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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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范文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1］祝茂.转型期中国经济问题探索——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观点综述［J］.南开经济研究，2005，（1）:100-103.

［2］赵凌云.中国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存在的基本问题与解决思路［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4）:6-7.

［3］严飞.《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改革与实践探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181.

第2篇：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逻辑起点;抽象劳动;人的本质

中图分类号:FO-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460(2012)03-0026-08

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两大理论体系的对立,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差别,两种理论体系的差别充分体现在经济学逻辑起点的分歧。只有深入分析这两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分歧点,充分吸收容纳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合理的基本内容,才能够在西方经济学本土化的重建中寻找到新的研究对象和新的方法论体系,经济学研究才能解决时代所赋予的新问题。

一、经济学逻辑起点的特性:抽象特征和唯一性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理论体系,每一种体系都有各自的逻辑结构,因而必有一个逻辑起点。理论体系是由一系列概念、范畴、命题等共同构建的完整的结构性知识,逻辑起点作为理论体系中的“元概念”,它不但构成了研究对象中最基本、最抽象的范畴,而且也包含了整个理论体系中最核心的矛盾,对于该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和基本的制约作用。

关于逻辑起点的特征,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曾提出三条质的规定性:

第一,逻辑起点应是一门学科中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

黑格尔把最简单、最抽象的“纯有”作为逻辑的开端,所谓“纯有”就是对一切事物的高度抽象和概括,它是最简单、最一般的概念,也是最抽象的概念。他指出,“这个概念可以看做是绝对物最初的、最纯粹的,即最抽象的定义”。(1966:59)黑格尔以“纯有”作为逻辑的开端是与他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所分不开的。为了适合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方法的要求,开端必须是最单纯、最抽象的东西。

第二,逻辑起点应揭示对象的最本质规定,以此作为整个学科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而理论体系的全部发展都包含在这个胚芽中。

黑格尔论述了逻辑学开端所包含的有与无的对立统一性,指出“纯有”是有和无的统一。黑格尔说“开端包含有与无两者,是有与无的统一;——或者说,开端是(同时是有的)非有和(同时是非有的)有”(1966:59)。矛盾在逻辑体系的开端中就已经存在,尽管还处于隐含的、未充分表露的原初状态,但是已经蕴含了整个进程发展的全部基因。

第三,逻辑起点应与它所反映的研究对象在历史上的起点相符合(即逻辑起点应与历史起点相同)。

黑格尔在逻辑史上第一个提出了逻辑和历史一致的思想,他说:“在哲学历史上所表述的思维进展的过程,也同样是在哲学本身里所表述的思维进展的过程,不过在哲学本身里,它是摆脱了那历史的外在性或偶然性,而纯粹从思维的本质去发挥思维进展的逻辑过程罢了。”(1980:55)黑格尔在论述了他的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思想后,接着特别提到了逻辑的开端,他说:“但这里须首先提出的,就是逻辑开始之处实即真正的哲学史开始之处。”(1980:191)

黑格尔认为必须同时满足这三条规定性的范畴才能作为逻辑起点,这也是作为逻辑起点的基本要求。

对比分析黑格尔所提出的关于逻辑起点的三条规定性特征,可以看出,第一条论述的是逻辑起点在学科体系中所处的抽象层次;第二条论述了逻辑起点与研究对象关系的本质抽象一致性,即逻辑起点的抽象性应受它所反映的研究对象的限制——既不可抽象不足,也不应抽象过度;第三条则论述了逻辑起点与研究对象历史的社会关系的一致性,即逻辑起点应与历史起点相同。

应该看到,黑格尔关于逻辑起点的质的规定性的要求,是基于自身的逻辑学、哲学体系构建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是关于理论体系中逻辑起点的一般性特征的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众所周知,马克思就是从“商品”这个最简单、最抽象的逻辑起点出发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利用商品作为逻辑起点展开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论述,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多样性都以胚芽的形式存在于商品之中,进而建构起经济学全新的理论体系。置于经济学研究的学科体系之下,关于经济学逻辑起点的质的规定性,应该在黑格尔论述的基础上,结合考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商品”作为逻辑起点进行理论建构的过程及经验,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表述。

关于逻辑起点的确立,马克思认为,学科研究与叙述总体上应遵从“具体——抽象——具体”的逻辑结构。在具体研究中,马克思分别采用了以本质抽象为特征的研究方法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第3篇：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范文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

第4篇：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范文

一、提高教师自身素质，以身作则是调动学生学习情感的前提条件

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它的实践性。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则要求教师在传授理论的同时，必须注重自身的实践示范作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生理、心理和社会的需求。他们对待客观事物的态度会因各自需求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主观情感。心理学实验表明：当一个人对某种事物持欢迎或趋同的态度时，就会产生喜爱、尊敬、渴望等肯定性情感，即正倾向，反之就会产生憎恶、悲哀、忧郁等否定性情感，即负倾向。“亲其师，信其道”正是情感的这种强烈的倾向性的体现，而且这种强烈的倾向性不仅直接影响到人际关系的和谐度，更直接影响人们对信息接受的速度、质量和处理效果。因而教师的自身素质决定着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每一个学生都期望和敬佩自己的老师不仅知识渊博而且言行一致、关爱学生，所以教师本身必须不断提高个人素养，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业务水平，树立起自己在课堂和日常生活中的表率作用，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智慧魅力、形象魅力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否则学生不仅会对教师产生强烈的反感，而且还会怀疑理论的社会实践价值，进而产生对系统而又科学理论学习的厌倦情绪。如在讲授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时，如果教师不按照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规律，资本主义生产的剩余价值规律以及资本积累规律的理论逻辑，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渐进、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而一味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整而获得暂时发展空间以及当代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即教师自己就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都不坚信、缺乏底气，那又如何让学生接受这一理论是科学的呢？

二、理论联系实际，对学生动情晓理是诱发其学习情感的基本途径

如果说需要是情感产生的原因，那么情感则是实现预定目标或任务的动力。正如列宁所说：“没有人的感情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1]马克思也曾指出：“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2]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要掌握其基本理论和观点，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把握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客观要求的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全面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问题，把握经济全球化发大趋势，以及认识在这一趋势下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从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简言之，就是使学生在增长政治经济学系统知识的同时，形成运用其基本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要实现这一目的，需要自觉自愿才行，单靠外部的强制因素很难奏效，毕竟，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就对教师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调查，许多学生高考所以选报经济类专业并非出于对该专业有充分了解、具有较浓兴趣的自主抉择行为，而是其家长或亲朋好友基于将来毕业后可能就业面宽、待遇较好等“实用主义”观念而替代选择的结果。其实，大一新生对该专业所开课程知之不多，更不提若干年后自己能具备何种“经世济民”的能力了。他们判断某一具体课程值不值得下功夫学的一条重要标准极为“功利”：即该课程能否解决现实社会中的焦点热点问题和学习生活中的疑难问题；学了这门课程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利益或实惠。现阶段，他们特别关注的热点问题主要有：现阶段的金融危机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现阶段我国CPI超3%，国家为何仍不加息？我国剩余劳动力如此丰富，何以还会出现“用工荒”？原本更具抚养能力的发达国家的居民不愿多育后代，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国，计划生育工作却成为“天下第一难事”？房价调控为何越调越高？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为何越来越大？老百姓为何“看病难”“看病贵”？等等。对此，教师不应回避，要寓情感教育和以理服人于课堂教学内容之中。我们可以在课堂教学中引入大量丰富生动的案例和道德、理想、价值观以及教师人格魅力等富有情感的教学内容，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努力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增强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不说大话、假话、空话、套话，而应依据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帮他们释疑解惑。学生的疑难一经解开，便会认同经济理论的强大威力，从而积极主动的学习它。正如孟子所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三、关爱学生，尊重学生个性是激发学生情感共鸣的重要契机

如今的大学生个性强，自主、自立意识明显提高，但其情感、意志、性格等非智力因素却处于不稳定状态。如果教师经常以长者身份用条条框框来限制学生，动辄横加指责，势必造成他们因自己的自主意识受到伤害而对课程学习采取消极排斥的心理。其实，爱本身就是一种教育。爱是每个孩子健康成长中必不可少的元素。爱会给他们创造一个积极向上的氛围。师生情感的交融对教学双边活动，有着积极的优化作用。这种优化作用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期望效应”，它满足了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的欲望，对学生高尚情操的陶冶，健康身心的培养等都发挥着作用。师爱对学生来说，是一种鞭策和激励。它满足了学生心灵深处渴望得到理解、赏识、信赖与尊重的需求，唤起了自信，激起了自尊，使学生在积极的心态中不断进取。因此，教师应与学生建立一种民主、平等的和谐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要求教师必须以参与者身份加入学生的行列。如在教学中一起讨论重大社会现实问题时，老师应先做一个倾听者，尽量让学生畅所欲言，然后也提出自己的观点，把基本原理融汇在问题的讨论之中，让学生自己加以比较和鉴别。这样，学生既轻松地接受了理论知识，又提高了他们对问题的判断识别能力。所以尊重学生的自尊心、满足学生的自主要求和自我表现的愿望，往往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四、精心设计案例情境，是调动学生情感因素的有效方法

