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的根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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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消费主义的根源范文

【关 键 词】异化 异化劳动 异化消费 生态危机

异化一词由来已久，从词源上最早指某物通过自身活动与其自身之中的一部分相分离，后者反过来与其自身相对立。在哲学上最早使用它的是黑格尔，他认为自然与人类都是绝对理念异化的表现，稍后持人本主义立场的费尔巴哈提出宗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马克思继承二人思想进而以异化劳动概念剖析资本主义的矛盾本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四重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在劳动产品中表现出的人的异化；人同其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劳动异化首先是劳动本身的异化，劳动本来与人的存在是同一的，在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中，劳动仅仅作为谋生手段而存在。劳动分工使得工人被肢解，成为生产线上的螺丝钉，人的丰富性完整性被分解，劳动过程不再是愉悦的，而是痛苦的。异化劳动是对人的制约和奴役，使人仅仅沦为一种被利用的工具。从劳动成果看，工人生产出的商品越多，他们自身的价值就越低廉。“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异化劳动使生产者与其对象处于对立关系之中，使工人与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相分离，工人生产出来的商品反过来成为支配工人的工具，人为其创造物所支配。“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1]劳动异化还使人同其类本质相背离，并带来人与人之间病态的社会关系。

动物与其生存环境是直接同一的，而劳动将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并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人与自然的连接。劳动使人自身存在的自然与人之外的自然相分离，并使后者成为对象性的存在，前者成为其对象的对象性存在，劳动的首要价值在于这种区别性，正是区别性使人类获得了主体性力量。生产劳动是对象化的活动，但是活动的结果却危害到劳动的对象，支撑人类生存基础的自然承担着人对其生存条件的破坏，这种破坏如此严重以至于人类因之陷入生存困境。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取消对象意味着取消劳动本身，自然的不存在意味着人的不存在，彻底的虚无化带来的是彻底的异化，自在的自然并不会随之消失，反倒是人最终取消自身的存在。自然与社会都是循环系统，当人类对自然索取过度，自然将反作用于人类而导致异化，两者之间会出现新陈代谢的断裂，而新陈代谢的断裂导致生态危机发生。存在着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的两种物质变换断裂现象，生态将马克思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强调转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视。作为人宣示自身价值的产物，生态危机反过来揭示并控制人的观念与活动，究根归底是由于人自身的不完善性，人与自然的分裂是人自身分裂的自然后果，这种分裂也确证了人与自然本源上的同一性，确证了人的不自由与局限性。人的劳动是包含目的性的创造性活动，劳动过程置于人的目的性中，而劳动的结果却非人的意愿所能左右。异化劳动展示劳动对人自身的否定，确证了人的自然本质，但否定了自然的人的本质。人试图以对自然的统治结束自然对人的控制，结果自然无一例外的报复了人。

在经济理性支配下，资本主义通过意识形态灌输，通过无孔不入的大众传媒，成功营造出消费主义，通过制造虚假需求鼓励消费，成功的将非必需品不断转化为必需品，将扩张性需求转化为生存性需求。虚假消费与异化消费互为动力，资本主义不仅为消费需求生产产品，而且为产品寻求消费者。人们不是出自真正的需求，而是为了消费而消费，消费成为衡量生活状况的基本尺度。这样的消费主义主导下，人盲目的运用主体力量戕害对自然的，引发自然规律反弹，生态问题愈演愈烈。解决生态问题不仅仅要求改进环保意识，更迫切需要转变消费观念。异化劳动的束缚使人们寄希望于在劳动之外弥补生产中的不自由，消费主义迎合这一需要，以异化消费补偿异化劳动。人们在劳动中越不自由，在消费中就越会出现貌似自由的依附性。莱易斯指出，人们在异化劳动中享受不到不到真正的劳动尊严，于是需要在其他方面特别是消费领域加以弥补。资本主义迎合这一需要，创造出虚假的幸福概念，将幸福与消费等同，消费主义大行其道，人脱离了真实需求而陷入编织的谎言中，在毒害自然的同时毒害自身。传统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难以为继，面临死亡的判决。而异化消费及虚假需求的满足缓解了紧张的劳资关系，整个社会满足于资本主义提供充足物质的虚假幸福之中，丧失了警惕性，使资本主义重新获得合法性，无疑延长了资本主义的生命。但是，异化消费构成资本主义人的全面异化的一环，实质上以物的关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最真切的关系，只是相对延长了资本主义的生命，而必将以更的激烈方式埋葬它，生态危机的出现宣告了彻底的毁灭。改变这一状况需要引导人们关注消费领域之外的人生价值体现。消除异化消费需要消除虚假需求，最根本的是消除异化劳动的总根源。理想的社会应当是把消费限制在真正必要的地方，而将自由时间用于自由自主的个人创造性活动中，以自由的生产而非虚假的消费实现人的解放，换言之，异化劳动压制人，自由劳动解放人。

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道德、经济无不存在着异化现象，异化劳动是其他异化现象的总根源。技术异化本质上也是劳动异化，异化劳动割裂了人和技术，使技术逐渐脱离人的控制而走向人的对立面。技术既是引向异化深渊的工具，也是人类借以实现自由的条件，这些都应当在技术之外，在技术的社会应用中实现。消除异化劳动的根源，也就实现了技术合理运用，限制经济理性，改变对自然的态度，也就消除了技术同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异化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的总根源，也是生态危机的内在根源，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产生异化劳动的总根源。生态坚持马克思这一传统论断，看到了自然系统的异化根源在于社会系统的异化，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且也决定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夺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一部分”[2]。资本主义内在逻辑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了生态危机，问题被转换到不是人们的行为而是支配人们行为的深层因素应该对生态危机负责。生态意识到自然的反叛应在社会背景中寻求突破，对自然的解放是人解放自身的先决条件，而改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首先在于恢复社会系统的生态平衡。

关于生态危机的解决，高兹着重刻画了资本主义下的消费异化现象，将消费与经济理性相联系，将异化与消费相结合，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主张以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以更好更少代替更多作为原则，限制经济理性的适用范围。莱易斯主张关注中心重回生产领域，消费不再是唯一的衡量生活的尺度，人们在消费之外有着众多的选择，通过非等级制的联合体结构组织劳动生产，个人拥有自由选择自己真实需要的权利。阿格尔认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生态危机而不是马克思时代的经济危机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主要危机。生态危机导致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丰富的生活理想一定会破灭，因而反过来促使人们要求现实变革的理想，促使人们对它进行深刻反思，这被称作“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阿格尔进而提出以生产技术的分散化、生产组织的非官僚化和民主化等措施消除异化消费和背后的整个异化现象。这和传统侧重关注社会分配性正义相佐照，丰富了的现实批判力。

异化劳动构成了生态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生态同相联系的内在环节。以异化理论为基点构建的生态之维，无论对生态学还是对其作用都不容小觑。

参考文献：

第2篇：消费主义的根源范文

关键词：资本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危机；异化

一、生态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危机--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者通过研究认为，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工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并不严重，生态环境对工业生产的制约作用也不明显。因此，马克思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生产领域，并指出只有生产领域中的危机趋势，才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但是，随着科技革命和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由于经济危机而必然崩溃的预言并没有出现，当代资本主义通过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却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系统严重失衡。本·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中提到，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生态危机。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也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

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每一个过程都对自然界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通常都是消极的。一方面进行生产的原材料来源于自然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对自然界的开发和索取也就更加疯狂。

另一方面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要强行排放到自然界。这样，就形成了形形的生态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并直接制约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的发展，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突出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个世界的生态问题在今天看来可谓是比比皆是，最新的科学研究数据表明全球化石燃料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在2000年代早期呈现明显的上升情形。其增长率明显大于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于1990年代末所预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此外，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平均浓度正在逐步递增，每十年的增长率都有显著的变化。碳排放的迅速增加在一些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内尤为明显，比如，中国，但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减少它自己的能源供应量。全球的生态系统都在衰退中，人为的全球变暖，至少导致了十种以上的环境恶果产生：地表温度变化、湿度变化、海洋环流、大气压力、降水量、森林火灾、植物与动物物种的改变、水土流失、高空大气温度改变，以及世界洋流温度的改变。[1]生态社会主义者高兹曾具体分析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三种主要危机的表现形式及其之间的关系。它们分别是，过度积累危机、再生产危机和生态危机，他认为过度积累危机来源于再生产危机，过度积累危机的解决取决于再生产危机，而再生产危机又是以消耗和破坏大量自然资源为前提的。因此，再生产危机又可追溯到生态危机。高兹在归纳三者之间的关系时指出：\"我们所面临的是典型的过度积累危机，这种危机被再生产危机所加剧，而说到底再生产危机最终根源于自然资源的匮乏。\"由此高兹得出结论：\"毫无疑问，生态因素在当今经济危机中起着决定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2]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危机都根源于生态危机，都被生态危机所激化。另一位生态社会主义者阿格尔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用高生产、高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也延缓了资本主义的寿命。但是，经济危机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变为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和重要特征。

（二）生态危机爆发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生态者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直接导致了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即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大卫·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指出，生态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长，而在于资本主义获利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具体来说，生态危机不只是一个纯粹控制自然的观念和运用科学技术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等危机的集中表现。

关于世界性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西方的绿色运动理论一般将其归于科学技术、工业化、人的自私品性以及传统观念等。而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现代环境问题的根源决不仅仅是人的观念落后，或工业主义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扩张的必然结果。生态者还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曾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是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生产，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对自然必然采取一种敌视的态度，把自然看成掠夺和获取利润的对象。在不断加强资本对人的剥削的同时，也加强了资本对自然的剥削。这种过度生产势必引起能源短缺、地球自然界的\"不断萎缩\"，并最终导致生态危机。在生态者看来，资本主义生产还存在着一种\"成本外在化\"的趋势，也就是说资本家不可能牺牲企业利润去保护环境。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必然想方设法地把一部分生产成本推向企业外部。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使这部分成本外在化，或者把它转嫁给社会，如把废气排入大气层，让废水流入江河湖泊或者是转移给后代，让后代去支付这笔费用。

