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的定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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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际政治的定义范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患者均为女性，年龄33~57岁，平均44．6岁，病程15 d~21年，其中1例直肠癌术后2个月，1例中孕引产后45 d，余21例均无诱因出现不同程度尿急症状，表现为尿频、下坠、尿意、排尿不尽感及会不适。患者均排除妇产科疾病，经多次尿培养及尿常规检查，膀胱镜检查证实为阴性改变，膀胱活检11例显示黏膜下呈慢性炎症改变。

1．2 方法 患者排空膀胱后，异博定80 mg加生理盐水80 ml，配制成无菌溶液（1．0 g/L）行膀胱灌注，保留1 h[1]，每15 min仰、俯、左右侧卧更换[2]。膀胱容量过小者分段注入，1次/d，连灌3 d。

2 结果

23例患者经治疗尿急症状均明显减轻或消失，经随访无明显不良反应发生。

3 护理

3．1 心理护理 大部分患者处于更年期，植物神经功能紊乱，长期反复病痛折磨及治疗效果欠佳，往往情绪急躁、焦虑、紧张、失眠、神经衰弱，护士应关心安慰患者，耐心做好解释工作，讲解病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并给予必要的暗示治疗及抗焦虑药治疗。

3．2 外护理 保持外清洁，特别是尿道口，每晚温开水清洗，更换内裤，热敷膀胱区。

3．3 灌注前护理 尽量少饮水，减少尿液对灌注药物的稀释。药物现用现配，充分混匀，严格无菌操作，备齐用物。

3．4 膀胱灌注药液的观察及护理 戴无菌手套，用100 ml注射器配置药液，女性患者尿道短直，选带有球囊的14号尿管，在严格无菌操作下插管，动作轻柔，避免损伤尿道黏膜，插入尿管后球囊注气10 ml，无菌止血钳夹紧尿管口，注射器与尿管口衔接紧密，以20 ml/min的速度向膀胱内推药，操作过程中观察和询问患者有无不适，如有尿急、尿意感，减慢推速，嘱患者深呼吸。药液注完后，抽出球囊气体，轻柔拔出尿管。

3．5 灌注后护理 灌注完毕，嘱患者卧床休息，1 h后自行排出药液，多饮水以加速尿液生成，增加膀胱容量。

经膀胱内药液治疗最主要的优点是直接向膀胱组织提供高浓度的药物而不影响其他器官，其次有些对膀胱有效但不宜全身用药的制剂可发挥作用[3]。膀胱灌注法使异博定直接作用于靶器官，发挥最大效果，同时避免了不良反应的发生。异博定为钙离子拮抗剂，钙是平滑肌兴奋收缩的偶联因子，阻断钙离子进入细胞内，使兴奋收缩偶联脱节，有效的松弛逼尿肌，降低膀胱压。治疗后患者排尿次数明显减少，排尿量、膀胱容量显著增加。同时配以口服药物，如泌尿灵、舍尼亭等，效果更好。护理过程中要严格无菌操作，选择合适的尿管，缓慢注药，配置溶液量要适宜，膀胱灌注的液体容积对疗效有重要影响，通常应

参考文献

［1］蒋先镇，万光霞，曾青.异搏定膀胱灌注治疗女性尿道综合症.临床泌尿外科杂志，2005，20（1）：23.

第2篇：国际政治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 国外贷援款项目;公证审计;差异点

从2007年起审计署对国外贷援款项目公证审计管理模式进行了改革，只授权到省一级审计机关，由省级机关直接组织实施并出具审计报告，直接向审计署负责，不得对下一级审计机关授权。这样，在现有管理体制及人员编制的情况下，省厅外资审计部门的工作量和责任都有了较大的增加。要做到确保公证审计质量并降低审计风险，应结合国外贷援款项目公证审计职能的双重性，审计对象的复杂性，审计业务的规范性、长期性、连续性和时效性的特点，明确与其他政府审计项目之间的主要区别，依照审计工作流程，在审计准备、审计实施和审计报告三个阶段中分别确定相应的差异点，通过对这些差异点的强化控制来加强对审计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从而提高国外贷援款项目公证审计的报告质量。

一、审计准备阶段中差异点的确定与控制

（一）审前调查的差异――区分项目是初次审计还是连续审计来开展

其他政府审计项目一般不会对一个单位每年都实施审计，有些单位多年都安排不到一次，而国外贷援款项目在执行期内每年都要出具公证审计报告，每年都要安排项目单位审计。这种审计业务长期性和连续性的特点就要求针对项目是初次审计还是连续审计有区别地开展审前调查。

对于初次审计项目，应结合贷援款项目的特点进行充分和全面的审前调查了解。调查的内容不仅要全面了解项目的管理体制、组织机构、控制环境、财务管理、会计核算方法等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与运行情况，还要了解报表使用者对报表项目的关注重点和敏感度，以及有特别要求的报表项目和披露事项。资料收集上除取得项目的贷（赠）款协定、评估报告、相关的文件规定、进度报告、资金的到位情况、重大的项目活动等资料外，还要收集与贷援款方的往来信函、备忘录、专家检查或是核查的结论等资料。此外，要尽可能地到项目执行的最底层去走访了解情况。这点对伞型项目尤为重要，因为这些项目的省级项目办往往都是临时组建的协调机构，他们自身对市县尤其是县以下的项目组织实施情况并不清楚，如果只停留在省项目办看看资料、听听汇报，是很难了解项目真实情况的。

对于连续审计的项目，可以利用以前年度的审计结果，适当简化审前调查程序，重点放在年度项目执行情况的变化上，而不必实施全面的调查了解，以提高审计工作效率和节省审计资源。但也不能因为可以简化程序，就出现不做审前调查而编写审计方案的照搬照抄现象，或是审计方案与审前调查底稿记录无关联和不一致的两张皮情况。

（二）重要性确定和运用方法的差异

――可以参照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有关规定

国外贷援款项目公证审计的首要目标是对特定项目的财务报表发表意见，而其他政府审计项目一般不会将对财务报表专门发表意见作为首要目标，这样，审计目标的不同就造成重要性在确定和运用方法上的差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准则》第71条 “需要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的，审计人员可以参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有关规定确定和运用重要性”的规定，在确定重要性和运用时应参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21号――重要性》、《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10号》等相关规定，这样不仅有利于审计风险控制而且有助于确定公证审计报告类型。例如：对于报表层次的重要性水平确定可参照“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10号”第12条规定，采用固定比率、变动比率等方法；对于账户层次的重要性水平确定可参照“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10号”第15条规定采用分配或不分配的方法。

二、审计实施阶段中差异点的确定与控制

在国家审计领域中，国外贷援款项目审计业务规范性的特点是比较突出的，在审计实施阶段与其他政府审计最明显的区别体现在以下两个差异点上。

（一）采用审计程序表和审定表的形式实施审计取证和编制审计工作底稿

《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审计操作指南》是目前审计机关实施国外贷援款项目公证审计的主要参照规范，它针对审计实施的不同阶段，对每个具体审计事项都编制了相对应的审计程序表及相关的审定表（含审计检查表）。由于受人员和时间等因素的限制，加之每个项目的要求和具体情况不尽相同，审计组一般不可能将涉及到的所有审计程序表全部执行，但必须树立“合法合规的审计程序才能保证审计结论的合法真实”的思想，首先要选择性地确定要执行的程序表，结合项目实际简化程序表的内容和步骤，对不适用的部分予以忽略；其次要依据已确定的程序表编制相应的审定表，尤其是对于程序表中重要事项或步骤都要有对应的审定表作为支持，在编制审定表时要完整准确，要将审计结果细化到审定表的每一个栏目；最后依据审计程序表和审定表来编写审计工作底稿并作为主要附件，其他相关审计查证资料统为审计证据，作为审计程序表和审定表的补充一并附在相应的审计工作底稿之后。

但实践中很多审计人员却很少采用或是基本不使用，而是依据经验做法习惯于直接编写底稿，这样不仅内容和形式不规范，而且随意性大，容易遗漏必需的审计步骤和内容，从而增大了审计风险。像财务报表审计程序表和审定表基本上是每个项目都要使用的，不能因为审计程序表或审定表的部分不适用或受现场审计工作量的约束而弃之不用。合理运用审计程序表并编制审定表，不仅能保证审计查证内容的完整性、取证过程的合法合规性，而且能提示现场审计事项之间的相关性，是加强对审计实施阶段质量控制的有效办法。

（二）无问题事项也要进行审计取证和编制审计工作底稿

在其他政府审计项目中如果没有发现问题可不编制审计工作底稿或是在相关的底稿中合并表述，但在国外贷援款项目审计中无论审计有无发现问题，均需依据审计实施方案确定的审计事项或特定项目财务报表的明细栏目，进行审计取证和编制相应的审计工作底稿，做到“一事一稿”，而不管这“事”是否存在问题。这种强制性的规定既是公证审计的内在要求，也是公证审计与其他政府审计在审计工作底稿编制要求上的最大区别。

三、审计报告阶段中差异点的确定与控制

由于国外贷援款项目审计职能的双重性和审计业务的规范性、时效性特点，要求在审计报告阶段强化对以下三个差异点的质量控制。

（一）坚持“内外合一、如实披露”的原则出具审计报告

审计机关对国外贷援款项目从一开始就肩负着“对内监督、对外公证”的双重职能，既要对国内负责又要对国外负责，而这是其他政府审计项目所没有的，他们提出的一般只是对内报告。2000年审计署在《关于进一步规范世、亚行贷款项目审计报告的通知》中就明确了“内外合一、如实披露”的原则，但这种双重性所固有的矛盾及受现行项目实施管理体制、思想观念等因素影响，有时并没有真正做到内外合一、如实披露。因此，在出具审计报告时，就要严格审查各审计工作底稿等相关资料，确保审计报告如实、完整地反映和披露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重大问题，没有重大错报、漏报或瞒报情况。

（二）准确地选择审计报告类型

其他政府审计项目的审计报告一般是长式报告，格式和内容比较灵活，而国外贷援款项目公证审计报告的编写要素、格式、内容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其内容至少由审计师意见、已审定的特定项目财务报表、对执行国家政策及贷款协定的评价意见三个部分组成。报告类型依据审计师意见的分类分为无保留、有保留、否定和拒绝表示意见四种类型。每种类型都有规范的格式，报告中每一段的内容、表述及措辞都有相应的规范。这些规定不仅限制了编写报告的灵活性，而且对选择审计报告类型的准确性提出了较高要求。审计人员必须严格依据审计结果，合理运用重要性原则，准确选择报告类型。选择的主要依据或原则一般为：如果审计发现的问题不影响报表整体的公允表达时选择肯定意见；如果审计发现的问题重要但不影响报表整体的公允表达时选择保留意见；如果报表编制偏离我国会计准则或问题很重要，以至影响财务报表整体的公允表达时选择否定意见；如果审计范围受限并且问题很重要，以至影响财务报表整体的公允表达时选择拒绝发表意见。有些问题可能性质是比较严重但却没有影响到项目特定报表整体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也应该选择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类型，至于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处罚等应以其他的形式进行，而不影响对审计报告类型的选择。

（三）按规定时限提交审计报告

国外贷援款项目审计业务时效性是指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审计任务并将审计报告提交给相应的国外贷援款机构。一般情况下，省级审计机关应在审计署国外贷援款项目授权审计通知书规定的时限前出具审计报告。这种限定一般不会因其他因素的变化而改变。而其他政府审计项目虽然也有时间要求，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通过规定程序予以调整来推迟出具报告的时间。

确定差异点并加以强化控制应在全面执行《审计机关国外贷援款公证审计项目质量控制办法》的基础上进行。这样采用把握整体、明确差异、重点强化、点面结合的做法更利于提高国外贷援款项目公证审计质量。

【参考文献】

第3篇：国际政治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还原主义理论；系统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说，华尔兹理论的过人之处，不在于他提倡了一种新的理论研究或理论思考路线，而在于他努力将政治现实主义系统化，使之成为一种严谨的、演绎性的国际政治体系理论。而戴维・鲍德温则说，正如20世纪50年代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是现实主义的里程碑一样，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是新现实主义的里程碑。斯坦利・霍夫曼又说，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是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之后最具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也是新现实主义最早和最重要的代表作。现在，我们即将从源头揭开华尔兹理论这层神秘的“面纱”。

