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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性;多元;跨界;文化中国
什么是“现代性”?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变迁,人们的生活世界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在此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转变背景中,作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精神,“现代性”便成橹泄学界讨论任何问题都无法回避的知识背景。
这一名词在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频频出镜,影响几乎已经辐射到了整个学科研究领域――自90年代以来,可以说,绝大多数现当代文学研究著述中都使用到了此概念。然而进入实际运用中,这一概念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标准,往往显得大而无当,指代模糊不清,且常常被泛化、乃至被误用,如温儒敏就曾批判过当下学界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1]。这一问题甚至体现在了海外汉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研究中,一如论文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2]所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种对“现代性”的“本质性的拜物癖”现象。
针对这一学界现象,美国罗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以消除现代性研究中简单的二元边界为主旨,凭借一种广泛比较的全球性眼光,取鉴多元,听取各方声音,主编了一本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的论文集。论文集中汇聚了北美汉学界12位年轻学者的论文成果,从小说、戏剧、电影和文学史等多个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性”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文化生产者所开拓出的与西方经验所不同、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有的现代性。从该论文集中也可以管窥美国汉学界现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曾专门著文《“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3],来一一阐明“现代性”(modernity)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modern)、“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词的界定问题。谢立中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在西方文献的实际运用中,这几个词的涵义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可以说,“现代性”这一范畴在西方近两三百年的发展积累过程中,几乎已经可以用于包含所有的东西。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研究者们都基于自身的立场和语言背景,而引发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由此可见,一个统一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者无论侧重哪个方面,都会有片面化之嫌疑。
因此,当代学者纷纷开始尝试从多元的角度解读现代性,甚至产生了“多元现代性”(mutiplemodernities)这一新概念。“‘现代性’作为一个能包容各种异质因素的观念,它的使用可以说打破了多年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一元论文学史完整图景,各种差异、悖论、矛盾得以发掘呈现。”[4]正是因为现代性具有“不断更新”(continuous renewal)的本质,才能使得“现代”这一概念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与“传统”分裂开来。
然而往往在此类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中,因为理论本身非一元化的特质,导致“现代性”最终被当成了一种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即被称作是“无边的现代性”的理论隐忧。在此类研究中,甚至还产生了许多自相矛盾的悖论。例如类似于60年代兴起的许多“革命样板戏”的“现代性”意义,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中,有批判和“红色经典”美称两种评价并存的讽刺性对比。[5]
故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多元的现代性”的研究到底该如何展开,是一个值得人思索的话题,这也是罗福林论文集所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论文集内容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缘起于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一次题为“有争议的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角”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不同议题和学术报告都显示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打破传统的二元法研究方式,从概念和方法论上重新架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的核心观点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不应该再被各种传统的分野所束缚,历史的宏大叙述和日常经验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国本土与海外侨民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分解,性别的区分,社会阶级的差异,甚至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区分,所有这些二元分界都是可变、可商榷的,是应该被重新审视的,并意图探索各种传统二元分野中的互动和流动性。论文集分为“重写文学史”,“日常生活的末日启示录”和“全球资本下的道德主体”三个部分展开。
作为一本论文集,本书最重要的思想倾向表现在罗福林教授所撰写的前言及文集选材、编撰上,虽然本书中收录的所有论文,可能并没有完全表现出罗福林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知和重新整合。但是此论文集的诞生,仍体现了一种具有启发性、值得继续的尝试。尤其是罗福林教授所作的序言,更是对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作出了精彩的论述。
在序言中,罗福林着重强调“现代性”这个词在1989年之前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很少使用,它是个来自于西方的名词;同时因为受到对西方的推崇,在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意义往往不自觉的被等同了。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罗福林指出因为本身可以说是一个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运动(强调西方文化霸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惯性思维),以及五四一代相关的理论造成西方汉学界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的特殊心理,形成了双重“东方主义”[6]的认识局面。因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现代性,同时避免将现代性与西方化等同,避免受到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告诉我们,或许应当拓展视角,将文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加以全球化的眼光来进行解读。例如本部论文集中,各位作者的研究范畴十分多元,无论是现代性理论、研究现象,还是含有现代性因素的文本以及现代性文化(城市、影像、流散文学)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重写文学史”,罗福林借用了这个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盛行于中国学术界的概念。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学者,“重写文学史”的目的都是为了打破以五四文学传统为正宗的“经典”书写模式,来重新拷问、思索和发掘那些在历史书写过程中长期被忽视、低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进而重建动态的文学世界。文学史需要被重新审视,但是该“如何”重写则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所在。
在这一部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借用弗洛伊德的“拜物癖”理论,提出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起,在美国汉学界所迷恋和依赖的几个重点大词汇中,“现代性”是最突出的一个。文学现代性常常被定义为一种始于五四时期的一场与“传统”的裂变。这些研究往往接纳欧洲的理论结构,总是事先假设中国存在一种庞大、并且坚如磐石的中国传统,然后,再把这一传统与现代文学相对立起来,而无视中国文学中存在的真实文本。此外,由于是以西方的文学经典为参照系,早期汉学家不得不时常为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充满“次等作品”而发出嗟叹,忧国忧民的感叹中国的伟大作品少之又少。
而杨晓滨(Xiaobin Yang)则是从中国学界对“后现代”这一热门概念的讨论出发,揭示出这类对于中国“后现代”先进性的鼓吹,其实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对于“现代性”的戏仿和解构,仍体现出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旧有观念。因此,杨晓滨在此后提出用“后毛邓”理论,来强调中国式的“后现代”在全球“后现代”话语中独特性。
“重写文学史”也体现在用颠覆性的视角和理论来挑鹬髁鞴勰睿而女性主义研究就承担了这一作用。如杜林(Amy D.Dooling)对白薇与文学左派的研究,不仅使那些被公众和学术遗忘的作者重回历史的舞台,也纠正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妇女的认识。杜林认为以白薇为代表的女作家标志着妇女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中逐渐发挥作用的开始,因此,她更强调“创作的女性”,而不是“女性的创作”。她的研究强调的是从现代性出发,重新思考,甚至重新定义什么是女性,展示了在男权社会中”新女性”如何形成的过程。梅根・费里(Megan M.Ferry)的论文则阐释了现代文学是如何借“女性主义”,把女性作家整合到民族、国家话语之中的。邓津华(Emma J.Teng)则试图在她的论文中跳出中国内地文学的范围,在更广阔的地理观念上探讨什么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到底是一个政治、文化、语言概念,还是一个种族概念?有“中国性”的中国台湾、海外华人社会、非中文的华裔文学到底算不算是“中国文学”?她的论文几乎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新兴中国流散文学之间的界限。
所有的作者在本节抵制、解构了那种对于本质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痴迷,即所谓“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经典”、“华人”或“新女性”。这种反本质主义的实现本身,可以说是从某种层面上实现了“重写文学史”的目标,而不是组建成另一种拥有“另类”外表的现代性。
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历史的宏大叙述中拯救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同时也结合了1989年以来文学创作和日常体验中所折射的末日感。人们对清末以降文学创作与活动的研究与书写,常常局限在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中,或者过于强调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重视“大历史”的书写,而忽视了个人的、私人的、日常的经验。在论文集中看来,历史一样可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创作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对20世纪末小说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在现代性中发掘世纪末情怀的意图,他在“历史小说”中看到的就是一种历史的重复性或毁灭性。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的论文则研究了留学生话剧《大流放》新颖、怪异的表现形式,以及导演借助表面肤浅、戏谑的形式所表达的对个人危机和文化冲突的深刻思考。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电影和戏剧也常常表现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体经验。柏佑铭(Yomi Braester)的论文则探讨了赖声川、蔡明亮和杨德昌电影中的台北市――与城市一起拆毁的不仅仅是集体意识,更是对身份的毁灭。但另一方面,当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分野消亡,当城市的公共与私人的边界不再分明时,可渗透性提供了另一形式的重建。与这部分其他几篇论文相呼应,吴文思(John B.Weinstein)的研究强调李国修和他的“屏风表演班”其实是在以笑和幽默来应对后“解严时代”台湾那些惊人的发展和变化,并再次说明在李国修看似轻松的系列喜剧中,缓缓呈现的其实仍是不可忽略的末日景象。
