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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宇:凤翔;泥塑虎;传统泥玩具
在陕西风翔泥塑虎玩具的背后,或多或少的寄托了当地人对虎文化的崇拜,泥塑虎现如今不仅成为了他们精神的寄托,也逐渐演化出了一种独特的视觉语言,以表达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和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
1.风翔泥塑虎的艺术特色
位于陕西宝鸡的凤翔县素有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的美誉,其彩绘泥塑艺术更被誉为民间艺术的活化石。在所有泥塑作品中,尤以泥塑虎最具代表性。凤翔的泥塑虎主要分为挂虎和坐虎两类。这里以绘彩泥塑虎为例:
2.凤翔彩绘泥塑虎的创意启迪
泥塑虎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中国传统泥玩具中成功的典范。作为一种拼合而成的视觉艺术形象,当地的民间艺人对它的塑造远远超越了现实,铺满富贵花的老虎额头,缠满四季色的锕钱,所有无形的有形的都互相交融相渗,将现实生活中方方面面运用夸张的艺术化手法有机的组台在一起。那巨睛凝视的太阳眼、阔口努张的嘴,在静态中散发着一种未知的神秘力量,仿佛一触即发。在高科技不断充斥我们生活的今天,泥玩具也不单单只是承担着“玩”的功能,它更成为了一种象征和寄托。
2.1地域文化的认同感
特殊的地域文化环境决定了陕西风翔泥塑玩具特点直接沿袭了周秦汉唐文化。地域文化是任何一件中国传统泥玩具所独具有的,在造型夸张、色彩绚丽的泥玩具里,人们可以在老一辈艺人的指导下,通过学习本族文化,自己的观察、模仿,就可以自己动手制作,甚至创造出自己心目中更加丰富的变化。这样的泥玩具互动性较强,文化性也较强,能充分激发人们“玩”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乐在其中。
2.2符号形式的崇拜感
任何符号的创造均来自自然而又高于自然,它是人与自然的一种中介,人们接触符号,观其形,仿佛身临其境,使人倍感亲切和愉悦。这种凝固的生命形式,将风雨雷电、花鸟虫鱼都凝固进象征的符号中去,并融入了自己的生命感受和体验。中华民族符号形式特有的韵律美和动态美在小小的泥玩具中表理得淋漓尽致。对人们而言,符号形式本身的单纯强烈,都能与人们在需求上达成有效的共通,极易引起人们对传统泥玩具的心理认同感。
2.3摈弃功利的自由感
现代社会早已打破了比较稳定的乡村文化环境,传统泥玩具的家庭生产经营方式早己面临严峻的考验。陕西凤翔的泥塑虎玩具就采用了以村为单位,以每户承包经营的方式来进行。随着2002年、2003年中国邮政发行的生肖邮票泥塑马和泥塑羊的全国推广,巨大的广告效应让陕西风翔的泥塑家喻户晓。政府的大力支持,让民间艺人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尽情创作,使民间泥玩具焕发新的活力和生机。
2.4艺术生命的圆满感
中国传统的泥玩具的后面几乎都有段充满奇幻色彩的民间故事,蕴含中国典型的审美特征和文化内涵。在随意把玩间就可以通过再平常不过的泥玩具把民族的信仰、做人的道理和做事的原则潜移默化地传递给人们,一代代传承下去。中国传统的泥玩具不仅能安顿性灵,还在愉悦性情。陕西凤翔的泥塑虎玩具的生命感,就是活泼的生命形态和内在灵魂形式的完美统一。
3.结束语
中国传统的泥玩具作为一种特有的艺术形式,它是供人们品赏的;作为一种生命功能,它无疑给内心孤寂的人们找到了一个精神的安顿场所。现如今,我们要使中国传统的泥玩具得到更好的传承发展,首先要保持其地域特有性;再次就要研究和弘扬民间泥玩具的精髓,扩大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力,这不仅是未来传统泥玩具立足于世界的根基,也是为我们后代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1]宋生贵.当代民族艺术之路――传承与超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本文作者:余永红工作单位: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
乞巧风俗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且流传广泛,这与中华民族悠久、发达的农耕文化有关。和目前国内其它地区零星流传的乞巧风俗相比,陇南北部的乞巧风俗规模更盛大,议程更完整,文化内涵更丰富,也更具有乞巧文化的原生态性,这也与陇南北部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历史文化相关。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农耕民族,而陇南北部地区也是古代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从陇南北部西汉水上游一带丰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可知,这一带很早就进入周秦文化融合后发达的农耕文明。农耕文化发达的标志就是“牛耕”和“女织”的发明与兴起,从陇南当地目前流传的“乞巧歌”内容可知,乞巧风俗与“牛郎织女”传说密切相关,乞巧风俗中敬拜的唯一神灵“巧娘娘”就是织女,而“牛郎织女”故事也正是男耕女织型农耕文化的索引,所以乞巧文化也是农耕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赵逵夫先生指出,“牛郎织女”传说中的主人公“织女”源自秦人始祖“女修”,“牛郎”则来源于周先民中发明了牛耕的“叔均”,而天汉(银河)、牵牛星、织女星正是当地先民们仰观俯察,以汉水之名称银河系为“天汉”,以牵牛、织女命名其两侧星座的结果,[2]这也是“牛郎织女”故事的起点。织布技术和牛耕技术的发明与完善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具有重大意义,尤其牛耕的发明对农耕社会生产生活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因而产生了古代西汉水上游先民对叔均和女修的纪念与崇拜,随以“牵牛”、“织女”来命名天汉两边的星座,上古时期以人名命名星座皆为部族始祖或杰出人物。[3]对女织和农耕的崇拜,显然是随着农耕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而产生的,因此,叔均和女修作为“男耕女织”型农耕文化的始祖,不仅成为上古时代西汉水上游先民们崇拜的偶像,也为以后“牛郎织女”传说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由此可知,最初的天汉、牵牛星、织女星具有原始的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的痕迹,之后随着农耕型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男耕女织”型农耕经济和文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模式,也是维系社会和谐的主体文化,并且伴随着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现象,才衍生为以向往自由爱情为主题的“牛郎织女”故事传说。乞巧顾名思义就是“乞讨灵巧”,但从其发生、发展、传承现状综合考察,其中包含了具有原始宗教意义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和以农耕文化为内核的女织崇拜等综合文化含义。一种民间风俗,在其成熟之前,一定存在相应的早期形态,乞巧风俗的早期形态可能与秦先民对其始祖女修的崇拜有关,从女修作为秦先民母性始祖来考察,早期崇拜的内在含义也可能包含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文化因素。这种崇拜因素在后来的乞巧活动中依然流传,有学者认为,早期的乞巧活动也与生殖崇拜相关,乞巧活动中的“巧果”就是“多子”的象征。[4]陇南当地乞巧风俗中的崇拜对象称为“巧娘娘”,而不直称“织女”,“娘娘”是当地对母性神灵的习惯称呼,例如“王母娘娘”、“送生娘娘”等,至于乞巧歌中的“牛郎织女”内容以及将巧娘娘与织女融而为一的现象,应是后来“牛郎织女”传说形成并广泛流传以后,对乞巧风俗的丰富和发展。所以正如“牛郎织女”故事的形成与发展一样,乞巧风俗也经历了原始祖先崇拜与“牛郎织女”神话传说逐渐融合的过程。因此,祖先崇拜与生殖崇拜,应是乞巧风俗的初始阶段,具有更为深远的原始宗教文化含义。随着封建社会生产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完善,男女社会地位与劳动分工逐渐明确,以儒家伦理文化为核心的封建统治对人性进行了必要的规范,向往婚姻自由随成为整个封建社会妇女的心声,所以,“牛郎织女”传说的产生,也是男耕女织、男尊女卑型封建社会文化的必然产物,天汉及其两边的牵牛星、织女星在外在形式和意象方面,与受封建制度阻隔的男女形成一种相对应的异质同构模式,进一步促成了“牛郎织女”传说的形成与完善。同时妇女作为这一结构中的弱势群体,受人尊重的德行除了美貌、温柔善良以外,还有心灵手巧、能织善绣,所以,中国古代妇女所接受的教育主要是以织绣为主要内容的“女红”文化,女人的聪明才智主要体现在织绣技巧方面,如何才能让自己变得聪明灵巧,就是女人一生的主要追求和愿望,因此通过向母性神灵“巧娘娘”祈求,让自己灵巧的乞巧活动便得以长期流传。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乞巧活动中远古时代祖先崇拜的痕迹逐渐淡化,生殖崇拜的文化因素更为隐晦,“女织”随成为乞巧风俗的主要文化含义。从陇南当地乞巧文化的内涵与乞巧仪式综合考察,虽然也不排除包含生殖崇拜在内的男女爱情因素,但“女红”文化才是主体内容,乞巧歌的每一唱段后面,都要唱“巧娘娘、下凡来,给我教针教线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妇女没有向男子直接表达爱情的文化环境,她们更多地通过精湛的织绣技艺和精美的织绣品,间接地表达对心上人深厚真挚的感情,所以乞巧风俗中的爱情因素虽然隐晦,但确是客观存在的。综上所述,与“牛郎织女”传说密切关联的乞巧风俗其实是伴随男耕女织型农耕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农耕型封建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也折射出乞巧文化由原始宗教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过渡,并最终以封建农耕文化定格的发展轨迹。中国古代以农耕经济为主要形式的封建社会文化形成了乞巧风俗的文化基础,也构筑了乞巧风俗的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又一直维系着乞巧风俗的世代传承。