教育心理学表明：课堂氛围对学生的学习心境有着重要影响，而学习心境的好坏又直接影响着知识掌握的速度和质量以及能力提高的程度。因此，教师应尽量创造良好的课堂气氛，使学生在愉快的心境下学习，让他们感到“每一分钟都在享受”。“情境式案例法”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情境式案例教学法是通过带有情感因素对案例进行描述，帮助学生在特定的情境中获得大量生动、立体的形象感知，并受到特定气氛的感染，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将教材中语言文字唤起的表象，转变为直观立体的感知效果，充分利用认识过程的听觉、视觉、情感因素，达到单纯的理论学习达不到的效果。借着情境式案例形象的描述，有助于增强学生的课堂注意力，减少学习过程中产生的疲劳感。比如我们在讲解“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原理时，给学生绘声绘色讲“两个猎人的故事”，说的是：两个猎人早晨出发到森林打猎，到傍晚时分，森林边出现一只野兔和一头野猪，埋伏在石头背后的两个猎人同时开枪，其中A打中一只野兔，B打中一头野猪，他们将各自猎物拿到市场出售，结果B所得比A所得多很多。接着话锋一转，设置情境：如果你是A，你心里会平衡吗？花费了同样的成本，而收益却如此悬殊公平吗？经济学能解释吗？一下子就把学生的求知欲给激起来了。教师可以与学生一起讨论，通过引导和启发，让他们明白：野猪比野兔卖的钱多，不是因为野猪个大体重，也不是因为野猪的味道好———使用价值不能比较大小或多少，商品的价值量不是由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两个猎人打猎所花时间属个别劳动时间，不能决定商品的价值量，而市场则是交易双方根据自然界野猪数量稀少，搜寻需花费更多时间、野猪凶猛捕获它得付出猎人们更多劳动等因素给予更多（社会）劳动时间的计量。通过诸如此类的案例，既帮助同学们理解到了价值量决定的机理，又让同学们明白经济学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生活中。

五、开展丰富的实践活动是保持学生激情、稳定学生情感的重要方式

第5篇：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范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市场观

    新制度经济学市场观,是指新制度经济学家对诸如市场是什么、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其有效的运行需要什么样产权制度前提、有什么经济社会代价等有关市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和观点。新制度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有着深刻的分歧。他们的思想揭示并弥补了主流经济学市场观许多重要的局限性或不足,有助于人们对市场获得更为完整、深入、科学的认识。

    一、市场是一种制度

    “市场并不像它表面上所显示的那样,是一目了然的”。①西方不同流派的经济学者对“市场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看法并不一致。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市场是买卖双方自由进行商品和劳务交换的地方,是价格存在并受供求关系影响的地方。如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并不是指任何一个特定的货物交易场所,而是指地区的全部,在这个地区中,买主和卖主彼此之间的往来是如此自由,以至相同的商品的价格有迅速相等的趋势”。②斯蒂格勒也认为,“市场是一个区域,在其中一种商品的价格是趋于一致”。③普瑞尔指出,市场是“(1)买者和卖者碰面议定商品和劳务交换的过程,(2)价格存在的地方,(3)价格受到供求力影响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地区”、“区域”或“地方”,既包括有形确定的空间,也包括无形不确定的空间。④在逻辑上,价格的存在是由供求关系决定,是买卖双方在自由进行商品或劳务交易时必然伴生的现象。所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来说,买卖双方对商品或劳务进行自由交易的行为是“市场”的根本。只要存在着关于某种物品的自由交易,就意味着关于该物品的市场的存在。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对市场的看法与主流经济学有明显的不同。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所说的自由交易只是在一个社会选择了市场这种制度时才会普遍存在和有效地进行的现象。科斯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意识到经济体系与法律体系之间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存在着私人法律,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则和规定,交易就不可能迅速达成”。⑤布伦南和布坎南认为市场意味着一系列运作规则,“个人行为恰好是在这些规则之下在市场中产生的”。⑥所以,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看来,自由交易行为并不是市场的最为本质的东西,市场的最为本质的东西是使此种行为能够有效进行的具有特定的“法则和规定”的“法律体系”。正是从这种角度出发,他们把“市场”看作是一种“社会安排”或一种“制度”。如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指出,可以“把一个社会体系视为依靠技术、法规或习惯对稀缺资源使用导致的冲突的解决方案”,市场只是人类所曾采取的许多“解决方案”或“安排”中的一种⑦。张五常说,“市场本身是一种制度”,“像任何其他制度一样,市场被创造出来在其他约束条件下降低成本”。⑧富鲁博顿和瑞切特说,“市场最好理解成便于多方进行反复交易(与个体之间的零星交易相对应)的社会安排,‘市场’这个组织由一系列的制度规则(一种制度)和人构成,人们创造了这些规则并将它运用到特定的商品交易中去”。⑨这些制度“决定了每个潜在交易者的产权分配并对这些产权如何使用或转让作出了规定”,其目标是使“绝大多数潜在交易方有机会参与竞争”,⑩并“有效地组织交易”。[11]

    总之,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市场是一种制度,是价格机制的存在和作用或人们所看到的买卖双方自由地确定交换物品的价格和数量的过程或行为,只是在社会选择了“市场”这种“制度”、“社会安排”或“法则和规定”的条件下才能成为普遍性存在的现象,不是“市场”本身,而是“市场”所力图促进的东西。

    二、市场是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冲突的一种方式

    由于主流经济学把市场归结为人们自由自愿的交换行为,所以,对他们来说,自由交换行为的发生,即意味着市场的产生。在主流经济学看来,导致交换行为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作为人类的“本然的性能的”“要求互相交换这个倾向”;[12]二是分工[13];三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14]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观念中,无论是斯密说的交换倾向,还是门格尔所说的人类经济行为所遵循的“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还是“分工”,都不是由人们可识辨的外在于个人的人为的有形强制行为的结果,而是自然或基于个人理性而自发生成的。把交易行为的发生或市场的产生归因于这些自发性或自然生成的有关人性或经济的事实表明,在主流经济学里,市场被看作是基于个人理性自发生成的。

    而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市场制度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资源稀缺性所必然导致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它是作为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这种利益冲突问题的一种方式而产生存在的。阿尔钦指出,经济资源的稀缺性“阻碍了每个个人达到完全心满意足的程度”,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人实现的一定程度的心满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下的生活状况为代价的”,因此社会成员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冲突”。“每个社会都必须解决它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解决(而不是消除)这一冲突的方式通称为竞争。因为,按照定义,既然没有办法消除竞争,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在于:为了解决利益冲突,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竞争形式。”[15]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人类为解决这种“利益冲突”而“作的安排包揽了人类经验的全部范围,包括战争、罢工、选举、宗教权威、法律仲裁、交换和投机。每一个社会都采用过这些方法。社会组织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它们所强调的解决与资源稀缺相联系的问题而采用的特定方法上”。[16]这里的“交换”是作为一种社会的“安排”,因此显然不是主要指行为,而是指人们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取得各自所需的但为他人拥有的财物的制度,即其所说的市场制度。

    由于在历史上或在现实中,人类还常用许多非市场手段如战争、行政安排或法律仲裁等来解决经济利益冲突问题,所以他们强调,人们选择市场作为解决因资源稀缺问题所导致的利益冲突的一种社会制度或手段,并不是如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所当然”的。在他们看来,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主要依靠市场来解决稀缺资源使用上的冲突。[17]自由交换要成为一种现实的普遍的行为,“需要法庭或政府的权力来加以补充”,[18]需要得到“以国家暴力或惩罚为后盾的行使法律的支持”,[19]因此,“没有政府的协助是不行的”。[20]

    把市场看作是一个社会所采取用于解决其所面临的公共经济问题即由于稀缺资源使用而发生的利益冲突的“安排”、“方式”或“方案”,并强调它需要公共权力的“补充”表明,在新制度经济学派看来,市场不是基于个人理性自发生成的,而是一个社会的公共选择或集体选择的结果,因此是基于集体理性人为建构的,具有强制的性质。这一点在新制度主义所提出的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释中有着更为明显的体现。

    三、市场是确保稀缺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实用的方法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对于主流经济学家来说,要对为什么市场会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解释,就需要对他们赖于解释的市场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进行普遍存在性的证明。对于人类是否具有“要求相互交换这个倾向”,斯密本人和后来的经济学家都没有予以解释或证明,也是难以证明的[21]。分工的程度与市场范围是相互依赖的[22],所以人们根本就不可能独立于市场对其进行普遍存在性的证明。人类经济行为遵循“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只是经济人假设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西方经济学家至今都没能对该假设的普遍存在性进行严格的逻辑证明。所以,总的来说,在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里,还没有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给予合理的理论解释。

    由于把市场看作是一个社会所选择的用于解决经济问题的制度安排的一种,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就从制度成本或交易成本比较的角度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提出了经济学的解释。他们认为,之所以是市场而不是“战争”等其他手段成了人类社会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上的冲突”的“主要依靠”,主要是因为总的来说,市场制度的运行成本较低,能确保较高的社会经济效率。

第6篇：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范文

关 键 词:现代经济学;教学;特殊性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7)03-0047-03

现代经济学(下称经济学)与一般社会科学课程的教学相比,既有共性也有个性｡这里只从教什么､如何教､如何学等三个教学的基本问题方面,谈谈经济学教学的特殊性｡

一､教师教什么

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什么?凯恩斯说过:“经济理论并未提供一套立即可用的完整结论,它不是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器官,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导出正确的结论”｡显然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与一般课程不同,不是简单地要求学生掌握课本上的知识,而是要求学生掌握课本知识后面所体现出的思考方法或者分析工具,学了经济学就要达到这样一种目的,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要“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正是因为经济学整个内容所体现出来的方法性或者工具性,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将教学内容所体现的思考方法和分析工具揭示出来,讲授也应该始终围绕着对方法和工具的介绍和运用来进行,以便让学生掌握经济分析这种“天下之公器”,形成一种被称为“魔术师头上的帽子”的经济性思考｡因此,教师切不可局限于对教材内容的陈述介绍上,介绍内容只是手段,目的还是要向学生传输一种思考方法或分析工具｡掌握了这些分析工具和方法,对提高学生素质和能力或者说培养创造性思维大有裨益｡

经济学的思考方法或分析工具到底体现在何处呢?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作为一门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它专注于因果关系和行为反应的揭示,使其具有极强的原理性,经济学的整个分析工具或方法也正是通过一个个经济学原理展现出来的,所以国外教师非常注重经济学原理的教学｡一般都会在教科书的开篇或者新学期的第一次授课中将经济学重点原理列举出来｡例如:Mankiw的教材将《经济学》原理分为十大类;Case和Fall的教科书将经济分析方法分为三种;而Rhoads在他的著作里将思考方法分为四种;Baumol则在他的作品中强调了六种学生必须掌握的分析工具｡尽管这些学者对原理的列举范围或重点不同,但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就是强调《经济学》教学的重点,就是经济原理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思考方法或分析工具｡所以经济学教什么,实际上就是要求教师通过一个个具体经济学原理的讲授,揭示出一种种思考方法或分析工具,以便让学生接受和掌握｡

