生产要素都有可能充当交换价值的源泉”的论断，其实不过是马克思对此早已进行过严厉批判的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对此马克思指出，资本、土地和劳动这三者“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彼此之间毫无共同之处”（注：《资本论》第三卷第七篇第920页。），就象公证人的手续费、甜菜和音乐这三者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一样。其错误之处在于，把各种收入的源泉之间能联系起来的社会生产关系抛掉以后，又把它们还原为互不相关的各种收入的直接源泉，而且上述三种收入，只是一种分配关系，而并非收入的实体本身，至于收入的实体本身是什么？收入本身是无法回答的，因为收入不是与实体本身，要分配，必须以所分配的实体已经存在为前提，那么收入的实体是什么？就是物化的社会劳动。物化的社会劳动由于存在不同的所有权可以转化为不同所有者的收入，但不能把不同的收入转化为实体本身。

三、正确认识价值和价格的关系问题

首先，在价值和价格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详细地阐述，他指出，价值决定价格，而“价格是物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即价格只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因为商品是客观存在的，看得见、摸的着，价值虽也是客观存在的，但却和商品不同，看不见、摸不着，价值要表现出来，只有通过和货币发生交换关系。故商品所有者要想把该商品的价值表现出来，“必须把自己的舌头塞进它们的脑袋里”，也就是说内在的价值只有通过外在的价格才能得以表现，价格只是价值的表现形式而已。

其次，马克思肯定了价格与价值在量和质上存在背离的问题，马克思指出，“虽然价格作为商品价值量的指数，是商品同货币的交换比例的指数，但不能由此反过来说，商品同货币的交换比例的指数必然是商品价值量的指标。”（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120页。）这就是说，虽然商品的价值量必须通过价格才能表现出来，但并不意味着价格一定要和商品的价值量完全一致。对于价格和价值量的背离情况，马克思指出，货币和商品的比例关系，既受价值量的决定，又受其它诸如供求等因素的影响。此时的价格“既可以表现商品的价值量，也可以表现比它大或小的量”，而“商品就是按这种较大或较小的量来让渡的”。所以只要价值量转化为价格，受供求等因素的影响，商品和货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价格与价值的背离也就是必然的。而这种价格与价值的不一致正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此外，马克思还指出，价格和价值在质上的矛盾也是存在的，即“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可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在阐述了商品价值决定价格的基础上，并不否定价格本身有脱离价值的现象，而认为这恰恰是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

再次，马克思同时也指出“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和影响的现象”的论断还有着致命的错误，它根本无法回答当供求一致的情况下，商品的价格是由什么来决定的这一问题。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尚未出现以前的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就已经起支配作用。如果把供求作为决定价格的源泉，那么在供求一致的情况下，一辆汽车和自行车为什么是有不同的价位？显然是无法回答。

对于价值分析和价格分析的层次问题，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三卷时，为了对付庸俗经济学家对马克思劳动价值价值理论的攻击，运用大量的经济史料，详细论证了价值的产生和发展直至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历史过程，论证了价值规律转化为生产价格规律的历史过程。恩格斯指出，在初期的简单商品交换中，价格是以价值为中心，并且是围绕价值来变动的，特别是简单商品生产越充分，则较长期内的平均价格越是与价值一致；伴随机器大工业的出现，一切落后的生产方式最终被资本征服了，工业取得了应有的支配地位，清除了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转移的障碍，使工业利润和商业利润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这样对整个交换来说，就完成了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移，这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生产价格规律恰恰是价值规律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转化形式，尽管现象会偏离本质，但终究替代不了本质。可见价值分析是高于价格分析的深层次的实质性东西，无论价格怎么样地复杂，如何偏离价值的轨道，其背后的决定力量都是价值，价值分析的独立化不仅是有道理的，而且是必要的，即严格区分价格决定和价格实现的不同。前者是一个根本原则问题，后者是现象问题，二者绝不能混淆。

四、正确认识劳动价值理论在现阶段的指导意义的问题

首先，劳动价值理论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价值规律理论的揭示。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以及竞争规律是商品经济条件下，刺激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只要人与人的关系还表现为利益关系，只要社会不能直接地调节这种利益关系，商品生产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最适宜的形式，商品生产过程中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运动，必然会促使每个商品生产者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普及全社会，使生产力向前发展。市场化改革二十年的成就证明只要我们尊重价值规律，我们的事业就能向前发展；相反，如果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我们就必然走弯路。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脱胎于半殖民和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们不仅要完成工业化，而且还要完成现代化目标，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但是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实践上把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统统视为异端，简单地认为我们可以不经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就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这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做法，结果证明只能是经济的“穷过渡”。

