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分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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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际政治分析范文

 

从本质上分析，贸易政策自由化的提出，可以切实保障世界范围内各个要素配置在效率上得到有效提升，从而不断增加各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福利。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贸易政策，尤其是基于政治经济学考虑的贸易政策，其强调的并不是立足于经济学理论上成本与收益的简单效率计量，而是与各种政治因素紧密联系的复杂性贸易决策或方针。由此可知，无论是国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国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就贸易政策的本质而言，其最终应用的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国家内部利益的最大化。

 

一、贸易政策中国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就贸易政策而言，其国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又可称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对这一概念进行分析时，其利用的方法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方法，而是国际层面上的现实主义方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际现实主义应运而生。这一主义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对经济大萧条时期，工业化国家以“以邻为壑”这一贸易政策为福利的举措进行了客观解释。以现实主义者为例，其主张的观点主要包括：1.国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其核心角色和主要分析单位是国家。2.理性占主导的国家所追求的是权利在自身层面上的最大化，但由于立足于国家整体而言，其整体利益更为重要，所以各个国家的政府便是保障这一整体利益的有效途径。 3.成本与收益的基本分析，是国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选择和决策的主要依据。除此之外，有由金德尔伯格、库拉斯纳以及格尔潘等共同提出的“霸权安定理论”，是贸易政策在国际层面上较为有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该理论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之中，一个国家的地位能够直接决定这个国家对外部国家采取的经济政策。也就是说，一旦在国际这一综合体系中，出现了一个军事、经济以及政治等各方面力量超群的个体国家时，这一国家必然会要求并尝试构建一个相对开放的国际化贸易体制，从而通过报复、制裁等一系列强制手段进行相关规则、条例的执行和实施。

 

二、贸易政策中国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贸易政策，不单单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作用、彼此交涉的结果，还是各个国家自身内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整合影响和综合作用的最终结果。从这一角度理解，贸易政策便是各个集团利用政治进行利益决策的真实反映。在国内层面上，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包括以下理论：

 

1.人们在政治领域追求自身的最大化利益。作为政治这一市场的需求者，选民会直接投票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利益增进和扩大的候选人。而作为政治这一市场的供给者，无论是总统，还是议员，这些决策者都会尽可能追求当选或是连任。在贸易政策决定中，这一理论的应用，需要对经济市场进行假定，即竞争完全、收入二次分配可行、以简单多数的直接投票原则决定当选者、零投票成本以及决策者选择自由贸易政策。

 

2.斯托帕尔-萨缪尔森定理。该定理认为，当一个国家在劳动者数量上大幅度超过资本所有者数量时，如果其密集型劳动产品属于出口，而密集型资本产品属于进口，那么，政治层面的决策者便会以绝大部分劳动者的主观要求对贸易政策进行自由化开放。反之，如果这个国家的密集型劳动产品属于进口，而密集型资本产品属于出口，那么，自由化的贸易政策便会使得绝大部分劳动者利益受到损害，故此，该国家会产生自我保护的倾向。这就是国际贸易政策中经常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

 

三、贸易政策中综合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应用

 

(一)研究DUP经济

 

DUP，其实是与非生产性寻租直接的活动的简称。克鲁格表示，与经济学理论上单纯的寻求社会财富增加不同，这不是简单的寻利行为。虽然这种直接且不具备生产特性的寻租活动既不能直接增加商品的商业价值，也不能间接增加其劳务价值，但是，却可以通过特殊形式寻求并收获最大化的综合利益。在国际化贸易活动中，这一理论便有典型表现。通过一系列的院外活动，利益集团可以直接对相应产业实行两个贸易管理措施，以此确保集团可以获得相应的利益。其一，最高规格关税的实行。其二，进口、出口配额的直接保护。通常情况下，这种院外活动的开展和进行的理由或原因包括三个，即某一政策的存在、某一政策的实施以及某一政策的结果。就关税政策而言，其存在的价值就是保护整个民族工业的全面发展。但是，当国内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企业垄断现象时，其他企业便会失去提升质量、改进技术、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的能力和激励，故此，关税政策便会自然成为保护寻租行为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进口许可证制度、汇率高估管理制度、进口配额、外汇管理制度等一系列伴随进口替代性政策制度存在的制度和条例，也会产生相应的经济租追求活动。从资源应用的角度分析，虽然这些活动属于对社会经济资源中有效资源的消耗和浪费，但是，这也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社会成本的贸易保护，并逐渐发展成为其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选择贸易政策工具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广泛使用的贸易政策其实是与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分析是相背离的。事实上，之所以让国外直接承担例如反倾销税、自愿出口限制、反补贴税等系列保护成本造成的大规模福利损失，而不直接运用在政策上可获得最优化经济效率或次优化经济效率的工具，是因为政治决策者考虑其影响因素、影响范围、影响程度时，不仅要从经济层面上深入考虑，还要从政治层面全面分析。

 

(三)分析贸易政策决策

 

综合分析发现，发达国家中，绝大部分在自身政府管理上，都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且彼此分离的政策性领域。其中，一个领域是产业部门，另一个领域是国民经济。按理说，政策焦点原本应该属于宏观理论上的国民经济管理，但实际上，却是偏向于单个且微观的产业部门的。针对这一点，行政部门之间的一系列活动体现得较为显著。以行政部门之间的内部或外部妥协，以及行政部门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争夺为例。这便是美国现行寡头政治最核心的特点，正是由于行政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彼此牵制，反而阻碍了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贸易优化政策的实施。在政治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就各大产业而言，其反对外国进行贸易竞争保护的具体程度和高低，可以切实利用经济计量这一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分析和判断。针对这一方面，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研究试验。同时，这些丰富的文献和研究也为贸易政策中保护性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

 

四、结束语

 

在国际贸易中，贸易政策的研究和分析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自由贸易政策，还是反对自由贸易政策，其最终决策都需要经过宏观和微观的综合分析。当然，利用科学有效的经济计量方法进行其他国家贸易保护的程度计算和预估，也是保障国际贸易双方基本利益必不可少的分析策略。也就是说，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提升自我国家在要素配置和经济福利方面的收获程度。

第2篇：国际政治分析范文

关键词：制度竞争 国际竞争 实证分析 制度竞争力

制度竞争的重要性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间竞争的背后都包含着制度的竞争。制度竞争实际上是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互动和博弈的过程，并受到各国改革开放程度的影响。制度竞争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取预期制度的潜在收益，促进本国社会经济的稳健发展。

现在人们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从宏观层次来看，制度能促进一国经济发展，有效的制度安排及制度环境将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降低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从微观层次来看，能解决激励和约束两大市场经济中的基本问题。因此，制度建立、改革、创新直接关系到一国的经济效率甚至兴衰成败。从这个角度上来考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最主要的是制度上的差异。

鉴于各国国情，在制度的选择上，各国总会选择能够促进本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使本国与其他国家的竞争能处于优势的制度，势必导致国家之间在制度选择和安排上的竞争。制度竞争可以使各国在总结原先制度优秀因素的同时，不断加强各个层次制度安排经验的交流与互动学习，优化各国制度体系，降低制度设计安排成本，提高制度实施效率，增强国家竞争能力。各国通过制度竞争，加速制度变迁和创新，不断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因此，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制度竞争成为人们研究和关注的课题。

制度竞争与国际竞争的相关理论分析

现代经济学相关理论的一个暗含前提是把国际竞争的主体设为企业，对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分析仅仅强调微观层面。或者仅仅将政府参与国际竞争界定为“保护”或者“直接干预”。他们关注和论证的中心往往只限于微观的物质技术层次，重视物质效率，即单纯以企业或产业的技术效率作为国际竞争的全部内容，政府要么是国际竞争中无所作为的“守夜人”，要么直接参与到企业的国际竞争中去，缺乏本身独立的主体地位。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国家竞争优势并非仅仅依靠微观的、物质技术形态的竞争取得，企业或产业之间的竞争只构成了国际竞争的一个维度，另一层次的竞争是一种宏观层次的竞争形态，即宏观形态的政府之间的竞争。相对于微观形态的企业之间的物质、技术效率竞争而言，宏观形态的政府之间的竞争则表现为一种制度竞争，取得一种制度优势是这种竞争形态的中心，这两种竞争形态共同构成了国际竞争的内容。

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已表明，微观层次的效率是以一定的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的效率为前提的，而政府在制度创新方面的作用比个人或其他组织都重要；一国政府面临着来自国内各利益集团和外部竞争者的压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各经济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都希望在一个高效率的制度环境中配置其所掌握的资源。因此，要素通过跨国流动可以进行制度选择，这种微观主体的制度选择行为将迫使一国政府寻求建立制度优势。

因此，本文认为国际制度竞争有三重含义：其一是指参与国际竞争的主体，尤其是国家或区域之间选择规则或规则体系的竞争，竞争过程往往伴随着制度体系效率的提高，以制度优势促进社会资本积累，刺激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等的投资形成，加强对参与国际竞争的个人、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创新激励，同时也形成相应的约束体系，规制经济主体的行为，减少经济运行中的摩擦成本，增强其竞争能力。其二是指通过制度竞争形成制度优势，加强对全球可流动资源的吸引和利用，促进内部比较优势与外部资源的有效结合。其三是指国家或区域在国际经济交易规则或共同规范建立的博弈过程中进行竞争，加强自身的谈判能力、影响力和适应能力，减少本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不确定性因素。

