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教育的利与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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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西方教育的利与弊范文

【关键词】法律；道德；法律化；道德化

一、法律与道德问题的提出

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道德与法律有密切的联系也有重要的区别。在谈到两者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必须首先界定出两者的概念，即什么是法律，什么是道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在法律的发展规律中曾存在的法律与道德的浑然一体状态。两者浑然一体当然就无所谓法律与道德的问题。直至西周，所有的规则、仪式都被称为“礼”，虽然它的背后是“刑”，但仅仅是保障“礼”实现的工具、手段，而不是独立的规范。这个时候是不会出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的。只有当法律开始从以前的那个混沌的整体即“礼”中部分分离出来的时候，两者的关系才能应运而生。我们以《法经》及“法”、“律”等概念以区别于“刑”的姿态和内涵的出现作为这一分离或矛盾开始的标志。由此，才有了我们开始从立法角度看我国与西方的对于法律和道德关系的不同。

二、从立法角度比较中西对于法律和道德关系的不同

（一）中国――道德的法律化

我们知道儒家思想对于中国的传统法律思想影响极大，所以儒家伦理思想也影响了立法中对于一些罪名的规定，例如：对于“不孝”罪的规定。儒家以孝为百行之先，大力提倡孝德，并把孝与忠即父权与君权联系起来，认为孝亲的人自然也会忠君。正因为这样，在儒家的刑法思想中，不孝之人被视为“元恶大憝”，必须从重严惩。

再如：《唐律》的“一准乎礼”，是说《唐律》是合乎儒家道德的。所谓“纳礼入律”，是把儒家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把儒家道德原则转化为法律原则。唐代名臣长孙无忌主持修撰的《唐律疏议》，一开篇就提出了“因政教而施刑法“的主张。既然刑法是官方推行政教的工具，那么刑法贯彻儒家的道德原则就很自然了。《唐律疏议》又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进一步说明了刑法对德礼的维护作用。“纳礼入律”的结果给《唐律》赋予了儒家化的道德精神，这种道德精神又被转化为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法律原则。该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规定上：第一，对老、幼、妇女、残疾人的宽宥规定。第二，对犯人进行生活照管和医疗救护的规定，第三，“权留养亲”的规定。该规定时说犯罪者因家中无成年男子而暂留家中奉养尊亲，对其刑罚暂不执行。第四，谨慎断刑、疑案从赎的规定。上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功能，使犯罪分子在接受处罚时也受到教育和感化，从而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从此意义上说，《唐律》的刑罚也是一种“教育刑”。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古代中国人的共识就是制定法律应该符合道德，立法应该符合道德，道德应该是法律的法律，法律应该是道德的实现，古人常以“何其不德”来批评认定法，从未有过以“何其不法”去批评某种道德，足以说明他们认为道德是比法律更崇高、更根本、更应依据或遵守的东西了。所以我们可以将古代中国立法角度的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概括为道德的法律化。

（二）西方――法律的道德化

相比较古代中国来看，西方对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这应该与中西方的文化背景文化传统有关系。在西方文化史上，有一种源远流长的法观念，即与正义不可分割的自然法观念。西方思想家认为，法律与道德有密切的关系，法律中体现了正义等德性，遵守法律不仅是一种法律要求，也是一种道德要求，从一定程度上讲，守法就意味着守德。有人说“越是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就越多。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范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成为了一部道德规范的汇编。”从中可以看出道德法律化的倾向。所谓道德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法律的、国家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我们在各国的立法实践中也可以看出其法律中含有道德的意味，有道德化的取向。这些都体现了法律的道德化。

三、结语：给我们的启示

面对我们古人有些极端的将那些肯定国家利益和个人义务的道德予以不切实际的法律化，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的必然是交流开放社会、多元创造的文化和自由民主的政治，因此，与这种情况相适应的普遍的社会规范只能是法律而不能是道德――既不是崇尚乌托邦的“大公无私”，也不是那种画地为牢的乡野习俗，而是具有对所有主体普遍适用性、在国内甚至世界范围内具有统一性和在人们行为中具有必行性的法律规范。从它的执行角度来看，其毫无疑问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尤其对义务的落实上，但是，这种对于义务的统一的、长期的落实，一旦形成为一种习惯，便可以变化为康德所称道的人们的内心的道德。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借助的是法律而不是传统道德。

【参考文献】

[1]《法经》

[2]《唐律疏议》

[3]《法国新刑法典》

[4]《德国民法典》

[5]《略论西方法学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中国法院网

[6]《论法律与道德》，刘舒，载《考试周刊》2007年第46期

第2篇：西方教育的利与弊范文

[关键词]潮流计算 牛顿--拉夫逊直角坐标法 P-Q分解法 高斯―赛德尔法

中图分类号：G1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25-0366-01

潮流计算是对电力系统运行状态的一种基本计算方式。它的主要任务是以已知的电力系统运行条件与网路结构为依据，从而对电力系统的整个运行状态进行有效的确认。运用潮流计算，可以了解到电力系统的电压水平、功率以及电力损耗等方面的情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潮流计算的结果不仅仅是对电力系统稳定性计算的基础，同时它还是对电力系统故障进行有效分析的基础。因此，潮流计算在电力系统运行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电力系统潮流计算模型的原理

根据节点导纳矩阵可以知道，在一个n节点的电力网络中，n节点电力系统的潮流方程中一般包含着4个变量，即P、Q、V、δ。由电力系统的实际运行情况可知，在通常情况下，可以将节点分为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PQ节点。在这种节点中，一般有功功率P与无功功率Q是已知的，而节点中的电压值是未知的[1]。一般情况下，在变电所里基本都选用的是这种形式的节点，由于变电所没有发电设备，因此，它的发电功率通常是零。有一些发电厂，在固定的时间之内，送出的功率往往也是固定的，因此这种发电厂母线也称为PQ节点，所以，目前来说，电力系统中大多数节点基本都是PQ节点。

第二种是PV节点。在这种节点中，一般节点P与节点V都是已知的，而Q与δ是需要通过计算求出的。由于这种形式的节点，只有在充足的可调无功功率之下，才能够维持给定的电压幅值，所以，这种节点又被称作电压控制节点。一般情况下，选用PV节点的是有一定无功储备的发电厂与具有可调无功电源设备的变电所，而在电力系统中这种形式的节点应用很少见。

第三中是平衡节点。当潮流计算的结果没有出来以前，对于网络中的功率损耗是无法知晓的。所以，在网络中起码会有一个节点的有功功率P是无法确定的，由于这个节点主要承担了电力系统有功功率平衡，因此，将这一节点往往称作平衡节点。由于基准节点往往与平衡节点在选取上通常会使同一个节点，因此，习惯上将两者合称为平衡节点，平衡节点的有功功率与无功功率通常是需要经过计算求出的。一般情况下，平衡节点应用于主调频发电厂中最为合适。但是，也有两种特殊情况：其一是如果想要导纳矩阵法潮流计算程序的收敛性有所增高，那么可以将出线最多的发电厂作为平衡节点；其二是如果是对地区电网潮流进行计算，那么可以将最大的电源出线作为平衡节点。

二、各潮流计算方法比较分析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在同一个网络系统内，如果收敛精度发生变化，那么对各个潮流算法程序进行对比后，我们可以得到下列结论。首先，对于高斯―赛德尔法而言，当精度增加的时候，它的迭代次数也会随之增加；其次，对于牛顿--拉夫逊直角坐标法而言，当精度增加的时候，它的迭代次数变化不明显，两条曲线几乎十分接近，这也就是说，当精度增加的时候，牛顿--拉夫逊直角坐标法在运算时间上基本没有产生变化[2]；最后，对于P-Q分解法，当精度增加的时候，它的迭代次数变化也随之增加，但是，从增长速度上来说，它的增长速度要比高斯―赛德尔法的增长速度慢，而从曲线的变化上来说，它的曲线变化要比相比牛顿--拉夫逊直角坐标法要稍微向右偏离。

