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教育的利与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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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西方教育的利与弊范文

【关键词】法律；道德；法律化；道德化

一、法律与道德问题的提出

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道德与法律有密切的联系也有重要的区别。在谈到两者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必须首先界定出两者的概念，即什么是法律，什么是道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在法律的发展规律中曾存在的法律与道德的浑然一体状态。两者浑然一体当然就无所谓法律与道德的问题。直至西周，所有的规则、仪式都被称为“礼”，虽然它的背后是“刑”，但仅仅是保障“礼”实现的工具、手段，而不是独立的规范。这个时候是不会出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的。只有当法律开始从以前的那个混沌的整体即“礼”中部分分离出来的时候，两者的关系才能应运而生。我们以《法经》及“法”、“律”等概念以区别于“刑”的姿态和内涵的出现作为这一分离或矛盾开始的标志。由此，才有了我们开始从立法角度看我国与西方的对于法律和道德关系的不同。

二、从立法角度比较中西对于法律和道德关系的不同

（一）中国――道德的法律化

我们知道儒家思想对于中国的传统法律思想影响极大，所以儒家伦理思想也影响了立法中对于一些罪名的规定，例如：对于“不孝”罪的规定。儒家以孝为百行之先，大力提倡孝德，并把孝与忠即父权与君权联系起来，认为孝亲的人自然也会忠君。正因为这样，在儒家的刑法思想中，不孝之人被视为“元恶大憝”，必须从重严惩。

再如：《唐律》的“一准乎礼”，是说《唐律》是合乎儒家道德的。所谓“纳礼入律”，是把儒家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把儒家道德原则转化为法律原则。唐代名臣长孙无忌主持修撰的《唐律疏议》，一开篇就提出了“因政教而施刑法“的主张。既然刑法是官方推行政教的工具，那么刑法贯彻儒家的道德原则就很自然了。《唐律疏议》又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进一步说明了刑法对德礼的维护作用。“纳礼入律”的结果给《唐律》赋予了儒家化的道德精神，这种道德精神又被转化为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法律原则。该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规定上：第一，对老、幼、妇女、残疾人的宽宥规定。第二，对犯人进行生活照管和医疗救护的规定，第三，“权留养亲”的规定。该规定时说犯罪者因家中无成年男子而暂留家中奉养尊亲，对其刑罚暂不执行。第四，谨慎断刑、疑案从赎的规定。上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功能，使犯罪分子在接受处罚时也受到教育和感化，从而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从此意义上说，《唐律》的刑罚也是一种“教育刑”。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古代中国人的共识就是制定法律应该符合道德，立法应该符合道德，道德应该是法律的法律，法律应该是道德的实现，古人常以“何其不德”来批评认定法，从未有过以“何其不法”去批评某种道德，足以说明他们认为道德是比法律更崇高、更根本、更应依据或遵守的东西了。所以我们可以将古代中国立法角度的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概括为道德的法律化。

（二）西方――法律的道德化

相比较古代中国来看，西方对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这应该与中西方的文化背景文化传统有关系。在西方文化史上，有一种源远流长的法观念，即与正义不可分割的自然法观念。西方思想家认为，法律与道德有密切的关系，法律中体现了正义等德性，遵守法律不仅是一种法律要求，也是一种道德要求，从一定程度上讲，守法就意味着守德。有人说“越是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就越多。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范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成为了一部道德规范的汇编。”从中可以看出道德法律化的倾向。所谓道德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法律的、国家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我们在各国的立法实践中也可以看出其法律中含有道德的意味，有道德化的取向。这些都体现了法律的道德化。

三、结语：给我们的启示

面对我们古人有些极端的将那些肯定国家利益和个人义务的道德予以不切实际的法律化，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的必然是交流开放社会、多元创造的文化和自由民主的政治，因此，与这种情况相适应的普遍的社会规范只能是法律而不能是道德――既不是崇尚乌托邦的“大公无私”，也不是那种画地为牢的乡野习俗，而是具有对所有主体普遍适用性、在国内甚至世界范围内具有统一性和在人们行为中具有必行性的法律规范。从它的执行角度来看，其毫无疑问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尤其对义务的落实上，但是，这种对于义务的统一的、长期的落实，一旦形成为一种习惯，便可以变化为康德所称道的人们的内心的道德。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借助的是法律而不是传统道德。

【参考文献】

[1]《法经》

[2]《唐律疏议》

[3]《法国新刑法典》

[4]《德国民法典》

[5]《略论西方法学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中国法院网

[6]《论法律与道德》，刘舒，载《考试周刊》2007年第46期

第2篇：西方教育的利与弊范文

[关键词]潮流计算 牛顿--拉夫逊直角坐标法 P-Q分解法 高斯―赛德尔法

中图分类号：G1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25-0366-01

潮流计算是对电力系统运行状态的一种基本计算方式。它的主要任务是以已知的电力系统运行条件与网路结构为依据，从而对电力系统的整个运行状态进行有效的确认。运用潮流计算，可以了解到电力系统的电压水平、功率以及电力损耗等方面的情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潮流计算的结果不仅仅是对电力系统稳定性计算的基础，同时它还是对电力系统故障进行有效分析的基础。因此，潮流计算在电力系统运行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电力系统潮流计算模型的原理

根据节点导纳矩阵可以知道，在一个n节点的电力网络中，n节点电力系统的潮流方程中一般包含着4个变量，即P、Q、V、δ。由电力系统的实际运行情况可知，在通常情况下，可以将节点分为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PQ节点。在这种节点中，一般有功功率P与无功功率Q是已知的，而节点中的电压值是未知的[1]。一般情况下，在变电所里基本都选用的是这种形式的节点，由于变电所没有发电设备，因此，它的发电功率通常是零。有一些发电厂，在固定的时间之内，送出的功率往往也是固定的，因此这种发电厂母线也称为PQ节点，所以，目前来说，电力系统中大多数节点基本都是PQ节点。

第二种是PV节点。在这种节点中，一般节点P与节点V都是已知的，而Q与δ是需要通过计算求出的。由于这种形式的节点，只有在充足的可调无功功率之下，才能够维持给定的电压幅值，所以，这种节点又被称作电压控制节点。一般情况下，选用PV节点的是有一定无功储备的发电厂与具有可调无功电源设备的变电所，而在电力系统中这种形式的节点应用很少见。

第三中是平衡节点。当潮流计算的结果没有出来以前，对于网络中的功率损耗是无法知晓的。所以，在网络中起码会有一个节点的有功功率P是无法确定的，由于这个节点主要承担了电力系统有功功率平衡，因此，将这一节点往往称作平衡节点。由于基准节点往往与平衡节点在选取上通常会使同一个节点，因此，习惯上将两者合称为平衡节点，平衡节点的有功功率与无功功率通常是需要经过计算求出的。一般情况下，平衡节点应用于主调频发电厂中最为合适。但是，也有两种特殊情况：其一是如果想要导纳矩阵法潮流计算程序的收敛性有所增高，那么可以将出线最多的发电厂作为平衡节点；其二是如果是对地区电网潮流进行计算，那么可以将最大的电源出线作为平衡节点。

