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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尝试构建一个系统框架,将上述各项因素与股市的关系统筹考虑,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机理,对于解决认知冲突和思维混乱,进而有效分析它们对股市的综合作用,就显得极为必要。
股市作为股票流通和交易的场所,由投资主体和投资客体两部分组成,其中投资主体是指股票市场的资金供给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在内;投资客体是指各种股票,其实质是上市企业股权。对于投资主体的研究主要涉及投资者群体心理等主观因素,这些会通过估值水平的高低反映出来;对投资客体的研究则主要涉及上市企业客观经营状况,其直接衡量指标是每股收益。完整的股票市场未来趋势研究,必然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即股价等于每股收益乘估值);但本文限于篇幅,所做的研究仅限于经济、政治和文化对上市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分析。
对三个概念本质的分析
人们之所以不能将经济、政治和文化与股市统一起来,原因首先在于对“经济”、“政治”和“文化”本质内涵的理解和定义角度不尽相同,从而无法深入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具体而言,认知的不统一存在于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由于对同一概念的定义角度不同而造成对这一概念认知上的不统一。
第二个层面则是由于对不同概念的定义角度不同而造成的不同概念之间认知上无法纳入统一的框架。
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就需要找到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个概念所共同具有的核心出发点,并围绕这一共同出发点从各自侧重的方面对这三个概念进行界定、明确这三个概念各自的特性。
由于不论经济、政治、还是文化,其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的某种现象,不管人们对其具体定义如何,其描述的内容都是与人相关,不能离开人这一要素。基于此特征,笔者从“人”这一共同核心出发,分别从“人的需求”、“人的关系”和“人的行为”角度,对“经济”、“政治”和“文化”做出定义(如图1)。
人无疑是经济的根本意义所在,没有人经济的概念也就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人的需求,经济 活动将失去目的;没有由人的劳动转化而来的各种供给,经济的概念将缺乏实现渠道。也正源于此,“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 model)”等诸多经典经济理论在论证经济增长时也都将推动经济的根本动因归结为人口因素。基于上述认识和理解,笔者从满足人的需求角度将“经济”定义为“人的各种需求如何得到满足的过程和结果”。在经济活动中,人们绝大部分的物质需求和相当大部分的精神需求得以满足。
当然,人的需求是受客观因素制约的――除了人的主观意愿之外,劳动生产率水平代表着满足需求的客观能力。即需求含有主观(意愿)和客观(能力)两方面。由于人的主观需求意愿弹性较大(即较少内在的自我克制,欲望无止境),所以人的需求满足主要受制于客观条件,人们通过能力的扩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满足其需求的主观意愿。
人无疑也是政治的根本意义所在。政治作为一种现象仅仅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并集中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脱离人这一核心因素,政治的概念将失去其解释的对象,若不包含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解读,则政治的概念将丧失自身特性。从调节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角度将“政治”定义为“人与人之间、人群之间关系的调整过程和结果”。当然,并非全部人与人的关系均由政治来调整,但人群关系却主要外化为政治关系。
文化更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文化的形成源于人们的生存发展和社会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人作为基因的“载体”在自然选择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产物(若有人不接受某种主流文化,那么他将被自然和社会淘汰,相关的文化基因也因此消亡,其结果就是生存繁衍下来的人们对该文化基因上的适应性)。而文化一旦形成并被人们接受,就会以“潜意识”方式作用于人们的行为,进而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来自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学者从各自学科角度出发对文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定义,其中都会涉及文化对于人们行为倾向的影响。从影响人们行为倾向的角度将“文化”定义为“在特定自然和社会环境下,人们主观意识中所具有的某些行为倾向作用于其客观行为”。
三者与股市联系和作用机制
在完成了从“人”这一核心因素角度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统一定义后,接下来将解读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进而揭示三者如何作用于上市企业整体经营业绩。
一 经济涵盖并决定上市企业整体经营业绩
作为股市投资客体,上市企业本身就是经济中各行业的优秀代表。根据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的观点,企业这种组织形式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组织器官,从根源上看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其本身存在的意义就是因为它体现着某种社会特殊要求,而这种要求就是创造顾客;换言之,企业的意义在于通过它来发现人们的潜在需求并设法给予满足、从而推动社会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如前面所定义,由于经济就是满足人的需求的过程和结果,因此上市企业实际上就是经济实现其功能的载体之一,投资客体(即上市企业)包涵于经济之中。
从影响上市企业经营业绩的诸多因素来看,它们即使不是来自于经济内涵,也必然要通过作用于经济内涵来间接影响上市企业,从而决定上市企业的整体经营状况(单个上市企业在经营状况上存在差异,但作为整体的上市企业,其总体经营业绩很大部分取决于经济环境)。
二 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总体而言,经济、政治和文化是通过共同作用于“人”这个因素而有机联系在一起,它们分别从不同的方面服务于人这个核心因素并对人施加影响,进而彼此影响。
首先,经济和政治的联系机制在于,政治作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而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利益来实现,即人们的需求是否 能得到满足。换言之,要想调整人们的关系就必须满足他们的某种需求,通过利益引导来促使人们接受这种关系上的调整。所以政治要想通过满足需求来调整人们的关系,最现实的途径就是依靠经济手段,这就把政治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另一角度看,为了保持某种满足人们需求经济状态的稳定性,会产生相应人群关系上的调整,以确认和保持某种经济状态,这就产生了对政治的需求。这意味着,随着经济发展,将会要求政治也相应发生改变。在两者之间,逻辑上是经济先行,即人们的需求先发生变化,再调整关系以适应需求的变化。在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时,即使人们有较高的满足需求的主观意愿,但却没有满足需求的客观能力。此时政治上很难发生变化,因为缺乏相应的调整人群关系的迫切需要。当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多的人的需求被满足时,随着经济变化,对政治变化的要求也随之产生。
在一种经济状态相对稳定的时期内,政治对经济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主政者能够利用政治权利来干预经济,由于人的主观需求意愿难以琢磨,所以这种干预主要通过对劳动生产率的直接间接影响来实现,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
其次,经济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机制在于,经济涉及人的需求,而人的需求不仅取决于客观条件,还是主观认知所塑造的,前者代表了需求的客观能力,后者则形成需求的主观意愿。文化对人需求中的主观认知因素产生重要影响并决定人们的需求习惯――即以何为自己的需求、在这些需求中哪些更重要等。从自然选择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文化的形成也离不开经济。按照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层次需求理论,人必须在具备一定经济条件时,在满足了较低层次需求的前提下,才能向较高层次的需求发展。而较高层次需求更多地具有文化活动属性。而文化一旦改变,就将对人们的需求习惯产生重要影响。
再次,政治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机制是,政治在调整人群关系的过程中,哪些关系更重要、选择怎样的政治工具进行调整等问题,很多都是从主观角度进行判断决策,主观决策往往受到文化的影响。同样从自然选择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文化的形成也离不开政治。
三 三者与上市企业之间的联系
由于经济决定上市企业之整体业绩表现,而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又相互作用,因此政治和文化也会通过经济对上市企业施加影响,而具体影响方式由于时间周期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从短期来看,文化因素在三者中最为稳定,它对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要明显大于它受两者的影响。它影响上市企业主要有两种渠道:一种是通过作用于政治、进而影响经济及上市企业,另一种则是直接作用于经济并影响上市企业。文化因素作为人主观意愿的需求偏好和行为倾向,构成了经济和政治的可行边界,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内涵和政策选择。
政治因素短期内则具有一定的变动性,会受到文化的影响但受经济的影响不大,它主要通过经济对上市企业产生影响。政治在短期内受文化的影响形成各项政策的优先次序,并以政府既定经济目标对经济施加影响,从而影响到上市企业。
经济因素短期内变动性最大,除了经济自身的波动之外,还受到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因此经济因素在三者中的短期变动性最强。(见图2)
【关键词】民族,族群,中国化
【 abstract 】 national concept comes from the violence of the modern Chinese society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introduction and use, "nation" was given the specific meaning, is a Chinese concept. And "ethnic group" concept as a produced in western vocabulary, is based on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western especially, into China's time is short, also is not suitable for China's reality.
