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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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 西方经济学； 教学改革

一、西方经济学的性质和特点

西方经济学不同于其他学科课程，其特殊性在于提供给学生与实际经济社会密切相关的、大量的概念和理论模型，这些内容可以让学生对基本经济现象有比较透彻的认识。作为分析经济领域内具体现象和事物的工具，反过来又可以提高学生对经济学的学习兴趣。毋庸置疑，西方经济学是经管类专业学生最需要掌握的专业基础课之一。作为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也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在教学过程中要做到如下几点：一是要把理论知识系统地介绍给学生。二是要把传授学习方法放在比传授知识更重要的地位。三是要把理论知识很好地与现实经济问题结合起来，帮助学生学会运用理论知识来分析经济现象，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二、“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内容缺乏系统性，教学思路不清晰

目前国内高等财经院校非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只是将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全部，不清楚甚至不知道西方经济学还包括很多其他的流派。而经济学专业的同学虽然知道西方经济学有许多派别，但是因为教师教学中只专注于某一课程而忽视了与其他经济学课程的联系，使得很多学生概念不清，没有经济学思维。

2.教材定位不准确，教材内容陈旧过时

西方经济学教材的使用定位不清【1】，不论是高职院校，还是本科院校，虽然版本较多，但是内容大同小异，缺乏针对性。甚至出现了很多直接照搬国外教材内容的现象。另外，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很多新的现象，而现有的教材并未体现出来，这些必然影响教材的质量，不能及时反映新理论、新案例，影响了教材使用效果，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3.数学模型占主导，限制一些学生的学习兴趣。

因为数学的重要性，使得很多经济学教学看起来更像是数学课程，很多文科学生在数学方面不是很突出，学习起来困难，严重影响了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4.考核方式缺乏灵活性。【2】

当前考核方式普遍为闭卷考试，阅卷过程被要求客观化，甚至连主观性考题也要求按标准答案的考分点给分。这种考核方式对死记硬背的学生来说，容易取得高分。但对平时认真听讲，善于思考，有创新精神的学生得不到高分。

三、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建议

1.适当增加一些其他流派的介绍

高校经济学教师应该适当增加一些其他学派的介绍，使得学生对经济学有个完整系统的认识。对这些学派的概括介绍不但可以扩展上课的内容，而且还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使其对经济学在有个全面认识的基础上对经济学有个更深层次的认识。

2.正确认识数学模型的作用【3】

数学模型只是研究经济学的一种方式而已，它不能作为研究经济学的唯一方式。对于想进一步深入研究经济学的学生，可以深入研究数学模型并试着尝试自己建造模型，对于那些数学不是很突出的同学可以另辟蹊径，用其他独特的视角来研究，这不仅使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也丰富了经济学理论。

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应该结合更多像是生活中的实例去研究，用抽象的经济学理论去解释现实问题更具有意义。教师还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在理论教学中融入最新的案例，使案例教学成为教学的主要方式。教师应该采用更多的公司或者个人案例来开展辩论课，让学生自有分组，去代表不同的利益方，事先准备资料去为课程做准备。

4.提高教师的素质并增加课时【4】

双语教学成为现在高校经济学课程教学的重要方式，这一方面克服了翻译版教材表达不清晰的地方，也避免了学生学习原版图书的阅读困难的情况。这一教学方式无疑会发展成为未来的教学主要方式，以与世界接轨。但是这也迫切需要教师提高自身的英文水平，没有很好的英文读写能力就不能承担起这样教学。为了使得高校教师尽快的提升自身的英文水平和专业素养，很多大学都外派经济学教师去国外的知名大学进修或者做访问学者，这样不但使其在良好的语言环境中提升了自己的英文，而且使其与更多的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学者进行探讨和交流，这也无疑成为提升教师素质的主要方式。

5. 采用灵活的考核方式

科学的考核方法能够有效检验教学的完成情况。教师在教学中要改变单一的考核方式，灵活地选择合适的考核方式。如在考试形式上，可以变一次闭卷考试定终身为多种考核形式相结合，考核可以采取平时考核和期终考核相结合的方法，平时的考核可以根据上课发言的情况，写小论文的情况等进行考核，闭卷考试不要一味考死记硬背的内容，可以适当增加一些主观题，如增加一些与课程内容相关的国内外热点问题的分析，来考核学生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

[参考书目]

［1］郑美华．论《西方经济学》教与学中应该注意的问题［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9，（3）：201-202．

［2］崔木花．《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探究［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160-161．

［3］王海侠．对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质量的认识与思考［J］．中外企业家，2007，（10）：65-66．

［4］谭建新．影响西方经济学教学效果的原因及对策分析［J］．今日南国，2009，(10)：49-50．

第2篇：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成本分析边际分析国防费

一、问题的导入

成本分析和边际分析是西方经济学和由西方经济学所导出来的其它相关学科常用的分析方法，这两种方法正式由经济学大师们提出来以后，其运用迅速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涉及到了人们生活的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在这个以经济利益为主要追求目标的社会和世界大环境下，这两种分析方法是衡量一个大到国家中到企业小到个人是否获得利益的主要方法。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其所创作的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此之前也使用了生产成本这一概念，可见顾及成本和未来可获取多少利益的“理性经济人”是我们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收益的主要方法。

二、对成本分析和边际分析的科学性的理解

通俗点来讲，所谓的成本就是某某人在某某时间去做某某事情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成本分析就是利用这些人力物力财力去衡量做这件事在当前和长远上来看是否值得，满足执行者目标的程度。程度越低，就说明耗费的成本越大；程度越高，就说明成本越低。在成本的家族里面成员很多，根据经济学家的不同需求和数学方法的应用分类，有机会成本、沉没成本、显性成本、隐性成本、边际成本、长期成本、短期成本等等。这些成本都是具有很强的科学性的，就拿机会成本来说，经济学家是这么给它定义的：使用一种资源的机会成本是指把该资源投入某一特定用途后所放弃的在其它用途中所获得的最大利益。就是说一个牧民拿一块草场去（一种资源）养100头羊或养50头牛（两者只能选一个），选择养100头羊，50头牛就是他的做出选择养100头羊的机会成本；选择养50头牛，100头羊就是他选择养50头牛的机会成本，他还有一个前提：只有这一块草场（资源的稀缺性）。从机会成本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因为它确实遵守了自然界的规律和提出了人们所面临的问题：一是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二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需要理性的（经济人）选择。其它的成本也有它的科学的定义和假设，他们的逻辑结构都是严谨的，所以成本分析是一种科学的分析方法。

边际分析是一种积分分析的方法，它在函数式中的数学的表现是某一个函数的相关变量的导数，即对函数的相关变量求导。它是一种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上的应用，在经济学上的含义就是某种资源或要素（货币、劳动、土地等）的使用者每增加一单位这种资源或要素（拿去消费或投资等）所引起这种行为在所产生的效果总量上的增量。简而言之就是某人正在做某事，他做这件事的下一个分量动作或单位的更深程度的去做这件事对整件事所产生的效果，即增加一单位的资源使用对整个投入资源的使用效果所产生的影响。它的种类也是繁多的，如边际成本、边际效用、边际产量、边际效益、边际技术替代率等等，与成本相比它更有可量化性，因为它是建立在数学模型的基础上来分析的，只要数学模型设的对，数学函数选择得当，它的科学性是毋庸置疑的。

三、成本分析和边际分析在国防费研究中的作用

马克思曾经说过：国防费等于国家安全。国防费是一个国家用于国家防务的一项支出，每个国家都或多或少的有这种支出，这样看来国防费是这样一种资源：它是用来产出“国家安全”这种特殊的公共产品的，而这种公共产品平时看不见摸不着，只有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才会显示出来。那么就有人说了，平时我们用成本分析和边际分析都是看到实实在在的产品，实实在在的效益，实实在在的产量，而生产“国家安全”这种似乎虚无的产品还用这两种方法有什么意义呢？其实不然，先别说有没有意义，但这两种方法确实已经在国防费研究中大量应用了；那就也有人说了，既然都已经用了再讲有什么意义呢？那是因为有些人虽然用了，还顾忌这不是的东西，存在用经济学研究国防经济和用西方经济学来解决国防经济的争论。所以，论述这两种方法在国防费研究中的作用和意义是完全有必要的。

第一，国防费是一种被利用的资源，是被利用的资源就有投入和产出。就这种资源的投入数量而言，其也是有限的。虽然和平时期和战局紧张时期国防支出数量不同；平时和战时的国民经济运作不同。还是可以以数量来衡量的，如用国防支出占一个国家的gdp百分比来表示成本分析和边际分析的方法适用于一切有投入和产出的资源运用模型。而且通过这种方法的运用，可以触类旁通的将西方经济学其它的研究和分析方法运用到国防费的研究甚至其它有关国防经济研究的运用中去。国防费和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以及《现代资方国防经济学》就是很好的例子。

