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消费主义的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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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消费主义的概念范文

近几年，随着人均GDP的提升，新的消费意识正在形成，中国消费者正在寻找更多更有价值的东西，对品位、体验及文化层面的追求也逐渐加深。概念店这种新的商业形态就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概念店聚集的往往都是小众品牌，市场规模不大，没有很广泛的分布且不是知名的主流。但这些小众品牌拥有容易让人注意到的聚焦点，具有鲜明的特色与核心价值，消费者容易接受、理解并成为回头客。

概念店正迅速崛起

目前，现有的消费阶层正在发生剧烈的分化，更加富裕、更追求个性，也更趋消费成熟的消费者在中国快速成长。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出10年，超过3/4的中国城市家庭有望晋级中产，中产群体将成为社会群体的主体，形成纺锤形的人群结构。

同时，中产群体正迅速分化为大众中产，以及上层中产。上层中产的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已经在形成主流的有强大消费力的主体。到2020年之前超过一半的中国城市家庭将跻身上层中产，而这个数字在2012年仅为14%。这一趋势对当下各消费行业的商业模式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中国不断扩大的上层中产中，他们的购物喜好发生了转变，对“与众不同”的追求日益加深。据统计，2013年，小众品牌零售业销售额比去年上涨12.4%，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实际的主流消费者是中产大众，并且以购买小件奢侈品为主。但随着这些消费量的提升，中产大众越发感到不能体现自身个性化的需求。他们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暴发户，想要通过一种更加时尚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与众不同，“个人主义”开始逐渐流行，与此同时，“概念店”的理念也逐渐深入人心。

独有的商业模式

当消费从大众化转向小众化的时候，新的挑战和机会就出现了。那些以规模经济取胜的大企业需要及时调整战略，适应小众化时代的需求。一些富有远见的公司开始着手制定双重战略： 以销量为目标的大众市场业务模式，以及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上层中产业务模式。而对小众品牌来说，小众化时代的到来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以品牌价值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小众品牌有了成为未来明星的希望。概念店在品牌价值理念、设计师风格、购物环境、创新产品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

独特的品牌价值理念

小众化消费，知名度不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品牌定位才是制胜的前提条件。一个品牌如果不能拥有独特、鲜明的价值理念，不能在目标客户的“脑海里成像”，没有一句简洁明了的品牌价值描述打动客户，就很难在嘈杂的环境中迅速出位。

随着消费的升级，上层中产对消费文化要求的提高，即便是普通消费品也希望能够有体现出生活态度的理念，而具有品牌创新价值的商品，则会更多地被消费者认可。具备独特品牌价值理念的概念店吸引了不少小众消费群体，比如创意的瓷器茶具、艺术书籍、古典家具、品牌雪茄专卖等很多概念店都拥有一批忠实的消费群体，契合消费者的观念。

发源于厦门的万仟堂就是这样一个品牌，其借以泥土而成的陶器，来倡导质朴优雅的生活格调。万仟堂致力于还原陶艺产品实用形象，并在艺术与生活之间寻找到合理的平衡，旗下四大产品体系，无一不在设计上表达出一种超越豪华奢侈的简洁。其摈弃视觉的纷繁与冲击，让质朴的美感本能地流露出沉稳安静的本色，给普遍浮躁的生活带来安宁和思考。万仟堂陶品将器物与精神进行高度融合，赋予陶器全新的质感和灵性，重新定义陶与人的关系，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陶品生活空间。万仟堂在全国多个地方拥有专卖店，受到一大批陶器爱好者的追捧。

别具风格的设计师

消费者不希望自己看起来像个暴发户，他们想要展示自己独特的品位，同时看起来与众不同。中国富裕阶层相比满大街的LV、Chanel也越来越热衷于低调而与众不同的品牌。概念店是以独特设计理念和创意为核心的商业形式。因此，在一个概念店里，风格独特的设计师往往就成为品牌的灵魂人物，成为品牌的特色。

丁勇就是这样一位设计师。他创办的达衣岩品牌女装，本是一个意大利小镇的名字，最初学习油画、具有很深的田园情结的他，把达衣岩作为自己创立的女装品牌的名称。达衣岩的目标消费群定位为所有热爱都市生活、向往田园意境、拥有艺术情结、品位高雅、卓尔不群的现代知性女性。丁勇在3年前北京的798艺术区举办的“洗澡”时装秀上，曾以赤身洗澡的方式向观众惊艳谢幕，他执着于对艺术和品位的追求，而不是对潮流的追逐，这就是他最执着的“概念”。目前达衣岩在全国已经有400多个专卖店，有许多女士热爱该品牌到了非达衣岩不买的地步，对服装设计师丁勇也是耳熟能详。

以设计师为特色的概念店还有很多，比如天意品牌的创始人梁子等。坚持设计理念对于概念店非常重要。很多概念店为了使自己保持独特的理念，寻求与新兴设计师的合作。这些设计师将包含艺术、音乐、设计、时尚在内的文化元素与商业元素融为一体，为消费者提供完美地融合了时尚、设计、艺术的购物体验。

创意无限的产品及购物环境

概念店的产品要么是设计师主导创意设计的产品，风格独特，要么是店主擅长精挑细选采购商品的结果。根本上，这依赖于经营者非常独特的眼光和直觉。概念店需要在保持风格的前提下，不断地更新商品，如同画展展厅一样，每月都要保持新的面貌，保证商品的更新率。也正因为店面规模小，发挥了小众品牌的优势，可以方便地不断更新产品，保持创新与独特风格，这是明显优于大众品牌的优势方面。

法国老妇人Colette 在巴黎开出的概念店Colette，彻底改变了零售购物的体验。Colette 概念店致力于满足处于变化中的各种国际时尚风格和品位。“时尚设计的艺术大餐”是Colette的口号，各种元素在这里汇聚——珍贵的名家珠宝首饰和服装、罕见的书籍和小摆设、最好的美容产品、视觉艺术画廊、时尚水吧、嬉皮音乐图书馆和大量绝无仅有的设计作品。这些宝贝在一座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建筑里，一切都是为具有独到眼光的顾客而准备。

第2篇：新消费主义的概念范文

有鉴于在这个一个大背景下，在市场上销售的产品，还有没有国货概念？中国人还要不要有国货意识？我以为即使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国货意识仍然是有的，而且也是重要的。

一、国货意识和爱国主义从来就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强大和最富有的国家，但是，记得在1980S，日本汽车、家用电器大举进入没有市场的时候，美国的企业界和新闻媒体同样提出了国货的概念和爱国主义。当时，美国学者进行了大量振兴美国工业的研究，出现了一位汽车界杰出人物李.艾可卡，他被称为美国的英雄。其英雄壮举就是大张旗鼓的宣传美国的爱国主义，有力地抵抗了日本汽车业对美国市场的进攻，美国新闻界也是把购买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的汽车，称为爱国行为。

在韩国和日本，购买国货更是非常的主动和自觉，因此，直到今天，在韩国市场很少有德国的汽车，更难找到日本汽车，美国汽车也有限。日本市场也是如此，无论是电器、汽车、日用品，其他跨国公司的产品很难在日本市场立足。

根据一个国际调查的数据显示，日本人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品牌中，前十个中，只有两个是非日本的，在美国前十个品牌中，全部是美国的，而在欧洲前十大品牌中，也只有三个是非欧洲的。

因此，在这些国家消费者普遍认同本地区或本国家的品牌。这既是这些品牌在本国地位和实力的表现，而且我以为，也是这些国家民众爱国心态的表现。

所以，我们说，产品的生产和制造，可以没有国界，但是品牌是有主人的，有所有者的，因而这个品牌是有国界的，品牌是有民族区分的。否者，英国民众不会在劳斯.莱斯在被德国企业收购时，引起英国人的极大的感情冲击，也不会引起法国民众对“百事恶意收购达能”传言的高度敏感，甚至政府出面予以干涉，同样也不会出现中海油收购美国尤尼可那样，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并设法予以干扰。

所有这些事例中，告诉我们，品牌是有国界的，品牌问题是爱国主义的情绪密切相关，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一个品牌所有权的更换，涉及到国家利益和民族感情。同样购买一个什么样的品牌产品，购买属于哪一个国家品牌的产品同样是涉及到民族利益和爱国主义。

二、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国货概念

正如我们在全面所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本国企业的产品中有外国的产品部件，甚至是核心部件，比如中国电脑产品的芯片和软件；而同时外国公司销售和经营的产品中，许多就是在我国制造的。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确实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结果，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和国际跨国公司都从中得到了利益和好处。

但是，这并不没有消灭国货概念。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国货还是非国货的概念，不是这个产品在哪一个国家制造，而是这个产品打上了谁的品牌。我相信，没有会认为“耐克”不是美国的品牌，但是这个耐克公司没有一个属于其所有的工厂，都是在美国以外生产的。肯德基的原料、员工、管理人员等，几乎都是在中国、是中国人，但是不可能有人会认为，肯德基是中国的，它地地道道是美国的，肯德基无论怎么中国本土化，它还是“洋快餐”。

什么是国货？本人认为如果这个产品的品牌是中国本土企业所有，那么无论这个产品是在什么地方制造的，无论在制造过程中用了谁的部件，它就是国货。相反，即使这个产品是在中国制造，制造的所有人都是中国人，管理人员也是中国人，但是，如果这个产品最终打上的品牌是国外公司的品牌，那么这个产品就不能认为国货。这就是品牌时代的国货概念。

现在国外公司在跨国经营中，已经意识到了中国企业界和新闻机构的国货意识，因此，正在采取新的品牌策略，这个策略就是收购当地品牌。比如，达能收购“乐百氏”，吉列收购“南孚”等。这些被收购的品牌，由于品牌所有权的已经属于国外公司，因此，这个品牌只有一个“本土品牌”的名称，没有了本土品牌的实质。所以，这个品牌当然属于国外品牌，而非本土品牌。因而这些品牌产品就不是国货了。