【 key words 】 national, ethnic group, Chinese style
中图分类号: 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近年来,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提高,许多新的外来概念开始冲击人们的思想,“族群”作为一个西方新兴的民族学人类学概念,首先被西方学者和台湾学者运用在对大陆民族状况的研究中。大陆一部分学者认为“族群”概念代表的一整套族群理论更加符合我国历史上的民族状况,同时也更加符合西方的话语体系,便于中外学术交流。随着对族群研究的深入,某些学者进一步提出用族群概念替代民族概念和族群“去政治化”的主张。笔者认为,在我国,“民族”作为在社会大震荡时期进入国人视野并被广泛接受的概念,已深入人心。而我国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也决定了,民族不能仅仅从文化的层面上来理解,作为国家体系的重要构成,是无法“去政治化”的。
一、民族与族群各自的含义及其出现的背景是不同的
(一)民族的含义
民族用来表示人类共同体的用法,在中国出现于近代,范可教授认为,“‘民族’一词由梁启超一代的知识分子引自日语,实为西文nation”。[[②] 范可,《中西文语境的“族群”与“民族”》][②]20世纪初,国内的一些民族学者运用“民族”这一概念来泛指具有不同文化特点的群体。而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传入中国,立刻成为了国内民族研究的核心概念。其“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的表述成为之后国内学者界定民族概念的基础。党和国家的民族识别工作和民族政策的制定,也基本上是以这一表述为指导的。
虽然我国使用的“民族”概念主要是由西方、日本以及苏联传入,但是我国独特的历史与现实状况,赋予了民族这一概念更加中国化的内涵。而作为其中代表的斯大林民族定义,由于主要是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的表述,也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一些灵活运用的现象。在建国后进行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工作原则就已经是理论指导与主观意愿相结合。可以说,由民族识别工作划分的、并且由国家承认的民族,是传统观念、历史情况和民族理论、以及国家的政治设计安排相结合的产物,具有了独特的、适应中国的含义。汉语目前的“民族”概念是伴随着中国所经历的剧烈的社会动荡与变迁形成的,“它的出现与演变也见证了中国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艰难而复杂的历程……是多元、动态的,具有广泛的含义,在不同的使用场景表达的内涵和外延也不同”[[③] 何菊,《关于民族和族群概念的反思》][③]。是具有了中国内涵的中国化概念,适合中国民族的现实。
(二)族群的含义
在西方学术语境里,“族群”一词是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使用的。西方学者对于族群的定义多种多样,据国内学者研究,英文文献中关于族群的定义不少于20种。20世纪50年代,韦伯把族群定义为“某种群体由于体质类型、文化的相似,或者由于迁徙中的共同记忆,而对他们共同的世系抱有一种主观的信念,这种信念对于非亲属社区关系的延续相当重要,这个群体就被称为族群”。20世纪60年代以来,族群概念被西方学者广泛接受和应用。继韦伯之后,巴斯对族群的定义也具有代表意义。“文化孕育”和“组织类型”是巴斯定义族群的两个关键词。这一定义与“族群具有人们之间有组织的互动这一特征”结合之后,形成了此后西方学术界定义族群的主要取向。[[④] 同上][④]
值得注意的是,“族群概念的使用和意义变化,和美国的移民历史密不可分”[[⑥] 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⑥],是一个适应美国社会的概念。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移民国家,在如何处理主体民族和原有土著民族的关系、主体民族与新移民民族的关系,如何制定使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民族政策等方面具有自身独特的要求,而相应产生的文化多元主义更是推动了族群理论的发展。应该说,美国是族群理论的发源地,也是研究最为深入的国家。族群理论是一整套适应美国社会的理论体系。
在民主政治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即使是由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族群,也总是会通过政治手段争取自身利益。在后现代主义之下,社会呈现多元状态,族群是一个认同群体,而认同总是以排他为基础的。在族群为自身利益而与其他族群竞争时,政治作为一个基本的工具必然会被利用,而族群的完全去政治化就是难以实现的了。
(三)族群与民族概念的区别
在我国,民族和族群是两个有所区分的概念。
1.二者的层次不同。在汉语语境下,民族可以表示多个层次的含义,既可以表示中华民族,又可以单独指称某一民族,这一用法已经约定俗成,在日常使用中并无歧义。而族群概念的内涵要小于民族概念。
2.二者的内涵不同。民族在我国是一个混合了历史形成的实体和国家承认两层含义的概念。国家把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特征的共同体识别为民族并加以承认。而族群仅仅来自于文化历史族裔等方面的相互认同。
3.二者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民族概念的产生、使用和发展完善经历了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具有了适应中国现实的内涵。而族群概念主要是在美国的移民浪潮和民族同化中产生与发展的,更加适应美国移民社会的现实。
二、民族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概念
(一)中国古代的民族状况和民族观,更加贴近现代“民族”概念的内涵
关键词:县级政府 公共文化服务 提供能力
一、县级政府内涵界定
县政府的内涵是自治旗及林区、旗、市辖区、县级市、县以及自治县人民政府。总体来讲县级政府可分为三部分:首先,将农业作为主要产品的辖区县政府,这是政府的重要的和传统的一部分;其次,将城市视为主要辖区的大中城市的市管区政府和县级市政府;第三,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旗、自治旗政府[1]以及自治县。其中第一部分是本论文所讲的县级政府,即是一种比较传保守层面上的县级政府,它的主要职能包括:
1.县级政府是一种职能健全、比较独立的基层政权组织,包含和协调、管理、服务等职能以及灵活性、综合性等特点。
2.目前县级政府不但具有加强农村基层的政权建设、促进农业产业化的进步、发展其小城镇,而且还有发展县区域经济的主要职责和多样化的职能。县级政府是我国管理体制中的一个主要层次,是我国行政体系中的地方政府,其意义非凡,具有促进城乡间的交流,统揽农村方面的全面工作、承上启下的作用。第一,党和国家法律政策的落实和实施,关键依靠于县级政府的工作效率的高低;第二,县级政府直接承担着为城乡之间经济的发展提给予各方面的公共文化服务以及创造和谐的外部环境的重大任务[2]。
二、县级政府公文化共服务内涵界定
若要真正了解公共文化服务的定义,最初应从公共文化的本质着手,就单一的内涵角度讲,其文化的精神品质是公共文化的具体表现,其公益性、公开性、公共性、一致性、整体性等是它的内在本质特征。公共文化要求人们具有公共观念、群体意识、文化价值观念上的社会归属感、群体认同感和,同时要求文化的整合与文化的和谐共同发展。就公共文化定义延伸的角度讲,公共文化拥有共享性、群体性等一些表面的公共性特点,利用公共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公共文化资源,以及艺术馆、文化站等公共文化场所,以进一步落实群众的参与性、资源的共享性的文化的发展。公共文化定义的延伸具有相对的层次感。黄楠森学者于《论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的书中讲道,“教育和教育思想、哲学和社会学说、公共文化设施、新闻出版事业、民间文化、科学技术、语言文字、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政治法律思想和理论、道德伦理观念、、文学艺术、宗教现象等十二类”[3]即是对文化延伸定义的分类。公共文化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前提是拥有公共性特点的设施活动,不但有中深层次文化所反映出来的人文意蕴、精神内涵,更加有表层文化所表现出的物质形态。所以,价值观念层面、制度层面、物质层面这三个层次就是公共文化定义的延伸。从价值观念层面讲,公共文化指的是公共文化精神导向与公共文化意识形态,包含有价值取向、理想信念、习惯传统、伦理道德、团队精神等,体现有人文精神以及人文知识两种形态。公共文化的定义从制度层面讲,是指公共文化意识与公共文化精神的制度体现形式。从物质层面讲,它是指公共文化的物质与物质载体的反映形式,主要包括具体的公共文化产品、公共文化设施等。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向与性质由公共文化的本质而决定。从政府公共服务方面而言,在政府的带领下,公共文化服务用财政投入以及税收的方法以提供整个社会相关服务和文化产品的过程。在原有定义不变的前提下,对它进行了界定,另添了政府的公开性,可政府宣扬公共管理服务的价值和文化的价值,以导致没有全面反映公民积极参与文化的价值。从公共品和公共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此种途径视文化为一项将由政府用多种方法提供性质较单一的“产品",而并不重视文化对于个体、国家和社会的政治体制的重要作用。国家的日益发展正延伸至公共文化服务范畴,它折射出的一个事实即是:公共文化服务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其社会结构正渐渐地发生重大的变化,国家的不断发展对制度环境的要求亦日益严格,在此种氛围中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行动。本文笔者的观点是: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亦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作家约瑟夫·奈(Joseph S·Nye)提到,任何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但体现在经济、军事、科技实力等的“硬实力"上,而且体现于文化、意识形态、价值意义的“软实力"中。将文化视为软实力的一构成部分,这是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中较先提出的一个新定义,其具体体现在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文化的感召力、凝聚力以及影响力,它也被视为国家软实力的最重要构成要素之一。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化认同。本文笔者认为:据以上内容所了解可知,对公共文化服务准确的诠释就是,以提高文化软实力以及保证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为核心的,由准公共部门、公共部门合作创造和给予的,不仅要创造良好的适和国家生存发展的条件与文化环境的,而且要为国家公民提供最基础的有关享受的精神文化的公共服务与产品的行为。公共文化服务由提供主流文化服务和产品以及基本文化服务和产品两部分组成。
注释:
[1]杨光斌.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3.
