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度的重要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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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法律制度的重要性范文

论文摘要：制度深刻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法律环境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法律环境可区分为硬法律环境与软法律环境，即正式法律制度与非正式法律制度，它们对经济发展均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正式法律制度的建立，可以确定产权，确定经济交易规则，构建经济组织体系，降低交易成本；通过非正式法律制度的建立，可以促进社会和谐，进而促进经济活动的进行。所以，在目前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时期，必须注意同时做好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正式法律制度与非正式法律制度的建设工作。

一、法律环境及其“硬”、“软”经济作用的内涵

(一)经济发展外部法律环境的内涵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人们的经济行为受着两类经济制度的约束，一类是正式制度，另一类是非正式制度。所谓正式制度是指一个国家建立起来的与经济发展相适用的具体经济制度，它可以通过文字准确的表述出来。所谓非正式制度是指一个国家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和文化的甚至包括方面的传统、风俗及习惯，它是一个难以通过文字所记载清楚的但对经济发展有深刻影响的内容。

经济发展外部法律环境是指直接或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法律体制、执法环境、司法环境以及深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法律意识。法律环境所构成的独特制度体系也可以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类，亦可称作硬法律环境与软法律环境。这里，硬法律环境即正式制度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建立的具体法律制度，在我国就是指建立的以宪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等七大法律部门为核心的法律制度体系；软法律环境即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指人们对法律的尊重与信仰，在实际生活中，它主要体现在人们的法律意识，特别是国家公务人员的法治观念上。公民的法律意识是否达到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用的水准，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是否具有现代法治社会应有的法治观念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

(二)法律环境的“硬”、“软”经济作用内涵

广义上，法律环境就是一种制度，它由正式制度——法律制度，以及非正式制度——法律意识、法治观念等组成，所以，经济发展与法律环境的关系类似于经济发展与制度的关系。这里的正式制度即法律制度，由于其作用的发挥能得到国家强制力的支持和保障，故而，我们可把它对经济的作用称之为法律环境的“硬”经济作用；相应地，由于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作用的发挥更多地要靠人们内心深处对法律的理解与信仰，所以，它的作用的发挥比较间接，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律环境的“软”经济作用。从经济发展与制度的关系上来说，无论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对经济生活都有重要作用。事实上，制度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是巨大的，“制度对社会结构加以历史性的限制，它转而于个人行动中加上了结构性的强制作用。”同时，只有当一个社会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价值取向相吻合时，两者才会发挥更大作用，正式制度的效果才会真正实现。所以，无论法律环境的“硬”作用还是“软”作用，只有当它们的价值取向相吻合时，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法律环境的“硬”经济作用及其环境的优化

(一)法律环境的“硬”经济作用

法律环境的“硬”经济作用主要表现在确定产权、确定经济交易游戏规则、构建组织体系、降低交易成本等几个方面，具体说来：

确定产权就是指确定人们拥有的对资源的用途、收入和可让渡性的权利。在市场经济社会，所有经济主体的交互行为从其本源上来说都是围绕产权而展开的，明确的产权安排一旦通过法律程序被确定下来以后，它就会对社会资源及其衍生的利益的分配格局产生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正是通过法律制度确定不同性质的产权，才为资源运用上的配置提供保障。比如，针对私有产权，就能完全通过自由市场协调的、自愿的双边交往做出资源运用上的决策。

确定经济交易游戏规则是指法律制度能够确定经济交易的游戏规则，从而使社会按照某一特定的规范运行，发挥规范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为经济交往主体提供较为准确地预测，保障资源有效配置的实现。

法律制度对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的构建起着决定性作用。组织的构建是为了有效地对活动过程加以控制，以求交易能够顺利地、低成本地施行。比如，市场经济主体企业的构建主要得益于法律制度的作用，这体现在法律所确定的企业准入市场制度、企业的资本管理制度、企业的登记管理制度、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企业的债券制度以及企业的变更与终止制度等等均通过一定的法律制度使之规范化，具有可操作性。

法律制度能够降低经济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成本是制度的源泉。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将交易成本作为分析法学的最基本的工具。他们认为：由于存在交易成本，制度将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市场失败是存在的，但解决的关键在于制度安排；……制度在经济运行中具有内生性与稀缺性，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任何社会交往都需要支付成本的，制度的“使命”就是要减少无序的交易状态，促成有序的交易行为，从而减少交易成本。对于现实中的交易，不同法律、政治、社会制度中的经济行为会有很不同的结果，而最好的制度安排就是要最大程度地减少交易成本。政府节约交易成本的做法是制定经济活动的规则，也就是说制定法律制度，通过合理的法律制度规范市场行为，从而达到节约交易成本的目的。

以上法律环境的“硬”作用正说明了建构法律制度的重要性。有的学者分析：为什么中国的卓越技术，尤其在宋代的技术，从未转变为一次工业革命?这是因为，在当时的中国缺乏一定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前提，即缺乏一定的制度。

(二)关于“硬”法律环境的建设

硬法律环境的建设实质就是指法律制度的建设问题，在我国，就是指要建设好以宪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如何建设完备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法律制度体系呢?对此，应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法律制度的内容要符合国际法与国际标准。尽管世界各国的国情不同，经济发展的水平不一样，但是，各国法律制度的建设内容却是有着相似标准的。法律制度作为世界文明成果，其基本原则、基本理论要符合国际法与国际标准。现代社会，闭关锁国、自我孤立，仅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制定法律制度，其发展前景必将是渺茫的。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世界文化的大融合，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海洋法系国家，都在注意相互学习，其法律制度的建设更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服务于经济发展的、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制度，其内涵、其价值取向更是趋于一致。

第二，法律制度的完备程度要与一国经济发展的程度相适用。尽管一国法律制度的内容应遵循国际法与国际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国的法律制度具有同一的模式。一国法律制度的完备程度要与该国经济发展的程度相适用。健全法律制度固然重要，但是，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要有立法规划。立法的速度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停滞不前，要考虑一国国情。实际上，一国最重要的国情就是经济发展的水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经济发展与法制建设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法律环境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保障与推进作用，法律环境的“硬”作用是通过发挥法律制度的功能展现出来的，但“硬”作用的效果如何，还依赖于法律制度是否与经济状况相匹配。所以，一方面，要依靠法律制度；另一方面，要分步骤、有计划的健全法律制度。经济发展状况发生实质性改变了，相应的法律制度内容当然也应随之改变。

第三，要保持诸法律制度间的协调性。任何国家的法律制度都有着一个非常广泛的范围，它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各国根据本国整体法制建设的状况以及经济发展的状况，分别构建符合各国实际的法律制度体系，并按各国的构架，推进整体法制建设的发展。法律制度体系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要从整体上建设诸制度，不要孤立的看待每一个制度，各个制度的法律条文问应尽量减少冲突。对此，需要在立法实践中予以高度重视，提高立法技术，努力发挥法律制度的合力作用。所以，在单独运用某一法律制度时，特别是运用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制度时，要注意与其他制度问的联系，不能孤立地看待问题。只有这样，整个法律制度的功能才能发挥，法律制度的建设也才会卓有成效，最终实现制度建设的应有目的。

三、法律环境的“软’经济作用及相应环境建设工作

(一)法律环境的“软”经济作用

法律环境的“软”经济作用实质就是指以公民法律意识、国家公务人员法治观念为核心的非正式法律制度的作用，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非正式法律制度有助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形成与运用，并提高交易者的交易信心。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交易的基本原则，被称作是民商法的“帝王条款”。这个基本原则要求交易者双方诚实、真诚、善良地相互对待，它是一种软约束，更多的是约束人们的道德，通过法律本身很难具体化，主要依靠人们内心深处自我的约束予以实现。一国发达的非正式法律制度正是由公正、公平、诚实、正义等基本法律价值为核心所构建的，所以，建设非正式法律制度，形成良好的社会交易习惯，是有助于公平、正义、诚信等法律价值的实现的。而正是这些法律价值为人们所颂扬，成为一种法律文化后，必然会主导社会的道德文化主流，进而对经济交往提供良好的环境，为交易者提供安全的交易信心。

第二，非正式法律制度有助于加强政府与公民的沟通，理清政府与公民的权力界限，减少交易成本。现代社会，对政府的行政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应该是一个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效能政府、透明政府，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要有法治观念。在这些方面，非正式法律制度的效能能起到根本性的作用。由于非正式法律制度主要是指人们对法律的尊重与信仰，更多地体现在人们的法律意识，特别是国家公务人员的法治观念上，因而，人们通过共同的对法律的尊重与信仰，能形成趋于一致的价值判断，这样就会容易加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沟通，理清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权力界限，防止公权力与私权力的冲突。在经济社会，非正式法律制度所带来的人们对法律的共同语言，所带来的人们内心深处积淀的共同价值判断，必然会大大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并提高交易的安全性。

