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经济的解决措施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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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泡沫经济的解决措施范文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泡沫；控制
房地产泡沫经济问题简单说来可以理解成：房地产的价格在一个过程中的疯狂和持续上涨，给人们造成一种房地产价格在未来时间内还会持续上涨的预期，让这种预期不断的吸引新的买主，随着价格的不断上涨与投资成本的增加，房地产的价格远远高于与之对应的内在价格。房地产泡沫的特征是供求严重失衡，需求量远远大于供应量；投机气氛非常浓厚。判断的标准可以参考房价收入比、房地产投资与房价增长速度、房地产价格增长与GDP等的增长速度比。
一、房地产经济泡沫产生的重要原因
土地特有的稀缺性导致供求关系的不协调、投机需求的持续膨胀、银行信贷在房地产业中的过度扩张是房地产泡沫经济产生的重要原因。过度放贷甚至是房地产泡沫的助燃剂。若银行持有大量的房地产，那么银行扩大信贷和提高房地产价格，就可以从宏观上对银行的资本规模起到一定的调控作用，银行资本的充足率也将得到更大的改善。因此，银行不断在提高房地产价格的基础上，再次扩张银行信贷，房地产泡沫将在这种恶性循环中产生。此外，还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也导致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比如：消费者的预期受经济环境的影响、国民高收入群体缺乏投资渠道并且购房方面只具有投资性需求。
二、控制房地产经济泡沫的对策
在中国城市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房地产业不仅要由一般的产业发展为支柱产业，同时还要面临新经济的发展框架，在解决房地产业的高速成长问题的前提下，提高房地产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
1.深化管理体制改革
调整经济增长结构，认识到过分依靠房地产经济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深化完善各级政府绩效考核体制，切断地方政府在土地一级市场的利益，不盲目追求GDP的增长，更加注重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对实体经济的政策倾斜，同时中央政府加强地方政府对房地产业政策执行的监督。加大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社会保障性住房的供给，更好地起到解决民生问题和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作用。
2.规范金融业务，防范房地产贷款金融风险
严格审查房地产贷款条件、运用差异化的金融政策、强化贷款管理。金融政策关系到房地产业融资。没有金融的支持和资金的推动，房价没有可能大幅上涨。差异化的金融政策应体现在个人按揭贷款和房地产开发贷款之上，差异的标准除了套数外，还应体现贷款标准。能够买得起多套的高收入人群，不应享受金融机构提供的相对优惠的利率和贷款。
3.建立全国统一的房地产市场运行警报制度和监控制度
通过对全国房地产信息的整理和分析，就市场运行情况做出正确的评价，合理引导市场，为政府的宏观决策做好参谋。有关部门的管理人员可以建立信息预报，及时的对房地产信息进行监控和防范。定期的一些关于房地产信息的宏观变化信息，增加工作人员对房地产信息的把握程度，从而采取有效的房地产泡沫经济防范措施，将房地产泡沫经济发生的可能性及时消灭。同时，要通过广泛的途径及时获取真实且准确的安全信息，改善设施配置，健全人员配置，拓展房地产信息的收集渠道，实现信息渠道的多样化，加强房地产泡沫经济防范的网络建设。此外，还可以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监控网络平台。这种网络平台不仅可以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资源，同时还可以促进建立起规范、公平、公正、公开的房地产市场运行制度，提高房地产市场监控的透明度，规范市场秩序，净化经营环境。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实现资源共享、监控有效。能迅速的将房地产信息覆盖整个房地产市场，全部聚集到这个虚拟的市场空间中，用动态房地产价格进行监控，保证房地产信息监控过程的规范、高效和权威性，提高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规范化和简单化管理，增强政府对其管理的透明度，从根本上减少腐败行为的发生，促进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健康和稳定的发展。
4.建立土地产权制度
要有效的控制房地产经济泡沫状况，必须要在土地产权制度和土地市场管理上取得一定的突破。土地资源的短缺一直以来都是困扰房地产发展的重要问题。要想从根本上控制房地产泡沫经济，就必须从土地源头入手，规范土地市场，从最大程度上解决土地资源缺乏对房地产经济的冲击力度。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合理规划和利用土地资源，为国民提供一个平等、安定和稳定的生存环境，保障土地结构使用的合理性，为城市和地区的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结语
总之，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不是单一的环境条件造就的。它对于我国的社会和经济都有一定的消极影响。要正确认识到房地产泡沫经济的问题，并采取积极稳妥的有效措施控制房地产泡沫经济的发展，实现房地产市场软着陆。
参考文献：
[1]冯广东：房地产经济泡沫问题分析[J].民营科技，2009，（01）：47.
第2篇：泡沫经济的解决措施范文
正确认识泡沫的现象
在许多议论房地产泡沫问题的文章中，对泡沫一词的释义口径不一。关于泡沫、经济泡沫及其释义从17世纪开始，几部外国辞典的简要释义是：泡沫是虚拟资本过度增长的经济现象。我国《辞海》的释义，与之基本相同。也可以说，泡沫的主要表现是一种价格远离价值的经济现象。比如，在市场经济活动中，通过各种"狂热"的哄抬、投机等行为，使得某种商品、某种资产或某个公司的股票价格猛涨，若干倍地远离其价值。这种高价，不能长期维持，最终会像泡沫一样地破裂。这就是泡沫或泡沫经济现象。其中比较典型的，称之为泡沫经济事件。
由于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价格较大幅度地离开价值的现象总会在各种商品中经常发生，除了把这些经济现象统称为泡沫现象外，专家们还根据泡沫产生的不同程度和后果，把它分为以下两种。
第一种是泡沫经济。共同特点：一是，产生泡沫经济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过度投机，并伴随各不相同的其他原因；二是，价格若干倍地狂涨，远远离开其价值；三是，哄抬出的高价只能停留一定的时间(有的是短暂时间)就会破裂猛跌，下降到与价值相近的价格；四是，每一次泡沫经济事件都会对社会经济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
第二种是一般性泡沫。某种商品的价格在一定时间内有较大幅度的上涨，但没有达到典型泡沫经济事件的4个特点，就属于一般性泡沫。许多专家把它简称为经济泡沫。经济泡沫是比较经常而普遍地产生的，它的消极方面是因较大幅度涨价而带来的各种副作用，但因其价格上涨和下降幅度相对较小，一般不会出现泡沫经济那样明显的"破裂"和"猛跌"现象，造成的危害也小得多。它的积极方面是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市场的作用。因此，不要一提到泡沫就谈虎色变，而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经常发生的经济泡沫。
明确了泡沫的释义和其与泡沫经济的区分，我们就知道经济泡沫会经常发生，就不会否认我国房地产业也会经常发生经济泡沫。由于经济泡沫一般没有明显的破裂现象。泡沫释义扩大化引起的混乱长期以来，在西方国家和我国，都认定泡沫现象是价格狂涨而远离价值的经济现象。但是，最近几年，许多作者在发表的文章中，却把泡沫现象包含的内容任意扩大。几乎把房地产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统统归纳为泡沫现象。有的文章还进一步扩大为，这次我国宏观调控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统统属于治理泡沫的措施。为此，需要说明以下两点：
其一，不能通过曲解来辩解。有的文章为泡沫释义扩大化辩解的理由是：西方有名的《新帕尔格雷克经济学大辞典》明确指出，"理论界尚未达成对泡沫状态的一致同意的定义"，既然没有一致同意的定义，我国专家当然有权对泡沫增添内容。其实，西方理论界对泡沫经济现象的意见是一致的。只有对形成经济泡沫状态的定量指标，即其价格离开价值的幅度达到多大才能称为泡沫状态，意见还不一致。《大辞典》仅仅指出理论界对形成泡沫状态的意见不一致，决不能把它曲解为对"泡沫"释义的意见不一致。
其二，对不同质的经济现象，应该有不同的表述词汇和治理措施。如果把以上扩大化的内容统统归入泡沫现象而采取统一的治理措施，就会犯大错误。以房地产为例，如果发生了价格陡涨而远离其价值的泡沫现象，主要的治理措施应为：适度加大房地产投资和扩大开发规模以增加供给；增加经济适用住房和低价位商品房的比重以降低平均房价(即结构性降价)；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以调控房价和抑制投机。而泡沫扩大化提出的许多内容，例如"房地产发展过热"、"房地产投资增长过速"、"房地产开发规模过大"、"住房空置率过高"等，经济学界历来就使用"发展过热"、"规模过大"和"生产过剩"等恰当的词汇来表述。这些经济现象生产出的产品，不是虚拟的而是真正的物质财富，除极少数报废的产品外，都会陆续出售而投入使用，不会像泡沫一样地破裂。而生产过多、过剩，则是导致价格下跌的重要原因，只能采取与治理泡沫现象完全相反的政策措施。如果硬要把这些内容归入泡沫现象，必定会造成理论上、实施政策措施上和问题探讨争论上的混乱。因此，必须正本清源，坚持对泡沫现象的原有释义。
我国房地产泡沫的成因
从房地产泡沫的定义中不难看出，过度投机是导致房地产泡沫产生的最直接原因；另外，消费者的预期、非理性扩张、政策导向、结构性矛盾等因素则间接促进了泡沫的形成。
1、 房地产泡沫产生的直接原因
过度投机而导致的地价飞涨是房地产泡沫产生的最直接原因。作为市场经济中极为活跃的房地产市场，投机活动尤为严重。土地交易制度不健全，行业管理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投机活动，产生大量投机性泡沫。业内人士有这样的说法：拿到了地就上了赚钱的大路。因此，房地产开发商都千方百计地“圈地”，进行土地储备，等到时机成熟，或将土地以高额的价格转让，或进行开发并疯狂炒作，导致地价、房价飞涨。房地产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圈地投机，投机的成分越多，泡沫形成得越快。同时由于土地资源是稀缺的、有限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以及城市化进程步伐的加快，人们对土地不断增长的需求与土地稀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有限的土地在反复转手交易的过程中，价格飞涨，严重脱离了其实有价值而产生地价泡沫，进而导致整个房地产业泡沫的形成。
2、房地产泡沫产生的间接原因
（1）消费者的预期。
消费者的预期实质上就是对价格的预期。由于房地产不同于一般商品，当价格上升时，人们预期今后价格还要上升，需求量增加，房地产持有人惜售，供给量反而减少。这样就进一步刺激了价格上升，促进了泡沫的产生。在泡沫破灭时，价格下跌，人们认为价格还要下跌，持有人纷纷抛售，反而增加了供应量，同时由于无人肯接手买入而需求量减少，这样就加剧了价格的下跌。
（2）政策因素。
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性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因此，每个政府都会下大力气对该行业进行干预，我国也不例外。例如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以及国家出台政策鼓励购房按揭、放宽银行信贷、建经济适用房等政策，都直接推动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高速增长。正是这种政策的导向使房地产开发过热，导致价格虚涨，空置率上升，助长了泡沫的形成。
（3）房地产投资的过度增长。
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应该与城市化进程的步伐一致，如果一国的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就容易造成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的严重不平衡，房屋闲置率高，房地产价格急剧下跌，产生泡沫。这种现象一般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在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过程中，对房地产的大量需求使众多的投资者纷纷涌入市场，房地产开发大军急剧增多，投资出现过度增长现象，使房地产泡沫不断堆积。
（4）银行信贷的非理性扩张。
由于房地产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房地产开发必须拥有雄厚的资金。但随着房地产开发规模的不断扩大，开发商仅靠自有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其开发资金主要来源就是银行贷款。一般来说，各国政府在对待房地产开发的贷款上都有一定的约束政策，但由于房地产的高回报，使许多银行在贷款的实际操作过程中，违反了有关规定，向开发商发放大量贷款，甚至不去验证其信用等级，大量的资金涌向房地产市场，又缺乏必要的风险控制意识和手段，从而使许多开发商拥有少量的资金就可以从事项目开发，造成过度开发，而且各种投机行为愈演愈烈，不断堆积金融风险，给泡沫的产生埋下了隐患。
（5）结构性矛盾。
经济适用房和豪宅的开发比例应该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如果开发商为追求高利润而纷纷投向豪宅的开发，使一段时间内大面积大户型的豪宅开发数量急剧上升而且闲置过多，经济适用房则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一方面提高了商品房空置率，一方面使经济适用房的价格不断提高，两方面的作用极易导致房产泡沫；另外，这种结构性矛盾还包括高级写字楼的过度开发。
第3篇：泡沫经济的解决措施范文
长期以来，融资问题对全球的经济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为了避免经济的衰退，各国纷纷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下，因为受到宏观政策、市场机制和金融体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的企业自身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对战略管理缺乏认识、发展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宏观管理滞后以及面临不公平的竞争环境等方面的问题。然而在这众多的问题中，“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变得举足轻重，它不仅严重阻碍了我国企业的快速发展，而且也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绊脚石。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变得十分紧迫。