[2]李敬.两部地区完善县级政府政治职能研究[J].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2007 (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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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崔为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全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可持续发展[DB/OL].河南文化网,2010-05-20.
[6]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网站.“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事业费投入情况分析[DB/OL].2011-01-05.
[7]吴玉征.文化共享工程创新服务模式[DB/OL].计世网,2010-05-31.
[8]荆楚文明网.湖北省新农村文化建设调研报告[DB/OL].2011-02-24.
【关键词】文化翻译;中国特色政治文化专有项的德译;政府工作报告
外宣翻译运用目的语为语言介质翻译外宣材料,使源语国家信息在目的语国家得到传播,从而达到源语宣传主体的意图。政治文献的翻译作为我国外宣翻译的客体之一,其中的中国特色政治文化专有项是外宣翻译的难点所在。在当今各国文化交流亦更加频繁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政治文化专有项中所蕴含的丰富文化特征应得到更多的展示。本文将从文化翻译观的视角出发,结合中国特色政治文化专有项的外宣德语翻译实例,阐释文化翻译观对政治文化专有项翻译的重要指导作用。
一、文化翻译观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体现文化内涵的载体。就翻译与文化的关系,杨仕章先生已在其《略论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中主要就语言语境外的诸多文化因素对翻译活动和过程的促进或干预的作用做了很好的阐述。因此,翻译活动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更是两种语言所涵盖文化的交流过程。简单而言,文化翻译观提倡在翻译过程中保留源语文化信息。中国特色政治文化专有项中所蕴含的许多鲜明的文化特质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中是缺失的。从文化翻译观的角度出发,这些信息是值得并需要保留的。
二、中国特色政治文化专有项的翻译原则
本文根据艾克西拉对于文化专有项的定义,将政治文化专有项视为在源语意识形态、惯用法或使用频率等方面差异于目的语文化,从而具有不同文本地位的源语政治文化中的语言项目。
(一)采用“中国德语”
对于政治外宣翻译中具有中国色彩的政治专有项,可按照文化翻译的观点,保留其文化特色,译为“中国德语”。该提法是笔者从葛传先生在1980年首次提出“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这一概念转用而来。为了更好地在外宣翻译中保留中国文化信息,政治文化专有项的德译同样可以采取英译界的观点。以规范德语为核心,大胆使用“中国德语”,采用音译、译借等翻译策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从而更好地实现对外宣传的目的。
(二)体现外宣原则
政治文化专有项的翻译不仅要逻辑清晰、忠诚正确地传递达源语信息,表达外宣主体意图,同时也要到考虑目的语读者的认知和心理因素。文化翻译的观点是为了更好促进跨文化交流,但并不局限于从源语文化向目的语文化进行文化信息输出,而是同时强调两者之间的交流。即言,外宣译者应考虑翻译策略的选择,并非一味采用音译与直译的异化方法,而应根据目的语语言习惯和读者接受能力选择其他诸如补译、套译或归化处理的翻译方法,从而更好达到外宣效果。
三、中国特色政治文化专有项的文化翻译
以下将以政府工作报告的德译版为例,分析在意识形态、惯用法两方面与目的语产生差异的中国政治文化专有项的德译,借此体现文化翻译观在外宣翻译中的导向作用。
(一)体现意识形态差异的政治文化专有项
本文根据艾克西拉对于文化专有项定义中“意识形态”的提法,结合“意识形态”于哲学认识论范畴的中性定义,即:“意识形态”为观念性活动总称,是一种观念体系与价值体系。那么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亦是意识形态差异的一种表现。
例:“米袋子”、“菜篮子”
德译:“Reiss?cken”und“Gemüsek?rben”
虽然中德两国饮食文化有所差异,但如今“Reis”在德国亦被人们所熟知。因此直译并不会影响目的语读者理解,而会引起目的语读者通过对“Reis”和“Gemüse”的联想而明白其比喻日常饮食,从而推倒出确保“米袋子”、“菜篮子”是为保障人们基本生活质量的含义。因此,把“米”译成“Brot”并无必要,直译反而能更好促进源语文化传播。
(二)体现惯用法差异的政治文化专有项
汉语中有许多惯用法是德语中所不常见或是缺失的,如,使用数字缩词或四字短语这类概括性的词语来表达复杂概念。在翻译此类文化特色的词汇时,也可多从文化翻译观的角度进行思考,更好地体现源语特色。
1.数字缩词
数字缩词在政治文献中十分常见,如“五讲四美三热爱”、“四有新人”等。笔者通过总结,发现数字缩词主要有以下两种译法。
一为直译,即译文中保留源语专有项中的数字成分,体现源语语言文化特点。
例(1)一国两制
德译:Ein Land,zwei Systeme
例(2)三个代表思想
德译:Ideen des“Dreifachen Vertretens”
上述两例在首次出现时都应进行补充翻译,体现出专有项内涵。如例(1)应补足以下内容:“Der Hauptteil(Festland)des Landes innerhalb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sein sozialistisches System fortsetzen wird,w?hrend Hong Kong,Macao und Taiwan das kapitalistische System beibehalten.”但随着上述两词在十年来的外宣翻译中频繁出现,译语读者已对该词逐渐熟悉便可不加补义。
二为删去数字,意译全义。当直译无法准确表达专有项的内涵,且可能给目的语读者造成理解困难时,译者可考虑摆脱源语形式,删去数字,把实际文化含义表达出来。
例(3)“两高”行业
德译:Die Branchen mit hohem Energieverbrauch und hoher Aussto?menge von Schadstoffen(2010政府报告)
在翻译数字缩词时,译者应首先要把握专有项的正确文化内涵,再根据具体情况调整翻译策略,选择直译法突显汉语语言文化特色,或采取意译传达其中文化内涵。
2.四字短语
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四字短语多两个以上为组合同时出现,表达并列或是递进含义。前文已提及由于政治外宣翻译所要求的“忠诚”度较高,因此在能直译的情况下多采取直译保留信息量,也能体现源语的语言文化特色。
例(1)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德译:Die demokratische Wahl,die demokratische Entscheidungsfindung,die demokratische Verwaltung und die demokratische Kontrolle
以上四字短语遵循源语的语言结构进行字面直译。但并非所有情况都适合完全对应的字面直译,也可调整源语动、名词的先后语序。
例(2)规范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德译:Die Gesetze den Standards entsprechend,gerecht und zivilisiert durchgeführt werden.