在不同的网络系统内，无论运用哪种方式对网络系统进行计算的时候，迭代次数上的差别比较明显一些，但是得到的计算结果基本上是一样的。首先，对于高斯―赛德尔法而言，由于节点数增加，它的迭代次数也随之大量增加，所以在高斯―赛德尔法下，它的运行时间就相应的增长，同时，在三种潮流计算程序中，这一方法所需的运行时间是最长的。其次，对于牛顿--拉夫逊直角坐标法而言，它的迭代次数基本上都低于10次，这就充分表明了牛顿--拉夫逊直角坐标法的迭代次数与系统规模大小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随着系统节点数的整体增加，这就导致牛顿--拉夫逊直角坐标法下所需的运行时间的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P-Q分解法，而且是系统节点数越多，那么它所需的运行时间会更长，而P-Q分解法所需的运行时间就要比牛顿--拉夫逊直角坐标法要低【3】。最后，对于P-Q分解法而言，由于P-Q分解法一般采用的是定雅克比矩阵迭代，因此，在系统规模比较大的时候，它的迭代次数与牛顿--拉夫逊直角坐标法相比来说要多一些，但是在迭代过程中减少了对雅克比矩阵元素的运算，因此，它的运行速度是这三种潮流计算法中最快的，所需的运行时间最短。

结束语

综上所述，如果要想使计算结果比较精确，那么应该采用牛顿--拉夫逊直角坐标法进行计算；如果要想使系统的运行速度达到最快，那么最好采用P-Q分解法；高斯―赛德尔法进行大规模的系统潮流计算时候，由于它所需的计算时间比较长，因此只适合在小规模系统中使用，但是，随着电力系统的发展，如今的小规模系统已经越来越少了，因此，这种计算方法也逐渐被淘汰了。

参考文献

[1] 薛振宇，房大中.基于双向迭代的交直流互联电力系统潮流计算[J].电力系统自动化，2013.

第3篇：西方教育的利与弊范文

关键字：中国 印度 纺织品 出口竞争力

作者简介：聂扬(1985-),女,湖南益阳人,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情况。

2005年1月1日国际纺织品贸易正式取消配额制，世界纺织业进入了“后配额时代”。作为世界纺织大国的中国和印度受到世界的关注。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贸易分析中指出，后配额时代最大的受惠者是中国和印度。据WTO研究报告称，美国及其他富国的进口配额取消以后，在所有国家当中，中国和印度将最大幅度地扩大服装以及其他纺织产品的出口。报告指出，中国将以高达4000亿美元的全球纺织品和服装市场独占鳌头，最终垄断后配额时期的市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一项研究认为，印度是世界上第二的大服装和纺织产品生产国，是唯一一个有能力与中国在纺织、服装工业进行竞争的国家，印度也将大幅提升其在国际纺织市场中的份额。因此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内，中印两国纺织业各具竞争优势与不足，相互间既有竞争又有互补需求。

纺织品配额取消后，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和印度是最大的受益者。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一项研究认为，印度是世界上的第二大服装和纺织产品生产国，是唯一一个有能力与中国在纺织、服装工业进行竞争的国家。

一、两国纺织业的产业整体状况比较

中国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大国，具有纺织、印染、成品生产的一系列完整的产业链。我国纺织品服装的整体配套能力强，在主要加工产业区内可以解决包括机械设备零部件、服饰配件在内的原料供应。我国纺织服装业具有产品区域化的明显特征，全国已形成数十个各具特色的纺织面料、服装、家用纺织品的生产、销售基地。我国纺织品服装企业在接单、生产加工、供货等方面具备快速反应、优良服务的能力，符合后配额时代进口商采购纺织服装产品的要求。

印度的纺织工业是该国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行业，是印度的支柱产业，占全国制造业的比重为20%，其产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印度是世界上第三大纱线生产国、世界上第五大合成纤维生产国。印度纺织企业的规模小，投入不足而且分散，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较落后，使得印度纺织业产能受到限制。

从产业方面看，我国的总体情况好于印度，其规模经济效应是印度无法比拟的。

二、两国纺织品的生产原料比较

中国和印度的纺织原料资源都具有丰富且多样化的特点。

（一）天然纺织资源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2007年的棉花产量高达约763万吨。由于国内棉花价格飞涨，部分企业被迫从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进口原料。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蚕丝生产国，蚕丝产量占世界的70%以上。中国是亚麻主要生产国，生产能力居世界第二位。苎麻纤维虽然仅占我国纤维总量的1%，但却占到世界苎麻纤维产量的99%。

印度是继中国和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产棉国，目前印度棉花产量比中国低70%，但产量保持持续增长势头，而且印度的棉花基本能够自给自足，且棉花价格低于国际市场。印度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麻生产地、第二大生丝生产国及第五大合成纤维生产国，原材料供应较为充足。

（二）人造纤维生产比较

中国拥有1300万吨纤维资源，纤维加工工业体系占世界1/4左右。美国纤维经济局统计报告的数据显示，在亚太地区人造纤维生产厂有1030家，中国占总生产能力的2/3。

印度的人造纤维生产起步较晚，由于政府对人造纤维行业实行递减税政策，使得印度的人造纤维生产成本竞争力不强。统计数据表明，在印度生产加工丝和布匹的成本远高于中国。中国生产1千克加工丝的成本是1.40美元，印度则需2.06美元。然而，印度化纤的人均消费量大约为世界平均值的1/5，个人消费纺织品和工业用纺织品的消费量都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中国在服装成衣、丝绸、化学纤维纺织品以及毛纺织品等方面有着绝对的优势，但是印度的丝绸出口逐年增加，并与中国的差距在缩小；在棉纺织品出口上与印度相比优势不太显著，竞争比较激烈。根据美国贸易委员会一项研究表明，未来纺织品的出口趋势是织品、时装和制成品，而印度在这些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其服装出口占纺织品出口的50％以上。

三、两国生产纺织品的生产成本比较

中国和印度的劳动力都非常廉价，但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价格已高过印度，中国内地的劳动力价格则低于印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对美国纺织服装主要供应国的劳动力成本等因素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国纺织服装业平均工资为0.68美元/小时，印度为0.38美元/小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呈上升趋势，成本优势逐渐消失。

据有关研究显示，中国在纺织品总生产成本方面高于印度，主要是中国在生产中的损耗费用和原材料费用明显高于印度。因此，尽管中国在动力费用、资本费用和制造成本方面的支出与印度相比较低，劳动力费用和辅助原料费也与印度基本相当，但总的生产成本还是高于印度。对结构纱、环锭纱和自由端纱的生产成本比较显示，印度更具有劳动成本竞争优势，如中国环锭纱的生产成本为2.76美元/千克纱，而印度为2.45美元/千克纱。

四、两国纺织品的贸易竞争力在各指标上的比较

中国与印度相比较，中国纺织业对外依存度要高于印度。中国比印度实行改革开放早10年，因而中国的纺织业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也高于印度。

（一）在全球市场份额占有率方面

2004年中国纺织品（不含服装）出口占全球纺织品出口的17.2%，同期，印度纺织品出口占全球纺织贸易的4%。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世界纺织品出口中所占份额比印度高了近一倍；2000年时中国所占份额是印度的两倍多；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纺织品出口快速增长，在世界纺织品出口中所占份额大大提高，到2004年时中国所占市场份额已是印度的4倍。

目前中国服装出口额占全球市场份额远大于印度。2003年中国服装出口额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3.04%，印度服装出口额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86%。

中国主要出口大宗纺织品，但大宗产品出口仅占全球纺织品贸易的10%。未来出口的趋势是织品、时装和制成品，印度则在这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二）在出口市场方面

从出口市场看，印度在欧盟市场占有率高，美国市场相对较低。中国在美国、加拿大和欧盟都较高，印度只在欧盟市场占有优势。但配额制结束后，美国、欧盟等国陆续对我国采取特保措施，而市场准入对印度不再成为障碍。印度纺织业对美国和其他地区的出口潜力势必显示出来，一抑一扬，其结果是印度在后配额时代纺织品出口如鱼得水，出口势必大幅度提高。而我国则在面临国内厂商无序竞争、原材料上涨等诸多不利竞争因素的同时，又面临国外重重设限，除出口受影响外，更关键的是整个行业进一步发展也会受到不良影响。从高技术智力因素看，印度的优势比较明显。印度的教育体系承继英国，其英语教育的优势较中国更明显。纺织业中，印度的高技术的人力素质高于中国，纺织业是印度的支柱产业，行业内吸收了国内最优秀的人才，所以印度在纺织品尖端技术上优于中国。在向高附加值链上游发展方面，印度制造商和出口商的潜力都很大。而高附加值产品开发方面即是中国比较薄弱的环节，也是将来重点解决的一个难题。印度纺织服装出口120多个国家，主要的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以及加拿大等原配额市场；中国纺织服装主要的出口市场是日本、中国香港以及韩国等原非配额市场。

