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的定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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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大众传媒的定义范文

摘要：大众传媒既是信息传播的物质载体，也是促使大众传播者与受众得以交流的中介和纽带，更是形成、复制、扩散和放大社会舆论的社会工具。流行文化包含于大众文化，它是现代社会与工业文化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化表达样式，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形成。当代大众传媒塑造着现代的流行文化，而现代流行文化又对当代大众传媒有着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当代大众传媒与现代流行文化是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

关键词：大众传媒；流行文化；缔造者；推动者

中图分类号：G20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9-0276-02

一、当代大众传媒

(一) 大众传媒的含义

大众传媒是大众传播媒介的简称。它是新闻的传播工具，传递新闻信息的载体，报纸、广播、电视、新闻纪录影片和新闻性期刊的总称。大众传媒是以电视、电影、广播、报刊和书籍等以技术或组织特征为标志的传播手段或者向大众的信息传递。郭庆光先生在《传播学概论》中明确提到：“报社、电台、电视台等媒介机构是从事信息的采集、选择、加工、复制和传播的专业组织，从其生产规模的巨大性和受传者的广泛性而言，我们又把它们称为大众传播者，或称为大众传媒。”

（二）当代大众传媒的特点

1.交互式传播

当代大众传媒打破传统传媒单向性的传播方式，有着交互性的特点。在大众传媒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第二媒介时代”的到来，即以信息高速公路及卫星技术与电视、电脑、电话等传播模式为主导的时代，它集制作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于一体，是对“交往传播关系的一种全新构造”。

2.高效的复制性

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工具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知天下事，然而这通过符号和影像传达给人们的“天下事”是通过媒体所接触的，媒体通过运用分割、重组、淡化、强化等一系列程序对现实进行编辑处理，这些只是媒体想呈现给受众的“事实”，而并非真正的事实。

3.娱乐化

当代大众传媒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娱乐功能的最大化。当今社会已步入了消费时代，人们不再需要政治味浓厚的信息，只想在紧张的工作后，获得轻松的娱乐消遣，大众传媒娱乐化正是为了满足大众的这种享乐和渴求悠闲的心理需求。

二、流行文化

(一) 流行文化的定义

流行文化包含于大众文化，它是现代社会与工业文化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化表达样式，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形成。可以说现代的流行文化是多元化的，包罗万象的，有学者在归纳了大众流行文化，分析了其中的四种类型：“一是印刷媒介中的大众文化；二是电子媒介中的大众文化；三是电脑与互联网中的大众文化；四是日常生活习俗与器物中的大众文化。这最后一种尤为复杂，包括了趣味、心态、形象、行为、物品、语言、环境等多个方面。”

(二）流行文化的特征

1.商业化与消费化

流行文化是一个典型的大众流行中的商业文化。在现今这个消费时代，人们欲望的膨胀和流行文化无处不在的商业性，使其进入市场变为文化消费品。

2.高度的现代性

流行文化是现代工业社会高速发展下的伴生物，它是工业社会发展下所生成的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因此明显地不同于前工业社会中的民间文化和其他文化形式。

3.强烈的娱乐性

现如今，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且慢慢地成为一种文化精神。当代美国学者与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借用麦克唐纳的话说：“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高兴。”

（三）流行文化的意义

现代社会与文化工业相结合的流行文化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表达的样式。与现代文化工业紧密结合的流行文化，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于传统的文化形式很不一样。而它的存在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

首先，起源于西方的流行文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中国，并在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帮助下得以迅速扩散。现代流行文化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学、艺术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了社会运作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我们国家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也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流行文化的影响。

其次，流行文化极大冲击了文本的呈现方式以及传统“文本――阅读”的文化传播模式。传统文本都是以印刷品的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阅读纸质文本是我们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阅读文化，而现在这种传统的阅读方式正在受着流行文化的冲击。在网络日益普及，报刊书籍日益数字化的今天，“电子阅读”悄然兴起。不管你身处何处，只要有网络你就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文本阅读，以解决你在没有网络情况下对文本阅读的需求。

最后，经典文化中的精英与大众的对立模式在流行文化中呈消解态势。精英与大众这个二元对立模式却在流行文化中趋于消解。在长久以来经典文化表达方式是一个“精英――大众”的二元结构，这个结构的核心是精英，精英们是文化的创作者，大众是吸收者，这是一个单向的基础维度。

三、大众传媒――流行文化的缔造者与推动者

传播就是文化的载体，它承担着对文化内容与形式的转换、传输、处理、存储、检索、提取和推广的全过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线电的诞生，让人们感受到了新闻的时效性开始，电视、互联网等电子媒介的共时性传播与参与式收看先后登场，这使得现代流行文化有了其兴起的物质基础。

当代大众传媒在我们生活中是无孔不入，就以广告为例，在电视节目播放途中我们会看到插播进来的广告，在收听广播时能听到广告，在浏览网页时能看到广告，大众传播以其强大的传播力量，在当代社会文化的流行过程中，担任着流行文化的传递者、倡导者、推广者与普及者角色。当代大众传媒作为现代流行文化最积极的制造者和推动者，卫星的全面覆盖，使不同地域的不同人在同时间收看到同一个电视节目，他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将人们网罗在共同经验中，从屏幕出发，到达更为广阔的人群，参与式的收看将大众一一俘获。最具代表性便是2006年湖南卫视播出的真人选秀节目――《超级女生》，它用一个开放式的文本空间，利用短信投票支持、网络支持等现代传媒技术让观众参与进来，同时，作为主办者的湖南卫视以及全国各地的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传播媒介几乎没有不对《超级女声》进行报道的，“超女”成为了大众口口相传的名词，一时间，全民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狂欢时代，然而在这狂欢正是大众媒体精心包装的一场盛宴。随后，《快乐男声》、《梦想中国》、《加油，好男儿》、《星光大道》等一系列选秀节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态势。可以说是大众传媒让我们进入了“选秀时代”。

我们说流行文化是因为大众对某一事物或现象有着共同的认识，使得其流行起来进而成为流行文化中的一种。大众传媒利用人们“沉默的螺旋”，营造流行文化的“意见环境”来扩大大众对这一流行文化的共同认识。同时大众传媒还利用潜移默化的功能，使大众心甘情愿地接受流行文化，从而加固大众对这种流行文化的共有认识。总之，当代大众传媒就是现代流行文化的缔造者和推动者。

参考文献：

第2篇：大众传媒的定义范文

在当今时代，电视以其特有的快速、迅捷、声画并茂、具有现场实况等特点赢得了亿万观众，其大众性的特点，又使电视具有了许多或隐或现的功能。在叶家铮《电视传媒的艺术》一书中，把电视作为大众传媒的功能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形成社会舆论，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在一段时期内连续以某一内容作为传媒重点以引导受众集中视线的“议程决定”功能。文化规范的培养功能。这种功能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公众的精神领域，诸如价值观念、思想修养、伦理道德、审美情趣以至于心理结构等。使受众获得参与使用媒介的满足。授予“知名度”的功能。为人们提供社交话题的功能。以上这些功能，有的是针对传播内容而言，有的则是针对受众而言。而电视这种大众传媒作为一种现实存在，其本质意义又是什么呢？

任何一种传媒都要具备信息源、传播内容、目的地这几项基本要素，而对于电视这种大众传媒来说，信息源就是电视台，传播内容就是电视节目，目的地就是受众。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其本质性的存在意义，显然就在于传媒对于受众的作用关系，而传媒对于受众的作用无疑又是依靠其传播内容来实现的。

电视节目是电视传播的基本单位，是电视台（或社会上的制作节目机构）为播出或交换而录制的、表达一定内容的可供人们感知理解的视听作品。就其作为传播内容而言，大致可分为新闻、社会、文艺和电视剧四大类。每一类电视节目虽然都有其独特的魅力，但是，蕴含在它们独特魅力之中的最终能使受众有所体悟的却是它们的文化特性。这不仅因为文化特性是电视节目的共有属性，电视节目正是依靠这种属性潜移默化、日积月累地调整着受众的心态，改变着受众的认识和观念，倡导和化育新的时尚和习俗。而且，就社会而言，不论是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伦理道德，还是随着社会进步和发展而形成的新的文化规范，都有赖于大众传播媒介锲而不舍地进行熏陶，而这一点恰恰正是电视这种大众传媒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本质意义之所在。

我们不妨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就拿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来说，就是以其在情景框架（即传媒活动所处的特定的时间、空间、社会背景以及传受双方的心理态势）之中的独特魅力吸引着亿万观众。尽管这些年来，人们对春节晚会颇有微词，但是，每年还是少不了这样一台晚会，人们已经在不知不觉间为除夕守岁、吃饺子的古老习俗增添了新的内容，融入了时代气息。这一点恰恰体现了电视这种大众传媒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本质意义。另外，这些年来，在社会上兴起的为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的“希望工程”活动，一经电视传媒的传播，很快就把这种奉献爱心的活动转化为了一种社会行动，并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时尚。因此，我们从中不难看出，电视传媒虽然借助的是电子设备和微波传输（现已发展为卫星传输），但是，其本质特性却存在于它所传播的内容以及在受众中所产生的影响和社会作用之中，这也就是说，电视传媒就是一种文化存在。