关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研究也已经有了一些成果。周学东教授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她认为导致全社会“融资难”、“融资贵”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投资饥渴”；并且研究了“财务软约束”的问题，认为政府在补助政策和运行机制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并由此引发的问题加剧了资金价格的扭曲，放大了各种“挤出效应”，周教授认为这是造成“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章丽盛认为融资问题是一种结构性现象，主要表现在信贷在资源的配置、信贷期限的配给等问题上，并且研究了我国金融体系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出现瘸腿现象，认为这是“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李庚南认为融资问题的关键在于降低隐性成本。
以上学者多是从如何获得更多资金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笔者则是主张使浪费资源的项目破产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二、我国由于融资问题所产生的通货膨胀
我国的市场是二元的：一方面为正规的金融市场和组织，比如国有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另一方面是传统的、大量落后的、非正规的金融活动，如民间传统的当铺、钱庄以及放债机构等。国有银行的资金属于计划内的，为了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并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政府对它进行利率管制。国有银行的资金量大，并且规定的存贷款的利率低。由于大企业，如上市公司、中央企业等，它们的信用好，贷款量大，属于批发性质。则银行就乐于将资金贷给这些大企业，并且贷给它们的利率也低。“融资难”、“融资贵”主要针对的是在国家组织制度中不起主导作用的企业，即体制外的企业。然而体制外的企业中，中小企业居多。
一谈到“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常常让我们想到这与货币资金的供应量有关。如果提供大量的货币，就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下面来看一下1990年到2014年的货币资金供应量，可以根据数据做出折线图直观地反映出来，如图1所示：
从图1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我国逐年提供的资金量比较多，并且增幅大。按正常来说，资金量多，利率应该低，为什么利率却低不下来？
以前政府对融资问题放的比较松，很多人都趋之若鹜地去投资项目。如果在投资项目之间一直后续贷款，就不会出现资金断裂等问题。但是如果中央银行突然收缩银根，提供的货币资金量变少，则贷款就会出现问题。例如，原来可以给100个项目提供资金，而在收缩银根的情况下就只提供给60个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加大放贷，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此时，社会的总需求已经扩大，通货膨胀的缺口已经形成，即产生了隐性的通货膨胀。这样就断然不能在增加货币的供应量。但是得不到贷款的项目为了继续使它们自己回到正常的状态，它就必须要得到贷款。例如，房地产的项目，如果得不到贷款，则该项目就会停滞，但是开发商还是要想办法得到资金，此时他们就会转向民间借贷，结果是把民间利率给抬起来了。下表为近五年来，我国国有银行的贷款利率与民间借贷的利率。
以上表近五年来，国有银行的利率与民间借贷的利率，我们可以看出国有银行的利率比民间借贷的利率低，并且相差很多。随着项目的增多，把民间的利率给抬高了。所以不可以盲目扩张，若让其回到正轨，又没有这么多钱投入的时候，只有废弃多余的项目，这就造成了实物资源的浪费。例如，前些年建立的钢厂，对此大规模的投资，由于出现“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结果自己又拆了，河北就出现这种问题；许多开发商建造一些房子，在房子建立一半时，遇到融资的问题，不管资金得到的程度有多难，他们都会拼命借钱将房子建起来，然后将之卖掉，他们认为很值钱，结果却空置了起来，与钢厂一样，又拆掉，造成了大量的实物浪费。
三、美国产生的“滞胀”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以及如何治理通货膨胀
（一）美国产生的滞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从1970年到1982年，美国经历了经济危机和经济缓慢增长的一个阶段，此阶段美国的失业率增加和通货膨胀率并存，即产生了“滞胀”。下面是美国在70年代前后所经历的三次滞胀，如图2所示：
从图2可以看到在后两次滞胀期，CPI增长达到10%以上在此期间美国经历了4次经济危机，导致了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以及高通货膨胀率并存的特殊经济现象。美国经济出现“滞胀”的原因如下：科技发展力处于减弱期；美国出口贸易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减少；实体经济缺乏增长点。由于这些原因，首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没有起到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反而推高了通货膨胀。然后，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将货币政策慢慢地从货币价格向货币数量来转变。在此过渡期间，由于货币政策的不稳定，以及在高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利率的波动比较大，最终使得货币的供应量过大。此时的货币政策不仅没有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反而因为提供的货币量过大又推高了通货膨胀率。再次，由于银行的信贷业务不断地扩张，这也对通货膨胀的出现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最后，部分食品与能源的价格上涨将通货膨胀率提高到了两位数字。此次的滞涨，对美国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挫伤，并由此导致的高通货膨胀是亘古未有的，甚至年平均通货膨胀率竟然达到10.46%。通货膨胀的增加就会引起“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二）如何治理通货膨胀
在1976年初，失业率为7.9%，福特政府实施了两个措施：一是刺激经济上升的减税政策。二是为了增加一些工作机会，政府举办一些公共服务事业。但是减税政策仅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却扩大了预算赤字。因此，进一步推高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到1978年通货膨胀率又产生了两位数字。后一项措施因为没有提供充足的资金，以至于效果平平。由于通货膨胀的上升，卡特政府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来治理通货膨胀。但是在治理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上，卡特政府的态度不坚定，货币政策有时松，有时紧。最终没有成功治理。到1981年，里根政府认为国家过度的干预经济，是造成经济反复恶性循环的一个本质原因。里根政府采取了集中措施，其中最有效的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稳定货币资金的供应量。其中，里根政府将控制货币的供应量作为主要的目标，不管利率达到多高，甚至引发经济危机，里根政府也从不放弃紧缩的货币政策。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确实遇到了经济危机，但是却有了成效：稳定的货币资金供应量抑制了过高的通货膨胀。到1984年，通货膨胀率就降低到了3.8%。在里根政府的正确政策和不断努力下，美国在1983年终于使得经济的增长达到了高峰。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四、中美基于泡沫破灭的分析
（一）中国的泡沫经济
我国进入21世纪之后，在经济方面出现了结构性的比例失衡。结构性的不平衡可以由市场来调节，贸易顺差可以通过加大对外投资来调整。因此，必须来转变政府的职能。而我国却采取了人民币升值和刺激内部需求的错误方法。结果导致我国的经济走上了政府主导的增长经济的道路。政府为了使收入与增长差距减小，实施的转移支付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税收，进而导致我国在实业方面投资的风险日积月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降低风险就需要增加不同的投资组合。由于我国人力资本不足以及中国的金融管制使投资者不能持有无风险的国外债券来降低风险。针对这种局面，我国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放弃政府干预和回报率低的实业投资，然后转向高风险、高收入的房地产业和金融行业，由此引致我国的泡沫经济不断增长。在2012年我国的GDP大约为51万亿人民币，可是广义货币M2却达到了90万亿以上，目前已经超过100万亿。我国的广义货币M2与GDP之比在200%左右，这远高于美国的67%，由此可见，我国的经济泡沫特别大。这些过量的货币资金不断地流入房地产行业和政府的建设上，从而导致了我国的房地产泡沫和财政经济泡沫的方兴未艾。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有它的特殊之处：首先，它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然后，中国人婚嫁购房的强烈需求；最后，由于人民币在升值期间，国外资金的流入也会进一步推动我国房价的上涨，当价格涨到远高于人们的购买能力时，房屋就会大量空置，失去它的居住功能，成为追求利益的工具。大量的炒作者将普通的购房者卷入其中，成为承受高压力的房奴。长期下去必然会使泡沫愈演愈烈。我国社会经济就要转型，产业结构要升级，不然就不可持续发展下去，要转型，就不能绕过房地产的转型。由于房地产的泡沫越吹越大，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破灭，一旦泡沫破灭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我国政府不愿意看到这些严重的后果，宁愿继续往里面投钱维持稳定。在2014年，我国走了一条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的覆辙之路，即降息降准和优惠利率。但实际是降息只是暂时的，但却给房地产开发商再次提升价格的空间，看似放大了人们的贷款能力，实际上只是一种幻觉，这就会透支了未来的偿付能力。总之，这些政策貌似扩大了购房者的能力，但随着加息的到来，月供收入比不断上升，银行、开发商、购房者将会共同面临房地产泡沫破灭的痛苦。这样的援助政策实际上是把经济周期给延长了。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就更加无从谈起。
（二）美国的泡沫经济
美国70年代的滞胀，通过治理后，慢慢回到了正轨。到1991年，美国出现了新经济，刚开始利率特别低。在当时，低利率是正确的，符合当时的经济状况，但是利率持续很长时间的低，就会出现问题，慢慢地又产生了泡沫。从2001年底到2005年，美国的30年期的抵押贷款利率从7.07%降低到了5.58%，但房价增加的速度却达到年均12%，明显地高于人们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幅度。这就是由降息的幻觉所产生的影响。到2005年，由房地产推动的泡沫成了整个经济市场的泡沫，房价的增速高达18%，远高于人们可支配收入达到的5%。与此同时，为了控制通货膨胀，美联储又施行了增加利息的政策，抵押贷款利率又从5.58%增加到6.66%。这种压力超出了购房者的接受能力，最终导致了房地产行业泡沫的破灭。
美国的泡沫经济是结构性的，虽然那时美国的物价不涨，通货膨胀率比较低约为1%。但还是有泡沫。当时的资产、地产涨了好几倍，股票价格等各种金融资产，一堆堆全是泡沫。在2008年，经济危机来临，房地产的泡沫破裂，金融资产等的泡沫没有破灭，原因在于美国施行了量化宽松政策，出现了恶性循环。
五、后泡沫时代的中美经济分析
在经历过严重的产业衰退和经济危机过后，每个国家都不可能不受到挫伤。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起了全球化的经济危机，显然中国也是卷入其中的一个经济体。美国产生的资产泡沫，无论是信贷资产或是实体经济的资产都发生了破灭。由此，中国主导的出口模式也产生了困境。为摆脱这些困境，我国需要将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到依靠我国内部需求的经济模式，这将是我国的一项重要任务。史蒂芬.罗奇认为：要想调整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失衡状态，中国就需要多进行一些消费，不要再大量的储蓄，而对于美国正好是相反。
在2002年美国的科技股泡沫破灭，在2007年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泡沫破灭后，美国所进行的投资变为理性投资，它们大部分都是私有企业。在美联储收缩银根后，一些需要融资的企业得不到往常的贷款，他们对贷款的需求会把融资的价格抬起来。由于美国强硬的态度，不理会那些企业，它们得不到贷款显然就会破产，然后被淘汰出局。美国就是走这种发展道路，才使它们的经济道路走上正轨。而中国，部分企业的投资不是理性的，甚至有时候进行的是疯狂的投资，在面临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的时候，中国不是将那些项目清理掉，而是一味地仁慈。例如，房地产的融资非常高，并且融资扩张的非常厉害。如果我国收缩银根，将资金抽掉一部分，首先抽的就是房地产行业的。这样，一部分房地产项目会很快破产，房地产的泡沫破裂。但是目前并没有破裂，就是因为我国的态度太过仁慈。在2014年，进行降息；在2015年又经行了降准。这样导致的后果会更加严重，问题还会持续下去。面临资源浪费的问题，就应该将其掐死。现在之所以不实行强硬的态度，就是因为有利益集团的存在。
六、小结与启示
第4篇：泡沫经济的解决措施范文
关键词：新经济形势房地产经济理性思考
