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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众传播技术的巨大的作用,许多研究人员对它进行了探索和总结,持续推断和证明了大众传播技术对人类和社会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大众传播媒介由最初被称为“皮下注射论”以及“魔弹论”,逐渐成为有限效果论和宏观效果论,还包括一些理论如使用与满足理论等,这些都是人类在认识到它的重大影响力下所做出的各种效果分析总结。然而,不管是大众传媒对人类有绝对影响力,还是有限效果论和宏观效果论,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力始终与各种传播媒介共存,让人类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在现今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大众传媒技术将会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整个人类和社会。
一、大众传媒的含义
媒介一词也就是现在用的是media这个英文单词的复数形式,单数形式是medium。大众传播媒介简单地说就是传媒,它是职业化的信息传播机构,是在1920年前后出现了广播电台后才产生的名词,指在传播途径上用于复制和传播信息和符号的机械与传播组织之间的传播渠道,这些传播组织包括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等等,详细的可以划分为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其中印刷类媒介包括报纸、杂志、书本等,电子类媒介包括电影、广播媒体和电视媒体。
二、青少年群体受大众传媒影响状况
根据青少年时期所接触到的媒介形式,可以将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受众分成三个群体,即报纸广播媒体受众、电视媒体受众、网络媒体受众。而在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过程中,青少年通常是最大的接触群体,因此青少年所受到的影响也是最大最深远的。青少年受到的影响有方方面面,婚姻观念是其中一个方面。大众传媒所倡导和报道的时尚婚恋观和时尚婚恋行为,很容易被青少年模仿并运用于实践中去。若在划分中,再细化到年龄中的话,50年代到70年代往往是报纸媒体受众,而80年代到90年代通常是电视媒体受众,90年代之后一般都是网络媒体受众。90年代之后,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和传播使处于这个时期的青少年成了接触网络媒体最多的群体。
三、实验证明媒介内容对青少年有深远的影响
媒介内容对青少年来说,影响非常深。有关实验表明,西方国家的心理学家曾经针对媒介中带有暴力特点的节目对儿童产生攻击性行为是否有影响这一课题开展了接近十年的调查研究,800多名接受试验者都是年龄位于8、9岁的儿童。结果发现,爱看暴力节目的男孩群体跟那些不爱看暴力节目的男孩群体比较而言,在人际关系交往方面的攻击性更强。此调查还显示,9岁男孩喜爱暴力电视节目的程度跟他19岁年龄时候的攻击行为息息相关,且是正相关的关系。随着各种高科技传媒产品的出现,大众传媒的影响愈来愈强,不管其形式怎样变化,扩大规模还是内容更时髦,无一例外都表现出了对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强大渗透能力,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受到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用。
四、大众传媒影响下的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对策建议
大众传媒给青少年价值观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逐渐得到大家的关注。怎样合理避免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群体的负面影响,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1)政府应加强诱导和管理监督,促进价值观的教育。政府应该在整个社会群体达成广泛的认识,除了学校教育方面之外,家庭教育、传媒教育、有关政府公共部门也是社会教育,既有责任也应该有义务针对青少年的价值观进行正面引导。价值观教育不能作为一个孤立存在的系统,没有任何单一机构可以独立担负价值观教育的重任。所以,务必综合考虑到各个方面的作用,使他们相互协同,克服彼此之间的冲突,避免因为各种因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降低学校价值观教育正常功能的发挥,进而导致价值观教育的低效用状态。
(2)大众传媒需要得到完善,对青少年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社会给予大众传媒的职责是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平衡发展,促进人的全方位发展,大众传媒在青少年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方面有功不可没的影响。所以,大众传媒的消极信息内容的控制,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的态度和努力决定的。大众传媒不但要在乐趣中教学,让学生学得开心,教师教得也开心,而且不能丢掉它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大众传媒应加强提倡行业自我约束,提升文化品位,展现出人文关怀。
(3)家庭价值观教育方法策略。家庭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比较特别,至今还没发现其他事物可以完全替代家庭对孩子的社会化功能,父母采用各种方式方法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的策略如下:在家庭中打造良好积极的媒体环境,对青少年要加强关心和培养,通过正确的方式进行家庭的建设,父母自己也要持续充电,加强媒体知识的学习。
(4)加强对青少年的传媒素养教育。传媒的素养教育或者媒介教育,就是指对受众群体传授有关广播、电视、电影或者是报刊、国际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特性、制作技术及其产品的美学欣赏和社会学评析等方面的知识,它的目的是加强大家对大众传媒信息的分辨过滤能力、承受和抗干扰能力,学会合情合理地使用大众传媒。只有这样,才能使青少年们在学习和生活之中通过大众传媒获得很多积极的帮助,才能培养每个人的判断能力,以及根据情况采取行动的能力。
【关键词】伪娘现象 大众媒介 青少年 性别角色
随着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发展与广泛普及,青少年与媒体的接触无处不在,所受影响也愈加明显。有研究表明,青少年接触媒体的主要目的是休闲娱乐,这从近年来以“快乐中国”立台的湖南卫视在青少年观众中的受欢迎程度可窥见一斑。媒体传播着的选秀、竞赛、婚恋等多种娱乐节目使人眼花缭乱。但是,青少年在观看这些节目时不只是娱乐,其心理和行为潜移默化地会受到节目所构建的精神世界和传达的价值观的影响。媒体对青少年性别角色行为和意识的影响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湖南电视台的“2010快乐中国 快乐男声”中最受人关注的选手莫过于被网友称为“著姐”的刘著。这个四川音乐学院的男生凭借出位的打扮,女性化的表演而成为焦点,刘著的大批女性装扮的照片也在网上疯传,受到不少粉丝的追捧。由此,“伪娘”成为网络的热门词汇,并出现了一批“伪娘”以及以“伪娘”为题材的小说。
百度知道中对“伪娘”的定义是:相貌形态天然的呈女性化美,具有很强的蒙骗性,生理性别为男的正常人类,大多给人以错觉,易被误认为是女生,有的甚至能够以假乱真,蒙过一般女生。
2005年超女的冠军李宇春因其帅气的中性气质走红,拥有了众多“玉米”,被人称为“春哥”,这不禁让我们担忧:传统教育要求男孩子应该是阳刚的,女孩子是温文尔雅的,而女生中性打扮、“伪娘”的出现却向青少年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娘娘腔”不仅不会被嘲笑反而得到许多人的追捧,成为明星。这种男女性别角色的错乱通过大众传媒作用于青少年,会对其性别角色的意识带来负面影响。2005年以后的两届超女比赛,以中性打扮参赛的女孩明显增多就是例子。