这里有必要阐述一下文化的概念。关于文化概念的界说，据有关资料统计，有一二百种之多。但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最广义的理解，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最狭义的理解，是指以文艺为主的文化。综合各种说法，我倾向于从观念形态的角度对“文化”所作出的定义：文化是代表一定民族特点的，反映其理论思维水平和精神风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的总和。而电视传媒所传播的恰恰正是这些内容。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受众的角度来加以考察。受众对于传媒的选择，多数都是处于某种心理和现实的需要。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人的动机理论》一书中，把人类的各种需要概括为五大层次：自我实现的需要，指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和潜能，追求理想，渴望成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包括自我尊重、尊重他人、他人对自己的尊重；社会需要（归属与爱），包括人际交往、友谊、爱情、群体、归属、信息调节、相互沟通理解；安全需要；生理（生存）需要，包括衣、食、住、婚姻、治病等。在这五大层次中，第一层次为最高需要，第五层次为最基本需要。马斯洛认为，当人们的下一层次的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时，就会追求上一层次的需要，一般情况下是五种需要并存的。在当今的信息时代中，人们对各种传播媒介的使用，都直接或间接地同这五个层次的需要相依存，对于受众来说，哪种媒介能更好地、更大程度地满足他们的需要，就优先使用哪种媒介。而电视传媒在满足人们的这些需要上，具有其他媒介不可比拟的优势。这是因为包罗万象的电视节目，几乎渗透了生活的各个方面，能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的某些需要。电视在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的同时，又能使人们获得人生启示、视听愉悦或审美体悟，甚至还可以让受众参与到传媒之中，让他们走上屏幕阐述自己的观点、看法、经验、体会，电视传媒正是以其独特的优势，在各种现代传播媒介中独领。同时，电视传媒也正是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一种蕴藉在包括传播信息、视听愉悦、消遣娱乐等多种功能之中的文化存在，这种文化存在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一脉相连，与时代文化密切相关，又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融入新的内容。这才是电视传媒的本质存在形式，是电视传媒的终极属性，电视传媒正是因为具备了这一属性，所以才能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3篇：大众传媒的定义范文

[摘要] 人种学（ethnography，或译作民族志）研究方法在西方的传媒与受众研究中兴起并大有兴旺之象，在媒体与“全球化”进程伴行，以及受众日益分化的今天，结合人类学与传播学是种自然的趋势。因此有必要梳理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方法：它的兴起，研究主张，研究难点与适用范围。 [关键词] 媒体 受众 人种学 研究方法 Abstract：Ethnography is more and more be used in media and audience research on matter in Western or Eastern world， and the tendency was accompanied with globaliz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audience groups. It is important to aware of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rlink of anthropology and mass communication，so we need to make sure ethnographic approach in the research of media and audience， including the original， opinion， difficult and available bound of this kind of method. Keywords：Media， Audience， Ethnography， Method

人种学(ethnography，或译作民族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传播学者的著述中，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我们渐渐发现传媒史、传媒事业、传媒效果等等的研究无法离开处于“生活流”中的人来谈，我们造就的，也在造就我们，因此研究“生活流”中人类的人类学不可避免地进入传播学者的视野；其二，在全球化渐渐逼近的今天，我们越来越发现民族性或本土与全球化的关系是相依相存的，在对大众传媒这个全球化机制或“机器”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研究民族性和本土的人类学，反之亦然，人类学家发现今天难以找到排除大众传媒的“田野”，文化与传媒（尤其是大众传媒）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人类学家也需要将大众传媒纳入其视域。用英国传播学者Machin的话来说，人类学的人种学（民族志）研究从巫术（magic）中走进媒体。 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的起点 人种学是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一种将先前主要由传教士、冒险家等在非西方社会中进行对“他文化”（other culture）的资料收集活动以及专业的人类学家在书斋里的理论建构和分析活动结合为一体的学术和职业实践。人种学要求人类学家进行“田野工作”（fieldwork），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他文化”的日常生活，因此这个过程最短也得有1－2年，而且要求调查者学会被访者的语言，和被访者打成一片，以求得和被访者一致的文化体验和直觉，正确地感受、认识“他文化”。在完成田野工作后，细描、说明所观察和体验到的“他文化”。 1969年，大众传媒首次成为美国人类学界会议的重要议题，大多数与会人类学家认为，当下公众已经丧失人类学的基本知识和理念，但自己却没有技能和渠道去推广、普及。因此人类学家有必要研究传媒，具体的研究策略为：（A）理论研究：研究传媒内容、技术、从业者和受众的结构、功能、过程和影响等；（B）应用研究：研究如何通过传媒直接传播人类学的知识和洞见，如何间接地在大众传播的实践中（包括新闻叙述中）融入人类学的理念，如在新闻传统的五个W中再加上一个W：Whole“整体观”。 这个人类学界的公关策略却引发了人类学与大众传播学两大学科之间频繁和复杂的接触。因为公关策略与学科引进无关，所以在人类学家在对传媒进行研究时，并没有严格引入人类学的学科规范，直接导致了今天传播学与人类学交叉地带的纷乱，学者们各自为政，根据自己的研究偏向定义了不同的学术研究名称：媒体人类学，媒体的人类学，大众传播人类学，传媒的人类学研究进路，文化与传媒的人类学…… 根本冲突在于媒体人类学到底是一种应用人类学的工具，还是一种传播学与人类学交叉结合后产生的新的理论。工具论认为传媒是人类学家完成人种学的新工具（信息采集、记录工具；人种学表达和传播工具，如影视、视觉人类学），或是被研究者日常生活中类似陶器、石器一样的重要工具（电视等现代传播技术在某个社区的生命史、消费史研究）。新学科论则认为，当今的文化是被大众传媒在大众传媒中生产、传递、接受和重新定义的。因此大众传媒本身即使文化，当代的文化人类学因而只可能是媒体人类学。人类学家Faye Ginsburg 认为这就是经典人类学视大众传媒为禁忌的原因，接受媒体人类学就意味着弑父，创建一个新的秩序。 但不论是工具论还是新学科论具体的研究方法都离不开人种学。 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者开始运用人种学方法。1980莫利（Moley）对英国电视新闻栏目Nationwide受众的研究，被认为是最早成功在媒体受众研究中运用了人类学人种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之后，莫利开始阐述人种学方法在媒体受众研究中的运用（包括利弊），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提出受众研究范式的变化：从文本、数据中的受众到日常生活中的受众，90年代前后与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的合作让莫利从霍尔编码解码理论的证实者变成更为彻底的媒体受众人种学研究者，研究重心从受众如何解读媒体转向对媒体与受众文化关系：在自然的，或生活场景中，媒体与受众关系的研究，研究的范围从家庭电视到媒体消费的社会学，从技术层面到形而上层面，从客厅到全球 。他们把人种学归结为大众传播研究方法中的一种质化取向。 莫利是媒体与受众研究中积极运用人种学研究方法的代表，伴随着他们的实践，传播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媒体人类学（Media Anthropology）或从人类学的视角或方法来研究大众传媒（电视、广播、报纸和网络等）的理论研究风起云涌。在英国Hamburg等大学人类学系或传播学系下设置了媒体人类学专业培养从本科到博士层次的专业人才，甚至还有相关的博士后方向。 人种学从巫术中走进媒体，走的是一条从实践到理论的路。迄今为止，人种学的研究方法已在西方大众传媒研究中广泛使用：在对流行音乐、家庭电视收视行为、新闻制作、肥皂剧收视、电影明星崇拜现象以及网络使用的研究中，都有人种学研究的成功案例。 中国电视受众的人种学研究，几乎是空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介绍这种方法的重要性，比如王铭铭、潘忠党、刘强、蔡骐、常燕荣、胡明宇、郭建斌。但是很少有具体的研究案例：如郭建斌（《云南少数民族受众的媒介接触与知识、观念和行为的相关分析》，《独山电视》）、陆晔（《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等学者对少数民族受众或传媒从业者进行了一些人种学研究的尝试。 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的主张 人种学是揭示人们行动原因的有力工具，它的核心就是：让研究者按照被研究者自己的主张或逻辑去阐释为什么被研究者的生活对他们自己而言是有意义的。通过观察和倾听田野对象的日常生活，使研究者能认识、并理解田野对象如何按照自己的方式实施行动和思想的方法， 这种方法既不同于用某种既存理论解释社会生活的方法，也不同于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一系列与主题相关的问题来回应我们已经对人们特殊行为原因做出的理论假设。人种学要通过“进入－出来”的参与和观察过程，考察田野对象自然而然地完成事务的那种方式，使我们能更近地观察这些使田野对象的生活有意义的规则，并帮助我们创造一幅社会生活是如何为田野对象组织起来的图画。 普通人简简单单的一天是件非常复杂的成果，它需要多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识。试想象一下编制一个计算机程序，要求它不仅完成早餐，还要明白为什么向别人做的评论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工作和拥护一支足球队是重要的，或为什么我们觉得出门听到喜鹊声是幸运的……这些就是我不止一次提到过关键词“本地文化/知识系统”，它并非一个显现的东西，而是深藏在本地生活中的结构关系网络。田野对象的行为主要是由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决定的，通过该文化人们获得一套形成世界观、自我认知的工具体系。人种学方法正是能够解释地方生活中结构关系网络的方法。 媒体研究中的人种学方法要求在一个群体（包括其中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流”中展开媒体及其效果研究，媒体因为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而不断地“成为（being）”媒体，这个“成为”的过程本身正是媒体效果的一种呈现。 因为，媒体研究的人种学视角认为，在不论是作为意识形态机器，抑或是娱乐制造机的电视，都不是电视这种技术本身、或电视传播者造就的，而是在一个群体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生成的。“造就者”与“被造就物”之间是相互不断造就的关系。因此必须呈现处于日常“生活流”中的人和媒体，在其中，不论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人，还是媒体，都是动态生成的、总体性的，而不是静止确定的，不是分割、碎片化的。 这种方法要求以诸如这样的问题进入传媒与受众的研究： 这个群体以什么样的方式接受，又以什么样的方式消费这种媒体（作为奢侈品、日常消费品、显富物、嫁妆、祭品、家庭权杖……）？这个群体将这种媒体安排在世界结构（分类）中的什么位置？ 这个群体如何对媒体内容进行分类，如何选择、解读媒体内容（节目、报道等）？这个分类的变化过程如何？ 这个群体如何解读媒体中呈现的信息、生活？ 这种媒体如何影响那个群体的日常生活作息安排、家庭结构、社群关系、话语方式、社区传统文化生活……？

