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起点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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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起点范文

一、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经济伦理教育的重要性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进行经济伦理教育有助于学生认识和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和价值观。西方主流经济学说一直将功利主义作为其哲学基础，而从伦理的角度出发，功利主义的积极和消极方面势必会直接影响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局限性。经济学家罗尔斯指出了功利主义的三个错误：没有认真考虑社会如何分配利益和福利，没有认真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没有考虑欲望满足方面的特性。熊彼特进一步指出，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经济史，解释经济的推动力，解释涉及实施动机的问题都毫无价值，它只对福利经济学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而且，在最狭义的经济领域里，功利主义的假设是多余的。在西方经济学中加强经济伦理教育，有助于形成对功利主义的科学认识，能使学生从辩证法的高度认清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优势和先天不足。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进行经济伦理教育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西方经济学及其政策导向中蕴含的价值取向。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说，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其理论假设和核心主张方面都体现出了非常鲜明的价值取向。理论的中心思想指出：以私有制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市场社会是人类自然的状态，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这样的社会将通过看不见的手走向繁荣;资本主义从来就存在;人类历史是市场逐步自由化的过程，社会唯一需要的是消除国家束缚和干预。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加强经济伦理教育，客观地研究和分析当代西方经济学及其政策导向中的价值取向，是正确认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建树及其应用价值的必然要求。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进行经济伦理教育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经济伦理观。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经济人”假设，即认为自利是最基础的人性。这一假设是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具有分析工具的价值，但不具有人生目的和理想人格的价值。作为经济学者，一方面，在研究动机上不能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追逐私利的“经济人”，而应是为公众利益服务，具有高尚的道德信仰和人格追求的人;另一方面，在经济研究中不能脱离正确的伦理价值观的引导，应利用伦理常识将经济学知识进行整理与应用。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加强经济伦理教育，无论是对增强学生以正确的经济伦理立场分析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素质和能力，还是对提升学生的人生理想和抱负，都具有重要作用。

二、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进行伦理教育的方法探讨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进行经济伦理教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教师在讲授西方主流经济学说或代表人物思想观点时，增加对其哲学渊源和伦理特色进行介绍。在西方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时期，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是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哲学、伦理学不可避免地对其研究立场、观点和方法有所影响。而经济学家将经济研究的结论抽象到哲学理论层面时，又必然会烙上当时某种哲学或伦理学的印记。正因如此，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将18世纪到19世纪经济学说的哲学渊源和伦理特色抽象归纳为功利主义。亨特将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渊源和伦理特色归纳为个人主义和伦理上的功利性享乐主义结合起来的产物。第二，教师在讲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建设与推导时，增加对其价值判断进行伦理评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以模型化和实证化为主要特征，但理论模型建设与选择上却总是以一定的伦理特色的价值判断为基础和前提的。以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的边际生产率分配模型为例，该模型提出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指出：劳动和资本各自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它们各自的产品价值，同时也就决定了它们各自所取得的收入。经济学家施蒂格勒将该模型称为“边际生产率伦理学”，获得了公众和经济学家广泛的支持。第三，教师在归纳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政策主张时，增加对其伦理价值导向的道德分析。经济学家在适当考虑了某一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后，其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从广泛的社会科学（包括伦理学、哲学的知识）中得出的结论，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分析。完整的解读经济学家的政策内涵，既要分析和介绍经济方面，也要分析和介绍非经济方面，特别是伦理方面。更何况，任何的经济政策主张都会影响到社会秩序中每个人的幸福和福利，而利益的追逐是道德问题产生的基础。以最大产出的经济政策为例，美国和俄国都以最大限度的产出和财富的增长为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但是，美国的最大产出量由消费者决定，而由于受到经济体制的影响，俄国的最大产出量基本由中央集权的领导机构来确定。两个国家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完全一样，而其中所隐含的伦理意义却完全不同。由此可见，各国的经济政策是各个国家根本制度和意识形态中核心价值观的产物，无论引导还是跟随某种政策主张，都需要某种伦理体系来指导他们提出建议。因此，弄清楚西方经济学家政策主张中蕴含的伦理价值导向，对于我们认清西方市场经济各种政策的实质及其对我国的适用范围，是极为有益的。

第2篇：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起点范文

面对飞速发展的经济，中国经济学家是否应当发掘经济学理论的新的生长点？新世纪中国经济学走向何方？ 伴随着千禧年的临近，人们对于下个世纪的中国经济的发展进行了种种预测。中国 经济难该头展，对于中国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同时，为中国经济学家提 供了难得的机遇。站在世纪之交，中国的经济学究竟该走向何方，中国经济学家能否实 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

冲击诺贝尔奖是时候吗?

作为正在走向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没有理由拒绝吸收人类经济思想的精华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学术研究，迫切需要学习和借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们的学术思 想。正因为如此，在1999年诺贝尔奖宣布结果前，中国众多著名科学家联合呼吁：“中 国科学家冲击诺贝尔奖是时候了！”六位著名大学校长认为诺贝尔奖相当于体育上的奥 林匹克金牌，中国科学家应该有志气、有责任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

应该承认，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无论是哪种社会制度，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政府决 策和社会经济管理所依赖的力量。在中国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越来越需要经 济学家的智慧，需要他们为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提供理论、方法及模型。中国改革开放二 十年的历程已经凝聚着一批经济学家的心血，他们的思想、学术及观点，已经或正在不 断地由“精神变物质”。

但稍加审视也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学家一直被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缺位而困扰，这个 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前，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社会主义部分）》作为“经济学社会主义版”被接受下来，成为中国经 济建设中必须遵循的理论范式。这个时期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中国经济学界大都 对西方经济学的新进展知之甚少，对新古典经济学也总是在当做批判对象时才提及。

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处于过渡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相 应地引发中国经济研究的空前比倬面。中国经济学家的努力在某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 进展，但理论落后于实践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方面，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 展在相当程度上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理论研究相对于实践总是处于被动求解的 局面，对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系统的经济学解释；另一 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和借鉴总体上还处于引进和介绍阶段。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已经给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了难解之“ 谜”，向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挑战，这实际上也是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经济学 理论创新和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历史性机遇。只要众多的有志于此的经济学家共同努力， 中国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取得重大建树，并立足于世界先进行列是可以期待的。中国经济 学家应该把争取诺贝尔奖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经济学：变还是不变

从经济学本身的发展逻辑看，社会实践的需要、经济运行与发展进程之间内在矛 盾暴露的程度、理论积累的深度，是经济学实现变革的三个客观的基本要素。中国经济 学研究落后于发展实践的现实，意味着经济学在中国将要实现理论体系和内容上的大变 革。但市场经济的实践在中国才刚刚全面展开，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进程中的许多矛盾 尚未完全暴露，新旧体制之间的冲突还交织在一起。对此，中国经济学家大致有两种意 见：

一是主张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内糅进有关市场经济理论。我们认为这种努力 有可能在现有的状态下取得某些进展，但从基础理论本身的构建看，却难以取得理论体 系上的突破。

二是主张以现行的西方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我们同意西方经济学应当成为研究 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但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历史沉淀，使西方经济学理论 难以完全与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直接衔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不断深化的现实已经给 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一系列难以回答的问题，因而试图简单地直接利用西方经济学 推导出政策性结论，也势必在现实中碰壁。

长期以来，经济学对于中国都是一种外来的科学，无论是经济学还是 西方经济学，都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经济学。然而，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 程，科学的外来性并不妨碍我们在吸收的基础上参与创造。我们不能重复那种照搬照抄 外国经济学的错误。有的学者批判了过去照抄“苏联范式”的做法，却又倾向于模仿西 方的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学也曾经历过这个时期，现在这个时期该结束了。当前，与国 际经济学的“接轨”的提法很时髦。有些人所谓“接轨”，实际上就是简单地把西方经 济学一套现成体系搬过来。市场经济体制要接轨，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是否也要接 轨，以及如何接轨，值得商榷。 我们的看法是，在目前条件下，中国经济学家应当加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将 注意力集中在对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上，注意新的理 论生长点的发掘，不断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的 理论思路。只有在理论上经过相当的积累，才是获得突破性进展的有效途径，这也是中 国经济学家能否为现代经济学发展作出贡献的关键所在。为此，除了对制度进行定位和 进行经济学分析外，重要的是应把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置于突出位置。在这里，现代经 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所总结出来的市场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都是可以借鉴的，前 提是要恰如其分地把它应用于对中国经济的特殊分析中。

