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方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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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一、中国政治学30年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杨海蛟研究员认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第一，恢复和重建阶段（1978—1985年）；第二，飞速发展阶段（1986—1989年）；第三，全面深刻反思阶段（1989—1991年）；第四，深入发展阶段（1992年—至今）。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中国政治学的30年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坚持和发展了政治学理论体系；二是开展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全面研究，明确了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和路径，探索了中国民主模式，比较了民主形式，对精英民主论、协商民主论、草根民主论、混合民主论等理论进行了深入比较研究；三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形成了多元化的政治学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四是中国政治学界在理论创新、思想启蒙、政策设计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对推动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作出了具体贡献。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徐勇教授和邓大才教授对实证方法进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和总结。他们认为，要将实证方法的研究推进到更高阶段，需要完成以下工作：从权力政治向日常生活政治延伸；从文本政治向田野政治延伸；从空间政治向时间政治延伸；从质性研究向量化研究延伸；研究工具和方法向其他学科延伸。

杨海蛟研究员认为，30年来中国政治学的基本经验有：首先，始终坚持正确的思想方向；其次，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践；再次，始终坚持在汲取人类政治学的优秀成果的同时，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立足于中国政治现实。他认为，目前我国政治学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基础仍然不够雄厚；第二，中国政治学的研究缺乏共鸣，重大基本问题的研究深度不够；第三，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专业设置仍有待系统化。

本次年会也指出了中国政治学努力的方向：一是继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一系列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二是继续拓展研究领域；三是在创新思想、理论、观点的同时，要注意研究成果的应用性，使其能更多地为各级决策者所重视和采纳；四是要努力构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既要争得在国际政治学界的话语权，也要在和国内其他学科的并行发展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地位；五是继续推进政治学科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与人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桂琳教授提出两个继续保持：一是继续保持政治学学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国家与人民的火热情怀；二是继续保持政治学界一贯的团结、和谐、学术包容之风。

二、中国政治30年的发展

第2篇：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二战后，新制度主义逐渐成为政治学比较推崇的研究方法，它认为即使制度对政治行为和政治抉择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但并不是起决定性作用。新制度主义认为需要深层次地考察和分析制度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并将个体行为放在历史条件中进行考虑，通过运用归纳法形成较成熟的理论，然后再对国际政治展开研究。新制度主义拓宽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领域，特别是对国际政治学学科研究领域具有重大启示。

 

一、新制度主义范式的兴起与演进

 

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从对制度的普通研究转向对制度主义的研究。彼得斯认为，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属于旧制度主义研究，经过行为主义流行的30年后，新制度主义在政治学中开始兴起。新制度主义学者反对把行为界定为政治分析的基础，用行为去解释政治现象是不具备说服力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发生在某种特定的制度环境之内的，这种行为才能充分地被理解。因此，有学者大声疾呼“重新发现制度”“回归国家”与“回归制度”，但“回归国家”似乎并无特别新颖之处，人们不应该简单地接受制度的一般定义，而应该使其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途径。

 

二战结束后，西方社会科学逐渐以美国为重心，欧洲失去了传统的学术中心地位，在欧洲盛行的历史分析范式、制度—法律分析范式及哲学思辨传统也逐渐被重视实证、数量分析方法的科学主义所取代，定性研究和价值判断在研究中被最小化。经济学随着日益强大的经济领域力量凸显了其显学地位，并逐步得到确立，它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推动了崇尚个人主义和以市场原则的自由文化扩张，并使这种文化发展为新理论范式的基本框架。理性选择范式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产生的，并发展成为社会科学的主流范式。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兴起并迅速主导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其研究方法形式客观、中立，论据实证并能近乎精确地解释政治活动，这是传统的研究方法无可比拟的，行为主义因其独特的优势取得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话语权。行为主义是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重大革新，但其用科学标准来衡量社会政治现象似乎脱离了实际，暴露出了对社会价值观的忽视，研究的形式主义和数理语言难以表述的困难，导致其会容易遗忘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各种研究范式开始尽显其能，取长补短，交叉与融合，逐渐打破了行为主义在各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新制度主义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领域巨大成功的影响下，为了矫正行为主义方法中过于关注政治个体及其行为，忽视宏观和中观层面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环境因素对结果的影响而产生的。实际上，新制度主义并没有完全放弃旧制度学派的一些合理“内核”，和旧制度主义学派用静态眼光看制度不同，新制度主义用动态的眼光综合分析经济运行理论、政治行为和制度的作用。因此，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不是制度分析范式的简单回归，而是其向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发展。

 

二、新制度主义的解析

 

新制度主义最早从经济学中兴起，由于有学者不满意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对于“政治”“国家”“制度”的轻视，将政治的分析片面地建基于个人主义之上，才被引入政治学研究。新制度主义是对行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反思，其主要内容有：

 

首先，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在制度因素中结构与人哪个更重要?行为主义强调“人”的重要性，而新制度主义认为对人的独立影响作用的研究应该放在对社会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这样才能获取有力的解释论证。新制度主义着重分析制度对人的行为、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并认为制度约束人类的行为可以促进行为的规律和规范，增强解释和预测的可靠性。新制度主义认为人类接受制度的约束，同时制度又是人类行为的结果，所以新制度主义必须解释作为个体的人接受制度约束的原因，不同的解释促成了新制度主义不同流派的产生。新制度主义各流派认为政治的核心要素包含制度，制度是政治管理和解释政治现象的有效工具;个体及其行为虽然很重要，但必须把个体放进一定的制度背景中进行分析。

 

相比旧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在强调制度重要性的同时，更注重分析个体偏好行为，这增强了新制度主义的解释力。新制度主义丰富了“制度”内涵，制度还包括非正式的结构、惯例和观念。旧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普遍以整体主义为主，而规范制度主义类似整体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典型的个体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则居中。与旧制度主义相比，尽管新制度主义在发展研究的可传递性、可重复性、量化等方面还不完善，但新制度主义更加重视理论的发展和方法论。

 