配额取消后，中国纺织品在美欧等原配额市场的份额会有大幅增长。印度对美欧等市场出口商品中能够减少25%～35%的配额费用，因此印度能够承担价格下跌的压力，对原配额市场的出口也会增加。2005年，美国、欧盟先后对中国纺织品采取设限措施，增加了印度对这两大市场的出口机会。以欧盟对中国设限的10种纺织品为例，除了其中两种商品印度没有出口外，其余8种纺织品则是印度最大也是最有竞争力的出口产品。 2005年11月中美达成纺织品协议，美国对中国的21种纺织品实行配额限制，使印度获得了更多的订单。由此可见，中印两国纺织品在美国、欧盟两大市场的竞争愈加激烈。

（三）在出口竞争力指数方面

据我国学者王亚静、陈富桥、祁春节于2005年对中国与印度纺织品净出口竞争力指数（TSC）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印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纺织品种类非常相似，主要集中在中低档的、高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上，如人造纺织品、遮盖物、男式服装与机织物、女式衣物、针织或钩编男式衣物、针织或钩编女式衣物、别处未注明的服装项目以及帽类等产品，两国在这些纺织品上存在明显的竞争。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大多数中低档的、高劳动密集型种类的纺织品的国际竞争力都不如印度，如在女式衣物、针织或钩编男式衣物、针织或钩编女式衣物这三种类别的产品上，印度的TSC值一直保持为1.0，国际竞争力强劲；在衣着附件、棉纤维和织物、别处未注明的机织物等项中，印度也比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在纺织纱、人造机织物、薄纱、装饰带、刺绣品、装饰带等项目上，中国的TSC值大多为负，不具有国际竞争能力，而印度的TSC均为正值，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另据国外一家顾问公司的报告显示，在对每小时生产的男式衬衫数量进行比较后发现，印度的生产率是美国的35%；中国的生产率是美国的55%，表现好于印度。而印度纺织业的总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6%。印度纺织业还需要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改革，否则将限制印度纺织品出口的年增长率不超过8%。

鉴于中印两国纺织业发展各有所长，两国应拓宽合作渠道，加大合作力度。中国在纺织业产业链构建、产品设计研发和生产技术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印度在原材料供应和劳动力成本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两国通过投资合作，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可以扩大生产规模和贸易规模，相互促进技术进步和纺织产业结构调整。两国还可通过共建纺织工业园区以及企业购并等多种方式和途径实现优势互补，这也是印度企业感兴趣的两种合作方式。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时代，中印两国纺织领域的合作潜力不可限量，随着合作的深入，将为两国带来广泛的收益。

参考文献：

[1]文富德.印度企业“走出去”的经验与教训[J]当代亚太,2004,（05）.

[2]陈继东,晏世经.印度的国际竞争力[J]当代亚太,1998,(12).

[3]张理平,浅析配额取消对我国纺织品服装业的影响[J]对外经贸实物,2004,(03).

第4篇：西方教育的利与弊范文

关键词：传统美术教育；师徒传授；利弊

一、"师徒传授"的传统美术教育方式

（一）"师徒传授"教育方式的发展历史

"师徒传授"是指前辈（师、父）通过具体的行为将技艺传授给后辈（徒、子），后辈通过学习进而继承前辈或某种流派的学说或技艺，进而维系社会发展，文化传承，促进人类发展的教育方式。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师徒传授"式教育的雏形已经出现在当时的美术活动中。在当时已经出现了陶器、编织等手工艺产品，而这些个别富有艺术经验和才能的制作者，它们既是农耕者，又是手工艺者，在这期间已有人把自己在工艺制造方面的技术经验传授给后人，因此，"师徒传授"式教育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原始文明时期。

到了奴隶社会早期，随着家传与师授为主的私学逐渐出现，"师徒传授"初见端倪。在先秦两汉时期，百工美术教育主要是靠"父子相传、师徒相授"的方式传承。由此，"师徒传授"在中国传统美术教育中开始立足生根。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替频繁，动乱纷繁，教育呈衰落景况。这时期美术教育的主流依旧是"师徒传授"。隋唐时期大量图壁造寺活动形成以粉本为主要媒介，以合作画壁为主要手段的"师徒传授"教育方式。唐宋以后，中国传统美术教育虽然也出现了画院等其他美术教育形式，但仍以"师徒传授"为主，明清时期尤为盛行。传统中国画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门派林立，精彩纷呈的局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校教育替代了传统的"师徒传授"，并沿用至今。

（二）"师徒传授"教育方式的特点

1、"亲师合一"的伦理观念

在我国美术教育历史上，师傅与徒弟间的关系归纳起来分为两种，一种为非亲非故，一种带有亲缘关系。由于在传统"师徒传授"中的教育观念本身还被注入了伦理观念的内容，师徒关系，在伦理上就等同于父子关系，正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师徒传授"中师徒关系的亲密不仅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技艺的传授，而且有利于因材施教，传承风格。学生还可以了解老师的思想关观、价值观以及艺术修养等。因此，这种"亲师合一"的师徒关系，除了技术传承之外，还有艺术见解和精神的沿袭，"亲师合一"也就是以伦理关系维系的艺术技巧和思想的传承。

2、"言传身教"的教育方法

"师徒传授"的教育方式在传授的具体形式上具有言传身教的特点，也就是言传、物传和心传。

所谓言传，是传授者通过语言将技巧、知识介绍给学习者。言传的内容及其广泛，包括历代艺人对艺术特征的审美总结和对技术的审定标准。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用口诀进行传授。它的特点是要领突出、言简意赅，易于记忆，便于学习。特别是对初学者具有化繁为简的效用。

物传，传授者向学习者提供范本、谱子，用以临摹借鉴。范本、谱子都是历经积淀、逐步完善而成的模本，在某一门类上达到了规范与风格的统一，得到了创作者与学习者的认可的传世佳作。这种物传的方式不受时代、地域、门派所限，是使学习者打开眼界，为学习储存知识，进而深入学习提高技艺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心传，这种方式注重的是"悟性"，它是一种内在的精神表达，是综合性地将言传转为心领，将物化转为神会，传授者通过实际操作，最终达到传授的目的。心传能够使学习者独创自己的审美尺度，为后世留下可资传承的基因。

3、技艺专属

在古代社会，艺术家或艺人对一门技艺的专利掌握通常与其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息息相关，由于过去的技艺专属缺少法律意义上的保护，所以，只能靠师徒传授关系来维护。

（三）"师徒传授"的教育内容

在传统中国美术教育中，"师徒传授"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画论教授。它包括理论、品鉴和画法。传统画论联系着中国的思想史、哲学史、审美发展史，涵盖了美术教育诸多内容，是一部融理、法、品、悟为一体的中国画论。它对掌握技巧、提高审美、领会精髓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四）"师徒传授"的教育手段

临摹是学习传统绘画的主要途径和方法。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十分重视临摹了，尤其是清代随着制版技术的提高，《芥子国画谱》、《十竹斋画谱》等绘画技法书籍的出现为临摹提供了方便。在历史上许多名家都是通过临摹入门而奠定绘画基础的。

二、"师徒传授"教育方式的利弊分析

（一）"师徒传授"在美术教育史上的积极作用

1、师承关系的系谱性

师徒关系亲密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技艺的传授，学生不仅能从老师那里学习技艺，更可以了解老师的艺术理念，价值观念，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最终提高技艺。中国传统教育历来重视对学生人格的培养核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感悟，"师徒传授"可以达到这一目标。因此，也可以很好的完成师傅即教育弟子，又把本门流派发扬光大这一目标。

2、因材施教

"师徒传授"这种教育方式由于学习者人数相对较少，徒弟从小跟随师傅，老师学生朝夕相处，这个过程中，老师充分了解学生的个性特点，发展水平等，能够充分在把握学生的资质与发展水平上进行教育，诱发学生灵悟及理解力。传授者就有精力顾及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因人而异的灵活掌握学习进度，变换学习方式。

在"师徒传授"教育中，学习者一方面观察"师""文"言传身教的示范；另一方面，临摹研习诸家之长。把精研一家与广取博撷结合起来，学师而不惟师，最终形成自家门派或独特风格，把我国传统美术中各种技艺都推向了精深圆熟，登峰造极的程度。

（二）"师徒传授"在美术教育史上的弊端

"师徒传授"教育方式又容易形成封闭保守，拒斥新意的弊端，具体体现在：

1、墨守成规、技艺僵化

教育中过分强调"亲师合一"，学生并受传统道德的约束，强调师，既是父，拥有绝对的权威和地位。学生只能在师傅限定的范围内进行创作，不能随意发挥。与现代学校教育相比较，学生没有接受民主思想和先进知识的机会，严重禁锢学生的思想，约束创新行为，使其技艺僵化单一，缺乏生气。