这就是我认为的新的历史时代，新的经济时代——品牌经济时代——的国货概念。

三、建议中国媒体和新闻工作继续加大对国货名牌的宣传力度，鼓励消费者多多购买本土品牌产品

在中国联想集团与IBM公司的PC部合并后，产生了一个新联想。这个新联想是中国联想集团控股的公司。DELL的一个工作人员做的一件事，就是告诉它的客户，这个是中国公司，DELL是真正的美国公司，暗示（爱国就）应该购买“DELL”电脑。这件事情看起来是个个案，其实未必。设想如果这个新联想是100%的中国企业，IBM没有任何股份——全卖了。这将是一个什么结果？

可见在美国，营销人员是在用爱国主义进行着产品的推销，不购买非本国品牌产品就是一种爱国行为。

所以，中国新闻工作者和媒体应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就是要加大对本国品牌产品的宣传和推广力度。

2005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一位颁奖嘉宾说的好：大家要对本土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要有信心，多购买，多使用。这个就说的非常好。

笔者曾经做过一个消费者调查，询问消费者——你相信国内的消费者会有意识地购买本土品牌的产品吗？只要产品质量好，满足需要，品牌国籍无所谓吗？得到的答案如下表所示1：

表1： 消费者对国人购买本土品牌的看法和其意义的观点分布

观点类型 不相信或怀疑，并认为没有必要 相信，但是认为没有必要 不相信或怀疑，但认为有意义 相信并认为是有意义 合计

人数 57 9 24 2 92

比例 54.7% 4.5% 26.1% 2.2% 100%

第3篇：新消费主义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生产；逻辑；生产力；资本逻辑；消费逻辑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5-0035-03

一、生产逻辑的概念及理解

人类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所抽象出来的概念叫生产。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导言中写到，生产直接也是消费，是双重的消费――主体的消费和客体的消费。这里面消费不同于以往的消费，而是个人在生产劳动这个活动当中提高自己能力所消耗和付出的这个能力。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生产资料被使用、消耗，是原料的消费。所以说生产本身就是消费。消费和生产之间具有相同性质的表现，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消费和生产之间它们两个都具有直接性，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是双重的，生产可以认作是消费的一种表现形式，消费同时也是生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家眼里统称合一；然而，又找到了其中的不同，生产和非生产的劳动的研究就统称为生产的研究。生产和非生产的消费的研究组成了对消费的研究。二者互为手段与媒介，二者为相互依存的关系；可以说，这种方式是一种运动，也可以说是以某种运动方式而彼此关联着，互相依存，不可缺少，却又独立于彼此之外存在。消费的外在对象是生产创造的，而生产的内在对象是消费创造的，这两个缺一不可，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不简单是“等号”的关系，生产和消费也不简单是对方的手段和目的，生产和消费都互相为对方提供各自不同的内在与想象对象，生产和消费都互相作用着对方，媒介着对方，而且，生产和消费创造了对方的同时也同时实现了自己。从消费到生产，只是在它完成了自己成为产品的过程后，再把自己作为消费而消费完成，进而销毁掉其独立的物体形式。当消费完成了所有的生产过程，并使其达到完美的时候，消费不仅仅是让产品成为产品，它更是让生产者最终成为生产者的过程。此外，生产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它创造出的某种消费方式下而产出的消费，然而，当这种消费的动力、能力以某种创造性的方式出现，并为生产所创造时，这就和以上所说的同一性相同了。关于需求与供给、需要与对象、自然需要与社会需要依然在经济学论述中多次解释，在此不赘述。使产品成为产品的最后行为是消费，按照马克思的思想，“生产直接也是消费”是指“生产的消费”，在生产中生产者的“能力”和生产资料被“支出”、“消耗”和“使用”，即“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消费行为其实直接也是一种生产的行为。例如，在植物在上肥料的这个消费过程中，也是在生产的过程，生产出新的果实。”即许多消费是“生产人”的生产。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说，生产和消费具有“直接的同一性”。马克思认为，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有三方面表现，除了“直接同一性”，还表现为两者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

二、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下的生产逻辑

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学说，对黑格尔的理性神话进行了批判。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因素一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因素二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因素三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类和现实的人。实际上马克思确是沿着西方人文主义的伟大传统来从事自己的哲学思考的。其次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哲学研究批判的同时，他也发现了黑格尔的哲学具有相当大的价值，黑格尔谈的具体概念就是一个新的逻辑。当我们摆脱了传统理性主义不足――抽象并且孤立的形式主义，在客观世界中的具体对象中适用这种思想，我们就会发现，客观实在中的对象往往是具有内部联系的，并且在自发展、重构、再发展、再重构的循环过程推动对象的完善。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改造并运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方法是用生产逻辑来完成的。他指出，观念自身运动的神秘表现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问题是想要把纯理论的观念的运动改造为现实的历史运动，马克思在物质生活的再生产和生产中以及在此产生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中找到，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时候，他把黑格尔的方法转变成一个整体且非常严格的体系，使之成为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方法体系。黑格尔的合理思想马克思把它批判地吸取了，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也体现到马克思的这一点，并且马克思提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体现。对于他来说，在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事物以及对象都应该是一个整体并且统一，并且具有多方面内容。我们可以从事物内部观察到它的复杂联系。这样一个认识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并且是很长很多的串联的逻辑环节和范畴罗列开来的。马克思对生产逻辑的辩证法的分析即完整地体现于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把商品关系这种最简单的独立出自资本主义社会一种矛盾关系开始研究，开展了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完整的意识形态的分析。最终，他发现，商品价值是具有两重性的：它既有实用价值，也有价值。劳动的两重性造成了商品价值的两重性，具象的劳动方式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抽象劳动方式形成商品的价值。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使用价值三者是划等号的，而生产关系、价值、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三者也是互为转换的。货币的独立运动就是在生产和交换中不断的发展，从而派生出来的等价物。新阶段的社会化的生产的标志正是货币运动。产品的交换在种类和数量上的增加，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使其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也随之变得复杂化，随着物与物关系的复杂化渐渐隐没了人与人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蕴涵了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经济运行秘密。马克思展现的这个纷繁复杂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的关系，竟是从商品这个最简单的抽象概念出发的。马克思批判了经济学家形而上学的观点，强调了整体和部分的作用，因为部分“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现实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相互关联的各个不同范畴确立了经济范畴的种种定义。马克思用商品关系这一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出发，构建了整个社会有机体的架构，并将其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生活内容一步步揭示。人必须接受分工与交换才能进行基本的物质生产，最初的分工就是家庭式的分工，社会关系的夸大，必定导致分工的规模的扩大化，于是，交换出现了。交换还在小范围内发生的时候，如两个部落间的交换，人与人的关系还没发展到与别人相独立的关系，而当交换发展到超越地域与国界后，关系作为一种不可预期的无法控制的规律与过程强制地出现了。商品的交换在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已经触及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中，社会关系挤压着自然关系，商品已经加之到人本身上，使人成为了流通的商品。无产阶级作为社会变革实施者已经被资本的不断物化迷失了视线，而对其封锁的突围变成了西方的最基础的而且也是最根本问题，同时更是当代社会当中我们要研究的划时代意义所必须认真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三、后现代思潮中关于生产逻辑的解读

让・鲍德里亚在自己早期代表作《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明确地指出马克思的生产逻辑只能运用在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这种行为已经是很重要的，并且占据主导地位。生产与消费并存，当生产让位与消费的时候，他发现了商品同时也让位与符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生产逻辑是社会物质生产为前提的生产逻辑，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马克思对生产理论的批判已经写到，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要把生产当做实际的起点来表述，人们把消费和生产看成了是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多个人的活动的时候，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既是实际的起点，同时也是起支配作用很重要的条件之一。消费和生产以及流通作为生产活动的三要素，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消费即可以看作生产活动的起点，也可以看作生产的终点，在生产活动中，起着独特的作用。在供求关系中，消费是生产的前题条件，无消费则无生产。另一方面，生产出的商品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消费。因此，消费是生产活动中的首要要素。从让・鲍德里亚的观点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逻辑的分析主要在研究生产的逻辑。从历史唯物史观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人类社会赖以生存进而发展的物质前提便是劳动生产。在劳动生产这一活动中，充分展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成果，一来通过技术力量的外化体现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其表现为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这就是所谓的生产力；二来体现在通过各种文化因素的作用而体现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出现了。这种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集中在经济领域就表现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以及经济基础。在这些理论观点上，我们批评地进行分析，从生产的理论这个基础上来进行完善并且丰富着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及有效性。这是我们应该针对的资本主义当代的非常重要的文化逻辑。在实践唯物主义视域中，文化是“人化”，一切“人化”的过程、表现、表征、结果、行为，均属于文化的范畴；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才能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把握其本质和规律。在唯物史观视域中，文化是与社会存在相对应的社会意识范畴，它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态；当代文化发展的途径首先是科学文化知识的发展。在精神生产力视域中，文化是生产力，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就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在鲍德里亚的观点中，生产的批评性理论并没有对生产原则产生什么影响，概念中的生产方式一词，所要表现的内容也是具有辩证性的。在谈及生产的形式上，原来所涉及列出的谱系，同样也没有涉及到。这个形式以理想化的方式重新出现，隐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背后。鲍德里亚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方式即使被马克思所批判了，但马克思其实并没有批判资本主义里的本体论，能够支持资本主义存活的本体论实际是生产逻辑。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家都把马克思哲学当成是一种生产主义理论，并认为该理论与人、主体理论构成了现代性的内容。生产理论是马克思哲学核心内容，马克思生产理论体现了“应然”维度与“实然”维度。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出现的异化与物化现象，对这种现象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生产理论的价值维度。在这双重维度中，马克思哲学超越了生产主义，形成了科学的生产理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 200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M].人民出版社，1995.