如上例,在必要情况下,无需重复四字短语中反复出现的成分,也可改变常见的名词化译法,采用动词结构。
四、结语
文化翻译观并没有固定某种译法,并非说一定采取异化、意译才是好的,而应该是只要能更好地传递文化信息、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交流,这就是好的译法,无不拘泥于那种具体的译法。应该说,每一种翻译策略,包括异化、归化、硬译、死译、零翻译等都有其存在和应用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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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民社会 公共领域 媒体
一、市民社会的当代定义
对于市民社会,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论述。目前来说,较为公认的是指国家与个人之间,存在的有众多的自愿结合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将单个公民动员起来,结成利益共同体,阻止国家权力的过分扩张和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同时在政府功能薄弱的公共领域起到补充和协调的作用。
从定义可以了解,国家、个人、公共领域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几个关键要素。首先,原来隶属于国家的部分权力发生分流,国家权力专注于保护和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市民社会分享了国家权力,关注于社会各个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市民社会的形成又是个人集合在一定的社会核心下,形成的有关公共领域内的言论的集合。因此,市民社会是对个人权利的整合,且专门针对国家权力所不及的私域空间。
有相关的理论将市民社会描述为“传送带”①,它代表社会团体利益在公共领域内形成舆论,作用于国家权力机构。新闻媒体作为舆论的主要载体和表现形式,理清国家、个人、公共领域的关系,将有助于推动新闻媒介了解自身作用和地位,树立正确的新闻观念。
二、市民社会定义的演变
市民社会不是一陈不变的,古希腊时期就有市民社会的雏形,经过时代的变迁和发展,新的阶级形态和生产关系出现,市民社会的概念由抽象变得具体,有了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作为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的代表,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人之为公民,不是由他的处所来决定,而是由他享有的权利来决定,首要的就是参与城邦政治活动的权利……包括议事、司法、行政”②按照一般的理解,亚里士多德关于市民社会的观点应该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概念,而透过20世纪中期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的分析表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将经济范畴也纳入了市民社会。此外,亚里士多德的市民社会概念还包括了文明、道德等思想上层建筑范畴。即市民社会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领域,从国家的权力和私域中脱离,成为一种新的存在空间。
在后世的归纳中,古典市民社会的总体特征可以分为三点:第一,大部分古典市民社会理论都将市民社会定义在政治范畴,将之理解为政治社会、政治共同体或政治国家;第二,区别于文明以前的野蛮社会,市民社会具有高度的文明和道德理念;第三,市民社会指公民社会,充分体现了公民的权利。
从古典到黑格尔和马克思
在对古典理论的研究和完善下,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思考又将其推进了一大步。现代市民社会的核心观念是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两者分离,黑格尔将国家作为权利的核心,作为维护公共利益的主体,市民社会从属于国家;而马克思则认为国家隶属于市民社会。同时,对市民社会的内容规定上,两者也有区别。马克思将“物质交往的关系”规定为市民社会产生的基础。在其所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指出市民社会就是一切非政治的社会生活领域,是物质的生活关系总和,鲜明地表明市民社会与国家政治权利的对立。③
葛兰西与哈贝马斯
而与马克思相比,葛兰西则将市民社会的范畴细分到了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不再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对此,学界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葛兰西的观点削弱了经济领域对市民社会的意义,使对市民社会的理解欠缺全面和完整;而更有甚者,认为葛兰西是唯心史观的代表。无论如何争议,葛兰西的理论启发了20世纪对市民社会的广泛讨论,并将之抽象到文化层面。
哈贝马斯从葛兰西、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里继承并发扬了市民社会理念,他将公共领域首先引入到市民社会的讨论范畴,从而在全新意义上划分出公私领域,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结构以及功能进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认为,市民社会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而形成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私人自主领域。包括市场体系和公共领域,是一个社会文化体系,而对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阅读公众催生了某种独立于政府的社会实体,与媒介一起构成了全新的公共领域,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既是市民社会产生的基础和摇篮,又代表市民社会发挥社会言论,直接作用于政治领域。
于是市民社会的定义演变成了前文所述的,“国家与个人之间,存在的有众多的自愿结合,阻止国家权力的过分扩张和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同时在政府功能薄弱的公共领域起到补充和协调的作用的社会组织。”
综上所述,市民社会的定义经历了从政治领域到非政治的社会生活领域,再到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然后过渡到公共领域明确化的历程,并最终确立了以社会文化体系为主体的内容。
三、对中国式市民社会的思考
1、西方有关市民社会的模式能否成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唯一标准
从西方学者对于市民社会的存在发展与转变的研究,提出了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组织、社团形成的文化领域的交流和讨论的空间的存在。然而,如果以此研究框架作为对我国市民社会的考察是否具有普适性呢?在西方研究市民社会存在的基础时将“民主政治”作为市民社会存在的基础,同时市民社会的存在为民主政治提供保障。在此机制下,对公民理性和素养的要求也提升到一定高度。
然而民主政治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抽象概念,对不同国家、不同政治体制的内涵显然是不一致的。一味以西方民主作为标准衡量我国的实际情况不但不利于对市民社会的辩证思考,也没有太多实际意义。
从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看,许多在当时未被接受的观念都会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明晰。邓正来在总结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时提出“在清代,随着地方士绅或地方精英日益卷入公共事务以及市民社会团体的逐渐扩张,各种地方势力业已呈现出某种独立于国家而维护社会的自主性,到了民初则更为明显……”④也就是说,从中国独特的文化土壤出发,有学者研究发现了近代中国曾经有过的市民社会萌芽,而这种状态与西方的市民社会不尽相同,发展方向带上了更多中国烙印。
2、当代中国是否具有公共领域存在的土壤
按照以往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研究,尽管中国出现了市民社会的萌芽,但随着社会形态的演变,与西方市民社会的形成机制相比,中国缺乏能够将市民凝聚在一起的社会核心,例如宗教、哲学、社团、非盈利组织等。尽管有来自民间的行业协会或团体,这些却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的集合体,由利益关系组织而成,缺乏核心凝聚力。甚至一旦形成规模,这些组织自身就与行政机构无异。尽管法制、民主已经成为了国家建设的重要议程,但依据社会现实的经验看来,在更多与民主相关的议题,例如社会舆论的表达、公民相关权益维护和信息透明化等方面,民主还有很大一步路要迈进。公共领域存在的现实土壤不容乐观。