2、易于失传、后继无人

师生关系易发展成学派关系。而中国传统文化中门第宗派观念严肃，"师徒传授"受其影响，造成门派间壁垒高筑，技艺传授相对封闭的后果。明代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行业竞争加剧，民间艺人沿袭古老的技艺传承作业，手艺是其立业之本和财富凝聚的基源。所以，在技艺传授上单一强调祖传技艺的私密性扼制了传统民间工艺的革新发展。

从我国古代美术发展来看，无论是民间手工艺还是绘画、雕塑、建筑都是作为一种手艺代代口授心传的，只有跟随师傅学习的弟子才能知道创作的秘诀，导致某些技艺失传。技术保密是把双刃剑，它既能促使工匠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技艺，从而推动当代手工和技术的发展，但也会因家庭后继无人或子孙德才不济而使绝技失传。

三、关于中国传统美术教育的思考

"师徒传授"是特定时代特定文化氛围的产物，同时也是美术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产物，有其产生、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它在我国美术教育史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研究中国传统美术教育方式"师徒传授"，力图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长避短，重新发掘传统美术教育新模式，总结古人的经验应用在现代的美术教育模式中，探究更为有效地教育方法，把握教学规律，从而更好的推动中国美术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永林.中国美术教育纲要[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2.

[2]顾平.美术教育学导论[M].江苏美术出版社，2006.

[3]伊少淳.美术及其教育[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5.

第5篇：西方教育的利与弊范文

关键词：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国；盈余管理

一、引言

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信息，截至2012年年底世界上超过100个国家已经正式采用国际会计准则（也称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IFRS）。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计划从2014年起所有上市公司须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放弃沿用了几十年的美国公认会计准则（GAAP）。IFRS 全球化迫在眉睫，这或许会为研究IFRS是否能够实际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以及给投资者带来利润提供一个契机。已经有一些研究人员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如国际会计准则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国际会计准则与信息不对称之间的关系；国际会计准则是如何影响股权资本成本的；国际会计准则是否能够改善市场的流动性等。

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国际会计准则实践对国内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从2007年1月1日开始，中国上市公司必须强制执行国际会计准则制度。新准则的出台标志着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中国会计准则体系正式建立，但与国际会计准则相比，存在以下一些差异。

1.公允价值的应用在改变国家现状方面有所不同。

2.修改关联方披露条件不同。

3.扭转减损支出有所不同。

中国新会计准则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最大限度的趋同，但和其他国家一样，新的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也存在一些差异，当然这可以减少根据IFRS制定的财务报表的可比性。本文强调的是中国公认会计准则向中国IFRS转变能否通过减少盈余管理来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

二、相关研究

克莱门茨（2010）分析了是否采用IFRS在文化多样性和国家规模上的原因。他发现这和文化差异没有任何关系，规模大的国家也不太愿意采用IFRS，那是因为它们有着成熟的财务报告系统，采用IFRS会导致成本大幅升高。史密斯2010年分析了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过程。结论是中国会计准则与国家会计准则的趋同是通过连续四个版本实现的，分别是1992年、1998年、2001年和2006年，此外还制定了一张关于时间和趋同度的表，趋同度从1992年的20%提高到2006年的77%，新的会计准则将于2007年1月1日执行。

2003年克里斯蒂安・洛茨利用1990～1999年间来自31个国家8000个公司的会计数据并对盈余管理和投资者保护进行比较。他们发现在股票市场大、所有权分散、投资者权益保护得好，法律执行力强的经济体中，盈余管理较少，并且他们开发了一种评估盈余管理水平的模型，在研究中我们也采用了这种模型。

克里斯蒂安・洛茨于2008年调查了实施IFRS的经济后果。他们的结论是：平均而言引入IFRS前后这段时间市场流动性会增加，企业的资本成本会降低，股票估值会提高。这些效应只会发生在企业运作十分透明，法律保障机制十分完善的国家。他们并没有关注盈余管理和IFRS之间的关系，然而这正是本文的重点。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采集

本文通过新浪网和其它途径收集到了1329个上市公司包括所有的行业总共11947个财政年度报告，然后我们对这些样本分成中国公认会计准则（1998～2006）和IFRS（2007～2012）两组。

（二）盈余管理措施

盈余管理是目前国外经济学和会计学广泛研究的课题。盈余管理发生在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在编制财务报告和通过规划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业绩为基础的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或者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结果。我们也采用这种定义。测量盈余管理程度一直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研究人员也设计出各种测量的方法。在研究中我们采用2003年克里斯蒂安・洛茨提出的方法。盈余管理一般被理解为公司内部人员通过操纵提供给外界的财务信息以此来保护自己利益的一种手段，通常有收益平滑和收入操纵两种形式。因此我们将盈余管理方法分为两类：盈余平滑（EM1和EM2）以及盈余激进度（EM3），内部管理人员可以“平滑”，如可以通过改变收支的应计项目，减少财务报告中的收益。

操控性应计项目定义如下

Accruals=（ΔCA-ΔCash）-（ΔCL-ΔSTD-ΔTP）-Dep①

其中，ΔCA代表总流动负债的变化， ΔCash代表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变化， ΔCL代表总流动负债的变化，ΔSTD代表短期债务（包括流动负债）的变化，ΔTP代表收入所得税的变化，Dep代表折旧和摊销费用，然后就从以下公式计算出现金流，即

经营业务现金流量=业务收益应计项目 ②

EM1衡量内部管理人员使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改变应计项目程度的指标，从而可以减少业务收益的可变性。

EM1=SD（业务盈余）-SD（业务现金流）③

这里SD表示标准偏差，业务现金流在公式②中已定义。

较低的EM1表示内部管理人员使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来平滑财务报告中的收益。较高的EM1意味着公司较少倾向于改变实际上的盈余。一个隐含的假设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业务收益将会有周期性的波动，这是根据权责发生制相对于业务现金流计算得出的。当业务收益波动幅度相对于业务现金流的波动较小时，公司内部管理人员更可能会使用操纵性应计利润来平滑财务报告中的业务收益。EM2基于应计项目的变化和业务现金流变化之间的周期相关性，该措施基于一个想法即基于内部管理人员可能会试图操纵应计项目来隐藏现金流减少的信息。

EM2=Spearman（Δ应计项目，Δ业务现金流）④

这里的Spearman是Spearman相关系数，用于度量两个变量的相关性，一个完美的Spearman相关系数具有以下特点：若变量正相关值为+1；若变量负相关值为-1，若Spearman系数的值为0，表示变量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内部管理人员可能会使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来报告应计利润，抵消对公司业务现金流的冲击，否则会影响财务报告中的收益。负相关意味着使用异常应计利润来抵消不良的现金流冲击，因此EM2值越大，盈余管理的倾向就越小。

EM3和盈余激进度相关，它代表内部管理人员使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来改变公司实际的经济效益，以此来误导投资者。假设一个公司想操纵财务报告中的收益，那么相比之下比公司的应计项目比业务现金流要大，因此EM3就可以比较应计项目的绝对值和业务现金流的绝对值，公式如下

EM3=|应计项目|/|业务现金流|⑤

EM3值越大表示大量使用自由裁量权来修改财务报告中的会计盈余。一旦计算出EM1，EM2和EM3，然后我们就可以比较三个盈余管理措施作为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观察结果。

四、研究结果

（一）数据描述

我们总共收集了1329个上市公司2003～2012年这段时间的年度财务报告，有些年份的年度财务报告没有收集到。删除一些不完整的观察样本，总共获得了11947个完整的观察样本，其中使用IFRS处理的数据供3888个，使用中国会计准则处理的数据供8059个。

表1列出了均值，ΔCA、ΔCash、ΔCL、ΔSTD、ΔTP的标准偏差、折旧费用和摊销费用及利用公式①计算出应计项目。

对于国际会计准则和中国会计准则而言，观察对象的ΔCA、ΔCach、折旧费用和摊销费用的平均值有明显的区别，因此在计算应计项目时我们使用了公式①，在计算现金流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时我们使用到了公式②。在计算EM1时也用到了现金流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对于两组观察对象，这两个变量实质上有明显的区别。通过计算应计项目的增值和业务现金流的增值的平均和标准偏差这两个变量的spearman相关系数就可以得到EM2，如表2所示。计算EM3是使用到了这两个变量，对于两组不同的观察对象的意义也是有明显区别的。