第二，国防费虽然是生产国家安全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产品，但生产产品的中间过程是物质的，比如说飞机、大炮、导弹等。这些产品为创造国家安全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而这些产品是由国防支出的一部分即武器装备采购费的购买和装备保养维护费的维护而产生作用，它们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就有其实际的成本和效用。所以成本析和边际分析在这些领域是可以尽情的合理加以利用的。

第三，成本分析和边际分析有利于准确的计算国防费的合理投入数量。国防费的支出是有国家财政预算的一部分，每年各个国家的国防费支出都被其潜在的敌对国家或敌对国家密切关注着，比如说经常有国家说我国的国防费不透明、实际国防费比公布的要高等等。国家根据财政收入的多少和国家所面临的潜在威胁来决定国防费用占国家gdp的比重的，这样生产国家安全这种产品的成本是必须计算的，高了，由于国民经济建设投入少了，可能影响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低了，不利于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没有保障，反过来还是影响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同时投入就得讲求效益，就得讲求边际成本所带来的边际效用等一系列的实际指标，这为国防费的合理投入比例提供了数字计算上的方法和途径。

最后，成本分析和边际分析有利于提高国防费的利用效率。国防费是一个综合性的大项目，其包括武器装备采购费、军人工资、军人福利、武器装备维护费、军人转业安置费、大型军事活动和训练费等等。这些费用之间也存在一个比例关系，如何合理的处理它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利用成本分析和边际分析能很好的解决它们各自在军费中所占的比例问题或是为更深一步的研究提供方向、方法和途径。

四、在实用领域借鉴西方科学的研究方法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研究方向上产生了分歧，政治经济学以研究商品的价值为目标，而西方经济学以研究商品的实用价值为目的。其实二者对市场经济来说都是适用的，没有本质上的对立，所以我们在平时的运用方面两者皆可，但有些人认为那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在意识形态领域排斥它，而忽视了它的科学性这一面。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暂时抛开，大胆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以成本分析和边际分析为主的等一系列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对我们研究军费和有关国防经济的一系列问题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第3篇：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金融研究 方法论 思考

一、关于金融研究方法论的概念理解

（一）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概念

关于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定义有两个：定义一，科学研究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定义二，科学研究方法论是指方法的科学或方法的有序安排，使给定领域中进行探索的一般途径的研究。方法论提供了组织、计划、设计和实施的基本原则。方法提供了如何进行一项具体、个别研究的技术和路径。这是方法和方法论的区别。

（二）关于金融学研究方法论

首先，在逻辑上认为金融学属于经济学，经济学具有科学性，从而可以推出得到金融学也具有科学性。其次，经济学的核心是理性经纪人的假设，理性人追求效用最大化原则。金融学的方法论是用近似替代物给金融契约和工具定价。活跃的市场中价格是由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得到的，需求曲线上每一点都是消费者效用函数最大化的均衡点，供给曲线上每一点也是供给者效用函数最大化的均衡点，二者相交得到市场均衡点和均衡价格。价格变动是由供求双方变动一起决定的，所以我们应该分析供求双方行为的变动，这点上又回到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供求双方是各自约束条件下的效用函数最大化，所以关键是分析供求双方约束条件和效用函数。

二、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

在二之战后的20年，西方主流经济发展理论与金融理论基本上是互相分离的。金融学的思维方式经历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验证解答的逻辑思考过程，其思维过程仍然是：“归纳现实，从特殊到一般提出问题；再演绎一般结论，从一般到特殊来验证理论的过程”。纵观金融学的发展历程，主要运用了如下三个方法。

（一）科学抽象法

科学抽象是正确反映客观事物本质，逐次形成概念、范畴、规律及一般原理的认识过程，是从经验到理论，从旧理论到新理论的必由之路。

科学抽象的进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认知主体运用其分析能力先将多样性统一的事物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和方面，然后从中排除其非本质的、次要的和偶然的成分，抽取出某一部分和方面或不同部分和方面的本质规定。在第二阶段，认知主体运用其综合能力按照不同部分和方面的本质规定的内在联系，将它们连接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达到思维中的具体。

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马科维茨首先抽象出单个资产的预期收益率为某收益率出现的概率，风险可以用收益率的变动幅度（即方差）表示，这就是从感性上的具体上升到抽象。针对用马科维茨模型选择资产组合需要进行大量繁复的计算这一缺陷，威廉・夏普在1963年提出了单指数模型。在威廉・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在无效性的投资组合与其他个别证券的风险与收益条件下，资本市场线很难对其收益与风险进行衡量。为此，证券市场线的模型描述了在市场均衡状态下，风险证券或组合的期望收益率是它与市场组合收益的协方差（风险）的线性函数。无论单个证券还是证券组合，均可将其贝塔系数作为风险的合理测定，其期望收益与有贝塔系数测定的系统风险之间存在线性关系。这个关系以E（rp）为纵坐标，βp为横坐标的坐标系中代表一条直线，这条直线被称为证券市场线。

（二）实证法

实证主义坚持只有通过包括测量在内的观察获得的“真实的”知识才是可靠的，现代市政主义的观点则信奉事实的逻辑延伸，这被称之为逻辑实证主义，并在20世纪初成为居实证主义哲学。

实证主义者认为，只有能够直接观察或测量的事物才应该引起科学的注意，而不能观察或测量的事物对于实证主义者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尽管经济学家不赞同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对其他哲学的排斥，但它们对经济学思想和经济学研究具有重大的影响。实证主义影响经济学的一个方式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更多地强调测量和数量表示，经验分析和估计至少从使其成为更为实证主义的推动下获得部分激励。实证主义影响经济的另一个主要方式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作为实证性知识的价值知识上，而规则性知识则极为不同。实证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影响经济学思想的第三种方式是在经济学和经济学研究实践中强调客观性的重要性。即实证主义哲学在强调提供以支持一个描述性结论的重要性时，认为个人的判断和感觉是模糊不清的。

（三）数学分析法

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表明，数学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研究工具。在对实际经济问题的研究中，经常需要对经济活动及其数量变动规律作定量的分析。对经济问题的定量分析，需要解决一些共性问题；提出所研究的经济问题及度量方式，确定表现研究对象的经济变量（如用GDP的变动度量经济的增长）；分析对研究对象变动有影响的主要因素，选择若干作为影响因素的变量；分析各种影响因素与所研究经济现象相互关系的性质，决定相互联系的数学关系式；运用科学的数量分析方法，确定所研究的经济对象与各种影响因素间具体的数量规律；运用统计方法分析和检验所得数量结论的可靠性；运用数量研究的结果做经济分析和预测。对社会经济问题数量规律的研究具有普遍性，计量经济学是专门研究这类问题的经济学科。

三、总结

现代金融学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根本上基本上是一致的，金融学在大量运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之后，其研究方法的范式正在逐步走向规范。实际上，经济学的发展进步正在为金融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提供了比较科学的分析工具。因此，我们就需要运用更加精密复杂的数学分析工具运用数学模型帮助我们在更高的程度上将直觉变为理论。我们承认科学的思想很重要，但思想的科学性性必须要靠正确的方法来进行证明。可以这样说，我国金融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方向将是建立在更为坚固的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并且向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发展。

参考文献

[1]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效益[D].1991（1）.