〔3〕仰海峰.西方的逻辑[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贾文华.从资本逻辑到生产逻辑――西方关于欧洲一体化的理论解释[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7）.

〔5〕俞吾金.作为全面生产理论的马克思哲学[J].哲学研究，2003（8）.

〔6〕景中强.马克思的社会生产理论与唯物史观[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3）.

第4篇：新消费主义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消费；文化；符号；社会意义

所谓消费文化，就是伴随消费活动而来的，表达某种意义或传承某种价值系统的符号系统。消费社会学认为，消费本身就是文化。这不仅仅是因为消费受文化的影响、驱动和制约，同时文化本身也依赖于消费作为工具和载体。更为重要的是，消费及消费品均是表达意义的符号体系和象征体系。与一般意义上满足需求的自然性、功能性的消费行为不同，这种符号和象征体系表达、体现或隐含了某种意义、价值或规范。

西方社会对于消费文化的关注源于消费社会的产生。尽管学者们对于消费社会产生的具体时间存在分歧，但共同的一点是，他们都强调由于消费热潮的到来引发了社会及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在以生产为主轴的社会中，物质匮乏成为当时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消费被置于生产的附庸地位，克勤克俭、禁欲苦行成为时代的核心价值观。然而，18世纪前后消费社会的到来，引发了人的生存体验以及社会发展态势等一系列深刻的变化：消费不再停留在最基本需要的满足上，而是具有了更多的社会文化色彩；建立在对消费物品所体现的文化和意义上解读的生活风格，成为揭示人们心理结构乃至社会机制变化的切入点。由此引发了学者们对于消费范式的争论。

一、传统社会视域下的消费文化研究

在西方社会变迁过程中，消费革命与工业革命被认为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从18世纪开始，商人、企业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就以社会风尚和日常消费作为研究依据，探讨身边日益增多的消费革命。在这个时期的消费文化研究中，人们通常将消费文化与文化分析、社会分析、人文地理、商业史、社会史等结合起来研究。马克迅·贝格从奢侈与必需，新奇与模仿，公共与私人消费空间，过剩、品位和时髦，身份认同与自我展示等五个方面集中讨论了人们在对商品的消费过程中表现出的丰富文化意义。凡勃伦提出了炫耀性消费理论，对消费的社会意义进行了区分。米勒认为消费性物品可以作为那些期待别人的生活方式的人们的一种所谓的“文化入门之物”。克里斯托弗·贝里对奢侈的概念进行了历史考察，认为在奢侈的“古典范式”中，意味着对美好生活的破坏，但是随着奢侈的“去道德化”，其推动消费的正面意义不断扩大，政府对待奢侈的态度，影响着社会政策和秩序。

尽管这一时期的学者们从多个角度研究了消费与文化间的关系，但从总体上说传统视域下的消费研究仍具有单一性、缺乏系统性。其表现是：首先，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范式。学者们对于消费文化的研究缺乏理论支持，其对社会消费变化所作的解释也难以完全令人信服，他们对消费的社会和文化性质的探讨也不够深入。其次，学者们对消费研究没有形成统一的视角。学者们往往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研究消费文化问题。实际上，他们更多地是把消费文化作为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来研究消费文化背后的其他问题，消费文化的附庸性仍然没有被消除掉。因此，他们彼此之间的研究视角很难形成统一的体系。

二、福特主义及后福特主义的出现对消费文化的影响

伴随着现代性的发生，现代社会日渐显示出现代消费模式与传统消费模式的分野。在传统社会中，消费严格限制在等级制上，仅仅停留在最基本需要的满足上。而在现代消费模式中，消费不再仅仅停留在生理需求的满足层面上，而是具有了更多的社会文化色彩；不仅成为阶级身份的显示器和社会的排斥机制，而且成为个体躲避外界压力和建立个性生活及完善内在心理结构的主要手段。其中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的出现对于消费文化的变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福特主义是以汽车装配线的发明者亨利·福特的名字命名的一种现代生产系统。它发源于美国，盛行于20世纪前半叶，到五六十年代达到顶峰，从70年代、尤其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开始显出衰退迹象。福特主义的主要特征包括：同质产品的大批量生产，使用不灵活的技术，强调经济规模，劳动技术分工导致劳动的无技能化、高强度化和同质化，强调同质产品的大众市场。伴随着福特主义的扩张，“理性化”与“物化”的倾向逐步从劳动过程扩展到日常消费领域。福特制不仅改变了劳动过程，也改变了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从表面上看，消费是不受国家和经济体制干预的个人行为，但正如阿吉列塔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消费“仍然从属于恢复在社会实践中被消耗掉的精力这一普遍逻辑”。福特主义倡导的“一天工作8小时，挣5美元”的口号使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大增加，使其没有余暇在工作时间内恢复体力，这就导致筋疲力尽的工人在下班之后不再可能去从事生活资料的家庭生产。生产劳动与家庭生活被完全割裂开来，工人消费的一切都必须依赖于商品。

福特主义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组织方式，也是工业化时代资本积累的主要形式。但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福特主义生产方式逐渐暴露出某种深刻的结构性危机。其主要表现是：福特主义的生产经营模式把消费市场看作是同质化的大众市场，相对忽略了市场的细分和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因此，这种生产模式对消费者的选择在一定范围内实行了生产性“强制”。消费者固然有选择的自由，但他们的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选择动机却被忽略了，因此他们的选择范围是有限的。同时，福特主义式的大规模生产体系需要长期和巨大的固定资本投资，很难适应迅速变化的市场需要，而高产量和低单位成本的生产方式要求售出大量产品，又与日趋多样化和日趋饱和的市场发生矛盾，同时线性的生产方式缺乏横向的协调机制，也造成了生产组织的僵化。这表明福特主义作为一种协调生产与消费的控制模式，存在着重大的弊端。

于是后福特主义随之登场，个人的异质化和多样化要求开始得到市场的照顾。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模式包括以下几个特征：市场的细分化，消费者导向的、更灵活的生产专业化，更短的生产周期，对新技术的充分利用，劳动的非标准化和劳动者要求有更广的技能、更多的责任和更大的自主性。如果说，福特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创造”了同质的大众消费者，那么，后福特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则“创造”了异质化和个性化消费者。生产经营者只有通过对市场进行细致的研究和细分才能找到自己的市场。因此，在后福特时代，注重消费的选择性和消费选择的多样性被看成是生产经营得以成功的前提条件之一。

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过渡，反映了西方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从传统的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向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的转变。后福特主义进一步扩大了消费的范围，加快了消费的步伐，创造了刺激、控制和引导消费的更为多样的形式，为当代消费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三、鲍德里亚的符号价值理论

二战后，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的战后恢复，进入60年代后，西方社会迎来了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现代化和高新技术的发展、高速公路、高楼大厦、购物中心、电影、电视和报纸等大众传媒的不断涌现，标志着战后的西方社会逐步走入了一个新的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新特征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的出现，加速了人们生产与消费生活的变革。面对这一系列新的社会现象，如何从理论上认识它、解释它，成为了学者们急需解决的问题。法国学者鲍德里亚便以符号价值为出发点，建立了现代西方消费文化理论的早期范式。

鲍德里亚首先分析了物、消费、符号消费间的关系。这里的“物”主要指的是与商品有关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与人经常打交道、与人发生生活关系的物品。鲍德里亚认为，如果要深化对物的研究，就必须把物从其功能性中解放出来。为此，就必须对物体进行本质的改变，而不能仅仅进行功能性的改变。所以，“我们分析的对象不是只以功能决定的物品，也不是为分析之便而进行分类之物，而是人类究竟透过何种程序和物产生关联，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系统”目。消费，通常看来，就是对物的占有、使用和消耗。而鲍德里亚指出：“消费既不是一种物质实践，也不是一种富裕现象学，它既不是依据我们的食物、服饰及驾驶的汽车来界定的，也不是依据形象与信息的视觉与声音实体来界定的，而是通过把所有这些东西组成意义实体来界定的。消费是在具有某种程度连贯性的话语中所呈现的所有物品和信息的真实总体性。因此，有意义的消费乃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人们对于消费品的购买、占有和使用，只能构成消费的前提，还不足以构成“消费”概念来身。“为了构成消费的对象，物必须成为符号。”

按照鲍德里亚的理解，物的消费是指向符号的消费。符号消费绝不仅仅是为了简单的吃饱穿暖，它其实是消费者的一种“自我实现”，或是为了体现“自我价值”的消费，也包括“炫耀”因素在内。因此，消费不仅仅是物或商品的消耗或使用，而且是为了“标新立异”、“与众不同”。按照这一新的消费模式，必然导致一种新的消费文化的形成。而在这一新的消费文化中，符号自身是有价值的，也就是他所谓的符号价值。符号价值就构成了这一新的消费文化的核心范式。

鲍德里亚认为，新的符号消费必然要对传统社会的原有的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构成重大的冲击，并形成一种基于符号消费基础上的新的消费文化。符号价值则是新的消费文化的核心。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是一个产品过剩的消费社会。在这一社会中，我们已经从原来为物所役使转变为被符号所支配和困扰。现代消费社会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商品和物的世界，而且它已经成为一个符号的世界、符号的王国。我们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受到了符号的支配，如电视广告、网络媒体等等都是符号的载体。而我们所消费的物品，一旦把其作为一个符号来消费时，对其价值的衡量，就不能简单地从该物品的使用价值和劳动价值出发来看待。一旦人们进入符号价值消费的领域，物的使用价值就被抛弃了，物仅仅被当作能代表其社会地位和权力的符号来消费。物和符号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了，符号价值堂而皇之地替代了物的使用价值和劳动价值。