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家的首选

有必要强调的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是二战后国际经济学界关注的重 点。刘易斯、阿马蒂亚·森等人都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发展经济学家。中国发 展经济学最伟大的贡献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论证了市场经济可以与社会主义基本 制度相结合。为此，中国有必要将“发展经济学”列为国家重点学科，建立“中国发展 经济学”研究基地，吸收全国有关人士进行研究和讨论，加强和加快研究成果的出版、 发行、翻译和外销工作。特别应当注意加强由国家派出中国发展经济学家代表团赴欧美 一些国家访问和讲学，重点应该访问美国科学院和有诺贝尔奖得主的大学和科研机构， 千方百计地将研究成果英译本转送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甚至有必要每年出面邀 请90年代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来华讲学。

国别的经济学理论

原则上说，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无国界的。如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经济学 ，世界上可能会出现100多种经济学。如果经济学有国界之分，在本国适用的经济学理 论，一旦越出国界，在别国就不再适用。那么，这样的经济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就值得怀 疑了。经济学之所以无国界之分，一方面是由于各个不同国家的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共同 的，即都定位于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规律；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学采用抽象法研 究经济关系，抽象层次比较高，把经济关系的国别特征舍弃掉，揭示经济关系内在的本 质联系和普遍规律性。当然，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资料是具体的、现实的、具有国别特征 的，但这些研究资料经过经济学家的思维便不再具有国别特征。经济学理论除了分析分 工、货币、价值等这些最一般的经济关系外，也会从“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 际交换和世界市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这些具体的经济关系。无 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已不是作为研究起点的那种现实的、具体的经济关系，因而已不可 能具有国别特征。

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来看，他们获奖的理由，或是因为建立了一种新的分 析方法，或是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或是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领域，但都程度不同、角 度各异地为当代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独创性或奠基性的贡献。他们研究的范围从横的方 面覆盖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四大部分；从纵向上包括 了经济理论、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三个层面；从流派上涉及剑桥学派、奥地利学派 、瑞典学派、芝加哥学派、新古典综合派等欧美经济学众家之说。因此，“中国经济学 ”这一概念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明确经济学对中国的改革方向有一定意义，但不应使其成 为拉大与西方经济学距离的一个术语，必须避免其副作用。

经济学家要学会借鉴

第3篇：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起点范文

【关键词】 经济学 课程 交互式

《经济学》是高职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是对《西方经济学》的内容进行分析取舍、优化整合而来的。由于该学科理论严密,系统庞大,综合性强,紧密关注国计民生,实用性强。它与金融学、货币银行学、国际贸易、会计学、管理学等相辅相成,循环支持。因此经济学知识的扎实程度直接关系到各专业课的学习效果。经济学是以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为己任,对经济生活中的问题进行分析、诊断,为政府的经济决策提供依据。如1929―1933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导致了凯恩斯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和宏观经济学的产生,而长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实行导致了“滞胀”的出现,这又导致了理性预期学派和其他一系列经济理论的产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如边际分析法、投入产出分析法、均衡分析法、动态分析法等形象直观,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同时经济学的许多原理都是通过对现实生活中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分析提炼而来。凯恩斯说过:经济学是用来帮助那些拥有这些东西的人过上更幸福的生活。所以说学好经济学将使人终身受用。

一、《经济学》课程传统教学法存在的不足

传统的经济学教学法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学科本身的原因,也有学生的原因,但关键是在教师教学方法的取舍上。因为在教和学的矛盾统一体中,教师永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传统的教学法是“课堂讲授法”,即以“填鸭式”的灌输成为主要的教学方法。这种填鸭式的教育使学生比较被动,学生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教学变成了教师的“独角戏”。教师单纯利用“黑板+粉笔”的教学手段使得不少学生仍习惯于中学时代的思维与学习方法,死记硬背,生搬硬套,为应付考试而学,结果是考完就忘了,谈不上灵活运用经济学理论知识,这样易培养学生懒惰情绪,缺乏进取心;学生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也得不到锻炼;更重要的是这样培养出的学生缺乏独立思考、标新立异的创新精神及创业实践能力。

因此,研究和探索一种适应当前经济学课程教学的方法势在必行。对高职高专所应具备的技能型、应用型、创新性、创业性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本院具体情况,对经济学课程教学提出交互式教学法的改革新思路,以便更好地促进经济、管理类专业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及学生人文素质、专业素质、创业素质等综合素质能力的培养。

二、国内研究现状

由于种种条件的制约,过去的同类教学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空白和缺陷。就国内的研究来看,关于《经济学》课程教学法的理论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实际教学中仍存在着不少的问题。第一,针对性不强。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的先进模式及成熟方案。第二,教学方法单一呆板,无法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缺乏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而经济学知识与各学科紧密交错,对管理学、心理学、会计、高等数学等各方面的知识都有所运用,但大学生活只有短短的三年,单一的课堂讲授法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尽管现在课堂采用案例式教学,由于案例本身的局限性及学生兴趣的差异性,无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有的学生在听老师讲案例时,听得津津有味,听后遇到自己分析问题时,却理论是理论,案例是案例,两者不知如何衔接。第三,教学手段陈旧,为考试而学。传统讲授法一般采用黑板+粉笔的方式。黑板+粉笔方式陈旧,速度慢。授课内容又受教学时间的限制,比如本院的《经济学》课程会计专业是周2学时的课,总计开课32学时,在这32学时里既要讲授微观经济学理论,又要讲授宏观经济学理论,任课教师为完成授课内容一般都要赶进度,无暇顾及学生接受知识的程度,而学生学得似懂非懂,能考试通过或能拿个好成绩就万事大吉,至于运用就暂且搁置。第四,理论脱离实际,课堂死气沉沉。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得不到提高,更谈不上创新能力。

目前交互式教学法主要是在一些语言教学上有所运用,在专业课教学上几乎很少,在经济学课程教学上差不多是空白。

三、交互式教学法的界定

交互式教学法最早由Palincsar于1982年提出的。他认为教学的实质是交际,是师生之间的思想、感情和信息的交流。教学中的师生二主体作用是通过各种实践活动来展现的,师生构成教学的二主体,是平等、合作、协商的关系,并强调教师主体作用在于精心设计和组织活动,推动学生参与,引导学生直接与客体发生作用,保证学生自觉主动地进行信息输入和输出。

交互式教学法就是指以学生为中心组织教学的各个环节,让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全过程,真正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同时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使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通过频繁的信息交流、不断的交往互动,实现共同目标的一种教学方法。它是根据学生中心理论,对传统的讲授示教练习小结的教学模式进行的改革。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实现教师“指导”和学生“学习”之间两个交互,学生的学习策略、技能和知识之间的交互,最终促进学生人格的全面、健康发展。

四、理论依据

交互式教学法是依据Palincsar1982年提出的教学理论,是遵照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号)文件的精神,结合本院进行教研教改的实际而选择的。是根据学生中心理论,对传统的讲授示教练习小结的教学模式进行的改革。

五、研究价值

《经济学》课程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所学知识的扎实程度直接关系到各专业课的学习效果。由于传统教学法的不足而引起的种种弊端,使得研究和探索一种适应当前经济学课程教学的方法势在必行。“交互式”教学法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实现教师“指导”和学生“学习”之间两个交互,学生的学习策略、技能和知识之间的交互,最终促进学生人格的全面、健康发展。本研究基本上弥补了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摆脱了以往教师讲、学生听的模式,在教学中充分激发了学生参与课程学习的热情。该研究的应用价值大于其理论意义,使学生在教学中交流、在参与中应用,主动积极地锻炼了摄取、应用、创造知识的能力。

六、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是以学生为主体创设教学情境、设计教学流程,给学生思考、评判及发现现实中经济学现象的机会,不断激励其以积极的心态主动参与、勇于尝试解决现实的经济学问题,并从中感受创新快乐,使学生的思域越来越宽阔,思维越来越活跃,促进学生创新精神的形成与发扬。

二是鼓励学生在模拟情境中体验经济事件双方当事人的感受,在操作练习中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变学生的被动接收为主动参与,充分调动学生课堂上的主观能动性,挖掘他们的创造性思维的潜力和学习积极性。长期重复做一件事,难免生烦,减少这种情绪的办法是尽量照顾各人的兴趣。比如运动员天天做同样的动作不烦,因为他对这项活动有兴趣。所以让学生自身去体验经济事件双方当事人,既能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又有利于学生在体验的过程中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同时教学方法、教学形式、教学内容的丰富化又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方法,促进学生人文素质、专业素质、创业素质等综合素质能力向更深层次的发展。