还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教学还肩负着一种重要使命――传输一种自由开放的理念｡如台湾的高希均､熊秉元以及Marshallhe和Samuelson等中外学者均在他们的教材和教学中对此有特别强调｡其实一种自由开放的理念对于社会稳定､和谐､繁荣有着非常长久深远的影响,我们的改革开放带来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就是最好的印证｡因此经济学教师理应承担培养学生自由开放理念的重任,这也是教书育人的要求｡为此教师应当在整个讲授过程中,注重将蕴涵在经济学大量内容中的自由开放理念展现出来,同时向学生强调这种理念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以使学生理解和接受只有自由开放,社会才能进步,经济才能发展的理念｡这是经济学在教学上不同于其他

学科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教师如何教

解决了教学目的问题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教师如何教?也就是如何将确定下来的教学重点,以一种更易为学生理解和掌握的方式传输给学生｡对于原理性极强的经济分析方法和工具的讲授可分为三个阶段:(1)对原理的介绍｡教师通过对教材上原理的详细介绍和讲解,使学生对经济学原理有个基本认识和理解,为理解例子打下一个基础｡(2)对事例的分析｡教师应该理论联系实际,讲授要从抽象到具体｡事例分析要能体现经济学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或思考方法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重要作用｡(3)对原理的总结｡为了进一步加强学生对原理的理解和记忆,教师应对所讲的原理进行一个归纳和小结,包括对疑点､难点､重点的强调,对原理的高度概括｡例如:对于机会成本这个原理,教师可简洁的概括为: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但不能两样都得;对于边际分析方法也可概括为:多一点如何,少一点怎样｡教师还可以利用汉语词典里丰富的成语来概括原理,例如:勤能补拙､朝三暮四､覆水难收等等蕴涵的经济学原理,通过这种上口､易记､通俗的口诀般概括,使学生更容易记忆和理解｡通过上述三个步骤的教学,学生对原理的认识也相应经历了一个了解――理解――深化的过程,老师这种带有一定层次递进性的重复讲授,有助于学生将原理内化到自己的脑海中,提高教学效果｡

美国经济学家Sharp认为:“教学的最基本目标之一就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为了获得更好的效果,教师还应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以提高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为此教师又可利用经济学“得天独厚”的优势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一,教师应强调经济学的重要性｡教师要让学生知道,西方经济学就是现代经济学,也就是常称的经济学｡一般说来,作为一名现代人,掌握一门事关“柴米油盐”的现代学问,无疑会让人生活的更幸福,正如大文豪肖伯纳所言:“经济学是一门让人幸福的艺术”｡更重要的是,经济学是所有财经学科的基础,因此对于财经类专业的学生来说,经济学是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如果没有经济学基础,就无法进入以后的专业课学习｡所以经济学的重要性要求学生,不仅要学而且要学好｡教师也可介绍经济学在国外的重要地位来让学生了解经济学的重要性｡如在美国,经济学是几乎所有专业都要开设的课程,并且所有大学都有经济学系,所有大公司都有经济学家,所有总统都不得不依赖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经济学之所以如此重要,就是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会在工作或生活中,或多或少的遇到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即使你与世隔绝像鲁滨逊那般,一个人漂落到荒岛上,不存在任何法律､政治､社会等等涉及人与人关系的问题,也一定会存在稀缺资源分配的经济问题｡

第二,教学要体现经济学的趣味性｡与其他许多枯燥的学科不同,研究人类行为选择的经济学按照Samuelson的说法,天生就是一个有着无穷魅力的“睡美人”,它吸引着无数人来探索和研究,原因除了它的重要性以外,还有一个就如Pindych所言:“经济学是所有学科里面最生动､最有趣的学科之一”｡因此作为一名教师,要努力在授课过程中,去展现经济学的无穷魅力和引人入胜之处,使学生体验到学习经济学不仅不是负担而是一种享受｡为此教师应将经济学理论和身边的生活联系起来,去寻找蕴涵在食堂､课堂､寝室､图书馆和运动场等等学习和生活场合中的大量经济学事例,向学生讲授身边的经济学,使学生感到经济学可亲可爱､可触可感,甚至教师还可以利用沉没成本与选择的关系,说明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不要让小错变大错,结果错上加错之道理,来诠释人生之路如何走｡如此这般,不仅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而且有利于加深学生对经济理论的理解和记忆｡

第三,教师要强调经济学的应用性｡按照Marshall的观点:“个人行为的基础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宗教,一个是经济”｡经济原因是行为选择的一个重要考虑,现实中的各种现象背后,我们都可以找出其经济原因｡因此经济理论对现实世界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如果学生掌握了经济理论,就会更好地理解生活中的世界｡美国学者D.Friedman就认为:“经济学像一把锤子,当你拥有它的时候,其他的所有东西看起来都像钉子｡”所以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这把锤子来钉社会中的各种“钉子”,例如,歧视､犯罪､婚姻､医疗､教育等等,以便学生认识到经济学的广泛应用性和强大威力｡如果教师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学生就会明白经济学在经邦济世中的大学问,在衣食住行中的小道理,从而大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三､学生如何学

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不同,由于学生在中学阶段从未接触过,而且往往对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中,充满大量的数学和图形分析感到非常陌生和不适应,甚至会出现畏难和胆怯的心理｡为了使学生真正掌握这门课程,根据我长期从事经济学教学的经验,认为学生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要了解经济学的理论结构｡根据经济学结构严谨､逻辑严密的特点,学生必须了解经济学的基本结构和理论框架,对经济学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整体上的把握｡这样才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记忆,这一点对提高学习效果非常重要｡Case和Fall就说过:“一门学科如果没有清晰的框架,内容根本就无法维系,并且他们很快就会被学生遗忘”｡显然学生如果掌握了经济学清晰的结构和完整的理论框架,就不会像有些课程(如历史和语言)那样死记硬背了,通过理解性的掌握,可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二是学生要重视课后的阅读和思考｡对于经济学学习来说,无论教材写的多么详细,教师讲的多么清楚,仅仅听课做笔记是不足以掌握教材内容的,教师要特别强调课后的阅读和思考,只有这样学生才可能对经济学有个真正的领会,才可能将教材写的､老师讲的消化吸收成自己的｡所以Rousseau说:“课后花费大量的时间思考,是彻底消化新内容的最好办法”｡从某个方面来说,学生自己主动的阅读和思考产生的效果更好｡

三是多作练习｡按照Samuelson的说法:“经济学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学科”｡由此可知经济学具有极强的理科属性,所以人们也常说经济学家是摆弄数据和图表的人｡为了将来能够熟练地运用数据和图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能只动口不动手,而应尽可能多的作练习,只有通过大量的练习才能避免似懂非懂､似是而非的模糊理解出现,才能对所学内容有个准确和深刻的理解,才能熟悉和适应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也才能适应各种形式考试的需要,这一点老师要特别强调｡

具有经济学“通天晓”､“常青树”之称的Samuelson,曾经把经济学称之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一颗明珠”｡那么作为一名普通的经济学布道者,若能在教学过程中拨开学生眼前的层层迷雾,展现经济学的真实面目,无疑会让经济学这颗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更加璀璨,更加耀眼｡

参考文献:

[1]William.J.Baumol.ECONOMICS.1991,b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Inc.

[2]Karl.E.Case & Ray.C.Fair,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989by Prentice-Hall,Inc.

[3]Steven.E.Rhoads,THE ECONOMIST’ S VIEW OF THE WORLD.1985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小罗泊特.B.埃克伦德.经济理论和方法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5]高希均,林祖嘉.经济学的世界[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

[6]熊毅.沈雅兰.现代经济学教程[M].海南:海口人民出版社, 1998.

第7篇：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范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市场观

新制度经济学市场观，是指新制度经济学家对诸如市场是什么、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其有效的运行需要什么样产权制度前提、有什么经济社会代价等有关市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和观点。新制度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有着深刻的分歧。他们的思想揭示并弥补了主流经济学市场观许多重要的局限性或不足，有助于人们对市场获得更为完整、深入、科学的认识。

一、市场是一种制度

“市场并不像它表面上所显示的那样，是一目了然的”。①西方不同流派的经济学者对“市场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看法并不一致。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市场是买卖双方自由进行商品和劳务交换的地方，是价格存在并受供求关系影响的地方。如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并不是指任何一个特定的货物交易场所，而是指地区的全部，在这个地区中，买主和卖主彼此之间的往来是如此自由，以至相同的商品的价格有迅速相等的趋势”。②斯蒂格勒也认为，“市场是一个区域，在其中一种商品的价格是趋于一致”。③普瑞尔指出，市场是“（1）买者和卖者碰面议定商品和劳务交换的过程，（2）价格存在的地方，（3）价格受到供求力影响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地区”、“区域”或“地方”，既包括有形确定的空间，也包括无形不确定的空间。④在逻辑上，价格的存在是由供求关系决定，是买卖双方在自由进行商品或劳务交易时必然伴生的现象。所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来说，买卖双方对商品或劳务进行自由交易的行为是“市场”的根本。只要存在着关于某种物品的自由交易，就意味着关于该物品的市场的存在。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对市场的看法与主流经济学有明显的不同。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所说的自由交易只是在一个社会选择了市场这种制度时才会普遍存在和有效地进行的现象。科斯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意识到经济体系与法律体系之间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存在着私人法律，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则和规定，交易就不可能迅速达成”。⑤布伦南和布坎南认为市场意味着一系列运作规则，“个人行为恰好是在这些规则之下在市场中产生的”。⑥所以，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看来，自由交易行为并不是市场的最为本质的东西，市场的最为本质的东西是使此种行为能够有效进行的具有特定的“法则和规定”的“法律体系”。正是从这种角度出发，他们把“市场”看作是一种“社会安排”或一种“制度”。如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指出，可以“把一个社会体系视为依靠技术、法规或习惯对稀缺资源使用导致的冲突的解决方案”，市场只是人类所曾采取的许多“解决方案”或“安排”中的一种⑦。张五常说，“市场本身是一种制度”，“像任何其他制度一样，市场被创造出来在其他约束条件下降低成本”。⑧富鲁博顿和瑞切特说，“市场最好理解成便于多方进行反复交易（与个体之间的零星交易相对应）的社会安排，‘市场’这个组织由一系列的制度规则（一种制度）和人构成，人们创造了这些规则并将它运用到特定的商品交易中去”。⑨这些制度“决定了每个潜在交易者的产权分配并对这些产权如何使用或转让作出了规定”，其目标是使“绝大多数潜在交易方有机会参与竞争”，⑩并“有效地组织交易”。[11]

