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的原因及对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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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家庭暴力的原因及对策范文

关键词：家庭暴力；成因；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3-0079-03

家庭暴力是导致婚姻破裂家庭不和谐的主要原因，是和谐社会建设中存在的重大障碍，它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重视。我国一直以来比较重视防治家庭暴力，并采取了不少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现象仍然存在，这与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很不协调。本文以温岭市为研究对象，试图就家庭暴力的成因和对策作一探讨。

一、理论背景及研究意义

关于家庭暴力，有学者认为它是“家庭成员之间进行的肉体上的的折磨、伤害和压迫等人身行为”，“是家庭中一方对另一方的殴打、、肆虐，使其屈从”。也有学者认为家庭暴力就是“家庭中某一成员对其它成员在肉体、精神、言语、经济方面的虐待”。

因此，女性的家庭暴力可定义为：家庭内部出现的侵犯女性生理和心理的暴力行为。根据不同形式，可分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和性暴力行为。身体暴力，是指丈夫以殴打、捆绑等方式给其身体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精神暴力主要以言语攻击、无端挑剔，或对女性漠不关心、根本不容其参与家庭的任何商讨等行为。性暴力则指丈夫对妻子敷衍性生活或干脆把妻子晾一边，强迫妻子过性生活，甚至公开与别的女子发生性关系等行为。2001年12月14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我国学界对家庭暴力研究自90年代以来，特别是95世妇会后，相关理论研究逐步深入。对家庭暴力的理论研究既包括家庭暴力范围和形式界定，也对家庭暴力深层原因及干预进行理论探讨。邱仁宗从伦理学的角度，提出了评价夫妻行为的伦理框架。白桂梅认为，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不能解决，与国家责任有关。不管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对妇女的暴力行为都应引起国家的关注。郭慧敏从法律层面，对妇女暴力法律处置的难点及对策进行了分析。以上研究各有特色，但我国目前缺少有关家庭暴力实证调查的数据。基于此，笔者在温岭市个案调查的基础上，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通过第一手资料，为我国的家庭暴力问题提供一些参考。

二、家庭暴力的现状和原因分析

温岭市是浙江东部地区一个经济发达的沿海县级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温岭妇女们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及家庭地位也随之不断提高，但是家庭暴力现象始终存在。市妇联近几年接待的分类统计表明：（1）家庭暴力的案件逐年上升。由于家庭暴力具有一定的隐私性，遭受暴力的女性因种种原因，默默承受，因此实际上家庭暴力发生率远远不止。（2）家庭暴力程度日趋严重。在此类案件中，施暴形式多样，手段残忍，轻者拳打脚踢，重者则用利器等伤害妇女，极大地侵害了受害者的身心。（3）施暴者的年龄、文化、职业构成。从年龄构成看，中青年夫妻多于老年夫妻，但值得注意的是，温岭市的家庭暴力有低龄化趋势，即受害者年龄越小，婚姻安全期越短；从文化程度构成看，施暴者大多数文化素质较低；从职业构成看施暴者中农民居多，其次是工人和个体经营者。

家庭暴力的发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既有观念的因素，也有社会的因素。从温岭市调查的案例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封建思想观念的影响。一个家庭只有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家庭成员才能获得应有的权利和幸福。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造成了男女的严重不平等，“男尊女卑”、夫权至上等封建思想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而消除，有些甚至仍然根深蒂固地存留在人们的头脑中。有些男人至今仍把妻子当作私有财产，认为打老婆是家里事，天经地义的事，与法律无关。而许多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自身也未摆脱封建思想的影响，认为“嫁鸡随鸡”，遭受暴力也不吱声，认为“家丑不可外扬”。这样，致使家庭暴力步步升级，甚至发生婚姻变故。另外社会舆论也带有或多或少的封建性偏见，认为男人打一下自己的老婆没什么大不了的事，特别是遭受暴力方的父母亲戚，也认为家和万事兴，总是规劝女人忍受。这样，就为施暴者创造了条件和空间。这样的例子我们身边随处可见，从温岭市妇联工作人员处了解到：

小兰（化名），温岭市石塘钓浜人，单独抚养两个孩子，不但没有得到丈夫的任何生活费，8年来，还经常遭其丈夫恶打，致使轻度脑震荡，可她一直没向有关部门反映过，最后还是其哥哥实在看不还过去，才把妹妹的事向市妇联反映，希望得到帮助。

2.社会生活多样化及婚姻道德观念异化是家庭暴力得以滋生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无论是金钱还是时间都富裕起来，社会生活逐渐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于是一些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道德观念发生了变化，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婚姻道德观和家庭伦理道德观，如要求“性解放”“性自由”，出现了“包二奶、搞小蜜、第三者”等。一些人开始嫌弃在家的妻子，于是离婚率就逐年攀升，而那些为了孩子，担心影响不好而不愿离婚的妻子，就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第2篇：家庭暴力的原因及对策范文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中的一方对另一方施暴的行为，包括家庭成员间的身体、精神上的打击和创伤。家庭暴力在少数民族地区极为常见，这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现象，家庭暴力多发生在家庭内部，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般机构大多是提供法律服务和物质帮助，缺乏对受害者心理慰藉和疏导及适合于少数民族自身文化背景的解决办法。以下对少数民族家庭暴力现状、民族家庭暴力工作浊及社会工作介入必要性做了探讨，提出了社会工作在介入少数民族家庭暴力方面的介入对策。而且作为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家庭暴力应引起全社会的共同关注。

【关键词】

少数民族 ；家庭暴力 ；解决对策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细胞，家庭的和睦与稳定关系着社会的稳定与安宁，然而、少数民族地区的家庭暴力存在的却是较为普遍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的家庭暴力危害了受害者的身心健康 侵犯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破坏了社会稳定和谐。 家庭暴力主要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再者就是以语言威胁恐吓、恶意诽谤、辱骂、使用伤害自尊的语言，从而引起他人痛苦，最后就是性暴力。在目前有些家庭，夫妻双方在产生矛盾时，不是通过殴打的暴力方式处理，而是对对方表现的比较冷淡、轻视、放任和疏远等一切问题。还存在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历史原因、社会原因、生理原因、经济原因等等。

1 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家庭暴力之现况

1.1 男子封建夫权思想严重。将妻子视为私有财产，无视妻子的尊严与意愿为所欲为。不少丈夫要求妻子绝对服从他们，稍有不从，便武力相加。

1.2 男女经济地位的不平等。绝大多数妇女的经济地位不如男子，特别是是没有独立经济来源的妇女，一方面，要承受着施暴者的暴力摧残；另一方面，也害怕离开施暴者后会遭遇更多的困境。

1.3 重男轻女。有的丈夫因妻子生下女孩，认为是断了他家的香火，便对妻子殴打或逼迫妻子与其离婚。

1.4 道德观念较差，个人素质低下。.这是导致家庭暴力最主要的原因。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西方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人生观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一些人道德观念错位或沦丧，婚外恋蔓延，从而导致家庭暴力。

2 少数民族地区家庭暴力犯罪的特征

2.1 对象的特定性。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是在法律、道德、亲情的框架下形成的，而发生在家庭内的暴力事件不仅侵犯的是法律的严肃性还有对维系家庭的纽带亲情、爱情、道德进行的践踏，表现其对象的特定性，既为家庭成员尤以女性居多，女性中突出地表现为妻子。

2.2 行为的隐蔽性。一是家庭暴力一般都是发生在具有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发生地一般又在家里，鲜为人知；二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将其归为“家务私事”、“个人隐私”，认为是“家丑”或“家事”不能外扬，使得很多被害人，特别是女性，在受到侵害时，宁可在家忍气吞声、忍辱负重，也不愿声张，直至忍无可忍时有的便采取了“以暴制暴”的极端手段，其危害性更强于普通的暴力犯罪。

2.3 主观的故意性。与其它暴力行为一样，家庭暴力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所持的心理态度是故意的，而且大多数都有明确的目的。所谓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采取的暴力手段，会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家庭暴力不存在过失问题，其故意大多是直接故意。

2.4 发作的反复性。因家庭暴力的施暴人与受害者具有长期共同生活的关系，在多数情况下，家庭暴力不是表现为一次简单的暴力伤害，而是表现为长期的、反复的暴力侵犯，在循环中不断升级的规律，最后导致矛盾双方恶化出现血案。

2.5 手段的残忍性。暴力是指行为人在侵害他人的人身、财产等权利时采取的摧残、强制他人身体的一种凶恶、残酷的手段，它不单纯是故意的伤害行为，具有残忍性。

2.6 形式的多样性。家庭暴力行为人对其家庭成员使用暴力时，使受害人身体、心理、性受到伤害。

3 少数民族地区家庭暴力所带来的后果

家庭暴力是婚姻家庭类案件中表现最突出的现象，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庭暴力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后果严重，危害极大，从暴力的形式来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3.1 严重侵害受害者的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甚至威胁生命。家庭暴力是家庭成员中一方对另一方实施暴力的行为，直接作用于受害者，使其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如丈夫对妻子、父母对子女、成年子女对父母等，其中妇女受丈夫的暴力侵害是最普遍的，她们受到的身心伤害也最大。通过大量的上访案件可以看出，多数妇女都是在其丈夫施暴时惨遭伤害。从骇人听闻的河畔抛妻、到棍棒暴打导致鼻青脸肿、体无完肤，使受害者痛不欲生等暴力行为，都严重损害了受害者的身体健康和人格尊严。

3.2 影响家庭的和谐稳定。在任何一个家庭中，只要是经常发生家庭暴力的，必然影响夫妻感情。受害一方要么顾及面子或孩子，忍气吞声、勉强维护家庭，结果更加放纵暴力行为的进一步嚣张；要么不堪承受施暴者的行为时，妻子或丈夫就会选择极端方式，以离婚、离家出走、甚至以暴抗暴、以牙还牙等途径摆脱遭受的暴力，使杀夫或戮妻的恶性案件屡屡发生，导致家庭完全破裂或毁灭。

3.3 严重危害子女的正常生活和健康成长。经常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尤其是对其未成年子女的伤害往往由家庭折射至社会，受害的未成年人除自身的生活、学习质量下降外，有些人还较早地出现暴力倾向。如果是直接对孩子施暴，更容易使孩子产生恐惧、焦虑、厌世的心理，使他们感情上变得脆弱易激动，心理上常常处于自卑、孤独状态，不愿与人交流，影响学习和生活，甚至离家出走，荒废学业，走上犯罪的道路。

3.4 严重危害社会安定、阻碍社会发展。家庭暴力不仅危害家庭团结及其成员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而且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向极端，引发人身伤亡、家庭破裂，就会逾越“家庭私事”的界限，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如果不及时有效地遏制，受害者本人又不懂得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在忍气吞声、长期遭受暴力的扭曲心态下，往往会采取违法手段，主动或被迫走上婚外情、或故意杀人等不道德的甚至违法犯罪道路，酿成恶性事件，使家庭暴力的最初受害者沦为最终的害人者，危及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安全与稳定。

4 制止少数民族地区家庭暴力的方法和对策

4.1 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

这里提到的家庭暴力是指轻微家庭暴力和自诉家庭暴力犯罪，而不包括公诉家庭暴力犯罪，因为调解纠纷仅限于民间纠纷，妇联组织，居委会和村委会也只是人民群众自治组织，未赋予国家行政执法权和司法审判权、执行权。请求可以采取书面形式，也可以采取口头形式。请求的对象是妇联组织，居民委员会、村委会和所在单位。在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所在单位的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社会公德为依据，对于当事人双方进行斡旋、劝说促使他们互相谅解，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有关机构对于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这类民间纠纷进行调解的重点应该放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以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社会公德对于虐待方予以严肃的批评和教育。

4.2 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委会、村委会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正在实施家庭暴力是指暴力行为从开始到结束。家庭暴力是指全部类型的家庭暴力，不以轻微家庭暴力和自诉家庭暴力犯罪为限。但性质上不能劝阻、救阻的除外，如既遂杀人。劝阻是指劝施暴者停止实施暴力行为。制止是指采用强迫手段使加害人的家庭暴力行为停止，不允许继续从事家庭暴力行为。

4.3 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可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对妇女进行保护和行政处罚。公安机关经过查证属实，应依据有关规定予以相应的处罚。

在刑事上，施暴者造成家庭成员轻伤、重伤、死亡，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对造成轻伤而受害者有证据证明的，受害者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控告施暴者伤害罪，受害者要提供法医鉴定、受暴证明。如造成重伤或死亡的，由公安机关进行侦查。

在行政上，暴力情节较轻，造成轻微伤害的，受暴者提出要求的，可以由公安机关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施暴者进行警告、罚款、拘留。

在民事上，受暴者是无过错方，施暴者是过错方。因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过错方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包括财产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无过错方因受暴付出的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应由过错方赔偿，造成无过错方残疾的，还应负担无过错方残疾补偿金等。此外，过错方还应赔偿无过错方因此造成的精神损害。无过错方可以在提起刑事诉讼时附带要求赔偿财产损失，也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

家庭是完整的整体，为何存在家庭暴力？家庭暴力的结果只有妻离子散，家庭暴力带来了如此严重后果，不管是少数民族地区还是各个民族甚至是全社会人类都应当关注家庭暴力，阻止家庭暴力，避免家庭暴力的发生，幸福美满才是家庭的所需。

【参考文献】

[1]巨东红； 林荣海， 社区介入：家庭暴力干预的一种途径， 福建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2]高燕秋； Tamara Jacka， 西部农村地区家庭暴力发生情况及对妇女精神健康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2012年第3期.

[3]吴国平， 遏制家庭暴力之法律对策探究，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10年第3期.