第三，非正式法律制度能够提供社会和谐的氛围，有助于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分工。现代社会是竞争的社会，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经济活动的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是经济生活的主旋律，而要做好这个工作，建设好非正式法律制度是关键。非正式制度的“软”作用是通过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来实现的，而法律意识的水准对人们经济生活会产生深刻影响。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活动的分工使人们已经远离家庭作坊式的小商品生产交易时代，人们的经济交往活动更加丰富了，因而，需要有更多人共同遵循的交易规则。这种交易规则实际上就是符合社会经济活动规律的制度，它不仅需要通过文字形式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需要人们内心深处的认同，而非正式法律制度的作用也正在于此。非正式法律制度通过提高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与尊重，在人们的意识深处烙下痕迹，形成基本的符合经济规律的交易习惯，并随着法律意识水准的提高，准确地通过外在的合法、合理行为表现出来。这种准确地表现，必然会增进社会的和谐，进而促进经济活动的更进一步交往。

(二)建设优良的“软”法律环境

1、法律意识、法治观念及其培养的必要性就像人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一样，人人也都有自己的法律观，亦称作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是指在一定社会中人们对法，尤其是对现行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念、心理和态度的总称。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包括人们对法律本质、作用的看法，人们的法律要求及人们对法律的了解程度等等。法治观念属于较高层次的法律意识，它主要是指国家公务人员在运用公共权力过程中的遵法、守法观念。作为“软件”的法律意识贯穿于人们法律活动的始终，被视为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推动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动力。一个国家要实行依法治国，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本国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必须具备较强的法律意识，官员树立起现代法治观念。只有人人都懂法、知法、用法，官员有了法治观念，作为“硬件”的法律制度的功能才能体现出来。在我国，重视全民法律意识培养，重视官员法治观念树立尤为重要。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我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较长，传统法律模式是礼法结合、国法与家法的融合模式，传统的中国法律文化对全民法律意识具有重大的负面影响，人们的法律观念往往带有浓厚的“人情大于王法”的色彩。在法律运用中，由于我国封建社会实行重刑轻民以及残酷的刑讯制度，使人们对法律充满恐惧感，很多冲突和纠纷都力争通过法外的礼教去解决。因而，法律的重要性受到削弱，人们疏远法律，不懂得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在现实中，人们轻视法律而导致不守法，甚至违法的现象非常普遍。对国家公务人员来说，长期以来，很多人一直存在着“权大于法”的观念，并且根深蒂固。所以，对手中握有公共权力的公务人员，法治观念的培养与树立是刻不容缓的时代任务。新晨

最近这些年来，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树立，经过普法教育，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了法律的重要性，全民法律意识正在日益提高，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国家干部队伍的法治作风也有很大改善，但是，也要认识到，很多公民的法律意识确实残缺不全，甚至存在很多法盲，官员违法乱纪、“权钱交易”仍然普遍存在，所以，我国社会整体的法律意识还是低层次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当代中国的负面影响还是很深的，在短时间内我们很难完全清除。因而，培养健全的法律意识，尤其树立官员的法治观念是我国面临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的任务。只有全民的法律意识提高了，法治观念树立了，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法律环境才会是健康的，才会使法律环境的“软”作用发挥出来，保障经济的发展，有所作为。

2、培养全民法律意识，树立国家公务人员法治观念的措施

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法治观念的树立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受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当代中国，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首先，继续在广大群众和干部队伍中普及法律常识。通过大力开展法制宣传和普及法律知识的教育，可以把人民群众零散的不系统的法制观念变为完整的系统的法律意识，并且可使国家公务人员切实意识到，他们是人们的公仆，他们所享有的公共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权力的运用一定要符合法律的规定与要求。

其次，重视法学教育和研究。法学教育和研究发达与否直接决定着法律意识的发达程度。一个法律知识丰富的人，才能较好地向全体公民大力宣传法律知识；尤其对手中握有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掌握丰富的法律知识才是守法、遵法的基础。所以，要重视法学教育，培育法律人才；要重视法学研究，使人们更好的理解与运用法律。

第2篇：法律制度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道德权利；法律权利；权利的制度化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7-0063-03

权利不仅是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的一个因子，而且成为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一个纽带。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权利充斥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他们总是希望享有穷尽所有的权利，理论界亦热衷于从法律规范中寻找权利推演的可能性，继而凝炼出某种权利并使之定型化、制度化，将一些道德权利甚至难称之为权利的“权利”制度化。这种权利“泛道德化”倾向最终会走向了问题的反面――权利庸俗化，是导致“人权似乎什么都是，又似乎什么都不是”的原因所在。同时，权利的实现又离不开理性制度的支持。鉴于此，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界线划分，即，权利的制度化便成为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一、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关系

在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前，首先需要对相关的概念作一下解释和澄清。第一，所谓“权利的制度化”，是指将权利观念客观化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行为准则，通过建立和完善权利制度，确认已经存在的某些习惯权利或道德权利具有规范约束力，以使这些“权利”得以有效实现的过程。我们将这些经过制度化的权利称为“制度性权利”。“制度性权利”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在狭义上指的就是法定权利或法律权利；在广义上除了法定权利外，还包括村规民约、政党与社会团体的政策、纲领与章程等非法律性的制度确认的权利。本文取其狭义：权利的制度化与立法或者说道德规范法律化密切相关。第二，所谓“制度性权利泛道德化”是指：模糊制度性权利与道德性权利的界域，任意扩张制度性权利的外延，以致将一些条件不够成熟的道德权利强行制度化的现象。

“人权”在其静态上包括道德上的权利和法律制度上的权利。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讲，制度权利是道德权利客观化的产物，是道德权利物化形态。道德权利的存在早于制度性权利，在早期缺乏法律制度有效保护的时代，道德权利只是主体的自我主张，只能凭借主体自我力量予以维护，所以只具主观性，这是不完善的权利。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性认识的提升，法律制度逐渐确认各种主观性的道德权利，于是形成了法律权利。法律权利也因此取得了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属性，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权利。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某些道德权利的确定性需要主体以外的力量来维系，社会就会产生保障道德权利的法律制度。所以说，法律权利的产生是道德权利保障需要的产物，它使主观的、不完善的、确定性差的权利变为客观的、完善的、确定性程度较高的权利。法律制度是保障人权最主要、最有效的手段。“制度”从哲学意义讲，是指一定事物保持自己的质的稳定性的数量和界限，反映了质与量的统一。制度的作用与功能就在于对个人、社会的活动和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以协调社会关系的有序发展。制度对于人权的现实意义毋庸置疑，它给与道德权利以较为稳定和有效的手段，人权离不开制度，它并最终要以制度的形式来保证其实现。

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是按照权利的保障依据所作的一种分类。道德权利是先于或独立于任何法规或规章而存在的权利，它“诉诸于某种道德直觉或道德理想，诸如基于对人的本性的理解而形成的对人之为人的道德条件的判断，基于某种道德理想而形成的道义要求等等”。［1］虽然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在权利内容、形成条件、保障方式等方面都有不同，但两者完全可以在同一个社会中同存共生，道德权利以人们期望用法律权利形式得到认可而事实上并未如此的形式出现，对它的尊重由人们的内心自律力来控制，侵犯他人的道德权利带来的仅仅是“无法与其他人进行正常交往的恐惧”。然而，随着人们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有些道德权利对于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这就需要立法者以主体的权利要求为根据，适时地将它们提升为法律权利，由法律制度来体现道德权利的内在规律，由法律来赋予其强制执行力，这便是权利的制度化要旨所在。但是，我们也要避免将这个问题作极端化处理而任意扩大制度的统摄范围。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法律所保障的权利也是不同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受到冲击，同时又会催生一些新的道德权利类型。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要动态地与同时代普遍的道德观念相容，虽然法律的制定和道德的发展变化不可能完全一致，尤其在社会变革时期，法律的制定先于人的道德观念的变化，或者人的道德观念的变化超越现行法律制度要求的情形都有可能发生。但是，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在价值目标上应当相容，并且这种道德规范在大多数人身上能够得到实现，如果现行法律制度严重滞后于道德观念的变化，或者现行法律的制定极度超越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那么，这些制度性权利的外延是存在缺陷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当中，权利在总量上也应当保持相对稳定平衡，道德权利和法定权利在数量上也是此消彼长的。两者在界限上应当清晰，在数量上应当保持适度的协调，以实现二者间良性互动的理想状态：如果道德权利所占的比例过大，就会将人权与空乏的人道混同，侵犯权利不会导致法律后果，制度的价值难以体现，被侵害的权利难于得到矫正；反之，如果将过多的道德权利制度化，法定权利所占的比例过大，就会导致制度性权利的泛道德化。古代的“以礼入法”甚至以道德取代了法，执行这种“法律”必然以德治为之,这对于现代的社会则是绝对不可取的。所以，如果法定权利与道德权利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就会发生两者之间相互侵犯而两败俱伤的情形：要么法定权利在社会生活中实现不了；要么道德权利难以得到实际保障。

