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的含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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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大众传媒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先进；文化；大众传媒；运用；创新

引言

语言创新是指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在语音、语意或者语法等方面用一种的新的思维方法来表现当前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色彩。语言作为一种交际手段自然而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我国从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西方文化不断交流，社会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吸收了很多先进文化，反应在各个领域的新观念、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特别是在大众传媒语言方面，大量的新词语的涌现，在外来语、行业语最为突出，大众传媒中的语言是也受到了先进文化的很多冲击，大众传媒语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中外语言文化的频繁交流，大众传媒语言系统的“吞吐量”就大，新的词语同时应事、应景、应时而生。为了达到传播的最佳效果，大众传媒这个舞台上当然会在语言上标新立异，求新求变。

一、我国大众传媒吸收最多的外来先进语言文化

作为世界上最通用的语言，英语在世界的文化交流传播中的地位是无可取代的，这主要是基于以往英语国家的科技和经济上的优势，而我们又处于一个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信息化的时代，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非英语国家人口中说英语的总人数是英语国家总人数的3倍以上，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更加的重视英语的教育。

大众传媒语言作为当今世界社会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欧美等经济科技强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通过传媒将其语言文化逐步侵入其他各国，报刊、邮件、广播新闻以及许多全世界大的峰会等都可以看作是其传播途径。另一方面在网络中，英语同样占据着很大的地位，通过“微软”这个强大的平台，其支配的虚拟世界就是由英语为格式和标准所支撑的。可以说，英语已经成为网络世界的通行证，而网络中，外来文化对我们的大众传媒同样起到了很大的创新推动作用。

二、吸收先进文化的大众传媒语言创新特征

我国古语就有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先进文化，我们可以吸收好的方面用以到我们的大众传媒语言创新中，合理的吸收先进文化中的某些成分，能更加丰富我们大众传媒语言的表现力。现阶段，我国吸收先进文化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外来语言的音译创新：对于一门语言文化来说，具备了足够的词汇量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它的强大的表现力，虽然我们的大众传媒语言已经拥有足够多的词汇来展现自身的形式，但它仍然需要吸收先进文化，不断创新，发展自身。对先进文化的引入创新，同时也是保持词汇活力的一部分，比如：在外国传媒节目中，非常流行“脱口秀”，这个词就是从英语“talk show”引入音译而来；又如我们现在经常说的“粉丝”，这也是从英语中“fans”音译过来的。这种利用汉语中近似发音的汉语来表达英语的意思，保留了英语中单词本身的发音，这样形成的单词，基本上是没有了它原有汉字的意思了，而是赋予了其新的含义。（2）.我国大众传媒中语码转换：所谓语码转换指的是，一个句子中出现至少两种语言现象，这是收先进所创造出来的大众传媒语言，比如：“3G时代，快人一步”、“周末的NBA全明星赛将在上午10点直播”。语码转换是随着先进文化引入我国而在大众传媒语言中所创造出来的，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语言学现象，这种创新性的传媒语言，具有轻松活泼的气息，更加容易拉近人们之间的交流。

三、结语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信息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也带动了传媒的发展，各个国家之间交流更加的频繁，这同时也使得大众传媒的语言具有了多样化的表现。大众传媒语言的创新，也是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一部分，对名族的语言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作者简介：左琳，女，（1995-07-），籍贯：山西太原，学校西南大学，年级2013级，学历本科院系新闻传媒学院，专业播音主持，研究方向播音主持。

参考文献：

[1]徐修玲，新媒体艺术的语言实验方法探讨[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1）

[2]王午枫，浅谈新视觉语言在新媒体艺术中的运用与创新[J]文化艺苑2010（05）

第2篇：大众传媒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大众传媒　文学批评　媒体批评　大众文化

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是当前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问题主要’围绕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文化批评、审美批评与媒体批评等展开。其实，一直以来，文学与传媒之间就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现代文学批评活动主要是在杂志和报纸等纸质媒体上进行，从“五四”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之间一唱一和，相得益彰。可以说，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文化启蒙运动，主要是通过传媒影响受众，与受众进行沟通和交流的结果。因为报纸和杂志等是文学批评家传播其文学思想的通道，文学杂志和报纸文艺副刊具有很强的文化承载性，这种文化的承载性与媒体的复制性相结合，从而使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传播，营造出一个新文化的传播场。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消费时代的到来，一直以商雅自居的严肃文学逐渐失去头上的神圣光环，而以通俗性、娱乐性、消费性为主要特点的大众文化正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向。与此同时，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手机、电子杂志等新兴媒体开始楔入文学批评的空间，并对文学批评空间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时期，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文学批评本身也朝大众化、泛文化、娱乐化趋势发展，媒体批评也随之应运而生。文学批评的边缘化和批评功能的弱化使得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因此，寻求大众传媒和文学批评之间的平衡支点和互赢局面是目前文学批评发展的需要。

传媒控制下文学批评的走向

大众传媒一直被视为国家和社会发展道路上暗礁的“望者”、人民群众的“代言者”“传声筒”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传媒自身的优势和功能特征。在当今这个商业化社会中，大众传媒凭借其自身优势，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又在某些程度上限制了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在大众传媒时代。文学本身也在传媒的影响下朝大众化趋势发展。许多文学作品被拍成电视剧、电影等，如刘震云的《手机》、莫言的《红高粱》、苏童的《妻妾成群》等相继“触电”，文学作品开始商业化、通俗化、大众化。许多束之高阁、不受关注的文学作品，一经荧屏即会家喻户晓。在商业化、市场化的利益驱动下，作家们也纷纷将目光投向传媒控制下的文学写作。他们不只是文学作品的创作者，还是某电视剧、某电影的编剧等。而相应的文学批评也逐渐趋于商业化、功利化、大众化，文学批评原有的功能特征被弱化。从文学批评的本质上说，“文学批评具有自身特殊的运行机制：它一方面要以某种理论为框架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作出阐释，这使它具有了学理性追求；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操作性。具有干预生活的直接性”，而新时期，文学批评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其内涵和外延在根本上都有很大的改变，文学批评逐渐降低了其学理性的追求，其批判精神的锋芒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尖锐和深刻。具体来说，它呈现出如下走向：

文学批评趋于商业化、功利化和天众化。以往的文学批评方式太深奥，学理性太强，只在一定的圈子内被认可，与受众之问有很大的距离感，但大众传媒却改变了其批评方式和风格。大众传媒作为传播信息的中介，它要与尽可能多的人接触、打交道。所以，它要想得到受众的认可，就要采用便于人们理解的书写方式和表达方式。否则，它就会失去大部分读者。从受众接受程度上来说，文学批评的商业化和功利化与受众之间关系密切。而文学批评的商业化和功利化倾向的背后又蕴涵着文学批评的大众化，可以这么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笔、访谈录之类的批评文体成为传媒上最活跃的批评方式，它们在大众报刊、专门的文学批评报刊和文学杂志上大量出现。这种批评犀利泼辣、通俗易懂，这是它的主要特点，也是它的优势，但这种批评方式有时犹如蜻蜒点水，缺少开阔的理论视野和深度的理论研究。为了满足最大数量受众的需要，那种富于表现力和冲击力，吸引眼球的语言方式备受人们青睐，于是所谓的“酷评”和“艳评”开始走俏。但是当我们冷静地分析这种现象后，就会遗憾地发现，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批评在向大众靠拢的同时也稀释和淡化了自己的学术品位。

文学批评趋于泛文化和边缘化。进入大众传媒时代，文学批评冲破了之前的“苑囿”，开始转向文化批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进步，它拓宽了文学批评对象的外延，不再仅限于文学自身。当今社会是一个影像的时代、读图的时代，电视、网络处处渗透和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们特有的直观影像充斥着人们的头脑世界，人们也更愿意通过对影像符号的接触与解读来进行娱乐和思考活动。由此以来，人们的审美化倾向开始发生变化，人们关注的审美对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纯文本，“一些文学教授开始从莎士比亚转向了麦当娜，从《包法利夫人》转向了侦探小说；另一些批评家放弃了诗歌和小说而兴致勃勃地进入了广告、MTV和流行歌曲的研究，甚至考察起了香烟与垃圾的历史脉络。电视肥皂剧、街头舞蹈、服装款式的含义，电影之中的种族冲突或者观众被赋予的性别主置――这一切都被纳入文学批评的研究范围”。文学内容的泛化倾向使得文学批评的空间范围变大，文学批评正转型为文化批评或泛文化批评。由于泛文化倾向可能会遮蔽甚至取消文学的独立地位，于是有学者发出了“文学批评的缺席”、“文学批评的退场”等呼喊。

毋庸置疑，文学批评的泛文化使得文学批评和研究有了很大的视野空间。如王晓明、陈思和等人关于“成功人士”的讨论；倪伟关于城市广场的分析：林舟对大众传媒与当代文学批评的空间构成的研究；陶东风关于电视广告的分析等。这些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都超越了传统的文本分析，研究方法开始进入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话语分析等，进而揭示文化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但这种泛文化化，使得一些外部理论对文学产生强制性的包围和入侵，可能会掩盖文学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发展，因为这种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文学。长此以往，文学空间就会萎缩。文学批评泛文化的同时也会造成其边缘化的形成，它不再像以往那样重视文学作品，而且其理论深度也有所下降。在大众传媒时代，文学批评只有不断满足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利益，才会被受众所认可，在这种趋势下，文学批评很难再有自己的独特性，再加上商业化生存方式需求的驱动，使得文学批评逐渐丧失了其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精神。