总之，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市场是一种制度，是价格机制的存在和作用或人们所看到的买卖双方自由地确定交换物品的价格和数量的过程或行为，只是在社会选择了“市场”这种“制度”、“社会安排”或“法则和规定”的条件下才能成为普遍性存在的现象，不是“市场”本身，而是“市场”所力图促进的东西。

二、市场是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冲突的一种方式

由于主流经济学把市场归结为人们自由自愿的交换行为，所以，对他们来说，自由交换行为的发生，即意味着市场的产生。在主流经济学看来，导致交换行为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作为人类的“本然的性能的”“要求互相交换这个倾向”；[12]二是分工[13]；三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14]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观念中，无论是斯密说的交换倾向，还是门格尔所说的人类经济行为所遵循的“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还是“分工”，都不是由人们可识辨的外在于个人的人为的有形强制行为的结果，而是自然或基于个人理性而自发生成的。把交易行为的发生或市场的产生归因于这些自发性或自然生成的有关人性或经济的事实表明，在主流经济学里，市场被看作是基于个人理性自发生成的。

而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市场制度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资源稀缺性所必然导致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它是作为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这种利益冲突问题的一种方式而产生存在的。阿尔钦指出，经济资源的稀缺性“阻碍了每个个人达到完全心满意足的程度”，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人实现的一定程度的心满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下的生活状况为代价的”，因此社会成员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冲突”。“每个社会都必须解决它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解决（而不是消除）这一冲突的方式通称为竞争。因为，按照定义，既然没有办法消除竞争，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在于：为了解决利益冲突，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竞争形式。”[15]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人类为解决这种“利益冲突”而“作的安排包揽了人类经验的全部范围，包括战争、罢工、选举、宗教权威、法律仲裁、交换和投机。每一个社会都采用过这些方法。社会组织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它们所强调的解决与资源稀缺相联系的问题而采用的特定方法上”。[16]这里的“交换”是作为一种社会的“安排”，因此显然不是主要指行为，而是指人们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取得各自所需的但为他人拥有的财物的制度，即其所说的市场制度。

转贴于 由于在历史上或在现实中，人类还常用许多非市场手段如战争、行政安排或法律仲裁等来解决经济利益冲突问题，所以他们强调，人们选择市场作为解决因资源稀缺问题所导致的利益冲突的一种社会制度或手段，并不是如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所当然”的。在他们看来，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主要依靠市场来解决稀缺资源使用上的冲突。[17]自由交换要成为一种现实的普遍的行为，“需要法庭或政府的权力来加以补充”，[18]需要得到“以国家暴力或惩罚为后盾的行使法律的支持”，[19]因此，“没有政府的协助是不行的”。[20]

把市场看作是一个社会所采取用于解决其所面临的公共经济问题即由于稀缺资源使用而发生的利益冲突的“安排”、“方式”或“方案”，并强调它需要公共权力的“补充”表明，在新制度经济学派看来，市场不是基于个人理性自发生成的，而是一个社会的公共选择或集体选择的结果，因此是基于集体理性人为建构的，具有强制的性质。这一点在新制度主义所提出的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释中有着更为明显的体现。

三、市场是确保稀缺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实用的方法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对于主流经济学家来说，要对为什么市场会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解释，就需要对他们赖于解释的市场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进行普遍存在性的证明。对于人类是否具有“要求相互交换这个倾向”，斯密本人和后来的经济学家都没有予以解释或证明，也是难以证明的[21]。分工的程度与市场范围是相互依赖的[22]，所以人们根本就不可能独立于市场对其进行普遍存在性的证明。人类经济行为遵循“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只是经济人假设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西方经济学家至今都没能对该假设的普遍存在性进行严格的逻辑证明。所以，总的来说，在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里，还没有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给予合理的理论解释。

由于把市场看作是一个社会所选择的用于解决经济问题的制度安排的一种，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就从制度成本或交易成本比较的角度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提出了经济学的解释。他们认为，之所以是市场而不是“战争”等其他手段成了人类社会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上的冲突”的“主要依靠”，主要是因为总的来说，市场制度的运行成本较低，能确保较高的社会经济效率。

德姆塞茨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产权制度其实就是一组界定行为的原则，它规定了哪些竞争方式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哪些则不受鼓励、不被允许”。而具体规定“哪些竞争方式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哪些则不受鼓励、不被允许”与其各自的“效率”“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他说，“依靠暴力进行竞争一般不受称道，部分原因在于，如果容许使用暴力，就看不清这种竞争的前提，即无法估计其净收益了”。而在市场上“通过‘自愿’谈判进行的竞争”之所以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就是因为它“提供了权衡收益和成本的更合理的技术手段，同样还提供了排除造成净损失的手段”，[23]即“把人们愿意支付的货币作为计量手段，并且把造成可用货币计量的净损失的那种环境筛除出去”，这就使得它“要比通过暴力的‘非自愿’方式的竞争，更能为社会增加实际财富”。[24]德姆塞茨还认为，如果不经过市场协调就使用民主政治体制的集体决策或法庭裁定来决定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就无法得到通过自由市场交易所揭示的为确保经济的高效运行所需要的信息，这样“不管它们采用哪一种效率标准，都可能只是‘隔靴搔痒’，还很容易错判”，导致比市场更低的效率。总之，在他看来，“恰恰是由于要掌握这些关于效率的先决性条件过于困难，才使得通过自由市场交易以形成最佳定位的所有权及资源使用方式成为一种很实用的方法”。[25]

张五常指出，市场上的竞争“汇集了所有潜在所有者的知识——即可供选择的合约安排知识和资源使用的知识”，而“合约当事人之间的竞争”又“降低了执行合约的成本”，这样就“降低了寻找和追求最有价值的选择来签定合约把一种资源用于生产的成本”。[26]他还认为，市场价格是“唯一已知的几乎不导致或完全不导致租金消散的标准”，[27]所以在他看来，“一般来说，管理决策是不可能优于通过价格机制作出的决策。当价格信息引导从事的每一种活动时，发生错误的可能性必然减少”。[28]因此张五常认为，正是由于实施自由市场制度社会的交易成本一般低于取消自由市场制度的社会的交易成本，具有更高的经济生产力，才使得市场能广泛地拓展到原来排斥市场的国家。[29]

很明显，德姆塞茨和张五常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释角度有所不同。前者直接从市场更能促进经济效率或生产力的角度来解释，而后者则是从市场更能节省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解释。但对于新制度经济学来说，所有的经济制度安排“都需要一定的成本”，[30]“经济制度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高低”[31]。这表明，他们二者的解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以市场能比其他制度或手段更能有效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为根据来解释市场的普遍存在性。这种解释也进一步地表明了，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市场的集体理性和集体选择的基础。 　四、界定明晰而稳定的个人产权是使市场有效运行的一个前提条件

市场运行是买卖双方的自由交易过程，也是物品价格的形成和决定的过程。价格形成和决定的理论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市场运行的理论。从该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主流经济学家把任何经济物品或劳务的价格描绘成了只是由那些与其产权制度安排无关的诸如偏好、生产技术和社会经济资源结构等客观因素决定的函数，因此，完全忽略了产权安排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另外，在该理论里，“交易成本被假定为不存在”。[32]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成本为零时，产权界定不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不会影响市场运行的效率。这表明，主流经济学蕴涵着产权与市场运行效率是不相关的市场观。

对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来说，交易成本大于零是最基本的假设之一，科斯第二定理是该经济理论的最为核心的命题。它认为，在该假设条件下，产权界定会通过影响市场交易成本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所以，产权制度与市场运行效率的关系是该学派经济学家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根据经济人假设，他们认为，“一切私人所有者都有强烈的动力以最有价值的方式使用其产权”，[33]而个人产权即个人对自己所有的物品的排他性的占有使用权、收益权和自由的转让权等的任何弱化，如产权界定不明晰、受限制或无法获得有效的保护，都会导致交易成本的提高[34]和市场价格信息质量的下降，[35]从而使得以市场出清价格的交换不能实现，影响资源配置效率。[36]所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37]。要确保市场的有效运行，“产权界定必须首先高度稳定”，[38]“要求不存在对合约条件的法律管制，而且要求不存在对合约选择的限制”，以确保每一个人即“可以自己将物品或资源用于他认为是最有价值的用途，也可以与其他人进行合约安排达到这种用途”。[39]由于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要靠国家，对它的侵犯或弱化也主要是来自国家。所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政府对尊重私有产权给以可信的承诺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40]严格限制政府剥夺财富的能力的可靠政治基础是繁荣的市场所必备的。[41]

五、市场不是一种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制度

为给市场经济提供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从亚当斯密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除了宣扬社会利益会因为个人的自由的自私自利行为得到有效促进的“无形之手”原理之外，他们还不断地提出各种不同的学说或定理来证明，在市场经济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普遍和谐。如萨伊定律宣扬人与人之间的利害是休戚与共的；[42]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则更是把市场经济描绘成一个能让每一个人“凭自愿对它作出贡献，而获得的则超过他的贡献，并且总是增加着他的满足”的“高尚”、“平等”、“自由”、“公平”和“同个人独立完全协调”的“美丽组织”；[43]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把自由市场经济描述成为没有剥削的正义的世界。[44]在目前，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都把介绍阿罗和德布鲁等所证明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作为微观经济学教材的一个重要内容，以此来宣扬任何一个人的福利都不可能因竞争性市场的存在而变得更差的观点。[45]