相形之下，涉及到生活中观众的研究――受众研究惯常使用的方法：问卷调查、实验室法、统计等量化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把受众从他们的“生活流”中抠出来，在研究者预先设计好的解释框架周围游走。文本研究、文化研究等质化研究方法也存在种种弊病，要么忽视传播技术和文化变迁所造成的整体性环境变化，要么让受众进入到宏观的意识形态争斗之中难以呈现自己，要么让受众进入文化强劲有力的“消化系统”变成文化的消化物。 而人种学的方法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以上提到的种种弊病，但可以较好地还原生活，还原在生活中的传媒和受众，让传媒和受众都出现在各种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场景中，呈现他们当时当地的意义，呈现大语境（文化、历史、社会）和小语境（具体的受众、社区、传媒）之间的关系。 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的难度 人种学包括田野考察（以参与观察为代表）和人种学的撰写（以深描为代表）两大部分，近年来在对人种学的批评中，人们频频将矛头对准这两部分：田野考察中研究者“进入”被研究对象的可能性或“进入”的程度；人种学写作中研究者对被研究对象文化的主观描述，以及对其文化模式的主观建构，对研究结果真实性的影响。在这样的表述危机下，人们认为人类学（人种学）应该回归为一种“文化批评”，而不是一种对真实的反映。 传媒之所以与石器、陶器不同，是因为传媒不仅仅是一种物，更是种定期、不间断地撒播符号（意义）的实践，因而它比器具更难以“进入”和表述。长期浸在传媒中的研究者如何才能厘清田野中传媒与非传媒的边界？如何将熟悉或已经自然而然的媒体解读习惯“陌生化”，从而进入到被研究者的媒体解读范式或习性中去？报道人在消费媒体内容时又变成媒介世界（非他/她自己的文化世界）的“他者”，如何把握报道人身份的种种转变？如何以个体之身去体验大众传媒大范围内的同步撒播？如何保持对（作为物的，作为撒播工具的，作为节目的）传媒与群体生活关系的整体进入？与此同时，如何分辨日常生活中，哪是与媒体本身形而下物性的关系，哪是与媒体内容形而上的关系？当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成为一种文化批评时，该如何评价或解读某种群体中某种传媒的文化？哪是“我文化”，哪是“异文化”？ 几乎有太多的难题表明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只能是一种文化阐释活动。作为一种质化研究方法，这似乎是难以避免的。因此，有时候，人种学研究被视为一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对话以及二者自我表达的媒介。作为一种“开放性结论”的包容度，为被研究者和研究者都提供了足够的表达和阐释空间。 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的运用范围 人种学主张的是地方视角，本土文化，其研究结果往往是一个具体的地方性知识。我们无法要求人种学的研究结果走出这个地方，去追求它的普适性。本尼迪克特（Benedict）的《与刀》是关于日本的，放在中国就不行了，米德的（Mead）《萨摩亚人的青春》虽然是为了美国人的青春进行的研究，但其证明的正是青春的本土性。 因此，人种学进入大众传媒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全球性的传媒进行地方化，地方化是个相对的“边界”，对美国传媒而言，中国传媒就是地方化的；对中央电视台而言，成都电视台就是地方化的；对于汉族受众而言，彝族受众就是地方化的。 传媒研究的地方化或者说传媒的人种学研究，在今天有两个有力的支撑：一是现代人类学开始从封闭的原始社区走向开放的城市社区，在这个过程中，人种学的方法得到了验证。另一方面，卫星电视，有线电视等的发展，使得电视传播出现分众化现象，许多频道的针对性越来越强，因此，对具体的受众群和社区进行研究变得有了市场。 必须认识到，传媒与受众的人种学研究是一项长期的，广泛的工作，如果各地的人种学得以长期的坚持，那么我们就可以以“拼贴画”的方式把整个“现在进行时”的大众的传媒消费文化图（数据库）建立起来，就像“世界文化地图”一样，每一个地方有自己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地貌地形”，当看到这样的传媒消费文化世界地图，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进行传媒的比较研究，以保持本土传媒文化的自我反省，增强人们对全球化和本土化关系的掌控能力。

[参考文献] 期刊均缺页数 [1] Mihai Coman， Media Anthropology: An Overview. philbu.net/media-anthropology/coman_maoverview.pdf. [2] (英)戴维·莫利著(史安斌主译)（David Moley）：《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3] David Morley and Roger Silverstone文：《媒体阅听众 传播和脉络：从民族志学观点看媒体观众》，摘自Klaus B.Jensen and Nicholas W.Jankowski著（唐维敏译）：《大众传播研究方法――质化取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 [4] 王铭铭文：《传媒时代与社会人类学》，《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4期。 [5] 潘忠党文：《传播媒介与文化：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三个模式（上）》，《现代传播》，1996年4期。 [6] 刘强文：《走向文化人类学的传播学》，《淮阴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7] 蔡骐、常燕荣文：《文化与传播—论民族志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 [8] 胡明宇文：《受众解读与媒介文本—文化研究派对受众的研究》，《当代传播》，2002年第4期。 [9] 郭建斌文：《民族志：一种值得提倡的研究方法》，《新闻大学》，2003年春季刊。 [10] David Machin， Ethnographic Research for Media Studies. London:Arnold. Co-pubi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v，new york.2002.page.1. [11] (美)马尔库塞（Marcus， G.E），费彻尔（Fischer， M.J）等著（王铭铭等译）：《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三联书店，1998年版。 [12] Antonio C. La Pastina， Audience Ethnographies: A Media Engagement Approach， Global Media Journal， Volume 4， Issue 6. Spring 2005.

第4篇：大众传媒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　中产阶级　消费认同　符号价值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一、中产阶级与消费社会

萨特曾经说过：“一个人出生于中产阶级是不够的，必须一生像中产阶级那样的生活。”那么，什么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又是怎么生活的呢?关于中产阶级，本文认为最初应该是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新兴阶级，物欲上的满足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上的渴求。关于中产阶级一般西方国家给出的界定大概是指那些“家庭年收入2.5万至10万美金的阶层”，而且“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处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与生产技能，在观念上持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人”。但是，在当下的中国。促使中产阶级形成的原因之中，除了这个阶级形成必备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修养以外，还有一种不可缺少的社会因素在此发挥功效，那就是大众传媒，而本文所探讨的有关中产阶级问题也正是在大众传媒这一语境下方能成立的。有论者将其所指的中产阶级定义为“拥有稳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买房买车，能够将收入用于旅游、教育等消费的人群。”显而易见，在该人士的界定中，毫无疑问的将中产阶级直接纳入到了消费社会的形态下。因此本文给中产阶级下的界定是，指那些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审美情趣和良好的品德索养，拥有稳定的收人和住房并其收入用于到精神层面的消费群体。

每一个阶级都会产生一套“独特形成的、显著不同的情感、思维方式和生活观”。这套东西来源于一个阶级的集体经历，是阶级成员试图认清他们的地位时要不断援引的东西。伴随着中产阶级需求的产生，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势必出现，即消费社会。我们界定的中产阶级也正是源于消费社会的出现，离开了消费社会探讨中产阶级，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波德里亚最初的书籍中曾经提及：从早期的竞争市场资本主义阶段向后来的垄断资本义阶段的过渡要求人们更加注意增加并引导消费，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将注意力放到了操纵消费、创造对新的知名商品的需求上。那么。生产商为了满足中产阶级的消费和实现自身盈利的意图，如何使得消费者进行消费呢?我们一定要引入“消费认同”这一概念来进行分析。

二、消费认同的构建

提及认同，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概念，与之相对应的是英文中的“Identity'’，由于翻译的方法不同，于是在使用的过程之中也会出现其他的词汇，如“同一性”、“身份”、“认同”等。本文引用的是中山大学伍庆博士关于“认同”的界定：它是自我作为主体对于自身保持同一以及其他人之间类同所形成的客观身份的主观肯定态度，它是在自我与杜会的互动中建立起来的。。认同作为对客观身份的主观肯定态度，是指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自我与社会互动产生的结果，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认同――关于自身属性的认同，另一种是社会认同――自我社会性维度，即对所属社会群体的认同。随着社会的多元发展，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人们的不变身份也发生了改变。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人们的身份认知进行了重新的“洗牌”。

在当下“我是谁?”一直成为一种疑问，实现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而本文认为在消费社会中，人的这种社会认同是通过消费行为来实现的。正如鲍曼所言：“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即他的社会定义，不再是拥有状态，而是成了存在状态。”。他已经看到了现在社会中身份从拥有性向存在性转变的趋势。拥有性身份是指我们的身份是依据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来判定的，他的建立基于先天和后天拥有的属性；而存在性身份是根据个体的主观行为特征来划分的群体成员资格，他的建立不是基于客观资源而是主观的观念和行动，更加需要通过认同构建才能引发相应的行为从而确立身份。

消费认同构建的关键就是利用同一与差异来使人们确立对同一性的信念，相信自己在消费属性上与某些人同一而与另一些人存在差异，从而愿意将自己根据消费属性而归属于特定的群体。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成为目的，消费成为文化实践行为。能够建构个体生活的意义，更加具有了公共的内涵。在日益意义化和公共化的过程中逐渐具备了构建认同的条件，消费也逐步取代劳动成为建构认同的重要方式。

麦克拉肯关于消费与文化的意义转移模式可以作为我们探讨消费构建认同的借鉴。他认为，消费行为是以各种仪式的方式将商品的意义转移到消费者自己身上。而本文认为这种“意义”是无法完成自我转移的，需要的是借助于“符号”来完成，这就涉及到消费商品的符号化和符号化的消费商品。消费本身并不意味着商品的某种符号价值直接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而是通过消费行为利用商品的符号价值进行新的创造，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同时再创造出商品的符号价值和文化世界。对于符号消费正是本文探讨的关键，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也就源于此。