媒体批评的出现与发展也是文学批

评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媒体批评”，主要是指发表在报纸杂志和互联网上那些短小尖刻的批评文字，它是以普通受众为对象的批评，这类批评最初为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后来影响到文学批评。像《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介的评论版都很不错，评论者都是针对社会热点话题、社会现象等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不言而喻，媒体批评更多的是注意事件性、趣味性和新闻性，即使涉及文学现象和创作等也只是作为一个引子，而不像纯文学批评那样深入到文学自身规律的探讨。

文学批评趋于娱乐化。著名政治学家拉扎斯菲尔德认为，大众传播有三大功能：监视环境、联系社会、传递遗产。后来，社会学家赖特又做了补充，认为大众传播还有娱乐社会的功能，而且得到认可。进入消费时代以来，大众传媒呈现出娱乐功能中心化的趋势，以大众传媒为依托的文学批评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像以前那样扮演批判、启蒙、审美等角色，也开始出现娱乐化倾向。

目前，文学批评娱乐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学批评带有很大的新闻性、趣味性、事件性，而文学批评本身的学术性和学理性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批评对象也日益时尚化、新闻化、漫画化，这不仅损害了批评对象的主体性，而且也直接危及到了批评本身。回看2006年的《百家讲坛》，于丹通过电视，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给大众炮制了一个她心中的孔夫子形象，她对《论语》的解滨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批评家对此各有不同的看法。在媒体制造的神话中，面对于丹的论语心得，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几乎看不到她对传统文化和旧道德的“批评”，而是拿孔子做道具的“娱乐”。但这种轻松的、带有娱乐性的“批评”方式却极受人们的喜爱，我们对此敢于去质疑吗?300万的巨大印数就足以让你哑口无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文学批评虽然让大众更加接近了文学，却在某种程度上远离了文学的真正本质。文学批评的娱乐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受众的猎奇、娱乐消遣的心理，这也是传媒时代一切以市场为导向，商业化、市场化的经济利益所驱使的结果。

大众传媒与文学批评空间的“和谐”建构

大众传媒时代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广阔空间，这里既充满了机遇与挑战，也布满了沼泽与陷阱。文学批评该何去何从?文学批评如何在这种新的形势下谋求自身的道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文学批评能否有效地进人大众传媒，影响受众的视听和舆论，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如何与传媒之间建立一种协调的、互利的关系。作为现代传媒的一部分，文学批评不可能离开媒体而单独存在，由于文学批评所固有的精英意识和批评立场，一定程度上又阻碍着它与大众传媒话语之间的交流，但大众传媒又是需要文学批评来确认自己“大众代言人”的合法身份的，传媒通过专家学者对各种话题的讨论，实现和巩同对公众社会的影响力和思想垄断权。这说明二者之间是互利共生的关系，是有契合点的。我们可以从中寻找平衡点和支点，也即建构大众传媒与文学批评的和谐空间。对此，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几点理论探讨：

第一，文学批评应该以某种文学理论为支撑，不能完全脱离文学自身，文学批评可与电视、网络等媒体相结合，充分体现二者融合后的共同优势。比如目前出现的网评，报纸也开始推出电子版，改变了以往纸质媒介不易保存、不可复制等缺点。事实上，文学批评自身为了拥有尽可能多的受众，为了更好地生存，也在积极地向媒体靠拢，无论是在语言上、板块设置上还是批评风格上等都受媒体影响之深。

第二，在大众传媒的带动下，一种新的文学批评场域开始形成，它打破了以往传统文学批评的空间，批评的主体性也有所改变，以往评论的权利往往是学院派的评论家、报纸编辑，而传媒控制下的文学批评主体开始多样化，可以是作家、评论家，也可以是普通受众，主体问的互动性增强，打破了以往单一化的一线性模式。文学批评也可借助大众传媒的传播优势和雄厚的资本向大众普及自己的学术理念，让学术走出纯理论的桎梏。

第3篇：大众传媒的含义范文

一

大众传媒是日常生活中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但许多人对其含义并不清楚。所谓大众传媒就是“大众传播媒介”。一般来说,大众传媒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电影、图书、音像制品,以及互联网络。大众媒体具有信息传播和舆论表达两种基本功能,其中报刊、电视、广播与互联网是四种主要的新闻信息传播媒介。随着现今信息社会的到来,传媒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大众传媒可以影响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政治立场、道德观念等等,就形成了对人们思想和行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众传媒环境。

大众传媒环境建构了新的世界图景,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体系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我们知道,从古自今,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经历了四种方式:原始传播方式、手抄传播方式、印刷传播方式、电子传播方式。传媒形式也就经过了四种不同形式的转变,对人们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如今,随着计算机的崛起,中国正处于新传播媒体开始兴盛的时期。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泛指利用电脑及网络等新科技,对传统媒体形式、内容及类型所产生的质变,也称第四媒体,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报刊、广播、电视媒体。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区别,不在于出现时间的先后,而在于传播方式和内容形态的不同。大众传媒环境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自然也会影响到学术期刊。中国的学术期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传播群体,它是不同于大众传媒的,是一种社会非常重视、知识密集型的传播刊物,它往往以某一领域的知识为重点,传播和交流这一领域知识的学术成果。从改革开放开始,它得以大力发展,经过裂变和调整优化,走向繁荣,在今天的媒介化社会中又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随着信息化社会的来到,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中的影响已达相当高的程度,以至于个人、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对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了高度的依赖。同样,中国学术期刊作为成长迅速的知识传播基地,也必然受其影响。中国学术期刊与这种大众传媒环境有着非同一般的关联,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探讨,以期有更好的发展。

二

从过去到现在,学术期刊与大众媒体的关系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传统的媒体(既以报刊、广播、电视为主要工具的传播媒介)中,学术期刊以其自身的独特性而受到专家学者们的重视,因为知识的专业性与集中性,学术期刊始终只被一小部分人所知的,不能被称为大众性的媒体。尽管近年来学术期刊发展迅速,对学术的繁荣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也方便了人们对专业知识的了解,但除了本领域的学者,一般人很少会翻阅学术期刊。特别是一些不太知名的期刊,更是鲜有光顾者,所以即使是一些很有成果的论文也会被忽视。新媒体发展迅速,它在信息的收集、、传播等方面有着传统媒体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因而越来越受到大众的欢迎。 这些使学术期刊在读者数量和传播范围等方面受到更大的冲击和威胁。为此, 中国学术期刊要发展,就必须顺应大众传媒环境发展的趋势,不落后于时代;必须要更新理念,重新定位,更要充分认清环境,利用现有条件,融合媒体,实现发展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学术期刊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需求。

首先,学术期刊应学会利用大众传媒环境,选择并创造发展良机。应该看到,如今新媒体的发展或许会对传统媒体造成冲击,但不会造成致命性的打击。相反,我们可以利用新媒体的工具作用,来促进属于传统媒体的各种刊物的发展。比如,学术期刊可以用大众传播媒体来宣传自己,这已是学术界的共识。在2006年11月初,第五届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一个专题是“沟通科技期刊与大众传媒”。这次会议希望能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使科技期刊发展更快,能促使各个国家利用大众传媒来使科学论文得以迅速与广泛传播,让公众及时了解最新的科学成就与学术成果。中国科协也从2007年1月起在国内率先启动了“科技期刊与大众媒体见面会”制度,认为学术期刊与大众传媒的结合有着潜在的市场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提出了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促进二者的结合,呼吁更多的科技期刊认识到与大众媒体联姻的重要性并积极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打造出具有综合影响力的中国科技期刊,使科技成果更好地为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服务。从中可以看到学术期刊与大众媒体的结合无论是于国于民还是对期刊的发展来说都是有利的事,也是势在必行的。

其次,如果说传统学术期刊的形式是单一的出版物,那么在当今时代,学术期刊不再是单一的纸质形式。学术期刊与大众传播的联姻更是通过期刊的网络化、数字化来实现的。期刊的网络化、数字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近年来,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在网上阅读、查找资料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据统计,期刊的网络阅读率正在持续攀高。而且由于期刊出版频率的不断加快,半月刊和旬刊的不断普及,这些期刊在网络上也得到了很大的点击量。许多期刊都一改传统媒体只出现于纸上的格局,同时还在网络上开辟新天地,创办网络期刊,获得了不俗的成绩。期刊阅读移至网络之后,网络显示出了对传统期刊格局的巨大重塑力,使学术期刊呈现出不同于以前的面貌。期刊通过网络平台能够获得巨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这是以往纸质出版物难以企及的。顺应新的媒体形态,有些学术期刊从印刷版转变到网络版。这种方法是切实可行的,学术期刊出版者可以从单一的纸质期刊出版向跨媒体出版转变,即把相同的内容到不同的媒体上。在将多媒体资源进行转换之后,经过内容管理系统中的加工和整合,再以不同的格式到相应的媒体上,如手机、电脑网络等,以满足读者的需求,从而获得更大的时市场份额。

很多人把如今这个时代称为网媒时代,的确,以网络为代表的新的大众传媒环境是学术期刊发展所绕不过去的台阶。如何运用大众传播媒体是学术期刊发展要解决的问题之一。网络化的即“数字化学术期刊作为一种新型的出版载体,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可以积聚海量信息,进行超文本链接,获取信息的高效、便捷,实现编者、作者和读者间互动交流,为期刊功能的最大发挥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空间。快速发展中的数字化期刊尽管尚需在网上安全、出版规范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加强管理和防范,但作为未来出版的一种主流发展方向,它将与传统型印刷版期刊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共同推进期刊出版事业的不断发展繁荣。”①

再次,要实现学术期刊传播的“大众化”。即让学术成果被更多专家、读者所知,或说让中国的学术水平为世界上更多学者所知,以确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和文化影响。为此,我们要实行学术期刊传播的国际化,实现学术期刊在大众传媒环境中为更多学者所认知、其价值得到认可并顺利发展。