因此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夺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逻辑也必定要不断提高消费水平，实现商品消费量的最大化，这就导致了资本家操纵社会消费，制造永远都不可能满足每个人需要的虚假需求。极力宣扬以消费为荣，诱导人们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把消费的多少作为衡量自己幸福程度标准，使人们把享受无休止的消费当作真正的满足，从而造成了\"异化消费\"。这种\"异化消费\"又反过来刺激\"异化劳动\"，这样就形成了从工业无限生产到\"异化消费\"，从\"异化消费\"再到无限增长的恶性循环。在这一循环的过程中，自然资源被大量地浪费，污染物被大量地排放，最终超过了自然界所能负荷的程度，从而导致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引发生态危机。美国学者维克托·沃尔斯指出：\"当前全球严重的生态问题完全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节制的生产和无节制的消费造成的。\"[3]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扩张，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和技术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的有限资源实行生态帝国主义的掠夺，并将一些高消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把发展中国家当成垃圾场，从而直接导致了全球性生态危机。

二、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向生态社会主义过渡如何解决生态危机，资产阶级环保学者主张在资本主义现有制度的框架范围内，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某些改良，以满足生态环境的要求，从而达到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而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要求是不相容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带来对自然资源无限制的剥夺和生态系统的无限制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蕴含的生态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生态危机就不可避免。既然，导致生态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那么，消除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所有的生态马克思主者来说，生态社会主义既是他们的理想社会目标，同时又是最终解决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

然而，所谓的社会主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生态社会主义。在生态社会主义者看来，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区别，都存在着不顾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无条件推进工业化的倾向，同时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和单纯计划经济的盲目性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从而同样出现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它既无法在短期内实现超越资本主义的目标，更无法超越当代资本主义的体制，承担起解决生态危机的重任。生态社会主义者构想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具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生态社会主义是绿色的社会。它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生态现代化，使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的矛盾得到历史性解决，从而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全新关系。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物质与社会自由充分实现同时又符合生态原则的绿色社会。

其次，生态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

在政治上，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新型民主政体，在这种新型的民主中，基层民主最为重要。所谓基层民主，就是把国家主要权力交给基层组织，实行基层自治和权力分散化，通过民主自治、民主参与，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在经济上，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人与自然都能承受的生态经济体系，社会生产即可满足人的需要，又不会破坏生态环境，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在文化上，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彻底摈弃了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摆脱了贪欲无限、消费无度的文化观念，建立兼顾人类长远利益，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生活范式。倡导一切生产和消费都要符合绿色社会的道德规范，鼓励人们从创造性劳动而非异化劳动中寻求快乐和满足，从而保证人自身的和谐发展。

最后，生态社会主义将根据需要而不是利润分配资源。在这种根据需要分配资源的社会中，生产不再是建立在工资奴隶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自愿劳动的基础上，大多数人将希望充分发挥他们自己的才能并能与别人相处。虽然很多环境问题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但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比在过去的生产方式中更为严重。依据以上这些基本的环境原则建立起来的生态社会主义，人们将不再体验到一种环境危机。

参考文献：

[1](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M].韩立新,张桂权,刘荣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169.

[2]AndreGorz.EcologyasPolitics,Boston:SouthEndPress,1980·[3]陈学明.苏联东欧剧变后国外趋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396.

[4]俞吾今,陈学明.国外哲学流派新编(西方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5]王雨辰.度批判、技术批判、消费批判与生态政治哲学--论西方生态学的核心论题[J].国外社会科学，2007（,2）：2-7.

第3篇：消费主义的根源范文

一、西方对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主义的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消费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盛行。随着消费主义的不断蔓延，对于消费主义的批判也成为二战后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法兰克福学派、生态学等为代表的西方者透过消费主义文化现象，对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主义背后的实质、根源、逻辑以及所带来的社会后果等都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西方者对于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剖析和批判，为我们深入理解当前美国金融危机的现实根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西方者对于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社会控制是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主义的实质。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所消费的对象不只是被视为具有某种使用价值的商品和劳务，而且是被看作为一种“象征性符号”，代表的是一种地位和身份认同。这样，人们的消费实际上就已经偏离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人本来真正需求的轨道。人们不再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自身的需要出发进行消费，而是不断地追求被制造出来和被刺激起来的欲望满足。因而，这种需求实际上是一种被制造和刺激起来的“虚假需求”，这种消费本质上是一种异化了的消费。

其次，价值理性的失落是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主义盛行的重要原因。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近代以来工业革命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为消费主义的兴起打下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也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才使大规模的机械化大生产成为可能，从而为社会生产出大量的可供消费的物质产品。

然而，我们因此把责任简单归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显然是失之偏颇的。因为，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盛行是近代以来人类科技理性的无度张扬和人的占有欲望无限膨胀的结果，科学技术被沦为一种工具，从而导致物对人的统治。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到波德里亚的商品的“符号价值”，再从经典所提出的生产过程中劳动的异化、物化到西方提出个人在消费领域中的异化、物化，所反映的正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价值理性的日益失落，而价值理性失落的结果就是物对人的全面统治。在科学技术凯歌行进的过程中，人们盲目地相信，只要凭借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就必然能够带来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自由、幸福；只要凭借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就可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从自然中无限索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莱斯在其著作《自然的控制》中提出，工具理性源于西方哲学文化传统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即基督教上帝创世说，创世说“宣布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力以及人对地球上具有生命的创造物的派生统治权”。工具理性的核心就是控制自然的观念，控制自然的目的在于希望通过科学技术进步获得更多的商品。马尔库塞则通过改造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概念，把理性分为批判理性（辩证理性、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形式理性）。马尔库塞把批判理性作为真正的理性，它代表真理，以人本身为目的；工具理性被贬斥为意识形态，它不是真理，是“统治的逻辑”、压迫的工具，它具有工具主义、实用主义、顺从主义的特征。

最后，人的奴役与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主义盛行的后果。消费主义盛行导致的不只是单一的人与消费品的二律背反，而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多方面的深度矛盾。人们在追求消费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并不是更多的自由和快乐，而是陷入到更深的痛苦之中，是所受奴役的加深。整个社会对于消费无限的狂热追逐，也必然会带来资源的枯竭、环境的破环，引发严重的生态危机。

马尔库塞就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人们陶醉于经济繁荣的景象之下，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追求时尚，许多人沉浸在对物质的追求和享受之中，没有了对精神完善的追求和终极关怀。在整个工业文明世界，人对人的统治，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强。这种“人对人的最有效的征服和摧残恰恰发生在文明之巅，恰恰发生在人类物质和精神成为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看起来是在进步，但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加强。以至于造成这个一个二律背反的世界，“人类已生活在一个世界中，尽管这个世界是被人们自己的知识和劳动所创造的，但已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与其内在需要相对立的异己的世界”。

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与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

自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并波及全球以来，人们都在试图寻找这次危机爆发的根源，追究引发这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很多学者都认为，这场危机的爆发是由于宽松的信贷条件和日益膨胀的住房泡沫、华尔街对金融衍生品的滥用、监管机构的失职与政策的失误、投资者的贪婪无度等多种原因共同造成。然而，在这些具体的、直接性原因背后有着更为深层次的根源。这个更深层次的根源，如果从经济制度角度来看，那就是美国长期以来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发生了严重问题。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则是美国长久以来所形成的消费主义文化和生活方式带来的恶果。

按照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新教伦理在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韦伯认为，新教徒往往把做好世俗职业工作视为自己已为上帝“预选”获救的确证，认为世俗经济行为的成功不是为了创造可供享受和挥霍的财富，而是为了证实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因而，新教徒们能够做到勤勉工作、勤俭节约、杜绝享乐，这种精神就是马克思・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依靠着这种勤俭节约的资本主义精神，西方的资本主义取得了迅速的发展。

那么，西方资本主义这种“节俭主义”又是如何步入到“消费主义”的另一个极端？应该说，消费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首先产生和发展是有其必然性的。科技革命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资本追求不断增值的本性、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文化的日益世俗化，这些都为消费主义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沃土。

在美国，现代意义上的消费主义最初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第二次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迎来又一次高速发展。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更为引人瞩目。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工业总产值已占到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0%，居世界第一位。工业开始取代农业成为美国国民财富最主要的来源。在不断涌现的科技发明的推动下，美国以较快的速度完成了工业化，顺利地实现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成为雄居世界的现代工业强国。美国主流社会的生活价值观开始发生变化，勤俭持家被炫耀式消费所取代，美国当时上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耽于攫取更多的财富从而更奢侈地消费。

1、消费主义在美国政府机构的折射

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凯恩斯提出了供给过剩是由于人们消费不足引起的理论。受其影响，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奉行的是一种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他们始终认定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积累储蓄增多，用于消费的资金减少，产品滞销，就会影响再生产，从而导致大量失业，出现经济衰退；如果能够有一个持续的消费市场，生产就可以持续进行，有效解决就业，从而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

世纪之初，当美国经济先后受到高科技股泡沫破灭和9・11恐怖袭击的打击后，为了保持经济发展，防止经济衰退，很自然又重拾这一“法宝”。2001年以来，美联储连续进行了13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6.5%降低到数十年来最低的1%，房屋贷款利率也随之下降到5%以下。其结果是，一方面吸收了大量国外资金来认购美国国债和各种债券，另一方面也直接刺激了民众的贷款投资热潮，普通民众在超低利率下通过银行贷款纷纷加入到购房者的行列当中，从而进一步吹大了美国房地产的泡沫，美国房价从1996年到2006年间大约飞涨了85%，这就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种子。

2、消费主义在华尔街的投射

消费主义的盛行必然滋长享乐主义和金钱至上主义，在消费主义社会，人们对于财富、金钱、利润的追求有着更加强烈的欲望。华尔街投资者、金融家们在利润至上原则的驱使下，脱离实体经济进行过度的金融创新，制造出大量金融衍生产品，投机行为十分盛行。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就认为，衍生工具是金融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正常情况下，银行只给信用度较高的人提供贷款赚取相应的利润。但是，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抵押贷款公司开始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开放贷款，并且纷纷推出各种创意性贷款，如零头款就是其中一种，只还利息不需头款，从而吸引更多的次级贷款者。2001年全美国次级贷款总额为1600亿美元，到2008年已达到1.2万亿美元，中等质量贷款则有3万亿美元。抵押贷款公司放出贷款后，进一步将房屋的贷款合约卖给投资银行，后者将它们打包成担保债务凭证在华尔街市场公开发售。由于这种金融衍生品蕴含大量的利润，因此美国许多金融机构，以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购买了美国的次级贷款债券。这样，这种金融衍生品通过借贷杠杆使金融市场风险成倍放大，一旦美国房地产的泡沫破裂，马上引发影响全球的金融大海啸。