第3篇：家庭暴力的原因及对策范文

我国家庭暴力问题呈现的特点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家庭暴力问题愈发凸显出来，笔者根据辽宁省近几年对婚姻家庭的调查数据及其他相关材料见微知著，分析当前我国家庭暴力问题表现出的特点:

(一)家庭暴力的存在具有普遍性

仅以辽宁省为例就能清晰地看到当前我国家庭暴力存在的普遍性。据全省县以上妇联近3年来接待妇女儿童来访情况统计显示，在每年约15000多件来访总数中，涉及家庭暴力的占23%以上，在鞍山市城乡122万户家庭中，有33．9%的家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而每年解体的家庭中有1/4缘于家庭暴力。同时家庭暴力也呈逐年增长态势。仅鞍山市妇联近4年来就接待2000多起因家庭暴力而投诉的案件。

(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大多数是女性

据省妇联统计，2000年全省接待由女性投诉的家庭暴力案件1599件，占上访总数的16．8%;2001年2368件，占上访总数的18．9%;2002年2922件，占上访总数的23．1%。这其中，有95%以上都是丈夫对妻子的暴力。

(三)家庭暴力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事实上家庭暴力的发生率远比调查数据高，由于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内部，暴力的发生一般不为人所知。据辽宁省的一项有关妇女家庭暴力认知程度及法律干预现状问卷调查显示:有52%的被调查者认为家庭暴力是个人私事。另有27．5%被调查者认为，只有在本人求救时法院才可以受理，22．6%的被调查者认为只有在发生严重暴力时才应适用法律手段。①因此，暴力发生时，受害者经常处于无防备状态，一旦发生伤害等后果，也常以“家丑不外扬”的陈旧观念而委曲求全，长期对施暴者的暴力行为采取忍让态度。

(四)家庭暴力的情节日趋严重，手段残忍，致使“以暴制暴”现象增多

据调查发现，家庭暴力已由常见的辱骂、捆绑、拳打脚踢发展到用棍棒、皮鞭、匕首、泼硫酸及残忍地伤害器官等残害女性身体的方法进行施暴，并常致受害人受轻微伤、重伤甚至于死亡。据统计，长期受到家庭暴力威胁的女性，其身心都受到了严重摧残，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身体、精神、心理等方面的疾病及情感上的障碍，也使得“以暴抗暴”来解决问题的事件逐年增多。辽宁省司法厅2004年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60%的女刑事犯罪嫌疑人是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导致的以暴制暴恶性案件。(五)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暴力出现新的趋势，形式更具多样化

1．“冷暴力”、“精神虐待”在家庭暴力中逐渐浮现出来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和省妇联在2003年对我省家庭暴力情况的联合调查报告显示，家庭暴力正在由传统的身体暴力和性暴力等表面形式，发展到限制妻子与朋友交往、长期不与妻子说话、耻笑妻子的缺陷弱点等精神层面的暴力，而且精神暴力已超过了身体暴力和性暴力的发生率。

2．一些男性也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近年来，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妇女在家庭的主导地位日益显现，虽然女性在家庭暴力中受害者占大多数，但也不可否认，确实有许多男性在家庭中“抬不起头”且有上升趋势，男性家庭暴力受害者多数遭遇的是“冷暴力”或“精神虐待”及精神上的折磨，例如女性通过威胁，恐吓，奚落，嘲笑，讽刺，肆意男性人格等方法，造成男性精神痛苦，心理压抑，神经极度紧张。

(六)施暴者的文化和职业呈多元化

据辽宁省妇联的统计，家庭暴力不只发生在文化素质低、工人、农民的家庭中，事实上，家庭暴力在社会各个阶层中都有存在。2009年数据显示:在存在家庭暴力现象的家庭中，家庭成员为大专以上学历的占总数的50%以上，从事个体经济的为35%以上。据沈阳市妇联权益部部长赵丽华介绍:公务员、职员、军人等较高文化素质和高层人群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家庭暴力现象，而知识分子家庭的暴力形式以冷暴力和性暴力为主。而文化程度低、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以肉体的直接施暴为主。

家庭暴力的成因分析

家庭暴力的产生涉及诸多原因，包括历史原因、经济原因、社会原因、法律原因等等，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统的封建观念的影响是家庭暴力产生的历史原因

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文化，独特的文化体系，作为封建文化的指导思想，不仅变成封建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而且还成为了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父权至上”和“夫权至上”的封建思想仍然十分浓厚。因此在家庭中，丈夫采取暴力，欺凌、役使自己的妻子便成了很自然的事情。而妻子在这样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对丈夫的暴力行为采取容忍甚至放任的态度，很多妇女在遭受家庭暴力之后选择逃避或者事后回娘家或自寻清静的方式，这更加助长了家庭暴力的发生。

(二)男女双方经济收入不平衡是产生家庭暴力的经济原因

无可否认，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男性仍然占主导地位，这种经济收入的不平衡直接导致了经济地位的不平等。由于妇女的经济收入不高，经济地位较低，因此，这便为家庭暴力的发生埋下了危险的种子。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夫妻之间存在着实际的收入差别，丈夫由于收入水平的提高，再加上传统文化的夫权观念作祟，很容易强化自己在家庭中的控制角色，因此暴力的发生在所难免。农村妇女，特别是农村贫困妇女大部分没有独立的经济根源和家庭经济支配权，妻子在经济上必须依靠丈夫生活，这种依附关系致使丈夫在施暴时更加有恃无恐、理直气壮，而妻子基于无奈，只能一忍再忍。

(三)现代人社会压力过大，心理负担沉重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现代人的生活、工作以及情感压力也随之增大。沉重的社会压力使一部分人产生急躁情绪，甚至人格扭曲，在家庭生活中遇事难以克制，发生争吵。尤其是近年来，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社会竞争和压力越来越大，而他们的期待值也比过去高。过高的期望与残酷的现实对比使很多男性知识分子产生双重性格或者说分裂的人格。再基于工作压力大、或女强男弱等原因，他们无法感受生活的幸福，于是用虐待对方的方式来发泄，而通常情况，知识分子比文化层次较低的人更要面子，在家施暴之后，在外人面前却还要装出一副很幸福的样子，进而导致了他们心理极度压抑，家庭暴力愈演愈烈。而文化水平较低的人，或者说所谓的“粗人”却更容易外露，这也是导致家庭暴力的原因之一。

(四)社会的宽容态度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社会根源

“家庭暴力属个人私事，外人最好少干预”等意识，在社会上占据有很大的市场。因为家庭暴力不但关系到一般的治安问题，还涉及到感情的因素。邻居不劝，社区委员会不闻不问，司法机关也认为家庭纠纷无从插手，所以坚持“不告不理”。这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都等同于对暴力的默许，对施暴者的宽容。

(五)缺乏有效解决家庭暴力的救助渠道

研究发现，当遇到家庭暴力时，29．2%的人希望有地方倾诉，36%的人希望得到法律咨询服务和援助，12．2%的人希望能够离开家庭或到社会福利部门短期居住。但目前我国救助渠道很少，对于急于摆脱暴力环境的妇女，暂不能提供紧急援助，使处在暴力中的妇女心理和人身安全不能得到完全保障，暴力行为得不到及时的制止。

(六)家庭暴力的立法不完善是家庭暴力产生的法律原因

一项有关妇女家庭暴力认知程度及法律干预现状的调查显示，在辽宁省，74．9%的司法工作者认为我国目前现有的有关防治家庭暴力的立法不完善，其中，女性司法工作者(79．2%)认为我国当前的法律对家庭暴力的规定是不完善的比例高于男性(73．2%)，两性相差6个百分点，这足以看出当前关于家庭暴力立法的缺失程度，当前立法并不能使女性权利得到很好地维护，女性更需成为家庭暴力立法着重保护的对象。

针对我国家庭暴力特点的解决对策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曾经说过:“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利。”柏拉图也说:“法律的基本意图是让公民尽可能的幸福。但法谚也告诉我们:“权利依赖于救济，无救济则无权利。”法律对公民权利设计得无论如何全面，如果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后，公民却无法获得有效的法律救助，那么这些法律上的权利将成为一纸空文。因此，通过前文的分析，要想解决我国家庭暴力表现出的问题，首要的就是采取强有力的法律控制与司法救助，辅以必要的社会管理，才能进一步防止家庭暴力的发生。

(一)制定专门的预防家庭暴力法，加强对家庭暴力的打击力度

虽然在我国《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刑法》等法律法规中都对家庭暴力问题作了规定，但这些规定过于分散，并存在许多漏洞与缺失，不利于司法及社会实践的进行。笔者认为，应建立专门的预防家庭暴力法，在法律中应明确家庭暴力的定义、救助机构、求助程序和制裁机构以及施暴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内容，进而做到可操作性强，执法部门明确、各部门分工明晰。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已有44个国家与地区对家庭暴力有明确的法律处罚条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有反对家庭暴力的立法。我国又是《消除对妇女暴力宣言》等条约的缔约国，更应履行国际义务，将我国消除家庭暴力的国家承诺充分体现在现行立法中，让反家庭暴力真正做到有法可依，这样才能在全国范围内起到统一的威慑作用。

(二)完善司法救助，加大司法干预力度

美国20世纪著名法学家罗斯科•庞德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中写道:法律必须依靠某种外部手段来推动机器的运转，因为法律规则自身是不会自动执行的。因此，笔者建议，在司法系统中设立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机构(如家事法院或专门审理家庭案件的审判庭等)这样可以大大提高现有反家庭暴力措施的有效性。我们还要重视和加强司法干预力度，特别是司法部门的执法人员，必须转变执法的观念、及时干预并制止家庭暴力，不能将家庭暴力简单地当成“家庭内部矛盾”、“家庭生活隐私”和不可避免的社会疾病而不加追究。否则当视为执法人员的不作为而追究其行政责任。基于此，一方面应通过立法将救助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义务规定为公安机关的法定义务，强化公安机关的法定责任;另一方面应通过扩大公安机关的拘捕裁量权，来确保受害者得到必要的帮助、支持和保护，确保公安人员获得将施暴者绳之以法所需的权力。可依情况不经检察机关的捕而先行逮捕，但事后应立即报检查机关批捕，如察机关不予批捕应立即将当事人释放。

第4篇：家庭暴力的原因及对策范文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睦、安宁、温馨的家庭不仅是每个家庭成员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然而当前，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家庭暴力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家庭暴力的存在严重地侵扰着家庭的安宁，破坏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并且使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因此，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维护和保障人权，特别是妇女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已成为一个及待解决的世界性课题。

本文试就从家庭暴力的概念、成因、危害、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以及对策等方面谈一些拙见，以期增强公众对家庭暴力的敏感度，给予受害者更全面、更具体的保护，从而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关健词：家庭暴力虐待

一.家庭暴力概述

就现阶段全国各媒体报道的情况看，家庭暴力日益凸显。作为严重侵扰家庭、社会安宁的刽子手——家庭暴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了“禁止家庭暴力”。

（一）家庭暴力的概念

关于什么是家庭暴力，目前还没有一致公认的界定。但在国外的有关法律特别是制止家庭暴力的法律法规中，大多对家庭暴力采用广义的概念，即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造成其中一方生理或心理上的伤害。形式上可分为身体暴力、语言暴力、性暴力；受害者包括配偶、前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同居伴侣及前同居伴侣；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总之任何对家庭成员造成损害和伤害的行为都可以列入家庭暴力的范畴。

家庭暴力的概念是上世纪90年代初才引入我国的。现行《婚姻法》所作出的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是家庭暴力作为法律概念第一次出现在我国法律的层面上。目前，在我国法律法规中，对家庭暴力尚无界定。实践中所谓的家庭暴力采用的是狭义的概念，主要是指对家庭成员身体上的暴力及因此而引起的精神伤害，如殴打、捆绑、限制人身自由及待等，受害者为配偶、子女与父母，其中以妇女、儿童与老人居多。2001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将家庭暴力的概念在司法层面上明确限定为狭义的：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的伤害后果的行为。

(二)家庭暴力的特点

1、家庭暴力的行为主体具有特定的亲属关系。其施暴者与受害者相互关系密切，多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其中，丈夫对妻子的暴力是家庭暴力最常见的类型。而发生的在一定范围亲属以外的暴力行为，如被家人是家政服务员、家庭经营活动的雇员等，不能视为家庭暴力。

2.家庭暴力行为具有隐蔽性。主要表现在（1）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内部而非公共场所，地点隐蔽；（2）有些受害者基于自身的脸面和家庭的荣誉而往往对加之于己的家庭暴力粉饰隐瞒；（3）公众的漠视和习以为常使人们对家庭暴力现象往往视而不见。

3.家庭暴力的行为手段具有多样性、损害后果具有不确定性。手段多样，包括殴打、捆绑、禁闭、侮辱、威胁、精神折磨、甚至还有更为残酷的手段。手段的多样性，加之施暴者对后果的放任态度，使得对受害人的损害后果具有不确定性，有时可能较轻，更多时候却达到惨不忍睹的地步。

4.家庭暴力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具有一定普遍性。主要表现在：（1）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家庭暴力；（2）家庭暴力广泛存在于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文化水平的人群中；（3）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家庭暴力从未间断过。

5．时间的连续性和长期性。一般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中，暴力不会只终止于一次、两次，往往是存在一定时间连续性6．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的复杂性。发生家庭暴力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心理的、生活的、婚姻的等等各方面的原因。

（三）家庭暴力与虐待的关系

1.虐待的概念

虐待是指对家庭成员的歧视、折磨、摧残，使其在精神上、身体上遭受损害的违法行为，在表现形式上，有作为的行为如打骂、恐吓等；也有不作为的行为如不予衣食，令其冻饿、有病不予治疗等。

2.家庭暴力与虐待的异同

家庭暴力与虐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家庭成员间的施暴行为，表现形式也有重合的地方，如残害、捆绑、殴打强行等。其二者的本质是相同的，就是对其他家庭成员造成身体或心理伤害的行为。二者的区别在于，家庭暴力既可能是偶发的，也可能是经常性的，只要实施了打骂、残害等行为就可以构成家庭暴力。而虐待往往是较长时间的，需要一定的连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即构成虐待。此外，对于同样造成重伤或死亡的，伤害罪的刑罚远比虐待罪为重。

（四）家庭暴力的类型

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对家庭暴力作不同划分；

1.以施暴者与受害者的相互关系为依据，家庭暴力可分为夫妻之间的家庭暴力、父母子女之间的家庭暴力以及其他亲戚间的家庭暴力。

2.以被侵犯的权益为依据，家庭暴力分为（1）侵害生命健康权的家庭暴力。对家庭成员的溺、弃、残害。所谓溺、弃，是指采用溺死、闷死、掐死、饿死等手段杀害家庭成员的行为；所谓残害是指从肉体上进行摧残的行为，如冻饿、毒打、故意伤害肢体、器官等行为。另外，对施暴对象公然以施暴行为相威胁，表现为用语言对施暴对象威胁、恐吓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使对方产生恐惧的心理，造成受害者严重的精神损害。（2）侵害人身自由权的家庭暴力。表现为对弱者采取捆绑、非法拘禁、暴力威胁等手段限制家庭成员的人身自由。

（3）侵害人格权的家庭暴力。表现为对家庭成员采取罚跪、侮辱人格、强制超体力劳动等，更多地体现为精神上的损害或虐待。

（4）侵害婚姻自的家庭暴力。对具有婚姻行为能力者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方式对待家庭成员的结婚或离婚问题。诸如，父母或其他长辈以暴力强行包办、干涉子女的婚事；子女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干涉父母的婚事。

（5）侵害妻子或其他女性家庭成员性权利的家庭暴力。妻子以及其他女性家庭成员的性权利具有不可侵犯性。违背妻子或其他女性家庭成员的意志，强行对妻子或其他女性家庭成员发生或有待行为，都是对女性性权利的暴力。

（6）侵害生育权和生育自由权的家庭暴力。暴力对象是已婚女性，施暴者一般为丈夫或夫家的其他家庭成员，如公婆、伯叔等。表现为有些人对不生育的或生育女孩的妇女百般难，施以暴力等。