二、各潮流计算方法比较分析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在同一个网络系统内，如果收敛精度发生变化，那么对各个潮流算法程序进行对比后，我们可以得到下列结论。首先，对于高斯―赛德尔法而言，当精度增加的时候，它的迭代次数也会随之增加；其次，对于牛顿--拉夫逊直角坐标法而言，当精度增加的时候，它的迭代次数变化不明显，两条曲线几乎十分接近，这也就是说，当精度增加的时候，牛顿--拉夫逊直角坐标法在运算时间上基本没有产生变化[2]；最后，对于P-Q分解法，当精度增加的时候，它的迭代次数变化也随之增加，但是，从增长速度上来说，它的增长速度要比高斯―赛德尔法的增长速度慢，而从曲线的变化上来说，它的曲线变化要比相比牛顿--拉夫逊直角坐标法要稍微向右偏离。

在不同的网络系统内，无论运用哪种方式对网络系统进行计算的时候，迭代次数上的差别比较明显一些，但是得到的计算结果基本上是一样的。首先，对于高斯―赛德尔法而言，由于节点数增加，它的迭代次数也随之大量增加，所以在高斯―赛德尔法下，它的运行时间就相应的增长，同时，在三种潮流计算程序中，这一方法所需的运行时间是最长的。其次，对于牛顿--拉夫逊直角坐标法而言，它的迭代次数基本上都低于10次，这就充分表明了牛顿--拉夫逊直角坐标法的迭代次数与系统规模大小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随着系统节点数的整体增加，这就导致牛顿--拉夫逊直角坐标法下所需的运行时间的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P-Q分解法，而且是系统节点数越多，那么它所需的运行时间会更长，而P-Q分解法所需的运行时间就要比牛顿--拉夫逊直角坐标法要低【3】。最后，对于P-Q分解法而言，由于P-Q分解法一般采用的是定雅克比矩阵迭代，因此，在系统规模比较大的时候，它的迭代次数与牛顿--拉夫逊直角坐标法相比来说要多一些，但是在迭代过程中减少了对雅克比矩阵元素的运算，因此，它的运行速度是这三种潮流计算法中最快的，所需的运行时间最短。

结束语

综上所述，如果要想使计算结果比较精确，那么应该采用牛顿--拉夫逊直角坐标法进行计算；如果要想使系统的运行速度达到最快，那么最好采用P-Q分解法；高斯―赛德尔法进行大规模的系统潮流计算时候，由于它所需的计算时间比较长，因此只适合在小规模系统中使用，但是，随着电力系统的发展，如今的小规模系统已经越来越少了，因此，这种计算方法也逐渐被淘汰了。

参考文献

[1] 薛振宇，房大中.基于双向迭代的交直流互联电力系统潮流计算[J].电力系统自动化，2013.

第3篇：西方教育的利与弊范文

【关键词】　新生儿；脐带处理；脐带夹；二次剪切

脐带的处理结扎有很多方法，有一次性脐带夹法、二次剪切法、气门芯套扎法等，其目的均是要保证脐带不要出现出血、渗血等情况的发生［1］。在对脐部进行处理时保证减少细菌侵入的机会，本次试验分别选用一次性脐带夹法和二次剪切法处理新生儿的脐带，前者可减少新生儿脐带出血、产生炎症情况的发生，使脐带更快更彻底脱落，取得良好效果，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于我院2011年9月出生的新生儿160例，随机分成A、B两组，每组80例新生儿，A组新生儿男44例，女36例，体重在3.1-4.5kg之间，平均体重（3.5±0.5）kg；B组新生儿男34例，女56例，体重在3.7-4.4kg之间，平均体重（3.6±0.7）kg，两组新生儿经体检之后均确认身体健康，无任何疾病，在出生体重、性别等方面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A组新生儿主要操作步骤如下：新生儿出生后先对其进行常规处理，使用一次性脐带夹套入脐带，在距离脐轮0.5cm处将脐带夹夹紧（注意不能夹到皮肤），切断即完成脐带处理，脐带断面使用10%碘酊消毒，脐窝周围皮肤用95%酒精脱碘，直接暴露，24h后将脐带夹打开；B组新生儿主要操作步骤如下：新生儿出生后对其进行常规处理，用相同方法进行消毒后用脐带包包扎，24h后进行二次剪切。同时对两组新生儿进行日常脐部护理，在每日沐浴后用碘溶液进行消毒。

1.3　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两组新生儿用不同方式处理脐带后出血、炎性分泌物、周围皮肤破损的情况，及脐带残端脱落时间和脐窝完全干燥时间的情况。评价指标：脐部出血：处理后仍伴有不同程度渗血。炎性分泌物：脐部红肿，有臭味体液分泌。周围皮肤破损：脐部周围皮肤伴有不同程度红肿及溃烂。

1.4　统计学处理　对文中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5.0软件进行分析，P＜0.05，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A、B两组新生儿经不同方式处理脐带预后情况　表1结果显示，A组新生儿采用一次性脐带夹法进行包扎后出现脐部出血、炎性分泌物的人数明显比B组用二次剪切法处理脐带的新生儿少，P

2.2　A、B两组新生儿脐带脱落时间与干燥时间比较　表2结果显示，A组新生儿采用一次性脐带夹法进行包扎后脐带残端脱落时间和腋窝完全干燥的时间均比B组采用二次剪切法处理脐带的时间少，P

3　讨论

新生儿脐部是最易感染的部位，脐带断面暴露在外，在正常情况下残端会逐渐坏死、脱落，断面在10-14天可完全愈合［2］。即将断裂的脐带是表皮葡萄球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细菌的良好培养基，易于细菌的生长，会有炎性分泌物产生、导致脐部出血、皮肤破损等并发症的发生，因此，在24h内对新生儿脐带进行适当的处理显得极为重要［3］。

新生儿脐窝里经常有分泌物，分泌物干燥后会造成脐窝和脐带的粘连，但在表面看来却很干净，这时应对新生儿采用适当的方式进行消毒，使用10%碘酊对脐带断面消毒，与蛋白质结合使其失活，脐窝周围皮肤用95%酒精脱碘消毒，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4］。常用的处理脐带的方法有一次性脐带夹法和二次剪切法，采用一次性脐带夹法进行脐带处理时应使用一次性脐带夹套入脐带，在距离脐轮0.5cm处将脐带夹夹紧，但注意不能夹到皮肤，脐带夹的结扎血管的性能较好，作用持久，能有效阻断血液运转，不易对新生儿造成伤害，使脐带更快干枯而脱落。二次剪切法需在24h后对新生儿进行2次修脐，更容易产生出血的情况，增加了感染的可能性，护理人员对脐部愈合的三区很难分辨清楚，若修脐时间过晚会出现脐带变干变硬的情况，会增加剪脐的难度，坏死组织得不到彻底的清除，且二次剪切会重新暴露创面，引起新生儿的哭闹，容易伤及新生儿周围皮肤，引起家属的恐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5-6］。在脐带彻底脱落后，脐窝会有一些黏液渗出，这是脱落的脐带还未被上皮细胞所完全覆盖，其新生的肉芽组织中的液体渗出所致，对于此现象应用75%酒精进行擦拭，以加快表面皮肤的愈合［7］。在脐带残端脱落的过程中，会伴有炎性分泌物和损伤周围皮肤的可能，有时脐带残端脱落不彻底，在体表被摩擦、牵引，可导致脐带渗血，使新生儿哭闹不止［8-9］。在新生儿出院前应教会产妇及家属对新生儿脐带出院后消毒的方法，告知在其自然脱落等常见问题的处理方法［10］。