一、对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

1.传统主义的理论

以往的理论，包括经典现实主义这样的传统理论，多多少少存在着严重的还原注意问题，对国际政治现象提供了并不充分的解释。霍布森与列宁的帝国主义经济理论即如此。

霍布森认为，“帝国主义意味着私人利益――主要是资本家――利用国家机器来保障其海外经济利益”。其他因素也发挥作用，但经济因素是“根源”所在，否则帝国主义事业将走向衰亡。经济动力是“解读现行政策的真正决定性力量”。列宁吸收了大量霍布森的思想，只是在两个重要方面有所区别。霍布森认为，通过政府对财富的重新分配，可以消除实行帝国主义的动力，但列宁认为控制政府的资本家永远也不会采取这一政策。帝国主义政策是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阶段后的必然选择。霍布森说，帝国主义竞争是帝国主义国家国家间绝大部分冲突的诱因，也是他们花费具额资金扩充军备的主要原因。列宁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国家财富的转移，以及海外投资机会模式的不断变化，这种合作性安排不可能持久。资本主义必然导致帝国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帝国主义战争。

现在，我们开始对这一理论进行检验。我们要问该经济理论本身你的完善程度如何？霍布森和列宁二人都认为，由于国内消费不足所形成的推力，以及海外投资的高额利润所形成的拉力，二者合力促进了帝国主义的形成。他们指出，资本为追逐更高的利润而不计手段。但从这一理论我们不能推论出建立帝国是必须的，资本为了追逐更高的利润可能会流向国内，但是否需要或被认为需要进行帝国政府以确保资本的安全则取决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条件。第二点，按这理论的要求，出现一个与实际现象不符的地方――并不是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既是资本主义国家又是生产剩余的国家。例如亚洲的日本和横跨欧亚的俄国当然也属于帝国主义国家。这足以上述理论了。第三点，历史记载资料显示，帝国主义早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便早已出现。霍布森和列宁的理论无法解释这些问题，也没有很严肃地试图去解释。而那些新殖民主义理论就更不值得一提了，他们只不过是对理论的“重新定义”罢了，而非解释。与其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对现象进行解释，不如说只是为了挽救一个理论。

2.流行的系统理论

在国际上，不同国家曾造成过类似的或不同的后果，而类似的国家也曾造成过不同或类似的后果。相同的原因有时会导致不同的效果，相同的效果有时则源于不同的原因。这是我们质疑还原解释方法的有效性，因此揭示国际政治不能依靠分析方法，而必须采用系统方法。

某种力量对行为体具有限制作用，或是介入了行为体与行为结果之间。在国际政治中，系统层次的力量似乎是在发挥着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尝试一与系统论和控制论的用法相一致的方式来构想政治系统。于是系统被定义为一系列互动的单元，从一个层次来说，系统包含一个结构，结构是系统层次上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它才能设想单元组成一个体系，而不同于简单的集合。在另一个层次系统包括互动的单元。系统方法所构想的国际政治系统如图2.1所示。

图 2.1

接下来我们将对三个著名的系统理论家的理论进行检验：

（1）查理德・罗斯克兰斯的国际政治系统理论描述如图1.2所示。他的框架有四个要素组成：①干扰源或说输入；②调解者；③一系列环境制因素；④国际后果（在3的作用下，将1和2转变）。国家是干扰源。在不同历史时期，调解者或是作为一种机制，或是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进程。环境是指对政策具有影响的一系列物质性制约因素。

图 2.2

通过这个系统我们要问，在这个公式里有没有一个限定了国家的行为，影响了国家间互动的结果的系统层次的概念？答案是：没有。罗斯克兰斯并没有创建一个理论，他只是勾勒出一个框架。他将理论称为“系统的经验主义分析”。他的理论是经验的，也是分析性的，但却并非系统研究。他的理论都不是系统的，因为组成部分导致了整体变化，而这些组成部分并没有一个属于系统层次。他所描述的系统对国家的行为和互动都没有影响。所以，罗斯克兰斯的方法是还原主义的，而非系统的方法。

（2）斯坦利・霍夫曼

在霍夫曼看来，国际系统既是一种分析架构，又是一个假设，作为假设，系统是一个论断，即“存在着无需以人为或武断的方式便可以发现的、可以分辨的关系模式和关键变量”。因此，系统也是现实，这一观念主导了霍夫曼的研究。从某种角度说，这就已经限定了他所采用的方法只能是一种归纳的研究方法。曾经呼吁要在国际政治领域进行哥白尼式革命的，力主从系统层次角度分析国际政治的霍夫曼，还是把单元层次的原因与系统层次的原因混杂在一起，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前者还占据着支配地位。所谓的系统，最终被纳入并服务于霍夫曼一直坚信不疑的“由内及外”的分析模式中。这样，“系统”不再解释任何事物，相反，系统有对任何事物的详尽描述来定义。而且每当有理由对这一描述的重要方面加以修改的时候，便被说成又一个新的系统诞生了。而这些系统只能反映出所观察和加以描述的现象的多样性而已，显然不是什么好理论，也算不上科学意义上的理论。

（3）卡普兰

以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而闻名的莫顿・卡普兰，对这样的系统理论有过详细论述而且始终持有这一观点，即它将结构视为一个具有因果影响的、系统层次的概念。他将他的尝试性理论称为一种“行动系统”，主要有六个系统：即均势系统、松散的两极系统、紧密的两极系统、单元否决系统、全球系统以及等级系统。其中，均势系统最引人入目。他还指出了足以描述不同系统状态的五个“变量’即“系统的基本规则，转换规则，行为体分类变量，能力变量，以及信息变量”。但他没有指出这五个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及相互作用，因此，他的系统理论方法并不是理论。不过，“系统的基本规则”似乎是五个变量中最重要的一个。卡普兰将可能的结果变成了系统的假设，将一个因变量变成了自变量。

他将行为系统定义为“一套有别于环境的、相互联系的变量，那些可描述的行为规范刻画了这些变量间的内部相互联系以及各组独立变量由外部变量的组合之间的外部联系。但不幸的是，他理论的表现却与其主张不符。如果我们将基本规则视为恒定不变的，那么根据卡普兰的假设和定义，只要国家遵守这些规则，任何既定的系统都将永久保持均衡状态，即稳定的均衡状态。因为他将行为体的动机和行为等同于其行为的后果或是结局。这里的环境条件这一术语指的是国家所处的环境，而非系统的环境。（我们似乎看到了还原主义的影子了）只要国家遵守了规则，国际系统就将保持不变，而国家所处的环境当然就成了国际系统。显然，卡普兰混淆了国际系统与其所处的环境。第二，他没有对系统的结构进行定义，他认为国家并非国际系统的环境，而是国际系统的次系统。在卡普兰的理论中，始终没有对国家所处的环境――该环境既与构成他的国家相联系又有所区别――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清晰划分。所以，他无法对系统以及此系统影响的程度进行考查。由于卡普兰未能将系统的特性没与系统的环境以及该系统的各组成部分区别开来，导致其把互动意义上的国家间关系也归为系统层次的因素。这严重制约了其理论解释的范围。他多次询问国家行为会对国际系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他无法从相反的角度来提出这一个问题，因为他对于系统结构作为组织性的限制对行为体所具有的制约作用毫无认识。因此，卡普兰的系统理论是具有内在局限性的，与其说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分类法。

3.归因――还原主义理论

在华尔兹看来，不论是以往的理论，还是系统理论，多多少少都存在着严重还原主义问题，所谓还原主义方法，就是为了解释某一集团行为，从而对其组成成员的心理进行研究的方法，在国际政治研究中这种方法表现为通过研究个人、国家官僚及官僚机构来解释国际政治结果。

还原主义理论着眼于单元或者国家层次，通过行为者属性的差异来解释国际政治，华尔兹认为这种理论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外交政策或者国家的理论，不能够解释发生在系统层次的国际政治现象。还原主义理论为解释国际结果所提供的原因，可以导致不同的国际结果，而还原主义所要解释的国际结果，却往往源自各种不同的原因。这就使还原主义陷入困难的境地，当似乎是产生了国际结果的原因发生变化时，国际结果却依然如此，因而，此种解释不牢靠，也不充分。

二、华尔兹系统理论的建立

仅仅通过国家内部特性的观察，是理解不了国际政治的。在华尔兹看来，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政治研究，首先需要处理的是国际政治系统中集体的行为而非个体的行为，一种国际政治的理论，其目的应该在于解释为什么即使个体行为随着时间改变，而在系统中的行为却如此有规律。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抛弃从国家层次入手的幻想。

1.理论构成

华尔兹系统理论的两个关键要素是系统的结构和互动的单元。结构定义的第一个重要原则是系统内各部分的排列原则。国际政治系统中单元的排列原则是分权的、无政府的。无政府状态是国际政治经久未变的特性。只要彼此竞争的单元无法将无政府的国际政治舞台转变为类似国内社会的等级制，国际政治的本质就始终没有变化。第二个重要原则是，结构不能够根据单元的功能来定义，因为国家的功能是相似的，但是可以根据单元能力的大小来定义结构。互动单元的能力变化，会导致系统的变化。

2.第一个关键要素――系统的结构

在国际政治中，行为体的行为随着结构的变化而变化，而不是根据自己属性的变化而变化。结构是系统中一系列约束条件，通过奖赏某些行为或者惩罚其他行为来实现选择。结构是原因，可以确定单元的形态，并最终使单元的运转产生某种性质相同的结果。结构的“刚性”对单元来说有两层功能性的含义：一是通过社会化进程限制和行诉行为者的行为，一个是通过竞争来调节单元之间的秩序。在既定结构长久不变的的条件下，社会化和竞争会促使单元的属性和行为具有相似性。

（1）第一个重要原则――排列原则

结构界定系统内各部分的排列或顺序。结构并非政治机构的集合，而是它们的排列。在系统理论中，结构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概念，它产生于主要单元之间的互动。定义一个结构必须忽略单元是如何联系的（即如何互动），而关注它们在彼此的联系中所处的地位（即如何排列和定位）。互动，发生在单元层次。单元在彼此联系中的地位如何，它们排列和定位的方式如何，这些并非单元的性质。单元的安排属于系统的特性。结构是一种抽象，无法通过列举系统的物质特性来界定。结构必须根据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排列及其排列原则来界定。在定义结构时，第一个问题就是各部分的排列原则。系统的秩序原则提供了某一领域中各组成部分联系方式的首要、也是基本的信息。

国内政治系统各部分之间为从属关系。某部分有权发号施令，而其他部分则必须服从。国内系统是集权制的、等级制的，而国际系统内各部分的关系则是平等的。形式上，各国都是平等的一员。没有任何以国有权发号施令，任何一国也不必加以服从。国际系统是分权的、无政府的。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这一经久不衰的特性导致了千百年来国际政治生活就有显著的相似性。

（2）第二个重要原则――单元能力的大小

单元在相互关系中的位置不完全是由系统的排列原则或是各部分在形式上的区别来规定的。单元的位置随着它们的相对能力的变化而变化。作为国际政治系统单元的国家不会因功能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无政府状态要求系统单元间是一种同等关系。这意味着功能的同一性。那么国际结构只有在单元的能力发生变化时才会改变。

在一个系统中，主要形体的行为以及互动对所有国家命运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次要行为体的影响。国家不是，也从来不是唯一的国际行为体。但是结构是根据系统的主要行为体，而非活跃于其中的所有行为体来加以定义的。我们只从构成系统的无穷多的个体中选取其中某一个或几个主要行为体，然后根据它们来定义系统结构。国家在领土、财富、权利和形式上千差万别。但在面临的任务是相似的，每个国家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重复其他国家的行为，它们的区别在于能力的大小，而非功能。国内政治由各异的、具有特定功能的单元构成，而国际政治则由同类的、重复彼此行为的单元构成。结构的差异并不取决于单元在特性及功能上的差异，而取决于单元能力的差别。在无政府状态下，单元主要依据其实现类似任务的能力大小来加以区分。

（3）第二个关键因素――单元能力的变化

互动的单元的能力变化，会导致系统的变化。系统的结构随着系统单元能力分配的变化而变化，并且结构的变化导致对系统单元行为以及它们互动结果的预期也随之变化。一个拥有3个或3个以上强国的国际政治系统分裂成两大联盟，该系统依然是一个多极系统――在结构上有别于两极系统，在后者没有任何一国可以对为首的两大强国构成挑战。在定义市场结构时，无需知道有关公司特定的属性及其互动的信息，除非公司间的合并时公司数量急剧减少。在市场结构的定义中，不对公司加以识别，也不对它们之间的互动加以描述。将公司属性与互动的性质作为市场结构的一部分就等于是说，某一经济部门是否属于寡头垄断类型取决于公司内部的组织以及他们彼此间如何互动，而不是取决于有多少共存的大公司。市场结构是根据公司数量来界定的，在国际政治中则为国家的数量。在这种计算中，能力是唯一的区别标准。