3.依据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可分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身体暴力包括所有对身体的攻击及限制行为，如：殴打、推搡、禁闭、使用工具攻击等，后果通常会在受害者身上形成外伤，易于发现。精神暴力是家庭成员之间实施的经常性的侵犯他人人格尊严的不法行为，对家庭成员之间的精神折磨为精神暴力的常见形式。性暴力是故意攻击性器官，强迫发生、性接触等，丈夫违背妻子意愿，强迫发生性关系是最常见的性暴力。目前，多数国家对家庭暴力的类型采用此种分法。

二.目前我国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

由于家庭暴力问题的特殊性，需要有一套不同于其他侵权或犯罪的解决办法，这就要求有有效的救助措施和完善的法律责任。

（一）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

目前，我国对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包括：

1.各级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救助措施。此类救助措施的实施主体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我国《婚姻法》第43条第1款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另外，妇联组织作为群众组织，也有义务在日常工作中救助妇女。

2.所在单位的救助措施。此类救助措施的实施主体是所在单位。对于所在单位应理解为施暴者和受害者所在的单位。根据我国《婚姻法》第43条、第44条的规定，所在单位的救助措施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救助措施的实施条件相同，必须在受害者提出请求的情况下才能实施，否则有关组织不宜自行介入。

3.国家机关的救助措施。此类救助措施的实施主体是国家机关。狭义的国家机关的救助措施为公安机关的救助。《婚姻法》第43条第2、3款规定，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发生了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公安机关对于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应当及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以使暴力无法继续，受害者的人身安全和利益得到保护。公安机关为制止家庭暴力行为，可以对施暴者采取批评教育、严厉训斥、间隔距离、将受害者或施暴者带离现场等救助措施。“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让施暴者得到应有的教训。广义的国家机关的救助措施包括各种法律责任。

4.家庭成员的自我救助。家庭成员在受到家庭暴力行为伤害时，依法可以实施自我救助，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等，家庭其他成员也应该及时提供帮助，共同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继续，避免发生严重后果。应该及时帮助受害者寻求外界帮助，如向有关基层社会组织提出帮助请求、报告当地派出所等警察机关、及时向人民法院提讼等。

（二）法律责任

为了更好地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我国目前的法律对施暴者规定了三种形式的法律责任，具体而言：

1.行政责任

对实施家庭暴力严重侵害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的行为，根据《婚姻法》第43条第3款规定，行政机关追究行政责任应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承担的行政责任包括警告、200元以下罚款和15日以下拘留。

2.民事责任

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因“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离婚过错赔偿责任属于民事损害赔偿的一种，是一种对权利的救济，它通过对夫妻双方中无过错一方被侵害的婚姻权利的救济，维护夫妻关系的平等、家庭关系的健康和稳定，并且对过错方进行一定的惩戒。另外，施暴者承担的民事责任还包括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

3.刑事责任

我国《婚姻法》第45条规定：“对重婚的，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实施家庭暴力本身是一类非法行为，并不是一种罪名，但这种非法行为可以导致《刑法》规定的如下犯罪：

第一种，实施家庭暴力，故意剥夺家庭成员生命的，构成故意杀人罪。依照《刑法》第232条规定，犯故意杀人罪，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种，实施家庭暴力，故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构成故意伤害罪。按《刑法》第234条规定，犯故意伤害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造成残疾或致人死亡的，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第三种，实施家庭暴力，干涉家庭成员婚姻自由的，构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应依照《刑法》第257条的规定，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此外，实施家庭暴力行为承担的刑事责任，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还包括过失杀人罪、过失伤害罪、侮辱罪、诽谤罪等。

上述三种法律责任既可以单独适用，又可以同时适用，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我国防治家庭暴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

1.有关家庭暴力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我国引入家庭暴力的概念较晚，禁止家庭暴力是婚姻法在修改后新增的内容。尽管现行婚姻法在态度和做法上有重大变化与改革，起到了改变公众意识，推动反家暴工作，保护受害人的作用。但是，将防治家庭暴力纳入婚姻法调整，实属权宜之计。一方面，婚姻法性质上是民事法律，它主要从权利义务的角度对夫妻和其他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的行为，予以调整；另一方面，对家庭暴力的防治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干预、行政干预与司法干预等多方面，不仅仅是民事法律问题，还涉及到行政法、刑法等实体和程序法的诸多方面。另外，在我国家庭暴力有关的现行法规中，存在不少的漏洞与缺失，并未提供根本防治及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的途径，极不利于司法操作及社会实践。

2、认识不足。首先，公众对家庭暴力的本质缺乏清醒认识，尤其对精神暴力、性暴力，公众的认识更为模糊，没有引起足够的认识。其次，司法人员在处理家庭暴力的问题上，对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认知程度很高，但对男女平等原则的认识存在肤浅性、表面化的问题。

（二）对策

从可操作性和实效性考虑，目前防范和处置家庭暴力，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强反家庭暴力行为的立法，依法预防家庭暴力。

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我国应当从整体上规划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其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1）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增加反家庭暴力的内容和力度，将性别意识纳入到相关的法律法规中；（2）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反家庭暴力法》。该法从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出发，应当对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进行科学的界定和必要的法律干预，加大对家庭暴力行为的打击力度，通过完善法律来预防家庭暴力危害的扩大，保护所有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

2.强化家庭暴力行为的处置机制，尤其是要发挥警察在家庭暴力处置殊的作用。

经过多年来的努力，我国已形成了多元化的家庭暴力预防和处置机制，这些组织和机构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们在处理家庭暴力中还存在一个协调配合的问题，尤其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为了强化家庭暴力行为的处置机制，还有必要强化警察在处理家庭暴力中的作用。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公安司法机关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违法犯罪的行为，应当依法打击；对那些已有杀人、重伤等犯罪威胁言行，但尚无杀人预备行为者，可先行治安拘留，再会同有关部门，边拘留边教育，直到被拘留人真心悔过，不至于铤而走险为止。

3.为受害的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提供人身保护和法律帮助。

提高妇女合法权益的保护意识，对家庭暴力的防范是非常有必要的。要使妇女知道“家丑”不外扬不利于自我保护，如果对家庭暴力一味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这样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助长了家庭暴力，使自己成为反复受害者。同时，社会也应当为受害成员提供多方面、便捷地反映情况，提供保护和帮助的渠道和途径。在目前的情况下，家庭成员在遇到侵害时，可以通过“110报警电话”获得保护和帮助。

4.建立受害妇女庇护场所或救助中心，让受害的妇女有安身之处。

为了避免女性受害和实施犯罪，20世纪70年代英国首创了“妇女避难所”，之后，许多国家相继出现了类似的组织，让受害者有安身之处。我国许多妇女在遭受了家庭暴力后，无处可去，至多往娘家避难，或者求助于妇联，娘家往往爱莫能助，而妇联不可能对每一个受害妇女都给予帮助，也不是所有的受害妇女知道受害后主动找妇联求助的。所以，有必要由政府出面，借助民间的力量，设置“家庭暴力救助中心”等机构，让受害的妇女有一个临时的庇护场所，同时经予受害妇女必要的心理支持、情感慰藉和法律援助。

5.将人民调解与依法处理有机结合起来，防止家庭矛盾的激化，打击家庭暴力行为。

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在消除家庭暴力中的特殊作用。各级居（村）委会要加强早期发现家庭矛盾纠纷，注意采用调解的方法，及时化解家庭矛盾纠纷；司法助理员和人民调解员应当主动出击，经常组织家庭矛盾的排查，特别是对那些可能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要重点予以排查，从中摸清底数，发现先兆，对于能够解决的则马上落实措施，尽快疏导，并调解处理；人民法院对于到法院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也要加强司法调解，尽量挽救家庭，防止家庭解体；对那些家庭矛盾非常突出，夫妻感情已经破裂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解除他们的婚姻关系，以防范家庭暴力事件的发生。

6.加强教育，特别是要注意向家庭成员宣传和灌输处理家庭矛盾纠纷和自我防范的科学途径和方法。

为了消除家庭暴力形成的原因和条件，一方面，社会要提高公民的道德和法律意识，使家庭成员能够树立起互相尊重对方人身权的法律意识，并且了解和知晓采取家庭暴力的道德和法律后果；另一方面，要将防治家庭暴力的宣传教育通过各种途径辐射到全社会、辐射到社会所有成员。无论是各级各类学校，还是政府机关和司法人员，在普法教育中，既要接受反家庭暴力的教育，也要承担起教育别人的重任。在反家庭暴力的教育中，尤其是要灌输给家庭成员正确化解婚姻家庭矛盾和面对家庭暴力的如何处置的方法技巧。

四、国外关于防治家庭暴力立法的概述

在国外，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及立法较我国进行的早，并经历了多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目前，世界上已经有44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防治家庭暴力法，这些立法经验也是制定中国防治家庭暴力法很好的参照。

（一）挪威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及实践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挪威男女平等法》的颁布与实施，挪威议会和政府开展了同各种对妇女暴力现象的斗争，并着重对家庭暴力问题进行了防治。

挪威对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等方面的法律改革陆续展开。第一,确立了家庭暴力无条件司法干预原则，即对配偶、儿童或其他亲密关系者的暴力侵害案件实行“无条件司法干预”的公诉原则。该原则加强了警察和公诉机关的职能，规定他们在没有被害人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向施暴者提讼，反映出国家对家庭暴力问题态度的转变；第二，改善刑事诉讼中家庭暴力被害人的地位，加强对其在司法程序上的保护；第三，挪威颁布的暴力赔偿法规定，对暴力被害人的最高赔偿额可达100万挪威克朗。在进行法律改革的同时，挪威政府开展“政府行动计划”，推动反对妇女暴力的宣传、社会服务、司法干预等工作。

（二）澳大利亚防治家庭暴力的立法。

澳大利亚于1989年制订了《反家庭暴力法》。该法同样加强了国家机关在这方面的职能，赋予其一些特权，比如警察在没有提出刑事控告的情况下可羁押施暴者长达48小时，以及在怀疑家庭暴力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时，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屋搜查等。此外，还有许多国家采取的措施都值得我国借鉴。1995年新西兰国会通过了《家庭暴力法案》，全面调整家庭暴力问题；英国在大量判例法的基础上，又制定了多部成文法包括《1996年家庭法》、《1997年反骚扰保护法》等；新加坡对此也有专项立法，从刑事、民事、家事和防治服务多种角度治理家庭暴力问题。

结语

在防治家庭暴力问题上，国家必须实施法律改革战略，但是仅有法律改革还不够。家庭暴力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要有效遏制家庭暴力，必须在修改现有法律的同时，开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反家庭暴力公众运动，通过培训、宣传等形式改变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转变人们对家庭暴力的认识。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遏制家庭暴力现象，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从而增进两性在家庭内部乃至司法上的平等，维护家庭的和睦与社会的文明。

参考文献

1.杨大文著：《婚姻家庭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中国加拿大反家庭暴力立法及社会干预机制的比较》，载于《中国妇女报》2001年7月9日

3.李明舜著：《婚姻法中的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4.《关注家庭暴力案件》，载于《扬子晚报》2001年11月25日

5.肖建国、姚建龙著：《女性性犯罪与性受害》，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蒋月著：《夫妻的权利与义务》，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第5篇：家庭暴力的原因及对策范文

一、基本情况

涉及家庭暴力的38个家庭中，城镇家庭2个，占5%，农村家庭36个，占95%。施暴者中年龄在35岁以下有2人占5%，36-50岁的34人占90%，51岁以上的2人占5%；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5人占13%，初中、高中文化的32人占85%，大专以上文化的1人占2%。

实施家庭暴力的原因中，对妻子不信任的有2起占5%，男方有精神分裂症的1起占3%，妻子生病的有3起占8%，妻子无生育能力的有2占5%，因丈夫性格暴躁的有4起，占11%，男方有婚外恋行为的26起占68%。

在这些家庭暴力中，结婚的有34起占89%，同居生有子女的有4起占11%。受暴者中，主动愿意离婚的妇女（包括解除同居关系的）的15人，占40%，可离可不离的12人，占31%，不愿意离婚的有11人，占29%。

妇女掌握家庭主要经济权力的5人，占13%，妻子无生活来源主要依靠丈夫的20人，占53%，丈夫游手好闲，主要靠妻子养家糊口的4人，占11%。

54%的人认为家庭暴力违法，25%的人认为不违法，8%的人认为正常现象，13%的人说不清。

存在家庭暴力家庭中，平均每月遭遇暴力很少（2次以下）占25%，偶尔（3次—5次）占50%，经常（5次以上）占25%。

遭遇家庭暴力后,觉得丢脸的占35%，感到恐惧的占57%，想自杀的占8%。

二、家庭暴力产生原因

调查显示，家庭暴力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原因：

1、婚外恋是导致家庭暴力的主要原因。受“性解放”、“性自由”等思想影响,一些男性滋生了“饱暖思欲”的思想，热衷于婚外情、找情人、包“二奶”，产生对妻子、家庭的不满甚至厌恶，导致家庭暴力不断，有的把实施家庭暴力作为逼迫妻子离婚的主要手段。

2、男权主义是造成家庭暴力的根源。受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的影响，“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等意识在广大农村和部分城市家庭还很强。一些男性将妻子当成自己的附属品和私有财产，稍不如意，就将妻子作为攻击的对象，有的因妻子没有生男孩而遭到丈夫的殴打。

3、社会的宽容是家庭暴力产生的重要原因。大多数人认为打老婆是家庭私事、小事，天经地义，只要不打成重伤，是没有人会去遗责施暴者。甚至连受害人也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偶尔打一两次都可以忍气吞声。其结果是家庭暴力不仅得不到遏制，反而助长了施暴者的气焰。

4、妇女经济不能独立是导致家庭暴力的直接原因。大部分农村妇女成家后依赖家庭和丈夫，缺乏自我意识，缺少自强自立的精神，故而被丈夫厌倦看不起。有的夫妻确实没有感情了，作为妻子因不想自立而不愿离婚，导致家庭暴力。另外还有一些因婆媳之间、与婆家亲戚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导致家庭矛盾，进而引发丈夫的暴力行为。

三、家庭暴力的危害

1、侵犯妇女身心健康。家庭暴力一旦发生，轻则表皮红肿发青，重则致残、重伤，甚至是闹出人命，严重损伤妇女的身体健康。身体上的损伤是外在的，家庭暴力还伴随着对妇女的精神摧残，精神的创伤往往比身体上的创伤更难以愈合,遭受暴力的妇女长期生活在恐怖、紧张的气氛中,心里充满了恐惧与悲哀,在一定程度上丧失自信和自尊,导致心情抑郁或精神分裂。在找不到正当的解脱途径的情况下,她们只好采取回娘家、出走,甚至自杀、以暴制暴等消极反抗方式。