[2]韩永进.西方经济学方法论[D].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第4篇：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摘 要：卡尔·波普尔（1920-2002）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其创见性的提出证伪主义科学哲学，为科学知识的增长提出新的解释。不仅对西方科学哲学带来深远的影响，更广泛的影响了经济学并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虽然如何在哲学上评价这一创见还有待讨论，但其哲学方法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是空前的。本文旨在简要介绍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了解证伪主义被运用到经济学的发展经历并由此探讨哲学思想对我国经济研究及经济学方法论的启示。

关键词 ：波普尔 证伪主义 经济学方法论

一、波普尔证伪主义主要内容

（一）划界问题

划界问题是波普尔学术生涯的起点，是他全部科学哲学的基石。1919年发生了广义相对论“推翻”了牛顿引力论这一震惊世界的科学事件，此次事件给他带来巨大的震动。促使其开始思考，如果像经典力学这等经受了长达两百余年的亿万次检验的理论尚有错误，那么什么样的科学理论才能真正称之为正确科学的呢？由此，他认为科学之所以为科学，不是因为它可以找到支持自己的例证。宗教、玄学等都可以找到这种成功的例证，但并不代表其就是科学。

科学之所以为科学，是因为它与一切非科学不同，要接受经验的检验，要在经验事实的发展中不断发现自己的错误，否定或证伪自己，以便过渡到更新的理论。也就是说，科学并不在于它的可证实性，正好相反，恰恰在于其可证伪性。可证伪性和不可证伪性，就是一切科学与非科学的根本界限。

进一步的，如果连科学这种人类迄今为止最可靠的认识形式都是一些暂时的猜想或假说，都有错误，都可以或必将被否定，那还有什么思想观念有权充当绝对权威或永恒真理呢？由此可见，波普尔科学的可证伪性思想也决定了其反权威主义、反教条主义等的坚决态度。

（二）归纳问题

归纳问题是划界问题的必然发展，波普尔认为可证实性的工具即归纳法是无效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科学理论都隐含着可能的错误，这也就向传统的归纳主义提出了挑战。因为按照归纳主义，科学理论是从观察事实中概括出来的，或至少是已经得到了相当数量的经验材料的证实。因此，由归纳而得来的科学真理是可靠的真理，即使不是绝对的正确，也是具有一定概率的真理。波普尔对归纳法的否定主要针对其经验和理论即观察和假说的关系上，他根据科学实际的发展历程反驳了归纳主义的假说来自于观察的观点，认为观察是来自于假说的。例如哥白尼地动说、牛顿引力论等理论最初的形成都只是一种假说，进而促使人们对其给予关注，形成一定的观察。因此，他认为不仅假说先于观察、理论先于经验，甚至观察来源于假说，假说创造了观察。

进一步的，他认为观察来自于“自由创造”、“自由猜测”，而这种猜测、创造并不是凭空得来的，它来自“问题”，也就是科学发展过程中已有的理论与新的经验或新的理论之间的矛盾。问题就是矛盾，正是经验世界中的这些实际矛盾才激发了人们的创造。他强调，只有人的创造精神，人们把他们对大自然的永无穷尽的好奇心像探照灯一样不断地把光线聚焦到一个照明圈内，才能推动科学不断的发现新的现象，提出新问题，发现新的假说与理论。

（三）猜想-反驳方法论

波普尔突破了把知识看做静态的积累的理论束缚，认为科学知识增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进而提出著名的四段图式：“问题尝试性解决排除错误新的问题”。其中，尝试性解决就是所作出的科学发现，它们往往有许多个，需要通过排除错误来做选择。他认为，这时才需要经验发挥作用，即接受那些较好的经受住经验检验的理论。还引入确认度这一说法，把较好的经受证伪的理论称为确认度高的理论。根据这个知识增长图式建立了它的“猜想-反驳方法论”。

他提出，科学发现包括猜想和反驳两大环节。科学家根据问题大胆进行假设，努力按照可证伪度高的要求提出假说，这样的假说具有较多的真性内容。尝试性的理论即假说提出来后，就进入反驳阶段，这时要根据经验，按确认度高的要求进行排除错误，从而保证所接受的理论假性内容减少或不增加。这样，通过猜想-反驳，科学发现便获致逼真度高的理论。

他还分别为猜想和反驳制定了具体的方法论原理。猜想的原理包括四点：理论不是始于观察，观察中渗透着理论；形而上学起重要作用；科学发现的心理学；猜想应该满足简单性、可独立检验性和不会很快就被证伪这三个要求。反驳的原理可归结为三点：批判；排除错误；判决性实验。

二、波普尔证伪主义在经济学中的运用

波普尔是一位在经济学家中有巨大影响的科学哲学家，其证伪主义方法被西方经济学界视为19和20世纪经济学方法论新旧观点的分水岭。波普尔伪证主义更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方法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马克·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就把波普尔置于经济学方法论讨论的核心地位，将其中一章的标题定为“证伪主义者，20世纪的全部经历”以此来评价波普尔对经济学的影响。汉兹也如此评价20世纪70-80年代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过去十年间，经济学方法论已发展成为一个小的产业，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卡尔·波普尔联系在一起。波普尔传统比任何其他传统更能代表现代方法论话语中的优势声音。”波普尔证伪主义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发展历程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引入、发展以及最后的批判与革新。

（一）引入阶段

特伦斯·哈奇森在1983年出版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原理》中第一次把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引入经济学领域，这是一部把科学哲学观点尤其是波普尔证伪主义引入到经济学方法论的开创性著作。他将科学家的活动表述为：对前人的工具、结论以及其方法的使用与检验，如果有必要的话，当对它们的改进与发展成为可能时，按照公认的标准拒绝这些工具、结论及其方法，并且从事又轮到他传递给后继者的问题。他认为，如果一门科学的最终命题必须包括经验内容，那么这些命题一定可以进行经验检验，或可以通过逻辑或数学的演绎导出这种可以检验的命题。因此，追求“科学”地位的经济学命题就需要经得起经验的检验，只有波普尔的“可检验性”能规定经济学命题的科学性。

他提出的用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标准，主旨是要否定当时经济学界盛行的先验主义方法论，否定先验和内省的方法，强调经验的作用。虽在刚提出时，该理论并没遭到太多非议，但不久就受到了奥地利学派重要代表人物马克卢普的批评，称哈奇森为极端经验主义者。但从1983年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假设》到1992年的《变化中的经济学目标》他都一直强调和支持证伪主义原则，称自己为一名坚定的证伪主义者。继哈奇森之后，马克·布劳格、克兰特、博兰德等人也加入了哈奇森的队伍中，成为了专攻经济学方法论的学者，使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更加被人重视，并成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二）发展

真正把波普尔证伪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推向高点的当属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假定之战”，而引起“假定之战”的导火线就是弗里德曼1953年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论文中的论点。文中提出一个主要观点，也被称为“F论点”，其大致内容是：检验一个理论或假说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准是其对现实的预测与实际数据的比较，理论假定的实在性与理论的检验毫不相关。他反对当时主张的要对假说自身的假定与现实二者之间进行检验的观点，他批判说：“这一为人们广泛持有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它是许多谬误产生的渊源。”F论点遭到了强烈的攻击，也获得了许多有力的支持，“假定之战”成为了一场著名的经济学方法论争论，并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

在“F论点”中，弗里德曼对理论或假说检验所采取的正是证伪主义标准，他认为如果一个假说或理论的预测与经验相抵触，而且这种抵触并非只发生了一次，而是发生得很频繁，那么该假说就该遭到拒绝；相反，如果一个假说或理论的预测没有与经验相抵触，它就被接受了。而这正是同波普尔所主张的“我们永远也无法证明一个理论，只能说理论没有受到反驳”的观点是一致的。且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中弗里德曼还十分强调预测在检验理论中的作用，这也类似于波普尔检验理论路线中的一种，弗里德曼在方法上对证伪主义的运用还体现在许多方面。

方法论之争使得经济学家们更加重视证伪主义思想，对其运用也愈加广泛和普遍，萨缪尔森、哈耶克等人都是经济学中波普尔证伪主义的跟随者。在持续近四十年的经济学方法论争论中不仅使经济学者更加重视了对方法的探讨与研究，促进了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使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方法论取得了较为完备的形式。更使经济理论本身得到了发展和完善，众多经济理论蓬勃发展。

（三）批判与革新

波普尔的影响是空前的，一度被经济学家热情接受。但波普尔证伪主义本身的缺陷以及在经济学中践行证伪主义存在一定的困难等问题使得其在经济学中并没有受到足够的运用，以至于在马克·布劳格的《经济学方法论》中被评为“现代经济学家常常鼓吹证伪主义，但他们很少付出实践：他们所使用的科学哲学可以恰当的称之为‘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

西方经济学家也认识到了波普尔证伪主义的过于严苛，于是经济学方法论上也出现了放弃证伪主义的倾向，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转向了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如理查德·利普西在1963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导论》第一版中就坦率的支持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认为科学理论能够被单独一项决定性检验挑出差错，而又在第二版的出版时转向了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放弃了波普尔关于驳斥的观点，转向关于检验的统计学观点，即承认驳斥或确认都决不会是最终的，并认为我们只能数量有限的不完全知识，发现两种互相抗衡的假说之间的概率关系，而不能判定假说的真伪。

同时，也有如西德尼·舍夫勒在《经济学的失败》中阐述的否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这类的观点诞生，他认为经济理论化的整个假设—演绎传统是死胡同，经济学家必须研究整个社会结构，放弃其妄称经济学能自行服从规律的说法；科学预测只在有不受环境限制的普遍规律是才属可能，既然经济体系总是受到非经济力量和机缘作用的影响，那就决不可能有经济预测这样的东西。