（二）EM测量

使用表2的数据我们就可以计算出中国会计准则的观察对象和国际会计准则的观察对象的EM1的值分别是0.23和0.26。正如我们所说，较低的测量值意味着内部管理人员使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来平滑财务报告中的收益。较高的EM1意味着公司不倾向那么做。EM1结果似乎证实了这种结论，即国际会计准则阻止中国很大一部分上市公司平滑它们的收益。然而证据不太充分。IFRS观察对象的EM2值为-0.87，中国GAAP观察对象的EM2值为-0.91，对于两组观察对象来说，应计项目的增量和业务现金流的增量的相关系数p小于0.0001。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实施国际会计准则前后应计项目的变化和业务现金流的变化有着明显的关联性。在中国GAAP环境下，EM1的值为-0.91，这比国家会计准则下的EM1（-0.87）要小，意味着中国公认会计准则下使用可操纵性应计利润来更改财务报告中的收益的可能性比在IFRS下更大。再次强调，这种差别比较小，所以证据并不充分。中国GAAP观察对象的中间值为0.84，而IFRS观察对象的中间值为0.87，计算时我们使用中间值而非平均值，因为EM3的标准偏差太大，由于存在大量的异常值这使得平均值失真。我们决定对EM3进行排序，然后对已经有序的两组观察值进行比较，结果该表没有。实验结果表明使用有序的数据和使用中间值的结果一致。

（三）鲁棒测试

考虑到中国新会计准则在官方公布的实施日期之前对盈余管理已经有影响了，因此将2006年及以后的数据作为实施IFRS后的观察对象。EM2和EM3与之前的结果一致，然而中国GAAP观察对象的EM1值目前为0.47，而IFRS观察对象的EM1值为0.21（如表2所示），原来的值分别为0.23和0.26。

五、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更倾向于支持这样一种论调：在盈余激进度和盈余平滑度两种措施的选择上，与中国公认会计准则相比IFRS更倾向于使用盈余激进度，然而证据却不太充分。若考虑中国新会计准则对盈余管理正是采用之前已经有效，但又不支持IFRS不倾向于使用盈余平滑度的观点，因为EM1和EM2相互冲突。IFRS的实施是否减少了盈余管理也不确定。既然没有发现强有力的证据证明IFRS的实施能减少或者增加中国上市公式的盈余管理，所以进一步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鉴于世界范围内都在广泛实施IFRS，这会有一些预期收益，如财务报告具有更大的可比性。FIRS事实上并没有增加盈余管理的发生率这是一个重要发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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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西方教育的利与弊范文

〔关键词〕非书资源；管理绩效；随书光盘；网络管理模式；卡方检验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3.11.013

〔中图分类号〕G25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3）11-0052-04

在网络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图书馆的信息资源逐步由传统的印刷型文献资源转变为以数字化为特征的非书资源，图书馆的管理模式发生巨大的变化。非书信息资源是一切非印刷文献资料的总称，包括电子音像资源、随书光盘、电子图书和网络文献资料等有形和无形的电子出版物。非书信息资源发展迅猛，但是图书馆界还没有统一的非书资源管理模式，且非书资源管理模式的绩效也没有合适的量化评价方法。因此，非书资源的管理方法及其绩效分析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一种非参数检验方法，语言学和教育学经常采用卡方检验进行绩效分析的理论研究[1-4]。刘桂宾等[5]采用卡方检验对高校图书馆的馆藏结构和学科建设进行一致性的判断，判别各学科的馆藏是否平衡。在各类非书资源中，随书光盘和磁带的数量增长最快，附盘出版物约占出版物总数的5%。因此，随书光盘是图书馆目前非书资源管理的重点。本文以随书光盘为样本，调查了随书光盘管理模式和读者随书光盘的使用情况，并采用卡方检验分析随书光盘的管理绩效。

1 非书资源管理模式的分析

非书信息资源发展迅猛，种类繁多，但是图书馆界还没有统一的管理模式。对于录音资料，高校图书馆主要提供外语录音带的有偿翻录、FTP或WEB下载服务。对于影视、音乐和艺术等光盘资料，图书馆往往将其存放在图书馆服务器上，在图书馆的网页上设置视听栏目，提供在线点播。图书馆还可以提供集中播放，或通过视听室或电子阅览室提供个人欣赏空间，实行馆内租借、限时归还服务等，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

随书光盘的管理与利用是图书信息资源建设重要的组成部分，各个图书馆基本各自为政，采用不同的管理模式。图书馆对随书光盘的管理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书盘合一模式、书盘分散模式和网络管理3种[6-8]。表1列出了随书光盘的3种管理模式的优点与存在问题。

书盘合一模式和书盘分散模式存在的问题较多，已经不适合随书光盘管理的需要，而网络管理模式比较先进，可以利用网络平台提供优质服务，满足读者需求。但是网络管理模式需要强大的人力、物力和技术支持。现有的非书资源管理的研究只是定性论述，缺少量化的评价方法，网络管理模式的优越性的论述缺少数据支持。因此，需要采用合适的数学模型，量化分析非书资源管理模式的绩效，为图书馆管理模式的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2 非书信息资源管理模式对读者的影响

图书馆非书资源管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很多，只有选择了合理的指标参数，才能做出正确的绩效分析。读者对非书资源使用的情况和用户满意度则是衡量非书资源管理绩效的主要依据。为了简化处理问题，以随书光盘为样本，研究非书资源的管理模式以及管理绩效。采取书面问卷调查和网络检索的方式，获取读者随书光盘的使用情况。书面问卷调查的对象是进入校图书馆的读者，调查内容包括随书光盘的使用与否、使用方式、使用次数、用户满意度等。而随书光盘的借阅数据的调查，主要采集一定时间内随书光盘的借阅、复制或下载记录。

南京林业大学图书馆对随书光盘主要采用了书盘分散模式（但不外借）和网络管理模式两种管理模式。我们采取问卷方式调查读者随书光盘的使用情况，共发放调查问卷220份，回收有效问卷180份。调查问卷将读者使用随书光盘的情况分为7种方式：（1）未借阅附盘图书，因而未使用随书光盘；（2）借阅了附盘图书，但未注意或不知道图书附有随书光盘，因而未使用随书光盘；（3）知道附有随书光盘，但不知如何获取随书光盘，因而不使用随书光盘；（4）知道有随书光盘，但认为随书光盘用处不大，不愿使用随书光盘；（5）在阅览室借阅或复制随书光盘；（6）在网上阅读或下载随书光盘；（7）其它方式阅读或获得随书光盘，如购买附盘图书、从图书馆以外的其他地方借阅或复制等。

问卷统计结果发现，读者随书光盘的使用方式具有多样性（如表2所示）。表2显示，13.33%的读者没有借阅过随书光盘的图书。7.78%的读者不知道图书具有随书光盘，7.22%读者不知道如何使用随书光盘，9.44%的读者认为随书光盘没有用处而不使用光盘，以上这3项合计为“不使用随书光盘的读者”类型，占总数的24.44%。19.44%的读者在阅览室借阅光盘，32.78%的读者选择网络阅读随书光盘。6.67%的读者采用其它方式阅读或复制随书光盘。这3项可以归类为“使用随书光盘的读者”类型，占总数的56.66%。综上所述，非书信息资源管理模式对读者具有明显的影响，读者更多地使用随书光盘，网络管理模式吸引更多的读者，读者较多地通过网络阅读或下载随书光盘。表2 读者的随书光盘使用情况的汇总表

3 非书资源管理绩效的研究方法及其绩效分析

卡方检验一种用途广泛的非参数检验方法，可用于拟合优度检验、两个或多个率或构成比之间的比较等。卡方检验通过比较两项或多项频数，检测在一定显著性水平上实际频数与以某种理论模型或分布特征假设为基础的期望频数的差异度。卡方检验可以用于单因素检验和多因素检验。

卡方检验第一步是建立原假设（或检验假设）H0和备择假设H1。第二步则是根据理论经验或理论分布计算期望频数。第三步根据实际频数和期望频数计算样本卡方值。如果运算出的卡方值大于卡方临界值，接受原假设H0，反之，接受备择假设H1[9-10]。

非书资源管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很多，本论文采用单因素检验分成多项的单因素频数之间有没有显著性差异，采用多因素检验分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因素之间有无关联、判断因素之间的差异是由于样本抽样造成的随机差异还是由于来自不同总体造成的真正差异。

