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学的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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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行政学的概念范文

本节课的教材安排2个课时，本篇文章主要讨论第1课时即“能量的释放”这一部分，本文从以下方面展示这堂课教学设计的特别之处。

1.内容安排改变

与教材安排不同，笔者将本堂课“能量的释放”的教学安排成三部分，第一部分与教材一致――学生体验能量的释放与呼吸的关系；第二部分验证呼吸过程中气体的变化，笔者不仅按照教材要求安排了“验证植物呼吸过程中气体的变化”，而且增加了“验证人呼吸过程中产生的气体”以示观察对象的全面性，比教材安排更周到；第三部分内容是从学生实验中观察到的呼吸过程中气体的变化中自然引出细胞内的呼吸作用，同时对呼吸作用中分解的有机物的来源，氧气的来源，产生的二氧化碳和水的去向进行交代，对释放出的能量的来源进行分析，帮助学生对七年级上学期教材中有关物质与能量的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建立整体的概念体系，笔者认为第三部分内容与第二部分内容同等重要，这是与教材安排不同的地方，也是这节课与众不同的地方。

2.教学重点加强

2.1增加实验

在“验证呼吸过程中气体变化”这部分内容中，教材只用了植物为原料，这样学生对人和动物呼吸过程中气体的变化就会有疑问。于是在考虑这部分内容时，我增加了一个实验内容：“观察人呼吸过程中气体的变化，验证产生的气体。”这样学生能够全面感受生物呼吸过程中气体的变化，同时对教材中“我们通常所说的呼吸是指人体或动物体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生理现象”这句话就能充分理解。

对“验证呼吸过程中气体的变化”的教学，我希望首先学生能直观感受到人体呼出气体和吸入气体成分的变化，其次进行试验，观察人体呼出气体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使澄清的石灰水变浑浊。

2.2改进实验

如：根据学生要验证的气体选择实验用器材，澄清的石灰水还是蜡烛、火柴等，先让学生确定选择要验证的气体；然后提供学生选择不同方法处理过的植物，如选择要验证产生二氧化碳的小组，就给以下材料选择：

1.透明空气袋；2.黑色空气袋；

3.透明新鲜菠菜袋；4.黑色新鲜菠菜袋；

5.透明煮熟菠菜袋；6.黑色煮熟菠菜袋；

7.透明新鲜黄豆芽袋；8.透明煮熟黄豆芽袋。

如果要验证消耗氧气，就给以下材料选择：

1.透明广口瓶中煮熟菠菜密封；2.透明广口瓶中新鲜菠菜密封；

3.空的透明广口瓶密封；4.遮光广口瓶中煮熟菠菜密封；

5.遮光广口瓶中新鲜菠菜密封；6.透明广口瓶中煮熟黄豆芽密封；

7.透明广口瓶中新鲜黄豆芽密封。

在学生选择材料的过程中，学生自己会思考材料间的不同，为什么不选其他材料，在思考中，学生就会想到验证绿色植物呼出的二氧化碳需要先将绿色植物暗处理，避免光合作用吸收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而黄豆芽没有叶绿素，短时间内不会光合作用，就不需要暗处理，教师再进行总结，那么这个研究实验也就顺理成章地加入了探究元素，学生不会像木偶一样照书做实验，而会思考，会选择，有利于学生的思维发展和相关概念的形成。而教师并不需要真的准备15份实验材料，让学生按小组讨论，“纸上谈兵”商量出策略后再实施实验，材料只需准备常规几组就可以了，两全其美，何乐不为。

3.教学难点突破

虽然学生对呼吸过程中气体的变化有了深刻感知，但是怎么从“呼吸”引出“呼吸作用”，怎么把外在的现象内化到细胞中感知不到的机理，对于教师来说是一个很大挑战，很多情况下，教师都直接跳到呼吸作用，这样生硬的转折，让学生错愕不已。

于是，我想到用类比的方法，让学生认识到有机物燃烧过程中气体成分的变化与呼吸过程相似，而燃烧却能将有机物中的能量释放，而人体内也需要能量，人体内也有有机物吗？也在燃烧吗？用这个方法过渡到细胞内的呼吸作用，学生比较容易理解。

我先让学生观察一支蜡烛，说明蜡烛成分中含有有机物，蕴藏着能量，让学生先有知识储备，然后问学生：“你们感觉到能量了吗？”学生当然否定，然后我将蜡烛点燃，再问学生：“你们感觉到能量了吗？”学生说出有光能和热能，然后我借机提出，能量需要某种作用过程才能释放出来，才能被利用。

那么我们人体也需要能量，而人体内存在含有能量的有机物吗？在哪里呢？然后我带领学生把思维回顾到消化吸收相关内容，请学生回忆有机物被消化吸收后的去向，同时黑板上准备副板书开始形成概念图，学生能够说出营养物质进入血液，我将血液循环把营养物质运送至全身各处组织细胞的知识提供给学生，然后将学生的目光都集中到各个组织细胞。教师强调，我们体内也有有机物储备，其中蕴含能量，关键怎么样将有机物中的能量释放。然而细胞内也存在一种与蜡烛燃烧相似的能够分解有机物，释放能量的过程，我们把它称作“呼吸作用”，但是比燃烧现象缓慢、温和。英国化学家法拉第把“呼吸作用”比喻成“生命现象的燃烧”，这样既把学生从宏观的体外引领到微观的细胞内，又让学生对教材中的法拉第的这句话和这部分内容能够完全理解。

4.整体概念的串联

第2篇：行政学的概念范文

随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教育信息化的不断推进,以信息化环境下的整合教学为代表的新型教学形式,正日益成为当前教育教学改革的新视点,引起课改专家与广大教师的高度关注。

如何跨越整合理念、技术以及策略的高门槛,并在新课程教学实践中,不断开拓创新,实现有效整合与高效整合,真正惠及各学科的教育教学,促进信息化背景下师生的同步发展,我校在整合理念、技术应用以及资源建设等方面引进了概念图这一先进的工具。

概念图是上世纪60年代美国康奈儿大学诺瓦克教授等人,根据奥苏贝尔学习理论提出的一种教学工具和思维工具。在西方国家,概念图在中小学教学中运用非常普遍,有着很好的教学效果。目前随着建构主义、认知主义学习理论的发展,尤其是以Inspiration为代表的,一批功能强大的概念图绘制软件的普及与推广,概念图的时代特征更为明显,在教育教学领域的运用更加广泛,它不仅可以用来评价学习,建构知识,进行头脑风暴,合作交流,促进意义学习,还可以用来进行网络课程开发、信息化教学设计及整合教学课件制作等,作为指导师生整合教学的实用性工具化平台的价值日益显现。

概念的界定

概念图是一种用节点代表概念、连线表示概念间相互关系的图示方法,是一种崭新的教学工具和思维工具。“以概念图为支架的整合教学”是指以概念图基础理论为指导,以概念图应用软件为基础性整合平台,并可实现与信息化媒体资源,以及Blog、Moodle等信息化专家平台多元整合的教学形式。

理论与实践基础

主要理论基础是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及信息技术和脑科学现论。

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运用概念图提升整合教学能力的师训研究

课题组从概念图在整合教学中的应用实践出发,通过报告、示范、展示、研讨、评优竞赛与网络研习等活动,结合自我反思、同伴互助与专家引领等行动研究,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并辅助以考核、激励等策略,点面结合,分层递进,整体提升教师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能力。

(二)概念图在整合教学中的应用策略研究

深化概念图的理论研究,从教与学两方面梳理概念图与教学的内在联系,发掘并拓展概念图在整合教学环境中的功能与应用方式。按学科分类下设11个二级子课题,通过概念图在不同学段与不同学科中的运用,探索和形成可推而广之的应用策略,指导和优化以概念图为支架的整合教学实践。

(三)概念图在整合教学中应用模式的建构

以概念图软件Inspiration为整合教学实践的基础平台,积极探索这一软件与信息化教学资源的整合方式,同时重点研究概念图Inspiration与Blog、Moodle等信息化专家平台的有效融合。

研究的主要成果

(一)探索并总结了概念图及其软件Inspiration在教学中的六大应用功能

鉴于概念图绘制软件Inspiration良好的易用性和功能性,课题组在深入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教与学中的各种典型案例,提出并总结出了概念图及其软件Inspiration在整合教学中的六大功能:知识可视化的表征功能、高级思维的发展功能、合作交流的媒介功能、促进教学的评价功能、一体化的教学设计与课件开发功能,以及构建网络课程的设计功能等。

传统的概念图通常是用手工绘制的,只要有纸和笔,即可绘出教学需要的各种概念图。随着课题研究的推进,目前手绘概念图已逐步成为师生常态的思维工具与研习策略。实践表明:师生共绘概念图不仅仅可以促进教,而且同样可以有效地促进学,它既可以充当教的平台,也可以作为学的工具;既可以建构知识与思维路径,也可以同步发展认知与思维能力。

以概念图为支架的整合教学实践表明:作为一款集整合技术、功能、理念与应用策略为一体的信息化专家平台,概念图Inspiration软件的推广与普及,能够有效促进信息化背景下师生的快速成长,符合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发展的现实需求。