由此可见，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经历了一个从受到热情欢迎到冷静的批评到最后的放弃的历史过程。尽管在波普尔证伪主义之后又出现了诸如精致证伪主义、历史主义等作为经济学方法论的新方向，但证伪主义对经济学及其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

三、哲学思想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启示

（一）重视哲学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

科学哲学是对一般方法论的研究，是经济学方法论的必要前提，而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又有助于充实和发展科学哲学。经济学方法论相对于哲学来说是具有特殊性的，作为特殊应该重视和关注哲学作为一般性的理论与方法及其哲学思想。

从波普尔哲学思想对经济学产生广泛影响来看，促进哲学与经济学的合作会为经济学方法论的完善产生推动作用。哲学立场是思想的基础，同时也是各种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因此，经济学家不仅要有方法论意识，更要有哲学意识，学习用哲学指导经济学方法论。例如，在西方经济学界无论是流行的教科书还是专业学术论文都会广泛的融合现代科学哲学的众多内容。对于诸如库恩的常规科学、革命与危机的关系、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以及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等哲学的术语相当熟悉，也善于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入手分析现实。相比较来说，我国有很多学者就没能意识到这一点，对于尚有的科学哲学知识了解的不够，就更难以吸收其优秀成果来充实经济学方法论，深化经济理论的分析。

对于科学哲学的学习，不仅要了解和学习其基本内容，还要学习其科学怀疑与批判的精神。波普尔能够在当时逻辑实证主义盛行的情况下，毅然的提出反归纳的证伪主义，表明其不拘泥于传统，敢于突破传统的怀疑与批判精神。而这一科学批判态度也正是我国当下经济研究所缺少的，大部分经济学者人云亦云，缺乏独立的思考。由此，学习科学哲学中大胆预测、反对权威的怀疑态度也将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性对待哲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

经济学研究中的哲学意识不仅有助于提高我们陈述问题的能力、分析的角度，而且有助于我们运用经济学进行政策问题分析。但要注意，经济学家对哲学的关注与运用并不意味着是毫无意义的接受指令，例如当有哲学观念反对经济学方法时，不能立即放弃这种经济学方法也不能漠视这种观点，而是要适当的对待哲学及其方法，了解其反对的原因，以不断的修正自己的经济学方法。

同时，虽然波普尔的方法论曾受到强烈的追捧与欢迎，但用一个独立的哲学原则去指导一切科学研究是必然不会成功的。无论经济学家们如何的修正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其本身固有的缺陷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难以得到改善，不能够独自完整的指导经济学理论。因此，我们在进行经济学研究时要注意将科学哲学中有积极作用的部分利用起来，剔除不合理因素，对其进行改造并内化，直至可以为我所用的地步。了解不同的方法论中的可学习借鉴的因素与不完善的方面，以不断完善自身方法论。

参考文献:

[1] K.R.波珀. 科学发现的逻辑. 科学出版社，1986

[2]“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 三联书店，1987

作者简介

第5篇：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金融成因 经济学

一、前言

非正规金融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属于普遍现象，而且非正规金融是这些地区企业创办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本文主要就非正规金融处于正规金融外而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从一个更为综合的视角，对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原因，进行了经济学分析。

二、非正规金融的存在的原因

（一）金融抑制

发展中国家为了以投资来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通常把银行利率压低到市场均衡以下的水平。并且把这些廉价的资金配置到政府优先扶植的部门，从而使得支持中小企业或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的资金变得相对稀缺。以上观点类似于 McKinnon提出的金融抑制假说。但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来看，金融抑制现象还有我国所特有的形式。为了实现渐进的经济转轨，为了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金融资源被国家控制并配给国有经济。同时其他经济部门（如民营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受到了来自正规金融系统的压制，因此它们只能依靠正规金融系统以外的融资渠道。非正规金融也由此应需而生。

（二）信息不对称

Akerlof在其工作中，将信息不对称的分析方法应用于信贷市场。对比于正规金融系统的对借款人的经济和金融信息不仅缺乏，而且获得的成本高昂；而通过资金供求双方的人缘、地缘关系或其他商业关系发展起来的非正规金融却拥有相对的信息优势。这种现象即便是在金融体系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中也是存在的，因此也有学者通过实地研究发现在那些发达的经济体中大多数小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依然很少依靠正规金融体系。林毅夫、孙希芳（2005）的工作表明一些当地的高利贷者通过对贷款者信息的充分了解，能有效地降低信息不对称问题，甚至可以依靠这种信息上的优势索要较高的利率。

（三）信贷配给

由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使得信贷市场出现信贷配给现象。即使银行已经达到了预期收益最大化，亦即其利率水平已经达到了使预期收益最大化，资金的需求仍然超过了供给。此时银行就没有任何动力使得供给与需求相等，从而产生了信贷配给的现象。这样使得总存在一部分企业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得到贷款，即使这部分人可以接受比均衡利率水平更高的利率。

（四）“信誉”缺失

由于政府经济政策的短期性和一次性，使得很多寄希望于政府扶植的经济部门不能得到政府的长期帮助。甚至，政府经济政策的变化会致使他们无法偿还短期贷款，从而造成信誉的损坏。Diamond在他的工作中引入了“信誉”概念，即是说良好的还款记录才可以使贷款者获取更好的信誉，从而实现信贷渠道的多样化。而政府的工作往往没有给特定需要借款的群体提供一个得到良好还款记录的机会。拉美国家金融体系的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小企业的“信誉”缺失，致使他们失去了信贷渠道多样化的机会，他们只能依赖于非正规金融渠道。

（五）关系融资

通常情况下，正规的融资渠道拥有庞大的组织结构和庞大的智囊团体，因此他们应用一些标准的、客观的标准对借款者进行衡量，故大中型企业相对于较小企业拥有借款优势。而非正规的融资渠道，不会采取标准化的贷款合约，转而收集一些容易得到的区域性的或社区特性的指标，通过与相对较小的企业进行长期、密切的合作来获得这些指标和信息，故而小企业相对于较大中型的企业有借款优势。因此，非正规金融渠道也就作为小企业的贷款者应运而生。

三、非正规金融的存在的综合原因

从复杂系统的角度来看待非正规金融的问题，可以从综合的角度得到很好的洞见。非正规金融的形成原因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源自于金融抑制；二、源自于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从关系融资、信贷配给、“信誉”缺失等方面作为切入点的原因分析，基本都是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之上完成的。

正确看待非正规金融存在的现象，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把它看做是组织结构与系统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非正规金融能够动态地适应环境的变化，即使这些变化是无规律的。研究就很好地应证了这一设想：政府为消除非正规金融的努力是徒劳的。非正规金融是从一般的融资结构中演化出来的另一种较为高级的融资市场的组织形式，而其形成过程是非线性的，也是不可控的。

非正规金融这种市场组织的形式、特点、大小，不但由人口规模，而且由这个市场中有效借贷水平决定。而借贷水平决定于生产力，生产力又依赖于分工的水平。这样分工和市场结构内生着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非正规金融作为一个自组织结构，是个体内生的选择的结果，而个体的选择则是在分工与由此带来的交易费用上展开的。因此非正规金融这样的组织在复杂系统的角度下，是以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费用的动机存在的。

四、总结

研究结论证实了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合理性，同时也指出了主流社会长期以来对非正规金融的偏见和不公平待遇。应该正视非正规金融的积极作用，加强对其的规范与引导，而非一味的禁止。复杂系统理论作为研究的视角，可从综合的角度对非正规金融现象得到很好的洞见。

参考文献

[1]郭梅亮，徐璋勇.分工演进、交易效率与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变迁[J]. 制度经济学研究，2010（7）.

[2]林毅夫，孙希芳.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J]. 经济研究，2005（7）.