我国参与国际制度竞争的实证分析

我国从1978年以来进行的改革开放意味着我国经济从此进入了一个体制转型时期。体制转型实质上就是制度竞争和制度变迁的过程。这一制度变迁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增长，2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并驾齐驱、相辅相成，体制转型时期同时也是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

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逐年上升，从1989年的51.01%提高到1999年的68.07%，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也达到了36.2778%。可见，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制度变迁因素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根据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公布的年度报告《世界竞争力年鉴》所提供的国际竞争力数据，可以把握我国国际竞争力趋势，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根据该年鉴提供的资料，我国经济表现竞争力一直名列前茅，1998年至 2001年，虽出现了排名逐步滑坡的现象（见图1所示），分别排第3、4、5、7位，2002年又恢复到第3名。1999―2002年间中国国际竞争力综合排名较稳定，平均在30位左右；主要取决于中国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而经济稳定发展归根结蒂是由于在竞争中制度不断完善和不断创新。

我国政府效能竞争力排名（见图2）从1998年以后，出现了下降趋势，1998年至2001年排第19、31、32、35位，在2001－2002年，出现了较大的提高，从2001年的35名上升到2002的30名，提高了5个名次。

企业效率是我国竞争力四大要素中表现最差的一个，不但其竞争力水平低，而且从1998年以来我国的企业效率竞争力排名直线下滑（如图3所示），大约以每年3个名次的速度下降，从1998年的第32名一直落到了2002年的第43名，企业效率成了中国整体竞争力提高的不利因素。因此，只有改善管理方法，提高生产率、完善劳动力市场等，逐步缩小与世界先进企业的差距，中国的企业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有立足之地，从而促进中国竞争力综合水平的提高。

我国的基础设施竞争力排名，1998年排第30位，1999年第35位，此后各年依次是第34、39、35位（如图4所示）。此要素排名呈现出不断振荡的不稳定态势，2002年出现了较大的提高，从39名前进到了第35名，目前基础设施竞争力处于提高阶段。但总的来说，我国在49个参与评估的国家和地区中，基础设施是比较落后的。

一国的制度优势可以吸引外部资源，尤其是高质量的外部资源，以弥补国内的要素供给缺口。由于FDI有助于提高一国企业的竞争力，并从整体上增强国家竞争优势，世界各国近年来竞相调整与FDI有关的规制制度，都在努力吸引FDI，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持续的制度竞争浪潮。据《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在2004年有102个国家参与了修改调整与FDI相关的制度，并且其中有235项是有益于制度调整的，而不利项只有36项，这很大部分上提高了制度竞争的实力。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一项研究成果也表明，1998―2000年间世界各国在流入FDI的吸引潜力排名中，排名最前的20个国家，其胜出的主要因素是制度等结构性因素。

我国在这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我国已经连续12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引投资首位了，现在吸引投资已经从原来单纯的政策优势转向综合国力的优势。在《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关于吸收FDI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排名中，我国的FDI业绩指数虽然是微弱上升，从1990年的46位上升到45位，甚至2004年的业绩指数低于上一年，但是FDI潜力指数却有明显的升高，排名从41攀升至32，见表1。可见，我国在投资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有了极大的改善。

而这种成就是与我国为吸引外资而专门进行的各种制度创新是分不开的。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从各个方面积极履行“入世”的承诺，法律政策的相应调整，投资领域的进一步扩大、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降低等，都从客观上为外商提供了政策更加公开透明，运转成本以及风险更低的企业经营环境。

从以上分析可知，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更加凸显了制度的重要作用，政府作为宏观层面的国际竞争主体，应发挥关键性作用。在未来的国际制度体系竞争中，我国政府应对目前的制度竞争格局进行调整，加速国内市场化取向的制度创新，建立完整、灵活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尤其是有效的产权制度，这是参与外部制度竞争的前提。培育微观竞争形态的国际竞争主体的创新机制，增强其竞争能力，最终形成国际竞争中宏观与微观二层次协调的竞争优势。

尽管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制度实施的不完全性(即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制度实施主体间差异)决定了制度不是万能的。制度只是一项工具，不是目标，无论制定和实施什么样的制度安排，都必须考虑到其成本与收益，不能单纯地为追求制度的合理性而忽视制度实施中的实际效果。同时应该注意，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人文、社会及地理环境，不可盲目套用他国成功实施的制度安排，或盲目排斥他国运行效果不尽人意的政策规范。应从本国的实际状况出发，并在制定后的实施过程中做出适时改进和调整。

参考文献：

1.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2.孙刚等.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制度竞争.华东经济管理，2003第17卷第5期

第3篇：国际政治分析范文

[关键词] 纺织服装产业国际竞争力竞争优势

纺织服装产业一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WTO纺织品服装配额限制的取消，一方面为我国服装出口带来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世界服装贸易面临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新的贸易摩擦，当前我国服装产业的发展还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因此，研究我国纺织服装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评估

一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强弱，最终会表现为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的结果，这些结果可以通过一系列显示性指标进行衡量。我们可用这些指标，对我国纺织服装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测量和评估。

1.国际市场占有率分析

国际市场占有率是指一国某产业或产品的出口额与世界该产业或产品的出口额的比值，它反映了该产业或产品的出口在世界市场上所占的比例。

表1比较了我国和其他一些主要服装出口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标。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服装市场占有率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1994年我国的市场份额从世界第三位上升到了第一位，成为世界服装生产第一大国，并一直保持第一的地位。2000年以后，我国的服装产业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近年来占有率更是突破了25%。反观其他主要生产国，美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的生产线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国际市场占有率逐年下降。韩国等国的资源成本逐渐上升，其市场占有率随之减少。

表1 世界主要国家服装国际市场占有率 （%）

资料来源：李双燕赵文武:中国纺织品服装的国际竞争力研究.中原工学院学报,2005，(5)：30-33

2.竞争优势指数分析

竞争优势指数，是指一国某产业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其计算公式为：TC指数= (出口-进口) / (出口+进口) 。TC指数的取值范围为(- 1 ,1)，当其值接近0时，说明比较优势接均水平；当其值大于0时，说明比较优势大，且越接近1越大，竞争力也越强。

表2是根据我国服装产业进出口情况所计算的TC指数表，该表显示1998年～2003年6年时间里我国服装产业总体TC指数均大于0，同时，从1998年的0.56到2003年的0.67，TC指数在逐年上升。这说明我国服装产业近几年发展迅速，而且在总体上显示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是，要注意到该指标是以贸易金额来计算的,并没有考虑商品质量的高低，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我国服装产业出口数量庞大，但附加值相对较低的事实。

表2我国服装产业进出口情况及TC指数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张宏性.中国纺织服装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统计研究,2005，(1):30-34

3.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也称RCA指数，它是通过一国某产业在该国总出口中的份额与世界贸易中该产业占总贸易额的份额之比计算出来的。如果一国某产业的RCA指数>1，则说明该产业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反之没有。RCA指数越大，则该产业的竞争优势越大。

下图是根据我国服装产业在我国总出口中的份额和世界贸易中服装产业占总贸易额的份额计算所得的我国服装产业RCA指数图。

从下图可以看出，我国服装产业的RCA远大于1，上世纪90年代末甚至达到5左右。由此可见，我国服装产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不容置疑。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到，我国服装产业的竞争优势强度在逐年下降，这一情况表明了我国服装产业在世界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存在实际竞争力不断降低的隐忧。

我国服装产业RCA指数图

资料来源：中国纺织工业协会.2004/ 2005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报告.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

二、我国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不可否认，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国的纺织服装产业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国际竞争力逐步增强。但同时，该产业也存在一些问题，阻碍其竞争力的进一步提高。

1.上游产品部门发展缓慢

我国的服装出口企业主要是出口加工型企业，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服装出口企业只是外国服装的“加工车间”。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服装加工产业的发展快于其上游产品部门的发展，存在着严重的“瓶颈”现象。上游产业的面料、辅料生产与服装生产脱节，缺少适合高档服装的面料，使得我国每年有60%的高档面料不得不依赖进口，而这又不利于降低纺织品服装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加大了我国服装产业角逐国际市场的难度。

2.低层次加工贸易比重较大

2005年我国服装出口中，一般贸易方式出口819.13亿美元，同比上升24.28%；进料加工贸易出口199.59亿美元，同比上升12.68%；来料加工贸易方式出口107.09亿美元，同比增长1.31%。这些数据说明我国服装出口额中加工贸易的比重虽然在下降，但仍然占有相当大比重。服装产业加工贸易的主要优势在于容易获取的廉价劳动力，但发展中国家在这个生产阶段存在激烈的竞争。这意味劳动密集型服装的价格与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先进技术的价格比越来越低，即作为外国服装经销商的“加工车间”，我国的服装出口企业只是从中赚取一些微薄的加工费。

3.单纯依赖价格竞争

我国服装出口虽然数量不断增长，但平均单价却在下降。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我国服装出口平均单价是每件2.36美元，到2002年达到最低点每件2.23美元，到2005年增加到每件2.68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4.53%，比2001年同期增长了13.56%。然而，出口单价仍不及发达国家服装出口单价的四分之一。