三是让学生参与施教,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克服胆怯心理,培养语言表达、创新等能力。高职院校培养学生的目标是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尤其是经济管理类人才,需要加强语言表达、沟通能力、随机应变能力、创新能力等各种能力的培养。在实施教学中,可以由教师创设情境,也可以让学生主动参与创设教学情境,这样教学内容更利于学生接受,也易于掌握,但教师的指导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四是注重教师与学生的双边活动,改变传统教学中单纯的教师教、学生被动学、以教师为主体的师生关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与学生积极互动,共同发展,要处理好教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在实践中学习,促进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人格,关注个别差异,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要,创造一个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环境,激发不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态度和能力,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在互动的过程中教师应转变以往教师的身份。首先是让自己成为学生的倾听者、观察者,认真听取每位学生的发言,观察他们在互动中的举止表现,并能及时记录下来,在分析总结时作出解答。其次教师要成为学生的促进者、支持者。在整个教学互动中,不是每位学生都能很好地分析问题,完满地解答问题,或多或少会有些学生不敢说出自己的观点,缺乏勇气主动地回答问题。这时教师如果能积极地支持他们,创造畅所欲言的氛围,会让那些表现积极的学生更勇跃,平时不太言语的学生也会逐渐加入进来,这样就达到了预想的效果。最后教师还应扮演好合作者的身份,及时为学生排忧解难。不过双边活动的顺利开展,还需要教师幕后做大量的工作,比如互动时间的控制、学生互动人员的分组、现实题材的取舍、结论分析等。

五是在应用该教学方法的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生各自在知识、经验、能力等方面的优势,鼓励学生相互质疑。在已有的知识、经验储备的基础上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在讨论中集思广益,相互启发,主动学习新知识,锻炼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开阔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使学生的心理处于一种追求创新的状态。

七、实施流程

《经济学》课程交互式教学法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自主的实践活动、是侧重能力和素质培养的课堂教学形式。课堂程序以提出经济学现象为起点,以解决问题为终点,中间经历分析问题实践阶段(见图1)。

八、研究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在经济学教学中运用此方法,突出“以学生为中心”,以人为本,充分发展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个性。教师则创设合理情境,把教学生活化、自然化,让学生自己体验,或是教师的示范,激励学生主动思维并积极地去解决一些现实问题,让学生理解他不是在为一些死的知识而学,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学习。更好地培养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方法,为经济、管理类专业课程的学习打好坚实的基础,是促进学生人文素质、专业素质、创业素质等综合素质能力向更深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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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起点范文

作者：曾祥云 单位：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

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经济哲学问题，对于它的不同回答，将决定和影响经济学的面貌以及对其它经济哲学问题的回答。这一论题又具体涉及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经济问题与非经济问题的划界标准是什么、经济学内部分类的原则和依据是什么、经济学究竟是一元的、多元的还是工具论的等一系列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经济哲学可以在经济学提供的解答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哲学分析与评价。例如，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经济学说发展史上有“物质财富”说、“资源配置”说、“交换关系”说、“人类行为”说、“制度环境”说等不同认识与主张。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离开人及其活动就无所谓经济学，因此，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的初始点和终结点都无法脱离人这一主线索，无法回避人在人类经济活动的主导作用。换言之，如果一种经济理论无视人的存在，忽视了人的因素，那么其科学性与合理性以及它的现实指导意义，就是非常值得质疑的。而由此又必然引发对经济理论合理性的哲学思考。又如经济问题与非经济问题的划界问题。经济学无疑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但究竟什么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与非经济问题究竟如何区分?怎样看待经济问题与政治、军事、文化、法律等之间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分析，对于深化经济理论研究，也无疑有其指导意义。二是关于经济学预设前提的哲学质疑。科学理论研究都有其最基本的前提预设和初始概念。不言而喻，前提预设的不同必然影响到一种科学理论的建构，必然影响到一种科学理论的逻辑推导结果，也必然影响一种科学理论对于现象层面的解释力。卡尔•波普尔指出:“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将它们束之高阁，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像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陷入贫乏。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的温床上睡大觉，就有可能渐渐烂掉。要激励想像，运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要使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须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至少应做到足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水平。”［2］P4“经济人”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和初始概念，被视为西方经济学建立的理论基础和开展经济分析的基本出发点。综观现代西方经济学，无论是均衡价格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还是理性预期学派、新古典综合学派等，大多都是以“经济人”假设为研究出发点和基本分析工具，都不由自觉地沿承和遵循着“经济人”这一前提预设。然而，“经济人”这一预设前提也始终遭到了来自经济学领域内外的非议与抨击。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人”假设片面强调追求财富的自利动机，没有看到人类经济行为动机的多样性，没有反映人的全貌，因此，“经济人”是唯利是图的“抽象的人”、“虚假的人”。“经济人”假设是经济理论中又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并且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经济人”假设对于现实的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对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许多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都能给出较深刻的、独到的诊断。面对理论界对于“经济人”假设的褒贬不一，经济哲学有必要作出如下追问:“经济人”假设的合理性究竟何在?它是否属于“不证自明”?“经济人”的存在性质和存在方式是什么?“经济人”与“社会人”、“道德人”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能否将“经济人”等同于现实的人?“经济人”究竟是前提假设还是科学抽象?应当怎样看待“经济人”的地位与作用?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追问与哲学解读，对于澄清理论界在“经济人”假设问题上的认知偏差，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三是关于经济理论合理性的哲学拷问。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及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渡的一段时期，西方经济理论曾在我国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现象。而近几年随着西方一些国家出现金融危机，许多研究者又开始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产生怀疑。由此，人们不能不对经济理论的合理性问题展开一系列的追问:究竟什么是经济理论的合理性?经济理论成立的条件和依据是什么?如何看待经济理论中的预设前提?怎样理解经济理论与现实经济活动的关系?这些问题无疑要涉及到哲学的认识论和真理观，对它们的分析解答不仅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和深入理解现实经济现象，而且将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有益启迪。四是关于经济个人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经济理性主义的哲学查审。这是经济学理论中对人们现实经济活动有着深刻影响的、同时又与哲学理论有着密切关联的经济观念或者说经济思潮。“个人”、“自由”、“理性”既是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基础性概念，也与西方哲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借助哲学思维方式，并以哲学理论作分析工具，不仅可以对这类经济思潮给出深度分析与合理评判，而且对于人们树立正确的经济理念提供方法论指导。

