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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道路交通 环境保护
中图分类号:U4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01-0324-01
交通领域碳排放虽然占总碳排放量的比例不大,但是对城市空气污染的影响却不容小觑。目前,我国大城市的60%的CO、50%的氮氧化物、30%的碳氢化物污染来源于机动车的尾气排放,城市污染已经从“烟囱型”向“尾气型”转变[1]。本文以道路交通碳排放为例,分析减少道路交通碳排放的政策和措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
1.国外减少道路交通碳排放的相关政策和措施
欧盟在2009年,通过了新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低于120CO2/Km的政策[2]。这一政策限制了上路汽车的尾气排放量的最高标准,对于汽车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在消费者选购汽车的时候,操控性是选择的一个重要决定性因素,大排量往往意味着更好的操控性,例如提速更快等,但是,大排量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尾气排放,为了能够同时保证汽车的操控性和尾气的排放,这就要求汽车企业需要对汽车的技术进行调整,增加燃料的利用率,或者是用其他的能源来代替传统的汽柴油等。据报道,宝马公司正在研发电动汽车,他的工程师称,用可再生能源去填充电动汽车,将不会产生任何的尾气,也就是所谓的零排放。可见,在政策的作用之下,汽车企业也开始提升技术,降低汽车尾气的排放。
在英国,车辆所有者每年需要根据车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缴纳税费。表1.1是2011年英国的公路税级。从这个表格可以看出,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越高,每年所需缴纳的税费也就越高,政府希望用这一措施,让消费者在购买汽车时,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考虑在内。
据报道,欧盟计划在未来40年,减少6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在这一严苛的计划下,英国甚至考虑将在伦敦和其他大城市,禁止汽车的使用。虽然这一做法略显苛刻,但是足以看出,英国甚至整个欧盟,对于减少道路交通的碳排放的重视。
除了欧盟以外,美国、日本等国家,也有一系列的减少道路交通碳排放的政策和措施,其中最典型的类型,都是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根据汽车尾气的排放量,每年向汽车的所有者征税。
2.国内减少道路交通碳排放的政策和措施
近年来,我国加强了在节能减排考核、监测和评估方面的管理体系建设,并形成了相对比较完善的指标体系。例如,2007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统计局和环保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单位GDP能耗考核体系实施方案》和《单位GDP能耗监测体系实施方案》,以及《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和《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办法》等。但是,行业性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尤其是道路交通方面,目前还未正式出台[3]。
在道路交通方面,我国正在酝酿汽车尾气排放税。排放税是环境税的一种,它是针对终端消费者征收的,汽车排放的尾气中含有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车主需要为汽车尾气缴纳税款。它是通过外部激励,带动消费者、生产者的环保热情。这些征税,可以减少能源的使用,提高能源的效率,同时可以促进新能源技术的发展。但是,这一征税方法,还是存在一些争议和不足。
2.1用电动汽车代替传统燃料的汽车
在对于车辆排放尾气的限制之下,很多汽车厂商开始对车辆进行技术方面的改进。目前,作为一种典型的环保汽车的电动汽车,已经被很多汽车厂商研发。许多厂商都采用可充电的电池来作为电动汽车的动力。单纯的从汽车尾气排放的角度考虑,例如宝马公司已经提出,电动汽车可以达到尾气的零排放,这无疑是汽车厂商对于汽车尾气污染方面做出的努力。
但是,通过提升技术来打造电动汽车对于环境来说,似乎不是完全有益的。电池是一类非常难降解的废弃物,大量的使用电池作为电动汽车的动力,也就意味着会产生电池这一类的废弃物,这给环境留下了潜在的风险。有研究表明:一节已好电池腐烂在地下,能使1m2的土壤永久失去利用价值,一粒纽扣电池可使600吨水受污染,相当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一节五号含汞电池会导致60m2大气的汞含量超标。可见,废弃电池对于环境的潜在危害是非常大的,很难把电池对环境的污染和碳排放增加造成的环境问题进行比较,去衡量究竟哪一个问题的风险更大,换一句话说,很难在废电池的污染危害和碳排放增加的环境问题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来使得这两个问题都可以有比较环保的解决方法。
所以,用电动汽车来代替传统燃料的汽车是不是完全的环保,还有待商榷。
2.2“谁污染谁治理”
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车主在开车的过程中,汽车产生了尾气,所以产生了碳排放,所以向车主征收尾气排放税。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汽车厂商在生产汽车的过程中,能够提高能源的利用率,降低尾气的排放,那么车主在开车的过程中,也就必然可以避免过多的尾气排放。所以,尾气排放是汽车厂商和车主共同产生的,只是向车主收费,显得有点不合理,这样就把汽车厂商对于汽车尾气排放的责任忽略了或者说是降低了。
对于车主而言,如果说车主现在放弃购买大排量汽车的原因仅仅只是因为过高的税费,那么,等到车主可以承担这样高额的税费的时候,车主依然会选择尾气排放量高的汽车。从这一角度来看,征税可能可以在短期之内让车主在选择购买车辆的时候多了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从而影响车主的选择,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一政策似乎在降低汽车尾气排放方面的作用很难保证。
2.3汽车销量
各个国家制定的关于汽车尾气碳排放的税率,都是希望通过这一政策和措施,能够促进汽车行业的发展,使得车辆的尾气排放降低,同时,能够通过征税,降低新车的销售量,在路上的车辆数量降低了,车辆尾气排放也就降低了。但是,根据Rogan,F.(2011)分析了爱尔兰的数据,得到的结论是税费本身,不会对新车的销售量产生影响。如果说税费不会对汽车的销量产生影响,那么道路上的车辆数目依旧在明显增加,汽车的尾气排放也就不会降低,那么税费对于环境保护的意义在哪里?
3.结论
通过分析道路交通碳排放的政策和措施,不难看出,这些政策和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道路交通的碳排放量,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的作用。但是,这些政策和措施依然存在着不足,例如在征收税费的时候,仅仅只是对车主进行收费,而忽略了厂商的责任;在考虑用电动汽车代替传统燃料的汽车的时候,降低了汽车的尾气排放,但是电池对于环境依然存在着非常大的潜在威胁。
所以,单纯的依靠针对某一方面环境问题的政策和措施,可能可以改善这一方面的环境问题,但是,对于环境保护来说,力度是有限的,应该要结合各个方面的环境问题,建立更加完善的机制。
参考文献
1.周新军,国内外碳排放约束机制及减排政策[J],当代经济管理,2013(5):35-39
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是影响碳排放交易有效运行的重要因素,本文利用局部均衡框架分析了三种不同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的经济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在碳排放交易发展初期采取可升级的免费分配和拍卖分配相结合的混合分配方式的建议。
关键词 碳排放交易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
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2011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进一步提出了2015年碳排放交易市场逐步形成的具体要求。构建碳排放交易市场已经成为未来中国实现减排目标的重要工具。因此,分析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及其经济效应对与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实现“十二五”减排目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的方式及应用
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是指管理机构采用一定的方法来规定企业或者个人碳排放数量。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方式主要有免费分配、公开拍卖以及两者结合的混合分配。由于市场非完全竞争和国际经济合作2012年第3期存在交易成本,不同的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会产生不同的环境、经济效果,将影响市场配置的效率。
(一)免费分配
免费分配是指管理机构依据一定的标准将碳排放权配额免费分配给厂商。可以依据历史产量或碳排放量水平,也称为祖父制分配(grandfather),也可以以当前的产出为基础或者其他管理标准进行分配,主要是管理机构依据厂商当前产出水平向厂商免费分配配额,管理机构首先计算出单位产出所需配额,然后根据厂商产出进行配额分配,总的配额就等于单位产出配额乘以总产出水平。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提出了可升级的免费分配(updated freeallocation),即配额分配不仅仅依赖于历史数据,还可以随着时间依据一定的规则不断升级(Bohringer和Lange,2005;Stern―er和 Muller,2008; Fowlie,2010)。部分研究发现免费分配在促进创新和促进市场有效运行方面有显著作用。Requate和Unold(2003)和Requate(2005)认为免费分配可以激励企业环境友好技术创新。Cong和Wei(2010)分析了碳排放交易对中国电力部门的潜在影响,发现基于历史排放的分配比基于产出的分配会带来更高的电价和碳价格,在基于产出分配的情况下,生产者会更倾向于环境友好。因此基于产出的分配对减少中国电力部门的碳排放更有益。
但是大部分研究则认为免费分配不能产生正确的价格信号,会导致市场效率损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竞争,而实践中多采用免费分配方式多是因为利益集团的压力及免费分配的政治可控性(Stavins,1997;Kehoane等,1998;Cramton和Kerr,2002;Betz等,2010)。