本次试验采取一次性脐带夹法和二次剪切法对脐带进行处理，根据实验结果可以看出，采用一次性脐带夹处理新生儿脐带相比二次剪切的方法可减少脐带出血、炎性分泌物产生的几率，具有显著差异，从另一方面来讲，将脐带暴露在外会加快断面干燥的速度。因此在新生儿出生后24h后用一次性脐带夹法对脐带进行处理可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优于一般处理方法，简单易行，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参考文献

［1］　顾宏梅，徐旭娟，鞠春梅，等.两种新生儿脐带处理方法的比较［J］.护士进修杂志，2010，25（4）：356-357.

［2］　顾祖文，潘君，周海英.不同新生儿脐带处理方法的效果比较［J］.上海护理，2010，10（5）：56-57.

［3］　李海苗，林嫦梅，刘桂兰，等.新生儿脐带处理改良方法与传统处理方法效果分析［J］.护士进修杂志，2012，27（6）：559-560.

［4］　赵巧英，郭丹洁.新生儿脐带结扎及护理方法的研究［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09，25（5A）：34-35.

［5］　苏丽东，唐鸿玉，陈业芳，等.新生儿脐带残端两种处理方法的效果比较研究［J］.护理研究，2009，23（33）：3031-3032.

［6］　顾春怡，张铮.脐带剪断器SCC23应用于新生儿断脐的效果研究［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10，26（IA）：35-37.

［7］　王晓芳，诸葛苏必，雷美娥.新生儿脐带残端2种处理方法的效果比较［J］.护理与康复，2008，7（6）：423-424.

［8］　庄薇，吴文燕，王悠炯，等.两种脐带残端处理方法的临床应用及效果评价［J］.上海护理，2011，11（4）：15-16.

第4篇：西方教育的利与弊范文

Abstract: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success of NPO in western countries proved that it should be the conscious choice model for institutions’ reform. But the two organizations exist some differences such as management system, activity areas and background, etc. Its reform path lies in straightening out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and reconstructing functions.

关键词:事业单位 非营利组织 管理方式

Keywords: institution NPO Management model

作者简介:杨芸芸,职称讲师,学历硕士

事业单位几十年来的改革发展历程,先后证明公益事业供给方面,政府供给模式与市场供给模式的失灵。事业单位面临的困境反映出我国目前公益事业的制度缺陷,因此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摒弃政府与市场缺陷的第三种供给模式。

西方非营利组织的兴起及概念界定

由于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如地方教育、地区交通、社区卫生等准公共物品时都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失灵问题,非营利组织逐渐成为弥补二者缺陷的公益组织。非营利组织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研究非营利组织理论而闻名的莱斯特・萨拉蒙(Lester Salamon)教授说,这种组织由于规模小,灵活,并善于从底层调动积极性的特点,已十分适合填补现代社会产生的种种鸿沟。它至今已成为“席卷全球的最引人注目的运动”。非营利性组织具有以下特征:(1)组织性,是根据国家法律注册的独立法人;(2)独立性,在组织结构上独立于政府;(3)非营利性;(4)自治性;(5)自愿性,广泛使用志愿人员;(6)公益性,服务于公共目的。①

事业单位现实领域与概念的界定

历经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政府机关、社会团体与企业三者之间的分界已经比较清晰,而事业单位的实际内涵最为复杂,它在现实中的职能对政府和企业都有所渗透,涵盖领域和范围更与社会团体大量重叠。。

1998年国务院《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首次从法律上对事业单位的概念做了明确界定:“事业单位是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它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它反映出官方对于事业单位发展观念的转变,不再强调其政治功能,突出组织的非营利性,社会公益被重新确立为事业单位改革的目标。基本领域应该是政府和企业都不能和不宜涉足的领域,以及有些虽然明确的属于政府和企业运作的范围,但由事业单位进入可能使相关的运作更为便利、协调,成本也更为低廉的领域等③,改革后的事业单位所在领域与第三部门相同。非营利组织在西方国家的迅速发展和成功,证明它应该是我国事业单位改革和发展的自觉选择模式。

事业单位和非营利组织管理方式的比较

通过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事业单位现状与目标模式的差距:(1)活动领域不同。如下图所所示,事业单位中行使行政权力的组织以及已经丧失公益性能完全进行企业化经营的组织,非营利组织是不包括的,而非营利组织中的人民团体(如工、青、团、妇等组织),没有法律地位的民间草根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有明显的公益性,却并不包括在事业单位之内。

(2)组织独立性不同。事业单位由政府主导设立,运转方式与行政部门十分相似。主管部门几乎完全控制了事业单位的日常运转、绩效评估,使其有严重的衙门化倾向,独立性很弱;而西方的非营利组织具有很强的独立性,组织与政府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合作伙伴关系,而非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3)制度背景与设立方式不同。事业单位由国家自上而下根据自身行政管理的需求建立起来,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非营利组织是在公、私域充分发育的情况下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是公民自治运动的产物。

事业单位的改革路径

综上所述,在使“政府的归政府,企业的归企业”之后,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的改革路径应遵循:第一,划清政府与事业单位的责任边界。在法律上公共事业组织独立于政府,日常运作不受政府干涉;第二,组织功能方面,事业单位业务内容多涉及教育、科研、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过去被赋予了相当多的政治功能。其改革应回归本义――公共服务职能,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全体公众服务;第三,事业单位应树立品牌意识,制定品牌宣传、营销战略,以良好的服务质量赢得顾客的青睐,政府的投资。

参考文献:

第5篇：西方教育的利与弊范文

关键词：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国；盈余管理

一、引言

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信息，截至2012年年底世界上超过100个国家已经正式采用国际会计准则（也称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IFRS）。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计划从2014年起所有上市公司须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放弃沿用了几十年的美国公认会计准则（GAAP）。IFRS 全球化迫在眉睫，这或许会为研究IFRS是否能够实际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以及给投资者带来利润提供一个契机。已经有一些研究人员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如国际会计准则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国际会计准则与信息不对称之间的关系；国际会计准则是如何影响股权资本成本的；国际会计准则是否能够改善市场的流动性等。

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国际会计准则实践对国内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从2007年1月1日开始，中国上市公司必须强制执行国际会计准则制度。新准则的出台标志着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中国会计准则体系正式建立，但与国际会计准则相比，存在以下一些差异。

1.公允价值的应用在改变国家现状方面有所不同。

2.修改关联方披露条件不同。

3.扭转减损支出有所不同。

中国新会计准则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最大限度的趋同，但和其他国家一样，新的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也存在一些差异，当然这可以减少根据IFRS制定的财务报表的可比性。本文强调的是中国公认会计准则向中国IFRS转变能否通过减少盈余管理来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