第6篇：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 投资；预付资本；生产起始动力

新古典经济学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厂商“生产要素最小投入与最大产出”的问题之上，尽管存在诸多不足，甚至严重缺陷［1］，但不可否认其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具有重大指导作用。但社会再生产环节不仅限于单纯的生产阶段，生产的起始动力问题同样值得深入研究。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时至今日阴影不去，世界各国尽管想尽办法，但成果甚微，英国伦敦街头的骚乱和美国占领华尔街的呼声都在为政策的无能为力进行着注脚。资本、劳动力和土地并没有消失，但经济却陷入了泥潭，这显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要素投入产出范式所无法做出的解释，如何让厂商、让生产具备起始动力，似乎才应成为问题的关键，但这一问题恰恰是新古典经济学所忽略的。

一、问题的提出

日常生活中常用“投资”一词来表示市场经济下厂商生产的起始动力。《辞海》中关于投资的定义是“企业或个人以获得未来收益为目的，投放一定量的货币或实物，以经营某项事业的行为”［2］。

百度百科中的词典解释是：

1、把资金投入企业或基本建设。叶圣陶 《坝上一天》：“群众提出修建海流图水库的要求，不用国家投资，群众愿意集中人力物力来修建。”

2、投入企业或基本建设的资金，泛指为达一定目的而投入的钱财。 《论十大关系》二：“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3］

不难看出，日常生活中“投资”一词被广泛的用作了厂商或某一主体开始生产或项目运作之前的一个经济行为，即资金投入。没有这个经济行为，生产或企业运行就无法开始。这与会计学或财务管理学中的“投资”概念基本一致。

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经济问题却被新古典经济学所忽略，经济学中的投资概念并不包括上述含义，比如萨缪尔森认为，投资总是实际的资本形成――增加存货的生产，或新工厂、房屋和工具的生产，即只有当物质资本形成生产时才有投资。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其论断形成既具有偶然性，也具有必然性，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或许可以解释其根由（社会意识由经济基础决定）。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就是厂商的生产起始动力，投资在这里表示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马克思用“预付资本”这一概念来表示生产的起始动力，“货币转化为资本”开启了政治经济学对生产研究的序幕，也给予了厂商生产最初的启动力。

今天面对全球经济挥之不去的金融危机，西方社会原本奉为经典的理论已很难解释。生产所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如何最小投入最大产出的问题，不是通过产权明晰如何发挥市场效率问题，问题的关键成为了如何让生产开始启动，让静止的生产要素开始运动。鉴于此，本文希望在此方面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二、凯恩斯主义的投资是不是起始动力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普遍使用了投资概念，但这一概念基于的是社会有效需求扩大对均衡收入的提高，与微观厂商生产的起始动力并无概念上的重合。在高鸿业《宏观经济学》一书中明确指出了这种差异，书中写道：“在西方国家，人们购买证券、土地和其他财产，都被说成投资，但在经济学中，这些都不能算是投资，而只是资产权的转移”。［4］那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投资又是何含义？书中继续写道：“经济学中所讲的投资，是指资本的形成，即社会实际资本的增加，包括厂房、设备和存货的增加，新住宅的建筑等。”［5］

梁小民在其《高级宏观经济学教程》中采用曼昆的定义，所做的叙述与前者一致，“资本存量是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厂房，机器设备和其他耐用品以及居民用房。投资是用于增加或维持资本存量的支出。资本存量是存量，即在某一时点时的资本量的总和。投资是流量，即在某一时期内用于增加或维持资本存量的支出”。［6］

不难发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投资与前文所讲的投资不论从含义和数量上都不是一回事。从含义上，两者角度截然不同，前者指的是目的在于形成社会资本而产生的社会需求，后者指的是厂商为了开始生产而投入的资金；从数量上，日常投资所指的资金投入既包括形成社会资本需求的部分，也包括不形成社会资本需求的部分，如为抵御风险的风险准备金或为增加自身信誉的闲置资金，并且形成社会资本需求的内容也并不全被日常投资所覆盖，原材料赊销和工资后付都不需要资金的投入，可见其在数量上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的投资既可能小也可能大。在宏观经济学当中，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共同组成了社会总需求，通过扩大投资可以实现社会总需求的提高。在这里，投资是指购买和因此生产资本货物――不会被消耗掉而反倒是被使用在未来生产的物品。

由此可见，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尽管关注了生产的起始动力问题，有效需求理论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消除经济中抑制生产的因素，将经济领出衰退的泥潭，但其却是将重点放在了经济总量上，而对厂商的微观起始动力未加关注，这也正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长期受到诟病的原因――缺乏微观基础。微观基础的缺乏使得宏观政策的适用性不易明确，简单的套用（衰退就积极政策，繁荣就消极政策）常常事与愿违，不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常常发挥不了预期效果，经济现实与政策的适用基础常常并不相同，发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已成为许许多多凯恩斯主义学者的努力方向。

三、政治经济学预付资本的内涵

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关注厂商生产的起始动力问题，政治经济学当中，预付资本是指资本家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了生产剩余价值而预先垫付的资本。资本家把资本预付出去时，是为了要重新得到它，并且，还要带来比原预付资本更多的货币额，即剩余价值。这里资本预付成为生产开启之前的首要环节，只有进行了资本预付，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才能按照生产的要求聚集在一起，预付为生产创造了条件，或者说是开启了生产。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它（货币资本）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社会总资本流通过程）的第一推动力”。［7］

同时，马克思对于他之所以选择“预付”这一概念也进行了解释，他指出“在G―W―G’这个相反的形式中，买者支出货币，却是为了作为卖者收入货币。他购买商品，把货币投入流通，是为了通过出卖这同一商品，从流通中再取回货币。他拿出货币时，就蓄意要重新得到它。因此，货币只是被预付出去。”［8］

马克思同时指出了预付资本的本质功用，货币一旦被预付出去就具备了获取剩余价值的作用，他指出：“这个过程的完整形式是G―W―G’。其中的G’＝G＋G，即等于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增殖额。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可见，原预付价值不仅在流通中保存下来，而且在流通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量，加上了一个剩余价值，或者说增殖了。正是这种运动使价值转化为资本。”［9］

为什么预付资本会具有这样的功用，能够开启厂商生产，马克思同样给出了解释：“很清楚，假如G-W-G’这个流通过程只是兜个圈子，是同样大的货币价值相交换，比如说，100镑和100镑交换，那么这个流通过程就是荒唐的、毫无内容的了。货币贮藏者的办法倒是无比地简单，无比地牢靠，他把100镑贮藏起来，不让它去冒流通中的风险。”［10］马克思用短短几行字就道出了为什么市场经济社会会赋予预付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权利，因为它承担了“风险”，并且这种承担风险的能力被社会、被生产要素所有者所认可，劳动力“愿意”被它雇佣、甚至为它“预付”自己的劳动，地主愿意给它出租土地，机器所有者愿意给它赁出机器。这正如农耕社会时，劳动力“愿意”给地主“预付”劳动一样，因为地主的土地给了农民以信心，他可以“放心”的给地主干活，因此在农耕社会有了可以保证产量的土地也就有了生产。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市场经济下厂商生产的这一基本过程，资本预付是厂商生产的起始动力，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四、宏观经济的关注要点：生产起始动力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的科学分析为我们思考现实经济问题确立了基础。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银行和股市等大机器时代财富积累的产物在经济中影响日趋重要，特别是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人类已经完全的进入了信用经济时代，货币彻底实现了纸币化和信用化过程，预付资本也由预付货币转变为了预付信用，取代重商主义者对黄金的信赖，市场信用的存在与缺失已成为了当今左右经济兴衰的关键。

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经济市场信心丧失殆尽，尽管各国政府多方弥合，但要素所有者不再相信谁能够承担风险。尽管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已实行两轮，国债上限一再放宽，但市场“预付”始终不能形成。机制上，一方面银行希望放贷，并且资金“充裕”，另一方面企业希望获取贷款，但银行并不认可其市场信用，货币市场表现为供需极度不平衡，因此导致的国际金融市场投机横行，并可能成为加速美国经济帝国倾倒的“游牧民族的铁骑”（谢国忠语）。谁能成为市场所认可的预付资本？中国以国家信用为依托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找到了这个市场认可的预付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但以外需为保证的实体经济衰退趋势明显，而市场信用并不认可消费内需，经济走向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美国则将筹码放在了金融市场上，结果事与愿违：2011年二季度美国GDP环比增长年率仅1.3%，低于市场预期的1.8%；7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下滑，终值63.7，低于预期的64.0，也低于初值63.8；美国经济仍处于持续疲软状态［11］。

经济走向何去何从？2008年9月24日，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总理面对美国经济金融界知名人士，用斩钉截铁的声音说：“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12］一语中的，宏观经济的关注要点应从生产要素转向生产起始动力，金融危机并没有消逝生产要素，社会匮乏的是信心，信用经济的今天黄金已经不能再给我们强有力的生产起始动力，我们凭借的又将是什么？马克思给了我们起始，未来则需要今天的理论经济学者特别深入的思索和研究。

【注 释】

［1］ 比如不断被诟病的“资本悖论”问题已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摆脱的阴影，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帕西内蒂.资本理论：悖论［D］.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397-339.

［2］ 辞海(1999年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P1694.

［3］ baike.省略/view/7581.htm.

［4］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P527.

［5］ 同上

［6］ 梁小民.高级宏观经济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P263.

［7］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93.

［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70.

［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72.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69.

［11］ 广发证券.美国经济数据周报省略/commons/yjbgContent.jsp?docId=954191.2011年8月1日.

［12］ 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新华网news.省略/world/2008-09/30/content_10135445.htm.2008年9月30日.