鲍德里亚进一步指出，进入消费社会之后，人们面临的不是以意象方式呈现出来的景观社会，而是深层意义的符号社会。在符号社会中，在符码控制中，一切原件都不再存在，存在的只是通过机器、特别是电子媒介的符号产品，这种产品的价值已不再能按照原件来判断，而是如何通过符码的组合形成所需要的意象与结果，而判断的标准也变成了拟像本身。符号象征系统拒绝任何整体意义的存在，基于拟像的符号系统没有某种意义赖以依存的确定性，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或编码规则则是支配人们消费欲望的唯一指涉结构。鲍德里亚对消费文化的研究逐渐放弃了原来那种生产者的比喻，对消费文化的符号分析使他走向了取消主体性、消解任何基本意义的极端。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鲍德里亚符号权力分析逐渐脱离了早期将消费的符号学与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尝试，从而表现出明显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但应该肯定的是，鲍德里亚在符号价值的消费文化范式中对物化、异化的批判进入到符号领域的批判，从理论上看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他对消费文化研究的后现代主义符号学观点，为探讨后现代社会的新的支配方式与组织形式提供了有益启发。他也为生产者在消费社会中树立品牌意识提供了理论保证。

四、从符号价值到物的社会意义

仅仅从符号学的角度，把消费看作一种符号操作行为，或把物作为一个文本来理解显然是不够的，物的意义与社会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是社会关系的文化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消费文化的分析必须同时是一种社会分析。

在鲍德里亚之后，经济学家巴龙·伊舍伍德通过商品在宗教仪式中的功用的讨论，说明了商品可以作为社会地位的标志。商品之所以产生意义，是因为每个人都积极参与到特定文化中。社会学家马歇尔·萨赫利斯则用人类学上的图腾崇拜概念来分析消费，他认为被生产的物体是现代社会中的图腾，而消费者群体就相当于传统社会中的部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则认为，在社会生活中，物的作用是通过日常生活实践来“生产和维持社会关系的。人需要物品，是为了使文化的各个范畴得以显现，并且稳定下来”。

尽管上述学者对于西方消费文化理论的丰富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真正完成当代西方以物的社会意义为核心的新的消费范式任务的人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布尔迪厄既不像符号学家那样，把消费文化看作是与社会无涉的、独立自主的符号体系；又不同于庸俗者，把消费文化看作是既定的社会现实和社会秩序的消极和直接的反映。他用于联结主观存在与社会结构、联结符号体系与社会空间的重要桥梁，是具体的社会实践。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实践是联接主观的认知图式与客观的社会结构的中介，正是在实践过程中，客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质例逐渐内化为行动者的“惯习”。人们在消费中的鉴赏趣味就是由这种“惯习”决定的。他又常常把“惯习”称为“性情倾向”或“性情系统”。他认为，惯习与一个人的家庭、群体、人体的等级和身体经营密切相关，是文化和日常生活实践的有机统一，它并非是静止不动的，它可以由不同社会群体所采取的策略之互动所决定。布尔迪厄对惯习的论述，将消费文化的分析置于广阔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探求影响习性的社会因素，对扩大消费文化的社会空间话语，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研究品位对社会再生产的意义时，布尔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他借助这个概念重新审视了文化与社会阶级的复杂关系，避免了经济决定论的简单化倾向。“文化资本”的概念是对马克思“资本”概念的拓展。认为，资本不仅是一般的货币与商品，而且是一种对整个生产的控制，它包含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以及整个生产过程的控制。布尔迪厄把这种权力关系从经济领域延伸到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符号领域。他指出，资本可以表现为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等形态，但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并非对等的关系，文化资本具有自己独特的、独立于收入或金钱之外的价值结构，它相当于转化为社会权力的能力。如果单纯根据收入来判别品位等级，就会忽视文化与经济的双重运行原则。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

布尔迪厄明确地打破了审美消费和日常消费之间一度不可逾越的界线。他认为，日常消费和审美消费同样是为消费主体的社会空间占位所制约的，两者之间是同源的。但这种“同源”关系并不意味着二者是完全一致或对等的。所谓“同源”是指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场域都体现出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但这种关系在每一场域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每一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等级秩序。除此之外，布尔迪厄还发现，艺术鉴赏与日常生活是息息相通的。

与鲍德里亚一样，布尔迪厄的消费文化理论也并非尽善尽美。但布尔迪厄的论述，的确进一步深化了西方消费文化理论，对理解社会文化商品的经济与生活方式的生存空间，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最为重要的是，自布尔迪厄之后，物的社会意义的消费文化范式最终确立，并一直影响至今。

五、对于西方消费文化理论范式的思考及其对中国消费社会建构的启示

第5篇：新消费主义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来源国；来源国形象；来源国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1-0135-04

[作者简介]魏迪（1991-），女，汉族，江苏徐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服务市场营销。一、引言

Morello（1984）描述了来源国形象出现：“1918之前，没有人知道产品来自于哪儿。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为了惩罚德国工业同时警醒欧洲消费者，战胜国要求德国在出口产品上标记“Made in Germany”。很快它就成了一个质量的标志[1]。” 这也是 “来源国”最早的雏形。早在1962年有学者指出“made-in”是营销组合中的第五个因素 （Dichter，1962），在激烈的业务国际化和全球化之后，产品来源国形象成为创造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一因素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Parkvithee和Miranda， 2012），甚至可以为作为消费者的想法和偏好趋势预测的指标（Lou and Johnson，2005）。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纯粹的国内市场已不复存在，因此研究来源国相关理论，以及对国际市场营销战略提出建议，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来源国与来源国形象的定义

（一）来源国

由于Schooler（1965）开创性的文章，引入了来源国（Country-of-origin，简称COO）的概念[2]。20世纪60、70年代，资源的全球配置水平还不高，从产品的设计、生产到销售都可以在同一国界完成。此时，来源国的概念就是单一维度的。Nagashima（1970、1977）用“made in”定义产品来源国[3][4]。但在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混合产品（Hybird Product）不断出现，“made in”这种说法的有效性和精确性有失偏颇，来源国发展成多维概念。Papadopoulous （1993） 把来源国划分为“产品制造国（ COM，Country of Manufacture） ”、“产品设计国 （COD，Country of Design）”和“产品组装国 （COA，Country of Assembly）”[5]。Insch和McBride （1998）又将来源国划分为 COA、COD 和COP（Country of Production），以及COB（Country of Brand）（Batra等，2000；Thakor和Lavack，2003）。综上所述，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跨国公司的盛行，来源国的概念也在日益丰富，既包括最初的产品制造国，也包括后来的产品设计国、组装国、品牌来源国等。

（二）来源国形象

Nagashima于1970年最早提出来源国形象，认为来源国形象是指企业与消费者对某特定国家之产品的图像（picture）、声誉（reputation）与刻板印象（stereotype），这种形象是由代表性产品、国家特性、经济、政治等因素形成的。Narayana（1981）认为来源国形象应建立在对一个国家产品的整体认知基础之上[6]。Martin和Eroglu（1993）以及Verlegh和Steenkamp（1999）认为来源国形象通常指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形象，主要集中在一个国家的经济、技术、社会和政治等因素。Kleppe（ 2002）等人将来源国形象概念区分为国家、产品两个层次，国家层次是指某人对某一特定国家所持有的所有描述性的、推断性的以及情报性的信念的总和，而产品层次则是指消费者对该国具体品牌或产品的印象[7]。Pappu等人（2007）也将来源国形象分为两个层面，从宏观层面上说，来源国形象与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科技、历史和文化等相联系；从微观层面上说，与一个国家制造的产品相联系[8]。与之不同，Roth和Diamantopoulos（2009）将来源国形象分为三个层次，即国家层面（宏观视角）、国家-产品层面（宏微观视角）、来自一个国家的产品层面（微观视角）。综上所述，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来源国形象不仅仅由代表性的产品构成，该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同样会影响消费者对来源国的认识。来源国形象经历了一维到二维、三维的发展。虽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来源国的构成要素，但目前来源国形象的维度仍未形成一个系统的成熟的理论系统（Roth 和 Diamantopoulos，2010；Samiee，2010）。

三、来源国效应理论研究综述

来源国效应理论在西方背景下形成和发展，到21世纪，中国学者才开始着手研究来源国效应。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来源国的存在性、影响因素和主要作用机制三个方面。

（一）存在性

Schooler 是验证来源国效应存在的第一人。先后经过1965年、1969年和1971年三次实验，得出了以下结论：产品来源国形象会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证实（Reierson，1966；Schooler 和Wildtz，1968）。到了20世纪80年代，Crawford 和Lamb（1981）扩大研究范围，对44个国家的多种产品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消费者存在对国家的刻板印象，更愿意购买发达国家的产品。Papadopoulos（1987） 、Hong 和Wyer（1989）、Thorelli等（1989）同样证明来源国效应确实存在。

但有些学者认为，全球化过程中模糊了来源国的问题，使它不那么重要（Usunier，2006），或完全消除来源国对购买意向的影响（Pecotich和Rosenthal，2001）。转变态度的原因之一是消费者无法查明产品的来源国，跨国生产、全球品牌和世贸组织规则，都限制了来源国标签并减少了其相关性（Usunier，2006和Samiee，2010）。虽然学者们对来源国影响的重要性判定不尽相同，但支持来源地效应确实存在这一论断的研究还是占大多数。