二经济哲学研究的第二条路径或者说第二个维度，是对人类经济活动或者说经济行为的批判反思。哲学反思思想本身，并不意味着哲学可以放弃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哲学反思的虽是思想，但思想只能是关于思想对象的思想、关于人类现实生活世界的思想。因此，哲学在反思思想的同时，必然要触及到对于思想所反映的对象即现实生活世界的反思。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实践的重要形式。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是人们的现实经济活动。因此，经济哲学对经济思想或者说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反思，必然要涉及到人类经济实践活动。换言之，人类经济实践活动必然成为经济哲学反思的重要视域和开展经济哲学研究的又一重要路径。经济哲学对于人类经济活动或者说经济行为的反思，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种具体经济现象的简单描述。现实经济世界中各种具体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属于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它们有经济学这门具体科学去研究。经济哲学对于人类经济活动的把握也是一种整体性和根本性的，它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总整性把握。它包括对以下问题的追问:究竟什么是经济行为?区分经济行为与非经济行为的依据是什么?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影响人类经济行为的主要因素究竟有哪些?等等。经济学家大多以“自利性”或“利己性”来概括人类经济行为的特征。问题在于:“自利性”或“利己性”究竟是不是人类经济行为独有的特性?“自利性”或“利己性”又究竟是不是人的本性?它是先天生成的，还是后天才有的?在人类经济领域，是否存在纯粹的完全的“自利性”或“利己性”?又是否存在“利他性”?人类经济活动中的“自利性”或“利己性”与“利他性”，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需要经济哲学作出思考与回答的。二是关于非理性因素对于人们现实经济活动的影响。经济实践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一种有目的性的主体性社会活动，它总是在某种特定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特定经济理论的指导与牵引下进行的。因此，经济活动在本质上并不是盲目的、非理性的活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经济活动就是“完全理性”的，并不意味着非理性因素对人们的经济活动没有任何影响。这是因为，现实世界的人既是一个理性的人，同时又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人的实践活动实际上是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同样，人类经济活动也是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相互交织的过程。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人的欲望、直觉、无意识、情绪、情感、意志、习俗等非理性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应当是研究人的欲望及其满足的科学。在他看来，一切生产要素都是作为实现和满足欲望的手段的要素，而对人的欲望及其满足的研究，即是对需要和消费的研究。那么，人的欲望等非理性因素究竟是如何作用和影响人的经济行为的?我们又应当怎样看待非理性因素对于人的经济行为的作用、影响?非理性因素对于人的经济行为的作用、影响，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比如说习俗，我们知道，人是通过文化而实现自己的社会化的，而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特定群体的文化，任何特定的文化形态、文化群体都具有其特定的价值观、行为方式、传统和风俗、习惯等。因此，“市场交换行为已不是单纯的经济关系的交换，同时也包含着文化关系的交换，习俗本身也是人们长期沿袭积久而成的社会文化的持有，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支流，不同社会文化和亚文化构造着不同的市场习俗和行为者的文化心理模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制约着市场行为者的动机”。［3］P127－128由于非理性因素必然存在于人们的经济活动之中，也必然对人们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和作用，因此，经济哲学对于人类经济行为中非理性因素的批判反思，不仅对于深化经济理论研究，而且对于调整和规范人们的市场经济行为，都是很有意义的。三是对经济自由与经济正义的哲学省察。虽然社会科学各个具体研究领域都有对自由的特定视角的关注，但从践行对人的终极关怀的角度来解读和演绎“自由”，则属哲学的题中之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经济，因此，经济自由即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原则。如何从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和评判经济自由及其与经济正义的关系?如何在经济正义的框架下来实现人的经济自由?经济自由与哲学，尤其是哲学的自由观究竟存在怎样的内在联系?经济自由对于哲学及其自由观生成的意义何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应当怎样作出对于经济自由的现实选择?等等，这些都是经济哲学对于经济自由应该给予解答的问题。四是关于经济符号的哲学解读。哲学以其对于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理性思辨而深刻启迪着人类智慧，人类也正是在对这种最普遍关系的批判反思中，不断提升对于整个人类世界的把握能力。而作为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关系基本表现形式的人类认识、实践活动，都与符号现象有着密切的关联。经济活动作为人们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一种基本活动，无疑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符号活动。从产品包装到CI设计，从货币、支票到存折、信用卡，从商标、品牌到价格、广告等等，这一切都是人类现实经济生活中所特有的符号形式，即便是人们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经常使用的语言文字符号、数字符号，也因其承载着某种特定的经济信息而显其特性。可以说，现实经济世界即是一个符号世界。符号都是有意义、有所指的。但经济哲学对于经济符号的分析考察，重要的不在于符号的所指及它的意义层面，而在于符号的价值功能。人是现实经济活动的主体，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人又是特定文化群体的人，并具有其特定的文化观念和文化习俗，因此，任何人类经济活动的背后，都必然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刻有特定文化传统的印记。这表明，经济符号无疑具有其独特的文化象征的价值，而这种文化象征价值所潜蕴的变值功能，又无疑可以成为提升商品价值、影响商品价格的重要因子。因此，经济哲学对于经济符号的哲学解读、对于经济符号内在价值的发掘和揭示，也应是经济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域。

三经济哲学研究的第三条路径或者说第三个维度，是对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批判反思。与其它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有它自身的独特的相对稳定的研究方法。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就曾存在抽象演绎法与历史归纳法、证实法与证伪法之争。由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选择，关系到一种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指向，关系到对于人类经济实践活动本质的认知，关系到一种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因而，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哲学查审，既是经济哲学研究的题中之义，也是哲学为经济学研究提供方法论牵引、有力推进经济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西方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学研究方法虽因经济学家个人的经济观、价值观和研究视角不同，而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但是，任何一种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背后，实际上都无不刻上了哲学世界观的烙印，哲学无疑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学理支撑和初始地平。那么，梳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哲学背景，对经济学研究方法合理性的恰当评估，就成为经济哲学应有的话题，并可由这一话题进而引发对如下一些问题的思考:如何看待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方法对于哲学理论自身的发展有什么意义?哲学对经济学研究的意义何在?哲学应当怎样发挥自己对于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功能优势?等等。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是抽象演绎法，而抽象演绎法的哲学背景即是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以批判抽象演绎法而登上经济学论坛的历史学派，其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历史归纳法则无疑又是以经验论哲学为背景的。众所周知，在西方哲学史上，唯理论哲学遇到的最大挑战，即是来自经验论哲学对它的批判。因此，西方经济学史上关于抽象演绎法与历史归纳法的研究方法之争，实质是西方哲学史上理性主义哲学与经验主义哲学之争的翻版。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还存在着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之争，而这无疑又是与西方哲学史上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的影响密切相关的。主张实证分析的穆勒本人，即是实证主义哲学的一个代表人物。而随着波普尔证伪主义哲学登上哲学舞台，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证实法与证伪法之争亦随之而兴。实际上，无论是作为实证分析学理背景的实证主义哲学，还是作为倡导证伪法哲学根据的证伪主义哲学，又无论是作为抽象演绎法哲学基础的唯理论哲学，拟或是作为历史归纳法哲学背景的经验论哲学，等等，都只是被一些经济学家简单地“借用”于经济理论研究的。由于这些西方哲学理论或哲学流派因其观点本身就存在着某些片面、偏颇等不合理因素，因此，以这些哲学理论或哲学流派为背景的各种西方经济理论或经济学流派之间的相互论争与攻诘，自然也就不可避免。经济哲学对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根本性把握及其所形成的哲学理念，对于促进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并进而推动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无疑有其独特的方法论指导意义。经济哲学还应当关注经济学范式的批判反思。自库恩提出“范式”这一概念以来，有关具体科学门类的研究范式问题，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特别关注与重视，不仅有牛顿力学研究范式、哲学研究范式之说，而且也出现了对于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分析考察。对经济学范式的研究，无疑属于经济哲学的研究论域。库恩的“范式”作为一种整体框架，对科学研究和科学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开展科学活动的基础，确立科学认识主体的整合机制，而且是科学理论自我完善的手段和工具，是实现科学革命的内在动力。因此，加强经济学范式研究，对经济学研究及其发展也无疑有其重要作用。但是，我们看到，有的研究者由于对“范式”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误将经济学流派当成了“经济学范式”，结果变成了经济学范式“满天飞”。由于库恩的“范式”概念是针对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提出来的，因此，开展经济学范式研究，应当首先明确什么是经济学范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在经济学发展史上究竟产生和形成了哪些经济学范式?它们各自的特点又是什么?进而分析什么是经济学的“范式转换”?经济学范式转换的条件、方式又是什么?在库恩那里，所谓范式转换，是指新范式对旧范式的取代，且这种转换是整体转换，而转换的方式即是“科学革命”。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经济科学，其范式转换的方式又究竟是什么?如此等等，它们都是需要经济哲学来解答的。需要指出的是，从传统的对于哲学的理解及其相应的哲学话语体系来说，经济伦理也无疑是经济哲学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论域。但考虑到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人们通常是把经济伦理当作与经济哲学并列的两门哲学分支学科来看待的，同时，经济伦理研究远较经济哲学研究要深入、成熟得多，且已形成相对独立的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因此，在这里，我们并未将经济伦理归入经济哲学研究的论域之列。经济哲学或许还有其它的研究路径和论题。国内外的经济哲学研究仍处于探索之中，迄今为止，也远未形成某种获得大家一致认可的统一的经济哲学话语体系。但基于对于哲学和经济哲学的理解，我们认为，上述经济哲学研究的三条基本技术路径及其相关论题，在经济哲学研究中应该说是相当重要的，自然也是主要的。

第5篇：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起点范文

关键词：高职院校；法律关系；学生管理；法治化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32-019-01

一、关于教学模式

1、教学模式的界定

当前国内外对教学模式的研究成果很多，对教学模式相对一致的认识认为教学模式是教育教学思想理论应用于实践的产物，是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在大量教学实验的基础上，为了完成特定的教学目标和内容形成的稳定、简明的教学结构理论框架及其可操作性的实践活动方式。

2、教学模式的选择对象

选择什么样的教学模式来组织教学源于教学模式的分类研究。当前国内教学选择教学模式主要是基于传统教学模式和现代教学模式两种比较笼统的模式进行。

所谓传统教学模式特指“讲授―接受”型教学模式，该模式强调以教师、教材为中心，其理论基础是行为主义心理学，此模式以传授系统知识、培养基本技能为目标，着眼点在于充分挖掘人的记忆力、推理能力与间接经验在掌握知识方面的作用，使学生比较快速有效地掌握更多的信息量。强调教师的指导作用，注重教师的权威性。此模式的基本教学程序：复习旧课――激发动机――讲授新课――巩固练习――检查评价――间隔性复习。现代教学模式则正好相反，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是基于现代西方学习理论或学习心理学建立起来的教学模式。