参考文献

[1] 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第4篇：国际政治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无政府状态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结构变化

无政府状态是主流理论的核心假设，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国家行为的分析都是建立在这一假设基础上而展开的，而这种假设恰恰是作为主流理论的挑战者建构主义所质疑的起点。建构主义的应有之义就是把主流理论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看成是不断变化的，通过对国际体系结构的解构来建构新的国际体系结构观。对主流理论的无政府状态的假设给予最系统最深刻质疑的建构主义学者当属温特。1他为我们展示了无政府状态的多种逻辑和国际体系变化的多彩画面。

一、主流理论的无政府状态假设

对于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人员来说，无政府状态一词无疑是国际政治理论的关键词，被置于国际政治学的中心地位。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通过国内与国际的比较，把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体系结构的组成部分来分析国际政治的本质，认为国际政治的其他现象都是从这一特征中派生出来的。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中，对合作的分析也是从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开始的，他要论证的是即使在一个没有中央权威的自助体系中，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体也可在霸权国并不存在的情况下，通过国际制度的安排，仍能够建立起有效的合作。在阿特和杰维斯主编的《国际政治》这本论文集中，第一部分就从无政府状态的意义、无政府状态的摆脱和无政府状态的缓解三个方面论述了无政府状态的环境，他们认为，“无政府状态代表了国际政治环境的持久概念和现象..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事实，要处理无政府状态的后果，或者改变它，就必须首先理解它。”2肯尼斯·奥耶（KennethOye）在其主编的《无政府状态的合作》中，开门见山地指出：“由于没有中央权威对利益的追求进行限制，国家处于永久的无政府状态中，并且明确地把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政治的中心条件，书中的作者都是以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政治的中心背景条件来展开对合作的探讨”3秦亚青教授对无政府状态在理性主义学派中的意义作了简明归纳：“首先是其本体论意义，即无政府性是国际政治的基本事实。既然是事实，就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也就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特性。只要国家体系存在，无政府性就是这个体系最显著的特征。其次是方法论意义，即无政府性成为国际政治的第一重要假定。既然是假定，就是无需质疑即可以认为属真的东西；既然是第一，就是最重要的假定。因此，几乎所有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都以这个假定开始。如新现实主义从无政府性开始考虑生存的竞争，新自由主义则从无政府性开始讨论为发展的合作。第三是学科意义。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这两个政治学的基本次领域也是以这个基本假定分解的。这样，无政府性就具有对国际政治定义的功能。”4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它被查尔斯·利普森称为国际关系的罗塞塔石碑。5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都是从这里开始他们的理论演绎。没有人否认国际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也是“新新综合”的一个方面。但应该注意的是，国际关系理论对无政府状态并没有统一的定义。米尔纳给我们提供了目前国际关系理论关于无政府状态的两种定义。6第一种定义是指缺少秩序，意味着混乱和无序。即霍布斯所描述的人反对人的自然状态。这样一种定义遭到了国际关系学者的广泛质疑。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布尔则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理解现代国际体系的秩序，认为无政府状态并不意味着没有秩序。在国际社会中，广泛地存在着各种规则和安排，如对使用武力的一定限制；对契约神圣性的尊重和对财产权保护的某些共同安排。“现代国际体系也是一种国际社会，至少在一定意义上说，国际社会一直是国际体系中起作用的因素之一。”7因而我们不能说无政府状态就是霍布斯描绘的自然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一书中，作者们认识到：“国际社会虽然处在一种碎化状态。但是，无政府状态的世界政治并不意味着它完全缺少组织。在一些事务领域，存在对各个行为者之间的关系较为细致的安排，即使其它一些领域仍是松散的。”8在新现实主义理论中，虽然认为国际体系处在无政府状态中，但同样存在着秩序。这种秩序是和均势联系在一起的。均势以两种方式为体系提供秩序。一是通过力量的平衡来防止战争的发生，二是国家之间反复组织起来的均势表明，在国际政治动荡的背后存在着秩序。就像在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无形之手支配市场一样，国家的行为总是受国际体系结构的制约。无政府状态的第二种定义是指缺少政府。这是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但由于国际关系学者对政府的理解不同，因而对无政府状态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华尔兹借用韦伯的观点，把政府定义为拥有合法使用武力的垄断权：“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区别，不在于武力的使用，而在于两者处理暴力的组织方式不同。一个有效力的政府，垄断了对武力的合法使用。”9英国学派的学者则把政府与确保秩序的制度和法律而不是与武力联系起来。马丁·怀特指出：“无政府状态具有将国际政治和一般政治相区别的特性。国际政治研究的前提假设是缺少政府体系，正如国内政治研究的前提是存在这样的体系一样。但大致的事实是，国内政治中追求权力的斗争是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限制和支配下进行的；而在国际政治中，法律和制度是受追求权力的斗争限制和支配的。”10奥耶认为国际体系缺少特定的政府功能，没有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中央权威去强制国家实施承诺或协定。这三种关于政府的观点反映了不同派别的学者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解。尽管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这三种观点存在着质疑和争论，但基本上都同意无政府状态是指国际关系中缺乏明显的政府特征。11

新现实主义的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从国内和国际二分法的类比角度说明了国内政治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的区别，从中推导出无政府状态的逻辑。主要区别表现在三个方面：121、国内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之间是上下级关系，某些部分有权指挥，其它部分要服从。国内体系是集中的和等级制的。国际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之间是同等关系。在形式上，每一个国家与其它所有国家都是平等的。国际政治体系是分散的和无政府状态的。2、在国内，一个政府的武力是在权利和正义的名义下使用的。在国际上，国家则是为了保护自身和自己的利益使用武力。在国内，与权威的各种关系建立起来了。在国际上，产生的只是实力关系。3、国内政治是权威、行政和法律的王国。国际政治是权力、斗争与和解的领域。国际领域显然是政治领域。人们描绘出国家领域各种各样的特征：等级的、纵向的、集中的、异质的、受领导的、由人设计出来的；人们把国际领域描绘为无政府的、横向的、分散的、同质的、不受领导的和相互适应的。这种区别使国际政治体系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华尔兹从国际体系结构角度建立起属于这一领域的理论，即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按照华尔兹自己的说法，他虽然保留了现实政治的主要内容，但对现实主义有两项重要修正：1、现实主义把国家的行为视为对权力的至死方休的追求，理性的政治家就是不断地积累越来越多的权力。而新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一种可能有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在重要关头，国家最终所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2、现实主义把因果关系看成是单向的，即主要从处于相互作用的个人和国家的单位（unit）层次上寻找原因，而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行为的后果是双向产生的，既有单位层次的原因，也有结构层次的原因。而且结构层次的因素是单位层次因素发生作用的背景。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这种特征决定了国家必须时刻关心自己的生存与安全。而由于在国家之上没有一个权威机构来保障自己的安全，所以在一个现实威胁随处可见的世界中，国家不得不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国际体系是一个自助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安全困境，一方聊以的源泉成为另一方为之忧虑的根源。国家不得不在对外政策中推行权力政治，以确保自己的安全。因此华尔兹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推导出来的唯一逻辑就是自助，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权力政治。转二、建构主义对无政府状态的再认识

自从华尔兹以简约的科学研究方式建立起国际政治理论大厦后，在大约10年的时间里，这一理论虽然受到了不同的批评，但其核心假设和基本命题并没有撼动，依然处于霸主地位。13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国际政治理论的新思维的产生，主流理论的根基开始动摇。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对无政府状态的逻辑命题提出了大胆的质疑，要超越无政府的难题。14他认为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只有一种特性：自助，而是存在自助和他助两种特性。体系的性质到底是他助还是自助取决于体系中的行动者的身份。身份不同，体系的特性也不一样。如果体系的成员之间是敌人，那么，行为体的存在和安全就会成为最重要的问题。彼此之间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拯救自己。在这种情形下，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才表现为自助的性质。但是如果体系的成员之间是朋友，行为体就不会担心对方对自己的安全造成威胁，反而会形成一种安全共同体。在这种情形下，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则表现为助他性。因此，在温特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无政府逻辑。15国家的身份并不像华尔兹所假定的那样，在互动之前，在形成国家体系之前就是考虑自我的，是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体。恰恰相反，国家的利己性并不是它的天生特征，而是在一种相互关系中产生的，由相对于他者的特殊身份建构而成的特征。尽管国家易于接受利己的身份，但是国家并非天生具有这种身份。国家的身份是在国家互动的过程中确立的。在互动的实践过程中，行为体通过文化选择的方式建立起主体间性的意义。不同的主体间性的意义造就了不同的体系特性。自助并不是无政府状态的逻辑特性，而是一种制度，只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认同结构中的一种而已。所以，国家体系的特性与无政府状态没有关系，换言之，从无政府状态中并不能推导国际体系的特性就是自助。“无政府状态是一个空的容器，没有内在的意义。使无政府状态产生意义的是居于其中的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结构。”16如果我们接受了国际体系的特性既可以是自助也可是他助，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导致自助的观点，那么，国家和国家的关系就不一定陷入到安全的困境中。这样，国家的行为并不一定就是不断地追求权力政治。也就是说，华尔兹的权力政治是由无政府状态决定的论点是有问题的。权力政治并不是自然赋予的，无法改变的行为。如果国际体系是自助的体系，那么，国家的对外行为就是追求权力政治，以确保自己的生存。如果国际体系是他助的体系，那么，国家的对外行为并不是权力政治的行为，不仅不会陷入安全两难中，反而，还可以建立安全共同体。因此，权力政治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而不是国家行为的构成特征。温特以第一次相遇的假定展示了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假定自我和他者是两个行为体，以前不存在互动的经历，如果第一次相遇，是否像新现实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对方是对自己的威胁，会发起对自己的攻击。温特认为并非如此。我们可能会保持高度警觉，但我们是发动攻击还是保持警觉取决于对对方意图的理解。如果他者发出的信号是威胁性的，自我经过接收，解读和赋予意义后，也被理解为威胁，那么，威胁感就会产生；如果自我采取一种针对他者的威胁行为，那么，行为体通过不断地再现他者和自我的威胁感，就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形式。这样，安全困境就会孕育而生，并不断地加以强化和依赖，权力政治就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如果他者发出的信号是友好的，自我经过认知的加工过程后，也把他者发出的信号理解为友好，那么，他者和自我对情景的定义就是友好的，而不是威胁。因此，第一次相遇并一定造就出一个安全的困境。他者和自我通过发出信号，解释和反馈的过程完成了一次社会行为，并开始创立主体间性意义的过程。主体间性的意义赋予了行动者身份和利益。通过这种实践活动，行动者在无政府状态中，既可成为朋友，亦可成为敌人。因此权力政治是在行动者的实践活动中建构起来的。

这样，温特就通过对华尔兹的无政府状态的解构，破除了新现实主义所谓的无政府状态的逻辑：自助和权力政治。“无政府状态并不像现实主义所描述的那样，它本身根本没有什么逻辑可言；一切都要取决于国家之间共有的观念结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17没有国家的实践活动，就没有国际结构，也就没有无政府状态的逻辑。自助和权力政治虽然在国际体系中不断地表现出来，但它不是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结果，不是其内在的构成特性，而是行动者在互动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因此，从无政府状态中不能推导出自助和权力政治的体系特性。无政府状态不过是一种形式，国家的鲜活互动创造了丰富的内容。从无政府状态演绎出来的并非只有一种逻辑，而是存在多种逻辑。自助和权力政治只是其中的一种。温特为我们刻画了三种理想类型的无政府状态，或者说三种无政府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逻辑。所谓文化就是社会共有知识。社会共有知识是个体之间共同的和相互关联的知识。共有是指社会意义上的共有。共有可以是合作性质的，也可以是冲突性质的。互为敌人和互为朋友同样是文化事实。18文化形式的一个关键方面是角色结构，即共有观念是指这些观念的行为体所具有的主置格局。无政府状态的核心不过是一种主置。主置是由自我和他者的再现建构的，这种再现是对自我和他者作为以某些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特别类型施动者的再现，它又建构了独特文化体系的逻辑和再造条件。角色结构不同，无政府状态的文化也不一样。在温特看来，国际体系中存在三种角色结构：敌人、对手和朋友。敌人角色结构建构了霍布斯文化，对手角色结构建构了洛克文化，朋友角色结构建构了康德文化。无政府体系的结构和趋势取决于三种角色中哪一种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不同的无政府文化有不同的逻辑。