由于无论采用哪种标准免费分配初始碳排放权,企业都不需要付出任何的成本,而且随着碳排放交易市场的逐步发展,碳排放权配额可以在市场上出售,能给企业带来一定的利润,因此实践中免费分配初始碳排放权在排放交易市场设计中运用较多。排放交易发展的初期多数采用免费分配方式分配配额,1990年美国“酸雨项目”和2005年开始的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第一阶段大部分配额均通过免费分配的方式发放。
(二)拍卖分配
拍卖分配是指管理机构规定一定的拍卖方式,厂商通过竞价的方式来获取碳排放权配额。根据定价方式的不同,拍卖可以分为两大类:密封竞价拍卖(sealed-bid auctions)和上升竞价拍卖(ascending-bid auctions)。
密封竞价拍卖下,竞价者同时提交需求方案,拍卖者将需求加总形成总需求曲线,总供给外生给定,总需求和总供给交点处决定了出清价格。大于该出清价格的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等于该出清价格的进行定量分配,低于这一价格的就被拒绝。根据竞价者对其竞价数量支付价格的不同,密封竞价拍卖又可以分为统一定价(uniform pricing),根据个人出价定价(pay-your-bid price)和Vickrey定价。
上升竞价拍卖下,价格和分配都是通过开放竞争过程决定的,每个竞价者有机会提高其出价,最后,愿意出价最高的获得配额。多单位的升序拍卖可以分为需求方案(demand schedules)拍卖和上升时钟(ascending clock)拍卖。
多数研究认为拍卖分配在价格发现功能、市场运行效率、促进创新、提高政府收入以及减少利益集团之间的争议方面要优于免费分配(Cramton和Kerr,2002;Boemare和Quirion,2002;Betz等,2010),但是并不是所有形式的拍卖分配都可以取得有效率的结果。Ausubel和Cramton(1996)认为统一定价和根据个人出价定价形式的密封竞价拍卖分配下,竞价者会隐藏其真实出价,会导致低效。从效率角度考虑,Vick―rey定价是最好的密封竞价形式。另外,当竞价者不存在显著的市场势力时,统一定价和Vickrey定价的密封竞价拍卖效果相同。Ausubel(1997)提出了可选择的上升时钟拍卖,在上升拍卖形式下采用Vickrey定价,可以重新实现效率而不丧失上升竞价形式的优势。
(三)混合分配
免费与拍卖混合分配是指部分碳排放权配额免费分配,其余部分进行拍卖分配。混合分配对于受影响较大企业(煤炭发电、化工、冶金等高耗能产业企业)来说比完全拍卖更容易接受,受影响较大企业有较充足的时间来调整其产出,逐步减少排放。另外混合分配还可以降低碳排放交易体系引入对整个宏观经济影响的波动。
即使主张实现完全拍卖的学者也认为,需要逐步实现完全拍卖,碳排放交易初期有一定比例配额通过免费分配来发放,一部分拍卖分配发放,逐步降低免费分配比例,直至完全拍卖为止。碳排放交易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混合分配的实践,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第一阶段(2005-2007),拍卖分配占配额分配总额的5%,其余均采用免费分配(CEC,2003);美国区域温室气体倡议中拍卖分配占了90%以上,其余也是采用免费分配;澳大利亚的碳污染减少方案也明确指出一些配额采用免费的方式分配给强烈受影响的行业,比如煤炭发电行业,拍卖分配在2012―2013开始实施。
二、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的经济效应分析
不同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其减排成本和收益也不同。假定碳排放权配额市场完全竞争,厂商必须提交其需求配额方案。
当不存在碳排放交易时,产品供给曲线S。和需求曲线D的交点a决定了初始均衡,均衡价格和产出分别为P。和‰。
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引入会增加产品成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生产调整成本和碳排放成本。引入碳排放交易体系时,无论采用何种形式进行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当企业碳排放减少,企业都可以通过出售多余的碳排放权配额以获取利润,因此企业有减少碳排放的激励。企业通常可以通过改变投入组合(使用碳排放更少的原料)、安装净尾装置或者减低产出水平以减少碳排放。我们仅考虑前两种情况,假定这两种调整企业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使单位产品生产成本提高P。另外由于企业不可能实现零碳排放,所以需要一定的碳排放权配额,单位产品碳排放成本为P。(等于配额价格乘以单位产出的排放量)。最终导致企业供给曲线S。左移至S一,假定需求不变,b点为新的均衡点,均衡价格和产出分别为P。和Q。产出为Q,时,初始的边际供给成本为P。新的均衡价格与初始边际供给成本之间的差额为碳排放交易体系所引致的企业成本增加量。不同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的经济效应如下:
(一)免费分配
如果管理机构免费分配初始碳排放权配额,同初始均衡相比,生产者剩余减少了阴影面积POPsca,消费者剩余减少了面积PP0ba。因为企业免费获得碳排放权配额,因此企业获取了碳排放权配额的全部租金,即企业本应支付的碳排放成本,为阴影P,edb的面积(等于单位产品碳排放成本P。乘以产出Q。)。对于企业来说,其总收益就等于阴影P。edb的面积减去阴影PoPsa的面积,如图示该差额为正值,即企业在免费分配初始碳排放权配额下可以获得正的收益,而消费者则福利受损。
(二)拍卖分配
考虑采用拍卖分配方式,假定不存在市场势力影响拍卖结果的有效性。拍卖分配下,同初始均衡比,生产者剩余减少了阴影面积POPsca,消费者剩余减少了面积PP0ba。与免费分配方式最大的区别在与,企业必须通过参与竞拍才能获取碳排放配额,企业生产带来的碳排放存在成本,即阴影Pedb的面积,管理机构获得了这部分收入,即碳排放权配额租金。这部分收入可以降低政府对其他税收的依赖性,减少扭曲性税收,同时也可以用于其他政府公共开支,改善公共服务。
(三)混合分配
混合分配中部分碳排放权配额免费发放,部分通过拍卖方式发放。碳排放配额租金要大于企业生产者剩余损失,只需通过免费分配部分配额以补偿企业损失即可,其余配额通过拍卖分配。
免费分配用于补偿企业参与碳排放交易的成本损失的配额数量取决于企业可以多大程度上将该成本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这取决于:第一,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之比。一个更高的相对供给弹性意味着可以将更多的成本转移到生产价格上,生产者剩余有较少的损失,较少的免费分配配额就可以使受损企业保持利润。第二,要求减排的程度。一方面,要求减排的程度较低时,碳排放配额租金P。edb比生产者剩余损失PDPsa要大得多,较少的免费分配配额就足以维持企业利润;另一方面,较低的减排要求通常意味着较低的配额价格,就需要更多的配额免费发放以提供足够的价值保持利润。最终免费分配配额数量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对比。
综上,免费分配下,企业获取碳排放权配额全部租金,消费者遭受较多损失;拍卖分配下,管理机构获得了碳排放配额的全部租金,管理机构可以将这部分租金用于减少扭曲性税收,改善公共服务等方面,部分程度上抵消了消费者遭受的损失;混合分配下,碳排放配额租金在企业和管理机构之间分配。
三、对中国碳排放交易下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的启示
不同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的经济效应不同,构建碳排放交易体系时需慎重地选择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
首先,从推行阻力来看,免费分配推行阻力最小,其次为混合分配,最后为拍卖分配。免费分配下,企业获取全部配额租金,不仅可以弥补碳排放交易带来的成本,还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而拍卖分配下,企业除了承担碳排放交易的成本外,还需要支付碳排放成本。混合分配则介于二者之间。因此企业更加青睐免费分配方式,推行阻力最小。
其次,从分配方式的有效性来看,拍卖分配最具有成本有效性,其次为混合分配,最后为免费分配。拍卖分配的收入可以用于削减现有的扭曲性税收,这可以避免税收带来的过多的负担和效率损失。而免费分配下,管理结构不能获取该部分收入,必然更加依赖于普通的扭曲性税收(比如消费税,工资税等等)来满足公共支出,进一步提高了政策成本。另外,拍卖分配将配额分发给其最需要的企业,能够推动碳排放交易市场价格机制的有效运行。混合分配则可以取得部分配额租金,部分抵消碳排放交易给企业带来的成本损失。因此从运行效率来看,拍卖分配最优。
可以看出,碳排放权推行阻力大小和有效性之间存在一定的权衡。目前碳排放交易体系实践中往往更加关注推行阻力大小,比如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欧盟碳排放交易的第一阶段绝大部分碳排放配额通过免费分配的方式发放,但是已有研究表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第一阶段运行效率相对低下,且存在过度发放配额的情况(Ellerman和Buchner,2008;Anderson和Mari―a,2011)。因此,中国在构建碳排放交易体系时,需结合实际情况,兼顾考虑初始碳排放权分配方式的推行阻力及有效性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增长质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目前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在中国经济中所占比重仍然较大,完全拍卖分配方式会增加这类产业成本,造成经济波动,因此,在碳排放交易发展初期应采用部分免费分配方式发放碳排放配额,部分拍卖分配。随着碳排放交易的发展,要逐步减少免费分配的比例,直至完全拍卖。因为完全拍卖分配是保障碳排放交易市场有效运行最优的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
其中,免费分配可以采取可升级的免费分配(updated flee a1一location),分配配额数量不仅仅取决于历史数据(历史产量或者排放)还取决于企业当前发展情况,有利于避免过度免费分配配额。拍卖分配可以采用标准升序时钟拍卖。从较低的配额价格开始拍卖,出价者在每一轮被询问他们在该价格需求的数量,价格传递到拍卖时钟上。如果存在超额需求,价格会增加,这一过程会一直持续到所有超额需求降为零。除此之外配额的二级市场必须是开放的,可以保证许可分配的高度有效。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1林业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有效途径