按影响力不同，可将新制度主义分为以下三大类范式。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发端于以罗纳德·科斯和奥利佛·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科斯认为在制度选择中交易成本权衡很重要，引起了经济学中的新制度主义革命，威廉姆森则提出了将交易成本推理操作化，他认为制度环境是政治制度存在的表现形式。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源自于对政治制度本身进行交易成本分析。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每个政治个体都有固定的偏好，实现偏好最大化是政治行动者的最大目标。理性制度主义视行为为导致政治结果的关键因素，建立了理论来解释制度的产生：相关行动者能从中获得比其他制度更多的利益。理性选择范式认为理性个人的选择和行为动机是自我利益最大化，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动力。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最大特征体现在理性策略算计的行动者行为上，强调政治人的理性和稳定的偏好，认为政治的过程是集体行动陷入困境的过程，行动者通过制度安排达到共同获利的目的。

 

历史制度主义是在比较政治学中发展起来的，它保留了旧制度主义对正式制度的重视，接受了关于集团理论的观点。豪尔和泰勒认为历史制度主义有四个特征：历史制度主义广泛地界定了制度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强调了与制度的运作和演进相联系的非对称的权力分配;在分析制度演进时强调“路径依赖”和“意外结果”;注重将制度分析和能够产生某种政治结果的其他因素整合起来。历史制度主义将现场制度融入历史环境，强调既有制度中的权力对比关系对新制度的产生所带来的不公平的压力，它认为政治结构和制度安排可能导致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历史制度主义重视将制度分析和观念等因素结合起来分析问题，在分析微观现象时缺乏有效性，它不能解释制度与行为间是否存在因果联系，不及它在分析宏观现象时的效用性。

 

社会学制度主义是从社会学中发展起来的。不少社会学家认为西方的世界文化强调韦伯的理性观念，即将理性看作实现正义和进步的手段。这种世界文化规则构成了包括国家、组织和个人的行为体，并为其确定了合法的追求目标。世界文化规范也使全球范围内的组织和行为变得越来越相似。由于他们将这些文化规范和规则称为“制度”，他们的研究路径被命名为“社会学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制度概念打破了把基于组织结构的“制度分析”与基于共同价值的“文化分析”分裂的做法，促使两者交融，强化了宏观解释力。社会学制度主义者有效地解释了无效率制度长期存在的现象，这是前两者所不及之处。制度不是简单地规定人们做什么，而是指出在特定背景下人们觉得该做什么。制度不是直接影响个人的策略性计算和行为选择，而是为行为提供了必备的认知版本、类别判断和行为选择模式，影响人们偏好、认同和自我形象的形成，从而间接指导人们的行为。

 

三、新制度主义对国际政治学的启示

 

正是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学理支援下，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中发展出了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这部著作“提供一种以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新的理论视角”。基欧汉的功能理论有力地论证了“制度是重要的”，但仍有其缺憾性。有学者批评说，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些机制发展为正式的组织，而另一些机制却没有。基欧汉的不足被后来的学者们弥补，他们认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所面临的集体行动问题不止“囚徒困境”，必须创设不同类型的国际机制以满足不同的集体行动所提出的功能性要求。由于采用了与微观经济学相同的行为假定，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能够从微观经济学中输入理论和方法，如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理论等。尽管理性假定受到了认知心理学、期望理论和社会建构主义等多个流派的质疑和批判，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裹挟“经济学帝国主义”之威，迄今仍是国际制度理论与经验研究的主流，有助于开拓国际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新视角，有助于国际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发展。

 

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国际政治学中的建构主义有某些共同点。社会学家认为社会结构并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社会所构成的，而是由正在扩张和深化的世界文化所构成的。现代国际体系被以韦伯的理性观念为核心的文化规则所主导。这些西方的、理性化的规则通过两种方式将国家塑造为国际体系下的单位，一种是为国家确定“理性的”目标，如追求“现代性”和“进步”，另一种则是确定“理性的”制度以实现这些目标，如市场和官僚制。社会学制度主义是在美国社会科学传统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理论假设明确，方法是实证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者通过强调社会规范在国际生活中的力量，为国际制度的独立价值提供了更具刚性的论证，国际制度会增强，不仅是因为它便于达到帕累托最优，有助于国家以最小成本实现目标，而且认为参与日益增多的国际组织网络在文化上是必要的和适当的。

 

国际制度研究在早期阶段打上了形式或法律的制度主义烙印，在研究方法上属于旧制度主义范畴。行为主义革命的发生和“国际机制”概念的提出为新制度主义取代旧制度主义创造了必要条件，同时又在国际政治学领域形成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就解释国家、国际组织及国际体系运行的基本逻辑而言，理性选择属于“预期结果逻辑”，社会学属于“适当性逻辑”，但就历史观而言，理性选择和社会学都认为历史总是有效率的，历史制度主义则将无效率的历史带入研究议程。

第3篇：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自2001年教育部颁布并实施《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若干意见》以来，各高校陆续开设了双语课程并把双语教学作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因此，只有搞好双语教材建设，双语教学的困境问题才能从根本上突破。本文在对现行国际政治双语教材模式分析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国际政治学》双语教材自主编写而形成的特色创新模式，以期对我国高校双语教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价值。

 

一、高校《国际政治学》现行双语教材的基本模式

 

(一)英文原版教材

 

可以肯定地说，国际政治原版相关教材在双语教学中的优势非常明显。一是内容具有较强的新颖性、实用性和参与性。二是理论研究具有明显的前瞻性、创新性、动态性和实践性。三是专业知识学习与英语语言训练具有自然的融合性。因此，在国内高校教学双方具有较高英语水平的情况下，原版国际政治教材的这些优势就会成为高校国际政治学双语教学教材的首要选择。但国际政治相关原版教材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原版教材缺乏针对性，不适合课程教学大纲知识体系，不能有效反映国内实际，更不能与其他专业课程进行合理衔接。二是原版教材内容繁多，在中国目前现行的双语教学方法、教学习惯、规定的课时以及学生英语阅读速度和理解能力的限制下，原版教材的使用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三是原版教材受中西文化背景和教育体制的限制，一些重要知识点的理解上也会产生中西偏差，即使教师花费很长时间进行阐释，也未必达到满意的效果。因此，原版教材的内容并不能被充分利用。四是原版教材版权和价格过高也阻碍了其大规模普及，尤其是原版教材较高的价格超出了贫困家庭学生的经济承受能力，是教师在选择原版教材时不得不重点考虑的一个问题。