再看当今的时代特征是经济的全球化，其实质就是市场的全球化即资金、人才和生产要素的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和最优配置，也就是价值规律将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作用，为各个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和开拓市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能否有效地融入世界经济，使本国经济结构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尽可能的有利地位，成了促进各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想独立于全球化市场经济之外，不遵循价值规律的原则都是不可能的。

最后，看一个理论能否经的起历史的检验，关键是要看这个理论本身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封闭的理论必然被历史所抛弃，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开放的理论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事实上，我们对劳动价值理论和价值规律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并不断运用于实践的过程。从计划和市场的排斥论到消极结合论到积极结合理论再到十五大所确立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过程是我们丰富和发展价值规律理论并自觉地运用于实践的过程。价值规律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农村，由于实行了，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在城市，由于建立起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焕发出了生机。纵观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成绩斐然，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地提高，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加强。这一切恰恰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闪耀出的灿烂光芒。那种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经不起历史的检验的说法，才是真正地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第4篇：商品经济的基本内涵范文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法物权体系中的自物权即所有权依旧，而他物权则在发生不断的变化，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至资本主义时期，便产生了一种新型的、为现代商品经济不可或缺的他物权，即经营权。经营权不同于传统民法他物权的显著特征体现在：其一，经营权的主体不再是自然人，而是经济组织，尤以企业法人为主；其二，经营权的客体不再局限于土地及其之上的附着物，而是包括几乎全部的有形物质财产和无形财产，统称之为资产；其三，经营权的行使不仅仅是直接作用于物质资源，如耕种土地、居住房屋、穿行邻地，而是现代广义的资产经营行为；其四，经营权的效益实现不仅仅来源于客体本身，还来源于客体以外；其五，所有权人的利益更为密切地与经营权人联系在一起。

但是，经营权的法律性质依旧是限制物权。就此而言，经营权与传统民法他物权并无二致。

对经营权形成背景的历史分析能给我们诸多有关经营权本质与特征的启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与日俱增，交换途径日益宽广，经营方式愈发多样，尤其是股份公司的产生和大量创设，以社会化的联合生产方式取代了资本主义早期的独资和合伙经营生产方式，无数的社会资金得以集结，庞大的生产要素得以组合，使得资本的所有者日益从具体的生产经营过程中脱离出来，经营者的权利则日趋加强，最终发展为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包含占用、使用、收益、处分诸权能的经营权。

我国民法中的经营权，本来也应该是一般意义上的经营权，即因所有者的出资行为而创设、由企业享有的资产占用、使用、收益、处分权，换言之，只要有设立企业的行为，就会产生企业经营权形成的后果，无论出资人是国家、法人还是自然人，无论设立的企业是全民企业还是集体、私人企业或混合型的股份公司，也无法由谁来具体行使经营权。但由于特殊的原因，现在的经营权似乎已是专就全民企业而言，专为全民企事业而设，专指全民企业的财产权利。这一观念应该改变才好，否则对于我国民法完整物权体系的建立是不利的。

当然，全民企业的经营权的确是最重要、最急需从理论上和实践中给予确定的。

经营权到底能否正确、科学地揭示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财产关系和法律关系？持怀疑态度的恐不在少。从较早出现过的法人所有权、相对所有权、公司所有权等观点即可看出，不少人是主张所有权才是解决国有企业产权关系的唯一出路和最终答案的；经济学界也有学者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之所以陷入困境，根本的问题就在于不承认国有企业的财产所有权，而不赋予企业所有权，国家与企业的产权关系就是模糊的，就不可能触及企业改革以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性问题。造成这种理解有诸多因素，源于对传统民法他物权的特征表现的认识恐怕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因为传统民法他物权是受到来自于所有者的严格的约束，其对于所有权的从属性色彩殊为浓厚，而独立性特性却不充分，而且往往只限于所有权的一、二项权能，加之传统民法中的所有权却是至高无上、备受尊崇，土地的所有者又往往具有特殊的社会身份，用益物权人在所有权人面前都会自觉卑微三分，所以，如果国有企业的财产权利被定性为经营权这样一种用益物权，人们担心企业的权利不足以抗衡来自于传统体制下政府对于企业的种种干预与束缚，企业仍旧成为不了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所以，唯有所有权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第5篇：商品经济的基本内涵范文