二、道德权利的存在形态

“无道德便无社会生活”，道德权利软化将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然而，一个国家的道德权利制度化的程度并不取决于立法者的主观意图与愿望，它受到该国客观存在的法律体系、道德伦理、国民素质、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利益关系是复杂和多种多样的，而法律所关注和调节的只是某些通过立法选择而确立的比较重大的利益关系。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利益关系都需要借助法律的手段予以调节，当一种道德权利的重要性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其权利主体如果不享有就会受到实质性的伤害，以致如果不加以法律保护就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紧张以及社会秩序的紊乱，同时，当权利主体享有此项法律权利的时候又不会造成不同法律权利间关系冲突，整个法律权利体系混乱的时候，就有必要将这种道德权利制度化为法律权利了。否则，法律制度自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反之，如果这种道德权利的重要性还远未发展到如此程度便硬要将其制度化，就会打破当前的平衡状态导致制度性权利的泛道德化。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权利都需要被确认为法律权利而由法律加以保护，法律规范不可能也无必要穷尽一切权利规定。根据康德的观点，一项行为准则只有当每个人永远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和每个人总是不服从它是不可能的时候，才可以被接受为普遍法则，如果某种行为归属于一项可加以普遍化的行为准则，那么就有义务去从事它；如果它归属于一项无法加以普遍化的行为准则，那么就有义务不去服从它。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在其《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认为，社会中存在着两类不同的道德规范：第一类道德规范是保障社会有序化运行所必要的，它们对于有效地履行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必须应付的任务来讲，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避免杀人和伤害就属于这类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第二类道德规范包括那些大大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原则，但是这些原则对人们提出的要求远远超过了那种被认为是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所必需的要求。仁慈、博爱和大公无私等就属于这一类道德规范。［2］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规范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强制实现的性质。这些道德权利的约束力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权利而实现的，曾经作为道德权利的生命权、人身安全权等被制度化为法律权利。而对第二类的道德规范所确立的“请求无私捐助权”等，法律只能做出鼓励性规定甚至不作明确的规定，以激励的方式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中扬善抑恶，而不能将其提升到法律权利来强制保障，因为它们对于维护社会有序性不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由于它们在一定范围内限制甚至否定了人们的自由选择权和财产自，如果将这些道德权利转化为法律权利，以外在强制的手段迫使人们行善，结果可能是取消善行。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中的道德都具有多样性、多层次性的特征，在横向上包括社会共同体成员遵循的共同道德、个别共同体成员遵循的特殊道德；在纵向上又有层次高低之分。其中，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规范旨在维护社会正常生活秩序而要求全体社会成员所必须共同遵守的最简单、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如果缺乏这种道德规范，社会就有崩溃的危险。这些最简单、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又被称作为“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它构成道德权利制度化的逻辑起点，法律权利只能与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所保障的道德权利相邻接并处于其下。无论是在国际领域还是在国家内部，人权的制度化保护只能从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做起。因为只有这种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规范才能够作为一种受到广泛认同的标准，从而具有普适性。所以说，人权的制度化是一个从共同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权利做起，标准又逐步提高的过程。

三、结语

行文至此，我们必然要追问：中国当下人权的制度化保护从何做起？考虑到法律体系、道德伦理、经济状况、风俗习惯及意识形态等实际状况，更重要的是考量法律权利如何在现实中得以更好的实现。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应该确定为“不损人利己”、“不假公肥私”、“不损害环境”，这三种基本的道德规范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以为它们对于维护社会有序性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这三种道德规范分别从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集体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三个方面维系着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生活的安宁和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性，如果这一层次的道德沦丧，不但要引起整个社会道德体系崩溃，而且会导致普遍的社会混乱。因此，这一层次的道德规范应该成为我国目前权利制度化的依据和逻辑起点。在当前的此种情况下，将“舍己救人”、“大公无私”或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英雄主义的、较高层次的道德规范法律化的条件尚不成熟。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的社会化程度及道德水平逐步提高，这些道德权利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不排除将来将它们转化为法律权利的可能性。例如：在剧烈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弱势群体问题的日渐成为关系到社会能否稳定、发展能否持续的重大问题，将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从一般民政救助提升为人权层面的法律保护已经成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现实性命题，［3］随着社会变迁速度的加快，现在的强势群体将来沦为弱势群体的可能性亦在增大。如果一个社会共同体想要持续存在下去，它就不能忽视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所以，“弱势群体福利权”当在某些适当的限制范围内从普通的道德权利领域转入到强制性法律权利的范围。

参考文献：

［1］余涌.道德权利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4.

第3篇：法律制度的重要性范文

内容摘要:本文使用1997-2006年期间3149家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了政府干预、法律环境和上市公司应计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法律环境好的地区,政府减少对上市公司的干预行为,能够有效地提高上市公司的应计质量。减少政府干预行为,才能根本上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应计质量;而且,减少政府的干预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法律环境,提高法律的执行效率。

关键词:政府干预 法律环境 应计质量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LLSV(1998)研究认为,世界各国法律实施质量有很大不同,德国法系和斯堪德纳维亚法系国家法律实施质量最好,普通法系国家法律实施质量次之,但在法国法系国家最弱。自此以后,国外关于法律环境对盈余质量影响的研究很多,Haw等(2003)研究了东亚9国和西欧13国企业大股东终极控制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发现盈余管理的主要原因在于大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之间的分离,法律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程度与盈余管理具有负相关关系,正式和非正式的法律制度能够制约大股东的盈余管理行为。Leuz等(2003)分析了31个国家在盈余管理方面的差异,结果发现在股票市场发达、所有权结构分散、对股东保护较好和法律制度较健全的国家中,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较少;反之,公司的盈余管理则比较严重;同时还证明,对小股东的法律保护程度内生性地决定会计信息的质量,即法律对小股东权利的保护越少,会计信息的质量越差。

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因此,研究我国法律环境对投资者保护力度,一定要考虑地方政府行为。国内对盈余质量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监事会结构等内部治理机制对盈余质量的影响,而且大部分是从盈余管理的角度(李爽和吴溪,2003;吴雅辉等,2005;黄新建、吴江,2007),而极少从法律环境角度进行研究。我国的制度环境不同于西方国家,在我国关于盈余质量的研究中,还未把政府干预和法律环境结合起来,并且大部分从盈余管理角度研究盈余质量,盈余管理把应计项目总额分为可控应计项目和不可控应计项目两部分,用可控应计项目来衡量盈余管理的程度,其前提条件是,管理层有动机对应计项目进行操纵。但是,应计项目估计水平的高低可能受公司和行业特征的影响,并不一定完全是盈余管理的结果,而且公司和行业特征又是可以观察到的,而管理者机会主义的影响因素具有不可观察性,所以本文拟用应计项目的总体,即应计质量来衡量盈余质量,研究我国各地区政府干预和法律环境对应计质量的影响。

(二)研究假设

法律是公司治理问题中保护投资者的有效方式(LLSV,2000),因此,法律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投资者保护问题,由于我国各地区法律制度环境存在差异(樊纲、王小鲁,2004、2006),各地区法律对投资者保护程度不同。只有可靠的会计盈余才能真实地反映公司未来的市场价值,才能引导投资者作出正确决策。因此,好的法律制度环境可以对管理者实施有效监管,减少管理者机会主义倾向,向投资者提供可靠的盈余。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一:投资者的法律保护程度越高,上市公司应计质量越好。政府对投资者保护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政府行为减少了对投资者的保护。转型经济国家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转型的成功需要国家的角色完成由经济活动的直接协调者向公正的公断者的转变(Pistor等,2000)。LLSV(1997)认为,在保护投资者方面,政府不但要积极立法,还要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来提高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二是政府行为增加了投资者信心。对于转型经济国家而言,法律制度还不足以发展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等必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在企业还不适合进入证券市场的初期阶段,通常需要某个中央部门给予支持或者承担风险(Bardhan,2005)。自从2002年以来,我国的法律制度环境较过去有很大改变,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和《证券法》加大了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但是,由于地区环境的差异,各地区的法律制度环境仍存在很大差异,如果把法律制度环境好和差的地区作为我国证券市场的两个阶段,法律环境差的地区作为证券市场的初级阶段,法律环境好的地区作为证券市场的发展阶段,那么政府在这两个市场中的作用不同。对于初级阶段市场,政府行为可以加强投资者保护程度,而对于发展阶段市场,政府行为减少了投资者保护程度。因此,本文提出假设二:在法律环境较差的地区,政府干预越多,上市公司应计质量越好;假设三:在法律环境较好的地区,政府干预越多,上市公司应计质量越差。