性别角色是个体一生所扮演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角色。性别角色的形成除了先天遗传因素外,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密不可分。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个体通过社会化获得自己的性别角色。青少年从日常与大众媒介的接触中认识社会,大众媒介促进青少年的社会化,日益成为影响青少年性别角色发展的重要因素。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G.H.米德的“主我与客我”理论认为,自我意识对人的行为决策有着重要影响。自我可以分解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为意愿和行为主体的“主我”(I),它通过个人围绕对象事物从事的行为和反应具体体现出来;另一方是作为他人的社会评价和社会期待之代表的“客我” (Me),人的自我意识就是在“主我”和“客我”的辩证互动过程中形成、发展和变化的。①2005年浙江农村青少年大众传媒接触及影响实证研究表明:青少年的偶像以大众媒介人物为主。青少年会把大众媒介中的人物作为偶像来模仿,并将媒介传达的社会对性别角色的看法内化到自己的认知系统中,进而形成自己的性别角色行为和意识。现实生活中不乏有类似刘著的青少年,他们虽然是男儿身,但是迫于社会偏见和压力会压抑这种打扮女性化的念头。还有许多是为了个性、引人注意,在看到刘著走红后会产生这种男扮女装的想法。大众媒介对于刘著的大肆炒作无疑会造成这些人认为“伪娘”这种角色是被社会所认可和接受的,从而激发诸多不成熟的年轻人竞相效仿。
青少年的媒介接触行为受同辈群体的影响较大,与其他媒介相比,同辈群体能对儿童的行为提供及时和直接的反馈。为了避免孤立,他们在群体压力和趋同心理的作用下,会接触群体多数成员接触的媒介,参与群体话题的讨论中,造成某种思想风气在青少年群体中广泛蔓延。如果这种风气是畸形的、非健康的,将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和行为造成偏差,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新的性别角色认同。
社会应当宽容真正的易群体的存在,这是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作为社会弱势群体,我们应当理解他们,同情他们。但是,大众传媒的过分宣传和炒作,造成“伪娘”现象,让社会大众对他们公开的品头论足,给社会带来了不良的风气,也是对易群体的一种侮辱。
大众媒介对青少年性别角色形成带来的负面影响将对青少年未来的成长与发展造成伤害。应该及时遏制大众媒介的低俗炒作之风,传播健康的内容和思想。具体对策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宏观层面上,政府应加强监管
消除大众媒介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政府有责任也有义务进行干预,为青少年社会化创造一个良好的媒介环境。
一、制定法律规范,加强对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监管。由于我国各个媒介的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制作的节目内容也良莠不齐。少数媒体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而抛弃应有的传递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建设高尚道德规范,确立正确行为模式的社会责任,而最有效、最重要的手段是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用法律来规范大众媒介的内容选择和制作。
二、从制度和技术方面管理媒介。在媒体管理机制设计上,防止青少年接触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社会观相背离的媒介内容。技术上要及时通过网络监控等技术手段及时对错位性别角色的节目、网站等进行监管,保证青少年性别角色的正确发展。
其次,微观层面上,要加强媒介自律。增强责任意识,为青少年社会化营造健康媒介环境
一、加强传媒职业道德建设,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媒体的从业人员首先应在意识上认识到媒介对青少年有广泛的影响,其职责不仅仅只是为大众提供娱乐、为媒体创造经济效益,还必须遵从国家的相关法规和职业道德,加强责任意识,做好对青少年的正面引导、教育工作,帮助青少年找准正确的性别角色定位,树立正确的性别观念。
二、建立传媒自律机制,提高媒介对节目内容的评价标准。建立起科学化和制度化的电视节目制作流程管理制度,提高节目内容的评价标准,而不仅仅将收视率、收听率、浏览次数等作为单一标准,要加入是否有教育意义,是否对社会问题有所反映,是否倡导了正确的、高尚的价值观等社会责任方面的指标。
三、重视对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教育。现代社会,青少年与大众媒介不可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大众媒介,针对大众媒介带来的消极影响,增强对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使青少年对媒介具有较强的分辨能力和批判能力,从而具有独立抵挡媒介伤害的能力。能够正确甄别媒介,选择适宜媒介,理性使用媒介,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一是帮助他们掌握必要的媒介知识,了解媒介运作,内容制作、传播的过程,以及媒介营造的环境与实际生活的异同,使其对媒体炒作的不正常现象和低俗风气具有免疫力。二是培养青少年的思辩和媒介批判精神。家长或学校老师应当对青少年的媒介接触行为有所指导,告诉他们哪些节目,哪个电视台、网站对他们是有益的,多让其观看品位高、质量优的好节目,提高其观看水平。此外,还应对家长、教师等相关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媒介素养培训。■
参考文献
①卜卫:《大众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②卜卫,《大众传媒与儿童性别角色的社会化》,《青年研究》,1997(2)
③葛进平,《浙江农村青少年大众传媒接触及影响实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④方建移、章洁:《大众传媒心理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⑤张积家、张巧明,《学生性别角色观的研究》[J].《青年研究》,2000 (11)
⑥[美]约书亚・梅罗维茨 著,肖志军 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粉丝文化;大众传媒;受众研究;青少年亚文化
2005年的超级女声是中国大众传媒历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事件,它不仅开启了以湖南卫视为代表的全民娱乐的新纪元,也将一股新鲜生猛的力量带入了人们的视野。随着“玉米”、“凉粉”等粉丝团体的成立及其为明星宣传而组织的各种活动,“粉丝”及其所代表的“粉丝文化”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早期的研究者往往着眼于“追星”对青少年心理的影响与塑形作用,强调对粉丝文化的监控和引导,趋利避害,使之更好地为教育事业服务。对于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的粉丝文化来说,这固然是一种不错的视角,但是未免有失片面,难以发掘粉丝文化的深层内涵和巨大潜力。因此,本文试图从媒介研究、受众研究、青少年亚文化研究等多重角度切入,对粉丝文化进行多维度的审视,以阐发这一看似喧嚣浮华的文化现象背后所隐藏的社会文化意义。
一、大众传媒:盲从还是颠覆