2、破坏婚姻家庭稳定。美满幸福的婚姻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经营，是建立在沟通协调基础上。家庭矛盾一旦演变成家庭暴力，这种和谐也就失去了平衡，双方关系转变成施暴者和受害者的关系，夫妻感情必然会出现裂痕，即使受害妇女可能还爱着丈夫，但是她们最容易想到和选择的方式就是通过离婚来摆脱家庭暴力。因此，家庭暴力是导致离婚的重要原因之一。

3、制约社会和谐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包括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谐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领域，是平安社会的坚固防线，唯有家庭的和谐，才能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保障。有资料表明：我国五成以上的女性犯人是因为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走上犯罪道路的。另一方面，妇女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也是物质生活的创造者。而那些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妇女,在其人身权利、生命、人格、尊严等这些做人最基本的权利都被暴力所侵害、所剥夺的情况下,在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生产、发展中去呢?家庭暴力不仅严重侵害了受害妇女的人身权利,而且影响了她们参与社会生产的积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也直接间接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4、影响子女健康成长。在一个充满暴力、充斥吵骂、怨恨和悲愤的家庭中成长的子女,其生理、心灵上必然会受到较大的伤害,大多数患有恐惧、焦虑、孤独、自卑、不相信任何人等心理障碍，对家庭和婚姻缺乏安全感，对父母失去尊敬，影响其学习生活。长大后有暴力倾向的比其他孩子比例要高的多，有的甚至会有厌世心理,结果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四、存在的问题

1、法律宣传不到位。虽然已进入“五五”普法阶段，但农村及偏远贫困地区法律宣传普及和法律培训仍存在死角，农民法律知识匮乏，维权意识和能力差。

2、家庭暴力制裁难。家庭暴力是个社会问题，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目前适用于家庭暴力方面的法律法规可操作性不强，处罚的尺度和依据不好把握。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真正达到《刑法》规定的轻伤和重伤程度的不多，往往难以对施暴者进行依法处理。即使受害者向有关部门反映了，也只能是进行说服教育和司法调解，解决不了根本矛盾。

3、维权工作经费紧张。妇联组织在维护妇女权益方面没有足够的经费。有些受害妇女被丈夫打出家门，身无分文，无处安身、没有路费,妇联没有办法帮她们出资。有的妇女特别希望妇联能够出面去教育批评丈夫或去进行调解，但妇联没有经费去进行调查,调解，开展维权工作难度很大。各级政府应从财政拨付一定经费，为妇联组织开展维权工作提供经费保障。

五、对策和建议

第一，建立有效预防控制和制裁家庭暴力的法律体系。要完善相关法律中关于家庭暴力的内容，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威慑力，建立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在法律中明确家庭暴力的定义、家庭暴力的救助机构和求助程序、制裁机构、施暴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内容，做到可操作性强，执法部门明确、各部门分工明确，让反家庭暴力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第二，加大对家庭暴力行为的打击和制裁力度。要利用现有法律的有关内容，加强对家庭暴力行为的打击力度，形成强大的威慑力，使得施暴者有所顾忌。同时积极鼓励受到伤害的人勇敢地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司法机关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给予受暴者以最大的便利，使他们得到相应的赔偿。

第三，将家庭暴力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范围。增加社会对家庭暴力的重视程度，提倡全社会综合治理，构建整个社会防控和制裁家庭暴力的体系。将它纳入社会综合治理范畴，开展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全社会要从舆论、道德到法律、机制，从司法机关、社区、单位到家庭编织一个反家庭暴力之网。村和社区要关心每一个可能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一有事件发生即妥善处理。执法机构要重视家庭暴力的处理，完善执法监督系统，把预防、制止和制裁家庭暴力视为自己份内事。报刊、电视、广播等传播媒体要加强宣传教育，将一些家庭暴力案件曝光，增加公众监督作用。充分发挥妇联等社会团体的作用，使这些组织成为反家庭暴力基地。以期形成一个各部门协作、齐抓共管的社会网络。

第四，援助和保护受害者是反对家庭暴力的重要措施。家庭暴力发生后一方面要制裁施暴者，另一方面要抚慰受害者。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居委会和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及妇联等要重视给受暴者精神上的抚慰，及时解决他们的困难。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设立妇女庇护所、家庭事务裁判所、家庭暴力救助站等机构来达到这一目的。

第6篇：家庭暴力的原因及对策范文

（一）男权文化和夫权思想是家庭暴力产生的历史根源。中国封建社会有几千年的历史，封建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夫为妇纲”等夫权思想根深蒂固，有些男性始终认为在家庭中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对妻子有支配权，可以随意干涉和处理妻子的人身权利，因此稍不如意，就将妻子当成攻击的对象。发生在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家庭中的暴力不断增多，大多数就是受夫权思想的影响。

（二）经济收入悬殊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经济原因。一方面，一些男的因某些机遇而迅速致富，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滋生了“饱够思欲”思想，于是赶时髦热衷于婚外情、找情人、包“二奶”，产生对妻子、家庭的不满甚至厌恶，一种是为了踢掉原配，人为制造矛盾，采取毒打妻子、在外人面前侮辱妻子人格、进行待等手段，直到妻子无法忍受提出离婚为止；一种是报着玩玩而已的态度，强制妻子接纳第三者，妻子不服即发生家庭暴力。另一方面，女方收入超过男方，男的觉得没面子导致心理严重失衡，对妻子产生怨恨，于是把妻子当作发泄的对象而实施暴力。此外，还有一种是家庭困难，物质生活得不到满足，承受不了生活压力为泄苦殴打妻子。

（三）立法不完善和法律的可操作性不强是家庭暴力滋生的法律原因。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一部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虽然《宪法》、《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都规定了禁止使用暴力虐待、残害妇女，在20__年4月实行的新《婚姻法》也对家庭暴力制定了一些具体的制裁条款，如发生家庭暴力可提出离婚，在离婚时可请求损害赔偿等，但是对于家庭暴力的有力制裁主要是依靠《社会治安管理条例》和《刑法》有关故意伤害罪、虐待罪、遗弃罪、非法拘禁罪和故意杀人罪等罪名的相关规定。对于那些伤情轻微、施暴情节较轻、后果不严重的家庭暴力行为，只能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因此处理力度弱，致使施暴者过后打得更凶。

（四）社会宽容促进家庭暴力的肆虐。家庭暴力长期以来被视为家庭私事，邻居不劝、社区居委会（村）不告不问、单位不管，执法机关认为“清官难断家务事”，即使被打得鼻青脸肿，如不构成犯罪，对施暴者也无法处罚，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惩治过轻实际上是对施暴者姑息纵容，也失去了法律应有的震慑、预防作用。普遍存在执法部门对家庭暴力处理偏轻，打击不力，甚至以情代法，以情抵罪。这虽有立法不完备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人们思想上对家庭暴力的认可态度。

（五）女性软弱促使家庭暴力升级。有些女性碍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遭受家庭暴力时，妇女不反抗，有的怕招人耻笑，被人瞧不起，不愿意对外张扬；有的慑于丈夫的威胁，怕招来更大的伤害，不敢对外公开。施暴的丈夫当其第一次出手没有遭到反抗，便变本加厉，暴力越来越升级。试想，在发生家庭暴力时，受害妇女如能作出强烈反抗，反抗失败，即把家庭暴力公诸于众以寻求帮助，家庭暴力还会如此猖狂吗？在接待来访中，还发现有一部分人求助的目的只是想通过教育制止丈夫的施暴行为，根本不希望丈夫受到法律的制裁。可见，女人的软弱是促使家庭暴力存在和升级不可忽视的原因。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几点思考及对策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们生活的港湾，是幸福的发祥地。和谐家庭，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因此，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势在必行。通过上述对家庭暴力现状、危害和成因的分析，反家庭暴力应做的三件事是：一预防暴力发生，二制裁施暴者，三救助受害妇女，这就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参与。

（一）广泛开展宣传教育，营造反家庭暴力的良好氛围。首先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阵的，在全社会广泛宣传妇女观、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等与妇女权益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家庭暴力的社会危害，并借助新闻媒体将一些对妇女施暴的家庭暴力案件予以曝光，使不道德者受到应有的舆论谴责，从而提高广大妇女对家庭暴力的防范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使全体公民牢固树立男女平等的性别意识，营造一个尊重妇女、保护妇女、共同反对家庭暴力的良好氛围。其次要加强“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深入开展“美德在农家”、“学习型家庭”创建等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加强对公民的道德教育，倡扬遵纪守法、尊老爱幼、夫妻恩爱、邻里和睦等家庭新风尚，教育引导公民树立健康文明的家庭观念，营造平等发展、融洽和谐的家庭人文环境。

（二）加强和完善立法，为制止家庭暴力提供有力保障。

在一个法制的社会里，制止家庭暴力主要是依靠法律，没有法律作后盾，要消除家庭暴力是难以想象的。目前，有关维护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散见于《宪法》、《民法通则》、《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中,法条中存在许多的漏洞与缺失，并未提供根本防治和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的途径。因此，预防和消除家庭暴力就要逐步完善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增加一些可操作性条款，为受害者提供充分有效的法律救济手段。同时，建议制定出台《反家庭暴力法》，对家庭暴力的类型、施暴人应负的民事和刑事责任、执法工作人员职责及相应监督机制作明确的规定，使执法部门有法可依，提高法律的约束力和威慑力，让施暴者受到应有的惩罚，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家庭暴力，改变目前对家庭暴力避而不管、执法不严、打击不力的状况。

（三）构筑反家庭暴力的社会网络，形成齐抓共管的格局。反家庭暴力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各相关部门应各司其职。执法部门的干预是制止家庭暴力的最有效途径。执法部门要高度重视家庭暴力案件，建立增设“家庭暴力报警点”，“110”工作人员对家庭暴力报警案件做到迅速出警，及时制止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行为，解救受害妇女，对施暴者进行严肃查处。社区（村）是家庭暴力的重要发生地，是保护妇女人身权的第一道防线。社区（村）要关心所在地每一个可能发生暴力的家庭，调解家庭矛盾纠纷，将家庭暴力扼杀在摇篮中；充分挖掘社区的

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组建一支有工作能力、有法律知识并热心这项工作的维权志愿者队伍，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服务活动，在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维护家庭及社会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妇联组织要履行好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职责，有效地为受害妇女伸张正义，讨回公道，优化家庭氛围，加强家庭伦理道德建设，创造有利环境，促使家庭成员间地沟通与和睦。形成一个社会、社区、司法、妇联齐抓共管的社会网络。 （四） 建立社会救助机构，加强对受害者的保护。家庭暴力发生后，妇女身心受到了不同程度地伤害，束手无策，甚至是流落街头，无处可逃。如何救助这些受害妇女，让她们得到心灵上的抚慰和实际帮助显然十分必要。建议设立妇女维权站、心理咨询站、妇女庇护中心等妇女救助机构，工作职责是为受害妇女提供法律咨询，介绍反家庭暴力的常识，提高维权意识建议；安定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情绪，给以心理疏导与治疗；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临时住所，给予物质上的帮助。

第7篇：家庭暴力的原因及对策范文

家庭暴力，作为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违法犯罪行为，其存在不仅严重侵害了受害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导致了婚姻家庭的不幸，而且还极易引发恶性犯罪案件，危及社会的稳定。因此，采取包括专门立法在内的各种措施以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既是保障家庭弱势群体人权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势在必行

为了消除家庭暴力，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作出了积极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些成绩并不能使我们乐观，因为当前我国在防治家庭暴力方面仍存在诸多的问题和困难，其中，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不够，规范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不完善也尤为突出。有关调查表明，很多人将处理家庭暴力不力的原因归咎于无法可依，而且绝大多数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必要制定一部较为完善的专门规范家庭暴力的单项法律。[1](P29)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在我国，对家庭暴力问题虽然已经有了一些规定，而且这些规定在制止家庭暴力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容否认的是，现有的法律规定还有很多的不足，其主要表现为：(一)现行的刑事法律中对有关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诸如虐待、遗弃等多以“情节恶劣”、“情节严重”为条件，而且在程序上多将其列为自诉案件，这势必会把相当一部分家庭暴力行为不当地排斥在刑事干预之外；(二)由于刑法中没有明确承认“婚内”，由此，影响了对婚内性暴力的处理；(三)在民事法律方面，修改后的婚姻法虽然第一次将“禁止家庭暴力”写进全国性的法律之中，但对家庭暴力未做明确界定。最高人民法院虽然对此作出了司法解释，但该解释显然将家庭暴力的范围限定过窄，是否完全符合婚姻法的立法本意值得探讨；(四)在程序法方面，对于家庭暴力案件缺乏特有的处理程序和证据规则，这必然导致家庭暴力案件的受害人举证负担过重，家庭暴力案件的事实难以认定，在客观上使一些施暴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五)在组织法方面，没有为设立专门的反家暴机构包括行政机构、司法机构作出明确的规定；等等。[2](P24)由于存在着上述立法上的不足，而遵从法律又是执法者、司法者的天职，这就必然导致在制裁家庭暴力方面存在执法上的不足。我们认为，针对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和反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现状，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就必要性而言，在我国，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家庭发生家庭暴力，尽管相对比例与国外相比并不高，但因我国人口数量和家庭数量众多，所以其绝对数量并不容忽视，反家庭暴力法律有着自己特定的适用空间和对象；再者，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不仅可以使制止和预防家庭暴力的规范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对我国的现行法制是一种完善，而且也是履行有关国际义务，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需要。就可行性而言，我国的宪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刑法等法律已对此做了原则性的规定，这就为制定专门的有反家庭暴力法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而日益深入的理论研究和许多成功的国外立法经验亦可为制定反家庭暴力法提供相应的指导和借鉴。此外，一些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或政策措施的出台和实施，也为制定全国性的反家庭暴力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制定反家庭暴力法的几点思考

为了使反家庭暴力法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制裁施暴者，保障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认为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明确反家庭暴力法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由于家庭暴力是个社会问题，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适用的法律规范也十分广泛，因此，对家庭暴力的防治既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同时更需要形成一个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根据，以反家庭暴力法为主体，包括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通则、婚姻法、刑法、(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法等法律和相关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我们国家参加的有关国际人权约法在内的法律体系。既然家庭暴力法是这一法律体系的主体，就应当具备相应的“纲领性”和“综合性”；纲领性就是这部法律应明确防治家庭暴力的指导思想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其他法律规定相关内容提供法律依据；综合性就是要在内容上既有实体法的内容，又有程序法、组织法的内容；既有民事责任的规定，又有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方面的规定；既有关于政府组织的规定，又有非政府组织的规定；既有引述、重申性规定，又有协调性、独创性、保障性的规定；既有倡导性、宣言性的规定，又有义务性、强制性的规定。