研究设计

(一)检验模型及变量定义

根据Dechow and Dichev(2002),Francis、LaFond、Olsson and Schipper(2004),Francis、Maydew and Sparks(1999)和Kothari、Leone and Wasley(2005)等的研究,本文选择公司规模、成长性、盈余的波动性、应计项目的波动性、、报告负盈余的频率、现金流量波动性、销售收入的波动性、应计项目平均水平、公司的经营周期、资产结构和行业这些变量作为公司经营特征控制变量;另外,根据Davidson、Jenny and Kent(2005),Frank Yu(2006),Doyle、Weili Ge and Sarah McVay(2007),李爽和吴溪(2003)和黄新建、吴江(2007)等的研究,本文选择了股权制衡度、法人股比例、董事会规模、董事会活跃程度、监事会规模、监事会活跃程度和管理者薪酬作为公司内部治理的控制变量。针对假设,本文设计模型如下:

AQ=β0+β1IndexLeg+β2indexgov+β3 LGZ+β4 SL+β5 PL+β6 LGSB+β7LGBMT

+β8 LGSS+β9 LGSMT+β10 LGMS+γi Control

+ε

其中,AQ表示应计质量,用McNichols(2002)修正的DD模型的计算值衡量,用模型连续5年残差的标准差表示,AQ值越大,表明上市公司应计质量越低;Indexleg表示法律环境指数,Indexgov表示政府干预指数,用樊纲、王小鲁(2004,2006)编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中法律制度环境与知识产权保护指数和政府干预指数衡量;LGZ表示股权制衡度,用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取自然对数衡量;SL表示国家股比例;PL表示法人股比例;LGSB表示董事会规模,用董事会的人数取自然对数衡量;LGBMT表示董事会活跃程度,用董事会会议次数取自然对数衡量;LGSS表示监事会规模,用监事会人数取自然对数衡量;LGSMT表示监事会活跃程度,用监事会会议次数取自然对数衡量;LGMS表示管理者薪酬,用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平均报酬取自然对数衡量;Control表示公司经营特征变量。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样本选择。由于我国2007年上市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而公司治理数据从2002年起比较完善,所以本文以我国深市和沪市上市公司1997-2006共10年的数据为样本,剔除了信息不充分和金融上市公司,根据修正的DD模型,计算一年的AQ值需要五年的残差值,根据以上要求,本文共用到9339个样本点数据。通过修正的DD模型计算以后,得到2002-2005年期间共4年的应计质量,共3149个AQ值。

数据来源。本文的数据来源于深圳国泰安CSMAR数据库,各地区法律制度环境与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和政府干预数据来自于樊纲、王小鲁(2004,2006)编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法律制度环境与知识产权保护指数越高,表明本地区的法律环境越好,政府干预指数越高,表明本地区的政府干预越少。

回归结果分析

(一)统计性描述

以法律环境指数均值6.6184为标准,本文把2002-2005年期间3149家上市公司分为法律环境好和差两组样本,其中,法律环境差的样本为1883家,法律环境好的样本为1266家,表1是分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变量均值检验。从表1中可以看出,法律环境好的地区上市公司应计质量AQ的均值和中值都小于所处地区法律环境差的上市公司的应计质量,这说明法律环境好的地区的上市公司应计质量要好一些;法律环境好的地区的政府干预也比法律环境差的地区少,而且两者的差异在0.01的重要性水平上显著。

(二)模型回归结果及分析

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在表2中,模型1是对假设一的检验,从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法律环境指数(Indexleg)的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假设一未得到证实,这说明法律环境水平的提高虽然能提高上市公司的应计质量,但效果并不显著。

模型2是对法律环境好和法律环境差两组数据的检验,从法律环境好这一组的检验结果看,政府干预指数的回归系数在0.05的重要性水平上显著为负,由于政府干预指数(Indexgov)越高,政府干预越少,应计质量AQ值越大,上市公司应计质量越差,所以,回归结果说明政府对上市公司财务政策干预越少,上市公司的应计质量越好,假设二得到证实,即在法律环境好的地区,政府减少对上市公司的干预行为,能够有效地提高上市公司的应计质量;从法律环境差的分组检验结果来看,政府干预指数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但为负,这说明在我国法律环境较差的地区,政府干预行为的减少有利于上市公司应计质量的提高,但效果并不显著,假设二并没得到证实,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自从2002年以来,我国的法律制度环境较过去有很大改变,地方政府应该减少干预行为,由市场引导资源配置和企业的财务政策。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2002-2005年期间3149家上市公司检验分析后发现,在法律环境好的地区,政府减少对上市公司的干预行为,能够有效地提高上市公司的应计质量。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减少政府干预行为,才能根本上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应计质量;自从2002年以来,虽然我国有关投资者保护的法律制度较过去已趋于完善,但是,法律制度的改善并没有提高上市公司的应计质量,这说明法律制度环境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不仅取决于法律制度的完备程度,也取决于法律的执行效率,而且,减少政府的干预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法律环境,提高法律的执行效率。

参考文献:

1.樊纲,王小鲁.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4年度报告[B].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孙铮,李增泉,王景斌.所有权性质、会计信息与债务契约―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6(10)

第4篇：法律制度的重要性范文

目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市场对涉外法务人才的需求增长，以及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一些高校增设了法律英语课程。与此同时，近几年新编法律英语教材不断涌现，其中不乏科学性和应用性的增强；也有一些院校结合本校需求自选了部分适合本校学生学习的素材作为教学载体开展法律英语教学工作。综合各大高校法律英语教学选材的现状分析，一方面由于缺乏权威的统编教材，另一方面各个院校开设此课程的学科背景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受众背景不同，因此教学选材呈现一定的随意性，缺乏规范化的标准。据此，结合当前的涉外法务实践和市场需求去探讨高校法律英语教学选材的规范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教学选材的原则宗旨

综合涉外法务实践和课题组的调查采访数据，法律英语教学选材首先应秉持如下的一些原则和宗旨。

1.教学选材应当以涉外法务实践为基础，符合市场需求、学生需求和教学大纲的要求。其中，以市场需求为主导。法律英语教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语言教学，是将英语学习融入到涉外法务活动中去的专业英语教学、，其自身的特性决定了法律英语教学选材应当以涉外法务实践的市场需求为导向来构筑整个内容体系。同时，还要把学生的需求（如调查显示不少同学 有考法律英语资格证书LEC的需求，那么在选材时就要考虑相关素材的选取）以及教学大纲的要求整合在一起。

2.选材不仅涉及外国法律制度和法律实务的介绍，而且要有中国法律制度与实务的英文素材，必要时进行中外相关法律制度的对比。目前的法律英语教材以介绍外国法律制度为主体，事实上，对中国法律制度的英文表达的引入十分必要，因为涉外法务实践多集中于双边甚至多边贸易，那么不仅要求涉外法务工作者了解外国法律制度熟练应用相关法律语言，而且对于中国法律制度中法律术语及相关英文表达也要精通，所以二者不可偏废，涉外实务中的高频版块更要通过中外对比的设置，强化重点深入理解。

3.内容选择要有针对性，突出应用性。由于法律实务的主题庞杂多样，所以选材要充分考量本校或本专业的学科背景和学生的特性，如监狱学系的法律英语教学选材在介绍中外一般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应融入一些罪犯矫正、监狱管理等方面的素材。同时选材要加大真实语料的选取比例，强化素材的应用价值。

三、教学选材“规范化”建设中的几个关键点

1.选材内容应涵盖基本法律知识、重点英文表达和实务操练三大版块。法律英语的教学选材不仅应当介绍英美基本法律制度和相关背景知识，而且还应厘清涉外法务实践中涉及的高频领域，如合同签订、公司成立等，通过真实情境再现的方式（可以文书写作、视频播放等方法加以呈现）强化实务操练的比重，在此基础上总结出重要的英文表达法。以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律英语听说教程》为例，此书是在总结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培养涉外法律专业人才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以涉外实务交际为重点编写而成。这本教材的可借鉴之处在于其上册主要介绍（legal system 和court system等）基本法律知识，而下册则以法务实践中涉及的高频主题为主体，选材真实， 应用价值高。归纳起来，法律英语教学选材应当以中英美基本法律知识和法务实践中重点领域的实务操练为主体，以重点英文表达为主线贯穿始终。实践证明，通过加强实务操练的比重，强化每个高频领域重要英文表达的输入与输出训练，的确可以规避当下不少高校开设的法律英语课程重阅读轻实务操练的弊端，改变学生兴趣低下、所学内容与现实应用脱节的现状。

2.结合所授对象的专业学科背景强化教材评估加以综合利用。依据针对性原则，法律英语教学选材应当结合本校本专业的学科背景开展，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在微观操作层面，对于法律英语专业的学生而言，在综合课的基础上，可以选取法律英语听说教程、口译教程、文书写作教程等开展专题训练。对于法学专业或英语专业的学生，则应以法律英语综合课为主体，综合课的选材内容应当涵盖第一个关键点所涉及的基本法律知识、重点英文表达和实务操练三个方面，其中，在实务操作环节强化听、说、读、写、译等技能训练。对于专业特色突出的院校可以选编适合本校特色和人才培养方向的教材，如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编写的《法律英语 Legal English》，教材除介绍基本法律知识和以中英对照形式介绍中国主要部门法外，还结合本校人才培养方向加入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等内容，针对性强，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就法律英语教学选材来看，还应加大教材评估的力度。郭剑晶在《法律英语教材评价实践》一文中提出了从教学目标、语言点和技能选择、专业学科内容、文本材料类型、实践技能训练、词汇歧义解释和教学指导方面进行教材评价的标准，值得借鉴和推广。在实际的教学选材过程中，应当结合受众学生的专业特点，加强不同教材的科学评价予以综合利用，实现应用价值的最大化。