三、中产阶级消费认同的分析

1. 符号价值及其机理

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本身已经成为我们进行自我与他人识别和归属的重要方式之一。古语说：“你是你吃的东西”。因为你吃与所消费一样是进行自我识别的一种行为。至于你吃的“东西”，即商品，则包含了有形与无形的内容。一般来讲，我们对于商品的认知是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是从任何一本经济学著作中都能够发现的，但是正如波德里亚所认为的一样，在消费社会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已经被“符号价值”所代替，而“这个‘符号价值’将商品重新定义为主要是被消费和被展示的一个象征”。

波德里亚关于“符号价值”是受到了莫斯及其《礼物》的影响，在他看来符号价值根本不是商品的属性，而是发生在互惠的礼物交换即象征交换中，而在完成象征交换时所遵循的是与等价交换完全不同的经济逻辑。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礼物与商品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原来在象征交换时的符号价值也在商品经济交换时变成了类似商品使用价值那样的“有用性”。这时，商品的符号价值就具有了类似使用价值那样的“特性”。但是，这绝对不能说符号价值就等同于使用价值，符号价值的基础“在于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和物在满足人们需要时的多重属性”。。所以说，符号价值是商品的“第三种价值”，而这种“符号价值”正是中产阶级在消费社会中的所进行的“消费”。

萨林斯认为人们的文化观点决定了商品所具有的意义，以此来决定商品的符号价值，而波德里亚认为商品只有成为符号才能成为消费的对象一样；商品的符号化是商品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获得的，而符号的商品化是在一定的市场环境

中获得的。宝玉“抓周”抓了胭脂引来其父的大怒，其实想想抓什么本无可厚非，只是宝玉抓的物品的“符号价值”不随人愿而已。这个也可以理解为在中产阶级这个阶层选择衣装时的行为，衣服本是用来“遮羞”的，满足这个使用价值即可吗?当然不是，在当今的大众传媒的肆意渲染下，现代商品的符号生产与认知显得更加的重要，符号价值也成为我们鉴别商品“好与坏”的重要参数。

2. 品牌消费与消费认同

较之于使用价值，符号价值具有派生性、主观性、变更性，本文在分析下面问题的时候又要引入另外一个概念_品牌。品牌来源于古挪威文字，意为“烙印”，这一简单的解释很好的诠释了品牌所具有的意义。在现代消费社会中，品牌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化的符号，为普通的商品增加了更加复杂的符号价值。共有的符号价值原本是属于某一类商品的，但是品牌出现后，完成了从“共有”向“专有”的转化，同时。品牌还可以脱离商品而进行独立符号操作。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也正是建立在品牌消费的基础之上的，通过“幻想”的构建来完成消费认同。

品牌的符号价值具有专属性，特定的符号价值与品牌联系在一起就不再属于这一类商品。由于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因此对于某一类商品而言，他们具有的是相同的符号价值，但是品牌的出现使得某些商品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含义。就如所有的运动用品都具有速度、健康、活力、青春等元素，但是唯独KAPPA运动品牌具有凄美的爱情故事，而这个爱情故事又强化了消费者对于品牌形象的认知。在这次消费过程中，消费者完成了对于社会中自我的识别和社会的认知，进而完成了这次的消费认同。

品牌的符号价值具有随意性，由制造商根据实际制造差异的需要随意制定。索绪尔提出符号的任意性，“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的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同样是男士西服。不同的品牌进行宣传时则使用不同的广告语，“简约而不简单”等。这种广告语暗示给消费者，只要身着此衣，你便成为“简约而不简单”的男士。中产阶级在消费行为中确立了自我身份的识别和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

品牌的符号价值具有独立性，可以脱离商品进行任何商品的移植。生产者控制着品牌，品牌即使外在于商品，也会赋予自身一定的价值。例如利群烟与其口号“让心灵去旅行”，吸烟本身就是伤害身体的一种行为，可是利群企业却通过大众传媒营造出一种“幻象”，即通过购买和使用该产品达到他所宣扬的理念，而消费者在消费行为中也实现了这种自我身份的识别和社会认知，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让心灵去旅行”的，只有那些实施消费行为的人可以做到。

总之，当消费者通过大众传媒构想自己的消费，即在心理上消费的时候，就形成了消费认同和消费欲望；当消费行为被赋予了象征意义后，“认同”就成了相对的消费概念，而消费者的“认同”越来越由别人而不是自己来界定，这一切都是由商品的符号价值和商品的品牌价值来完成的。

3. 中产阶级的消费方式

在消费认同的构建中，我们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消费方式，即占有性消费、存在性消费和群体性消费。在占有性消费方式中，商品的符号价值直接转移到消费主体身上，消费者通过占有证明和确立自我。通过某些品牌的消费，使得一些消费者成为消费者共同体，在这一点上，占有性消费与群体性消费有着不解之缘。龙丹奶业宣扬的“龙的传人喝龙丹”，如果消费者购买的是其产品，那么，“龙丹奶”自身所具有的“龙的传人”的符号价值就直接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而同时购买该产品的消费者就成为一个消费群体，在他们的想象中，只有他们才是“龙的传人”。

在存在性消费方式中，消费行为本身便说明了符号价值的意义，有学者概况为“我消费，我存在”。商品的符号价值外在于消费主体，消费活动通过内在化的方式蕴涵在商品中的符号转化为对消费主体而言的意义，是消费活动内化于自身从而成为一种存在式的体验。～位消费者在购买“宝马”车的同时就已经证明他的身份和地位了，他的自我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确立是通过实施购买行为来完成的。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就是基于以上的品牌消费及其消费模式来完成的，所有的消费都是建立在大众传媒在宣传过程中赋予了商品一定的“符号价值”和“品牌价值”之上的，品牌消费成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消费形式，也正是通过这种消费形式，中产阶级在消费行为中实现了自我的身份认知和社会认知。

四、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的反思

第5篇：大众传媒的定义范文

本文拟对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进行简单的综合介绍，重点选择在传媒研究历史上有过重大突破和影响的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为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1.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难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理论和方法资源上集大成的原则⑦。

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与20世纪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

[page_break]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是英国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学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电视的到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另一例是美国传媒研究史上经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大众传媒与传播领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与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编辑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第6篇：大众传媒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 消费社会；新闻消费主义；受众

中图分类号 G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14）13-0193-01

随着社会的发展，消费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进入了消费社会，个人消费在当代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重要。消费社会是一个被物包围的社会，并以对物的大规模消费为特征，在消费社会中，人们不再仅仅局限于物品的使用价值，更多追逐的则是物品被大众传媒“赋予”的符号价值。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受众的消费是出于被社会、经济、文化激发出来的“欲求”是被动的；另一方面，受众的欲望和需求也在左右着媒介对新闻的选择。

一、消费社会下受众的“欲求”被大众传媒唤醒

消费社会是指生产相对过剩，需要鼓励消费以便维持、拉动、刺激生产，在生产社会，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产品的物性特征、物理属性、使用与实用价值。在消费社会，人们则更多的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文化精神特性与形象价值。

法国学者让・鲍德里亚在他的《消费社会》一书中明确提出了“消费社会”这一概念。鲍得里亚认为，消费社会中最根本的变化是个人和集体消费心态的转变，“洗衣机、电冰箱、洗碗机等，除了各自为器具之外，都有另外一层意义，橱窗、广告、生产的商号和商标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并强加着一种观念，好似一个链条，一个几乎无法分离的整体，他们不再是一串简答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因为他们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并使消费者产生一些列复杂的动机。”这就意味着，在消费社会，人们购买物品注重的不再是物的功能，而是物的符号意义，并且追求符号意义的完整。消费主义已成为支配让人的消费行为的主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处于消费社会中的人不断的被刺激起各种欲望。

品牌作为大众传播时代的一种精神文化的符号信仰在商品市场竞争激烈的20世纪80年代应运而生。受众被大众传媒唤起的欲求演变为品牌崇拜。以可口可乐这个具有美国文化象征意味的品牌为例，2002年其占据了中国碳酸饮料的半壁江山，市场份额达到50.5%。以往一项调查显示，在北京地区，人均可口可乐消费量从1992年的6瓶增长到2002年的66瓶，提升了11倍。难道人们选择消费可口可乐这种黑色的碳酸饮料仅仅是因为它好喝吗？显然不是，当时在中国也有很多已经赢得了很大市场份额的国产饮料，诸如四川的川府可乐、河南的少林寺可乐等，都曾经风靡一时。然而，还是最终全部被可口可乐所取代。为何？因为人们消费的不再仅仅是产品，更是消费品牌以及这个品牌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味。

大众传媒主导的意识形态下，品牌作为人的心灵体验和社会符号象征方式，在品牌愿景中寄予了人对回归心理自由和自我实现的向往，对理想的生活方式的追求；与此同时，人试图通过品牌符号获得社会认同的渴求，实现社会尊重的愿望。

二、消费社会中受众的媒介消费趋向更加主动化

在经济学中，“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最终环节。它是指利用社会产品来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过程。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过来影响生产。

在消费社会中，受众的媒介消费行为更加趋向主动化。消费经济时代，受众这种主动性表现的尤为突出。同时，受众在媒介消费过程中体验媒介的需求增加。消费经济时代的受众更加关注得到媒介产品以及对媒介产品进行消费的过程，成为媒介产品的主角。目前我们有许多的媒介生产样态都会邀请观众一起体验媒介。而且，媒介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再随心所欲的控制受众的媒介消费行为，受众可以随时用遥控器切换电视频道挑选自己喜爱的节目。这样一种消费行为，就具有明显的选择性。正因为具有选择性，从而也带有了干预性的特征。受众的选择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媒介产品的生产和制作，刺激媒介更加关注受众的需求。

因为在消费社会中，受众在新闻传播中占有的重要地位，甚至出现了新闻消费主义至上的原则。诸如，过去的新闻报道对新闻的选择多着眼于满足作为“公民”受众的需要，新闻常关系到国计民生而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然而，消费社会的媒体对新闻的选择越来越着眼于满足作为“消费者”的受众的欲望和需求，新闻报道因具有更多的娱乐性而失去了社会意义。