文化生态的形成,与一定时代的经济基础具有内在的本质联系,是文化系统内部以及自然环境、经济基础之间相互作用、构筑起来的有机整体。所以中国古代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是延续和传承乞巧民俗文化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古代社会虽然也存在城乡之间的差别,但农村和城市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维系其生产生活的基础都是农耕经济,历代统治者都把“农桑”和“耕织”定为“本业”,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5]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耕作仪式,男耕女织型农耕文化也是中国古代城市文化的主体,宫廷以及上层社会妇女接受的教育与从事的劳动也主要是“女红”文化与织绣活动,所以城市与农村的文化在本质上是一体的。乞巧风俗作为中国传统民俗文化,过去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十分流行,汉魏时期的宫廷妇女就流行乞巧风俗,但较为古朴,到唐宋时期已发展为盛极一时的节日,吴自牧《梦梁录》卷四《七夕》云:“其日晚晡时,侵城儿童女子,不论贫富,皆着新衣。富贵之家,于高楼危榭安排筵会,以尚节序。”在东京,富贵人家也是在自己的庭院内搭起华丽奢靡的“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民间则搭“乞巧棚”,以五色彩纸装饰,称为“仙楼”,上刻牛郎、织女及王母等仙人像以祭拜乞巧。[6](P642)明清以后直至近代,乞巧风俗主要流传于民间,但清代宫廷妇女仍有乞巧风俗。概括起来,古代乞巧风俗的内容主要有穿七孔针、供巧果、丢巧针以及其它祭祀活动等,都紧紧围绕乞巧的主题。中国是农业大国,上世纪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现代化工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农业依然是经济的主体,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农业不但是经济主体,而且生产方式与古代相比没有本质的变化,这种经济模式使得一些古朴的民俗文化长期流传。另外城市与乡村、东部沿海与西部山区之间存在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前者深受西方文化和现代科技文明的影响,后者则更多保留了一些原始古老的民俗文化。陇南作为西部贫困地区之一,现代化发展速度更为缓慢,工业发展滞后,农业依然是当地经济的绝对主体,直至上世纪80年代以前,陇南的广大地区基本延续着传统的耕作方式,这种传统农耕社会的文化生态仍然得以维系。所以,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陇南乞巧风俗依然延续了古朴的传统形式,活动的时间为农历六月晦日晚至七月七日晚,活动的内容包括设置神坛供奉巧娘娘纸偶像、迎巧娘娘、编唱乞巧歌、生巧芽、交神、迎水神、会餐、丢巧芽照花瓣、送巧娘娘等,表演的主要形式是姑娘们手拉手并前后摆动着唱乞巧歌,还有包含一定迷信色彩的“跳麻姐姐”(跳神)以及其它祭祀活动等,传递出乞巧民俗文化的原生态性。另外当时的一些乞巧歌也传达出一种传统、淳朴的地域文化特色。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从紧张的生产运动、政治运动中解脱出来,生活相对富裕,为乞巧民俗规模的扩大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虽然乞巧民俗活动的基本内容没有太多变化,但随着生活的相对富足以及物质的相对丰富,乞巧活动的节前准备比以前充分,视觉元素比以前丰富多彩,场面比以前盛大,真正成为民间少女的盛大节日。另外一些经典的戏剧电影在农村广泛流传,这些经典戏剧电影将古老的民间传说搬上银幕,使这些传统民间文化成为新的经典,并深深影响了陇南民间乞巧风俗的表演节目,例如《天仙配》、《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戏剧电影中的精彩唱段,也成为乞巧风俗中的表演节目;服饰方面也更为讲究,模仿古装戏剧装饰。过去乞巧中的交神活动祭祀的因素突出,村与村之间进行相互敬拜巧娘娘的活动,形式相对单纯;80年代以来的交神活动,像当地民间社火一样,已发展为村与村之间的民间乞巧文艺互演。每年农历七月一日至七日间,陇南北部地区的农村、街道,到处洋溢着七夕的节日气息。90年代以后,随着通讯媒介的发展,一些现代流行歌曲和舞蹈也进入乞巧活动中,体现出较强的时代感,但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乞巧风俗的传统文化意蕴。进入9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陇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城市文化和科技文明不断进入农村,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对乞巧文化生态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影响。具体表现在:女孩子所接受的教育已完全脱离了“女红”文化,以接受正规的现代学校教育为主,平时的主要精力都用于文化课程学习,无暇顾及具有民俗文化意味的乞巧活动;另一部分农村女孩子则大量进入大城市打工,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为主,因此乞巧风俗也逐渐趋于衰落。尽管如此,作为目前全国唯一流传完整的七夕节民间风俗,陇南的乞巧节已经引起了国家和政府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2006年3月,西和县被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命名为“中国乞巧文化之乡”,同时“西和县乞巧节”已被确定为甘肃省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以来,西和县已举办了三届“乞巧民俗文化节”,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对传播乞巧民俗和乞巧文化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但从保护和传承乞巧民俗文化的角度来看,还缺乏必要的内在因素,尤其是缺乏文化生态保护的整体意识。
乞巧文化生态的保护与构建,应建立整体文化生态保护观念,不能单纯地以保护乞巧民俗文化为方式。文化生态既包括民俗文化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民俗文化之间相互关联、有机融合的整体关系。[7]农耕文化是由众多广谱性文化诸要素构成,其中不仅有组成这种文化必不可少的工具文化、畜牧文化等主要文化元素,而且有陶文化、居住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精神文化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派生性文化,[8]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文化网络,也形成了一种生生不息的文化循环链条,乞巧民俗文化是这个系统中的精神文化部分,所以在保护和传承方面应从宏观的、整体的大文化观念入手。而陇南当地的文化部门对乞巧民俗文化的保护,除了每年举办具有商业气息的“乞巧民俗文化节”以外,主要从传承人的发掘与培养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但效果不理想。因此,保护乞巧民俗文化,应将有关与农耕文化相关的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结合起来进行。例如在新农村建设中,应注重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与传统民居的保护,建筑与村落本身就是农村自然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村落布局、民居风格中包含着深厚的农耕民俗文化含义,以传统民俗文化及其观念构建的民居建筑群落所形成的自然村落,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和谐观,是一种有机整体,有其科学合理的生态价值。