二、相关研究

克莱门茨（2010）分析了是否采用IFRS在文化多样性和国家规模上的原因。他发现这和文化差异没有任何关系，规模大的国家也不太愿意采用IFRS，那是因为它们有着成熟的财务报告系统，采用IFRS会导致成本大幅升高。史密斯2010年分析了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过程。结论是中国会计准则与国家会计准则的趋同是通过连续四个版本实现的，分别是1992年、1998年、2001年和2006年，此外还制定了一张关于时间和趋同度的表，趋同度从1992年的20%提高到2006年的77%，新的会计准则将于2007年1月1日执行。

2003年克里斯蒂安・洛茨利用1990～1999年间来自31个国家8000个公司的会计数据并对盈余管理和投资者保护进行比较。他们发现在股票市场大、所有权分散、投资者权益保护得好，法律执行力强的经济体中，盈余管理较少，并且他们开发了一种评估盈余管理水平的模型，在研究中我们也采用了这种模型。

克里斯蒂安・洛茨于2008年调查了实施IFRS的经济后果。他们的结论是：平均而言引入IFRS前后这段时间市场流动性会增加，企业的资本成本会降低，股票估值会提高。这些效应只会发生在企业运作十分透明，法律保障机制十分完善的国家。他们并没有关注盈余管理和IFRS之间的关系，然而这正是本文的重点。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采集

本文通过新浪网和其它途径收集到了1329个上市公司包括所有的行业总共11947个财政年度报告，然后我们对这些样本分成中国公认会计准则（1998～2006）和IFRS（2007～2012）两组。

（二）盈余管理措施

盈余管理是目前国外经济学和会计学广泛研究的课题。盈余管理发生在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在编制财务报告和通过规划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业绩为基础的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或者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结果。我们也采用这种定义。测量盈余管理程度一直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研究人员也设计出各种测量的方法。在研究中我们采用2003年克里斯蒂安・洛茨提出的方法。盈余管理一般被理解为公司内部人员通过操纵提供给外界的财务信息以此来保护自己利益的一种手段，通常有收益平滑和收入操纵两种形式。因此我们将盈余管理方法分为两类：盈余平滑（EM1和EM2）以及盈余激进度（EM3），内部管理人员可以“平滑”，如可以通过改变收支的应计项目，减少财务报告中的收益。

操控性应计项目定义如下

Accruals=（ΔCA-ΔCash）-（ΔCL-ΔSTD-ΔTP）-Dep①

其中，ΔCA代表总流动负债的变化， ΔCash代表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变化， ΔCL代表总流动负债的变化，ΔSTD代表短期债务（包括流动负债）的变化，ΔTP代表收入所得税的变化，Dep代表折旧和摊销费用，然后就从以下公式计算出现金流，即

经营业务现金流量=业务收益应计项目 ②

EM1衡量内部管理人员使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改变应计项目程度的指标，从而可以减少业务收益的可变性。

EM1=SD（业务盈余）-SD（业务现金流）③

这里SD表示标准偏差，业务现金流在公式②中已定义。

较低的EM1表示内部管理人员使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来平滑财务报告中的收益。较高的EM1意味着公司较少倾向于改变实际上的盈余。一个隐含的假设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业务收益将会有周期性的波动，这是根据权责发生制相对于业务现金流计算得出的。当业务收益波动幅度相对于业务现金流的波动较小时，公司内部管理人员更可能会使用操纵性应计利润来平滑财务报告中的业务收益。EM2基于应计项目的变化和业务现金流变化之间的周期相关性，该措施基于一个想法即基于内部管理人员可能会试图操纵应计项目来隐藏现金流减少的信息。

EM2=Spearman（Δ应计项目，Δ业务现金流）④

这里的Spearman是Spearman相关系数，用于度量两个变量的相关性，一个完美的Spearman相关系数具有以下特点：若变量正相关值为+1；若变量负相关值为-1，若Spearman系数的值为0，表示变量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内部管理人员可能会使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来报告应计利润，抵消对公司业务现金流的冲击，否则会影响财务报告中的收益。负相关意味着使用异常应计利润来抵消不良的现金流冲击，因此EM2值越大，盈余管理的倾向就越小。

EM3和盈余激进度相关，它代表内部管理人员使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来改变公司实际的经济效益，以此来误导投资者。假设一个公司想操纵财务报告中的收益，那么相比之下比公司的应计项目比业务现金流要大，因此EM3就可以比较应计项目的绝对值和业务现金流的绝对值，公式如下

EM3=|应计项目|/|业务现金流|⑤

EM3值越大表示大量使用自由裁量权来修改财务报告中的会计盈余。一旦计算出EM1，EM2和EM3，然后我们就可以比较三个盈余管理措施作为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观察结果。

四、研究结果

（一）数据描述

我们总共收集了1329个上市公司2003～2012年这段时间的年度财务报告，有些年份的年度财务报告没有收集到。删除一些不完整的观察样本，总共获得了11947个完整的观察样本，其中使用IFRS处理的数据供3888个，使用中国会计准则处理的数据供8059个。

表1列出了均值，ΔCA、ΔCash、ΔCL、ΔSTD、ΔTP的标准偏差、折旧费用和摊销费用及利用公式①计算出应计项目。

对于国际会计准则和中国会计准则而言，观察对象的ΔCA、ΔCach、折旧费用和摊销费用的平均值有明显的区别，因此在计算应计项目时我们使用了公式①，在计算现金流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时我们使用到了公式②。在计算EM1时也用到了现金流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对于两组观察对象，这两个变量实质上有明显的区别。通过计算应计项目的增值和业务现金流的增值的平均和标准偏差这两个变量的spearman相关系数就可以得到EM2，如表2所示。计算EM3是使用到了这两个变量，对于两组不同的观察对象的意义也是有明显区别的。

（二）EM测量

使用表2的数据我们就可以计算出中国会计准则的观察对象和国际会计准则的观察对象的EM1的值分别是0.23和0.26。正如我们所说，较低的测量值意味着内部管理人员使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来平滑财务报告中的收益。较高的EM1意味着公司不倾向那么做。EM1结果似乎证实了这种结论，即国际会计准则阻止中国很大一部分上市公司平滑它们的收益。然而证据不太充分。IFRS观察对象的EM2值为-0.87，中国GAAP观察对象的EM2值为-0.91，对于两组观察对象来说，应计项目的增量和业务现金流的增量的相关系数p小于0.0001。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实施国际会计准则前后应计项目的变化和业务现金流的变化有着明显的关联性。在中国GAAP环境下，EM1的值为-0.91，这比国家会计准则下的EM1（-0.87）要小，意味着中国公认会计准则下使用可操纵性应计利润来更改财务报告中的收益的可能性比在IFRS下更大。再次强调，这种差别比较小，所以证据并不充分。中国GAAP观察对象的中间值为0.84，而IFRS观察对象的中间值为0.87，计算时我们使用中间值而非平均值，因为EM3的标准偏差太大，由于存在大量的异常值这使得平均值失真。我们决定对EM3进行排序，然后对已经有序的两组观察值进行比较，结果该表没有。实验结果表明使用有序的数据和使用中间值的结果一致。