3.协调好教材利用与课外选材之间的关系。在实际的法律英语教学实践中，教学选材不仅包括对教材的综合利用，对课外素材的整合注入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教材虽然每隔几年会有修订版问世，但在一定时期内内容是相对固定的，这就要求教师在利用教材的基础上结合所授内容主题适度选取时讯感较强的课外素材予以补充，增强课堂的活力与趣味性。以合同谈判为例，在传授教材内容的同时可以选取一则新近发生的引起媒介和大众普遍关注的典型案例，从而增强课堂教学的时代感，突出其应用价值。其次，需要协调好二者的分配比例，总的指导原则是以教材内容为主体，课外选材为补充，具体分配方案以题材内容的不同、重要性程度的差异和用时长短的区别等因素具体安排。最后，法律英语的教材内容多以文本模式呈现，那么在课外素材选取时可以适度加大图片、音、视频等多模态素材的引入。如在介绍美国的整个刑事程序时，可以选取影片或美剧中的情景片段来辅助教材的利用，形象化授课主题，增强课堂的趣味性和吸引力。

第5篇：法律制度的重要性范文

 

关健词:证券监管　法律制度　证券业　自由化

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实质是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的多边法律框架，为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提供了具有约束力的原则和制度。证券业是金融业的重要内容，其自由化也是WTO所倡导和推进的金融自由化的重要部分。我国在加人WTO后，证券业的自由化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程度上的发展，但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尚存在一定的滞后。证券业的自由化发展要求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为其提供保障，但行政色彩过浓，过度管制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又有可能成为其障碍，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既要适应WTO关于证券业自由化的要求，又要防范风险，保障证券市场的稳定，因此，证券业自由化的发展要求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变革。正如刘剑文教授所提出的，这种压力与来自WTO规则的直接要求即“消极义务”相比，可以被称为回应竞争压力的“积极义务”。

    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发展要与我国的政治、经济、民众心理、法律文化等相适应，又要与国际惯例接轨，适应WTO的要求，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未来发展的指导原则。具体制度的创新与改革固然重要，但对原则性问题的研究对于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现状会更有意义，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与指导原则，埋头进行具体制度的改革，难免会出现顾此失彼事倍功半，积极效果相对抵消的缺陷。本文认为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发展的指导原则为:

一、市场化原则

    囿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特殊历程与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的习惯思维，行政色彩过浓，政府干预过多是我国证券监管的主要特点，许多本应由市场支配的事情被不当地置于政府的行政控制之下，如股票发行额度的确定和分配、股票的发行价格、对证券市场的人为分割及上市公司的确定和审查等，政府的意志都起了决定性作用。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中亦有不少过度考虑了证券市场的安全目标，或实质上是部门维护其既得经济管理权力的法律规则，对于这些不符合市场化原则的法律规则，要废除或加以修改，使之成为真正市场化的法律规则。WTO体系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并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市场经济模式，推动贸易自由化为己任，中国已经入世，理应加快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真正做到以市场为主导，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原则，并将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推崇的自由、效率、秩序、安全的精神渗透到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中去，自由、效率的法价值决定了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市场化的发展方向，只有朝着市场化方向改革，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才能真正闪现自由、效率的法价值的光辉。

    按照政府监管机关参与市场的程度与证券监管的手段，可以将证券监管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监管机关不直接参与市场运作，政府监管机关主要运用法律的经济的手段，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着力于通过信息披露制度来解决证券市场失灵的问题.以超然的姿态来监管证券市场，采这种方式。

    监管机关注重于事前预防，并往往致力于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与预警机制，以防范于未然〔另一种是注重对市场参与者及其行为进行实质性管理，忽视市场的要求，采取审批式，注重事后监管，监管成本过高，而效果却差强人意，监管机关的超然地位难以维持，一方面，容易产生寻租现象，滋生腐败，产生政府失灵，另一方面，容易导致投资者对监管机关的依赖心理，动摇证券市场的基础，这种方式下，政府监管机关往往依赖于行政手段来实施监管，造成对证券市场的过度干预，违背了市场的规律。这两种监管方式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监管哲学:公开主义与准则主义。持公开主义监管哲学的监管者奉行公开原则至上，注重信息披露和事后监管，而不具体对市场进行实质性核查。而准则主义则意味着监管者无论是否要求市场主体公开信息都要进行实质性核查，注重事前审查。市场化的原则要求证券监管者在实施证券监管时，应考虑到市场的需求，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去规范和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减少政府不必要的行政于预，去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习惯思维和做法，以市场为资本资源配置的基础，逐步树立公开主义的监管哲学，积极发挥自律组织的作用，加强程序要求，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主要以市场化的手段去完成监管任务，政府要着力于防范与化解市场风险，对证券监管法律法规按市场化原则进行清理，加以废除、修改、完善。在证券监管体制方面，应当通过完善相应制度，在加强中国证监会集中监管职能，改善监管方式的同时，促进自律管理作用的发挥，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本作用，并应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促进监管力量的多元化。

    二、法治化原则

    “法治”有着多层含义，它既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又是一种特殊的治国方式，一种价值准则，还指在特定的价值基础和价值目标上形成的法律秩序，是民主、自由、平等、秩序、效益与安全的完美结合。本文的法治化原则是就一种价值准则和在此之上形成的法律秩序而言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法治化发展是指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应以法治为其价值标准并力图达到法治状态。市场经济中有着多元化的利益主体，需要靠法律来协调其利益关系，内在地需要规则和秩序，而这些规则和相应的经济规律要求通过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正是法治经济的基本要求，这就决定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没有哪一种市场像证券市场这样依赖法律.这是由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与其特有的产品虚拟性、高风险性及易传导性决定的，只有将证券市场建立于系统完善并实施良好的法律基础之上，证券市场才会得到稳定迅速的发展。

第6篇：法律制度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建设工程法规；招标投标；合同管理；教学方法；教学整合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5-0068-02

一、《建设工程法规》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为了加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提高工程项目专业技术人员素质，规范行业行为，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国家立法并强制执行了建设行业的执业资格认证制度。工程建设行业应用广泛的执业资格有：建造师、造价工程师、监理工程师、建筑师、结构工程师。拥有这些执业资格的专业人士，方能从事相关专业活动。

各种执业资格的具体岗位不同，但资格认定的法定流程是一致的。①建筑从业人员达到一定条件后可以参加国家组织的执业资格考试，考试合格后，取得执业资格证书；②受聘于一个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投标、造价咨询等单位，通过聘用单位向单位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出注册申请，通过审批后，取得相应的注册执业证书和执业印章；③在相应专业领域执业。

各种执业资格考试的考试科目中，均列入了《建设工程法规》。可见，国家对建筑从业人员对法律知识的普及要求。作为建筑工程专业的院系，也应领会行业的教育理念，开设《建设工程法规》课程并加强其课程建设。

二、《招标投标与合同管理》的重要性

实行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是我国建设工程市场趋向规范化、完善化的重要举措，对于择优选择承包单位、全面降低工程造价，进而使工程造价得到合理有效的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有：①形成了市场定价机制，有利于节约投资、提高效益。②降低社会平均劳动消耗水平，使生产力资源较优配置，优胜劣汰。③工程价格符合价值基础，有利于供求双方相互选择、择优选择，合理控制工程造价。

企业认真编写投标文件，结合运用各种投标技巧，中标后，签订承包合同，实施承包的工程任务，进入合同管理。工程建设管理水平的提高体现在工程安全、质量、进度和费用的四大控制目标上，这四大控制目标的标准主要体现在合同中。在合同中规定四大控制目标后，要求合同当事人在合同管理中细化这些内容，在工程建设中严格执行这些规定。合同管理的具体内容有：①建立合同实施的保证体系；②对合同执行情况进行监督；③对合同实施进行跟踪；④对合同变更进行管理；⑤及时做好索赔管理和反索赔管理。科学做好合同管理，工程的安全和质量能够有效地得到保障，进度和投资的控制目标也能够实现。因此，合同管理能够有效地提高工程建设的管理水平。

项目能不能承包关键在于能否中标，项目赚取利润的多少关键在于合同管理。因此建筑行业企业运营有两步关键，招投标是第一步，合同管理是第二步。招投标与合同管理是建筑行业企业运营的关键，也必然是建筑专业学生学习的重要内容。