同时,这种自然优美的村落生态,又是生成和维系包括乞巧民俗文化在内的传统民俗事象的自然基础。现代一些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新村落,片面追求整齐划一,一律为样式单调的钢筋水泥平顶房,不仅丧失了建筑中的民族文化传统,并且以浪费大片的良田耕地面积为代价,也给农村的自然生态形成破坏,从而也对传统民俗文化生态形成巨大冲击。此外,还应充分挖掘其它传统民间艺术和文化,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研究、宣传,尤其应注重传统的“女红”文化的挖掘与保护,乞巧的主题是“女红”文化,所以与其相关的织绣技术与作品就成为保护乞巧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包含的服饰文化、婚姻文化、美术文化等是乞巧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因素。由于时代的发展,传统的织绣技术在农村已衰微,不仅一些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织绣作品在农村基本消失,过去一些精美的传统刺绣品,如出脱帽、裹肚子、缠腰子、枕头顶、绣花鞋、荷包、袜底等不仅是人们生活的必须品,也是重要的民间艺术品,造型和色彩中包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而且传统织绣技艺面临断代,目前陇南地域内只有极少数农村中老年妇女能从事传统刺绣活动,而传统的织布技艺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织布机、纺线车等相关的设备已经成为地方民俗文化博物观的展品。在目前的乞巧活动中,传统“女织”文化意蕴淡薄,一些当代流行歌舞成为表演的主体,除了节日仍然称为“乞巧节”以外,其主题文化正在丧失。我们不是要求当地人们要回到过去纯粹的农耕时代,而是指出在文化生态保护方面要建立整体和全局意识,要将乞巧文化保护与充分认识和挖掘当地的其它民间文化艺术有机结合起来,尤其是传统的织绣文化。笔者在考察研究陇南民间美术的过程中,发现地方文化部门对传统民间艺术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一些具有民俗文化博物馆性质的地方“文化大院”,在收集种类的全面性、陈列布置的科学性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整体构思方面更缺乏文化意识,因而使其沦为地方文化部门工作政绩的标志和行政官员观光的场所之一。陇南北部的乞巧民俗虽然是目前国内唯一流传完整的乞巧民俗文化,但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工业文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其内在的核心文化含义已逐渐流失,作为国家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对其进行有效、科学的保护也刻不容缓。目前国家十分重视传统民族文化保护,提出富有文化战略意义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这对包括乞巧民俗文化在内的各种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和艺术的有效保护,是一个良好的契机。所以,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精神和科学实质,是地方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有效保护地方民族、民俗文化艺术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陇南乞巧民俗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关键所在,尤其在保护意识方面,更要建立全面的、整体的生态文化观,才能从本质上达到有效保护的目的。
重阳节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但是这个节日当中所含的意义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去传承的,那我们知道重阳节风俗习惯有哪些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重阳节风俗习惯,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重阳节有哪些风俗习惯登高
重阳节登高的习俗,曾有无数人赋诗吟诵。杜甫、白居易、李白等大家都曾借重阳习俗感怀时事,念起故人。九月,秋高气爽,这个时候登高望远可达到心旷神怡、健身祛病的目的。
赏菊、喝酒
金秋九月,正是盛放的季节,因此,农历九月又称“菊月”。在此期间,常常举办各种赏菊大会,吸引着全城的人争相前往,觥筹交错之际,赋诗抒怀。素来有养生的成分,用制成的酒,也因此成为重阳节的特饮,含“祛灾祈福”的寓意。
吃重阳糕
重阳糕又称花糕。讲究的重阳糕要做成九层,像一座宝塔,顶头还要做两只小羊,以表“重阳”之意。古人常在这天,将重阳糕搭在儿女的额头上,口中默念子女百事俱高的祝福语。
插茱萸
插茱萸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很普遍。茱萸本身是一种植物,茱萸味道浓郁,可驱虫、逐风邪,将其制酒可养身祛病。古人认为九月九是逢凶之日,这一天将茱萸带在身上可辟邪。
重阳节是给谁过的节日重阳节原先是一个祭祀祖先的节日,现在已经逐渐转变成为一个孝顺父母、长辈的节日了,重阳节在**年,被定为“敬老节”,意为倡导全社会树立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风气,因此,现在的重阳节更多的是给家里面的长辈、老人过的了。
九月九重阳节是什么样的节日重阳节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重阳节起源于上古时期,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的秋收、祭祀活动,成型于春秋战国,普及于西汉,鼎盛于唐代以后,其主体部分传承至今。重阳祭祖民俗相沿数千年,是具有深刻意义的一个古老民俗。
重阳节赞美秋天的诗句1、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白居易《暮江吟》
2、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
——张籍《秋思》
3、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王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
4、弓背霞明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
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令狐楚《少年行四首·其三》
5、相逢秋月满,更值夜萤飞。
——王绩《秋夜喜遇王处士》
6、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
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王勃《山中》
7、客心争日月,来往预期程。
秋风不相待,先至洛阳城。——张说《蜀道后期》
8、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李白《子夜吴歌·秋歌》
9、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月夜忆舍弟》
10、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
近种篱边菊,秋来未著花。——皎然《寻陆鸿渐不遇》
11、日暮秋烟起,萧萧枫树林。
——戴叔伦《三闾庙》
12、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
——李白《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
13、远书归梦两悠悠,只有空床敌素秋。
【论文摘要】建筑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产生的,它是经济、技术、艺术、哲学、历史等的综合体。人类建造房子,避免了风吹雨淋,人类建造了房子,人类有了安定的居所,房子又为人提供了安全屏障。有了稳定安全的场所,人类就可以从事一些更文明的事情了。随着文明的进步,建筑更多不但体现了它的实用性,还体现出了它的艺术性。世界各地的建筑样式、风格不尽相同,这些都是因为世界各地的风土文化的差异造成的。什么样的文化必然产生什么样风格的建筑。本文就文化习俗对建筑艺术设计的影响进行了浅析。
建筑艺术是风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东方建筑主要是指中国古代的建筑。西方建筑也主要是指古代近代的建筑。风俗文化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风俗的多样化,是以习惯上,人们往往将由自然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行为规范差异,称之为“风”;而将由社会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行为规则的不同,称之为“俗”。