（三）鲁棒测试

考虑到中国新会计准则在官方公布的实施日期之前对盈余管理已经有影响了，因此将2006年及以后的数据作为实施IFRS后的观察对象。EM2和EM3与之前的结果一致，然而中国GAAP观察对象的EM1值目前为0.47，而IFRS观察对象的EM1值为0.21（如表2所示），原来的值分别为0.23和0.26。

五、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更倾向于支持这样一种论调：在盈余激进度和盈余平滑度两种措施的选择上，与中国公认会计准则相比IFRS更倾向于使用盈余激进度，然而证据却不太充分。若考虑中国新会计准则对盈余管理正是采用之前已经有效，但又不支持IFRS不倾向于使用盈余平滑度的观点，因为EM1和EM2相互冲突。IFRS的实施是否减少了盈余管理也不确定。既然没有发现强有力的证据证明IFRS的实施能减少或者增加中国上市公式的盈余管理，所以进一步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鉴于世界范围内都在广泛实施IFRS，这会有一些预期收益，如财务报告具有更大的可比性。FIRS事实上并没有增加盈余管理的发生率这是一个重要发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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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西方教育的利与弊范文

〔关键词〕非书资源；管理绩效；随书光盘；网络管理模式；卡方检验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3.11.013

〔中图分类号〕G25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3）11-0052-04

在网络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图书馆的信息资源逐步由传统的印刷型文献资源转变为以数字化为特征的非书资源，图书馆的管理模式发生巨大的变化。非书信息资源是一切非印刷文献资料的总称，包括电子音像资源、随书光盘、电子图书和网络文献资料等有形和无形的电子出版物。非书信息资源发展迅猛，但是图书馆界还没有统一的非书资源管理模式，且非书资源管理模式的绩效也没有合适的量化评价方法。因此，非书资源的管理方法及其绩效分析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一种非参数检验方法，语言学和教育学经常采用卡方检验进行绩效分析的理论研究[1-4]。刘桂宾等[5]采用卡方检验对高校图书馆的馆藏结构和学科建设进行一致性的判断，判别各学科的馆藏是否平衡。在各类非书资源中，随书光盘和磁带的数量增长最快，附盘出版物约占出版物总数的5%。因此，随书光盘是图书馆目前非书资源管理的重点。本文以随书光盘为样本，调查了随书光盘管理模式和读者随书光盘的使用情况，并采用卡方检验分析随书光盘的管理绩效。

1 非书资源管理模式的分析

非书信息资源发展迅猛，种类繁多，但是图书馆界还没有统一的管理模式。对于录音资料，高校图书馆主要提供外语录音带的有偿翻录、FTP或WEB下载服务。对于影视、音乐和艺术等光盘资料，图书馆往往将其存放在图书馆服务器上，在图书馆的网页上设置视听栏目，提供在线点播。图书馆还可以提供集中播放，或通过视听室或电子阅览室提供个人欣赏空间，实行馆内租借、限时归还服务等，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

随书光盘的管理与利用是图书信息资源建设重要的组成部分，各个图书馆基本各自为政，采用不同的管理模式。图书馆对随书光盘的管理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书盘合一模式、书盘分散模式和网络管理3种[6-8]。表1列出了随书光盘的3种管理模式的优点与存在问题。

书盘合一模式和书盘分散模式存在的问题较多，已经不适合随书光盘管理的需要，而网络管理模式比较先进，可以利用网络平台提供优质服务，满足读者需求。但是网络管理模式需要强大的人力、物力和技术支持。现有的非书资源管理的研究只是定性论述，缺少量化的评价方法，网络管理模式的优越性的论述缺少数据支持。因此，需要采用合适的数学模型，量化分析非书资源管理模式的绩效，为图书馆管理模式的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2 非书信息资源管理模式对读者的影响

图书馆非书资源管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很多，只有选择了合理的指标参数，才能做出正确的绩效分析。读者对非书资源使用的情况和用户满意度则是衡量非书资源管理绩效的主要依据。为了简化处理问题，以随书光盘为样本，研究非书资源的管理模式以及管理绩效。采取书面问卷调查和网络检索的方式，获取读者随书光盘的使用情况。书面问卷调查的对象是进入校图书馆的读者，调查内容包括随书光盘的使用与否、使用方式、使用次数、用户满意度等。而随书光盘的借阅数据的调查，主要采集一定时间内随书光盘的借阅、复制或下载记录。

南京林业大学图书馆对随书光盘主要采用了书盘分散模式（但不外借）和网络管理模式两种管理模式。我们采取问卷方式调查读者随书光盘的使用情况，共发放调查问卷220份，回收有效问卷180份。调查问卷将读者使用随书光盘的情况分为7种方式：（1）未借阅附盘图书，因而未使用随书光盘；（2）借阅了附盘图书，但未注意或不知道图书附有随书光盘，因而未使用随书光盘；（3）知道附有随书光盘，但不知如何获取随书光盘，因而不使用随书光盘；（4）知道有随书光盘，但认为随书光盘用处不大，不愿使用随书光盘；（5）在阅览室借阅或复制随书光盘；（6）在网上阅读或下载随书光盘；（7）其它方式阅读或获得随书光盘，如购买附盘图书、从图书馆以外的其他地方借阅或复制等。

问卷统计结果发现，读者随书光盘的使用方式具有多样性（如表2所示）。表2显示，13.33%的读者没有借阅过随书光盘的图书。7.78%的读者不知道图书具有随书光盘，7.22%读者不知道如何使用随书光盘，9.44%的读者认为随书光盘没有用处而不使用光盘，以上这3项合计为“不使用随书光盘的读者”类型，占总数的24.44%。19.44%的读者在阅览室借阅光盘，32.78%的读者选择网络阅读随书光盘。6.67%的读者采用其它方式阅读或复制随书光盘。这3项可以归类为“使用随书光盘的读者”类型，占总数的56.66%。综上所述，非书信息资源管理模式对读者具有明显的影响，读者更多地使用随书光盘，网络管理模式吸引更多的读者，读者较多地通过网络阅读或下载随书光盘。表2 读者的随书光盘使用情况的汇总表

3 非书资源管理绩效的研究方法及其绩效分析

卡方检验一种用途广泛的非参数检验方法，可用于拟合优度检验、两个或多个率或构成比之间的比较等。卡方检验通过比较两项或多项频数，检测在一定显著性水平上实际频数与以某种理论模型或分布特征假设为基础的期望频数的差异度。卡方检验可以用于单因素检验和多因素检验。

卡方检验第一步是建立原假设（或检验假设）H0和备择假设H1。第二步则是根据理论经验或理论分布计算期望频数。第三步根据实际频数和期望频数计算样本卡方值。如果运算出的卡方值大于卡方临界值，接受原假设H0，反之，接受备择假设H1[9-10]。