三、教学整合

为了加强学生的顶岗实践，我们建筑工程系进行了多项教学改革。课程整合就是其中一项。我们将《建设工程法规》、《招标投标与合同管理》由两门课程整合成了一门课程。

四、课程整合后的切入点

整合，不是单纯的合并。如何使两门课程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是整合成功的关键。目前，各大出版社尚未出版我们适用的教材，因此我们仍然采用《建设工程法规》、《招标投标与合同管理》两本书。《法规》中有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法律制度、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招标投标与合同管理》中有招标投标的具体内容，如招标文件的内容、投标文件的编写、投标技巧、评标的方法，建设工程相关合同条款，合同管理的具体内容，如合同分析、合同交底、合同的执行、合同的变更、索赔。虽然是两本教材，但并不是讲完一本教材，再讲另一本教材，而是改变原教材中的章节顺序，使两本教材自然融合。切入点体现在以下两部分：①先讲解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法律制度，再讲解招标投标的具体内容。②先讲解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再讲解建设工程相关合同条款，然后讲解合同管理具体内容。

五、教学内容与顺序

第1章建设工程基本法律知识，教学内容与顺序：建设工程法律体系法人制度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担保制度保险制度法律责任。第2章施工许可法律制度，教学内容与顺序：施工企业从业资格制度注册师执业资格制度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制度。第3章招标投标，教学内容与顺序：建设工程承发包制度招标投标制度招标投标开标评标。第4章建设工程合同，教学内容与顺序：合同法律制度建设工程相关合同条款合同管理方法索赔计算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第5章施工环境保护、节约能源和文物保护法律制度，教学内容与顺序：施工环境保护制度施工节约能源制度施工文物保护制度。第6章安全生产法律制度，教学内容与顺序：施工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施工安全责任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施工现场安全防护制度施工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相关单位的安全责任制度。第7章质量法律制度，教学内容与顺序：工程建设标准相关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制度建设工程质量保修制度。第8章解决建设工程纠纷法律制度，教学内容与顺序：建设工程纠纷主要种类和法律解决途径民事诉讼制度仲裁制度调解、和解制度与争议评审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

六、授课方法

由于法律条款较为枯燥，且晦涩难懂，又或者简单明了，但不宜掌握其精髓，所以授课过程中应该引入案例加以讲解，并利用习题，加深对条款的全方位理解。采用多媒体教学，便于引入大量案例及习题。例如，《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28条规定：“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不得偷工减料。”看似简单的一句法律条文，我们该如何理解透彻？授课中，可引入以下案例，帮助学生加深理解。

【案例】某建筑公司首次进入某省施工，为了“干一个工程，竖一块丰碑”，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项目经理李某决定暗自修改混凝土的配合比，使得修改后的混凝土强度远高于配合比的混凝土强度，项目经理部也愿意承担所增加的费用。你认为这个决定可取吗？分析：不可取。混凝土强度提高了，但其他性能可能变差，比如脆性增大，容易造成构件脆性破坏，或抗裂度不能满足要求，影响构件的正常使用功能。设计单位考虑混凝土标号时，综合了设计规范中的各种因素，施工单位按图施工即可，如需变更，须经得设计单位的认可。所以，虽然是提高了混凝土配合比，但也属于“施工单位擅自修改工程设计”。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都属于合同文件的一部分，如果施工单位没有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施工，首先要对建设单位承担违约责任，同时，由于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工程技术标准施工存在潜在的巨大的社会危害性，法律又将其确定为违法行为。

七、总结

第7篇：法律制度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信用征信；信用权；法律制度

健全社会信用法律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项重要的制度建设。成熟的社会信用法律制度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信用为基础所形成的比较完备、系统的法律规范和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有效发展的重要保证。但是，目前我国现有的信用法律制度建设还存在许多不足，有待通过健全我国信用法律制度为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基本保障。

一、完善社会信用法律制度的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的市场化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与市场经济信用关系发展紧密相联的社会信用的作用机制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使市场主体的信用程度成为了维系国内国际市场经济中各主体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相对完善的社会信用法律制度有助于考核和评价市场经济中各主体的信用程度和维系市场经济信用关系的正常发展，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信用法律制度直接影响到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性、有序性、有效性，涉及经济主体经济活动的具体法律问题以及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成效。信用法律制度的完善，有助于国民经济增长。信用交易增长会拉动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尤其在买方市场条件下，依靠扩大信用交易来扩大市场，可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可持续增长。信用法律制度的宗旨在于消除信用活动中的失信，违纪行为，是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制度保证。信用法律制度的法律价值一方面在于证实经济主体的资信情况，另一方面在于开发、利用经济主体的信用资源，并通过制度来规范经济主体的信用行为，实现经济主体经济行为效益的最大化，从而完善一个优良健康的信用发展外部环境，对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信用法律制度的完善，能为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保证经济主体合作的顺利进行并加速优势资源的合理配置。由于存在信息的不对称、行为理性的有限性等因素，经济主体自身难以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法律制度来规范经济主体的信用，提供一系列的信用行为规则，使经济主体能在合作互利的情况下正常运作。信用法律制度的完善，使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经济活动等信用资料保证有效公开，为其提供基本情况，为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依据，降低经济行为主体交易的成本，提高效率。通过法律上的惩罚制度，使那些信用差的经济主体难以生存，淘汰出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信用法律制度在规范、引导、促进、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促使经济主体自觉维护市场秩序，形成和谐的信用环境。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的信用环境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政府、企业、个人的信用程度仍未得到大的改观，严重制约我国经济主体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我国出口商品的市场份额受到明显的挤压。社会信用法律制度健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决定了我国在信用法律制度建设中，仅靠道德层面的行业自律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在法律层面上加以完善，才能推动我国社会信用法律制度建设的健康发展。

二、信用法律制度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信用法律制度是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基本法律制度之一，随着我国市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市场经济的观念和信用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由于我国正处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我国信用征信制度的建设还不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诚信失衡、信用制度缺陷、法律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在我围的信用法律制度完善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1缺乏健全的系统的信用法律法规。近几年，我国的信用法律制度建设已有了一些进展，例如我国的《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都规定了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公司法》和《证券法》对于公司“制作虚假的招股说明书”及上市中的“虚假陈述”也有明确的法律责任规定，刑法中对金融诈骗等犯罪也课以重刑，但仅有这些还不足以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不守信用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例如实践中已经发生的多起证券欺诈案，虽然证监会的处罚力度很大，但违规公司承担的仍然是行政责任(罚款)，广大受损害的投资者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赔偿。结果是不法行为人承担的行政责任与其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严重不对称，导致法律责任和制裁缺乏应有的约束力，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屡禁不止，证券市场中欺诈现象依然十分严重。我国的征信法律制度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之中，《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等都有一些有关征信方面的规定，缺乏系统性。征信制度只表现在财政部、司法部、人民银行等部门的一些规章和一些没有广泛约束力的文件中。缺乏有效的法律惩治制度。

2缺乏成熟的社会信用环境。当前构建我国信用制度的经济条件虽然已经初步成熟，但是信用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仍然要受到其他环境因素的制约。文化环境方面，信用消费观念短时间内、难以在人们的思想中迅速改变；社会环境方面，由于我国近年来宏观经济增速放慢，失业人数居高不下，而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人们的生存危机较大，消费信心明显不足；此外，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发展信用制度的市场环境还不成熟。缺乏对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和信用权保护的规定。征信必然涉及到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在我国，除《国家保密法》规定外，没有明确界定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可以向公众开放的征信数据。也没有明确哪些数据可以公开以及公开的程序、对象等。

所以，公安、银行、工商、人事、税务、统计等部门以及水、电、气通讯等公用服务行业所掌管的大量的企业信息资源很多没有公开，增加了征信和企业信息获取的难度，也对信用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了不利作用。

3．缺乏建立市场主体信用制度的相关资料。市场主体信用记录的基本内容主要由自然人的身份证明、市场主体社会档案、信用记录、帐户和市场主体收入基本状况及拥有资产状况的证明资料组成。但在我国现阶段市场主体的财务状况不透明。绝大多数市场主体所能够提供的信用资料：一是市场主体的身份证明；二是市场主体的人员结构；三是现金和实物资产的基本现状。前两项都不具备经济性质，只有第三项与经济有关，而它只能提供所拥有资产的价值金额。这些数字既不能证明市场主体收入的多少、来源及资产流转现状，更多的是以往的信用记录，不能反映现有财务状况的实际现状。可完备的市场主体信用记录的相关资料却是建立信用制度的基础。

4．缺乏对市场主体的信用评估统一标准。在市场主体信用制度建设中，市场主体征信数据源的内容、信用报告的格式、资质认证、信用等级评估指标以及征信数据库建设、信用管理软件开发等方面都涉及标准化问题。一方面，信机构对不同市场主体信用的评估没有统一标准体系，信息重复操作，相互之间难以衡量，各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结果大相径庭，可比性不强，不利于市场主体信用体系在全国范闱内推广，也不利于与国际的接轨。另一方面，市场主体信用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也存在不合理的地方。重视企业和个人的，缺失政府、金融自身的，总体来看，目前我国缺少一整套科学的、可行的、高权威的、易推广的各市场主体信用评估程序和相应的评分模型，以保证市场主体信用评估的公开、公平和公正。