3、消费主义在普通民众的放射

政府机构宽松的信贷环境，华尔街的贪婪，正迎合了普通消费者的消费主义文化心理，大大地刺激了普通民众的消费欲望。于是，长期接受消费主义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美国民众很快掀起了贷款购房浪潮，以实现他们的美国梦。到2007年，70%的美国人都拥有了自己的房产。

美国历来鼓励民众多消费，少储蓄。有资料显示，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在60%以上。进入新世纪后，则开始超过70%。2007年，甚至高达86%，全国净储蓄率则从上世纪80年代的9%左右一直下降到-1.7%。当年，美国居民、政府和非金融企业的未偿还债务合计高达33万亿美元，是GDP的2.3倍，折合人均负债11万美元。而且，近年来全世界约70%～80%的新增债务都来自于美国，从而使其金融债务与GDP的比例从上世纪80年代的21%一直飚升到了2007年的116%。

美国借贷消费最初可以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1856年，当时美国最大的缝纫机公司I.M.Singer公司首先提出分期付款方案，使该公司的销售额迅速上升。到20世纪20年代末，分期付款或者说按揭贷款也越来越普遍。1910年，全美国的分期付款消费信贷总额只有5亿美元。到1929年，上升到70亿美元。1930年中，70%左右的新汽车、85%的家具、75%的洗碗机、65%的吸尘器、75%的收音机都是靠分期付款卖出的。借贷消费就这样在美国社会扎下了根。今日的美国，人人手中都拥有数张信用卡，人们似乎已完全习惯于这种债台高筑的治家理念和生活方式。

三、现实启示：遏制中国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滋长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消费主义文化恰好相反，我们历来主张勤俭持家，讲究量入为出。在全球性危机使中国出口受挫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当鼓励消费，拉动内需，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他们认为主张遏制中国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滋长，这其实是在做无用功，甚至不合时宜。我们应正确区分合理消费与消费主义，清醒地认清当前中国消费现状，建立起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特点的消费生活方式。

1、合理消费与消费主义的区分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最终环节，它是指利用社会产品或服务以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过程。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进行生产，解决人的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需要。人类消费什么，消费多少往往取决于人类的生产发展水平和状况。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情况下，人们只能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人们的消费也只可能是最基本的生存消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消费对象越来越丰富，人们的消费结构也将不断发生变化。

消费主义是一种以消费至上为原则，以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为目的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消费主义的最基本特征是：消费者购买商品不是为了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满足被刺激起来的欲望所形成的需求，消费的是商品的符号象征价值；消费主义常常与享乐主义结合在一起，消费主义与享受乐主义犹如一对亲兄弟。因此，消费本身是一种客观的行为活动，而消费主义则是带上了某种价值偏向，是一种异化了的消费活动和行为，两者并不能相等同，特别是不要把本属于正常的消费行为归属于消费主义。

2、中国消费的尴尬境况

当前中国消费面临这样一种尴尬境况：一方面，传统的消费观念根深蒂固，不适应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又面临着消费主义在中国滋生和蔓延的危险。

与美国老太太习惯于拿未来的钱过现在的生活相反，中国老太太则是花过去的钱过未来的生活。据统计，中国2006年的储蓄水平为54％，比世界平均储蓄水平22％高出近1.5倍。2008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1.8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45353亿元。在中国过去持续30年的发展中，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率很低，不到40％，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不断攀升的高储蓄率带动了高投资率，所以呈现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特征，但这种模式显然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然，决定中国人消费观念的因素很多，特别是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收入结构特点，以及中国社会保障发展的滞后，使得中国家庭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不敢轻易消费。

3、刺激合理消费与遏制消费主义并举

第4篇：消费主义的根源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 全球性失衡 大衰退 马克思 明斯基

引言

在整合马克思和明斯基的两种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揭示大衰退发生的根源并质疑当前主流学说。马克思反对将危机归结于金融投机或个人理性的缺失。他认为投机、恐慌可能只是危机的诱因而不是危机的根源，真正的根源存在于实体经济之中。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源自货币的固有属性，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经济使买卖行为在时空上分离。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源于以货币增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系统危及社会化大生产，因此，资本主义危机通常表现为货币或流动性短缺的金融危机。

明斯基也反对将金融不稳定性归因于个人决策错误。他认为在一个资产私有化的复杂金融结构中，经历长期的繁荣之后，金融结构有从对冲性融资到投机性融资甚至庞式融资发展的趋势，金融结构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并最终危害实体经济。

马克思与明斯基的理论在概念范畴上是有差异的，马克思把货币视为价值的社会表现形式，价值量是由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马克思强调，货币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层矛盾以一种明显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矛盾不是由货币创造的，而且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基于凯恩斯的原创思想，明斯基否认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性，将金融不稳定性归因于资本主义系统的内在属性，认为金融会抑制生产，脱离生产和破坏实体经济的运行机制。然而，如果对金融系统进行控制和调整，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一些根本弊端就会得到有效的克服。他尤其强调，可以通过“大政府”和“大银行”来遏制经济危机。

今天，美国生产资本的外部扩张同内部的金融化相连，改变了美国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经济的稳定性。

一、马克思论货币、过度积累和危机

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追溯到商品的内部矛盾：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货币的存在使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能够在时空上分离。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是由货币生产经济和金融系统构成的不稳定的辩证统一体。货币二重性（价值尺度与流通媒介）奠定了一种基本矛盾，即作为社会劳动价值化身的基础货币与作为债务支付手段的信用货币及金融系统之间的矛盾。金融系统拥有信用货币的再创造能力，并且不断试图从基础货币中分离出来。从经验上讲，这是一种超越社会产品价值的信用生产过剩的形式，其程度有时会非常大。但是，信用与金融又不可能完全分离。基于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原理，复杂的信用与金融系统建立在基础货币之上，所以信用货币如果不能被社会劳动产品所验证，就仍然是一种幻觉，这个事实只有在危机中才能充分展现出来。

银行系统——货币形式的制度性组织——表现出并且放大了商品的内在矛盾以及生产关系的矛盾。毫无疑问，前者经常是危机的中心。在一个基于信用货币的生产系统中，对信用流量的任何重大破坏都注定会诱导一场危机。乍看起来，所有危机呈现出来的仅仅是信用以及货币的危机，但是这可能仅是表面现象，因为货币恐慌经常先于商业危机和产业危机出现。在商业危机中，商品形式的资本丧失了其转化为货币资本的功能。虽然危机是由生产过剩导致的，但其根源位于流通领域之外。商品生产过剩是资本生产过剩（过度积累）的征兆，资本盈余的形成又与使用资本的环境相联系。危机还有可能是由没有实现产品的交换引起的，原因是缺乏“货币”。然而，真正缺乏的是“货币”，而不是流通的媒介物。货币作为人类劳动的具体化，其自身拥有价值。在危机中，“替代物”不会起任何作用，货币必须是一般等价物，是剩余价值，只有这样，现成的商品交换才能完成。

二、明斯基论金融不稳定性

明斯基认为标准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存在两个重要的缺陷：第一，没有将货币与资产融入到经济分析中；第二，不能对金融不稳定性作出合理的解释。明斯基的理论是对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演变。在明斯基的理论中，投资需求是由对资本存量与外部融资成本的估值以及投资产出的供给价格共同决定的，资产价值的下跌会导致投资需求的下降。明斯基将资产价格的下跌及投资的波动归因于债务结构和金融系统。在他看来，经济个体的收入——债务关系分为三类：对冲性融资、投机性融资以及庞式融资。对冲性融资在债务人的债务结构中所占比例最大，即债务人从融资中所获得的现金流（利润）能够覆盖利息和本金。投机性融资中债务人只能偿还利息而不能偿还本金。庞式融资所生成的现金流既覆盖不了利息也覆盖不了本金，债务人需要再借新债来履行支付承诺，但如果他们不能借来新债，就只能出售资产来偿还债务。将对冲性、投机性以及庞式融资在不同阶段进行特殊组合，反映出经济的历史性发展并且改变了人们的长期预期。随着投机性融资以及庞式融资在总负债中所占比例的上升，经济也对利率以及资产价格的变动更加敏感，不稳定性也随即产生。一旦债务人的融资链断裂而失去偿债能力，经济中就会出现一系列“杠杆效应”，其结果是资产价值的大幅下跌。

凯恩斯认为他的政策建议会使经济中不再出现寻租者以及低能投资者，而明斯基却对此持怀疑态度。明斯基对永久潜伏在这种寻租驱动经济中的危机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所提出的核心问题就是另外一场大萧条是否会发生。

金融系统的内在属性导致了不同程度的周期性衰退。在一场深度衰退中，起初的收入下降或特殊资产价值下跌会引发资产价值的整体下跌，这导致了经济个体间的债务拖欠。在一场中等衰退中，价格紧缩会被限制在特定的资产中，这就避免了一系列效应。衰退的类型又由金融结构的特殊性所决定，其中包括经济个体、金融媒介以及特殊政府机构例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及联邦住房授权公司所拥有的资产与债务。后者预先假定政府会通过增加赤字以及货币供给来降低衰退带来的损失。所以，金融的脆弱性不仅包括对冲性、投机性以及庞式融资在债务结构中所占的相对比例，还包括权威机构对经济个体进行短期再融资的意愿和在市场发展缓慢中维持总利润与工资水平的能力。

明斯基将利润水平的维持视为避免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他建议要以“大政府”与“大银行”为中心——两种在危机中稳定利润水平不可或缺的部门——来避免另一场大萧条。具体做法是，首先将反周期性支出作为预算结构的固有特征，并通过自由选择加以补充；其次通过低利率政策以及通过美联储的“最终贷款人”功能进行调控。衰退是经济周期中一种固有的且不可避免的过程，然而，只要“大政府”以及“大银行”发挥其功能，危机的程度就可以得到控制。