林业是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部分研究认为,林业减排是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首先,通过抑制毁林、森林退化可以减少碳排放;其次,通过林产品替代其他原材料以及化石能源,可以减少生产其他原材料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可以减少燃烧化石能源过程中释放的二氧化碳[2]。1.1毁林、森林退化与碳排放近年来,大部分的毁林活动都是由人类直接引发的,大片的林地转变成非林地,主要活动包括大面积商业采伐以及扩建居住区、农用地开垦、发展牧业、砍伐森林开采矿藏、修建水坝、道路、水库等[3]。在毁林过程中,部分木材被加工成了木制品,由于部分木制品是长期使用的,因此,可以长期保持碳贮存,但是,原本的森林中贮存了大量的森林生物量,由于毁林,这些森林生物量中的碳迅速的排放到大气中,另外,森林土壤中含有大量的土壤有机碳,毁林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也引起了这部分碳的大量释放。因此,毁林是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源头。毁林已经成为能源部门之后的第二大来源,根据IPCC的估计,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全世界由于毁林引起的碳排放一直在增加,19世纪中期,碳排放是年均3亿t,在20世纪50年代初是年均10亿t,本世纪初,则是年均23亿t,大概占全球温室气体源排放总量的17%。因此,IPCC认为,减少毁林是短期内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
1.2林木产品、林木生物质能源与碳减排①大部分研究认为,应将林产品碳储量纳入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报告,主要理由是林产品是一个碳库,伐后林产品是其中一个重要构成部分[4]。通过以下手段,可以减缓林产品中贮存的碳向大气中排放:大量使用林产品,提高木材利用率,扩大林产品碳储量,延长木质林产品使用寿命等。另外,也可以采用其他有效的手段来减缓碳的排放,降低林产品的碳排放速率,如合理填埋处置废弃木产品等方式,这样,甚至可以让部分废弃木产品实现长期固碳。在森林生态系统和大气之间的碳平衡方面,林产品的异地储碳发挥了很大的作用。②贾治邦认为,大量使用工业产品产生了大量的碳排放,如果用林业产品代替工业产品,如减少能源密集型材料的使用,大量使用的耐用木质林产品就可以减少碳排放。秦建华等也从碳循环的角度分析了林产品固碳的重要性,林产品减少了因生产钢材等原材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又延长了本身所固定的二氧化碳[5]。③以林产品替代化石能源,也可以减少因化石能源的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例如,木材可以作为燃料,木材加工和森林采伐过程中也会有很多的木质剩余物,这些都可以收集起来用以替代化石燃料,从而减少碳的排放;另外,林木生物质能源也可以替代化石燃料,减少碳的排放。根据IPCC的预计,2000—2050年,全球用生物质能源代替的化石能源可达20~73GtC[6]。相震认为,虽然通过分解作用,部分林产品中所含的碳最终重新排放到大气中,但因为林业资源可以再生,在再生过程中,可以吸收二氧化碳,而生产工业产品时,由于需要燃烧化石燃料,由此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所以,使用林产品最终降低了工业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石化燃料燃烧产生的净碳排放[7]。林产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降低碳排放量:一是异地碳储燃料,二是碳替代。这两方面可以保持、增加林产品碳贮存并可以长期固定二氧化碳,因此,起到了间接减排二氧化碳的作用。从以上分析可知,林业是碳源,因此在直接减排上将起到重大作用;林业可以起到碳贮存与碳替代的作用,可以间接减排二氧化碳。因此,林业是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有些研究认为林业在直接减排二氧化碳方面的作用不大。这是基于较长的时间跨度来考察的,认为林业并不是二氧化碳减排的最重要手段,工业减排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长久之计;但是从短时间尺度来考察,又由于CDM项目的实施,林业是目前中国碳减排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手段。
2森林碳汇在发展低碳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巨大绝大部分的研究认为,林业是增加碳汇的主要手段。
谢高地认为,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和人类生活水平都是以大量化石能源消耗和大量二氧化碳排放为基础。虽然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单位GDP碳排放量有所差别,但都必须依赖碳排放以求发展。这种依赖是长期发展形成的,是不可避免的,我国现有的技术体系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在这之前要突破这种高度依赖性非常困难,实行减排政策势必会影响现有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产生相应的经济发展成本[8]。谢本山也认为,中国还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发展的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才能使这种以化石能源为主要能源的局面有所改变,而且需要很长的周期,目前的条件下,想要实现总体低碳仍然存在较大的困难。与工业减排相比,通过林业固碳,成本低、投资少、综合收益大,在经济上更具有可行性,在现实上也更具备选择性[9]。从碳循环的角度上讲,陶波,葛全胜,李克让,邵雪梅等认为,地球上主要有大气碳库、海洋碳库、陆地生态系统碳库和岩石圈碳库四大碳库,其中,在研究碳循环时,可以将岩石圈碳库当做静止不动的,主要原因是,尽管岩石圈碳库是最大的碳库,但碳在其中周转一次需要百万年以上,周转时间极长。海洋碳库的周转周期也比较长,平均为千年尺度,是除岩石碳库以外最大的碳库,因此二者对于大气碳库的影响都比较小。陆地生态系统碳库主要由植被和土壤两个分碳库组成,内部组成很复杂,是受人类活动影响最大的碳库[10]。从全球不同植被类型的碳蓄积情况来看,森林地区是陆地生态系统的碳蓄积的主要发生地。森林生态系统在碳循环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森林生态系统蓄积了陆地大概80%的碳,森林土地也贮藏了大概40%的碳,由此可见,林业是增加碳汇的主要手段。聂道平等在《全球碳循环与森林关系的研究》中指明,在自然状态下,森林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固定于林木生物量中,同时以根生物量和枯落物碎屑形式补充土壤的碳量[11]。在同化二氧化碳的同时,通过林木呼吸和枯落物分解,又将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中,同时,由于木质部分也会在一定的时间后腐烂或被烧掉,因此,其中固定的碳最终也会以二氧化碳的形式回到大气中。所以,从很长的时间尺度(约100年)来看,森林对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变化的作用,其影响是很小的。但是由于单位森林面积中的碳储量很大,林下土壤中的碳储量更大,所以从短时间尺度来看,主要是由人类干扰产生的森林变化就有可能引起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大的波动。根据国家发改委2007年的估算,从1980—2005年,中国造林活动累计净吸收二氧化碳30.6亿t,森林管理累计净吸收二氧化碳16.2亿t。李育材研究表明,2004年中国森林净吸收二氧化碳约5亿t,相当于当年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的8%。还有方精云等专家认为,在1981—2000年间,中国的陆地植被主要以森林为主体,森林碳汇大约抵消了中国同期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4.6%~16.1%。由此可见,林业在吸收二氧化碳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摘 要:中国是CO2排放大国。内蒙古是能源大省,代表城市鄂尔多斯能源矿产资源丰富,高能耗,高碳排放现象突出。未来一段时间碳排放量将持续增加,煤炭消费是主要碳源。碳排放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高度正相关。煤炭消费比重大,对能源的依赖程度高,能源使用效率低。在此基础上,提出减排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能源经济 能耗值 碳排放量 碳排放强度
一、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2006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已经占到全球排放总量的20%,能源消费碳排放占碳排放总量的96%。2008年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CO2总量达到65.09亿吨,工业部门的排放占80%以上。化石燃料的燃烧是导致温室气体大幅增加,燃煤产生的CO2占总排放量的比例已超过50%。中国已经成为CO2排放大国。为此,中国政府将节能减排作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政府提出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约束性指标。“十二五”规划提出,5年期间全国碳排放强度要下降17%。强化节能减排措施,走低碳经济之路,优化能源结构,力争到2020年,天然气比重由3.6%增至10%-12%,煤炭比重由70.7%减少至57%左右。
内蒙古是中国的能源大省,煤炭资源全国第一, 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同时能源消费迅速增长,1999-2008年之间能源消费总量从3634.88万吨标煤增长到16268.22万吨标煤, 提高了3.48倍。伴随着能源消耗增加,碳排放量迅速增加,从1998年的2318.9万吨增加至2008年的11804.03万吨,年增长率15.9%。而鄂尔多斯能源矿产资源丰富,煤炭储量约占全国的1/6,天然气储量占1/3;经济发展迅速,2011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能源消耗大,碳排放急剧增加,是内蒙古典型高能耗、高碳排放的工业城市。研究碳排放量是研究CO2减排的重中之重,碳排放强度是分析碳排放量与经济产出的重要指标,可以为工业生产提供指导性建议。碳排放的研究是解决能源资源结构性短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迫切需要。
二、鄂尔多斯市碳排放现状与特征
(一)鄂尔多斯市工业经济能耗碳排放估算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6年版碳排放计算指南,计算公式为:
式中C为碳排放量(万t);Ki为第i种能源碳排放系数;Ei为第i种能源的消费量,按万t标准煤计;i为能源种类。根据鄂尔多斯工业能源消耗特征,选取原煤、洗精煤、天然气等13种主要消耗能源品种进行分析,并以各类能源对标准煤的折算系数和碳排放系数进行处理,如表1。