3、教学模式的评价

现实中，在选择教学模式的时候，我们总是倾向于说哪种教学模式好或不好，这是不对的，持这种看法的人其实是对教学模式的认识有问题。对一种具体的教学模式而言不存在好或不好，只有合适与不合适。所以，我们在选择教学模式时不能基于模式的优劣、好坏、先进性来进行，而应该从模式的合适度来选择教学模式。

二、传统教学模式在高职经济学教学中作用及局限性分析

当前我国高职院校的经济学老师在组织经济学教学时，采用单一传统教学模式的居多。这种教学模式最大的优点是，教师采用循序渐进地方式传授经济学知识，既能使学生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的有关经济学术语、经济学原理方面的知识；又可以在不破坏该学科原有知识结构的前提下使学生系统地掌握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这一模式特别适用于经济学理论的论证，经济术语的认识和理解。这一教学模式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提供充分的机会让学生对所学的内容做出及时的反馈，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容易出现满堂灌而导致学生机械地学习。

三、现代教学模式在高职经济学教学中作用及局限性分析

经济学教学中采用现代教学模式可以很好地解决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现代教学模式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论。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学生的知识不应该主要由教师传授得到，而应该主要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取知识的过程。如果说传统教学模式是“授人以鱼”，那么现代教学模式就是“授人以渔”，掌握了学习经济学的方法，学生就能够主动填补并扩充其经济学知识。现代教学模式的另外一个优点在于它能够激发学习者的学习热情，高职学生在经济学的学习中最缺的就是热情，有了热情就能够很好地调动他们课内外学习经济学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教学效果自然就会提高。不足的是，利用现代教学模式获取的经济知识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这对于内容体系庞大、结构严谨的经济学而言学生是无法从整体上对它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正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另外，有些经济学教学内容是无法完全通过现代教学模式来实现的。

四、高职经济学教学模式的选择

教学模式没有好坏之分。而从两种教学模式的逻辑关系看，两者之间应该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即传统教学模式下获得的知识是实施现代教学模式的基础，现代教学模式是在传统教学模式已取得的教学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因此我们不能人为地把二者分割开来。高职经济学教学应该尊重它们之间存在的这种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灵活运用。

从教学内容看，基础的、抽象的、难以理解的经济术语，经济学理论，经济规律等经济学知识宜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并且，要根据高职“理论必需、够用”的原则，尽量减少这部分内容，宁少勿滥，多了就会给学生增加负担，产生厌学情绪。其他经济学内容尽量采用现代教学模式以提高学生对经济学学习的兴趣，适当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内容。

从学生情况看，大多数高职院校生源的基本特点是整体素质偏低，起点不一，差别较大，大部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比较差，学习目的性比较强。而西方经济学又是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很难让学生立竿见影的获得应用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教学模式更适于高职学生的特点。

从教学目标看，高职院校的教学目标一般以学生的就业为导向，重视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培养。从这个角度分析，现代教学模式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因此高职经济学教学必须增加与社会实际联系相对紧密的教学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高职经济学教学在选择教学模式时还要考虑教学模式本身的特点。 总之，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模式。但是，从总体上看，高职经济学教学应选择以现代教学模式为主、传统教学模式为辅、两种教学模式相互补充的方式来组织教学。

参考文献：

第6篇：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起点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新制度经济学；人的本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

与西方经济学一样，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动方式的理解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基础，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现在国内所进行的马克思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却往往忽略了这一重要的理论前提，而许多对马克思持批评态度的西方经济学家注意到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人学基础，却简单地将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中的“人”理解为只具有抽象的阶级属性的人。例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就认为，马克思关于长期社会制度变迁的理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得以实现”，由此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未能解释问题的全部”。。这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曲解。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行为”的思想进行界定与区分，是我们准确把握两大经济学说体系理论区别的关键所在。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具体思想内涵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由的理解，与科学实践概念的提出密切相关。1845年春天诞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马克思哲学逻辑内部矛盾的一种科学解决。在新历史观中，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实践都是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如果说自然界的人化生成意味实现人的自由的自然界限被不断突破的话，人们借以进行物质改造的社会形式则是制约着人的自由的社会界限，狭隘的社会交往方式是市民社会个人盲目异在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的外延作了具体说明，“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并指出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在内的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是个人“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个人作为人的本质的实现程度，个人获得自由的相对空间，取决于他对社会关系具体的、历史的占有程度。因此。　“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如何行动，个人的利益满足和自由实现程度，取决于他在具体的社会交往关系中的地位，取决于他对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和占有程度。“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物的和个体的活动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

具体而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论断，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涵。

第一，实践是人的本质的首要特征。生产劳动实践活动又是以分工、协作等社会化形式进行的，现实的个人究竟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取决于个人对物质资料的占有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交往关系。现实中的每一具体的、有差异的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财富占有状况、交往对象、政治资源、伦理情感等等，从个人占有的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看出他或她是怎样的一个人，体现出其具体的本质规定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具体的个人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

第二，在构成具体个人的多元规定性中，个人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居于核心地位，决定着他的其他方面属性。“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么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第三，具体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方式具有社会历史性特点。每一个人“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0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方式中获得的，个人在社会关系占有上的差异性又直接表现为每一个人的局限性，它既是个人活动的实现条件，也是个人活动的客观界限，它规定了个人活动的具体方式和个人获得自由的相对空间。“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往形式是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的。”个人所占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成为规定个人活动的约束条件，决定了他或她行动的特点和方式。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由于技术分工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分割，每一个人都被局限于狭隘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因此，人的行为受到他或她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制约，带有特定社会关系结构的特点；并且，分立还造成个人的生产、消费等经济行为失去了直接的社会性，因而还需要在社会交换关系中确证这种社会性，人的这一行为目的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二、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的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论解释是对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传统中相关思想的延承与发展。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了系统的“经济人”假定。亚当·斯密认为，“经济人”具有两个基本属性：一个是自利性，即时刻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努力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二是完全理性，即能够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最充分地掌握关于自我和社会的完整信息，并能够准确找到实现自我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最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亚当·斯密进而提出著名的“看不见的手”，说明在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下，恰恰是追逐私利个人完全理性的充分张扬，使得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走向一致。“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意蕴在于：自由市场中社会福利最为缺失的环节同时也是最能使个人获得最大私利的环节，因此，个人的逐利努力会自发实现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有序合理配置，在实现私人利益的同时也使社会福利获得增进。可见，“看不见的手”作用机制的有效性是以“经济人”假定为前提的，“经济人”假定设定了古典甚至是新古典经济学规范分析的前提，从而开启了经济学研究的大门。“经济人”假定在方法论上的变化使新古典经济学获得了一个可进行量化分析的前提。通过“经济人”假定，经济学家们借助于边际分析和数理经济学工具，将新古典经济学搭建成一座逻辑严谨、结构优美的理论大厦，从而论证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全面阐释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统一的机理和评判准则。

新制度经济学吸纳了西蒙、纳尔逊、西尔伯格等人关于人性的重新理解，对作为经济学分析前提的人的行为特征做出再解释。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指出：　“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

转贴于 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嘶制度经济学另一个代表人物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从“实际的人”出发，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人的行为特征做出新的解释。首先，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个人只能获得不完全的信息。在现代市场交易中，由于参与者众多，所涉及的各种要素复杂且多变，人们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每个人所获得的信息总是有限的。其次，人只能具备有限理性。现实的个人对环境的判断和评估能力有限，不可能无所不知。再次，人具有非财富价值取向。在某种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现为对财富的追求。诺思认为，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接受约束等一些非财富动机也应当出现在个人的预期效用函数中。尽管如此，在有限理性的个人之间经常发生的还是损人利己的机会主义行为。

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特征进行重新界定后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由于逐利的个人只具备有限理性，并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因此，人们追逐私利的行为常常伴随着“外部影响”，即存在数额巨大的交易费用，致使个人的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之间无法保持一致性。因此，新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并不在于证明个人与社会利益的统一性及其具体形式，而在于探讨如何通过适当的制度设置或选择，使交易费用最小，从而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偏离程度的最小化。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比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将“个人”的本质和行为方式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共同特点。但很明显，在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视野里，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两大经济学说体系在社会历史观和研究方法论上的具体区别。大体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行动受主观意识领域中的“理性”支配，而马克思则认为，限制着人们的行动、规定人们行为的具体方式与特点的是每个人现实拥有的、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总和”。