（二）影响因素

1产品因素

Nagashima（1970）发现产品的熟悉度会影响来源国效应。消费者依靠内在的和外在的线索来评价产品（Srinivasan等，2004）。产品信息被认为是调节来源国形象作用于产品评价过程的重要因素之一（Lee and Ganesh，1999）。Bilkey和NES（1982）发现，产品信息缺乏时，会刺激消费者购买国内商品的欲望，并引发对外在线索（如来源国）的需要（Veale和Quester，2009）。

来源国效应还会因产品类别或产品属性不同而存在差异（Han和Terpsra，1988；Roth和 Romeo，1992；Jaffe和Nebenzah，2001）。如对比较复杂的产品以及奢侈品，来源国效应会增强；而对于复杂程度较低的便利品，原产国效应就会相对减弱（Eorgfu和Machliet，1989；Huddleston等，2001；Gaetano Aiello，2009；Bruno等，2012 ）。另外，再将产品类别和国家形象相结合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法国的时尚产品评价高（Kaynak和Cavusgil，1983），对德国和日本的汽车评价高（Srikatanyoo&Gnoth， 2002），对美国在电脑、手机等IT和通信产品上的来源国评分最高（王海忠和赵平，2004）。从而也证实了产品类别会影响来源国效应。

此外，Darling 和 Kraft（1977）发现对来源国知识的了解会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态度。Schweiger等人（1995）提出，消费者对于产品技术复杂性感知结果会影响来源国效应。另外，品牌效应（Han 和Terpstra，1988）、商店形象（Cattin等，1982）也是影响原产地形象效应的重要变量。

2消费者因素

Schooler、Greer（1971）和Wall（1991）发现年龄、种族、性e会影响来源国效应，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Dornoff等（1974）对400名美国消费者进行实验，受教育较多的消费者更青睐于进口产品。此外，消费者对某个国家的产品或品牌好的或不好的经历，可能会干扰来自同一国家的其他产品或品牌（Johansson等人，1985）。另外，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可以作为评价来源国的调节变量（Rosenbloom and Haefner，2009），众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论证。

Shimp和 Sharma （1987）第一次提出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概念，并将之界定为消费者对购买外国产品是否合理和是否道德所持有的态度，同时构造了测量民族中心主义的量表CETSCALE，通过验证具有很好的信度和效度[9]。大部分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可能偏好本国产品和厌恶其他国家产品（Shimp和Sharma， 1987；Balabanis，Diamantopoulos，2004；Chryssochoidis，Krystallis，Perreas，2007）。国内学者王海忠（2002）、李东进（2005）、卢小君（2010）等通过本土化的实证研究，表明CETSCALE量表在中国具有稳健性和适用性，并且得到与国外研究类似的结论，即中国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越高，对国外产品的评价和购买意愿越小，对国内产品的评价和购买意愿越大[10][11][12]。

（三）主要作用机制

1晕轮效应（ The Halo Effect）

晕轮效应（Han，1989）又称为光环效应。晕轮效应认为，消费者对不熟悉的产品依赖来源国形象。在晕轮效应模型中，来源国的形象影响消费者对产品属性的信念，这种信念同时也影响消费者对品牌和产品的评价。具体来说，消费者在评价产品和品牌的过程中，来源国形象与信念之间具有一种正向关系。模型如图1。

2概构模型（ Summary Construct Model）

概构模型（ Han，1989）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拥有来自某一国家不同产品的丰富知识，能从这些产品知识中抽象出该国或者地区的形象，并在评价这个国家的品牌或产品时使用。由此可见，概构模型是建立在对生产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产品属性的认知基础上的，先形成其对该国产品或品牌的信念，然后形成对该国形象的认知，最后这种认知将会影响消费者对该国其他产品或品牌的评价。概构模型如图2。

3弹性模型 （ Flexible model）

弹性模型（Gary AKnight和 Roger JCalantone，2000）又称灵活性模型。它是在Han的晕轮模型和概构模型基础上提出的，认为来源国形象影响消费者对产品或品牌的态度有三种作用路径：一是国家形象（来源国形象）直接影响消费者对产品或品牌态度；二是国家形象通过影响消费者的产品信念间接影响消费者的产品或品牌态度；三是基于体验所产生的产品信念直接影响消费者的产品或者品牌态度，但是产品信念还受到国家形象的影响。这三种路径并非割裂而是融合在一起的，建构了一个统一的“弹性模型”。弹性模型见图3。

4独立属性假说 （Independent attribute Hypotheses）

独立属性假说也称独立属性模型，主张消费者一般基于产品提供的信息做出购买决策。具体而言，消费者将来源国当作是产品一个属性，并结合其他属性一起影响产品评价（Hong和Toner，1989；Johansson，1989 ）。产品信息可分为内在属性和外在属性，内在线索主要指产品的物理构成，外部线索包括价格、信誉和产品的原产国等（Liefeld，1993）。消费者同时基于可用的内在和外在线索评价产品（Srinivasan等人，2004）。消费者在对产品评价时，会根据情境和自身的经验对不同属性采用不同的权重。比如，在某些特定时期（如战争、外交恶化），来源国作为产品的属性会起到关键作用。独立属性模型如图4。

四、结论与展望

（一）国际上来源国效应研究趋势

国外学者对来源国效应的研究已有40多年的历史。从最初对发达国家的单因素研究，到现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多因素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证实了来源国效应的存在，探索了影响来源国效应的因素，解释了来源国的主要作用机制。但从其研究现状来看，仍然存在一些局限：一是对来源国有关概念的定义缺乏清晰性和一致性；二是实证研究大多还集中在比较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研究较少，来源国效应的普遍适用性缺乏说服性。三是对来源国的应用性研究有限。在今后的研究中，应主要致力于解决上述问题，确定来源国有关理论和测量的唯一性，对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广泛的研究，将来源国理论和国际营销市场相结合，深入探讨来源国作为重要资源在营销战略中的应用。

（二）国内来源国效应研究趋势

与国外研究相比，我国对来源国的研究才刚起步，目前文献还较少，尤其是实证研究方面。对我国来说这方面的研究还是一个新课题。在今后的研究中，一是增加实证研究，确定中国形象、中国品牌和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什么位置，进而对中国企业的具体实践活动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导；二是要进行跟踪研究，中国市场转型升级，越来越多的行业和产品走向国际市场，需要跟踪测试新行业、新产品领域内来源国的效应。

[参考文献]

[1]Morello， G.. The Made-in Issue： A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Image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roducts [J].Serie Research Memoranda， 1983（12）.

[2]Schooler R D. Product Bias in the Central American Common Market[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66， 8（2）：18-19.

[3] Nagashima A. A Comparison of Japanese and U.S. Attitudes toward Foreign Products[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70， 12（3）：7-8.

[4]Nagashima A. A Comparative “Made in” Product Image Survey among Japanese Businessmen[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77， 41（3）：95-100.

[5]Papadopoulous. Product-country Images ： Impact and Role in International Marketing[M]， New York：International Business Press：3-38.

[6]Narayana C L. Aggregate Images of American and Japanese Products： Implications on International Marketing[J].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1981， 16（2）：31-35.

[7]Kleppe I A， Iversen N M， Stensaker I G. Country Images in Marketing Strategies： Conceptual Issues and an Empirical Asian Illustration[J]. Journal of Brand Management， 2002， 10（1）：61-74.

[8]Pappu R， Cooksey R W. Country Image and Consumer-based Brand Equity： Relationships and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Marketing[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5）：726-745.

[9]Terence A. Shimp，Subhash Sharma.Consumer Ethnocentrism：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of the CETSCALE[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1987，24（3）：280-289.

[10]王海忠.消M行为中的民族中心与民族淡漠倾向[J].南开管理评论，2006，9（5）：107-112.

第6篇：新消费主义的概念范文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1)05-0053-10

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问题是任何一个旅游者都必须做出的最重要的决策，是旅游消费行为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旅游消费决策问题通常包含两个命题：其一是要不要去旅游的问题，涉及旅游者的需要和动机；其二是选择哪个特定旅游目的地享受何种旅游产品的问题。一般来说，在旅游者明确自己的旅游动机之后，便会通过各种途径搜集信息，进行一系列关于旅游目的地、旅游方式、旅行时间等的决策。由于旅游目的地是旅游活动的中心，且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通常关系到其他相关决策的产生，因此，目的地选择可以被认为是最核心的旅游消费决策。

旅游者目的地选择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引起众多国外学者的关注，他们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清晰揭示旅游者选择目的地的行为过程和心理特征的概念模型。这些模型中，大多数借鉴微观经济学、认知心理学和市场营销学的理论与概念，所提出的分析框架“成功地为探索旅游购买行为的独特本质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由于最终选定旅游目的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至今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研究框架来分析潜在旅游者在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过程中经历的需求识别、信息接受与处理、目的地形象构建、筛选与评估等一系列复杂的决策过程。

一、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的不同研究范式

事实上，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不同观点往往受其理论范式的影响。就消费者决策行为研究而言，在实证主义范式基础上，研究者基于因果关系理论解释事件或现象，认为决策制定过程秉承理性(也许是有限理性)决策理论或是受到超出其自控范围的某些力量的控制，是消费者理性的逻辑推理过程，并将其描述为一个程序化的多阶段过程，这部分研究构成了传统消费者和旅游者行为研究的主流方法；而非实证主义范式(如解释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视角)建立在社会行为的真实世界背景之上，运用这一范式的研究者认为，决策者所处的环境更具无序性、模糊性和象征性，进而在对消费者决策研究中更多地引入情景因素和体验因素，并据此对消费决策行为作出更加贴近自然和符合经验的解释。