现在中国不再是闭关自守、畏缩不前的国家,我们需要学术上的获知,也要向别的国家来展示自己的成果,从而实现东西方之间的对话。学术期刊作为一种知识的传播载体,不应局限于一个国家、一个学术圈子里,特别在大众传媒发达的时代,学术期刊应该积极参与,迎接其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发展壮大自己。

三

大众传媒的发展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在这样的变化中,传统的一切,包括传统的媒体,如传统的纸质杂志甚至电视,都要因新的大众媒体环境的出现而发生变化,并受到挑战。可以说,大众传媒环境是一把双刃剑,对学术期刊是威胁还是提升,取决于学术期刊是否能适应环境。利用不当的话,学术期刊将萎靡不前,最终将因不能适应环境而被淘汰;反之,大众传媒环境将会为学术期刊的发展插上翅膀,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大众传媒环境下,学术期刊要尽量地发挥自己的价值,实现其社会功能,必然要对自身进行重新审视。通过以上分析,学术期刊应该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开拓。

1.建立类似新闻的学术期刊宣传系统。怎样让公众知道发表在期刊上的成果呢?即如何利用大众传媒来传播学术期刊的成果呢?“美国有向全球传播科学新闻的EurekAlert网站,该网站将500多个学术机构提供的科学新闻即刻传达给世界各地614位注册记者;欧洲有阿尔法-伽利略网站(Alpha Galileo),该网站每天将来自欧洲的最新研究新闻提供给世界各地的5700多位专业媒体人员。”②据报道,在国外许多学术期刊都与媒体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比如《自然》、《科学》等。

但是,目前在中国并没有一个帮助学术期刊重要科学新闻的网络平台,记者不知道期刊最新发表的重要成果,期刊编辑也不知道记者需要什么,双方形同陌路。据调查,中国的学术期刊与大众媒体非常缺乏交流,大众媒体有关科学进展的报道很少来自国内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许多学者出于对大众媒体的不信任,认为媒体会扭曲报道(实际上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不管是客观原因还是主观原因导致的),通过这种途径来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是不严肃的,因此拒绝与大众媒体的配合。虽然有些学术期刊的编辑很想通过大众媒体介绍期刊上的重要论文,但并不懂得用通俗的语言写作,更有编辑不想因此费事。种种原因造成了学术期刊与大众媒体的“隔阂”。这种格局中,人们很难把学术期刊这种专业性的、精英性的传播载体与普及性的大众传媒相联系。长期以往,学术期刊必然越来越处于边缘化的境地,特别是一些不太知名的期刊,处于被人遗忘的角落,即使有优点也会被忽略。其实,媒体对学术论文中研究成果的报道非常重要,因为媒体的报告有益于论文的作者、作者所服务的研究机构以及的期刊。普及科学知识有益于社会的发展,在信息时代的大海里,公众需要了解有价值、经同行评价的科学知识。因此,学术期刊应积极主动地和媒体建立成长性的关系。利用大众传媒,建立类似新闻的学术宣传平台将会使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为更多人所知、所用,促进学术的繁荣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有利于学术期刊本身的发展。

2.进一步加快期刊网络化的步伐。在当今大众传媒环境中,学术期刊的网络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现在更多的人愿意在网上阅读,查找数字化的论文,中国的学术期刊没有是否进行网络化的选择权,学术期刊要扩大自己的领地就必须利用网络,在网络上来展现自己。在这种环境中,学术期刊出版者的观念要进行必要的转变。首先要看到期刊读者角色的转变,即读者由单一的纸质期刊的读者变成更加宽泛的读者,这其中有许多网民、甚至是手机用户等。发行时应从仅仅出版发行纸质传统期刊的角色中跳出来,不但把作品出版在传统纸质期刊上,还应到网络上,手机上等等。同时,数字出版的出现要求学术期刊经营者的经营意识也要相应转变。比如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的分发方式不一样,传统纸质期刊只能按册卖给读者,而网络期刊可以把论文按篇销售给读者。另外,网络期刊不仅仅只是把论文放在网上就行了,同样要解决“发行”问题,注重“网上发行”。要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获得好的经济效益,必须做好网上发行工作,可以采取多种办法,比如在一些知名网站的搜索引擎上建立索引,在相关专业领域的网站或网页上建立友情链接,还可以在纸质期刊上宣传网络期刊网址等。著作者投稿、编辑处理稿件、专家审稿都可以通过网络快速高效运作,可以缩短期刊的出版周期,这也是期刊网络化的一个优势。学术期刊的读者大多是学者、专家或研究者,他们具备了利用网络的条件,随着计算机网络在我国的迅速发展,必将有更多的人通过网络来获知专业知识。尽管在学术期刊网络化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制度需要完善,但是毫无疑问,这是学术期刊的一个发展趋势,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是不应忽视的。

3.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学术期刊的国际化也是被争议的问题。大众传媒环境对学术期刊的另一个要求就是在传播的范围方面。当今信息化社会里,中国的学术界不仅需要知道别国的知识,也要让自己的成果为人所知。否则,学术界将会处于“失语”的困境。“失语”这个词起于文学理论界。改革开放以来在文艺理论界引进了很多的西方理论,国内学者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而本土传统的各种理论却被相对忽略,国外的理论界更是对这些传统理论知之甚少,造成了一种只能说别人的话的尴尬局面。

学术如何走出去,而不是只引进来,是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对学术期刊来说,如何被更多的学者所感知是生存的关键问题。而如何被感知就需要一定的措施。现在,即使在国内非常有名的期刊,有在国际上也并不太有名,中国的学问是游离于国际主流之外的。这其中虽然有政治上的原因,如西方对中国的忽视,但是我们仍然应该争取话语权,让自己的学术成果发扬广大。否则,长期以往,除了影响中国的声誉外,更会让中国的学术发展举步唯艰。

国内学术期刊社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要办成国际名刊是非常不容易的。首先便是语言的障碍。如前所说,国内不少的期刊开始要求英文摘要,出英文版,这无疑是走向国际化的方法。互联网的出现也使得国内期刊与国际知名期刊之间的联合办刊变得容易实现,甚至合作双方不用见面就可以达成协议,进行合作。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其实是学术的国际化,在大众传媒环境中,我们应该利用有利条件,让自己的学术成果为世所知。

综上所述,大众传媒的发展是渐进的,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着日益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学术期刊成长迅速,也是世界知识传媒格局中发展很快的领域。它的市场仍然不尽成熟,但也因此具有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如今的大众传媒环境下,更多的学术期刊认识到了与大众媒体联姻的重要性并积极投入其中,致力于打造具有综合影响力的中国学术期刊,使学术成果更好地为国家的繁荣、人民的进步服务。

注释:

①张积玉:《中国期刊业发展趋势探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4月

第4篇：大众传媒的含义范文

受众媒介素养是指“公众面对媒体和媒介讯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思辨性应变能力，以及创造和制作媒介讯息能力”②。在大众健康传播的过程中，培养和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是真正实现大众健康传播功能的基础和有力保证。

培养受众对健康信息的质疑和评估能力

有研究者调查认为，我国受众对待媒介信息的普遍倾向是“似乎把所有报纸上、广播中、电视里所的信息都看做是权威的，对其真实性、客观性和科学性更不习惯做信息来源分析，不思考信息者的动机，不通过头脑过滤，一味地全盘接受”③。可见受众对媒介信息缺乏质疑和评估能力。要使受众具备对信息真伪的质疑能力和批判能力，首先应使其认清大众传播媒介的性质和传播过程。大众传播学认为，大众传播是由组织化的传播机构及其专业人员通过技术性传播媒介向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传者传播社会信息的过程，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等都会影响信息“把关人”决定把什么样的信息发送给受众。④因此，一个具有媒介素养的大众健康传播的受众必须认识到大众传媒的信息生产与传播并不是纯客观的，媒体呈现给受众的所谓现实并不是真实的现实世界，而是媒介创造的“拟态环境”。媒介信息常常包含传播者个人的价值取向，它并不完全反映客观现实。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组织虽然属于国有，但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市场标准在我国大众媒介组织的信息选择把关中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标准。以往，受众只是片面地看到大众传播媒介的公共性、公益性（即大众传媒为满足社会对信息的需求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并以为大众媒介现实就是客观现实，高度信任大众传播组织及其传播的信息，而忽视了大众媒介的经营性质可能导致为追求收视率、追求利润而放弃社会责任，因此，受众盲目轻信了某些大众传播媒介的健康信息，从而出现了“张悟本事件”等一系列伪健康传播事件。其次，受众懂得媒体的语言修辞和宣传策略，就能解构媒介信息，理性鉴别选择信息。伪健康传播中的传播者为达到其营销宣传目的，常用大众传播技巧中的“美化法”，其宣传用语常常夸大其词，常用“包治百病”、“一盒见效，无效退款”、“药到病除”、“立竿见影”等来宣传其产品，这样的宣传用语明显违反了我国《广告法》、《医药广告管理办法》、《药品广告审查标准》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另一方面，伪健康传播者为了达到宣传目的，还常用大众传播技巧中的“印证法”，用讲故事的方式，列举一些病案，或让一些所谓的患者现身说法，宣扬其产品的神奇疗效；或者利用受众的慕名和权威崇拜心理，经常请名人为其产品代言。伪健康传播通过以上各种方式，创造酷似真实的情境来制造一个个媒介拟态环境，使受众接受其宣传，却违背了大众传播要求传播的内容必须真实的基本原则。受众在媒介构建的虚拟环境中应始终保持理性，对其信息进行质疑和批判，才能避免在海量信息中迷失方向。