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正恰当的反映了风俗因地而异的特点。风俗是一种社会传统,某些当时流行的时尚、习俗、久而久之的变迁,原有风俗中的不适宜部分,也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风俗由于一种历史形成的特性,使它对社会成员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行为制约作用。风俗是社会道德与法律的基础和补充部分。风俗文化的差异性,必然导致不同风俗文化下的人们思想产生差异,这是人们认识不统一,意见存在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在不同的文化风俗下,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会不同,这也必然会导致艺术作品的不同风格。建筑不仅作为一个为人们挡风遮雨,为人们提供温暖安全的房子而受到人们的依赖,它还作为一项极具欣赏价值艺术作品而受到人们的崇敬。
一、不同文化风俗下的建筑风格不尽相同
东方建筑主要指古代中国的建筑,西方建筑主要是指西方古近代的建筑。几千年来,中国人长期受到儒教思想的教育,无形中在国民意识里形成了抽象的儒家理论。中庸,仁恕的道德规范始终主导着中国人的建筑理念。很多优秀的个性特点得不到充分发挥,更多的民族创新得不到真正的张扬展现,这就形成了以皇家园林与宗庙寺院建筑为主的比较单一的建筑格局。而在这一点上,欧洲国家的建筑比我们丰富的多。欧洲人性格自由奔放,个性突出。这在巴洛克式建筑中体现的尤为尽致。中国的建筑的主要特点是以砖木材料为主,四合院封闭式的群体空间格局,体现了中华民族深沉内敛的文化底蕴。中国建筑的风格,从古代到近代并没有太大变化,因为我们保守的文化底蕴。我们的建筑更着重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价值和儒教思想相统一。西方的建筑材料主要以砖石为主,整体框架主要都是柱石结构体系,所以相比较我们中国的建筑,它的寿命比较长。另外在建筑设计空间上看,西方的设计理念主要以开放的单体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这是与我们的建筑空间很大的区别。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圣彼得大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都很好的体现了欧洲人开放张扬的性格和科学民主的精神。东西方建筑的差别主要体现了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差别,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共同造就了东西方人们在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审美观念上的不同。
二、东西方建筑风格趋于一致化,是世界风俗文化交流,相互渗入的结果
如今,世界各地的建筑风格基本趋于一致,但不会相同。材质都尽可能采用砖石,水泥,混凝土结构。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建筑质量的考虑。但就现在建筑伍德艺术风格上,东西方的融合较为深入。我国很多的优秀建筑设计师,梁思成,贝津铭等,他们都非常虚心的吸收东西方建筑艺术的精髓,都是将东西方建筑艺术糅合成一的建筑大家。勒?柯布西耶设计的马赛公寓,丹下健三设计的代代木国立室内综合体育馆,贝津铭的香山饭店。这些现代建筑的瑰宝,无一不体现了东西方艺术的糅合。它们都不是单一体现东方或西方的风俗文化,建筑风格。而是基于东西方建筑风格艺术的精髓,又经过大师们的创新发展而成就了建筑史上的佳话。现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地风俗还是各异,但不同文化风俗下的人们之间不再相互排斥,相互不理解,而是都多了一份包容。我国传统的含蓄,中庸建筑风格,也在西方建筑风格,风俗文化的影响下,渐渐变得开放,流畅,风格也趋于多样化,艺术欣赏价值更高。
三、不同文化风俗下的建筑艺术的设计需要更多的包容与谦虚
历代以来,不同文化风俗下的人们很容易产生矛盾。一是因为各自利益的驱动,二是因为各地风俗文化的差异造成了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差别,价值观,文化理念的不同使人们的意见产生分歧。随着历史的发展,各民族进一步融合。这在我国历史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也更易为我们理解。民族的融合,促进了风俗文化的融合与同化,进而价值观,文化理念趋于统一。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建筑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审美范畴,和人类民族融合的进程是同步的。世界的融合是大势所趋,在不同文化风俗下,我们建筑艺术要取得杰出的创举,必须做到百花齐放,兼容并包。必须更多一分包容去接纳不同的建筑风格,多一点谦虚,虚心去向不同的建筑艺术去学习,取长补短,优化我们的作品。
由于时代的发展,世界交流的日益频繁,交流内容的广泛化,当代建筑风格相差越来越小。建筑风格是人们审美意识的体现,是人的能动性的表现。分析不同文化风俗对建筑艺术设计的影响,通过比较很容易的出来。我国古代的建筑,西方古代的建筑都有遗址,遗迹存在,风格迥异。即使当代,世界大融合的今天,虽然各地建筑风格趋于多样化,同化。但仍能体现出不同文化风俗下,不同的风格。各种风格都有其优缺点,去劣存优,取长补短,是我们当代建筑设计工作者应孜孜以求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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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本;风俗文化;民族文化
引言
日本的民俗学的相关研究正式起步于明治维新之后,尤其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为日本风俗学诞生奠定了历史氛围。关于日本的风俗记述可追溯到记纪神话时代,在这阶段为强化中央集权体制以及对各国真实状态进行掌握,朝廷就对各地下令编纂地方志,要能够通过迹象文字对地方进行命名,对一些物产和山川等名称加以记录,后来就将这些地方志名之为《风土记》。
1.日本风俗研究的基本概述
1.1日本风俗文化财类型分析
在日本的风俗文化财的类型方面主要就是有形风俗文化财和无形风俗文化财。无形的风俗文化财就是理解国民生活变迁不可或缺的一些衣食住行、信仰、时令节庆的风俗习惯和民俗艺能;有形的风俗财就是理解国民生活变迁不可或缺的用于前者的器具和房屋等方面。从无形风俗文化财当中的一些风俗来看,主要有生产升级和社会生活及信仰祭祀等,民俗艺能就涵盖着田乐以及故事和祝福表演等[1]。关于无形的风俗文化财通常是和有形相连接,两者的关系密不可分。例如:日本的青森大型等会就是日本的大型灯祭活动,从遗产的类型上来看就是无形民俗文化财中的风俗习惯,在每年七月末到八月初都会举行大型特色活动。
1.2日本的风俗文化观分析
通常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文化会存在精英文化及风俗文化两个重要方面,而风俗文化是经过长期发展所形成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民族文化精神,同时也是作为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目标。之所以有如此概论主要是因为民族文化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长期形成的特定风俗习惯及与物质成果的结合体,风俗也正是民间的生活状况以及民间人们长期积累的知识得以传承的生活文化[2]。在日本风俗文化的研究过程中,从其衣食住行方面进行分析探究最能够将其民族的风俗特点体现出来,风俗具有着时代性及地方性,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迁,所以从日常生活当中进行寻根探源为最佳方式。
2.关于日本风俗的具体研究
2.1研究日本风俗的重要性分析
对日本的风俗进行详细的研究能开拓国人眼界,从而加深国人对日本风俗文化的认识及进一步了解,这样在两国的文化交流方面也能够进一步加强,这在我国和日本文化交流史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日本的风俗进行详细研究的黄遵宪在这一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其之前,我国对邻国日本没有太多的了解,而日本对我国却有着很深的了解[3],黄遵宪对日本的民间风俗研究博得了中日两国文人学者的高度评价,其对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史料进行的探究极大的丰富了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史内容。
2.2日本风俗的具体探究
通过从日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进行研究能够探寻其风俗特征,在日本的传统服装方面,“和服”是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其发展历史上已有一千多年,在奈良时代日本的服饰在色彩上比较简单,到了平安时代,受到国风影响,衣服的色彩开始变得多样化,衣袖也向着宽大的方向进行发展,在镰仓时代贵族的奢华结束之后为作战方便服装又恢复了素朴,宽袖重新变回了窄袖,到了室町时代在衣服上就开始印有家纹,在便服的设计方面也开始向着礼服化发展。而在日本的日常做客方面也有着诸多的规矩,倘若要到日本人家中做客就需和主人预先约定好时间,进门之后主动脱衣脱帽、解去围巾并将礼物送给主人,在屋内就坐时背对门是有礼貌的表现,只有在主人劝说下才能够移向尊位。