碳排放强度是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CO2排放量,单位为t/104元;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总量/人口总数,单位为t/a。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能源消费来计算鄂尔多斯市工业经济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计算结果如表2。
从表2来看,2011年碳排放量是2000年的12.54倍。各品种能源碳排放量逐年增加(除汽油、煤油、燃料油),碳排量主要以原煤消费产生的碳排量为主,洗精煤次之,第三位的是电力。人均碳排量逐年上升,2011年达31.8496吨每人,约为2000的10.68倍。随技术设备的改进,低碳节能技术的引进,碳排放强度呈减少趋势,减少幅度为41.51%。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基本原理, 长期来看, 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内蒙古作为中国一个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自治地区, 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处在U型曲线的左端, 因而在目前乃至将来一段时间内, 内蒙古经济增长的同时其碳排放量也将有很大的增长。
(二)经济的发展与碳排放的特征
鄂尔多斯市的生产总值和碳排放量逐年增加,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28.78%,碳排放总量年均增长率为35.87%,如图1中两条曲线走势相似。但是随能耗值的逐年降低,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能耗值与碳排放强度走势相似,在2000-2004年较高,2004-2007逐渐降低,2007年后平稳波动,且能耗值高于碳排放强度。2000-2011年碳排放强度下降幅度为41.51%,能耗值下降幅度为43.69%。碳排放量与经济产出、经济结构、能源使用效率、能源结构等因素有关。鄂尔多斯市经济的发展与碳排放呈现出两个特征:
放强度与生产总值变化
1.“两个”高相关。一个是碳排放总量与生产总值高度正相关,随生产总值的增长,碳排放总量增加。另一个是能耗值与碳排放强度存在很高的相关性,曲线走势相似,这是由于碳源的主要来源是化石燃料的燃烧。
2.“此消彼长”现象。生产总值与碳排放总量不断增加。增速呈“M”型,生产总值2004年和2008年较大,2005-2006年较小;碳排放总量2005年和2008年最大,2006年较小。但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从2000年的2.6吨/万元下降到了2011年的1.5吨/万元,降幅达41.51%。主要原因是:第一,技术设备改进,低碳技术的大力投入,减少了碳排放;第二,鄂尔多斯市走节能减排的可持续发展道路,集约化生产减少了能源的消耗。
鄂尔多斯市能源消费存在三条现状:(1)煤炭消费比重大。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2)工业耗能比重大,对能源的依赖程度高。在能源消费总量中,鄂尔多斯市工业消费比重过大,平均为99.6%,与发达国家平均30%-40%的比重相比明显高出很多。(3)能源使用效率低。
三、结论
近年来,内蒙古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总值逐年增长,鄂尔多斯市尤为突出,本文通过2006年版的IPCC碳排放计算分析,是现有文献中涉及中国碳排放估算的一个通行的计算方法。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一)内蒙古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碳排放量将持续增加 鄂尔多斯市201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2000年的21.4倍,年均增长率为28.78%。碳排放总量也逐年增加,年均增长率为35.87%,增速2004年达到最大,2008年次之。碳排量主要以原煤消费产生的碳排量为主,洗精煤次之,第三位的是电力消费。
(二) 随技术设备改进和集约化生产,能耗值和碳排放强度整体呈下降趋势
鄂尔多斯市经济的发展与碳排放的特征是:碳排放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高度正相关;能耗值与碳排放强度存在很高的相关性。能耗值降幅为43.69%。碳排放强度降幅达41.51%。人均碳排量逐年上升。
(三)目前鄂尔多斯的能源使用现状是:煤炭消费比重大,工业耗能比重大,对能源的依赖程度高,能源使用效率低
依据实证结果及工业经济发展现状,提出如下减排的政策建议:优化工业内部行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逐步加大能源结构调整力度,大力发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推进低碳技术进步,鼓励自主创新;强化政策扶持力度,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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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排放;节能减排;建筑业;辽宁省
中图分类号:TK411+.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6)22-0171-02
1引言
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建筑业在拉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和国民经济增长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同时,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建筑业引起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2007年)统计,建筑业消耗的能源总量占全球40%,排放的CO2占全球36%。在我国,建筑能耗约占全社会能源消费的28%~30%[1],CO2排放量占社会总排放量的40%左右[2]。因此,建筑业的节能减排对我国绿色低碳建筑的发展及全球气候变暖的控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宁省是一个建筑业发展迅速的工业大省,“十一五”以来建筑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5.8%上升到6.6%,2014年建筑业从业人员达到87万人,比2011年增加43万人,成为推动辽宁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随着建筑经济的发展,建筑业的能源消费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在不断增加,对全社会的节能减排工作造成了一定影响。由于2009年以来,辽宁省建筑业能源消费品种增加了煤油和燃料油,因此为了分析过程的一致性,选取2009~2014年辽宁省建筑业能源消费数据,对这一时期辽宁建筑业碳排放量进行计算及趋势分析,并进行建筑业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和建筑业总产值的关系研判,进而提出未来辽宁建筑业碳减排的途径和策略。
2辽宁省建筑业碳排放趋势分析
2.1范围界定
(1)建筑业范围。建筑业研究范围依据我国投入产出表所包含的内容,主要指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建筑安装业、建筑装饰业和其他建筑业。
(2)能源种类范围。根据辽宁统计年鉴(2010-2015年)中的“分行业主要能源品种消费量”,建筑业能源消费种类包括煤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电力等6种能源。
2.2辽宁省建筑业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测算
根据IPCC第4次评估报告(2007)中的碳排放计算指南,计算公式如下:
C=∑ni=1Ri+Ti(1)
其中,C为建筑业碳排放量,单位为万t;Ri为第i种能源的消费量,单位为万t标准煤;Ti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单位为吨碳/吨标准煤,i为能源种类。根据辽宁统计年鉴建筑业能源消费种类,选取煤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电力等6种能源品类进行分析。为计算需要,先将各类能源消费量的单位对标准煤进行折算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2589―2008综合能耗计算通则》所列,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见表1。各类能源碳排放系数依照IPCC第4次评估报告(2007)《GuidelinesforNationalGreenhouseGasInventories:volumeⅡ》整理,结果见表1。计算结果如表2。
2.3辽宁省建筑业碳排放特征及趋势分析
将2009~2014年辽宁省建筑业总产值、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数据无量纲化处理,绘制三者在这一时期的变化趋势曲线,如图1。从图1可以看到,2009年以来辽宁省建筑业发展迅速,到2014年建筑业总产值比2009年增加了1.3倍,但同时建筑业能源消耗随之增加,2009~2013年碳排放量的增速达到了7.4%,2014年稍有回落,而碳排放强度一直呈下降趋势。总体来说,辽宁省建筑业能源消耗碳排放的特征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高度正相关性。碳排放量的变化趋势与建筑业总产值的增长趋势高度吻合,两者呈现高度正相关性。
(2)弱脱钩状态。从辽宁省近几年建筑业碳排放强度的变化来看,一直处于持续下降趋势,建筑业总产值和碳排放强度呈现弱脱钩状态,表明辽宁省建筑业节能减排工作的开展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继续加大减排力度有望实现建筑业总产值和碳排放的完全脱钩。
出现这两个特征的原因有三点:第一,经济活动频繁必然导致碳排放量增加,建筑业产值的增长与碳排放量的增加密切相关;第二,辽宁省近几年在能源结构调整方面加大了力度,减少了能源消耗,正在向着绿色、低碳、高效、环保的集约化道路前进;第三,在建筑活动中进行技术创新,碳排放强度不断减少。从长远来看,建筑业在国民经济增长中仍将占有重要地位,而建筑业能源消耗的碳排放量也将存在持续走高的风险,因此,制定切实可行的辽宁省建筑业碳减排策略显得尤为迫切。
3辽宁省建筑业碳减排对策
3.1推行绿色建筑发展
为全面推动绿色建筑发展,切实转变住房城乡建设模式和建筑业发展方式,辽宁省于2015年出台了《辽宁省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对辽宁省绿色建筑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绿色建筑是节能减排的重要途径之一,具有“四节一环保”(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建设污染)的特点,因此,绿色建筑的建设和发展对建筑业实现碳减排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绿色建筑应涵盖到城乡建设的各个方面,不仅包括大型公用建筑、民用住宅,还要在城郊及农村推行绿色保障房及绿色民房建设等[3]。