3 、SNS网站、bbs能否推动市民社会在网络空间萌芽
与传统媒介不同,网络作为商业媒体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受众市场的检验,具有独立的先天优势,如自下而上地汇集网民言论,形成个人信息的发表渠道等。在网络上,各种形式的意见共同体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形成网络舆论,反作用于传统媒介议程,或直接影响政府决策。例如周老虎事件、南京官员抽高级香烟事件等。代表市民阶层的利益监督政府权力机构,行使批判和监督权,正是市民社会存在的表现。
从市民社会形成的机制看,公民的细分核心正在成形。QQ社区、bbs、sns、豆瓣……通过对共同爱好、地缘、行业、态度等的细分,以某种网络平台为依托,凝聚了大批意见共同体,对特定内容或事件进行讨论,如“爱枣报”、“饭否”。然而,来自新媒体的先天优势能否继续保持,从而推动市民社会的发展,很难做出判断。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发现,中国的市民社会存在基础十分薄弱,发展缓慢且受到诸多限制。业界的探索与努力仍局限在业务层面的改善,媒体在仅存的空间内寻求市民社会发展的脚步并没有停息。娱乐、信息提供、社会监督功能的完善,让媒体人和受众对媒体的未来寄予了更多期望。在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推动下,市民社会最终将不仅停留在文本上,它会随着民主进程、社会信息透明化、公开化越来越清晰,最终成为社会的缓冲地带。■
参考文献
①李佃来:《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
②吴鹏寿 译:《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③王东、丰子义、聂锦芳:《与全球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当代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
④高红:《城市整合,社团政府和市民社会》,东南大学出版社
[关键词]民族新闻;民族特色;民族新闻事业
[作者]蒙丽,在读专业硕士,华南农业大学党委宣传部新闻编辑。广州,510642
[中图分类号]G210.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2)02-0072-008
自20世纪80年代末“民族新闻”研究引起学术界关注以来,民族新闻的研究在新闻学界从未断续,但民族学、人类学界参与不多,即便是作为民族文化传播方面的研究,也尚未引起民族学、人类学界同仁的关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民族跨文化交流与合作日显密切。为此,突破狭隘的传统新闻视角,给予“民族新闻”的宏观照察,已成为当代民族学、人类学和新闻学等跨学科综合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民族新闻”概念的重新认识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张儒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发表《论民族新闻》一文,是我国民族新闻研究开始的重要标志。但在此之前,已有学者做了相关研究。
余正生认为:“民族新闻报道,就是与民族有关的新闻写真。它是新闻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新闻报道,除与一般新闻报道有共同之处外,还有自己的特殊性。其共性和特殊性,铸成了民族新闻报道独有的特点和特色。因此,民族新闻报道与一般新闻报道既有共同的要求,又有自己的基本要求。”换句话说,民族新闻“就是新近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有关的事实的反映。”民族新闻“除与一般新闻报道有共同之处外,还有自己的特殊性。其共性和特殊性,铸成了民族新闻报道独有的特点。”其“特点”指的就是民族特色,而民族特色就是民族本质特征,即包括民族的社会状态、语言文字、居住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的综合表现。民族新闻特色就是民族本质特征在新闻报道中的反映。
张万隆认为,“民族新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地说,凡民族化的新闻活动、新闻事业、新闻工具都该属“民族新闻”。狭义的“民族新闻”,是指我国各民族具有自己个性特点的新闻作品,反映的是这个民族(特别是各少数民族)中的人物与事件,用的是这个民族喜闻乐见的报道形式。一般地说,我国国内新闻都该是“民族新闻”,因为相对于世界而言,它们都表现了中国的民族性。
自张儒发表《论民族新闻》以来,国内学者对“民族新闻”定义的讨论一直没有间断过,民族新闻的定义已有十多种。张儒认为,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当中的新闻,以及报道汉族或国外民族涉及少数民族的新闻,都是民族新闻。换言之,民族新闻就是以少数民族为报道对象的新闻。但是,民族新闻不等同于民族地区新闻,民族新闻包含着民族地区的各类新闻。它具有专业性、综合性、政策性、敏感性、读者量少、影响小、采访线长、发稿周期长等特点。其内容可归结为政治、经济、文教等三大类型。显然,张儒所认为的“民族新闻”,就是少数民族新闻。这种以报道对象为核心的概念界定,忽略了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统一性。
有的学者认为,民族新闻即有关少数民族的报道,它是我国当代新闻传播中的一个特定范畴,在报道内容与形式上具有相对规定性。有的学者认为,民族新闻就是受众及时获得的具有民族意义事实的新信息。有的研究者则从从新闻事业的角度界定民族新闻,认为“民族新闻就是大众媒介及时传播的受众应知、欲知、未知的具有民族意义的事实的信息”。还有的学者认为,民族新闻是“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少数民族生活和文化状态的新闻,是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真实展现。”“民族新闻并不只是民族地区新闻,凡是有关于少数民族的新闻,不限地域、不限民族都应该被视为民族新闻。换言之,凡是民族新闻都应当具备新闻的共性与民族的特殊性。”诸如此例,不胜枚举。
目前学术界大体上按照传播地域、传播内容和传播对象对“民族新闻”进行界定。其中,影响较为广泛的定义是:“民族新闻即新近发生的与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有关的具有一定民族意义的事实的报道。”但需承认,“民族新闻”至今仍是一个聚讼难决的专业术语。以往对于“民族新闻”的定义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按照某一特征给“民族新闻”下定义,结果是缩小了“民族新闻”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能完全涵盖“民族新闻”的范畴;二是过多纠缠于一般性的“新闻”概念,而没有涉及“民族新闻”的特殊本质。故有学者认为,民族新闻即具有民族特殊性的新闻。无法清晰定义“民族新闻”的原因,可能在于受中国民族新闻产生的大背景、大环境的限制。民族新闻具有较强的政治性、政策性、滞后性等特点,这些局限性客观上造成了民族新闻在大新闻体系中的边缘化、小众化的境遇。
【关键词】公共关系;模式;社会调查;间接调查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3-042-02
一、公共关系的涵义与起源
公共关系的起源“公共关系”一词的首次出现是在1807年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国会演说。根据爱德华·伯尼斯(EdwardBernays)定义,公共关系是一项管理功能,制定政策及程序来获得公众的谅解和接纳。
而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s,P.R.,简称“公关”)一词是由英文“Public Relations”翻译而来的,中文可译为“公共关系”或“公众关系”,不论是其字面意思还是其实际意思基本上都是一致的,都是指组织机构与公众环境之间的沟通与传播关系。公共关系学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新兴专业,开设大专、本科至最高硕士的课程。关于公共关系的各种定义有很多,一般指一个社会组织用传播手段使自己与相关公众之间形成双向交流,使双方达到相互了解和相互适应的管理活动。这个定义反映了公共关系是一种传播活动,也是一种管理职能。
自从公共关系诞生以来,人们给其下一个准确定义的努力就没有停止过。由于每个人的认识角度不同,对公共关系内涵的理解也各异,于是就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公共关系定义。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著名的公共关系学者莱克斯·哈洛(RexHarlow)博士就搜集到47个公共关系的定义;还有人说,公共关系的定义已有上千条之多。于是有人不无幽默地说有多少公共关系学者,便有多少种公共关系的定义。