提高受众对健康信息的认知和理解能力

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类在认知活动中是用已知的知识来吸收、同化新知识，再重新构建新的认知结构。因此，受众对媒介信息的理解、认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知识结构与认知结构。当受众在面对健康信息时，如果其原有的健康知识水平低，他就只能接受媒介健康信息的表面意义，而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信息、不能辨别信息中的矛盾和伪科学的信息，容易对媒介信息轻信盲从，也就不能自主获得正确信息。相反，当受众拥有较高水平的健康知识结构和良好的认知结构时，就可以很好地掌握各种媒介信息，并能通过信息表面含义，由表及里，全面正确地理解信息的含义，对信息做出正确而有效的取舍。据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公布的居民健康素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具备健康素养的总体水平为6.48%。⑤这表明，我国在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公民健康素养方面还任重道远，这也是造成“张悟本事件”等伪健康传播有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提高大众健康传播受众的媒介素养，提高受众对信息的理解和认知能力，应加大力度对公民进行健康教育，向公众宣传防病治病、科学养生的知识，而大众传播媒介和医疗卫生机构、健康教育部门依然是大众健康教育的主力军。健康传播的跨学科特征很明显，专业性很强，它需要传播者兼具医学卫生健康专业知识和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以及相关的医疗卫生政策、法规的知识。目前，我国健康传播的专业人才还很不足，这就需要，一方面，大众传媒除了加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加强健康传播的把关意识外，还应加强与医疗卫生、健康教育领域的专业人士积极合作，确保信息的科学真实有效；另一方面，医疗卫生、健康教育领域的专业人士，借助大众传媒的平台、技术、技巧，将自身掌握的健康知识和信息用更加通俗易懂、喜闻乐见，更加形象直观的形式进行传播，以此使受众的健康素养提高到一定的水平，这等于给了受众一双智慧的眼睛，使其能识破伪传播中那些花言巧语的“忽悠”。

增强受众对健康信息的思辨能力

思辨能力指“不轻信别人，强调经过自己的分析、论证和试验，运用恰当的评价标准，进行有意识的思考，挑选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和最正确的东西，最终做出有理据的判断”⑥。受众具备思辨能力就能对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行具体分析判断，有目的、有针对性地选择正确、有效的信息为自己所用。

大众传播学认为，大众传播的信息反馈具有延迟性、间接性的特点，传播者的信息传递和受传者的信息接受是彼此分离的，因此，健康传播受众很少能与传播者直接交流沟通，即便是电视养生健康类节目中的现场观众，也因为节目时间的有限而很难与节目中的医疗专业人士进行充分沟通交流，更不能像在医院中那样进行医患人际交流沟通后，由医生来辨别诊断患者的体质和病情症状开出药方或提出治疗方案。因此，大众传媒在传播健康知识、技能和信息的同时，更应有意识地向受众传播医学临床思辨的观念和思维方法，培养受众的思辨性应变能力。例如，《糖尿病天地》杂志刊登的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侠谈中医食疗时说的“食疗因人、因地、因时而异”，“要通过辨别每个人的体质来推荐食疗方……绝不能像‘养生大师’们那样给所有的人都开一类食疗方子”⑦。在健康传播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传播医学中的思辨方法，这样才能很好地提高受众对思辨思维的认识，提高他们的思辨能力，并增强应变能力。如果在选择大众传媒的健康信息时，受众都能进行这样一个思考、分析、论证、判断的思辨过程，就能有效地使用健康信息，也就不会轻信张悟本等人“一个食疗方子走天下”的伪健康宣传，不会上医药假广告的当，才能真正发挥健康传播的功能。

注释：

①张自力：《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九个方向》，《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9）。

②张开：《媒介素养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③张开、吴敏苏：《中国城市居民媒介素养现状调查报告》，见蔡帼芬等主编：《媒介素养》，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页。

④周庆山：《传播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⑤马祥：《“健康传播”如何才能传播健康——基于对“养生专家”张悟本造假事件的思考》，《今传媒》，2010（12）。

⑥张子宏：《论思辨能力的特征及其与语言知识间的关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6）。

第5篇：大众传媒的含义范文

人际交往的结果，就形成了人与人之间心理上的关系和心理上的距离，即人际关系，或亲近或疏远或敌对，表现为情感上的相亲或相斥。如果形成的是亲近和谐的人际关系，就使人心情平静、舒畅；若人际关系不和谐或发生矛盾，就会使人感到紧张、焦虑或孤独寂寞。故与周围人进行交往和沟通，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是每个人的基本社会需要，也是个体适应环境、适应社会生活、担当一定社会角色、形成丰富健全的个性的基本途径。

随着网络在我国内地的高速扩散及其对个体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其强大的人际传播功能成为当前网络使用者进行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之一。中国社科院于2007年进行的“中国互联网使用及其影响调查报告”中，特别关注了网络使用对人际交往的影响。调查发现，网络即时通信工具，如QQ、MSN以及电子邮件成为网络使用者与朋友、同事、网友进行人际交往的主要方式之一。

那么，网络使用对人们的人际交往有何影响呢?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互联网强大的娱乐功能和资讯功能为个人生活带来很大的方便，但同时也占据了人们大量的时间。使用者长时间沉溺于网络，容易产生忧虑感与疏离感，从而削弱其进行人际交往的兴趣，并降低其对人际关系的信任。因此，研究者称互联网是一种“致人疏离的技术”(isolating technology)，认为用户因沉溺上网而减少和他人的接触，必然导致其社会联系的减弱。

但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认为互联网为人们进行日常的社会交往提供了另一种新的交流工具，人们利用互联网提供的这些低成本的通信工具，可以加强面对面交流和电话交流所建立起来的联系；而且，经常上网的人还会将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延伸到网上，在虚拟世界中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交往团体。

本文认为，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产生怎样的影响，有赖于人们如何使用它。就网络使用者而言，网络使用动机的不同，其伴随的使用行为亦有所不同。因此，将网络使用形态进行细分，有助于我们厘清网络使用对个体人际交往的影响。

一、网络的两种使用形态：工具性使用与仪式性使用

在传播研究史上，“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是传播研究典范的一个重要转折。在此之前，学者关注的重心在于“媒介对人们做了什么”(what do media do to people)；“使用与满足”理论出现后，学者们将研究的焦点从传播者转移至受众，研究“人们通过媒介做了什么”(what do people do with media)，这一思路成为日后受众研究的主流①。

“使用与满足”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受众是主动的，其出于一定的动机而使用媒介。在关于受众的媒介使用动机的研究中，鲁宾等人认为，根据不同的使用动机，受众使用媒介的形态可分为“仪式性使用”(ritualized media use)和“工具性使用”(instrumental media use)两种②；前者指受众对媒介的使用是一种固定的或习惯性的行为，譬如为了打发时间、排遣郁闷、获得休息等，后者指受众在使用特定媒介时都有其功利性的目的，是一种工具。更进一步地，鲁宾指出，“仪式性使用”者注重的是媒介的使用过程或体验，而“工具性使用”者关注的是对特定媒介内容的满足，因此，两者的区别在于，“仪式性使用”获得的是“过程的满足”(process gratifications)，而“工具性使用”获得的是“内容的满足”(content gratifications)③。

受鲁宾等人研究的启发，本文尝试提出网络使用的两种形态：仪式性使用与工具性使用。借鉴鲁宾关于媒介的“仪式性使用”和“工具性使用”的定义，本文尝试对网络的仪式性使用和工具性使用进行如下界定，见表1：

二、工具性使用形态对人际交往的“功能补偿”效果

新媒体是否会取代旧(传统)媒体?每当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出现，人们总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与惊叹。媒介技术发展史表明，一方面，社会需要会刺激新技术的产生，同时引发人们对旧技术的排斥；另一方面，与旧技术有关的社会压制因素又会对新技术的扩散产生延缓。在这一博弈过程中，通常不是旧媒介的消亡或新媒介的完全胜利，而是新媒介技术与旧媒介技术进行“功能重组”(functional reorganization)，当新媒介能更有效、更方便、更具吸引力地提供旧媒介所服务的功能时，便可能使旧媒介提供这些功能的能力相形失色。就像电视没有取代广播，有线电视没有取代无线电视网，磁带录像机没有取代电影院一样，经历了“功能重组”后，旧媒介常常是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而不是被彻底替代，新旧媒介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各自发挥独有的特长。

由于网络兼具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功能，本文认为，与媒介史上新旧媒介的“功能重组”有所不同，网络出现后，不仅与已有的大众传播媒介报纸、广播、电视进行功能重组，亦与具有人际传播功能的其他“非大众传媒活动”(在本文中，将“非大众传媒活动”定义为：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内，从事除接触大众媒介之外的其他活动，如进行社会交往、运动健身、郊游旅行、参加公益活动等)如人际交往进行功能重组。由于网络既有便捷、高效的信息提供功能，亦有丰富多样的人际互动、休闲娱乐功能，“功能重组”的结果，网络在作为一种新的大众传媒而存在的同时，亦成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非大众传媒活动”工具。

由于网络所提供服务的丰富性，以及形式的多样化，使得网络使用者将投入接触传统媒体及进行人际交往的兴趣由现实转移到网络。对于网络的工具性使用者而言，他们在使用网络时，往往以寻求新闻和与学习、生活有关的资讯，以及进行人际互动为目的，能够从网络使用中获取直接的、实质性的满足。由于动机的直接性和指向性，他们对媒介本身没有过度的亲密感和依赖感，因此对使用时间有较好的自我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网络使用者既可将现实中的人际交往延伸至网络，亦可在虚拟空间进行新的人际交往。因此，网络使用者即使在现实中“流失”掉一部分人际交往，其在虚拟空间进行的人际交往亦可对这种“流失”进行“补偿”。由此可见，网络的工具性使用形态的“功能补偿”效果，对人际交往是一种积极的、正向的影响。