就旅游消费决策行为研究而言，与实证主义范式下主要对其制定过程进行分析有所不同，部分学者运用解释主义等非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将该领域的研究重点从对旅游消费决策的预测和控制转为理解和解释。这种转变首先基于对人类行为认识的深化：人类对世界的体验并非是对外界世界的被动感知与接受，而是主动认识与解释。继而，消费者不再被看作是被动的反应者，而是具备了对消费环境进行诠释和建构的能力的主动性。反映在旅游目的地选择问题上，相关研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变成了旅游者怎样产生了特殊的决策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决策。另外，基于后现代主义的消费观也是非实证主义范式相关研究的重要部分。后现代主义的消费观认为，消费者心中没有固定或既有的本质性东西来驱动其行动，其自我识别和主观感受依赖于特定的语境与氛围，又受到消费者间社会作用的影响。消费者表现自我形象、特征与价值观具有多维变化性，在进行购买决策时，不仅注重产品效用，而且还注重产品的符号价值。据此，品牌在旅游目的地选择问题上的重要性得到了印证。

尽管以上两种视角为研究旅游目的地选择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框架，解释主义和后现代非实证主义也受到了批评：非实证主义基于一种理想的假设，特别强调消费者能自由选择自我认同的形象，不受任何不确定性与恐惧的威胁，这种假设显然是不现实的。一些学者认为，非实证主义脱离了科学的本质，总是将消费脱离其所在的内容环境，往往从抽象的角度来讨论营销理论与实践的重大问题，因而其观点与结论不能构成便于深入研究和理解的完整理论体系。如果不是建立在实证主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其解释力度就大大降低。正因为如此，国外绝大多数的经典旅游目的地选择模型都是基于实证主义范式提出的。

如前文所述，实证主义范式下的旅游消费决策行为是理性而程序化的。但即便是同在实证主义的理论范式下，不同学者的研究视角和侧重点不同，也会得出不同的研究结果。具体到旅游目的地选择问题，迪克洛普(Deerop)曾将旅游目的地选择模型分为“顺序模型”(sequential model)和“过程模型(process model)”。他认为，部分学者倾向于古典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将旅游目的地的选择过程看作是按照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步骤展开的决策过程，提出的相关模型即所谓“顺序模型”；而另有部分学者的研究重点并非局限于决策行为自身，而是将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看作是一个受多因素影响的决策过程――这其中既包括影响消费者作出认知和情感判断、形成意向和认同以至于达成最终决策的个人因素，也包括因个体差异而对外界影响因素产生的不同反应，且这些因素会伴随并影响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决策过程，提出的模型即所谓的“过程模型”。实际上，在实证主义范式基础上，依据不同的研究视角，旅游目的地选择模型主要分为3类，其理论基础分别是古典消费者行为理论、选择域理论和以“刺激一反应”理论为主的行为主义理论。本文在此谨就这些模型进行评述，以期把握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动态。

二、以古典消费者行为理论为基础的旅游目的地选择模型

在以往的研究中，基于消费者行为理论提出的旅游目的地选择模型构成了相关研究的主要部分。这些模型多是在借鉴早期消费者行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旅游消费的情况进行改编的。

例如，瓦哈、格兰朋和罗斯菲尔德(Wahab，Grampon＆Rothfield)提出的模型将旅游者的购买决策看作是一个9阶段的流程，并指出无论是即时性的决策还是长时间的决策，几乎所有的决策都要经历同样的过程和步骤，据此将旅游者的购买行为看作是一个经过有意识的计划和理性思考的活动。此外，相关研究还指出了度假旅游购买行为的4大特点。希摩尔(Schmoll)将旅游者的决策看作一个包含多个连续阶段的显著过程的结果；其购买行为受到旅游刺激、个体和社会因素、外部变量和旅游服务供应商的特点与特色等4方面因素的相互影响。该模型的突出特点在于首次关注到了时间、费用等限制性因素及其对决策过程的影响。而 以古典消费者行为理论为基础的目的地选择模型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马西森和沃尔(Mathieson＆Wall)提出的线性5阶段旅游购买行为模型，他们还指出了用于理解旅游者购买决策的框架，包括旅游者特征、旅游认知、旅行特征以及旅游目的地的资源和特征4个因素。

尽管此类模型数量较多，其共同点在于：第一，认为消费者的行为具有目的性和目标导向性，将旅游目的地的选择过程看作是一个以理性的方式展开的连续不断发生的决策过程；第二，多将全部消费者行为表示为决策过程，并针对旅游者个人的购买行为构建模型的主体；第三，推断旅游者在需要和欲望的刺激下，积极地搜集信息以了解有关的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产品，继而转向具体的选择标准，作出最终决策。有的模型还涉及消费后的反馈以及这一反馈与日后重复购买行为的关系。

总体来说，这些模型较全面地描述了旅游者决策过程的主要环节以及各环节之间的联系，从而对理解旅游消费决策和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具有积极意义。从应用的角度看，此类模型所揭示的自需要识别至购后评价的多阶段决策过程使人们认识到：旅游者的购买决策过程可能早在其实际购买行为之间就已经开始了，并在购买行为发生后仍然继续。从而对旅游市场营销人员发出信号，需要将其工作集中于旅游者的全部购买过程而非仅仅集中于最终的购买决策上。例如，在信息搜寻阶段，要高度重视并理解旅游者获取信息的来源，鼓励其积极寻找信息，或者提高他们对包括广告在内的相关信息来源的注意；在备选方案评估阶段，理解消费者是如何评价替代物的，找到影响其购买决策的关键因素，通过，更好的改变产品特质或者有针对性地进行沟通，告知消费者某一特定目的地的某些特质所带来的利益，从而最终影响购买者的态度；即便在销售完成后的购后评价阶段，营销人员的工作也没有结束，因为消费者会对其结果的满意度作出评价，需要管理顾客期望及其满意度水平。

但也应看到，这些模型中的绝大多数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不仅会减弱它们在解释旅游消费决策作为一个复杂过程时的力度和价值，同时还会使得旅游营销人员在使用这些模型制定营销战略时遇到困难”。这突出表现在，早期基于消费者行为的旅游目的地选择模型很少或者几乎没有经过实际经验的调查，并且几乎没有提出证据来表明决策到底是怎样做出的；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模型假定旅游者具有高度理性，但实际上这种理性在决策过程中并不显著。事实上，由于绝大多数的旅游者信息是不完全的，其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己观点和偏好的影响。另外，此类模型中大部分知名模型都已经有20多年之久，在消费者行为变化日新月异的今天，面对诸如度假产品的增长、直销的发展和信息技术普遍应用等环境因素的变化，显然难以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三、以选择域(choice sets)理论为基础的旅游目的地选择模型

1.理论溯源

选择域理论的基础假设在于消费者在决策过程中总是试图减少备选方案的数量，直至做出最后决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消费者对决策的效用与成本之间进行权衡的结果。心理学的相关研究也为这一假设的存在性提供了依据：在决策过程中，面对众多的备选产品及相似的产品属性，消费者信息处理的能力是有限的；与此同时，消费者具有储存信息的需要，这使得消费者总是试图简化决策程序，而分类方法(categorization)就是消费者减少信息量、简化决策过程的有效方法。

在市场营销领域，尼科西亚(Nicosia)将决策过程定义为可选择范围的不断缩小，并将消费者最终的购买行为描述为“漏斗过程”，但他并未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解释。霍华德(Howard)最早明确提出了选择域的概念，并在随后的研究中对消费者如何缩小决策范围、然后如何做出最后的决定做了详细说明。此后，纳勒亚那和马金(Narayana＆Markin)、布里索和拉罗什(Brisoux＆Laroche)、斯皮格尔和休厄尔(Spiggle＆Sewall)对霍华德最初提出的知觉域和激活域的概念进行了扩展和延伸。大多数学者所提出的模型都大致包含两个阶段：首先是品牌考虑阶段(brand-consideration stage)，包括进行信息检索形成激活域、考虑域或行动域；其次是品牌评估阶段(brand-evaluation stage)，对品牌进行评估以形成最终决策(即完成最后一个品牌的选择)。少数学者，如布里索和拉罗什、邵克尔等(Shocker，et al.)，厄姆和克朗普顿(Um＆Crompton)在品牌考虑阶段之前增加了品牌知觉阶段(brand-awareness stage)，包括消费者所感知到的所有目的地。除了以上3个部分之外，部分学者还提出了其他类型的选择域(见表1)。邵克尔等提出了一系列选择域形成和变化的模型。这表明选择域是真实的、动态的，并随着时间和时机而变化，受到消费者自身和目的的影响。

2.旅游目的地选择域模型的结构及相关研究

在旅游研究领域，选择域理论也受到了普遍认可，其应用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两种情形：一是旅游者的购买过程是一个全新的过程，旅游者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收集信息，对备选方案进行评估；二是这种购买带有某种风险，并意味着旅游者的高度参与水平。显然，许多旅游目的地，特别是度假型旅游目的地的选择过程都基本符合这两个条件。

旅游选择域模型的关注焦点在于通过一系列选择域对备选目的地或出游计划进行评估。与建立在古典消费者行为理论基础上的旅游目的地选择模型相同，旅游选择域模型也大多是包含两阶段或三阶段的概念化模型。一般看来，考虑域(considerationset)和激活域(evoked set)是感知机会域(perceivedopportunity set)或知觉域(awareness set)的组成部分，后者包含度假旅游者为当前假期正在考虑的全部目的地。由于旅游者所知晓的目的地总是有限的，知觉域又只是全部机会域(total opponunily set)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旅游者通过对包含在考虑域内的目的地备选方案和特质进行评估和选择，最终作出决策。