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传统都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社会历史观背景。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开始，　“趋利避害”就被假定为人之本性，是人们一切经济行为的目的所在。因此，在西蒙等人看来，所谓“理性”是一种基于利益目的的行动方案选择，是人们对追求最大化的利益或规避更大利益损失的分析与判断能力，“理性是指一种行为方式，它适合实现制定目标。目标可假定是效用函数期望值在某一区域上极大化的形式”。0理性支配着人们的行动，是人们具体行动方式的依据所在，人们根据自身的这种主观认知结构，遵循“认识一动机一反应一行动”的逻辑进行决策和活动。

而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解释是以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认为，人当然要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是一个重要的、无可争议的事实，“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马克思甚至将之称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同样，马克思也并不否认理性的作用，相反，在马克思哲学的意识观中理性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马克思在说明理性对人们行动的意义的同时，更强调理性作用的现实约束条件。人们之所以有必要进行理性的“选择”，是因为存在某种形式的约束，正是既定的约束条件使人们不可能穷尽一切可能，因而只能从中选择达到利益目标或偏好的最优途径。因此，马克思认为，真正决定人们的行动及其特点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为选择据以进行的各种约束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行为人的财富占有、交往关系以及观念意识结构等等。所有这些约束条件构成行为人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他或她可以进行理性选择的广度范围，也决定着由选择而采取相应行动的具体特点。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中人的行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马克思经济学中人的行为特点因各自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不同，具有现实性和差异性。

西方经济学中对人的理解具有抽象性和一般化特征，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每一参与经济生活的个人都变成了同一面目、竭尽全力张扬理性以追逐私利的“经济人”，丰富现实生活中活生生个人之间存在着的人格个性和行为特点差异不见了。新制度经济学尽管通过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满意准则”等范畴对传统的“经济人”假定进行了修正，逼近了现实，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进一步深入分析更为实际的人与人之间在不完全信息占有结构上的差异以及个人理性约束条件上的区别，因此仍然是从相对的“普遍性”、“共性”上理解参与经济生活的个人。因此，这种静止的人性既不会在同一社会结构中的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同，也不会因不同时代背景而有所区别。

与西方经济学一样，马克思经济学也是将个人作为自身的理论前提。但我们注意到，马克思是在批判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理解为抽象的“爱”、“友谊”时，提出他的人的本质观的，并且马克思特意在说明人的本质的“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之前加上两个定语——“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也就是说，现实中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本质规定性，有他或她自己所占有的具体的社会关系，每一个人都是“多种规定性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正是通过现实中每个人具体的社会规定性特点来说明其特定的行为方式的：　“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马克思经济学中用具体的社会属性说明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带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特点，这一动态发展观为马克思的长期社会形态变迁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性论支持。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也不得不叹服：“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

第三，西方经济学对人性的单调定义必然导致对抗型的人际交往论，而马克思对人本质的理解却是多元的、丰寓的，是协作型人际交往论的基础。

在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中，关于人性的理解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霍布斯丛林”，西方经济学传统将根本的人性定位于“利己”，理性的作用也是服务于人的一己私利。尽管新制度经济学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应当将正义、利他等因素纳入个人的效用函数，但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定义，在他们实际的经济模型分析中——比如在研究外部影响、机会主义行为时——被考虑到的也仅仅是利己主义。这种对人性的狭隘单调界定所必然导致的理论逻辑结果，就是将现实中人与人之转贴于 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是处于对立状态下的交易关系。

马克思也承认人存在利己之心，但他认为，人利己需要的满足是通过社会性的方式实现的，社会才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个人“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中的人是现实的、丰富的和多方面的。马克思将人的各种需要及满足需要的方式全都纳入人的“社会关系总和”。另一方面，每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是多元的，但同时也是相对有限的。因此，人与人之间是互相需要的，人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协作互补型的交往关系，这种协作互补型的交往关系渗透于他或她的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

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中理论研究的重点是人们通过分工协作形式进行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关注重点在于交易活动，研究如何通过制度的创设和调整来减少人与人之间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巨大的交易费用。

四、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内涵

通过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界定的比较，我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解，具有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性出发的唯物论特点；不同的个人对“社会关系总和”的差异化占有构成了人们社会联系的基础，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具有动态的、发展的辩证性质；同时，这种差异化的“社会关系总和”的占有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彼此需求、相互依存，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所在。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唯物、辩证的科学思想，并赋予时代特点和国情内容，是新时期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发展的目的和根本动力。对马克思“人的本质”的上述三个方面本质特征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内涵，从而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唯物、辩证的理论特点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第一，我国现阶段社会关系中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存在，社会生活中不同阶层在社会财富、生产要素占有关系上的差别，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认为，个人所占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其社会联系，是一个人进行行为选择和个体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范围。人与人之间所占有的社会关系不同，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选择和行动方式就不同，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也不相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侵犯社会弱势群体的事件时有发生，群众在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实中这种社会关系、社会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化存在，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发展是为了谁的发展等问题。因此，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发展动力的基本内涵。

第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根本目的。

马克思强调，个人所占有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总和不是静态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人改变现状的行动努力将推动人类社会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进步也将为个人提供更高层次的发展平台，创造更宽广的制度空间。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优越的制度条件，只要我们完善法律法规。转变发展方式，兼顾“五个统筹”，尊重发展规律，就能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目的。

第三，通过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发展来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发展条件。

第7篇：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起点范文

记 者：请您首先谈谈这次学术讨论会的背景和意义。

高培勇：其一，去年的5月17日，同志发表的《讲话》，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全面部署。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显然是涵盖多个哲学社会科学类学科的统称，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中国特色经济学。作为主要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以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为主攻方向的经济所和经济所人，理应率先完成好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这一十分重要的历史任务。

其二，明年我们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我们不仅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而且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的系统总结，显然是中国特色经济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始终致力于为党和国家的重大经济决策服务、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几乎所有环节都留下了自己深刻印记的经济所和经济所人，理应担当起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这一十分重要的历史责任。

其三，后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毋庸赘言，在近70年的时间里，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综合实力极大增强，国际地位极大提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认识到经济建设不仅对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而且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都是一条可以观察到的发展主线索，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实践无疑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构建提供了丰硕的思想源泉。作为始终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为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经济所和经济所人，理应在全面梳理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并提升至规律层面加以认识的基础上，履行好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这一十分重要的历史使命。

所有这些，都表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植根于中国特殊国情，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做出创新性理论概括，并由此形成一个逻辑上自洽的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经济所和经济所人的历史任务、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

记 者：您对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有哪些思考？中国特色又是如何体现的？基础性工作有哪些？

高培勇：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是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灵魂。举凡理论体系的构建，一要有合理的框架，二要有足够的构件。

首先应当认识到的一点是，所谓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特色”二字，其最根本的要义，就是以为指导，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

中国特色不仅体现在经济学所应体现的重大原则上，还须体现在纳入经济学研究视野的议题清单上。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就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发现和挖掘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议题，让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研究与实践层面关注的实际问题相合拍。以此为基础，提出并形成有用、能用、管用的中国特色经济学研究成果，实现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的良性互动。同志讲过，“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因而，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坚持问题导向，围绕我国和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

其次，经济学作为一门致用之学，对于实践的总结是其最基本的来源。就此而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已经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特色经济学只能扎根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伟大实践。从常识来看，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之所以是成功的，一定是因为我们做对了什么。这些做对了的东西，当然是从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难以找到的，也不可能是从经典作家那里照抄照搬来的，而只能从中国的实践中来，只能在扎根于中国国情土壤的基础上产生。把实践中做对了的东西总结出来，本身就是理论创新，就是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同志也讲过，“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有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规律”。

因而，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另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全面而系统地总结好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讲好中国经济的故事。

第三，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其成果最终要凝练于客观规律的提炼和理论体系的形成。这意味着，只有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提升至规律层面加以认识，才是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特色之所在，也才能对世界经济学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毫无疑问，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的背后，隐含着中国经济学界的理论创新和理论贡献，只不过我们在过去总结、提炼得不够好。当然，这些具有理论创新意义的观点、主张、理念、思路等，主要是从中国经济实践中、立足于中国经济的土壤得出的，是循着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大一样的研究范式而生成的，但它们是“接地气”的，是有用、能用、管用的，实践也可证明是做对了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的研究阐释，从而做出创新性的理论概括，既是摆在中国经济学界面前的一个躲不开、绕不过的重要课题，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一条必由之路。指出，“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

因而，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第三项基础性工作，就是在深入研究和认真分析中国各种经济现象背后总逻辑的基础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

做到并做好上述这一切工作，不仅可以极大推动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建设进程，而且有助于极大增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国际话语权，甚至可以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产生借鉴和指导作用。