三、仪式性使用形态对人际交往的“时间替代”效果

在农业社会，人们对时间没有明确的概念，常常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没有进行较为精细的时间预算。人类在进入工业社会后，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直接影响了人们的时间支配和时间观念。借此，学者们开始关注有关生活时间结构问题④。生活时间结构系指一个人的“时间预算”(time-budgeting)，即一个人对一天中的24小时如何进行分配和使用的问题。研究者在研究时间预算时，通常把时间分为约束时间、必需时间和自由时间三类。约束时间是指个人无法自由支配的时间，如用于工作和上班的时间；自由时间是指扣除约束时间和必需时间之后所剩下的时间，可以完全由个人掌握、使用。在自由时间内，个人可以不受约束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接触大众传媒、进行人际交往、运动健身、郊游旅行、参加公益活动等。

自大众传媒诞生之初，研究者就对其所产生的“时间替代”效果进行了研究。由于“约束时间”和“必需时间”内的活动相对固定不变，所以大众传媒的“时间替代”，主要体现在对自由时间内所进行的其他活动的替代。如柯芬⑤研究了印第安那州的2500名居民的媒介使用情况，发现自有了电视之后，居民阅读报纸、杂志和收听广播的时间，都较没有电视之前缩短；此外，电视还占据了居民过去利用自由时间从事人际交往的时间。其他学者的研究，均获得了类似的结论，如甘宁汉⑥的一项历时10年的研究发现，电视逐渐普及时，镇上居民参与的人际交往大为减少。据此，最早研究“时间替代”的学者得出结论认为，由于人们的时间资源具有“零-和”(zero-sum)特征，使用者将时间花在某一新媒介上，就有可能排挤旧媒介的使用时间以及用于其他“非大众传媒活动”的时间。因此人们使用新媒体的时间愈长，用于人际交往的时间就愈短。

利用“时间替代”(time displacement)理论，可为我们理解网络的“仪式性使用”形态对人际交往所产生的影响提供一种思路。

由于时间资源的有限，扣除掉“约束时间”和“必需时间”后，“自由时间”常常为人们用来接触大众传媒，与亲人、朋友交往，参与公益活动、休闲娱乐等。对于网络的仪式性使用者而言，他们上网的动机与目的均不是特别明确，常常是在打开电脑之前，并没有强烈的关于“打开电脑之后要做什么事情”的想法，而是在打开电脑之后，无目的地浏览感兴趣的网页，消磨(打发)时间、放松心情、排遣郁闷是这类上网者的主要目的。由此可见，愈是出于网络的“仪式性使用”，使用者愈是沉溺于其中而无法控制上网时间，结果是用于人际交往的时间被排挤，没时间去参与现实生活。久而久之，仪式性使用者把接触网络变成一种习惯或依赖，这既不利于已有人际关系的维系，亦不利于在网上发展和建立新的人际关系。“仪式性使用”的结果，是使用者愈加依赖网络中虚拟的自我感受，日渐疏远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由此可见，仪式性使用形态的“时间替代”效果，对网络使用者的人际交往是一种消极的、负面的影响。

注 释：

①翁秀琪：《大众传播理论与实证》台北三民书局，1992年版。

②Rubin A・M，Perse E・M.Audience activity and television news gratificatio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87，(14)：58-84.

③Rubin A・M，PerseE・M，Powell R・A.Loneliness，para-social interactionand local television news viewing.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85，(12)：155-180.

④陈世敏：《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台北：三民书局，1983年版。

⑤CoffinT.The impact of television.American Psychologist，1955，(10)：630-641

⑥Cunningham & Walsh Co.Videotowm.NewYork：Cunningham & Walsh Co，1958.1948-1957

第6篇：大众传媒的含义范文

当时，中国（本文专指大陆，下同）正处于“”热潮之中。如今回过头看，就大众传媒的实践而言，“”倒是将“议题设置”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但由于错误路线主导下的传媒，不是以大体真实、公正的报道作为基础和前提，因此很快走向了反面，使“议题设置”功能几乎丧失殆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拨乱反正、激浊扬清，才逐渐得以恢复。

目前状况如何？在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良性运作的形势下，总的来说，大众传媒自然能正常发挥包括“议题设置”在内的各种功能。一般人都可以感觉到：与各行各业一样，传媒业取得了巨大进步。但这并不是说，它做到了（事实上永远做不到）十全十美。一般人也都可以感觉到：传媒业还存在着很多不足。然而，重要的是，经验不能代替科学。传媒究竟在哪些方面、在什么程度上、在什么条件下、发挥了哪些功能？显示了哪些规律？有何得失？如何改善？等等，这些问题并非不言自明，而必须依靠科学研究提供答案。因此，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于今年初在上海市民中进行了传媒“议题设置功能”的抽样调查。

尤需指出，中国迄今未开展过有关传媒“议题设置功能”的实证研究，由此更凸显了其开拓意义。还需说明的是，本次调查获取了大量数据，有待深入、细致的分析，限于时间和篇幅，这里先提出一份初步报告，以飨读者。

一、调查研究的方法

本课题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包括随机抽样调查法和媒介内容分析法。（本次研究的调查、编码工作分别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00级硕士生、1999级本科生承担。特此鸣谢。）

1.抽样调查――通过电话号码（使用随机数表）抽样，获得351个有效样本，代表上海市区13～65岁人群（样本构成详见附录）。

2.内容分析―――选择三种类型不同而各具代表性的报纸：《人民日报》（全国性、中央级机关报）、《解放日报》（地方性、省市级机关报）、《新民晚报》（地方性晚报），作为分析对象。分析时段为：三报于2000年5～12月间发行的114份报纸（方法为每隔6天抽取1份），统计其刊载的全部新闻，共6406条（参见表1）。 表1：三报新闻报道条数及比例

报道量（条数）　比例（％） 人民日报　2468

38.5 解放日报　1670

26.0 新民晚报　2268

35.5 合计

6406

100.0

二、初步分析和主要发现

1.上海受众接触媒介的现状：广播持续滑坡，网络迅猛发展

首先，从上海市民接触媒介的一般状况看，大体还算稳定，但如表2所示，传统大众媒介的停滞不前状态，可谓一目了然。尤其是广播的持续“滑坡”格外明显――相隔两年多，接触率下降约26个百分点，人均（按全体样本计算）每天接触时间量也减少约10分钟。反之，网络媒介则方兴未艾，呈现出迅猛发展的趋向――其接触率由一年前的不到3成急速逼近4成。

这些变化，虽然与大众传媒的“议题设置”功能没有直接关系，但作为整个媒介生态、传播环境的重要变动，势必间接对各个媒介机构和市民发生不可小看的影响。 表2：上海市民接触媒介状况的变迁

报纸

电视

广播

网络

接触率 人均接触时间　接触率 人均接触时间　接触率 人均接触时间　接触率 人均接触时间 1999年　95.1％　41分

96.4％　100分

65.9％　29分

28.9％＊　12分＊ 2001年　86.5％　32分

90.7％　85分

39.8％　19分

39.5％

／ （说明：＊为2000年数据。）

2.上海市民对重要议题的排序依次为：经济、治安、环保、腐败、就业……

其次，为了解受众对各种议题的认知、排序状况，我们设计了一个开放式问题：“您认为我国当前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什么？”得到50余个答案。在此基础上，再归纳出17项议题，作为封闭式问题，让市民回答（多项选择）：“您认为，对国家／个人而言，以下议题的重要程度如何？”

结果如表3所示，被市民列为“最重要”议题的前10位（依选择人数比例大小而确定），虽区分为“国家”和“个人”两个系列，但并非互不相干，而是多有交叉，其重合选项达7个，加上非重合选项6个，共计13个。进行综合评分（两个系列百分比相加÷100，满分＝2.0）后的次序为：

⑴“经济”（1.41），⑵“治安”（1.34），⑶“环保”（1.31），⑷“腐败”（1.28），⑸“就业”（1.16），⑹“入世”（1.01），⑺“交通”（0.93），⑻“两岸”（0.68），⑼“西部”（0.58），⑽“政改”（0.55），⑾“医改”（0.49），⑿“房改”（0.39），⒀“精神文明”（0.33）。 表3：上海市民对最重要议题的认识和排序（％） 国家最重要议题 (1)经济发展79.7　(2)腐败问题77.7

(3)环境保护69.7

(4)两岸关系68.3　(5)加入世贸66.8 (6)社会治安66.1　(7)西部大开发57.9　(8)政治体制改革55.2　(9)交通问题51.3　(10)就业问题51.0 个人最重要议题 (1)社会治安67.5　(2)就业问题64.5　(3)经济发展61.3

(4)环境保护60.8　(5)医保改革49.3 (6)交通问题41.9　(7)腐败问题40.3　(8)住房政策改革38.6　(9)加入世贸33.7　(10)精神文明建设32.9

由此可知：①上海市民高度关注自己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且焦点清晰，集中于一批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议题；②不过，角度不同，重点也随之不尽相同。从个人立场出发，较为重视切身、眼前利益，突出了“治安”、“就业”、“医改”、“房改”等议题；立足于国家，则视野更加开阔，强调了“经济”、“腐败”、“环保”、“两岸”、“西部”等议题。

3.媒介对重要议题的排序依次为：经济、治安、精神文明、环保、交通……

如果说，上述受众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包括对各种事件、问题之重要性的排序），可称为“受众现实”，那么，它从何而来？根据“议题设置功能”理论的假设，主要来自大众传媒（内容构成）的影响。也就是说，“受众现实”与“媒介现实”高度相关，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取决于后者。