无政府状态的霍布斯文化是敌人角色结构。它的核心内容是敌意。国家的相互角色定位是敌人。19敌人是由对他者的再现建构的，这种再现把他者表现为具有如下特征的行为体：1、不承认自我作为独立的行为体存在的权利；2、不会自愿限制对自我使用暴力的程度。敌人的角色结构使国家的对外政策姿态和行为表现出以下的含义：1、国家往往会采取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方式来对待敌人，即试图摧毁或制服敌人。这并意味着国家的利益在于改变现状。一个国家的利益可能是维持现状，但是敌人的威胁可能迫使国家根据“不是杀人就是被杀”的原则，采取看起来好象是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行为。2、决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不考虑未来前景，向最坏处做准备。3、相对军事实力至关重要，实力是生存的关键因素。因为敌人一旦有着取胜的实力，就会发动进攻。要想和平，就需要准备战争。4、如果真正爆发战争，国家就会以敌人的方式来进行战争，就会无限制的使用暴力。如果战争没有爆发，但是迫在眉睫，国家必须准备先发制人，尤其是当进攻性技术处于领先地位的情况下，这样，可以避免敌人通过第一次打击取得决定性的优势。霍布斯无政府状态的逻辑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行为体的行为原则是不顾一切地保全生命。国际体系是真正的自助体系。在这种体系中，行为体不能求助于其它行为体，甚至不能采取最小的自我克制。生存完全依赖自己的力量。国家间的安全是一种高度竞争的零和游戏。在霍布斯的无政府文化中，产生了四种宏观层次模式或趋势。1、常年不断的无限战争。这不是说国家总是处于战争状态，而是说只要国家之间的相互集体再现是霍布斯式的，战争就会“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2、消灭不适应的行为体。3、国家一旦强大到不至于被消灭的地步，就会制衡相互的权力。4、趋于把所有体系的成员全部拖入战争状态，使中立和不结盟十分困难。霍布斯无政府状态逻辑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刻画了一段国际关系历史发展的特征。

第二种理想类型的文化是洛克文化。20洛克文化的角色结构是竞争，不是敌对。竞争对手像敌人一样是通过对自我和他者涉及暴力行为的再现而建构的。但是，这样的再现却不像敌人角色的再现那样具有威胁意义。竞争对手不像敌人，他们有相互行为的基础，即对的承认，而不是消灭对方。但这种基础并不排除使用暴力解决争端。如果体系的角色结构是竞争对手，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至少有四种意义：1、无论国家之间有什么冲突，但作为一种国家共同享有的制度得到了普遍的遵守和维持。即国家不会试图夺取相互的生命和自由。2、的存在使得安全变得不那么紧迫，绝对收益成为国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家就不担心安全问题，但这种担心已经大为减弱。3、军事实力的作用下降。虽然武力在解决争端中仍发挥重要作用，但这种力量对对手和对敌人的意义是不同的。军事实力不再主宰一切政策。4、如果争端真正导致战争，竞争对手会限制自己的暴力行为，不以消灭对方为目的。战争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这样的限制表现为在正义战争理论和文明标准之中。这一体系界定了国家相互使用暴力的条件和程度。洛克文化的逻辑是生存和允许生存。在温特看来，华尔兹所描述的无政府状态实际上是一种洛克体系，而不是霍布斯体系。因为他对市场的借鉴，对均势的强调，对现代国家低死亡率的认识，对国家寻求安全而不是寻求权力的假定等都是与一种相对自我约束性质的洛克文化联系在一起。

康德文化则由朋友的角色结构决定，核心内容是友谊。21在这种角色结构中，国家期望相互遵守两条基本规则：1、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方式解决争端（非暴力规则）；2、如果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胁，双方将共同作战（互助规则）。友谊的两条规则产生康德文化的逻辑：大家为我，我为大家。多元安全共同体和集体安全就反映了这种逻辑。在多元安全共同体中（一种诸国家组成的体系），国家所持有的相互和平的共有知识使得战争不再被认为是解决争端的合法手段，而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解决争端。虽然不能保证在共同体中不发生冲突，但是一旦发生冲突，成员会以谈判、仲裁或诉诸法律等方式解决，即使战争的代价不大的时候也是如此。武力不是实现目的的合法手段。因此，军事力量在安全共同体中所具有的意义与在竞争状态下不同。对于竞争对手之间的争端，军事力量是决定结果的重要因素，对于朋友之间的冲突，其他种类的权力（如话语、制度、经济）则可以成为更加重要的因素。在集体安全体系中，互助原则是其安全的基础。当一个体系成员的安全由于侵略而受到威胁，其他体系的成员应该帮助这个成员，即使是他们自己的安全没有受到威胁也要这样做。集体安全和结盟不一样，在表面上看来，它们都是以军事力量来维护成员的安全，而实际上，两者具有质的不同。在结盟关系中，国家从事集体行动是因为结盟中的国家自身都感受到了同样的威胁，他们之间的合作是出于利己目的，一旦威胁不复存在，结盟就随之解体。因此，结盟的动力来自外部的威胁之剑。集体安全不是与具体的威胁或具体的时间联系在一起。成员之间的互助是因为他们认同自己属于同一个安全单位，是一个团队，与外在的压力（如威胁）没有多大关系。这样，军事力量对集体安全的成员与对结盟的成员是不一样的。在结盟关系中，成员知道，一旦结盟瓦解，盟友的军事力量反过来就会成为打击自己的力量。在集体安全体系中，一国的军事实力不仅不是对自己的潜在威胁，还是自己的安全财富。在这里个体与集体融为一体，自助也是他助。三、对结构变化的再解读

当建构主义把无政府状态理解为文化，是国家建构的时候，它所理解的结构变化就与新现实主义的结构变化大不相同。在新现实主义的结构中，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因素组成：单元（国家）的排列原则、单元特征和权力分配。排列原则指结构中的因素是处于平等地位还是处于等级地位。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国家具有平等的地位，因而其排列原则是无政府状态；单元特性是指体系中的成员所具有的功能。在国家体系中，国家在功能上是相同的，即维护国内秩序和对外防御，国家的差异只是力量的不同，而不是功能的区别。权力分配是指物质力量在体系内的集中程度，即极的多寡。在这三个因素中，只要其中一个发生变化，体系的结构就发生变化。不过，新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常量，这是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单元的功能是相同的，可以不考虑。因此，只有权力分配这个变量影响了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虽然权力分配是单元层次特征的集合，但它是结构体系的特性，其作用不可能还原为单位层次。至于与物质实力无关的其他国家特征如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敌对还是友好都被排除在结构之外。因此，华尔兹的结构是权力分配，结构的变化是权力分配的变化，从一种权力分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权力分配形式，即极的变化。国际体系往往是由一个在物质上属于霸权国的大国所主导，大国的兴衰决定了国际体系的演变。温特认为，华尔兹的结构理论是一种结构物质主义理论。他定义的国际结构实际上恰恰不是国际结构。国际结构不是物质现象，而是观念现象。国际体系的结构不是物质力量的分配而是知识的分配，是一种文化。因而，建构主义的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是指文化的变化或无政府状态的变化，即行动者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出新的文化，从霍布斯的文化向洛克文化的转变，从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建构主义的结构变化是可能的，但并不意味着其变化是容易的，因为文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具有自加强的作用。一旦一种文化形成，行动者的身份就会被不断的再现，从而使国际体系的结构被再生产出来。“国家越是像现实主义那样思维，利己主义及其在体系层面的连带结果——自助——就越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22

因此，虽然建构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都涉及到结构变化，但其内涵是不同的。新现实主义展示的结构变化是单元物质力量的分配变化，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性质不会发生变化，国际政治的自质也就保持不变。冲突和战争是国际社会的固有现象和组成部分。建构主义呈现的结构变化是观念分配的变化。虽然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在继续，但每一次变化都使国际社会发生质的变化，使其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国家不断地使无政府状态具有新的内容。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性质在实践活动中可以发生改变。物质力量变化的意义取决于国家处在何种文化状态之中。这种对结构变化认识的差异使得建构主义认为的结构变化如封建体系到国家体系的转化，冷战的结束和欧洲联盟的产生等在新现实主义看来都不是体系结构的变化，因为它们要么没有改变权力分配状况，要么没有超越无政府状态。

建构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异，源于对国际体系的本体论的理解。本体论指身份和利益是被看做需要社会因素支承的进程，还是被看做在某种意义上置身于社会时空范畴之外的固定客体。23新现实主义认为，行动者的身份和认同是不变的，与国家互动进程无关，由于新现实主义把行动者的互动层次看成单位层次，而不属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因而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被排除在结构之外，即外生于体系的结构。因此，结构对行动者的作用只是约束它的行为，而不是改变它的身份。结构一旦从行动者中脱离出来，就成为凌驾于行动者之上的力量，行动者不过是结构的木偶。所以，不管力量分配如何变化，行动者的自利性质不会变化。新现实主义的这种结构-行动观类似于涂尔干的功能主义的观点。24华尔兹的结构与行动者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即从结构推导出行动者的行为。建构主义认为行动不断地造就和再造自我和他者的概念，行动者的身份和利益不是外生于体系的过程之外，而是由体系的过程所支承。行动者的互动过程也是体系结构层次的内容（微观结构），而不是属于单元层次。当行动者的身份和利益在互动进程中发生变化的时候，宏观上的结构（文化）就会产生变化，因为，结构变化是附着于身份变化。结构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就不只是结构对行动者的约束，而且还有使动的一面，即行动者和结构是相互建构的。这种结构-行动者观点的社会学来源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第5篇：国际政治的定义范文

网权的建设与发展涉及国外、国内、国际三个层面，决定了政治网络营销也包括三个方面，即国外政治网络营销、国内政治网络营销和国际间政治网络营销。国外政治网络营销一般按政治活动进行分类，包括国外政治竞选中的政治网络营销和国外其他政治活动中的政治网络营销;国内政治网络营销包括国内政治宣传中的政治网络营销和国内舆情应对中的政治网络营销;国际间的政治网络营销则由国家之间政治活动中的政治网络营销来体现。无论国外、国内还是国际，政治网络营销都是政治组织与民众之间关于政治问题的各种活动与过程。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能够真正掌握网权，是否能够在制网权方面占据优势，做好政治网络营销的研究与实践工作是首要任务之一。一方面在于国家与政府是否能够科学认识以及科学开展政治网络营销，另一方面在于民众是否能够在政治网络营销中看清国家与政府的实质以及是否能够合理应对国家与政府的政治网络营销。剖析与明确政治网络营销的定义、范围、前提和特征，有助于正确认识制网权的建设目标与发展方向。

二、政治网络营销的定义

目前，政治网络营销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可以这样认为，政治网络营销是指政党、政团、政府等政治组织与政治候选人借助网络平台，综合应用新媒体技术，实现引导、动员、组织、争取民众和选民，以促进其政治目标达成的新型政治宣传方法与政治动员手段。政治网络营销是在网络技术不断发展、信息应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符合当今民众分别适应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新媒体的不同需求。政治网络营销是政治营销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一种新兴的政治竞争方式和手段。在政治网络营销实施过程中，政治组织与政治候选人基于网络平台，应用新媒体组建运营团队，通过系统、立体、全面的分析与策划，通过高效、专业、精细的实施与运营，吸引民众主动参与，实现双向互动交流，带动传统媒体关注，形成政治舆论热点，以争取更多民众理解、认同与支持。政治网络营销力求形式、内容、方式、方法的创新性与多样性，与一般商品的网络营销相似，只不过宣传的“商品”是政治目标、政治理念、政治文化与政治活动等政治产品。通过政治网络营销，政治组织与政治候选人可以面向民众和选民实现全方位的政治宣传，加强与民众和选民之间的沟通，塑造良好的政治形象，最终达到赢得政治选举、取得政治地位、实现政治目标、获取政治利益的目的。在网络技术不断发展，信息应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政治网络营销以其双向、交互、共享、快速、广泛、经济、便捷等特点，成为政党和政团之间竞争的重要手段，也成为民众参与政治的主要平台。“政治网络营销”与“网络政治营销”二者在研究方向上基本相同，它们都是研究网络在政治营销中的作用与影响。对于“网络政治营销”的定义，目前尚无统一说法。中国学者阚道远在赵可金和孙鸿对于“政治营销”进行定义的基础上，提出“网络政治营销”的定义是:特定政治行动者基于对政治、社会环境的全面评估，借助营销手段和网络平台与众多社会行为体进行信息沟通、理念交流和产品服务交换，以获取民众的认同和合法性支持，取得政治权力或权利的活动、形式、关系和过程。“政治网络营销”与“网络政治营销”虽然都属于政治营销范畴，但是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政治网络营销”以网络为核心，重点研究基于网络平台如何开展各种政治营销活动的相关问题，强调网络如何作用于政治营销，研究方向侧重于政治营销的方式与手段，属于过程性研究;而“网络政治营销”以政治为核心，重点研究网络对于政治营销活动的影响，强调网络环境下政治营销的变化与结果，研究方向侧重于政治营销的效果与意义，属于结论性研究。