“粉丝”,即英语“fans”的汉语音译,主要是指体育或表演艺术的热心观众,以及某位名流或某种娱乐消遣的仰慕者或追随者等,在80、90年代又被称为“追星族”。无论是体育明人、电视剧还是影视明星,都是大众传媒所生产和包装而成的“商品”,而作为这些“商品”的有力消费人群,粉丝不可否认与大众传媒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可以说,粉丝正是大众传媒的产物。大众传媒凭借其强大的覆盖率和宣传强度,可以将大量信息同时传递给大量的受众人群,迅速完成对偶像形象的塑造和推广,以其吸引大量的受众,使之成为后续商品(电视剧、电影、广告、流行歌曲,甚至服装和化妆品品牌等)的潜在消费人群。事实也证明,忠诚的粉丝是媒介娱乐产品消费的主要力量。以“超女”为例,热切的粉丝团不仅大量购买所支持的明星的歌曲专辑、MV等相关产品,更主动为明星的宣传和推广出谋划策,组团到演唱会现场为明星呐喊助威等。狂热的粉丝就宛如一群被奶酪香气吸引的老鼠,在欲望和感情的支配下毫无理性地追随着由大众传媒工业精心策划和包装的“商品”(明星、电视剧集、艺人等),消耗着巨大的金钱和精力。这也是80、90年代大多数人对粉丝的看法:“着迷、冲动、不理智,甚至有点竭斯底里。[1]”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仍以“超女”为例,和以往的明星体制不同的是,这是一场“全民化”的造星运动。粉丝不再简单地迷恋大众传媒制造出来的明星,而且主动参与到这场声势浩大的造星运动中来,从众多的选秀者中挑选出自己喜欢的人物,进而通过网上投票、宣传、现场呐喊助威等多种形式为自己喜爱的人物进行宣传推广,打造出一批“平民明星”。这一行为已经彰显出了粉丝的主动性和自主性。正如约翰?菲斯克在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中所观察到的,粉丝不仅仅是明星、剧集等传媒产品的忠实接受者,而且总是“积极地参与到原始文本的建构当中,从而将商业化的叙事或表演转化为大众文化”[2]。如朋克乐迷们热衷于组织俱乐部,穿着朋克装束去听演唱会,再如粉丝们自发组织起来要求制片公司更改不满意的剧情等等。菲斯克认为,粉丝的这种生产力是一种被统治者以“拼贴”的方式从“他者资源中创造出自己文化的一种手段”,体现了大众文化本身的颠覆性和抵抗性。
二、受众:接受者还是生产者
作为大众传媒娱乐工业的理想消费人群,粉丝的受众特性无可置疑,菲斯克就将粉丝视为“过度的读者”(excessive reader),认为他们“和其他不太过分的大众读者的差别只是程度上而非性质上的差别[3]”。然而他同时也指出,粉丝并非被动的接受者,他们不仅有较强的辨别力,而且具有一定的生产力。菲斯克指出,粉丝不仅仅满足于对明星及其产品的消费,而且热衷于通过对原文本的模仿、拓展及改写,即采用一种“拼装”的方式,创造出一套拥有自己的生产和流通体系的特殊文化。他将粉丝的生产力概括为三个方面:符号生产力、声明生产力和文本生产力。另一位粉丝文化研究者亨利?詹金斯则借用德赛都的“盗猎”概念,更加详细地阐述和分析了粉丝文化的创造性。他认为粉丝“构成了消费者别活跃和善于表现的一个社群”,他们不仅是文本的“盗猎者”,而且“将盗猎发展成了一种形式”。通过一系列“前进和撤退,玩弄文本的战术和游戏”以及某种类型的文化拼贴,粉丝“在持续地重估他或她与虚构文本的关系,并根据更切近的利益重构文本的意义”。他认为,粉丝构成了一种“参与性文化,这种文化将媒介消费的经验转化为新文本、乃至新文化和新社群的生产”[4]。通过将对原文本的消费和粉丝杂志故事、小说、表演等新文本的生产相并举,粉丝文化模糊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界限,成为了一定意义上的生产者。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虽然粉丝文化的生产力和创造性不可否认,但必须认识到,这种生产力和创造性是与其原文本,即大众传媒工业生产的商品是无法分割的。没有大众传媒工业生产的原文本,就不会有粉丝,更遑论其依据原文本而“拼装”改造出来的“新”文本?还有研究显示,大多数粉丝倾向于从传媒文化中得到经验,而不是直接参与社会生活,他们的创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二度创造”,或者是“影子的影子”。另一方面,粉丝对某一明星或电视剧非理性的热烈拥护也说明了其受传媒操纵的被动性。
由上可见,粉丝的受众特性绝非简单的“主动”或“被动”可以概括,而是同时具备生产者和接受者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受众积极参与到传媒作品的建构与阐释当中,创造了具备一定独立性的粉丝文化;另一方面,他们的生产和创造又被他们所改造和颠覆的传媒产品所束缚,无法得到完全的独立。这一矛盾的特性恰好与大众文化既附属于主流文化、又不无颠覆和反抗的特性相吻合。
三、青少年亚文化研究:颠覆还是依附
虽然粉丝群体的成员可能来自各个年龄段,但大多数粉丝的年龄在15~30之间,随着网络的发展和大众媒介铺天盖地的蔓延,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活跃在各个粉丝论坛上,通过对明星、电视剧或游戏的热衷和推崇发出独特的声音,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另外,粉丝文化所体现出来的对主流文化的反叛、对自我声音的坚持以及对个性的推崇,都与青少年亚文化对风格的强调不谋而合。考察青少年亚文化与粉丝文化之间的联系、共通和交流,对深入理解粉丝文化大有帮助。
文化研究者大多强调青少年亚文化与父辈文化之间矛盾而又复杂的关系,赫布迪奇认为,青少年亚文化往往采用挪用、切割重组及拼贴的方式,彻底改写、颠覆和延伸父辈文化中的一些重要的话语形式,从而传达出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和论述。而粉丝对原文本乐此不疲的改编、续写、拼贴和互文,正是青年亚文化这一充满反叛性和创造力的表意方式的绝佳体现。青少年亚文化和粉丝文化有如此多的共通之处,以至于很多研究者甚至将粉丝文化归为青少年亚文化的一种。的确,这两种文化在很多地方是如此相似,它们都体现了亚文化与之俱来的颠覆性和具有破坏性的创造力,它们无视原文本的权威,在大众文化的资源宝库中任意地切割、拼贴和改装,经历着一场异彩纷呈的狂欢。
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这并不代表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附着早已获得权威地位的主流文化,在这一点上粉丝文化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不仅仅表现在大多数粉丝对大众媒介生产的原文本的推崇和追随,也表现在粉丝生产对大众传媒产品的依赖上。由于资金、原材料及天赋的限制,大多数粉丝并不生产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产品,而是通过对原文本及其他文本的拼贴和重组来进行创作。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们的“原创性”,也显示了他们自身的局限性和依附性。此外,许多粉丝团体具有自己的一套规范和行为准则,内部成员的组成也具有组织性和等级性,体现出了主流文化的一些特征,如对权威的服从,对某些行为规范的遵守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说,粉丝团体的活动经历对青少年是一种对将要接触的社会文化的预演,是对主流文化的提前认知。一些研究者提出要借助粉丝文化引导和教育青少年,正是看中了粉丝文化的这一特性。
四、结语
任何文化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带有自身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甚至不乏矛盾和冲突,粉丝文化也不例外。作为大众文化中最活跃、最独特的一个子集,粉丝文化更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了当今社会在经济、文化、青少年成长教育等多方面的特性及变迁。因此,不应孤立地研究粉丝及其文化,只有将其纳入更广泛的文化研究及传媒研究、社会学研究当中,从多角度考察粉丝文化的方方面面,才能对粉丝文化有一个更加深入而全面的了解。
(作者简介:刘瑞雪,女,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数字分社编辑,硕士,主要从事编辑工作。)
参考文献
[1]李景瑞.听余光中先生谈“粉丝”[N].文汇报,2006-06-21.
[2]蔡骐.解析菲斯克的大众文化与粉丝研究[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报,2010(6).