但旅游目的地显然具有不同于一般产品的特点，这就要求研究人员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域模型加以扩展和修正。霍华德在其模型的第一阶段中指出，所有的备选方案都可以分成两类：个体的知觉域和非知觉域――知觉域包括在某一特定时期为个体所感知到的全部备选方案；非知觉域包括所有不为个体所了解的备选方案。这两个概念应用于某些品牌有限的一般消费品的决策时非常有效，但要在旅游行业中实施则具有挑战性，因为潜在旅游者所了解的目的地的数量可能相当可观。为此，伍塞德和佘瑞尔(Woodside＆Sherrell)修改了非知觉域这一概念，提出应该将目的地划分为两 类，即可知觉域和不可知觉域。其中，“可知觉域包括那些旅游者相信在一定时期(如1年)内有前去旅游的可能性的旅游目的地。由于在知觉域中可选的目的地数量极多，确定旅游者的可获得域可能更加合理”。此后。考虑到“旅游的可能性”这一概念有可能被理解为旅游者的出游能力，伍塞德和莱松斯基(Lysonskl)又将知觉域划分为初期考虑域和排除域，来描述旅游者一定时期内可能去旅游的备选目的地。与之对应，霍华德模型的第二阶段――“激活域”，包括那些初期知觉域中经过删减后剩余的备选方案，在旅游目的地选择模型中发展为“后期考虑域”，在克朗普顿及其合作者的研究中，继承了以上的选择域范畴。这样，旅游目的地的选择模型在原有两阶段的基础上得到了扩展。

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形成的基于选择域的旅游目的地选择模型如图1所示。

除了对选择域结构的关注，部分学者还注意到了选择域的大小以及影响选择域形成过程的因素。霍华德在提到激活域时曾指出，消费者在决策过程中将会切实予以考虑的品牌数目一般为3-4个。此后，伍塞德和余瑞尔、汤普森和库珀(Thompson＆Cooper)、伍塞德和莱松斯基，以及珀渡和麦恩(Perdue&Meng)分别针对旅游目的地的激活域进行研究，得出结论为：3.4个、2.7个、4.2个和2.6个。伍塞德和佘瑞尔还提出度假旅游者切实予以考虑的目的地一般仅为可获得的目的地中的很小一部分(4±2)。这一观点得到了布郎纳和德胡戈(Bronner＆de Hoog)的支持。类似的研究还有郝思尔和威厄那菲尔德(Hauser＆Wemerfeh)，他们发现绝大多数的激活域是小的，依不同的产品类型数目从3到6个不等。伍塞德和莱松斯基进一步指出，“激活域的平均大小比惰性域、不可获得域和否定域中涉及的平均数量要大得多”。此外，部分学者就影响选择域形成的因素进行了研究。例如，伍德赛德和佘瑞尔认为，激活域的形成是由内在的消费者因素和外在信息源共同决定的，其中内在的消费者个人因素包括需要、动机及其选择评价标准；而外在信息源则包括消费者以往的经验、综合知识、广告宣传和亲友的介绍。克朗普顿和安克马赫(Ankomah)，宏等(Hong，et al.)和鲍撒等(Botha，et al.)指出，有3类因素会影响消费者逐步减少备选方案数量的“漏斗过程”，即个人动机或推动因素(push factors)，目的地特质或拉动因素(pull factors)，以及情境变量或限制因素。

3.旅游目的地选择域模型的贡献与营销启示

总体来看，基于选择域理论的旅游目的地选择模型通过描述消费者决策的“漏斗过程”着重阐释了旅游者在对目的地选择过程中所进行的信息搜寻和选择评估过程，为人们理解旅游者的决策行为提供了有价值的概念框架。从本质上说，以选择域理论为基础的旅游目的地选择模型与古典的消费决策理论同源――相信消费者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行为是理性且连续不断发生的决策过程。所不同的是，此类模型更加关注旅游者做出最后选择采用的规则――将旅游者对目的地的选择看作可选择范围不断缩小的分类过程，旅游者个人逐步减少大量潜在目的地的数量，直到最后留下一个，从而为理解消费者的决策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提供了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以古典消费者行为为基础的消费者决策模型的不足，这也正是相关模型之所以备受关注的原因。

从营销实践的角度来看，尽管被排除在激活域之外的目的地也有可能最终成为消费者的购买对象，但其概率通常极低。有关研究还表明，旅游者还未选定目的地时，他们首先提到的目的地往往是其所最偏好的，并被视为最终的购买选择。可见，成为旅游者所首先考虑的目的地，往往意味着旅游者的优先选择。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目的地的某种竞争优势。因此，旅游目的地营销组织应高度重视市场知名度、美誉度的塑造，并通过品牌化手段在旅游者心中树立积极的品牌形象。

但现有的相关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现有研究建立的基础在于消费者逐渐减少备选方案的数量，这一假设实际上是(有限)理性研究视角，往往与消费者决策的真实环境有所不同，从而影响了相关模型的解释力。第二，现有模型更多地关注消费者简化和限制所考虑的备选方案数量的原因，而不是消费者如何形成其选择域。而且大多数模型聚焦于选择域的结构和数量大小，对其形成过程缺乏研究。这就导致人们对决策分类和评价过程知之甚少。第三，现有研究所提出的选择域模型多数是纯概念或理论模型，缺乏实证基础，且多为静态研究，对选择域发展变化的动态研究不足。第四，现有模型多针对旅游者个人的购买行为构建模型的主体，从而忽视了家庭、社会群体等相关因素对旅游目的地选择过程的影响。

四、多因素影响下的旅游目的地选择模型

与以上两种模型相比，还有部分模型将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看作是一个受多因素影响的决策行为过程。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以行为主义理论为基础的部分模型，它们以“刺激―反应”公式作为解释决策行为的依据。当然，相关研究成果中的绝大多数只局限于旅游目的地选择的个别宏观或微观层面，从综合视角出发的模型为数较少，其中莫提荷(Moutinho)、伍赛德和莱松斯基以及厄姆和克朗普顿所提出的模型就是综合模型的典型代表。

梅奥和贾维斯(Mayo＆Javis)认为，了解个体旅游者如何决策需要洞察影响其决策的相关因素，还提出决策者受到内在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双重影响。其中，内在心理因素包括感知、学习、个性、动机和态度；外在因素则包括角色和家庭、相关群体、社会阶层以及文化和亚文化4个方面。另外，两人还提出根据旅游者对于备选产品的认知程度、对信息的需求程度和每次决策的时间长短，将旅游决策类型置于一个从高习惯性决策到高广泛性决策之间连续变化的区间。他们的研究对后来的其他过程模型有很大启发，但是也忽略了一些在其他模型中相当重要的影响因素。

第7篇：新消费主义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高中政治 概念教学 探讨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建立在一系列概念的基础之上的，加强概念教学，使我们的学生真正的理解政治概念，对于高中生学好政治课程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当前思想政治教材中引入了一些基本概念和原理，有些比较抽象，为了使整体学生更加准确完整的掌握政治教材中的基本概念，有以下方法供老师参考。

1 情景法

1.1 根据教学内容，设置相关情景

高中课本的政治概念有些是需要以学生生活的实际作为铺垫的，这样可以把政治理念具体化、实用化、生活化，体现新课程的标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感受到更加真实的学习场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具象思维。比如在教学“树立正确的消费观”这一课的内容时，在学生对教材的内容掌握之后，就可以引导学生思考我们生活中的消费观，有很多超前消费、过度消费，不切实际的消费，超过自己承受能力的消费，甚至是小范围的学生自己的消费，都可以拿来用作情景引入，可以让学生观察我们校道上的节能灯、食品店的纸袋、可回收的垃圾箱等等，都是一些鲜活的情景素材，都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他们对于政治概念的理解，使问题变得具象化。

1.2 以情景为载体，设置相关问题

新课程下的政治教学应该是互动式的教学，学生是课堂的主人，是教学的主体，因此要注重教学中的扩散思维，使高中政治概念深入其心。例如在学习文化生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可以通过多媒体展示一幅幅生活中学生常常遇见的画面：上公交车你推我挤，不按秩序排队；在公共场所大吵大闹；网上不良信息在论坛疯传等等，可以引导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讨论，在平时的生活中是否遇见过类似的情况，当时有什么感受，有想过怎么阻止此类情况等等，这样可以让学生对所学的政治概念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同时可以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念深入学生的心中，既便于学生对于书本概念的巩固，又有利于学生素质的提高。

2 比较法

著名教学家乌申斯基说过：“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我们正是通过比较来认识世界上的一切的。”高中政治概念知识琐碎、记忆量大，概念与概念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此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运用比较的方法正确深入的理解教材概念，防止概念混淆。比如对于“抗震救灾的认识”一般会出现在非选择题中，我们就要进行反复的比较、推敲，提高综合解题能力，抗震救灾的政治常识一般从“党和国家”两个角度回答问题，涉及到国家的有：我国的国家性质、国家机构、对人民负责的原则、国家经济和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等等；而从党的方面讲则有：领导地位、性质，执政理念、宗旨以及改进党的建设等来分析问题，通过党和国家两方面的比较，使得问题的回答更加严密。最后教师可以给予必要的概括性的结论，使学生可以清楚、准确、牢固的掌握政治概念，加深对概念的全面理解。

3 分层递进法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分层思想的引入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去理解：一个是教师对待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不同的概念教学的方式，另一个是在概念教学本身的基础上对所教的概念分层剖析，步步深入，一步一个脚印的让学生理解概念，由小极大，最后吸收。