三、政治网络营销的范围

研究政治网络营销的范围，主要有以下四个角度:基于政治体制的执政合法性角度与政府施政角度，基于政治过程的政治活动角度以及基于组织类型的政治组织角度。从执政合法性的角度来看，对于专制强权国家的政治组织或者政治人物来说，他们不需要进行政治营销，因为他们会将统治阶层的意志强加于民众;对于民主政治国家的政治组织和政治人物来说，若想赢得政治选举、取得政治地位、获取政治利益，就必须争取民众的支持，才能够争取更多的选票。所以必须进行政治营销，通过各种媒体工具与平台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与民众认受度。从政府施政的角度来看，任何统治阶层都需要通过政治营销来引导舆论、调节民意，以保证施政的顺利进行。对于专制强权国家来说，一般是通过权力控制媒体与舆论，采取强硬的政治营销方式。这样的国家通常会出现高度的一致性，政治环境相对单调枯燥，整体社会表面风平浪静、安静祥和，实际上却是暗流涌动、危机四伏，民众缺乏合适的、正当的诉求提出方式与意见表达通道，积累的社会矛盾越来越深，经常发生比较严重的。对于民主政治国家来说，一般是通过传媒力量影响舆论，借助传媒及舆论监督政府，并且采取自由的政治营销方式。这样的国家通常会出现复杂的多样性，政治环境相对丰富生动，不同类型的民众群体可以充分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与政治意见，政府和社会具备合理的意见表达渠道与合法的意见申诉平台，整体社会呈现大和谐、小纷争的局面，隐藏的社会矛盾可以及时显现并且能够迅速化解。从政治活动的角度来看，政治网络营销的范围包括政治选举活动中的政治网络营销和其他政治活动中的政治网络营销。在代议政制国家或者地区，任何政党都需要通过选举并获胜，才有机会取得执政或者施政的资格。鉴于政治网络营销对于政治选举的重要作用与影响，通常情况下这些国家或者地区的政治组织都会高度重视选举活动中的政治网络营销。一般来说，政治活动分为选举准备阶段和选举阶段。在选举准备阶段，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已经在政治选举中胜利，并取得执政资格，在施政过程中为下一次政治选举做准备;另一种是在政治选举中失败，虽然处于非执政状态，但是需要为争取下一次政治选举能够获胜做准备。所以，政治网络营销不仅仅服务于政治选举，只不过在政治选举过程中更具特色，更要突出政治网络营销的作用与影响。政治网络营销是贯穿于所有政治活动之中的，是一项系统工程和连续性很强的工程，需要在所有政治活动中进行实施并不断加强，才能够在政治选举和其他政治活动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即政治网络营销的服务对象是所有政治活动。因此，任何一个政治组织都需要高度重视政治网络营销的作用，需要在全部政治活动过程中应用政治网络营销，才能取得良好效果。此外，从政治组织的角度来说，政治网络营销的范围不仅局限于政治组织与民众之间，还有政治组织之间与政治组织内部，以及国家(地区)与国家(地区)之间。

四、政治网络营销的前提

政治网络营销的存在与发展需要特定的前提，包括网络普及程度、国家政治体制、社会民主程度、政府执政能力等四个方面。首先，政治网络营销取决于网络的普及程度。网络普及与应用水平是政治网络营销的首要基础和前提。一般来说，互联网普及率较高的国家，政治组织利用网络进行政治营销的可能性越大，民众对于政治网络营销的认可与接受程度越高，民众通过网络参与政治活动也更加积极主动。通常这些国家或政府的政治驾驭能力较强，敢于并且善于利用网络开展政治营销。其次，政治网络营销取决于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同国家或政府的政治体制千差万别，对于政治网络营销与民众参与政治的开放程度、管理方式、态度取向也各不相同。有的国家虽然互联网普及程度高，但是由于执政能力与水平较差，不仅不敢利用网络开展政治营销，甚至限制或者禁止民众通过网络参与政治。第三，政治网络营销取决于社会的民主程度。传播媒体是政治营销的主要载体和平台，互联网新媒体则是当代的主流传播平台与传播媒介，是政治组织与民众之间进行沟通交流与政治互动的传媒平台。第四，政治网络营销取决于政府的执政能力。对于任何政府来说，都要重视政治网络营销的长远规划与设计。不顾及未来发展的政府，就是欠缺“顶层设计”能力的政府。

五、政治网络营销的特征

政治网络营销具有技术性、时代性与普遍性三个主要特征。

(一)技术性

政治网络营销是伴随着网络通讯与信息技术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新型政治营销模式，这是它的技术特征。联合国新闻委员会1998年5月正式把网络媒体称为第四媒体，也是继报刊、广播和电视之后的新媒体。网络媒体萌芽于Web1．0时代，在Web2．0时代取得迅猛发展。在Web1．0时代，政治网络营销的主要方式是政治信息的单向，民众通过网络单向获取政治信息。Web1．0时代的政治网络营销，其影响在于政治组织应用“第四媒体”进行政治宣传，突破了传统媒体界限，扩大了媒体范围，使信息传播更加广泛、便捷和经济。到了Web2．0时代，政治网络营销则充分发挥Web2．0模式下信息共享、双向交互、主动参与的特点，突破了信息单向传播的限制，使信息传递模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民众通过网络实现信息交互双向沟通，由政治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政治信息的主动创造者和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尤其在政治选举中，政治网络营销更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民众基于网络可以经济便捷地实现竞选信息的快速共享与双向交互，使政治网络营销成为政治组织必不可少的政治竞争手段。

(二)时代性

政治网络营销是科学技术进步与民主政治发展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产物，这是它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基于互联网新媒体技术平台，政治组织、政治人物和民众通过网络相互了解与认知，他们的想法与意见通过网络媒体应用平台反映出来，增强了民众的参与性，提高了信息的交互性，突破了传统媒体的单向性，改变了信息反馈的被动性，从而使政治组织与政治人物能够深入细致地了解民众的真正需求与意见，也使民众知道政治组织与政治人物的政治目标是否满足自己的愿望。另一方面，这种不完全受控于政府或政党的网络媒体环境，已经成为政治选举和政治竞争的主战场。政治选举与政治竞争的成败，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如何通过网络媒体平台获得更多民众的信任与支持。当然，特定媒体对于参与选举的特定政治组织的倾向性，必然决定媒体的政治取向与服务方向，但其前提也必须是首先服务好民众，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政党。因此，政府与政党对于互联网新媒体采取更加开放与支持的态度，使互联网越来越成为政治选举的重要舞台。

(三)普遍性

第6篇：国际政治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中学政治；重要性；学习方法

正文：近年来，虽然我国大力强调积极推进素质教育，但长期以来应试教育对人们的影响在大多数人的思想意识当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它影响着人们的言行举止，尤其是在这种“一考定终身”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就越发的重视孩子的考试成绩。而一说到中考、高考，人们往往非常重视对语、数、英这三大主科的学习，而忽略其他所谓的“副科”的学习。

然而，我认为，在中考、高考中，虽然所谓的“副科”并没有语、数、英这三大主科所占的分值比例大，但他们在决定总分中所起的作用其实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副科”中的政治这门学科，对于孩子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分数上，同时还潜移默化的对孩子的思想、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学好中学政治，对处于中学阶段的学生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处于中学阶段的学生，正处于青春期，此阶段学生的特点是叛逆心强，而此时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处于形成期。因此，对处于此阶段的学生给予及时、正确的引导是极为重要的，而此时如果中学政治老师能够在上此门课时注意适时的对孩子进行正确的引导，久而久之，就会对孩子的思想意识产生影响，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学生以后的生活、学习、工作都会具有起到非常大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只要抓住中学生的这个关键期，充分利用好中学政治这门学科对学生进行引导、教育，就一定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二，学好中学政治，有助于培养学生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与爱国意识，有助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崛起。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学生，没有经历过老一代革命先辈的艰苦岁月，他们长期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环境下，很容易蹉跎岁月，虚度人生。这就导致许多学生渐渐地忘却自己所肩负的责任与重担，爱国意识也会慢慢淡薄，长此以往，不利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团结、奋进与崛起。因此，我们应该通过教授中学生政治这门学科，时刻提醒学生要忆苦思甜，珍惜时间，好好利用在校的短暂、美好时光，增强他们的历史责任感与爱国意识，树立远大志向与宏伟目标，艰苦奋斗，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三，学好中学政治，为学生学好其他学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有助于学生学好其他学科。中学生通过学习政治，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增强了他们的历史感、责任感与爱国意识，帮助学生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宏伟目标。因此，学习对于具备这些的学生来说，已经从枯燥乏味变成了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这就增加了他们学习的兴趣，增强了他们学习的动力，有助于学生学好其他各门学科，取得优异成绩。

可见，对于中学生来说，学好中学政治是非常重要的。但如何才能学好中学政治呢？下面我们就来谈一些学好中学政治的一些方法，具体而言，主要有一下几点：

第一，许多人认为，政治这门课是偏向文科的一门学科，只要死记硬背就可以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虽然有些东西确实是需要死记硬背，但有一些知识点还是比较难理解的，是需要我们对之进行透彻的理解的。只有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对知识进行记忆，才能够将知识记得牢、才能够灵活运用。否则，头脑中只有知识，而不会运用，也是徒劳。

第二，虽然政治不像数学那样需要做大量的练习题，但政治也需要适当的做一些练习。只有通过一定的练习，才能够将储存在头脑中的知识准确、完整无误的运用到练习题中，才能够学以致用，解决现实问题。需要死记硬背的是一些重要的定义、原理之类的，但是这在政治考试中只占很少一部分，而很多题需要根据题目来确定所考的知识点，然后在作答。如果答的知识点，与题目所考的不一致，那么即使回答了许多知识点也不会得分，因为所答的与题目不符。因此，死记硬背一些重要的定义、原理外，更重要的是需要理论联系实际。

第三，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学生们需要增强自己在平时关注新闻动态的意识，及时关注国际国内的新闻动态及身边的一些重大事件，以及这些动态和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及评价。只有长时间的及时关注新闻，久而久之，才能够将所学的知识与现实的新闻动态联系起来。

第7篇：国际政治的定义范文

一、对政治人类学的界定

人类学关注政治问题，始于19世纪末期。人类学家基于他们对“异域”社会的特殊了解，试图运用文化进化论，建构国家制度的演化模式。当时，政治人类学还只是作为“整体人类学”的一部分。20世纪40年代，福蒂斯和埃文斯—普里查德等英国功能派人类学家在非洲考察政治组织时发现，传统的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分类仅适用于结构业已高度复杂化的社会，而对于他们在非洲所发现的从群队到原始国家等形态极不相同的政治制度，根本无法适用。于是，他们在《非洲政治制度》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的分类法。这种新的政治制度的分类方法，简单地说，就是把非洲的政治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拥有中央集权的权威和司法体制（原始国家），另一种则没有这样的权威和体制（无国家社会）。尽管这种分类过于简单化，但它奠定了政治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标志着这门学科的正式诞生。

政治人类研究是从对政治制度的分类入手的。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受到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的影响，60年代以后，政治人类学已不再局限于静态地讨论政治制度的类型，而是转向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动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过程论、行为论等诸多理论流派，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与传统政治学研究相比较，政治人类学研究有两个主要特征：首先，它试图超越特定的政治经验和理论，而建立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政治行为科学，以寻求人类的各种政治行为在不同历史和地理环境下的共同性；其次，它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致力于描述和分析与原始社会有关的政治制度。（注：参见CeorgesBalandier,PoliticalAnthropology,NewYork:RandomHouse.1970,p.1。）

这两个特征的概括，只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政治人类学的一个粗泛界说。当今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已不能不考虑这些边远的原始社会与我们的现代社会之间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不能不考虑影响传统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转型问题。和人类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一样，政治人类学也被吸引去探索当代世界的种种政治难题和现代国家框架内权力体制的运作，以及可能引起这种权力体制破裂的危机。（注：参见〔法〕马克·阿伯勒著、黄语生译：《政治人类学：新的挑战、新的目标》，《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8年第3期。）美国政治人类学家朗纳德·科恩（RonaldCohen）提出，政治人类学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对政治的定义——其中包括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定义以及对不同情况下政治行为性质的讨论；（2）对政治制度的定义——解释政治制度的特征；（3）对人类历史上各种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的研究；（4）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制约性的研究；（5）探讨政治制度对个人和文化的影响；（6）对现代化之前和之后的政治制度的比较及相互影响的研究。