 

(二)原版影印教材

 

原版影印教材是国外出版社授权并由国内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影印教材。它包括无翻译的和有翻译的原版影印教材。这类教材基本是把原版教材和国内专业课程标准要求有机结合起来，不仅保证了双语教材的语言规范、纯正，内容简练、适度，而且也基本反映了我国高校学生的认知能力。同时，教材定价也比原版教材价格低几倍，能被学生所接受。但这类教材的缺点也很明显，主要是策划和出版周期较短，其条理性和系统性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自编英文教材

 

自编英语讲义是指双语教师根据教学大纲，把原版教材与国内成熟的国际政治权威教材结合起来，用英文编写的自编英文教材。这类教材的灵活性和实用性强，既能体现国际政治领域的前沿动态，又能体现国内课程的特点。但这类教材对编写者的要求较高，一是教师要具备极高的英语水平，二是编写者必须是国际政治领域的高水平专家，愿意把充足的热情、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双语教材的编写之中。否则，所编写的教材不仅语言不地道，无法保证知识的先进性，而且自编教材摘选原版英文教材的部分还可能产生著作侵权的问题，这些问题会给双语教学带来事倍功半的效果。

 

(四)活页教材

 

活页教材是教师没有选择到一本真正合适的国外原版或影印版的双语教材，通过复印与双语教学比较接近的原版或影印版教材的部分篇章，或根据教学需要由教师自己编写英文版教材没有的内容。这种活页教材经济实用，针对性和灵活性较强，能发挥教师教学的个性。但它自身固有的缺陷也使其不能成为双语教学的首选教材。这种作为“活页”性质临时发给学生的教材除了具有上述自编教材的种种弊端外，而且“没有教材的双语课程学习，知识掌握散乱，既无系统性又缺乏深入性，不但无法改善和提高外语水平，也不便对课程内容理解。”[1]

 

由此可见，国内高校目前采用的《国际政治学》双语教材并不完全符合双语教学的实际需要，成为影响双语教学质量与效果的主要瓶颈。双语教材的选择是国内高校双语教学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探索并建设适合本国高校教学实际的《国际政治学》双语教材已成为国内国际政治学界当下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二、高校《国际政治学》双语教材的特色创新模式

 

笔者在《国际政治学》省级双语示范课程多年教学与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自主探索并编写了一本适合我国高校国际政治双语教学目标且拥有自有著作权的国际政治双语教材《国际政治基本理论分析》(英文版)，该教材2011年2月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教材的出版填补了我国高校没有国际政治理论教学正式英语出版物的空白。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本教材的特色创新模式也为突破国内双语教材困境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具体说，《国际政治基本理论分析》双语教材特有的创新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编写目标与思路明确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把教材的作用看成是“在一个有目的的情境发展过程中所观察的、回忆的、阅读的和讨论的种种事实以及所提出的种种观念。”[2]《国际政治基本理论分析》教材在编写前就把知识目标、语言目标和思维目标确定为该书的首要编写目标。也就是说，这本双语教材不仅要通过完整的知识体系培养学生的国际政治思维能力，而且还要通过简明和地道的英语表达来提高学生专业外语的交际能力以及运用外语思考国际问题的能力。

 

在编写目的的指引下，还要进一步明确编写思路。《国际政治基本理论分析》教材内容严格按照课程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的要求进行编写。编写体例借鉴中外相关教材的优点，每一章节都包含引言、正文、经典案例、学者学术背景介绍、课后分析理解题、进一步阅读书目和国外相关课程网址七个部分。编写内容力求覆盖课程教学大纲全部内容，同时突出重点。

 

(二)原版教材和英语网站内容合理取舍

 

一本规范的双语教材除了包含本学科常规的基本理论外，还应当体现这一学科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主编者的科研创新与教学体会。《国际政治基本理论分析》就是对国际政治中英文权威教材内容和英语网站材料进行了合理取舍和修改，从中获取了中英文材料的精华就是该教材的重要素材。例如，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主要直接引用英美国际政治权威辞典、原版教材和英语专业网站中的原文论述。经典案例尽量选择原版教材的素材以及自己在科研中所积累的材料。对于原版教材或网站上的内容取舍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对于直接引用的要给予注释，而对于其中描述不当的地方要采取慎重抉择的态度，多参考国内外权威大家的见解并结合自己的认识加以取舍。因此，“一本好的双语教材绝不是几本原版教材的选编或摘录，而是参考了上百种资料并加入自己认识的教学成果。”[3]教材的内容需要不断地完善与更新，尤其《国际政治学》课程更是如此，应体现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此，笔者在教材的每一章之后都开列了方便学生进一步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和获取最新案例信息的链接网站，从而充分发挥了静态教材和动态案例的结合。

 

(三)中国国政理论不可或缺

 

英文原版国政教材很少包含中国方面的国际政治理论，但作为中国学者编写的教材，应把世界性、先进性和民族性结合起来。《国际政治基本理论分析》知识体系的一大创新之处就是增加了中国国家安全思想的内容，这也是该教材在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思想上融合的充分体现。中国国家安全思想具有独特的思想内涵，其思想精髓已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知识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安全思想体现在英文教材里，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深刻领悟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缘由，还能够让其感受中国正在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所做的贡献，无形中增加了学生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愫。

 

(四)立体化教材倾力开发

 

立体化教材就是以主教材为中心，综合运用各种媒体对教学资源的整合而建立的课程整体教学方案。按照省级双语示范课程的要求，《国际政治学》立体化教材应充分体现在课程双语网站之中。为此，我们借鉴了国外相关课程网站的建设模式，在课程双语网站上搭建了立体化教材建设平台。我们建成并使用的立体化教材包括电子教案、电子图书、多媒体演示文稿、课程录像、专业术语库、试题库、经典案例库、双语时事资料库以及学生论坛、教师答疑等板块。《国际政治学》课程立体化教材的建成促进了教与学的良性互动及其双方各自地位的充分发挥。