【关键词】票据； 票据无因性； 票据流通； 立法完善。

票据是商品经济的产物，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而发达。票据、合同和公司一起被称为市场经济的三大基本工具。尽管当今电子商务技术不断创新，但仍然没有任何一种商业工具可以完全代替票据。票据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它不仅具有替代货币进行支付的功能，而且还具有流通功能、信用功能和融资功能等。票据在商品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均是以票据无因性原则作为基石。无因性是现代票据制度的灵魂。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在对票据制度进行立法的过程中，普遍将票据无因性原则视为票据立法的基本原则。制定于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我国《票据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到票据无因性原则。然而，特殊的立法环境下使这部法律在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取舍上难免产生动摇。本文旨在通过对票据无因性原则的解析，指出我国《票据法》在票据无因性原则适用上的缺憾，并进一步提出相关的完善措施。

一、票据无因性的由来。

票据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繁荣而发展。同样，票据行为的无因性理论并不是从票据一产生就有的，而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是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的。票据的无因性起源于商品交换的内在需要，12、13 世纪，典型意义上的票据开始在贸易发达的意大利、法国诞生了，最早的现代意义票据产生于 12 世纪的意大利，当时，欧洲各国贸易发达，但是由于各国票制不统一，因而不利于交易。于是，产生了最初的本票。其具体做法为货币兑换商在某地收受商人现金，然后给对方一个目的地付款凭证，商人以此凭证向兑换商在目的地的分店和店支取现金，从而便利了交易。意大利、法国的商人发明了背书转让票据的方式。背书制度的确立在票据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不仅是票据权利转让的一种方式，而且也使得票据的流通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但是，票据流通在具备了其技术基础之后便面临着这样一个法律难题，即票据转让以后，其后手是否继受前手关于票据权利的瑕疵。按照传统的民法理论，债权受让人须继受债权转让人的权利瑕疵。依此办理，随着票据转让次数的增加，票据的支付风险逐渐加大，人们对支付手段或贸易媒介工具的要求是安全和迅速，而票据支付风险的加大无疑会阻滞贸易的进行。19 世纪以前，法国工业革命尚未充分进行，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很少出现，这种时候，票据关系之有因并不至于影响过大，制定于 1807 年的法国商法典的特点之一便是不承认票据关系的无因性。但随着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的完成，商品生产和交换大规模的进行，这时一桩交易往往涉及众多的参与者，因而有必要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相分离，从而维护票据功能的实现。鉴于此，人们在票据支付的商事实践中逐步达成共识，即票据转让后的善意后手，不接受前手票据权利的瑕疵。德国票据法于 1871 年公布实施，一些原来仿效法国票据法的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以及拉丁美洲各国都纷纷弃之而采纳票据无因性的德国法。就连法国自身后来也于 1935 年转采日内瓦统一票据法的规定，以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并使之符合国际立法通例，票据的无因性制度得以确立。这使票据的信用从狭窄的直接交易人之间的信用扩大为社会信用，汇票、本票因可以背书转让而具有了流通性，进一步发展了票据作为社会信用工具的功能。

二、票据无因性的含义。

票据的无因性，目前还没有较为明确的定义，但各国学者对此多有论述。日本学者龙田节认为，票据上的债务是基于票据行为自身而发生和存在的，与作为票据授受原因的法律行为的存在或有效与否无任何关系，即使买卖契约无效或者被撤销，由此产生的票据债务也不受影响。我国台湾学者梁宇贤认为： “无因证券者，乃票据执票人不明示其原因所在而主张享有证券商之权利之谓也。票据如已具备法定要件，其权利即行成立，至其法律行为发生之原因如何，在所不问。”学者王小能认为： “所谓无因，是指票据如果具备票据法上的条件，票据权利就成立，至于票据行为赖以发生的原因，在所不问。”以上论述虽然表达方式不同，但并无实质性的差异。究其根本，票据的无因性不外乎两种形式，一种是内在的无因性，另一种是外在的无因性。内在的无因性指的是票据关系的内容并不包含原因关系的具体内容，即票据上仅仅记载支付一定金额的委托或约定为意思表示的内容； 外在的无因性是指票据行为只要具备法律规定的形式即自行产生效力，而不问其基于的原因关系或基础关系存在与否或是否有效。