(二)总结并提出了概念图及其软件Inspiration与课程整合的两大操作策略

策略一:“放眼网络、内外整合”的信息化教育资源建构策略

课题组积极地引导教师把目光投向网络,重点依托互联网免费性、共享性资源,以及学科软件平台,提升信息化资源建构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引导把教师有限的时间放在资源的合理选择,以及与课程的有效整合的设计上,从而极大地解放了教师的劳动,有力保证了整合教学的质量和效益。

如生物教学中引入的Flasteethwise,不仅可以帮助学生通过互动探究认识牙齿、组装牙齿,而且还可以练习如何正确刷牙等,很有趣味性;如在数学图形教学中引入的七巧板Java动画资源软件,可以让学生自主选择多样化的造型,尝试各种拼接技巧,同时还提供涂色美化的功能,学生非常喜欢;再如在物理光的色散教学中引入的Shockwave动画资源,不仅可以定性地比照各种色光透过棱镜后的偏折情况,而且还提供了偏折角度的测量工具,帮助学生进行定量研究;他们在弥补学生直接经验和生活体验不足的同时,也丰富了教学互动过程,有力支撑了新课标各学科的教与学。

策略二:多元教育信息化专家平台整合策略。

同概念图软件Inspiration一样,博客、魔灯以及一些学科类的教育软件,功能强大且简单易学,是实实在在的教育信息化专家平台。但是这些平台往往各具优势与不足,多元教育信息化专家平台整合策略旨在通过以概念图为支架的多元平台整合,取长补短,弥补概念图单一平台在整合教学中可能存在的功能不足,拓展优化概念图的资源开发功能、网络互动功能与课程开发功能。

(三)基于Inspiration等信息化专家平台与课程整合的模式初步形成

本课题组在探索与实践的过程中,并没有一味地纠缠于空泛的理念、策略以及纯粹的技术培训与灌输,而是独辟蹊径,通过引入技术零障碍,但又饱涵当今先进教育理念与策略的概念图Inspiration、博客Blog、摩灯Moodle等信息化专家平台,帮助广大一线教师又一次快速成功地跨越了整合技术、理念以及策略的“高门槛”。

Blog具有很好的互动特征,但由于本身技术的限制,它的页面结构和呈现方式,则明显逊色于Inspiration的表现。鉴于此,课题组在网络教学实践中成功引入整合策略,实现了Inspiration和Blog两个零障碍专家平台的优势互补。借助于Inspiration与Blog的课外整合,有效打破了时空等因素的制约,实现了隐性课堂显性化,封闭课堂网络化,静态课堂动态化,交互形式多样化,教师同行之间也可以通过网络课件与Blog进行深度研习和交流反思,有效推进教师网络教研共同体建设,促进教师隐性知识显性化,最大限度地提升课堂教学的共享度。

相对于Blog而言,Moodle在教育教学领域则显得更为专业,功能也更为强大。不仅在信息管理方面支持的类型更为丰富,而且最为突出的是,互动形式不再仅仅是简单的回复,还可以是投票、讨论、测验、评价、问卷调查等,既可以很好地满足网络课堂教学的需要,又可以在远程网络教学与管理方面游刃有余。而且概念图Inspiration与Moodle的整合也有利于改变Moodle课程界面过于线性化、单一化的不足,课题组相信随着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持续推进,Inspiration 和 Moodle 与网络教学的整合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亮点,值得期待。

当然随着整合教学的发展和需要,网络互动平台也会不完全局限于Blog和Moodle,教学中教师们可以结合整合的理念加以发展和充实,但是就现阶段而言,这两个平台应该是当下乃至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的网络互动平台的首选,因为它们既不需要额外的经费,也没有高难度的技术培训,但是确功能强大,非常适合整合教学的现实需要。

(四)以概念图为支架的整合教学师训策略与模式日趋完善

课题研究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教师培训与发展的过程,在启动阶段,课题组主要围绕与概念图有关的理论专题研习、技术培训展开工作。整理了《概念图参考文献专辑》,涉及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的数十篇文章,供教师学习参考,有效更新了教师的教育理念,深化了对概念图理论的认识和理解,学校每学期均组织2次以上的专题学习,有效推进了以概念图为支架的整合教学逐步走向深入。

随着课题研究的逐步深入,不同学科、不同年级段、不同教师的整合教学开始呈现出许多个性化的亮点,当然也伴随着出现了许多问题与困惑。对此课题组及时开展了以概念图为支架的整合教学展示研讨、教师论坛,以及理论与技术的高级培训,坚持扶持与推进相结合,在有效分享科研集体智慧的同时,有效化解了新的矛盾和困惑,课题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入和深化。

第3篇：行政学的概念范文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很少系统地探讨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近年召开的哲学或行政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和已经发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学的有关论著看，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活动”是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事实上，对“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有成效有意义的研究只能属于行政科学研究范围，是理论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在行政哲学研究中，是终极意义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不可能也不能够取代行政科学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是以行政科学、行政理论为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元行政学。这种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逻辑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学当成了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元行政学），因而存在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名曰行政哲学又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显然就会产生一个学科性质问题。人们必然要产生行政哲学究竟属于哲学学科还是属于行政学科的疑问。虽然行政学家和哲学家是可以而且应该联盟的，但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它与超越科学的哲学在知识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因而行政哲学不可能既是哲学的又是具体科学的。否则，只会产生一种非哲学非科学的怪异知识和学科。目前出现的那种把哲学的概念、术语往现实行政生活贴标签的“研究”，和直接借用哲学的原理、规律构建的种种行政哲学体系的“研究”，无不是受此种观点的影响。其二是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即元行政学，也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学科研究规范。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准确地说应该是“行政学学”或“行政学学理”。行政哲学属于“行政学学”的范畴，但行政哲学不同于“行政学学”，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学学或元行政学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行政科学进行研究，行政哲学则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行政科学的行政学，它可以属于元行政学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个元行政学。因此，行政科学、行政学学（元行政学）和行政哲学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是对行政科学的哲学考察。即，行政哲学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就学科性质而言，行政哲学属于部门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

对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国内一些学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学的论著中也作了一些简略的描述。如王沪宁认为，行政哲学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性质、行政活动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动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伦理原则等基本理论范畴[1]。薄贵利则将对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政府的责任问题作为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2]。颜佳华在《行政哲学论》一书中构建了一个行政哲学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动论（逻辑起点）、行政主客体论、行政认识论、行政实践论、行政方法论、行政价值论[3]；后来，他又在《行政哲学：一个亟等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一文中，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界定为：行政哲学导论、行政学对象论、行政学结构论、行政学功能论、行政学评价论、行政学发展论等[4]。

仔细分析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称之为“行政哲学”的名称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行政哲学：一种是以行政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一种则是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分别用“行政活动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哲学”）与“行政（科）学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学哲学”）这两个称谓来标示行政哲学研究的上述两种主题、两个方向。这两种行政哲学，一个涉及“实际的行政活动”领域，一个涉及“理论的行政科学”领域。

行政活动的哲学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质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活动的哲学是对“行政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问题”做出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活动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或“行政观”。这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不等同于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础”或“根据”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除了要依据于这些原理之外，还要考虑具体实践过程中诸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包括那些隐而不显的“缄默因素”。

行政学哲学则主要研究行政科学发展的模式、行政科学理论评价、行政科学研究方法及其评价、行政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是对“行政学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学问题”进行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学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或“行政学观”。同样，这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也不等同于各门具体的行政科学的研究规范、方式、方法，而是为后者的研究提供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原理”、“基础”或“根据”。