 

《国际政治学》双语教材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教材编写始终遵循以课程改革需要为核心，注重语言的地道性、知识的先进性、内容的规范性和体系的创新性。希望对这门课程双语教材的大胆探索与实践，能推动《国际政治学》双语课程的进一步发展，也能为高校其他相似课程双语教材的编写提供可借鉴的价值。

第4篇：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基金项目：红河学院本科质量工程项目“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带头人”建设成果之一。

新建的本科院校是指1999年以来新设本科学校，共有647所，约占全国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数量的55.3%。新建本科院校为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培养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但与此同时，来自地方社会的就业信息反馈表明，一方面是新建的地方本科院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较底，另一方面是技术应用型人才难以满足地方用人单位的需求。作为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也面临一个如何转型的发展问题，笔者结合该专业的建设实际，就转型背景下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建设提出一些思考。

一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内涵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内涵可以界定为，学生在掌握政治学与行政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适应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能实际处理地方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社区等工作岗位中的政务、行政管理、行政执法、社区服务等工作的应用型人才。有学者认为，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具备以下六个特征：其一，具备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理论基础；其二，相对于学术型人才而言，更突出“应用”；其三，有较强的沟通与合作能力；其四，具备调研能力；其五，具有创新与应急能力；其六，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意志品质。笔者认为，在界定了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内涵基础上，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应具备专业知识能力、行政职业能力、综合能力三种基本能力。三种能力的培养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要任务。

二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

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是贯穿于整个本科人才培养过程的对人才培养模式、培养路径和培养目标选择、本科教学方式方法的选择等方面的基本认识和基本态度。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指导、制约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才培养基本理念就会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因此，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务必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基本理念的指导作用。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应凸显其“应用性”，“应用性”的体现是“专业知识能力、行政职业能力、综合素质能力”的培养。因而，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都需要注重和加强对学生“三种能力”的培养和锻炼。

三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一）构建以专业理论知识为基础，行政职业能力与综合素质能力为导向的“三位一体”课程体系

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专业设置的课程体系予以实现。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其专业的课程体系构建时，更多的是参照了国内重点大学关于该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而忽视了自己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和人才培养的规格要求，因而，出现“水土不服”是很自然的现象，学生的反馈是专业理论教学内容过多，培养实践能力的教学课时偏少。另外，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由于大都由从前的师范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师资力量相对不足，“师资的缺乏，课程设置往往以老师研究的方向和兴趣而定，由此产生了随意性”，“不少高校在政治学与行政学教学体系中直接加入大量热门课程，课程体系缺乏内在联系，内容交叉重叠太多”笔者认为，在转型发展的背景下，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课程体系构建应遵循以专业理论知识为基础，行政职业能力与综合素质能力为导向的“三位一体”课程体系（下述建议课程根据需要，可设为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具体分析如下：

1 专业理论知识课程群

掌握扎实的政治学与行政学基本理论知识是对该专业毕业生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应用型人才培养“应用性”的一个基础，专业理论知识课程群是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的一个重要平台。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专业理论知识课程群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侧重于基本理论知识课程设置，一般包括政治学原理、行政管理学、宪法学、地方政府学、公务员制度、中国政治制度史、西方政治思想史、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公共政策概论、市政学等。

2 行政职业能力培养课程群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强调人才的专业知识性特征的同时更加注重本科毕业生的职业技能特征。因此，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必须回应社会的需求，设置相关课程群，突出该专业学生的行政职业能力培养。可以说，专业能力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内在基础，行政职业能力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外部体现。行政职业能力培养课程群的设置一般包括社会实践与调查、行政文书与秘书、公共关系实务、管理沟通实训、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电子政务、办公自动化、演讲与口才、政务礼仪、情绪管理等课程。

3 综合素质能力培养课程群

综合能力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毕业生组织协调能力、沟通应变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业务创新能力的综合体现。该能力培养一般通过学校开设的通识课程来予以完成。

（二）推行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长期以来，在高校专业课程的教学活动过程中，传统的授课方式是“满堂灌”的教学模式，整个课堂教学环节中教师总是作为主体来组织教学，学生则是被动接受教师的教学内容，很少直接和主动地参与课堂教学活动，而且很少表达他们对于所学内容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如何，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学生的能力培养受到很大限制。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必须对陈旧的课堂教学模式进行改革，推行“以学生为中心”的堂课教学模式改革，真正意义上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教师在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必须清醒认识到学生是课堂学习的主体，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渗透到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在整个教学活动过程中是一个引导者与相关疑难知识的阐释者，师生处在一个平等的、开放的交流与探讨的教学环境氛围中，从而真正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达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目标。在实际推行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的过程中，授课教师可根据所授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灵活采用“小老师”课堂教学法、专题讨论教学法、案例式研讨教学法、开放式教学法等多种具体教学方法。

（三）高度重视实践教学是政治学与行政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础与关键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古人的这一教诲道出了实践对于理论的重要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学生在获取基本的系统的理论知识基础上，必须高度重视专业实践教学，通过严格系统的实践教学，方能培养锻炼学生的学习能力、行政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能力。一般而言，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如下：其一，专业培养实践学分偏少。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实践教学主要由毕业见习、实习以及毕业论文、社会调查等组成，实践学分大约占专业总学分的15%左右，在转型背景下，离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相距甚远；其二，专业实践教学基地建没举步维艰。实践教学基地是进行实践教学的一个重要平台和依托，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由于办学历史较短，和地方企事业单位、社区、行政机关、街道居委会等合作沟通较少，加之实践教学经费的缺乏等多方面的原因，专业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不尽如人意，甚至有的高校没有该专业的实践教学基地；其三，缺乏专业全程实践教学计划，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脱节。在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中，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实践教学往往只注重毕业见习、实习以及毕业论文、社会调查等纯实践性课程，而缺乏一种专业全程实践教学的基本理念和培养计划，导致的结果是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脱节，甚至出现为理论而理论，为实践而实践这种最坏的结果。

针对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应高度重视实践教学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加大对实践教学的投入。