[关键词]视觉文化 消费文化 培养理论 被迫成熟 拟态环境
一、当代传媒文化的特点及突出现象
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很多,不同领域对文化的定义不同,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 Tylor,1832-1917)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符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他主要强调了精神或社会心理层面。吉尔兹将文化定义为:“人类为了传达关于生活的知识和态度,使之得到传承和发展而使用的、以象征符形式表现的、继承性的观念体系”。这个定义,强调的是文化的符号性和象征性。
就传媒领域而言,传媒文化是象征符的集合,包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如精神层面的社会制度、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及习俗等,物质层面的如传播媒介、传播机构、乃至传播“情境”等。传媒文化区别于文学和艺术等精神产物,有其功利性,大多不具备珍藏价值,其品位取决于受众,缺乏早期传媒的“精英意识”和思辨特性。为迎合大众口味,它甘于简单化、商业化,及同质化。
传媒文化是这个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传播运行的血液。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科技的进步、经济的演进同样影响的传媒文化;反之,新媒介的不断出现、信息的传播也制约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随着传媒科技的进步,传媒文化由印刷文化演进到视觉文化,而经济形式由过去的工业形式到消费社会,传媒文化呈现出消费文化的特性。而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矛盾加剧,媒体自身的发展也出现了兼并潮,让媒介文化出现了霸权特性。
1.视觉文化
视觉文化区别于文本文化,其传播载体不是传统的印刷物,而是各类机器媒介系统,包括从早期的电视、电影到现在如电脑、电子看板等视频载体,乃至受广大青少年喜欢的PSP、手机等掌上电子产品。呈现模式也从黑白、到彩色,从2D到3D。符号不仅仅是文字,更主要的是动态图像。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指出:“我相信,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形成知识的印刷和视觉的相对比重中却存在着对一种文化的聚合力的真正严重的后果。印刷媒介在理解一场辩论或思考一个形象时允许自己调整速度,允许对话。印刷不仅强调认识性和象征性的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强调概念思维的必要方式。视觉媒介―-我这里指的是电影和电视――则是把它们的速度强加给观众。由于强调形象,而不是强调词语,引起的不是概念化,而是戏剧化。电视新闻强调灾难和人类悲剧时引起的不是净化和理解,而是滥情和怜悯,即很快就被耗尽的感情和一种假冒身历其境的虚假意识。”“整个视觉文化因为比印刷更能迎合文化大众所具有的现代主义的冲动,它本身从文化意义上说就枯竭的更快。”
而因为视觉媒体传播内容的形象性,它的符号内涵也更为广泛,其暗示意义往往在不经意中传入受众的心理,并在反复传播中获得受众的认可、甚至模仿。对电视影响的研究以伯格纳的培养理论最具有代表意义,其核心意义是:传媒文化可以培养、建构受众的世界观。研究组发现在1967年和1968年的黄金时段节目大约有80%以上的节目中包含一次或二次以上的暴力事件。伯格纳通过分析大量的样本发现,看电视多者会比看电视少者觉得这个世界更加丑陋而卑劣的。
2.消费文化
施拉姆在1982年出版的《男人、女人、讯息和媒介》中,明确提出大众传播的经济功能,指出大众传播通过经济信息的采集、提供和解释,能开创经济行为。法兰克福学派指出文化的生产已经和商业密切结合了,文化产品就是消费品,传媒文化就是一种消费文化。通过消费将客体、群体和世界建立联系,鲍德里亚说消费是“一种操纵符号的系统”。传媒文化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自始自终都渗透着商业的趣味和结构,通过吸引受众来获得经济利益。
这种消费文化负载着政治或广告任务,通过逼真的视觉效果、音响形式来吸引公众的关注。在这一隐含的消费意义下,媒体常常在电视中营造出公众向往的场景来刺激公众的欲望。
美国的经验学派提出了受众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研究了受众通过媒体来满足自己特定的需求,这些“满足”的背后是传媒的消费主义,物质利益悄然改写政治理想和人文关怀等媒介追求,媒介内容开始适应利润增长的需求,是商家和资本的合谋。鲍德里亚指出在消费时代的传媒文化有一个重要特点:媚俗。“媚俗有一种独特的价值贫乏,而这种价值贫乏是与一种最大的统计效益联系在一起的:某些阶级整个地占有着它”。
3.霸权和民主的博弈
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角逐及媒介机构的兼并潮,必然带来经济垄断和传播霸权,传播内容不管他们如何标榜客观、公正,常常掩饰不了其意识形态和集团利益,例如,西方社会乐于在新闻节目中常出现的场景,“贫民窟”、“流离失所的难民”、“飞机轰炸的场景”、“激动的政治发言人”等符号,使西方世界把第三世界与贫穷、落后甚至愚昧联系在一起。而忽略第三世界自身独特的文化和民族特性。
但与此同时,传播霸权并不能阻隔来自大众的声音,传媒文化带有消费特性――人人参与。随着IT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的新闻传播方式也不断更新,很多门户网站纷纷开通了新闻讨论渠道,出现了不同过去单向传播模式的双向沟通机制,而这一民主特性从电视播出节目的平民化,到集体讨论的BBS,再到众人参与的微博。这种趋势在以一种扩张的力量在增强。他们以自己的力量在反抗着传播霸权。
因霸权要考虑受众的需求,而受众由于获取信息和传播信息的渠道有限,也要考虑媒体的力量。而这力量不断在发生磨合,形成平衡。
二、传媒文化对青少年心理的影响
1.信息环境环境化
青少年对于社会的认识有片面性,无法达到客观,其对于社会的了解主要来自媒介信息,他们对社会环境的了解正如李普曼提出的“拟态环境”: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合复杂化,人们由于活动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无法对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事物保持经验性接触,对于超出自己感知范围的事物,只能通过大众传媒去了解。大众提示的环境并不是全部的现实环境,而是一种“拟态环境”。换言之,经验不足的青少年对环境的了解更多的依赖于传媒文化。正如前文所述,当代传媒的视觉内容更多的是迎合成年大众的口味,暴力及各类低俗内容频出,在这样的环境下,青少年很难将媒介内容与现实情况加以区分,如果按照日本学者藤竹晓提出的“信息环境环境化”,即人们根据拟态环境来适应环境,则各种拟态环境很可能就演化成现实环境。这也正是美国青少年犯罪率上升与其节目中暴力场景出现频率上升相关。
传媒文化的霸权同样造成青少年对其真实性的怀疑。随着他们的社会实践越丰富,他们会发现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的区别及相似,他们需要不断调整自己对这个社会的理解。而当发现现实与自己想的差别过大,他们往往会有一种焦灼感、甚至逃避心理。
2.偶像崇拜
而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学中提到儿童性心理的发展要经过口腔、、生殖器三个阶段的自恋期,在告别自恋期进入他恋期,如果人格发展正常,就会具有理想人格,符合社会规范。这一过程“移情”、“补偿”起了关键作用。如果不能很好的“移情”,就会陷入“恋父”或“恋母”情结而成为精神病患者,青少年需要一个移情对象,而学习、游戏、偶像崇拜均成为移情对象。而大众传媒具有社会地位赋予功能,在反复播出某个人的“美好形象”时,会逐渐被青少年接受,并成为其追星族。而这种偶像制造功能,又能进一步刺激青少年对其附属产品的消费,来实现传媒的经济功能。而从社会心理角度来说,青少年追星是一种寻找自我、寻找感情投射的幻觉安慰。
媒体对偶像的不断推出,并不是如过去宣传英雄和成功人士的传播方式,它所宣传的不在世英雄和成功人士的奋斗历程和精神境界,而是一种或阳光、或忧郁,美丽大方或帅气的形象。因为媒体的目的无非是迎合青少年的心理,而刺激消费。各种选秀节目频频,成功的偶像除了不断展示自己令人赏心悦目的才艺和美丽外,另就是展示自己成名后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刺激的是青少年的欲望。