二

行政哲学的上述两个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

从逻辑上看，对“行政学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对“行政问题”研究的“次一级”的研究，是对实际的“‘行政问题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任何行政问题的研究总是先在地包含一个方法论，即总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立场来研究的。这种角度、立场尽管可能不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却客观地存在着。而且，这种角度、立场本身就制约着对行政问题的认识结果。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出发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要对这些结论的可靠性做出判断，就必须检讨他们的方法论。按照荷兰著名经济学家库普曼（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或者是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系统的理论体系均表现为一个“价值观假定＋逻辑推理”的结构[5]。库氏的这一逻辑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战。显然，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均是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见解出发的逻辑推理系统，其中的价值观或方法论假定，只能表现为某种行政哲学。因此，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都是以某种行政哲学的逻辑展示的，它不能不内含着某种行政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学哲学”是以“行政哲学”为思想资料的和最终归属的。我们也只有对行政学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哲学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自觉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从历史上说，对行政活动根本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都对此做过深入的论述。而对行政学根本问题的研究则不过是近100年来的事。按照时间顺序，对行政活动的研究先后产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或行政学、行政科学、行政哲学。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论的分散的、不系统的、粗浅的行政理论；行政理论则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较完整、系统、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学说或行政学往往是较为完整、系统的关于行政的知识体系；而行政科学则是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行政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行政哲学则是对行政理论、行政科学研究活动进行思辩的产物，是行政科学的哲学。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出现了独立的行政科学时才出现的，是行政问题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对行政学活动的哲学思考是人类的行政认识和行政实践从童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条件。行政学哲学与行政科学研究的问题是显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学是通过对行政活动的考察——这种考察主要包括历史上的各种行政思想、行政理论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动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论并给出某种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说，行政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为实际的行政活动提供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系统的行政知识、思想、原则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点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学为行政学哲学提供思想，行政学哲学则对行政科学起指导作用。任何时代的行政学哲学，除依据各自的一般的哲学观外，都必须吸收以往的以及现时代的行政科学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学研究要接受行政学哲学的指导，这不仅体现在任何行政科学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学观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学体系的构建、其逻辑分析与论证也要符合哲学方法论的要求。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考察的是行政科学的基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便是行政学哲学的研究主题。那么，这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行政学者以及行政人员较少或不特别考虑的问题。情况也许就是这样，人们通常是在一种没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识的增长，提出概念、形成理论，获得某种高效的行政方法。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行政活动的目的而进行的，行政学者为的是行政知识的不断增长，而行政人员则是把行政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理论、方法、模式等，作为正确的东西应用于行政活动之中。他们的问题常常是一种理论或方法对他们的行政活动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种理论或方法才能够达到一种活动的预期目的。人们一般并不考虑一种理论或方法的合理性问题，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当理论或方法的功用开始减弱或失效的时候。一些人才可能会对已有的关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论和方法本身进行反思。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进行着对行政中的某些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或批判。而所谓的对行政科学中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关于行政科学元问题的研究。这个元问题就是行政科学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学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而展开讨论的，对“行政”这个基本问题的明确和把握，就构成了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

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学。行政哲学能否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从根本上为行政科学呈现出实质性的理论进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实际的行政活动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对行政哲学本身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不要说对行政科学的发展不会起到推动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学本身的发展和存在，都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笔者在本文的讨论中，就是试图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对象上存在的歧义性和含糊性。当然。我们在这里给出的关于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的讨论还只是探索性的和试验性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学的精神实质，研究主题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理论难题了。因为，它将会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得到扩展和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1] 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2] 薄贵利.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1998(12).

[3] 颜佳华.行政哲学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第4篇：行政学的概念范文

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发展概述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了工业化、城市化行列，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这一时期，不仅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政府管理经济社会公共事务活动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公共事务问题。为了加强对经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缓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政府开始转变过去那种消极、被动的状态，进而积极、主动地干预经济社会公共事务，推行社会福利计划，增进全民福利，政府成为一种所谓的“全能政府”。尤其是随着市场机制的失灵，西方国家原有的政府管理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迫切需要有一门专门的行政学，即公共行政学来指导政府管理经济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创建健康的社会公共生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公共行政学的基本理论方式是由威尔逊和马克思・韦伯等人奠定的。现代美国行政学家威尔逊在其著作

《行政学研究》中，提出了“政治、行政”二分的思想，确定了公共行政研究的理论前提。在他看来，公共行政研究首先要发现政府能恰当而成功地做什么事情，以及如何以最高的效率和最低的成本做好这些恰当的事情。在威尔逊之后，美国行政学家古德诺扬弃了政治学上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分法，对威尔逊提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确立了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前提。他认为，“政治是民意的表现，亦是政策的决定，行政是民意的执行，亦是政策的执行。”后来，美国行政学家怀特进一步强调，“政治不应该侵入行政，管理自身就是一种科研对象，公共行政自身能够成为一种超越价值的科学，行政学的目的是做到经济和效率。”从此，人们便把政府管理经济社会公共事务作为一个科学的事实研究领域，开始了更加专门地集中研究政府及公共管理问题，以期在经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领域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和效率，从而创立了公共行政学的管理行政范式。所谓公共行政学就是指专门研究现代政府管理经济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所谓范式就是指一定的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信念、观念和方法的模式和框架。范式的作用在于对科学研究的定向和规范。马克思・韦伯通过对官僚制理论的建构，把威尔逊等人所创立的行政管理原则变成了可以实施的制度性方案。在他看来，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新兴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各种社会组织的发展，最关键的问题应是使组织合理化，管理合理化，从而为新的资本主义政府管理方式提供所需的效率，而官僚集权组织恰恰是可以满足这种需要的组织形式。为此，他详细分析了官僚组织的功能、结构和管理方法，揭示了行政组织的许多重要特征和管理原则，探索了公共行政的科学化、技术化出路。例如，关于专业分工、职责、权限、层级节制、考试录用、人际关系的非人格化、工作报酬等。他把政府管理问题和效率问题紧紧结合在一起，主张政府管理的实质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效率。这些行政观念和原则构成了公共行政学的基本理论内涵，反映了前期共公行政学的理论研究成果。

随着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前期公共行政学的缺陷越来越凸显出来。人们发现政治与行政、事实与价值并非是决然分开的，效率原则的过分推崇遮蔽了公共行政的社会公平价值。因此，公共行政学者开始强调应把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所追求的目标，倡导一种社会性效率，即效率必须与公共利益、个人价值、平等自由等价值目标结合起来。例如，西蒙通过引入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和决策概念对以往的公共行政学所主张的政府管理经济社会公共事务原则进行了批评和改革。他认为行政行为中也必然包含某些决策活动，有决策就很难避免决策者的价值观念。他试图确立一种以决策过程为核心的新公共行政学理论。受其影响，行政学研究的焦点由对制度、结构等静态层面的研究转变为对决策过程的动态研究。也有人主张用“公共政策”来取代“公共行政”。一种以行政决策为主导的公共行政学研究逐渐成为西方行政学的一个重要潮流。

总之，公共行政学开始更多关注价值观、伦理等问题，逐渐走向了既独立于政治学又独立于管理学的新公共行政学。由于新公共行政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前期公共行政学的理论方式，只是在理论论域方面作一些拓展和调整，因而我们将之称为后期公共行政学。后期公共行政学以公平为核心，以好的管理为目标，寻求具有灵活性的行政组织结构或官僚组织结构形成。后期公共行政学的出现既是公共行政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后果，也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公共行政改革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上的一种回应。如果说前期公共行政学是一种官僚行政理论，那后期就是一种民主行政理论。无论是官僚行政理论，还是民主行政理论，都还属于管理行政范式。

政府职能转变与公共行政学研究转向分析

到了20世纪70年代，英美等西方各国政府对经济社会公共事务的过度干涉引发了低经济增长、高通货膨胀、高财政赤字和高失业率同时并存的“滞涨”现象，政府管理成本增大、效率低下。人们称之为“政府失灵”。广大民众对政府丧失了信心，现实对既有的公共行政学理论构成了挑战。新自由主义乘机兴起，强调“经济自由”，反对政府对经济社会事务进行干预。人们要求限制政府干预的呼声逐渐增强。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兴起了一场政府改革运动。这场改革运动表现为：重新调整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关系，优化政府职能，以求使政府“管的少一些但要管的好一些”；改革政府部门内部管理体制，实行分权管理，实施顾客导向，建立扁平状的政府组织机构体系，以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和为社会服务的质量，从而使政府彻底走出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的困境。政府要尽可能地实现社会自我管理，把一部分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任务交给社会非政府组织，并引入竞争机制，实施政府部门业务合同出租制；政府努力寻求经济社会公共事务的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最佳结合点。由此来看，政府的基本职能转变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监督执行。这场政府改革运动反映了一个历史趋势，那就是政府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最终将走向公共服务化，公民参与制度化、经常化，个别领域乃至志愿化，将公共管理变成一种公共服务，使提供公共服务成为公共行政的本质之所在。

第5篇：行政学的概念范文

(一)中国学界关于公共管理范式论争的概述

1999年，陈振明教授撰文指出:西方政府管理研究领域(行政学)在其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历程中出现了三次范式转换，即从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的三次重大突破。“作者力求表明，公共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主题、方法和理论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现实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尤其是管理的范围、内容和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1］之后，陈教授又在自己的著作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三种范式的名称略有变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或学科，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管理研究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10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该领域发生了三次重大的范式转换，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公共政策分析再到公共管理学(在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被称为‘新公共管理(学)’)。”［2］但是，这一观点随即遭到了不同意见的批评。蔡立辉教授在2002年撰文反驳说:“无论是从范式转换的意义上，还是从新范式形成的意义上，‘公共管理范式’兴起的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也极不符合学术规范。特别是以西方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为例来证明‘公共管理范式’的兴起，更是难以成立。”［3］他还进一步批评道:“认为现在是由‘公共行政(PublicAdministration)’发展到‘公共管理(PublicManagement)’的时代，这是没有充分的学理依据和事实依据的，是十足的误导(misguiding)。”［4］关于公共管理范式的争论由此引发，更多的学者加入到论战当中，各抒己见，见仁见智。例如:王乐夫教授在2005年撰文认为“公共管理学研究的视野和内容要比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宽泛得多。”“也可以说，公共管理学是以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为基础，同时吸收了其他相关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最新成果而发展起来的。公共管理学综合运用这些理论研究各种公共事务的管理问题，不断探求一些新的结论，正逐步形成新的知识体系。”［5］黄健荣教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2005年，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公共管理是一门新兴学科和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应用范式，它的兴起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模式的批判、接替和超越。”［6］2008年，他又在自己的新作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明确的概括:“广义而言，公共管理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其主要发展进程历经前工业社会的统治主导型模式、工业社会的管理主导型模式，现在正转向服务主导型模式的治理。”［7］