结合我国服装的出口额不断上升的事实，说明我国的服装出口至今还未完全摆脱数量型增长的模式，非价格竞争体系尚未真正建立，尤其是出口企业快速反应能力不高，因而出口经济效益和单位创汇水平难以有质的飞跃。仅仅依赖价格竞争意味着任何价格的波动都可能对我国服装产业带来巨大的影响。这一问题是由企业的策略、结构和竞争因素所导致的。

三、提升我国纺织服装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策略

前文所述说明，当前我国纺织服装产业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但是，比较优势并不等于竞争优势。为了使纺织服装产业的竞争力在长期中得到持续提升，本文针对该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策略如下。

1.“走出去”策略

“走出去”是指使我国的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各种生产要素输出到国外，到国外投资开办工商企业，将生产能力向国外延伸和布局。其核心的经济含义是指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集成。

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在实施“走出去”策略中，选择好目标投资市场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我国服装企业应该重点选择以下两种类型的市场进行投资：第一类，有成本优势的国家，如柬埔寨、越南等国。因为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在这些国家设厂无须长途运输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第二类，一些政治稳定的非洲国家。非洲服装市场潜力巨大，并且产业内有竞争力的企业不多，这使得在非洲投资设厂可能获得较高收益。同时，非洲的一些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可以给服装企业提供廉价的原料。

2.产业链条深化策略

一直以来，纺织服装产业被看作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典型代表。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现代高科技向服装业的导入，现代纺织服装业已变成了一个技术密集型产业。例如，意大利的服装出口中包含了大量高技能劳动力，生产和制造过程中较多地应用了电脑辅助设计和辅助制造的技术。相比之下，我国的纺织服装生产主要依靠从事简单和重复性工作的非熟练劳动，仍表现出很强的劳动密集型特征。在美国市场上意大利服装的平均价格为16.09美元，而中国服装的平均价格为3.57美元，仅为意大利的四分之一。

为此，我国的服装生产企业应及时转变传统观念，加大技术密集型服装的生产和开发。在加工贸易中也应该尽量延深加工深度，从原料或半成品的生产向最终产品的生产延深，提高最终产品生产的比重；提高加工的精度，加快产品升级换代，努力发展中高档产品的比重；合理和节约使用原材料；提高产品的知识、技术集约度。当然，服装产品结构的深度化及高附加值化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过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3.品牌建设策略

品牌建设策略是提升我国服装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它不仅能促进产业竞争优势的培育，还能解决我国服装产业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我国的服装产品，从面料选择到款式设计，从产品的工艺到对流行趋势的把握，都远远落后于国际知名品牌。因此，首先应该把提高服装品质上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来审视，从服装的硬件生产水平――厂房、设备、技术、流程，再到服装的软件生产水平――产品定位、面料选材、款式、流行趋势的把握多方面的进行整合，从面料入库到成品出库，严把质量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创造国际化的品质，为提高品牌竞争力打好基础。

从服装产品的渠道来看，国内目前主要销售渠道还局限于大流通、大批发或为国际品牌代工的阶段。事实上，如果想在服装销售中占得先机，那么就必须拥有一条属于自己的销售渠道。目前，服装产业的新兴销售渠道主要有中高档商场专柜、品牌专卖店、国际化网络等几种模式。我国的服装企业必须在渠道上有所创新，使产品尽可能地展现在消费者的面前，方可提高品牌认知率。

此外，在打造服装品牌的时候，产地与设计师的优势也应该尽全力进行把握。通过与世界服装强国联姻，有效地借助产地优势，可以大幅度的增强品牌信任感。同时，国内服装品牌可以与国际著名服装设计师达成协议，成立服装研发中心，通过不断深入地交流来对国际服装趋势进行把握，同时可以借国际设计大师之名来提升自身品牌的竞争力。

第4篇：国际政治分析范文

1.基本现状

1.1.生产情况现状

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的生产和贸易额居世界前列，拥有较为健全的纺织服装工业系统，具有规模大、门类全等多个特点。纺织纤维是我国纺织业的主要产品之一，其产量和生产能力世界第一。

1.2纺织服装产业对外贸易概况

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劳动密集型产品（鞋类制品、玩具、纺织服装等）贸易在我国快速发展（见下表）。其中由于出口配额等非关税壁垒的取消、关税的减让、市场开放程度进一步深化、贸易权分步的放开，我国纺织服装行业取得稳步较快发展并取得优秀的成绩。

2.服装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宏观调整力度不足，延伸水平低

这么多年以来我国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方式主要在于数量上的优势，却没有在质量上有过多追求，低端产品占总产量的比重过大，导致很多工厂有存在较严重的货物积压现象，其中这些问题导致消费结构与产品结构不匹配，消费者难以买到满意的服装，再者导致企业或工厂经济效益较低，从而企业或工厂的产品出现滞销的状况。

2.2产业与设计脱节

纺织服装产品出口在我国从开始的模式为出口加工型，就是仅仅依靠来样或来料进行的纯加工模式。而在世界纺织服装产业发达的法国、意大利等国家，走的是设计型、创新型的线路。

2.3工艺技术落后

我国在纺织服装产业设备方面的整体水平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巨大增进的，突出的在平缝方面是基本达到世界标准的。但在高精尖设备方面却是不多。设计师能设计出来的高端作品，仅仅通过普通的器械是达不到其标准的，怎样通过工艺来保证作品的品质，这个问题是国内现在还没有深刻的认识。

2.4面料与服装相关行业发展不相匹配

近些年来，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崛起速度迅猛，客观来说是能给纺织服装产业带来一个全新的机遇，但根据一组国家统计机构的统计数据来看，事实并不是这样：在纺织服装贸易出口中，我国对进料和来料的生产和加工所占52%比重，国产纺织面料仅仅用于低档服饰和大路货的生产。这说明我国的国产面料大量过剩，却花费更多的资金用于面料进口。

二、提升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我国纺织服装产业要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取得竟争优势，既需要国家宏观贸易利益与企业竟争收益结合起来，也需要将短期目标和利益与长远目标和利益结合起来。本文将在政府、行业、企业三个方面来探讨相应的对策。

2.1政府方面

想要在未来国际分工新割据中，占据较有利的竞争地位，正确的政府政策引导对于目前处于急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阶段的我国纺织服装产业显然是十分有必要的。比如在我国纺织服装产业出口贸易中存在的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出口退税等问题，对企业的引导效果不是很好。政府实施下调出口退税率等行政和经济调节手段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纺织服装产业的加快升级，很多企业其实并没有此种意识，导致企业并不会认真对待，从而没有及时对企业战略结构的调整，继续生存在低利润的市场空间中生存，政府应加大对政策实施目的的宣传。

2.2行业方面

2.2.1.创立国际品牌，强调品牌建设，实行差别化经营

在纺织服装企业中，产品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设计、工艺、面料、配件等多中元素上，于是有差别的元素正式通过企业品牌映射到消费者的意识中。因此，一个品牌的好坏决定了纺织服装产业的主要利润。

2.2.2.加强对纺织服装行业自律性的监督和管理，充分发挥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的协调作用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在我国纺织服装对外贸易中的协调作用的体现越来越突出。行业协会在当纺织服装产品出口遭到一些国家贸易限制时通过行业外交手段，达到与国外纺织服装工业组织交流和对话的目的，从而增进行业相互了解，贸易摩擦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纺织服装产品的出口。

2.3.企业方面

2.3.1.突破出口限制，改变竞争方式

由于资金短缺和缺乏人才，我国纺织服装企业赢得订单的方式一般通过竞价方式，从而是企业陷入长期的低价格陷阱当中，导致企业一直缺少资金投入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储备。再加上出口纺织服装产业这类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品主要依靠数量和价格来促进，如果能够实现从资本密集型-熟练劳动-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转换，把方向和目标放着眼于“四高”（价高、利润率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就能从根本改变我过目前纺织服装产品出口现状。

2.3.2.重视企业高管和新型技术人才的培养

在过去，我国传统的纺织服装产业不愿使用高级企业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这直接导致了企业管理和技术水平的滞后。纺织服装企业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新型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有必要的话还可以从国外引进人才，这样才能从宏观的层次促进企业进步。

另一方面，纺织服装企业还应重视提高生产线上生产者的技能，增加对生产线工人的培训，增加高级技术工人的比重，从而达到利用熟练劳动生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加快企业产品升级。

参考文献：

第5篇：国际政治分析范文

关键词：被动型分级基金；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

一、引言

国外的分级基金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分级基金起步较晚，但从2007年诞生至今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发展。目前，我国已成立的分级基金多达56只，仅2012年一年已成立的分级基金就达32只，这一数量远远超过此前5年发行数量之和，成为今年以来发行数量最多的基金品种。但是，分级基金折溢价问题日益突出，为了说明这一现象，本文以基金规模为权重，构建分级基金加权平均折溢价时间序列图（如图1）。

从2010年中旬到2013年年初，除了在个别的时间段出现过大幅度的折溢价波动，被动型分级基金的折溢价率始终在合理范围内上下波动。具体来看，2010年10月出现过较大幅度的溢价，加权溢价率最大为6.3%，2012年8月出现大幅度的折价，加权折价率最大为14.1%。