3.1 单因素卡方检验分析随书光盘的管理绩效

用户对随书光盘的使用情况具有多样性，为了卡方检验分析读者使用随书光盘方式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将表2中“读者使用随书光盘的方式”重新进行归纳。将“不知附有随书光盘、不知如何获得光盘、不愿使用随书光盘”这3种方式合并归类为“不使用随书光盘”，则读者随书光盘的使用方式可以归类为5种，如表3所示。表3 读者的随书光盘使用方式的实际频数与理论频数

读者随书光盘的使用方式AiTi没有借阅附盘图书2436不使用随书光盘4836阅览室借阅光盘3536网络阅读光盘6136其它方式阅读随书光盘1236合 计180180注：Ai为每种随书光盘的使用方式的实际频数，Ti为每种随书光盘使用方式的期望频数。在进行单因素卡方检验时，首先建立原假设（或检验假设）H0和备择假设H1。检验假设H0为“读者使用随书光盘的方式没有显著差异”，而备择假设H1则为“读者使用随书光盘的方式具有显著差异。”检验水准（或显著性水平）α确定为0.05。其次，根据原假设，计算出期望频数。根据原假设，如果用户随书光盘的借阅模式没有显著性差异，那么用户对随书光盘的借阅模式选择概率相等，则每种状态的期望频数也相同，其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

期望频数的计算公式：

从卡方分布表查得到当自由度为5、显著性水平为0.05时的卡方临界值为9.49。因为计算的卡方值远大于临界卡方值，说明观测数据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所以拒绝原假设H0，接受备择假设H1，即用户的随书光盘使用方式有显著性差异。由表3可知，网络阅读和下载随书光盘的人数最多，即网络模式是用户主要的随书光盘使用方式。

3.2 多因素卡方检验分析随书光盘管理模式绩效

在随书光盘的管理与服务过程中，南京林业大学图书馆充分利用电子阅览室和网络平台的功能，向读者提供各种优质服务，以满足各类读者的需求。表2的数据进行进一步处理，分析读者使用随书光盘的状况，如表4所示。在随书光盘的使用方式上，36.46%的读者选择阅览室服务，其中57.14%读者复制光盘，63.54%的读者选择网络服务，其中77.05%的读者现在随书光盘，网络管理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且，有些读者是由于自己没有上网条件而选择阅览服务的。可以预见，随着读者的计算机拥有率以及读者上网率的提高，选择网络服务的读者将会进一步增加。表4数据显示随书光盘的书盘分散模式和网络管理模式对读者的使用方式的影响。表4 随书光盘管理模式对读者使用随书光盘的影响

4 结 论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非书资源的数量与品种越来越多，非书资源管理不仅是图书信息资源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图书馆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本项目研究了国内外图书馆的非书资源的管理模式，以随书光盘为样本，探讨了卡方检验用于管理绩效研究的原理与方法，并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方法分析随书光盘的管理绩效。非书资源管理模式影响了读者的使用方式，网络管理模式具有更大的绩效。本项目建立了非书资源管理绩效的量化评价方法，这将有助于提高图书馆的管理水平，缩小我国图书馆与世界先进管理水平的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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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靖华，万湘容.探讨随书光盘资源的网络化管理模式[J].现代情报，2005，（2）：101-103.

第7篇：西方教育的利与弊范文

马克思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的全部经济理论都建立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这一理论通过说明什么是价值、价值的源泉在哪里即什么劳动形成价值、这种劳动为什么要形成价值、如何形成价值等根本性问题，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是以商品货币开篇的，通过对商品和生产商品的劳动的性质和形式的分析，提出了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学说，使得劳动价值论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马克思指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现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物。”，这里指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商品的交换过程就是让渡使用价值和实现价值的过程，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之所以能按一定比例相交换，原因在于商品中都含有一个共同物，即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抽象劳动。正是这种劳动构成商品交换的基础，体现着交换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与商品二因素相对应的是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由此我们认识到，生产商品的劳动是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统一：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具体劳动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二者是同时进行的。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建立，科学地解决了什么样的劳动创造价值、怎样创造价值的问题，解决了价值创造和价值转移的问题。劳动二重性理论，是理解经济学的枢纽。

在从质上研究了商品后，马克思又从量上了研究了价值量的决定问题，揭示了商品价值量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劳动的自然尺度是劳动时间。生产同一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是有差别的，所以计量商品价值量只能使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微观上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生产一个商品的时间，从宏观上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生产这种商品的总量时所需要的时间。同时这个价值量不是一成不变的，“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

商品的价值形式和货币的本质问题也是劳动价值理论的重要部分。商品的内在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得到表现。马克思把交换价值作为价值的表现形式进行分析，揭示了内在于商品的价值是如何表现出来的，价值形式是如何发展的，货币是怎样产生的，以及货币的本质是什么。

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

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叶，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发生了“边际革命”，这标志着西方庸俗经济学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边际革命的发生有其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政治上为了抵御工人阶级的威胁迫切需要一种理论对抗马克思经济学，尤其是反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经济上的原因是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研究市场机制谋求经济效益的需要。边际革命以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提出为开端。理解边际效用价值论对理解整个西方微观经济学有重要意义。

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

法国经济学家孔迪亚克（Condillc, E. B.）在1776年的《商业和政府》中最早提出了效用价值论，认为效用是价值的源泉，而效用是消费者因为商品消费所得的满足感而赋予商品的主观属性。关于价值的决定，孔迪亚克认为，价值取决于效用和稀缺性，效用决定价值的内容，稀缺性决定价值的大小。他还认为，一切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活动都创造效用，因而都是生产性的，按照这一思想，土地、资本和劳动都在生产中提供了生产，都应在共同创造的产品中得到其相应的份额作为报酬。

边际分析的代表人物德国经济学家戈森（Gossen，H.H.）于1854年出版《关于人类关系法则及由此导出的行为法则的发展》一书，建立了一套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消费理论。戈森认为人类行为准则有三个特征：功利主义，认定一切人类行为的目的在于追求最大的享乐；强调消费和需求；运用数学方法，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各种理论结合在一起所引起的结果，不借助于数学就无法判断这些结果。戈森的消费理论有两个基本要点，即戈森第一定律和戈森第二定律。前者提出了效用递减原理，认为随着消费的商品数量的增多，虽然由消费产生的总效用增加，但增加的速度在递减。当商品消费量的增加未达到饱和点时，边际效用递减且为正数。戈森第二定律是把第一定律运用于消费行为而推演出来的。在收入有限消费欲望无限的假定前提下，任何特定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的货币所产生的效用等于别的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所产生的效用时，消费商品的总效用最大。在消费决策过程中，最重要的不是总效用而是边际效用。戈森第二定律的内容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石。

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基本思想要点。

关于效用的本质、度量和比较。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效用是指商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或者说，效用是指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效用这一概念与人的欲望是联系在一起的，它是消费者对商品满足自己的欲望的能力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对于满足程度即效用的度量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并没有给出准确的论述，只是假定效用可以度量，笼统地给出了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两种方法。效用度量问题是当代西方经济学效用分析理论的一大难题。实际上效用之间是不能比较的，即使用序数效用论代替了基数效用论也是不能比较的。

关于效用函数理论。“效用函数表示某一商品组合给消费者所带来的效用水平。”它研究消费者所获得总效用的决定因素。效用函数理论认为所消费商品的效用量取决于所消费的商品的数量，消费者从所消费的各种商品中所获得总效用等于各种商品的效用量的总和。

关于效用最大化原理。西方经济学家利用边际效用假说和相等利益原理研究了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条件、边际效用与需求的关系以及边际效用与交换的关系。在收入有限、消费欲望无限的假定前提下，任何特定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的货币所产生的效用等于别的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所产生的效用时，消费者的总效用最大。同时认为决定消费者需求的基本因素是边际效用，而商品交换的均衡条件问题涉及到边际效用、效用最大化同市场商品交换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的基础是交换双方从买进的商品中获得的效益大于卖出商品对他具有的效用。二者相等时市场交换便达到了均衡状态。

作为价值理论的边际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的实体是商品的边际效用，而商品的价值是消费者以边际效用为依据赋予商品的一种主观评价。该价值论是建立在戈森第一定律即效用递减法则基础上的。边际效用在量上与商品的数量呈反比，同时，边际效用的存在以商品的稀缺性为前提。