5．缺乏对市场主体的信用限制制度。信用限制是要由授信人通过自身选择来完成的由于成本过高与授信人本人扩张业务的内在动力，我国一直没有建立起信用限制制度，而这恰恰是在今后的经济活动中必不可缺少的世界出现的金融危机的原因不在于信用扩张过度，而是信用扩张没有一个有效的制度来加以限制。有些企业尽管存在不当经营，但可以借壳取得经营权，常以扩充业务为名，增资大量现金，设立投资公司等子公司后，向证券市场买进母公司股票，然后向金融机构质押融资，股市下跌时，继续质借或开始掏空资产以填补此资金之需求，股价继续下跌即出现财务危机。由于金融部门在忽视征信系统、监督系统、防治系统的情况下，过度使用金融衍生品在金融机构之间对同一资产进行反复质押、担保，不当使用信用扩张方法，使资金借贷信用危机不断上升。

三、健全我国信用法律制度的思考

为了进一步推动和加快我国社会信用法律制度建设，逐步建立起完善的以法律为保障，以道德为准绳，社会成员诚信自律健康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法律层面上，应该作好以下工作：

1．法律法规要明确规范征信评信的法律制度。首先是征信机构市场准人的条件，包括征信机构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管理；从业人员的从业资格管理；数据系统的软硬件安全性稳定性；其次是征信机构征信权的规范。征信权包括征信权权限(权利范同)和征信权权能(信用信息的采集权、整理制作权、信用信息的使用权等)。征信立法必须进行必要的规范，以保证征信机构依法行使这一权利，从而为征信机构依法经营和征信管理机构依法监管提供法律依据。

征信机关或相关机构(包括各金融机构、政府有关机关)在做出影响被征信人或相关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的决定时，必须给予利害关系当事人表达自己意见和建议的权利和机会，征信机关做出任何一项关于被征信人(或牵涉到相关利益主体)的信用报告或决定时，尤其是不利于被征信人的决定或报告，必须阐明其事实、理由、依据和真实用意，便于被征信人监督，以防止征信机关的专横和滥用权力。被征信人基于正当的请求，有向个人信用数据库提出查找、咨询本人信用报告的权利。被征信人有权质疑其个人信用档案中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并能寻求适当的救济途径来修正其信用档案中的这种错误。

制定统一的信用评级法，以此作为信用评级机构的基本法。规定信用评级中评级人和被评级人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及其相互关系，明确适用评级的交易范匍和债务人的嗣，通过对信用评级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评级的债务人及债务工具的法律地位的确定使信用评级中的各项权利义务争议都有相应法律可以依据。信用评级的评价重点是被评者的履约能力，而不是它的价值或业绩，还应规定评级机构对评级报告应负的法律责任。总言之，在我国由于价格机制尚未全面建立在场基础上，所以有必要对其强化和规范。

2规范信用信息使用法律制度法律法规。要明确规范经济主体信用权、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保护。不能将征集到的置于原目的项下个人信用信息挪作他种目的采集、使用或披露，除非经被征信人的同意或法律规定明确授权。征信机构对于经济主体的信用变化情况一般要按月更新，对于个人地址和工作单位的变迁等应按需更新，对于重要信息如不良信用信息应及时更新。法律法规要明确规范各级行政、事业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为征信机构提供除涉及商业机密、个人隐私以及法律有明文规定不得对外公开的信息外，真实的社会经济主体的信用信息资料，打破目前各自为阵、相互封锁信用信息资料的僵局，以利于对经济主体的信用等级作出客观公正、综合的评价，提高信用等级评定工作的权威性。

征信机关应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客户的敏感信息(包括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这些措施同样适用于征信机关将个人信用信息披露于第三人或其他组织，也适用于征信机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将征集个人信用信息的任务安排予第二方。征信机构不得对个人的信用记录妄加判断，在对个人信用信息使用或披露时，必须确保个人信用信息处于自己的监管和控制之下个人信用数据(包括生成的信用报告)的使用必须遵守数据库的建库目的，必须符合法定目的的用途或信息接受者的合法利益。

3．完善信用管理法律体系。完善信用法律制度体系，尽快建立《企业信用管理法》《个人信用管理法》、《公平使用信息法》等规范信用管理的法律体系，将企业信用法律制度和个人信用法律制度纳入法制化轨道。建立市场主体资源信息网，让中外企业和社会公众能够在网上快速、准确地获取市场主体的资信信息。用评级网络法律监控系统，整合全国各市场和各信用评级机构的资源，将信用评级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信用评级方法和程序、各个信用评级公告以及对信用评级不当的法律救济等事项挂在网上，供有关当事人查询。建立诚信系统，完成信用测度与信用资信利益的财产权设计，建立信用增减级制度，建立社会信用公示制度，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如果出现恶意逃废债务、失约失信，经公证部门或司法机关认定，受损方均可通过媒体的进行公示，督促其自觉守信履约，形成社会信用监督。成立民间企业组成的信用管理服务行业协会。开展信用管理与应用研究；提出立法建议或接受委托研究立法，提出有关信用管理法律草案；协调行业与政府及各方面的关系；促进行业自律发展。使守信成为行为人的内部动力机制。为了降低交易费用，信用的价值需要公共评价机制来完成。参照一些发达国家的“公平信用报告法”建立诚信系统，解决信用的可评价性以及信用评价的可用性问题，从而使市场的交易在健康、有序的状况下进行也使买卖双方互利互惠。新晨

4建立健全市场主体信用权制度。确立信用产权制度，通过信用权的确定，在法律机制上对行为人信用维护行为、诚信原则遵循行为予以确认，使行为人在信用维护上的成本与利益做出回应，保证行为取向一致。我们在强调信用作为一种权利应受保护的同时，应当明确：信用权作为民法主体的权利，应当受到他人的尊重；另外，信用权的相对性作为一种与权利人人格有一定联系的权利，这种权利具备强烈的变动性；信用权本是一种与他人评价相联系的权利。因此，在通常情况下，行为人行使知情权、批评权、监督权等对信用权人产生负面影响时不能视为侵权，等等。随着我国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使信用成为交易标的，商业交易的结果是信用信息的转让，而不是黄金或现金的转让”信用作为交易标的隐存在很多的现实交易活动中。例如：银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等谋取的不是信用的价值体现；保险费率的调整隐含着投保人的信用价值；银行提供担保业务更是直接体现信用价值等等，但就整个信用市场而言，我们还要进行制度化设计。建立征信系统和信用的测量、公示机制；建立选择机制，除让背信者失去市场、失去交易机会、失去无能为力成功以外；建立背信者市场进人的高成本制度；信用的转移制度及配套机制。

第8篇：法律制度的重要性范文

一、

（二）《环境政策基本法》的原则

原则既是法的要素，也是政策的直观形式。因为，从法的构成要素看，法由概念、原则、 法律 规范和技术性规范等构成。但从公共政策角度看，法律原则也体现了公共政策的精神，具有精神的气质，所以法律原则同时具有法的要素和公共政策的性质。法的适用力求统一，因此对法律适用来说，法律明文优于法律精神、不得偏离法律的明文成为公认的原则，政策执行则强调精神优于条文、实质重于形式。《环境政策基本法》主要体现国家环境公共政策，所以《环境政策基本法》的法律原则重在法律精神的宣示，在一定价值基础上对环境法（广义）立法、执法、司法具有定向指导意义。如果说《环境政策基本法》的原则重在精神气质的宣扬，那么，其具体制度是原则精神气质的体现，是贯彻原则的基本对策安排，居于法律制度之上，是法律价值与法律制度之间的链接。Www.133229.cOM

我们认为，我国《环境政策基本法》应当至少具有的法律原则是：环境保护优先原则、综合防治原则、环境责任社会化原则、公众参与原则等。

1、环境保护优先原则

环境问题也是伴随人类的 经济 活动而产生的，而且在国家环境公共政策的选择和制定中必须是在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进行选择、综合，保护环境与 发展 经济也不总是能够协调的。笔者也赞同“协调发展原则”，对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并重，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同步持有憧憬，但是，如果不能协调将如何选择？在经济强势力量（政府、 企业 的利益强势）面前如何能抵挡得住？环境政策基本法是我们对保护环境的基本态度，是在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选择安排。如果我们把“环境保护优先原则”作为《环境政策基本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定，就会向政府、事业、企业和人民宣示：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必须兼顾两者利益，如果不能兼顾，那么环境保护优先，这是公共环境利益的底线。如果我们在《环境政策基本法》中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原则，那么短视的经济利益必然会战胜长远的环境利益。我国历经的环境保护 历史 、近年来频发的“突发性环境事件（灾害）”无误的告诉了我们“兼顾”的厄运。保护环境是环境法的使命，但它也不会与国家经济政策法律相悖。环境保护优先作为《环境政策基本法》的原则，可以使政府的一切经济决策服从于公共环境利益，有利于强化环境执法、司法，有利于环境保护任务的实现。