三、美国金融危机的国内和国际根源

此次大衰退是由金融危机引发的，而金融危机又源于美国巨大的房地产泡沫。1992—2006年间，美国居民投资以及住房建设经历了战后长期快速的增长阶段，住房价格以及成交量更是不断突破历史记录。2000年至2006年间，住房平均价格大体翻了一番。美国标普10城市房价指数在2000年1月徘徊在100.74点，而在2009年5月达到226.8点的峰值。2003年至2006年间，美国每年平均销售115.6万套新增住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70、80和90年代，美国每年新增住房平均销售量分别为655200、609000以及698309套。乍看之下，美国房地产危机的发生过程与明斯基对危机的解释不谋而合，投资需求是由预期投资收益与外部融资成本共同决定的。社会对住房价格持续攀升的预期推动了借贷以及居民投资的发展。经济的证券化以及多种金融工具的使用扩大了次级抵押市场，进一步推动了住房的供给与需求。信贷扩张以及信贷环境的宽松哄抬了房价，并且推动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以及杠杆工具的使用，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经济的膨胀。

然而，明斯基仅仅抓住了危机的表面现象，没有解释危机的深层根源。他的核心观点是：金融不稳定性是内生的，在金融系统的内在运行之中不仅会产生金融危机，还会产生实体危机。明斯基认为美国历次深层次的衰退都伴随着金融危机，然而，在近期历史中，金融危机并没有造成深层的衰退。在描述金融行为的巨大变化以及金融系统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方面，明斯基的理论是非常模糊的。他认为，经济周期的最初阶段表现为金融稳定以及相对“平静”阶段。随着利润的提高，公司开始通过借款增加投资以进一步提升利润。最后，借款风险加大与债务的扩大逐渐超过了收入/利润的增长，改变了经济个体的债务结构。明斯基认为银行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金融中介的作用。在他看来，银行是追求利润的投机性企业，它不仅表现出投机性融资的特征，同时还作为其他机构进行投机性融资的连接枢纽。一方面，银行资产的到期时间（展期贷款）通常长于银行其他债务，这对银行产生了一个再融资成本，推动了银行的“投机”行为；另一方面，为了扩大市场份额，银行鼓励其他经济个体将短期债务替换成长期债务。然而对银行来说，以一个可以维持利润的成本来获取资金是必需的，金融创新又可以进一步提高利润，例如，金融创新可以增加货币的周转率，这不仅可以确保给定数额货币的流通，还不会改变利率。

明斯基对经济周期的解释受到两方面的质疑。首先，在资本主义经济存在“长久性失衡”的背景下，明斯基并未对平稳阶段出现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释。除了将其理解为投资者的“乐观主义”以及“盲目自信”外，膨胀以及金融不稳定性的根源尚未明确。其次，金融不稳定性假说是基于经济个体行为的微观分析，即个体企业在经济周期过程中不断增加他们的债务以及提高杠杆比率。然而，杠杆比率在经济扩张过程中一定会提升并不符合经济规律，实证研究也并不支持这种观点。任何有关融资模式以及总体债务水平的研究都应该涉及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以及政府的债务与赤字，对于金融系统来说，这两个因素是外生的，但对其运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许多评论家将大衰退的主要根源归结于格林斯潘时期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这种对衰退的解释仍然具有局限性。2001年1月至2002年1月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以及贴现率从6%降到了1.25%，并且在一年内维持这一水平。格林斯潘因其对利率的灵活调控在任期内饱受称赞。然而在房地产危机后，人们普遍指责是格林斯潘时期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以及金融创新带动了多重信贷，从而创造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然而，房地产泡沫的根源并不仅在于金融部门与国内政策的失误，还与美国的国际资本积累体系有很大关系。

美国房地产泡沫时期，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降低了贷款准入门槛。但是，银根的松动并不能完全归因于格林斯潘的低利率政策，这主要是因为：

首先，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经历了深层的结构性变化，这导致了80年代早期“货币管理资本主义”的出现（一种被称为“金融化”的过程）。制造业的衰落和从60年代起海外竞争的加剧，连同美元的核心货币地位（因为它拥有兑换黄金的特权），共同推动了美国企业生产外包的浪潮。在美国国内，大批量生产开始减少，经济朝以服务业为基础转型，这些共同改变了工作与工资的关系。职业保护的消失在增加了低收益工作的同时还带来了经济风险。企业持续将生产外包给低工资国家以及国内工人工资增长的停滞，使得国内高水平的个人消费只能依赖于信贷的扩张。个人信贷门槛的降低缓解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低息贷款已经成为美国的“新型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其次，一些边缘国家出口带来的收入很大一部分用于投资美国国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外汇储备的膨胀与美国消费者债务的膨胀具有深层次联系。在格林斯潘时期（以及近来的伯兰克时期），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很大程度依赖于边缘国家工人的努力工作、外向型政策以及中心国家银行与机构投资者的金融运作。有证据显示，大量国外资本投资美国国债会持续抑制一些关键国债债种的利率，例如美国10年国库券的利率。进一步讲，政府公债的国外需求、担保债券凭证以及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品使美国经济证券化进程空前高涨。

明斯基认为美国经济的证券化是与金融的全球化过程结合在一起的，他还预言全球化金融融合很可能是资本主义扩张在下一阶段的主要特征，这就为金融的不稳定与国际间债务的萎缩埋下了伏笔。然而，明斯基并没有认识到全球金融系统和全球生产系统在资本积累日趋不平衡中存在共生关系。马克思在150年前就已经意识到全球市场的形成来源于资本的概念本身。因此，马克思观点的一个显著优点就是他可以用资本主义生产全球化来解释当前危机发生的根源。

马克思生活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那时候资本的国际化还仅仅局限于商品资本的转移（国际贸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阶段，经济全球化扩大了货币资本的转移。二战后，生产资本的全球化带来了劳动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分工，70年代的深层结构性危机又加速了这一过程。资本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对危机起到缓解作用：一是国内以及全球劳动过程的重组，二是生产与交换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重建。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本文将强调边缘国家外向型经济中的工业化与中心国家经济金融化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引发争议的美国金融化过程不能同美国生产资本的外部扩张相分离，其有机联系以及相互之间的作用共同加强了两者之间的反馈效应。

在战后的几十年中，边缘国家逐渐参与到国际“商品链”、“价值链”以及全球生产网络之中，打破了全球经济力量的平衡。中心国家通过资本有效控制劳动的能力严重下降。然而，在边缘国家也出现了过度积累现象，它们对外向型经济的依赖还加剧了全球制造业产能过剩，挤压了全球商品价格与利润。例如，在经历了数十年的过度投资之后，作为边缘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典范以及全球制造业加工车间的典范，中国已经陷入到巨大的产能过剩压力之中。在这种环境下，公司的盈利能力必须通过加大劳动的强度以及挤压工资来维持。因此，在许多国家，劳动收入占GDP的份额大体在55%到65%之间波动，而在中国，该份额从1996年的54%下降到2007年的40%。边缘国家在获取超额利润的过程中经常伴随着中心国家跨国公司的直接参与，这一进程推动了跨国公司的金融化，这种特征在美国最为明显。9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两类连续产生的资产泡沫（网络泡沫与房地产泡沫），这中间还夹杂着巨大的信贷驱动消费泡沫。美国的经济金融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表现在许多不同方面，如全球金融市场的融合、机构投资者地位以及股东价值的日益提高，还有寻租者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的增加。

明斯基对“货币资本主义”的理解侧重于研究寻租者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在明斯基的分析中，美国经济金融化可以理解为是从企业获取生产利润到寻租阶层获取金融利润的再定位过程。后者凭借与金融部门的特殊联系，通过发放贷款来获取收益。金融化的延伸不仅与金融部门规模的扩大有关，还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投资紧密相连。很多研究表明，在美国，所谓的“非金融部门的金融化过程”直接导致了资本投资率降低以及资本积累速度放慢。这种趋势与一种全球化生产相联系，其特征是一些低工资国家专注于劳动密集型生产过程，例如中国。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从1998年的569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663亿美元，2009年需求的降低使其减少为2268亿美元，在美国总贸易逆差（5036亿美元）中占45%。在2010年，该数字重新回到273l亿美元，其增长率在2011年第一季度继续攀升。据中国官方统计，美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贡献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60%。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美国跨国公司推动了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并从中获取附加利润。生产成本的下降使美国的重要企业在没有提高产品价格的前提下，保持甚至提高了成本加成和利润率。这一点对国内经济至关重要：首先，在进口商品价格没有提高的前提下，美国实际收入的停滞不能抑制进口商品消费的增加；其次，进口商品在消费中占有很大比例可以稳定国内物价水平；最后，生产的外包促进了公司利润的膨胀，在提高股东价值的同时还提高了国内收入水平以及扩大了就业。

世界经济复苏的模式已经表明，边缘国家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在2009年的全球经济低迷中，全球总对外直接投资（FDI）流入为1.114万亿美元，下降了37%，流出为1.101万亿美元，下降了4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流入发展中国家FDI下降了27%，比流入发达国家的FDI44%的下降幅度要小很多。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全球FDI流入中所占比例持续上升，而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些国家现在吸收了全球一半的FDI流入，同时中国在美国之后成为了世界第二大FDI接受国。还需要着重强调的是，这种生产的全球化并没有影响全球范围内生产与交换条件的平等性，而是加深了其差异化，因为这种资本的国际化使工业并不局限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内部，而是扩展到了全球范围。

总之，生产的全球化同美国经济金融化的联系表现在两方面：首先，美国跨国公司在生产外包与金融运作中获取了巨大利润，这种商业模式导致贸易逆差的扩大与金融资产的增值；其次，边缘国家出口所得收入很大一部分投资于美国国债，间接拉动了美国国内的消费，扩大了居民信贷支出并提升了资产价格。这两方面通过金融市场与中间商相联系，共同构成了美国的信贷运行机制以及债务体系。流动性的缺乏使美国经常性项目账户赤字在2006年达到了8035亿美元的历史高峰。所以，大衰退的根源并不是美国债务泡沫的破灭，而是全球经济发展与资本积累的不平衡。