记 者：据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已经建所近90年，请您谈谈贵所在经济学研究上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高培勇：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无疑是提交给中国经济学界的共同任务。不过，注意到经济所和经济所人的特殊定位和特殊的历史传承，还可以指出，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也与经济所和经济所人之间具有一些特殊的关联点。

在中国经济学界，经济所历来有“老所”“大所”之称。之所以是“老所”，是因为，经济所的历史可追溯至1926年7月创办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社会调查部。1929年7月，社会调查部改组为社会调查所。即便从社会调查所组建之日算起，也已有将近90年的光阴，且经历了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三个不同发展时期。在中国，还没有哪一个经济领域的研究机构有着如此久远的历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所辖的除经济所之外的其他研究所，也都是历史上从经济所分化出去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所辖的除经济所外的其他研究所，则多以二级学科甚或三级学科立所，没有哪一个研究所的研究领域如经济所这般宽广。而且，经济所又以理论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研究见长，没有哪一个研究所如经济所这般汇集了如此众多的理论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科及其研究人才。

第8篇：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起点范文

 

关键词:经济人　社会道德人　经济人理论和实践困境

    科学总是离不开一些基本的假设前提。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最能体现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人性的假设是解释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的基本出发点，是经济理论体系赖以建立和展开理论逻辑分析的逻辑起点。深人探讨人性假设与非人性假设的区别，将有助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以及准确把握当代经济学发展的新动向。

    在西方经济学中出现最早、影响最广的经济人的假设理论是非人性假设的典型代表。亚当·斯密早在200多年前就提出了经济人假设理论的基本思想，并作了系统论述。按照他的观点，人天生具有利己心和完全理性，能够通过运用所拥有的全部知识和信息，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自身的最大经济利益，同时由“看不见的手”(市场价格机制)的指引产生利他的结果，使整个经济运行协调有序，社会利益得到最大实现。因而国家不应干预个人的经济活动，而应对其采取自由放任态度。

    新古典经济学继承和发展了斯密关于经济人的理论，使其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与此同时，这一理论假说本身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更新与发展。这最突出地体现在伴随着“边际革命”而兴起的新古典理论体系之中。第一，在斯密那里，经济人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范畴而处于经济理论体系的中心地位，对其的描述也是粗线条的。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则上升为整个体系的中心范畴，并且它还得到了更为精确的概括和系统的阐述。新古典学派把经济人划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他们分别追求利润最大化与效用最大化。第二，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行为分析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定性研究，而且还借助于定量分析，比斯密的原始解说前进了一大步。斯密曾提出人出于利己动机总要追求最大经济利益，但怎样才算是实现了这种“最大化”目标，由于分析方法所限斯密没有给予解答。而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引人数量分析方法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如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条件—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即MR=MC;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条件—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商品的边际效用之比二商品的相应价格之比，即。这些定理将人的行为动机与效果联系起来，从而为合理地组织与协调人类的经济活动提供了科学依据。第三，新古典经济学还考察了经济人在不同市场形态下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的条件，强调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是经济人实现其理想目标的充分条件，这样，便把经济主体的理性、经济环境的完全性以及经济总体的均衡运行紧密地联系起来。由上可见，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将斯密具有某种自发性的经济人概念进一步抽象为具有完全理性的、简单划一的、可量化的“机械人”概念。这充分反映了整个新古典经济学及其方法论的特点，即把经济学从具有道德性和社会性的学科彻底转变为仅仅具有技术工具意义上的学科。这种人性假定把经济关系的分析建立在利己主义这个抽象概念之上，而忽视了精神、道德因素的作用，以致把经济学变成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历史。

    马克思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是: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道德与人和社会密不可分。

    人类起源的历史表明，人和社会是同时诞生、不可分割的。“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人和社会不仅是同时形成的，也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具体地说，人是处于“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社会不过是处于相互关系的个人”，“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可见，“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人的存在其有内在的二重性。一方面，任何人都是一个个体的存在物，另一方面，任何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存在。因此，马克思指出:“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说来成了需要，他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州，吠把这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内在地集于一身，因而成为“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马克思关于人性的假设就是这种最一般规定的“人”，马克思经济学的一切原则和规范、范畴及逻辑运动都是“人”的这种内在二重性的矛盾的展开、深化和具体化。人的存在的二重性决定了人的需要或利益的二重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人的需要或利益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自然主体的那种个人需要”，二是“表现为社会需要的个人需要”。与此相适应，满足人的需要的途径和方式也有两条:一条是直接满足个人的需要，另一条是满足“表现社会需要的共同需要”，从而呈现为个体性和整体性的二重特点。这种特点使得任何人都有一个如何处理个体性和整体性相互关系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道德的需要也是人的最本质的需要之一。

第9篇：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起点范文

关键词：游劝荣；法治成本；经济分析法学；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DF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1－0123－03

一、前言：我国经济分析法学研究的现状及不足

经济分析法学（Jurisprudence of Economic Analysis），又称为“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或“法律经济学”（Legal Analysis），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美国，进而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的法学流派。其理论核心是将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引入法学研究中，以效益最大化为标准分析和评价法律制度及其效果，并进而改革法律制度本身]1]。其代表人物及著作主要有科斯（R． Coase）的《社会成本问题》、《企业的性质》；波林斯基（M． Polinsky）的《法律和经济导论》；波斯纳（R． Posner）的《法律的经济分析》、《正义的经济学》等。经济分析法学派作为新兴的法学流派，虽然发展历史不长，但势头却极为迅猛，甚至达到了与传统的新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社会法学派等流派分庭抗礼的程度。更有甚者，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曾一口气任命了三位著名的法律经济学学者为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并通过第12291号总统令要求对所有新制定的法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该学派在西方的盛行可见一斑。

与其在西方法学界受到极大追捧的局面全然不同，我国对于经济分析法学研究方法的探求才刚刚起步。究其原因，首先，由于我国学者单一知识结构的局限，不能像西方学者那样将经济学方法熟练地运用于法学领域的研究；其次，意识形态的差异，导致了对西方经济学的传统偏见向经济分析法学的蔓延；最后，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大环境下移植或借鉴经济分析法学的方法、理念，尚须一段较长的适应过程。因此，我国的经济分析法学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研究领域、研究深度、研究规模都十分有限，难以形成规模效益；第二，现有成果介绍性有余而指导性不足，尚难以言及系统化，更遑论对实践给予有价值的指导；第三，研究成果分散，缺乏总纲性的理论架构，学者们在相对狭小的领域内自说自话，理论间缺乏相互沟通和联系。第四，大多数研究只是局限在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套用到法学研究领域，在“成本”、“效益”、“边际”等概念表述的背后，难寻系统的经济学模型分析，说服力十分有限；第五，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任何方法论的移植，都涉及到本土化的问题，一方面在该问题上有所关注的学者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即使是目前这些为数不多的学者的成果，也大多集中在宏观的社会主义法制法治、和谐社会等宽泛的意义上，缺乏与能够体现出中国特色的具体案例的分解和剖析。①（参见前页注释①）

令人欣喜的是，兼备法学和经济学研究背景、并具学者和官员身份的游劝荣教授的力作《法治成本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经济分析法学研究的不足。②（参见前页注释②）