3.1 在教学方式上体现分层思想

教师可以在充分了解学生的知识基础、智力水平的基础上专研教学大纲，为不同层次的学生制定教学目标，例如在教学生产与消费关系的过程中，对于掌握能力较差的学生可以让他们初步的掌握经济学的相关概念：生产决定消费对象，生产决定消费质量和水平；生产为消费创造动力等等。而对于知识面广，能力强的学生则可以引导他们运用所学的知识联系实际进行自主性的探究，让他们结合现在国际国内的热点问题、新闻事件探讨大力发展生产力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这样一来，学生在以后的实际练习中碰到类似的案例题以及拓展性的题型就不会手足无措，而学习能力相对较差的学生也可以大致的完成一些基本题型，提高学习成绩。

3.2 在教材概念上体现分层理念

第8篇：新消费主义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消费社会；休闲异化；理性回归；休闲伦理道德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4-0040-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闲暇德育研究”（13YJC710016）；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德育专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闲暇资源及其开发研究”（2014JKDYY33）；广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资助项目（Yq2014117）阶段性研究成果；

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地方院校休闲体育教育与地方文化协同发展研究――以粤西地区为例”（2014GXJK126）；广东省高校省级重大科研项目“特色创新类项目（人文社科类）”“闲暇社会视阈下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治理研究”（2016WTSCX07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黎海燕（1982-），女，湖南常德人，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研究。

一、消费社会的来临及其时代症状

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力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得到迅速发展，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产品，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生产过剩日益严重，“潜在的无限生产能力”与“被限制的消费”之间的矛盾上升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消费由此演变为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为了解决生产过剩的危机，保证社会的良性发展和资本的不断积累，就必须极大地唤起人们的消费欲望、大力促进消费的发展，基于此，西方发达国家把刺激消费作为重要国策，一个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逐渐形成，消费社会的基本景观之一便是“商品的庞大堆积”和“被物包围的世界”。[1]1

从不同角度展开分析，消费社会呈现以下特征：首先，消费大众性是消费社会的客观特征。消费社会表征为大众消费的兴起，大众消费使得整个社会“没有规则，只有选择”，“没有风格，只有时尚”，“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人物”。[2]其次，欲望无限性是消费社会的内在动力特征。消费本是人类基本生存方式，人类通过消费满足其物质、能量等需求，以便重新生产人的生命。然而，消费社会之消费所满足的需要并不是人类真正的需要，而是一种虚假的需要，更是一种“无限的要求”。[3]68消费者购买和获得物品仅仅是为了实现对物品的占有，并且总是希望占有更多的物品，有时

其对物品的占有甚至是无目的的，即消费行为看似以物品或享受为轴心，实际上却指向“其他完全不同的目标”。[1]49第三，传媒导向性是消费社会的外在动力特征。在消费社会，电视、电影和广告等大众传媒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铺天盖地的广告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肆渲染、反复鼓吹，对人们形成紧紧包围的格局，极力地鼓励消费、怂恿购买，不断煽动大众的购买欲，使人们“按照广告去娱乐，去嬉戏，去活动和消费”，[4]制造一个又一个的消费神话。

面对社会的急剧变化，思想家们纷纷意识到消费社会的来临，对消费社会的种种重要变化进行各种描绘甚至是批判性阐述。早在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凡勃仑就初步探讨了“消M”的社会结构意义，提出了“炫耀性”消费这一重要概念，认为人们购买商品不仅仅是为了物质满足和享受，更多是为了获取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因此，炫耀性消费是社会成员显示其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5]西美尔提出“时尚消费”概念，认为人们总是为了提升自己社会地位而积极投身于时尚消费，尤其是对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而言，积极进行时尚消费并不断推出新的时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他们是其他阶层的模仿对象；马克斯・韦伯则用其社会分层理论分析消费，认为潜在等级差别的重要表现便是不同的消费方式，且不同消费方式最终决定个体的等级归属；马尔库塞更多的用一种批判的态度评判消费社会，他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运用各种手段与策略，制造大量“虚假的需求”来实现“强迫性的消费”，这种强迫性消费不仅使个体放弃反抗社会，甚至演变成为实现资本主义控制的新形式；[6]列斐伏尔则明确指认，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世界被各种虚假的欲望符号体系所操纵和奴役；[7]鲍德里亚试图从物、意义、符号、媒介等领域多重考察消费这一当代社会基本生存方式，指证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变化，毫不留情地揭开消费社会时代症状的华丽外衣，尖锐刻画了这一社会的种种离奇和诡异之处。鲍德里亚明确指出，“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1]5并指出符号消费是消费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认为在消费社会中，商品除了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还有符号价值，消费与人的真实需要没有直接关系，人们从来不消费物品本身（使用价值），而是把物“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1]48现代社会的消费由对物的消费异化为对符号的消费，并且表现为一种极端的异化符号消费。

第9篇：新消费主义的概念范文

鞋子亦能穿出欢乐感

梁达明先生修读的是香港中文大学专业进修学院的西方艺术专业，2006年於意大利修毕设计课程。拥有着深厚绘画功底的他，在设计领域造诣颇深。年轻时，他就一心想创立一个属於自己的品牌。在学习艺术的过程中，梁达明先生深刻领悟到，要想获得创新与突破，就必须跳出原来的框框，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层面。终於，他在“後现代主义”的艺术概念中寻找到了自己的“品牌之径”。

兴起於20世纪60年代的後现代主义，一直是西方学术界的热点和主流，它是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剥夺人的主体性、感觉丰富性的死板僵化、机械单一的整体性、同一性等的批判与结构。後现代主义舒缓了现代主义的那种紧张感，与严谨得几近刻板的现代主义相比，它就像挣脱了父母管束的孩子一样任意挥霍他们的年轻与灵动。“後现代主义”在设计上大量运用了各种历史装饰符号，因此，它可以说是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受此启发，当梁达明先生在书上看到前人穿的鞋子时，萌生了自己的创作理念。“以前人们的鞋子就像一幅画，逢年过节时，他们会把一些图纸、水果等物象绣在鞋子上。因此，穿在脚上的鞋子就自然传达出一定的信息，鞋子和人联在一起，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梁达明先生笑道。而对比现在的鞋子，梁达明先生认为它们显得过於沉闷。现在的人们割断了与鞋子的联，而注重代表价位的牌子，因此，鞋子也就日趋单调、乏味了。

梁达明先生从艺术家的角度，重新连接起鞋子与人的纽带，让鞋子再次讲起了故事。他说，“後现代就是把现代主义的系统全部重新打散，再重新组合，把一些以前我们忘记了的好的东西重新拾回来。”因此，梁达明先生从後现代主义出发，加入东方元素，衍生出“无极概念”的设计理念。“无极概念”即梁达明先生的设计品牌“No concept”。他强调，“No concept”不仅是一个名牌，是一种生活，是一种信念。从日常生活作息到生活趣味都是无极概念的来源，还有文化的概念延伸所产生的设计，抑或是城市的街角、主流以外的次文化艺术等，都成为梁达明先生设计的灵感源泉。作为一种全新的设计理念，无极概念打破了严肃、冷漠、单调的现代主义设计风格所带来的压抑感，赋予鞋子以人格化、情感化的装饰效果，表现出自我的性格和才能，达到真正的个性与时尚。

以无极概念为指导，梁达明先生设计推出了“无极岛”系列的鞋子。该系列以公仔为主，梁达明先生还创造性地设计出“无极岛地图”，作为公仔们活动的场所。在这个近乎圆形的地方，中部是一个住了很多兔仔的“兔之皇国”，皇国四周有一条很长很大的运河。北部是极北海岸，南部是南方小镇。在西南方的巴塞尔森林中，有很多会说话的树熊及喜欢唱歌的猫咪，森林中有一个猫咪部族自称为“隐形猫革命卫队”，主要目标是要据“兔之皇国”，因此，战就在此上演。凭着高超画艺，梁达明先生将这些故事逐一放置在鞋子上，每一双鞋子都讲述了一个故事，通过开发一系列产品，整个故事被完整表述出来。当顾客见到这些鞋子时，不禁大吃一惊，眼睛一亮，立刻融入到故事中，感受到鞋子的趣味与可爱。其实，这正是梁达明先生设计的出发点――让大家把买鞋、穿鞋当作一种欢乐的过程，由“宜饰而饰”达到“宜人”的目标，带领人们走向艺术化、充满诗意的生活。

鞋子亦能自由配

“自由配”是梁达明先生设计推出的一种全新的穿鞋概念，即单脚鞋的完美运用。以往人们可以选择一个鞋的款式，每次必须买一对鞋。而在自由配的设计理念下，人们可以选择一鞋款，买一鞋。任何时候，人们都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搭配自我的形象。

“牛角鞋”亦是梁达明先生的创意之作。牛角是一种信念，我们常说钻牛角尖，其实也是一种很可爱的行为。牛角有时也成为一种负面看法，现实生活中的勾心斗角，常让人觉得身心疲惫，所以，不如暂时放下斗心，穿上牛角鞋，来一个勾心斗角的鞋袋大比拚，也不失为一种解愁之法。

现今，无极概念公司设计推出三个主要系列：无极岛系列、针对一些街头及次文化元素的黑色系列以及反映中华文化的文化系列。鞋袋全由手工作，精细别致。客户群主要集中在25到40岁这一年龄段，尤其受年轻人的追捧。梁达明先生带领的香港公司主要负责设计工作，生产作则由他的合作夥伴完成。产品出口至东南亚、日本、澳大利亚、台湾以及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尤其颇受华人的喜爱。在香港，无极概念鞋的价位处於中档偏下，适合大众人群的消费。在展会上推出时，吸引了大量消费者的眼光，订单也是纷至沓来。

暇之，梁达明先生喜欢画画，他说，“画画的几个小时里，我可以放下工作中的紧张心情，享受身心的宁静。”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梁达明先生设计的不仅是产品，更是对生活方式的设计，他以幽默、叛逆、夸张和奇思妙想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展现给我们一个充满旺盛生命力和创造性的乐观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