2、综合防治原则

综合防治原则，即“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原则，是指国家在环境保护工作中采取各种预防措施，防止环境问题的产生和环境质量的恶化，而对已经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予以积极治理，使其控制在能够维持生态平衡、保护人体健康和社会财富及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限度之内。该原则是对国内外防治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经验教训的 科学 总结 ，是针对环境问题的特点提出来的，其核心在于“防”。

综合防治原则在我国逐步认识到并在法律中加以明确规定经历了一个过程。1973年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就已提到了“预防为主”的方针。1982年8月召开了全国 工业 系统防治污染经验交流会议之后，1983年2月国务院又作出了《关于结合技术改造防治工业污染的几项规定》，强调“通过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率，把污染消除在生产过程之中。”这些体现了综合防治理念的环境保护思想后来被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予以明确。综合防治原则是对环境问题特点的深刻认识，是对防治环境污染问题基本方法、基本措施的高度概括，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它明确了防与治的辨证关系，是先进的环境保护战略和科学的环境管理思想的体现；②它是针对环境问题特点而提出的防治环境问题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措施；③它集中了当代环境保护和环境管理思想的精华，使环境保护战略、环境管理思想更加全面、完整和科学；④它是建立健全环境管理法律制度体系的指导原则；⑤它明确了科学不确定性与环境保护实际行动的关系，是当代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 [17] [17]

3、环境个体责任、社会责任原则

传统观念上的环境责任原则是指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在生产或其他活动中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应承担治理污染、恢复生态环境的责任。有的学者将这一原则称之为“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原则。 [18] [18] 但是，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产生根源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发现引发环境问题的主体除了污染者及开发者外，环境主管者及消费者等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是，有学者对环境责任原则作出了新的阐释，即：环境责任是指环境问题的责任人必须按法律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以治理和恢复已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该原则包含着广泛的内容，是对开发者养护、利用者补偿、污染者治理、破坏者恢复、受益者负担、主管者负责、消费者最终承担等原则的高度概括。 [19] [19]但是，笔者认为仅此不够，一是必须深化上述个体化污染防治责任，而是在此基础上扩展为“环境社会责任原则”。

环境污染者的个体责任应当细化为：其行为违反法律上的义务，必须负担费用。已对其污染进行了处理，但是仍然对环境有不利影响，需要进一步处理以降低或排除对环境的影响时，亦应负担费用。即使法律所允许的环境利用也必须限定于轻微可恢复的范围，且必须支付费用。“环境社会责任”是在造成污染的责任人无法确定、无法或不能及时通知等情况，环境污染的责任应当由全社会共同承担。同时，有必要建立健全环境责任保险机制和生态问题的社会分担等制度。

4、公众参与原则

公众参与原则，有的学者称之为“依靠群众保护环境的原则”，有的学者称之为“环境保护的民主原则”，也有的学者称其为“环境民主原则”。公众参与原则是指生态环境的保护和 自然 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必须依靠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公众有权参与解决生态问题的决策过程，参与环境管理并对环境管理部门以及单位、个人与生态环境有关的行为进行监督。 [20] [20]

公众参与原则是民主思想和民主运动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延伸，是公众参与国家民主管理环境资源的体现，是环境法保护公众环境权益的一项重要指导原则。环境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综合的社会工程，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光依靠政府的行为是无法做到尽善尽美的，它需要全体公众的积极参与，需要发挥群众的集体智慧。当代环境保护领域的立法是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环保运动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公众参与在环境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立法确立为环境保护保护的一项原则。在我国，宪法和环境法中也对公众参与原则作了相关规定。如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环境保护属于一项重要的国家事务，据此，我国公民可以广泛参与国家的环境与资源保护事业。《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土地管理法》第6条也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义务,并有权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提出检举和控告。”等等。

第9篇：法律制度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循环经济；法律；建设；完善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48-0177-02

循环经济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活动的总称。它是保护环境、维系生态平衡的一种闭环经济形式。循环经济与传统线性经济发展模式相比,循环经济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程度,使资源、能源得到合理和持久地利用,使经济活动对环境产生最小的负面影响,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达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和“共赢”发展。循环经济能在不同层面上把生产和消费有机地联系起来。循环经济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正常进行的最佳方式,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必要手段。它是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客观要求。进行循环经济方面的法律制度建设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根本性保障。因此,对此问题必须进行研究,分析法制建设状况,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措施。

1 我国循环经济发展中的法律制度建设状况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制度建设近些年来取得许多成就,保障了循环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循环经济促进法》审议通过,标志着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迈出了关键一步。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法律法规和指标,实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制定循环经济技术和产品名录,建立再生产品标识制度,建立完善循环经济统计评价制度。”

(1)发展规划制度与总量调控法律制度的建设。我国地方政府根据区域功能区划、资源赋存条件和环境状况对于重点行业和企业开展节能、减排和综合利用活动。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完善了循环经济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了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建设用地和用水总量控制指标。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优化了区域产业结构,遏制了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促进了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改造和结构调整。

(2)评价指标体系的法律制度建设。我国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能够反映我国基本国情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并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对资源产出、消耗、综合利用和废物排放规定了循环经济评价指标。对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进行总体定量判断提供了依据,这些法律制度建设为各地、各行业制定和实施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提供了法律依据。

(3)责任延伸制度、监督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建设。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了以生产者为主的责任延伸制度,界定了各个经济主体的回收、利用责任。《清洁生产促进法》中规定了对重点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制度、企业监管制度。我国推进了重点行业、企业、工程的节能降耗。严格限制了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和浪费资源的产业及工业园区的盲目发展。

《循环经济促进法》对产业市场准入制定了规范性的规定。如鼓励、限制和淘汰的技术、工艺、设备、材料等。并通过国家产业政策规定,引导了产业投资和发展方向,发挥了国家调控产业结构的重要手段,提高了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保护了产业发展环境。

2 我国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

(1)缺乏与循环经济模式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由各地的行政手段来规范循环经济建设,辐射范围小,持续效果不稳固。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法规体系不健全,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严重。

(2)一些企业规模较小,实现循环经济发展的规模效益比较困难。不利于循环经济发展所需的技术开发和推广。发展循环经济经验较少。企业参与意识不强。部分企业缺乏对发展循环经济迫切性和重要性的认识,部分企业在生产中片面追求局部和近期经济利益,发展循环经济缺乏紧迫感、责任感和能动性。

(3)发展循环经济的公众的参与程度不够。已出台的相关法律制度也未对环境保护或循环经济中“公众参与”的行为明确化、制度化,造成公众参与循环经济的行为不确定,参与程度较低。

(4)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制度建设立法不够完善,配套法规建设滞后；执法存在障碍,部门责任缺失；司法不到位,亟待公益诉讼；一些法律制度缺乏可操作性；立法不健全,一些领域存在空白；循环经济体系不尽完善。

3 我国健全和完善循环经济的法律制度的对策措施

(1)国家要在《宪法》上规定发展循环经济的内容,保证循环经济法律法规和制度以国家根本大法作为依据。宪法要规定循环经济的法律目的、原则和调整对象等内容；同时,要加强循环经济专项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完善现行相关法律的规定。

(2)国家要从实际出发修改完善《清洁生产法》、《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生产、流通、消费和处置等重要内容。针对具体情况,制定各种专项法律,各地还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需要,制定地方性的专项法律法规保证循环经济的良性发展。将经济、社会、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作为循环经济的立法的主要目的,指导整个循环经济发展。

(3)环境监管部门要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加强环境监管行政执法。同时,要在制度上加强规范：统一管理、调配和考核,要求监管队伍要走向按规范执法、按程序执法,严格执法的轨道。

(4)在循环经济立法过程中,要明确环境主体的范围,完善循环经济法律责任。加大处罚的方式和力度,改变过去重批评、不严惩的做法。在环境损害中要缩小免责事由的范围,充分体现环境保护法律在循环经济中的作用。

(5)循环经济立法内容要结合地方资源特色。如：黑龙江省是资源大省,资源产出率、利用率、再生资源回收率都比较低,而污染程度却不低,循环经济立法应从解决资源环境的实际问题出发。加强地方立法,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循环经济法规。黑龙江省近年来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与循环经济相关的政策法规,对经济活动的全过程都要分别立法或做出规定等,规范资源合理利用,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和污染,要结合黑龙江省的特点,要突出重点,在治理鸡西、七台河、双鸭山、鹤岗等矿业城市的矿山污染、煤化工产业污染方面进行立法,还要从全省各大中城市废弃物的管理入手进行立法,同时要加强法律规范和执法监督力度。

参考文献：

［1］解振华.中国循环经济年鉴［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