非书资源管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很多，本论文采用单因素检验分成多项的单因素频数之间有没有显著性差异，采用多因素检验分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因素之间有无关联、判断因素之间的差异是由于样本抽样造成的随机差异还是由于来自不同总体造成的真正差异。

3.1 单因素卡方检验分析随书光盘的管理绩效

用户对随书光盘的使用情况具有多样性，为了卡方检验分析读者使用随书光盘方式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将表2中“读者使用随书光盘的方式”重新进行归纳。将“不知附有随书光盘、不知如何获得光盘、不愿使用随书光盘”这3种方式合并归类为“不使用随书光盘”，则读者随书光盘的使用方式可以归类为5种，如表3所示。表3 读者的随书光盘使用方式的实际频数与理论频数

读者随书光盘的使用方式AiTi没有借阅附盘图书2436不使用随书光盘4836阅览室借阅光盘3536网络阅读光盘6136其它方式阅读随书光盘1236合 计180180注：Ai为每种随书光盘的使用方式的实际频数，Ti为每种随书光盘使用方式的期望频数。在进行单因素卡方检验时，首先建立原假设（或检验假设）H0和备择假设H1。检验假设H0为“读者使用随书光盘的方式没有显著差异”，而备择假设H1则为“读者使用随书光盘的方式具有显著差异。”检验水准（或显著性水平）α确定为0.05。其次，根据原假设，计算出期望频数。根据原假设，如果用户随书光盘的借阅模式没有显著性差异，那么用户对随书光盘的借阅模式选择概率相等，则每种状态的期望频数也相同，其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

期望频数的计算公式：

从卡方分布表查得到当自由度为5、显著性水平为0.05时的卡方临界值为9.49。因为计算的卡方值远大于临界卡方值，说明观测数据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所以拒绝原假设H0，接受备择假设H1，即用户的随书光盘使用方式有显著性差异。由表3可知，网络阅读和下载随书光盘的人数最多，即网络模式是用户主要的随书光盘使用方式。

3.2 多因素卡方检验分析随书光盘管理模式绩效

在随书光盘的管理与服务过程中，南京林业大学图书馆充分利用电子阅览室和网络平台的功能，向读者提供各种优质服务，以满足各类读者的需求。表2的数据进行进一步处理，分析读者使用随书光盘的状况，如表4所示。在随书光盘的使用方式上，36.46%的读者选择阅览室服务，其中57.14%读者复制光盘，63.54%的读者选择网络服务，其中77.05%的读者现在随书光盘，网络管理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且，有些读者是由于自己没有上网条件而选择阅览服务的。可以预见，随着读者的计算机拥有率以及读者上网率的提高，选择网络服务的读者将会进一步增加。表4数据显示随书光盘的书盘分散模式和网络管理模式对读者的使用方式的影响。表4 随书光盘管理模式对读者使用随书光盘的影响

4 结 论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非书资源的数量与品种越来越多，非书资源管理不仅是图书信息资源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图书馆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本项目研究了国内外图书馆的非书资源的管理模式，以随书光盘为样本，探讨了卡方检验用于管理绩效研究的原理与方法，并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方法分析随书光盘的管理绩效。非书资源管理模式影响了读者的使用方式，网络管理模式具有更大的绩效。本项目建立了非书资源管理绩效的量化评价方法，这将有助于提高图书馆的管理水平，缩小我国图书馆与世界先进管理水平的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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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靖华，万湘容.探讨随书光盘资源的网络化管理模式[J].现代情报，2005，（2）：101-103.

第7篇：西方教育的利与弊范文

马克思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的全部经济理论都建立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这一理论通过说明什么是价值、价值的源泉在哪里即什么劳动形成价值、这种劳动为什么要形成价值、如何形成价值等根本性问题，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是以商品货币开篇的，通过对商品和生产商品的劳动的性质和形式的分析，提出了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学说，使得劳动价值论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马克思指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现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物。”，这里指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商品的交换过程就是让渡使用价值和实现价值的过程，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之所以能按一定比例相交换，原因在于商品中都含有一个共同物，即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抽象劳动。正是这种劳动构成商品交换的基础，体现着交换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与商品二因素相对应的是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由此我们认识到，生产商品的劳动是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统一：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具体劳动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二者是同时进行的。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建立，科学地解决了什么样的劳动创造价值、怎样创造价值的问题，解决了价值创造和价值转移的问题。劳动二重性理论，是理解经济学的枢纽。

在从质上研究了商品后，马克思又从量上了研究了价值量的决定问题，揭示了商品价值量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劳动的自然尺度是劳动时间。生产同一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是有差别的，所以计量商品价值量只能使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微观上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生产一个商品的时间，从宏观上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生产这种商品的总量时所需要的时间。同时这个价值量不是一成不变的，“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

商品的价值形式和货币的本质问题也是劳动价值理论的重要部分。商品的内在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得到表现。马克思把交换价值作为价值的表现形式进行分析，揭示了内在于商品的价值是如何表现出来的，价值形式是如何发展的，货币是怎样产生的，以及货币的本质是什么。

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

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叶，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发生了“边际革命”，这标志着西方庸俗经济学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边际革命的发生有其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政治上为了抵御工人阶级的威胁迫切需要一种理论对抗马克思经济学，尤其是反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经济上的原因是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研究市场机制谋求经济效益的需要。边际革命以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提出为开端。理解边际效用价值论对理解整个西方微观经济学有重要意义。

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

法国经济学家孔迪亚克（Condillc, E. B.）在1776年的《商业和政府》中最早提出了效用价值论，认为效用是价值的源泉，而效用是消费者因为商品消费所得的满足感而赋予商品的主观属性。关于价值的决定，孔迪亚克认为，价值取决于效用和稀缺性，效用决定价值的内容，稀缺性决定价值的大小。他还认为，一切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活动都创造效用，因而都是生产性的，按照这一思想，土地、资本和劳动都在生产中提供了生产，都应在共同创造的产品中得到其相应的份额作为报酬。

边际分析的代表人物德国经济学家戈森（Gossen，H.H.）于1854年出版《关于人类关系法则及由此导出的行为法则的发展》一书，建立了一套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消费理论。戈森认为人类行为准则有三个特征：功利主义，认定一切人类行为的目的在于追求最大的享乐；强调消费和需求；运用数学方法，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各种理论结合在一起所引起的结果，不借助于数学就无法判断这些结果。戈森的消费理论有两个基本要点，即戈森第一定律和戈森第二定律。前者提出了效用递减原理，认为随着消费的商品数量的增多，虽然由消费产生的总效用增加，但增加的速度在递减。当商品消费量的增加未达到饱和点时，边际效用递减且为正数。戈森第二定律是把第一定律运用于消费行为而推演出来的。在收入有限消费欲望无限的假定前提下，任何特定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的货币所产生的效用等于别的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所产生的效用时，消费商品的总效用最大。在消费决策过程中，最重要的不是总效用而是边际效用。戈森第二定律的内容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石。