在日本的信仰风俗忌讳方面比较的复杂,日本人大多都是信奉神道及佛教,在穿衣上都是右向掩衣襟。人死后下葬时要左向掩衣襟,这就是阴阳相反的道理,而在死者的装束上也会和人间的相反。另外就是日本人对紫色不喜欢,认为其有着悲伤色调,最为忌讳的就是绿色,认为其是不祥之色。在结婚的风俗方面结婚的典礼均在傍晚。在日本的社交风俗方面,日本人都比较谦虚礼让彬彬有礼,在行人和同事之间很少发生口角[4]。日本人待人接物的态度比较认真,按照日本人的风俗,饮酒是重要的礼仪,客人在主人为其斟酒之后要马上接过酒瓶给主人斟酒,相互表示主客间的平等和友谊,在斟茶过程中,往往是斟到八成满最为恭敬。
日本的茶道在日本也是一种重要风俗习惯,日本的茶道其实和其他东亚茶仪式相同,都是以茶为主发展出来的特殊文化,只是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差别。日本的茶道起源于中国,有着东方文化的韵味,它有着自己的形成及发展过程和内蕴。日本的茶道是遵循规则来喝茶的活动,而这一过程中的茶道精神就是蕴含在这些看似琐碎的喝茶程序当中,日本人对形式非常注重,茶道就是这样的一种体现,并成为日本风俗的重要体现形式。
在日本的风俗当中,节日是最为浓味浓厚及最能够体现日本传统风俗的内容,其中的青森大型灯祭就是日本东北地区三大祭之一,在这一地区举行大型的灯会游行据说是为驱赶夏季到来的瞌睡虫,预示着农业的丰收。根据相关说法认为,青森大型灯会是以弘前为源头得以发展形成的,其发展历史较长,在日本享保年间《津轻秘鉴》当中就有相关记载,可从其中的插图中看到七夕祭及二星祭等字样,而青森县的大型峰会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跳人,也就是随着调子跳舞[5],在每年的八月灯会间这一地区的无论老人还是小孩都参与表演。这一风俗传承至今依然繁盛。
3.结语
总而言之,日本在东方是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对其风俗文化进行研究了解能够加深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这样就能够在中日共同的和平愿望下起到进一步巩固作用。对日本风俗文化的研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有待加强,为此就需要有关学者付出更多的努力以希冀在未来有丰硕成果,由于本文篇幅限制不能进一步深化研究内容,期望能够对相关研究者在日本风俗研究中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作者单位:江西应用科技学院文化与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1]李锋传.日本民俗传统艺能――歌舞伎(一)[J].日语知识,2012,(03).
[2]陈|.日本民俗渊源说――《阴阳五行与狐崇拜》编辑手记[J].中国图书评论,2011,(06).
[3]贾蕙萱.中国的日本民俗研究[J].日本学刊,2012,(03).
摘要:在不同民族的日常生活中都渗透着风俗习惯,其具有深厚而广泛的民族性和群众性,在民族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对民族风俗习惯进行了概述,阐明了法律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重要意义,理性思考了法律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基本问题。
关键词:民族风俗习惯;民族习惯法;国家制定法
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出发,尊重各个民族的平等权利,不因为某些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同而歧视或侮辱他们;民族风俗习惯的改革或保持,必须让该民族的群众去选择,其他民族或个人不应强制或干涉;不能以自己的民族风俗习惯为标准,去要求和衡量别的民族,更加不能以个人主观的好恶去看待民族风俗习惯,去处理有关民族风俗习惯的事情。
一、民族风俗习惯概述
民族风俗习惯的基本含义,是指各民族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方面,广泛流行的风尚和习俗,是在各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种客观反映。在民族生存环境中,由于各个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等条件的不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民族风俗习惯。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民族长期传承和广泛采用的生活方式。真正成为民族的风俗习惯的行为方式必然相沿成习、代代相传,必然为众人所用而广泛普及。
只要民族风俗习惯形成,即为全民族所公认和遵守,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历史文化传统、道德标准和宗教观念等。某个民族反映其民族特性,必然存在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特征,代表着民族的标志。在民族的相互往来中,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是民族关系中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需要慎重看待。
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风俗习惯也在变化,然而,风俗习惯的变化常常滞后于生活条件的变化,呈现相对的稳定性。民族风俗习惯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它带有较大的稳定性,它的改变经常会滞后于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变,它集中地反映着某个民族的得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二、法律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重要意义
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利。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因此,不同民族无论是保持或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是其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利。本质上是坚持不同民族平等原则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反映,侵犯民族风俗习惯,就意味着践踏民族平等权利和民利。刑法第147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正当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把“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归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是从法律上保护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利在刑法上的反映。
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助于更好地维护民族团结。任何民族对自己的风俗习惯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常常把其他民族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理解为对本民族的尊重,把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蔑视,理解为对本民族的歧视。所以,各种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言行,都会伤害民族感情,不利于民族团结。
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能够促进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不同民族的某些风俗习惯本身就是以歌曲、舞蹈、体育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很多民族通过自己的风俗习惯来保存和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艺术。例如,我国少数民族有很多是以讲故事和唱山歌的口头文学形式在人民群众中代代相传,而且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还有一些表现在他们具有特色的日用器具、服饰、建筑和手工艺品等方面。正是由于千差万别的民族风俗习惯,才构成了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使文化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三、理性思考法律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保护