事实是否如此？要得到可靠答案，就必须通过内容分析，以把握“媒介现实”的状况。我们对《人民日报》等三家报纸有关上述13项议题的报道量（条数）的统计分析表明，其排序与“受众现实”在较大程度上相关（参见表4、表5）。 表4：三报有关13类新闻报道（条数）比例之排序（％） (1)经济建设24.6　(2)社会治安5.0

(3)精神文明建设4.8　(4)环境保护4.1　 (5)交通问题3.2 (6)西部大开发2.1 (7)腐败问题2.0

(8)两岸关系1.0

(9)医保改革0.62　(10)政治体制改革0.59 (11)就业问题0.40 (12)住房政策改革0.37(13)加入世贸0.22 表5：“受众议题”与“媒介议题”排序之比较 序号　受众议题

媒介议题

序号 01

经济建设

经济建设

01 02

社会治安

社会治安

02 03

环境保护

精神文明建设　03 04

腐败问题

环境保护

04 05

就业问题

交通问题

05 06

加入世贸

西部大开发

06 07

交通问题

腐败问题

07 08

两岸关系

两岸关系

08 09

西部大开发

医保改革

09 10

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　10 11

医保改革

就业问题

11 12

住房政策改革　住房政策改革　12 13

精神文明建设　加入世贸

13

具体而言，上述13项“受众议题”中，有5项与“媒介议题”的排序完全一致，即：“经济”、“治安”、“两岸”、“政改”、“房改”。另有8项不一致，可细分如下：

受众优先排序之议题――

（三）／⑷“环保”【－1】，

（四）／⑺“腐败”【－3】，

（五）／⑾“就业”【－6】，

（六）／⒀“入世”【－7】；

媒介优先排序之议题―――

⑶／（十三）“精神文明”【＋10】，

⑸／（七）“交通”【＋2】，

⑹／（九）“西部”【＋3】，

⑼／（十一）“医改”【＋2】。

（说明：汉字数字为“受众议题”序号，阿拉伯数字为“媒介议题”序号，【】号内为双方议题排序之位差。）

从位差的程度（间距）看，如果以1～2为低度、3～4为中度、5以上为高度，则可分为：

低度―――“环保”、“交通”、“医改”；中度―――“腐败”、“西部”；高度―――“就业”、“入世”、“精神文明”。

再考虑到表4中各类新闻报道（议题）数量比例的分布，尤其是不到1％的种类（领域），更可以确认，“就业”、“入世”是受众认知与媒介建构之间的两个差异最大的议题。实际上，进一步说，即使如“两岸”、“政改”、“房改”等受众与媒介排序一致的议题，甚至“医改”、“西部”等媒介排序优先的议题，由于报道量大都在1％以下，个别略超过2％，因此也很难说充分应对了大众的期待、满足了大众的需求。

分析至此，就可以尝试作小结了。我国传媒的“议题设置”功能，是显而易见的，但亟待加强。在一些重大领域，由于该突出的没突出、该强调的没强调，媒介未能发挥预期的“议题设置”功能。也就是说，媒介未能引领受众，反而被受众超越了。缘由何在？从媒介方面看，主因恐怕还是对群众需求的了解不够全面、深入；从受众方面看，则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信息渠道的多样化（如上所述，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介正在迅速崛起），二是他们作为信息接受者的成熟化―――最后，拟对此略作考察。

4.受众对媒介的态度

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是传媒的空前发达。将各种传播媒介当作一个整体，对其与大众的关系稍加审视，即不难发现，著名新闻评论家李普曼提出的“虚拟环境”观点远未过时。在本次调查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单项选择）：“您的话题通常来自什么渠道？”如表6所示，传媒占据了超过7成的显著优势。 表6：上海市民平时话题的来源（％） 新闻媒介　亲友　单位　社区　社会　其他 72.0

13.8　5.1　4.0　 3.4　 1.7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多数人对媒介抱非理性、非科学态度。恰恰相反，从表7、表8的问答可知，其表现堪称成熟。就“媒介现实”与“客观现实”的关系而言，持极端看法的人只占不到4个百分点，近半数人倾向于积极肯定，另外近半数人则较为保留。同样，就“报道篇幅”与“事件重要性”的关系而言，绝对（肯定或否定）意见也是少数派，大多数人持谨慎态度。 表7：上海市民对“媒介现实”与“客观现实”之关系的认识 您认为新闻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客观世界的面貌？ 完全　大部分　一半左右　小部分　完全不 2.9

47.8

35.4

13.3

0.6 表8：上海市民对媒介报道篇幅与事件重要程度之关系的认识 您是否认为媒介报道篇幅越大的事件越重要？ 是

不一定　否 19.0　70.0

11.0

三、简要结语

以上，从各个角度、层面，首次就有关我国大众传媒“议题设置”功能进行了定量研究，得出一系列虽属初步、但值得认真思考、并可供深入探讨的假设性结论。之所以称为“假设”，主要基于两个理由：一、真正的科学研究成果，需经受多次重复证明的考验；二、本次研究的受众样本取自上海，其在全国范围的适用性、代表性尚有待检测。但无论如何，一个饶有兴味的研究框架（或者说基础）毕竟形成了。可概括如下：

“传媒的主要功能不在于告诉人们怎样想、而在于告诉人们想什么”――“议题设置功能”理论的这一主要论点，宏观地看，基本得到证实。然而，中观、微观地看，这一论点的具体化含义，即“传媒安排公众议程的先后次序、规定（影响）人们议题的轻重缓急”――只获得部分支持。

归根结底，这无非反映了我们（不仅指传媒界，也包括学术界及社会各界）在认识、掌握及遵从客观（新闻传播活动）规律运作方面，未臻化境，尚存在着各种欠缺，急需研讨、克服。本次研究的动机正在于此――“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更好的成果问世。 附录： 性别

男

55.1％

女

44.9％ 年龄

未满18岁

9.8％

18―25岁

30.0％

26―35岁

17.4％

36―45岁

20.4％

46―55岁

14.4％

56―65岁

8.0％ 文化程度

未上过学

0.6％

小学

4.3％

初中

24.4％

高中／中专

33.5％

大专／本科

33.7％

研究生

4.5％ 职业

工人

12.5％

农民

1.1％

服务行业

9.4％

公务员

2.6％

教师／专业技术人员　11.9％

学生

23.1％

经营管理人员

9.7％

个体经营者

2.0％

待业人员

7.1％

离退休人员

9.4％

打工者

2.6％

其他

4.6％ 全家月收入　500元以下

2.1％

501―1000元

7.7％

1001―2000元

23.7％

2001―3000元

24.6％

3001―4000元

21.2％

4001―6000元

13.6％

6001―10000元

4.4％

10000元以上

2.7％

主要参考文献：

第7篇：大众传媒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国民阅读 出版业大众传媒国民素质

[分类号]G239.2

“国民不读书”似乎已经成为谈论国民阅读问题的直指所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从1999年至2007年每隔两年做的国民阅读综合调查报告为国民阅读率全面下降这一近年来的不争事实提供了充分的数据依据。全球经济大萧条似乎也为削减公共及私人的购书开支提供了正当性理由。但就在阅读如此低迷的走势下，一股由许多大城市人文书店及出版业同行掀起的阅读浪潮正在悄悄涌上人们的视线。各种公益性读书会、主题阅读活动在北京、上海等地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也意识到加强国人的阅读是一项多么重要的工程，国内这几年也在推广阅读上开展了一系列工作。而与此同时在北美和欧洲，在工作锐减的时候静心读书成为许多国家的城市里一道新异的风景线。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当代中国国民阅读问题呈现的正反景观?同样的经济下滑走势在不同国家为什么会引起相反的国民阅读变化?中国与亚洲及欧美主要国家的国民阅读有哪些异同之处?

当后改革时代的中国政府报告中“GDP增长系数”被“综合国力”替换，国民素质也因为被看作是现代中国走向崛起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核心因素而日益提上日程。国民素质竞争力是国家基础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的发展状况和经济长期持续发展与成长的能力。在国民素质的各项涵义中，文化素质又被认为是各项素质的关键所在。在传媒资讯网络日益覆盖社会生活的当下，国民的文化素质与国民阅读之间有着密切关系。阅读不仅是个人及民族精神发育史和发展史的重要来源，而且也是个人及社会财富创造的重要前提和必备条件。因此，本文拟简单梳理从“阅读”到“国民阅读”的历史脉络，进而将国民阅读放到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论及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对国民阅读产生的影响，最后探讨如何通过调整国民阅读达到提升国民素质的目的。

1　从“阅读”到“国民阅读”

阅读是人从符号中获得意义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也是借助于文本实现的一种信息知识传递过程。阅读意味着从文字产品中提炼与加工信息形成感受的过程。这可以从三个层面上来理解：首先，阅读是个体从符号中获得意义的活动过程；其次，阅读使个体卷入了群体的信息交流当中；再者，阅读活动是人类独有的文明行为，也是人类普遍的社会现象。人类阅读行为起源于符号和文字的产生。随着印刷品的产生，“阅读”的含义更为明确。中世纪的文字书写变化适应了新的社会需求。“斜体字适应这样的一种文明，在这种文明里，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都不能没有文字”。随后，更便捷的哥特式小写字体取代了早先的字母，鹅毛管笔取代了芦苇杆，书籍的装潢日趋简单，书籍的编码化、类型化及索引化的出现和规范，种种书写文化中发生的变化使得图书由奢侈品变为工具。对文字文本的阅读成为长期以来的主要阅读方式。阅读也成为人类间接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手段之一。