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具有更加复杂、更加多元化的特点，例如，社会中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使人们获取信息更加快捷方便；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以及电子支付手段的出现使人们的生活与消费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新经济形势下资本运作逐渐向数字化转变。房地产经济受到新经济形势的影响也产生了相应的改变，因此需要进一步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有效预防泡沫经济的出现，促使房地产经济的平稳发展。
一、房地产经济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房地产经济发展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优化产业结构，加速产业升级。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在于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房地产行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具有重要作用，具体体现在提供场地支持，从而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推动我国第三产业的平稳发展。由此可见，房地产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第二，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我国人口数量多，在城市人口不断增多的前提下，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能够解决困扰城市居民住房问题的重要途径。房地产经济的发展有助于解决城市住房少的问题，并且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推动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第三，带动社会就业。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能够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服务业，如房屋装修、房屋设计、家具生产等行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我国的就业率。第四，拉动消费增长。房地产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带动社会消费的增长，同时房地产经济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性产业，在发展过程中能够不断提升社会基础性住宅建设，满足人们对住房的需求，同时能够提高人们对其他产品的需求，如家电、家具、建材等，有助于拉动消费增长。
但是房地产经济的发展不光会带来积极影响，同样也会带来消极影响。第一，泡沫经济。房地产泡沫经济实质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监督导致房地产市场出现虚假繁荣的情况，对社会经济稳定造成了较大的影响。虚假的市场繁荣会严重干扰我国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重视这一问题。第二，社会危机。房地产经济的虚假繁荣不但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甚至会引起社会危机。很多企业会因为虚假经济而破产，大量人员失业可能会造成社会不安定。第三，金融风险。由于房地产项目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泡沫经济的出现会导致银行不良贷款增多，对我国金融业发展造成较大的影响。
二、房地产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分析
（一）没有遵循市场实际需求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健全，需要尊重客观市场的发展规律，根据市场选择项目地点、范围及建设规模等因素，避免供给侧不对称造成的供给失衡。但是从我国目前房地产经济发展现状来看，房地产建设项目没有完全遵循市场实际需求，这属于“以产定销”的情况，也是房地产经济发展中比较典型的问题。针对这一情况，政府需要从当地实际住房需求出发，确定最佳方案，做好市场调查，确保供给侧与需求侧保持平衡状态，避免为了刺激当地经济发展而盲目转让土地，确保土地开发与利用和城市规划的统筹发展，促使房地产经济发展更加合理化。
（二）市场导向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在新经济形势的影响下，房地产经济发展促使产业结构发生改变，这是市场导向作用的影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市场导向也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因此需要加强理性思考，在尊重市场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对房地产经济市场导向进行合理调整。政府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宏观调控作用，结合房地产经济实际发展状况，通过调整批租权来加速产业结构升级与优化，从而推动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在实际实践过程中由于很多投资者没有重视这一问题，只关心出价高低，没有重视市场取向，盲目投入高产出行业，房产结构混乱。
（三）土地价格不断增长
城市可利用土地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其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市场供需的影响，但是由于土地资源不属于商品，其最终价值主要是从投资收益率来计算的，与社会劳动无直接关系。由于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土地资源供给的限制，从房地产投资状况来看，地价较高时政府的收益也越高，为了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容易发生盲目出让土地的情况，导致房屋单价也不断升高。但是在市场经济中，过高的价格会约束消费者的行为，导致投资成本增加，商品房价格的升高会给人们的消费造成负面影响，甚至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这说明了盲目抬高地价不利于房地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
三、新形势背景下推动房地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性思考
（一）合理分配建设用地
城市经济发展需要各产业的协同发展，不能简单通过转让土地的方式来刺激地方经济发展，这虽然能够提高财政收入水平，但是不符合国家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房地产项目与其他项目投资不同，盈利方式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写字楼、大型商场等项目能够通过出售的方式直接获利，工业厂房以及娱乐建筑等需要与其他经济产业共同发展，从而实现长期收益；公共设施建设虽然没有实际盈利，但是能够优化城市环境，为城市居民创造更好的生活空间。因此政府需要重视地方经济的协调发展，做好城市规划，合理分配建设用地。
（二）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职能
随着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从房市周期理论来看，我国房地产产业正处于上升阶段，房地产市场也从不完善逐渐向完善发展，未来房地产发展要更加理性化。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房地产开发是城市规划的重要组织者与实现者，需要提高建设的理性化，减少盲目建设的行为，要做好市场调研，分析居民的经济实力与消费意愿。政府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宏观调控职能，推动经济的平稳发展，避免发生供给侧不平衡的情况，确保房地产经济的平稳发展。需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督与调控，避免房地产经济虚假繁荣情况的发生。
（三）確保土地价格的合理性
房地产作为我国重要的支柱型产业，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具有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居民的购房能力也不断提升，为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新经济形势下，政府需要合理利用相关政策以及行政手段将土地价格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并根据当地的经济水平适当控制房价，确保房地产经济的平稳发展。房地产项目涉及土地与金融等要素，土地资源作为一种有限资源，其供应量有限，流动性较低，而金融则正好相反，流动性强。一旦房地产经济出现投机行为，在资金链断裂之后可能会对房地产行业以及城市经济发展都造成较大的影响。
（四）预防房地产泡沫经济的出现
为了有效限制投资行为以及炒房行为的出现，政府需要加强房价市场监控，不断优化和改革现有地价公示制度，确定基准地价，从而为土地市场交易提供参考。同时要对土地交易价格进行科学评估，实时掌握具体交易价格，并快速发现异常问题。定期检查区域内土地转让情况，若基于优惠政策转让的土地需要限制其在规定时间内再次交易。政府需要根据房价的市场调查结果采取相应的宏观调控手段，避免房价过快升高。由于不同地区房价存在较大的差异，需要根据地域经济发展状况对房价进行定量定性分析，从而加强对房地产经济的有效监控，预防房地产泡沫经济的发生。
第5篇：泡沫经济的解决措施范文
关键词：泡沫；应对机制；中日比较
中图分类号：F11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1)01-0138-04
有很多评论和分析都把中国和日本当年的发展路径作为类比对象，举出了其中的相似之处，譬如出口导向、通过国家政策推动出口、连续多年的高增长率、、出口机器、货币升值预期以及国内资产价格急剧上升。毫无疑问，中国与日本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如何研究当年日本政策的经验和错误，对于中国当前来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但这种比较有时具有简单性，日本当年广场协议的签订埋下了经济停顿的诱因，因此中国应该避免货币升值；譬如日本过快、过强地放松和收缩银根，导致了金融泡沫的放大和随后的快速挤破，给日本经济带来了长达数十年的停滞，因此中国应避免类似决策失误。
本文认为，这种简单的类比和借鉴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信息，但还不足以弄清楚中国政府当前面临问题的实质及与日本的异同之处，也不足以清楚中国政府政策取向的潜在逻辑并分析其正谬。
本文拟在简单回顾中日两国经济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分析两国处理金融泡沫的思路异同，描述它的政策特点，包括节奏、取向和具体政策细节，并着重从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两方面分析这种不同的缘由。
一、经济发展和泡沫形成的历史回顾
(一)日本的国家策略和外部制衡
战后的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够得到快速地恢复和发展，并最终成为制造业出口大国和世界金融中心，除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爆发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带来的制造业发展机会这一外部因素外，也与日本建立的不同于西方国家金融体制这一内部因素有着极大的关联。换句话说，导致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期出现的金融危机的体制因素恰恰是当初为日本的经济崛起立下汗马功劳的金融体制与金融对策，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战后日本采取的基本上是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这与西方国家采取的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微量干预的做法不同。在政府主导型的金融体制下，日本的中央银行(即日本银行)、民间金融机构和政府金融机构统归大藏省管理，大藏省有中央银行的人事任命权和对所有金融机构的检查处罚权，属于制定金融政策的权威机构。鉴于战后日本的国力有限，财力不足，百废待兴而又资金匮乏，为了能把所有可调动的信用集中于银行，政府通过颁布相关条例，限制金融机构间的竞争，限制证券市场的发展，实行严格的利率管制和市场准入机制，鼓励银行按照政府制定的产业扶持政策超限额向重点企业发放贷款，政府承担银行可能产生的经营风险和资金支付风险。这样的金融政策在当时对充分调动日本国内的资金，把国民储蓄尽快转化为投资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确保重点产业的发展，如钢铁、化工、机电等行业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不但使日本在短短的数年间摆脱了战争对日本国经济的影响，而且使日本经济从此走上了历经30年的高速发展之路。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与西方诸国贸易磨擦的升级和“广场协议”的签署，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开始升值，日本的出口贸易开始出现减少，进口开始增加。与此同时，由于国民财富的快速增长以及实体经济投资热情趋弱，大量的剩余资金流入虚拟经济，土地、股票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开始持续上涨。在1985年―1990年的5年间，日经指数由16 400点上升至38 915点，上市股票总市值由162万亿日元飙升至630万亿日元，市值增加近3.9倍；土地资产总额由1985年的1004万亿日元上升至1990年的2 389万亿日元。其中东京、大阪等地的土地地价在4年间上升了3倍。按照当时的价格，卖掉整个东京就能买下整个美国。股市与房市的疯狂、泡沫经济的严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二)中国的赶超策略和有利条件
日本的问题主要在于国家限制。中国在这一点上具有有利之处，能够较好的避免这种“陷阱”。这一方面也可视为一种“后发优势”。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经济与战后的日本经济有许多相似之处，都面临着基础薄弱、资金匮乏、金融机构不健全、体制重建的问题。经过30多年的探索和发展，中国经济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发展思路和相对健全的金融体系。总体上中国的金融管理体制是在借鉴了西方国家特别是日本的经验后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建立起来的，大体上属于由政府干预下的市场调节机制，并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一演变模式。其特征是国内金融市场的相对独立，市场主体以国有银行为主，银行业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实施利率和汇率管制，政府制定有明确的产业规划，以引导信贷资金和投资资金的流向。