本书第三部分更进一步表现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个体行为的关注。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将个体作为道德与非道德的竞技场,关注对那些边缘化的、不合常规的个体的书写。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个体的选择可能符合历史的走向和发展,更可能与历史的发展相逆;个人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可能与社会、国家认可的道德价值相左。王玲珍(Lingzhen Wang)的文章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充满自传色彩的创作,认为这一时期的写作以“消费性”为手段,共同表现了一种重新定义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探求自身欲望和主体性的特点。魏若冰(Robin Visser的研究关注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都市小说中所展现出的私人与公共领域的伦理道德困惑、变化与暖昧性。桑禀华(Deirdre Sabina Knight)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读了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从启蒙和人文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许三观的道德困境。
本书的三个部分共同体现了西方汉学界中国现代性研究的多元性,历史、虚构、民族、流散、性别、情感、日常生活、历史……的边界被打破。通过跨界,多重话语在这里对话、融合、共生,有着鲜明的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交流的特征。在论文集中,为了避免跨界中“无边的现代性”情况的出现,罗福林和论文作者们选择使用一个与历史无关的标题――“文化中国”去将这些离散的现象捆绑在一起。
可以说虽然学术背景、出场语境、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仍存在着差异,但在以对话与交流为主调的当代,打破观念性、时间性、空间性的自我设限,寻求跨地域、跨科际的学术整合,早已成为一种必须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这一论文集表现了一种新兴的现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景观的轮廓――一种不再仅仅是补救或补漏的术语定义,而是代之以概念重构,挑战或颠覆了传统的假设和框架。总之,正如罗福林在前言中所说:“这个会议主要是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绘制和协定这些边界,对我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打开这一领域历史的新一页。” 虽然论文集中所提及的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可能尚有很多仍然悬而未决,而且所谈论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文集总当前的讨论已经为制定了进一步如何解决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试金石。
⒖嘉南祝
[1]参考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第110~118页。文中提及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会导致三个“危险”:一是现代性被当作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其理论向度被无休止的夸大和扩展,成了“无边的现代性”。再者,这类现代性探寻的出发点与归宿都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文学不过是这种批判的材料或通道。其三,现代性研究中被反复引证的某些基本概念会在不断重复的论述中定型成新的简单化的模式,进而束缚对复杂丰富的文学史现象的想象力。
[2]见罗福林《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中第17页,福格斯所作《现代性的修辞和恋物癖的逻辑》(The Rhetor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Logics of the Fetish)一文
[3]谢立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
[4]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
论文摘要:从古至今,农民始终是社会的主体,他们的生活受到普遍的关注。文人在文学创作上,没少以“农民”形象为主要描写的对象。其原因是农民这个角色在社会历史的演变下,发生了多次的改变。它的每次改变往往伴随着历史的巨变,是富有时代意义的。它已成为反映历史的主角,所以文人通过再现当代的农民生活,写出了真实的社会形态,还有文人对社会环境的深邃思考,对提高大众的文化、思想水平功不可没。反映时代的作品是丰富的文化宝藏,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智慧,改变着社会的环境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1.自给自足经济下
回顾历史,当城市仅作为政治中心的存在,城乡在经济上差异很小时,我们国家处在小农经济体制中。自给自足的经济现状,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几乎每家每户都以田地为谋生手段,也没有将农民独立成特殊群体的说法。那么,不难想象当时的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如何了。封建社会地主阶层猖獗,变换手段压榨百姓。加之国家征收赋税严重,自然民不聊生。诗人通过写诗表达对农民的同情,对统治者的愤怒,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之类的这些在当时很常见,诗歌体裁也多种多样。
2.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
为开端,外国侵略者用武力敲开了中国的国门,从此中国社会格局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殖民地大多在城市,而乡村还保留封建社会的剩余势力,两者分化已经很明显了。外国人将商品经济引入中国,中国被迫放弃原先的自然经济。加之中国的一些实业家创办的民用企业,都在加速着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变革。此时,城乡出现二元化经济,这是直接导致了农民大军向城市转移的原因,很多进城农民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他们在城里以其他方式谋生。从此,城乡的单向流动的状况鲜有变过。
3.建国后
在“五四新文学”诞生后,文学作品量日益丰富。许多文人开始关注农民工进城这一社会现象,并创作出许多思想深邃的文学作品,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文人对于这类“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人群,似乎有着强烈而执着的兴趣,几乎成为了现当代文学中孜孜不倦探讨的主题。分析下不难看出关注“农民工进城”的意义:1.他们是社会的弱者,关注他们的生活有社会意义。2.他们是传统的剩余,大多文化素质不高,研究他们在社会巨变下,思想轨迹的转变很有价值。3.他们中的大多人的结局都以失败而终,究其原因将引发社会深思。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较早的描写“农民工进城”的小说。有如潘训的《乡心》,小说讲述了在农村衰败后,主人公阿贵成为较早一批由农村来到城市的代表。原本以为从此幸福生活降临,没料到来到城市后,人生地不熟,勉强维持生计都还算困难,阿贵最后灰心意冷。还有王任叔的《阿贵流浪记》也有类似的描写。处于由殖民经济和市场经济占主导的社会形势下,农村的自然经济必然破产。而多年处于传统安逸下的这些农民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在身心上都难以接受。即使他们许多渴望着“城里人的生活”,但没有意识到在“城里生活”所需的转变,这必然导致失败。20世纪30年代,作家吴组缃、王统照、老舍等人,对这种社会现象有更深入的描写。在长篇小说《山雨》里,主人公奚大也是被逼进城。老舍的《骆驼祥子》很有名,祥子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他的身上拥有着中国人提倡的传统美德,但最终还是以幻灭结尾。这种结局的实质原因,首先是社会环境不好。而来到城市打工的人,全部都因家乡经济破产来到城市寻求谋生。但城市的环境又不能适应,个人本身素质就有限,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只能让生活牵着走,失败是必然的。看着文学作品里的主人公,发现他们身上都有可爱之处,十分同情他们的遭际却也无可奈何。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造,由于没有过渡和引导,对乡村和农民来说,被迫转变没有准备,无法消化,只能不断造成身体和心灵上的困苦。
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流趋于稳定甚至停滞。其原因很复杂,大致有:城市的户籍制度的建立,阻挡了农民从乡村涌入城市。这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以农村为题材的描写不再像原先那样对农村的破败突出描写。此时,“农民工”在文学视野中的形象是欠缺的。
21世纪初到现在,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差距更大。农村的建设走入瓶颈。户籍制的略有松动,造成大批人口从乡村向城市流动。社会现状的变化,给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时期作品有如高晓声《陈奂生上城》,以写农民陈奂生的视角,来看城市生活的变化。小说《哦,香雪》写了现代都市文明的文明成果对一位乡村少女的吸引程度,借乡村少女形象,来写出无数的乡村人对城市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之后,社会由于过多的农民工进城引发了诸多问题,使得一部分不得不弃城返乡。这时的文学作品描写的重点仍是以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渴望和想方设法进城的故事。如中篇小说《到城里去》,还有小说《城市里的一颗庄稼》讲述的是名叫崔喜的农村姑娘,为了进城,不惜嫁给死了老婆的30多岁的城里人宝东。小说《富萍》讲了农村姑娘富萍来到城市后,对城市生活产生了留恋,为了留在城市,她婚变后选择了嫁给城里的一个残疾人。有些小说从另外的角度来写农村人进城,它们以进城后的农村人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展开描写。农村人来到城市生活,需要适应城市的环境,从生活方式到价值取向都要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却不容易,小说《北京候鸟》讲述的是来北京谋生的外地人就像候鸟迁徙一样,虽然来到了北京,却不能及时适应都市环境、文化。还有的一直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这些农民工重返家乡,城市生活的岁月成为了一段记忆。文学作品中有较多的返乡者形象,如小说《归去》、《蒙娜丽莎的微笑》、《上海一夜》、《异乡》、《紫蔷薇影楼》等等。看似他们的重返是原地踏步,其实不然。在城市生活的经历对他们将造成一生的影响,城市的生活资料丰富,生活水平很高,生活节奏很快。这些有可能给他们带来正面的影响,亦有可能影响是负面的。
近现代文学史上,作家通过创造典型人物形象,一方面激起读者的同情心,另一方面引发读者思考。其中更有作者自己对社会的思考。农民工作为百年历史的主角,他们的人生遭际受到普遍关注,探索他们人生的轨迹,对社会思想的进化很有益处。从他们短暂的人生中,看到了社会的缩影,看到了社会变化的过程。文学上对“农民工”的描写构成了一个系列,这个系列是最具有研究价值的。
参考文献:
[1]逢增玉,苏奎.现当代文学视野中的“农民工”形象及叙事.兰州大学学报.2008.1
樊星.当代文学中的“农民性”问题.文史哲.2009
熊峰.谈谈我国现代文学中农民形象变化的“轨迹”.九江师专学报.1989
论文摘要:从古至今,农民始终是社会的主体,他们的生活受到普遍的关注。文人在文学创作上,没少以“农民”形象为主要描写的对象。其原因是农民这个角色在社会历史的演变下,发生了多次的改变。它的每次改变往往伴随着历史的巨变,是富有时代意义的。它已成为反映历史的主角,所以文人通过再现当代的农民生活,写出了真实的社会形态,还有文人对社会环境的深邃思考,对提高大众的文化、思想水平功不可没。反映时代的作品是丰富的文化宝藏,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智慧,改变着社会的环境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1.自给自足经济下