伴随着阅读的日益普及，人类的阅读方式也在经历不同的变化。阅读在中世纪教会的笼罩下是一种公众行为。教堂里的唱诗班与家庭的聚会中，人们聚集在一起，由牧师或祈祷者大声诵读经卷，所有的人向上帝集体祈祷。聆听阅读是为了涤净肉身、为了欢娱、为了教诲，或赋予声音高过感官的优势，虽然两者同时增强或减弱了阅读的行为。18世纪的印刷品开始把文章分成许多段落，留出相应空隙而非让文字连续不断。由此产生了另一种阅读方式，把文章分成段落，让人在仔细阅读前就能一目了然。而相应受制于公众场合的限制，阅读日益依赖于眼睛对文本的扫描而非声音的辅助。作为公众行为的阅读开始向作为私人行为的默读发展。

中世纪可供阅读的书籍寥寥无几。因此，中世纪的哲学家与神学家的工作就在于阐释经典。启蒙时代阅读之丰富在于阅读之广泛。大量的人文经典作品被创造出来，并通过手抄本的方式在民众中广为流传。到了18世纪，随着机器印刷文本的出现，可供选择的书籍、报刊、杂志越来越多，大量的泛读开始取代传统的精读而成为阅读的主要方式。20世纪初年诞生的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对传统纸质阅读开始逐渐形成冲击。到20世纪末期，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眼球效应”的出现，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不需要太多思考，一目了然的“读图时代”已经有同纸质阅读平分大众的趋势。而以网络为首的新媒体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短短十余年时间，对传统阅读真正构成了强劲冲击。“开卷有益”的传统阅读日益变为从桌前的电脑、手机以及电子阅读器等移动媒体摄入自己感兴趣的信息。阅读方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方式。

国民阅读是近些年来出现频率日益增多的一个文化关键词。在此之前经常强调的是“大众阅读”。与大众阅读相同的是两者都表示民众的主体阅读，读者在阅读活动中具有主观能动性；不同的是大众阅读仅仅是见诸报端及各种市场调查报告中的单纯意义上的民众阅读，而国民阅读除涵括上述意义外，还涉及到国家对国民在阅读方面的导向性问题。这一导向性围绕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民价值观及国家的发展目标而定。一个国家的国民阅读调查可以反映出该国的国民阅读状况，背后折射出该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层面的问题。处在经济飞速与不均衡发展、社会转型加剧等状况下的当代中国国民阅读又表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呢?

2　社会变迁下的当代国民阅读

改革开放30年，伴随着经济的巨大腾飞，产业结构调整，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出版业及大众传媒的发达，国民阅读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国民阅读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有极大的发展潜力。而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诸多变迁也对国民阅读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信息时代的新知识结构需求是国民阅读增长的原动力

信息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知识创新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无论是工作或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发展要求作为个体的工作者或居民不断更新其知识结构以适应新的环境。构建“学习型社会”、“终身学习”的理念日益得到重视。各企事业单位内部的员工培训、能力提升计划越来越普及。在城市及乡镇的各个生活社区中，知识普及宣传等公益活动日益增多。所有这些社会变化均显示：不断学习充电是在当今时代适应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许多民众的个

人及家庭开支中，增大了对购书的投入。在工作之余不断阅读，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以求跟上时代潮流。并提升个人发展潜力，成为年轻一代人的普遍共识。

2.2　出版业的面向市场导致国民阅读内容的大众化、娱乐化、通俗化趋势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出版业主要发挥意识形态工具的作用。出版经营方式则属典型的计划经济模式，由国家投资、下达计划和任务，由新华印刷厂统一印刷，新华书店销售。全国出版业均被政府完全垄断，相互之间不存在竞争，出版社以服务政治为目的，不考虑利润和经营状况。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出版社的数量迅速增长，出书规模巨幅扩大，图书的品种充分多样化。随着大小出版行业纷纷从计划体制下脱身，用自负盈亏的独立运作方式面向市场，出版业中开始出现市场竞争，引入了市场经济意识，各出版社开始有了商业和自主意识。

面向市场就意味着必须以大众阅读喜好为手段，达到占领市场份额的目的。因此，在国民阅读内容上，以往意识形态的教化内容大大减少，而娱乐性质的周刊、画报、明星传记、回忆录、家庭生活、日用保健方面的各种图书大量流行。20世纪80年代中期创刊的以介绍港台流行歌手为主要内容的插图刊物《新周刊》，在短短十几年中发行量呈几何级数上升，成为当时青少年闲暇阅读中广为流传的一本读物。各种烹饪技巧、家庭卫生等生活常识类书籍也成为许多家庭主妇的必备之书。

2.3　图书发行体制及方式的变化导致国民阅读方式的多样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除了传统“国营”新华书店的发行系统之外，集体、个体及图书俱乐部等各种发行方式先后蓬勃兴起。80年代中期开始，集体及个体的书店、书摊、书贩迅速增加，成了整个图书销售体系中一个重要环节。同时，出现了寄销、图书连锁店、书市展销、直销、邮购、出版社自办发行等新的发行方式。图书发行体制及发行方式的变化，使得普通民众购买图书的渠道和方式大大增加，从而引起阅读方式的多样化趋势。普通民众可以在各种私人或公共场合买到不同类型的图书，阅读空间也从以往的学校与家庭拓展到了公园、咖啡馆、酒吧等各种公共空间。许多书店甚至中高档酒店内也专门设有幽静的咖啡雅座，为买书及闲暇的人提供舒适的阅读空间。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公共汽车及地铁上，阅读报纸杂志的人比比皆是。国民阅读的方式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多元、更加休闲化。

2.4　广告、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塑造的阅读品味促进国民阅读的趣味导向

大众传媒承担着传播信息、报道新闻、提供娱乐、传承文化、监督批评等诸多功能。有效的信息传播可以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可以加速社会变革的进程，也可以减缓变革中的困难和痛苦。随着科技的发展，当代大众传媒的形态、覆盖广度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的大众传媒中，许多报刊杂志以及电视栏目都开办了不同的读书类文化栏目。这些栏目或者通过主持人对新书的推介，或者通过撰稿人针对新著写的书评，对国民阅读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这种大众传媒所推荐的图书涵括了各个知识领域，既有通俗文学，又有学术经典，为广大民众的不同阅读喜好提供了多样化选择。许多民众通过各种渠道看了相关电视、网络的宣传及书评后，受到其影响，对其所推荐的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购买并阅读。

3　国民阅读与国民素质提升

按照最权威的“世界经济论坛”(WEF)以及瑞士洛桑管理发展学院(IMD)每年发表的《世界竞争力报告》，国际竞争力主要包括要素，即：经济实力、国际化程度、政府作用、金融环境、基础设施、管理程度、科学技术、人口结构与素质。其中，人口结构与素质就是国民素质。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市场竞争、政府创新、科技发展等关键领域的核心是人才的竞争。可以说，当今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是国民与国民之间的竞争。因此，国民素质是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中最关键的要素。

国民阅读与国民素质之间有着直接关系。国民阅读奠定了国民素质中的基本知识结构。因此，对国民阅读进行适当引导，通过对国民阅读的引导，优化国民知识结构与综合素质，是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结合社会变迁反映在国民阅读层面的变化，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层面着手：

3.1　在阅读导向层面，加大政府的阅读引导作用

政府基于宏观政策考虑的阅读引导应当与大众传媒基于利润与市场选择的阅读引导两者相辅相成。这里的阅读导向不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在阅读内容上做出限定，而是在为国民阅读的内容提供更充分、更流畅的信息渠道以及更多样化的选择方式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现代传媒的引导功能。现代社会的国民阅读，既包括了基于个人知识结构的提升，也包括了国民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感的建构。因此，应当考虑如何将基于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同普及历史文化知识两者有机结合。民族国家的国民所具有的对本国历史文化的认同感，是国民素质的文化沉淀，是一个国家在现代社会中迅速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近来兴起的国学热，尽管有许多流于形式的弊端，但可以看作一个通过重读民族经典、打造国民文化认同与文化价值的有益尝试。

3.2　在阅读方式层面，由提供静态层面的多样化阅读环境到发展提供动态层面的主题化阅读交流空间

尽管目前各种阅读空间已经非常多样化，但是能够提供给阅读者充分交流，就某一主题充分展开探讨的活动还太少，相应的空间还太单调，往往仅限于校园场所及网络论坛。须知，自由交流过程中培养起来的相互尊重与倾听，基于理性认知态度的辩论，对培养国民的平等意识、尊重他人、语言思维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围绕特定主题的读书会、书友会等各种交流活动应当大大加强，让阅读者有充分交流的平台，达到在知道层面及个人基本素质方面相互提升的效果。

3.3　在阅读内容层面，应当进一步增强出版业的市场竞争性

第8篇：大众传媒的含义范文

“异化”（德文“die Entfremdung”，英文“Alien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Alienatio”和“Alienare”，有脱离、转让、出卖、受异己力量的支配等意思。异化作为哲学概念，其含义是指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转过来反对（控制）主体本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根据黑格尔的异化理论，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后来，马克思在其成熟时期的著作中进一步揭示了异化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随着在中国的传播，异化这个概念在我国有近百年正确使用的历史，主要在学术界。

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对“异化”有三种解释：一是指相似或相同的事物逐渐变得不相似或不相同；二是哲学上异化的概念；三是在语音学上指连发几个相似或相同的音，其中一个变得和其他的音不相似或不相同。第一种和第三种的使用很少见，第二种的使用主要在哲学的意义上，现在已经作为一种常见的对社会现象的分析，较为普及了。而我国传媒上经常出现的异化一词的概念，多数既不是应用哲学原理，也没有按照词典中的解释使用，而是把异化简单地当作某种事物本身的“异常变化”或“变质”。