公共关系主要从事组织机构信息传播,关系协调与形象管理事务的咨询、策划、实施和服务的管理职能。包括选创组织的成功,降低组织失败的影响,宣布变更等等。和中国传统个人关系的中的面子类似。
在市场营销学体系中,公关关系是企业机构唯一一项用来建立公众信任度的工具。
由于社会上的分工越来越细,公关人员的重要性愈显增加,许多大专院校纷纷成立公共关系学系,为社会培养不同领域的公关人才。
公关行业的性质使其不可避免地与媒体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目前,中国大陆公关行业的企业要接近顾客群(对公关服务有需求的组织)及媒体,所以主要集中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而成都、武汉等城市也有分布。
二、新时代下的公共关系模式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新时代下的公共关系模式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模式,现罗列如下:
网络公关。公关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及社会公众对网络的使用越来越频繁,网络对社会的舆论导向,对公共事件的评价都有巨大的影响力。网络已经成为消费者对某一品牌或商品影响、评价的第一来源,而且网络上信息传播迅速,短时间内就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网络日益成为企业日常公关活动的主阵地。扩大对外宣传,树立企业品牌。网络宣传成本相对较低,且针对性强效率高,网络宣传作用日益扩大,对于企业口碑的形成也有重要推动作用。
新闻公关。新闻公关也称新闻行销,即是以新闻报道的形式行产品或企业宣传之目的,此乃属形而上层次的高明行销手段。可以说,新闻公关是公共关系与营销策略之间的一种巧妙组合。新闻公关的核心在于传播。传播目的在于张扬企业良性信息、提高企业知名度,最后达到促进产品销售或塑造企业品牌的目的。出色的新闻公关有三个层面的应用:思维创新、品牌传播与事件营销。不同层面的新闻公关应用会有不同的效果。
传播说。这一类定义强调公共关系是组织一种特定的传播管理行为和职能,认为公共关系离不开传播沟通,我国公共关系学者廖为建就持此种观点。其定义是:公共关系是一个组织与其相关公众之间的传播管理。英国人弗兰克·杰夫金斯(FrankJefkins)也认为:公共关系是由为达到相互理解有关特定目标而进行的各种有计划的沟通联络所组成的,这种沟通联络处于组织与公众之间,既是内向的,也是外向的。国外一些大型的百科全书或综合词典也从传播或沟通的角度来定义公共关系。《韦伯斯特新国际词典》认为:公共关系是通过传播大量有说服力的材料,发展邻里的相互交往和估价公众的反应,从而促进个人、公司或机构同他人、各种公众以及社区之间的亲善友好关系。
管理职能说。“管理职能说”这类定义把公共关系看做和计划、财务一样的管理职能,其中美国人莱克斯·哈洛博士的定义便是典型代表。际公共关系协会同样认为公共关系是一种管理职能,其定义是:公共关系是一种管理功能,它具有连续性和计划性。通过公共关系,公立的和私人的组织机构试图赢得与它们有关的人们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借助对舆论的估价,以尽可能协调它们自己的政策和做法,依靠有计划的、广泛的信息传播,赢得更有效的合作,更好地实现它们的共同利益。
特定关系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关系”体现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公共关系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正确认识公众关系、处理公众关系是开展公共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英国公共关系学会的定义是:公共关系是在组织和它的公众之间建立和维持相互了解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持续过程。
特征综合说。有的公关学者认为,前面几类定义都只反映了公共关系某一方面的含义或特征,未免失之偏颇,因此他们试图通过一个定义把公共关系的所有内涵或特征都包括进去。美国《公共关系季刊》曾详细罗列了公共关系的十四个特征。1982年11月,美国公共关系学会(PRSA)在其一流成员组成的专家小组的努力下,正式采用了一个“关于公共关系的官方陈述”。这一定义除了概念方面的内容外,还将各种活动、结果和对公共关系实践的知识要求包括在内。
经营艺术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公共关系还只是一门不精确的学科,许多公共关系问题不存在惟一正确的答案,公共关系在实际运作中要讲究创造性,讲求形象思维,需要从整体上来把握公共关系及其工作。因此,公共关系是一种艺术。
搜索引擎优化。公共关系搜索引擎优化(简称PRSEO,其中PR为公关的英文简称,SEO为搜索引擎优化的英文简称),主要表现以互联网为平台,根据企业现状、产品特点和行业特征,综合利用各种网络媒体资源平台对企业新闻稿进行合理优化,使软文获得搜索引擎稳定的较前排位,从而达到有效宣传推广且带来意向客户的行为!对于优化软文新闻稿主要从标题关键词设置、内容关键词密度、渠道、超链设置等方面入手。
三、公共关系的调查法则
公共关系的调查方法分为直接调查法和间接调查法。间接调查法从手段上说具有客观性,能准确反映出公共关系的区域特征。
间接调查法:是指公共关系人员不直接和公众接触,而是通过某些中间环节进行调查的方法。间接调查法分为以下几个研究方法:
(一)观察法
这是指公共关系人员通过观察和记录被观察者在调查现场的表现,来了解所要调查的情况的一种方法。观察法应该是在被观察对象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进行的,调查结果比较客观、真实。
(二)文献分析法
这是通过搜集与调查对象有关的各方面文献资料并进行全面深入分析的方法。文献资料包括:图书、期刊、报纸、新闻稿、新闻图片、研究报告、会议文献、政府出版物、科技文献、档案资料等。搜集、保存和分析文献资料,是组织的公关部门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之一。
(三)抽样调查法
这是依据概率原理从调查对象总体中抽取一部分作为样本进行调查,以样本调查结果推断总体情况的方法,它的优点是省时、省力、时效性强。抽样调查方法需要注意抽样的科学性。抽样调查是运用概率原理从公众中选取一定数目的代表来做调查的。
(四)网络调查法
这是以互联网为手段,了解组织需要的内外部信息的方法。该调查方法与传统的调查方法相比,具有更广泛的传播范围和更快捷的传播速度,调查所得信息及时、广泛、深入,它是目前许多大型组织采用的新型调查方法。
(五)问卷法
问卷法是访问法中的一种,就是公共关系人员根据某一调查任务,设计调查问卷,将调查问卷邮寄或直接发给调查对象,请他们填好后寄回或收回,以此分析所要调查的问题的方法。(上接第41页)
(三)发挥信息资料的导向作用,让网络成为职工析事明理的“一扇窗”
油田企业内部信息网络的普遍运用,为开展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途径。它能够及时将电视、报刊、书籍上的信息采集并充实到信息资料库中,并通过开设时政类信息、理论类文章、法律法规资料乃至寓教于乐性信息等职工喜闻乐见的栏目,使职工鼠标一点便知天下事,键盘一敲便晓是与非。通过网上学习,可以改变教育方式单调、方法单一的现状;通过运用政工软件,可以把理性的内容感性化,把抽象的道理直观化,增强教育的吸引力。
(四)发挥信息文化的娱乐作用,让网络成为职工陶冶情操的“新天地”
通过开设“网上影院”、“新歌试唱”、“精彩瞬间”等栏目,将传统影片、革命歌曲、摄影照片等内容采集上网,既可以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又能陶冶职工的高尚情操。我们必须下功夫经营好这片天地,使之成为广大干部职工文化生活的“新乐园”。
三、抓住关键环节,切实增强政工干部的信息素质和能力
政工干部的信息素质和能力,是实现政治工作信息化的关键所在。目前,有相当一部分政工干部,还存在着信息意识不强、接受和处理信息能力偏弱、学习信息知识不够等问题因此,通过在职培训、送学培养和实践锻炼等形式,造就一批既有理论功底、又有网络知识,既懂政工业务、又懂高新技术的“行家里手”,是政治工作信息化建设的当务之急。当前,政工干部急需要提高以下三种能力:
(一)网上组织指挥的能力
网络不仅是政工工作的新手段,也是未来作战的“制高点”。发挥政治工作的保证功能,就必须立足平时,着眼战时,努力提高运用网络实施政治指挥的能力。因此,必须紧贴保障“打得赢”的历史使命,组织政工干部运用网络手段练谋划、练指挥、练协同,确保政治工作在“运中通”、“动中联”和“联中做”,不断提升反应能力。
(二)网上调研的能力
运用网络信息资源丰富、综合集成快捷等优势搞调研,可及时获取第一手资料,为油田企业领导传递精确可靠的信息,为指导油田企业提供科学管用的依据。只要我们善于把传统调研方法与现代网络手段结合起来,运用系统论、统计学等相关知识,掌握量化分析的方法,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就能使调查研究建立在更加科学可靠的基础之上。运用网络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只有边实践、边探索,才能做到与时展同步合拍、与油田企业建设准备同频共振,才能开创信息化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关键词:西方;体育文化;奥运;奖牌榜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29(C)-0065-02