四、“它”是否会重现：从投资的

社会化到资本的社会化

学术界对明斯基理论在当前金融危机中的解释能力提出了质疑。当今美国经济的全球化以及金融化过程已经同明斯基理论中所描述的情形背道而驰，在后者中，投资需求是公司利润的决定因素，而公司利润又用于再投资。银行贷款主要出现在商业中并且服务于同金融相关的活动。金融投机行为通过哄抬资产价格并使其超出公司未来利润的承受能力而影响经济。这些观点可以解释住房泡沫的供给方，却不能解释其需求方。因为如果没有作为“投机者”的普通家庭，那么住房泡沫也达不到如此庞大的规模。明斯基’认为工资收入与消费之间的联系在战后被严重削弱，同时他还认为普通家庭的超前消费与住房贷款是典型的对冲性融资。显然，明斯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家庭已经逐渐开始用投机性融资以及庞式融资进行消费以及购房，而所支付的价格却超出了未来收入的承受能力。在美国经济金融化加深的背景下，明斯基将商业投资作为利润主要来源的观点已经很难解释过去10年的现实。美国居民建设的净投资率从60年代就开始保持停滞或者下降趋势，而在上世纪90年代末才得到短暂缓解，在此期间，利润率也同净投资率一同下降，尤其是在过去10年中，公司利润逐渐开始由政府以及居民债务来维持。事实上，在过去30年间，银行以及金融服务的巨大变化使人们对私人债务的上升习以为常。许多大公司对市场金融化的重新定位刺激了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中介开始直接从私人劳动收入中获取金融利润。这种过度金融化使得金融不稳定性的大小、范围以及强度同时增加，并且对经济的威胁现在已经永久性地潜伏在其中，而此时政府的应对策略是加大财政支出。所以令人质疑的是，不断加深的政府“庞式化”可以在多大范围内以及用多长时间抵消掉私人经济的“庞式化”。

这一疑问引发了对明斯基理论的第二个也是最大的质疑，即其放大了政府债务和货币政策在消除经济弊端中的作用。依据明斯基的理论，经济周期中包含了投机性膨胀的根源，而这种投机性膨胀会吸收闲置的流动性以及将金融系统推向萧条之中。私营经济债务结构的转换伴随着“最终流动性”（资产拥有固定价值且没有违约风险，包括国库通货、硬币以及最重要的“政府基金以外的国内政府债务”）的收缩。因此，化解一场危机需要增加最终流动性或者可以“杠杆化”的政府债务（作为借款的担保），以防止资产价格、利润以及投资的崩盘。自从2007年衰退以来，大政府以及大银行通过财政政策发挥了最大限度的作用，如对大量濒临破产企业的紧急救助，两次量化宽松，对于不良抵押债券的回购以及对会计准则的放宽，这些都旨在阻止资产价值下跌以及使公司重获利润。2009年夏季，据一项研究估计，政府支出、借出以及赞助的总数已经达到12.8万亿美元，而据另一项研究认为，该数额已经达到23.7万亿美元。政府支出帮助大企业重获利润，但是并没有遏制公司丧失抵押赎回权的趋势，也没有降低失业。股票市场虽然开始复苏，但是并没有达到先前的高度。除了高失业率外，政府支出对复苏房地产市场的效果也并不明显。政府主导的项目，例如放宽贷款条件以及对买房者实施税收抵免，并没有推动房地产市场的复兴。美国标普20城市房价指数显示，2011年2月经过季节调整的房价比2006年4月的峰值低31%。公司对抵押赎回权的丧失将会给未来住房价格带来更多挑战。

政府的危机管理政策实际上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资产价值的下跌以及维持公司利润。然而，与明斯基（还有其他学者）的观点相反，维持公司利润并不必然稳定工资水平与就业水平。公司在危机中的行为更多地验证了马克思的预期，即公司更倾向于通过削减工资以及解雇工人来平静地度过危机。在2009年，劳动生产率增加了3.5%，并且单位劳动成本降低了1.6%，这是6年以来的最高值。同时，总工资议案在2008年与2009年间削减了2500亿美元。马克思将危机作为资本解决其自身矛盾的途径，而且这种观点基于财政部门以及货币部门的资本管理政策的合力之上。虽然资本管理政策可以通过统一财力的方法“成功地”将美国的金融巨头以及大商业集团凝聚起来，但是并没有证据显示这种“成功”可以维持国家未来的金融以及社会的稳定。

明斯基的理论大多数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战后前30年的先进资本主义阶段，即所谓的资本主义标准化生产阶段。这一阶段随后被归纳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一般基础。因此，明斯基自始至终都在重复中心资本主义国家在50年内不会出现类似于1929年到1933年那样的大萧条，因为有“大政府”的存在，利润流就不会彻底断裂，资产价格就不会崩盘。稳定利润意味着稳定投资产出与就业。但是，这些政策已经不能像早些阶段一样发挥作用，因为美国潜在的结构条件已经改变，且与先前最大的不同是，战后资本积累的深层次结构依赖于更大的生产性基础，而这已经不复存在了。

明斯基认为，非金融企业依赖于“外部融资来促进资本经济的长期发展”构成了金融不稳定性的关键来源。这为政府干预提供了一种重要依据，大政府可以通过稳定总利润水平来维护金融稳定性。但是有证据显示，近来大公司的投资决策并没有受限于外部融资的高成本，而且公司本可以合理使用其自有资金进行投资，但是它们并没这样做。1980年到2004年间，美国工业企业的平均资产变现率提高了129%，这导致了平均净负债的下降，并在2004年变成负值。大公司的现金高持有率已经同其资本支出呈现负相关关系，而目前形势并没有好转。一些大企业收入的很大比例来源于海外，并且持有大量的现金。然而这些公司没有将资金用于扩大或者改善国内资本基数，而是选择将其贮藏起来或者分发股利与收购本公司股票。这种“离岸金融化连锁”效应使非金融部门在2008年危机后恢复经济发展的能力降低。这就是通过稳定金融资产价格的方法来稳定公司利润并不能促进国内就业以及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

鉴于以上分析，对明斯基理论的最终质疑涉及稳定金融的社会含义。凯恩斯指出，资本主义体系存在两大主要缺陷：一是资本主义不能长期维持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收入分配不均”；二是有效需求不足。明斯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凯恩斯观点的继承，他致力于同时维持资本主义体系与金融系统的稳定。明斯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可能存在不平等与低效率。但是，这些缺陷如贫困、权利分配不均以及低效率的垄断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与生俱来的，同时并没有科学规律以及历史经验表明，一种经济秩序必须存在评价效率与平等的标准。然而明斯基的观点有一个问题：稳定金融系统的过程会加剧社会不平等与低效率。明斯基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抑制金融的社会缺陷。他承认政府干预可以有效阻止萧条进一步加剧，却不能维持就业、经济增长以及价格的稳定。经济会陷入极端萧条与极端膨胀的恶性循环之中。缓解危机的行为会带来通货膨胀，而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又会引发危机与萧条。但是如果资本主义体系永久徘徊在萧条与膨胀的过程中会产生不平等与低效率的话，那么人们就应该仔细考虑维持这种体系的收益是否超出了这一努力的社会成本。

第5篇：消费主义的根源范文

关键词 资本主义 生态危机 异化 经济扩张性 经济全球化 解决

中图分类号：N941 文献标识码：A

一、全球目前的生态环境现状

根据IPCC的报告，地球表面每十年温度上升0.3℃，这是由于大气中温室气体大量增加造成的。 全球变暖、臭氧层空洞、海平面上升，严重威胁到了人类和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生存环境。面对一系列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问题，寻找一条化解人与自然矛盾的途径就成为了当务之急。党的十中提出，要建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发展的“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提出“美丽中国”的口号，就是要求从环境上建设一个生态美的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但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不是只靠我国的一己之力就能化解，而应全球各国一起联手，共同保护环境。但尊重生态规律与发展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矛盾的，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无法医治的顽症。因此，我们应该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生产和消费、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其领导下的经济全球化来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其解决途径。

二、资本主义是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源

（一）资本主义异化的生产和消费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

所谓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的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 。西方消费主义宣扬“把消费数量和种类日益增长的物品和服务视为至高无上的生活目的的价值观念或文化态度” ，把消费与满足、幸福等同起来，只用消费数量来衡量自己幸福尺度的一种状态，人们通过金钱获得物品，而获得物品的目的往往满足于占有要保存的物品，而不是满足于占有要使用的物品。 这彻底使人变成了物的奴仆，沦为了虚假需要的奴隶。

当代资本主义为了暂时缓解其根本矛盾，往往通过鼓励消费、刺激消费、拉动消费，以及煽动超前消费，甚至炫耀性消费等政策措施来使人们过度消费，从而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更加放肆地对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对环境进行无所顾忌的破坏。在资本主义中，整个西方世界占世界人口的20%，却要消耗世界能源和物质材料的80%，人均消耗能源和物质材料分别为发展中国家的35倍和50倍 。

异化消费支持着异化生产，使资本积累和再循环得以继续进行。异化消费和虚假需要会使资源产生巨大的浪费，使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从而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二）资本主义本质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虽然当代资本主义与早期资本主义相比已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其本质却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一种积累制度，资本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这种积累一直靠不断剥夺全球自然环境资源而得以维持，要进行永无休止地积累，就必须不断加大原材料与能源的生产量，随之就会出现巨大的浪费，这也说明了资本主义对自然持一种敌对态度，将自然看作是掠夺并获取利润的对象，从而必然导致自然的破坏和生态危机的产生。

本来因生产而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治理费用应当计入生产成本，但由于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一资本主义本质的驱使，资本家在每次投资时，总是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收回投资并且会获得长久的利润回报，所以使得没有资本家愿意牺牲自己企业的利润来保护环境。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资本家就必须不断扩大再生产及其规模，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性。资本主义的触手从一个地方伸向世界各地，资本主义生产是“以无限价值扩张为目的的，它丝毫不考虑这种扩张所带来的政治的、经济的、地理的或生态的后果。” ，所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全球环境的破坏史。

（三）资本主义领导的经济全球化是生态危机的现实原因。

在资本的驱动下，为了追求利益，资本主义将自己的贸易范围扩张到于世界各地。而保护环境与经济全球化的要求相反。保护环境，是要求过度发展的国家节制消费，要求穷国以消灭贫穷为目标去使用资源，但是，资本主义领导的经济全球化却要求，过度发展的国家必须更多的消费，因为它们对于穷国而言是关键的市场；相反，穷国必须要减少公共开支，保持低工资并开放本国经济，吸引外国投资。这样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资本主义为了降低成本，促成生产场所集中，造成了城乡之间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二元不平衡发展。不平衡发展的最主要原因是“工业资本在所有权及控制力方面集中化和集结性趋势与空间上的集中化趋势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性的关联” ，在资本主义领导的经济全球化中，二元对立结构的“不平衡发展不仅是工业生产、商业、人口等因素在发达地区的集中，而且也是对欠发达地区的农业和原材料的集中榨取，这同时也会使这些欠发达地区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基本新陈代谢’遭到破坏” 。这一破坏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源方面。表现在资源的耗尽衰竭；第二，汇方面。表现在自然界对污染物和废弃物的吸收。