(一)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提倡科学,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不能孤立地看待风俗习惯,必须从一个民族的历史、经济和自然条件去考虑这些风俗习惯之所以形成和存在的现象,如此才能让我们的认识符合客观情况。把民族风俗习惯看作陈规陋习,是对少数民族的诬蔑和歧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中存在某些陈规陋习,这是符合实际的。但是,汉族的风俗习惯中同样有陈规陋习。任何民族的风俗习惯中都会有好的、一般的和不好的。对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应全部肯定或全部否定,而应当进行具体分析。总体上,汉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上较先进,大部分少数民族发展较落后,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先进并不意味一切都好,落后也并不意味一切皆坏。
看待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不能用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为标准,而应以对民族团结、对经济文化发展、对国家统一、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对人民群众是否有利为标准。凡是有助于民族团、有助于经济文化发展、有助于人民生活和身心健康的风俗习惯应当提倡和发扬。凡是有害于民族团结、阻碍生产和经济文化发展、不利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不科学的风俗习惯,应对本民族群众说明害处,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后,让他们自己进行改革。改革某些风俗习惯,主要依靠文化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来实现。提倡少数民族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各方面奉行健康、科学和文明的新习俗。
(二)合理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重要部分,应当被合理的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在民族地区公平正义观上历练形成的一种具有特殊调控作用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在坚持国家法制统一的基础上,少数民族习惯法应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的批准、同意或默许来使其具有双重效力,使其权威性得到保障。在保持正义和秩序的基础上,国家可以做出适当的变通,实现少数民族内社会关系的稳定和谐。
运行国家法律是个复杂的过程,只靠法典是不能实现其功能和效率的,强行推行法律常常也只是适得其反。制定法有必要给少数民族习惯法留出一定空间,去吸收和认可一些有益的习惯法,使其融入制定法。也不能简单地用国家制定法来代替少数民族习惯法中的消极因素,而是通过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进行长期有效的法制宣传等方式,实现少数民族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的融合。
实践中,对少数民族习惯法效力的承认须限定在特定的区域内。在民族自治地方,有关少数民族特殊事务上,可以对习惯法有选择性地优先适用。对那些既符合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又符合全国人民利益的习惯法,可以优先适用。
结论:
认真看待民族风俗习惯,涉及到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繁荣稳定。正确处理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关系,重视和充分尊重民族风俗习惯,这样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秩序向着一种健康的、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基石。只有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切实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才能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和谐小康社会才能真正得以实现。(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四川;成都;610041)
参考文献:
[1] 宋才发、王红曼、熊坤新、彭谦著,《中国民族法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郑州经贸职业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6)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09)09-126-01
摘要:英语谚语是英语语言文学的瑰宝。本文试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风俗习惯和等方面来阐述如何翻译好英语谚语。
关键词:谚语;翻译因素
一、 引言
英语谚语是英语语言文学的瑰宝,是一个民族天赋、智慧和精神的体现。《谚语•歇后语概论》给谚语下了如此定义:“谚语是人民群众生活斗争的经验总结,具有传授经验和教训劝诫功能,流传于人民群众口头的话语”。
如何做好英语谚语的翻译呢?我们要遵循“等值”“等效”“忠实”“通顺”等传统的翻译标准,翻译时要考虑英语谚语所产生的地理环境,历史因素,风俗习惯,等。下面简单说一下影响谚语翻译的几个因素。
二、影响英语谚语翻译的因素
1.地理环境 谚语的产生与人们生活和劳动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英国是一个岛国,位于欧洲西部大西洋中的不列颠诸岛上,南面有英吉利海峡,多拂尔海峡,东面隔北海,历史上航海业曾一度领先世界,因此留下了许多和捕渔业有关的谚语。
Never offer to teach fish to swim. 不要教鱼儿游泳。 这条谚语的比喻意义是“不要在行人面前卖弄自己”。相当于汉语谚语“不要班们弄斧”。
All is fish that comes to his net.(进到网里的都是鱼)这条谚语的比喻意义是“任何有用的东西或有好处的事都来者不拒”,含有贬义。
The best fish swim near the bottom.(好鱼居水底)比喻“有价值的东西不会轻易得到”。
2.历史背景 社会历史的发展对语言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历史的进程中,谚语好比一面镜子,能清楚地反映其历史的变迁。
公元前55年的夏天,古罗马统帅恺撒来到不列颠岛,第二年在不列颠岛东南部站稳了脚跟 ,而英国历史上真正的“罗马人的征服”(Roman Conquest)是在公元43年开始的。从此罗马人占领不列颠400年之久,罗马文化与风格习惯渗入不列颠。直到今天,仍然流传着有关罗马的英语谚语。例如: Do in Rome as the Romans do. 在罗马就要过罗马人的生活。(喻:入乡随俗。) Rome was not built in a day.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喻:伟业非一日之功。) All roads lead to Rome. 条条道路通罗马。(喻:殊途同归。) 这三条谚语足以反映出“罗马人的征服”(Roman Conquest)对英语谚语的影响,足以反映出罗马帝国昔日的辉煌。 3.风俗习惯 风俗习惯是一个地区的人的生活方式,涉及生活的各个地域。谚语更是与风俗习惯紧密相关,英语谚语的翻译离不开对英美风俗习惯的了解。 英汉习俗差异是多方面的,最典型的莫过于在对狗态度上。中国人一般厌恶鄙视这种动物,常常用狗来形容和比喻坏人坏事,含有贬义:狐朋狗党、狗急跳墙、狼心狗肺、狗腿子等,还有谚语像:好狗不挡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狗掀门帘全凭一张嘴;狗眼看人低。但英美国家大都认为狗是忠实可靠的朋友,“狗”经常用来比喻人的生活。 Every dog has his own day. (每只狗都有他的好时光。) 这条谚语比喻“人人都有得意的一天。” An old dog barks not in rain. (老狗不乱吠。) 这条谚语比喻“老年人做事有经验。” Dog does not eat dog. (狗不吃狗。) 这条谚语比喻“一个人不应该攻击或伤害同伙,或赚他的钱。”与这条英语习语相近的汉语有:“同室不操戈,同类不相残。” Love me, love my dog. (喜欢我,也要喜欢我的狗。) 这条谚语的比喻意思是:任何希望与我保持友谊的人,都必须接受和容忍所有属于我的东西。我的个人爱好和我的观点意见。同这条谚语相近的汉语习语有“爱屋及乌”。 4.