我们会发现,青少年逐渐将欲望与理想混淆了,或者说他们把欲望放在理想之上,一旦发现自己的理想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时,他们会马上做出调整。他们喜欢说:“我要过怎样的生活。”而不是说,“我要获得什么样的成就。”他们在自我人格完善的过程中变得迷惑,想获知的是如何满足欲望的途径,而不是如何努力来成就自己甚至社会。消费文化的粗线和功利,让青少年变得浮躁而虚妄。而进入社会的各种能力和做人的道理对他们而言变得可有可无。这也是很多青少年步入社会而无法适应的原因之一。
但同时,我们又会发现,因为传播渠道多样化和民主化,相比90年代对四大天王狂的热,现在青少年的偶像追逐多少带点审视的目光,我们会发现在快男、快女的讨论群里总有不少人持有反对和批判态度,在宣传他们“美好形象”的同时,又会出现他们的“难堪举动”。大家对“炒作”一词也日益敏感,对于明星经纪公司的种种策划,他们并不是趋之若鹜。
3.被驱逐的纯真与画面式思维
而在以成年人为信源、信宿为主体的传媒体系中,青少年所获得的信息与他们的年龄所接触到的信息并不相符,无论他们多么具有选择权,但是在不断扩大的传媒环境中,充斥着各种带有商业目的且极具视觉冲击力的传播内容。大众传媒内容的消费主义让其走向媚俗,各种缺乏质量的节目和电视剧不断上演,主持人为取悦观众而大提“前卫”问题,电视剧不顾古典名著的原汁原味,上演各种“”。
美国学者梅罗维茨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媒介情境论”他认为电视这一大众传媒形式促成了社会情境交融,最突出的一点是公私情境合并,原本属于私人领地的事件开始暴露到公众视野里。成年人生活中的“秘密”―平庸、邪恶、暴力、欲望不断暴露在青少年面前。他们不得不去理解本不属于他们理解范畴的事物。种种这些现象很可能会造成青少年的性心理早熟,或潜在的暴力倾向等。
传媒文化的视觉化,让青少年的思维方式也在不断地改变,他们开始走向非逻辑思维模式的后现代,以文本来描述动态的画面,以画面来描绘自己的心情。网络上流传着属于他们的画面感十足的语言:“我泪奔”,“我晕”,“我以45度锐角仰望你”。同时,叙事式的漫画比文字更受追捧。
因为传媒文化的变迁,他们接触到超出年龄的信息,看似有着比过去更加成熟的心理,却又带着种种非逻辑化的“单纯”的思考方式,并以他们的方式思考着、成长着。
4.更多的参与机会
传媒文化的民主特性也在不断发展,虽然网吧禁止18岁以下青少年进入,但是现在家用电脑和手机上网的普及让他们更多的参与到社会信息流中,很多论坛里出现了各种有他们年龄段特色的文字,他们更加乐于展现自我、发表评论。他们在受传媒文化控制的同时,又反过来挑战着成年人的主流思想。如一直以叛逆形象示人的韩寒,从反高考、反成人世界的虚伪和腐朽开始一直受着广大青少年的追捧。他们的声音也逐渐受到重视。
而现在各种电视节目也热衷于将青少年加入进来,早期有有“校园派”的三星智力快车,到现在各种选秀节目。他们开始不断展现着自我。
三、如何给青少年一个健康的环境
青少年因社会经验有限,心理不够成熟,而更加渴望了解这个社会的真实,在面对传媒文化的种种冲击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反应,或激烈、或困惑、或麻木、或模仿,正因为如此,传媒文对他们的影响更值得整个社会的关注。
首先,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比较完备成熟的把关人体制,对于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发展的传播内容要把关,这里说的“把关”并不是让青少年完全杜绝接触各种传媒信息,而是采用一个适度原则,而并非草木皆兵,媒介在对公众公布信息时,要考虑到青少年人群,对成年世界的性、暴力或邪恶事件要加以过滤。学校和家长在青少年已获知的不良信息后,在告知实情的情况下,同样,要尊重青少年的选择权,并对青少年可能产生的偏激心理加以引导。
其次,青少年在接触各类传媒信息的同时,要进行相应的媒体传播教育,告知媒体的主观性和功利性,将课本传播和课外信息传播加以区分。
最后,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要学会调整青少年获得信息的途径,不能让他们一味依赖书本、报刊或电视来获取信息,鼓励青少年参与有意义的社会活动,通过自身的接触来了解这个社会。
参考文献:
[1]陈力丹,闫伊默.传播学纲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关键词】音乐教育;大众传媒;负面影响;对策
【中图分类号】J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158(2012)11-0284-02
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媒介的发展历经印刷媒介(报纸、新闻)、电子媒体(电视机、收音机)到当今的大众传媒(计算机网络、多媒体),媒介的更新换代之快超出了人类的想象,而媒介所带给人类的影响更是始料不及。
一、大众传媒对音乐教育的正负面影响分析
音乐作为人类精神文化财富的一部分,自然毫不例外地要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其实就音乐本身来讲,音乐自产生开始,就离不开音乐的传播,而音乐的传播要依赖媒介,因此音乐和媒介就像一对孪生姐妹,形影不离,音乐教育是音乐传播的重要手段。当今大众传媒的发展更是让音乐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音乐由专为权贵阶层享用的“奢侈品”变成为普通民众提供的“普通品”,音乐从本属于意识形态中的“上层建筑”而遥不可及降为“经济基础中的商品而可以任意购买,音乐教育的方式由口传心授到当今的“复制式获取”,传媒的发展使音乐教育的方式逐步丰富多样化,营造了全社会范围内的音乐氛围,普遍性地提高了民众的音乐化水平,有效地促进了音乐信息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流动,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音乐界的一场震撼性的革命。
传媒技术的发展使音乐教育收益颇多,但它对音乐教育的负面影响仍不可小觑:“复制式获取”为主流的音乐传播方式使音乐教育成为“实验室教学”,越来越远离生活实际,音乐发展逐渐丧失了创新原动力;数字传媒技术导致音乐制作的量化式发展,音乐逐渐成为音符的堆砌,文化内涵缺失;音乐的产业化、商业化、娱乐化、媚俗化态势的形成导致音乐价值判断的迷失,隐藏在音乐虚假繁荣面纱下的却是经典音乐文化的没落和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断层日益明显;音乐制品的不可改变性、功利性的因素和教育体制的不完善使得音乐教育更侧重于技术性而或略了音乐作为艺术性的一面;各种体裁、风格、流派音乐的充斥导致本土化、民族性的音乐文化难以为继;由于对传播内容监管不力,音乐教育内容中低俗、不健康内容逐渐增多,参差不齐、好坏难分,严重影响了青少年身心的健康成长,这些现象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二、对大众传媒应当持有的正确态度
其实在大众传媒出现后不长时间内,就有许多专家学者就意识到这些问题,并呼吁全社会抵制大众传媒的强大攻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2年的国际媒介教育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媒介素养”的概念,引导人们正确使用媒介,但是由于大众传媒无孔不入的影响,该工作收效甚微。
笔者认为,无论大众传媒在技术上有多先进,但在信息传播的功能上与以前的所有媒介并无不同,且能否使其产生正面效应,完全取决于如何正确地使用和使用人,单纯地谴责传播媒介工作于事无补,而且大众传媒为人类带来的益处还是相当显著的,到不可因为其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全面否定。例如:对于“复制式获取”的音乐传播方式不可一味谴责,因为从古至今音乐的传播以来的都是复制,只不过当今的复制方式过于精准,而失去了变化和创新的空间;对于流行音乐,首先流行音乐里也有积极、健康的因素存在,另外流行音乐也反映了普通民众的正常的音乐需求,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历史上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流行音乐,只不过流传下来的极少。
因此,在对待大众传媒的态度上,要正视其存在,对其正面的影响予以肯定,同时要深入分析、探讨造成负面影响的因素和原因,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避免其所产生的后果。
三、造成负面影响的根源分析
造成目前负面影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音乐信息输入端监管不严是造成当前音乐教育内容杂乱无章的主要原因。正确的音乐教育应当在选择教育内容上严格审查、把关,将健康、积极的内容通过正确的传播媒介传达至正确的受众对象。而当前,有部分缺乏社会责任感的音乐制作人出于盈利性目的,迎合部分细分市场人群的需求,将各种低俗的音乐制品投入各种教育渠道,对青少年身心的健康成长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二)音乐价值判断的迷失降低了受众的音乐辨析能力。好的音乐应当能够反映时代前进的道德主旋律,应当容忍体裁、格式、风格的多样化,应当包含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积淀,应当有利于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有利于改善社会精神风貌,而当前流行音乐中的“快餐型”特征正是导致文化缺乏、内涵单一的重要原因。另外,好的音乐的价值很多情况下是超越时代的,不能简单地以唱片价格和发行量来衡量。