(二)明确反家庭暴力法的指导思想、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

反家庭暴力法应当：1、坚持依法治家、以德治家的方针，以建设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为宗旨，充分体现关怀弱者、保障人权的精神；2、以宪法为根据，整合妇女权益保障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根据反家庭暴力的实际需要，将现有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系统化、具体化，使之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特别要注意与其他法律的衔接；3、确立预防和制裁相结合的原则，制裁和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对施暴者应坚持教育、矫治、制裁相结合；对受害者应坚持保护、补偿、帮助相结合。

(三)明确家庭暴力的概念

关于什么是家庭暴力，目前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是人们的认识还是法律的规定都不尽相同。在加拿大，家庭暴力被界定为：“由施暴者使用暴力、胁迫、懈怠或疏忽等方式对另外的人的行为，该行为对于被侵犯人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完整性或她的权利、自由以及情感都有损害。”[3](P106)就其具体表现而言，昆士大学的凯瑟林教授列举了以下几种：1、身体上的攻击或强制，如残害、殴打、推搡、禁闭等；2、限制人身自由，如不让参加社会活动、不给提供交通工具等；3、情感上、心理上的伤害，如羞辱、任意贬低人格等；4、威胁、恐吓；5、以破坏家具、殴打宠物等方式伤害对方；6、婚内；7、经济上的暴力，即以剥夺财产、剥夺工作机会使其生活受到威胁等等。在新西兰，1995年12月获得通过并于1996年7月施行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4](P83)在英国(1996年家庭法法案)虽然为配偶、前配偶、同居者和前同居者之间的家庭暴力提供了法律救济，但对家庭暴力的内涵却未作解释。对此，英国学者马力安·海思特认为，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感情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在有关的国际文件中，家庭暴力是被这样定义的：联合国1992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定义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指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上或性行为上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无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95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对于国外立法、学者的解释和国际社会的上述界定，我国很多的学者特别是社会学和妇女学方面的专家学者都持相同的观点，认为这一主张有利于全面地保护妇女的合法权利，体现了对妇女人权的尊重。但也有人认为这一主张内容过于宽泛，对家庭暴力的理解有泛化的倾向，缺乏应有的针对性，因而认为，家庭暴力应限定在肉体伤害，以便认定。目前，对于家庭暴力的内涵还没有全国性的法律做出权威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认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这一解释显然与国外的规定和认识有所不同。我们认为，在未来的反家庭暴力法中，应当以概括的方式明确什么是家庭暴力，同时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以列举的方式明确法律干预家庭暴力的范围；而且在确定家庭暴力范围时应注意从以下几方面界定，1、家庭暴力可发生在婚姻家庭、未婚同居家庭、同性恋家庭中；2、家庭暴力可发生在夫妻间、曾有配偶关系的人间、伴侣间、父母子女间、兄弟姐妹间、祖孙间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间；3、家庭暴力的手段既有作为的，也有不作为的；既有直接指向受害人的，也有间接指向受害人的；既有身体的，也有语言的；4、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有身体方面的、性方面的、精神和情感方面的、经济方面的；5、从程度上讲，对受害人造成任何损害和伤害的行为都应属于家庭暴力的范畴。

(四)明确政府干预家庭暴力的责任

各级政府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机关，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极其重要的职责，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各部门有责任结合自身的具体职能，采取各种必要措施，以加强对家庭暴力的行政干预：1、采取组织措施，明确义务(责任)主体。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应当采取各种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在政府采取的各种措施中，采取组织措施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徒法不能自行，为了将有关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落到实处，设立防治家庭暴力的专门机构是必要的。同时明确相应的监督机构，加强对家庭暴力案件处理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等。2、司法行政部门应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密切配合，做好家庭矛盾的调解工作，有效控制家庭暴力；解决受害家庭成员的法律援助问题；对要将施暴者告上法庭的受害人，当他(她)们遇有经济上困难的时候，应有一些政府指定的法律机构，为其诉讼，并减免费用，使受害者得到切实的帮助。与此同时，司法行政部门还应与文化部门密切配合，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中，积极宣传家庭暴力行为的严重性和社会危害性，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男女平等在家庭生活中实现。3、教育行政部门应明确要求在有关的课程中增加社会性别意识方面的内容，培养青少年树立健康、平等的性别观念。4、计划、财政、民政等有关部门应将防止家庭暴力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特别是要拨付必要资金予以支持；并把救助家庭暴力受害者，加强受害家庭成员的福利保障，特别是女性家庭成员(尤其是农村女性家庭成员)的福利保障列为其中的重要内容。5、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应要求各医疗单位建立救助家庭暴力受害人的运行机制，积极与司法机关配合，及时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出具自己掌握的符合处理案件要求的证据材料，并提供系统的医疗卫生服务和相关指导。6、统计部门应将家庭暴力的有关情况纳入统计范围，建立家庭暴力统计数据系统，为了解、分析家庭暴力的现状、发展趋势以及研究对策提供数据支持。7、各级行政机关要支持和帮助居(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组织、社会团体做好维护妇女家庭权益方面的工作。有条件的地方要建立专门的家庭保护中心，实施多方面、多层次的家庭保护计划，防止和处理各类家庭暴力案件。各级行政机关要支持有关组织对家庭暴力问题的专门研究，要对在反对家庭暴力的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进行表彰。

当然，在加强对家庭暴力的行政干预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是要加大公安机关的干预力度。公安机关作为治安保卫机关，其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家庭暴力作为一种侵犯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儿童、老人基本人权的违法犯罪行为，它不仅侵害了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破坏了家庭的和谐与幸福，而且危害着社会的稳定，破坏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因此，作为负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等重要社会管理职能的公安机关，应当全面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在预防、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维护妇女、儿童、老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为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具体规定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职责和措施，特别是要明确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具体方法、步骤、程序措施，为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依法行使治安处罚权、刑事案件侦查权提供法律依据；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必须有效地保护被害人，最大限度地减少重伤、死亡、自杀等现象的发生。对于已然发生的家庭暴力案件，在处理时，应做到及时制止、及时救治、消除隐患，减少损害。既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稳定施暴者的情绪，避免矛盾升级，造成更大的损害，又要做好受害人的安抚工作，给予被害人以关怀、同情、鼓励，使之有勇气同家庭暴力作斗争，最终摆脱家庭暴力。

由于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中，而与每个家庭联系最密切是派出所，派出所作为最基层的公安派出机构，遍布在各个社区。社区民警对辖区内的居民情况比较了解，深入基层也比较方便；当家庭暴力发生后，受害者亦便于报案。因此，反家庭暴力法亦应明确要求社区民警作好以下家庭暴力的预防工作：第一，利用下片走访之机，加强同管界居民的联系，广泛宣传法律知识，使居民能够认识到家庭暴力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树立在遭受家庭暴力侵害时应积极报警或寻求其他途径救助的新观念；第二，经常与社区的居委会取得联系，摸清管界内各家各户的情况，群策群力，共同做好家庭暴力的预防工作，把家庭暴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第三，对于家庭暴力比较突出的家庭，进行重点户的走访，找到引发家庭暴力的原因，对施暴者讲清法律后果，使之充分认识到家庭暴力对家庭、对社会的危害，及时化解矛盾；第四，配合其他社会支持系统，为受害人提供多方帮助。

(五)明确司法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和措施

由于司法干预是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国家司法权实施的，其干预措施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强制性，是各种干预家庭暴力的措施体系中最有效和最后的手段，因此强化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不够，这一方面有立法不够完善的原因，但司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当在完善司法干预措施、改革司法体制方面有所创新。1、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规定人民法院对家庭暴力案件可以签发禁止令或保护令；2、对于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案件，允许受害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以此方便家庭暴力受害人起诉、参加诉讼；3、增设保安处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可能实施家庭暴力的人或虽实施了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适用保安处分；4、设立专门机构以增强司法干预的力度。在这方面我国已有成功的经验，如山西省大同市率先设立了专门审理侵害妇女儿童权利的维权法庭；在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也成立了“保护妇女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办案组”，由一名主诉检察官(女)和两名业务能力强、工作耐心细致的检察官组成，专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家庭暴力案件、女被害人案件和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案件的审查起诉工作。该组坚持“专案专办、优先审查”的处理原则，将切实担负起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职责。实践证明，如果在司法系统设立专门的反家暴机构(如家事法院或专门审理家庭案件的审判庭等)就可以大大提高现有反家庭暴力措施的有效性。

(六)明确社区组织在干预家庭暴力方面的责任

社区作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在维护本社区居(村)民的合法权益、帮助有需要的人们解决婚姻家庭问题、对婚姻家庭权益受侵犯的人们进行救助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作用，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纳入北京市的社区建设，使之成为社区工作的重要内容；赋予社区组织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能；要求社区设立相应的庇护机构，给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临时的避难场所；设立咨询服务机构对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心理、医学、法律等方面的咨询辅导，同时开展对施暴人的心理辅导和社会性别意识培训；设立相应的投诉、导诉机构。

反家庭暴力法之所以将社会救助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规定，主要是考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给社会成员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角色转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和单位不可能像从前一样对个人的事务包管一切，因此，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救助系统，加强社区建设，强化社区功能，充分发挥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已势在必行。

(七)明确家庭暴力案件中在证据方面的特殊要求

目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现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除了法律规定不完善外，证据不足也是很大的障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当事人证据意识不强，没有充分注意收集证据，但更重要的是现行的证据规则在证据的采信、认定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家庭暴力案件的特点，因此，在不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有关家庭暴力的民事诉讼中涉及的证据的采信、证明标准、反证责任、司法鉴定的程序等方面作出一些新的规定，适当减轻了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举证责任。这些规定既符合家庭暴力案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又充分体现了反家庭暴力法关怀弱者、保障人权的特点，也有利于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

(八)明确规定救济措施，强化法律责任

由于“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所以反家庭暴力法的重点内容之一应是完善相应的救济措施；特别是有关救济途径(程序)方面的规定；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施暴者的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以附属刑法的形式增加制裁严重侵害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犯罪的新规定)、负有法定职责却不履行其职责的执法、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和社会救助机构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应负的法律责任；明确家庭暴力案件鉴定机构的职责及其不正确履行职责的法律责任；明确对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以暴抗暴案件的从轻、减轻处理原则；从而使反家庭暴力法具备较强的“可诉性”，真正成为执法、司法的依据。

家庭暴力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虽然不能仅仅依靠法律，但离开了完善的法律却又是万万不能的。因此，希望国家对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关注并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创造的条件，充分利用立法资源，坚决同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作斗争，把家庭暴力降低减少到最低、最小的限度。

收稿日期：2003-02-15

【参考文献】

[1]荣维毅，宋美娅.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夏吟兰，李明舜.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法律干预之实证研究[A].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Z]，北京：中国法学会，2002.

第8篇：家庭暴力的原因及对策范文

关键词：家庭暴力；心理治疗干预；女性；心理健康

近年来，被称为“沉默的文化”的家庭暴力问题，渐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所谓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侵害对方身体、精神和性的行为。其手段有殴打、侮辱人格、残害身体、限制自由以及待，也包括经济上的虐待和冷落。［1］家庭暴力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的危害大众心理健康的社会问题，也是最为广泛的并且得到公认的对人权践踏的社会问题。一系列研究表明：在北美、南美、欧洲、亚洲、非洲、澳大利亚，家庭暴力发生率都很高。尽管家庭暴力可能发生在父母和孩子、兄弟姐妹之间、妻子对丈夫施暴，或者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施暴，但大多数家庭暴力是由男性配偶向女性配偶施暴。本文拟就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危害、治疗干预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家庭暴力对女性的危害

家庭暴力会导致女性受害者在医学、行为和心理三方面出现不良后果。

医学方面的后果包括死亡及肉体创伤（如淤血、撕伤、咬伤、烧伤、刺伤、骨折、牙、头，眼等部位受伤）。犯可导致性疾病的传播、非计划怀孕、尿路感染、不孕、生殖器创伤以及长期的骨盆疼痛。

家庭暴力还会引发受害者许多行为障碍，如药物滥用、侵犯行为、行为上被动依赖、自杀企图、性功能障碍等等。［2，3］家庭暴力受害者也可能出现一系列与压力有关的心理症状，如：背痛、头痛、高警觉（hyper-alertness）、睡眠障碍等等。［2，3］

家庭暴力对受害者所造成的心理后果会随家庭暴力的类型、持续时间、家庭暴力的严重性以及受害者处在家庭暴力过程的各个阶段、女性应对家庭暴力的能力以及女性受害者的社会支持系统等不同而有所差异。［4］受害者对家庭暴力的最初反应是震惊、否认、麻木、退缩。女性受害者可能会为她们的安全受到威胁而感到恐惧，为将来可能的伤害事件感到担忧或者试图对家庭暴力进行反击。在家庭暴力发生的最初阶段，受害者经常会回想起被施暴的场面，会做噩梦，而这些症状要在以后的几个星期才可能消失。长期的心理后果包括广泛的精神症状，比如：创伤后的压力障碍、长期抑郁等。这些受害者将会在人际信任和建立亲密人际关系方面存在障碍。受害者经常会感到愤怒、无助、绝望，还会经常表现出与具体情境无关的焦虑，包括恐怖性焦虑和回避性焦虑。受害者由于感到恐惧、耻辱、内疚而经常将自己进行社会性隔离，这样以来又会进一步引发她们的抑郁情绪，会产生一种广泛范围的失控感、低自尊以及自我谴责。［2］有关对住院治疗的精神病患者的调查表明：18%的患者报告有被虐待的历史［5］，这些病人的自杀行为、药物滥用、临界性个性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的比例比较高。有虐待史的患者住院治疗的时间更长，他们更可能以自毁的方式进行自我攻击。［6］创伤后压力障碍或许是对许多被虐待者最准确的心理诊断，84%的女性家庭暴力受害者符合创伤后压力障碍的心理诊断标准。［7］一些受害者表现出以下症状：精神麻木、反复体验所遭受的创伤、强烈的精神压力、持续的高唤醒状态以及对有关创伤事件的回避。［8］家庭暴力受害者经常会产生无助、绝望以及弥散性的不适感等不良心理症状。［9，10］

二、女性遭遇家庭暴力的原因

（一）文化标准可能引发对女性的家庭暴力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妇女一直被认为是她们丈夫的财产并且家庭暴力经常得到社会认可。例如，19世纪的英格兰法律规定丈夫可以拿直径不超过大拇指粗的棍子殴打妻子，这项规定导致了一种常见的英文表达：“拇指统治（rule of thumb）”。男性的性别所有权以及有关统治和控制的论点是许多家庭暴力的基础。［11］一项对14个不同社会研究的综述表明，妻子遭到丈夫的体罚在这些社会里都能得到许可，并且其中有些社会甚至认为对妻子的体罚是必须的，家庭暴力的实际发生率以及严重程度在这些社会里是极不相同的。［12］那些较少发生家庭暴力的文化中，法律规定男性不允许超过某种所允许的界限对待妇女，在这些社会里，政府为试图逃避家庭暴力的妇女提供避难所，人们有一种体面对待妇女的名誉感。［13］