除了以上相似的地方，中国的金融体制与日本的金融体制最大的不同在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总目标下，中国金融体制的构建采取的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转变这一渐进模式，既不同于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前，数十年机构体制不变，体制经历了由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到不适应需要直至僵化的过程；也不同于日本20世纪90年代末期提出的“爆发式”体制革命，目标虽好，但制约条件太多，改革之船无法顺利到达彼岸。相比较而言，中国的赶超策略借鉴了日本的经验教训，因而获得了宝贵的30年经济高速发展时间。
目前的中国经济一如80年代中期的日本，经历了连续30年的高速发展以后，经济总量和外汇盈余进入了世界前列。随着工业基础的完善和进出口贸易额的巨大增长，与各国之间的贸易磨擦也日渐增多，因争夺资源导致的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纷争事件也时有发生。
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国土狭小、国内市场容量相对有限的国家，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国外市场，主要原材料需要从国外购进，产成品也主要销往国外市场，这种外向型的经济结构总体上对其他贸易国家的经济是利大于弊。加之日本作为二战时期的战败国，处于多重国家限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附性很强，其经济政策的制定缺乏独立性，容易受到来自国外势力的干扰，甚至会掉入国外利益集团设下的经济“陷阱”，如“广场协议”的签订。
中国在国际上是一个政治大国，国内政局稳定，人口众多，消费市场巨大，国际外交独立性较强，但受制于资源的缺乏和各发达国家设置的关税壁垒，由贸易不平衡引发的政治外交事件逐渐增多。尤其是在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各发达国家经济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创，这些国家都把经济恢复的突破口选在了中国的市场，要求中国改革现有的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开放国内金融和资本市场，其目的就是最终打开中国的消费市场。中国当然不可能是当年的日本，随意屈服于国外的压力，但这类压力也将持续存在。
二、泡沫应对策略描述
(一)日本的应对策略和后果
泡沫经济的产生基本上源于内部经济的失衡，表现在大量资金非正常流入某一个产业领域，如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解决的办法也主要是采取“阻断”资金流人的方式控制这些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上涨。但在实际操作过程，决策者遇到的问题要远比这复杂得多。
日本政府从1989年开始采取一系列的经济对策，包括金融上一些政策调整来控制资产价格，特别是土地价格的上涨。初期政策效果不明显的时候，日本政府甚至还采取了一些行政管制措施如对土地交易行为给予限制，禁止对房地产项目进行融资等方式，强行控制不动产的交易。这一策略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动作巨大而迅速。如下表所示，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1989―1990)，中央银行体系贴现率从2.5％升到6％。
由此，日本市场利率也呈现了类似的变化轨迹。高峰38 915点跌至年底的24 000点，一年当中跌去了40％的市值。地产价格的下跌虽然晚于股市的下跌，也从1991年7月开始大幅度下跌。至1994年，日本的地价较1990年几乎跌去了50％。如此惨烈的不动产价格暴跌和股市崩盘，造成了日本企业的大面积破产以及居民财富的巨大损失。据统计，从1990年―1996年的6年间，日本每年宣告破产的企业超过了1.4万家，1997年甚至达到了1.5万家(王宇，2004)。
泡沫被挤破带来的不仅仅是投资人的损失，日本的银行业因为不良债权的增加和股票投资的失败经营陷于困境。据1995年9月大藏省公布的数据，日本银行业的不良债权总额约为40万亿日元，到了1998年7月底，数字上升至87.5万亿日元，而同时美国穆迪评级公司和标准普尔提供的估计数是130万亿和150万亿日元之巨。这一数额已经占到了全日本银行贷款总额的15％～20％，相当于日本GDP的30％。如此巨额的不良资产不仅使许多金融机构在破产的边缘挣扎，再生功能丧失，也导致了银行融资输血功能的减弱，极度萎缩的市场流动性更使困难的日本企业雪上加霜，最终将日本经济推入了衰退的10年。
(二)中国政府的策略分析
中国目前正处于泡沫初起或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政府的对策比较独特，是一种比较缓慢的、讲究控制性的挤破策略，这既受益于日本的教训，也与中国的一贯治政风格有关。
2008―2009年间的中国经济形势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日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里提出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其目的就是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国内经济继续保持快速稳定的发展，重树投资者的信心(日本则是在经济信号显示一定滞势时进行大规模刺激政策的)。据统计，在2009年的一年间，由银行新投放的信贷资金就达到了10万亿元。如此规模的资金投入虽然确保了中国经济在2009年实现了V型反转，当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1％以上。但在市场充裕资金的推动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泡沫化膨胀，一线城市的房屋价格在2008年至2009年间几乎上涨了100％，二、三线城市上涨幅度也超过了70％；沪深股市也由2008年11月的最低的1600点和5 668点劲升至2009年12月的3 331点和14 051点，涨幅分别超过了108％和148％。
都是为了应对经济衰退，都是在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条件下出现了明显的经济泡沫，但中国政府的策略与日本有所区别。
由于后发优势，在一开始实施刺激经济发展政策的时候，中国政府就预见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是医治经济衰退的特效药。历次的世界性经济大衰退，在经济出现复苏的时候，依靠的都是新兴产业的带领或者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如发生战争)。因此，伴随着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政府连续出台了10大产业振兴规划，目的就是通过调整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来带动和刺激国内经济保挣快速发展。这既为大量的社会增量资金和实体经济的剩余资金找到了出路，也避免了对产能过剩行业的再投资，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避免大量资金涌人股市和房地产行业，推动泡沫经济的形成。
只是从目前的形势看，阻断资金向虚拟经济的流入还需要有更精确的控制手段。譬如尽管有相应对策，但2009年中国经济还是明显出现了泡沫化的倾向，土地与房屋价格飞涨、股市上升速度过快，实施紧缩货币政策的条件已经具备。
但中国政府只是在2010年1―5月间连续三次上调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其后便没有了更大的紧缩举措，2010年的新增信贷计划仍然是10万亿，人们预计的利率上调则一次也没有出现。在房地产方面，中国政府迄今的举措仍然集中在信贷资格控制方面，而没有涉及总量，当然更没有涉及基准利率。中国政府主要推出了在公共住房保障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计划，如大规模的公共租赁房计划，重新启动的经济适用房以及廉租房等。譬如，在上海，市长韩正宣布在2010年，60％的新增供应将用于保障用房，并将完工700 000个单位的保障用房。
在这些手段下，虽然缓慢，但效果在逐步显现中。据最新统计局的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2010年4月为101.4(环比)，5月为100.2(环比)，6月为99.9(环比)，呈增速放缓、逐渐下降的趋势，而交易量也在继续萎缩，调控初显成效。
三、泡沫应对策略的评析
(一)不同应对策略的逻辑分析
1.快速挤破策略的后果
日本的快速挤破策略留下了巨大的后遗症，直至今日。但这种策略在当年却具有一种理论上的正当性。
日本通过强力的连续五次升息，把利息升到6％。这种策略的逻辑很简单直接，也符合标准教科书的说法，通过对利率等基础手段甚至直接的信贷控制(如大藏省要求所有金融机构控制他们的房地产相关贷款)来遏制“水流”，从而刺破泡沫。这种策略下的各方反应本在预期之中，但最后的结果肯定是政策制定者不想看到的。显然，基于正统宏观经济理论的调控策略忽略了一些因素。如，总量问题、泡沫程度问题以及其他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这种从凯恩斯开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结合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思路有一个局限，即有其适用的“有效域”。当某些条件超过了其适用范围时，它的后果可能会是难以预期的。譬如，潜在需求的大小，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相对比重程度，一个区域经济体本身处在上行周期还是下行周期等，都会影响其最终结果。因此，日本学者认为，“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并引发危机，至少从直接感受上是日本银行刻意挑破泡沫的结果”(Yo-shinori Shimizu，1997)。
2.可控的“双轨制”策略的逻辑
虽然中国政府的调控有一些不连贯性(2008年的调控转向刺激政策，虽取得了遏制衰退的效果，但也留下了诸多后患)，但仔细梳理中国政府应对经济衰退的政策和抑制泡沫经济的措施，可以认为中国政府的意图在于尽量使当前泡沫不破，一方
面，基本市场条件保持平稳，如利率，基准利率多年变动较为平缓，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
另一方面，通过新增保障房、公租房以及小户型房等更贴近普通居民需求的大量供应，改变了实际的供求关系，同时也改变了市场预期，对于存量房市场起着退烧的作用。这样相当于用增加更贴近需求的实物量来稀释了泡沫。相关的政策例证除了房地产业的一系列举措，还可以参看类似的产业振兴计划等，引导资金流向其他领域。在泡沫程度稀释不是那么高的时候，选择一个恰当的时候通过改变基本条件、利率以及产业政策调整等刺破泡沫(理想的目标是借助市场自动将泡沫挤空)。简而言之，通过节奏上的控制，使得金融资源在各阶段能与实体经济大致有效结合，这就能较好的、有控制的治理泡沫。
(二)策略选择背后的政治和经济结构
中日两国选择了不同的政策来应对泡沫，日本的后果已有目共睹，中国的结果还待观察。但我们可以来进一步分析为什么两国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以及带来的结果。
1.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
以城市化率来看，日本在1980年的城市化率已达76％，而中国在2003年才达到40.5％。相应的，资产泡沫在日本的目标物以商业地产为主，而在中国以住宅地产为主。前者的弹性相对较高，容易引致投机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在应对泡沫阶段，中国可以通过增加新增供应给新市民，有增量调控的空间，而在日本当时要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因为新增房市场的规模已经很小，供应是无效供应，只会加剧问题。
其二，从工业化率和产业升级角度，同样有类似问题。日本彼时已经处于产业发展的成熟阶段，而在向更高层次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发展方面，又有着基础研发不足和美国的壁垒障碍，以致前进乏门(鹿朋，2008，a，b)。
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过程之中，产业升级的空间很广，而且，无论是巨大的国内市场还是WT0体制之下带来的国际市场，都给予了实业领域投资的巨大空间。这就使政策具有可操作性。
2.管制模式
从管制模式上看，日本是市场经济和议会体制的结合，这使政府影响经济的手段受限，局限于宏观对策，一些细致的、具有针对性的手段无法采用。而且包括其在政治结构上，要做出决策也具有妥协性，以及受限于理念上的正统性(标准西方经济学理论)，作出当时激烈的对策也就很难避免了。
而中国的执政风格偏于谨慎、观察，局部实验以及讲求可控制性，又因为可以很大程度上无惧一些短期政治评论，实行长期操作，因此采用当前的稳妥策略也是事出有因。
四、结论
中国虽然具有后发优势以及当前的相对优势，在应对泡沫方面做得不错，但还不能说已经成功了。一方面，中国目前还处于实业和金融不匹配的阶段，实业的利润(包括庞大的出口盈余)总要找到一个配置方向，而房地产是当前壁垒最小的一个领域；因此泡沫集中在这里体现出来。如果金融体系以及相应的投资体系得不到改善，问题就会始终存在。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本身的供需问题，尤其是供需结构性矛盾始终存在(存量房尤其突出)，使得房地产市场本身的虚高，是引发泡沫的诱因。
因此，“双轨制”政策虽然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最终是否有效还要看产业升级成功与否，看金融体系的改善以及房地产市场本身市场有效性的发挥，泡沫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任重而道远。
基金项目：本文受教育部2006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号06JC79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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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泡沫经济的解决措施范文
一、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信用
这里讲的信用”,是以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广义信用。在市场经济中,信用集中、具体地体现在以资金为纽带的市场参与者的相互信任上。信用实现的程度高,市场经济的发展就规范,社会扩大再生产就可以在正常、高效的基础上进行,反之,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会扭曲,会波折重重。