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基本思想要点。

关于效用的本质、度量和比较。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效用是指商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或者说，效用是指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效用这一概念与人的欲望是联系在一起的，它是消费者对商品满足自己的欲望的能力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对于满足程度即效用的度量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并没有给出准确的论述，只是假定效用可以度量，笼统地给出了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两种方法。效用度量问题是当代西方经济学效用分析理论的一大难题。实际上效用之间是不能比较的，即使用序数效用论代替了基数效用论也是不能比较的。

关于效用函数理论。“效用函数表示某一商品组合给消费者所带来的效用水平。”它研究消费者所获得总效用的决定因素。效用函数理论认为所消费商品的效用量取决于所消费的商品的数量，消费者从所消费的各种商品中所获得总效用等于各种商品的效用量的总和。

关于效用最大化原理。西方经济学家利用边际效用假说和相等利益原理研究了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条件、边际效用与需求的关系以及边际效用与交换的关系。在收入有限、消费欲望无限的假定前提下，任何特定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的货币所产生的效用等于别的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所产生的效用时，消费者的总效用最大。同时认为决定消费者需求的基本因素是边际效用，而商品交换的均衡条件问题涉及到边际效用、效用最大化同市场商品交换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的基础是交换双方从买进的商品中获得的效益大于卖出商品对他具有的效用。二者相等时市场交换便达到了均衡状态。

作为价值理论的边际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的实体是商品的边际效用，而商品的价值是消费者以边际效用为依据赋予商品的一种主观评价。该价值论是建立在戈森第一定律即效用递减法则基础上的。边际效用在量上与商品的数量呈反比，同时，边际效用的存在以商品的稀缺性为前提。

价值理论的比较与评论

效用的可度量性是一个轻率的假定。西方经济学的效用并不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消费者从商品消费中获得的满足感，是一种纯主观的东西，这是无法度量的。与此不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解决了商品价值量的计量问题：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

效用不能说明新价值的创造和旧价值的转移，无法解决价值的补偿问题。

生产中耗费的价值应在交换中得到补偿，否则商品生产无法进行。对于这个问题，效用价值论认为，效用是消费者对商品带来的满足程度的评价，消费者在评价某件商品的效用时，是绝对不会考虑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效用是多少和劳动消耗是多少。因此，效用根本不能转移。至于他们认为的，产品的效用决定生产它的生产要素的效用，产品的价值决定要素的价值。这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成功的解决了价值转移问题。生产商品的活劳动创造新价值，物化劳动转移旧价值，产品的价值由这两部分组成，并通过交换得到实现，这样生产和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

边际效用价值论完全忽视劳动，极力贬低生产和劳动的作用，片面强调消费、需求、欲望和主观心理作用。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个人的欲望和需求，它们在市场上和在整个经济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消费是主要环节，生产过程仅仅起着从属的作用。对于生产资料的价值决定，提出了“归于论”，似乎生产资料本身没有价值，只有消费资料的价值才能够最终决定生产资料的价值。

价格并不进入效用函数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价格是由效用函数推导出的需求曲线决定的，所以进入不了效用函数。但价格不进入效用函数说明价格不影响消费者对该商品效用的大小。这与事实上的消费决策是相违背的。消费者在做决策时不仅要考虑该商品的有用性，还必须要考虑商品的价格。

第8篇：西方教育的利与弊范文

关键词：交通流量 车辆密度 最小二乘法 F检验

中图分类号：U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3）011-102-03

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已经成为人们普遍采用的代步工具，城市交通需求也相应的不断膨胀。而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并不完善，交通拥挤的现象在许多大中型城市时常出现。其中因交通事故、路边停车、占道施工等原因导致的车道被占用现象，会使车道或横截面积通行能力在单位时间内降低，引发车辆排队，出现交通堵塞。若处理不当，甚至会出现区域性拥堵，所以正确估算车道被占用对城市道路通行能力的影响程度，将为交通管理部门正确引导车辆行驶、审批占道施工、设计道路渠化方案、设置路边停车位和设置非港湾式公交车站等提供理论依据。

针对上述背景信息，本文从以下两方面探究车道占用对城市交通通行能力的影响：（1）车道占用发生至解除占用期间，事故所处横断面实际通行能力的变化过程；（2）同一横断面交通事故所占车道不同对该横断面实际通行能力影响的差异。

2 研究问题的前期准备

为研究占用车道对城市交通通行能力的影响程度，本文随机选取某地某路段，在相邻俩个工作日内的同一时间段（约下午四点至五点）模拟交通事故占用不同车道：第一天占用车道二、三，第二天占用车道一、二，录制相应的交通监控视频（路段情况及事故位置等信息见图1），记第k天的视频为视频k，k=1、2。

考虑到衡量道路交通能力有三个最重要的特性：（1）交通流量（单位时间内通过道路某横断面的标准车当量数）；（2）车流密度（某瞬间单位长度道路上的标准车当量数）；（3）车辆平均速度（交通流内部车辆的速度的算术平均值）。本文主要围绕这三方面，对监控视频进行处理加工，统计相应数据，并综合其他影响因素针对所选路段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研究。

3 相关假设与符号说明

4 研究内容与数学模型的建立

4.1 内容一

车道占用发生至解除占用期间，事故所处横断面实际通行能力的变化过程。

4.1.1 内容一的数据处理与综合

为贴近实际，本文将车辆分为大型汽车、小型汽车、电瓶车三种车型，对视频一（第一天），以30秒为一单位时间，分别统计出从事故发生到撤离期间，各车道在各个单位时间内通过横截面的三种车型数量，以及单位时间内在图1所示120米路段内存在的三种车型数量；按通用标准将三种车型的数量以规定折算系数换算成标准车当量数（标准见表3）。

以交通事故发生时刻为开始时刻（即0时刻），每30秒为1单位时间，求得在时间j通过事故所处横截面的标准车当量数： tpcu1，j=（boti，j+0.5coti，j+0.2eoti，j）在时间j通过事故所处横截面的各型车辆总数量（计算方法见表4）。

在时间j处在视频一所示120米路段内的标准车当量数为：

在时间j处在视频一所示120米路段内的各型车辆总数（计算方法见表5）。

视频一中每隔30s记录一次通过事故横断面处的车流量，得到44组数据。由于上游路口红绿灯可以控制车辆通行，故上游车流量是脉冲式变化的，相当于存在一个宏观的涨落，其周期T=60秒，红灯和绿灯近似各占一半。若用每隔30秒记录的数据求解问题，则上游车流量的脉冲特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事故对横截面处道路通行能力的影响，因此以周期的整数倍为周期统计的数据更具参考价值。由于视频较短，原始数据量不大，可错略合并相邻数据，构成一个周期。

模型建立与求解：本文分别从交通流量、车辆密度俩方面分析研究内容一。（表6、表7）

4.2 内容二

同一横断面交通事故所占车道不同对该横断面实际通行能力影响的差异。

内容二模型的建立和求解：

以交通事故发生时为起始时间，以30秒为一单位时间，统计出交通事故发生到撤离期间内，视频二中通过交通事故所处横断面的标准车当量数（tpcu2，j，j=0，1，…，28）；再以时间为横坐标，以相邻俩单位时间内视频二的交通流总量为纵坐标，得到29个点Ck=（xk，yk）=（k，tpcu2，2k+tpcu2，2k-1）。