【参考文献】

［1］ 姚宇.基于组织要素的新古典经济学资本悖论新解［C］.《资本论》研究（第七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西安.2011.

［2］ 姚宇.资本、资金和市场信用概念辨析［J］.新西部，2009（10）.

［3］ 姚宇.虚拟资本下价值分配机理研究［J］.人文杂志，2010（3）.

［4］ 姚宇.生产要素关系的时代差异研究［J］.价值工程，2010（7）.

［5］ 姚宇.从要素制衡谈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J］.民办教育研究.2009（2）.

［6］ 姚宇.虚拟资本与美国金融危机关系研究［C］.《资本论》研究（第六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姚 宇（1977-）男，经济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

本文得到了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本科生苏桢雅和赵佳欣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上接第57页）

4、积极引导教职工树立正确的公平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公平理论着眼于分配公平，即个人之间可见的报酬的数量和分配公平。在当前高校人事管理中，一方面要考虑程序公平。高校在制定分配政策时应尽可能地考虑决策过程公开化、民主化，遵循一致和无偏见的程序；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教职工树立正确的公平观。

综上所述，激励，着眼于激发人的潜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高校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要想达到科学管理，必须合理运用激励机制，使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的调动和发挥，达到人力资源的合理、充分的利用，从而促进学校管理绩效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王珊.论高校激励机制运行中的公平问题［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5.02.

［2］ 岳敏.高校人才激励机制的构建［J］.财经科学,2003.03.

［3］ 张克勇.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03.04.

［4］ 杨秋艳.论高校管理中的有效激励［J］.西北师范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5.01.

［5］ 殷进功,汪应洛.高校教师激励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研究［J］.科学学研究,2004.02.

［6］ 刘广林.高校人力资源激励对策研究［J］.高等农业教育,2006(06).

［7］ 王勇明.中国高校教师激励机制实证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07.

第7篇：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在了解中国特色企业文化战略之前，我们要对企业文化的概念做一次厘清。企业是企业文化的物质载体，在企业文化战略的实操中，恰恰这一最简单的概念往往是我们最容易忽视，但又是这一基本概念的重新拿起来审视，我们会得到更为深刻的如何将企业文化持续固化进行、如何运用更为适合的研究方法进行企业文化创新的思考。尽管不同学科的对待企业以及企业文化的视角远不相同，但正如我们在企业文化实操中所一直强调的辨证观点一样，不能简单对某一研究方向进行非此即彼的褒扬或否定，只有从不同学科的研究角度来看企业文化，才能丰富我们对于企业文化的系统思考。而在本节中，我们立足于从目前影响中国企业最多的经济学与未来将更大影响中国企业的管理学的对于企业的视角比对来深入看待企业文化。

从经济学角度

尽管经济学对于企业存在的经济理性阐释受到了管理学者的质疑甚至批判，但效用最大化、交易成本分析、有限理性等经济学对于企业的假设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管理思想，并且运用经济学的思维模式以及博弈论的方法来分析管理现象是应当予以吸收的。

利润最大化将使企业文化处于无尽的物质痛苦之中

经济理性即“最大化行为”一直是新古典经济学最核心概念。“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版图中，竞争是充分的，信息是完备的，交易是无摩擦的，企业是抽象化从而非人化的生产函数，所有要素作为自变量被投入这个函数，可以期待的是价格引导下的收益最大化，是各种要素贡献此消彼长后的边际相等。”这是企业存在价值的最基础假设，引出了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指向。企业是否应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论题在近年随着企业文化的研究深入而成为一个核心论点，但存在于企业投资者或者管理者决策判断深层仍然以此为主。我们认为单纯从经济学角度来考虑企业文化的理论基础，很容易将企业文化视同为减少交易成本的附件工具，而忽略了文化本身精神至上的应有之义。

经济学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是无庸置疑的，它主张最大合理化的配置资源，以期获得最大的投入产出比，这是冲破计划经济的关键性指导思想，因而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路先锋。但经济学内在的缺陷在于其基本假设建立在资源稀缺，因而人们的物质欲望也是无限的基础上，但物质的追求并不仅仅是人类的福音，更是人类的痛苦。这就将使问题回到物质与精神这一对哲学上的根本矛盾上来。西方社会呼吁精神回归的呐喊，中国社会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失衡，中国企业核心理念的混乱，无不在告戒我们，企业领导者必须澄清企业终极存在的价值这样的基本命题，否则，极易片面地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经济学的观点来主导企业管理，那将使企业文化缺乏终极的价值基础，最后沦落为物质的奴隶而非精神的上帝。

经济理性思维模式将企业文化拉回到物质与精神的平衡木上

但上述的观点并不妨碍我们采用经济学的理性思维方式来分析管理现象。正如张维迎教授所说的：第一点，经济学分析总是从个人出发，换句话说，“经济学总是个人主义”。经济学确是这样的，经济学对任何问题的分析包括组织行为的分析都是建立在个人行为的分析的基础上，即由个人到组织。这一点与社会学不一样，社会学一般是从组织到个人，首先在组织规则下研究社会个人行为。第二点，经济学研究人们的理性选择，它假定每个人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至于最大化结果是什么要根据他的偏好和约束而定。这种偏好不仅仅是利己主义也可能包括利他主义，例如你高兴我就高兴，最大化你的偏好就是最大化我的偏好(有东西宁可让你吃而不是我自己吃，母亲都有这种特点，孩子高兴所以母亲高兴)。另一方面，任何偏好最大化都是要满足一定条件的。这种约束条件可能是技术决定的，例如在某种情况下，你一天的饭量总是有限的，工作时间也是有限的；也可能是制度决定的，我们后面将更多的谈到这种制度的约束。第三点，均衡分析是重要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经济学分析某个人时，最后要落实到某种稳定的状态，这种状态可能是某个个人所无法改变的，我们称之为均衡。

在我们的每一个企业文化管理咨询项目的前期谈判中，每一次都必须经历一番极具经济学色彩观点的质疑，比如高层领导关注的是企业文化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企业文化的投入能够为企业带来多少收益？中层干部关注的是企业文化的重塑能够为他们带来多少空间与待遇的提升？而基层员工判断企业文化效果的标准则更为直接地体现在是否能够提升他们的薪水。

我们讲吸取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并非简单地使用算术的加减乘除或者投资收益率的计算，这样的分析企业文化的方法难以得出直接的结论，即使得出了结论也难以具有广泛的普适意义；对于中国企业文化实践更重要的是理性的思考模式，这能够为偏重感性思维的企业文化建设带来新的契机、新的生命力。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

比如西蒙的组织是有限理性的令人满意的解的理论。其认为组织存在的理由是因为有限理性的经济化，从而必然出现组织。组织的实质是因为“同样可能的选择、同样的价值观和同样的知识”，换句话说，“同样可能的选择、同样的价值观和同样的知识”也划定了组织的边界。比如使用博弈论的纳什均衡、承诺博弈、信息等等概念来分析文化的定义(其认为文化是一组人群行为规范的稳定预期以及共同信念。)以及信任的现象。比如非正式的内在制度与正式的内在制度的分析。又比如产权制度与企业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

又比如经济学家哈特(O·Hart)、格罗斯曼(S·Grossman)与莫内(J·Moore)等人与近10年来提出并发展起来的“不完全合约”(Incomplete Contracts)理论方法在西方经济学界愈来愈引人注目。尽管合约是不完全的，但签约者们可能不能说清楚但却可以共同预期到他们间的关系。这就直接引出了隐性合约概念。典型的隐性合约就是人们常说的“企业文化”——他表现为一系列价值观、思维方式及应如何进行工作之信念的共享。“企业文化”是隐性合约的集中表现。这说明了为什么改变企业文化会是相当棘手的事：因为改变企业文化意味着打破旧的合约并以新合约取而代之，而隐性合约并不明确议定其中的隐性原则使得这种改变困难重重。这也解释了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资产重组与企业兼并过程中的合作障碍现象。由于隐性合约不可能通过法律来实施。它没有文本，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字面性的合约规定条款。因此，隐性合约必须依赖于实施机制，它必然是纳什均衡。

从管理学角度

管理是一种行为，企业管理的主体组织是企业。企业是管理行为一个载体，从管理学的角度看企业，本质上是群体围绕目标而进行协作。或者进一步说管理学更多地是把企业看成是人的集合体。这样的视角与经济学的视角是不同的，它更强调从哲学的意义上考虑管理的高度。

人的行为终究是要归结到人存在的意义上来的。可能读者扪心自问这样简单的问题：我为了什么而活在世上，我应该怎么活着才有价值，我活着的目标是什么？都会觉得需要不断去澄清。既然企业是人的集合体，那么企业的存在也同样面临这样的发问。