信用问题在市场经济中有特殊的重要性:
首先,信用问题贯穿于市场经济的各个角落。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参与者的信用关系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互为前提的有机网络,这个网络中的某些环节断裂,必然对整个网络产生连锁性的破坏,且这种破坏呈现放射性恶性扩张的特征。特别是信用网络中的某些重要环节如金融、大企业间的相互信用等出现问题,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就更为严重、影响波及面就更为广泛和深远,其实际破坏性要比表面上体现出来的大得多。
其次,信用问题从根本上制约着市场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社会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对社会道德水平发生影响,在一个信用水平不高的社会里,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水平都会扭曲,这就会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动摇;同时,社会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制约着市场经济的保障水准,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依靠法律作保障,而法律的威严只有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对其行为负责任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自80年代初开始,我国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资金渐成风气,进入90年代后,债务拖欠的规模越来越大,牵进去的企业越来越多。至今,债务拖欠关涉到几乎所有企业,整个经济领域信用严重贬值。不良的信用导致不正常的经济和金融运作:银行作为结算中介,对企业相互间的信用监督逐渐失效;因企业间相互不信任而设置的结算障碍如现金交易、款到发货等使商品流通速度减慢;商业银行在社会信用水平过低的现实下只能苛求过高的信贷安全保障,如要求贷款的高抵押率、项目的低风险性等,使得社会资金供给总量萎缩,制约社会再生产规模的扩大等。现在已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良信用正从根子上腐蚀着我们的国民经济。
二、中国市场经济中形成不良信用的三大原因
(一)重复建设导致大量企业出现支付危机
我国市场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市场的盲目导向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我国的许多世界第一”就是明证:如彩电生产线的数量世界第一;汽车整车生产厂的数量世界第一;电冰箱厂家数量世界第一;摩托车厂的数量世界第一;高星级酒店的数量世界第一等。市场旺盛的短暂需求盲目引导了大量的重复建设,重复建设的后果就是大量的企业因其商品价值不能实现而面临淘汰。这些面临淘汰的企业,无例外地发生支付危机,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信用不良的发源地。
(二)企业集团不良信用成为社会不良信用的关键
企业集团的组建,自8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头戏之一。不可否认,企业集团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优化组织形式,在生产的集约化、产业的互补性、资金的集中使用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近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的主要推动者就是按托拉斯、康采恩、辛迪加等方式组织起来的企业集团。即使是现在,企业集团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依然发挥着骨干作用。西方国家企业集团的组建,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即其是一种生产要素的自然组合。
我国企业集团的组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拉郎配”的产物,如早期自行车行业中“永久”集团、“凤凰”集团的组建,就是把生产同一类产品而生产技术、管理水平、经营机制等方面都有巨大差距的企业人为地拢在一堆,事实上成为一个松散的企业集团,这并非生产要素自然组合的结果,除了商标统一外,根本失去了企业集团资源优化组合的意义。遗憾的是,类似行为在我国风起云涌,呈不断蔓延之势。90年代以来,大量的非公有制企业加入了集团化改造的行列,企业集团”队伍更是空前膨胀。由于我国经济管理制度方面的漏洞较多,如对工商注册资本金的真实性无法实施有效监控;对企业集团并表核算的资产负债无权威机构去加以认定并负责;加上社会中介机构过多过滥而导致的不规范操作使企业资产的价值难以得到真实评定等,导致大量的企业集团空壳运行。貌似强大而实际虚化的集团”往往成为巨额融资的载体,集团在运行时其债务往往被架空,而一旦停止运行其债务就会落空。虚化的企业集团已成了吞食资金的黑洞,其不良信用是社会不良信用的关键。
(三)泡沫经济逐渐破灭为不良信用火上浇油
我国企业的高负债经营恐怕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在我国生产型企业的营运资金中,负债要占到70%以上,流通型的企业则这一比例为80%以上。尤为突出的是负债基本上是银行贷款(近年来拖欠应付款已成为企业负债的重要部份,但归根结底,这一部份拖欠款又会主要转化为被拖欠企业的银行负债)。这样的资金结构,使我国市场经济对银行信贷的变动过度敏感。用银行贷款进行投资与用自己的钱进行投资,在投资主体对投资冲动的自我约束力度上是绝对不同的,拿来”的钱用起来总是“大手笔”!由于我们的市场靠信贷支撑,信贷一倾斜,市场就繁荣,反过来又需要更大的信贷投入去支撑这种繁荣,一旦这种繁荣畸型化,则大量的信贷资金就无法正常循环,社会信用就受到严重破坏。
近年来国际经济领域的例证和我国的实践,已充分证明靠高额信贷刺激和支撑的泡沫经济必然会逐渐破灭,进而导致大量的信用链断裂,最终对国民经济产生根本的破坏。1996年以来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近来已严重危及到号称世界经济强国的韩国、日本,并有演变成经济危机的迹象。有人将此次金融危机归罪于国际金融炒家的袭击,我认为这仅是看到了事物的表面现象,事实上,卷入此次危机的国家均是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信贷扩张的高泡沫经济国家,泡沫经济表面上十分繁荣,在金融领域风平浪静的时候可以维持较长时期的兴旺发展,但过度依赖信贷的脆弱性,决定了其经受不起冲击,出问题、甚至发生危机只是迟早的事!
欧美国家对这个问题认识得较早,解决得较好,这些国家的企业,其营运资金中绝大部份是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只占其总资金运用额的15%左右,无论是单个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还是整体国民经济的抗风险能力都是比较高的。这些国家市场经济的运作基本建立在平实的基础上,尽管发展速度可能没有搞泡沫经济的国家快,但安全性、稳定性、可持续发展性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三、重整信用、再理市场,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要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待理之事千头万绪,但首先要牢牢抓住信用”这个纲。在目前信用水平严重滑坡的现实下,重整信用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一)由国家出面,大规模重整国有企业的信用。
国有企业现在最头痛的问题莫过于资金不足、负债过重,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并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偿付能力不足而互相拖欠货款并引起链状反应;负债过重使企业难于进行扩大再生产而导致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下降,大量职工下岗;无力进行新投资促进产品上档次导致竞争力下降、逐渐被市场淘汰等等。国有企业形成今天这样的困难局面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但过多地对此进行探究没有太大的意义,重要的是正视现实并寻求解决办法。国家有关部门近来准备采取三项重大措施解决国有企业资金困难问题:一是通过税收上照顾以增强企业积累能力;二是对原来拨改贷”的资金逐渐转化为国家对企业的投资以减轻企业的利息负担;三是对企业的债务委托专门机构托管以助企业解脱债务包袱。我认为前两条确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且立竿见影,后一条其利弊有待实践检验。这些措施的实施,为重理企业信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国家应委托或组织专门的机构,将企业从上述优惠条款中得到的资金优先用于解开信用上的死结。从一时一事或单个企业看此举可能收效不明显,但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效果会逐渐从根本上体现出来。版权所有
(二)对企业集团的融资,应抓住牛鼻子——统借统还。
企业集团之间、企业集团与其它企业之间、企业集团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拖欠一般来说数额较大,实际债权债务关系有相当多的部份不明确。这里仅举一例:一个企业集团包括集团总部在内的多家成员单位,若都由集团作担保,或这些成员企业之间相互担保,在多家金融机构贷款,这个集团就很容易获得巨额资金。集团内部通过资金调度以后,往往会出现借钱的不用钱,用钱的不借钱,或以张三名义欠的债,而实际债务人却是李四。一旦发生信用危机,一是资金额过大难于清偿,二是债权债务关系错综复杂,难于找出头绪。近年来许多企业集团空心化动作,大量的资金金蝉脱壳,债务甩给一个空壳集团,给社会留下巨大的信用不良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大型企业集团一般来说资信情况较好,有一个经验特别值得我们借鉴:这些国家的大型企业集团在融资上一般都由集团统筹,纵使有的下属公司直接对外融资,其集团也实实在在地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保证资格在实有资产担保能力范围内,企业融资保证能力的真伪由社会中介机构评判并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很少有大规模诈取或套取资金的情况发生。我国有必要迅速、及时地建立企业集团融资的有效监控机制,这个机制的牛鼻子就是对企业集团的融资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手段可硬一点。对企业集团融资实行集中管理一刀切,这样,一则便于融资对象对企业集团的实力进行把握,二则也便于企业集团加强内部管理,强化集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现代企业集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实质上是以资金为纽带的),有效制约住盲目的投资扩张欲望。这样做的代价可能是企业的经营活力受到一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受到一定制约,但减小了泡沫经济的影响,经济发展速度更有实际意义,通过整顿集团信用而促使社会信用状况好转,对理顺市场关系、规范市场行为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加强宏观调控,尽量减少重复建设。
中国最大的腐败是什么?我认为是盲目的重复建设。一个大的投资决策失误,几亿、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的投资就可能付诸东流,而最终往往连基本责任人都找不到,这在中国是屡见不鲜的教训!投资失误的最直接结果就是破坏社会信用,因此、加强宏观调控,减小投资失误是重整信用、再理市场的重中之重。
经常有人有意无意地将国家调控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其实,无论哪一个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其宏观调控手段和机制都是有力和成熟的。我国现阶段不是宏观调控过头了,而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太小!可以肯定,在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市场经济的盲目调节行为还会继续存在和发展,国家只有不断加强宏观调控力量,特别是通过必要的行政手段和金融调控手段,将市场盲目调节的危害尽可能降低,才能从源头上制约不良信用的扩张。
(四)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守信氛围。
建立有效的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的社会守信氛围,是解决不良信用问题的治本工程。
现达国家普遍重视信用形象,而且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在那些国家里,一个企业、一个公民,若信用形象不良,会遭到社会的唾弃,并很难再有发展机会。这就使得信用问题几乎受到每一个人的珍视。企业是由人管理的,企业的信用问题,根本上还是人的信用问题。长期以来,因科技水平所限,我国经济领域信息闭塞,一些信誉扫地的企业法人和个人,往往骗了东家骗西家,一路得逞。随着电子计算机在经济领域应用的大规模推广,信息的传递、调阅已经相当简易,但我国经济领域的信用问题,却依然相当严重,原因何在?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我国的信息网络大多自成体系,这就为信息资源的共享设置了障碍。以银行为例,我国每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信息网络均自成一体,各地方商业银行的信息网络又自成体系,这样,在本系统范围内对往来企业和个人的信用形象还勉强可以把握,但跨系统的信息就无从得知了,一些信用不良的法人和个人照样可以在各个金融系统之间游刃有余地行骗。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迫切需要在全社会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的信用氛围。此事应该由国家成立专门的权威机构来管理,也可主要依托金融系统来进行,原因有三:
1、成熟的技术手段。金融系统经过十多年的电子化建设,计算机的普及程度已相当高,只需要由人民银行出面筹建统一的电子管理网络,就可以实现金融系统间的信息资源共享。
2、良好的管理基础。金融机构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管理最为严密、最为细致的部门之一,人员的整体素质较高,资料的完备性较好,凡往来法人及个人的业务资料,均有很长的保存期。这就为建立信用形象档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7篇：泡沫经济的解决措施范文