价值理论的比较与评论

效用的可度量性是一个轻率的假定。西方经济学的效用并不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消费者从商品消费中获得的满足感，是一种纯主观的东西，这是无法度量的。与此不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解决了商品价值量的计量问题：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

效用不能说明新价值的创造和旧价值的转移，无法解决价值的补偿问题。

生产中耗费的价值应在交换中得到补偿，否则商品生产无法进行。对于这个问题，效用价值论认为，效用是消费者对商品带来的满足程度的评价，消费者在评价某件商品的效用时，是绝对不会考虑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效用是多少和劳动消耗是多少。因此，效用根本不能转移。至于他们认为的，产品的效用决定生产它的生产要素的效用，产品的价值决定要素的价值。这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成功的解决了价值转移问题。生产商品的活劳动创造新价值，物化劳动转移旧价值，产品的价值由这两部分组成，并通过交换得到实现，这样生产和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

边际效用价值论完全忽视劳动，极力贬低生产和劳动的作用，片面强调消费、需求、欲望和主观心理作用。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个人的欲望和需求，它们在市场上和在整个经济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消费是主要环节，生产过程仅仅起着从属的作用。对于生产资料的价值决定，提出了“归于论”，似乎生产资料本身没有价值，只有消费资料的价值才能够最终决定生产资料的价值。

价格并不进入效用函数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价格是由效用函数推导出的需求曲线决定的，所以进入不了效用函数。但价格不进入效用函数说明价格不影响消费者对该商品效用的大小。这与事实上的消费决策是相违背的。消费者在做决策时不仅要考虑该商品的有用性，还必须要考虑商品的价格。

第8篇：西方教育的利与弊范文

关键词：香溪河支流；滤食性鱼类；增殖放流；理化动态；水华调控。

中图分类号：Q17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3）13-3089-06

2003-2010年香溪河支流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水华发生，藻类水华暴发次数与面积逐年增大，范围从几公里扩展至几十公里，主要发生在三峡大坝西侧水域。国务院三峡办下达香溪河支流鱼类增殖放流示范推广项目，其目的是在香溪河支流开放型水域中开展鲢、鳙滤食性鱼类增殖放流摄食浮游植物，通过生物调控法使水域藻类的密度下降或防止水华发生，以增加库区渔民的渔业经济效益。本研究是根据香溪河支流氮、磷含量较高且极易发生水华的特点，在不同季节，依据水位线变化规律放流滤食性鱼类苗种以调控藻类频发，同时监测并分析香溪河支流在放流滤食性鱼类前后水域中的理化因子变化特征，为香溪河支流鲢、鳙滤食性鱼类生物防治水华、投放数量与时间等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采样点设置及采样时间

2010-2012年在香溪河支流范围内从二级电站至西陵峡口与库区相连处水域设置10个采样点，如图1所示，分为1号采样点（二级电站），2号采样点（高阳镇），3号采样点（大里溪），4号采样点（峡口镇），5号采样点（高岚河），6号采样点（七里峡），7号采样点（贾家店），8号采样点（官庄坪），9号采样点（乔家坝），10号采样点（香溪河河口与长江西陵峡口主干道路结合部）。采样频率为每月中旬进行1次常规监测。

1.2 放流时间、批次、数量

2011年7月至2012年12月香溪河支流水域采用不同季节与水位线分7批次放流1 468万尾滤食性鱼类苗种。

1.3 监测项目

常规监测项目有：水深、水温、溶解氧、透明度（SD）、电导率（Cond）、pH、总氮（TN）、氨氮（NH4-N）、亚硝酸盐氮（NO2-N）、硝酸盐氮（NO3-N）、总磷（TP）、正磷酸盐磷（PO4-P）、总硬度（HD）、化学耗氧量（COD）、叶绿素a[1，2]。

1.4 采样与监测方法

水深以三峡库区设定水位线标柱为准；透明度用塞氏盘法现场测定；水温、pH、电导率、溶解氧采用多参数水质分析仪现场测定；其他理化指标均由0.5、2.5、5.0 m深取水样的混合水样实验室内处理，用德国默克公司的Photolab 6100型分光光度计测定。

2 结果与分析

2010年4月至2012年12月三峡库区香溪河支流水域主要理化指标月平均值含量分析结果见表1。

2.1 无机氮（TN、NH4-N、NO2-N、NO3-N）

香溪河支流放流鱼种前2010年4、7、9、12月及2011年1～6月水域TN、NH4-N、NO2-N、NO3-N月平均值分别3.10 mg/L， 0.421 mg/L， 0.048 mg/L， 2.869 mg/L； 2011年7月至2012年12月香溪河支流水域采用不同季节与水位线分7批次放流1 468万尾滤食性鱼类苗种，控制水域中浮游植物过分繁殖形成水华，水域TN、NH4-N、NO2-N、NO3-N月平均值分别为2.20 mg/L，0.065 mg/L，0.022 mg/L，1.643 mg/L，比放流滤食性鱼种前有明显下降，TN下降29.03%、NH4-N下降84.56%、NO2-N下降54.17%、NO3-N下降42.73%。与中国大多江河型库、河流水域相似，无机氮中NO3-N占主要优势。

香溪河支流的TN含量受集水面源雨水量带入农业面源、沿岸人类活动与生活、工业污染等影响。加之支流水流速变缓，库区蓄水发电导致营养物质沉积水体底层，每年3月水温回升使TN的含量升高。2011年6月至2012年12月7批次放流1 468万尾滤食性鱼类苗种净化水质后，TN含量变化规律如图2所示。

2010年4月至2011年6月香溪河支流放流滤食性鱼类苗种前NH4-N含量较高，月平均值变化范围为0.206～0.563 mg/L，平均值为0.421 mg/L。2011年7月至2012年12月 7批次放流滤食性鱼种1 468万尾后NH4-N含量t检验其浓度极显著下降（P

香溪河支流放流滤食性鱼类苗种前NO2-N含量月平均值变化范围为0.028～0.063 mg/L，平均值为0.048 mg/L。2011年7月至2012年12月7批次放流滤食性鱼种1 468万尾后NO2-N含量作t检验其浓度极显著下降（P

香溪河支流水体中NO3-N的含量占主要优势，约占总无机氮放流前的92.55%、放流后的74.68%。2010年4月至2011年6月放流前支流水体中NO3-N含量变化范围为1.884～3.424 mg/L，平均值为2.869 mg/L。从表1可以看出，通过2011年7月至2012年12月7批次放流滤食性鱼类苗种1 486万尾后支流水体中NO3-N含量作t检验其浓度极显著下降（P

2.2 磷（TP、PO4-P）

香溪河支流与其他水域不同之处是该水体中磷的含量高，比其他水域要高出4倍以上，其原因是香溪河支流上游沿岸为我国三大磷矿之一，磷矿储量3.57亿t，沿岸磷矿码头较多，自然流失于水体，加上上游一个大型磷矿加工企业有废水排出，导致香溪河水域磷含量高。

2010年4月至2011年6月香溪河支流放流滤食性鱼类苗种前TP含量月平均值变化范围0.408～0.642 mg/L，平均值为0.549 mg/L；2011年7月至2012年12月放流后TP含量作t检验其浓度下降不显著（P>0.05），月平均值变化范围0.230～0.790 mg/L，平均值为0.495 mg/L。TP含量放流后比放流前下降9.84%。根据国家对地表水Ⅴ 类标准0.12 mg/L标准，香溪河支流超标了3.13倍。导致支流水域较易产生藻类暴发性繁殖生长形成水华，TP含量变化如图6所示。

香溪河支流水体中磷酸盐磷（PO4-P）的含量较高，PO4-P是浮游植物生长促进因子。2010年4月至2011年6月水域投放滤食性鱼类苗种前PO4-P含量月平均值变化范围0.171～0.454 mg/L，平均值为0.299 mg/L；2011年7月至2012年12月放流后PO4-P含量作t检验其浓度极显著下降（P

2.3 化学需氧量（COD）

2010年4月至2011年6月香溪河增殖放流滤食性鱼类苗种前水体中COD含量月平均值变化范围10.925～20.008 mg/L，平均值为16.563 mg/L，2011年7月至2012年12月放流后COD含量作t检验其浓度下降不显著（P>0.05），月平均值变化范围5.282～12.600 mg/L，平均值为10.465 mg/L，滤食性鱼类放流后水体COD的含量比放流前下降36.82%。COD含量变化如图8所示。