科恩基本上概括了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从中可见，所谓政治人类学就是对政治现象和本质的文化人类学探讨。不过，政治人类学所研究的“政治”与政治学家所说的“政治”在含义上并不完全相同。在政治学中，所谓“政治”就是指以政府和国家为模式的政治体制。在这些社会中，有着复杂的文职部门、层叠的官僚机构和森严的等级制度。而在政治人类学所侧重关注的边远社会或“异域”社会中，大多数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政治体系。在这些社会中，内部秩序的维持、领土权的保障、权力的分配、有关团体行动的决策等政治因素无一例外地都存在，但找不到政府，也没有国家；权力体制的运作是在氏族、部落或酋邦范围内，通过家族、亲属关系和宗教礼仪等来实现的。换言之，政治人类学家所使用的“政治”概念其含义要比在政治学中的含义广泛得多。

在政治学研究的现代社会中，政治有其明确的范围，政治与非政治之间界限分明。而在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传统社会中，政治与亲属关系、婚姻策略等交织在一起，人们很难将政治现象与其他社会现实区分开来。所以，人类学家在对“政治”下定义时，所面临的困难要比政治学家大得多。根据巴朗迪埃（GeorgeBalandier）的归纳，人类学者主要从四个方面给“政治”下定义：（1）从空间方面，把政治与一定的领土结合起来，认为在界限分明和自成一体的空间内的组织系统就是政治的范围。例如，马克斯·韦伯。（2）从功能方面，认为政治活动的功能就在于保证社会内部的合作、防止外部侵略和维持社会的稳定。例如，拉德克里夫—布朗。（3）从政治行为方面，主张如果一定的社会行为试图控制或影响公共事务的决策，那么这个社会就存在政治行为。政治行为体现了团体和个人之间的竞争关系。例如，斯沃兹（Swartz）、特纳（Turner）和图登（Tuden）。（4）从政治制度的特征方面，即根据一定社会中各个不同结构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政治，提出所谓政治就是在一个统一的社会中，一种结构支配其他结构的权力关系。例如埃文斯—普里查德。在诸多定义中，由斯沃兹、特纳和图登所提出的定义——政治是一个团体的成员为实现公共目的而使用权力的行为过程——最为著名，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它清楚地说明了政治所包含的三个要素：权力、决策和公共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将政治视为一种动态现象，视为一种“过程”，从而把政治从以系统概念为核心的静态分类方法中摆脱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冲击下，世界各个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由于技术和经济间相互依存的日益增强，全球化已成为20世纪后半期最突出的一个趋势，处在边远地区的原始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现代国家在这些原始社会的文化和结构变迁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这种新的变化不仅拓宽了经验性的研究领域，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有待解答的问题，从而促使政治人类学开始对传统政治的变革过程做深入的经验研究，并引发政治人类学对以往的研究概念和研究方法重新进行思考。另一方面，由于受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早期人类学家所研究的传统政治制度正在逐步走向衰亡。在这种形势下，政治人类学也涉足对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的研究。与政治学不同的是，政治人类学比较关注小范围的政治活动，以及在政治活动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些社会文化因素方面。具体地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在正式的政治组织中起作用的一些非正式的政治团体，这些团体建立在社会阶级、经济利益等基础之上；其次，政治组织、个人和周围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注：参见TedC.Lewellen,PoliticalAnthropology:AnIntroduction,GreenwoodPubishingGroup,Inc.1992,p.189。）由于政治人类学以文化人类学为理论基础，把政治现象放到社会和文化错综交织的复杂环境中进行考察，探讨社会文化制度对政治活动的影响，其视野比政治学更为广阔，同时又有深入细致的参与观察法保证其研究的相对准确性和客观性，所以比政治学更适合于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人类学对政治问题的研究，打破了政治学垄断这一研究领域的局面。虽然人类学研究政治更多关注的是边缘而非中心，更偏爱的是乡村社区或城市社会中小规模的政治团体，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对政治学研究范围局限性的弥补，看作是研究贯穿于人类社会所有各个发展阶段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所作的努力。政治人类学的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探寻政治行为的根源及其在各种社会中的表现，进而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鉴于此，可以将政治人类学界定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进行研究，从而总结出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概括地说，政治人类学就是关于政治的人类学。

二、政治人类学方法论

在政治人类学诞生以前，政治学就已形成了具有显著特色的研究方法。传统的政治学主要集中于对政府的正式机构及与此相关的法律和宪法文件的研究，所使用的是国家、政府、、联邦制和立体等基本概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各种文件——宪法、条约、法令、官方备忘录以及少量的投票统计数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受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影响，政治学广泛借鉴和采纳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不断拓展其研究范围，从而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行为主义革命”。但无论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政治学者始终都只关注政治权力的研究，包括权力的分配、组织、操作及其斗争等，而忽略了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系统对政治的影响，在政治与非政治之间预先设定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

政治人类学则不同，它反对主要依赖各种文献材料，而是把根扎在田野调查之中，运用人类学传统的参与观察法，揭示各种政治制度之间的本质差异以及政治过程在不同的社会中是如何展开的。另一方面，它反对把政治作为一个孤立的领域来看待，而把它视为以文化为模式的各种社会活动的结晶，放在作为整体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加以考察。

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归根结底就是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这是政治人类学的立足之本。在其理论分析的过程中，政治人类学除了采用既有的一些人类学研究方法之外，又随着不同发展阶段研究重点的变化，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研究方法。综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起源分析法。这种方法侧重于研究原始社会中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的起源、原始国家的形成过程、血缘社会向政治社会转变的动因、不平等的起源、约束力的起源、规范的形成等等。早期的人类学者一般都采用这种政治分析方法，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和证据，他们的观点难免落入臆想和猜测。后来的人类学者如莫顿·弗雷德和马文·哈里斯等人立足考古学的证据，探讨国家社会的演化过程，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例如弗雷德关于原生国家和次生国家的区分，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2.功能分析法。功能分析法来源于英国的功能学派，创始人是拉德克里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这种方法不关心政治的起源和性质，而把社会视作一个有机的整体，研究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在社会整体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在政治人类学研究中，功能分析法很少单独运用，而是被作为进行类型分析的基础，因为它虽然有助于界定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制度，但却无法说明政治现象的本质。

3.结构分析法。这种方法主要受拉德克里夫—布朗社会结构论的影响，致力于探讨原始社会中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的结构模型。使用这种分析方法的政治人类学者认为，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是表现个人与团体之间权力关系的形式，政治结构和其他一切社会结构一样是一种抽象体系。这种方法所要作的就是梳理政治体系中各个不同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然后建构这个政治体系的结构模式，藉以对这个政治体系作出说明。结构分析法和功能分析法都是政治人类学创立初期通常采用的方法。

4.类型分析法。这种方法建立在功能分析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之上，把具有相同的功能或结构的体系归为一类。政治人类学研究首先就是从类型分析入手的，首倡者是埃文斯—普里查德。该方法侧重于确定原始社会制度的类别，并对各种政治形式、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进行分类。例如，将各种原始社会分为有政治体系的和无政治体系的两类，或者将政治体系分为中央集权和非中央集权两类，或者分为政治充分分化和政治不分化两类。各种分类的标准不同，有的属于描述性分类，有的属于演绎性分类。他们想通过分类来确定各种不同原始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

5.术语分析法。这种方法是政治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形成的一种方法，它侧重于对政治人类所使用的一些专门概念进行界定。政治人类学在研究中遇到许多现代国家社会所没有的特殊范畴，因而必须确立一些专门的术语来表述这些范畴，以说明原始社会中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性质，同时为政治人类学研究提供一套概念工具。政治人类学所界定的术语包括武力、权力、权威、竞争、合法、支持、行政等等。此外，这项研究还包括怎样用合适的语言来翻译和表述异域社会所特有的政治概念。

6.过程分析法。这种方法是由斯沃兹、特纳和图登首先提出来的。该方法反对对政治体系作静态的结构—功能分析，主张对政治活动的过程包括对政治变迁、政治党派和政治策略等作动态的历时性分析，认为只有在动态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揭示和说明原始社会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过程分析方法的引入，导致政治人类学研究发生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即从对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结构—功能分析，转向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动态分析。

7.行为分析法。这种方法是过程分析法的深化，它侧重研究原始社会中的个人或小团体是如何操作文化特别是象征体系来获得权力、保持权力和作出决策的。最早运用行为分析法的是特纳，他在《一个非洲社会分裂和延续》（1957）一书中，通过对一个特定的个案的分析，揭示出政治竞技场中的个人是如何通过操作社会的规范和价值体系来竞争政治权力的。与过程分析法相比较，行为分析法更为深入、具体，所关注的政治活动范围更为狭小。

此外，当代政治学采用的一些新方法也被政治人类学所借鉴，系统论、博弈论在政治人类学领域中也得到广泛的运用。熵、信息、正反馈、负反馈、系统的自我发展和自我维持等概念在一些政治人类学著作中比比皆是。例如乔利（Jolly）和普洛克（Plog）在对墨西哥的原始民族社会所作的系统论研究中提出，在特定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可以成为原始的刺激，向均衡的系统施加压力，从而引起系统的变化。面对来自人口增长的压力，系统可以有多种选择：通过杀婴或其他文化手段来减少人口，一部分人向新的地区移民，或者提高生产力等等。在这些选择中，只有最后一种选择会导致国家的形成。系统要作出这一选择，还需要多方面的外部条件，如耕地、气候、心理、文化等因素。作出选择之后，其结果就会向系统作出反馈，导致系统的分层、分化和中央集权化，等等。（注：参见CliffordJ.JollyandFredPlog,PhysicalAnthropologyandArcheology,2ded.NewYork:Knopf.1976。）

三、开展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构想

尽管政治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接近政治学，但它的发展超出了政治学的范围而形成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它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原始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展出一种比政治学更为广泛的比较研究。可以说，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范围涵盖了人类社会所有各个阶段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在我国，政治人类学研究尚属空白，这就要求我们积极开展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人类学研究。一方面，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政治现象，可以在政治学研究的基础上，丰富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政治现象的复杂性、政治制度的差异以及政治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政治人类学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的理解，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建设。

笔者认为，我国在开展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正确对待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各种流派和理论。对于西方的这些流派，我们既不能全盘接受，也不能一概否定，而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结合我国国情，认真地加以研究、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体系服务。事实上，西方的政治人类学理论流派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极富启发性的思想方法，如功能分析法、结构分析法、过程分析法和行为分析法等等。只要我们将其置于的总体指导下，就可以充分吸收其合理因素，正确地加以运用，从而丰富我国的人类学研究。

第二，要立足本国文化传统的研究。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同样经历了一个从他国、他民族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研究转向本国、本民族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研究的过程。我国由于受多方面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全面地开展对他国、他民族政治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们把目光集中在国内，开展对本国各民族传统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研究。在我国，地方政治是一项极有价值的研究内容。在地方政治尤其是村落政治中，基于血缘关系的权力构成至今仍然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的权力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家族性构成了传统村落政治的最显著特点。宗族作为一种世系群组织，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起着独特的作用，而我国从政治角度对以宗族为核心的地方政治的研究只是在十多年前才开始，而且还十分薄弱。研究中国的地方政治特别是村落政治，可以充分发挥政治人类学的长处，弥补政治学研究的某些不足。

第三，要把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的研究结合起来。西方文化人类学自诞生以来，所研究的主要是没有文字的历史或仅有很少文献资料的亚、非、大洋洲与拉丁美洲的原始社会，所以由此发展出来的一些理论和研究方法，很多都缺乏历史深度。而在我国，自古就有历史记载的传统，各种史籍汗牛充栋。如果我们照搬西方的研究方法，而忽视文献资料的利用，不顾及历史的研究，中国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就会步入歧途。我们应该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掌握第一手材料，并结合文献，开展自己的研究，真正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人类学体系。

第四，应该和政治学者携起手来，合作进行研究。我国的政治学者在开展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外，政治人类学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人类学与政治学这两门学科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许多政治学者同时又是政治人类学者，他们对政治学涉及的但又不属于自己研究范围的方面诸如礼仪、象征等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政治人类学者和政治学者携手合作，相互借鉴对方的研究成果，取长补短，必将大大促进这两门学科的发展。

虽然政治人类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许多政治学者仍然认为政治人类学不能算是一门真正的学科，指责它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完整体系，研究方法也欠完备，对一些概念的使用还不够明确。例如，伊斯顿（DavidEaston）曾经严厉批评说，政治人类学尚未真正存在，因为政治人类学者们未能把原始社会中的政治体系同其他体系区分开来，也没有清楚地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无法清楚地确定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结构和行为，没有了解各种现象的本质和特性，简言之，政治人类学尚未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原则。伊斯顿认为，政治人类学最迫切需要的是确立一种较广泛的理论认识。