(三)音乐教育体制不完善是音乐发展停滞的重要原因。不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在教育方向上力求达到的是音乐演奏的准确性,而忽略了音乐的艺术属性,这违背了音乐自由化的特征,扼杀了自由发挥的潜力。另外,音乐教育单纯强调音乐专业教育而忽视了文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知识的培养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四)“实验室教学”的教育方式使音乐创作的动力丧失。人类任何的活动都来自于实践,音乐活动也不例外。大众传媒的发展在提高教育效率的同时,也将人的活动领域局限在一个个教学实验室中,导致音乐活动本身失去了外界新鲜因素的注入,创作停滞也就在所难免。
四、对策建议
(一)加强音乐传输渠道的监管力度。要对各种音像制品的的内容严格审查,认真鉴别,禁止并避免不符合要求的作品进入教育流通领域;要在教育内容选材质量上做到严格把关,切实为受众的身心健康发展负起责任;要密切关注各种音乐流通渠道(例如电视媒体、计算机网络传媒),屏蔽不利信息的干扰,真正地净化音乐传输环境。
一、青少年的同一性危机与权威接纳混乱
“同一性”是美国著名精神分析理论家埃里克森在《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青少年期的“危机”是自我同一性与角色的混乱,即同一性扩散的冲突。权威接纳混乱是“同一性综合症”的七大表现之一,主要指无选择性的盲目犯上或盲目崇拜,尤其是对明星的疯狂追求。在时下当今青少年的成长历程中,权威接纳混乱主要表现为对影视明星、歌星、体育明星的“顶礼膜拜”,即所谓的“三星崇拜”。
二、“三星崇拜”的原因分析
(一)自我价值目标的不明确和精神世界的空虚,使青少年误解了成功的真谛
对于人生目标来说,青少年期是一个不明确、无目的发散的时期。因而,其精神世界极易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不论是积极地还是消极的、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往往都具有极强的惯性,会给青少年的身心都打上深刻的烙印。不同的权威树立了完全不同的“成功”或“成名”样板,如何对其进行识别与分辨,就成为摆在涉世不深的青少年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在思考不奏效的情况下,他们会倾向于“跟着感觉走”,而外表光鲜、生活时尚、行为不羁、思想开放的明星必然会从各种权威中脱颖而出,成为影响青少年的主力而能够更多、更快、更好地给予此类印象自然是以歌星、影星、体育明星为代表的各种明星。
(二)“望子成龙”的中国式家庭教育,一定程度上扭曲了青少年的名利观
中国自古有“重学”即重视教育的传统。而直到今天,人们也没有完全抛弃这样的读书观和教育观,“知识创造未来,教育改变命运”,其背后的潜台词便是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个人的成功,或者更简单地归结为个人获取名利。在现实社会中,谁是名利的最佳样板和标杆?一是商政精英,二是各路明星(学术和道德模范必定是被天然排除在备选者之外的,至少不是“最优解”)。但绝大多数青少年乐于崇拜的必定是后者,因为在青少年眼中,前者显然死板、无趣甚至带有几分“庸俗”,不及后者光鲜亮丽又有几分“文艺腔”。把明星的“一夜成名”当成通往名利的终南捷径,最终促使青少年在潜意识中选择了崇拜明星。
(三)学校教育的单一性,抑制了青少年的个性发展
学校教育的刻板和单一绝非某个国家的“特色”,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这个单一性又有着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首先是评价系统的单一性。以分数论英雄,是学校的评价准则;其次是起点和终点的单一性。来自同样的地方(上一所学校)、去往同样的地方(继续深造),这是青少年对于自身所处的学校的基本观感。而由于学生们对学校及其所属物的普遍失望,教师往往难以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充当最起码的引导者的角色,而那些或是清新可人的、或是外表俊美的、或是孔武有力的明星再次成为青少年们心灵的监护人,进而对明星的崇拜也成为他们最后的庇护所。
(四)同辈群体的影响是明星追逐成风成流
对青少年们来说,最重要的同辈群体就是学校里的同学,因为互相之间的相处时间最长、交流程度最深。在许多问题上,他们会互相熏陶、互相影响、互相模仿,形成一种同辈教育现象。在同辈群体面前,习惯于说教、规训的各类权威是苍白无力的,无法发挥太多实质性的作用,而追求、崇拜明星才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才是同辈教育的极佳“素材”。学生们在课上课下,以公开的或私下的方式交流明星的生活、轶事,分享各种关于明星的独特知识,交换明星们的影音资料,“追星族”这一亚文化群体正是在这些潜移默化的熏染中悄然形成的,与其所伴随的,是文化的传染性传播。
(五)社会舆论导向的偏差,导致青少年对明星的盲目崇拜
由于大众传媒的科技化、规模化、商业化运作,“利益”成为它们进行舆论传播的重要依据。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如今的社会舆论习惯于把传统的政治、思想、文化、道德权威塑造为无趣的、单调的、缺乏生命力的,而更习惯于关注有关各类明星的大至生死,中至婚嫁,小至病痛的各类事件,明星与大众传媒、社会舆论实际上已经联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循环再生产的模式。面对此类信息的狂轰滥炸、“头脑风暴”,思维拣择能力不强的青少年自然无力抵抗,或者在潜意识就已缴械投降,不知不觉地成为“追星”大合唱中的一员。
(六)传统文化的失落和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催生了青少年的娱乐精神
在当代,强势的文化无疑来自于西方,崇拜明星、崇尚外表、注重感官刺激、忽略内涵,被公认为是西方娱乐文化的重要倾向。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当中,国内的青少年实际上是既无知又无力,处在一种最被动的地位,一来他们不谙世事,分辨能力严重缺乏;二来他们的思想和身体一样,处在发育期、不成熟期,对于表面功夫做足的东西天然地没有抵抗力;三来他们自己的母文化在大的文化格局当中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在这种状况下,青少年对西方娱乐文化的接纳就是一种虽然令人惋惜但又无可奈何的必然结果,而其落脚点,正是对于明星的追捧与崇拜。
现阶段,娱乐至上的精神让青少年的“三星崇拜”势头愈演愈烈,如何规避由此产生的同一性危机成为了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不断丰富青少年的个体精神世界,培养起良好的生活习惯;营造良好的家庭沟通环境,关心青少年的个性发展;丰富学校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规范大众传媒的娱乐宣传,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呼唤传统文化的理性回归,致力于本土文化复兴势必将能够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1] 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关键词】日本动漫 青少年价值观 日本文化 认同感
价值观是社会成员依据一定的尺度和标准对特定事物或现象的一般性意义的评价。价值观念的变化是主体对现实生活全新理解的结果,通过兴趣、抱负、理想乃至动机这类中介而对现实选择产生影响。在社会价值观念中,青少年价值观念具有超前性和先导性。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接受新事物、新观念、新知识能力比一般社会人士强,是青年中最富于理性思维的群体。①从上个世纪80年代第一部日本动漫《铁臂阿童木》来到中国以来,日本动漫俘获了一批又一批青少年的心。在充分享受到动漫带给人们的乐趣的同时,青少年的价值观在无形中也受到了影响。许多青少年在看完一部动漫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复,或下定拯救世界的决心,或感慨生活之美好,或以作品中的主人公为榜样激励自己,甚至有的人从此爱上画漫画以至于将其成就为终身的事业。动漫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影响了青少年,产生这种影响的机制有哪些?