二、分级基金概述

（一）分级基金的分类

一般根据投资方式，将分级基金分为主动管理型和被动管理型两大类。主动管理型相信基金绩效可以击败大盘，所以积极操作投资组合以超越大盘表现为目标。被动管理型的特点就是完全复制标的大盘的走势，其业绩受到基金公司管理能力的影响较小，并且被动管理型的基金管理费用较主动管理型便宜，所以更受投资者欢迎。2012年已成立的被动型分级基金共有21只，占全年已成立分级基金总数的65%左右。

（二）分级基金的整体折溢价

分级基金的整体折溢价是指母基金在场外依据净值进行申购和赎回，而子基金在二级市场上依据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二者之间由于交易机制的不同容易导致价差。用Di表示溢价率，a，b分别表示A类份额和B类份额的份额占比，PA表示A类份额的价格，PB表示B类份额的价格，NAVt表示母基金单位净值。分级基金折溢价率公式为：折溢价率=（基金单位市场价格/单位净值）-1，即

Di=■-1

（三）分级基金的套利

分级基金的套利分为整体折溢价套利和期现套利两类。整体折溢价套利是利用母基金净值与子基金的价格之间的价差进行套利。当母基金净值小于子基金价格时，可在场外申购母基金，配对转换成相应比例的子基金，在二级市场卖出获利。当母基金净值高于子基金价格时，在二级市场上买入子基金再配对转换成相应比例的母基金，在场外赎回获利。期限套利是指将分级基金作为现货，利用股指期货与现货的基差进行套利。由于我国规定不能做空现货，所以多采用“现货多头与期货空头”的组合套利。具体来说，当现货指数出现低估，同时某一期货合约被高估，此时应当卖出相应份数的期货合约，申购分级基金份额，等到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基差恢复到正常水平时，通过反向平仓套利。

三、分级基金价格、净值和大盘指数之间的动态关系分析

（一）样本选择和处理

本文选取的基金样本为2010年到2011年年底已成立且具有配对转换机制的被动型分级基金7只；选取沪深300指数收盘价作为大盘指数变量；样本区间为2010年6月7日至2013年3月14日，每只分级基金的母基金日单位净值，子基金日收盘价；大盘指数变量日收盘价序列共674个数据，为了消除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性，取对数后用LOGI表示。另外，用每日规模为权重，构建子基金的加权平均价格和母基金加权平均净值。数据均来源于Wind数据库。

子基金i的价格：Piz=aPA+bPB。

子基金i的规模：Wiz=aWA+bWB。

子基金加权平均价格为

IP=■P■W■/■W■

母基金加权平均净值为

INAV=■NAVimWim/■Wim

其中，IP为分级基金i的子基金的收盘价，INAV为分级基金i的母基金的净值，Wiz为子基金规模，Wim为母基金规模。

（二）实证检验

1.单位根检验。在取得时间序列的样本数据后，首先进行平稳性检验，用ADF（ augmented Dicky―Fuller ）检验方法，分别对加权平均价格、加权平均净值和大盘指数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这个三个序列的统计量均大于临界值，所以为非平稳序列，而其经过一阶差分后变成平稳时间序列，说明原序列是一阶单整序列。

2.协整检验。用基于多变量的Johansen检验，判断IP和INAV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见表1。

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IP和INAV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说明虽然单个变量自身的运动是不平稳的，但是市场中存在某种经济机制制约着变量的运动，使得他们之间在短期内不会偏离太远，即折溢价率是均值回归的，这与图1中的现象也相符。然后，引入大盘指数用Johansen检验IP、INAV和LOGI这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见表2。

结果表明，加权平均价格、加权平均净值和大盘指数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IP、INAV和LOGI的标准化协整系数分别为1.00、-0.8141、-0.9120。从协整系数看出，价格、净值和大盘指数之间存在着长期的正向均衡关系，这与实际情况相符。

3.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期的选择较敏感，不同的滞后期长度会得到不同的检验结果。因为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的检验式是VAR（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模型的一个方程，所以VAR模型的最佳滞后期就是Granger 因果检验的最佳滞后期。选取滞后2 期作为最佳滞后期。IP、INAV 和LOGI 这三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见表3。

结果表明，IP和INAV互为因果关系，IP和LOGI互为因果关系，INAV和LOGI互为因果关系。

四、结论

通过一系列的检验表明，母基金净值、子基金价格和大盘指数之间存在长期的正向均衡关系。同时，三个变量之间互相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1.从Johansen检验得到，被动型分级基金的折溢价是均值回归的。这说明子基金价格和母基金净值之间由于某种经济机制的作用在短期内不会偏离太远，而这种机制正是配对转换机制。在实际情况中，当母基金净值和子基金价格之间出现大幅度偏离的时候，投资者找到被低估一方，配对转换成被高估的一方，再抛出获得差价。不停套利的结果就是使市场中的不平衡逐渐恢复平衡。所以，母基金和子基金之间由于受到配对转换机制的约束，始终围绕一个合理值进行上下波动。

2.从Johansen检验中发现它们是正向的均衡关系，并且由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发现，三个变量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且大盘指数对母基金净值和子基金价格的影响较大。当大盘走势下跌，净值受到大盘的影响也会下跌，受到投资业绩的影响，投资者在二级市场大量抛出子基金使得子基金价格降低，这又引起大盘指数进一步的下跌，导致折溢价幅度扩大。当折溢价幅度超过套利成本时，投资者会选择进入市场套利。即，买低卖高，使子基金价格上升，导致大盘指数回升使得母基金净值逐步回升。

3.从2010年9月大盘一路上升，在2010年11月8日见顶后开始下跌。子基金价格和母基金净值受到大盘的影响呈现出先上升后回落的状态，并且子基金价格上涨幅度超过母基金，而回落幅度小于母基金，所以在2010年9月到11月溢价率达到最大。因此，大盘指数可以作为投资者决策一个先驱性指标，作为预测基金走势的辅手段，这也说明我国的证券市场是非有效市场，可以利用历史信息获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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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娇，胡骅.我国创新分级基金资金净流入的影响因素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11）.

[3]黄瑜琴，成钧，李心丹.免费的午餐：分级基金溢价的案例研究[J].财贸经济，2012（07）.

[4]张良财.分级基金套利研究[J].经济师，2011（11）.

[5]李桂荣，孔令伟.沪深300股指期货套期保值有效性的实证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2（02）.

第6篇：国际政治分析范文

一般来说，通胀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具体从需求侧理解，中国经济增速长期超过潜在增长率水平，城市化的持续推进与相关投资过热，以及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比如为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危机政策）等均成为引致通胀的重要原因。下文将从经济过热与流动性过剩两个角度分析我国通胀压力的成因。

1.1 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压力

在传统经济学的定义中将经济的实际增长率超过潜在增长率的状态称为经济过热。一般用经济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差来衡量产出缺口的大小，当这一差值为正时，经济的实际增长率超过了潜在增长率，此时资源被过度利用导致供需失衡，供不应求的状况将推动物价水平上涨。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文献大多倾向于认为中国GDP的潜在增长率为8%～10%之间，取9%作为潜在增长率的中轴，而自2002年以来，我国GDP同比增速持续超过9%，经济一直处于高位运行状态，过热倾向非常明显。

外需是中国经济过热的原因之一，但实际上，中国经济的过热更大程度上是投资推动型经济过热。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国以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为标志的新一轮城市化周期开始启动，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逐渐成为经济增长最大的驱动力。从2003年开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每年都超过20%，已经远远超过名义GDP的增速，从理论上来说，投资过热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引致外部价格波动的众多因素中，中国过热的投资需求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尤其是中国近两轮外部冲击型的通胀周期中，投资过热从而导致国际市场相关产品供不应求的特征非常明显。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的特点决定了我国对原材料、能源、设备以及土地等资源的需求和消耗非常之大，必须转向国际市场获取更多生产性资源，特别是原油、钢铁、有色、橡胶等大宗商品的上涨，无不贴上了中国需求的标签。此外，经济贸易全球化对农业和粮食发展的冲击也越来越大，现在国际粮棉油产品中，除了稻谷外，价格均低于国内，导致我国食用植物油以及油菜籽等产品的进口量持续攀升。

上述讨论是建立在中国需求引致外部商品价格上涨，从而刺激国内要素价格重估和通货膨胀这一因果关系上，其理论基础在于中国是一个需求大国，是价格的缔造者而非接受者，其定价方式是以大国模型作为依据，这就决定了外部冲击首先是由中国需求引致的，其次是外部冲击加速中国国内的通胀水平，也就是说，在国内经济过热的环境下，极易形成中国需求外部冲击加速国内通胀这一循环。

1.2 流动性过剩与通货膨胀压力

当经济中投放了过多的货币，即会出现货币供大于求，产生流动性过剩。当前我国经济中的流动性过剩主要表现在M2增长速度长期且大幅超过GDP的增速，国际上最常用的是M2/GDP的比值来衡量流动性过剩情况。1990年、1995年、2000年我国M2/GDP的值分别为0.82、1.00、1.36，2009年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4万亿的财政刺激方案，当年新增贷款接近10万亿，使得M2/GDP大幅提高至1.78，属于世界最高水平。进入2011年，虽然货币当局为应对通胀风险实施了从紧的货币政策，M2同比增速不断下行，但由于M2存量巨大，2011年M2与GDP的比值仍然创出了1.806的历史新高。