第8篇：国际政治的定义范文

论文摘要：地缘经济学是冷战后出现的一种颇有研究价值的国际关系理论。国内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尚不深入，并且还存在较多模糊认识。文章对地缘经济学进行了视角和概念界定，简要地介绍了它的内涵，着重地分析了其理论特征，并联系中国实际谈了几点看法。

一、地缘经济学界定

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是在冷战结束后出现的颇有新意的国际关系理论。当然，有看法认为，地缘经济学是研究一国经济发展与地缘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是关于国家利益、经济现象和地缘关系的科学”。还有看法认为，地缘经济学是基于地理因素考虑争取国家利益的战略或政策。爱德华·卢特沃克(EdwardN。Luttwak)强调“地缘经济学是一种战略，对军事对抗起缓冲作用”实际上，从目前地缘经济学的发展情况看，它既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也还不足以构成一门科学。它还远不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探讨的主要话题，它需要“一个明确、规范的定义，特定的研究内容，可供证伪的假设，而这一切有待于进一步的思考”。地缘经济学又称“后地缘政治经济学”，具有显著的政策色彩，它强调地在有限空间内争夺相对受益的竞争性政策，可能引起人们关于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担心，使其发展陷人窘境；同时，从纯粹学术角度看，将地缘经济学拘囿于战略或政策层面是不科学的。因此，将地缘经济学称之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是恰当的。确切地讲，它应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理论范畴。

1990年，美国国防部高级顾问、华盛顿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战略专家爱德华·卢特沃克在海湾战争前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地缘经济学理论。按照他的看法，冷战的结束使世界进人了地缘经济时代。在1993年出版的《面临危险的美国梦——如何阻止美国成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并在工业霸权争夺战中胜出》一书中，他进一步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从过去的政治和军事舞台转移到了经济舞台。国家间的竞争模式已经变为通过国家调控、参与来占领世界经济版图，提高目标市场的占有率。这种竞争新模式就是地缘经济学。美国兰德公司政治研究部主任所罗门指出，贸易、金融和技术的流动变化将决定地缘经济时代的力量现实与政治，抢先启动的区域性贸易集团将在21世纪的经济和贸易竞争中占据优势。L5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亨利·诺(HenryR．Nau)在《美国衰退的神话》一书中提出“权力经济学”(Powernomics)概念，认为地缘经济时代的国家目标依然是权力，经济活动应该围绕权力开展。只不过，这个权力更多是以经济来定义的，例如市场占有率、金融、物价和就业机会等。我国学者普遍认为，这种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为地缘经济学。即便将地缘经济学定位于学科上的学者在对其定义时也跑不出三个因素：地缘关系、经济手段、国家利益结合上文，笔者认为，地缘经济学较科学的定义应是：以民族国家行为体为主导，以地缘因素为地理基点和政策辐射点，运用国家干预色彩浓厚的战略经济手段获取国家利益和权力，夺取地缘经济时代领导地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二、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内涵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世界相互依存趋势日益加强，各国面临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问题普遍增多。而冷战的结束也为各国政治精英谋划治国方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在政治、军事等“高级政治”的作用相对淡化的同时，经济、生态等“低级政治”的影响却愈加突出。决定一国国际地位的不再是武力，而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科技力量为先导的综合国力。过去的那种以对抗、冲突为主的竞争模式将让位于以协调、合作为主的非零和思维。但是，作为理性的自私的民族国家行为体追逐相对受益的本性不会因此改变。那么，民族国家如何在变换的时代特征下寻求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呢，这便是地缘经济学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冷战结束预示着地缘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

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和冲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全球面临的最大威胁已经从核战争危险转向经济危机和生态破坏，“高级政治”让位于“低级政治”。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由于资源的稀缺，所有国家的本性还在于争夺相对利益。但是在地缘经济时代，国家间竞争的方式却是经济竞争取代军事竞争，“所有官僚机构发现的地缘经济作用的结果和由利益集团控制的地缘经济的结果，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案例中虽然各式各样，但是，从根本上讲，国家将按地缘经济的方式行事”。

(二)国际关系行为体增加，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争夺经济优势

企业、组织乃至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地缘经济中来，而且在地缘经济时代，它们将和国家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它们将以“地缘经济”的名义寻求来自政府的支持，如果它们是“朝阳产业”或“民族工业”，将更有可能获得支持。此外，国际层次的区域性国家组织、贸易集团、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也将在地缘经济时挥重要作用。地缘经济学的目标并不在于将国民的生活水准提高到最高程度，而在于本国在世界经济中优势地位的获得及维持，其中，“竞争力”是最主要的工具。衡量权力的尺度是通过高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获得的。凭借决定性技术优势占领未来市场的能力以及获得进入新兴市场的机会比控制实际领土更为重要。国家参与地缘经济争夺的方式是多样的，如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财政金融政策、经济外交等。“由国家提供或引导的产业投资资本等同于传统战争的要素——‘军火’，国家支持的产品开发等同于‘武器’的变革，国家支持的市场干预取代了在国外军事基地的‘外交影响”’。

(三)美日欧之间的竞争是地缘经济时代国家间竞争的主要内容

地缘经济学是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国际背景下产生的，它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认为世界正在逐步发展成为三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1)日本率领的环太平洋地区；(2)美国领导的西半球经济区；(3)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区。“在未来的竞赛中，三个经济霸权中的每一个都倾向于超过其他两个。无论哪一个实现了这种超越，都会位居领先，都会像英国主导19世纪，美国主导20世纪那样，主导21世纪。”为了维护美国经济和政治利益而重新制定贸易政策成了克林顿政府经济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减少日本贸易顺差，要求日本“自动出口限制”、“志愿出口配额”，甚至要求日本进行经济改革和体制改革。

(四)不是所有国家都拥有实施地缘经济政策的能力，也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这样做

只有属于“世界事务的核心舞台”上的国家才有实施地缘经济战略的能力。因为只有这些国家之间才能真正摆脱传统战争的威胁，也只有它们才拥有实施地缘战略所必须的有效的官僚体制和行动能力。另一方面，处于“世界政治的死水区”的第三世界，它们担心更多的依旧是地区冲突、战争威胁等传统的地缘政治问题，它们或者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追求地缘经济战略，地缘经济不是这些国家政府考虑的问题。地缘经济学就其本质来说是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而不是发展中国家之间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三、地缘经济学的理论特征

(一)地缘经济学是经济／生态政治学的发展

经济／生态政治学(eco-politics)是根据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依托国际政治经济学而产生的。代表性著作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海沃德·奥尔克教授所著的《全球经济／生态政治学》，其主要观点是：(1)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学转向经济／生态政治学，目前迫切的任务是改革国际经济体制，调整国际经济关系，适应冷战后经济和生态政治因素增长的需要。(2)冷战后，军事威胁减弱了，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也相对削弱；战争不可取，实力不可无，经济与生态将成为实力的主要构成部分。(3)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不仅有政治的和军事的，更包括经济的和生态的因素。以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为核心的安全体制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内容。

地缘经济学的创始人爱德华·卢特沃克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地缘经济时代，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学向地缘经济学发展。其理论主张是：(1)意识形态的差异已不如以前那样重要；(2)按地缘政治标准划定的对手或敌手，在地缘经济时代可能同时是贸易伙伴；(3)对全球的最大威胁已从核战争危险转向经济危机和生态破坏，国际关系中“低级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第一次明显地超过“高级政治”(军事对抗和核威慑)。这一转向“开拓了超越国界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时代”。可以看出，经济／生态政治学为地缘经济学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地缘经济学采纳了经济／生态政治学诸多观点，它只不过在经济层面上的着墨浓厚了一些罢了。

(二)地缘经济学是新现实主义理论

新现实主义是在对传统现实主义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仍旧认可传统现实主义所坚持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的冲突和竞争模式；国家对权力、利益和安全追逐的理性自私属性等基本原则。它纠正、完善了传统现实主义若干不合时展的缺陷，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的主义派别。它在强调国家行为体是主要国际行为体的同时，还点明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它在强调相对收益的同时，还说明了合作、协调获取绝对收益的可能性；它在强调军事安全攸关国家生存的同时，还阐明了经济安全对国家的至关重要性；最为重要的是，它发展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安全观，认为权力不再是最终目的，权力是获取利益、保障安全的手段，这使其不再像权力政治那样极富进攻性而具有了某种自由主义式的协调性、融合性，为自身理论的发展开拓了视野。

地缘经济学认为国家所有的经济较量都是国家利益驱动的。只不过，地缘经济学强调的是国家经济利益，它的实现表现在就业人口扩大、市场扩张和产品出新上。地缘经济学强调国家的经济权力和国家的经济安全。为了本国的利益，国家要追求财富、权力、市场和工作机会，任何对本国国际经济地位进行挑战的国家对本国的经济安全都会构成威胁。地缘经济学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冷战后主要是竞争和对立的关系，特别是经济上的竞争与对抗。地缘经济学尽管赞同非国家行为体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一员，但仍旧把主权国家作为研究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主要对象。可见，地缘经济学是以新现实主义为指导的，它是新现实主义在经济层面上的变种。说的严格一些，地缘经济学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新现实主义学派的一员。

(三)地缘经济学是经济民族主义理论

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种重要形态，又称新重商主义、经济现实主义和国家主义。学术界在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问题上存在多视角问题。罗伯特·吉尔平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或如最初所称的重商主义)是由近代政治家的社会实践发展而来，主张政治是重于经济的第一位因素，经济民族主义是国家建设最基本信条，它主张市场要服从国家利益，政治因素确定(或至少应该)决定经济因素”。肖夏娜·B·坦赛从政治主张角度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指一个国家的这样一种愿望：在世界经济体制范围内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运，以及本国领土范围内行使主权，决定谁可以开发自然资源，谁可以参与各经济部门的活动”。即还有一种观点从区域角度出发，认为经济民族主义即为东亚国家或地区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陈峰君对东亚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是：把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并赶超先进发达国家作为全国全民的核心任务；充分发挥国家和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杠杆作用，力图使之与市场经济有机融合为一体；在思想领域中利用东方儒家文化中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简言之，倡导“经济兴国”。

上述定义存在明显失误。它们并没有阐明经济民族主义(尤其是当代经济民族主义)的重大特征和实质，而且具有概念界定的理论局限和地区偏见。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离不开民族主义的本质属性：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尽管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定义，但往往都被界定为一种以民族感情、民族意识为基础的纲领、理想、学说或运动。”经济民族主义所追求的全部便是权力和财富，这还是经济民族主义所认同的民族利益。笔者并不赞同经济民族主义对政治权力的追求第一于经济利益的追求这种说法，反之亦然。经济民族主义通过国家权力来增进民族经济利益，又运用经济实力来获取国际社会权力。经济民族主义将两者放任等值的位置，没有必要分出高下。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具有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双重特征。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范畴，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已不再像重商主义、李斯特历史生产力理论、凯恩斯贸易超保护理论等早期经济民族主义那样极富侵略性了。

在强调相对收益的同时，它并不排斥绝对收益，竞争、冲突是其主要思维，但协调、合作也被采纳。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趋势的作用和推动下，经济民族主义走出民族国家领域樊篱，将触角伸至国家周边并不断扩大外延，形成了扩大的经济民族主义——地区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中性概念，这不仅是对民族国家本身存在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和非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而言，而且也是对第三世界经济民族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民族主义分别对旧有国际秩序的破坏和维护而言的，这分别是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和非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因此，经济民族主义是否可以这样定义：出于忠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增进民族利益的权力和财富。要求国家权力制定并实施符合这一考虑的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保护、壮大民族经济并为民族经济的对外扩张赢取市场和资源。竞争、冲突是常态，合作、协调不可无，参与符合民族利益的区域一体化，争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世界经济机制和秩序。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内部利益集团相互博弈而产生的理论、主张、方针和运动。

地缘经济学要求国家运用公共权力推行战略经济政策，保护国家经济安全，培养国家经济竞争力，争夺世界经济优势。在强调国家干预这一点上与经济民族主义毫无二致。地缘经济学强调国际经济关系的地缘性。国家或地区间由于地域上的邻接性而产生地缘经济关系，当它们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些经济体就会汇合成新的更大的经济体并产生经济超常规发展现象。地缘经济学将世界经济划分为三个彼此竞争的区域经济集团，它们之间的联系和运动将对世界经济的结构和性质产生深刻影响。地缘经济学的地缘性观点可以为扩大的经济民族主义提供理论支持。地缘经济学强调更多的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竞争和冲突，关心更多的是相对经济收益，但它本身并不排斥合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两个地区之间由于经济产业结构、资源结构上的差异性，而通过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来共同促进发展，形成互补关系。地缘经济学的合作观点可以很好地解释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对绝对收益的认可。