我国票据理论认为，票据的无因性从来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其相对程度取决于一时、一地、一国的实际情况，取决于经济发展的阶段，取决于银行的信誉状况和其他票据当事人的信用程度。不从实际出发，盲目追求票据的绝对无因性，必然事与愿违。因为票据债权和原因债权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民事法律行为产生的两种不同的权利，基础原因关系所生的抗辩仅应附随于原因债权，但两者的关系在直接当事人之间仍然是密切联系的，即直接当事人之间不适用票据无因性，当他们之间的基础关系无效时，票据关系也就无效了。

三、票据无因性的价值。

1、保障票据的流通性。

票据无因性对票据独立性的确认实现了票据的信用性，提高了人们使用和接受票据的信心，从而加速了票据的融通，使票据表现出良好的流通性。美国学者诺顿认为，票据的流通性是票据的中心议题。因此，保障票据的流通性就意味着捍卫票据的存在。

人们不应当顾虑坚持票据无因性会带来更多的违法犯罪，从而有碍于票据的流通。事实上，作为设权证券的票据创设的是正当权利； 作为流通证券的票据实现的是流通信用和交易安全； 作为完全有价证券的票据谁持有票据谁主张票据权利。可以说，票据关系与发行、转让票据的原因关系相分离，才真正实现了票据的独立和流通； 有了票据的无因性，才使得票据在现代商业活动中表现出独特的功能，同时也决定了票据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不仅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无可代替的。

2、促进市场经济发展。

只有坚持票据无因性，才能建立和完善票据法，以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票据无因性是票据法律关系获得独立的前提，也是票据行为得以规范进行的基础。在此条件下形成的票据法规范属于一项重要的市场规制法，有利于保护所有人或持有人的财产权利，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也有利于实施责任追究。而上述三者正是市场经济的“三大法宝”，即市场经济的三个先决条件（ 一说利益的驱动、法治与公正） 。需要指出，经济法的市场规制法与民商法有关合同的规定等在着眼点和立足点上是不同的，前者更多使用强制性规范，后者任意性规范偏多，亦即前者的公法因素多于后者，此种情形下“量变引起质变”的后果，使票据法成为与民商法分离的经济法当无疑问。

此外，票据的功能包括汇兑、支付、结算、融资、信用等，能够强有力地为企业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注入活力，架起企业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互通有无的桥梁，从而促进市场经济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四、我国票据无因性原则的现状及完善措施。

1、学界对票据无因性原则的观点。

我国学者普遍承认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但对其内涵却有所不同的理解，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称为票据行为绝对无因性学说，以王小能教授等为代表。认为票据是否有效一律不受基础原因关系影响，只取决于票据的形式要件。直接当事人之间亦应主张票据关系有效。不过持票人是否可以行使票据权利，还取决于其取得票据时的行为和主观心态如何。另一种是票据行为相对无因性学说，以谢怀栻先生等为代表。认为无因性原则有例外，即在直接当事人之间，如出票人和第一受票人、背书人和被背书人之间的票据关系取决于基础关系，如果他们之间的基础关系无效，则票据关系亦无效。

2、我国现行《票据法》关于票据无因性的立法缺憾。

1995 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这部法律在制定过程中已经充分关注到了票据无因性原则，并在相关规则中予以体现。但是，由于当时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市场诚实信用程度较低，欺诈行为较多，使这部法律在票据无因性原则的采纳上处于一种谨慎和不确定的立场，《票据法》第 10 条第 1款规定： “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第 21 条规定： “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不得签发无对价的汇票用以骗取银行或者其他票据当事人的资金。”第 74 条规定： “本票的出票人必须具有支付本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这些条文在签发票据、取得票据、转让票据等问题上十分强调原因关系，是对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的违反，会降价票据的信用程度，进而阻碍票据的流通。