宗教是谚语的重要来源之一。中国信奉的是佛教,道教,儒教等,所以有许多与此相关的谚语,例如,不修今世修来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等。而在西方很多国家,尤其是英美国家主要的是基督教,所以英语谚语很多是和基督教有关的。例如,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自助者天助之。
在基督教中,上帝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神,相当于中国人的“天”。除了“上帝”,“十字架”也是基督教的重要象征之一。与基督教有关的英语谚语中,不少涉及到“十字架”。例如,
Every man must carry his own cross. (每个人必须背他自己的十字架。) 这条谚语来自《圣经》,cross(十字架)是耶稣走向死亡之地所带的十字架,钉上十字架而死。cross一词就有了“苦难”的转义。这条谚语的意思是,人人都要忍受生活中的苦难,承担自己的生活负担。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英语谚语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要翻译好英语谚语,不仅要具备良好的语言功底,还要熟知英美的地理、历史、风俗习惯和等。翻译时,我们可采用直译,意译,或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法,力求准确表达原文的意义,再现英语谚语的内涵和本质。
参考文献:
[1]田静.《 试析英汉谚语的文化差异及其翻译》[J].北京海淀走读大学学报,2005.1
一、民俗学意识中的城镇小说文化创作意识
新时期小城镇风情风物描写有着比较透彻的民俗学意识维系。新时期小城镇小说中的民俗学意识同样经历了一个由“无意注意”到“有意注意”的过程。《水葬》《惨雰》《菊英的出嫁》等作品含有一定的民俗学描写,被视为现代文学阶段民俗描写的代表作,《水葬》等作品的作者对于客观的民俗的关注是一种无意注意,作品的整体描写并非从民俗学角度切。“京派作家”如沈从文、废名他们的创作有着丰富的民俗学内涵,但是他们并非具有清晰的民俗意识,笔者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他们的乡风民俗描写是指向乡村乡土,而不是乡风民俗本身,他们并无意发掘乡风民俗的深层内涵,而是构建与都市对峙的世外桃源,虚拟寄寓。京派文化作家们的描述的人文景色,如古代犹存的“边城”、恬静的“竹林”、古朴的“河上柳”、静谧的“桃园”、菜畦城垣等,以及笔下冰清玉洁或古道热肠的人物,如“翠翠、三姑娘、琴子、陈老爹”等。但这些阐述并不是用于展示风物风情之异,而是为了反对工业社会的骚乱,用来抵制”资本主义文明”的侵入。很明显,作家们的整体阐述不是指向民风乡俗本身,不是构造作品的民俗学内容,不是参照民俗学事项本身,不是揭示民风乡俗的文化底蕴,而是指向作家的精神家园和作为心理乡土的乡村。正因为沈从文、废名等作家的风俗民情阐述不是指向风俗民情本身,而是乡村乡土,所以我们明确的认为他们的风俗民情描写不是完全出自民俗学视角,他们的描写暂时还没有得到民俗学意识的支撑,或者可以说他们的民俗学意识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我们认为,当代文学创作的"有意注意。的民俗学意识普遍出现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意注意”的民俗学意识的普遍出现,受到许多因素的驱动,如“文化热”、西方文化学思想涌人、“寻根”思潮的勃兴、工业时代到来、传统风俗在时代背景中的蜕变与磨蚀等等。作家们开始有意识的考察民俗事项,有意识地发掘民俗事项下所蕴藏的文化素质是民俗学意识支撑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显著标志。在许多作家笔下,民俗本身成为观感对象,在许多情况下,民俗事项被意象化。到了80年代初期,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郑义的《老棒子酒馆》等作品展示自己的民俗学角度,带有某种幽雅的夸张成分。随着时间的延续,他们的民俗学意识开始慢慢走向深刻。举例、民俗和地区的关系、文化与文化圈和民俗乡民的关系、文化与生态、民俗等这些话题开始引起部分作家的关注。像莫言的《红高粱》从地域、文化传承、经济等角度发掘了民俗民风背后久远的民族性格基因,解读了高密乡剽悍刚烈的民风。《那五》《俗世奇人》《白鹿原》《小巷人物志》《马桥词典》等作品的产生,也揭示着民俗学意识的新发展有意注意的民俗学意识已经成为一种创作意识。在这一创作意识的指引与带动下,作家们能够进行更深层次的文化底蕴的发现和沉思的文化考虑。
二、小城镇小说的风情风物描写与民俗学意识
关键词:张玉娘 贞洁观 影响
一、历史上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
女性问题在社会发展史上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它和时代、家庭制度、社会思潮、风俗习惯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以往人们普遍认为理学出现的宋代是中国妇女生活的转折点,但考察历史却发现,整个宋代妇女生活地位及其观念和唐代基本接近。应该说,宋金时代只是向礼教达到极致与高峰的明清时代的过渡。陈平原先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自序中曾说:“自汉代严重礼制之后,南北朝时妇女之被蹂躏总算达到了极点了。宋代尤其是急转直下的时代,不独几个儒者看中了贞洁这回事,从这时候起,男子有了处女的(地)嗜好。从前贞节问题的背景是怕乱了宗法,宋代以后的贞洁问题着重在,……嗟嗟妇女遂做了这性器官的牺牲……明末产生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谚语。”
中世纪一两百年的时间对一个民族的经济生活方式及其意识形态的影响可能不是太大,但是百年间形成的社会思潮却能对一个地方的社会文化、民众心理产生很大的影响,以至于形成一定的风俗习惯。从北宋到南宋,宗法家族观念经程子等儒者的倡导进一步成为主流思想。在这种观念下,任何个人行为都要以家族的利益为最重要的前提,女性更是在这一宗法制观念形成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在汉唐时期的精神和生活自由。这种丧失一方面源于主流女性自我社会地位和角色观念的逐渐淡化,另一方面源于她们认同并主动地实践这种观念。风俗,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当某种行为习惯转变为风俗之后,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它存在的必要性,却忘却了这种风俗或者说习惯本来的意义和目的。正如陈东源先生所论述,汉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封建婚姻制度实则是建立在对女性人生幸福的无视和践踏之上的。
二、江浙南部传统文化的影响
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区明显区别于其它地区社会风俗及其隐藏在风俗背后的社会思想的集中代表。
“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自古以来人们就认识到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对民风民俗和民众性格的影响。浙江文化一方面由于自然地理的原因,具有典型的山水文化以柔克刚,刚柔相济的特点;另一方面又由于自隋唐以来未曾遭遇过大的战乱,使得整体浙江民风具有多元性、互补性和媚俗性。苏轼在《表忠观碑记》中曾说:“吴越地方千里,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闻于道。是以其民至死不识兵戈,四时嬉游,歌舞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吴越不待告命,封府库,籍郡县,请吏于朝,视其去国,如去传舍,其有功于朝廷甚大”。长期以来,在这种“四时嘻游,歌舞之声相闻”的文化氛围下,原古越族“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而易发”的刚烈民性逐渐内化成浙江民众执着不屈的内在性格特征,表现在对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于日常生活行为中的内化与自身的实践上。
“七山一水二分田”是浙江典型的自然环境。在中世纪的生产力条件下,这种自然环境不利于交流和沟通,因而形成了浙江区域内文化的多元性。明万历年间临海人王士性曾对浙东、浙西文化差异做了比较:“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风俗繁华,人性纤巧,……浙东风俗敦朴,人性检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商大贾。”同时,他对浙东八府民性做了比较。“台温处山海之民,猎山鱼海,耕农自食,贾不出门,以视浙西迥乎上国矣”。金严衢处为山地之民,其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性捡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堂而傲缙绅。”这种特点造成了当地民众简单而固执的生活习惯及其文化性格。一方面性情刚烈,另一方面又比较固执保守,在这种情况下更容易形成稳定、影响力强大的家族势力。而家族观念及其影响又反过来进一步加深了宗族化的观念。