流动性过剩导致经济中货币数量大于商品交易的需求，过多的货币追逐较少的商品自然会导致商品价格被推高，引发通货膨胀。需要说明的是，中国长期流动性过剩局面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

其一，我国经济结构失调，消费率持续下滑，内部需求的缓慢提升无法消化快速增长的供给，导致我国经济对出口依赖度很高，同时，我国在资本项目上也常维持顺差，为了维持币值稳定，我国央行通过购买外汇形成外汇储备，而在这一过程中就向经济中投放了等量的人民币。

其二，巨大的套利空间导致热钱持续流入。由于在全球经济体中，中国政局稳定、经济增长前景一枝独秀，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进程，世界各国纷纷看好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热钱采取各种渠道进入国内：或假借出口，或蚂蚁搬家，或地下钱庄，等等。据估算，仅2010年我国热钱净流入量就达到755亿美元之巨。

其三，全球流动性泛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为了稳定金融市场，美联储将联邦基础利率大幅调低至0-0.25%这一历史最低水平，同时还通过直接购买美国国债、资产支持证券等非常规的手段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由于美元在国际上仍为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国流动性的泛滥通过国际市场向其他国家传导，这其中就包括中国。

2.中国治理外部冲击型通胀的政策选择

我国通货膨胀的引致因素复杂多样，既有国内流动性长期过剩的压力，也有地方政府强烈的对投资偏爱导致的经济过热，最重要的是，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而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和粗放式增长方式使经济发展失衡，造成我国对粮食、能源和原材料等进口大宗商品高度依赖，因此极易对中国形成外部价格冲击。输入型通货膨胀形成机制的多样性决定了其治理政策需多管齐下。

2.1 治理输入型通胀的常规性政策

（1）在兼顾其他宏观目标的同时，稳中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应常规化。

流动性过剩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在政策目标这一大方向上，在兼顾其他宏观目标的同时，稳中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应常规化。若面对突如其来的外部价格冲击，积极发挥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央行票据等各种货币政策手段的综合效应，同时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以此吸收一部分流动性。而从长期来看，中国应设立稳定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以预防流动性过剩引发通胀。

在外汇储备管理方面，由于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会造成基础货币大量的被动投放，从而产生流动性过剩问题。目前我国的外汇资产主要由央行以外汇储备的形式持有，央行购汇的过程即形成了货币投放，因此，可以通过鼓励民间持有外汇，同时增加官方外汇持有机构来降低央行的购汇量，斩断外汇储备与货币投放之间的联系。

（2）应严格抑制投资过热。

中央政府应加强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督，通过加大行政处罚力度来遏制投资的过度增长。一方面，应完善我国的财政与税收管理体系，建立科学合理的地方行政监管机制，对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行充分的规范和监督；另一方面，必须要改变现有的地方考核机制，不能太过倚重经济增长方面的考核，应该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出发，建立更加完善的多角度考核与选拔机制，这有助于从根源上抑制地方政府违规引资行为的发生。

（3）调整涉外经济政策，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首先，对待出口与进口的态度应该改变，不能一味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其次，在外汇管理上，应改变原有的资金宽进严出的政策取向，应严格限制短期资本的流入，同时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增加外汇流出的渠道；最后，应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放宽汇率的波动幅度，使汇率在调节国际收支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总之，防止经济增长过快，调整要素价格抑制投资需求膨胀，以及提高汇率机制弹性以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并使之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第一道防线，将是治理中国通胀的根本途径。

2.2 防范与治理外部冲击型通胀的长期战略政策

（1）能源供应战略

能源价格的稳定与否直接决定了通货膨胀的（下转第79页）（上接第76页）基础性因素是否存在。为稳定能源价格，首先应加强传统能源管理。目前我国传统能源的利用主要以煤炭和石油为主，对于煤炭产业，要加强大型煤炭基地和集团的建设，增强煤炭产业的集中度和竞争力，还要通过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提高煤炭企业的回采率，发展洁净煤炭技术，实现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石油产业，一方面，石油企业要有效利用金融期货等工具，实现风险对冲，加强抗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强包括中央和地方、国有和民营、战略和商业储备等在内的多层次、多元化的石油储备体系建设。其次，要内外开发并举，我国资源利用战略不仅要立足国内供应，还应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实现全球资源的再配置。最后，要加强节能减排工作。政府应通过推行财政补贴、税费优惠、金融政策优惠等措施，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新型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生物燃料等。

（2）农业发展战略

粮食由于需求刚性的存在，外部价格的冲击作用非常明显，粮食生产的稳定核心是要大力发展“三农”经济，这包括，一是保证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通过中央下拨财政专项支农资金，整合农业生产与销售与渠道，积极落实“三免三补贴”政策等；二是加强提高农民素质的提高，提供全面的科技教育、培训机制，巩固和完善农村义务教育机制，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就业效力。

第7篇：国际政治分析范文

关键词：FDI；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

作者简介：胡再勇(1976―)，男，湖北浠水人，经济学博士，外交学院国际经济系讲师，主要从事国际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6)06-0039-04

收稿日期：2006―08―14

一、外国直接投资促进我国国fi,贸易的现状分析

根据小岛清的理论，当外资投资于东道国的比较优势产业时，将会创造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充分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广阔的国内市场，并与自身的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结合起来，从而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竞争优势，并拉动我国出口。此外，外国直接投资的进人，本身也会带来一些重要的资本品的进口，而且随着国际产业的转移，尤其是一些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垂直型投资的发展，即跨国公司到发展中国家建立与其国内的产品有关联的子公司，并在总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形成专业化分工合作，这也会促进东道国进口的增加。

从图1可以看到，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占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出口贸易总额、进口贸易总额的比重逐年上升。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逐年增加，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能力已经成为我国外贸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和增长源泉，相对应的是国有企业出口竞争能力的逐渐衰退。

由于在外国直接投资中扮演主角的跨国公司拥有庞大的全球生产与分销体系，这为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广阔的进出口渠道，也促进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我国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和地区如中国香港、日本、韩国、美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同时也是与我国开展进出口贸易最紧密的国家，这种现象表明外国直接投资的确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因此，本文将采用协整分析的方法来实证研究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的定量贡献。

二、本文采用的方法

1．单位根检验。采用ADF(AugmentedDickey―Full)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假设序列yt服从P阶自回归过程。检验方程为

其中c为常数项、St为趋势项。作假设检验为HO：y=0；H1：r＜0。如果接受元假设则说明序列yt没有单位根。方程中加人p个滞后项，是为了使残差项εt成为白噪声。对于非平稳序列，还需检验其差分的平稳性，如果变量的n阶差分是乎稳的，则称它是n阶单整的，记作I(n)。而变量同阶单整是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必要条件。

2．协整检验。对于服从I(1)过程的变量的协整检验，从检验的手段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回归残差的EC两步法协整检验；另一种是基于回归系数的Johansen检验，Jo-hansen和JuseliusL提出了一种在VAR系统下用极大似然估计来检验多变量间协整关系的方法，即Johansen协整检验，这里我们采用前者进行分析。对存在协整关系的平稳时间序列，可以直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变量间的回归，这时最小二乘法估计量不仅是一致的，而且快于平稳时间序列OLS估计量的收敛速度，因此，可以直接对FDI和贸易变量进行回归。

其中lnFDIt是t期实际FDI的自然对数，InXt是t期贸易额的自然对数，c为常数项。引入对数后更容易得到平稳数据而且不会改变时间序列的性质和相互关系。考察方程(2)的回归残差εt是否平稳，可以采用ADF检验，如果平稳，则表明存在协整过程，且方程(2)描述了FDI和贸易额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

3．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是在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的原因时采取的办法：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值所能解释的程度，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则称序列x是y的格兰杰成因(Granger Cause)，此时x的滞后期系数只有明显的统计显著性。一般的，还应该考虑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序列y是否是x的格兰杰成因。检验方程为

其中，k是最大滞后阶数，通常可以取稍大一些。检验的原假设是序列x(y)不是序列y(x)的格兰杰成因，即

检验的指标是F统计量利相伴概率。

三、本文采用的数据及来源

以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来度量FDI，以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来度量国际贸易。

四、实证分析

1．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由于经济模型中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经常发生伪回归现象而造成结论失效，所以，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先进行平稳性检验，只有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才能进行回归分析。本文主要采用ADF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从检验结果可知，LFDI、LEI、LE、U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即它们都是非平稳时间序列。而这些变量的一阶滞后差分DLFDI、DLEI、DLE、DLI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LFDI、LEI、LE、LI都是一阶单整I(1)的。

2．E―C协整检验。根据协整理论，由于LFDI、LEI、LE、LI都是I(1)的，所以，可以进行协整分析以验证LFDI与国际贸易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如果两个非平稳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这两个变量之间就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从而可以有效避免伪回归。本文采用Johansen提出的基于VAR模型的协整检验方法，我们首先分别建立LFDI与LEI、LE、LI之间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假设其滞后期数为p，通常希望滞后期数足够大以反映模型的动态特征，但是另一方面滞后期数越大，自由度越小，因此在本文中采取AIC和SC最小的原则来确定滞后阶数；当AIC和SC出现矛盾时，利用似然比(LR)来确定滞后阶数，以便在动态性与自由度之间寻求一种均衡。在滞后期数确定后，再对协整方程中是否存在常数项和趋势项进行验证，然后对数据进行协整测试，最终结果如表3。