3、关于完善我国票据立法的建议。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现今的《票据法》不能适应当今市场经济的发展，甚至会对经济发展造成阻碍，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的完善我国相关票据法律制度。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对我国《票据法》进行修订。首先，在《票据法》中明确规定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将票据关系和原因关系不加区分的立法模式已严重阻碍了票据市场的发展，与国内经济形势不相适应，票据市场的迅猛发展和票据应用范围的日益广泛要求立法尽快确立无因性原则，坚持票据原因关系与票据关系的分离，票据债务人不得以没有原因关系或原因关系无效为理由对抗善意持票人。同时，废止《票据法》中与票据行为无因性相违背的条款，增加和修改《票据法》

的具体条款，在《票据法》中体现相对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理念，并将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的例外情况在《票据法》中明确规定，在坚守票据无因性的基础地位，同时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立场，给票据“有因性”留下一些制度空间，力争做到不仅维护票据本身的信用和流通，而且保障票据权利行使的效率和安全。

五、结语。

票据是商品经济的产物，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而发达。尽管当今电子商务技术不断创新，但仍然没有任何一种商业工具可以完全代替票据。票据在商品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均是以票据无因性原则作为基石。无因性是现代票据制度的灵魂。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在对票据制度进行立法的过程中，普遍将票据无因性原则视为票据立法的基本原则。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紧紧抓住票据法中票据无因性这根“红线”，结合我国票据司法实践进行认真细致的理论思考，并对我国《票据法》进行适时修订，一部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票据法》必将成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建设的“一把利器”。

【参考文献】

［1］叶永禄。 票据诉讼制度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8.

［2］谢怀轼。 票据法概论［M］。 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0.

［3］王小能。 票据法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龙天节。 商法略论［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5］余保福。 票据无因性与我国票据立法的完善［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 2）。

［6］王全弟。 民法总论（ 第二版）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7］王保树。 中国商事法［M］。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

［8］王小能。 中国票据法律制度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9］谢怀轼。 评新公布的我国票据法［J］。 法学研究，1995（ 6）。

第6篇：商品经济的基本内涵范文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经济”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问题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我们从经典作家对计划经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主张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并且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修正和完善的、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为的是达到合理、充分地调节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这表明，计划经济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并且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计划经济”是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社会（国家）从具体情况出发，预先拟定经济的发展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从而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自觉”的组织管理和调节，它是自觉运用经济规律的主观表达形式。这就不难看出，“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社会的理智”通过事先的计划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这应该是计划经济的本来含意。它与“市场经济”一样，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表现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立，是自觉地按经济规律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表现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内容提要：当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的思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经济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二者是“主客观”之间的关系，他们既存在着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也存在着同一性的问题。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应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这是计划经济思想的本意。所谓“宏观调控”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经济”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问题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第7篇：商品经济的基本内涵范文

    关键词：经济法概念；调整对象；经济法的产生；特定的经济关系；市场经济

    引言

    经济法在我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已经没有太多的异议，但对经济法的概念的理解和认识仍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中。到目前，国家仍没有权威的经济法的定义，而经济法学界也未能取得统一的认识。

    总的来说，我国的法律专家和学者对经济法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是随着国家改革和经济的发展及经济法律建设的实践而不断发展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的本质和内涵的理解和认识也在不断地趋同，但如何科学地、恰当地给经济法作出定义，依然存在分歧。

    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主要是该法律部门能不能有自己独特的调整对象或者调整方法。对经济法概念存在的分歧主要的体现在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识和理解的差异上。

    在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识上，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而且经济法调整的不是所有的经济关系，只是一定范围或者某些方面的经济关系即部份经济关系，这是没有异议的。根据杨紫火亘教授的研究，中国经济法学界已经取得共识或者基本上取得共识的观点是经济法的“三调整”、“五不调整”。“三调整”即经济法调整特定的对象、调整特定的经济关系、调整的是既体现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又体现对国家权力必要限制的特定经济关系。“五不调整”是指经济法不调整经济活动或经济行为、不调整民事关系、不调整行政管理关系、不调整在两个以上国家共同协调国际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不调整经济法律关系或者经济权利义务关系[1].这是从大的方面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界定。

    但经济法所调整的具体的特定的经济关系究竟如何概括和表述，才能体现和反映经济法的内涵，确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从而给经济法的概念下好定义，这就见仁见智了。

    笔者以为，对经济法所调整的特定的经济关系的认识，应该从经济法的产生及发展、经济法的本质、价值和作用等方面和各国经济法的实践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及经济法制的实际出发，综合分析研究，才能给出一个适当的结论。