在中国，男权文化和夫权思想是家庭暴力产生的历史原因。“男尊女卑”、夫权统治贯穿数千年中国历史：“三从四德”将女性置于男性统治之下，推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礼教。直至今天，崇尚男性对女性暴力、父母对子女惩戒的历史传统，依然深刻地影响当代中国家庭。全国妇联2002 年的一项调查表明， 在中国217 亿个家庭中， 约30 %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 而施暴者九成是男性。［14］

（二）与女性自身心理有关

过去的心理学理论通常指责家庭暴力受害者，这些理论认为这些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的行为是激惹性的，他们嘲弄自己的丈夫，过于争辩、懒惰或者潜意识里渴望做一个受虐者。这一看法使得人们忽视家庭暴力的危害性以及对这些受害妇女产生误解。［13］

也有学者指出，女性的懦弱使施暴者有恃无恐。有些妇女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思想观念陈旧，深受“嫁鸡随鸡”、“家丑不可外扬”等传统观念的束缚，从未想到反抗，也不愿对外人说，只是默默地祈祷丈夫能回心转意，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有些妇女因夫妻感情尚未完全破裂或者恐惧施暴者事后报复，在执法机关对施暴者依法论处时不愿或不敢指证，甚至为丈夫“说情”。因此，女性的懦弱也是家庭暴力存在和升级不可忽视的原因。［15］

（三）与施暴者个性特征、行为和早期经历有关

临床资料表明许多男性施暴者的心理特征为：较强的占有欲、心理不独立、有不安全感、冲动以及低自尊。药物滥用与家庭暴力有关［16］， 滥用药物会降低施暴者对其攻击行为的控制或者使施暴者对自己的施暴理由合理化，从而使得他们对自己的施暴行为不负完全的责任。虽然家庭暴力与滥用药物有关，但是药物滥用并不能充分解释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模式理论(the modelling theory)假定男性经常对女性施暴源自男性童年时期所目睹的家庭暴力场景。［13］在童年期目睹家庭暴力的男性更可能在成年以后对其配偶施暴。［17］加拿大的一项研究表明其公公有家庭暴力行为的妇女遭受其丈夫家庭暴力的可能性是其公公没有家庭暴力行为的妇女所遭受的家庭暴力可能性的三倍。［8］目睹父亲暴力行为的男性学会了用暴力解决与配偶之间的冲突，而女性则倾向于在成年之后变的更加被动。许多有关家庭暴力研究的综述表明家庭暴力中，女性受害者都在童年目睹过父母之间所发生的家庭暴力。［17］几乎40%的女性受害者报告说他们的孩子曾目睹过她们遭受家庭暴力的场面，因此减少这种可能会引发跨代遗传的对女性所实施的家庭暴力是十分重要的。另外还有研究者认为，攻击自己妻子的丈夫在幼年时多数曾是受虐儿童。研究发现， 家庭暴力男性躯体施暴者较对照组有更多的低教育水平者; 更多的嗜烟者， 且每天抽烟量大; 且他们的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敌对、偏执分值显著高于对照组。［18］

三、家庭暴力的心理治疗、预防

(一)家庭暴力的心理治疗

许多研究表明心理治疗对女性家庭暴力受害者是十分有益的。这些治疗方法包括：心理动力学治疗方法［19］、认知行为疗法［20］催眠疗法［21］、药物疗法［22］以及自助组织疗法。尽管这些疗法的理论倾向或技术不同，但是它们都遵循以下原则：

1.治疗者应当常规性地、主动地、全面地询问家庭暴力受害者过去曾遭受的暴力伤害以及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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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治疗者应当知道家庭暴力对受害者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创伤后压力障碍的表现。

3.治疗者必须能够理解和解释家庭暴力对受害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并且他们还能提高受害人的自我认知能力和应对家庭暴力的能力。

4.治疗者应当向受害人提供心理支持环境直到受害人建立起自我支持功能为止。

5.治疗者不应当只让受害人精神宣泄而不对受害人的防御机制和内心冲突进行探索和解释。

6.治疗者应当探究受害人对家庭暴力中所出现的创伤性人际关系的个人看法。

7.在诊断、治疗中必须谨慎地尊重受害人的自主权。［4］

有时，在治疗过程中，治疗者会出现强烈的反移情现象，比如，治疗者感到很气愤、出现侵入性好奇(intrusive curiosity)、勃然大怒、或者以受害人自居等等。有些治疗者或许会强迫受害人报道她们所遭受的家庭暴力或者与施暴者对抗。我们必须尊重受害人的意愿，除非司法需要，否则我们不能随意报道受害人所遭受的家庭暴力，不然会让受害人对心理治疗这个职业失去信任。频繁地报道家庭暴力会将受害妇女置于更危险的境地，使她们遭受更多伤害。有些治疗者看到这些受害者仍然维持着自己的婚姻关系就会变的不耐烦，但是治疗者应当明白摆脱这样的婚姻关系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其他一些治疗者看到这些受害人如此抑郁感到十分担忧，于是他们就擅自作出一些不明智的决定，比如对这些受害人进行抗抑郁药物治疗或住院治疗。尽管在治疗过程中这些治疗措施有时是需要的，但治疗者擅自决定治疗方案实际上侵犯了受害者的自主权，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治疗者和受害人共同决定治疗方案。［23］如果将家庭暴力事件报告给警察，在司法诉讼中，治疗者的角色会变的复杂起来，治疗者不仅仅要作为专家证人而且还要以一个精神病医生的角度提供证据，一定要避免将治疗者职业角色弄混乱，以免使这个职业出现信任危机。

（二）家庭暴力的预防

因为家庭暴力根源于社会对妇女的歧视态度，因此社会学者应当首先认清这些社会问题并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政策的制订和教育当中，通过个人的努力减少社会对妇女的歧视。在治疗中，心理治疗者要尊重这些女性受害者，任何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社会工作者提出引发家庭暴力和其他形式的暴力的原因，反对歧视妇女，虐待妇女是不允许的等观点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要及早发现家庭暴力事件，鉴于许多精神疾病都与家庭暴力有关，因此在治疗精神病患者的时候，询问患者是否曾遭受过家庭暴力应当是常规诊断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培训精神病医生识别家庭暴力受害者所出现的医疗和情绪方面的症状是十分必要的。及时、有效、安全、支持、接纳的家庭暴力干预措施将会得到受害人的认可。在社区机构内设置有效的家庭暴力干预中心将有利于对家庭暴力进行及时的干预。精神病医生也可凭借自己的心理健康的专业知识而作为社区心理健康顾问，以此作为社区的一种重要的资源来为女性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服务。

最后通过使用个人、家庭和团体心理治疗可以有效地缓解家庭暴力对受害人所造成的长期不良影响。精神病医生在家庭暴力的预防、识别、治疗方面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并且通过个人或者团体心理治疗方法，治疗家庭暴力的实施者的特殊治疗计划也可以有效控制虐待者的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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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家庭暴力的原因及对策范文

一、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基本内容

( 一) 文本结构及立法目的、精神、适用范围

1. 文本结构

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最初制定、实施于1998 年，2007 年做了全面修订，新增了第二章民事保护令的第二节执行，并对若干条文进行了修正。此后在2008 年、2009 年又做过3 次小的修订。现行《家庭暴力防治法》并没有改变最初立法的基本框架和结构。原法律有52 条，修法后的条文共66 条，仍然由7 章构成。如表1 所示:

2. 立法目的、精神与适用范围

( 1) 立法目的

最初1998 年通过、实施的《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 条规定了该法旨在促进家庭和谐，防治家庭暴力行为及保护被害人权益。在2007年修法时仅保留防治家庭暴力行为及保护被害人权益。该法于1998 年立法审议期间的形成的最初草案，其实并没有把促进家庭和谐作为立法目的之一，但由于担心被误认为该法是一部鼓励离婚或者争取监护权的工具，在最后通过的法案中增加了该目的。对此，一直有女权运动者认为促进家庭和谐的法律目的缺乏性别意识，① 并且有碍司法人员足够重视受害者人身安全，而以家庭和谐之名积极劝解当事人进行诉讼外和解或要求被害人原谅、宽恕施害者。② 《防治家庭暴力法》的立法目的几经变动，无疑是关于该法定位为性别平等方面的法律还是人身安全方面的法律，或是促进家庭关系的法律的观念差异和博弈。这种观念的差异并没有因为法律的修订而消失。③

( 2) 立法精神

该法以防治家庭暴力行为及保护被害人权益为目的，针对的是以往家庭暴力问题被忽视，尤其是公权力救济松弱或缺失、受暴者持续处于暴力环境、家庭暴力导致受害者心理和身体伤害、家庭产生于复杂的原因等问题，而不仅仅是如何惩罚施暴者。因此，在立法时，体现了如下主要几方面的精神: ④

第一，让被害人安居家庭中( 第14 条第1项、第61 条第1 项、第31 至33、38、39 条) ;

第二，为被害人及加害人建立处遇或辅导制度( 第14 条第1 项、第61 条第1 项、第38、39 条) ;

第三，保护年幼子女之安全( 第43 至45 条) ;

第四，公权力积极介入家庭( 第14 条第1项、第16 条第3 项) ;

第五，健全组织机构，设置家庭暴力防治委员会及防治中心( 第5 条、第7、8 条) 。

( 3) 家庭暴力防治法的适用范围

《家庭暴力防治法》把家庭暴力定义为: 家庭成员间实施身体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为( 第2 条第1 款) 。这一定义包括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为，突破了对暴力的一般性认识，符合家庭暴力的特性。

同时，对家庭成员进行了较宽的定义:夫妻或曾有夫妻关系、家长与家属关系、同为家属关系及现有或曾有直系亲属关系、现为或曾为四亲等内之旁系亲属关系、同居关系( 第3条) 。这一定义使家庭成员的范围不局限配偶或共用生活的近亲属，把曾有婚姻关系、祖孙关系、同居关系者等之间的暴力行为纳入了规制的范围，符合当代社会中家庭亲属关系经常变动、同居关系普遍存在的状况，适应了社会情势。

( 二) 主管机关及其职责

第4 条规定主管机关为: 在全台湾的层面为内政部 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 在县( 市)为县( 市) 政府。并且，第7 条规定直辖市、县( 市) 主管机关为协调、研究、审议、谘询、督导、考核及推动家庭暴力防治工作，应设家庭暴力防治委员会; 其组织及会议事项，由直辖市、县( 市) 主管机关定之。全台湾层面的主管机关和地方的家庭暴力防治中心职责不同，前者重在研拟法规、政策等宏观层面的工作，后者重在对家暴事件作出及时反应、对家暴受害者的救济等( 分别详见第5 条、第6 条) 。根据2002 年制定、实施的《家庭暴力及害防治委员会组织规程》规定，在内政部设置家庭暴力及害防治委员会负责家庭暴力的防治工作。

第8 条规定地方政府下设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并设定了该机构的职责，因此，这一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组织功能，是一个跨机构的整合性机构，对于全面组织地方的家暴预防、对受害人的救助于庇护、安排处遇计划等具有中枢神经的作用。

( 三) 民事保护令制度及其执行

保护令内容具有多种( 第14 条、第16 条第3 项) ，保护令的执行，可声( 申) 请警察机关、社政机关、法院或其他相关机关执行或强制执行( 第21 条至第26 条) ，保护令制度如能确实执行，不仅可保护被害人不必离家即可避免再受侵害，也使被害人可以在向加害人提出离婚或提起刑事告诉等较激烈手段外的另一种选择。

民事保护令制度是《家庭暴力防治法》最为重要的一项立法特色，并不局限于诉讼过程方可提起申请的限制，其对既有人身安全保护制度有重要突破，符合家庭暴力事件发生所具有的持续循环性、隐蔽性等特征，旨在构建限制施害者行为、保护受暴者人身安全的重要的机制。

1. 民事保护令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章第一节对民事保护令的种类、申请及审理进行了规定。该法第9条确立了3 种民事保护令，即通常保护令、暂时保护令及紧急保护令。① 第11 条明确了保护令管辖法院，第12 条规定了保护令的申请方式，第13 条规定了保护令的审理，第14 条、第15条分别规定了通常保护令的内容和有效期问题，第16 条专门就暂时保护令进行了详细规定，第17 条则是专门规定命相对人迁出或远离的保护令的效力问题，第18 条是关于保护令的发送期限，第19 条就被害人或证人的保护问题，第20条是规定了可对保护令进行抗告( 抗诉) 。为便于区分和认识三种不同的保护令，请见表2 ( 详见后页) 。

2. 民事保护令的执行

最初开始实施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并没有规定民事保护令的具体执行，导致警察在实践中就如何执行保护令缺乏明确的规范和程序，因此，2007 年修法时因应2003 年司法院释字第559 号解释增加专节细致规定了执行的问题。②第21 条对保护令的执行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并在此后的若干条款依照保护令性质的差异明确了不同的机关执行及其职责，执行机关包括:( 1) 法院; ( 2) 社政机关; ( 3) 户政机关;( 4) 学校; ( 5) 税捐机构; ( 6) 警察机关。因《家庭暴力法防治法》的文本表述较复杂，要厘清对保护令的执行需要把民事保护令的内容( 第14 条) 与保护令执行( 第21 ～ 28 条) 以及第三章刑事程序的部分条款对照和联系起来看。为更直观地呈现保护令的内容、执行机关、机关职责，笔者制作简表3 ( 详见后页) 。

3. 社工人员的介入、安全出庭环境等在家庭暴力事件和案件的处理中，被害人的无助、权力关系失衡、安全威胁一直是传统法律所不能有效解决的问题。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3 条的规定因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对于保护令声( 申) 请程序或要件有瑕疵但是能补正的，可按期补正，是为申请人利益着想; 第二，法官可依职权调查证据，必要时得隔别讯问，且询问地点可在庭外，方式多样，使案件的处理更富人性化、弹性，增进案件处理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第三，增列亲属及社工人员、心理师可陪同被害人在场，并得陈述意见，这充分考虑了受暴者在心理等方面所需的帮助。第13 条等就是试图通过重构保护令的审理制度、增强对受害人的扶助来克服受害人的弱势和不安全问题。