回顾历史,当城市仅作为政治中心的存在,城乡在经济上差异很小时,我们国家处在小农经济体制中。自给自足的经济现状,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几乎每家每户都以田地为谋生手段,也没有将农民独立成特殊群体的说法。那么,不难想象当时的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如何了。封建社会地主阶层猖獗,变换手段压榨百姓。加之国家征收赋税严重,自然民不聊生。诗人通过写诗表达对农民的同情,对统治者的愤怒,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之类的这些在当时很常见,诗歌体裁也多种多样。
2.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
为开端,外国侵略者用武力敲开了中国的国门,从此中国社会格局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殖民地大多在城市,而乡村还保留封建社会的剩余势力,两者分化已经很明显了。外国人将商品经济引入中国,中国被迫放弃原先的自然经济。加之中国的一些实业家创办的民用企业,都在加速着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变革。此时,城乡出现二元化经济,这是直接导致了农民大军向城市转移的原因,很多进城农民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他们在城里以其他方式谋生。从此,城乡的单向流动的状况鲜有变过。
3.建国后
在“五四新文学”诞生后,文学作品量日益丰富。许多文人开始关注农民工进城这一社会现象,并创作出许多思想深邃的文学作品,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文人对于这类“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人群,似乎有着强烈而执着的兴趣,几乎成为了现当代文学中孜孜不倦探讨的主题。分析下不难看出关注“农民工进城”的意义:1.他们是社会的弱者,关注他们的生活有社会意义。2.他们是传统的剩余,大多文化素质不高,研究他们在社会巨变下,思想轨迹的转变很有价值。3.他们中的大多人的结局都以失败而终,究其原因将引发社会深思。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较早的描写“农民工进城”的小说。有如潘训的《乡心》,小说讲述了在农村衰败后,主人公阿贵成为较早一批由农村来到城市的代表。原本以为从此幸福生活降临,没料到来到城市后,人生地不熟,勉强维持生计都还算困难,阿贵最后灰心意冷。还有王任叔的《阿贵流浪记》也有类似的描写。处于由殖民经济和市场经济占主导的社会形势下,农村的自然经济必然破产。而多年处于传统安逸下的这些农民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在身心上都难以接受。即使他们许多渴望着“城里人的生活”,但没有意识到在“城里生活”所需的转变,这必然导致失败。20世纪30年代,作家吴组缃、王统照、老舍等人,对这种社会现象有更深入的描写。在长篇小说《山雨》里,主人公奚大也是被逼进城。老舍的《骆驼祥子》很有名,祥子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他的身上拥有着中国人提倡的传统美德,但最终还是以幻灭结尾。这种结局的实质原因,首先是社会环境不好。而来到城市打工的人,全部都因家乡经济破产来到城市寻求谋生。但城市的环境又不能适应,个人本身素质就有限,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只能让生活牵着走,失败是必然的。看着文学作品里的主人公,发现他们身上都有可爱之处,十分同情他们的遭际却也无可奈何。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造,由于没有过渡和引导,对乡村和农民来说,被迫转变没有准备,无法消化,只能不断造成身体和心灵上的困苦。
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流趋于稳定甚至停滞。其原因很复杂,大致有:城市的户籍制度的建立,阻挡了农民从乡村涌入城市。这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以农村为题材的描写不再像原先那样对农村的破败突出描写。此时,“农民工”在文学视野中的形象是欠缺的。
21世纪初到现在,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差距更大。农村的建设走入瓶颈。户籍制的略有松动,造成大批人口从乡村向城市流动。社会现状的变化,给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时期作品有如高晓声《陈奂生上城》,以写农民陈奂生的视角,来看城市生活的变化。小说《哦,香雪》写了现代都市文明的文明成果对一位乡村少女的吸引程度,借乡村少女形象,来写出无数的乡村人对城市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之后,社会由于过多的农民工进城引发了诸多问题,使得一部分不得不弃城返乡。这时的文学作品描写的重点仍是以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渴望和想方设法进城的故事。如中篇小说《到城里去》,还有小说《城市里的一颗庄稼》讲述的是名叫崔喜的农村姑娘,为了进城,不惜嫁给死了老婆的30多岁的城里人宝东。小说《富萍》讲了农村姑娘富萍来到城市后,对城市生活产生了留恋,为了留在城市,她婚变后选择了嫁给城里的一个残疾人。有些小说从另外的角度来写农村人进城,它们以进城后的农村人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展开描写。农村人来到城市生活,需要适应城市的环境,从生活方式到价值取向都要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却不容易,小说《北京候鸟》讲述的是来北京谋生的外地人就像候鸟迁徙一样,虽然来到了北京,却不能及时适应都市环境、文化。还有的一直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这些农民工重返家乡,城市生活的岁月成为了一段记忆。文学作品中有较多的返乡者形象,如小说《归去》、《蒙娜丽莎的微笑》、《上海一夜》、《异乡》、《紫蔷薇影楼》等等。看似他们的重返是原地踏步,其实不然。在城市生活的经历对他们将造成一生的影响,城市的生活资料丰富,生活水平很高,生活节奏很快。这些有可能给他们带来正面的影响,亦有可能影响是负面的。
近现代文学史上,作家通过创造典型人物形象,一方面激起读者的同情心,另一方面引发读者思考。其中更有作者自己对社会的思考。农民工作为百年历史的主角,他们的人生遭际受到普遍关注,探索他们人生的轨迹,对社会思想的进化很有益处。从他们短暂的人生中,看到了社会的缩影,看到了社会变化的过程。文学上对“农民工”的描写构成了一个系列,这个系列是最具有研究价值的。
参考文献:
[1]逢增玉,苏奎.现当代文学视野中的“农民工”形象及叙事.兰州大学学报.2008.1
[2]樊星.当代文学中的“农民性”问题.文史哲.2009
[3]熊峰.谈谈我国现代文学中农民形象变化的“轨迹”.九江师专学报.1989
关键词:新教育;人的现代化;持继现代化
一、引言
通过教育使“整个生活现代化”和“整个寿命现代化”的实质好似在纵向上全面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其中,使“整个寿命现代化”的意向是指在时间上保持现代化进程的“川流不息”。陶行知说:“整个寿命现代化,是一个人一辈子上进,是继续不断地向时代的最前线追求”。要通过教育“使众人养成一种继续不断的共同求进的决心”,“活到文秘杂烩网老,做到老,学到老”。因为“时代是继续不断前进,我们必须参加在现代生活里面,才能与时代俱进,才能做一个长久的现代人。否则,再过几年又要成为落伍者了。因此,我们必须拿着现代文明的钥匙,才能继续不断地去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保证川流不息的现代化”。夭,’而且,还必须通过普及教育把“活用的文字”和“求进的科学方法”这个钥匙“从少数人手里拿出来教给大众”,以实现全民族川流不息的现代化。
二、陶行知“人的现代化”与“持继现代化”思想分析
陶行知的上述思想含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己涉及到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固定目标,而是一个动态过程的思想。当代学者认为,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实质上是该民族的文化传统向未来展开的连续的过程。文化传统的演进是一个流动与过去、现在,并不断向未来展开的可能世界。因此,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目标,而是不断开拓前行。陶行知不仅通过教育使每个人“继续不断地去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做一个长久的现代人”,而且要通过普及教育把全民族引沙锅不断“上进”之路,以保证中国的现代化成为“川流不息”的发展进程。
在当时的历史要件下,陶行知“川流不息的现代化”的意指主要在教人不断探寻科学技术等许多生产工具,不断增强征服自然的能力,提高以取物质资料为主要指标的现代化程度,尚未涉及征服对象如何保证被征服,从而实现人类与自然共生共荣的问题。但陶行知能在中华民族征服自然的主体能力尚十分单薄的历史时期提出保证现代化“川流不息”地向前发展的见解,对中国现代化无疑具有十分深远的启迪作用。一个民族如果一开始就以追求“川流不息的现代化”为目标,当其现代化进展到必须以保护征服对象而实现持续发展的时期,他要把现代化持续发展的主调转本文来源:文秘站 移到保护征服对象上来显然是顺理成章的。
使“整个生活现代化”指向的是人的现代化问题。当代现代化学者认为,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根本所在。如果社会成员在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行为规范和直接影响其行为选择的生活经验等仍然停留在前现代,一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再高也不能被称为现代化社会。陶行知所谓使“整个生活现代化”,就是要通过教育把全部社会成员从前现代人转变为现代人。他说,“怎样叫整个生活现代化?不但是要读现代书,而且要过上现代整个的生活”。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边是他大力提倡的“生活教育”。陶行知首创“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全新教育观,主要目的是要人在现实生活的一切方面接受现代范式。
他说,生活教育有五个目标,即“是康健的生活,就是康健的教育”;“是劳动的生活,就是劳动的教育”;“是科学的生活,就是科学的教育”;“是艺术的生活,就是艺术的教育”;“是改造社会的生活,就是改造社会的教育”;(这种教育的作用,“是使人天天改造,天天进步,天天往好的路上走;就好似要用新的学理,新的方法,来改造学生的经验”。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是动态社会的全部。在社会历史现代转型时期,实行“生活教育”,意味着人将不断吸取新的生活经验,不断带来自身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又必将反过来推动社会现代化向更高层次发展。两者成为一种前进性的互动关系,推动社会整体的现代化进程。
陶行知一生大力推广“生活教育”,教人“天天改造,天天进步”,不断改造旧的“生活经验,吸取新的生活经验”。其逻辑结果必然是中华民族成员从物质存在形式上(物质生活条件与方式等)和精神存在形式上(思想、观念、心理习惯和经验形态等)全面从传统社会范式中走出来,并全身心地进入现代社会的精神样态,成为存在于现代社会中并与现代社会共生共荣的现代人。陶行知对教育“使整个社会生活现代化”问题作过许多带具体操作性的论述与说明,谈到的许多事例都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实事,理论色彩并不浓厚,也未明确说过人的现代化问题,但他这些简单的讲论实际上已提出了人的现代化思想,总体上构建了当代学者关与人的现代化的基本框架。
三、小结
陶行知是一位以实践见长的教育家和教育思想家,并不是现代化理论专家。他的现代化思想贯穿在他对新教育的探讨和实践中,并未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但是,他那些不是时闪现的思想火花表明他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认识已远远超越了一般性的以工业我们取代农业文明的现代化观念,己较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必须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心理习惯和人的整体素质全面实现现代化转型的理论。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努力探索通过教育推进中国社会全面现代化的形式途径。他的一生为中国现代化作出了十分独特的贡献。当然,也必须看到,中国的现代化无论是理论索求,还是实践进程都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非一个人之力可以胜任。陶行知既在理论上探寻,更是在实践上求索,力图通过倡导和力行一种新教育模式实现中国社会全方位的现代化,这一选择决定了他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支撑自己预设的任务。因而不但未能在现代化理论上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他以新教育推进中国社会全面现代化的一生努力也远未达到他希望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周志俊. 陶行知健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j. 安徽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4,(04) .