二、总结与超越：中国特色经济分析法学的前言

笔者认为，案头的这本《法治成本分析》的价值，可以从如下三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第一，在理论分析上，体现出浓重的经济分析法学气息。凭借深厚的经济学修养，作者对于法治的成本进行了深入、细化的分析。其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将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成本理念系统的引入到现代法学的解构中来。在笔者视为全书精华所在的第二章“法治成本”部分中，作者对法治的成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精辟的剖析。首先，把法治成本分为生产成本、边际成本、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四类。具体到法学的论域中来，认为生产成本是指制定并实施某一单位的法律所应支付的费用。边际成本是指法律的供给达到社会需求的饱和状态之前，每制定和实施一部新的法律，由于与其他法律规范相互支持和相互作用，边际成本递减。机会成本则具体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否选择法律作为调整方式；其二，在选择法律作为调整方式的前提下，具体运用何种法律手段。而交易成本又被进一步划分为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救济成本、执行和监督成本]2]。其次，从构成的角度来看，又把成本分为静态成本和动态成本。一般学者之把法律实施成本的焦点聚集于立法成本、执法成本、司法成本等问题上，而这一切在游教授看来只是法治成本的组成部分之一，即所谓的静态成本。进而，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上，作者提出了法治的动态成本，即所谓的效率的消解、公正的流失、体制失灵、观念失衡、社会经济负担加重等。①在笔者看来，这种法治成本动态化的眼光，至少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分析法学研究领域，是相当独到的。一来拓宽了学者们研究的视野，二来把一些法理学、法社会学的问题兼容进来，某种程度上也淡化了经济分析法学在我国法学界纯粹的工具主义色彩。再次，在基本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两种关于法治建设的错误论调予以了坚决的驳斥。游教授认为目前存在两种错误论调，即无成本论和高成本论。无成本论“就是对法治本身及其进程中可能带来的负面东西……没有足够的认知，也没有理性面对的心理准备，‘天真’的认为法治及其进程一片光明、一片坦途”]3]。这又与后文的“速胜论”相互照应。而高成本论就是“认识到法治及其进程不会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路坦途，其间社会包括它的每一个成员都要为此付出成本和代价，并且认为这种代价和成本很高，以致普遍超出人们的负担能力”]4]。这又与后文的“悲观论”相互照应。这种理论向现实的过渡，正体现出作者在钻研理论问题的同时又对实践有着足够的关怀，极大凸显了著作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二，在案例遴选上，显现出浓郁的中国特色。得益于常年位居相关领导岗位的关系，游教授对于现实中典型事例的关注有着不同于一般学者的敏感性。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事例中的绝大多数都体现出了浓郁的“中国特色”。例如，在论述违法成本的部分，作者所举的某青年针对天安门广场吐一口痰罚款五角的规定而在支付了一元钱后吐了两口痰的事例，使读者对于适度的违法成本所带来的收益有了明确的认识。又如，在论述法治与效率的部分，关于上世纪80年代“严打”期间出现的个别地方一味追求在“快”、“重”、“严”等方面的攀比，甚至出现七天就把犯罪分子送上刑场的事件，使读者不得不对严格程序对于法治效果的价值陷入深深的反思。再如，通过对我国普遍存在的遇到矿难就下令全省煤矿一律停产安全检查、遇到网吧大火就让所有网吧一律停业等事例的诠释，作者又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习以为常的“专项斗争”和“运动性执法”。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案例，无不烙着“中国特色”的印记。倘若不从这些切实的案例出发，我们的社会进步和法治发展又岂能仅仅凭借一种观点的借用、一个理论的移植而轻易实现？笔者在前文已经指出了经济分析法学在我国本土化过程中的缺陷，而这本《法治成本分析》，恰恰在这一个极为重要却又极少人问津的问题上，做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表率与示范。

第三，在论证模式上，表现出浓厚的前言色彩。了解微观经济学的人都清楚，微观经济学的魅力就在于将现实中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进行量化分析，以从中发掘出具有普遍适用价值的规律，进而实现对经济生活的指导作用。而经济分析法学正是由于秉承了微观经济学的这一特点，故而在法学分析的条理性、客观性上，都有着其他法学分析方法无法具备的优势。但是，这本蕴涵着浓重的经济分析法学色彩的《法制成本分析》的谋篇和行文，却大大出乎笔者意料。其一，通篇几乎没有经济分析法学基本定理的踪影。从科斯定理的第一律、第二律，到波斯纳定理的“模拟市场”理念，游教授全然不予涉及。其二，可以称为微观经济学标志之一的经济模型分析，也在该书中遍寻不着。作者也在后记中谦虚地指出：“本书只是对其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讨，意在抛砖引玉。”笔者认为，这与游教授对该书的定位有关。其一，本书只是提出了一些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概念，诸如各类成本、效益等，并没有涉及具体的专题性分析，如需求弹性、价格弹性、边际成本等。这可以称为前提目的。其二，本书的另一意旨，在于将这些经济学概念引入到法学领域，并积极寻求与具体的法现象的对应关系，进而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分析法学研究奠定基础。这可以称为过渡目的。其三，本书的最终落脚点，在于如何将我国的法治实践状况融入到具体的经济分析中来，为所谓的“第二次飞跃”提供坚实的理论前提。这可以称为终极目的。综上可以发现，该书的用意，实际上是在于提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前言，或者为我国的经济分析法学划定出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围。游教授所谓的的“抛砖引玉”，大概意在于此。

三、反思与突破：法治成本分析的理论困境

虽然《法治成本分析》一书对中国特色的经济分析法学有着独到的见解，然而下列问题所带来的局限性，依然是游教授乃至所有经济分析法学人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首先，来自于经济分析法学本身的困境。毋庸置疑，经济分析法学为现代意义上的法学的解构提供了一种崭新的途径。但是，其理论本身的困境，也成为它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其一，和微观经济学一样，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前提是著名的“经济人假设”。但在实践中，是否所有处于某种法律关系中的人都是纯粹的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唯一行为标准的“经济人”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差异无疑对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前提构成了挑战。其二，经济分析法学以微观经济学原理为理论基础，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又以定量分析为逻辑起点，而现实中诸多足以对法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现象（如道德、社会联系等）是难以进行量化的，这无疑构成了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盲区。其三，微观经济学的诸多定理、推论，都建立在复杂的假设前提之下，故而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理论推导。法学作为一门联系广泛的基础社会科学，在实践中极难产生完全符合某一经济模型所有假设条件的理想状态，因此，单纯的理论分析在复杂的法律实践问题面前往往表现出些许苍白与无奈。其四，经济分析法学的最终落脚点都集中于投入产出比――即如何投入最小的成本而获得最大的收益，也就是法学领域中的“效率”问题。但是与经济学的单一目标不同，法学除了追求效率外，更注重对公平的关怀，甚至某种条件下承认公平优位于效率。理念的差异也成为了用经济犯法分析法现象的巨大障碍之一。

其次，在经济分析法学植入我国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可能诱发排斥反应的因素。其一，在经济学与法学的差异方面，由于我国自改革开放后大量引入了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而限于意识形态对个学科的影响程度不同，法学则更多地保留了自己的“中国特色”。因此，作为经济学和法学的交叉学科，我国的经济分析法学必须调整好两个基础学科之间的差异，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张力关系。其二，两大法系的差异方面。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在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更多地吸收了大陆法系的理念与制度，而经济分析法学则滋生于美国这一典型的英美法系国家。这在实践中的许多问题上体现出差异。例如，“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不动产相邻各方应互相忍让，为彼此提供方便，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相邻关系。所不同的是，在英美法系中只有财产法而没有物权法，因此也没有相邻权法律制度，相邻方之间发生的干扰、妨害行为是用财产权规则来调整的――首先进行产权界定，分清哪是‘你的’，哪是‘我的’，如果一方对另一方的产权造成妨害和损失，就应当予以赔偿。”其三，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经济分析法学的“经济人”假设，从根源上来自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财产私有制观念。这使得该学科在试图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中国时，不得不面对意识形态的巨大鸿沟。能够在这一鸿沟之上建立起一个坚实的支点，无疑会对经济分析法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游教授的某些论述本身也存在可斟酌之处。例如，在论述法治的边际成本的时候，游教授指出：“当法律的供给达到社会需求饱和状态之前，每制定和实施一部新的法律，由于与其他法律规范相互支持和相互作用，其边际成本呈现递减趋势……也就是说，法律的供给充分而不饱和的情况下，法律的消费越充分，法律的成本就越低。”这是对微观经济学中“边际成本递减”规律的直接化用。问题在于，这里的结论是否会因为忽略了机会成本的影响而产生偏差？按照游教授本人的说法，在法治的机会成本中本来就存在选择何种法律的问题。笔者认为，为了调整某一关系，立法者首先要选择是否采用法律作为调整手段的问题；倘选择了法律，则又要选择订立何种类型的法律（诸如实体法还是程序法？单行法律还是综合性法律？等等）；倘确立了法律的类型，又要选择制定何种层级的法律（法律、法规、还是规章？）。在以上三个阶段中，任一阶段的选择出现偏差，都会导致额外的机会成本的产生，也就会影响到实际表现出来的边际成本。这似乎又反证了笔者在论述经济分析法学本身的困境的时候指出的“过多单纯的前提假设导致该学科本身难以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的论断。

四、结语

著名宪法学家林来梵教授将其代表作《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称为“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而在笔者看来，游劝荣教授的《法治成本分析》无疑也将成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分析法学的一种前言。在经济学概念对法学领域的渗透、把经济分析法学的一般原理打上“中国特色”的烙印等问题上，游教授凭借深厚、扎实的法学和经济学素养做出了较为完美的回答，而这，无疑是经济分析法学这一方兴未艾的法学研究方法论在我国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的宝贵基础。

参考文献：

]1] 王振东．现代西方法学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70．

]2] 游劝荣．法治成本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