1 专业全程实践教学

专业全程实践教学计划一般包括专业实践教学的目的、专业实践教学的保障措施、学期专业实践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专业课程实践教学大纲、专业实践教学的考核及评价等内容。

2 重视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应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增加和地方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办等单位的合作和交流，依托上述单位的资源，开展“共赢”合作，建立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基地，为教师的实践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实践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3 培养“双师型”教学团队

为满足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全程实践教学的需要，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必须采取多种有效保障措施以提高专业任课教师自身实践能力。首先，根据专业任课教师的学科背景，鼓励教师从事应用型的、实证型的科学研究；其次，鼓励教师考取相关行业资格证并开展相关执业实践，培养“双师型”教学团队；最后，根据专业实践教学的需要，学校可聘请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等有实际行政管理经验和行政执法经验的工作人员作为兼职讲师或不定期做专题讲座。

参考文献

第5篇：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一、对政治人类学的界定

人类学关注政治问题，始于19世纪末期。人类学家基于他们对“异域”社会的特殊了解，试图运用文化进化论，建构国家制度的演化模式。当时，政治人类学还只是作为“整体人类学”的一部分。20世纪40年代，福蒂斯和埃文斯—普里查德等英国功能派人类学家在非洲考察政治组织时发现，传统的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分类仅适用于结构业已高度复杂化的社会，而对于他们在非洲所发现的从群队到原始国家等形态极不相同的政治制度，根本无法适用。于是，他们在《非洲政治制度》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的分类法。这种新的政治制度的分类方法，简单地说，就是把非洲的政治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拥有中央集权的权威和司法体制（原始国家），另一种则没有这样的权威和体制（无国家社会）。尽管这种分类过于简单化，但它奠定了政治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标志着这门学科的正式诞生。

政治人类研究是从对政治制度的分类入手的。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受到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的影响，60年代以后，政治人类学已不再局限于静态地讨论政治制度的类型，而是转向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动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过程论、行为论等诸多理论流派，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与传统政治学研究相比较，政治人类学研究有两个主要特征：首先，它试图超越特定的政治经验和理论，而建立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政治行为科学，以寻求人类的各种政治行为在不同历史和地理环境下的共同性；其次，它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致力于描述和分析与原始社会有关的政治制度。（注：参见CeorgesBalandier,PoliticalAnthropology,NewYork:RandomHouse.1970,p.1。）

这两个特征的概括，只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政治人类学的一个粗泛界说。当今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已不能不考虑这些边远的原始社会与我们的现代社会之间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不能不考虑影响传统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转型问题。和人类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一样，政治人类学也被吸引去探索当代世界的种种政治难题和现代国家框架内权力体制的运作，以及可能引起这种权力体制破裂的危机。（注：参见〔法〕马克·阿伯勒著、黄语生译：《政治人类学：新的挑战、新的目标》，《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8年第3期。）美国政治人类学家朗纳德·科恩（RonaldCohen）提出，政治人类学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对政治的定义——其中包括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定义以及对不同情况下政治行为性质的讨论；（2）对政治制度的定义——解释政治制度的特征；（3）对人类历史上各种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的研究；（4）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制约性的研究；（5）探讨政治制度对个人和文化的影响；（6）对现代化之前和之后的政治制度的比较及相互影响的研究。

科恩基本上概括了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从中可见，所谓政治人类学就是对政治现象和本质的文化人类学探讨。不过，政治人类学所研究的“政治”与政治学家所说的“政治”在含义上并不完全相同。在政治学中，所谓“政治”就是指以政府和国家为模式的政治体制。在这些社会中，有着复杂的文职部门、层叠的官僚机构和森严的等级制度。而在政治人类学所侧重关注的边远社会或“异域”社会中，大多数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政治体系。在这些社会中，内部秩序的维持、领土权的保障、权力的分配、有关团体行动的决策等政治因素无一例外地都存在，但找不到政府，也没有国家；权力体制的运作是在氏族、部落或酋邦范围内，通过家族、亲属关系和宗教礼仪等来实现的。换言之，政治人类学家所使用的“政治”概念其含义要比在政治学中的含义广泛得多。

在政治学研究的现代社会中，政治有其明确的范围，政治与非政治之间界限分明。而在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传统社会中，政治与亲属关系、婚姻策略等交织在一起，人们很难将政治现象与其他社会现实区分开来。所以，人类学家在对“政治”下定义时，所面临的困难要比政治学家大得多。根据巴朗迪埃（GeorgeBalandier）的归纳，人类学者主要从四个方面给“政治”下定义：（1）从空间方面，把政治与一定的领土结合起来，认为在界限分明和自成一体的空间内的组织系统就是政治的范围。例如，马克斯·韦伯。（2）从功能方面，认为政治活动的功能就在于保证社会内部的合作、防止外部侵略和维持社会的稳定。例如，拉德克里夫—布朗。（3）从政治行为方面，主张如果一定的社会行为试图控制或影响公共事务的决策，那么这个社会就存在政治行为。政治行为体现了团体和个人之间的竞争关系。例如，斯沃兹（Swartz）、特纳（Turner）和图登（Tuden）。（4）从政治制度的特征方面，即根据一定社会中各个不同结构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政治，提出所谓政治就是在一个统一的社会中，一种结构支配其他结构的权力关系。例如埃文斯—普里查德。在诸多定义中，由斯沃兹、特纳和图登所提出的定义——政治是一个团体的成员为实现公共目的而使用权力的行为过程——最为著名，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它清楚地说明了政治所包含的三个要素：权力、决策和公共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将政治视为一种动态现象，视为一种“过程”，从而把政治从以系统概念为核心的静态分类方法中摆脱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冲击下，世界各个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由于技术和经济间相互依存的日益增强，全球化已成为20世纪后半期最突出的一个趋势，处在边远地区的原始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现代国家在这些原始社会的文化和结构变迁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这种新的变化不仅拓宽了经验性的研究领域，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有待解答的问题，从而促使政治人类学开始对传统政治的变革过程做深入的经验研究，并引发政治人类学对以往的研究概念和研究方法重新进行思考。另一方面，由于受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早期人类学家所研究的传统政治制度正在逐步走向衰亡。在这种形势下，政治人类学也涉足对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的研究。与政治学不同的是，政治人类学比较关注小范围的政治活动，以及在政治活动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些社会文化因素方面。具体地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在正式的政治组织中起作用的一些非正式的政治团体，这些团体建立在社会阶级、经济利益等基础之上；其次，政治组织、个人和周围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注：参见TedC.Lewellen,PoliticalAnthropology:AnIntroduction,GreenwoodPubishingGroup,Inc.1992,p.189。）由于政治人类学以文化人类学为理论基础，把政治现象放到社会和文化错综交织的复杂环境中进行考察，探讨社会文化制度对政治活动的影响，其视野比政治学更为广阔，同时又有深入细致的参与观察法保证其研究的相对准确性和客观性，所以比政治学更适合于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人类学对政治问题的研究，打破了政治学垄断这一研究领域的局面。虽然人类学研究政治更多关注的是边缘而非中心，更偏爱的是乡村社区或城市社会中小规模的政治团体，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对政治学研究范围局限性的弥补，看作是研究贯穿于人类社会所有各个发展阶段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所作的努力。政治人类学的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探寻政治行为的根源及其在各种社会中的表现，进而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鉴于此，可以将政治人类学界定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进行研究，从而总结出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概括地说，政治人类学就是关于政治的人类学。