①我奶奶刚满十六岁时,就由她的父亲做主,嫁给了高密东北乡有名的财主单廷秀的独生子单扁郎――据说是个麻风病人。奶奶不到六岁就开始缠脚,日日加紧。一根裹脚布,长一丈余,曾外祖母用它勒断了奶奶的脚骨,把八个脚趾,折断在脚底,真惨!我的母亲也是小脚,我每次看到她的脚,就心中难过,就恨不得高呼,打倒封建主义!人脚自由万岁!十六岁那年,奶奶已经出落得丰满秀丽,走起路来双臂挥舞,身腰扭动,好似风中招s的杨柳。
②奶奶坐在憋闷的花桥里,头晕眼眩。她抬起手,掀起红布――曾外祖母曾千叮咛万嘱咐,不许她自己揭动罩头红布――一只沉甸甸的绞丝银镯子滑到小臂上,奶奶看着镯子上的蛇形花纹,心里纷乱如麻。
③“老天爷,保佑我吧!”奶奶一把撕下那块酸溜溜的罩头布,放在膝上,悄悄地伸出笋尖状的脚,把轿帘打开一条缝,偷偷地往外看。她看到轿夫们肥大的黑色衫绸裤里依稀可辨的、优美颀长的腿,和穿着双鼻梁麻鞋的肥大的脚。奶奶猜想着轿夫粗壮的上身,忍不住把脚尖上移,身体前倾。她看到了光滑的紫槐木轿杆和轿夫宽阔的肩膀。 轿夫身上散发出汗酸味,奶奶有点痴迷地呼吸着这男人的气味,她老人家心中肯定漾起一圈圈春情波澜。轿夫抬轿从街上走,迈的都是八字步,号称“踩街”,这一方面是为讨主家欢喜,多得些赏钱;另一方面,是为了显示一种优雅的职业风度。
④那天抬着我奶奶的四个轿夫中,有一个成了我的爷爷――他就是余占鳌司令。那时候他二十郎当岁,是东北乡打棺抬轿这行当里的佼佼者――我爷爷辈的好汉们,都有高密东北乡人高粱般鲜明的性格,非我们这些孱弱的后辈能比――当时的规矩,轿夫们在路上开新娘子的玩笑,如同烧酒锅上的伙计们喝烧酒,是天经地义的事,天王老子的新娘他们也敢折腾。
⑤高粱叶子把轿子磨得嚓嚓响,高粱深处,突然传来一阵悠扬的哭声,打破了道路上的单调。哭声与吹鼓手们吹出的曲调十分相似。奶奶想这一双乔乔金莲,这一张桃腮杏脸,千般的温存,万种的风流,难道真要由一个麻风病人去消受?如其那样,还不如一死了之。高粱地里悠长的哭声里,夹杂着疙疙瘩瘩的字眼:青天哟――蓝天哟――花花绿绿的天哟――棒槌哟亲哥哟你死了――可就塌了妹妹的天哟――我不得不告诉您,我们高密东北乡女人哭丧跟唱歌一样优美,民国元年,曲阜县孔夫子家的“哭丧户”专程前来学习过哭腔。大喜的日子碰上女人哭亡夫,奶奶感到这是不祥之兆,已经沉重的心情更加沉重。
⑥轿夫们用力把轿子抖起来,轿子已经像风浪中的小船了,奶奶死劲抓住座板,命令着自己,不能吐啊,凤莲,人家说吐在轿里是最大的不吉利,吐了轿一辈子没好运……她忍不住了,一张嘴,一股奔突的脏物蹿出来,涂在了轿帘上。 奶奶放声大哭,高粱深深震动。轿夫们不再颠狂,推波助澜、兴风作浪的吹鼓手们也停嘴不吹。只剩下奶奶的呜咽,又和进了一支悲泣的小唢呐,唢呐的哭声比所有女人的哭泣都优美。奶奶在唢呐声中停住哭,像聆听天籁一般,听着这似乎从天国传来的音乐。奶奶粉面凋零,珠泪点点,从悲婉的曲调里,她听到了死的声音,嗅到了死的气息,看到了死神的高粱般深红的嘴唇和玉米般金黄的笑脸。
⑦轿夫们中途小憩,花轿落地。奶奶哭得昏昏沉沉,不觉地把一只小脚露到了轿外。轿夫们看着这玲珑的、美丽无比的小脚,一时都忘魂落魄。余占鳌走过来,弯腰,轻轻地,轻轻地握住奶奶那只小脚,像握着一只羽毛未丰的鸟雏,轻轻地送回轿内。奶奶在轿内,被这温柔感动,她非常想撩开轿帘,看看这个生着一只温暖的年轻大手的轿夫是什么样的人。
⑧我想,千里姻缘一线穿,一生的情缘,都是天凑地合,是毫无挑剔的真理。余占鳌就是因为握了一下我奶奶的脚唤醒了他心中伟大的创造新生活的灵感,从此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也彻底改变了我奶奶的一生。
(节选自《莫言精选集・红高粱》,有删节)
1. 细节刻画是小说常用的艺术手法,请找出选文中三处细节描写并简要分析其作用。
2. 人称的变化是莫言作品的常态,本文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交替运用,这与错杂地描写历史与现实有何关系?
3. 试根据选文分析“奶奶”的形象。
4. 选文写“奶奶”出嫁,请根据本段文字探究性地预测“奶奶”未来人生的悲喜趋势,并简要分析理由。
二、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后面的题目。
①秋天的一个早晨,潮气很重,杂草上,瓦片上都凝结着一层透明的露水。槐树上已经有了浅黄色的叶片,挂在槐树上的红锈斑斑的铁钟也被露水打得湿漉漉的。队长披着夹袄,一手里拿着一块高粱面饼子,一手里捏着一棵剥皮的大葱,慢吞吞地朝着钟下走。走到钟下时,手里的东西全没了,只有两个腮帮子像秋田里搬运粮草的老田鼠一样饱满地鼓着。他拉动钟绳,钟锤撞击钟壁,“RRR”响成一片。老老少少的人从胡同里涌出来,汇集到钟下,眼巴巴地望着队长,像一群木偶。队长用力把食物吞咽下去,抬起袖子擦擦被络腮胡子包围着的嘴。人们一齐瞅着队长的嘴,只听到那张嘴一张开――那张嘴一张开就骂:“他娘的腿!公社里这些的,今日抽两个瓦工,明日调两个木工,几个劳力全被他们给零打碎敲了。小石匠,公社要加宽村后的滞洪闸,每个生产队里抽调一个石匠,一个小工,只好你去了。”队长对着一个高个子宽肩膀的小伙子说。
②小石匠长得很潇洒,眉毛黑黑的,牙齿是白的,一白一黑,衬托得满面英姿。他把脑袋轻轻摇了一下,一绺滑到额头上的头发轻轻地甩上去。他稍微有点口吃地问队长去当小工的人是谁,队长怕冷似的把膀子抱起来,双眼像风车一样旋转着,嘴里嘈嘈地说:“按说去个妇女好,可妇女要拾棉花。去个男劳力又屈了料。”最后,他的目光停在墙角上。墙角上站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子。孩子赤着脚,光着脊梁,穿一条又肥又长的白底带绿条条的大裤头子,裤头上染着一块块的污渍,有的像青草的汁液,有的像干结的鼻血。裤头的下沿齐着膝盖。孩子的小腿上布满了闪亮的小疤点。
③“黑孩儿,你这个小还活着?”队长看着孩子那凸起的瘦胸脯,说:“我寻思着你该去见阎王了。打摆子好了吗?”