    1、经济法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阶段的产物

    现代经济法的产生，主要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由于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的出现，传统的私法调整失灵，产生了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需要，国家介入经济生活而出现和发展的。经济法体现的主要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调控，是国家凭借其权力，运用法律手段介入市场经济活动，管理和协调社会经济生活的结果。

    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市场经济与法律的联系更加紧密，需要由法律调控的方面也在不断增加，相关经济法律法规不断出现和增多，经济法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使得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从法律体系中分离出来成为需要和必然，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在其他经济制度下的经济性质的法律法规，有的也有现代经济法的形式或内容，但不足以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构成独立的地位或起到重要的作用。如简单商品经济时代，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法规很少，其作用甚微。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按计划去做，对经济的调控主要是通过行政和计划的手段进行，需要经济法律法规去进行调整的社会关系也不多，在这些经济制度下，经济法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作用较小，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也没有什么意义。

    因此，经济法的出现是与市场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发展也与市场经济密不可分。可以说，经济法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特定的历史阶段的产物，虽然经济法出现的时间较晚，但起作用的时间仅是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阶段，在社会经济发展到更高级的经济时代，经济法即会完成其历史使命。

    2、经济法的价值和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市场经济局限的克服

    市场经济是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调节手段的国民经济运行方式[2].市场经济是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当各种经济资源能够在统一的市场中自由流动并得到有效配置时，商品经济就发展到市场经济[3]。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过市场的供求、价格、竞争机制来实现的。市场经济主要体现为竞争，竞争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也会带来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要保障市场经济运行良好，必须要保证竞争是有序的，而要维护有序的竞争，防止无序的竞争，最主要的和有效的方式就是运用法律手段进行调整，使国家的经济活动法制化，使市场主体和政府的行为都受相关法律法规制约，依法办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其中法律调整的主要规范是与市场经济联系最紧密的经济法。

    经济法的价值和任务体现在国家通过经济法律的施行，克服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等缺陷因素，以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社会正义和公平、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经济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保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3、法济法调整的特定的经济关系是与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协调相联系的

第8篇：商品经济的基本内涵范文

关键词：民法；市场经济；关系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后，仍需宏观调控。其中，法律调控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经济法律规范是市场经济重要的行为规范，当务之急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配套完善的法律。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包含了许多质的规定。其重要内涵是市场主体为自由、平等、开放、竞争的主体。市场经济是主体多元化的经济，这些主体可以是公有的，也可以是私有或混合所有的。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都能自由地进入和退出市场。市场经济急需经济法，并不是以牺牲民法，民法原本就是基本法的地位搞法制建设。由于民法的性质，特别是对市场主体之规定，决定它在市场经济中仍处于基本法的地位。

一、民法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仍处于基本法地位法律体系是法律的内部结构

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把法律划分为若干部门，如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各个法律部门有各自的特点，部门之间互相配合，互相照应，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因素是部门和规范。其横向结构是分为不同的部门，制度；其纵向结构是规范制度，子部门，部门，部门群。实质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层次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由于社会化的大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所决定，包含着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另一方面由于受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所制约，又呈现出固有的特殊性。其表现是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紧密结合。并鲜明地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这种特殊性反映在法律体系，特别是法律层次划分上。保护人民的财产权、人身权始终是法律的首要任务。而财产权，人身权制度都是由民法规定的。

二、民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民法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对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发挥着以下作用：

1.民法的私权神圣、意思自治、平等、公平、诚实信用和禁止权利滥用等项原则最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是规范市场活动的基本法律准则。

2.民法的民事主体制度，包括对自然人、合伙组织和法人的法律规范，是规范市场经济主体的基本法律制度。

3.民法的物权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是保障市场经济主体支配其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法律制度。

4.民法的合同制度是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的基本法律制度。

5.民法的民事责任制度和债务担保制度是维护市场交易安全的基本法律制度。

三、民法对市场经济驻地的规定

从《民法通则》的内容看，尽管其条文较之各国民法要简单得多但在市场经济法不完备的情况下，民法的作用不容忽视，《民法通则》基本上概括了市场经济主体进行经济活动最基本的一般行为准则。并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市场经济是一种横向经济，它要求经济活动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均等，竞争的条件均等。