因为对于企业是什么的问题没有问答，我们就没有根据来判断企业为了什么目标、什么样的结果对于企业经营更有实际的意义，所以我们才有关于使命、远景的阐述。继而我们所阐述的价值观是为达到使命与远景的生存方式，从这个层面出发的问题又与个体的人对于“怎么样活着更有意义”的认知却有相同之处。

1956年德鲁克写出《管理的实践》的时候，标志了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我们知道古典的管理理论之所以称为理论，而不称为学科，是因为德鲁克站在前人的高度，并且结合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伦理等多门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已有的研究成功，系统地阐述了管理这个复杂的实务。

德鲁克把管理这个复杂的利用其他原有科学比如心理学、经济学、哲学等多门社会科学很难解释与阐述的实务从已有的学科中剥离出来创立管理学，是想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诠释已存在的社会现象，是想把组织中已存在的纷繁的具体工作解析得更加清楚，但是剥离并不是原有的目的，管理学仍然交融了原有社会科学的元素，所以研究管理实务时也就不能仅从德鲁克创立的管理学中寻找答案。

第8篇：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需求侧调控；协调；均衡

中图分类号：F1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3-0072-0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新监管标准的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和流动性监管研究”（71173140）；2016年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新常态下区域金融风险防控机制研究――以山西省为视角”；山西省普通高校特色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经济转型期金融产品创新及其风险控制研究”（晋教财[2013]289号）。

作者简介：李娟（1981-），女，山西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太原师范学院经济系讲师，研究方向：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沈沛龙（1964-），男，山西财经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一、引言

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经济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宽松成为全球“保增长”的最主要武器。全球央行频繁降息，① 达到有史以来的低利率甚至负利率。②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更是将QE发展成为QQE，但世界经济增长依旧持续低迷。2015年后，全球经济形势出现较强的分化局面，美国经济持续复苏，日本和欧洲的经济增长乏力，全球经济陷入长期停滞，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要进行中长期的结构性改革。

在全球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同时，我国宏观经济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档、结构调整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的“三期叠加”时期。2015年中央提出要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其已经成为当前经济中的热点问题和主要任务。学术界在供给侧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在集中探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需求侧调控似乎已经不受重视，但事实上需求侧调控如何助力供给侧改革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国务院总理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 ，意味着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供需两侧同样不可缺少。任保平[1]认为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既要进行供给侧改革，也要重视扩大需求，通过供给侧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去除过剩产能，通过扩大需求解决就业问题。许岩[2]将需求侧改革比作“西药”，供给侧改革比作“中药”，“中西医”结合更能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陈小亮等[3]指出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会加大经济下行压力，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具备宏观调控手段的能力，因此供给侧改革需要与总需求管理相结合。刘卫红[4]指出必须从供需两端即要素端、生产端、消费端、投资端、出口端发力，解决我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刘亮等[5]指出我国目前供给侧主要是增和减的问题，需求侧是扩和转的问题，需要以供给侧改革为最终目标，配合需求侧管理，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推进供给侧改革。石华军等[6]指出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总量调控还是供给学派的供给改革，单一侧的管理无法取得很大成效，必须从供求两端同时发力。金碚[7]认为把握好供给侧改革与总需求的关系，双管齐下，才能对当前经济发展起到良好的效果。这些研究文献大多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与需求侧相结合，从供需两端共同发力，推动经济发展。但是对于如何实现供需两侧的均衡以及实现的路径研究较少，本文重点就供需两侧的协调机制以及均衡的实现路径做一探讨。

二、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调控的理论与政策依据

进入“十三五”时期，经济领域最热门的词汇莫过于供给侧改革，那么与之相对应的需求侧，一般用管理或调控来表述，即供给侧是改革，需求侧是调控。[8]总需求管理在发达国家广泛使用，在我国更多被称为宏观调控，而我国的宏观调控除了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之外，还把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以及区域政策等包含在内，[3]本文所研究的需求侧调控主要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更多地对货币政策作为总需求调控手段进行研究。

1.基于政治经济学的供给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后，学术界开始挖掘其内涵及理论基础，目前的文献中总体上有两大派别：一种是以西方供给学派为理论基础，并形成了“新供给学派”；另一种主张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不同于西方供给学派的主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谈到了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能将供给侧改革看作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宣扬。

根源于萨伊定律的西方供给学派并不能作为我国新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1803年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BSay）在《政治经济学概论》[9]中提出“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发生的经济大萧条彻底粉碎了萨伊定律，而我国目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不是简单通过供给来创造需求。

萨伊定律失效之后，西方国家奉行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调控政策，使经济走出了低谷，随之而来的却是无法控制的“滞涨”。此时以美国经济学家拉弗（ALaffer）、万尼斯基（JWanniski）、吉尔德（GGilder）等人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兴起，主张通过减税和减少政府干预来刺激经济发展。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国家采用供给学派的主张前提是经济出现了“滞涨”，而我国当前只是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进行的结构性调整，以扩大有效供给，实现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的均衡。

因此，西方的供给学派不能作为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理论和观点在我国新形势下的运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创新。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表明生产关系已经不m应生产力的发展，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矛盾；同时，新常态经济对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需要生产关系进行变革；解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大力推进改革，例如市场与政府的界限不清晰、国有企业和行政性垄断、社会保障供给不足、宏观调控框架与经济结构矛盾等。

2.基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侧调控。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粉碎了萨伊定律，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成为盛极一时的宏观调控指导理论。凯恩斯主张通过政府干预管理有效需求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国民收入，二战后西方国家积极推行了扩张性的需求管理政策，在促进战后经济恢复及增长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后，宏观调控更多地倾向于总需求管理政策，如1998年之前总需求的紧缩以及1998年后到2002年总需求的扩张，都是运用了总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关注经济增长，以经济总量的增加为目标，强调货币在需求调控中的作用，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实施来促进经济增长。[10]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之内确实能起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对调整结构性问题作用有限。基于我国目前处于结构性失衡的实际，必须考虑总需求管理政策与总供给政策的协调与搭配。

三、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调控的协调机制

供给与需求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是经济均衡的最佳状态。供给侧和需求侧对经济增长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其前提条件和作用机制不同。

1.供给侧改革是长期，需求侧调控是短期。过去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根源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侧调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体的活动总量由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构成，因此，当经济出现过热或衰退时，主张以紧缩或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节总需求。然而对需求侧的调控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需求侧调控只是从经济运行的结果出发，对宏观经济进行短期的逆周期调节，主要目的是熨平周期性波动，所以，需求侧的政策是维护短期经济稳定的。例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出台的4万亿刺激总需求的政策，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结构状况，但是确实在短期内对GDP的提升起到显著作用。因此，需求侧的调控作用仍然不能忽视。

随着经济的发展，当前生产关系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变革生产关系。从改革开放到2014年3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GDP年均增速高达128%，而近年来增速降至8%，意味着过度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目标需要改变，更多的应注重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注重产业结构内部的协调。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产能过剩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的突出问题。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在需求侧采取的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措施，使得产能过剩已经成为系统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因此我国需要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实现要素的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即供给侧结构改革是用改革的办法来推进结构调整。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是长期、循序渐进的，不能一蹴而就。

2.供给侧是产品管理，需求侧是货币调控。供给侧改革是产品侧管理，是生产和提品的所有活动，属于实体经济范畴；需求侧是货币侧，是形成购买力的活动，属于货币经济体系范畴。[7]

实体经济是指物质的、精神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范畴，既包括农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交通通信业等物质生产和服务部门，也包括教育、文化、信息、知识、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部门。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实现要素的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货币经济体系则是以货币的出现和信用的发展为前提，以银行、资本市场等现代金融服务业为核心，由股票、债券以及金融衍生品等资本活动所构建的经济体系范畴。需求侧管理则主要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

货币最基本的一项职能――流通手段，即作为经济交易的媒介，只有当实体经济中的供给系统所生产的产品总量与货币系统所形成的流动性总量大体均衡时，才能达到宏观经济供求的平衡。基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总需求调控就是在经济处于低速增长时期，通过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影响总需求，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和政策支出等方式促进就业，推动经济增长；反之，当处于经济过热时期，则采取减少货币供应量和政府支出等货币财政政策来收缩流动性，最终目的是保持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均衡发展。