从表3可以看到，由于似然率22．8829大于1％临界值20．04表明应拒绝原假设，HO：r＝0，而接受备择假设H1：r＝1；另一方面，由于似然率3．5308小于5％的临界值3．76，因而接受Hl：r＝1的原假设。结合这两个假设检验的结果可知，

在1％的显著水平下，LEI与LFDI存在且仅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对于LE与LFDI，由于16．34366大于5％的临界值15．41，表明应拒绝原假设HO：r＝0，而接受备择假设H1：r＝1；似然率4．397493小于1％的临界值6．65，因而接受H1：r＝1的原假设。因此，在5％的显著水平下，LE与LFDI存在且仅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对于LI与LFDI，由于16．16805大于5％的临界值15．41，表明应拒绝原假设HO：r＝0，而接受备择假设H1：r＝1，由似然率2．176960小于5％的临界值3．76，因而接受H1：r＝1的原假设，结合这两个假设检验的结果可知，在1％的显著水平下，LI与LFDI存在且仅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3．Granger因果检验。经济时间序列经常出现伪回归问题，即经济意义表明几乎没有联系的序列却可能计算出较大的相关系数，实际却毫无意义。本文对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总额、出口额、进口额进行了Granger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

从表4可见，关于LFDI不是LEI的Granger成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0．02921，应该拒绝原假设，表明至少可以在95％的置信水平下，认为LFDI是LEI的Granger成因，而LEI不是LFDI的Granger成因的原假设，其相伴概率是0．7745，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LEI不是LFDI的Granger成因的概率较大。同样，表明至少可以在95％的置信水平下，认为LFDI是LE的Granger成因，但LFDI是U的Granger成因的概率只有77％，不是很大。

4．协整方程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根据上述Johansen检验以及Granger检验可知，LFDI确实是LEI、I凰、LI的成因，且LEI、LK、L1分别与LFDI之间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故可以分别建立LFDI与LEI、LE、U之间的长期协整方程，结果如表5。

协整分析表明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方程(5)的协整回归结果可知，LFDI每变动一个百分点，会带动进出口贸易总额的自然对数值0．442个百分点的同方向变动；从方程(6)的协整回归结果可知，LFDI每变动一个百分点，会带动出口贸易总额的自然对数值同方向变动0．508个百分点；从方程(7)的协整回归结果可知，LFDI每变动一个百分点，会带动进口贸易总额的自然对数值同方向变动0．298个百分点。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到，FDI与出口贸易之间的正向关系要大于其与进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因此，就LEI、LE、L1分别与LFDI间建立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为

(1)构建的LEI与LFDI间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为

由于AIC＝-4．814207，SC＝―4．117194都比较小，且R―squared＝0．54，对数似然函数值为62．14207，所以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其中括号中的数值是相应参数的T检验值。同时，本文还对模型(8)、(9)、(10)进行了一系列检验，DW检验表明这3个模型的残差没有自相关，JB检验表明这3个模型的残差分布是正态分布，ARCH检验表明这3个模型不存在条件异方差，RESET检验表明3个模型的设置基本正确。

从误差修正模型(6)、(8)、(10)可以看出，三个方程中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分别为0．3342、0．2736、0．2157，表明上一年非均衡的程度分别为33．42％、27．36％、21．57％，表明从非均衡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的速度不是很快，同时也表明我国的进出口、出口、进口波动程度不是很大。与长期均衡相比，在短期动态中，LFDI对LEI、I丑、L1的影响要小于长期均衡方程中的影响。从方程(6)、(8)、(10)可以看出，在短期内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出口、进口都具有促进作用，其中，滞后2期的LFDI显著影响LE(滞后1期的LFDI因估计系数没有通过T检验而省去)，这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具有滞后性，一般只有到第2年才能发挥出来。

五、结论及建议

首先，协整分析表明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FDI的自然对数每变动一个百分点，会带动进出口贸易总额、出口贸易总额和进口贸易总额的自然对数值分别同方向变动0．442个百分点、0．508个百分点和0．298个百分点。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到，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推动作用要大于其对进口贸易的推动作用。

其次，误差修正模型表明上一年非均衡的程度分别为33．42％、27．36％、21．57％，这说明从非均衡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的速度不是很快，同时也表明我国进出口、出口、进口的波动程度不是很大。与长期均衡相比，在短期动态中，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然对数对进出口贸易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的自然对数的影响要小于长期均衡方程中的FDI所造成的影响。在短期内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出口、进口都具有促进作用，其中滞后2期的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然对数显著影响出口贸易总额的自然对数(滞后1期的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然对数因估计系数没有通过T检验而省去)，这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具有滞后性，一般只有第2年才发挥出来。

最后，从对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国际贸易贡献的现状分析中，我们发现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已经超过国有企业，而外商投资企业进口贸易额占我国进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与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额占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的差额也在逐渐缩小，从1993年相差12．73％逐渐缩小到2004年的0．76％，这表明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逐年增加，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能力已经成为我国外贸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和增长源泉，相对应的是国有企业出口竞争能力的逐渐衰退。

第8篇：国际政治分析范文

    在这个世界里，信息问题开始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人们也逐渐习惯于从信息的角度，来看待周围的世界。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信息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因特网成为信息问题的最为热门的话题。1999年是中国政府上网年，有关电子政府的话题成为媒体操作的对象。但是，信息是什么呢？它是不是就是计算机化或者电子化呢？信息与政府公共政策的关系如何？

    无疑，信息在公共政策中的地位是毋庸质疑的，但是信息决不是信息高速公路，或者计算机。信息的含义要广泛得多，它的问题也决不仅仅在电子化方面。电子化使得传统社会以更快的速度走向信息社会，但它本身只是信息社会的一个技术基础。本文将抛开目前流行的热门话题，重新审视信息的基本含义、信息的特征及其与公共政策分析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投资于信息的原则、政策实践信息的特征、政策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不对称与政策博弈格局等问题。

    一、信息、知识与公共政策

    信息，就是音信，消息，从客观方面来说，它是客观的状况；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说，它是我们有关某种客观状况的认识，这种认识一旦为人所拥有，就成为人所拥有的知识。因为这一缘故，人们实际上把信息、知识是一回事，或者认为知识既包括有关人们较为高级的认识，即技术的知识，以及有关属性的知识，即通常所说的信息问题。1998/1999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与发展》就是这样界定知识的。当然，要非常准确地界定知识与信息，并区别这两者，也是可能的，比如我们可以把信息当作一种客观的东西，它只是反映客观存在的状况。而把知识当作是人们所掌握的信息，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系统的认识。但在现有的政策讨论中，一般都把这两者当作一回事，因为即使是信息，实际上也是已经经过人处理过的、已为人所认识的信息，也就是知识。在此，我们也将按照国际惯例，把信息和知识当作一回事。当然，在进一步分析时，也可以把不同的知识进行分类。

    政府的政策，往往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其目标是解决公共问题，因此又叫做“公共政策”。根据公共政策学的一般界定，它是指“政府直接采取的行动或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国家合法权力的行动”。比如，政府在经济方面直接采取的行动就是经济政策，政府在人口控制方面采取的行动就是人口政策。在经济方面，美国学者把它分为分配政策、再分配政策、调控政策和基础性的政策。在公共管理方面，政府也可以采取各方面的政策，如高科技政策、环境保护政策、国土资源开发政策、医疗卫生政策、警察服务政策等。公共政策的质量对于一个国家公共利益的实现，具有极大的影响。高质量的公共政策，可以减少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促使人们积极行动，并且积极合作；它可以很好地实现有限资源的适当配置，实现配置效率，从而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那么，如何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呢？这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如完善公共政策设计、制定、执行、评估和反馈等过程的制度安排，完善公共政策的责任机制等，都是非常重要的。下文讨论的侧重点在于探讨从政策的角度来探讨信息的若干特征，具有这些特征的信息与政策之间的关系，认为信息对于公共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有用的、稀缺的资源，公共政策的设计、制定、执行、评估和反馈，需要探讨不同阶段的信息的特征，其稀缺程度，以及开发成本的高低，尤其是要重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的问题。

    二、信息的三大特征

    让我们来探讨信息的若干特征。信息的第一个特征是，它是大量存在的。实际上，世界本身就是由信息组成的，只有通过某种信息，世界万物才能表明自己的存在。不用说有关大自然的信息，即使是有关某个人、某个问题的信息，也都是大量存在的。比如有关毛寿龙的信息，如果系统地收集起来，其信息量可能组建一个图书馆。政府所处理的公共事务以及解决公共问题的公共政策也是一样的，它也是由大量的信息组成的，并且哪怕是一个局部的问题、一个最简单的公共行动，其所涉及到的信息都是大量的。