新制度经济学家明确反对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这种和谐论。在他们看来，市场并不是一种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制度。这不仅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利益冲突是市场产生和存在的根源，而且还在于他们认为：

1. 市场并不能消除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不可消除的利益冲突，任何交换都必然包含着冲突或竞争的方面。阿尔钦说，由于资源“稀缺”这一“约束的存在”，“每个人”都不可能“达到完全心满意足的程度”，[46]而且，由于“同一资源不能同时用来满足竞争性的需求”，[47]“一些人实现的一定程度的心满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的生活状况为代价的”，因此，在每个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都“必然地”是“没有办法消除”的。“市场”是“解决而不是消除这一冲突的方式”。在市场制度下，“交换行为是一种手段，借助于这种手段，买者就能够为了从卖者那里获得商品而同别的买者展开竞争”。[48]因此，市场交换固然可能因为它是每个买者和卖者借以达到更理想境况的手段而具有协作行为的性质，但它具有竞争行为的性质也是显然的。所以，阿尔钦认为，经济学家不应该只把交换当作协作行为来考察，忽视它的“竞争方面”。[49]

2. 市场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市场行为中受惠。德姆塞茨指出，“既然我们讲使用资源就会发生冲突，有关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说‘自由市场总会使每个参加者受惠，也能使社会效用实现最大化’就不正确了”。因为“市场在权衡比较得益和受损时，是把人们愿意支付的货币作为计量尺度，并且把造成可用货币计量的净损失的那种环境筛除出去。自由市场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他举例说，“当新产品进入市场时，自由市场在运作中承载的那些有害效果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不管一种新产品能给其消费者带来多大的益处，人们购买了这种产品，则被它取代的、原有产品的生产者就受到损害。”所以，他强调指出，认为“自由市场制度总会使每个参加者受惠”或认为 “每个人都能从市场行为中受惠的观念”，是出于“对市场功能和运营”的“完全错误”的“解释”，是“不正确”的，“必须摒弃”[50]。 　3. 不能防止有害的效果，是市场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之一。德姆塞茨认为，“既然我们讲使用资源就常会发生冲突，有关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哪种制度真能防止有害后果，就像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那样，那么也会因其无法容忍的非实用性（即没有效率），而很快就让位于其他制度安排。”自由市场“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正是该制度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之一”。[51]阿尔钦认为，“一切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没有哪个完美无缺的标准是有效的”。“市场”的这种“不完美”或“缺陷”是人们要获得它的“更大优点”所必须承受的“代价”。[52]

从其反对市场和谐论的最后一个理由中可以看出，新制度经济学反对市场和谐论，揭示市场的不和谐性，特别是揭示它不能制止有害效果的特点，其目的不是为了反对自由市场制度，而是为了反对那些一看到市场有缺陷就认为应该用政府来取代市场的干预主义。从这一角度讲，它的目的其实和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和谐论一样，都是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辩护的。

六、结语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制度主义市场观与主流经济学的市场观有深刻的差异。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新制度主义市场观是一种新的市场观。在笔者看来，无论从推进人们对市场的认识来说，还是从现在还没有建立起能够确保经济持续有效运行的稳定均衡制度的社会来说，这种新市场观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综合起来，它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意义：其一，它强调市场存在的制度基础，有助于人们认识到，自由交易并不像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所暗示的那样是仅仅依赖个人理性就可以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的行为，它需要某种特定经济制度的支持，好的市场（sound market）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完全自发的秩序，它包含并体现着某种人为的秩序，它需要建构理性主义的努力。其二，它指出市场作为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冲突的一种方式这一性质，有助于人们认识到，一个社会选择市场，首先并不是由于市场拥有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那些美好的性质，而是因为该社会存在着需靠它来解决的由于资源稀缺所导致的无法消除的使用冲突。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以自由交易的方式来获得自己所需要——但为他人所拥有的物品的市场行为，首先并不是如正统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是一种个人自发的行为，而是一种社会强制的行为。其三，它较为深刻地阐明了市场在确保经济的普遍效率方面所具有的为其他任何社会制度或手段所不可替代的优势之所在，弥补了主流经济学的不足，有助于人们更为充分地认识到在现实社会经济条件下选择市场经济制度的经济合理性和必然性。其四，它对产权制度与市场运行效率所具有的影响的揭示，有助于政府认识到明晰而稳定的个人产权制度对确保市场运行效率的重要性，意识到滥用国家权力——这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唯一能够合法地对个人产权进行侵犯的权力——对经济的可能的危害性。其五，它较为客观地揭示了那些不可能在市场经济中消除的社会冲突以及由这些冲突所导致的为有效率的市场所不能加以制止的有害后果的普遍存在性，有助于人们较为充分地意识到，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市场和谐论是不现实的，市场效率不是免费的午餐，只有以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方式来应对市场经济的不和谐甚至危机，才可能实现市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和谐。

注释：

①【美】E曼斯菲尔德：《微观经济学：理论与运用》，郑琳华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26页。

②【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10月版，第18页。

③【美】J斯蒂格勒：《价格理论》，施仁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3页。

④【美】FL普瑞尔：《东西方经济体制比较：研究指南》，钱伟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71-172页。

⑤R. H. Coase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No. 4 （Sep.， 1992）， pp. 713-719，P718。

⑥Brennan，G.，and J.M.Buchanan，1985，The Reasons of Rules.Cambrie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3。

⑦[16][17][33][36][47]A. A. Alchian， H. Demsetz， The Property Rights Paradigm，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33， No.1，（Mar.1973）， pp16-27、P16、pp19-22、P22。

⑧[27]张五常：《经济解释》，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版，第527、436页。

⑨⑩[11][18][20]【美】EG富鲁博顿、【德】R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范式》，罗长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64、350、365、343页。

[12][2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版，第13、16-20页。

[1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版，第20页；【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陈良璧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2月版，第18页；【英】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郭大力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10月版，第81页。

[14][21]【奥】C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刘絜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100、97页。

[15][19][46][48][49][52]阿曼阿尔钦：《产权经济学》，载于盛洪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68-80、68、69、68-69、79页。

[23][24][25][38][50][51]【美】H德姆塞茨：《产权制度中的道德与效率》，载于【美】H德姆塞茨：《所有权、控制与企业》，段毅才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26-351、346、337、338、336-337页。

[26]张五常：《佃农理论》，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8月版，第83页。

[28]Steven N. S. Cheung，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6， No. 1 （Apr.， 1983）， pp. 1-21，P5。

[29]张五常：《共有产权》，载于张五常：《经济解释》，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版，第430页。

[30]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3，

Oct.，1960， pp1-44。

[31]科斯：《科斯的评论》，载于张五常：《经济解释》，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版，第469页。

[32][39]Steven N. S. Cheung，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7， No. 1 （Apr.， 1974）， pp. 53-71，P70、pp56-58。

[34]H. Demsetz，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7， May， 1967， pp347-359.P354-359.；Steven N. S. Cheung，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7， No. 1 （Apr.， 1974）， pp. 53-71，P64。

[35]H. Demsetz，The Exchange and Enforc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7， Oct.，1964. pp11-26，P19-20。

[37]R. H. Coase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 （Oct.， 1959）， pp. 1-40，P27。

[40]D. C. North，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4， Jun.，1994， pp.359-368.：P366，P361；D. C. North：《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62-178页。

[41]B. R.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s Governance Structures: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Secure Market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转引自【美】EG富鲁博顿、【德】R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范式》，罗长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44页。

[42]【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10月版，第141-149页。

[43]【法】巴师夏：《经济和谐》，载于季陶达：《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1963年9月版，第205-220页。

[44]【美】克拉克：《财富的分配》，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2月版，第1-16页。

[45]【美】安德鲁马斯-科莱尔等：《微观经济学》（下），刘文欣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737页。

参考文献

［1］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界定理论述评［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8，（6）.