(二)中国学界关于公共管理范式论争的焦点

综观中国学界关于公共管理的范式之争，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共管理是否存在范式嬗变与转换;二是公共管理范式究竟有哪几种类型。夹杂在其间的还有关于公共行政、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争论。关于第一个问题，现居主导地位的意见是认为公共管理的新范式确已产生，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公共行政并未出现新的范式，也未发生范式转换。关于第二个问题，学者们意见尚不统一，有二范式说、三范式说甚至多范式说，其中持三范式意见者居多———但在范式的具体指称与内涵界定上也不尽相同。至于将公共管理的范式嬗变与转换置于中国国情下讨论，观点就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

二、公共管理范式之争的原因

以笔者浅见，关于公共管理范式嬗变或转换的论争，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范式概念的诸多歧义性理解以及其他替代和挑战性理论研究工具的运用。

(一)范式概念内涵及对其歧义性理解

一般认为，“范式(paradigm)”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是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在其不到13万字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他运用范式来揭示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结构，并提出和分析了前科学、常规科学、范式、危机与反常、科学革命等概念，认为科学革命实际上就是范式的转换:“每一次革命都迫使科学界一种盛极一时的科学理论，以支持一种与之不相容的理论。每一次科学革命都必然会改变科学所要探讨的问题，也会改变同行们据以确定什么是可以采纳的，或怎样才算是合理问题的标准。”［8］遗憾的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范式概念时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涵义，其本身就存在许多模糊的地方。正如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女士总结的那样:“库恩那种半文半白的文笔对水平不高的读者来说，要理解他笔下的范式倒真是一个困难。根据我的统计，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至少以二十一种不同的意思在使用‘范式’，可能只多不少。”［9］她逐一列举了库恩对“范式”的21种描述，并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即“分为三个主要的部分”［10］:一是形而上学范式或者元范式(metapara-digm)，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组信念、一种神话、一种有效的形而上学思辨、一个规范、一个新的观察方式、一个指引感觉本身的有条理的原则、一张地图、某种决定广大实际领域的东西。二是社会学范式(sociologicalparadigm)，它可以被定义为一个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像一套政治制度，也像一个公认的法律判决。三是人工范式(artifactparadigm)或构造范式(constructparadigm)，它被以更为具体的方式来使用，例如把它作为一本实际的教科书或经典著作、一些供给的工具、实际的仪器设备、更带语言规范地作为一个语法范式、带有解说色彩地作为一个类比、较富心理特色的有如一个格式塔图形和一副反常的纸牌，等等。可见，库恩范式概念的芜杂与捉摸不定，一方面有利于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来发现若干理论兴奋点，进行创新;另一方面，也使得许多学者并不刻意去全面理解和把握范式的内涵，而只是“盲人摸象”似地依据自己的理解来使用范式概念与范式转换理论，从而在客观上造就了一片“范式丛林”。当学者们在论及公共管理范式时，也许使用的并非同一套话语标准，争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对范式理论的挑战性概念与理论

库恩提出范式概念之后，不少西方学者对其进行了批判。1965年7月，在伦敦裴德福学院举行的科学哲学讨论会上，当代有名的一些科学哲学家专门用了一天的时间讨论库恩的范式论，［11］并提出了若干新的概念与理论解释与之分庭抗礼。其别值得一提的是“科学研究纲领”概念和“韧性与增生理论”。

1．科学研究纲领

伊姆雷•拉卡托斯为了强调科学发展的连续性和科学进步的合理性，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scien-tificresearchprogramme)的模式。在拉卡托斯看来，科学总是以研究纲领的形式向前发展的，它是一个有结构、有层次的整体。研究纲领内部有相对稳定的“硬核”，外部是柔韧多变的“保护带”，还有一套解决疑难问题(例外性)的机制，即辅助研究法(heuristic)。硬核是约定的，是作为研究纲领未来发展基础的、最普遍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它比范式具有更大的稳定性。保护带由各种辅助假设构成，当遇到反常或否证时，保护带可以通过调整辅助假设而达到保护硬核的目的。“所有科学研究纲领都可用其‘硬核’来刻画其特征。纲领的反面助发现法禁止我们把矛头指向这些‘硬核’。反之，我们必须运用自己的智慧去表述、甚或去发明一些‘辅助假设’，在这个硬核周围形成一个保护带，以致矛头只得改而指向这些假设。正是这些辅助假设构成的保护带必首当其冲受到检验，进行调整再调整，甚或全部更换，才使得那个因而成为坚硬的核得到保护。”［12］而当研究纲领失去解释力和预测力时，它就会因逻辑的和经验的原因而碎裂，人们就会抛弃这种的退化的研究纲领，而采纳进步的研究纲领，这是科学革命的基本原理，是一个自然的新陈代谢过程。

2．韧性与增生理论

在同库恩的论战中，保罗•费耶阿本德描绘了他的科学发展模式。他认为科学有一定的“韧性”(tenacity)，人们总能够从许多理论中选出一种可望取得成功的理论，即使遇到巨大困难时仍可加以坚持，而置大量反证于不顾。有了韧性，我们就不必用顽强的事实取消某一理论了，我们可以使用其他理论T''''、T"、T"''''等，即对现行的理论进行调整，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增生原则(principleofprolifera-tion)，容许不同理论的并存。［13］在费耶阿本德看来，科学之所以不断发展，正是增生与韧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他坚决反对范式的绝对统治。虽然在范式之外，还有其他多种关于自然科学研究、科学理论发展的解释模型，但是在后来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多数学者似乎更偏爱并只移植了库恩的范式概念，承认科学理论的演变是通过一个理论范式取代另一个理论范式的革命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当范式理论的解释力出现问题时，争论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在很多时候，公共管理的范式之争与其说是学术思想的争鸣，不如说是理论研究工具的竞争。

三、对公共管理范式之争的反思

(一)公共管理究竟是否出现了新的范式

反对公共管理新范式说的学者也承认，公共行政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使用了不同的概念、理论、方法与研究模型，但认为这些不同的理论与方法不过是在同一公共行政学范式下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的自我调整。“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公共行政学自产生后100多年以来，经历了许多重大发展阶段，形成了许多理论流派。但构成为公共行政学研究背景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没有变，共同体信念没有变。各种概念、理论与方法都是围绕着如何维护有利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这个核心。”［14］显然，批评者在这里已经运用了科学研究纲领的思想，即认为公共行政的“硬核”没有被触动，只不过其周边的“保护带”遭遇了一些挑战而已。言下之意，陈振明教授等人关于公共管理新范式的提法只是看到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些技术性表象，而未对其理论内核细加审视。但是，仅从公共行政学的百年历史中来界定公共行政的“硬核”，或许并不全面。黄健荣教授显然看得更加深远。他将整个公共管理的发展进程置于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特别是国家产生以来的广阔背景下加以考察，从而得出了三次范式嬗变的结论，并且对三种范式各自的“硬核”进行了更为全面和细致的梳理与概括:前工业社会的统治型行政范式以统治者为中心，以实现统治阶级利益最大化为宗旨，以维护阶级统治为主要任务，以专制体制为其运行基础，以统治者的集权专断为管理方式，其本质是政府的阶级统治功能;工业社会的管理型行政范式以处于权力制衡系统中的政府为权力中心，以经济效率等工具理性为主要价值取向，以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为主要任务，以民主和法治为其运行体制的基础和管理方式，其凸显的是政府的管理功能;而当今正在转向的服务型行政范式则以有效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宗旨，强调公民本位和服务本位，以公平正义、人文关怀、民主、法治和责任等价值为运行基础，以多元参与、合作共治为运行方式，突出的是公共管理的公共服务功能。概而言之，从价值取向上看，统治行政寻求对等级秩序与资源的攫取，管理行政追求理性与效率，而服务行政寻求增进共识与合法性。如此看来，公共管理的核心价值观亦即理论“硬核”部分已然遭到了强有力的挑战，正如其研究方法与管理实践等“保护带”所遇到的情况一样。黄健荣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挑战的实质:“反映了对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的认识的不断深化”。“所有文明的标志是对人的尊严和自由赋予的尊重。”［15］从统治行政到管理行政再到服务行政，体现了人类社会管理思想和管理科学的进步，反映了对人的尊重和权利的尊重的改善。“根据对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理论模式宏观背景的考察，基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公共管理理论模式作为公共行政模式的替代物，它是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管理中出现的一次重大突破或一次深刻的变化，它体现了公共管理方式的根本性、方向性的调整，它是对公共行政理论模式的一种超越，一种新的公共部门管理模式———公共管理正在取代公共行政成为新的、有效的公共部门管理理念。”［16］如果在21世纪仍然看不到公共管理领域的这一显著性变迁，而拒绝承认任何公共管理新范式的出现，那么即便不能被指责为顽固，至少也应当被批评为迟钝。