④孩子不说话,只是把两只又黑又亮的眼睛直盯着队长看。他的头很大,脖子细长,挑着这样一个大脑袋显得随时都有压折的危险。
⑤“你是不是要干点活儿挣几个工分?你这个熊样子能干什么?放个屁都怕把你震倒。你跟上小石匠到滞洪闸上去当小工吧,怎么样?回家找把小锤子,就坐在那儿砸石头子儿,愿意动弹就多砸几块,不愿动弹就少砸几块,根据历史的经验,公社的差事都是胡弄洋鬼子的干活。”
⑥孩子慢慢地蹭到小石匠身边,扯扯小石匠的衣角。小石匠友好地拍拍他的光葫芦头,说:“回家跟你后娘要把锤子,我在桥头上等你。”
⑦孩子向前跑了。有跑的动作,没有跑的速度,两只细胳膊使劲甩动着,像谷地里被风吹动着的稻草人。人们的目光都追着他,看着他光着的背,忽然都感到身上发冷。队长把夹袄使劲扯了扯,对着孩子喊:“回家跟你后娘要件褂子穿着,你这个小可怜虫儿。”
⑧他翘腿蹑脚地走进家门。一个挂着两条清鼻涕的小男孩正蹲在院子里和着尿泥,看着他来了,便扬起那张扁乎乎的脸,L着手叫:“可……可……抱……”黑孩弯腰从地上捡起一个浅红色的杏树叶儿,给后母生的弟弟把鼻涕擦了,又把粘着鼻涕的树叶像贴传单一样“巴唧”拍到墙上。对着弟弟摆摆手,他向屋里溜去,从墙角上找到一把铁柄羊角锤子,又悄悄地溜出来。小男孩又冲着他叫唤,他找了一根树枝,围着弟弟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扔掉树枝,匆匆向村后跑去。他的村子后边是一条不算大也不算小的河,河上有一座九孔石桥。河堤上长满垂柳,由于夏天大水的浸泡,树干上生满了红色的须根。现在水退了,须根也干巴了。柳叶已经老了,橘黄色的落叶随着河水缓缓地向前漂。几只鸭子在河边上游动着,不时把红色的嘴插到水草中,“呱唧呱唧”地搜索着,也不知吃到什么没有。
⑨孩子跑上河堤,已经累得气喘吁吁。凸起的胸脯里像有只小母鸡在打鸣。
⑩“黑孩!”小石匠站在桥头上大声喊他,“快点跑!”
黑孩用跑的姿势走到小石匠跟前,小石匠看了他一眼,问:“你不冷?”
黑孩怔怔地盯着小石匠。小石匠穿着一条劳动布的裤子,一件劳动布夹克式上装,上装里套一件火红色的运动衫,运动衫领子耀眼地翻出来,孩子盯着领口,像盯着一团火。
“看着什么?”小石匠轻轻拨拉了一下孩子的头,孩子的头像货郎鼓一样晃了晃。“你呀”,小石匠说,“生被你后娘给打傻了。”
小石匠吹着口哨,手指在黑孩头上轻轻地敲着鼓点,两人一起走上了九孔桥。黑孩很小心地走着,尽量使头处在最适宜小石匠敲打的位置上。小石匠的手指骨节粗大,坚硬得像小棒槌,敲在光头上很痛,黑孩忍着,一声不吭,只是把嘴角微微吊起来。小石匠的嘴非常灵巧,两片红润的嘴唇忽而嘬起,忽而张开,从他唇间流出百灵鸟的婉啭啼声,响,脆,直冲到云霄里去。
(节选自《莫言精选集・透明的红萝卜》)
1. 分析本文开头环境描写的作用。
2. 根据本文,结合人物语言、行为、神态简要分析当时中国农村人的生存状态。
3. 根据本文,分析人物“黑孩”的人物形象。
4. 有人认为,这段文字传达出物质贫乏时期的浓浓的人文关怀,有人认为传达出世态炎凉、人情冷漠。你怎么看,请讲述理由。
三、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后面的题目。
狼
①那匹狼偷拍了我家那头肥猪的照片。我知道它会拿到桥头的照相馆去冲印,就提前去了那里,躲在门后等待着。我家的狗也跟着我,蹲在我的身旁。
②上午十点来钟,狼来了。它变成了一个白脸的中年男子,穿着一套洗得发了白的蓝色咔叽布中山服,衣袖上还沾着一些粉笔末子,像是一个中学里的数学老师。我知道它是狼。它俯身在柜台前,从怀里摸出胶卷,刚要递给营业员。我的狗冲上去,对准它的屁股咬了一口。它大叫一声,声音很凄厉。它的尾巴在裤子里边膨胀开来,但随即就平复了。我于是知道它已经道行很深,能够在瞬间稳住心神。我的狗松开口就跑了。我一个箭步冲上去将胶卷夺了过来。柜台后的营业员打抱不平地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霸道?”我大声说:“它是狼!”它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无声地苦笑着。营业员大声喊叫着:“把胶卷还给人家!”但是它已经转身往门口走去。等我追到门口时,大街上空空荡荡,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一只麻雀在啄着一摊热腾腾的马粪。
③等我回到家里时,那头肥猪已经被狼开了膛。我的狗,受了重伤,蹲在墙角舔舐伤口。
脆蛇
①陈蛇说,有一种蛇,生活在竹叶上,遍体翠绿,惟有两只眼睛是鲜红的,宛如一条翠玉上镶嵌着两粒红色的宝石。蛇藏在竹叶中,很难发现。有经验的捕蛇人,蹲在竹下,寻找蛇的眼睛。这种蛇,是胎生,怀着小蛇时,脾气暴躁,能够在空中飞行,宛如射出的羽箭。如果你想捕怀孕的蛇,十有八九要送掉性命。但这种蛇不怀孕时,极其胆小。人一到它的面前,它就会掉在地上。这种蛇身体极脆,掉到地上,会跌成片断,但人离去后,它就会自动复原。有经验的捕蛇人,左手拿着一根细棍,轻轻地敲打竹竿,右手托着一个用胡椒眼蚊帐布缝成的网兜。蛇掉到网兜里,直挺挺的像一根玉棍。这时要赶紧把它放在酒里浸泡起来。陈蛇是一个很有资历的捕蛇人。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写的就是他的祖先。
②陈蛇最终还是被毒蛇咬死了。在他的葬礼上,我突然想起来一个问题:那种脆蛇,怀孕时脾气暴躁,不怀孕时性格温柔,这说的是雌蛇。
1. 理解文中画线句子的含义及其表达效果。
(1) 我于是知道它已经道行很深,能够在瞬间稳住心神。
(2) 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写的就是他的祖先。
2. 请概括《狼》中“我”、“狗”、“营业员”对狼的不同态度和结果。
3. 结合相关描写,请赏析《脆蛇》中雌蛇的形象。
4. 这两篇微型小说的结尾令人难忘,堪称“豹尾”,请对此加以探究赏析。
作者:王康钱 单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
一些学校的教学指导思想不适应信息化社会的发展要求,主要表现是学校对信息技术教育中教师的作用发挥缺乏较为科学的规划要求,导致“新瓶装旧酒”,没有因为新的学习方式的出现而制定出同步趋进的教育教学规范,使他们对学生情况的系统分类、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及教学模式等研究较少。具体体现:由于数字技术发展非常快,相应的培养目标变化较快,而目前的教学内容及现代教育技术使用形式普遍落后;有相当数量的教师对信息技术课缺乏系统全面的了解和掌握,不能够动态调整教学内容,选择合适教学方式及方法;对学生的信息素养培养仅注重基本信息能力的培养,缺乏逻辑思维方面的创新培养,等等。农村现代教育技术教育中教师的主体意识发挥不够,被动地适应数字化教学。信息技术手段发展异常迅速,网络环境下的教与学模式多种多样,教师很难自己动态适应这些变化情况。因此,如何结合数字化技术为教师提供有效的应用保障支撑体系,变得尤为突出重要。但是,目前普遍缺乏系统的、有效的应用保障体系以及教师培训体系。教师在新的课程改革中往往只重视了学科教学内容、手段和方法的改革,而忽视了教学过程的适应性改革。
明确教师的教育技术态度对其数字化学习中教育技术的理解和运用的重要作用教师的教育技术态度决定其对教育技术的理解和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态度实际上就是指教师对教育技术所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倾向和反映,它由教师对教育技术的认知、情感和意动三个因素构成。其中,认知因素指教师本人对教育技术这一事物的了解和评价,是对教育技术带有评价意义的叙述。情感因素指教师本人对教育技术这一事物的一种内心体验,表现为一种情感体验,即对教育技术有关原理、媒体、手段、方法喜爱或厌恶的程度。意动因素指由认知因素、情感因素决定的教师对教育技术的反应倾向,也就是行为的直接准备状态,它指导教师本人对教育技术的理论、媒体、手段、方法等作出某种反应,表现为“做不做”、“怎样做”的行动指令。教育技术态度的这三个因素,相互协调一致。教师应有良好的教育技术态度,包括需要正确对待教育技术工作,主动运用、主动研究、主动引导学生正确使用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多类知识,不断提高中小学生参与数字化学习的积极性。 加强对农村现职教师教育技术积极态度的培养
教师是否会使用、愿使用、能善用现代教育技术,已成为制约和决定现代教育技术学习效果好坏的关键因素之一。如果广大中小学教师对教育技术在素质教育、教育教学改革及信息化时代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没有起码的认识和评价,那么对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就不可能顺利实现。因此关注和研究中小学现职教师的现代教育技术态度,加强对他们教育技术态度的培养,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开展:(1)采用举办讲座等多种培训形式加强现代教育技术方面的宣传力度。省级电大可以制定切实可行的课程培训方案,下发各地市电大、县级电大,通过现代教育技术运用后所产生的教学方法、手段、模式、效果的巨大变化及与传统教育教学的巨大反差,引导中小学教师逐步转变教育观念,以全新的视野审视当前教育技术发展和教学改革的大趋势。同时反思和认识传统教学方法的陈旧、手段的落后以及模式的局限,用新的认识,拓宽自己的视野。(2)各级电大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使广大中小学教师充分认识到提高自身教育技术素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倡导积极使用所学教育技术,为学生学习的深入开展提供良好的保障和支持服务。建议采取的措施:一是制定教师学习计划。引导他们主动地学习教育技术的理论和方法,掌握现代化教学媒体的使用和操作,学会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认知水平、心理特点,选择和设计各种教学软件,不断探索和创造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二是做好教学激励工作。各电大教学单位可经常开展优秀教学软件的演示、展播和评比,对积极使用教育技术媒体、手段和方法,并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教师及所教课程大力宣传,积极推广。在公开教学、观摩教学、讲课比赛中,将教育技术媒体、手段、方法的应用和效果作为评价的一项基本条件等。(3)中小学校各级领导要重视现代教育技术教学工作,重视发挥教师的主体意识。要为现代教育技术的运用和教学改革的实践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支持,为现代教育技术培训提供支持条件并形成制度,作为一项常规工作开展。利用课余时间、节假日,按教师的需要及他们在教育技术方面的知识和水平,请电大有关专业人员对教师们进行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及不同内容的培训,使教师们学会用活的同时,养成一种使用教育技术的习惯。(4)各级电大应抓好骨干教师、优秀教师的校外培训,解决本单位《现代教育技术》课程师资力量薄弱的问题。可以选送骨干教师、优秀教师到高等院校的教育技术学系(电化教育系)或专业班进修学习,然后以他们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的示范、榜样和言传身教,带动教研组甚至整个学校的教育技术学习和应用活动,在“做中学”、“学中做”,逐步培养对现代教育技术的积极情感和态度。
所谓的独立研究是指单独地探讨、评价、分析某种文学现象或是某篇文学作品,使其成为一个单独存在的探究实体。以便深入、集中地讲解课题。以叶紫小说《丰收》为例,它讲述了大革命失败之后农民受到的残酷剥削和压榨,文章通过塑造老一代农民云普叔的形象,表现云晋树辛勤劳碌却希望破灭的悲剧人生,同时还对年轻一代农民的形象立秋进行了刻画,预示着年轻一代的农民不能够再同父辈一样生活了,应该去找寻新出路。小说运用细腻真实的描写,描绘出了一幅阶级压迫的血淋淋的图画和年轻一代的农民在压迫里觉醒同反抗,同时用乡土气息浓郁的风格感染读者,让其成为上世纪30年代描写农村题材的佳作。应该说在面对阶级压迫这个主线来采用独立研究式的授课方式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简便、利落,而且思路明确明晰,若将独立研究式同创设氛围式结合起来,则更能找出小说背后所蕴含的的深层内涵[2]。