第8篇：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范文

经济发展理论范式及其历史演进

经典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二重性。从生产一般的角度看，一切社会形态的经济增长都是财富本身的增长。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从生产特殊的角度来看，凡是生产总是在一定社会形式下的生产，总是产生一定的生产关系。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来看，一方面，按一定比例把社会劳动分配到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中去是一切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和一般规律在不同的社会形式下会采取不同的表现方式。从商品生产来看，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的二因素;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一般的劳动过程，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生产产品，是使用价值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运动过程，另一方面是价值形成和价值增值的过程，即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与分配的运动过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社会生产二重性的内在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也决定了其发展趋势。马克思运用二重性理论与方法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在经典马克思经济学中，“经济发展”是一个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相联系的范畴，而不单纯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的“量的”的规定(“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观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追求人的解放，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赋予“经济发展”的内涵要比古典政治经济学丰富得多，它包括经济增长、公平分配和人的全面发展。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全面地、辩证地论述了二者的关系。其中，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基础，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公平是发展的力量源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发展的最终目的;通过经济计划来实现增长，通过经济发展来实现经济和社会上的公平，通过消除旧的分工来达到人的全面发展。这些观点反映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思想。根据马克思经济发展观，财富的增加或经济的增长，尤其是以“商品”、“货币”、“价值”和“资本”等等“社会财富形式”的增加并非经济发展本身，而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衡量人的能力(即生产力)发展程度的一个方面的指标。离开了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就有可能会误入“为生产而生产”的歧途，甚至导致破坏性的增长，最终也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批驳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的发展，把对人的发展问题提到了重要地位，科学地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性及其对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马克思科学地论述了经济发展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与终极价值，而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又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前提与基本条件。马克思是继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较早将制度纳入经济发展理论的思想家，对于制度的深入分析和探讨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的一大重要主题。制度分析是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分析方法之一。在制度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没有离开一定制度条件的经济活动及其发展。任何社会的生产与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其制度条件下进行的。在马克思看来，一定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制度框架)为生产力提供了一个相应发展的制度空间。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制度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而不是独立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之外的。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为指导，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是物质生产方式与社会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过程，并通过制度分析来考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从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的内在矛盾运动中解释经济发展与社会制度的演变机制：以生产力与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为基础来确定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以生产力与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来解释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与政治制度的变革，从而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马克思也研究了经济发展中人的理性及其作用问题，认为人的理性既能够对经济发展起推动作用，又可能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的理性既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制度，又受制于一定的经济制度。马克思运用“制度-理性”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与特征进行了科学分析。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人理性”促进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进步性，另一方面抨击了资本家的“个人理性”对雇佣工人残酷剥削和对土地与大自然破坏与掠夺从而对导致经济发展的破坏性;马克思一方面指出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人理性是由资本与雇佣劳动制度所决定的，个别资本家不惜破坏自然、力图实现成本外部性的个人理性也是由追求短期利益的资本增殖制度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指出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人理性受到了市场自发竞争制度与资本剥削制度的制约，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与其手段———不断发展生产力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解决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一方面要提高思想认识、实现集体理性，另一方面必须建立先进的社会制度，为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提供有力的社会保障。为此，必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个人理性的自发性、盲目性与破坏性，按照集体理性合理地利用资源、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从总体上来看，经济发展理论属于“制度———理性”范式，即包容理性的制度主义范式。20世纪50至80年代，西方经济学形成了著名的经济发展理论(不发达经济学)，并盛极一时。西方经济发展理论努力揭示作为资本主义内在趋势的资本扩张，资本如何从其最初的西欧发源地向全世界扩展，在资本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如何形成“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同落后国家的前资本主义方式联结，形成阻碍落后国家经济发展而服务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其实行国际剥削的特有的经济结构，指出只有打破这一不合理的结构，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才是落后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它分析世界经济中的依附关系，把这种依附关系看成是落后国家不能实现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依附性理论)。它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通过不平等的国际交换，对落后国家进行国际剥削，吸取和占有落后国家的经济剩余，维护其较高的利润率和工资率(不平等交换理论)。同时，它也分析了落后国家各种经济部门或不同生产方式的联结方式的特点及其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不良影响(生产方式联结理论)。从其方法论方面来看，西方经济发展理论是一种阶级分析或制度分析理论，阶级分析或制度分析居于中心地位。从总体上来看，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范式属于“制度主义”范式或“阶级斗争范式”———它认为现实的经济发展完全是经济制度的产物，也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一方面，西方理论这种制度分析或阶级分析方法凸显了西方经济发展理论同经典的经济理论一脉相承的科学传统的理论特色，使之同包括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在内的非经济发展理论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制度分析方法是一种单纯的制度分析或阶级分析方法，它舍弃了经济发展中人的理性这一重要因素，忽视了人的理性(特别是个人理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一重要问题，从而偏离了经典经济理论把制度分析与理性分析结合起来进行整体研究的科学传统和理论特色。从总体上看，当代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成就是它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研究当代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并运用经典范式所确立的制度分析与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每一国家内部与国际范围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因素与阶级关系。但是，它未能准确地把握经典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硬核，其多数理论只停留在“国际剥削”、“依附论”和“生产浪费”等表面问题上。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分析方式及其历史演进

结构主义者认为，虽然不能把制度变迁看做是经济变动惟一的和首要的原因，但制度变迁能引起经济变动。在肯定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能够产生影响的前提下，结构主义者接着阐释了制度因素可能带来的正面或负面影响，认为制度可能沿着有利于增长的方向变化，但也有可能沿着限制增长的方向变化。结构主义者运用制度分析工具分析经济发展问题得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不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必须实行制度改革，只有实行激进的制度改革才能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马颖，2002)由于结构主义范式具有一定的经验基础，其理论更接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因而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由于结构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过分地强调以保护发展中国家幼稚产业为目标的“进口替代”，对“出口导向”重视不足，割裂了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使它们不仅难以获得国际分工中的比较经济利益，而质次价高的产品也很难打入国际市场。按照结构主义理论制定经济发展决策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陷入了新的发展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结构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表现出相当的不满和怀疑。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一片批判“传统发展经济学”的浪潮中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勃然兴起。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开始强调用新古典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经济发展问题，从而出现了发展经济学中“新古典主义的复兴”，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对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要影响，成为经济发展理论中的主流学派，并成为权威性国际组织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的理论依据。20世纪70-80年代，“新古典主义”一统天下。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连续的过程，是一个和谐的、累积的过程。经济发展的结果会令所有一般的收入阶层受益，因此，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可能的，发展前景是乐观的。在他们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会出现纵向的“涓流效应”和横向的“扩散效应”，这两种效应会自然而然地促使经济发展的利益得到普及，自然而然地形成“帕累托最优状态”。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特点是:强调外向发展和对外贸易、强调经济的私有化、重视农业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该学派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收入再分配论、自由贸易论、市场机制论、农业发展论、人力资本理论。代表性人物有:库兹涅茨、加里•贝克尔、舒尔茨。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价格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但发展中国家的价格扭曲现象，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政策主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主张保护个人利益、强调私有化的重要性。二是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竞争、自由放任。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把政策的重点放在市场竞争上、尽可能减少政府干预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三是主张经济自由化，包括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认为，资本的国际化和其他国际经济活动最终将把人类社会推向市场的结果便是人们希望寻求的结果的境地。这是因为，世界分工或国际分工遵循“比较利益”的原则。各国的秉赋、技术、生产条件决定其生产活动的方向，决定其国际分工或在国际分工的地位，这里没有国际剥削，各国的经济只是一种互补的关系，通过国际贸易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生共长。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缺陷，一是过分强调市场的自动均衡作用，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并不符合市场发育尚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二是忽略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不平等的交换地位，他们试图建立基于“资源享赋理论”基础上的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竞争秩序，更有利于维护“中心国”的利益，对广大边缘国是极为不利的。三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一般舍弃或抽象掉了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因素，而以制度给定为前提来研究各种经济变量的决定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不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本身形成、变化、发展的原因和过程。新古典主义理论从所谓经济理性出发，分析经济活动者在一国和世界的范围内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的活动。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认为，不论是一国之内的活动还是国际范围内的经济活动，都是纯粹经济理性的活动。如果说在经济活动领域存在着矛盾，便是经济理性与非经济理性的矛盾。经济的发展是以边际调节来实现的，均衡状态是稳定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好机制。他们把个人作为决策者所表现出来的刺激———反应机制作为理论研究的核心，认为既定资源的良好配置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相信基于高度弹性和替代可能性的市场价格体系和自由竞争制度能对经济发展作出有益的自动调节。从总体上看，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是一种以个人理性为核心、撇开制度因素而分析经济发展动力的“理性主义范式”。

研究结论及其重要意义

第9篇：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范文

[关键词] 社会政策经济学 社会健康保险政策 养老金经济学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Personnel Burea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s] Professor Rosner uses the set of microeconomic concepts and tools to analyze the

cause of social policy， the extent of social policy， the objectives of social policy， some political science aspects，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It provide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analysis of social policy. We introduce the findings to Chinese scholars.

[Key Words]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Social Health Policy， Economics of Pensions

前言

社会政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政策针对贫困、失业和社会供养等等问题规划蓝图，因而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社会政策的制度设置应当被视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答，要理解一项社会政策制度设置的应力，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要考虑它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对于探询在不同制度结构下，社会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经济理论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手段。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罗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专著《社会政策经济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笔者将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期拓宽我们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

1、社会政策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计量方法

1.1社会政策的范围：

社会政策范围不仅覆盖资助贫困人口，还包括帮助人口中的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从实践上讲，社会政策的内容应当包括：（1）健康保险，（2）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的供养，（3）帮扶失业者，（4）有关家庭的政策，（5）贫困。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

1.2社会政策的目标：

为了评价社会政策的效果，我们必须清楚所提出的社会政策计划的原因，否则，我们无法评价社会政策的福利效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有：（1）反贫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险），（3）再分配，（4）规定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契约结构（例如，劳动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会政策计划，其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贫困计划不是为全体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险的主要目的，尽管反贫计划对减少贫困有贡献，对于贫困人口来说非常重要。基本养老金是反贫非常重要手段，但几乎不适合防止风险的计划，特别是对于私人退休供养。我们并不清楚建立社会保险计划的原因，个人要面对许多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可以通过商业保险避免，如防止火灾、汽车被偷等等。社会政策计划则不涉及防止火灾和汽车被偷遭受的损失。但大多数国家针对一些不测事件，建立了社会政策计划。因此，我们将思考，为什么一些风险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而其他的则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赖以设立的最重要的风险有：（1）失业，（2）疾病，（3）残疾，（4）与退休有关的财富损失，（5）寿命超过个人资产和财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从富人征收财富转付给穷人，这个概念太狭窄，不能很好地说明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我们需要区分四种再分配类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财富，在个人或家庭户之间进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内，根据个人或家庭户的具体特征进行的再分配。（3）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将个人或家庭户在某个时点的钱挪到相同个人或家庭户另一个时点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时刻出生的人必须支付给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从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际再分配。第一、二、四种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第三种类型是个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会政策的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家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社会政策。这种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学家探讨人们面对不同的选择，将如何行动。经济学家把社会现实看作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但社会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视的危险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理性个人不可能做出连续的选择。而且，对于一些人，理性选择假设不适用，例如，精神有障碍的人。限制选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会政策的背景。

社会政策分析使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技术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户效用最大化。这些限制包括预算限制和现存的管制。例如，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适当的数学，即受约束的最优化技术。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图表分析通常足够了。