以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为例，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的参选及上任受到了国内媒体的关注。他的中国之行更是引起了媒体的报道热潮，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和互联网均以大篇幅或专题的形式给予报道。毋庸置疑，美国总统访问中国，两国关系的发展、贸易摩擦、环境问题和等媒体都应该给予高度关注。但是我们发现，在媒体的报道中夹杂着大量的软性新闻和花边轶事。诸如奥巴马登长城会见弟弟。弟媳等被很多媒体多篇幅大肆报道。不仅如此，奥巴马的私生活也受到了广泛关注，从保镖、厨师到白宫医疗队，无不受媒体青睐。《总统的交通工具》、《总统的随从们》、《四菜一汤宴请奥巴马》、《下榻总统套房标价近6万》等报道充分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和窥视欲。

三、结语

在消费社会中，虽然受众的角色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越来越具有主动性。从表面看上去，新闻消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媒体和受众的距离，但是却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媒体的客观性和独立性，消解了新闻理性和新闻价值。媒体被喻为人类前行的t望塔，在新闻报道中，媒体应该警惕新闻消费主义，坚持新闻专业主义原则，有选择的报道，保持新闻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参考文献：

[1]朱麟飞.消费社会的运作逻辑[J].北京：商场现代化，2009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第7篇：大众传媒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经典文化；大众文化；大众传媒；消费文化；和谐共存

中图分类号G634.62

经典文化，共时态地看，是一定的历史时期最高文明组建的精神平台，它常构成一个时代的文化标高；历时态地看，经典文化是历千年文化精神连缀而成的等高线，它常常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原典〔1〕。本文中所引用的“经典文化”这一概念涵盖古代典籍，历史圣贤，民族精神等多个方面。

当中国的经济在改革开放中一路凯歌高唱时，我们的社会也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消费文化时代，社会主流文化日益趋向娱乐化，休闲化，快餐化，即所谓的“大众文化”。打开电视机不难发现，戏说清宫剧，偶像剧充斥银屏，总体氛围上脂粉气浓重，缺少自己的力量风骨和灵魂。

一、时代的呼唤

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从小学生到大学生无不在为形形的考试而忙碌，学英语学计算机学各种考试加分技能。步入社会的成年人又要马不停蹄地为生存为名利奔波，哪里会有闲暇平心静气的翻阅拗口的古文呢？但是经典文化的感召力依然存在并且不可撼动，这源于每个人内心深处对传统文化和道德理念那份深深的认同，它在我们的血液里脉脉流淌了几千年，或许连我们自己都感觉不到。

例如从《亮剑》到《士兵突击》，这两部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反而比泛滥成灾的偶像剧赢得了更多年轻人的喜爱与认同。心忙眼乱的现代人猛然发现，原来一颗安静而简单的心竟然蕴藏着如此巨大的能量。至于那句“不抛弃，不放弃”更是在汶川地震中熔铸尽我们的民族精神，响彻中华大地。可见，只有得到经典文化精神滋养的大众文化才能得到健康而长久的发展。

二、大众传媒的巨大力量

大众传媒对现代文化塑造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早已不是一支可以被轻易忽视的力量。这股力量好像洪水，或不加约束任其泛滥，或加以合理疏导。所以我们要讨论的重点问题应该是如何使现代电子媒介为经典文化重新如遭一个新的文化生态环境。

大众传媒的覆盖面之广，常常超出我们的想象。少林寺和少林武功可以说是凭借一部同名电影才名扬世界，风靡全国。再试想如果《金婚》是一本厚厚的长篇小说，那么他还能剩下多少中年观众？近十几年间，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电影大局挺进中国，所带来的影响远不能用赚取了多少亿人民币的票房来衡量。它所到之处，除了赚取票房利润，也传播了西方的价值观。这种软侵略有时比坚船利炮更具杀伤力。

三、飞入寻常百姓家

1.重新定义“经典”

何谓“经典”？翻开我们的经典，几乎找不到一部生来就戴着“经典”帽子的经典。四大名著有一半曾被列为“禁书”。《论语》是当之无愧的经典，当年的孔子只是个终生郁郁不得志的学者，直至汉代因为政治的需要，孔子和《论语》才被请进庙堂。随后便是皓首穷经的研读，连篇累牍的注解，似乎只有这样的姿态才能研究经典，传承经典。经典之所以能成为经典，除了本身具备的各种条件之外，人为的因素也不可忽略。

2.重生之路

首先，经典文化如何被人注意具备消费价值？最好的办法就是从经典文化的文本中解读或创造出与日常生活相当的意义来，即“俗讲”。“俗讲”文化只是在形式和表达方式上，以极易与理解的意义上进行经典的普及，但并不是在经典的义理及经典的取向，文化精神及气质等这些主流文化的最根本问题上进行改塑。因此，“俗讲”，只是经典文化自身的普及与通俗〔2〕。受到诸多指摘的于丹讲论语庄子的确存在一些知识性硬伤，抛开善意的批评，恶意攻击或者嫉妒这些因素，她告诉浮躁而疲惫的现代人可以像孔子学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向庄子学习天地在我心，让一颗疲于奔命的心有短暂的安宁，有什么不好吗？经典文化不是精神鸦片，也不是包治百病的仙丹。

第二，大众传媒对于经典文化，并非想象中的洪水猛兽。高质量大众文化的繁荣，就是经典文化精神的重生。大众文化的强大之处在于，它从不树立敌人，海纳百川，吸收一切可以为自己所用的资源，包括文学经典。大众文化在摧毁经典文化神圣地位的同时，也无形中扩大着经典文化的影响面。

2007年，一个叫谷子地的老兵被纳入年度记忆。《集结号》是一部商业电影，票房成绩优异。但人们在视觉冲击之后获得了精神的回馈。两个小时的暗中等待，观众触摸到了一个灵魂的内核。消费文化大潮下，电影美学变成了对意义和价值的颠覆，第五代导演所注重的终极关怀和平民一是变成历史陈迹。此后两种大众文化的倾向随即占了上风：或模拟西方、埋首宫廷戏，或借“红色经典”的名义来掩饰对现实和未来的无力关照。于是叫座不叫好成了国产大片的通病。

《集结号》与《亮剑》、《士兵突击》在精神气质上有着高度的契合。电影呈现了谷子地对牺牲的价值、战士的尊严、生命意义的叩问，他的执着于对现实的永不妥协，成为一种精神世界的温暖抚慰，这种精神，冥冥中与民族精神某种绵延千年的力量息息相通。

让这种精神成为大众文化的尺度，所创作出的艺术作品才有打动人心的魅力，深深熔铸在民族生命力凝聚力之中的“文化力量”才能彰显。我们努力实现经典文化的复兴，终极目的无非是为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一个强大的精神内核作支撑，在全世界重新书写“中国人”的形象。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拘泥于达到目的的形式呢？教育孩子诵读经典是这个目的，制作出一系列优质大众文化作品依然能达到这个目的，两者既然殊途同归，就不必势不两立了吧。

注释

[1]肖云儒.经典文化五题议[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科学社会版）2005，第1期：84-85

[2]尤西林.古今之争：经典与大众文化[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科学社会版），2008，第2期：54-57

参考文献

第8篇：大众传媒的定义范文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事关转型期中国城市化成败的核心问题之一。单纯依靠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政策法规，仅能推动表层的社会融入；而要实现深层理念意识层面的社会融入，则离不开符号生产者和传播者——大众传媒发挥的社会整合功能。基于符号资本理论，通过对代表性城市媒体报道的文本解析，对大众传媒的话语符号生产及新生代农民工拥有符号资本的实际状况展开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大众传媒的符号生产机制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必需的符号资本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新生代农民工符号资本的赤贫是其城市融入过程中遇到的重大“符号障碍”；大众传媒作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符号生产者，有必要通过提供信息平台、正名和扩大话语权等具体的符号救济途径，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升符号资本，消除“符号障碍”，进而促进其融入城市社会。

一、问题的提出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已成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目前相关社会学研究主要有四个研究视角：一是以社会排斥与社会距离为视角，强调农民工融入城市存在的心理障碍。二是以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为视角，注重揭示农民工是否具备融入的社会关系资源。三是以人力资本为视角，关注农民工文化教育水平与融入的关系。四是以社会认同为视角，深入农民工文化心理归属与身份认知，探讨融入的标志和衡量标准，研究围绕身份认同、社区归属感等展开。社会学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注意到了他们在融入城市过程中的现实困境，尤其是身份认同的心理危机，试图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层面找到原因。但是，相关研究却忽略了推动身份认同得以实现的象征符号体系在社会权力运作当中的动力机制。不少社会学者笼统地认为大众传媒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现代人格确立、心理健康、身份认同、城市融入方面很重要（朱力，2005；彭远春，2005；许传新，2007），但未就此展开研究，也没有从社会象征符号生产的视角，研究大众传媒发挥上述促进作用的具体路径。

传播学界相关研究主要在笼统、宽泛的弱势/边缘群体（含农民工）范畴内进行。可归纳出三方面研究：一，基于媒介排斥论视角，研究农民工媒介形象及媒体报道，注意到都市媒体的农民工新闻报道对该群体社会身份建构有影响（冯恩大，2004；张慧瑜，2007；李艳红，2006；许向东，2009）。二，农民工媒介话语权和利益表达研究（卫夙瑾，2004；杨敦显，2005；时艳钗，2007），查找农民工失语丧权的原因，侧重媒体应如何维护农民工话语权。上述研究都强调大众传媒对农民工的影响与责任，但对大众传媒如何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未有进一步探讨。三，农民工的媒介接触/使用/消费的调查（陶建杰，2003；段京肃，2004），有学者考察新媒介使用对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建构的影响（曹晋，2009；丁未、田阡，2009），少数学者论及农民工媒介素养可助其融入城市（陶建杰，2004；冯恩大，2005），但未对该理论假设可行性作进一步深入探讨。总之，传播学界已从媒介形象、话语表达、媒介使用及素养等层面关注到农民工与传媒的关系，并揭示了农民工在现有传媒资源分配中的弱势地位。然而，现有研究没有结合大众传媒的话语生产机制，进一步深入探讨传媒的“符号生产”是否可能及如何来推动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问题。