在二元对立结构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下，全球性生态危机对欠发达地区带来对土地、土壤、植物等的大量毁坏的危害和环境的污染要比发达地区严重得多，并且还导致欠发达地区出现人口过剩、贫困积聚进而加速它自然条件的恶化。

全球化会在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出现全球的区域化分工。资源消耗基地、生产基地和消费基地这些集中化的社会分工给也会给环境带来新的压力。比如，很多生产基地建立在离发达国家很远的欠发达地区，那它们所进口的每一件基本商品在使用之前都要消耗掉数加仑的燃料，这意味着每件商品的背后都承载了大量的环境成本。

生态帝国主义是生态危机的直接元凶。所谓生态帝国主义是在当代全球化的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生态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并对这些国家进行生态掠夺，即生态殖民。在全球化过程中，有些发达国家通过WTO机制和全球投资、跨国公司等渠道，直接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洋垃圾和倾倒废物，而发展中国家无法有效防止污染转嫁。

三、解决全球化生态危机的途径

第一，倡导生态理性，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充斥着的贪图享乐、缺乏责任感的思潮，以及从“够了就行”（enough is enough）到“越多越好”（the more the better）的思想变化，这是造成消费异化和虚假需要的根源，要消除异化消费，必须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树立以更少的生态消耗来过更好的生活这一生态理性原则。同时，全世界的国家一定要联合起来，推动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树立一种新的安全观――共同安全或集体安全，维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第二，超越资本主义，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始作俑者。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决定了我们要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造社会生产关系，建立一个以维护生态为基础，又能充分保障现代人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的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不仅要以现代人的需要为中心，还要为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为目标。“这种社会的支配力量不是追逐利润而是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

第三，在全球化背景下，欠发达地区要优化本地区产业结构和进出口结构。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要转变观念，从单向度的以经济利益为首位的发展方式，向以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为基础的方向转变；由“单一资本结构向以生态资本为基础的，由生态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组成的复合资本结构转变” 。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我们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沿着十报告中提出的生态建设要求，把我国建设成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共同繁荣的国家，为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建设世界的绿色家园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齐鲁工业大学文法学院2012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化研究）

注释：

Schlesinger W H. Biogeochemistry： An analysis of global change[M] .New York： Academic， 1997. ed. 2.

本・阿格尔：《西方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第494页。

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和地球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艺出版公司，1988年，第134页。

卫建林：《全球化与第三世界》第二卷，清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541页。

哈维：《后现代化的条件》，波力第出版社， 1990，第180页。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304- 305页。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309页。

第6篇：消费主义的根源范文

关键词：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 原因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时提出的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俱来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但是，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中也出现了各种困难，我国经济所发生的危机是否属于类似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过剩性经济危机，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困难，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之区别

（一）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Economic Crisis）指的是一个或多个国民经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不断收缩。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也是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依靠开拓国际市场来转嫁国内的经济危机，不惜发动世界战争，历史证明这一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转向寻找、开拓国内市场，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经济危机的困扰。但是却无法解决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因此，无法从根本上找到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

（二）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The Financial Crisis)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例如短期利率，证劵，房地产，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恶化。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经济危机直接造成生产者、劳动者的贫困，社会消费能力太低，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资金无法周转。金融危机则是因为金融资本没有找到正确的投资方向，造成大量资金、资本的浪费，以至于资本、资金无法周转，社会经济崩溃。

解决的办法：首先，要弄清楚社会较高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是从哪来的，表现在哪些人群中；其次，投资高科技领域，把高科技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不断开辟新的生产领域，为社会加速发展铺平道路；最后，把资本应用在提高生产力的研究上，生产服务于普通民众。[1]

二、我国存在爆发金融危机可能性的原因

（一）我国不存在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经济危机不同于金融危机。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的产物。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过剩，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属于过剩性危机。从根本上说，我国不存在爆发类似于资本主义国家过剩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首先，从制度上讲，我国的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存在根本的区别。宏观调控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使我国的经济在全社会范围内有效地使用人力、物力和财力发展生产，使经济活动符合人民的利益。

其次，社会主义国家企业所得的利润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家所得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虽然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福利待遇有所提高，但是却无法解决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的利润通过税收的方式最后归属于人民。

（二）我国存在发生金融危机可能性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时期，但这不能代表中国经济运行中不存在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过金融风险，但由于当时中国整体环境相对闭塞加上四大国有银行的绝对控制地位，并没有演变成金融危机。随着中国加入WTO，国际国内环境的改变，一些潜在的问题有可能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

1.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主流趋势，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逐渐融人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因金融经济危机而陷入衰退，这将会通过降低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而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金融经济危机的发生也会减少外商在中国投资的力度与规模。

2. 我国经济发展中内部存在的问题

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问题。首先，银行体系脆弱。银行是金融系统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现阶段，中国银行业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其次，汇率制度不完善。主要体现在汇率形成机制非市场化、汇率制度缺乏弹性。再次，外债结构不合理。外债是支持一国经济发展一项不可或缺的资金来源。我国外债结构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短期外债不断攀升、商业贷款比例偏大等方面[3]。

三、总结

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分析，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危机不同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即不是过剩性的经济危机。我国存在爆发金融性危机的可能性，这是内外两种因素影响的结果。我们应从国内外两个方面来防御我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是从我国内部着手。对于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中国需要在可控的范围内稳步推进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仅仅靠加息、升值等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化解深层次的经济矛盾。中国现阶段需要从增加内需，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等多个方面，改变目前的经济不平衡状况。

参考文献：

[1]郭书江.论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与遏制[J].经济评论,2004(1)：80-81.

[2]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57.

第7篇：消费主义的根源范文

从目前来看，白酒业团购市场有两大特点：首先是市场容量大，据统计，每年中国礼品团购消费高达上万亿元，而且每年都在以高于20%以上速度增长，其中，无论是现有还是增长的，相当一部分是酒水消费。正因为酒水团购消费的巨大潜力，所以目前开展团购消费的酒水企业鳞次节比，应有尽有。有一线品牌，主要依靠多年积淀的品牌知名度形成对团购市场的冲击和吸引。有专业的团购品牌，往往是做好品牌背书，专业精准地开展团购服务，如依靠茅台背书的水立方，依托茅台镇资源的国台。与上面两类不同的是，还有一类企业，屈居地方，但在局部有得天独厚的政治、社会等资源，因此同样把团购当做企业市场销量提升的关键点。在这三类企业的共同作用下，成就了白酒团购市场的另一个特点：竞争白热化。

面对这样一个容量大但竞争激烈的市场，不少企业无限向往又难免担心，因此咨询方圆怎么做？

对此，方圆认为，要做好团购，在认识重要性同时，关键要深刻认识团购根源，并个性化解决目前团购存在的问题。

团购　三重合力催生的大市场

任何一个市场都有产生的根源和原动力，只有找到了根源和原动力，才能更好地满足需求，实现对市场的把控和提升。同样，团购成为当前白酒的重要运营模式，也并非是产业独自推动的结果，而是社会、白酒企业、消费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社会来说，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消费阶层的消费意识逐渐觉醒，大一统的共性消费正在成为过去，个性化消费、人文化消费正在成为社会主流。从白酒来说，八十年代喝品类，不管是二锅头还是老白干，不管是浓香还是清香，品质好才是硬道理，消费者所有的消费行为都围绕产品展开。随着市场经济深入，九十年代喝的是口碑，能否得到关注，能否有市场，关键是知名度如何，知名度越大，意味着销量也水涨船高。但随着消费主义的逐渐盛行，近几年，消费者开始喝品味，但此品味不是社会文化，而是更逐渐倾向于能满足个性化需求，代表了身份、价值专属感的感受。正因为这种社会消费的个人化趋势，决定了白酒销售也必然逐渐走向细分和定制化，而这成为团购兴起的重要因素。

从白酒企业来说，销售界一直有一个定律叫二八定律，即80%的销量来自20%的顾客，这充分说明大客户对于企业盈利能力的决定作用。从白酒来说，五粮液数百亿的市场销量，据统计50%左右来自团购，郎酒、古井、金门高粱等的专门店模式以及业界一直盛行的名烟名酒终端，其实质都是团购的载体。一家大的团购订单小则数十万，多则数百万乃至上千万，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小型企业，几个团购单就可奠定一年盈利的基础。正是这种对企业成败的数字化效应，决定了企业对团购市场的需要会不断扩张。

而从消费者需求来说，从社会趋势上是要求个性化，但就具体消费行为看，当企业对白酒的消费成为刚性需求时，无论采购还是购买实体，都会不约而同追求消费带来的附加利益。对于企业，如低价、个性化服务乃至张贴自己商标；对于采购者，会有利益共享乃至回扣等等的要求。正是因为这种利益驱动，采购单位和个人也热衷于团购。

但就目前实际执行来看，虽然从市场整体看，无论是社会、白酒企业和团购消费实体，利益都得到了满足，但内在洞察，这种满足又是浅表的，不充分的，表现出了很多问题，而解决了这些问题，正是做好团购的重要途径。

白酒团购面临的四大瓶颈

从方圆对市场的研究看，白酒团购目前普遍面临的问题有四个，分别是需求不稳定、维系成本高、运营同质化、满足需求错位化。

从需求不稳定看，团购市场在一定程度是礼品、福利占主体的市场。对于团购实体无论是对外的礼品还是对内的福利，都存在节日性、新鲜性和价值性等多方面的综合考量。通常来看，今年的福利是酒，明年就算还是酒，也不会选择同样的牌子，而如果是帮助企业定制，则会面临背书是否够，能否实现价值感等问题，因此，企业的新鲜性需求和价值以及节日临时等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造成了需求可能年年在变，加大了白酒企业的团购运营难度。

从维系成本高看，需求不稳定本身造成团购客户的开发时间成本相对其他客户要长，外加团购本身的“中国功夫”因素，对客户个人的需求把握以及满足上同样要付出高昂的成本。进一步说，因为竞争激烈，团购客户又是稀缺资源，为了赢得竞争，可能会进一步推高运营以及维系成本。当然，这些都是常见因素，事实上，在实际运营中，由于团购的认人不认货等规律，企业还可能遭遇员工等管理成本等。