第19 条规定要求法院提供被害人安全出庭环境与措施，并且在《家庭暴力防治法实施细则》第11 条中，具体化了法院应提供被害人或证人安全出庭之环境与措施，包括下列情形，以维护其人身安全并免于心理恐惧: ( 1) 针对危机或极度恐惧的受暴者，能提供视讯或单面镜审理空间。2) 规划有安全危机之受暴者，到庭时使用不同之出入路线。( 3) 其他相关措施。第( 3) 项应理解为包括准许社工人员陪同受暴妇女出庭等措施，这一规定给予了法院自行研究措施的空间。该细则第11 条第2 项规定了各直辖市、县( 市) 政府应于法院自行或委托民间团体设置家庭暴力事件服务处所，并规定法院应提供必要之软、硬体设备，及其他相关协助，视法院办公空间、资源及实际需要，包括: ( 1) 提供服务处在法院所需相关设施设备，包括传真机及电话线路等。( 2) 于法院办公空间使用允许条件下，提供可保障隐私的会谈场所。( 3) 提供服务处查询家暴个案庭期资讯之便利。( 4) 有定期的联系会报，3 个月1 次或至少半年1 次。( 5) 其他有助于服务处推展业务之协助。第13 条第4 项、第6 项和第19 条的规定是《家庭暴力防治法》突破传统法律的非常重要方面，不仅着眼增进当事人的安全保障，且旨在使诉讼与社会工作、心理咨询等辅助措施有效联结，以应对家庭暴力案件特殊的社会学、心理学特性，促进家暴事件在法院审理过程中有效处理。

( 四) 刑事程序部分

刑事部分的要点主要是放宽迳行拘提要件( 第29 条) ，对加害人未入监执行或出狱者，依第31、33、38、39 条的规定，法官或检察官得定类似保护令救济范围之缓刑或释放、假释条件，或再行羁押，以禁止加害人对被害人采取报复或继续施暴。

该法第29 条第1 项则规定了警察对家庭暴力罪现行犯的径行逮捕权，第2 项规定对于非现行犯，警察人员如认其犯家庭暴力罪嫌疑重大，且有继续侵害家庭成员生命、身体或自由之危险情况，可迳行拘提。此规定放宽了警察及警察官迳行拘提权限，旨在应对家庭暴力案件发生的特殊性，突破了台湾刑事诉讼法第88 条所定的迳行拘提要件为现行犯的规定，① 因为，家庭暴力通常发生于极具隐密性之家中，且常在夜间发生，有时情况非常危急，若只能对现行犯拘提，将起不到预防、制止暴力发生的效果。同时，为兼顾程序正当性与第一线执法的需要，第3 项明定检察官依第2 项规定亲自执行拘提时，不用拘票，由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依第2 项规定执行时，应以所遇情形急迫不及报请检察官者为限，事后再报请签发拘票。而第30 条旨在强调检察官、司法警察或司法警察在执行第29 条迳行拘提的职权时，为促使相关程序有所依循，避免急迫危险认定不一情形，对于急迫危险的认定作了示例规定。

( 五) 家事部分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四章父母子女部分的目的是确立法院审理涉家暴案件的注意事项以及建构由社政部门设置相应机制配合家事事件的处理，以确保受害者的权益尤其是安全。

1. 未成年子女免于暴力以及目睹暴力

第43 规定，在审理子女监护事件时，对已发生家庭暴力者，推定由加害人监护不利于子女。此规定是考虑到未成年子女如果在一个目睹暴力的环境中成长将会带来许多不利后果。该法旨在不仅使未成年人免于暴力，还能免于目睹暴力带来的伤害。②

第44 条规定: 法院依法为未成年子女酌定或改定权利义务之行使或负担之人或会面交往之裁判后，发生家庭暴力者，法院得依被害人、未成年子女、直辖市、县( 市) 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之请求，为子女之最佳利益改定之。旨在及时改变未成年人监护权等，以把未成年子女从新发生的家庭暴力环境中脱离出来。第45 条的规定，赋予了法官相应的手段在涉及未成年子女的裁判中依评估而采取相应的保护性措施，预防和消除在探视中可能出现的暴力，因此构建了监督探视等制度，命加害人在法院指定的第三人或机关团体监督下会面交往，或完成处遇计划或特定辅导为探视之条件。并于第46 条要求直辖市、县( 市) 主管机关设未成年子女会面交往处所或委托其他机关( 构) 、团体办理。

2. 限制家暴事件的和解和调解

第47 条规定，法院于诉讼或调解程序中如认为有家庭暴力之情事时，原则上不得进行和解或调解，并对和解或调解设立了条件。这一规定主要是基于以往家暴案件调解的社会学观察而确立的，即受暴者由于各种因素在声( 申) 请保护令之后又对加害人常常处于矛盾或摇摆的心态，一旦没有合适的调解人，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会出现权力的失衡，达成的和解或调解的结果有可能不利于受害人的安全或利益。③

( 六) 预防与处遇部分

该法第五章关于预防与处遇部分，旨在规范警察等各机构的职责、赋予其手段以及构建跨机构( 结合警政、社政、司法、教育、医疗卫生)的防治网络，全面预防家庭暴力的发生，对受暴者提供不同的帮助，对施暴者开展治疗。

1. 警察的保护性职责

第48 条第1 项规定了警察在保护令尚未核发之前、处理家暴事件中应提供的保护和协助事项，第2 项则规定了警察人员处理案件书写卷宗的义务。这条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警察消极应对家暴事件，规范其职责行使事项，并强制书写卷宗，此举旨在为督查警员工作提供必要的证据，也有利于案件信息的留存以备研究等用。而第49 条规定了医事人员、社会工作人员、临床心理人员、教育人员及保育人员为防治家庭暴力行为或保护家庭暴力被害人权益的过程中有遭遇侵害的可能时，警察提供协助的义务。这是考虑到参与家暴防治各环节的不同机构的人员的安全问题，如果这些人员不能获得安全保障，那么受害者就不可能获得有效的帮助，此条实属必要。

2. 构建救援、服务网络与教育

第50 条构建了通报制度，规定了医事人员、社会工作人员、临床心理人员、教育人员、保育人员、警察人员、移民业务人员及其他执行家庭暴力防治人员对家暴事件的通报义务，以此避免受暴人员不能及时获得帮助和救济。第50 条还规定设置24 小时专线。这两项制度旨在帮助受害者能够即使获得救助以及相关救助信息，同时也要求防治机构积极介入。

第52 条是对医疗机构的要求，不仅要提供诊疗还要出具验伤诊断书，为进入法律程序后留下相关证据。

第54、55 条是关于加害人处遇计划的规定。

第54 条则是针对加害人的处遇。因为家庭暴力的发生有复杂的原因，往往与心理疾病等有重要关系，并且如果不能使施暴者终止暴力，那么受暴者回到施暴者身边将继续处于危险状况或者施暴者将继续对下一位伴侣使用暴力。① 此条规定要求卫生机关制定加害人处遇计划，旨在从加害人角度防治家暴的再发生，对改善被害人的家庭环境至关重要。第55 条就加害人的处遇计划执行进行了规范。

第56 条、第57 条规定了地方主管机关对于提供家暴防治治疗供医疗、警察、学校、婚姻登记等机构，并要求这些机构对其服务对象提供家暴防治的资讯。

第58 条则是规定为被害人提供生活扶助、医疗等补助等。这一规定的实现主要依赖于以此条文为目标的大量的行政法规、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详见下文) 。

3. 开展防治家庭暴力的教育

《家庭暴力防治法》要能够被有效和顺利实施，防治家暴网络中的各机构能否顺畅运转就至关重要，其基础就在于各机构内的工作人员对家暴事件的认识、态度、工作方法、相关知识就非常重要，因此，第53 条规定了卫生机关组织开展家暴防治教育的责任，第59 条规定了社会工作人员、保姆人员、警察、司法人员、医护人员教师等相关人员的教育、培训，第60 条规定了学校开展防治家暴的教育。

( 七) 法律责任

1. 刑事处罚

根据第2 条的规定，家庭暴力罪是指指家庭成员间故意实施家庭暴力行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规定之犯罪。因此，此罪的科处是依刑法的各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确立的罪名，非常重要的突破是第61 条确立违反保护令罪，即5 种违反保护令的行为构成犯罪，处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十万元以下罚金。

2. 行政处罚

第62 条规定了医事人员、社会工作人员、临床心理人员、教育人员、保育人员、警察人员、移民业务人员及其他执行家庭暴力防治人员未尽通报责任以及医疗机构拒绝救治家暴受害者的行政法律责任。第63 条规定了违反第51 条无正当理由拨打专线电话，致妨害公务执行经劝阻不听者的行政处罚。

二、以《家庭暴力防治法》为核心扩展法律与政策体系

除《家庭暴力防治法实施细则》( 2007 年10 月2 日) 对家保防治法部分条款进行了细化，以及《行政机关执行保护令及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办法》( 2007 年9 月28 日) 专门对行政机关执行保护令等问题进行明确和细化之外，还有数十件法律、法规和政策处理着与《家庭暴力防治法》衔接的问题，以及支持家暴防治网络的构建和运行。笔者按照所涉及的问题的类别对这些主要的法律、规范的要点进行了归纳和梳理:

( 一) 细化主管机构的职责和组织规范

主要有《内政部处务规程》( 2002 年) 第2、3 条明确内政部设家庭暴力防治委员会负责家庭暴力防治事务; 《家庭暴力及害防治委员会组织规程》( 2002 年) 详细规范了内政部家庭暴力及害防治委员会组织运作规范和要求; 《家庭暴力电子资料库建立管理及使用办法》( 2007 年) 是实施家庭暴力防治法第5 条第3 项即电子资料库之建立、管理及使用的专项规范; 《儿童及少年保护通报及处理办法》( 2011 年) 第13条补充了有关儿童和少年申请保护令的规定，即依该办法保护的儿童及少年有适用家庭暴力防治法者，直辖市、县( 市) 主管机关得视儿童及少年需要代为其声( 申) 请民事保护令。

( 二) 明晰警察、司法、检察等系统的作业规范

第一，对警察涉及家暴事件的业务办理之要求的补充和完善。《警察机关处理大陆地区及外籍配偶遭受家庭暴力案件应行注意事项》( 2005 年)对警察机关处理大陆地区及外籍配偶遭受家庭暴力案件进行了全面规范; 《内政部警政署铁路警察局办事细则》( 2006 年) 第14 条对刑事警察的妇幼安全工作含家庭暴力防治等职责进行了规定。

第二，关于对司法审判制度的补充和完善。

主要有: 《法院办理家庭暴力案件应行注意事项》( 2012 年修订) 全面、细致地对法院系统如何办理家暴案件进行了明确，并厘清适用于涉及家暴案件审判的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之间的关系和适用要点; 《少年及儿童保护事件执行办法》( 2000 年) 第32 条规定了少年是害犯罪防治法或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加害人者的纪录及资料涂销规范，即去标签化的问题; 《少年及家事法院组织法》( 2010 年) 第2 条明确了家庭暴力防治法的民事保护令事件由少年及家事法院管辖; 《少年及家事法院审理期限规则》( 2012 年) 第11 条，对法庭审理涉及家庭暴力家事案件需要海外取证等事项而未能于三个月内完成或获得结果的，经承办法官或司法事务官叙明理由，报请院长核可者，不视为审理超限; 《法院设置家事调解委员办法》( 2012 年) 第5、10、17 条，对家事调解委员会的培训、调解委员会职责进行了规定，并特别要求涉有家庭暴力情事之家事调解事件，应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47 条，指定曾受家庭暴力防治训练之家事调解委员进行调解 《家事事件法》( 2012 年) 第166 条增加了法官权限和职责，对于涉及家庭暴力或有危害未成年子女利益之虞，法院审理家事事件认有必要时，得斟酌当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实，并依职权调查证据 《家事事件审理细则》( 2012 年) 第166 条限制了涉及家暴案件的和解和调解的运用，即法官可评估债权人及债务人会谈可能性并促成会谈，但有家庭暴力情形者，准用家庭暴力防治法第47 条之规定( 对和解和调解的限制) ; 《程序监理人选任及酬金支给办法》( 2012 年) 第4、7 条规定了法院有关涉家庭暴力事件中程序监理人选任及酬金支给办法。第三，对检察机关办理家暴案件的规范，主要有《检察机关办理家庭暴力案件注意事项》( 2009 年) 。第四，税收机关执行保护令问题。《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税额试算服务作业要点》( 2012年) 第6 条是对税务机关对受暴者信息保密的规定，即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1 条第1 项第4 款规定，持禁止相对人查阅所得来源相关资讯之保护令向稽征机关申请执行。

( 三) 被害人、未成年子女的处置和加害人的处遇计划

主要有《办理家庭暴力被害人紧急安置处理程序》( 1999 年) ，核心是对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接获各单位处理家庭暴力被害人或自行申请紧急安置事件如何办理的程序的具体化; 《( 县市全衔)办理家庭暴力事件未成年子女会面交往与交付处所设置办法( 范例) 》( 1999 年) 是对原法第46条关于施暴者与未成年子女会面交往等的安全防范的具体化措施; 《直辖市、县( 市) 政府推动家庭暴力加害人处遇计划补助作业要点范例》( 2001年) ，核心是规范如何协助有接受意愿且经济确属困难之家庭暴力加害人接受处遇，补助家庭暴力加害人处遇计划执行机构办理家庭暴力加害人处遇计划; 《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 2011年) 第64 条，针对的是目睹家庭暴力的儿童及少年，列为保护个案者的家庭处遇计划制定范围;《法务部矫正署处务规程》( 2010 年) 第9 条规定了矫正医疗组负责家庭暴力等特殊收容人心理治疗的规划、指导及监督。

( 四) 对被害人的扶助和救助

主要有: 《全民健康保险法》( 2011 年) 第12、37、50 条及《全民健康保险法施行细则》( 2012 年) 第19 条，专门对办理健康保险中涉及家庭暴力事件时的处理规范; 《住宅法》( 2011年) 第3、4 条，社会住宅( 由政府兴办或奖励民间兴办，专供出租之用) 应提供至少百分之十以上比例出租予具特殊情形或身分者之住宅，其中包括家庭暴力受害者; 《社会救助法》( 2011 年)第5 条及《社会救助法施行细则》( 2011 年) 第4条，规定了独自扶养未满十八岁未婚仍在学子女之家庭，因受家庭暴力已完成两愿离婚登记的，以及受其前配偶家庭暴力而取得通常保护令者，直辖市、县( 市) 主管机关得协助申请人对未履行扶养义务者，请求给付扶养费;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条例》( 2011 年) 第4 条，规定了特殊境遇家庭且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可申请政府扶助; 《特殊境遇家庭创业贷款补助办法》( 2009 年) 第2 条，规定了特殊境遇家庭且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可申请政府政府创业贷款补助; 《就业保险促进就业实施办法》( 2011 年) 第18 条是关于促进家暴受害者就业的规定，核心内容是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或该办法第四条规定的被托单位，受理失业期间连续达三十日以上的家庭暴力及害被害人之求职登记，经就业咨询无法推介就业者，得发给雇用奖助推介卡; 《家庭暴力被害人创业贷款补助办法》( 2009) 是对《家庭暴力防治法》第58 条第3 款辅助家暴受害者创业的落实; 《犯罪被害人保护法》( 2011 年) 第3、30 条是对家暴受害人的补偿，即犯罪被害人可向犯罪被害人保护机构申请补偿、社会救助及民事求偿等之协助。