关键词:日本经济;战略失误;经济发展;借鉴作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以股价、地价等资产价格暴涨为标志,日本经济泡沫凸显,致使日本经济进入了长达12年的衰退。为克服经济衰退,推动经济快速、稳定、健康的发展,日本政府先后制定和执行了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战略,其结果并没有使日本经济走出衰退的漩涡,反而使经济衰退的组成矛盾进一步激化。
一、日本经济衰退的成因
自1998年开始,由于日本长期处于通货紧缩的情形,故在衡量的过程中,将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把GDP标准进一步具体化为实际GDP标准。这样,从图I中可以看出实线图例表现出三个典型的凹槽,即1991～1993年的衰退期,1996～1998年的衰退期和2000～2001年的衰退期。本文也将其分别称为衰退初期、衰退中期和衰退深化期。
从三个衰退期各自的经济表现来看,形成原因具体包括:
(一)衰退初期
日本经济的衰退初期形成的最直接原因就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从表现上看,衰退初期的成因是总量上的,是由于经济泡沫的消失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但实际上,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却是结构上的,是由于日本赶超型战略成功以后忽视经济结构升级,从而使大量生产资本从实体经济中退出进入股市和房市所导致的。因此,衰退初期的成因实际是产业结构老化下的泡沫经济破灭。
(二)衰退中期
导致衰退中期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两个:出口增长乏力和投资不足。大量的对外投资又对本国的出口产品形成替代,加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减少了海外市场的整体需求,出口增长对经济的拉动效果极为有限。从投资不足来看,1995年,日本投资总额增长11.6%,而1996年投资总额增长率仅为2.1%,1997年进一步下降为负1.2%。
(三)衰退的深化期
2000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衰退,其影响面更广,原因更复杂,主要表现:
1.通货紧缩。自1999年开始,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主要包括货币和实体经济两个层面。货币层面主要是指日本政府发行的大量货币无法进入流通领域;实体经济层面则主要是指日本国内需求大量转移,从价格较高的本国产品转向需求价格低廉的进口产品,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物价水平下降。
2.产业“空洞化”。在世界制造业转移的大背景下,日本的制造业也不得不进行必要的国际转移,在没有新产业补充的情况下,日本国内生产日益“空洞化”。
3.“雁行模式”的解体。自1970年以后,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日本开始着手安排东亚地区的生产秩序,形成以技术差距为基础,以产业链衔接为纽带的“雁行模式”。无序的海外竞争给复苏中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
4.高失业率的冲击。从战后的日本经济发展史上,除个别原因外,日本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3%以下,而2000年日本的失业率突破5%。
二、日本经济发展战略失误的表现
日本经济衰退的十年也恰恰是日本政府频繁更迭的十年,历任政府都想着手解决经济衰退,并推出了具有自己特点的经济发展战略,但在战略构建和实施过程中都存在一系列的失误,从而非但未能消除经济衰退,反而导致了经济矛盾的更加复杂化,使经济衰退进一步深化。
三、日本经济战略失误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借鉴作用
我国政府在近几年的一系列改革中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但是,今后经济的发展和改革涉及的面更宽,措施更复杂,影响也更为巨大。汲取和借鉴日本经济战略中失误的教训和经验,对于我国未来的经济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改革措施应该稳妥
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而近期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环节越来越多,调控手段越来越多样化,改革的难度也在增大。因此,仍应坚持在统筹各方关系的基础上稳妥的推进,在渐进的基础上飞跃。
(二)改革政策要协调
日本经济改革的巨额成本,固然有其经济自身的客观原因,但是其经济发展战略政策手段间搭配的失误以及政策效果间的相互抵消也是改革成本虚增的重要原因。随着我国计划经济调控手段在整体经济调控中比重的下降,我国政府也应重视各项市场调控手段间的协调。
(三)改革手段要本土化
经济发展需要对宏观进行准确预测和判断,而政府对宏观经济的预测和调控须按着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为准则,应以国际经济大环境为背景,采取适合本国经济长远发展为目标的经济战略及对策,才能避免失策。
(四)内外政策应保持灵活多样
在经济政策的实施中应兼顾各个政策的有效性,不能一味地追求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工具要多样化,并谨慎行事,不能过早用尽。不宜采取零利率政策,避免相互间的矛盾,应实现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稳定性金融政策的协调发展。
(五)产业结构的调整及技术创新均由市场来调节
政府为企业及时预测和创造相应的环境和条件能使企业支配资源能力有限时发挥巨大的作用,但迟早会导致企业对政府的强烈的依赖性,无法在激烈竞争的世界经济大潮中发展具有竞争力的产业。
(六)“后发优势”并非“永久优势”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日美经济实力的大逆转再一次证明了不断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的美国发展模式更富有生命力,而“后发优势”和“赶超型战略”只是暂时优势,发展中国家在享受技术、产品、制度等“后发优势”时,不能单纯地模仿,应适时地调整产业发展目标,开辟真正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温来成.政府经济学[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9.
[2]安岗.日本经济制度的经济学分析[J].日本研究,2004,(3).
[3]金仁淑.日本经济十年萧条的政府失策及其启示[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2).
第8篇：泡沫经济的解决措施范文
一、近年江苏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分析
（一）江苏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
江苏历来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各级政府近年来不断改善和健全政府服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协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切实减轻实体经济负担，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拓宽投资空间，为实体经济成长壮大创造良好的综合环境，增强实体经济的吸引力，让人们对做实业有信心，开创了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的经济发展格局。
1.实体经济发展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从近五年的三次产业增加值数据可以看出产业规模和结构的变化。
江苏省近五年的三次产业增加值逐年上升。结构上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第二产业略有下降，基本稳定在50%-60%；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从2007年的37.4%上升至2011年的41.5%。三次产业增加值逐年上升，第三产业增加值上升的速度最快，说明江苏省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产业结构在优化。
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总产值逐年上升，其中苏南加快转型升级，苏中崛起明显提速，苏北发展内生动力增强，苏中、苏北大部分经济指标增幅继续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1.2%。
2011年，江苏省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38377.8亿元，同比增长26.4%；服务业增加值20686.6亿元，同比增长11%；战略性新兴产业全年销售收入达26090.3亿元，同比增长26.4%。江苏省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加速发展提升了江苏产业的综合竞争力，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面，其势头强劲、比重提升，2011年实现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32145.4亿元，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达66.1%。
2.虚拟经济支持实体经济情况
江苏省虚拟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金融业的发展，对实体经济规模的壮大起到显著推动作用。
江苏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期末余额逐年增加，2011年存款和贷款的期末余额均为为2007年2.16倍，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支持。
从货币信贷的结构看，2011年，全省本外币制造业贷款累计增加2680.03亿元，比上年多增593.68亿元，位居当年各行业贷款增量首位，占全部新增贷款（不含票据融资）的44.85%，较上年大幅提高20.24个百分点。区域结构更趋协调。2011年沿海三市本外币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16.89%，高于全省平均增幅2.9个百分点。苏北五市本外币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19.25%，高于全省平均增幅5.26个百分点。2011年，人民银行南京分行与省委组织部等九部门共同实施“民生金融创业惠民工程”，推动民生金融取得突破进展。2011年末，全省中小企业贷款余额24442.9亿元，比年初增长3444.38亿元，占全部新增企业贷款的87.64%，同比提高12.28个百分点。中小企业信贷户数新增1.2万户，其中95%以上是小企业。涉农贷款比年初增长20.2%，超过全部贷款增速6.3个百分点。全年新增保障房开发贷款234.47亿元，占新增住房开发贷款的61.74%。全省扶贫小额贷款、小额担保贷款、青年信用示范户贷款、大学生村官贷款累计发放额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从金融服务品种上看，商业银行对开放型经济服务的业务种类和服务领域不断扩展，从最初的储蓄、贷款单一的业务品种扩展到包含信托理财、融资租赁、项目融资、并购重组、股权私募、银团组建、资金托管、资产证券化等商业银行领域的一系列金融业务，初步满足了实体经济企业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在“债务融资工具余额双速计划”的带动下，包含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品种的银行间市场直接债务融资工具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同时通过缩短授信审批时间、减少信贷审批环节，有效提高金融支持效率。保险公司针对科技企业和农业企业特点，创新科技金融和农业保险品种，对科技企业关键设备、科技企业关键技术人员等提供全面的保险，有效提高了实体经济部门的抗风险能力。证券业则着力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拓宽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融资渠道，大力完善新兴产业企业上市创业板、中小企业板及主板市场的培育体系，努力为符合条件的实体经济企业上市打造绿色通道。
江苏省金融机构坚决贯彻国家宏观政策，承担部分社会经济转轨成本，有力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通过每年举办融资洽谈会等活动，及时建立了省、市、县三级“重点企业联系服务制度”，加强银企的对接与融合；通过成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努力改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通过出台《关于支持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江苏科技金融创新发展指导意见》、《搞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十项措施》等文件，明确信贷资金投放的重点和方向；通过权限差别化配置、适当调整贷款条件等手段，加强政策配套的针对性；充分运用剥离、核销等国家政策，减轻实体经济企业负担，使江苏省实体经济始终保持着持续健康的发展态势。
（二）江苏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发展存在问题及原因
1.制约性因素
江苏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为银行业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平台。近年来，抵御国际金融风暴、保证实体经济的良性发展，对金融支持提出了新的要求，实体经济及虚拟经济的发展还存在以下制约性因素：
（1）实体经济发展还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钢贸、光伏等行业和领域的信贷风险已经有所显现，实体经济运行风险有可能通过银行体系进一步放大。从已经暴露的风险事件看，风险诱因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由生产经营以外资金运作，如民间借贷、期货交易等引发的风险增多，风险防控的难度加大。