细读文本,破除教材权威中国文学不仅历史长,而且文学史线索纷纭复杂,作家和文学作品同样也是如烟海浩瀚,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若是处理不精照本宣科,就很难保证教学质量和效果。因此,首先,我们就应当破除教材的权威,在理解透彻的基础上运用精而少的原则,优化教学的内容,从而获得良好的授课效果。其次,中国文学不单是传授知识,重要的应是使学生通过阅读学习文学作品,进而培养审美的能力,充分发挥文学作品审美教育的功能。所以,传统的以史代文教学模式一定要进行变革。众多学者,例如北京大学的温儒敏等教授就提倡中国文学教学应当淡化历史的线索,更突出作家的作品以及文学现象分析。其三,中国的文学作家,作品繁多,在时间有限情况下,还是需要严格地筛选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重点突出有经典意义的作家的文学作品,教导学生细读文本。例如沈从文,著述很多,因此学生很难一一细读。若选择短篇《八骏图》与中篇《边城》教导学生进行比较细读,如此一来,沈从文的作品思想、建构湘西世界的人性美以及批判与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学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而沈从文的独特艺术魅力,也能从这两篇小说里窥一斑而见全豹,获得具体的熏陶和感受[3]。
多媒体的辅助教学随着如今多媒体技术运用不断推广,利用多媒体进行辅助教学使教学效率得到了大大的提高,它不但可以使学生的抽象想象变具体,还可以在很短的时间让学生获取更多相关知识,进而扩大知识范围,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利用多媒体能够让复杂内容简化,例如赏析《白鹿原》,就地理位置而言,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中原、西北一代的事,这里的地理位置就能够利用多媒体来展示,学生能通过多媒体设备了解书中所涉及到的地域及景色,使学生能够深刻地体会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环境。就时间上来说,这部作品时间跨度较大,从清末直到解放初期,时间经历了五十年,而这五十年正是中国发生巨大改变的五十年,可以使学生深入到那时的环境里,面对画面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就人物来说,该作品中的人物都具有鲜明的个性,人物的不同性格能反映出该人物的命运,教师可以让学生自行归纳总结,列出表格,将人物结局同人物的一生经历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总结概括能力[4]。
在人文科目逐渐走下坡的时代,我们难免会困惑、惶然。然而,在困境里往往都蕴含着生机。我们必须重拾对文学教学的信心,深入探索,认真实践,积极地推进中国文学教学革新。而后现代的教学思想不管是在教学方式、课程计划、教学理念或是在师生关系上,都为我们的教学改革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破除了传统束缚,开辟了新途径。通过有效的教育革新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增强学生的独立思维。同时,重视从各个不同角度打造学生的人文精神,造就出具有自我意识、积极进取的精神、优良的情绪特征、强烈的竞争能力、独特的创造能力以及环境适应性强的高素质人才。
作者:翁韦梅单位: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摘要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中,民族民间文学是传承接续本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民族民间文学中蕴藏着的民族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和动力,对先进文化的建设起着重要作用。《苗族古歌》是苗族民间文学遗产,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以保护。本文以《苗族古歌》为例,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去研究民族民间文学的现代意义,探索它的发展路向,以促进民族民间文学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民族民间文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 苗族古歌 民族精神 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I106.7文献标识码:A
一 民族民间文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族民间文学是以劳动人民为主体,人民群众自己创作,并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的口头文学作品。它是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门类和领域之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17日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民间文学”都列在第一位。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中,民族民间文学作为不可缺少的文化组成部分,始终成为传承接续本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以口耳相传或口传心授为主要表达方式的民族民间文学,随着有说唱特长的歌师或艺人的相继逝去,没有传承人相接续,濒临“人亡歌息”的边缘。
为了抢救和保护包括民间文学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自2003年起,正式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2004年8月,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3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18号文件),这些纲领性文件,对民间文学的保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仅2006年,就有31项民间文学遗产,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又有5项列入第一批扩展项目名录,53项列入第二批名录,共计89项受到保护。如何从民间文学遗产中汲取合理思想内核,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之具有现代意义,如何探索它的发展路向,为先进文化建设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实现民间文学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苗族古歌》是苗族民间文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苗族人民的“百科全书”。本文以古歌为例,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去研究它的现实意义和发展路向,为民间文学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提供参考。
二 《苗族古歌》是苗族民间文学遗产,亟待保护与传承
古歌是一系列流传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地区的创世神话叙事诗的总称,由4组共13首神话叙事诗组成,总计8000多行。第1组关于开天辟地内容的古歌,包括《开天辟地》、《运金运银》、《打柱撑天》、《铸日造月》等4首,讲述了带有神性的巨人和巨兽,共同创造世间万物的故事;第2组关于人类起源内容的古歌,包括《枫香树种》、《犁东耙西》、《栽枫香树》、《砍枫香树》等4首,讲述了苗族的始祖本是古老枫树的故事;第3组关于洪水遗民内容的古歌,包括《洪水滔天》、《兄妹结婚》2首,讲述了洪水过后人类再造的故事;第4组关于苗族历史性迁徙内容的古歌只有1首,即《跋山涉水》,讲述苗族先民在巨人神的帮助下,度过迁徙途中道道难关的故事。这四组歌的内容既独立成章,又相互连贯,比较系统完整地反映了古代苗族人民的社会生活,歌颂苗族先民的创世艰辛。
古歌的形成,大约是在苗族原始社会的母系制末期,到阶级社会形成以前的整个历史时期,即苗族迁徙到黔东南定居之后。它主要流传在清水江流域一带的台江县、黄平县及周边的雷山、榕江、剑河、凯里、施秉、镇远、三穗等县市。古歌大多在苗族鼓社祭、婚表活动、亲友聚会、节日等场合演唱。演唱者多为老年人、巫师、歌手等,调子雄壮而苍凉。演唱时一般由二名男歌手和二名女歌手,宾主各为一方,以盘歌形式一问一答,互相对唱。每一章节结束时,则大家齐声相和“哟―吟―”,然后宾主频频劝酒,就这样边唱边饮直到唱完,可以持续几天几夜。人们在倾听中,忘却了恶劣的生存环境带来的一切艰难、烦恼和忧患,伴着歌声、笑声、泪水和回忆,精神压力获得释放,心灵变得舒畅自由,坚定了对生命、自然的热爱和追求幸福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古歌是苗族古代社会的“经典”,内容包罗万象,从宇宙的诞生、初民时期的滔天洪水,到苗族的迁徙、苗族古代社会的制度和日常生活等,承载着丰富的文化记忆和文化基因,是苗族文化延续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载体。古歌凝聚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态度、感情和言行,维系了民族的内聚、团结和权益,实现了民族文化的认同,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在苗族民间文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但是,由于苗族历史上没有文字,古歌只能口口相传。在现代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已濒临失传。以台江为例,在全县13万苗族同胞中,能唱完整部古歌的已寥寥无几,目前只有二百余人能唱一些不完整的古歌,而且都是中老年人。传承古歌较多的老人年事已高,如不抓紧抢救保护,苗族古歌将在世间消失。
三 《苗族古歌》的现代意义与先进文化
先进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灵魂,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而民间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生产的伟大成果,总是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的深层,它是民族的精神生活和心灵表现的一种重要的形式,也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凝聚起来的草根阶层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学的人民性、口头性、集体性、传承性等特点,使得民间文学在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上,具有更突出、更直接的意义。蕴藏其中的自强不息、团结互助、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等精神,都是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可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和动力。