概言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事关转型期中国城市化成败的核心问题。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主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受教育程度、职业期望值、对物质/精神享受要求较高，“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居留城市期待感较强。他们既不能适应农村，也无法融入城市，处于社会认同和身份认同双重危机之中，从而易导致社会仇视心态和人格扭曲，有“游民化”倾向，因此，其社会融入与个人心理健康问题十分紧迫、棘手（王春光，2001；唐斌，2002；李培林，2003；符平，2006；杨建华，2008）。传播学界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定群体的研究关注有待深入，尤其是关于传媒如何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这一具强烈现实意义的课题未得到应有重视。鉴于此，本文立足符号资本理论，试探讨大众传媒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符号生产及其作用机制。

二、研究视角与理论框架

（一）符号资本理论

“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这一概念由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1977)首先提出。布迪厄的符号资本理论建构在“场域”概念基础上。他认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而决定这些位置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分配结构中，各种位置实际和潜在的处境；二是这些位置彼此之间的客观关系。在场域中，位置与资本密切联系，资本的多寡决定着行为者的处境。

布迪厄进而提出了四种资本形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其中，经济资本产生于经济领域，可直接兑换成货币；文化资本涉及通过教育传递的各种正统知识；社会资本由与人们有价值的社会关系构成；符号资本则代表个人的荣誉和声望，“是前述任一种资本都可体现出的形式，只要它其中包含的特殊逻辑可以通过各种类别的感知所理解并能认识到它的特殊逻辑”(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118)。是否拥有符号资本，意味着其他资本的存在形式是否得到认可。概括起来，符号资本具有三大功能:

第一，符号资本具备资本的再生产与转换功能。一个人的符号资本来自其他个体/组织机构/群体的主观认可和主观感知。无论是身体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是社会的资本，当“我们通过感知范畴把握这几种资本时，这几种资本呈现的就是符号资本的形式”(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119)。但其他资本能否及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符号资本，依赖于个体持有的其它形式的资本是否及多大程度上被历史性场域中的其他个体/组织机构/群体“感知并认可为是合法的”(王异虹，2009:68-69)。个体拥有的其他资本形式一旦被社会认可，这些资本就能生成为符号资本，“符号资本以将声望和名誉附加在一个家庭和一个人名上的形式，很容易转换回经济资本，或许这是在一个社会中最有价值的积累形式”(Bourdieu，1977:179)。符号资本和其他资本之间相互转换，并进一步实现各类资本互动式的增值循环，其生产与转换关系如图1所示：

第二，符号资本具有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即通过占有符号资本而取得支配社会资源和他人行为的象征权力。拥有符号资本可以获得社会和他人的欣赏、尊重、敬意等，并进而获得其它服务等(Bourdieu，1990:112-121)。符号资本的运作，是由社会场域建筑的制度和社会行动者共同参与的，并以对符号的信息认知方式存在。借助具体的符号，符号资本的象征权力将世界的区分原则和被合法化的世界观输入给行动者，并作为交流和认知的结构被内嵌入行动者的身体，成为内在的感知体系，指导人们的价值判断标准(Bourdieu，1989)。布迪厄认为，符号权力的最高形式，就是制造群体的权力，包括“已经建立好而有待神圣化的群体，或等待被建构的群体”（布迪厄，2001:306）。“符号资本是一种信誉……是一种建构的权力，一种通过社会动员造成新群体的力量，换言之，符号资本是社会群体权威代言人的权力，它只能作为一种长期性的、制度化的最终结果而获得，即从该群体获得造就群体的力量”（Bourdieu，1989）。借由那些用来指称或描述个人、群体与制度的符号，能够保全或改变社会中人们之间的联合与区分、结合与离异、聚合与游离。

第三，符号资本具有合法化效果，它能赋予被认可者以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符号资本涉及到对声望、名声、奉献或者荣誉的积累”(Bourdieu，1998:7），从而赋予资本的拥有者以象征地位。在布迪厄看来，权力的成功实施需要以合法化为基础，而合法化则依赖于符号资本的获取，符号资本是特定场域个体或群体被认可并获取合法性的特殊资本形式。体现符号资本的符号表征体系则是行动者和社会之间的中介，具备认知、交流和社会区分等相关功能，既是行动者实践的产物，同时也塑造和雕刻行动者的社会身份。

据符号资本理论来推论，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中，资本的多寡决定了他们在城市社会中的权力分配和具体处境。而该群体符号资本的多寡则不仅直接反映其他各类资本的状况，而且直接影响了他们能否具有符号权力、获得社会合法性。

（二）大众传媒的符号生产

符号（symbol）是对客观实体的表征，具有表达性和象征性。人类生存的世界不仅是一个自然的物质世界，而且是一个人造的符号世界，这个世界的创造与维系依赖于人类通过符号进行传播的能力。人的互动是以使用符号，通过理解或确定彼此行动的意义来实现的 (米德，1992：20)。在传播活动中，媒介所运载的其实是各种符号，受众所接受的也是各种符号。“传播是人类通过符号和媒介交流信息以期发生相应变化的活动”（邵培仁，2007：59），符号是传播的核心要素，大众传媒的功能之一就是借助符号生产意义、“命名”并书写合法性——“在当代社会中，大众传播最可能成为完成这些过程的唯一的最重要的社会机制”，“（这种符号权力）在普遍公认的大众传播扮演的角色中表现得尤为清晰”（N.Faieclough，2004:219 ）。

当代大众传媒制造的符号，“处处以媒介为中介……带进我们所有的生活空间和时间里”（胡春阳，2005），借助各类符号的“信息……是充满象征标记和身份领地争夺的‘权力场域’”(王建民，2008)。当代传媒对现实生活强大的符号表述力，体现了其进行话语制造和意义再造的“社会建构”能力(斯蒂芬李特约翰，2004:180，194)。麦奎尔总结道：大众传媒是一种权力资源，是获取声望与地位，并对现实生活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关键途径；它提供经验性、评价性的标准来帮助构建规范性的公共意义体系；并对偏离此体系的行为进行揭示、修正，等等(Denis Mcquail，1994:1)。“大众传媒业作为话语权力的增效器以及话语生产场域的一种……以其自身的场域逻辑进行着这样一种资本转换的活动”(刘文瑾，1999)。因而，传媒的话语符号生产同时是社会各方生产并争夺符号资本的过程。

大众传媒正是借助符号生产机制，“形塑社会生活意识形态”，“帮助构建规范性的公共意义体系”，“有力地影响、操纵并变革社会”(Denis Mcquail，1994:1)，“唤起和提高传播者和接受者的认同程度”(斯蒂文小约翰，1999:297)，实现了它的社会整合功能。而且这种社会整合具有更强的持久性和稳固性，它可以进入社会个体的内心世界和意识深处，并且一旦进入就很难更改。正因为大众传媒通过话语符号的生产和传播，具有推动社会整合、促进人的社会融入的力量，而被比喻为“社会水泥”。

据此推论，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政策法规仅能够推动表层的社会融入，而要实现深层理念层面的社会融入，则需要依靠话语、身份、仪式等表征符号的整合力量才能潜入意识深处。大众传媒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符号生产者，由此，以大众传媒的符号表达为切入口，研究大众传媒的话语符号乃至其中符号资本的生产，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的影响与作用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三、研究方法与调查分析

以杭州为例，新生代农民工现已成为在杭农民工的主体。“杭州市外来求职民工中，34岁以下的占87.31%，而16—24岁的民工占了53.29%”（郭芳、翁浩浩，2009）。因此，选择在杭新生代农民工及其相关媒体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研究的媒体资料来源于浙江日报集团旗下的网络媒体“浙江在线”和杭州日报集团旗下的网络媒体“杭州网”的相关新闻报道。这两份网络媒体集合了浙江日报集团、杭州日报集团旗下主要报刊媒体的所有新闻资讯内容，能够较全面地反映杭州本地主流报刊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关注情况。在“浙江在线”和“杭州网”上，以“新生代农民工”为关键词检索相关新闻报道，剔除不相关内容后，共检索到相关报道114篇。详细如下：在“浙江在线”上，检索到相关报道62篇，时间跨度为2006-2010年；在“杭州网”上，检索到相关报道52篇，时间跨度为2007-2010年。

研究主要运用传播学研究常用的内容分析法，同时结合访谈和调查，解析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符号表达，进而探讨这一群体在城市社会融入过程中的符号资本问题。

（一）媒体呈现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客观资本匮乏——阻碍符号资本的积累与转化

为便于分析，根据研究需要将报道内容归为政府举措、犯罪、心理问题、婚恋家庭、理想期望、教育问题、工作求职、经济收入和维权等9大类。据统计，在114篇报道中，九大类内容的出现频次如图2所示：

媒体报道最多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求职问题，其次是经济收入状况。通过媒体报道，社会大众可以了解到新生代农民工求职困难、多数从事低端工作、工资报酬低、收入来源有限。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地位上处于社会底层，其经济资本的积累低于城市主流人群。而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资本积累不足，则是影响他们经济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原因：新生代农民工掌握的知识技能有限，主要为初中毕业，其次是高中和中专教育，很少获得更高学历。

媒体报道还较为集中地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想期望和心理问题。这两个方面经常联系在一起。新生代农民工多数抱有更高的职业期望和社会地位期望，他们以城市居民为参照对象，希望能生活得更好，而不是仅仅满足温饱。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报道往往将这一对照引发的极端情绪和行为归为犯罪的基本诱因。新生代农民工还存在情感孤独问题，婚恋对象难找，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封闭单一，社会资本严重匮乏，但这方面的报道出现频次最低。