3.2优化建筑业能源结构
建筑业的低碳发展,不仅需要在建设阶段实行生产方式的调整来减缓碳排放,还要在使用阶段减少能源的消费强度来降低碳排放。因此,需要从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两个方面展开。第一,加大风能、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的利用,进一步优化建筑业能源结构,通过能源利用的多样化来实现建筑低碳化。第二,结合辽宁省产业空间布局和能源平衡,建立科学合理的能源供应和运输渠道,减少运输压力和运输过程产生的碳排放。
3.3提升建筑业的产业技术升级
优化建筑设计,加强源头的材料消耗控制和末端的建筑垃圾处理,降低单位面积的建筑材料消耗量,对废旧建筑的施工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减少建筑业能源结构碳强度[4]。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产业,打造现代建筑产业化示范城市,推动辽宁省建筑业的绿色转型。
3.4转变居住观念
居民的居住条件是衡量生活质量的标准之一,但在现今低碳社会发展中,要摒弃追求超大居住空间的观念,尽量选择中小户型的住宅,减少建筑使用阶段的住宅能耗碳排放。住宅使用阶段要充分利用自然能源,减少煤炭等矿物燃料的使用和依赖,同时降低火力发电在电力结构中的比例,从而减少电力的碳排放系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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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钢铁业 隐含碳 减排对策
一、中国钢铁业隐含碳排放现状
钢铁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是工业领域的龙头企业,素来被称为“工业的粮食”,但同时它也是我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大户,它的发展是建立在巨大的化石能源消耗基础上的,并且伴随大量的二氧化碳的排放。自从1996年以来,我国钢产量已连续十多年位居世界第一。2010年我国钢铁产量首次突破6亿吨,约为6.37亿吨,2011年约为6.85亿吨,约比上年增长了7.5,2012年约为7.23亿吨,到2013年我国钢产量达到7.79亿吨,占全球粗钢产量的48.5%。2014年我国粗钢产量82269.8万吨,占全球粗钢产量的49.5%,同比增长0.9%,创历史新高,增幅为2001年以来最低,,比2013年下降0.2个百分点。2015年,全国生产生铁69141.51万吨,同比下降3.45%,生产粗钢80382.26万吨,同比下降2.33%,生产钢材112349.52万吨,同比增长0.56%;平均日产粗钢220.23万吨。随着钢铁产量的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趋势也不曾减弱。在我国,钢铁行业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仅次于电力系统和建材行业,居全国第三位。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都在增加,其中钢铁业二氧化碳排放所占比重甚高,从2002年开始,每年钢铁业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达5亿吨以上,根据IPCC碳排放系数估算,2009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8.5亿吨,2010年碳排放量约为9.01亿吨,约占全球的12%左右,2011年约为9.64亿吨,而2012年碳排放量达到了10十亿吨以上,约为10.02亿吨,2013年约为10.53亿吨。从2012年开始,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家,碳排放量约占全球的29%。目前全球每年增加碳排放的65%来自中国。从钢铁业最近几年的碳排放数据可以看出,每年的碳排放总量都在增加,且增加幅度相差不大,这说明我国钢铁行业的碳减排措施仍未达到预期的功效。降低钢铁业二氧化碳的排放,是中国钢铁行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也是我国钢铁冶金业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国民经济实现低碳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必严要求。
二、中国钢铁业隐含碳排放源头分析
(一)矿床开采过程中碳排放
我国矿床的开采方式有两种: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目前主要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在露天开采工艺中,主要的碳排放源自采掘和运输设备以及爆破技术器材。露天开采的主要作业方式有间断式、连续式、半连续式。在这三种作业方式中,采掘和运输所用设备不同,但其在使用过程中或多或少产生碳排放。另外,岩石炸药、铵油炸药等也相继在露天开采爆破技术上得到应用,这些炸药爆破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含碳、硫等污染性气体,使得矿床周围环境恶化。在地下开采工艺中,主要的碳排放源自采矿方法、凿岩装运两个方面。在这些地下采矿方法中,大多用到爆破技术,其可能产生的碳排放不言而喻。而在凿岩装运上,设备的机械化是其产生碳污染的主要原因。
(二)选别作业中产生的碳气体
开采出来的铁矿石经粉碎后进入选别作业,使其中有用的矿物和脉石分离,或使各种有用矿物彼此分离。在选别方式中,主要有两大类,即物理选和化学选。其中物理选包括拣选、重选、电选、浮选、磁选。在物理选方式中,电选、磁选会需要电力支撑,对电的消耗,会间接产生碳排放。而在化学选中经常要用到萃取剂、浸取剂等使之与矿石发生化学反应,在反应过程中会产生二氧化碳。
(三)产品运输途中产生的碳
这里所指的产品是指钢铁冶炼所需的所有材料以及成型钢材产品。钢铁冶炼不仅需要铁矿石原料还需要燃料,在钢铁厂冶炼之前,这些材料都需要从各地运往冶炼厂,路途有远有近,因钢铁厂的位置而定。另外,在钢铁厂冶炼出各种钢铁产品后,会将其运往所需地方,不论运输工具是汽车或是游轮等等,在运输过程中交通工具排放的尾气中含有二氧化碳气体,这增加了温室效应。钢铁工业是资源密集型产业,钢铁企业每生产1吨钢,厂内运输量将高达5吨。钢铁企业物流实现方式主要包括铁路、公路、水路、辊道、行车、台车和皮带运输等。其中,公路运输占比通常在20%以上,部分中小企业公路运输的占比超过70%。公路运输产生的扬尘,重载货运卡车排放的尾气都会造成污染,一些厂区内,道路路面未硬化处理、散落的物料未及时清理,运输造成的污染更加严重。对于燃料煤炭来说,随着我国煤炭产业主要产区的西移,商品煤的平均运输距离已超过580km,并还在逐渐延长,随着新疆自治区煤炭的大量外运,商品煤运输距离还在加大。
(四)进入高炉冶炼以前所产生的碳排放
铁矿石并不是运往钢铁冶炼厂后就可直接进入高炉冶炼,在此之前还需进行两部分作业。一是进行炼焦煤焦化,二是铁矿石烧结球团。在对炼焦煤焦化前,要对原煤进行清洗,原煤作为燃料,相比较氢气 、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等,污染是最严重的。它含碳、硫、磷等燃烧后生成有污染气体的元素,直接作为燃料供应进行燃烧,产生的危害特别大。提前进行原煤清洗,可以消除部分污染物,能够更清洁高效使用。原煤先集中进行洗选洁净化和均质化后,留下灰分、硫分等污染物,再分散供应市场。此后再进行炼焦,而炼焦释放的污染物也是焦化厂区污染和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在焦化过程中产生的碳颗粒、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扩散到周围环境中,造成污染。
(五)炼钢、连铸、轧钢过程中碳排放
进入高炉流程以后,主要是炼钢、连铸、轧钢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产生的碳污染主要是由于电力的使用所间接引起。钢铁业高炉流程以后主要靠火电厂供电来进行作业,而在我国,84%的火力发电燃烧煤炭,燃煤污染物排放严重,大量粉尘、碳、硫等气体。
三、中国钢铁业低碳策略
(一)引进低碳采矿设备和技术
随着矿业开采规模的扩大,对采矿设备的要求也越加严格。然而不管是露天采矿还是地下采矿,其采矿过程中,因其设备或是技术因素,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可避免,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成为惯例。因此,引进低碳采矿设备和技术成为绿色采矿的一个新途径。国外露天采矿设备逐渐大型化、自动化、智能化。我们可以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如大吨位矿用电动轮汽车、电铲斗容、低孔径牙轮钻机钻孔,露天矿大型设备单机载计算机实时监控等等。对于地下采矿设备,实现装备的无轨化、液压化、自动化、微型化、系列化、标准化、通用化。
(二)多采用拣选、重选、浮选方式,减少电选、磁选和化学选使用
为了减少碳排放,在选别作业中应多采用拣选、重选、浮选方式,而相应减少电选、磁选和化学选。拣选方式主要是用于丢除废石,它包括手选和机械拣选。手选是人工拣选,消耗劳动量大,效率低。在这里主要建议采用机械拣选,可以采用光拣选、电性拣选和磁性拣等。重选主要是利用矿石在介质中颗粒比重的不同进行选别,它可以在其他选别方式使用之前对矿石进行预选。这种选别方式成本低、污染少,适合贫矿、细矿的拣选。浮选通常指泡沫浮选,它是指利用各种矿物原料颗粒表面对水的润湿性(疏水性或亲水性)的差异进行选别。它能用于选别各种矿物原料,适用性强,污染小。对于电选、磁选方式,在处理量小颗粒物时,应该尽量少用。化学选分离效果好,成本高,污染大,应努力研制生物化学法,以降低成本减少污染。
(三)优化钢铁工业布局,减少产品运输量
我国钢铁工业总的布局特点是,大型钢铁厂比较接近原料、燃料产地或沿海消费区,中小型钢铁企业布局比较分散,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5】。由于煤炭和铁矿石是钢铁行业生产的两大必备原料,钢铁业冶炼厂的建设也与这两种原料的产地息息相关。我国重点钢铁企业的布局,按其离原料、燃料产地及消费地区的关系,大致可分为5种类型:及靠近铁矿石基地又靠近煤炭基地,如本刚、攀钢等;靠近铁矿石基地,如鞍钢、马钢等,靠近煤炭基地,如太钢、唐钢、抚钢等;位于交通枢纽,接近消费中心,如首钢、武钢等;远离原料产地,位于消费中心,如上海宝钢、天津各钢厂等。从这五种类型中可以看出,我国大部分钢铁企业选址存在不足,无法兼顾原料、燃料产地和消费地区,造成了大量的时间浪费在运输途中,产生了大量运输废气。又原材料运输占总运输量的73~83,故应将钢铁企业的地址选在靠近原料产地,减少运输路程,即可以降低物流成本又可以减少碳排放。
(四)积极研发“非涉碳”冶金技术
铁矿石从开采到最终轧制成各类钢材产品,需要的不仅仅是原铁矿石,还需要多种辅助材料,煤、焦、水、电、气等。例如在烧结过程中,需要将矿粉、溶剂、燃料按一定比例进行烧结,焦粉、煤粉这些含碳物质的使用,经过燃烧发生化学反应会产生碳气体污染环境。因此在冶炼过程中,尽量减少碳材料的使用,可以减少碳排放,积极研发“非涉碳”冶金技术也就成了钢铁业冶金技术发展的新方向,使用清洁能源冶金可以有效控制碳排放。清洁能源运行可与含碳能源共同运行,也可组成独立制度运行,独立运行的清洁能源钢铁生产系统一般具有高速反应与运行的特征,它可以进行多次能源的高效转化和运行,与含碳能源共同运行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外,基本上无二氧化碳排放。例如利用风能冶金、太阳能冶金等,完全不涉及碳材料的使用和产生碳的化学反应,从根本上杜绝了二氧化碳的产生。