1.市场经济主体必须作为独立的自主的主体进入市场。例如：《民法通则》设立了法人制度。对法人的成立。合并、分立、终止等事项作为较为系统的规定。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

2.进入市场经济的主体。民法的基本原则是平等、自愿、等价有偿。适用于主体的最基本的法律准则。

3.主体必须具有依法从事经济活动广泛行为的自由，民法适应这一要求。总之，市场经济主体对权利义务的要求表现在对民法的肯定上。民法的核心内容是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满足了主体的自身要求。

四、增强民法观念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1.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是认识。确立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也是树立增强民法观念的过程。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促进了民法观念的形成。这方面突出地体现在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规定上。改革开放以来。对国有企业民事主体地位的认识有个过程，国有企业是否是民事主体。

2.在我国从总体上看民法观念仍然薄弱。造成民法观念淡薄的原因如下：

(1)我国是有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封建传统对我国现实生活的影响造成民法观念不强，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2)对法律的继承性、共通性认识不足。人类社会商品经济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法观念未能延续下来。

(3)“民法”一词在字义上往往被误解为“公民法”或“保护公民权利法”。观念的变革是制度变革的先导。社会主义市场观念的形成，导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反映这一变革的民法观念的树立，带来民事立法的发展。增强民法观念，是建立科学的法律体系的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左振东：浅析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的性质[J]，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05)

[2]冯霞，朱金香：略论民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0(06)

第9篇：商品经济的基本内涵范文

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总结，可以发现现代的市场经济是财政税收发展的背景。这个背景在我国也同样适用，我国陈旧的经济发展制度中开始了改革，从而有了改革开放后的新兴经济发展模式，在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将原有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这样的转变使得我国在经济上有了卓越的发展，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就需要关注以下几个财税问题。

第一，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下的财政曾经有位名人提出了财政的三大职能，分别是：配置职能、分配职能、稳定职能，这全面的概括了财政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主要内容。要想在现实中充分合理的运用这些职能，就需要将这些职能的内涵理解透彻，在此基础上将这些职能的具体内容与时展相结合。财政必须要建立在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基础上，还要有配置部分资源的资格。在经济发展中，不能光有好的市场，还需要政府的合理控制，财政需要在配置资源的时候达到高效率的合理分配。

第二，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在实际研究财政时，需要从公共财政以及其特征开始研究，需要了解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的关系。在国家存在的前提下，任何财政都属于国家财政，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国家财政又主要体现为公共财政，因此国家财政和公共财政是不存在矛盾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公共财政具有公共性、公平性、公益性和法制性的特点。公共财政主要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目的，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造福广大人民。公共财政体现了市场经济一视同仁的特点，为民众和市场主体提供了平等的条件。

公共财政主要是将纳税人纳的税用于公共服务的建设，这也是公共财政最基本和典型的定义。在我国的基础设施完善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就来源于税收，税收体现的特点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人民那里获取的钱又以另外的形式用在民众身上，这样对于社会的发展是有益的。

第三，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预算预算是经济发展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预算是理想计划于现实实施的平衡。在众多矛盾之中，需要有平衡，财政收入是有限的，但是在实际支出中确实无底洞，因此在实际支出之前需要对各个方面做出预算，以达到资金被最大效益的利用。预算也算是一种政治决策，也可以划分为是一门艺术，它对于经济社会所做出的贡献是很大的。在实际生活中，每一个部门都想把预算做到最大化，但是在现代的经济条件下，必须找出能够控制和约束这种情况的方法，这就要求不断完善财政预算的机制。要想达到财税的可持续发展，合理分配资金是十分重要的。

二、实现税收持续发展需要先鼓励经济发展

在经济社会中，要想达到税收的持续发展，就需要鼓励经济发展。

有了经济的发展才有了税收的资金，因此提高税收的起纳金额是鼓励经济发展流通的最主要方式。

对于个人所得税，提高起纳金额可以让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在生活中扩大生活的消费支出，这样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消费水平的提高使得市场经济得到蓬勃的发展，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下，税收才能得到充分的落实。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部分，它存在于我们生活的任何角落，因此，发展商品经济是保证财税政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消费带动生产，生产带动着劳动力的增加，劳动力的增加带动着人们收入的增多，最终促成消费水平的提高，这一系列的循环在社会发展中处于良性，带动着社会的发展，也最终促使税收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