从运营同质化看，目前团购市场的运营模式普遍较为雷同，或者定制，或者请客吃饭回扣外加旅游等等，这种同质化运营模式决定了如果不能有特殊的运营模式，企业表面以为自己很创新，但实质一进入，就开始了无限期的红海厮杀。

第8篇：消费主义的根源范文

【论文摘要】马尔库塞认为现代的工业社会对消费的控制，从而产生了消费伦理问题。本文将对马尔库塞的消费伦理思想及其科学技术根源与消费的当代启示以及如何构建合理的社会消费理念进行初步的探索。

作为西方的代表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典型，马尔库塞的伦理思想非常丰富，而消费伦理是马尔库塞伦理思想的有机构成上，他关于消费的论述是非常经典的，对于当代有不可缺少的借鉴作用。

1马尔库塞的消费伦理思想

前工业社会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社会物质财富匾乏，因此马尔库塞认为，为了文明的进化不受干扰和破坏必须对人的需要进行必要的压抑。在这点上，马尔库塞是赞同弗洛伊德的文明压抑论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的消费观念也有了很大的改变。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的财富，当代西方社会借助广告等大众传媒，在全社会的宣扬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不断地制造新的消费需要，使人民沉醉于商品消费中。因此，也给现今社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他们为了追求这种资本主义的消费方式，从而产生了伦理问题，消费不从人的利益出发，追求更大的财富的拥有，采取一些非法行为的方式去满足自己最大的需求，从而给消费也产生负面影响。

2马尔库塞消费伦理的科学技术根源

马尔库塞认为，由于当代工业社会是靠高生产和高消费来维持其存在。无论物质产品的需要和精神产品的需求都遭到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控制，使整个社会的消费行为都处于资本主义的控制和管理。实际上，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统治工具，并且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科学技术造成了发达工业的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这些方式满足了人们一定的物质需求，但同时又激起了人们更高的物质需求，使人们处于一种永恒化状态，迫使人们不断去追求更高更新的物质需求。

消费伦理是指消费活动本身的正当性和消费方式的正当性问题，消费伦理教育是指通过观念，舆论和制度的形式促使消费主体进行合理消费的正当消费。我们可以根据消费主体来归属消费行为的责任问题，在消费伦理教育方式上，我们把它细分观念培养观念培养，舆论谴责，制度惩罚三种。

消费主体不同，消费活动的责任就不同。根据不同主体，我们把消费责任分成政府消费责任，企业消费责任和个体消费责任。目前学术界关于消费伦理或消费责任的讨论，多半是向个体提出消费行为的正当诉求，其实这是一种不全面的思考方式。无论是根据数据还是根据经验来判断，政府和企业的消费行为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都远远超过个体的影响。

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消费伦理中的消费伦理观念以节约为基本范畴，但强调的主要应是资源节约。资源主要指那些给生态环境造成压力的物质资源，例如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在人们的消费过程中，占用自然资源的多寡不尽相同，有些占用得多，有些占用得少。传统的节约观没有具体区分消费过程中对自然资源占用的不同情况，以致加剧了经济和伦理的紧张关系。要将建设节约型社会和发展经济统一起来，就要在消费伦理观念上教育人们增强社会责任感受，鼓励和引导人们使用占用自然资源少的消费方式。

3消费伦理的当代启示

从马尔库塞的消费伦理中，他的理论告诉我们:物质生活的富裕不会必然带来人生幸福。在一个全面控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它至多能带给人的精神上的愉悦。他的理论还说明，发展虽然以物质财富为基础，但只有当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资本生活需要，人类才能异化的消费和重占有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而且真正意义的发展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向。

第9篇：消费主义的根源范文

[关键词]遗产；遗产旅游；双重属性；内生矛盾；理论框架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1)09－0090－07

1、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新旅游(newtourism)或替代旅游(alternative tourism)的主要形式之一，遗产旅游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长足发展，遗产已成为目前超过40％的国际旅行中的核心要素。随着遗产旅游的发展，如何正确认识和合理处理遗产旅游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诸如商业化、真实性、社区参与以及少数族群的利益表达等，成为遗产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例如，《旅游学刊》2010年专门针对文化遗产与旅游产品的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近年来，西方学者逐步认识到，需要跳出诸多矛盾的繁杂表象，对其本质和根源进行理论化的归纳。这一研究思路在20世纪末以来表现得日益明显。首先，学者们重新审视了在遗产产业迅猛发展背景下，遗产概念的拓展以及遗产与历史的关系等议题，得出了遗产价值性和选择性的本质特征。其次，1997年，李希特(Richter)率先提出遗产旅游的政治性(the politics of heritage tourism)，将诸多矛盾的日益凸显归因于在新形势下利益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复杂化和持续嬗变。2003年，文化学者皮克汉姆(Peckham)进一步指出，利益主体对“遗产作者权”(authorship of heritage)的争夺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在具体实践中，利益主体在“利用什么遗产”和“如何利用遗产”的问题上，始终处在一个动态的冲突与妥协进程中，从而外化表现为诸多不同的矛盾形式。地理学家格拉汉姆(Graham)、艾希沃斯(Ashworth)和滕布里奇(Tunbridge)提出了“遗产的双重属性”(the duality of heritage)和遗产旅游的内生矛盾论(the intrinsic eontestation of heritagetourism)。他们认为，遗产具有先天的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属性；基于这一内在特性，作为遗产利用方式之一的遗产旅游必然孕育了诸多矛盾。

围绕上述研究主线，本文将从“什么是遗产”的基本问题出发，尝试对西方学术界对于上述理论问题的探索过程和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国内遗产旅游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2、什么是“遗产”

关于“什么是遗产”，字面定义和技术定义是最基础和常见的两种方式。从字面意思而言，“遗产”是有价值、被前人遗留下来的遗存或财富。对遗产的价值性和历史性的认可反映在自始以来两条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遗产研究主线中。首先，在文艺复兴早期，建筑、艺术品以及各类历史纪念物等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激起了考古学家、建筑师和文化学者等的浓厚兴趣。其次，19世纪后期，国家公园体系在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等地的逐步建立，标志着人类对于能够显示地球久远历史的地质、生物和其他自然过程及结果的自然要素、环境和区域等自然遗产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自然遗产的文化意义同样得到认可。例如，马森(Mason)认为，壮丽的自然景观能够激发国民的国家荣誉感和自豪感，是美国国家公园体系建立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在遗产的技术性定义中，UNESCO在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给出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定义得到广泛应用。

在实践中，“遗产”从来不是一个封闭和静态的概念，其内涵在不断拓展。近30年来，在遗产商业化的强劲推动下，遗产内涵的拓展日益显著，被厄里(Urry)看成是“历史多元化和现时化”(pluralisationand contemporarisation of history)的具体表现。首先，斯沃布鲁克(Swarbrooke)指出，年代是否久远已不再是判断遗产价值的必要标准。其次，遗产内容体系得到扩展。不仅是那些精妙绝伦的、雄伟壮观的历史对象，包括那些历史上平平常常的，甚至是低等卑微的(例如古老的矿井、农舍和民间小镇)都被纳入遗产的范畴。再次，以UNESC01989年公布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书》、2001年《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和2002年《伊斯坦布尔宣言》为标志，非物质遗产逐步得到普遍重视。时至今日，“遗产”已是一个包含多组要素的概念体系：物质的与非物质的、自然的与文化的、精英的与大众的以及个人的与群体的等。

在“什么是遗产”的讨论中，遗产与历史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键论题，可分为对立论、功能论和折衷论3种观点。首先，持有对立论观点的学者较多，以贺维森(Hewison)、约翰森(Johnson)、布雷特(Brett)和厄里等为代表，认为“遗产”是虚假的、具有欺骗性和沙文主义色彩的“历史”，没有呈现真实的、经得起专业考证的“历史”，而是选择性地提供了一个浪漫主义视角。代表性论点包括：真实性的缺失是遗产商业化后的先天性特征；遗产产业无法像历史学家一样准确处理历史年代表；当今的遗产呈现的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和精英主义视角下的历史等。其次，持有功能论的学者以普伦蒂斯(Prentice)为代表，他们不赞成将遗产和历史断然对立起来，认为遗产与历史都具有桥梁作用，能将现代人与过去连接起来，只是方式与效果有所区别而已。近年来，折中主义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这种观点既认同遗产与历史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又承认遗产与历史的本质区别。例如，洛文塔尔(Lowenthal)认为遗产不是历史；遗产不是对历史的探索而是颂扬；不是希望呈现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而是基于现时目的的一种信念表白。提莫斯(Timonthy)和波耶德(Boyd)认为，“遗产”最恰当的定义是“对历史的现时利用”。奥尔森(Olsen)和提莫斯总结性地提出，遗产的本质是基于现时目的和被认可的价值及规范而对历史的选择性再现。

3、遗产旅游的内生矛盾论

3.1　理论的提出

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遗产产业(hefitagcindustry)的迅猛发展，价值性和选择性等遗产的本质特征日益体现在实践中，并外化为诸多矛盾，诸如商业化、真实性、社区参与以及少数族群的利益表达等问题。作为遗产产业最主要的形式之一，遗产旅游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以上问题。

霍尔(Hall)认为，旅游与政治学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据此，以李希特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了遗产旅游的政治性(the politics of heritagetourism)。他们认为，遗产旅游无法回避关于权力和资源的争夺，遗产旅游中矛盾凸显和激化的根源是遗产管理和利用的权力天平的持续嬗变。具体而言：(1)传统的精英主义和专家主导的遗产研究和遗产再现方式日益受到挑战。被边缘化的、少数族群和宗教群体开始以各种方式参与相关决策；(2)遗产吸引物逐渐从公共部门的直接管理转向私有化、企业化和娱乐化的管理导向；(3)现代化技术设备的运用强化了遗产再现在旅游者体验中的功能性作用；(4)在市场导向下，旅游者作为一个整体对遗产产品设计和服务转型的影响日益显著。1999年，文化学者罗宾森(Robinson)提出了一个遗产旅游的概念性框架L30j。该框架以权力分配的不平衡是一切矛盾的根源为出发点，以区分遗产旅游的内在矛盾的不同范畴为目的，将消费和生产两大过程明确区分开来，作为划分矛盾范畴的坐标之一。2000年，格拉汉姆、艾希沃斯和滕布里奇吸收了遗产旅游政治性和罗宾森矛盾范畴划分的思想，认为同时存在于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相关主体的权力地位差异和遗产利用的价值取向差异，是遗产利用的矛盾根源，最终形成了遗产旅游的内生矛盾论(图1)。