例如，《新京报》2012年3月16日A2版的评论文章《消费者“被消费”异化了3・15》，讲的是一些维权网站兜售消费者的投诉信息，使得3・15变成了某些人谋利的工具；《东方早报》2011年9月6日A23版的评论文章《康菲公司的“中国式异化”》，说的是在母国行为良好的外国公司，到了中国却变得行为不端；《新民晚报》2012年2月6日A14版文章《谁把传统节日异化成了“吃奢侈”》，说的是传统节日习俗的“变异”。《新闻实践》2010年第11期杂志封面的文题《记者人脉――思维的异化及影响》、《中国教育报》2012年2月12日第2版的文章《校园安保异化成了“圈养教育”》、《北京晨报》2011年9月16日A4版的评论文章《“少儿不宜”异化》等等，说的都是某种概念、行为或现象发生了变化，或“异常变化”或“变质”。

按照汉语的写作和缩写规范，不能简单地将“异常变化”缩写成“异化”来使用，在语法和习惯上都说不通。况且，很多作者在使用这一词语的时候，不是因为错误地缩写，而是望文生义，提笔就使用这个以前连《现代汉语词典》中都没有的词汇。

词汇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丰富的，特别是近几年，网络文学和社会化媒体的迅速发展使得很多词有了新的含义，也创造出了不少新词。《现代汉语词典》作为汉语规范的工具书，其每一次的修订，增收新词和旧词新义是重点之一。大众传媒使用新词或对原词的理解增添新义，都要遵循现代汉语词汇知识的要领，不能望文生义，制造不符合词汇组合规范的词汇，或随意对已有的词汇平添与原词义相去甚远的内涵。大众传媒每时每刻面向公众，词汇的正确使用与否，对社会将产生很大的影响。传媒乱用词汇，会造成公众对词汇的认知混乱，因而传媒使用词汇要谨慎，要遵循语言文字规范，不能想当然地生造出某个词的“新义”而搅乱视听。

除了乱用异化概念外，我国传媒对其他一些词汇的乱用也很多，例如“博弈”这个古老的中国概念，自从20世纪50年代福布斯・纳什的理论在中国借用了博弈这个词以后，博弈特指一种矛盾形态（囚徒困境），而我国现在传媒上博弈一词满天飞，等同于矛盾、斗争，好像换一个词汇就有新的内涵，其实完全没新义，反而把博弈的当代科学内涵给搅乱了。传播学界也有人在词语上跟风，写出惊人的“传播即博弈”的论文。如果学术研究是这样通过玩弄词句完成的，学术就完结了。

第9篇：大众传媒的含义范文

调查对象及方法

为了使人文素质教育做到有的放矢，我们对大学生关于人文精神、人文素质的认识、态度以及自身的人文修养状况等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主要选取河北经贸大学学生作为调查对象，该校以经济类、管理类、法学专业为主，此外文学类专业还有汉语言文学、艺术类、新闻传播类等，理工科专业有数学、统计、计算机、生物工程等。

调查问卷上印有理工、文科两个选项，问卷在涉及到一般人文精神、人文知识问题的同时，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28份，其中文科300份，理科128份，回收有效率90.8%。

调查数据及分析

（一）对于人文素质修养的态度

1.对人文素养很重视，态度积极。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对人文素养有着正确的态度。“非常重视”、“想加强，但条件不允许”这两个选项都体现了对人文素养的重视，理工科这两项加起来占88%，文科占85%，结果显示，理工科的学生对加强人文修养的迫切性比文科还要强一些。“不得其门而入”选项包含着想加强但没有办法的意思，我们也可以把这一部分归于中性，起码是不反对加强人文素养。如果把这部分做积极的理解，那么主观上具有加强人文素养倾向的学生，理工科与文科的比例都占到了98%，态度是积极的。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是，“不得其门而入”、 “想加强，但条件不允许”两项加起来都超过了50%；“学生意识到的客观需求”指客观上需要，但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要做。比如“想加强但条件不允许”，其中固然包含着，如果“你教我就愿意学”的意思，但是也不排除现在没时间、没精力，先学有利于找工作的知识，以后再说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全面地看，大学生对人文素质的态度基本是积极的，但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自发、摇摆的状态。这种状况昭示我们，对于他们还需要进一步引导，并且加强这方面的教育，满足他们的需求已经显得刻不容缓。

2.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认识的误区。首先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还存在着偏颇，理工科尤其突出。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意义地位如何？”理工科学生回答“仍然具有现代价值的”的占72% ，其余11% 的同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过去的有收藏价值而无使用价值的东西”，回答其他的占17%，也就是近三分之一的理工科学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已经没有现实意义，应该走进博物馆。相比之下，文科要好一点，认为“仍然有现代价值”的占91%。理工科与文科这样悬殊的认识差距再次提醒我们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

（二）习得途径

1.大学课堂教育跟不上，对原典的阅读了解不够。对“了解人文类知识、习得人文素养的途径”的调查结果为，大众传媒（理科40%、文科39%）；经典著作（理科51%、文科42%）；而来自大学课堂的理科为6%，文科为18%。说明大学课堂的人文知识教育严重不足。对“你完整、系统地读过的古代经典有几部？”的调查结果为：3部以上（文科33%，理科35%），而一本也没有读过的理工科为47%，文科为24%。可见大学生对体现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经典已经有相当的疏远与隔膜了。

2.大众传媒是主体。调查显示，40%的理工科大学生与39%的文科大学生认为自己习得人文知识与人文素养是通过大众传媒，可见大众传媒在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塑造方面功不可没。但是大众传媒在对大学生人文素质养成与教育方面也有着不可克服的不足。如不能对原典进行直接的、原本原义的解释。既然大众传媒在弘扬人文精神方面有着不可避免的缺点，那么因着教育形式、知识分子集中等方面的特点，大学教育就具有了大众传媒不可替代的作用。

3.阅读需要引导。毫无疑问，阅读是获取知识、加强人文修养的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为此，我们也设计了一些调查大学生阅读状况的问题。

如“读一本好书将会令您一生受益匪浅，你喜欢哪些方面的书？”调查结果中值得提出的是特别通俗的流行文学作品大学生反而不看好，而朱自清、鲁迅、钱钟书等人物对文化建设的贡献被大学生认可这是一种好的现象，说明大学生在日常阅读中有一些好的基础，阅读态度、眼光值得肯定。

但是，无论是文科还是理工科，在直接接触原典、原著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障碍，古文已经成为最突出的障碍。调查中最后一个选项（也就是对古文最头疼、不感兴趣）理工科占18%，文科占11%，而且这个选项对大学生来说是一个消极的选项，也许会有所隐瞒，实际情况可能还要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生主要靠白话翻译阅读古代典籍（理工科40%，文科61%），文科的比例竟然高达61%，比理科的还要高。由于古文翻译本身的局限性和翻译作品的质量问题等，可能对学生正确阅读古文造成影响。

（三）学校教育的作用与影响

调查显示，大学生对学校人文素质教育的现状还不是很满意。在被问及“大学中所学中国传统文化效果如何？”时，回答“内容丰富满足要求的” ，理工科与文科一样，都是19%，不足二成；认为“教师照本宣科不知所云”者，理工科占23%，文科为52%；回答“无所收获”的理工科有35%，文科占21%；“其他”选项，理工科23%，文科8%。这些结果显示，文科学生更加关心学校人文教育的情况，所以显示出的不满意度也比较高；理工科选择“其他”一项比较高，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们对人文素质教育情况关注不够。但是在总体倾向上文理科学生是一致的，大部分（81%）文理科学生都认为学校素质教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高校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对策

从上面的理论分析与实证调查可以看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是一个立体、系统的工程。首先，人文素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一种倾向，它的核心是人的修养、人的自我培育、自我丰富和全面发展。人文素质教育不仅仅是增加几门课程的问题，它应该贯彻到任何学科、任何课程的讲授过程中，这就意味着教师必须有一定的人文素养基础；其次，通过调查发现，对大学生人文素质影响，社会力量（包括大众传媒）甚至超过了课堂的影响，社会文化环境在大学生人文素质养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再次，目前社会的就业压力是干扰学生、教师以及教育主管部门对人文素质教育进行投入的巨大力量，当前的急功近利的思想是人文素质教育开展的最现实的阻力。因此，不仅仅是学校，整个社会，包括用人单位、各级行政管理部门都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尤其是教育主管部门，在目前考核大学绩效的时候应适当地加上人文素质培养的权数。具体到高校来讲，应采取以下对策：

（一）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满足人文素质教育的需求

在这里，师资队伍建设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的专门师资，其二是全体教师以及辅导员、教辅人员的素质建设。而所谓专门教师是人文素质教育的发动机，他们的水平直接关乎人文素质教育水平的

高低。从操作层面、学科的角度来看，文史哲等学科是人文素质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建议那些没有设立文史哲专业的高校要引进一些在这方面有造诣的高层次人才，通过政策导向，使他们能够安心于素质教育，把这一工作与自己的发展切实地联系起来，这样才会切实提高这部分教师的质量与水平。具体地来说，可以成立专门的研究所、教育中心等，组成一个高效、精干的团队，保证他们一定的课时量，并且建立讲座、读书活动等多种形式的教育机制，使人文教育可以长期坚持下去。

另一方面是全体教师人文素质培养的问题。专业教师只是一个方面，绝对不能独立撑起人文教育的一片天空，必须使包括专业教师、辅导员乃至教辅人员在内的全体教师都具备了这样的意识，人文素质教育才能够得到整体的、切实的提高。

（二）文科与理工科要区别对待，分班授课

调查显示，文科与理工科在人文素质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这是由他们高中的知识基础决定的。如果用一个标准，在一个课堂上进行授课，理工科同学理解可能有困难，文科同学可能觉得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所以要根据具体情况，分别进行。也就是文科与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要区别对待，分班授课。理工科可以联系科学精神、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等方面展开；文科的学生则可以在高中所学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深化和展开，以达到因材施教的目的。

（三）人文素质教育一定要注意从价值、精神、知识的源头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