综上，媒体报道呈现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说明：这一群体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客观资本较匮乏，处于社会弱势地位，难以让城市主流社会认可或承认，这直接影响了其符号资本的转换与积累；新生代农民工对资本积累的高期望与实际资本的匮乏造成巨大落差，诱发了其一系列心理问题，成为一个“问题群体”，这进一步增加其“声望、名声、奉献或者荣誉的积累”难度，严重阻碍其符号资本的获取。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客观资本分配中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其身份地位处于城市社会边缘，无法获得争取社会合法性权利赋予所必须的资本博弈力量。换言之，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客观资本匮乏，缺少积累“声望、名声、奉献或者荣誉”的基础，难以达到城市主流认可的资本累积高度，很难获得融入城市必须的符号资本。

（二）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称谓：身份污名化——直接减损符号资本

称谓是社会主流对一个群体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可的符号表征，其历史变迁可以集中体现这一群体在社会场域当中所获符号资本的微妙变化。大众传媒如何称呼和命名一个群体，表面上体现了主流社会的话语表达对该群体的身份指称，背后却体现着该群体符号资本和符号权力的大小。

对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的称呼，有一个历史变迁过程。上个世纪对农民工普遍带有强烈歧视性质的“盲流”等称谓，自新世纪以来已较鲜见。在当下，国家越来越重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对这一群体的称呼除了“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务工人员”、“外来务工人员”等，甚至出现了“新居民”、“新市民”、“新工人”等新鲜称呼。笔者对这一群体的不同称谓在“浙江在线”和 “杭州网”上出现的频次分别进行了检索、统计，结果如下：

比较发现，在“浙江在线”和“杭州网”上，每个具体称谓出现频次不一，但各个不同称谓出现频次的差异比例大致相同。媒体对该群体的称谓，出现频次最高的是“农民工”，其次是“外来务工人员”和“新生代农民工”。 而近年来为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新鲜称谓“新居民”、“新市民”、“新工人”也出现了一定频次，不过这些新鲜称谓出现频次远远低于“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和“外来务工人员”等称谓。

那么，现实中，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是否认可那些高频次出现的称谓呢？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专项课题研究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民工”的称呼并不认同，他们对市民身份的认同远远大于对农民角色的认同。全国总工会的调查也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只有32.3%，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2.3%，高出传统农民工10.3个百分点”。搜狐网在线调查则发现，在3920名网友投票中，83.05%的网友认为“农民工”这一称谓带有歧视性，80.42%的网友投票赞成取消“农民工”这一称谓，理由是制度的平等首先就体现在称谓的平等。笔者对部分在杭新生代农民工及用人单位作过深度访谈，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将“农民工”这一称谓普遍视为一种身份歧视，并对此抱有比较强烈的排斥感。

个案1 秦某，女，22岁，高中文化，安徽颍上县人，下沙高教园区服装店营业员：“我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很多年了一直都是生活在城里的。我们很多老乡都是这样，我们户口还在老家农村，但不打算回去了。想做城里人。我们和城里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受国家教育，也都有初中、高中的文凭，为什么我们就非得被叫做农民工？”

个案2 王某，男，21岁，职高文化，河南信阳人，滨江高新技术开发区某工厂技术工人：“我爸、我叔他们都是农民工，他们那一辈人很多都是，他们没读什么书，长年在外拼老命赚钱，最大的希望就是我们这一代能够成才，不再像他们一样做农民工。我读了12年书，在职业高中学了电工技术，凭技术吃饭，这是靠自己读书读出来的。我现在还在准备自学考试。我是技术工人，还是个读书人。就是不希望自己再像老一辈一样继续当农民工。也不要叫我们什么新生代农民工！”

个案3 靳某，女，34岁，大学文化，浙江余杭人，下沙经济开发区某企业人力资源部职员：“我们厂里招的工人大多数是外地来的年轻人，文化程度初中、高中居多，农村户口占了大多数。不过我们一般都称他们工人了，没有什么农民工不农民工的这样叫他们的，他们也不喜欢这样被人叫的。反正来厂里干活的都是工人。”

实际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并不认同“农民工”这一强加的命名。污名现象的出现是社会现实与大众传媒互动的结果。人们广泛持有的共识或常识和意识形态一起决定了传媒的话语选择，传媒话语又对其具有推广、深化和改造的作用（管健、乐国安，2007）。最早提出“污名”(stigma)概念的社会学家戈夫曼(E. Goffman)认为，污名是导致社会歧视的起点，作为社会对这些个体或群体的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必然导致社会对他们的贬低、疏远和敌视等不公正待遇（Goffman，1963：1）。“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这些污名标签，令该群体游移于明确的合法身份范畴之外，既不受原有意识形态话语之下的“工人”/“农民”话语体系的包容，也无法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市民”、“公民”等话语体系，成为新旧话语体系共同抛弃的对象。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符号带有歧视意义的原因不在于词语本身，而在于农民工群体的符号资本匮乏和符号权力不足。“农民工”这一污名标签，已经直接减损其符号资本，剥夺其身份合法性和支配社会资源的符号权力，从而进一步阻碍了他们各类客观资本的顺利获取和各类资本的增值转化。由此，他们在就业、住房、教育、社保、婚姻等许多方面遭受歧视和区别对待是必然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命名方式的抵制和反抗，体现了这一群体的身份意识觉醒以及对符号资本的渴求。

（三）媒体报道新生代农民工的叙述方式：自我表达匮乏——限制了符号资本的积极获取

“You are what you said”这一西方谚语，形象地说明人的自我表达与其身份的社会认同紧密相连。个体的自我由三个层面组成：自我展示、自我实现和自我的主动表达（斯蒂芬李特约翰，2004：197），因此，“人们为了维护自身的自主权，不仅需要对自身的行动进行解释，而且还需要对自身作出解释”（Shotter，1996: 103-134）。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在大众传媒面前的自我展示和自我表达，有助于了解作为个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公众当中得到自我呈现抑或被遮蔽的程度。基于此，笔者从叙述方式和信息来源两个层面，对“浙江在线”和“杭州网”的114篇报道进行了文本叙事分析，结果如下：[2]

在“浙江在线”的62篇新闻报道中，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叙述主体，通过自我陈述方式表达自身话语的文献有8篇，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作为客体被他者呈现的有54篇。两种叙述方式按年份比较对照如图4所示：

在“杭州网”的52篇新闻报道中，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叙述主体，通过自我陈述方式表达自身话语的文献有10篇，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作为客体被他者呈现的有42篇。两种叙述方式按年份比较对照如图5所示：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媒体近年来的报道已开始逐渐重视引述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话语表达，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话语表述远远弱于被他者陈述的主流叙述方式。

进一步考察媒体报道的信息来源是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表达情况的另一路径。在114篇文献中，媒体报道的信息引述来源，排在首位的是政府部门，其次是权威专家、企业主和用人单位，最后才是农民工。按照信息源对新闻报道进行的分类，如图6所示：

媒体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报道，其主要信源本应是作为故事“主人公”的农民工自身，但实际上媒体却更倾向于政府、专家和用人单位。显然，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地以新生代农民工主动运用媒体的媒介素养有待提高来解释。媒体对主流话语的遵从，决定了它的叙事模式往往更容易倾向于政府、专家和用人单位等拥有更多符号资本的社会精英群体。

然而，由于媒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叙事更多采用他者陈述并以他者信源为主，削弱了新生代农民工向公众进行自我解释的自主权。新生代农民工在大众传媒中的自我呈现相当不足，其真实的面貌更易被他者的话语所遮蔽。匮乏表达的自主性，结果就是“失声”或被动的客体化呈现——作为一个被他者呈现的客体对象出现。

福柯认为“话语生产总是依照一定程序受到控制、挑选、组织和分配的”，体现的是社会权力网络的整体运作(福柯，2003: 406，417)。大众传媒是不同群体角逐符号权力最重要的话语平台，“拥有信息和话语权力的人可以单方面地生产‘普适性’意义框架，进而将其灌输给其他群体，由此形成以信息和象征系统的生产与传播为机制的身份区分逻辑”(王建民，2008)。在大众传媒的话语平台上，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呈现受到现有媒体叙事的较大限制，缺乏自主的表达权。由于经常性、普遍性地被他者陈述，其身份符号必然被他者的话语所塑造，从而难以成为自我身份建构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已然丧失了谋求身份合法性必需的符号权力。这无疑成为阻碍其获取符号资本的另一重障碍。

四、结论与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媒体报道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客观资本严重匮乏、身份称谓污名化和自主表达权缺失等，充分说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必需的符号资本严重不足，符号权力明显缺失。换言之，在当前大众传媒的话语生产机制中，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获取融入城市必须的符号资本与符号权力。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所遇到的不仅仅是物质和制度层面的障碍，而且还存在着严重的“符号障碍”(格雷厄姆莫多克，2006:10)，前述弱势地位、污名称谓、非法身份、主体缺失等等都是“符号障碍”的集中体现。

较之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在教育水平、理想追求等方面具有融入城市社会的更好基础。如何抓住这一群体的资质机遇，阻断“符号资本贫困”的代际传递，消除“符号障碍”带来的社会心理游离现象，进而帮助这一群体尽快融入城市，需要政府、社会和农民工自身等多方共同努力，而大众传媒可以作出独特贡献。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符号最重要的生产、传播和赋予者，应当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符号救济”，消除其融入城市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符号障碍”，改变其符号资本的赤贫状态和符号权力的缺失现象。

（一）大众传媒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信息平台

新生代农民工要融入城市社会，需要其自身经济、社会、文化等客观资本的不断积累。各类客观资本的提升有助于转化为符号资本并实现各类资本增值。大众传媒首先需要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客观资本的获取提供信息支持。大众传媒作为信息提供者、传播者，应当尽可能及时、有效地为新生代农民工免费提供求职、就业、培训、维权等城市工作、生活所需的各类信息，从而为新生代农民工提升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提供直接帮助。