(五)积极采用清洁能源发电,减少煤炭源电的使用
在钢铁的整个生产过程中,对电力的使用不可避免,而且耗电量大。一般钢铁企业所使用的电力大多来源煤炭发电,这从间接上增加了化石能源的消耗,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因此要想减少碳排放,也可以从减少使用煤炭发电这一点出发,使用清洁能源发电,减少碳排放。目前,清洁能源的种类很多,有太阳能、风能等。对于钢铁企业来说,使用太阳能、生物质能发电较为有利。太阳能能源丰富,免费试用,不需运输,无污染。而生物质能是化废为宝,在冶金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废弃物,可以利用其中的有机废弃物来发电反过来供钢铁的冶炼。这样即可以减少煤炭的使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也可以为钢铁业减少冶炼成本。
在清洁能源研究与应用方面,氢还原研究早已开始,如日本焦炉煤气重整后制成高氢含量的煤气输入高炉,加速还原铁矿石等;欧洲也开始利用太阳能进行高温炉研究;韩国POSCO研究院还开展核能制氢氢还原的前沿研究等。鞍钢鲅鱼圈从风能发电供生活用电供轧钢用电供冶炼用电的研究正逐步按计划进行。多家高校、研究院开展氢冶金实验研究。另外,除了使用清洁能源发电外,在钢铁的生产过程中还可以有效利用转炉蒸汽、轧钢加热炉蒸汽和烧结余热等进行发电,确保能源高效回收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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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两种政策工具的比较
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同为减少碳排放的有效政策工具。碳排放权交易是在政府确定碳排放总量的前提下,赋予企业一定的二氧化碳排放权利,一些以较低的成本有效降低碳排放量的企业可以将其剩余的配额转让给其他需要更多配额的企业获取利润,从而达到促进企业减排的目的。二者都是基于市场机制的碳减排政策工具,都能使二氧化碳产生的外部成本内在化,并且都已在一些国家的实践中得以运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可以说,这两种政策工具在很多方面各有优劣。
(一)作用机制碳税是价格激励型政策工具,而碳排放权交易是数量激励型政策工具。碳税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对化石燃料征税,从而引发化石燃料价格上涨,激励单位和个人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和使用,或以其他能源取而代之,或以非能源产品替换能源产品,并最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碳排放权交易的作用机制则是在排放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激励企业采取节能减排技术减少自身的碳排放,以期节省更多的指标转让给其他企业获利,进而达到减排的整体效果。后者对能源价格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二)管理成本碳税的管理成本明显低于碳排放权交易。碳税的设计、征收都相对简单,由于相关能源产品的含碳量是确定的,其碳排放量直接由含碳量决定,主要将征税范围和税率确定好,其他税制要素都容易解决。在征收管理上,不需要另设机构,现有的税务机关就可以承担起相应的职责,只需花费少量管理成本就可以实施。而碳排放权交易的管理成本高,管理难度大。如何制定碳排放总量、如何在企业间分配初始配额、如何有效监督碳排放权交易,这些都会使政府大费周章,而且还需要制定完善的法律体系、建立交易平台、另设新的行政机构来执行和监督碳排放权交易。对于像我国这样市场机制不成熟的国家,建立有效的碳交易市场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三)公平性碳税比碳排放权交易更加公平。碳税的征收符合污染者付费原则,谁排放谁交税,谁污染谁治理。碳税收入归政府所有,可以用于对低收入者发放补贴,也可以用来减轻其他税收所造成的扭曲效应。而碳排放权交易所得的收入大多留在某些企业内部,低收入者无法获得补偿。
(四)效果确定性碳排放权交易由于事先明确了碳排放总量,所以排放结果是确定的。而碳税的减排效果是通过价格机制曲折地发挥作用,减排总量无法预估,减排效果确定性差。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碳排放权交易也可能存在由于政府迫于各方压力而改变(尤其是提高)碳排放总量而使环境保护效果大打折扣,损害减排效果确定性的问题。碳税则有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随时调整税率,以增强环境保护效果的确定性。
(五)实施阻力碳税的实施阻力无疑要大于碳排放权交易。一项新税种的设立,势必会加重纳税人的负担,碳税的实施会使相关能源产品价格提高,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使纳税人的生产和生活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因而容易招致不满和抵制。而碳排放权交易虽然有可能是变相地征税,但是其对能源价格的影响不太明显,因而在政治上更容易被接受。综合来看,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各有利弊,分不清孰好孰坏,二者也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可以结合起来使用,相互补充,共同致力于环境保护的总体目标。
二、我国开征碳税的必要性
碳税的开征对环境、经济和社会等方方面面都会造成复杂而深远的影响,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它可以推动节能减排,带来环境效益;改善能源消费结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却又对经济带来双重影响,短期内会对企业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长期内会促进经济健康发展;还有可能会扩大资本与劳动的收入差距等等。因此,理论界对于是否开征碳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认为,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手段,在我国开征碳税很有必要。
(一)有利于创建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是能源消费大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产生了对能源的巨大需求,中国的能源消耗占世界总量的1/4。由于我国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因而化石能源的消费已占到我国能源消费比重的90%。②这使得我国碳排放量逐年增加。由科技部、气象局和中科院等部门联合的《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称,2000年我国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34亿吨,占世界总排放量的12.78%,排放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碳排放量达0.65吨,约合世界平均水平的61%。时隔不久,《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指出,2004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达50.7亿吨,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增至3.65吨,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7%。③可见增长势头之猛。如此之高的碳排放量已引起了国际社会和国内各界的广泛关注,要求中国政府承担环境保护义务限制能耗减少排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国内脆弱的生态环境和能源供应日益紧张的现状也使得碳税的实施越来越有必要。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碳税的实践表明,碳税政策的实施能够带来较好的减排效果。较早开征碳税的芬兰在1990—1998年间因实施碳税有效抑制了约7%的二氧化碳排放量。④瑞典自1991年实施碳税,1995年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15%,其中90%排放量的减少归功于碳税。⑤同年开征碳税的挪威政府估计,若没有碳税,1998年挪威的排放量会比1990年增长15%~20%。挪威的碳税使一些工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21%,家庭机动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2%~3%。1992年欧洲委员会建议引入碳税,欧盟1990—200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了3.5%。⑥反观国内,由税收引起产品价格变化进而对生产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碳税的减排效果没有发达国家显著。不过根据学者们的估算,开征碳税对二氧化碳的减排效果还是十分明显的,而且税率越高,减排效果越好。假定我国从2015年开征碳税,则2020年、2030年、2040年及2050年二氧化碳减排率如下:当税率为30美元/吨碳时,分别为1.0%、5.0%、10.0%和15.0%;当税率为50美元/吨碳时,分别为2.1%、14.7%、22.7%和24.5%;当税率为80美元/吨碳时,分别为4.9%、20.5%、28.6%和30.1%;当税率为100美元/吨碳时,分别为5.2%、27.6%、31.7%和34.4%。⑦因此,可将碳税作为缓解我国环境压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之一。