1 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
坚韧不拔、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源,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生存下来并不断强盛的动力。从古歌中可以看到,苗族先民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因种种原因,多居住在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迁到黔东南定居后,在荒山野岭、荆棘丛中开荒种地。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他们既不企盼神的恩赐,也不等待奇迹的偶然出现,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重重困难,顽强地生活。他们这种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今天尤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价值,给人无穷的精神动力,激励人们变革创新、不懈奋斗,勇往直前。
2 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
团结互助是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直接源泉。“运金运银”歌中记载,开天辟地虽已完成,但“天是常常垮,地是时时崩,人人都愁焦,个个不安心”。这时候出现了四个祖先:宝公、雄公、且公和当公,一起商量寻找金银,用“金柱撑着天”,银柱支住地”。发现金银后,水獭、螃蟹都来帮忙把金银打捞上岸。然后又“一同来锯树”造船,运送时明确分工“养优划船头,雄天划中间,有恭划船尾,府拉把纤牵”,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成功地把金银运到了西方,最终得以“打柱撑天”。古歌吟唱的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当今时期应该大力弘扬的道德精神。只有万众一心、团结互助,才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3 以“劳动”为荣的勤劳勇敢精神
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劳动为荣,崇尚劳动、刻苦耐劳、勤劳勇敢的民族。古歌认为自然界是可以被认识和改造的,人们有智慧和力量战胜自然界。“运金运银”歌、“跋山涉水”歌中,都有很多劳动场面,如“休纽拉犁走呼呼,香两犁山种树木”;姜央“搓成了一双耙索,套牛去犁田”;“犁完了大地,耙完了山坡”,“爹妈开荒作田园,挖成旱地一片片,开成水田一湾湾”。休纽、香两是巨人神,他们外形高大、神力无边,但是,却同以姜央为代表的人类一样,参与征服自然的创造性劳动,显示了劳动创造世界的伟大力量。他们身上的勤劳勇敢精神,至今仍是民族精神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4 艰苦奋斗的精神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从古歌中可以看到,苗族先民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从北到南,由东到西,向更僻远的山区迁徙。“汉家占街头,壮家占水头,苗家占山头”是他们生存环境恶劣的写照。但他们不畏艰难,勇于拼搏,在崇山峻岭中开垦出层层农田、耕地,发展生产。如“整好上方土,修好下方河,填好坪子地,砌好斜土坡,才有土开田,才有地做活,才有山种树,庄稼满绿坡?”(《开天辟地》歌)。他们那种为了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顽强地与自然作艰苦卓绝斗争的精神,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激励整个民族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昂扬向上,奋力攀登。
四 苗族古歌的发展路向
民间文学对中国先进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作用,是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都无法替代的。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依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的方针,进一步深入地研究、探索民间文学的发展路向,建构起使之得以继续生存发展的合理机制。
1 政府主导 政策保障 经济支撑
在民族民间文学遗产的抢救、保护与发展过程中,政府居主导地位,民间文学遗产从搜集、整理到编辑出版,都需要政府的强力支持。只有政府积极地发挥在“法律制度、政策规划、资源整合、经济扶持及国际协调”等方面的特殊功能,工作才能有效地开展。苗族古歌能够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政府起了主导作用。台江县为了将“苗族古歌及古歌文化”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于2001年成立了“台江县苗族文化保护委员会暨申报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几年的努力,台江县已收集到的苗族古歌有5大组,近6万行,近30万字,编写、出版了以苗族古歌为主的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本《苗人的灵魂――台江苗族文化空间》一书。2006年5月20日,苗族古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以保护,才使得正在消失的苗族古歌以书面的形式,完整、系统、集中地记录下来,古歌才得以世代传唱。
2 构建民族民间文学数据库
随着信息技术、通信技术以及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完全可以运用最新的网络技术,搭建保护民族民间文学遗产的电子平台,“促进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使用数据库保护民族民间文学遗产,具有“易传输、易检索、易复制、保存永久,一次输入、多次输出”等特点,有利于民族民间文学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3 带薪传承 培养新人
民间文学是以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人为纽带直接传承延续下来的,对传承人的保护,是民间文学遗产保护的关键环节。对传承人实行带薪传承,落实传承经费,对传习活动给予支持,使得他们得以继续有效地开展传艺授徒活动,培养出新人,推动民间文学继续发展。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的王安江,是国家级苗族古歌的传承人之一,为了搜集苗族古歌,一度家破人亡,而他本人也在2005年病重住进县医院治疗。台江县委、县政府知道后,垫付了医疗费,挽回了他的生命。随后台江县委宣传部牵头,组建“王安江古歌出版筹备改稿小组”,协助他对其手稿进行修改和整理。黔东南自治州委、州政府拨款20万元资助出书,2008年7月《王安江版苗族古歌》顺利出版发行。正是在各级政府的重视与政策扶持下,他不但成为古歌的传承人,而且实现了带薪传承。解决了后顾之忧的他,现在正专注于古歌的传授。
4 多媒介宣传 唤醒文化自觉
在日益全球化的文化进程中,虽然不可避免地要与外来文化、文学发生广泛的联系,但我们更应有民族自身文化的自觉。这种自觉是对民族既有文化传统的重新理解和审视,发现文化传统精神的当代价值,并自觉地坚守其民族精神和核心价值。古歌是苗族人民的心灵史,是苗族赖以生存的亘古不变的精神支柱。但是,随着农村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加上娱乐方式的多元化,少有人唱古歌,出现了民族文化自卑的现象。我们应通过网络、电视、报纸、广播等多种媒介,宣传古歌,展演古歌,以加深对民族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唤醒公众的文化自觉,激发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为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5 发展文化产业 实现创新发展
发展文化产业被看作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性保护,或者说是“活保护”。在文化的形式、内涵和功能得到尊重的前提下,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适度的资本化运作和开发利用,不仅是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必然要求,也有利于促使人们形成自觉的保护和传承意识,推动文化建设的与时俱进和发展创新。如苗族古歌文化产业的开发,可把苗族古歌所反映的文化内容和苗族史籍记载的一些历史和文化事象进行有机整合,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可以建设成苗族文化生态主题公园;将古歌改编制作成影视、动漫和网络游戏系列产品。用现代形式生动地展演传统的文化事象,让传统文化获得当今的发展形式和人们乐意接受的方式,古歌将赢得强大的生命力,其伴生的苗族传统文化,也将得以鲜活的延续和发展。
总之,民族民间文学发展至今,仍具有其现代意义。我们在探索民族民间文学的抢救保护、继承发展的过程中,要用科学的发展观来指导工作,以创新的精神开展工作。通过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并在经济上给予有力支撑,构建民族民间文学数据库,传承人带薪传承,培养新人、多媒介宣传,唤醒文化自觉,发展文化产业等一系列措施,将保护工作从单一保护,转向全面立体的保护,从静态保护转向“活态”保护,尽快建立起科学保护机制,才能够真正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先进文化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同时实现民族民间文学的可持续发展。
注:本文为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基金资助课题《教育人类学视野下苗族古歌教育功能的研究》(082YSK08)的阶段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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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教育思想;现代学校;文化建设