南宋建立后,中原地区大量的皇族和豪门大户纷纷南下,而这些随王室南下的大户很多是官宦世家、文化世家和文学世家以及商贾大户。加之孔氏后人南下并得到朝廷的嘉奖和赐地衢州,以衢州金华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东南阙里”,成为南宋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中心。在浙南地区经济得到巨大开发的同时整个江南地区的文化氛围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原中原地区豪门大族文化和浙南家族势力进一步融合互补,影响力得以进一步加强。
三、贞节观念强化和女性社会角色的进一步弱化
婚姻是人类自身生产的重要方式,人性中所包含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决定了婚姻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生理需求,而且也是以为基础的社会活动,是生产关系和方式的集中体现。
传统的宗法制中最特殊而又不平等的观念,是妇人非“子”。子是滋生长养的意思,是男子的专称,是能够传宗接代的。妇人不过是扶人罢了;人是第三者,是他人。所以妇人只能伏于他人。这样的妇女观念表现在自古以来的婚姻行为中。
传统婚姻根本目的在于“和两性之好,上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婚姻成为家族的,而非个人的事情。所谓“妇顺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所谓“七出”其实也只有“盗窃”关于女人个人品行,而其余均为关乎家族利益者。但是,粗略关照一下汉唐以来的女性自身对待婚姻的观念和行为,我们可以发现,那时的女性还有一定的自由精神和信念,她们并没有完全把自己思想和行为囿于狭小的三从四德之中。当她们不满于婚嫁生活时,她们尚有多种选择,可以终身不嫁。《女论语》作者宋若华五姐妹的经历及唐代女冠文学和妓文学之发达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宋代文化在对传统的内省和反思的过程中,对女性的看法则进一步走向狭隘和畸形。周敦颐“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本必端,端本,诚心而已矣;则必善,善则,和亲而已矣。家难而天下易,家亲而天下疏也。家人离,必起于妇人,故睽次家人”。在这种观念下,在“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论断后,出现了对士大夫家族女性的苛刻的礼教要求:“家中飨宴,男女不得互相劝酬……诸妇必须安详恭敬,奉姑舅以孝,事丈夫以礼,待姊妹以和,无故不出中门,夜行以烛,无烛则止……诸妇之于母家,二亲存者,理当归宁,无者,不许。……女子年及八岁者,不许随母到外家,余,虽至亲之家亦不许往。”可以说到南宋后期,嫁入士大夫家族而守节的女性,所守的不但是个人的“节”,也是嫁入士大夫家族时所附的“志”。因为,对当时的以家族而非个人为中心的士大夫阶层来说,后者毋宁更为重要。宋金作为向礼教达到极致与高峰的明清时代的过渡期,具有示范性和代表性的人物,在女性生活发展史上就更具有典型意义。
四、张玉娘在女性文化史上的的典型意义
陈东原先生论及清代女性文学作品时说:“女诗人的诗,也都是以性情为主的,她们不能跳出‘吟风弄月,春思秋怨’的范围,从这些诗里,可以看出女性的柔美的表现。”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其它时代的女性作家。所不同的是,不同时代这些“吟风弄月,春思秋怨”的诗作中包含的主题和反映的社会风尚以及社会观念不尽相同。古代的女性作家绝对是女性中的文化精英,她们对生活的观感和对生活的态度集中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的生活观念。
唐代女性文学领域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女性当为薛涛和李治为代表的女冠文学,如若我们仅从作品反映的生活内容方面来看,那时的女性文人的社会生活范畴还相当广泛,作品反映的内容也多种多样,某些作品甚至表现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思考,如李治的《八至》诗。然而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后期,女性作品的主题更进一步缩小,吟咏理想中的爱情和表现对忠贞爱情的执着几乎成为了他们作品的唯一主题。而这种主题也逐渐为女性认同、维护并自身实践。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变化,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家庭宗法制的进一步强化。南宋后期程朱理学形成并最终被官方化,使得家族文化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宗教化的意义。宗教中的女性生命里程和男性不同。男性可以抛弃权利和金钱,而女性只能抛弃她们自己能控制的东西,食物、性和生育。在这种意义下,实践宗法女性观念的女子们为了目标,抛弃的是她们的幸福乃至生命。张玉娘就是女性观念这种近乎宗教意义的牺牲者。
张玉娘,南宋最后一位杰出的女诗人。生活经历并不复杂,从小到大过着一种近乎封闭的大家族闺阁生活。联姻对象沈铨也为南宋时期的豪门大户,都是典型的宗法家族,非常具有代表性。从诗人的角度来考察张玉娘可能有着诗人以外更多的意义。
从作品来看,和任何女性一样,玉娘也有着快乐的少女生活。《游春》《纳凉》《新夏纳凉》等作品表现的轻快明朗,几乎看不出礼教的痕迹。而伤春惜时和表达情感的作品显然有一个变化过程。从《春晓》《春残》《春思》《昼寝》等到《结袜子》《拜新月》《明月引》《山之高》再到《川上行》和《哭沈生》反映了她认同到决心实践所谓“女德”的心理和过程。
张玉娘的《咏史》和《题画》组诗,反映了知识女性在残酷礼教下的微弱抗争。表现在被吟咏的对象从先秦到北宋,包括谢安、陶谷、伏生、马融、乐羊、贾岛、陈抟、孟浩然、林逋、俞伯牙、蔡确、王徽之、柳宗元、苏轼等。这些诗作中有两个特点。
第一,《咏史》诗中人物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才华横溢的饱学儒生;一类是具有超凡脱俗但却名垂青史的闲云野鹤式人物。《题画》中的人物和《咏史》中第二类人物相似,这些人物的共同特点是,人格高尚、才华出众、风格洒脱,都有一种“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豪迈、旷达的人生态度,也有一种时运不济的无奈。反映了张玉娘对时代赋予女性的生活内容的不满,但又无可奈何的复杂心理。
第二,这些作品选择的切入点非常巧妙,都抓住了人物性格最具特征或者最具成就的点。“若非斯道终难堕,雪鬓应消异世才”(《伏生》),“堂下青衿日就文……”(《马融》),“棋终偶折登山屐,方信风流社稷臣”《谢东山》;“……,推敲原已入诗神”(《贾浪仙》),“……,遁时知有济世心”(《陈图南》)。“……独抱枯桐觅旧吟”(《伯牙》);“依舷一声鸣鸣调,惊起蛟龙夜不眠”(《苏子》)。
作为知识女性的张玉娘有着深厚的学识。通常情况下,越是有厚重的文化积累也就越容易束缚人们的创新和抗争精神。张玉娘深厚的文化修养非但没有成为她探索人生、反思社会的资本,相反,恰好成为了她认可并践行当时女性社会角色的内在原因。在对社会主流文化的认可和实践中,在对沈生无限的怀念中,张玉娘实践着近乎宗教意义的宗法制强加于女性的道德观念。在济世思想和这种愿望无法实现之间的苦闷;在不甘于平淡的礼教生活、但又无奈的悲哀中“……丈夫则以忠勇自期,妇人则以贞洁自许,妾深有意焉”(《凯歌乐辞》自注),这些许微弱的自我精神终于在贞节观的压迫下消失了,自己的一生也终成“古希腊式的悲剧”。
张玉娘的《血雪兰集》问世之后,从元至清历来为学者文人所推崇。并将其和李清照、朱淑真、吴淑姬并称为四大词家。唐圭璋先生在《宋代女词人张玉娘——“鹦鹉冢”故事的来源》中感慨:“她这种贞孝的大节,不独超过寻常百姓,便是李易安,朱淑真也还逊一筹呢!”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特定的生活领域,张玉娘以一个有影响力的知识女性的身份实践着封建女性的道德观念。她的实践意义,远不仅仅在于她自身对“妇人则以贞洁自许”的认同和实践上。更重要的是对后世的影响。元代《西厢记》广为流传,被认为是替“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谚语做了充分的铺垫。那么,作为现实生活中知识女性精英的张玉娘和以后其他杰出女性,在这种观念形成过程中,无疑起到了一种巨大的现实推动作用。她一生的悲剧意义远不仅仅限于她自身,更在于对其后的社会思想的影响和带头作用上,在于对后世中国女性生活的影响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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