绘图（见图2所示）得到交通事故期间视频二的交通流量随时的变化关系，并用Matlab拟合出线性方程：y=-0.072x+13。

由统计学的方差理论知，当预测量方差不变时，回归方差越大，残差方程越大，因此可以通过他们的比值预测出拟合的线性方程的效果好坏，即可以通过F检验判断拟合效果的好坏，由于只考虑单因素x 对y的影响。

有如下计算过程：

所以：

计算结果见表8（结果保留小数点后5位）。

经查表得知，在 =0.25水平下，F0.75（1，27）=1.382.38611，因此，至少可以有75%～85%的把握确定所拟合的方程是可信的。

现在同一图像（见图3）中分别描绘出在交通事故期间，视频一和视频二内交通流量与时间构成的点列，并用折线分别连接。

5 结论分析

5.1 定性分析

根据视频很容易发现一个事实：大多数车辆选择在中间车道与快速车道通行，仅有少数车辆选择在慢速车道通行。当交通事故占据部分车道时，原来在事故车道上游通行的车辆必然会变道，通过事故横断面。车辆的无规则变道是造成交通堵塞的重要原因之一，试想即使车辆密度很大，若都在各自车道上规则前行，是很难发生交通堵塞的。

视频一中，事故车辆占据两个较快车道，仅留下一个慢车道供车辆通行。原本在慢车道上通行的车辆速度就不快，此时又有大量机动车从快速车道挤过来，必然会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大大降低事故横断面的通行能力。

视频二中，事故车辆占据的是两个较慢的车道，但留下一个快速车道供上游车辆通行。正如前面所讲，事故发生前有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机动车在快速车道通行，事故发生后，这部分车辆会沿着原来的路线降速行驶，同时有小部分机动车从另外两个较慢速的车道变道驶入快速车道，造成一定的交通拥挤。总之由于快车道上机动车车速本来就比较快，加之由慢车道变道而来的车辆较少，事故横断面出通行能力所受影响不会太大。

由tpcu1和tpcu2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可以印证以上观点。

5.2 定量分析

视频一中交通事故横断面交通流量与时间的变化率（即拟合的线性方程斜率）为-0.046，视频二中相对应的变化率为-0.072，|-0.046-（-0.072）|=0.026

由图3可发现，视频二中的横断面出交通流量与时间的数据点列明显位于视频一各数据点列上方，这也可以从俩个拟合方程在纵坐标的截距大小的差别加以验证，视频一的截距为5.5，视频二中的截距为13，截距差为7.5。而视频一中每单位时间的标准车当量数平均值为，因此可认为占用快速车道（视频一）比占用慢速车道（视频二）对单位时间通行的标准车当量（即对横断面实际通行能力）的影响更显著，因此更容易造成交通堵塞与车辆排队现象。

第9篇：西方教育的利与弊范文

【摘要】目的：探讨健康教育护理模式与传统护理方法在缓解儿童哮喘发作中的作用对比分析。方法：将2007年7月至2010年7月在我院进行治疗的86例儿童哮喘患者随机分两组，观察组实施健康教育护理，对照组实施传统护理，比较两组患者一年内累计住院时间、发作次数、急诊次数和家属满意度。结果：观察组在住院时间、发作次数、急诊次数、家属满意度方面均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关键词】健康教育；传统护理；哮喘；儿童

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是儿童期最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根据现代健康教育护理理念，在加强对患者一般护理的同时应该加强对患者的健康教育［1］。我院就2007年7月至2010年7月在我院治疗的87例儿童哮喘患者进行研究，取得良好效果，现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将2007年7月至2010年7月在我院治疗过的86例儿童哮喘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42例，其中男23例，女19例；对照组44例，其中男24例，女20例。年龄均为1至7岁，86例患儿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呼吸学组制订的支气管哮喘标准［2］，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程等方面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对首次入院治疗的患者随机分组并建立档案，观察组实施健康教育护理，对照组实施传统护理。根据情况随访患者家属，记录1年内患者累计住院时间、发作次数和急诊次数，对患者家属的满意度进行评价。观察组在接受儿童哮喘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进行以下健康教育：1心理指导：患者年龄小，疾病的反复发作和缓解会对患者心理上产生不良影响，护士要积极与患者交流，使其保持良好的心态接受治疗，同时鼓励家属多与患者沟通。2饮食指导：部分食物可成为哮喘发作的诱因，例如芒果、海鲜等，护士要教育家属给患者增加营养，避免过敏食物。3运动指导：适量运动可以提高肺通气量，减少哮喘急性发作机会。因此在保证患者身体耐受的前提下鼓励患者多运动，提高机体抵抗力。4发作时指导：让患者及其家属了解哮喘发作时的先兆表现和具体处理方法，例如咳嗽、胸闷等先兆症状，出现这种情况要及时用药或前往医院。

1.3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8.0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检验水准设定为0.05，当P＜0.05说明有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一年内累计住院时间192天，发作次数131次，急诊次数34次。对照组患者一年内累计住院时间241天，发作次数174次，急诊次数46次。两组三项观察指标比较差异均存在显著性(P

表1 两组患者各观察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年平均住院天数 年平均发作次数 年平均急诊次数

观察组 42 4.57±1.52 3.12±0.72 0.81±0.24

对照组 44 5.47±1.60 3.95±0.71 1.05±0.26

2.2 两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比较：观察组42例，满意34例，不满意8例；对照组44例，满意27例，不满意17例。.观察组满意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组别 例数 满意率(%) 不满意率(%)

观察组 42 81.0 19.0

对照组 44 61.4 38.6

3 讨论

哮喘是一种由多种细胞共同参与的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患者表现为反复发作的喘息、气促、胸闷和咳嗽等症状，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儿童哮喘在国内外发病率普遍较高，严重影响了儿童的正常生活和学习，同时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一定的经济负担。窦红伟［3］认为健康教育能让患者变得乐观，提高其依从性，增强患者与疾病作斗争的信心和决心，提高治疗效果。耿忠华［4］等人发现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发挥其发挥主观能动性，能使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能处于最佳的生理和心理状态。有研究表明［5］，哮喘患者在健康教育干预3个月后,临床症状缓解率、治疗依从性、肺功能测定指标等均优于未被教育者。本研究中，观察组年平均住院天数、发作次数和急诊次数均小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健康教育护理模式不仅对缓解儿童哮喘发作有较好的护理效果，而且能够提高患者及家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是现代护理工作中较好的一种选择，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沈晓明,王卫平.儿科学（第7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

［2］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呼吸学组,中华儿科杂志编辑委员会.儿童支气管哮喘诊断与防治指南［J］.中华儿科杂志,2008,46(10):745.

［3］ 窦红伟.支气管哮喘病患者的护理及健康宣教体会［J］.航空航天医药,2010,21(7):1225.

［4］ 耿忠华,李学萍,葛妍圻.支气管哮喘患者的心理问题及护理对策［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10,4(10):183.

［5］ 王会容,陈美兰,潘俊,赵雅丽.社区支气管哮喘患者的健康教育［J］.社区医学杂志,20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