(二)公共行政的概念要被废弃了吗

第6篇：行政学的概念范文

既然传统行政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政府管理为基本内容的，那末从前面的分析可知，以公共管理为基本内容的一门新学科的建立已势在必行。

正如建立企业管理（学），以此去研究企业管理活动中的一般规律一样，不论是政府还是非政府的公共组织作为管理主体，人们都可以从他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实践中，找出关于研究公共事务管理的一般性规律，这些规律构成了公共管理学的基本内容。诚然，它也会包括政府管理学的内容。企业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有它们共同的规律，这些规律构成了作为研究所有管理活动规律的一部分，但它们也有由于各自研究领域的不同而获得的特殊规律。探求公共事务管理活动中的一般性规律，实际上在传统的行政学中早已开始。不过人们误以为政府管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是它的全部内容，而这些理论与方法基本上是以“政府为中心”所总结得到的。

作为独立的新学科，公共管理学的理论研究框架是什么？它与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框架有何异同？构成它的基础概念又是什么？等等。在编写《公共管理学》教材时，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回答，否则《公共管理学》与《公共行政学》会无实质性区别。

公共管理包含着两方面要素：管理性与公共性。从管理性分析，法约尔等早就指出，为实现管理中高效，需要通过“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手段，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样，“管理是通过计划、组织、控制、激励、和领导等环节来协调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以期更好地达到组织目标的过程。”毫无疑问，公共管理中需要研究计划、组织、控制等问题，但人们已从大量的《管理学》著作中对此非常熟悉。从公共性分析，对社会公共事务实施管理的主体（政府与非政府公共组织），他们拥有着公共权力，承担着与企业目标不同的公共责任。这些目标是有效公平地向民众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维护社会的公共秩序。为了实现目标，公共组织需要不断制订与实施，旨在有效增进与公平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广义）。为了保证达到这些目的，需要强化公共监督，倡导高尚的公共道德。因此，对公共管理可从两方面定义：

从区别企业管理与各种形式的私域管理出发，公共管理可以定义为：“公共管理是政府与非政府公共组织所进行的、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追求有效地增进与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调控活动。”定义的前半部是区别企业管理，定义的后半部是区别非企业化的私域中一切形式的管理。

从公共管理所包括的基本内容出发，公共管理可以定义为：“公共管理是政府与非政府公共组织，在运用所拥有的公共权力，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在维护、增进与分配公共利益，以及向民众提供所需的公共产品（服务）所进行的管理活动。”

同样，公共管理学可以定义为：“公共管理学是一门研究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活动规律的科学。具体地讲，它要以那些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共组织，在维护、增进与分配公共利益，以及向民众提供所需的公共产品（服务）所进行的管理活动为基本研究对象，它是一门实践性、综合性与操作性很强的新学科。”所以，公共管理要研究如下基本内容：

公共管理的基础理论，公共管理系统公共利益公共权力公共责任公共问题公共决策公共产品（服务）公共资源管理公共项目管理公共监督公共道德法与公共秩序战略管理公共管理的基本职能（计划、组织、控制、协调、激励等）公共管理的改革与发展

二、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及“新公共管理运动”

关于西方学者对公共管理的看法上的分歧暂且不谈，仅就中国学界的研究来说，我国早期历史文献中的“行政”是指管理国家政务。当20世纪80年代行政学在中国恢复时，学者们提出：行政管理是伴随着国家而出现的，有政府才有行政管理。行政是行使国家权力的管理活动，凡不属于国家机关的管理活动，便不属于行政。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把行政确定为国家机关的管理活动，不仅更符合汉语中行政概念的本意，而且也符合我国宪法对行政概念的界定。长期以来，我国学界主流观点是把“公共行政(publicadministration)简称行政，是政府依法对国家事务、自身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管理活动。这一含义表明：行政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其他社会组织”，“公共行政学又叫行政学、政府管理学”。（注：曾明德，罗德刚：《公共行政学》，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2）

80年代前后的西方行政改革，使得公共管理主体的“划分很难有明确的界限，因为我们对公共服务概念的理解大大地扩展了。公共服务不仅包括政府的三个分支（即立法、司法、行政）部门，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三个层次，而且包括非营利部门。所以公共管理的主体就成为所有追求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人员。”（注：张梦中：“美国公共行政（管理）历史渊源与重要的价值取向—麦克斯韦尔学院副院长梅戈特博士访谈录”，《中国行政管理》，2000,(11):44.）人们今天所讲的公共管理，与名义上称之的“行政管理”，而实际上的“政府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有政府，而且还包括社会中那些追求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非政府公共组织。政府管理与公共管理是两个不同的模式。公共管理是包括政府管理在内的全社会开放式管理体系。政府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主角，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还需若干配角。

20世纪80年代前后，西方不少发达国家均出现了大规模的政府再造运动。与之相伴随的“新公共管理”，其实践背景正是各国的行政改革及其政府的再造运动。

正因为如此，台湾学者詹中原教授在他主编的书中，加进十分醒目的副标题，即《新公共管理：政府再造的理论与实务》。詹教授在书中写道：“了解新公共管理的发展历程及内涵，我们可以发现，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学科发展的一部分。”“无论就理论及实务而言，‘公共管理’均是原本公共行政的典范内涵。”（注：詹中原：《新公共管理：政府再造的理论与实务》，台北：五南图书出版社，1991.1.）作为特定历史范畴，无论是从内容还是究其实质，把“新公共管理”的研究看成是公共行政学的分支内容是可以理解的。但绝不能把“新公共管理”与我们所讨论“公共管理”混为一谈。

三、研究公共管理的意义

在我国，从名义上称之的“行政管理”，而实际上的政府管理（包括政府对自身与社会两个方面的管理）走向公共管理，这确实是理念上的一场变革。从这个变化中，人们容易注重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管理主体从仅由政府发展到包括政府、非政府公共组织在内的多元化主体；二是政府把一部分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力，下放给社会非政府组织，甚至部分公共产品允许私人企业生产。这些结论基本上属于“新公共管理”的理念。

我们认为，推行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开展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更大的意义是推进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我们不能从“政府中心论”出发看待这场变革，而要从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互动角度进行探索。具体地讲，现代公共管理要以一种开放的思维模式，动员全社会一切可以调动与利用的力量，建立一套以政府管理为核心的多元化的管理主体体系。政府不仅要下放权力，更多地是要认真考虑还权于社会，还权于公民。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政府权力太大，剥夺了大量应属于社会的权力，造成了社会自我管理能力的大大萎缩，使得在如何发挥政府功能与社会功能方面形成巨大反差。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对应目标，应该是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公共管理的社会化与政治发展的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取向，人们对此已有了共识。而行政体制改革基本上还停留在政府机构的改革上，更多地是从政府自身需求安排的，没有形成政府与社会较好的互动关系。这样，政府职能定位很难跳出自身设定的圈子。不实行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就不会彻底。

社会的共同事务应由社会自身来做。由政府独家包揽一切对社会事务实施管理，并在缺乏健全的监督机制，由此所带来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否认政府管理的重要性及在公共管理的核心地位是错误的，用政府管理代替公共管理也是行不通的。

四、公共管理研究中几个技术性问题

既然公共行政研究的实质是政府管理，它与我们所讨论的公共管理是有区别的。而我国研究生专业目录中，把一级学科定为公共管理，二级学科中包括了行政管理，MPA项目又把人们以往经常译为“行政管理”的一词改为“公共管理”，那末为了防止混乱，又能与国际接轨，我们有如下建议：

1.把研究生专业目录中的二级学科“行政管理”改为“政府管理”，英文是否可译为"AdministrationofGovernment"或"GovernmentalAdministration"？

2.把研究生专业目录中的一级学科“公共管理”译为"PublicAdministration"，与MPA的译法相同。

3.在中文译为英文的过程中，凡涉及到“行政管理”一词时，是否可译为"AdministrationofGovernment"或"GovernmentalAdministration"？而涉及到“公共管理”一词时，均译为"PublicAdministration"。

第7篇：行政学的概念范文

1.1理念:

《辞海》（1989年版）对“理念”一词的解释有两条，一是“看法、思想；思维活动的结果”。二是“观念（希腊文idea），通常指思想。有时亦指表象或客观事物在人脑里留下的概括的形象。”（《辞海》第1367页）。无论是哪一种解释，实际上都体现出了理念一词是人脑中形成的一种、或多种精髓。这种、或这些精髓已经达到了理性的高度，这就是理念。

1.2行政理念:

自威尔逊提出政治-行政二分法，再由古德诺详细的阐述了政治-行政二分法，行政被人类正式提出，并加以研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各家学者对行政学的研究已经逐渐完善。与此同时，相应的行政理念也展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状态。但归根到底，行政理念是一种行为的导向，更是一种价值观念。在本文中，笔者通过对文献的研究，总结出几种应该贯穿于医科类院校公共行政学教学中的行政理念，分别为以人为本的行政理念、清廉自律的行政理念、效率和服务的行政理念。

1.3大学教育理念:

教育理念古已有之，现今对教育理念的研究也很多。而大学教育理念中，笔者十分认可“立志于超越”的教育理念。学生在大学期间不仅要学习知识、启迪智慧，更应该将德贯穿于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而医科类院校的学生，他们应该更多的能够通过大学期间的学习，领会生命的价值，超越唯德或唯知，达到道德和智慧相结合。这些人才最终能够独立的、正确的判断事物的对错、发现问题，更应该拥有团队合作意识、奉献的精神，和与人分享的能力。综上，《公共行政学》的教学是辅助将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学生培养成为掌握现代卫生事业管理理论、技术、方法，具备应用这些理论、技术、方法的能力，能在公共卫生事业管理部门从事管理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的一门重要的课程。这门课程在教育教学中培养出来的人才虽然不能悬壶济世、救死扶伤，但是应该拥有一颗医者仁心，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2教学过程中缺失理念的弊端

任何一门课程在大学教学的过程中都应该将教育理念贯穿。《公共行政学》作为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学生来说，是专业课和必修课。因此，这门课程不仅要融入大学的教育理念，更应该将行政理念灌输到学生的意识中，最终达到专业知识，以及职业德性相结合的境界。然而，如若教学过程中没有任何理念，仅仅是单纯的填鸭式的教学，将存在诸多弊端。

2.1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缺失:

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教学只是单纯的传授知识的教学，既我们所谓的填鸭式的教学，更谈不上“立志于超越”的教育理念的教学。这样的教学仅仅是讲授知识，上课时老师在见台上讲，可是学生并没有真正参与其中，并领会精髓和灵魂。学生学习起来也只是为了应付考试，也很难从《公共行政学》的学习中将行政理念内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教学只是为了传授知识，没有提升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有悖于高等医学教育的本质。

2.2学生团队合作意识缺乏:

随着我国教学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和课程改革的全面启动，医科类院校出现了一些各有特色的教学模式，在《公共行政学》的课堂教育中，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合作性学习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然而目前医科类院校学生普遍存在的集体荣誉感不足、缺乏信任、责任意识不足、缺乏积极主动的态度等问题造成了团队合作意识缺乏，当然，造成这样结果的原因也和我们日常教学中未能让学生清楚的认识到共同的目标、未将行政理念贯穿到日常教学中密不可分，学生的潜意识认知和学校教育未给予学生充分的指导共同造成了学生团队合作意识缺乏。

2.3学生奉献精神、服务意识缺失

在当代社会大环境和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影响下，大学学生的奉献精神和服务意识逐渐淡薄，将个人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上，索取多、奉献少的状况将严重影响医科类院校毕业生在今后岗位上为患者服务、奉献基层、奉献群众的医学生基本素质。大部分教师在日常教育理念中只是单方面的注重学科知识的传递，在重塑学生奉献精神和服务意识方面重视度不足，也弱化了《公共行政学》行政理念与教学理念结合达到育人目的的要求。

2.4学生与人分享的能力不强:

目前，教育的主体以90后为主，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90后学生基本是独生子女，大部分学生在进入大学前的保姆式家庭教育和学习成绩至上的学校教育理念以及独生子女的特质造成了他们不善于、不乐于与人沟通和分享，关键在于不乐于分享，这就需要大学教育中强化他们沟通和分享的能力，将《公共行政学》中行政组织、行政方法等理念贯穿在教学中，从而淬炼医学生与人分享的意识，提升今后与患者沟通的能力。

2.5对“以人为本”理念重视不足:

以人为本、行政效率、服务等理念在行政理念中是同源的，“人本”思想即是《公共行政学》教学过程中的源头，也是我国教育指导思想和教学改革的核心思想，然而，在不少大学的教学中对学生的主体地位并未突出，学生对“以人为本”的理解也存在片面性，多数学生只注重个人目标的实现，忽视了将个人的全面发展与集体的、社会的目标实现相结合、相协调，作为医学生，不能把个人的本位利益与社会、群众的利益相协调将严重影响今后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服务人、奉献人的基本道德要求。

3结合

3.1对大学教育的要求

大学教育应立志于超越，培养富有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的社会公民，为完善和提升这一理念，保持教学中卓越，大学教师要不断适应国家不同时期提出的不同要求，有意识、促创新的完成教育任务，在新教改的要求下，医学院校《公共行政学》更应将行政理念与当下教育理念结合起来，通过改变传播知识的手段和方法更加适应学生需要的教育方式，以人为本，提升学生生命价值教育尺度，培养乐于奉献、不辞艰辛、执着追求的医学生。

3.2教师重视自身教学能力、学术能力与社会需求的相结合:

一所大学的教师水平直接决定了这所大学的教学质量，大学的教学质量决定着大学总体水平高低，大学教师所在学校的总体水平又决定着自身发展的高度，因此，教师在日常工作应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和学术能力，并要不断根据社会需求来调节自身所需汲取的能力。在医科类院校中，《公共行政学》不仅承担着完成本身课程任务的要求，更应将培养勇于担当、热爱医学事业、乐于奉献的学生作为自己的本位任务，这就要求教师应通过教学评估、教学改革项目研究、对自身教学能力和水平的提高、现代教育技术应用、学生的课程学习评估、教学基本状态信息数据的采集与分析、教学观摩等手段来提升自身总体能力，将教学研究作为自己的内在动力，提高实现卓越教学的荣誉感。根据课程需求、时代特征、学生特性，有针对性的制定个性化的教学设计或教学培训计划，将学生本位思想运用到教学中去，从而以自己的教学方式改变着学生的学习方式，用自己的教学经历影响学生的学习经历。

3.3教师应将服务和奉献贯穿于自己的教学理念中：

第8篇：行政学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区域；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

著名行政学者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说：“研究公共行政必须研究它的生态问题。按照韦伯斯特词典的解释，‘生态学是各种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J?W?别斯指出‘生态学这个词源于希腊语oikos，意为房子或家，经济和经济学也有相同的词根，经济学和生态学有许多共同点，但生态学的含义更广泛。它涉及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全部相互关系。”[1]美国著名学者利格斯（FredW?Riggs）1961年就提出了“融合型、棱柱型、衍射型”行政模式，开创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新途径。我国现阶段的行政环境是制约和影响行政管理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是行政管理的改造对象，并为行政管理的实施提供条件。故此，我们应努力使行政管理和行政环境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生态环境的变迁，传统行政学历经了向现代公共管理学范式的重大转变。迈入21世纪，区域行政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行政生态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域公共管理这种崭新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这种转变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中国公共管理面对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区域公共管理的挑战，处理好和解决好了系列区域公共性问题，和谐社会的发展愿景就不再遥远。”[2]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陈瑞莲认为，在我国有关区域公共管理（行政）研究的著述尚较为零散，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学者社群尚未成形。但是，在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无疑，加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有学者说，“研究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首先弄懂它所使用的基本术语。对于了解一种新的学术理论，弄清楚它所使用的新名词的正确含义，就尤为重要了”。[3]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其中“区域”和“公共管理”是其两个核心概念。

一、“区域”概念众说纷纭及其公共管理视角的界分

区域（region）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且相对性极强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分析和理解各种不同的区域。研究视角和内容不同，对于区域的界定就有所不同。在社会科学丛林中，最早研究区域的学科是地理学，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牛津地理学词典》中，“区域是指地球表面的任何一个单元，它以自然或人文特征而有别于周围的地区”。[4]经济学将区域视为由人的经济活动造成的、具有特定地域特征的经济社会综合体。埃德加?M.胡佛说，“所有的定义都把区域概括为一个整体的地理范畴，因而可以从整体上对其进行分析”，“把区域作为一个集合体，……这一集合体对于管理、计划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必须的。最实用的区域划分应当符合行政区划的疆界。”[5]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对区域的解读，往往侧重从一种更为宏观视角来讨论区域的内涵和外延。米特尔曼提出三个不同层面“新区域主义”分类法：宏观区域主义、次区域主义和微观区域主义。在“区域”的多种释义中，可以看出：区域有多种分类，系统性或整体性是区域的共同特征；区域的概念是相对的，可以依据不同视角有多种划分；区域是变化的，应以动态的眼光来观察它。实际上区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很难给出一个公认的定义。本文是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来进行研究，基于此视角，区域应如何界定？有学者认为：区域是“一个基于行政区划又超越于国家和行政区划的综合性概念”。[6]另外，从四个纬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要研究的“区域”做类型学上的分析：公共管理意义上的经济区域、行政区域、自然地理区域和公共管理中的“问题区域”和“边缘区域”。[7]笔者以为，不论对“区域”进行怎样的界分，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看，区域实际上是按照公共物品为标准划分的有限空间范围，是拥有相同一领域或多领域公共物品的域场。在这里区域不是一个地理范畴而是一个以公共物品（或者公共事务、公共问题、公共利益）为标准形成的同质性域场，并不绝对与行政区划相一致。