2008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及中国金牌遥遥领先折射出中西方在预设立场和期待值方面完全不同的指标摊牌。对我们而言,成功举办奥运从来就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演变的契机,而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力迅速崛起的重要机会。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个体育强国却处心积虑,在过去的历届奥运中,也都毫无争议地将金牌获得最多的国家队排在奖牌榜的第一位,而美国队雄踞奖牌榜第一的位置已经二十多年了,所以对此从来没有异议。将获得金牌总数最多的国家队排在第一位,这应该是以国际奥运所体现的竞技体育最高水平为依据进行排序的标准,奥运奖牌榜的自定义其实正好使双方的深层情结从深层浮上表层。
一、东西方体育文化内涵差异
(一)文化认知迥异
价值观与世界观紧密相连。所谓世界观,就是人们对待世界的根本看法,包括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等诸多哲学方面的概念。仅从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来看,东西方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西方文化认为,人应该主宰自然,自然是人的征服对象,人类可以利用不断提高的科学技术改造自然、战胜自然,人是万物之中心。与此对应,东方文化认为,人与自然是一种协调关系,人与自然紧密相关,人类不是改造白然。而足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条件为人类服务。所谓价值观,就是判断好坏、是非的标准,它会将人的行为引至某个方向。因此,价值观就构成了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基干,对于隶属于某个文化的人来说,什么行为好,什么行为不好,都是受这个价值观的支配的。价值观是一个抽象概念,人们很难得把握住它,但是通过体育的或语言的行为模式,往往可以窥视出某种文化的价值观。
(二)体育双重标准
西方过去两百年的领先让他们在各方面有着根深蒂固的优越性,总是希望将自己的标准当作普世的、唯一正确的标准强行推广。他们以基于自己体育制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体育事件的结果,从而得到的是一种不被他们认可的观点。然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中国体育事件的结果,并非是以西方的制度模式为先决条件的,自然不会以西方的方式作为结果。奖牌风波这种源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并非是偶然现象,也并非一日之寒。奖牌自定义其真正用意在于一个体育强国必须遵照自我的价值理念来行事,北京奥运会中国的崛起实在让他们憋气,干脆来个自定义,这种体育霸权和行为的丑化,源于他们的偏见、缺乏沟通和不信任感,拿着双标准愚弄国人。
二、体育与政治逻辑辩解
(一)体育心理失衡
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队的赛场成绩显示,中国获得的金牌稳稳地居于首位。这无疑是打乱了西方习惯了的规则,被那些将奥运金牌数纳入政治视野与国家尊卑的霸权政客们,视之为违背了他们的“纲常”,冒犯了他们的“威仪”。在他们的心目中,奥运就是西方的赛场,雄踞奥运金牌榜的理应是他们那些大国强国,凭什么东方的中国队要在奥运金牌榜上占据第一的位置,也许在这种心理上的失落与愤怒而失去理智的情形下,他们竟然提出奥运金牌排行榜,应该以获得的奖牌总数多少来排定名次。
(二)体育政治霸权
现代奥运会已经不仅仅是体育的竞争,更是一种区域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这种坦诚地奖牌定义,让我们理解了西方各个体育强国在奥运奖牌排行名次上的霸权逻辑。随着体育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日益普及,“体育运动代表了民主资本主义自我标榜的统治意识形态”,形成了“一种宰制性的权力,一种全球化的话语霸权”。在许多西方学者的眼中,奥林匹克主义所向往的世界大同也只能是一种理想而存在,而当下所要关心的问题首先是划分奥林匹克文化中的权力和范围。每一国家、民族根据自己的传统和利益,都在用自己的语言和解读方式阐释与充实着奥林匹克文化。文化研究不仅关注于文化的内在价值,更关注文化的外在的社会关系。由此,它必然将历史上被主流文化忽略的文化形式纳入中心视野,因此,西方体育学者高擎文化研究的大旗,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和文化全球化和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的奥林匹克运动人文危机产生的文化根源以及文化霸权所带来的诸多弊病进行批判和解构。同样,在多元化社会中,不同种族、性别、阶级、阶层中与体育有关的一些问题也成为西方体育文化研究学者所关注的重点。
(三)价值取向失衡
我国的体育价值观形成了以社会作为价值主体的一种“社会本位”的价值系统。把社会需要对象化寄于人身上,强调体育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工具价值,又称“工具论”。将体育视为实现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政治进步的手段。强调社会的需求是体育价值取向的核心,社会价值高于个人价值,个人只有满足社会的要求,实现社会的利益时才能获得自己的价值,个人有义务为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相比之下,西方把体育对个体的价值看作根本所在,强调自我是体育价值的核心和出发点,因而又称“本体论”。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在体育过程中注重发展个体的兴趣和张扬的个性,追求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竞技的结果和成就却能被政治来解释和涂上政治色彩;运动在许多方面使自己在这复杂的社会中成为一种社会力量:体育是政治社会化手段:体育运动可以促进政治一体化,体育运动是向青年和人们灌输政治哲学的工具;体育运动可以用来反映民族形象、增加民族的活力;运动员能充当国际友善的外交政治家。美国有体育社会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指出体育对政治的作用,认为体育运动可以作为一种安全阀为观众和参加者服务,它可以按社会可以接受的方式消除多余的能量、紧张和敌对情绪;体育可以作为一种角色样板,通过各个社会成员的竞争,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和智力品质;体育是一种世俗性的类宗教机构,它使用礼仪和庆典去增强社会的价值,并由此将人们的行为规范到习惯所要求的方向。美国洛伊和凯尼思认为:运动员在国际体育竞赛中赢得奖牌或冠军可以象征地体现国力的水平,从而增强国际声望和威信;体育运动的胜利可以提高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加强国家的一体化,巩固现政权的统治;利用体育运动促进军事训练;为政府任公职者或寻求执政的人提供露面的机会,以便提高其威望和宣传其政治观点。
结束语:奖牌榜固然重要,在面对文化差异或者说一种政治化了的体育时代面前,我们应该看到了自己的强大与不足。正在崛起的中华民族,体育事业已经率先崛起。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中国队凭借自己的强大实力一次次在赛场竞技中获得金牌,让五星红旗一次次升起在奥运赛场,这已经是全球共睹的事实。中国人民用铁的事实,用金的奖牌,见证了二十世纪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奥运会”已经成为历史。国际奥委会所主张的“让奥运会更加国际化”,让奥运会成为一项全球盛事的宏伟蓝图,已经在北京奥运会上得到了完美体现。
同时,我们应该冷静、辩证地看待体育的功能,既不能无限夸大,也不能持虚无态度。国家强盛、民族兴旺,并不只有通过体育才能得到充分体现;但奥运竞技场上的胜利,在张扬国家荣誉、凝聚民族人心方面,确实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在一个民族崛起之初更是如此。把一个合谐社会的理念,放大成一个合谐世界,这就是今天中国的价值观。
作者单位: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体工部
作者简介:吴晓明(1964.09― ),副教授,从事体育教学与训练工作。
参考文献:
[1]亨国,李瑜.《中西体育文化比较》.《体育文化导刊》,2004.2.
[2]陈俊钦.《科学体育观与人文体育观的融合》.《体育文化导刊》,2007.1.