    信息的第二个特征是有用的，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也是公共政策所必需的。人的生活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信息，个人决策、集体决策和政府公共决策，都离不开信息。就个人来说，如果没有有关结婚对象的信息，作出的有关结婚的决策就太盲目了；如果不知道食品是否有毒，就作出食用的决策，结果就很可能丧命。就某个集体来说，如果没有信息，要采取集体行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就政府来说，如果没有相关的信息，或者信息不足，其危害就更大。对外可能导致战争，对内可能导致经济的崩溃。个人决策、集体决策和政府公共决策，与信息是息息相关的。比如，如果没有有关国土资源的数量调查，在耕地不足的情况下，还采取鼓励滥用耕地的政策，其结果肯定是坏的。在战争中，公共决策更需要信息。从信息角度来看，所有的战争不仅仅是物质力量的战争，而且还是信息之间的战争，现代化的信息战更是现代战争的关键。

    信息的第三个特征是有用的信息往往是有成本的。不可否认，大量的信息是免费的，如阳光照亮了世界，我们轻易地看见了这个世界，从而了解了这个世界，这一过程我们并没有付费。但是，许多免费的信息是没有用的，对于我们所需要的信息来说，免费的信息是重要的，但往往是不够的，而采集、开发进一步的信息是需要成本，要使之变成我们的认识，不是免费的。比如，在晚上，我们要照样看得见这个世界，就需要照明的能源。即使有人免费送我一本书，我要了解其中所包含的信息，也需要进一步投入必要的时间，并且投入的时间越多，从书中了解到的信息也就越多。我们要了解世界大事，就需要派大量的记者去采访、收集，即使有了现成的报纸，我们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阅读。

    这三个特征表明，信息是非常有用的，虽然是大量存在的，并且许多信息是免费的，但有用信息的开发和使用，是需要代价的。因此，信息与所有有用的、需要通过努力和付出代价才能获得的资源一样，是稀缺的，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作为有种资源，它值得我们进一步努力，去开发信息，缓解稀缺性；把在给定资源条件下，合理地配置信息资源，用足既有的信息资源存量。这对于政府决策的意义就在于，要改善政府决策的质量，就需要投资于信息，用足信息。

    三、投资于信息的原则

    但是，投资于信息，并不一定要进行盲目的投资，并非要让所有的信息都变成我们的认识，或者说成为我们的知识。在此，我们需要进一步遵循如下两项原则：

    首先是需要原则。也就是说，信息是大量的，但是人们根据生活的需要，只收集其中的部分信息，作为我们的认识。要认识某个人，不必要掌握有关某个人所有方面的信息，否则反而难以认识某个人，根据需要的原则，只要模模糊糊的认识就可以了。比如，要简单地认识毛寿龙，一般只要知道名字，然后了解大体的情况，如脸庞的样子、体形等，就可以了。但如果要复杂地认识毛寿龙，可能需要了解进一步的信息，比如要请毛寿龙当司机，就要了解能否开车，如果直接了解困难，就需要通过表明毛寿龙是合格司机的证件，如驾驶证以及领取的年限。如果要让毛寿龙执掌大权，则需要更进一步的全面考核。但是，即使全面考核，也并非要全面了解有关毛寿龙的所有信息，我们真正需要的也只是有关毛寿龙的所有信息的一点点信息而已。有关政府决策的信息也是一样的。比如，我们要确定房改政策，就需要研究实物分房政策存在的问题，货币分房政策的优势，并在实践过程中，了解由实物分房政策改为货币分房政策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出台相应的对策。需要原则告诉我们，投资于信息，需要投资于有用的信息。

    其次是经济原则。根据需要采集信息，根据需要利用信息，这是有关认识信息的需求方面的约束。但是，投资于信息是需要成本的，这就需要我们遵循经济的原则。经济原则意味着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充分利用现有的信息。现有的信息存量是非常重要的财富，即使花钱买，也要比实际调查要便宜。我们许多改革政策，都需要从国外吸取经验教训，各个部门经常派人出国考查，这时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国内已有的信息，其他部门考查后所写作的考查报告，就可以节约大量的出国考查费用，至少是减少重复考查，了解更多的新的信息。

    二是根据节约原则来选择不同的收集信息的方法。收集信息的方法是各种各样的，如访谈调查、实地考查、问卷调查、表格调查、抽样调查、普查。不同的收集方法，需要不同的成本，这时就需要在总体成本约束条件下，进行选择。比如，我们要制定人口政策，就需要了解人口的总量、人口的年龄结构等信息，一个方法是普查的方法，这是最昂贵的，同时也是费时的，一旦普查结果出来后，所收集的信息也有点过时了。这时，比较经济的方法是进行抽样调查。统计调查研究告诉我们，抽样调查不仅省时、省钱，而且往往比普查更为准确。这时，我们完全有理由用抽样调查方法来替代普查的方法。在政策评估方面也是一样的，某个政策效果是好还是坏，公民评价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地方采用普查的方法，费时费力，其结果还可能由于错误的累积而不能准确反映实际情况，这时严格按照抽样方法，就可以达到省时省力省钱的效果。

    三是要在总体成本约束条件下，把资源合理分配，否则掌握了大量的信息，但缺少一个方面的信息，决策的质量也难以提高。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米，即使有很高的烹调技术，也无能为力。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要投资于信息，而且还要合理地安排投资，投资于最稀缺的信息，在各个方面缓解稀缺。

    四是开发信息是需要资源的，而资源是稀缺的，这时为了利用有限的资源来开发更多的信息，就需要尽可能避免去开发高成本或者根本难以判断真伪的信息，而要尽可能开发易于开发的并且易于判断真伪的信息。并使公共政策基于准确的、易于辨别真伪的信息，而不能使公共政策置于可能不准确的信息基础之上。

    四、政策实践信息的特征

    投资于信息，可以使我们比较充分地了解现实世界，了解公共政策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旦信息为我们所拥有，它就成为我们的知识。如我们记住了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实，我们就拥有很多历史知识；了解世界各国的地理情况，就拥有了很多地理知识；阅读过很多文学作品，就拥有了很多文学知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拥有完美的知识呢？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拥有一样的知识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可能拥有完美的知识，每一个人所拥有的知识也不可能完全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知识在人与人之间的配置是不对称的。

    因此，在投资于信息的同时，必须注意，我们投资于信息而得到的知识，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如何我们怎么努力，我们的知识都是不完善的，即使假设在遥远的将来，人类将进入一个自由世界，走出必然世界，但在进入这一刻之前，人类所拥有的知识都是不完美的，而为个人所掌握的知识更不可能是完美的。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不同，每一个人的需要不同，投资力度不同，理解能力不同，因此我们每一个人所拥有的知识都是不一样的，或者说知识在每一个人身上的配置是不对称的。

    政策实践过程中知识或者信息的这两大特征，对于政府决策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公共政策实践应该充分重视政策实践信息的两大特征：

    第一，不完善性。信息的不完善性问题，在公共政策的设计、制定、执行、评估和反馈各个阶段都是存在的。实际上，政策研究与政策实践的差别，就在于政策研究没有达到完善的境界，可以继续研究，顶多出一个阶段性的研究成果，或者推迟出版研究成果。但是，政策实践却不是这样，许多情况下，我们政策设计还不完善的时候，许多信息还没有收集和得以确认的时候，就需要我们立即制定政策，并付诸执行。比如垃圾处理的技术目前还不完善，但是城里成千上万吨的垃圾急需我们处理，总不能等着有了完善的垃圾处理技术之后，才处理垃圾，那时恐怕我们已经为大量的垃圾所包围了。

    在此，我们需要明白，任何公共政策的设计、制定、执行、评估，都可能是不完善的。这首先需要我们在公共政策的设计、制定、执行、评估等整个过程中，都认真对待，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专家论证，并经过试点，或者吸取既有的实践的经验，尽可能减少其不完善性。其次，即使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专家论证，并且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吸取了成功的经验，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政策还可能存在着不完善性。即使为了强化政策的执行力度，在宣传上需要说明，我们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已经经过了各方面的努力，但在实践上依然需要注意，信息不可能是完善的，因此公共政策也永远是不可能完善的。在政策的初期阶段，我们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后期阶段，即使摸到了石头，我想也需要保持警惕，这些石头是否真的可靠，或者是否有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第三，说信息不完善时也必须采取公共行动来解决问题，这并不是说，我们要盲目地大胆，在实践上，即使在这时，公共政策也不能盲目制定，也需要基于现有的信息局限性，来尽可能避免因信息不完善而可能导致的损害。在信息不完善的情况下，有时候不得不进行赌博，这时赌注很小，也就罢了，但是如果赌注是整个国家的祸福，而不赌，其损失则未必很大，从公共利益角度考虑，还不如不赌。在公共利益上，无害原则优先于有利原则。公共政策应该首先考虑无害，或者少害，而不是寻求有利，或者更大的但有风险的利益。