二、政治人类学方法论

在政治人类学诞生以前，政治学就已形成了具有显著特色的研究方法。传统的政治学主要集中于对政府的正式机构及与此相关的法律和宪法文件的研究，所使用的是国家、政府、、联邦制和立体等基本概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各种文件——宪法、条约、法令、官方备忘录以及少量的投票统计数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受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影响，政治学广泛借鉴和采纳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不断拓展其研究范围，从而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行为主义革命”。但无论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政治学者始终都只关注政治权力的研究，包括权力的分配、组织、操作及其斗争等，而忽略了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系统对政治的影响，在政治与非政治之间预先设定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

政治人类学则不同，它反对主要依赖各种文献材料，而是把根扎在田野调查之中，运用人类学传统的参与观察法，揭示各种政治制度之间的本质差异以及政治过程在不同的社会中是如何展开的。另一方面，它反对把政治作为一个孤立的领域来看待，而把它视为以文化为模式的各种社会活动的结晶，放在作为整体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加以考察。

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归根结底就是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这是政治人类学的立足之本。在其理论分析的过程中，政治人类学除了采用既有的一些人类学研究方法之外，又随着不同发展阶段研究重点的变化，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研究方法。综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起源分析法。这种方法侧重于研究原始社会中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的起源、原始国家的形成过程、血缘社会向政治社会转变的动因、不平等的起源、约束力的起源、规范的形成等等。早期的人类学者一般都采用这种政治分析方法，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和证据，他们的观点难免落入臆想和猜测。后来的人类学者如莫顿·弗雷德和马文·哈里斯等人立足考古学的证据，探讨国家社会的演化过程，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例如弗雷德关于原生国家和次生国家的区分，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2.功能分析法。功能分析法来源于英国的功能学派，创始人是拉德克里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这种方法不关心政治的起源和性质，而把社会视作一个有机的整体，研究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在社会整体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在政治人类学研究中，功能分析法很少单独运用，而是被作为进行类型分析的基础，因为它虽然有助于界定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制度，但却无法说明政治现象的本质。

3.结构分析法。这种方法主要受拉德克里夫—布朗社会结构论的影响，致力于探讨原始社会中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的结构模型。使用这种分析方法的政治人类学者认为，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是表现个人与团体之间权力关系的形式，政治结构和其他一切社会结构一样是一种抽象体系。这种方法所要作的就是梳理政治体系中各个不同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然后建构这个政治体系的结构模式，藉以对这个政治体系作出说明。结构分析法和功能分析法都是政治人类学创立初期通常采用的方法。

4.类型分析法。这种方法建立在功能分析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之上，把具有相同的功能或结构的体系归为一类。政治人类学研究首先就是从类型分析入手的，首倡者是埃文斯—普里查德。该方法侧重于确定原始社会制度的类别，并对各种政治形式、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进行分类。例如，将各种原始社会分为有政治体系的和无政治体系的两类，或者将政治体系分为中央集权和非中央集权两类，或者分为政治充分分化和政治不分化两类。各种分类的标准不同，有的属于描述性分类，有的属于演绎性分类。他们想通过分类来确定各种不同原始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

5.术语分析法。这种方法是政治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形成的一种方法，它侧重于对政治人类所使用的一些专门概念进行界定。政治人类学在研究中遇到许多现代国家社会所没有的特殊范畴，因而必须确立一些专门的术语来表述这些范畴，以说明原始社会中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性质，同时为政治人类学研究提供一套概念工具。政治人类学所界定的术语包括武力、权力、权威、竞争、合法、支持、行政等等。此外，这项研究还包括怎样用合适的语言来翻译和表述异域社会所特有的政治概念。

6.过程分析法。这种方法是由斯沃兹、特纳和图登首先提出来的。该方法反对对政治体系作静态的结构—功能分析，主张对政治活动的过程包括对政治变迁、政治党派和政治策略等作动态的历时性分析，认为只有在动态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揭示和说明原始社会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过程分析方法的引入，导致政治人类学研究发生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即从对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结构—功能分析，转向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动态分析。

7.行为分析法。这种方法是过程分析法的深化，它侧重研究原始社会中的个人或小团体是如何操作文化特别是象征体系来获得权力、保持权力和作出决策的。最早运用行为分析法的是特纳，他在《一个非洲社会分裂和延续》（1957）一书中，通过对一个特定的个案的分析，揭示出政治竞技场中的个人是如何通过操作社会的规范和价值体系来竞争政治权力的。与过程分析法相比较，行为分析法更为深入、具体，所关注的政治活动范围更为狭小。