（2）金融业缺少支持江苏实体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规划。目前江苏省虽然出台了“十二五”发展规划和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纲要等，但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相关实施细则和配套措施尚待进一步完善，金融业也未能根据相关经济政策制订出支持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的总体战略规划和各单位具体实施方案。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配合不够。江苏省金融机构在执行信贷政策时，往往不能与当地实体经济发展特点、产业结构调整有机融合。江苏省股票流通市值占GDP的比例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实体经济进程中需要大力发展的相关产业资金倾斜不足，支持力度有待提升。
（3）金融创新和服务不能满足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银行业在金融产品、流程改造、组织架构、风险管理等方面创新尚显不足，不能全面满足实体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创新的多样化需求。尚没有建立完备的征信体系，信用担保机构规模偏小，资信评估机构水平有待提高，会计、律师、资产评估等各类事务所有待进一步规范，亟需健全多方位、多层次的诚信法规体系。
（4）金融业服务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金融业在为实体经济部门提供服务时，存在客户需求响应慢、授信评审流程长、业务办理手续繁琐和内部信息交流反馈不及时的问题。能为企业提供的产品体系不够丰富，市场约束机制还不够完善。
2.复杂原因
（1）地方政府为了政绩而以GDP为导向，人为干预商业银行信贷投向，导致了实体经济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另外，政府或者为了使体制内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净利润，或者为体制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创造条件，往往给予体制内企业较强的垄断权力，这也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福利。体制内企业对政府和银行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它们一方面在各自的行业或者地区中具有较高的垄断，另一方面享受着巨额的低息贷款。结果不论是企业还是银行，都存在着道德风险。生产创新行业中充斥着大量这样的低效企业，而这些低效企业往往更偏向于资本密集投资，整个社会陷入到了一个高投资、低产出的经济格局，社会的进步更多地是靠着巨额的集中投资来拉动的，导致实体经济创新行为的停滞。
（2）商业银行出于信贷资金安全和盈利性考虑，存在较为严重的“垒大户”现象。自1998年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以来，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银行业将绝大部分资金投向大型企业和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基层银行可以发放的贷款规模很小，以中小企业为服务对象的县级行的贷款权限被上收。同时，由于中小企业不具备良好的历史业绩和银行所认可的担保抵押品，银行无法通过有效的途径获得中小企业的信用信息，在资信评级中中小企业往往无法获得较高的资信等级。银行为了保证贷款资金的安全性，即使手中有大量的资金也不愿意提供给中小企业，“惜贷”问题严重。资本市场同样设置了较高的门槛，绝大部分中小企业被拒于证券市场之外，难以对实体经济发展形成有效的金融支撑。
（3）当前我国仍然没有实现利率市场化，商业银行存贷利差较大，依靠传统的存贷业务就可以获得高额的收益，缺乏创新的动力。这就导致一些创新型企业无法从金融市场获得资金，只能转而求助于民间借贷市场。而民间借贷市场缺乏有效监管，利率虚高，使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利息负担，一旦经营过程中出现困难而导致现金流断裂，就会出现破产倒闭事件，引致地方金融风险事件的爆发。
二、当前加强支持实体经济、引导虚拟经济
和抑制泡沫经济的政策建议
虚拟经济产生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决定虚拟经济，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必然引发泡沫经济。江苏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快速协调发展的同时，对存在问题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在国家层面进行金融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一方面实体经济的发展应紧扣生产与生活的市场需求发展实业，特别是要着力发展有比较优势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正确选择主导产业，优化产业结构，着力提升实体经济本身的发展质量和水平。当前应加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其重点在于加强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三农”发展、科技创新与创业等。还应注重金融支持扩大消费和改善民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注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引导虚拟经济，使虚拟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其发展规模应与实体经济发展情况相匹配。推进科学的金融创新，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抑制泡沫经济，理顺虚拟经济的运行规则、监管方式，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以更好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金融支持民营中小微企业、三农等重点领域
1.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深化江苏地方金融机构改革，鼓励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设立小企业信贷专营机构，支持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创新发展面向小微企业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支持农村商品流通及城镇化发展，探索建立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努力降低融资成本，在核定信贷规模和担保额度上予以倾斜。
2.拓展企业融资渠道
鼓励金融机构探索中小微企业抵押融资方式。支持对发展前景好的企业和项目，发行中长期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在境外直接融资。发挥投融资平台的作用，发展专业贷款担保公司。推动民间资本设立包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的投资发展基金。证券期货监管系统要增强资本市场服务能力，加强对初创的、新兴业态的、新商业模式企业的服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小企业改制上市开辟“绿色通道”。
3.为县域引进更多金融机构
建立完善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是发挥金融支持“三农”的基础。为此，要继续为县域引进更多的金融机构，发挥更大能量。对在苏南设立县域机构的外资银行，为其正常经营提供政策支持。发挥苏南农商行所设异地县域支行的优势，以苏南母行为龙头，发挥对苏中和苏北支行的带动作用。调动大型商业银行在县域设立机构的积极性，鼓励大型商业银行在县域增设网点。鼓励设立村镇银行等微型金融机构，在规范运营、防范风险的基础上，发挥村镇银行的渗透作用。
（二）金融支持产业转型升级
1.突出重点，积极支持外向型实体经济企业转型升级
优先支持机电产品等江苏省重点商品以及出口潜力大的高新技术产品，重点支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改造项目，支持企业调整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开发出口新品种和促进出口产品升级换代。优先安排成套设备进口所需的流动资金，适当增加外汇贷款，优先支持名牌产品出口，优先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开办业务，帮助企业规避汇率风险，降低汇兑成本。积极支持并有效引导外资投向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业等高科技行业，鼓励外资投向现代服务业、节能环保、民生产业。
2.多措并举，支持服务业提速发展
积极响应全省“服务业提速计划”，优先支持南京、苏州、无锡三个国家级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和100家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着力打造“基地城市+示范园区+重点项目”的“三位一体”金融服务新模式，确保服务业融资比重不断提升。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在苏南、苏中地区，重点支持服务外包、文化传媒、现代物流、科技研发等现代服务业，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服务业分工合作；在苏北地区，重点做好生产业及商贸、旅游、交通、餐饮等传统服务业的金融支持，促进二、三产业互动发展。
3.构建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促进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共同发展
配合全省“传统产业升级计划”，积极参与纺织服装、冶金、轻工、建材行业等传统产业“百项千亿”技改工程和自主创新“双百工程”，启动全省金融支持“百千万工程”，根据我省建设百亿、千亿、万亿级装备、电子、石化等特色产业集群规划，同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帮助传统产业进行转型和升级，推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等主导产业向高端发展，提高产业层次和核心竞争力。加大保理、保函、福费廷等贸易融资工具和买方信贷的业务创新，丰富人民币外汇衍生产品，积极参与推动债券、股权、信托等直接融资，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深度参与相关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学研联盟和产业发展基金建设。
（三）抑制泡沫经济
1.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
虚拟经济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通过有效监管，强制交易者遵从规则，减少和杜绝违约，降低交易费用，改善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促成交易的稳定性，及时了解和掌握虚拟资本流动状况，建立和完善金融风险预警系统，便于采取及时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
2.审慎对待金融市场的开放
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背景下，金融市场开放是必须的过程。在对内开放方面，一是要解决好利率市场化问题，使银行基准利率尽快与市场实际利率接轨；二是要解决好国内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问题，逐步破除种种限制；三是要逐步规范、引导民间借贷，使之合规、合法，纳入金融监管的范围。在对外开放方面，一是建立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加强三大监管主体的自身建设；二是要建立完善金融业的法律法规体系，保障金融业的安全稳定；三是要完善竞争机制，提高竞争能力，包括应对外资进入的竞争以及走出去的竞争。
3.发展物联网和新能源产业，降低泡沫经济的发生
通过发展物联网等新兴产业，较好规避各项风险，降低过度的泡沫经济。利用目前国内外相对较好的资源能源条件加速完成重化工工业化任务，在资源环境绩效的前提下，选择重点行业如清洁煤发电和煤炭多联产等，提高这些行业在节能减排、低碳技术与产品方面的国际竞争力。江苏可积极关注以下传统产业：清洁煤发电、建筑节能、机电节能和照明节能在内的工业节能；新能源产业包括风能、太阳能、核能、智能电网、储能电池以及新能源汽车等。
（四）引导虚拟经济，推进科学的金融创新
1.金融组织体系创新
实现银行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完善金融法人治理结构，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发展股份制商业银行，大力支持中小金融机构特别是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规范和完善民间信用；积极发展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鼓励证券公司兼并和资产重组。特别要注意防范金融发展中的无序竞争与过度竞争行为。
2.金融衍生工具创新及金融科技创新
衍生市场是吸引国际资金、防范金融市场空心化的重要保证。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和我国对外依存度的提高，江苏省内企业也需要大量金融衍生产品用于保值和规避风险，要充分运用金融工程技术，尽快开发金融衍生工具参与衍生品交易，通过综合化发展以增强金融市场竞争力。
将金融科技导入管理领域，大力实施金融科技创新战略，实现金融业务的电子化、信息化、网络化，建立金融网络安全系统，建立健全现代化的支付清算系统，加快金融科技向全方位金融服务领域的渗透，在金融技术上实现与国际金融业的全面对接。
3.金融监管体系创新
第9篇：泡沫经济的解决措施范文
关键词：百强县；发展；困境；治理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0-0023-03
县域经济――国民经济最基本的运行单元，横向衔接着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脉络，纵向统筹着城乡县域经济的发展。在宏观与微观经济的交错中，承担着国家政策法规最直接、最主要的实施操作平台的重责。它不仅是当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载体，更是工业化中后期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推进器。研究其可持续发展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步骤，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全面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尝试分析我国百强县的分布与现状，探索其发展面临的困境，剖析阻碍其发展的原因，从而有效探索其未来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