(二)有利于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温室效应引发的气候变暖是全球性的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继反对核扩散及应对金融危机之外的重要议题之一,需要各国的共同参与和积极努力。发达国家单边的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会造成“碳泄露”问题,即某些发达国家减排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不减排的话,能源密集型的企业便会由环境规制较严的国家涌向环境规制较宽松的国家,从而使这些国家增加碳排放量,这样就会使发达国家减排的成果付之东流,全球的环境也不会改善。为防止此类事件发生,发达国家提出了两个应对策略:一是在开征碳税时,对受影响的产业通过税收返还来保障其利益,尽可能减少损失;二是对进口的化石燃料征收与国内相同的碳税,对进口的其他产品按其碳排放量征收碳税。中国是出口大国,又是世界第二大碳排放国,与其被动让发达国家对我国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还不如我们主动实行碳税制度,这样更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同时,我国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国之一,按照2007年出台的“巴厘岛路线图”达成的协议,2012年以后发展中国家有义务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采取对国家合适的减排行动,开征碳税正是履行承诺积极承担责任的表现。
(三)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国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低产出的经济增长方式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已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大势所趋。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尽如人意,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仍然大量存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任重而道远。实行碳税制度,有助于这种局面的改观。对化石燃料征收碳税,使相关能源产品价格上涨,这会从几个方面产生积极影响。首先,由于化石燃料价格上涨,企业会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费,提高现有能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减少了二氧化碳和伴生的其他污染物的排放。其次,由于化石燃料价格上涨,促使企业研发相关的替代产品,探寻新的可再生能源,以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替代能源要素,研究并开发节能减排的新技术,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排放的旧工艺,促进能源技术进步。最后,无法有效应对化石燃料价格上涨和及时采用新能源、新工艺的落后产业及落后产能在竞争中被淘汰掉,而洁净煤技术行业、可再生能源行业、节能技术行业等新兴行业发展壮大,结果是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因此,开征碳税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
(四)有利于经济长期健康成长对碳税的质疑主要来自其对企业竞争力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上面。征收碳税容易造成企业相关成本的上升,尤以能源密集型企业为甚,短期内可能会降低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这也是碳税政策难以在一些国家获得通过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学者们通过大量实证研究证明,短期内GDP确实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从中长期来看,征收碳税对GDP的影响很小,甚至表现为正面作用,而且损失掉的GDP多是“污染”的GDP。⑧美国经济学家波特(Porter)提出了“波特假说”,他认为,严格的环境政策实际上会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动,与环境政策宽松的国家相比,这些企业的竞争力将会得到提高,因而严格且有效的环境政策会因环境改善而带来社会福利的提升和企业自身利益提高的“双赢”局面。⑨事实上,碳税的短期成本可以通过一些措施来降低,如在征收碳税的同时,减少其他税种如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的征收,使总体税负保持不变;或通过增加投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手段进行弥补。长期来看,碳税政策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推动产业升级换代、刺激新兴行业发展壮大、加快新能源开发利用的政策效果会愈发显现,届时将换来国民经济的健康成长和绿色GDP的增长。
三、我国开征碳税的政策建议
(一)开征碳税前的准备工作开征碳税不能一蹴而就,需要进行充分论证和完备细致的准备工作。在我国还需要对现行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进行市场化改革,调整优化现行的税制结构,选择适当的时机引入碳税。1.改革能源价格形成机制。目前,我国大部分能源的价格仍由政府主导,市场化的定价机制尚未形成。能源价格不能真实反映供给与需求的变化,价格长期被压低,与国际价格相背离,这进一步引发了对能源的过度需求,同时,也造成能源利用的粗放和能源的损失浪费现象。如前所述,碳税制度的设计是基于价格激励的减排政策工具,需要在定价机制完备、经济主体对市场价格反应灵敏的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行,而当前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显然不符合碳税实施的要求,会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因此,要加快能源价格管理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步伐,尽快产生能够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形成机制,为未来碳税制度的实施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2.调整现行税制结构中功能交叉的税种。我国现行税种里面,有些税种存在与碳税功能交叉重叠的部分,诸如资源税、消费税、燃油税等。如资源税中有对原油、天然气、煤炭等资源按其销售数量(销售额)而进行的课征;消费税中有对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应税汽油、柴油、航空煤油、石脑油、溶剂油、油、燃料油的从量定额课征;燃油税拟对行驶的汽车购用的汽油、柴油进行课征等等;碳税则是对煤炭、汽油、柴油、航空煤油、天然气等能源按其含碳量或碳排放量来课征。因此,在实施碳税之前,要对现行的税制结构进行调整与整合,以避免出现税种之间的交叉重叠和重复征税现象而加重纳税人的负担。3.选择适当时机开征。碳税的开征在我国很有必要,但也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加以引入。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仍在沿着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EKC)爬升,根据该曲线的分析,在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难免会经历环境恶化的阶段,只有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经济增长的收益才能缓解环境的破坏,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和谐共赢。我国目前还没有到达拐点的阶段,碳排放量的快速增长也难以避免,碳税的过早引入恐怕短期内会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然而,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减排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巴厘岛路线图”已经明确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以后要承担减排责任。为此,政府应在专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详细征求利益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借鉴发达国家实施碳税的成功经验,综合考量经济发展状况和能源结构战略以及国际贸易情况,选择合适的时机推出碳税政策。
QUESTION
北京市海淀区给超过700名“两会”代表发放笔记本电脑和U盘,总价超过500万元。此举的理由是:节省纸张、开“低碳会议”。你认为:
A. 确实低碳。减少了纸张使用就减少了树木砍伐,还能降低硒鼓的污染。
B. 既环保(减少纸张的使用和污染)又拉动了内需,一举两得。
C. 只是看起来低碳。电脑的使用需要电能、电脑运输过程中也会耗能,电脑以后还会变成电子垃圾……算总账未必低碳。
D. 节约用纸是环保的,但购买多余的电子产品和开会又是不环保的。
你如何看待全球气候变暖和极端天气变化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
A. 有关系。我们目前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受到气候和环境的影响。
B. 有关系但影响不大,我们现在环保是在为子孙后代解决问题。
C. 有关系,但对生活没有影响。
D. 很多科学家还在就二氧化碳排放和温度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您认为所谓的“低碳”是指?
A. 降低碳的使用和排放。
B. 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
C. 降低所有含碳物质的使用、排放。
D. 降低以二氧化碳为代表有害的含碳物质的使用、排放。
您认为减少碳排放与个人的关系是?
A.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与我个人关系不大。
B. 我觉得有必要为减少碳排放贡献力量。
C. 碳排放关系到地球气候恶化影响,我正在减排中。
D. 对碳排放很关注,不仅自己努力而且还向他人做宣传。
E. 没有做法杜绝碳排放,我们更应该注意与自然和社会建立和谐关系。
下列描述正确的是:
A. 任何一件商品的制造,从原料采集到最终被废弃,都要排放二氧化碳,并对环境造成影响。
B. 棉、麻等天然织物比化纤衣服排碳量少;白色、浅色、无印花的服装更环保,因为较少使用各种化学添加剂处理。
C. 飞机排出二氧化碳是交通工具中最高的,短途(往返3千公里以内)和长途飞行的排碳量是:0.1753公斤 和0.1106公斤(二氧化碳/乘客/公里)。
D. 减少对物质的追求就能大大降低物质的消耗和闲置,进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你是否会尝试下列做法:
A. 使用高效节能产品,如精密荧光灯,隔热层来降低家用能源的消耗量。
B. 减少空调或其他自动温控设施,花费高价购买空心墙和屋顶保温材料。
C. 安装防风条、安装双层玻璃窗、调低室内供暖温度……
D. 以上都不会,新材料和新产品对未来环境的破坏可能更大。应该通过降低对舒适生活的依赖来保护环境。
在实施“低碳经济”方面,最应该行动且有实际作用的是?