四、地缘经济学的启示

(一)冷战后国际经济斗争的目标是抢夺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成功的希望则是在高科技领域

如果一个国家首先控制在生物工程、电子计算机、电子通讯和新材料等领域中的专利权，它将不会受限于传统工业产品的关税壁垒，在国际贸易中赢取较大优势；高科技经济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外溢效应不仅存在边际成本递减、边际报酬递增特点。还可以优化、升级国内产业结构，以乘数效应拉动国民经济健康增长。如果我国在高科技产出领域中，哪怕只在一个或几个方面占有主导权，带来的成果，则可以用滚动发展的办法推动中国经济走向繁荣。这里最关键的因素是发明高科技专利的科学家是否属于中国，而现今中国羁绊人力资源创新的最大障碍恐怕便是体制的臃肿，因此，民族富强和国家昌盛需要的关键步骤便是富有生机的制度及机制催生出的高科技人才。

(二)冷战后国际经济斗争直接表现为跨国公司、企业和个人在国际经济上的斗争，而实质是国家间、政府间、政策水平间的较量

地缘经济环境下，国际关系交又发展的现实使企业在经济竞争中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困难。当一个国家在选择某一生产领域作为国家发展的主导领域时，其他国家相关领域的企业在没有本国政府的支持下就将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国际市场中的中国企业仅凭自身力量是难以有所作为的。中国政府的参与是必需的，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介入的范围与程度。也就是说，政府必须清楚哪些部门与活动可以调控战略与规划应该掌控，用什么手段来干预，通过什么途径来传递，怎样把握介入时机，如何做到恰到好处。实际上，这里讲的是干练而富有成效的经济决策机制，纯粹的行政官僚机构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必须创建学习型政府并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专家治国队伍。

第9篇：国际政治的定义范文

文艺美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性学科,学科的归属是否妥帖,学科的研究范畴如何定义,诸如此类的学术问题至今仍无确切定论,而其探讨争论的过程却有助于我们对此门学科做出自身的学术理解,以期反观当下学术的发展进程。

一、文艺美学的发展进程

1969 年,在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表中,首次出现了由金荣华主讲的文艺美学课程。而第一部以文艺美学作为书目命名的则是台湾学者王梦鸥于1971 年出版的《文艺美学》,此书主要介绍西方自古希腊至上世纪以来的相关西方美学思想等理论问题,并未对核心的文艺美学加以细致地分析论述。而对文艺美学进行初步尝试性建构的则是北京大学学者胡经之。

在 1980 年云南昆明召开的中华美学学会成立暨第一届美学大会上,胡经之教授向学术界倡导建立和发展全新的文艺美学学科,并且提议在“高等学校的文学、艺术系科的美学教学,不能只停留在讲授哲学原理,而应开拓和发展文艺美学”.而他的学术构想,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响应。之后,在 1986 年,以山东大学等六所高校共同承办的首届全国文艺美学讨论会顺利举行,分别就学科的定位走向、研究对象、范畴等基础性问题加以广泛探讨。而在 1999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将文艺美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下的文艺学学科下设第三层级的“文艺美学”学科。至此,文艺美学终获官方的正式认可,进而获得权威的学科归属。2000 年,教育部在山东大学,设立文艺美学重点研究基地。

二、文艺美学的研究分析

1. 文艺美学的研究现状

( 1) 学术研究成果丰富。文艺美学的提出与发展,对传统文艺学的研究模式予以全新的颠覆,给文艺学的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生长点。如王坤先生所说,“文艺美学的勃兴与发展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为文艺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石,即文学语言与审美意识。”文艺的审美化特征成为研究的主体,给文学界带来了现实的研究价值。钱中文先生认为,“过去长期处于被压抑地位的审美理论,终于得到了施展的机会,一时间文学是生命的体验,是自由的象征,批评说的就是我自己、我的叙事策略以及文艺心理学等研究,在美学界、文学理论界都很热门,它们丰富拓展了艺术思维,打开了文艺研究的新局。”这种从审美理论的角度,对文艺美学进行研究的方法策略,给当时沉寂无声的美学界带来了学术的新生,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相关数据表明,从 1980 ~2007 年共计出版相关论着 75 部,论文 345 篇。

( 2) 人才培养层次提升。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各高校开始招收文艺美学硕博士研究生。虽然在初始阶段,此类招生未得到国家权威教育部门的认可,但对日后的学科正式认定起着奠基之用。1999 年,国家将文艺美学列入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之下,作为三级学科,标志着文艺美学学科正式得到了国家权威学术部门的承认和肯定。学科人才的培养机制得到了充分的健全,人才培养方案得到了完善,学科人才数量得到了迅速增长。

据不完全统计,2015 年全国招收文艺美学博士研究生的高等院校( 含研究院所) 约 77 所,一般将文艺美学列于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文艺学之下进行招生。2015 年全国招收文艺美学硕士研究生的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约 65 所。根据硕、博士招生的情况来看,存在着两种较为显性的现象: 一是招收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数量众多。在各大院所内,分别有文学院、人文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哲学院、学院等。而在同一所院校内,也存在着不同学院各自培养的特殊情况,如浙江大学、安徽大学等都由两大学院分别培养。二是文艺美学学科的归属问题。在全国的培养单位看,大多数的招生单位将文艺美学位列于中国语言文学之下的二级学科文艺学之下,以及位列于一级学科哲学之下。

( 3) 文艺美学研究出现多元格局。在三十余年的研究活动中,将文艺理论与艺术实践相互结合。从美的本质特征研究,逐渐转向多元化、具体化、多样化的具体美学部门阐释研究。例如,小说美学、戏剧美学、影视美学、音乐美学、绘画美学等各类部门美学的研究。文艺美学的研究逐渐从理论性的学理研究转向对现实社会的主体研究,进一步扩大了美学研究的范围。

同时,各大院校的文艺美学学科也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的项目经费。2001 年,教育部将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标志着此门学科的学科合法性、理论系统性身份得到国家教育权威部门的进一步肯定。同时,该中心还主办了多场国内外大型学术会议、高级美育培训班等。至此,文艺美学学科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在学界得到了进一步确认。

2. 文艺美学的问题分析

( 1) 缺失学术创新点。文艺美学的发展进程较为缓慢,缺失学术创新点。杜书瀛认为,“以往的文艺美学研究,大多数还是在传统美学基础上,在旧的规范框定之下进行的。因

此,研究所得,常常是一些陈腐的、前人已经说了千百遍的结论: 即使某些局部有所创新,改变不了总体的陈旧。”从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较大一部分学者对文艺美学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常停留于研究范围、研究对象、学科定位等重复性研究。对学科发展的现象性内容进行过多地总结论述,而对具体的解决方案并无真正的实质性研究,缺少实际的可行性。 在文艺美学发展的进程之中,我们可以鲜明地观察到当下的学术发展虽然异常繁荣,研究范畴较为宽泛,但是深入其中却发现研究内容较为狭窄。目前的学术界,任何研究都可在研究对象之后添加“美学”学科名词,任何的艺术门类均可成为美学的研究对象,成为一种部门美学。出现的“景观美学”“电影美学”“音乐美学”“舞蹈美学”“体育美学”等,似乎将一切对象都视为美学研究的对象,致使美学泛化。此类研究现象,混淆了美学研究的范畴,也缺失了学术的严谨性。

同时,在研究过程之中,往往缺失了对社会政治领域的关注。研究者大多从审美的角度研究文艺的观点,似乎成为学界不可争辩的共识。大多将文学作为纯粹性的一种审美活动,是非功利性的,是无目的性的,是自由的、超越性的。往往在研究中疏离政治因素,回避政治的意识形态。这类研究往往刻意地断绝了文艺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将其孤立化。人也是作为政治的动物,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境遇之中,无可回避。

钱中文先生认为政治,“它是物质文化,又是精神文化。从物质文化方面来说,政治就是权力设施,社会制度。从精神文化来说,政治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理想。”所以,政治同文艺必然存在深层次的内在联系,人无以摆脱政治的存在。面对政治,文艺研究者不应该采取“回避”“拒斥”的行动策略,而应当关注政治的走向,既不受政治意识形态的过度指挥,又不反抗政治的现实存在。应将政治因素作为文艺美学的一个审美维度、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巧妙合理地纳入学术研究的范围之内,这才是科学研究的态度和策略。

( 2) 缺乏理论研究深度。对文艺美学学科体系内的深度性问题未曾加以深度研究,理论的深层次内容始终无法触及,大多关注于浅层次的内容。纵观近三十余年的学科发展历程,除了广大学者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之外,文艺美学虽然在全国范围内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培养了一大批学术人才。但是,从内部的视角审视学科的发展是不完备的。

在当下信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门学科发展只有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得到广泛的响应,才能充分证明此门学科的时代价值和研究意义。无论从何种交流渠道、沟通途径,我们较少获得海外学人的学术之音。与美学相关的研究领域中,目前在西方美学研究界,未曾提及“文艺美学”此种术语,“文艺美学”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学科术语。而西方针对美学的研究,除了大美学的研究外,目前大多集中于“应用美学”的研究,将理论层面的研究成果运用于实际的应用美学产品之中。例如在法国巴黎,建有“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应用美学研究中心”,其直接目的就是促使美学与现代科学技术中的联姻,产生高效能和富有人性化的产品。从 1998 年起,每年一届的“国际应用美学成果展”如期举行。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于1993 年在拉赫蒂( Lahti) 创立“国际应用美学学会”( IIAA) ,其目的在于“为应用美学领域里存在的问题展开调查研究并提供设计方案,同时为进行富有创造性和批判性的讨论交流提供一个国际交流平台”.同时,还创办“应用美学互联网杂志”,旨在“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对美学与各学科之间的融合展开探讨,提供富有前瞻性的意见”.

此类研究将学科理论同社会生活生产密切结合,值得文艺美学研究者反思。无论是对我国文艺美学发展的状况的探讨,还是对内部学理性的探究,抑或是直击当下社会研究现象,贴合社会实践等诸多方面,我国文艺美学研究都无法得到世界的真实声音,无法得到海外学人的积极响应。文艺美学的研究成为我国学者们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学术领域,不利于形成广泛的国际性影响。

三、文艺美学的形成发展原因

1. 政治意识形态的审美转向文艺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作为一门边缘性学科,为何在新时期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在学科无法准确定位的新时期,为何能得到学术界的关注,进而又在未来几十年间蓬勃发展。针对此类问题,可对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学术环境加以分析。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正是中国思想大解放,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发展的改革发展时期,对极“左”思想的摒弃,对以人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的真情呼唤,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旋律。而在思想活跃的学术界,新概念、新范畴使一度为政治服务的学术界看到了黑暗沉寂之后的光明,学术的热情致使广大学术工作者再度回归学术本身。

而文艺美学的呈现,必然有其学理性的科学依据以及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因素所在,它自身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对于隶属于哲学分支下的美学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首先,文艺美学对传统美学讲求抽象化、思辨性、哲理性思维加以否决,从形而上的美的本质的争论转向了对具体全面的文艺作品、想象等的探讨; 第二,同以往对西方美学的广泛研究,逐步转向以本民族为核心的中国美学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美学观点,加以本土化特色的理论转换; 第三,对文学艺术的剖析,从意识形态的理论角度转向对文艺审美性征的研究。

2. 文艺观念的自身本质回归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提出对一切进入理想国的文艺实行审查制度,“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对于柏拉图而言,为了建立理想国,利于统治者的教育,文艺必须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才能更好地为政治服务。而之后的康德则认为,对美的鉴赏全然属于一种无任何利害观念的与不,这种文艺观念始终是非功利性的,始终坚守着文艺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思想。

对于中国传统的文论而言,我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沿革之中,文学价值的评判标准始终与政治作用相互关联。孔子对文艺的社会功用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从此论断即可观出中国传统文人对文艺的社会政治之用。在之后的社会沿革中,文人始终尊崇孔子的文学观点,强调文艺的实际功用性。到中国的近代时期,随着中国紧闭的大门被迫敞开之后,西方的文论思想涌入中国,一大批文人开始接受新鲜的西方思想,逐渐脱离政治的关联,重新回归文学的本身所在。之后,虽然再度受到时代政治的特殊影响,文艺再度与政治缠结,但是,最终在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风潮影响整个中国,思维方式的转变,生活方式的改变,给当时沉闷无力的学术界带来了新的契机,赋予学术界崭新的理论生长点,使文艺再度回归自我的审美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