1.4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

就社会政策来讲，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按照个人受影响的方式进行区分，社会补助金有：（1）只针对贫困或首要针对贫困的社会援助计划；（2）对所有那些主要通过与工资收入相关联的支付缴费款的人员的计划；（3）针对所有公民的计划。如果第一种方式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减少贫困是它的主要目的。这种类型社会政策的意图可以与自由思想相联系，即支持穷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给市场。在第二种方式社会政策中，保护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标。第三种类型的社会政策希望为每一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同时，保护工人的收入。有人认为，社会民主思想支持这种类型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这三种类型政策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当评价不同社会政策体系的实际运行情况时，这些区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们同样需要对国家作为社会政策的管理者和国家作为社会政策计划的组织者的差异。我们也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政策的组织结构：（1）国家组织健康服务等活动。国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务。如果服务的平等性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话，国家组织活动是一种切合实际的供给方式。（2）国家为社会政策建立特别机构，使之为社会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这些机构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组织领域和活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机构之间不存在针对顾客或活动领域的竞争。这些的机构通常按照职业界限来划定。（3）国家强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补贴付款，但把组织的机构留给市场。

2、社会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与福利经济学定理[2]

讨论社会政策计划的效果，必须提及比较的标准，否则，不可能阐述一项计划的引入以及它的实施范围是否有利于或者减少福利。

前面已提过，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目标，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发现如何用最低成本实现这些目标，以及这样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呢？用保险防止不测事件和确保个人自身的再分配？人们能自我照料吗？社会政策对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意的、必要的补充。为了理解这种背景下社会政策，我们需要探讨介入市场体制的运行。第一个问题是：商品和服务只通过市场分配给个人，这种经济的后果是什么？这是一般均衡理论所探讨的。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及：（1）有均衡吗？均衡是价格的向量。（2）如果有，这样的均衡从社会想望的意义上讲，是件好事吗？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社会政策特别有意义，在一些情况下，自愿合约不被社会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卖身为奴。在什么情况下，认识均衡在特殊意义下是件好事，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种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种极端不平等的分配。关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论的有一个强有力的定理：在某种经济状态下，市场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们从一般市场均衡理论导出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损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严格的条件下，通过再分配资财可以实现每一个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给竞争的市场。第二个定理能用于社会政策的背景吗？这有一个很大的益处，因为这样，国家可以把它的活动限定在再分配。这个命题的基本内涵是政府征税，以资助特殊群体。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征税和转移支付产生大量的分配效应，因此，没有任何分配效应的再分配是不切实可行的选择。

2.2不确定性分析

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经济学中分析不确定性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预期效用函数或者叫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NM效用函数不是处理不确定性问题唯一的效用概念，但却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从数学上讲，NM效用函数的优越之出在于他容易操作，并且经过适当修正，均衡分析（包括福利经济学定理）的基本结果有效。不确定性对于社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在帕累托意义上不存在外部性，一些人在不确定性得到解决后，情况变得相当糟糕——一些人可能失去工作能力，得病，或者寿命超过他们的预期和他们积累的财富资源，解决这样问题的一种方法是保险。不测事件有关的涉及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可以通过市场来保险来防备有些不测事件的发生，而对其他一些不测事件，则不存在市场保险，必须由社会政策来补充？

是否存在与不确定性相联系的特定的市场失灵？从帕累托意义上讲，保险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是什么？均衡有效的条件有两个（1）事件的独立性，（2）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与不对称信息相联系，导致非帕累托最优均衡的两个问题：一是逆向选择（事前机会主义），另一个是道德风险（事后机会主义）。这些都是研究社会政策经济学的重要概念。

2.3.制定社会政策的经济原因

首先是风险分离与保险金供给不足。在不同的保险计划中，风险分离不被社会想望，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规范方面的原因：为什么具有不同风险的人要支付不同的保险费？二是如果出现信息不对称，风险分离可能导致保险金供给不足。避免风险分离的一个办法是建立社会保险。当社会保险建立后，它不可与以能够分离风险的保险公司为竞争对手。因为保险公司会拿走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而把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留给社会保险。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竞争，但风险分离必须被抑制，抑制的办法是，强制保险公司为申请人提供一份合约。另一个办法是，竞争的社会保险机构之间横向补贴，即拥有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必须给拥有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提供补贴。一种风险，由于它产生恶劣后果的概率很高，市场保险公司不愿为它保险，而社会保险机构可以为它保险。社会保险是在一种制度安排内保险和再分配收入的设置。

第二个方面是经典的市场失灵观点，即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分配的结局是非帕累托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现市场失灵。这可以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没有被覆盖的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然而，如果抑制个人所属的群体产生成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高风险群体被约束在市场中，那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3]

2.4 社会政策的效应

不管社会政策的意图是什么，我们必须考虑社会政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有时候，这种考虑会被拒绝，因为一些人认为社会政策颁布的目的是应当将经济考虑置于一边。但社会政策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不是讨论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否应当实施，而是分析社会政策应当怎样实施，并有收效，即以最小的成本达到社会政策的想望的效果。

社会政策计划有两种类型的效应：一是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 effects），二是D型分配效应(distributive effects)。这两种分配的意思几乎一样。之所以做出区分，是为了分析两种不同的问题：A型分配问题是分析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影响资源的使用，即在引入养老金制度后，总的储蓄是更高了还是更低了，以及劳动供给由此受到怎样的影响。自由地享用健康服务如何影响社会政策计划的供给，这是总的福利问题，不考虑在不同人群之间如何分配。对D型分配后果的分析是探讨既定的福利总量如何被分配。它探询的是谁受惠和谁支付的问题。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问题不可能被明确地区分，但为了分析的方便，必须做出区分。

2.4.1 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 effects）：A型分配效应最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实施社会政策计划，相对价格改变。价格变化是因为某种商品或活动变的便宜了，以及资助计划需要缴纳保险费改变其它商品或活动的相对价格。为了了解税收或收益如何通过改变相对价格影响经济活动，我们可以使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在家庭户理论和公司理论中，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分（具体分析略）。这些A型分配效应是目前许多国家社会政策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社会政策背景下讨论的最重要的A型分配效应包括：（1）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如养老金计划、失业保险、贫困减少等）。（2）储蓄和消费（如养老金计划、健康保险等）。（3）使用免费和（或）补贴价格供给的商品和服务（如健康服务、住房补贴、贫困减少等）。

2.4.2 D型分配效应。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收入分配的效应时，我们必须对下列问题做出判断和假设：

（1）、比较分配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是使用“历史上既定的分配”还是使用“理论上解释性的分配”作为标准呢？一个现存的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理论分析，使用理论标准更可取，不应把这条标准看成规范标准——一个公平的分配或非常不公平的分配，而是在具体假设下的奏效的分配。经济学可以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2）、计算再分配的使用什么样的计量单位？一方面使用以个人、家庭户或家庭为计量单位的数据，会使研究的结果产生差异；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数据的可得性。在一些国家，关于家庭户的收入数据很难得到。

（3）、再分配或保险？我们不能从理论上区分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提供保险好还是再分配收入好。有时候，把再分配计划看作保险是一个有用的方法。因此，当探询一项计划的垂直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收入流看作是既定的；而当探询一项计划的水平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某些特征看成是既定的（如家庭规模、发生疾病的概率等等）。

（4）、缴费和补助金的归属，即：谁得到补助金，谁缴费？社会政策法规只从形式上规定谁必须纳税和缴费，谁接受补助金，而不决定谁实际承担税收负担和谁实际得到补助金。 “税收归属”探讨这些问题。

（5）、应用研究，使用解释性的案例，还是使用真实数据，哪个更好？在大多数研究中，研究者更喜欢用实际数据，但研究社会政策时，使用实际数据会出现问题的。这些问题是由于在终生框架和在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中，分析收入再分配出现的。首先，研究者会需要几十年个人化的数据，这样的数据很难得到，因为缺乏对过去几十年数据的系统处理，另外，还因为被分析的制度设置存在的时间不够长。其次，在使用经验数据的时候，研究者可能混淆社会政策计划的效应和结构变迁的效应。例如，分析垂直再分配，研究者需要生命周期过程的收入数据，但由于不同的时间环境，收入发生变化了。由于经济增长，对于特定的同批人来说，收入增加对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垂直再分配是无关紧要的。 3、应用分析

在这部分，我们重点介绍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和养老金政策。

3.1社会健康保险政策

3.1.1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两种方法

在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文献中，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精选的假设方法，另一个是社会政策方法。精选的假设方法把健康看作一种资本储存，这种资本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下降，并增加健康支出。以这种方法为基础进行的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是那些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社会政策方法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就卫生健康问题来说，只有在技术的可得到的情况下，才有特殊服务需求在卫生健康与其它商品消费之间没有多少替代的可能性，这种方法不探究卫生健康效用，但是探究卫生健康服务的效用，不考虑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与其它商品之间的选择。这种方法是大多数涉及卫生健康的社会政策立法的基础。这两种方法只有在事实的和规范的假设下才切合实际。精选的假设方法假定关于自己的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人们能够并且应当做出决策。社会政策方法则拒绝这种观点，并假定哪有疾病，那里就有服务。我们可以把这两种方法与事前和事后的观点联系起来：经济方法采用事前的观点，它考虑预期效用；而社会政策方法关心实际结果，采用事后的观点。每种方法都不全面，因为一种方法忽视的重要方面往往被另一种方法包含。概括地说，精选的假设方法忽视了需求问题，而社会政策方法没有考虑提供卫生健康服务的经济问题。

3.1.2公共健康保险的目标：规范方面的问题

（1）贫困。让一些收入太低买不起保险的人能够得到健康服务。（2）维护人口健康。一项成功的政策不仅减少疾病发生率，还要提高健康水平，这是一种定位于输出型的目标。还有一种定位于输入型的目标，即保证良好的健康服务的供给。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健康并不随着医生和医院床位数量的增加而提高。（3）社会健康政策要覆盖没有被商业保险的风险。（4）实行有利于家庭的再分配计划。（5）实行有利于高风险人群的再分配计划。