A. 学者和科学家
B. 政府部门
C. 环保组织、NGO
D. 企业、生产制造商
E. 个人
F. 联合国、政府间组织
节约用水用电、不用一次性产品、减少使用动物制品、不燃放烟花爆竹、不浪费粮食……即便不考虑二氧化碳的排放,这些也有利于健康。二氧化碳的排放无法消除,但可以做到有原则的降低和避免非必要的增加,并坚持如此。
中国于2007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碳排放大国。2011年全球共排放CO2340亿吨,中国占世界总排放量的比重高达29%。①与此同时,中国从2003年开始,OFDI迅猛增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2)》显示,2011年中国OFDI实现了自2003年以来连续10年的高速增长,达到746.5亿美元,同比增长8.5%;2003~2011年,中国OFDI年均增长速度为44.6%。中国不断增加的OFDI是否如“污染天堂假说”所说,转移了高污染及高能耗产业,有助于减少本国的CO2排放,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是本文的主要议题。
二、计量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一)计量方程设定
地区污染通常受经济规模、技术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熊立等,2012;周力和庞辰晨,2013)。本文使用上述变量来分析我国OFDI对CO2排放量的影响,因此本文的基本方程设定如下:2logCOlogOFDI+LogGDP+logTech+logStruc+LLLLL(1)为了更好地分析影响我国CO2排放量的影响因素,本文同时引入了其他控制变量,即科研经费(RD)、地区受教育程度(Edu)、绿地面积(Green)、环境治理投资(Environ)和能源消费结构(Coalratio),最终计量方程设计为:2ititititititititititLlogCOlogOFDI+LogGDP+logRD+logEdu+logStruc+logGreen+logEnviron+logCoalratio+LLLLLLL(2)其中,i代表区域,t代表时间(年份),采用对数形式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异方差。
(二)变量设定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03~2011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除)的省级面板数据,以下进行变量说明:1.被解释变量:CO2排放量。本文通过《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2)》获得各省市自治区石油、煤、天然气3种能源的消费量数据,并通过《中国可持续发展能源暨碳排放情景分析》中给定的排放系数进行转换,其中:石油的碳排放系数为0.58吨碳/吨标煤、煤炭的碳排放系数为0.75吨碳/吨标煤,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为0.44吨碳/吨标煤。2.核心解释变量:对外直接投资(OFDI)。本文参照许和连和邓玉萍(2012)的做法,选取各省市自治区OFDI存量进行估计。数据来源为2005年、2012年两个年度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3.其他变量:(1)经济规模。参照He(2006)的做法,本文用各省市自治区GDP作为经济规模的衡量指标。通常情况下,经济规模越大意味着更高的工业化水平,因此也会带来更多的CO2排放,二者拟呈正相关关系。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2012)》。(2)技术水平。对于技术水平的衡量,学界较多采用单位工业产出CO2(或SO2)排放量,为避免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本文选用两个指标来共同衡量技术水平,即各省市自治区的科研经费和地区受教育程度(高中以上受教育人数)。科研经费投入的增多必然提高节能减排技术水平,而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会增强个人的节能减排意识,因此上述两个指标的提高都有助于节能减排,其与碳排放拟呈负相关关系。数据来源为中国科技部网站。(3)产业结构。第二产业为高碳排放产业,对于产业结构的量化,本文沿用已有的方法,采用第二产业产出占GDP的比重进行量化,第二产业产出比重的上升,必然带来碳排放量的提高,二者拟为正相关关系。数据来源为《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2)》。(4)绿地面积。绿地面积的增加必然带来我国碳排放量的减少,其与碳排放拟呈负相关关系。数据来源为《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2)》。(5)环境治理投资。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环境治理的投资,2010年与2011年我国的环境治理投资分别为6,554亿元和7,114亿元。环境治理投资的增加必然有利于我国CO2排放量的减少,二者拟呈负相关关系。数据来源为《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2)》。(6)能源结构。我国的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占总能源消费量的70%以上。因此,本文选用煤炭消费量占总能源消费量的比重作为能源结构的量化指标。煤炭消费比例的上升必然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多,二者拟呈正相关关系。数据来源为《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2)》。
(三)数据相关特征分析
加入对数后,数据整体变小,但仍可看到OFDI的对数标准差达到2.16,说明了2003~2011年我国OFDI的巨大变化,而本文选择在此阶段研究OFDI的碳排放效应,也使得结果更有可信度。由表2的相关性分析可知,经济规模(LogGDP)与许多变量的相关系数都超过了0.7,疑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经济规模(LogGDP)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大大超过了10,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因此,以下进行回归估计时,需对模型进行修正,并剔除具有多重共线性的变量。
三、计量结果分析
(一)全国层面分析
本文选取2003~201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对计量方程进行回归。首先对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根据检验结果,采用固定效应对模型进行回归估计。此外,由于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在回归估计时采用逐步回归法,从而剔除不显著变量。如表4所示,随着变量的加入,R2不断增大,且模型1~6所有变量均十分显著,但随着绿地面积与产业结构的加入,R2开始减小,且二者的估计值均不显著,因此将上述两个变量予以剔除。模型1~6均通过Wald检验,模型估计效果良好,选择模型6进行最终结果分析。数据显示:1.我国OFDI对国内碳排放呈显著正效应,OFDI每增加1%,国内CO2排放量将增加0.0914%。这说明,我国OFDI的增多显著提高了我国的CO2排放量。从全国层面来看,“污染天堂假说”不适用于中国。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转移国内高能耗产业,将高碳排放转移至东道国。笔者认为,中国OFDI的增多通常会给本国带来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增加第二产业的比重,而第二产业为高碳排放产业,这也是OFDI使得我国CO2排放量增多的原因所在。2.经济规模扩大是我国碳排放增多的主要原因。数据显示,经济规模每扩大1%,我国的碳排放会显著增加1.2541%。长期以来,我国第二产业的比重远远高于第一、三产业,经济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碳排放量必然显著增多。3.能源结构是增加国内碳排放的重要原因。结果显示,我国煤炭消费的比率每上升1%,我国的碳排放将增加0.5728%。这说明,如果增加其他化石能源的消费以替代煤炭消费,会有助于减少我国的碳排放,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是节能减排的重要一环。4.我国的技术研发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均有助于减少国内碳排放。如果我国的技术研发经费与受教育水平分别增加1%,国内CO2排放量将分别显著减少0.1944%和0.4740%。5.我国的环境治理投资增加了国内的CO2排放量。数据显示,我国的环境治理投资每增加1%,国内碳排放量将显著增加0.0828%。这是由于我国的环境治理投资主要用于减少“三废”,对废气、废渣的处理采用“催化燃烧”等方法时将会增加CO2排放量,这就是加大环境治理投资反而提高国内碳排放的原因所在。
(二)地区层面分析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区域间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产业结构不一样,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的OFDI数量在区域分布上极不均衡(如表5所示),因此有必要分区域研究我国OFDI对不同地区CO2排放的影响。本文将沿用剔除了多重共线性变量的模型进行估计,分析区域间的差异。本文对地区层面的分析沿用前面的分析方法,首先通过Hausman检验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如表6所示,其中:东中西部3个模型均通过Wald检验,且较高的R2也显示,模型的解释度较高。以下对回归结果进行简要分析。1.OFDI对CO2排放量的影响呈正效应,这与全国层面的分析保持了一致。然而,在东部地区,OFDI对CO2排放量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二者的关系在中西部地区却十分显著。由表5可知,东部地区的OFDI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其与当地CO2排放量的关系却不成比例。笔者认为,我国正在将高污染和高能耗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庞大的对外投资代表着高速发展的经济水平,而这种经济高速发展却未带来相应比例的碳排放,这便是产业转移的直接效应。数据显示,在我国中西部地区,OFDI的增加均提高了上述地区的碳排放量:OFDI每增加1%,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CO2排放量将分别增加0.1277%和0.1044%。2.经济规模仍然是我国高碳排放的主要原因。在地区分析中,经济规模仍然与我国的碳排放呈正相关关系,且在3个地区均十分显著,这与全国层面分析保持一致,且经济规模扩大所带来的碳排放正效应按东中西部依次递减。3.科研投入与受教育水平仍然是影响我国CO2排放的主要因素。二者在地区回归分析中均与我国碳排放呈负相关关系。科研投入在中西部地区的减排效应并不显著,这是由于我国的科研投入极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则较少;受教育水平在我国东西部地区显示为显著的负效应,而在中部地区对碳排放的影响则不显著。4.能源结构依然是我国高碳排放的重要原因。在地区分析中,能源结构仍然显示为正效应,但在东部地区,能源结构的正效应并不如中西部地区显著,这再次说明了我国东部地区存在高能耗企业转移现象。5.环境治理投资被再次证明并不能减少反而会增加我国的碳排放量。在地区层面分析中,环境治理投资仍然对我国的碳排放呈正效应,由此进一步说明,我国对“三废”的处理反而增加了我国的CO2排放量,其处理方法有待改善。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选用2003~2011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分析了我国OFDI对本国CO2排放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的OFDI每增加1%,国内CO2排放量将增加0.0914%,这说明我国的OFDI并没有减少国内碳排放,反而是增加本国碳排放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碳排放大国,中国的节能减排工作刻不容缓,根据研究结果,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应对:
(一)调整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加强国际能源开发
研究结果显示,我国OFDI的增多会导致我国CO2排放量的增多,这说明我国并没有将高污染、高能耗产业转移至国外,因为我国OFDI主要流向了租赁服务业,①并不能减少国内的碳排放。笔者认为,我国的OFDI应加强对能源行业的投资比重,加强与他国在能源开发方面的合作,研究新能源,共同降低能耗和排放强度,从而一方面解决我国的能源安全问题,另一方面促进我国节能减排工作的开展。
(二)调整区域对外直接投资比重,促进中西部经济发展
在区域研究中,东部OFDI比重最大,中西部的投资比重则相差甚远,然而东部OFDI对CO2排放量的影响却不显著,而且不成比例,这再次证明了东部正在将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OFDI带来的正碳排放效应很可能是由于产业转移带来的,而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依然是经济水平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带动中西部经济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加强OFDI则是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多可能会增加我国的碳排放量,但会逐渐平衡我国区域的碳排放量,减少我国中西部的碳排放量。
(三)调整能源结构
本文虽然主要探讨OFDI与我国CO2排放量的关系,但是回归结果显示,能源消耗才是我国碳排放量增加的直接原因之一。这是由于我国的能源消费主要以煤炭为主,而煤炭的碳排放系数最高,也就造成了我国较高的碳排放量。目前,我国应加大清洁新能源的开发力度。与此同时,还要逐渐采用“以气代煤”和“以油代煤”的手段,调整能源消费结构,降低我国的CO2排放量。
(四)加大技术研发和教育力度
技术投入和教育水平与我国的CO2排放量呈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上述两个要素是降低我国碳排放的重要手段。因此,加大研发力度、提高个人教育水平和素质、强调节能减排从个人做起,将有利于降低我国的碳排放。
(五)调整环境治理手段,逐步改变使用高碳排换取低“三废”的治理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