日本动漫本身作为外部的作用机制
日本动漫中体现的日本文化特点迎合了青少年心理,影响青少年的生活价值观。日本文化是“杂交文化”。这样的文化具有天生的接收、融合能力,能在保护自身文化的同时,吸收和消化异域文化,在自己的文化之树上结出本土化和全球化兼收并蓄的果子,这就为日本成为文化超级大国和实现全球化提供了可能性。②
从形式和内容上看,传统动漫作品对事物属性的区分上显得很彻底,而日本动漫却并非如此,它巧妙地将东西方的文化和审美融合在一起,把现实与虚幻结合起来,有了这些铺垫,影片中所宣扬的热血精神才显得真实可信,并为动漫迷们所热衷和效仿。③
日本动漫中独特的人物形象设计受到青少年追捧,影响青少年的审美价值观。日本杰出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了一个理念叫做“脱亚入欧”,这种观念在动漫上的表现是,动漫角色身材修长,大眼睛,翘鼻子,小嘴巴,形象唯美,这就形成了现存日本独特的动漫角色特征。动漫人物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被迅速接纳并流行开来,各种cosplay也随之盛行起来,就连现在的一些欧美动漫电影中的形象也带有了日本动漫的影子。
日本动漫在追求持久影响力,使受众获得知识和视觉刺激的同时,还重视对人生、时代和社会的反思以及对人性的自我剖析,从而引发受众的思考,赋予动漫一定的思想内涵,影响青少年的生命价值观。动漫世界具有强大的包容性,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动漫找到自我满足的方法,克服自己软弱的一面。通过那些动漫故事、动漫形象,青少年学习如何对待友情、亲情,如何面对社会。
此外,日本动漫细致的分类和准确的定位使其受众范围扩大,对全民的价值观开始有针对性的引导。日本动漫依据年龄、性别、爱好等不同读者群的需求分成不同的种类,主要包括少年动漫、少女动漫、成年动漫、幼儿动漫等等。动漫有杂志、单行本、文库本等诸多形式,内容包括人生、爱情、友谊、梦想、冒险等各个主题,涉及文化、历史、经济、艺术、体育等各个领域。因此,几乎所有人都能在动漫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在某个动漫角色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受众的需求作为内部的作用机制
第一,青少年处于生理和心理的成长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在很多问题上缺乏理性的判断和辩证的分析,同时他们拥有与众不同的冒险精神和尝试新奇事物的个性冲动,这使得他们成为日本动漫的主要受众群体,也是青少年动漫文化流行的内在动因之一。
从生理上看,青少年体力充沛、反应敏捷、欲望强烈,身体内部的器官和机能趋向成熟,大脑和神经系统发育健全;在心理上,他们的成就动机空前高涨,强烈渴望出人头地,踌躇满志,同时善于模仿,易受外界影响,喜欢幻想,敢于尝试新鲜事物张扬自己的个性;另外,在知识储备上,知识有限,经验更是匮乏,阅读能力也比较有限。在这个时期中,青少年通过对爱情、友情的渴望,对梦想的执着反映出他们与儿童时代的不同。动漫形象正好迎合了青少年这种追求新奇和张扬自我的个性,符合青少年活泼的天性,能激起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探索欲,透射出强烈的个性光芒并产生共鸣。
第二,青少年与动漫人物的长期接触,对人物的态度、话语、行为,甚至穿戴的模仿,易使青少年产生对角色的认同,模糊现实世界与动漫世界的界限,影响青少年社会价值观。模仿是内化而成个人人格的特质过程,即称为认同,认同是人格正值发展阶段的儿童及青少年曾向环境中所接触的人或事物寻求的,儿童及青少年随着环境信息媒介的多元化逐渐转向社会中寻求认同的偶像,动漫中的英雄角色自然成为他们认同的偶像。④
在青少年追求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联系纽带:社会与同伴关系。埃里克森认为,青少年渴望融入社会,渴望进入并改变成人的世界,去实现社会的承认。但由于青少年群体的特殊性,产生了特属于自我的横断性文化。这个社会化的过程也成为日本动漫建立基础之一。日本动漫中出现的诸如“自我”、“认可”、“友谊”、“梦想”这样强烈的价值观念正是迎合青少年所期望的对自我身份的认同。⑤
大众媒介成为连接这两种作用机制的纽带
一定文化的传播总是通过一定的载体和形式,动漫文化也不例外,也是通过一定的大众媒介作为载体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影响的。根据集英社所的新闻稿,2010年11月1日《海贼王》“最后之海新世界篇”的突入使其累计发行量突破了2亿册,这是该社第5个发行量过亿的作品。各种专门的动漫频道24小时播放各种动画片,比如,从上海开通的炫动卡通卫视开播以来的收视率数据看,在上海可接收到的50余个频道中,这个专业卡通频道的收视时长排行第5。⑥随着3C产品的普及,电脑、手机、MP4等数码产品成了承载青少年娱乐方式的重要工具之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也为青少年接触日本动漫提供了有利条件。通过动漫网站,青少年可以及时快速的掌握动漫资讯,接触更广泛的动漫资源。
大众媒介的出现带来了大量的矛盾,它在某些方面强化了主流文化所倡导的价值,但同时它也与家庭和学校中所倡导的某些价值相冲突。同时,它为青少年提供了现实的世界和行为的信息,也提供了想象的世界和行为的信息,是一个更为自由、民主的空间。青少年通过这些大众媒介了解到他从前未曾了解到的如生活方式、文化背景等信息,有意无意地与自己现有的生活状态进行比较,并随时调节自己的价值观;大多数的青少年需要得到他人的认可和承认,也往往离不开大众传媒的“指引”。
青少年群体思维不是很成熟、生活经验也不够丰富,对很多问题还缺乏判断力。他们通过价值理解、价值认同、价值选择不断地将媒介传播的各种价值内容纳入到个体价值体系中。在不断强化、巩固过程这些内容的同时,也经历着价值内容的更新和冲突。因而个体的价值体系总是处于不断的整合之中,不断舍弃一些价值观念,而将符合自身发展要求的价值观念加以充实和内化。然而,由于青少年自身的局限性和电视信息的开放性、多样性,在价值理解、认同、选择的过程中,其自身的自觉程度是很低的;在进行价值整合时遇到一定的价值冲突也会不知所措,表现出整合能力的缺失。
不得不承认,动漫已经成为一种亚文化⑦,这种文化是动画本身以及观看者所共同创造和拥有的。在动漫亚文化的“业余学术界”中,并不是单纯将动画和漫画构成的范畴来作为公理,而是将已经在动漫文化中不可替代的新兴游戏也纳入动漫文化的概念之中。可以这样说,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总是通过文化向下一代传递,灌输某种特定的价值观。而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一般由三大教育载体来完成,这就是家庭、学校和大众传媒。家庭教育是价值观形成的第一载体。学校教育的是社会主流文化,包括伦理文化,并由教师承担教育责任,向学生灌输社会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它是价值观念教育的主渠道。而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在当今未成年人的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它用生动的画面、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影响着未成年人的价值观。⑧(作者单位:中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注释
①王维丽:“流行文化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教研教改》,2009年第4期,第18页。
②张啸涛:“‘动漫帝国’倾销中国”,《凤凰周刊》,2006年第16期。
③陈奇佳:《日本动漫艺术概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5页。
④张春兴:《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03页。