3.1.3 A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政策具有A型分配效应，它影响一个国家经济资源的使用。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社会政策是否导致更高的效率或更低的效率。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人均健康支出也增加，健康支出成本增加的原因归结于（1）价格上涨。我们必须对价格上涨与质量提高做出区分，因此可以说，成本的增加不一定就是由价格上涨引起的。（2）政治和社会的因素。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得到良好的卫生健康服务，部分归结于政治和社会因素，即越来越多的人享受服务、健康服务延伸到都市以外、过去被认为是偏离行为现在被看作是健康问题。（3）人口演变。人口参数的变化会影响健康支出：预期寿命增加和人口构成的变化。（4）技术进步。由于技术进步，许多医疗服务变得便宜了，但同时刺激新的医疗产品的研制，增加医学研究成本。

3.1.4D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制度具有许多D型分配效应：人与人之间垂直的、水平的和代际的再分配，以及个人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再分配。评价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的基础是公平保险。评价再分配的数量，必须假设收益和成本的归属。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假定在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中没有赤字或剩余。假设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仅仅是一项以健康服务成本为标准的保险、别无其它，把分析D型再分配效应建立在这样的假设的基础上是明智的。健康支出还要考虑社会地位和教育等问题。

3.2养老金经济学

3.2.1养老金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基金制度比较，非基金制度的长处

要了解养老金制度的运行情况，我们很自然地假定人们追求效用最大化，即探讨最优的储蓄量是多少。为了方便起见，通常把养老金制度放在一个特殊的框架内，即迭代模型中来分析。假定把一个人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每个时期有两代人，一个人在第一时期工作，在第二时期不工作、如果没有公共退休制度，只能消费储蓄金。再假定他只关心自己的消费，不打算留下遗产，进一步假定死亡的时间是确定的，那么:

max U(c1， c2)

c1是第一阶段的消费，c2是第二阶段的消费。如果没有公共养老金，他必须考虑以下限制：

c1= w-s

c2=s(1+r)

s为储蓄，r是利息率，结果是最优储蓄数量为s*。在封闭经济中累计的储蓄决定资本存量。

为了讨论公共养老金引入后的效应，需要区分非基金制和基金制。在基金制下，如果缴费比率不大于人们自愿选择的储蓄率，那么，限制不会改变（b：对养老金制度的缴费比率）。

c1= w(1-b)-s

c2=s(1+r)+bw(1+r)

如果义务储蓄挤出自愿储蓄，那么最优储蓄量s*(=s+bw)，。如果引入非基金制计划，并且缴费比率定为β、养老金为p，那么个人面临不同的限制，假定非基金养老金制度既没有赤字也没有剩余，β决定p，反之依亦然：

c1= w(1-β)-s

c2=p+s(1+r)

可以看到，如果两个时期消费的都是正常物品的话，∂s/∂p

通过引入非基金制确保所有几代人更多效用的另一个假设是：什么时候通过要素W，一代人与下一代产生捐赠，W相当于劳动生产率的增加。那么如何比较两种养老金制呢？如果缴款率不超过最优储蓄率，那么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不起什么作用。为了比较两中制度，我们需要比较两种收益率。假定缴款率b不变，如果（1+w+n）>1+r，或(w+n)>r，其中，w表示劳动生产率（W=1+ w），n表示人口增长率（N=1+ n），r表示收益率。那么PAYG制比基金制有更多的收益，因而更优。如果利息率低于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那么引入PAYG制将确保帕累托改进。从长远来看，我们不得不假定利息率不比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低，这就是为什么非基金制通常不是帕累托改进的原因。概括地说，将PAYG制转为基金制通常不会产生帕累托改进。

3.2.2 A型效用：劳动力供给

大多数国家的有效退休年龄在下降，分析这个问题必须假定养老金制度不改变个人财富，即这种养老金是一种公平养老金。尤其是如果一个人提前退休回推后退休，财富不变。如果有公平养老金，是什么原因刺激在某个具体年龄退休？假定一个人的效用函数分为消费和闲暇两部分，U(ct) + V(lt) 。其中，ct表示消费，lt表示闲暇。他从t=0工作到N；储蓄率为s；缴款率为b。那么c+b+s=1。终身效用是（T为最大生命跨度，c为一年的消费）：

U(c)N+[(U(c)+v)(T-N)]= U(c)t+(T-N)v

人们最大化效用：

Max:TU(c)+(T-N)P

N， c

s. t. Tc≤N(1-b)+(T-N)P P:养老金

养老金制度是公平的，因此：

P=bN/(t-N)

预算限制减少到Tc≤N

如果没有遗产，他消费所有工作期间所挣，养老金不影响退休时间。如果有借贷限制，情况就不同了。如果贷款的利息率明显高于储蓄利率，那么养老金制度会影响退休决策。C*表示工作期间最优消费量，如果C*>1-b，他不能有最优的消费，因此他在工作期间的消费是1-b，。最优化问题变为（Cr表示退休期间的消费）：

max NU(1-b)+(T-N)[U( Cr)+v]

Cr， N

s. t. N(1-b)+(t-N) C*≤N

可以看到∂N/∂b

3.2.3 D型分配效用

没有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一般理论，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完全取决于制度是如何被解释。许多养老金制度慎重地再分配收入，通常是低收入人群受益，但也有意外的再分配效应，主要是由于收入与生命预期的相互作用。与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人的预期寿命更高，因此由于生命预期的差异，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有计划的再分配通常被削弱。而且，比较不同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必须考虑其他社会政策计划，如社会援助、健康服务等。

影响再分配总量的三个重要方面是：（1）性别。女性预期寿命长于男性，平等对待男女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女性。（2）收入。由于高收入人群预期寿命更长，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高收入人群。（3）婚姻状况。大多数养老金制度支付幸存者养老金，主要接受者是女性，因为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长。如果幸存者养老金制度根据经济状况调查结果确定补助，那么幸存者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有利于单身有工资收入的家庭户，如奥地利。

3.2.4人口变迁与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

预期寿命的增加和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减少劳动人口，这两种人口学要素的变化对养老金制度产生的影响有：（1）从绝对数和占GDP上讲，加重养老金负担。（2）为了保持养老金制度收支平衡，必须增加缴款比率。（3）缴纳的保险费的收益率显著下降。（4）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规模发生变化。 4、评论

罗斯那先生的研究成果至少给我们这么几个印象：

第一、多学科交叉研究问题。罗斯那先生不仅使用了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作为分析社会政策的原因和效果的基础，还在分析过程中，涉及了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将经济学与政治学巧妙地结合起来。另外，将人口学的变量（如预期寿命、生育率、人口增长、抚养比等概念）纳入到分析中来。当然，这在西方学者中并不希奇，但对于我们研究社会政策来说，仍然是富有启发性的。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一般比较熟悉或习惯于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很少或甚至不太愿意关注去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如果需要运用相关学科知识的时候，知识结构不合理的缺陷就暴露出来。常常是研究经济学的不熟悉社会学，研究人口学的不熟悉经济学和社会学。错用、误用其他学科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现象时常发生。单一的知识结构是远远不能社会政策研究的，社会政策研究需要大量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的知识背景，不仅如此，还需要在研究中把这些知识综合起来，作到融会贯通，只有这样，社会政策研究的根基才会厚实。从我们阅读的大量的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的文献来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研究的一种趋势，我们需要补课并迎头赶上。

第二、社会政策的理论基础。经济学有新古典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学等学派，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思想，罗斯那先生的社会政策经济学也不例外，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的研究[4]。但不管怎样，罗斯那先生为我们研究和制定社会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他提示我们社会政策不仅仅是对社会问题简单的描述和提出解决的办法，社会政策更是一门学问，需要有理论基础。广泛地说，在经济学内部，不仅新古典主义，其他学派同样能够为社会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其他学科的理论如社会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等也是如此。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做社会政策研究，习惯于就某种社会问题和现象提出问题、进行就事论事的分析，不太注意基础理论的阐释，使得政策建议显得单薄、空泛，缺乏说服力，往往是一项社会政策研究学术论文不象学术论文，政府工作报告不象政府工作报告。象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的国家，一种社会问题涉及许多方面，更有必要采用多种学科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政策的原因进行阐述，并在研究中总结出一套有效的理论。

第三、社会政策的研究范围。一般来讲，社会政策应当有其研究的范围，不能将其外延泛化。罗斯那先生总结了发达国家的经验，将社会政策限定在五个方面，并指出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对这种限定可能会有争论，但我们认为这种限定具有一定合理性。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中国社会政策的范围和研究领域，在外延是否需要扩大或缩小，在内涵上是否需要增加或减少，值得进一步探讨。时下，学术界和政府界关注的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等，他们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如何，都需要深入研究。

第四、社会政策的效应。罗斯那先生区分了社会政策两中不同的效应，我们的理解是，A型分配效应主要从物的或者说是资源总量方面反映社会政策的效应，D型分配效应则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的这种划分为我们评价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范式。他启示我们进一步分析：除了这两种经济学的效应，是否还有其他效应呢？比如，社会政策的政治学效应是什么、社会学的效应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发挥空间思维能力，认真思考。罗斯那先生的两中划分对于我们建立和实施一种崭新的社会政策评价体系和评价的手段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评价体系和评价手段也应当是多样化的。如果一项社会政策研究有理论基础，恰当的方法，细致的实证分析和可行的评价体系，那是再好不过了。

第五、社会政策的适用性。罗斯那先生明确指出，他的社会政策经济学的研究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对于东亚国家和穷国几乎没有涉及。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比我们高得多，由于是一元化的社会结构，他们的社会政策主要针对城市人口的，他们没有也不会涉及农村人口。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城乡差别仍就很大，二元结构还要持续很多年，我们的社会政策显然与西方国家既有相同的地方，更多是存在很大差异。通常我们做社会政策研究时，对城市和农村问题是分别论述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西方社会政策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我们借鉴西方研究的最新成果，但决不能盲目地追随，盲目的追随会使我们失去方向。我们借鉴要善于从社会政策经济学中体会其活跃的思想火花和开放的学术精神。我们研究和制定一项社会政策时需要考虑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发现有关社会政策的制度结构的信息，从中发展出中国的社会政策经济学。

参考文献

[1]Rosner，Peter G.. The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Cheltenham，UK·Northampton，MA，USA， 2003. 1-21.

[2]Myles， Gareth D. Public economics.[M]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