摘要:本文通过对贾樟柯2004年上映作品《世界》中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这两种文化冲突对中国底层个体的影响进行分析,揭示出在城市生活中的农村个体被裹挟进世界性文化范畴之后出现的迷茫彷徨。从90年代至今,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大的转型期,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层面,还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文化的发展。面临全球化的冲击,中国的本土文化不断被改变,我们必须反思的是,它究竟要以何种姿态去迎接外来者。
关键词:全球化;文化断层;本土文化;转型期
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2
在纪录片导演吴文光的作品《流浪北京》中有这么一句话:90年后,很多东西真的就这么消失了。有趣的是,这部纪录片拍于1989年末,时间的触角还没有伸向90年代的时候,在四个艺术家身上,吴文光似乎就已经预见到了未来新时代中国要经历的一个痛苦转型期。而他那句话虽然说在二十年前,却仿佛在时光的反光壁上从过去洞见了未来。本文从导演贾樟柯的《世界》切入,来分析90年至今处在转型期①的中国所经历的文化裂变,尤其是面对着日以迅猛的全球化的冲击,本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所处的两套价值观体系产生冲突,中国的本土文化正在被改变。
一、“文化”与“本土文化”概念界定
在提到“文化”这个概念的时候,不同知识层次的人会不自觉地给出各种答案,有的人会把“文化”等同于知识和受教育水平,有的人把“文化”理解成与文字艺术等有关的一切,还有的人会把“文化”想成一种形而上的空洞意识形态的东西。这些对概念的认知都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是却都只看到了这个概念含义中的冰山一角。
在中国我们常常提到有关文化的词语,比如茶文化、酒文化、城市文化、乡村文化、企业文化等等。如何给“文化”下定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同国别、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学者对这个问题都持不同意见,这里我认为文化研究学派创始人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威廉姆斯给文化的几层定义比较可取。他给文化下了三种定义:
第一是文化的理想定义:“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和过程。”威廉斯的这一定义比较宽泛,这里将这个定义理解为人类文明发展形态及其时间连续的范畴,属于文化史家的研究范围。第二种是文献式定义:“文化是知性作品和想象作品的整体。”这些作品中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包括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作品,就是所谓的“精英文化”。但是这种狭义的文化概念使得文化成为社会某些阶层的垄断性资源。第三种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这种观点把文化从艺术和学术所表现的意义和价值层面拓宽到日常生活时间和社会制度层面的意义和价值。
基于雷蒙・威廉姆斯对三种文化概念的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清晰明了地看出“文化”这个特定词语包含的多层丰富含义,尤其是第三种界定把文化的概念放到更广泛的层面来论述,不仅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也使得以前的文化从一种比较窄范围精英主义转向广泛的社会大众。第三个层面上的文化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对象。
由于文化的定义很难界定,对本土文化的理解更是纷繁复杂,我所理解的本土文化是基于一个地区、民族共同的生活经验、思维方式,在对本地区传统文化整合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文化形式。在全球化的今天,本土文化这一概念实际上已经难以严格界定到一个地区,它受到非本国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必须将其放入国际化的视野内进行考量。
二、贾樟柯《世界》中的两种文化冲撞
在贾樟柯2004年的电影《世界》的开头,导演使用了将近三分钟的时间来描述女主人公赵小桃找东西的过程,晃动的镜头,冗长的走道,色彩明艳的演出服,杂乱不堪的演出间,为了突出真实感采用了喧闹的同期声,赵小桃大声喊着:“谁有创可贴?谁有创可贴?……”她从楼下走到楼上,一间一间屋子地问过去,几乎每个人都答道“没有。”她的声音越来越虚弱,最后一个女人给了她一个创可贴,赵小桃不满地说,“那你不早说。”
结合整部影片来看,这里的“创可贴”不仅是一个实物层面的能指,更是转义到更深的所指层面――这里的“谁有创可贴?”恐怕可以直指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本土文化断层现象。对于本土文化遭遇全球化冲击情况下形成的发展断层,去哪里寻找一块“创可贴”来把它粘合起来呢?这样一个问句是贾樟柯通过赵小桃的嘴发问的,是替他自己,也是替所有关注文化问题的人来发问。
在《世界》这部电影中,贾樟柯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北京西南角的世界公园里,一群来自山西的打工仔在这个梦境般的世界里生活着,他们在经历着现实困境,同时又乐于把希望放进这个“世界公园”,通过它来回避生活中的一切痛苦和烦恼。从农村进城的外来者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混迹在世界公园里,这里语言的使用也呈现多样形态:有普通话、温州话、陕西话,还有俄语。这些来自农村的底层个体,他们急切地想去往欧美等新世界,即便去不了在世界公园里做做梦也是好的。某种程度上这些人可以看作是中国本土文化的缩影,它被裹挟进全球化冲击之中,本身的发展动力减缓同时向往西方文化,但是,像世界公园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图景一样,一味的复制和模仿终究只会丢失自己。
在世界公园中有各种模拟伦敦、巴黎等国际都市的标志性建筑,它给人们营造了一个乌托邦:不用出国就游览了全世界,来到这里就拥有快乐。在这个封闭的场域中,充满了复杂的对抗因素:中国与世界;乡村与城市;外来者与北京人;现实与梦想。正是这种多重的矛盾对立使得世界公园成为一个极具隐喻意味的符号,也使得《世界》这个文本可以放置到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图景中来理解:在城市生活中的农村个体以为在这个所谓复制出来的“世界公园”中就是充满希望的,好像中国一些地区的本土文化一旦遭到冲击首先做的是改变自己、模仿别人;在影片的结尾,这些被裹挟进世界文化范畴内的外来者迷茫彷徨,“二姑娘”的死似乎也成为某种象征――复制和模仿是缺乏生机的,中国的本土文化想要获得新生仅通过复制是不可能实现的。
三、中国本土文化在转型期如何突围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全世界范围内也出现了一次大的转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解散后面临着道路的选择和发展问题。在金雁的《二十年再回首:从“欧洲”到“新欧洲”》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东欧的很多国家转轨中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受民主德国帮助的东德转轨是最成功的,在完善社会福利制度、重建社会民主制度的基础上,他们的传统文化没受太大破坏。
相比之下,中国文化面临的境况却岌岌可危。90年代至今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个转型期,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层面,还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文化的发展。面临全球化的冲击,中国的本土文化不断被改变,我们必须反思的是,它究竟要以何种姿态去迎接外来者。从《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群外地人也在追他们的文化梦,但是结果却以梦的破碎告终。影片中的人物都被限制在世界公园的大背景下,他们的表情、行为、思维方式都受到这个大框架的制约而不自知。
马克思这样描绘现代社会的图景:“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的不停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讲话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因素、被尊崇的观念和简介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现代中国可以说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经济、政治大发展时期,并以疯狂的速度被卷入全球化进程。在90年代以后,初见端倪是由市场主导的大众文化的发展,这不同时期以文化精英为主导的精英文化和它以后出现的以政治精英为主导的精英文化。这种大众文化似乎可以借用文学概念里的“狂飙突进”来形容,这种以市场和受众为价值导向的文化价值观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比如给社会的评价标准和人们舍己为人的传统价值观的颠覆,整个社会的大体走向偏重于追求个人利益和私利,即便是曾经拥有纯洁理想的新闻业也未能在这次大潮中幸免。
这二十年间的中国正在经历文化上的巨变,对本土文化的冲击背后隐藏着的是本土人价值观受到的冲击。笔者认为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追寻本土文化的最大障碍在于被扭曲的个人价值观。在考虑中国本土文化走向何方之前,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引导整个社会树立一种更健全的价值观?如何寻找中国人的信仰?只有在多元化健全价值观的环境下,本土文化才有重新蓬勃生长的沃土,才可能重获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是一个适时的提醒,它表现的是当前中国文化现状的一个层面,其背后凸显的确实中国整体文化的发展状况:企图寻求变革的出路却不知路在何方。
参考文献:
[1]《当代文化发展新趋势研究》(第二版),涂成林 李江涛 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
[2]《大众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姜华 著,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
[3]《当代文化转型中的断裂历史叙事》,陈娇华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4]《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贾樟柯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