⑤黄睿:“青少年亚文化视野下的日本动漫思考”,《现代商贸工业》,2008年第7期,第36页。
⑥张群力:“我国少儿电视频道运营现状”,《视听界》,2005年第5期,第22页。
本文拟对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进行简单的综合介绍,重点选择在传媒研究历史上有过重大突破和影响的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为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1.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难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理论和方法资源上集大成的原则⑦。
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与20世纪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续)
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是英国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学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电视的到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另一例是美国传媒研究史上经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大众传媒与传播领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与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编辑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关键词】:流行音乐、青少年、影响
中图分类号:G633.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05-0147-0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流行音乐发展迅速,而其最大的消费群体就是青少年,成为青少年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一前提下,准确、深入的分析流行音乐对青少年的影响,把握流行音乐背后的青少年心态,正确的引导青少年面对流行音乐就显得极为重要。
一、流行音乐背后的青少年心态及喜爱原因
流行音乐以其贴近大众的内容、易于接受的形式和娱乐的方式丰富了青少年的精神生活,激发了他们开朗、乐观、向上的情趣。而多元化的音乐风格开拓了青少年的艺术视野,愉悦了他们的身心。
青少年随着性生理的成熟对异往存在渴望,他们需要一种载体予以诠释,而流行音乐中的一些爱情歌曲正好唱出了他们对爱情的憧憬与渴望,引起了他们内心的共鸣。
青少年追求独立,成人意识较强。他们极力仿效成人,模仿成人的外表和行为,通过对明星人物的依恋和认同来强化自我,从歌手中找到自己理想的影子。因此,认同歌手实质上也是青少年对自身的一种认同。
情感宣泄需求。这一时期他们的情绪和情感不断的丰富,对生活充满激情朝气蓬勃,但同时也盲目、狂热、冲动,情感体验的两极性在他们身上表现的十分明显。多元化的流行音乐正好给他们提供可一个发泄情感的平台,或多或少的缓解了青少年内心的压力,满足了青少年的需求。
媒体的诱导。新闻媒体为了自身的市场占有率,不断的炮制所谓的新闻热点,迎合社会的需要,把舆论的正确引导抛在脑后。青少年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存在较强的好奇心,他们迫切的想了解社会、人生、情感,容易受外界的影响,在媒体的大力宣传和炒作之下,他们的信仰和价值观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他们对流行音乐的如数家珍,对其他经典音乐的一无所知,幻想着一夜成名的明星梦。
二、流行音乐对青少年的影响
流行音乐反映的是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流行的音乐审美品味,因而总是良萎并存的。换句话说,从整体上看,流行音乐本身并不是为青少年而创作而存在的,因此,它的许多内容或音乐表现风格、手法对于青少年来说并不合适,甚至是有害的。下面将从以下几方面具体分析流行音乐对青少年的影响:
由于流行音乐被视为青少年自己的音乐,他们把面对现实的不满、对成人社会的不满都呈现于流行音乐中。同时流行音乐也赋予了青少年的群体归属感,他们通过流行音乐形成了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同时也是对占社会支配地位的权利集团与意识形态的逃避、抵制与反抗。
喜欢流行音乐的青少年中有一部分人是出于从众的需要。流行音乐的传播构建了一种文化氛围,流行音乐成为青少年之间联系的纽带。为了让自己适应这种文化氛围,不破坏群体的内聚力以及审美态度和行为方式,一部分人往往会把自己的好恶深藏于心,在表面上显示出对流行音乐的喜爱。
流行音乐在青少年中还形成了一种时尚压力。当流行音乐被视为青年文化的表征时,不喜爱流行音乐就被视为一种落伍、一种心态的老化,因此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喜爱流行音乐。流行音乐已不仅仅作为一种音乐存在,而是形成了一种文化氛围,一种青少年生存、成长的文化氛围。这已经超出了主观选择的范围,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
现代流行音乐的艺术性正被快乐原则所消解。一些流行音乐缺乏高尚的文化底蕴和应有的审美价值,更有一些格调低下的流行音乐使人陷入哀怨缠绵、多愁善感的狭隘天地,导致青少年思想消沉、学业荒废,这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是不利的。同时长期“看音乐”致使我们在谈论某一首歌曲时眼前出现的是同一画面。毁灭了艺术的个性,对青少年的创造力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在市场经济轨道下,流行音乐的内容中存在着大量对于金钱、物质、享乐的描写,体现了人们对金钱的摄取欲望和世俗生活享乐的期待,充斥着迷茫、痛苦、困惑与失落等感彩。青少年长期处在这一环境下,势必造成青少年价值观的滑坡,最终使青少年在成长中冷漠、麻木、宿命论,当这些占领了青少年的心灵将是多么可怕。
大众传播媒介在流行音乐的流行中起着重要的诱导和催化作用。“流行”与大众传播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几乎任何流行的事物都是以传播为前提的。德国学者伊丽莎白?内尔-纽曼认为:“个人的观点和态度要受周围人和大众传播的影响……就人际影响和大众媒介这两种作用而言,后者的作用更大。”不同群体由于年龄和文化的差异,其受传媒影响的程度会有所不同,而对青少年而言,传媒无疑是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它所传播的文化信息便直接影响着青少年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偏好。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大众传媒控制了青少年对音乐的选择。
流行音乐,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的存在有着合理的客观基础与主观需求。因此,意图消弭流行音乐对青少年的影响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们应正视流行音乐的社会影响,分清其利弊,还青少年一个纯净天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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