同时，大众传媒应进一步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正面宣传力度，着力发挥舆论引导职能，以公众信息和社会共同认知的话语形式为该群体赢得社会公众的积极关注和认可，提升其符号资本，融洽城市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关系，这有助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归属感、心理安全感和情感慰藉感，推动其成为具有现代特质的城市公民。如媒体对富士康系列跳楼事件的追踪报道引发的社会公众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深切关爱，直接推动农民工获得“加薪”、“减压”等相关待遇。

（二）大众传媒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正名

去除污名的过程，不单纯是改变称谓的文字修辞策略，更是新生代农民工获取符号资本、被社会赋予合法性的过程。“除非一个社会群体具有足够的资源和影响来左右公众对另一群体行动的态度，否则污名就很难消除”(管健，2006)。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匮乏客观资本，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影响去除污名，这就需要大力依赖符号生产者和传播者——大众传媒的符号选择，赋予被污名对象“足够的资源和影响”，“改造”社会公众对该群体的“感知与认可”。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项名为“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运动，就是在社会与新闻共同推动下，去除语言中因传统承继下来的偏见，以创造一个对特定种族、宗教、性别、年龄群等社会弱势群体的中性、无歧视的传播与沟通环境。

身份合法化的指称有助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符号资本。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新一代城市产业劳动者的主体，他们是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主力军。大众传媒有责任为他们消除“农民工”这一紧箍咒的符号魔力，确立起新生代产业工人和新生代城市市民的合法形象。作为新生代农民工获取符号资本的主要外在力量，大众传媒应该承担起这一“去污名”的职责，主动对新生代农民工改用新生代产业工人、新市民、新居民等称呼。“媒体心态与城市主流社会心态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刘力、程千，2010)，因此，大众传媒主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实施“符号救济”和去污名行为，对城市主流人群接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也有促进作用。

（三）大众传媒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赋予话语权

符号资本的获取离不开话语权的获取。新生代农民工要改变自身在传媒话语权角逐中的缺席状态，为自身塑造有尊严的形象与积极正面的社会声誉，必须从被动接受他者的标签转变成为主动的发言人。新生代农民工提升自身符号资本，需要借助媒体的话语赋权，站出来为自己说话，说自己的话，而不是被动的、沉默的接受社会、城市和媒体强加的符号和标签。农民工积极的自我表达（言语和行为）展现在大众传媒中，已经对这一群体的形象塑造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影响。农民工周述恒撰写网络小说讲述《中国式民工》，网上点击率超过50万次，就是新一代农民工积极自我表达并向主流媒体争取话语空间的一种努力。

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形象塑造不仅需要自身积极主动的话语表达，更需要媒体的积极帮助。媒体应该在相关报道中更多地让新生代农民工自己说话，而不是过多依靠对政府部门、用人单位或专家的采访等各类他者陈述的叙事模式。媒体改变叙述方式，不仅仅是提高新闻可看性的一种叙事策略，对全面展现新生代农民工形象更有帮助。近两年来，媒体上开始出现一些深度报道，在叙事角度、叙述方式上更多从农民工自我陈述出发，农民工在报道中不仅仅作为一个记者描述下的客体，更是记者采访话筒前进行积极自我表达的主体。尽管这样的表达和报道还不够多，但这种生动的叙事形式，给读者呈现出了更为形象、鲜活、可信的新生代农民工形象。身为社会之公器的大众传媒，应该走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工作和生活，专辟栏目、版面等为其提供更多更广阔的话语空间，有意识地塑造有尊严、有追求、劳动光荣的新生代农民工媒体形象。像《农民工我的兄弟姐妹》、《中国农民工》、《状元360》等节目，就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个案1 贵州卫视自2007年开播的《农民工我的兄弟姐妹》、《中国农民工》电视栏目，以农民工自我讲述的第一人称叙事，展示了一个个积极向上、健康励志的农民工形象，同时还成功地推出了新时代的中国农民工群像，赢得了不俗的收视表现和社会效益。

个案2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状元360》栏目，以弘扬“劳动最光荣”为主旨，在一期“挖掘机腾空行走比赛”节目中，来自建筑工地一线的青年农民工凭借自己高超的专业技能，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展示了平凡劳动者不平凡的一面。节目将农民工打造为一个个知识技能型的电视劳动明星，塑造了农民工身为劳动者的光荣形象。

当然，大众传媒上述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政府、社会的支持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积极参与。比如，在政府主导下开辟专门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服务的媒介渠道，为新生代农民工建立起更多交流、沟通的平台；建立起新生代农民工权益诉求与政府决策反馈的有效链接机制；开展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提高他们的媒介使用素养和媒介表达素养，等等。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展开。

[注释]

[1]本研究系2010年度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传媒助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对策研究——以杭州为例”的成果之一，课题编号：B10XW03Q。

[2]此处以是否引述农民工的话语作为主要报道依据来作为分类标准。对所检索到的新闻报道逐篇进行文本分析。凡是文章中直接引用新生代农民工自我陈述并作为其报道主要依据的文献，均列入“自我陈述”式的报道中。而主要由记者、政府部门、企业主、专家、市民等非农民工为表述主体的文献均列入“他者陈述”式的报道中。尽管定性研究的文本分析分类法不可能排除研究者的主观性，但文本的细致分析还是能够相对客观的看出农民工自我的话语表述在主流媒体中的总体呈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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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大众传媒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英语俚语；传媒；使用；分析

俚语，亦作里语、俚言，指民间非正式的、较口语的词句，是多年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结而来的，深具地域特色通俗易懂的词语。随着时代的发展，英语在全世界被大量普及和广泛应用，英语俚语出现在以网络、手机、电视、电影、收音机、报纸、杂志为主体的大众传媒中。英语俚语地方色彩浓厚，构词灵活，用起来自然、简明、生动，也更适应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笔者从英语俚语的定义入手，阐述了现代传媒中经常出现的英语俚语特征及应用技巧。在新闻高度同质化的今天，传媒应坚持内容取胜，在新闻语言上多下工夫，而对英语俚语的巧妙运用及组合，恰使新闻语言更具生动性、形象性及感染力，为受众带来更加丰富多彩的“悦”读体验。

英语俚语产生的社会原因

英语俚语是英语国家居民生活中常用的语言。因观念或其他利益上有冲突，为保持团结一致，某团体往往使用俚语，表示本集团内成员的玩笑蔑视或对敌策略。因为是非正式语言，其他国家学校、社会生活中不常出现。但由于信息技术及传媒等社会力量的逐渐强大，俚语也逐步走向流行，尤其在职业集团和各种其他类型的亚文化群。

英语俚语盛行的原因及特点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大量国人能够走出国门，与世界接触越来越频繁。现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英语俚语的运用也极为广泛。尤其是日新月异的传媒与信息科技中对这些词语的延伸演变，及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复杂的语言变得简单生动易于大众接受。人们越来越享受生活，逐渐接受英美国家轻松愉悦的生活方式。因而常在非正式场合运用的俚语也逐渐进入主流文化。简单的语言，快速表达想法，生动形象而不“土气”，是俚语盛行的原因。通过简单的、约定俗成的、非正式的语言，让人在愉快、融洽、和谐、顺畅的氛围中交流，使语言变得开心、生动、流利，简单准确地表达心情和想法，因此，人们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俚语。俚语的特点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新鲜、形象性。诗人卡尔·桑德·伯格就俚语说过这样的话：“俚语是脱掉礼服，卷起衣袖时所用的语言。”这说明俚语的使用使语言表达更丰富、自由、随意，使人们能够在更多场合、运用更多语体色彩的语汇表达事物或概念。例如：Match stick man或Match stick，本意火柴杆似的人，指“让你掏心掏肺又掏钱的超级大骗子”，来自电影matchstick men《火柴人》。Wear one’s heart upon one’s sleeve，本意把心戴在袖口上，指“心直口快，不掩饰感情”。Eager beaver本意干劲十足的人，用来形容“工作过于卖力、讨好上司的人”；think-tank本意脑库或智力流出，现在表示“人才外流”等。这些俚语新奇贴切、生动形象，听来趣味横生，非常幽默，被许多民众、媒体广为使用。又如：在讨论或辩论中，如果一方理解了对方的某个观点说“我明白了”，用标准语表达这个意思可以说：“I take your point（我知道你的观点）.”用口语化的方式则可说：“I’ve got the message（我知道这个信息）.”如果用俚语，人们可以说：“all right，the penny’s dropped（好的，钱掉了）.”在“since his wife left him，he has gone to the dogs and spends his time in dirty bars.（自从妻子离开，他开始自暴自弃）”一句中，俚语go to the dogs含有“道德沉沦”的意思，在日常谈话中比正式的表达方式morally deteriorating/bad（道德沦丧）更为生动形象。

因为大多数俚语新鲜流行，是随着新生事物、新的观念的产生而产生，所以很多俚语词的使用周期比较短，必须不断翻新，才能保持其新鲜感，许多俚语仅仅是昙花一现，新的俚语就已经涌现，层出不穷。

粗俗、不正式性。英语俚语定义中指出，俚语是非正式语言，使用中会降低语体正式程度。例如：在谈到电视时，television一词是普通词，属语言的共用核心部分，它的缩短形式为telly，在《简明牛津词典》为colloquial，属非正式口语体。有语言学者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口头使用telly一词时常要伴之以一笑，以表示好玩或抱歉。如果有人在某种情况下还嫌telly太正式，他可用更为正式的俚语词汇，如goggle-box（瞪圆眼盒），the one-eyed monster（独眼怪）等；如果电视机出了故障，则可以说（It’s）on the blink（它在眨眼）。俚语也较粗俗。例如：Give me some skin（给我点皮）握个手吧等，都是比较粗俗不礼貌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