一、我国百强县的分布与现状
中国县域经济与县域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简称中国百强县（市），是一种由国家统计局举办实施，以全国2000多个县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为对象，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统计、评估每年的县域经济数据，分析县域的发展水平、发展活力、发展潜力等指标，以衡量我国县域社会经济综合发展、协调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状况的全国性县域评比项目。该评比根据测算和统计结果公布综合发展指数前100位以及重要单项指标前100位的县市。
（一）百强县地域分布
本文将全国百强县按所在地的不同分为东、中、西部，再将国家统计局2001~2012年全国各省（市）百强县数据依研究需要进行整理和计算。其中，东部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等12省（市），中部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等9省（市）、自治区，西部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和等10省（市）、自治区。
从百强县总量上看，2001~2012年间，东、中、西部年均数分别为89.5、7.3和3.2，东部地区占绝对优势。东部入围全国百强县数量最多的地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等三大经济圈，其中，长三角经济圈主要集中在江苏和浙江，百强县数分别为年均21.5和24.6；珠三角经济圈主要集中在福建和广东，百强县数分别为年均7.2和4.7；环渤海经济圈主要集中在山东、辽宁，百强县数分别为年均21.3和5.3。中部每个省（市）都曾出现过全国百强县，但入围全国百强县数量相对较多的主要是河南、湖南、内蒙古和山西等地，百强县数分别为年均2.8、1.6、1.3和0.7。西部入围全国百强县数量相对较多的主要是四川、新疆和陕西等地，百强县数分别为年均1.3、1.0和0.6。
近几年来，就全国百强县数量而言，东部地区有所下降，西部地区略有上升，中部地区则进步明显，其中2009年是个转折点。如2009年前东部地区百强县个数除2001年外全都超过90个，而2009起均在86以下。与2001~2008年间相比，2009~2012年间东部地区百强县个数均值由91.9下降为84.8，中部地区由5.4跃升为11.3，西部地区由2.8上升为4.0。
（二）百强县发展现状
东部沿海地区，海运发达，交通便利，对外贸易活跃，百强县经济发展以外来加工型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为主。如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浙江义乌连续十届稳列百强县第十六位，以小商品专业市场模式带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获得了全球信誉。劳动力密集产业链及海外贸易的不断扩大、高素质人力资本及国外投资不断涌入都促进了东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强劲发展。
中部地区地处内陆，河运发达，自然资源丰富，加上中部地区长久以来工业基础良好，重工业基础深厚，所以百强县经济发展以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湖南长沙模式就是依赖优厚的自然资源和内河运输优势，以第二产业拉动经济发展，并且从2002年以来一直跻身于全国百强县之列的典型代表。
西部地区气候条件较为恶劣，但是畜牧业发达，能源丰富，百强县经济发展以能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以历届百强县排行榜上西部地区县市入围数量较多的新疆为例，有关资料表明，其石油资源储量约达209亿吨，占全国石油总储量的30%，天然气储量约达10万亿立方米，占全国总储量的34%，煤炭储量约达2万亿吨，占全国总储量的40%。
二、现阶段我国百强县发展面临的困境
（一）要素资源遇瓶颈
土地、水、电、劳动力、技工等要素资源的稀缺，严重制约了东中西部百强县资源与能源拉动型产业的发展。首先是土地稀缺，如跻身百强县前十的江阴、顺德、南海等地人均耕地面积大幅减少，顺德的耕地面积仅占行政区域面积的16.13%，南海的耕地面积仅占18.62%，江苏江阴人均耕地面积甚至不足4分[1]。其次是水资源紧缺，如环境相对恶劣的西部地区从始至终就处于水资源紧缺的状况，水资源相对丰富的东中部地区工业耗水也尤其严重，如百强县聚交最为密集的太湖流域，2011年流域产业生产用水就消耗了总体供水量的90.87%。再次是电力更为短缺，如统计资料表明，百强县排名多次夺冠的江苏省平均每月的用电量约占全国的15%以上。最后是劳动力不足，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在有些东部百强县，民工荒、技工短缺尤为显著。这些因素都制约了百强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环境容量趋饱和
环境容量是指当人类生存、正常活动和自然生态系统不受害的前提下，某一环境所能容纳的污染物的最大负荷量。目前，我国不少县域地区环境容量已经逼近临界点，甚至污染超过了环境承载力，主要表现在水域、空气、土壤和生态四个方面。经济“满堂红”的浙江嘉兴2005年发生的霍乱疫情、百强县市密集的太湖流域IV级水质污染、百强县大省浙江2013年1月连续三天黄色预警信号的雾霾以及百强县地区重金属污染等事件，都是百强县经济发展外部不经济的直接表现。一方面，过度的开发，挤占生态环境用地，导致绿地面积严重不足，降低了环境总体容量以及自然消解污染能力；另一方面，水域、空气、土壤以及生态不断遭受更加严重持续的污染，增加了自然环境中的污染物总量。二者的矛盾不断激化，环境容量趋近饱和，局部地区甚至超过了环境承载力。
（三）产业结构不协调
合理的产业结构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正效益，反之则会阻碍当地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大区域内部县域发展的不平衡。“十一五”时期，各省市在百强县的带领下，纷纷探索工业立县的新道路。百强县大省山东，在2010年27个百强县中，23个县市的工业比重均高于全省水平，有的百强县如广饶县工业比重甚至超过70%。工业立县的成功探索使得全国各地各大县市相继效仿，地方政府以及民间资本常常关注于工业立县，三大产业的比例分配不断倾向工业，不断挤占一三产业的发展份额，抑制了一三产业的发展和投资。以江苏省昆山市为例，改革开放之后在工业立县模式下其县域产业结构极不协调，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各产业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2000年以来，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一直稳定在60%以上，而第一产业从1978年的53%一直下降到2008年的3%左右，2008年三大产业结构比例达到0.8：65.3：33.9。
（四）区域发展不平衡
在我国县域发展的过程中，“增长极”的吸引效应主要表现为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极点即各省市百强县聚集，从而产生了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增长极”前期的吸引效益加剧了东中西部区域内省际、县际以及乡际之间的不平衡，如山西、内蒙古、新疆等省市百强县与贫困县共存的现象就是马太效应的直接结果，这必然影响百强县整体经济的发展，阻碍其可持续发展。例如，东部河北省有2至6个百强县，却有39个贫困县；中部总体贫困县数量居中，陕西35个、内蒙古31个、湖北25个；西部地区与东中部相比，贫困县数量最多，如云南省有73个县市被国家列为贫困县，陕西50个、贵州50个、甘肃43个、四川省36个、新疆27个等等。这就导致百强县始终分布在区域内部固定的某些地域。如，东部地区百强县主要分布在环渤海、长三角以及珠三角三大经济圈，这三大经济圈百强县的入围数量占据了东部百强县数量的90%以上，而南部沿海的广西、海南却没有一个县市能够进入百强之列。西部地区几乎只有四川、新疆每年都有县市入围百强，其他省市的县域发展较落后。
（五）泡沫经济渐显现
近年来的事实表明，在百强县诸多县市的经济发展中存在着泡沫经济，主要表现为物质生产领域类的泡沫经济。在百强县中，建筑业持续发展所带来的盲目投资与重复建设引起了泡沫经济的显现，主要表现为投入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但其未能形成必要劳动，也就是说未能通过分配、交换而进入社会和个人消费的最终需求，因此不能在实体经济中形成价值[2]。比如生产产品的滞销、新建房屋的空置、房地产的上涨远超过GDP和企业利润的增长等等。在这些物质领域中，虽然其物质形态不会缩水，但是价值形态却以价格缩水的形式发生贬值，从而诱发泡沫经济。
三、促进百强县可持续发展的应对措施
（一）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资源拉动型发展模式与资源有限性的矛盾导致资源供需不足，严重阻碍了百强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此类问题最根本的措施就是转变发展模式。目前县域经济发展可以借鉴的模式主要有科技型、主导型、开放型、城郊型以及综合型。对于东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来说，应该发挥自己的沿海交通优势、外交优势、经济基础优势、人才科技聚集优势，大力发展科技型产业，同时结合城郊型模式，发展卫星城，促进全面可持续发展。对于中部资源密集型产业来说，应该发挥能源原材料基地、农产品生产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和高技术产业基地以及全国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的优势，大力发展主导型、综合型经济模式，打破省际、县际产业孤岛布局，加强省际、县际之间协同与合作，促进中部经济一体化。对于西部能源密集型产业来说，应该发挥其能源、旅游、沿边以及政策支持优势，在县域经济内部依据地方特色建立和培育发展极，例如风景旅游发展极、民风民俗发展极等等，通过发展极的“磁场”效应来逐步带动整体县域经济的发展。
（二）转变经济考核机制
实践证明，唯GDP论的考核机制存在严重的环境破坏和寻租、创租弊病，要想实现县域经济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健康、持续发展，政府必须转变落后的经济考核机制，同时建立配套的问责及激励机制。首先，应切实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考核评价机制，在政绩考核中加大资源浪费、环境损害、生产剩余、新增债务、生态效益、科技创新、安全生产等指标的权重，引导广大干部牢固树立“绿色政绩观”，实现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要建立独立的、直属于中央政府的问责机构，加大问责的惩罚力度，包括经济处罚、刑事处罚乃至剥夺其再参与的权利。与此同时，建立奖励资金相对丰厚、提高社会地位的激励机制，也是促进百强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三）优化县域产业结构
要实现百强县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调整产业结构、整顿产业弊病，改变工业立县所带来的产业不平衡，根据实际合理规划三大产业的比例。调整产业结构需要转变大而泛的农业生产模式，大力发展具有优质性、竞争性的农产品，挖掘品牌潜力。例如政府加大农业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支持，组织科技攻关和技术引进，实现农业科技的跨越式发展，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还要立足资源优势，从当地实际出发，选择具有地域特色和市场前景的品种作为开发重点，延长农业生产链加强实施品牌战略，走绿色精品之路，扩大品牌的市场知名度。同时要激发工业创新，实现加工产业向创新产业的转变，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百强县发展的中心环节。同时紧随时代潮流，培育新兴产业，构筑多元产业格局，实现工业“三高”型向绿色环保型的转变。并且提高服务业质量，大力发展服务业。实现服务业的升级关键在于提高自身的适时性，以市场为导向，以顾客为指导，以需求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
（四）强化县域资源管理
经济发展中，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承担着关键性的作用。过度开发导致各百强县普遍存在资源稀缺、资源价格快速增长的现象，在治理之外还需强化对县域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的管理以及使用监督，不仅能防止过度的使用资源、开发建设以及泡沫经济的出现，还能有效地保证农业用地的相对合理面积，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分配比例。具体来说，必须做到以下两点：第一，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且完善相关的问责机制。越过规划红线的组织和个人需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和资金处罚，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要加大问责处罚力度，提高相应问责成本。第二，成立相应的独立性监督机构，赋予其监察职权，对土地及其他资源的使用开发进行强有力的监督。
（五）发挥“增长极”扩散效应
当发达地区（增长极）向周边地区的购买力或投资增加，以及周边地区向发达地区的移民增加时，提高了落后地区边际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消费水平，这就是“增长极”扩散效应的直接效果[3]。目前大部分东中西部百强县附近县市都还处于“增长极”吸引效应的影响中，不仅没有促进边域的发展，反而加剧了区域内部的不平衡。加快促进“增长极”效应的转化不仅是县域所需，更是县域之忧。目前在我国促进“增长极”效应转化的有效途径就是人为地添加催化剂，即发展卫星城市，转移中心产业及生产要素，促进周边县市与百强县市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在理性经济人以及社会唯GDP论的环境下，各百强县市有意或无意都踏进了畸形发展之中。无论是要素资源的约束、环境的饱和、产业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还是泡沫经济现象，百强县市都无法独立解决，以谋求自身长期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因此需要在各级政府、企业、第三部门乃至公民个人之间实行多中心合作、监管和治理，为县域经济的发展理清道路。
参考文献：
[1]杨荫凯.百强县遭遇“成长烦恼”[J].人民论坛，2007，(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