2.4 叶绿素a

香溪河支流水域中叶绿素a含量随季节水温、营养物质的变化而变动，2010年4月至2011年6月放流滤食性鱼类前叶绿素a含量变化范围2.442～54.516 mg/m3，平均值为26.447 mg/m3。2011年7月至2012年12月7批次放流1 468万尾滤食性鱼类苗种后水体中叶绿素a含量作t检验其浓度极显著下降（P

2.5 透明度（SD）

香溪河支流经过滤食性鱼类增殖放流后对水体改善产生良好的作用，2010年4月至2011年6月放流前水域的透明度变化范围为65.8～190.0 cm，月平均值为104.9 cm；2011年7月至2012年12月7批次放流鱼种1 468万尾后，水域透明度变化范围为68.0～266.2 cm，月平均值为158.8 cm。放流后比放流前透明度有明显上升，为51.38%，每年三峡库区降低水位线至154 m后香溪河水域面积缩小至50%，5～9月透明度明显下降，与雨季面源污染源、人类活动增大有关，透明度变化如图10所示。

2.6 其他理化指标

2.6.1 水温 香溪河支流水温在水平空间分布上差异小，主要随季节变动， 变化范围8.84～28.75 ℃，平均水温19.81 ℃。

2.6.2 电导率 监测期间香溪河支流电导率放流前月平均值变动范围为259.2～365.3 μS/cm， 平均值为319.2 μS/cm，放流后月平均值变动范围为292.6～386.0 μS/cm， 平均值为343.7 μS/cm。空间上电导率变化不大， 但随库区水位高低的变动， 高水位170 m以上呈上升趋势，165 m以下呈下降趋势。这说明库区高水位支流水体中污染源不能扩散悬浮物导致溶解盐含量增加，水位降低时支流水体中污染源扩散使溶解盐含量减少。

2.6.3 pH 监测期间香溪河支流pH放流前月平均值变动范围为8.03～8.68， 平均值为8.25，放流后月平均值变动范围为7.94～8.71， 平均值8.46。

2.6.4 总硬度 监测期间香溪河支流总硬度放流前月平均值变动范围为618～1 418 mg/L， 平均值为797 mg/L，放流后月平均值变动范围为215～554 mg/L， 平均值318 mg/L，支流生物净化水域导致钙盐含量下降。

2.7 富营养化评价

根据TLI的计算公式分别计算TLI（叶绿素a）、TLI（TP）、TLI（SD）、TLI（TN）、TLI（COD）。相关加权卡尔森营养状态指数TLI（Σ）计算公式为：

TLI（Σ）=■Wj·TLI（j）

式中，TLI（Σ）表示综合营养状态指数；Wj表示第j种参数的权重；TLI（j）表示第j种参数的营养状态指数；m表示评价参数的个数。

据研究表明对于Aixaki等修正Carlson指数中的5项指标，相对重要性有： COD>叶绿素a>SD>TP>TN；则相应权重为W=（0.455，0.251，0.154， 0.086，0.054），据此权重计算TLI（Σ），结果见表2。

3 小结与讨论

香溪河支流放流滤食性鱼类苗种前月平均值的TLI为67.0，放流后月平均值的TLI为56.4，放流后比放流前下降15.82%，但是香溪河支流增殖放流后水域基本处于轻度富营养化（评价标准：TLI

2011年7月至2012年12月在香溪河支流7批次总计放流滤食性鱼类苗种1 468万尾，对放流前后支流水域理化因子变化规律分析结果表明，支流分批放流滤食性鱼种后TN、NO3-N、TP、PO4-P、COD、叶绿素a主要理化因子分别下降29.03%、42.73%、9.84%、48.16%、36.82%、75.01%。

香溪河支流中TP的含量一直偏高，通过增殖放流前后的总磷月平均值分别为0.549 mg/L、 0.495 mg/L，下降幅度较小。可能与香溪河上游的磷加工企业排出的废水经过两年多次检测平均含量为1.35 mg/L有关。磷加工企业要进行设备与工艺上的改造，减少排放废水的含量。

根据富营养化指数的标准评价香溪河支流仍处于轻度富营养化，根据香溪河支流水域生态环境特点，为了长期调控水华发生，建议每年定期投放滤食性鱼种方可有效调控香溪河水域水华发生。

参考文献：

[1] 黄祥飞.湖泊生态调查观测与分析[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0.

第9篇：西方教育的利与弊范文

【摘要】目的：探讨健康教育护理模式与传统护理方法在缓解儿童哮喘发作中的作用对比分析。方法：将2007年7月至2010年7月在我院进行治疗的86例儿童哮喘患者随机分两组，观察组实施健康教育护理，对照组实施传统护理，比较两组患者一年内累计住院时间、发作次数、急诊次数和家属满意度。结果：观察组在住院时间、发作次数、急诊次数、家属满意度方面均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关键词】健康教育；传统护理；哮喘；儿童

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是儿童期最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根据现代健康教育护理理念，在加强对患者一般护理的同时应该加强对患者的健康教育［1］。我院就2007年7月至2010年7月在我院治疗的87例儿童哮喘患者进行研究，取得良好效果，现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将2007年7月至2010年7月在我院治疗过的86例儿童哮喘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42例，其中男23例，女19例；对照组44例，其中男24例，女20例。年龄均为1至7岁，86例患儿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呼吸学组制订的支气管哮喘标准［2］，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程等方面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对首次入院治疗的患者随机分组并建立档案，观察组实施健康教育护理，对照组实施传统护理。根据情况随访患者家属，记录1年内患者累计住院时间、发作次数和急诊次数，对患者家属的满意度进行评价。观察组在接受儿童哮喘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进行以下健康教育：1心理指导：患者年龄小，疾病的反复发作和缓解会对患者心理上产生不良影响，护士要积极与患者交流，使其保持良好的心态接受治疗，同时鼓励家属多与患者沟通。2饮食指导：部分食物可成为哮喘发作的诱因，例如芒果、海鲜等，护士要教育家属给患者增加营养，避免过敏食物。3运动指导：适量运动可以提高肺通气量，减少哮喘急性发作机会。因此在保证患者身体耐受的前提下鼓励患者多运动，提高机体抵抗力。4发作时指导：让患者及其家属了解哮喘发作时的先兆表现和具体处理方法，例如咳嗽、胸闷等先兆症状，出现这种情况要及时用药或前往医院。

1.3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8.0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检验水准设定为0.05，当P＜0.05说明有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一年内累计住院时间192天，发作次数131次，急诊次数34次。对照组患者一年内累计住院时间241天，发作次数174次，急诊次数46次。两组三项观察指标比较差异均存在显著性(P

表1 两组患者各观察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年平均住院天数 年平均发作次数 年平均急诊次数

观察组 42 4.57±1.52 3.12±0.72 0.81±0.24

对照组 44 5.47±1.60 3.95±0.71 1.05±0.26

2.2 两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比较：观察组42例，满意34例，不满意8例；对照组44例，满意27例，不满意17例。.观察组满意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组别 例数 满意率(%) 不满意率(%)

观察组 42 81.0 19.0

对照组 44 61.4 38.6

3 讨论

哮喘是一种由多种细胞共同参与的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患者表现为反复发作的喘息、气促、胸闷和咳嗽等症状，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儿童哮喘在国内外发病率普遍较高，严重影响了儿童的正常生活和学习，同时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一定的经济负担。窦红伟［3］认为健康教育能让患者变得乐观，提高其依从性，增强患者与疾病作斗争的信心和决心，提高治疗效果。耿忠华［4］等人发现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发挥其发挥主观能动性，能使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能处于最佳的生理和心理状态。有研究表明［5］，哮喘患者在健康教育干预3个月后,临床症状缓解率、治疗依从性、肺功能测定指标等均优于未被教育者。本研究中，观察组年平均住院天数、发作次数和急诊次数均小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健康教育护理模式不仅对缓解儿童哮喘发作有较好的护理效果，而且能够提高患者及家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是现代护理工作中较好的一种选择，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沈晓明,王卫平.儿科学（第7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

［2］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呼吸学组,中华儿科杂志编辑委员会.儿童支气管哮喘诊断与防治指南［J］.中华儿科杂志,2008,46(10):745.

［3］ 窦红伟.支气管哮喘病患者的护理及健康宣教体会［J］.航空航天医药,2010,21(7):1225.

［4］ 耿忠华,李学萍,葛妍圻.支气管哮喘患者的心理问题及护理对策［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10,4(10):183.

［5］ 王会容,陈美兰,潘俊,赵雅丽.社区支气管哮喘患者的健康教育［J］.社区医学杂志,20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