3.供给侧改革适用于结构失衡，需求侧调控适用于总量失衡。需求侧调控属于总量调控，主要是指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经济总量进行调节，以保持总供求的平衡。一般来说，宏观经济学中作为政府调控的手段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和价格政策。[11]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是总量调控政策，但财政政策又是结构性调控政策，而且某种程度上说财政政策更加偏向于结构性调控；对居民收入水平进行调控的收入政策也属于总量调控，但究竟如何实现调控目标，则应当通过结构性调整来实现。例如针对东部、中部与西部居民收入水平状况，分别制定提高不同区域居民收入水平的政策措施，就属于收入政策的结构性调整；调控物价总水平以及物价水平增长率属于价格政策的总量调控措施，但总量调控目标是通过制定结构性调控目标来实现的。

作为需求侧调控的主要手段的货币政策是建立在货币流量分析的基础上，一直比较侧重于总量管理，调控总量失衡。货币政策主要调节货币供应量或利率，一般的做法就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进行。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的实施，扩大经济总量等同于对经济增长产生刺激，并且作用范围较为普遍。

而供给侧改革适用于结构失衡。长期以来，由于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产能过剩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的突出问题。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在需求侧采取的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措施，使得a能过剩已经成为系统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国际上一般用产能利用率作为衡量产能是否过剩的指标，不同国家产能利用率有所差异，但正常范围在81%-82%之间，高点在83%-85%之间，若低于75%则可能存在产能过剩，高于85%则认为产能严重不足。

从表1可以看出，2015年除汽车和电解铝行业之外，我国其他行业都存在较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造船、光伏、电石、水泥、粗钢产能利用率低于70%，产能过剩最严重的是焦炭行业，产能利用率甚至不足60%。

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对物质文化层面的需求不断提高，也使得微观层面的产品供需结构性错位问题越来越突出。一方面在我国的传统产业如煤炭、钢铁等行业严重产能过剩的同时，另一方面在服务业和高端产品行业有效供给不足。市场的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不匹配，造成中国居民在海外大量购物，而国内则呈现出企业家生产动力不足、资源浪费严重现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从有效供给入手，增强高端服务和技术行业的供给，不断与居民消费的层次相匹配。

4.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调控的比较。如表2所示，由于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调控在目标、政策、手段以及效果上各有侧重，因此，在整个宏观经济层面推行供给侧改革，并不意味着需求侧调控不重要，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对宏观经济平稳运行有巨大推动作用。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调控是经济发展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需求侧的调控能够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保障，而供给侧改革也会为需求侧调控提供动力，二者应该有机结合，共同推进。

四、我国供给侧与需求侧均衡的实现路径

当前我国供给侧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一方面人口结构恶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变“人口负债”；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科技生产力不足，创新不足，投资占比下降，消费占比上升。随着资源要素瓶颈的日益显现以及人口红利的消失，经济增长亟需从数量向结构和质量转变。

1.短期需求侧调控配合长期供给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着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技术的不断创新和进步来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长期以来经济增长驱动模式的根本性转变。但是，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去产能、去库存以及去杠杆等措施在短期内会加剧经济下行压力，因此需要总需求管理的保驾护航。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得宏观经济、金融领域面临着诸多挑战，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去产能引发的信用风险。产能过剩行业大多是我国的传统行业，例如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这些行业往往占据着银行的大量信贷资源，去除过剩产能，企业资金链的短缺可能会造成部分行业经营环境恶化，盈利能力下降，违约风险增加，使得银行不良资产上升。第二，去产能潜在的区域金融风险。过剩产业的地区集中度非常高，例如黑龙江煤炭石油占该省工业产值的60%；2016年山西煤炭行业去产能28亿吨，到2020年推出1亿吨以上。同时去产能结构性调整会对这些地区的GDP、财政收入以及就业产生极大的影响，例如山西2016年至2020年去产能需分流12万人，2016年需分流安置人员27万人，就业形势严峻。第三，去库存潜在的系统性风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根源于美国房地产行业。近十几年来，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迅猛，受到高利润的驱动，房地产行业也受到了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金融机构对房地产的支持已经渗透到了房地产行业的各个环节。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进入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对房地产行业进行去库存，一旦市场预期有所变化，房价就会有所波动，势必会增加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同时引起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

供给侧结构改革短期内会加剧经济下行压力，也将对金融稳定提出新的要求。因此，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金融风险防范是当前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作为需求侧调控主要手段的货币政策一直以来关注物价稳定，供给侧改革下更重要的是关注充分就业问题，通过调节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等工具调控宏观经济活动，推动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问题。同时还需要配合宏观审慎政策关注资产价格的稳定，通过调节逆周期资本要求与贷款价值比等工具防范和控制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2.产品管理与货币调控相结合。需求侧调控应配合供给侧改革，尽可能地使实体经济中供给系统所生产的产品总量与货币系统所形成的流动性总量大体均衡，以维护宏观经济供求的平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去产能、去库存等措施，直接影响到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货币调控内容之一就是对流动性的关注，增强流动性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保障。在国际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之下，中国人民银行对货币政策工具做出积极的创新和探索。2013年1月央行积极启用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作为公开市场常规操作的补充，来熨平公开市场操作中的间歇期流动性波动；2013年初央行创设常备借贷便利（SLF），对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开展了以逆回购为主要内容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2015年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的逆回购数额达到了32380亿元，给交易对手放出了大量的流动性；[12]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5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大大增强了流动性。

另外，货币调控还应适度调节货币供应量。供给侧改革最终将体现在供给系统对于需求变化的更高弹性，即灵活反映能力。产能过剩和库存积压就是供求关系矛盾的显现。供给和需求关系的最集中体现是价格，价格是调节供求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价格机制是否有效决定了整个经济系统是否具有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能否实现市场出清。[7]所以形成有效的价格机制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作为关注物价稳定的货币政策在货币供应量的调节上要适度，避免过度宽松的政策对通胀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价格机制的有效性。

3.结构调整与总量调控相结合，并注重结构性调整。货币政策作为需求侧调控的主要手段，如何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指出，货币政策属于总需求管理，适度的总需求管理会给供给侧改革提供更好的空间，因此，总需求管理仍然重要。[13]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在总量管理的基础上也需进行结构性调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推进结构性货币政策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金融机构存贷款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对信贷结构及利率等调整能调节市场供求变化，引导资金流向，促进生产率的提高。

国际上对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践，例如美联储推出一系列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定期证券借贷便利（TSLF）、商业票据融资工具（CPFF）、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TALF）等，都具有“结构性”特点，为市场提供流动性；英国央行联合财政部推出融资换贷款计划（FLS），重点支持银行对中小企业和家庭放贷；欧洲央行推出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日本央行推出贷款支持计划（LSP），包括促增长融资便利和刺激银行借贷便利，同样是向实体经济注资。

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主要体现在：运用差异性政策，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产业发展，促进供给侧结构调整和创新；央行推出定向降准、定向降息、低利率抵押补充再贷款（PLS）、支农支小定向抵押再贷款等。[14]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可针对去产能、去库存等任务推出和使用具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结构性作用。

4.供给侧改革需要需求侧的逆周期监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具有逆周期调节的功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减少政府干预、减税等措施进行改革，税收政策可以对经济进行调控，在经济增速放缓时减税，经济过热时提高税率，达到调节经济的目的；但是政府干预不能进行逆周期调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为了深化改革，减少政府干预，打破垄断，建立市场机制，但是当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则不能反过来实施。

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一直具有基于规则和相机抉择的争议。基于规则的货币政策透明度较高，可以稳定公众预期，政策的导向性较为明确；基于相机抉择的政策灵活性较高，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的易于操作，能够有效应对经济中的不确定冲击。从实践上看，我国货币政策主要是以相机抉择为主（含有部分规则成分），[15]即可以对经济进行逆周期调节，属于典型的逆周期调节手段。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需求侧的逆周期监管配合，通过逆周期调节，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采取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发展，鼓励新兴产业、高技术行业的发展，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进行提供保障。

注释：

①2008年至2016年全球央行降低次数超过660次，平均每3个交易日降息1次。

②瑞典、瑞士、丹麦、欧元区、日本等先后实行负利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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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小亮，陈彦斌.结构性改革与总需求管理的关系探析[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3）.

[4]刘卫红.从供需两端发力推进供给侧改革[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16，（2）.

[5]刘亮，李洁，李明月.供给侧改革应与需求侧管理相配合[J].贵州社会科学，2016，（7）.

[6]石华军，楚尔鸣.中国经济增长：需求与供给双侧发力[J].财经科学，2016，（2）.

[7]金碚. 总需求调控与总供给改革的理论逻辑和有效实施[J].经济管理，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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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法]让・巴蒂斯特・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 陈福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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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国刚.供给侧改革中的货币政策[J].中国金融，2016，（4）.

[13]周小川.合适的货币政策可为供给侧改革提供更大空间[N].上海证券螅2016-03-07 （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