二、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变

要讨论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的转变，首先要了解区域行政的发展背景、内涵等基础知识。区域行政问题与行政区划密切关联。学者刘君德在他主持的《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等论著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行政区经济”概念，并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我国的行政学界，宋月红在国内首次使用“区域行政”的概念，作者从行政区划、行政区域与区域行政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但这是一种狭义的或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范畴。[8]陈瑞莲、张紧根在《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一文中，正式提出广义的“区域行政”概念。[9]随着实践的推动和理论的发展，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在学界，最早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的刘锋和中山大学的陈瑞莲，二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论述。刘锋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10]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和区域公共管理的典型代表，她在此领域的论述，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9篇：行政学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非理性研究；理性研究；工具理性；公共行政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5－0078－05

在人类历史上，真正地颂扬理性和崇拜理性是从启蒙运动开始的。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家们高举“理性”的旗帜，把“理性”作为裁决一切的唯一权威。牛顿力学是理性科学研究的最高成果，是科学研究的典范。理性思维方法成为主宰学术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一切被冠以“科学”名称的学科都必须以理性的原则建立起来。理性观念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畅行于工业社会之中，于十九世纪后期第二次工业革命时达到了高峰。工具理性是工业革命赖以成长的精神基础和原动力，它以追求程序化、标准化、高效率、等级制、制度至上、“成本一收益”核算等为目标，其首先集中体现在工业流水线中。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公共行政接受了这一系列目标追求，其手段就是引进工业化管理技术。当年威尔逊创立这一学科的目的在于提升政府官僚的效率，这种意图在《行政学之研究》中一目了然：“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这种理性的研究方法把公共行政定位于一种实现目标的工具，注重对公共行政的科学性、规范性、非人性化的实证主义研究，而使公共行政缺乏人性化。与理性的研究方法相对应，非理性研究是将人的情感(道德情感、社会情感、个人情感)、信仰、意志、需求(个人需求与社会、组织需求)、欲望、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引入行政组织、公共政策、管理机制的构建等公共行政管理中进行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注重研究人的能动性，注重调动人的积极性，注重发挥人的自主性，注重启发人的创造性等。从哲学的角度看，人类实质上是以理性为主导的兼有非理性特性的统一体。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体力和脑力、物质和精神、智慧与品德、身体与心理的和谐统一，其中人的非理性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内容。正因为如此，公共行政研究对象，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研究人类的理性的东西，也应当研究人类的非理性。笔者认为，非理性研究，开辟了公共行政新视野，丰富了公共行政研究方法，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与重要的价值，应该引起重视。为此，本文拟在对公共行政研究方法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对公共行政的非理性研究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更多的同仁来关心这个问题。

一、公共行政研究方法的回顾与反思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行政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多元理论共存、多元典范共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局面。从公共行政的研究方法来看，大致经历了两大阶段，即传统公共行政与新公共管理阶段。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组织理论是建立在人类行为是理性的这一假设基础上的。在这一传统下，许多组织研究都是预先假设在大规模和复杂的组织中，决策和行为可以被理性的规范和有意识的过程所指导。正如戴蒙德指出的，在大多数占主导地位的组织理论中，所假设的人类特征是内在生活的一维空间。这种定位为后来的公共行政学者们所继承，古德诺、怀特、古利克、西蒙等都秉承这一思想。尽管马克斯・韦伯看到了计算的和理性的“手段－目的”方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并据此建议提出事实和价值的区别，然而，其官僚组织理论还是建构在结构理论的信念之上。西蒙也同马克斯・韦伯一样将价值与事实进行了区分，他的贡献在于发现了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但他还是继续强调理在决策中的作用。尤其是古利克，他的言论集中反映了那一时期公共行政学者的心声：行政学科中基本的“善”就是效率，行政科学的基本目的就是以最小的人力和材料的消耗来完成手头的工作。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从马克斯・韦伯到西蒙，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工具理性主义研究方法。这种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从实证主义的立场出发，以理性的思维方式为手段，以理性与科学的发展为主导，注重研究行政内部的结构及规范性的制度，把行政看作是通过建立规范性制度对社会进行管理的工具，并通过这种工具获得高效率。

公共行政的发展在20世纪30－40年代引入了行为科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完成了由重事向重人的转化。在20世纪50-60年代引入了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即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运筹学、生态论的研究方法，对公共行政管理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整合，在注重研究行政环境的基础上，由重人转向了人与事并重。在这个阶段，虽然行政研究的范围、内容发生了变化。但是，公共行政研究的方法、行政追求的目标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仍是以政治学研究方法与管理学研究方法为其特征。20世纪60-70年代，在公共行政学界开始了对传统公共行政的批判，使公共行政的发展逐步走向多元化。公共行政重新考虑与政治和与社会的关系，公共行政的目标由追求效率加入了对行政责任的追求。但是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此时的公共行政的研究方法仍然是以工具理性的线性思维方式为主导，对公共行政的研究仍然是实证主义的功能性研究，对公共行政研究的层面仍局限在操作层面，仍然把公共行政看作是一个达到目标的工具，忽视对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的研究，忽视对公共行政的伦理追求的研究，使公共行政达到高度的“理性化”。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西方公共行政出现了新的困境，如财政赤字迅速攀升、社会福利政策难以为继、政府公信力迅速下降等，在此背景下，市场取向的新公共管理诞生了。新公共管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及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工商管理学研究方法的引入对传统的公共行政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改变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理论基础和实践模式。然而，新公共管理与传统的公共行政相比，虽然理论基础、公共行政管理的方法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从方法论的高度考察，新公共管理的“理性经济人”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绩效评估、项目预算、战略管理、顾客至上、绩效 工资制等精确性的经验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仍然是以理性与科学为基础，以传统理性(工具理性)思维方式为主导，其目的是将公共行政管理“科学化”，其研究层面仍然是实证主义的。

从上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公共行政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就其方法论而言，理性主义的理性思维与经验的实用分析方法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与长处，事实上没有这种研究方法，公共行政也发展不到现今的程度。然而，站在现今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高度来反思这种研究方法，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个突出缺陷就是：工具理性的研究方法，使得对公共行政的研究只注重正向性、单一性(线性)、内向性的单一维度的研究，缺少多维度的研究方法，缺少人性化及非理性因素的研究视角，从而忽视了人的生存的多维性、人的精神需要、人的内在的体验以及人的情感等。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对一切重大和复杂社会进程与现象的把握，绝非仅仅依靠工具理性与实证研究就能够充分实现的。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忘记了价值关怀的公共行政学必然在其发展进程中遭遇危机，这种所谓危机的最大特征就是无法解答和解决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正因为如此，公共行政研究就不应仅仅局限于研究人类的理性的东西，也必须研究人类的非理性。值得欣喜的是，在公共行政领域，已有一些理论家，用非理性的方法来研究公共行政领域的一些问题。最初在传统行政的行为科学时期，主要是指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其代表人物有乔治・埃尔顿・梅奥、道格拉斯・默里・麦格雷戈、切斯特・巴纳德、亚伯拉罕・马斯洛等。从总体上来说，这个时期公共行政研究的特点是用动物学和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行政行为的心理和行为的特点。这种研究方法拓宽了公共行政学的深层次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对行政人员的心理与行为的研究更值得称道。进入20世纪80年代，对公共行政的心理与行为的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代表人物是戴蒙德和麦克斯怀特，他们是利用精神分析的非理性方法来分析组织行为的最成功的公共行政学家，他们认为精神分析理论可以在很多方面对公共行政学有所帮助。

目前国内学界将非理性研究应用于公共行政尚处于早期阶段，并在研究运用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困惑，如公共行政的非理性研究怎样避免陷入非理性主义?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既然哲学过去没有正面系统地研究过非理性的东西，那么我们在公共行政的非理性研究过程中如何以为指导?等等。笔者认为，任何一种研究方法走向成熟化都需要一个过程，研究中存在的困难，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也将会迎刃而解。尤其在当前世界各国日益重视人本管理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背景下，以非理性研究的方法来研究公共行政领域内的问题，不仅适应了时展的需要，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而且必将对公共行政的研究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公共行政非理性研究的重要价值

研究方法的成熟度是衡量一门学科成熟度的主要标志之一。尽管工具理性的实证主义在公共行政学领域曾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但非实证主义的研究取向也在不断地彰显其研究的魅力。事实上，了解“行政现实”的方法是多样的，科学和理性只是一种途径，非理性的研究途径也是理解公共行政领域行为的重要方法。以非理性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公共行政问题，将非理性的研究方法引入行政领域，能够促进当代公共行政研究在研究主体、研究客体、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等方面发生一系列转变，对促进公共行政的研究与发展具有如下重要的价值。

1.提升公共行政学者的研究品质与研究质量。公共行政学者是公共行政研究的实际承担者和新理论的直接创造者，对公共行政的研究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在这一影响中，非理性的作用是绝对不容忽视的。首先，公共行政学者必须具备坚定的学术信念、持久的兴趣和强烈的激情。在大多数学者看来，信念和激情等都是非理性的，但正是这些非理陛因素，对公共行政学者进行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与自然科学的显性成果相比，公共行政学的成果是隐性的，其价值评估和意义显现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公共行政学者也因此很难及时得到应有的评价。而且，公共行政学的强意识形态性还很可能给研究主体带来一些不应有的麻烦。在这种情况下，公共行政学者必须具备为所从事的研究而献身的坚定学术信念，否则，是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公共行政研究的。还有，人类精神和社会历史活动的连续性，决定了公共行政研究无法绕开其内部各学科的发展史。因此，公共行政学除了要对当前的人类行政活动状况进行研究外，还有一个重回学术史，对以往成果进行发掘和再研究这样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在这一任务中，公共行政学者必须以极为严肃的态度埋头于考据、辨析、梳理等活动之中，皓首穷经，其艰辛可想而知。若没有持久的兴趣和强烈的研究激情，研究活动迟早都会夭折。