3.2　基本理论框架

3.2.1　一个核心观点

1994年，该理论的倡导人之一艾希沃斯最先提出，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之下，遗产既是一种经济资源，也是一种文化资本L23 J。2000年，格拉汉姆、艾希沃斯和滕布里奇进一步明确了遗产的经济文化双重属性。其核心观点是：(1)遗产是一种经济资源，其经济价值已在遗产产业发展中得到充分体现；(2)遗产具有文化功能：通过与地方、与时间的有机结合，通过呈现历史及其所承载的价值，提示和强化人类个体(群体乃至民族)存在的意义、目的及其之间不可割裂的联系，唤醒和强化个人(群体乃至民族)的认同感；(3)遗产的经济和文化意义在遗产旅游中的关系并非互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

2003年，提莫斯和波耶德从行为地理学的视角肯定了遗产的双重属性。他们认为，遗产存在于“现象环境”和“行为环境”中。在现象环境中，遗产是构成整个自然或社会环境的一种自然或文化元素；通过被赋予价值和功能，遗产才成为人类社会行为环境的组成部分。在从现象环境向行为环境的过渡中，遗产必须通过经济和文化两套“过滤器”(filters)的选择和价值判定。

遗产的经济文化双重属性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下的相关研究中也得到认同。首先，以厄里、贺维森和哈维等(Harvey，et al.)为代表的学者们倾向于把遗产旅游放入资本主义的宏观社会经济背景下进行考量，把遗产旅游看成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替代性旅游的形式之一，遗产旅游能够提供旅游者不同于日常环境的、满足学习、怀旧和真实性等多种需求的旅游产品，顺应了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中摒弃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以及消费中追求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发展趋势。

其次，以沃什(Walsh)、麦坎内尔(MacCannell)和王宁(Wang)为代表的社会学者们认为遗产旅游根源于现代性(modernity)的内在矛盾。依据王宁的观点，在现代社会中，前工业文明时代建立的“理性原则与享乐原则”之间的平衡被彻底打破，理性要素(如自律)超越了非理性要素(如情绪和自发)。在此背景下，遗产旅游能为现代人提供一个在“他”时空环境下的身心体验，将其在心理、情感和思想层面与一个意象中理想化的过去连接起来，能将现代人从日常的制度化环境和理性秩序中解脱出来。在此意义上而言，遗产旅游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

3.2.2　3个核心问题

在遗产旅游的内生矛盾中，存在3个核心问题：即谁的遗产(who)、象征什么价值(what)和如何再现价值(how)。所谓“谁”，是指哪些利益主体牵涉到遗产旅游中。在生产方面，在早期的遗产利用中，专家和社会精英起到主导作用。随着向市场导向的转变，一些被边缘化的利益主体(例如当地社区)被逐渐吸收进入决策过程。在消费方面，当遗产消费从精英消费向大众消费转变后，遗产消费不再是遗产产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遗产的内容体系和再现方式。

对于“象征什么价值”，关于遗产经济文化双重属性的讨论给出了明确回答，即遗产同时具有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具体而言，麦克阿瑟(McArthur)和霍尔认为遗产的文化价值至少可以体现在科学、社会、政治和文化4个方面。迪克斯(Dicks)认为，在遗产旅游中，遗产的文化与经济价值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首先，遗产旅游的生产过程不可能是纯经济行为，而是成为一种文化表达的途径、文化沟通的渠道以及价值宣扬的工具。其次，随着遗产消费者群体的扩大，遗产和遗产旅游在社会建构中的工具性角色进一步强化。

“如何再现遗产”，即如何通过阐释，将无意义的遗产物质实体赋予意义以及传播。这与遗产“作者权”紧密联系。首先，史密斯(Smith)认为，遗产作者权取决于行政地位、产权状态、学术权威和经济资本等诸多要素。其次，不同群体价值取向不同，意味着遗产的再现过程将是一个不同群体之间冲突、协商和妥协的互动过程。再次，为了有效地传播价值，各种不同的行动方式、阐释策略和再现措施构成了遗产再现过程的技术性层面。

此外，两大因素将会对上述3个问题同时产生影响。(1)空间层级：遗产价值的空间表现是多层次的，可以是个人的、社区的、区域的乃至国家(民族)的。但是，遗产价值在不同层次之间的界限是难以明确划分的和可以相互转化的。例如，民族英雄的个人精神品质将有可能被上升为全民族认同的民族精神；(2)权力与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本等要素相关联，对上述3个核心问题具有决定性影响。

3.2.3　3个矛盾范畴

矛盾范畴1

遗产旅游作为一种文化传播方式、一种政治控制工具和一种经济发展手段之间的内在矛盾构成了遗产旅游的首要矛盾范畴。纽扬提(Nuryanti)、沃什、提莫斯和波耶德等认为，在遗产商业化趋势下，博物馆等遗产管理机构作为一个社会文化价值的看守者的自觉意识将受到挑战。由此，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普遍关注的话题。主要问题包括：(1)对于遗产的旅游利用是否会对遗产的物质特征和文化意义产生负面影响；(2)应该如何控制和缓解这种负面影响。保护主义论者认为，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旅游发展必然造成遗产的物质特征退化和文化价值异化；协调论者认为，因噎废食地断然拒绝遗产旅游不可行，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在发展 旅游的同时强化遗产保护。新世纪以来，学者们提出利益主体在遗产旅游中的伙伴关系。只要相关利益主体正确且现实的评估遗产对于他们自身的价值，合理定位其在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的角色，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可以实现。目前，可持续的遗产旅游尚存在政府管治力不足和完善的管理制度的缺失。

矛盾范畴2

不同利益群体对于遗产的多重阐释(muhipleselling of heritage)构成遗产旅游内在矛盾的第二个主要范畴。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具有各种文化(宗教、性别和种族等)、经济和政治特征的利益群体逐步介入遗产旅游决策，尝试挑战传统的学术权威和世俗机制，依据他们自己的理解和目的讲述历史和再现遗产。

首先，是最具影响力的力量之一。波曼(Bowman)、查尔斯沃什(Charlesworth)、费尔德曼(Feldman)、奥尔森和提莫斯等的案例研究表明，不同宗教之间、同种宗教的不同教派之间，以及宗教与世俗政权之间的权力关系及其演变，都会以不同形式反映在遗产再现方式和内容的取舍之中。

其次，性别要素在遗产再现中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李希特提出，性别化的历史回忆是遗产政治化的表现之一。洛文塔尔认为，男性垄断了历史的讲述和传播L20 J。格拉汉姆等人认为，“遗产男子主义化”(heritage masculinzation)的背景下，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在权力架构中被边缘化，被等同为未开化的、非理性的、艺术化的以及真实的象征。这个观点在一个韩国乡村民俗节日的案例研究中被验证。

再次，在多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民族对于历史的不同理解将可能在遗产生产和营销过程中外化为一种矛盾。根据约翰森(Johnson)和夏克尔(Shackel)的研究，大多数纪念美国内战的遗产地均忽略了南北双方在政治观念上的差异，将这段历史阐释为一段“健康的国家和解”的过程，忽视了黑人和拉丁裔美国人的历史认知。在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和希腊族人为旅游产业发展制定了迥然不同的目标，导致在规划实施中的一系列矛盾。在英国，英国旅游部门和威尔士地方旅游当局对威尔士的旅游形象也有不同的理解。

最后，当地社区是最重要的利益群体之一。关于遗产旅游的社区影响，部分学者持悲观看法，认为遗产旅游的发展是以当地人改变传统生活方式为代价的；外部资本接管了阐释本地遗产的权力，成为真实的再现当地记忆的致命威胁。持积极观点的学者认为，遗产旅游是同时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繁荣的有效途径。例如，传统节日是促进当地社区自我认同的有效方式。基于对土地、遗产乃至资金的所有权，当地社区能够影响甚至改变遗产管理相关决策。摩根(Morgan)的案例研究表明，正是当地人社团的不懈政治努力，促成了一个当地历史标志物(码头)的重建。同时，倾听当地社区内部不同群体的声音对于遗产旅游的发展不容忽视。

矛盾范畴3

遗产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价值认知差异构成遗产旅游内在矛盾的第3个范畴。一方面，遗产旅游是一个意识形态传输工具，将生产者认可的抽象价值、信念和社会规范等与遗产物质实体相结合，通过阐释实现传播和宣扬。另一方面，旅游者通过遗产旅游感知或认同上述抽象价值，这个过程被麦克林(McLean)称为“旅游者的历史阅读”(tourist'sreading of history)。由于动机、社会文化特征、个人体验以及知识的差异，旅游者的历史阅读会各自不同。上述两个过程的结合，被格拉汉姆等人称为“遗产的循环”(the circle of heritage)，在此过程中价值被赋予、被消费和被交换。这意味着遗产旅游不是一个单向的价值传输过程，而是一个双向的价值沟通过程。当遗产价值感知出现差异时，对于生产者而言，意味着遗产旅游的价值传输功能无法实现；对于消费者而言，意味着一次令人失望的旅程。

4、结语

总结起来，西方学者的两点共识构成了遗产旅游内生矛盾论的理论内核：(1)随着遗产概念的拓展和以旅游为途径的遗产多元价值的彰显，遗产旅游不是一种单纯的旅游经济现象，而是一种具有指标性意义的宏观社会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承载了当前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经济发展的现状、趋势和结果。(2)鉴于遗产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利益主体的权力地位差异和遗产利用的价值取向差异，遗产旅游中的诸多矛盾是内生的。围绕基础内核，遗产本质、经济文化双重属性、遗产利用的3个核心问题以及3个范畴内矛盾的本质、成因、表现、影响因素以及解决措施等，构成了内生矛盾论的基本科学问题。

目前，西方旅游研究呈现出从多学科向后学科的研究范式(post－disciplinary)转变的趋势。以上述理论框架为基础，借助于后学科研究范式，将有助于遗产旅游内生矛盾论研究的深化和发展。首先，从本体论(ontology)而言，应坚持跨学科、基于知识和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取向。例如，在现有研究中，来自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学科的学者，对“什么是遗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与“辨”。这种讨论，不是外向的和相互排斥的，而是超越学科边界的、具有内聚力的研究，最终产生新的知识。遗产的经济文化双重属性的论点，同样得益于在协调学科本体论背景的基础上的跨学科知识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