( 五) 社会工作者全面介入家暴防治

此部分法律、法规、行政规则主要涉及到社会工作人员全面介入家暴防治，资质获取及获得相应资助和鼓励等。主要有: 《内政业务志愿服务奖励办法》( 2001) 第2 条规定，家庭暴力防治志工可获志愿服务奖励; 《心理师执业登记及继续教育办法》( 2003 年) 第9 条规定，心理师执业每六年接受专业法规考试; 《社会工作师法》( 2009 年) 第7、10 条是社会工作师资质取得、撤销的规定，即家庭暴力罪犯罪者不得充任社会工作师，已充任者，撤销或废止其社会工作师证书。尚未取得执业证的，不得发给执业执照，已领取者，撤销或废之。

( 六) 对外来居留受暴者的相关居留规定

主要有: 《入出国及移民法》( 2011 年) 第31条规定，外国人因遭受家庭暴力经法院判决离婚，且有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之未成年亲生子女可继续居留; 《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依亲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许可办法》( 2000 年) 第4、5、6、13、25、32 条分别规定了: ( 1) 大陆地区人民申请在台湾地区依亲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之程序;( 2) 遭受家庭暴力的大陆地区人民申请依亲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者，觅保证人之规范; ( 3) 因遭受家庭暴力经法院判决离婚，且有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之未成年亲生子女的大陆人民申请在台湾地区依亲居留或申请在台湾地区长期居留，可以许可; ( 4) 因遭受家庭暴力经法院判决离婚，且有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之未成年亲生子女的大陆人民申请在台湾地区者，可以许可; ( 5) 大陆地区人民申请进入台湾地区，觅台湾地区人民一人为保证人的顺序，保证人责任、保证内容。

( 七) 运用信托、税收手段推动家暴防治

主要有: 《内政业务公益信托许可及监督办法》( 2003 年) 第3 条规定，家庭暴力防治可设立公益信托; 《公益彩券回馈金运用及管理作业要点》( 2011 年) 第4 条规定，公益彩券发行机构缴付财政部之回馈金可用于推展社会福利事项，包括家庭暴力防治;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营业税法》( 2012 年) 第8 条、《加值型及非加值型营业税法施行细则》( 2012 年) 第16 条第4款规定，涉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等办理社会福利服务业务所需之劳务免征营业税。

从以上规范及其要点的梳理可以看出， 《家庭暴力防治法》的要旨是: 既要解决家暴受害者的安全和司法救济问题，又要从预防与处遇方面全面治理家庭暴力，试图从司法、执法、扶助、处遇等不同方面切入，因此，是一部跨越了民事、刑事、行政、程序、社会不同法律部门的立法。可以说，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既是一部专门性法律，也是一部所涉甚广的综合性法律。该法如果要得以有效实施就不得不依赖于在司法、执法、行政等各个环节的细致的规则建构，因此，围绕着家暴防治法形成了庞大的、融社会政策于其中的法规体系。

三、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立法范式转变

范式问题是由科学史学和哲学家托马斯S. 库恩提出的，范式是指: 科学实践中的一些人们接受的例子为某种一致的研究传统提出了模式。科学实践的例子包括法则、理论、应用以及仪器的使用，成熟科学的发展模式通常是通过革命从一种范式不断地向另一种范式转变。①虽然库恩的范式理论是研究自然科学史的成果，但是对于理解法律构建的不同模式、构造仍然是合适和可行的。台湾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制体系全面地突破了传统法律的构造和原理，实现了法律范式的重大转变，主要表现在:

( 一) 家暴全面入法增进政府的保护性能力

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及其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构成，不仅要求执法、司法人员及时介入，从制度上改变和防范法不入家门的观念。而且，整个家暴防治的法制构建中，在教育、预防、制止、惩罚、审判、矫治、扶助等各个涉及家暴的环节、领域，形成了详细、明确的操作要求。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反家暴的法制状况，把家暴防治问题全面纳入了法制的轨道中。家暴全面入法，表明了政府对家暴的立场和态度，向社会传达了法律对家庭暴力行为的评价。同时，在各个环节中要求了有关公权力机构及时介入、对家暴的受害人进行保护和救助，极大地提升了政府对家暴受害者的保护职责的履行。

( 二) 法律机构与社政机构并重构建组织和信息监控体系

按照台湾现行的家暴防治法制体系，家暴防治和案件处理不再仅仅是警察、司法系统的工作，全台湾层面及地方的家暴防治主管机关还必须整合教育、卫生、社政、民政、户政、劳工、新闻等机关和单位。通过细化主管机构和职责，形成了法律机构与社政机构高度合作的家暴防治组织体系，这就使复杂、涉及众多问题和环节的家暴防治有了稳定、明确的实施机构和人员。这样的法律组织、实施体系全面改变了台湾地区以往单纯依靠警政、司法机构控制和处理社会问题的机制，形成了一张与法律机构、社政机构的联动之网。并且通过家庭暴力电子资料库的建设，使家庭暴力事件的信息和处理情况纳入了全面的信息监控和信息分享，确保了主管机构对家暴事件的掌握，并有利于及时研究家暴事件发生的规律、变化，以及时调整相关的制度和工作程序。

( 三) 以安全为核心构建时间、空间法律控制机制

台湾现行家庭暴力防治法律体系的构建力图改变传统法律以惩罚为主，在事前、事中、事后各关键环节缺乏有效的防范和保护措施的状况。防范和保护措施的设置需要高度契合家庭暴力事件发生的规律，在这一问题上，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抓住了关键点。家暴事件的发生，时间上多发生在深夜，空间上多发生在私人住宅内，空间上具有一定的密闭性。因为时间的紧迫性和空间的隐蔽性、私人性，导致家暴的受害人在遭遇家庭暴力时往往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帮助。前文已经阐述，《家庭暴力防治法》设置了三种不同的民事保护令，这三种保护令的申请程序、核准审查要件等不同，分别对应了家庭暴力事件发生的不同时间状态，使保护令能够较全面地运用到紧迫程度不同的家庭暴力事件中。对时间的把握及紧迫性的回应，其典型是紧急保护令的设置，这一保护令的声( 申) 请程序极为简化，体现了立法者关于及时制止家暴事件的基本理念。紧急保护令的声( 申) 请程序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核发错误或者声( 申) 请人滥用保护令，但是，正是这种以错误为代价和成本的制度使那些需要公权力及时介入的受害人能够获得最为迅捷的帮助。对家暴事件的时间维度的把握不仅体现在保护令制度，在其他环节和问题中也体现出立法者对时间维度的敏感，例如，前文介绍的《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9 条第1 项、第2 项，警察对家庭暴力罪现行犯的径行逮捕权和对家暴犯罪嫌疑人的迳行拘提权。《家庭暴力防治法》及其配套法规还有许多规定回应了家暴事件发生时对公权力介入的紧迫需求。

在空间上，台湾家庭暴力防治的立法体系致力于解决环境的安全性问题。例如《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4 条对于施暴者不可接近、限制接近受害人，以及其他条款中对施暴者会见未成年子女的空间和环境条件建构等的行动空间控制，正是运用法律建构起对于受害人、未成年子女生活环境的安全性。

( 四) 治疗性与扶的法律实践

前述表明，在以《家庭暴力防治法》为主体建构起来的台湾家暴防治体系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通过制度、机构和程序的创设，社会工作、心理辅导等扶、治疗性专业人员全面介入反家暴法律实践的各个环节。这一法律范式的确立，促成了三个方面的重要改变: 第一，以往警察、检察、司法审判系统在面对家暴案件时存在各种社会学上的认识和知识困难，例如，如何在裁判中考量家暴的因素对案件定性、量刑的影响，如何处理家暴受害者和施暴者的关系等等超出警察、检察官、法官知识和职责之外的问题，使警察、检察、司法审判系统及其工作人员获得了一种社会学知识和力量的帮助。第二，通过社会工作者、心理师陪同受暴者出庭以及提供心理治疗等措施，使受害者在与施暴者之间失衡的权力关系和心理被动中，获得了一定的平衡和治疗，使处于弱势的受害人可以更好地应对和处理家庭暴力事件。第三，社会工作者、心理师等为主实施的对加害人的认知教育辅导、心理辅导、精神治疗、戒瘾治疗或其他辅导、治疗对于帮助加害人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回复正常的行为和心理具有重要的作用，是长效地解决家暴事件的重要方面。

( 五) 彰显法制的社会政策维度

在认识台湾的家庭暴力法治法律体系时，不能忽略的问题之一是，以《家庭暴力防治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体系，充分彰显了社会政策的维度。这使家庭暴力防治的法制不仅要解决及时制止暴力、对受害人提供保护、惩罚施暴者等这些传统议题。更重要的是，回应了关于家庭暴力现象、家暴受害者的社会学观点。在实践中，处理家暴事件有许多难点，比如受暴者难以摆脱受暴环境和施暴人，长期处于暴力循环中。① 围绕着这些难题，台湾的家庭暴力法治通过法制的构建，把一系列扶助、辅助、救济家暴受害人及涉暴家庭的儿童、未成年人的社会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法制化，使家暴防治法律、法规具有了突出的社会政策特点，具有明显的扶助功能。

四、比较: 当前大陆《反家庭暴力法( 草案) 》的不足

经过关心家暴问题的各种力量长期、艰难的努力，2014 年11 月25 日，国务院法制办向社会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这标志着中国大陆的反家暴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草案) ( 征求意见稿) 》( 以下简称2014 征求意见稿) 具有不少亮点，③但是，对比反家暴法制所要解决的立法目的和现实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比较台湾的《家庭暴力防治法》，2014 征求意见稿仍然有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到未来的法律实施是否顺利及效果，并可能影响到未来进行的修法工作: ④

( 一) 组织结构和防治网络缺乏系统性和可实施性

2014 征求意见稿所构建的反家暴组织结构有较大的缺陷，系统性不足且各相关机构、系统相互间关系缺乏明确的组织规范，未能构建成形的防治网络。该稿中，一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机构作为实施该法的牵头、负责单位，且未赋予监督的权力、明确监督方式，这种设置将导致该法的负责单位权威不足，难以有效推动法律实施; 二是对于草案中列举的各涉及单位的职责未能明确描述和要求; 三是一些重要的部门未列入该法责任单位; 四是组织实施的负责单位、所涉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工作中的相互衔接等，均缺乏明晰的规范，这一问题导致家庭暴力法治的网络构建缺乏明晰的系统性、操作性; 五是虽要求相关部门进行家暴事件的统计，但是未能搭建信息监控和信息共享平台和机制，不利于家暴防治的监测和研究。

( 二) 对家暴防治中受害人及未成年子女的安全需求回应不足

2014 征求意见稿虽构建了人身保护裁定制度，但是由于现行规定存在若干偏差和遗漏，导致提升受害人、未成年子女安全的措施存在明显不足，不能回应家暴事件的时间和空间特点，缺乏及时回应性。一是人身保护裁定的回应性很弱，不符合家暴事件的基本规律和当事人需求。( 1) 人身保护裁定与民事诉讼捆绑。现实中家庭暴力的发生既可能是没有诉讼的情况下发生，也可能是诉讼前或诉讼后发生。受暴者对人身安全的保护需求也不必然与诉讼或离婚相关，众多的当事人最迫切需要的是及时制止、预防暴力的发生。( 2) 人身保护裁定的类型单一，且均需书面申请和证据审查两规则的设置也较为单一，没有按照十分紧急、一般情形、过度情形来区分人身保护裁定的类型和当事人请求，对于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家暴事件完全不能进行及时回应。( 3) 人身保护裁定的内容较简单，没有完全体现受害者或未成年子女对安全的需求。( 4) 对于违反人身保护裁定的相对人虽然可以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11、115、116 条处置，但这是事后的处罚，本身并不能促进、实现公权力机关对人身保护裁定期间的受害人或未成年子女的保护，而应当负有重要保护责任的公安机关没有被要求负责人身保护裁定的执行或提供保护，这就导致人身保护裁定的威慑和保护效果大大减弱; 二是对于受害人出庭、调解过程等一系列的环节中没有建构起安全保障措施，受害人在面对和处理家暴事件的过程中仍然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 三) 对受害人的扶助系统缺乏构建

家暴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关系往往是不平衡的，长期处在暴力循环的环境中，更加剧了其弱势，在心理、生理等方面多出现不良的状况，并直接影响到受害人的生存、社会交往等各方面的能力和机会。⑤ 因此，需要特别的扶助。2014 征求意见稿对于儿童、妇女、老人等弱势人群的关怀有一定体现，但是缺乏帮助受害人发展的维度。具体讲，没有就如何扶助受害人发展出脱离施暴者、受暴环境的生计能力、机会等进行基本的规定和要求，例如，就业、创业贷款、保险、教育等等的扶持。现在的草案没能把民政、税收、金融、卫生等系统有效地纳入到反家暴的政策网络中，这对于下一步构建针对受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的各类社会政策将造成立法上空白和阻碍。

( 四) 对加害人的矫治系统未能全面建立

在如何对待加害人的问题上，除了惩罚外，仅有第12 条规定把被判处刑罚或被拘留、逮捕的加害人进行法制教育、心理咨询和行为矫治。该规定明显缺乏针对性和回应性，家暴事件的处理，惩罚必不可少，但于当事人而言，及时制止暴力、预防暴力是首要需求。而施暴者之所以施暴，有多种原因，如长期没有公权力介入、缺乏对施暴者的威慑等，还有相当一部分施暴者有各类心理疾病、生理性病变，要戒除暴力、预防暴力行为，就需要进行心理和行为的矫治。因此，仅把矫治针对已经被实行人身控制的加害人，遗漏了绝大部分的加害者。此外，对于如何实施矫治，社会工作者、心理医生等专业人员如何介入等等重要的问题未能建构起可操作、可实现的规范。

( 五) 未能构建起对法律系统的辅助措施

在家暴事件的处理中，常谓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其实反映了警察、法官、检察官对家庭暴力事件的认知、理解、把握和应对上有较大的知识和技能困难。比如，有的受害人向警察报案后，警察一旦决定拘留加害者，受害人反而又要求释放加害人，从表象上看对待加害人的态度非常复杂，警察在处理过程中经常无所适从、难以理解。类似的情形和困扰，在法官、检察官处理家暴事件的过程中均可能遇到。① 因此，要使法律系统能够有效地处置家暴案件，就需要社会工作者、心理医师等专业人士介入，形成对警察、法院( 法官) 、检察( 检察官) 的辅助系统，帮助法律系统中的工作人员更好地把握案件以及应对法律外如加害人、受害人的处置等问题。然而，2014 征求意见稿不仅未能建立这样的扶助系统，更令人堪忧的是，该草案甚至未留下建立此种辅助系统的法律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