其次，公共行政学者还要有丰富的个人情感、灵感及较强的体悟和直觉能力。情感、灵感、体悟和直觉等虽然是非理性的，但是，“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情感不仅是公共行政学者进行科学研究的内驱力，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客体也决定了公共行政学者必须具备丰富的情感。因为，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客体就是由无数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及其活动所构成的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世界。要研究和把握客体，主体除了要有强大的理性推理和思考能力，还必须具备丰富的情感。只有具备丰富的情感，公共行政学者才能较好地与客体进行情感的交流和沟通，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客体，从而得出更为合理的判断或结论。其实，非理性对公共行政研究的主体所具有的影响远不止这些，如、欲望、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都对公共行政学者的研究活动具有非凡的影响和意义。

2.拓展公共行政研究的新领域。长期以来，公共行政研究主要集中在正式的政府组织机构，把公共行政定位于一种实现目标的工具，注重对公共行政的科学性、规范性、非人性化的实证主义研究，并关注公共行政的产出或结果。达尔在《公共行政学的三个问题》一文中指出了公共行政学传统所遇到的如下三大难题：一是公共行政学与规范价值的关系问题，二是公共行政学与人类行为的关系问题(把心理学上的个人包括进去)，三是公共行政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问题。达尔对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批判，可以说击中要害，指出了它的三个最主要的缺陷，成了批判传统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先导。而非理性的研究方法将注重研究人的能动性，注重调动人的积极性，注重发挥人的自主性，注重启发人的创造性，从而改变传统公共行政只注重对物的管理而轻视对人的管理的弱点，进而打破目前理论界主要从理性视角进行单一的研究的局限，改变现状，使公共行政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更加坚实，更加客观。

3.促进公共行政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研究方法 的变革与创新往往是推动科学研究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公共行政研究客体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在必要的时候也必须采取一些非理性的方法，而这些方法的独特作用往往是理性的方法无法企及的。比如说，在涉及人的信仰、情感、欲念等非理性因素时，理性的方法基本上都属于“堵”和“塞”的模式，结果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相反，非理性的方法大多属于一种疏导的模式，以使这些非理性的情绪或冲动等能够得到及时的宣泄，从而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从当前情况看，我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方法仍然比较单一和偏狭。中国的行政学者习惯于静态分析，忽视动态分析；重视非生态分析的方法，忽视生态分析的方法；重视理性分析的方法，忽视非理性方面的分析。在“非理性”研究模式下，由于“非理性”比较广泛，可能要涉及与哲学、心理学、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广泛联系。要真正探索行政规律，就必须通过行政现实问题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去认识行政管理的实践，必然要涉及众多学科知识的融入和众多研究方法的运用。从这个角度讲，“非理性”研究有利于推动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4.适应公共行政研究客体的基本特征。如果说自然科学的研究客体是整个物质世界，那么公共行政学面对的则是一个充满价值和意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渗透着大量的非理性成分，我们的研究者不应该对其回避，而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首先，在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客体中，人无论如何都是第一位的。在社会历史领域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理性和非理性都是人性中的一个方面，没有非理性的人与没有理性的人一样是不可想象的。毕竟，理性也不是万能的，人类需要非理性的认知、表达和宣泄等。因此，作为公共行政研究客体核心的人，一定是具有较强的非理性。其次，作为公共行政研究客体的各种活动和现象，归根结底都是人的活动或由其衍生的活动，而人在活动中不可能每一步都进行严格的思考和逻辑推理，因为直觉、兴趣、欲念、情感和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往往能够直接引导人的活动。实际上，我们也不应该在行动的每一步都进行严格的思考和逻辑推理，因为社会生活本来就包含着很强的不确定因素，是规律性与无规律性、可预测性与不可预测性的有机统一。英国著名经济学家G・M・霍奇逊甚至认为：“由于行为不必与推论过程紧密相连，非理性的程度可望扩大。”我们只有认清公共行政研究客体的特征，才能采取合适的研究方法，并取得预期的效果。认识到公共行政研究客体的非理性特征，把非理性作为一个切人点和视角，对我们进行公共行政研究将会产生积极的意义。

三、提升公共行政非理性研究的质量

非理性研究是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非理性从总体来说是属于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的范畴，因此，学界在把非理性研究方法引入公共行政研究领域时，很难给出科学的概念界定和完整的研究方法，可能致使非理性的研究如水上浮萍没有根系，使研究难以为继。当然，学界不应放弃这一可贵的探索，而应在继续推进非理性研究的同时，着力提升公共行政非理性研究的质量。笔者认为，提升公共行政非理性研究的质量，首先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从物质决定精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与发展动力等基本原则与方法出发进行非理性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之上，需要我们对公共行政与非理性研究方法的结合作进一步的深入探索。

1.要处理好公共行政工具理性研究与非理性研究之间的关系。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研究侧重于达到对公共行政的真理性认识。客观地说，工具理性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其固有的缺陷和内在矛盾，但是，它在西方公共行政研究方法中曾一直居于主导性地位，充分说明了这种研究方法的生命力及其重要价值。实际上，工具理性的研究方法，在推动公共行政的学科发展以及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从而为人类提供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高质量的生活条件，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等方面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理性始终代表着人类精神的发展方向，人类理性智慧的每一次飞跃都会带来人类的发展与进步。而非理性的研究方法将人的情感(道德情感、社会情感、个人情感)、信仰、意志、需求(个人需求与社会、组织需求)、欲望、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引入公共行政管理，开辟了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与新的思维方式，这种研究方法侧重于对公共行政善与美的追求。但是，目前学界一方面对非理性研究持有一种模糊的认识，而且如果过分地强化组织行为的心理方面，必将使公共行政学研究陷入神秘的不可知境地；另一方面是非理性研究中方法论的缺乏，尤其是缺乏方法论对其研究工作的指导。因此，公共行政的非理性研究一定要建立在公共行政的理性研究的基础之上，将两种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2.要加强公共行政非理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对中国期刊网篇名含有“非理性”的一千多篇文章进行检索发现，大部分文章探讨的问题很少涉及公共行政领域，只有一部分强调对公共行政的某一个或某一方面的非理性问题进行研究，比如在政府决策、政府管理经济、政府的腐败问题上等，并提出一些具体的相应对策，简单重复的工作较多。对公共行政的非理性进行学理上的系统研究和探讨的文献目前还没有发现。笔者认为，只有从学理上对这个问题加以阐述，进行必要的、系统的、深层次的研究，才能真正全面促进公共行政的研究与发展。如非理性在公共行政发展中的定位、公共行政中非理性形成的规约因素、公共行政中非理性发展的动力与规律、公共行政中非理性的运行机制等深层次问题，亟待学术界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

3.要加强公共行政非理性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结合。目前学界对非理性的研究总体上重规范研究，重一般理论研究，轻实证研究，泛泛议论较多，却很难看到切实的可操作方法。非理性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实践中激发和创造出来的，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离开了一定的社会实践，则无法理解非理性。这就要求公共行政学界不要仅仅局限于在理论层面上进行分析，而要深入到实践生活中，对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实践领域涌现出来的非理性问题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揭示其本质，上升为理论。此外，还要注重实践操作层面的研究。如何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特点，利用非理性研究的深化来引导和影响我国行政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探讨培养人的非理性因素，强化非理性的积极作用，弱化和克服其消极作用，以协调人们的社会生活，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是当前理论界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

4，要加强多学科研究的协作攻关力度。在公共行政的非理性因素研究当中，学界目前还没有形成多学科的自觉协作，目标分散，力量发散，泛泛议论过多，没有达到对非理性因素某些课题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多学科协作攻关。因而，在研究中，一旦遇到较大的困难，就难以深入地研究下去，一些课题不得不中止或转向，致使非理性因素研究陷入窘境。从学科上看，非理性研究涉及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科学方法论、文艺理论等学科，只有在坚持指导下，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去探索非理性因素的不同侧面，才能不仅大大丰富研究内容，开阔思路，而且有助于全面地、系统地把握非理性因素的本质和规律，并使理论研究的成果更快地付诸实际运用。

5.要进一步拓展非理性研究的国际视野。非理性是不同历史时期，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具有的客观存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都比较注意研究公共行政的非理性，并积累了一些很好的经验。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学术界应该放眼世界，加强对国外有关非理性研究成果的译介、分析与整理，研究其他各国归纳、弘扬和培育非理性的做法和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方面的论著是比较缺乏的。

参考文献：

[1]Woodrow Wilson，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J]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887，(2).

[2]何颖，公共行政研究方法及其走向评析[J].中国行政管理，20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