    第二，不均衡性。信息对于不同的政策来说，对于某一个政策的每个阶段来说，其完善程度是不一样的，其所需要的完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就三峡工程这一决策来说，由于它所涉及到的投资非常巨大，其影响也非常深远，而一旦决策得以制定，并得以实施，再要回头，其代价非常高昂。这时，就需要尽可能增强政策设计界定的完善性，尽可能减少失误，让专家参与决策，让有关利益相关者参与讨论，最后决策最好通过政治程序来决策，以提高政策的支持率。而对于国土资源保护政策来说，中国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人均资源非常有限，这就需要采取保护措施。这一政策设计相对比较容易，所需要的信息相对较少，但是在政策的执行和评估阶段，其信息就相对缺乏，即使能够得到信息，这些信息的可信度也是比较差的。在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方面，许多案例已经说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是非常大量存在的。这就需要我们更多地投资于政策执行的监督和执行效果的评估方面的信息，在这些方面多作努力。 

第9篇：国际政治分析范文

关键词：水资源费；水资源税；面临挑战；税制要素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4-0237-02

1　我国水资源现状以及开征水资源税面临的挑战

1.1　我国水资源现状

(1)我国水资源匮乏。长期以来，我国水资源一直存在着供需失调的现状。供小于求成为多年以来困扰水利部门的难题。在全国640个城市中，缺水城市达300多个，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114个，日缺水1 600万吨，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 000亿元，全国每年因缺水少产粮食700亿公斤―800亿公斤。缺水状况的日益严重将直接制约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影响广大居民的正常生活。

(2)我国水资源地域分布不均。我国的水资源匮乏还体现在分布的不均匀性方面。在我国，南方的四大流域拥有的水资源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81％，而北方占有的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水资源的19％。南北拥有水资源量的悬殊较好的印证了我国水资源分布严重不均的现状。这样的水资源分布格局容易导致南北方在发展经济和利用水资源方面的不均衡，进而产生利用和争夺水资源的矛盾。对于我国建立“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新型经济发展道路存在着十分不利的影响。要想实现经济有效持续的发展，我国必须解决由于南北水量悬殊而引起的资源配置矛盾。

(3)我国地下水资源消耗较严重，对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构成潜在威胁。我国不仅地表水污染严重，地下水资源情况也不容乐观。据国家环保局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根据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五省区1995年地下水监测井点的水质资料。在69个城市中，I类水质的城市不存在。Ⅱ类水质的城市只有10个，占14.5％，Ⅲ类水质城市有22个，占31.9％。Ⅳ、Ⅵ类水质的城市有37个，占评价城市总数的53.6％，即1／2以上的地下水污染严重，地下水资源的过度耗用以及质量过低不仅会造成水资源数量的严重匮乏，还会直接导致地表塌陷，增加发生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可能性，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1.2　开征水资源税面临的潜在威胁

(1)开征水资源税的计税依据的确定标准以及征收形式。目前，关于水资源税计税依据的确认主要有一下两种思路：一是以用水量作为确定计税依据的标准；二是把使用水资源产生的经济效用作为确定的依据。按照前者设计出来的水资源税制将是一种单一的比例税率。用水者按照用水量缴纳相应比例的税额。而若根据后者确定计税依据，则需综合考虑纳税人的用水因素。设计出的税制较为复杂，适合于调节不同纳税人的用水行为。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此外，在税制要素的设计中，应当依据涵养水资源的成本不同设计出差别税率。因对用水较集中的中下游地区征收较高的税，并把其中一部分拨付给上游地区以补偿其涵养水资源的成本。但具体的税率确定又是一大难题，需根据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

(2)有关部门关于事权划分的问题。我国要想进一步深化“费改税”工作，使其发挥规范我国财政征收体制、保障我国财政收入及时足额缴纳的应有功效。因此，国务院需要协调所属各部位的税费征收权限，修改《水法》以及《资源税法》中关于水费与水资源税的征收权限，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资源税暂行条例》，促进水资源费向水资源税的顺利转变。

2　水资源税与资源税的关系

(1)资源税涵盖水资源税，是制定水资源税实施细则的依据。我国现行的资源税是国家为了促进合理开发利用资源、调节资源级差收人而对境内开采法定应税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水资源税是为了促进水资源合理利用而开征的税种，包含于资源税之内。水资源税具体税制要素的设计要以资源税为蓝本，在资源税的基础之上设计出有利于维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税种。

(2)对水资源税税制要素的设计有利于推进资源税的深化改革，使之达到更好的调节资源配置的功效。在全国范围内，多项税费由于政出多门致使税费之间的调节作用无法协调，而且税费混乱使资源税不能形成规模，通过征收资源税来筹集财政收入，达到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被削弱了。如果能够征收单一的水资源税征收体系，废除现行的水资源费。是对资源税的一次较深程度的改革。对于规范资源税征收体系，深化资源税改革有着重要意义。

3　水资源税的税制要素设计

(1)纳税人。我国现行资源税的纳税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采应税矿产品或者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由于水资源税法从属于资源税法，因而按照资源税法的立法精神，水资源税的纳税人应当是“在我国境内开采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然而，水资源的流动性决定了水资源的开采者并非最终使用者。仅仅对水资源的开采者征税显然不能体现税负的公平性。因此，在水资源税纳税人的确定上，我国应当借鉴法国水资源税的立法经验。把一切水资源的开采者和消费者均确定为水资源税的纳税人。以体现水资源税的公平性以及其调节水资源配置的功效。

(2)计税依据。我国现行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是应税产品的销售数量或者自用数量。依据资源税的立法精神，水资源税的计税依据应当是水资源的开采数量或者使用数量。由于水资源是具有极强流动性的自然资源，对其计税依据的确定应具有一定的特殊。首先，在开发水资源的环节，应就水资源的开采量征收一定数额的水资源费；其次，在消费环节，应当和现行水资源费采取相同的形式，按照用户的实际用水量课征相应的税额。这样在开采和消费两个环节双重征收水资源税能够较好的起到公平税负、促使使用者节约用水的作用。

(3)税率。由于我国的水资源税水资源税尚处于理论研究阶段，目前为止尚无具体的实践经验可供参考。湖北省有望作为第一批试点省份进行水资源“费改税”工作的试点，以下对水资源税率的探讨仅限于理论层面。简要分析一下水资源税税率设计需考虑的主要因素。

①考虑消费者所处地区的差异性。北方省份对水资源的保护较南方省份而言更是刻不容缓。在设计水资源税税率时应当把南北方拥有水量的差异性充分考虑在内，北方的税率应适当高于南方。以促使北方省份节约用水，缓解严重缺水的现状。其次，还应当把用水者所处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考虑在内。在我国，经济较发达的一线城市，如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天津等城市，工业以及第三产业较发达，用水量以及对水资源的污染程度均位于全国前列。国

家为这些城市供水以及治理水资源污染负担了较高的治理成本，这些发达地区理应承受较高的税负来补偿国家供水治污的大量指出。

②考虑使用者所处行业的多样性。

我国水资源的使用主体较复杂。居民用户占到用水者的绝大多数，其余的为分布在各个行业的公司企业等。我国应当针对纳税主体的身份以及所处行业的不同来确定税率。居民用户用水是为了保障正常的日常生活，因而应当适用较低档的税率。公司企业是以生产经营为目的的，应统一定义为商业性质的用水单位，适用高一档的税率。应当在居民用水税率的2―3倍之间。同时，针对高污染高消耗的工业企业应当征收最高档次的税收，以规范该类企业的用水排污问题，促使其节水治水。

针对居民用户设计分段税率。为了促进居民用水人节约用水，在设计水资源税率是可以采取分段税率的计税方法。所谓分段计税，即针对居民纳税人设定一个基本的用水量，在基本用水量以内实行较低档的税率来计征水资源税。超过基本用水量的部分按照基本税率的1.5―3倍来征税，以达到减轻居民纳税人负担。促使其节约用水的功效。

(4)征税对象。水资源税的征税对象主要是使用过的水资源。各个纳税人应当按照开采或者消费的水资源的数量来缴纳相应的水资源税，体现了税收量能课征、公平税负的原则。

(5)征税主体。按照资源税法的规定，水资源税作为全国的地方性税种，其征税主体应当为各地的地方税务局，水资源费改成水资源税的形式征收后，征收主体理应由原来的水利部门变为现行的地税部门。这主要是为了规范水费的征收程序，有效划分税费的征收权。充分保证了水资源税的专款专用。同时，地税部门征收水资源税还有利于把征收的税款用于本地水资源的研究、开发与保护。能够有效体现税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功效。

(6)征税环节。我国的水资源税应当开发和消费两个环节分别计征。在开发环节计征水资源税能够很好的做到源头课征。体现税负的公平性。在消费环节计征体现了“谁使用，谁负担”的征收原则。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消费环节课征仅限于初次消费，二次及以后的消费无需重复征收水资源税。以纯净水为例，在生产环节生产厂家已经就使用过的水资源缴纳了水资源税，二消费者购买纯净水则属于二次消费的环节。无需重复纳税。

(7)减免税。由于开征水资源税的目的在于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的使用效率，因此在设计水资源税制时应当设置一定的减免税条件。以达到调整极差收益、公平税负的效果。综合考虑当前我国的用水现状。可以设置一下几个减免税条件；

①对于农村农民的生活用水，家畜家禽的养殖用水以及农田山林的灌溉用水可以给予免税；②针对城市绿化等公益性项目的用水可以给予免税；③对于循环利用的污水可以给予免税优惠；④高等学校的师生生活用水可以给予适当的减免税优惠；⑤对于使用节水设备的企业可以给予低税率的税收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