现代学校文化建设是具体落实现代学校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支撑学校发展、适应时代要求的特有精神环境和文化氛围。学校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依托于长期的教育实践,是一种稳定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由学校全体成员创造和遵守,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因此,学校文化可以说是学校的精神支柱。现代学校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学校全体成员进行教育创新和改革、适应时展潮流的重要精神力量,也是深入推进素质教育,实现学校创新发展的强大内驱力。现代学校文化的建设必须具有时代特征,但并不意味着抛弃教育的传统文化。中国教育源远流长,浩瀚广大;群星灿烂,竞相争辉。这当中尤为耀眼的是儒家教育。在古代,儒家教育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主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现代中国教育,并推动其向前发展。我认为,基于儒家教育思想的现代学校文化建设突显了中华教育文化特色,发扬着中华文化的传统,摆脱了现代社会中的浮躁气息。儒家教育思想影响下的现代学校文化建设突出体现在现代学校的课程文化、教师文化和学生文化方面。
一、传承儒家教育思想,有效实施现代学校课程文化建设
今天我们进行教育改革,应当自觉地发扬光大儒家教育思想之精华,以使我们的教育走得更快,走得更稳,成效更为显著,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人才。儒家教育思想的基础是以人为本,即以学生为本,其核心是教化天下。当然我们今天的教化内容与传统儒家思想的教化有着本质的不同。在近几十年的教育改革过程中,课程和课程文化建设越来越注重这些至今闪光的思想与现代教育内容、方式方法的融合。课程是实现学校培养目标的载体,是一切教育活动的载体,课程和课程文化建设,是学校文化建设的支柱。课程不等于学科,它是教师、学生、教材、环境四因素的整合,其本质是一种教育进程,是一种实践状态的教育。[1]学校课程文化本身具有开放性、选择性和综合性的特点,这些特点本身就显示出儒家教育的光辉思想。而现代学校课程文化还应具有活动性,即开展活动课程,充分发展学生个性。这是也是对儒家教育思想的发展。儒家教育中学生以学习礼、乐、射、御、书、数为主,涵盖人文、艺术、科学各个方面,因此,儒家思想下的课程文化建设首先要丰富课程内容,提高艺术类、科学类课程在学校课程中的比重;其次,教材的选择和使用要不拘泥于统一编制的教科书,应大力开发校本课程,体现本土特色;第三,课程实施过程中,充分融入儒家思想元素,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渗透在教学中,如音乐、美术课程包含经典民乐、民歌、民族戏剧欣赏和中国画、书法艺术欣赏的内容,体育课增加中国武术等教学内容等。学校可以秉承儒家教育思想,在课程文化建设方面,首先注重德育渗透,关注课程发挥的道德教育功能,提出“蒙以养正”的教育理念,意即通过启蒙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行。如为了让学生拥有健全的人格,积极乐观地成长,面向学生和家长开设心理团辅课。整个课堂以活动为载体,在寓教于乐中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同时利用亲子活动,增强亲子交流,提高家长教育能力,实现义务教育与心智成长和谐递进,为塑造良好学习成长环境、促进身心健康发展打好基础。此外,注重课程建设的活动性,寓教于乐,知行合一。活动课程可以丰富多彩:“文明礼仪活动月”“艺术活动月”“体育活动月”“读书活动月”,每年四个主题周而复始,既丰富了学生的学习生活,又提升了学生的人文素养。为了增强学生的主人翁意识,还可以推行校内“志愿者在行动”,让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比如食堂就餐的管理,做到三句要求:“进食堂,安静;餐盘里的饭菜,吃净;坐过的地方,更干净。”
二、传承儒家教育思想,有效实现现代学校教师文化建设
教师文化是教师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对职业、学生等一系列问题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主要包括教师的职业意识、角色认同、教育理念、价值取向、情绪和行为的反应等。[2]教师文化是学校的主流文化之一,学校教师文化建设的内容一般包括教师的教育理念、教学风格、行为风范等。儒家教育思想下的教师文化表现在:1.为人师表,认为一位称职的教师必须具备博学、勤习、求知、践行和谦让五方面的条件;2.教学相长,认为教育者只是相对高于受教育者,因此当他教育别人时,也是自我教育的过程;3.有教无类,认为无论什么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4.因材施教,认为对不同的材,进行相应的教育,使学生将其特长和本领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5.善于诱导,认为教师要善于启发引导学生,6.勤勉不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显然儒家教育思想强调教师的敬业精神、自我提升与教育教学方法等。承继儒家教育思想中对教师的要求,学校应将教师专业发展作为促进学校发展的重中之重,一方面对教师的师德师风提出要求,另一方面对教师个人专业素养提出要求,要求他们不断学习,更新和扩充知识体系,提升自我,以适应当代社会学生学习需要。学校还可以以师德师风建设为核心,围绕学习型学校的建设目标,利用一切机会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培训和学习的平台,在原则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方式上侧重参与式培训与反思性教学,在内容上坚持通识培训与学科培训并举,在层次上全员培训与骨干培训相结合,逐步形成师德与业务并行、务实进取的教师文化。[3]如深入扎实开展师德师风建设活动,通过进行“身边人写身边事”,在全校树立起师德标兵,以先进的典型事迹引领全校教师修身立德、为人师表。同时,还将师德列入教师绩效考核范畴。此外,在终身学习理念的指引下,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还可以组织教师每学年都参与教育局与中国教育学会联合开展的培训,北京、上海等地的学习交流和考察极大地拓展了教师视野,吸收了优秀的教育教学经验。为促进青年教师的成长,除为他们提供学习培训机会外,还可以在校内实施校内导师制,定期磨课、研讨,鼓励优秀青年教师加入县名师工作室等。
三、传承儒家教育思想,有效实施现代学校学生文化建设
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价值是教化天下,而教化的关键是修身正己,即所谓“内圣外王”,就是开掘道德潜能,追求道德人格,达到人格完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儒家的修身正己有一套准则与规范,那就是仁、义、礼、智、信。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都有特定文化环境和氛围;不同的文化环境,学生群体必定持有与他们的文化环境一致的共同的价值观、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不同的文化环境和氛围,决定了不同的修身正己的准则和内容。因此人们常说,什么样的学校走出什么样的学生。可见,积极、健康的学生文化的形成与学校整体文化建设息息相关。积极健康的学生文化的形成取决于修身正己的准则和内容。修身正己的前提是立志。立志就是要确立远大的理想和宏伟的目标,树立起前进的方向,坚定前进的信心。其次要自强不息。儒家认为人应该坚忍不拔,志存高远,立功当代,扬名后世,生则有为,死则不朽,壮心不已,奋斗不息,以天下为己任,“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受儒家教育思想的启发,我们确立了“身心健康、品学兼优、做大写的中国人”的培养目标,形成了“勤学善思,知行合一”的学风,培育有理想、有担当、有爱国情怀的少年。儒家教育思想认为教育是形成于内而形于外的,修养的高低主要靠行动来体现,也只有按照道德规范身体力行,才能不断提高自身修养水平。为实现学校的培养目标,应做出以下努力:一是强化学生会职能,发挥学生会、学生文明岗在学校常规管理中的作用,强化班团干部的管理、使用;二是实行班级内部学生值日制度,设值日班长,每日轮流值周,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班级管理,培养自主管理能力;三是充分利用好班会课这一主阵地,通过形式多样的主题班会,让学生自我设计、自我教育,给学生以展示自我的平台;四是依据学生的兴趣与发展需求开发了拓展性社团,有“黑鹰跆拳道社团”“飞翔田径社团”“铿锵玫瑰足球社团”“书画社团”“舞蹈社团”“百灵鸟合唱团”等等。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可以通过教化,由善端发展为善行,或善质变为善行。根据儒家教育思想,学校应看重学生德行的养成教育,看重良好德行养成的具体内容与措施。为此,学校开展了三个德育专题活动:《做一个文明人》《干净整洁每一天》《自理自立我能行》。我们认为,学生从小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必能为学生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我们不仅要关注学生的现在,更要关注学生的未来。我们知道,儒家教育的显著特点是启发人的内心自觉,教育人如何“做人”。所以,我们要让学生懂得,做事先做人,做人比做事重要,做事比做学问重要。我们注重学生的自觉自省,使他们成为管理自己学习和生活的主人,最终达到学习上自觉,主动参与和探究;生活上自立,主动自理与服务;行为上自律,主动约束与反省;交往中自强,主动合作与交流。通过系统全面的养成教育,从根本上培养学生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发展,让我们的教育影响孩子一生,成就孩子未来。
四、传承儒家教育思想,有效实施现代学校物质文化建设
物质文化一般指学校的绿化、美化、净化、文明化,具有美化作用、引领作用、育人作用、助推作用,这与儒家教育思想一脉相承。儒家教育思想充分利用人的社会化的本能和需要,重视在“导”字上下功夫。儒家认为,道德即人处于理智状态,当人们在道德无知状态下,要向人们灌输道德理性;当人们的理智在失控的状态下,要向人们进行道德理性的呼唤;当人们在道德迷惘的状态下,要向人们进行道德理性的启发。通过“导”寻求渐进的功效。[4]基于此,为进一步规范、细化校园物质文化建设,学校可以将物质文化进行这样的打造:走进我们校园,首先看到的是刻有《论语》经典论述的“孔子大道”,让学生每天行走在经典之中;“孔子游学”浮雕、儒家思想经典语录、校园展板、醒世警言,多姿多彩的班级文化长廊、班级宣传栏,都是一种无声的循序教导;班级里的图书角,每月一次的影视欣赏,陶冶学生情操,增长见识。学生作品的展示也为校园带来浓浓墨香。从教室文化、宿舍文化、餐厅文化、建筑文化、花园文化建设,让每一面墙、每一个角落都会说话,注重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的有机结合。把儒家思想、传统文化的精髓自然融入于学校物质文化之中,为校园文化建设铺下深厚的积淀,让学生耳濡目染,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儒家教育思想与现代学校文化建设一经融合,便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当然,目前学校儒家教育思想与现代学校文化建设的融合基本上停留在表层,形式居多,尚未完全内化进领导层的管理行为、教师的教学行为、教师与学生的修身中,尚未完全自然地融入于学校物质文化中;再者,还需注意学校文化设计上的整体性、创新性,要让学校文化具有旺盛的“生命”、鲜明的“性格”。我们相信,有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这块厚实肥沃的土壤,有我们自觉的继承与发扬文化传统的意识,我们一定能在日益开放、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中为学校发展谋得一席之地,彰显学校特色,培养出更多祖国建设需要的栋梁之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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