此外，当代政治学采用的一些新方法也被政治人类学所借鉴，系统论、博弈论在政治人类学领域中也得到广泛的运用。熵、信息、正反馈、负反馈、系统的自我发展和自我维持等概念在一些政治人类学著作中比比皆是。例如乔利（Jolly）和普洛克（Plog）在对墨西哥的原始民族社会所作的系统论研究中提出，在特定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可以成为原始的刺激，向均衡的系统施加压力，从而引起系统的变化。面对来自人口增长的压力，系统可以有多种选择：通过杀婴或其他文化手段来减少人口，一部分人向新的地区移民，或者提高生产力等等。在这些选择中，只有最后一种选择会导致国家的形成。系统要作出这一选择，还需要多方面的外部条件，如耕地、气候、心理、文化等因素。作出选择之后，其结果就会向系统作出反馈，导致系统的分层、分化和中央集权化，等等。（注：参见CliffordJ.JollyandFredPlog,PhysicalAnthropologyandArcheology,2ded.NewYork:Knopf.1976。）

三、开展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构想

尽管政治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接近政治学，但它的发展超出了政治学的范围而形成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它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原始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展出一种比政治学更为广泛的比较研究。可以说，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范围涵盖了人类社会所有各个阶段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在我国，政治人类学研究尚属空白，这就要求我们积极开展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人类学研究。一方面，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政治现象，可以在政治学研究的基础上，丰富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政治现象的复杂性、政治制度的差异以及政治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政治人类学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的理解，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建设。

笔者认为，我国在开展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正确对待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各种流派和理论。对于西方的这些流派，我们既不能全盘接受，也不能一概否定，而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结合我国国情，认真地加以研究、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体系服务。事实上，西方的政治人类学理论流派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极富启发性的思想方法，如功能分析法、结构分析法、过程分析法和行为分析法等等。只要我们将其置于的总体指导下，就可以充分吸收其合理因素，正确地加以运用，从而丰富我国的人类学研究。

第二，要立足本国文化传统的研究。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同样经历了一个从他国、他民族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研究转向本国、本民族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研究的过程。我国由于受多方面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全面地开展对他国、他民族政治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们把目光集中在国内，开展对本国各民族传统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研究。在我国，地方政治是一项极有价值的研究内容。在地方政治尤其是村落政治中，基于血缘关系的权力构成至今仍然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的权力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家族性构成了传统村落政治的最显著特点。宗族作为一种世系群组织，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起着独特的作用，而我国从政治角度对以宗族为核心的地方政治的研究只是在十多年前才开始，而且还十分薄弱。研究中国的地方政治特别是村落政治，可以充分发挥政治人类学的长处，弥补政治学研究的某些不足。

第三，要把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的研究结合起来。西方文化人类学自诞生以来，所研究的主要是没有文字的历史或仅有很少文献资料的亚、非、大洋洲与拉丁美洲的原始社会，所以由此发展出来的一些理论和研究方法，很多都缺乏历史深度。而在我国，自古就有历史记载的传统，各种史籍汗牛充栋。如果我们照搬西方的研究方法，而忽视文献资料的利用，不顾及历史的研究，中国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就会步入歧途。我们应该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掌握第一手材料，并结合文献，开展自己的研究，真正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人类学体系。

第四，应该和政治学者携起手来，合作进行研究。我国的政治学者在开展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外，政治人类学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人类学与政治学这两门学科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许多政治学者同时又是政治人类学者，他们对政治学涉及的但又不属于自己研究范围的方面诸如礼仪、象征等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政治人类学者和政治学者携手合作，相互借鉴对方的研究成果，取长补短，必将大大促进这两门学科的发展。

虽然政治人类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许多政治学者仍然认为政治人类学不能算是一门真正的学科，指责它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完整体系，研究方法也欠完备，对一些概念的使用还不够明确。例如，伊斯顿（DavidEaston）曾经严厉批评说，政治人类学尚未真正存在，因为政治人类学者们未能把原始社会中的政治体系同其他体系区分开来，也没有清楚地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无法清楚地确定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结构和行为，没有了解各种现象的本质和特性，简言之，政治人类学尚未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原则。伊斯顿认为，政治人类学最迫切需要的是确立一种较广泛的理论认识。

第6篇：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这一抽象命题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背景下的展开,则是作为国际社会科学前沿话语的治理理论与实践问题。前沿孕育着未来。本文立足于政治科学知识体系的变革,说明这样一个观点:作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她是民主政治的一份科学研究纲领,是现代政治学本来就应该是的样子。

一

从上述事实性知识或判断性知识来审理治理理论,这一理论兴起的直接原因来自于公共权力结构和政府管理的破碎、僵化并出现危机,反映在治理话语中,则集中体现在三个论点上。其一是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国家已经丧失应有的行为能力,也难于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甚至难于避免产生有害的决策;并受落后的思想束缚,不时颁布不适宜的或无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种群体接受。其二是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地位危机、社会一致性分裂和文化分裂,公众对公共权力的效能和未来越来越不抱幻想,公众的心灵世界碎片化,行为边缘化日趋严重。其三是作为社会一致性中枢的公共行政体系能力衰减,并进一步成为公众的负担,中央集权、分等论级的控制不再有效;科层系统陷入了的怪圈,公共政策无力承受大量社会需求,无法对太多和太矛盾的公共问题做出裁决,超优政策真正的仲裁者是国际市场。对于这一总体性的危机,治理话语走向了积极的知识重建:在文化上返古希腊之本,在政治上重开自由主义之源,在实践出路上择定新制度经济学,在技术上亲和于管理主义,从而推出具有建设意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分析方法。

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治理理论是人类在寻求解决社会一致和有效性问题上做出的一次深刻的认识转折与制度突破,在一定意义上,包括近代以来在内的一切政治学知识都在这一框架下实现了新的整合,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判断上,政治学知识体系都在悄悄地脱离统治这一核心而转向个人对公共事物的关心这一主题,由此导致现代政治类型在三个维度上发生重大转向:

第一,从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变迁。一般而言,高级政治首先是指那些在国际关系中意义重大、影响非凡的决策活动,如讨论一国是战争还是结盟等等。其次高级政治是指在共同体层次上、有关民族国家问题的重大决定和政策制定,如号召种族或集团一体化,或是与产权制度有关的政治关系的变革,如私人产业国有化,或者对政府的体制和形式进行根本性变革等等。所谓低级政治也是一种政治类型,这类决策不涉及对国家或国际社会中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它涉及次要性的决策,如将大型社会系统保持在某种均衡状态。低级政治通常由官员和管理者们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实行,一般属于官僚政治行为,功能是在不干扰社会政治经济现状的条件下为贯彻高级政治决策所进行的活动。在国内层次上,低级政治包括通过有关防止环境污染的法规;决定提高最低工资和社会福利标准;对外贸易、旅游和投资往来的促进等等。现在应当已经到了把上述思维方式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第二,从暴力政治向规劝政治变迁。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革命及各种规模的国内骚乱等等是暴力政治形式。个体或国家之所以发动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其目的总是在于改变或控制对手的行为。虽然只要暴力或暴力威胁仍被人们用于实现政治目的,那么人们就不能否认暴力在政治中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应当是有限的。相反,规劝政治应该是公共政治活动中的基本形式。规劝政治一般是指伦理的、道德的、合作的和相互依存的和交易性的政治,比如谈判、协商、立法、集体讨价还价,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合作或激烈的竞争。当然,前提是这种竞争是普遍接受的,并且在预先规定其法则的基础上进行。

第三,从等级政治向复合政治变迁。等级政治是权力和权能的增殖以金子塔结构为前提的,由等级政治所决定的政治关系表现为下级单位从属于上级单位,每个等级社会当中的顶峰都是最高权威,但这一权威并不一定总是合法的,权威的下属是各级权力层次,每一下属权力层次又控制着更多的下级次层次,这一系统最后通到普通公民,最后为塔基部分决大多数的人民无所抗辩地承认。与之相反,复合政治是指平等或接等的行为者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社会由信息畅通的、积极的和自治的政治单位组成,这些政治单位对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幸福往往采取十分戒备的态度,然而它们也承认相互合作和秩序井然的共存既对自身利益有利,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所在。复合政治只有在具备充分的商品和服务以满足其成员需求的社会中才能付诸实践。进一步推断,复合政治应有一套自由的和竞争性的教育和信息系统,该系统无需依赖于对大众传媒介实行垄断性控制,而等级政治的目的是通过发动具有强烈倾向性的宣传运动来造成一种虚假的社会一致感。

政治学知识要具有真理性,她就必须客观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政治生活的本质与规律,但这是一件不太容易做到的事。因为它需要政治生活的充分的展开,真正成为符合人的本性的而不是同人相异化的日常生活。政治学知识的发展与人类思维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人类的思维已经进展到能够充分把握自身生活的程度时,政治生活的神秘性、彼岸性才会消失。低级政治、规劝政治和复合政治的形成,使得政治学知识发生重大转变,并为治理型政治学代替统治型政治学提供了基本概念。兴起于现实公共政治生活危机中的治理理论,它之所以能引起政治学知识的转向,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新的思维回应了当代人类生活的变革。从近代从统治—解放的政治到治理—生活的政治的变迁,体现了公共权力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当公民权利真正成为公共权力唯一合法性源泉时,治理—生活的政治才真正有利于市场秩序,政府制度才会内生于市场秩序。应该说这才是民主政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换言之,主流民主政治学长期以来都未能到位。所以治理理论更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精神。

二

从治理型政治学的应用或其实践战略来看,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是其必然的逻辑展开,是治理型政治学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形态。如果把治理型政治学看成是一种新的政治科学研究纲领,那么按照拉卡托思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有关硬核和保护带的理论,治理和新 公共管理之间的关系恰恰体现了科学研究纲领中硬核和保护带的关系。因此,割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容易降低新公共管理的政治学科的性质,减弱治理理论在回应现实问题时的力度,而且也使治理理论在学术论战中失去有效的保护带。国外有些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之所以和治理理论有关,是因为“掌舵”是分析公共管理的核心,而“掌舵”是治理的代名词,简略分析一下新公共管理的原则框架,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点。

作为新公共管理内容的主体,它有两个基本学术支持:管理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管理主义在这里的应用是把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公共部门,强调直接的职业管理、明确的绩效标准和评估标准、根据结果进行管理,以及更晚些时候所提出的接近消费者——公民的观念。新制度经济学则是把交易成本分析和激励结构引入公共服务中,通过新的激励制度安排削减官僚机构,通过承包和准市场的运作方式实现更有效的竞争以及消费者选择。而关键也最具有质感的口号是用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来代替受统治结构羁旁的官僚政府,以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推动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其基本的理论框架大致如下:(1)把控制权从官僚手中转到社群手中授予公民;(2)推崇市场机制而不是官僚机制;(3)驱动政府管理者前进的是自己的目标——部门和角色的使命,而不是文本的规则和规定;(4)公共管理者重新把自己的公众定义为消费者,并且为它们提供选择的机会;(5)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而不是简单地提供事后服务;(6)把精力放在赢利而不是简单地支付财政拨款上;(7)实行分权制度,主张参与式管理;(8);公民评估自己的者的绩效时,关注的不是投入而是结果(9)关注的目标不仅仅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还包括激励所有的部门和公? 瘢饩鏊巧缛褐写嬖诘奈侍獠扇⌒卸O匀唬鹿补芾淼恼庑┕勰詈偷图墩巍⒐嫒罢渭案春险味脊匦木赫⑹谐 ⑾颜咭约敖峁膊棵盼普庑魈獾淖渚褪峭牙胪持握蔚摹⒏〉恼硪环矫嬖蚴歉嗟闹卫怼?/P>

三

在一个全球化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大变革时代,各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找一种更好地适应环境的新的治理形式,以便在经济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并让社会获得有质量的增长,治理理论正成为回应这一变革的强势政治理论话语,支持这一话语体系的价值观和以之相一致的知识文本,修正了主流政治学的统治理论,并在全球范围引起政治家、学者以及官员、实业家的共识。立于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理解治理理论时,我们深感这对重构中国民主政治知识体系,寻求善治的制度平台和有质量、有效率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摆脱市场化进程中公共管理的低效甚至多方面的失败,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重建社会信仰,均是十分重要的理论资源。从社会或区域之间竞争的可持续性来看,治理理论资源合法充足的利用,应当是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本的一种提升途径。中国正在发展公共管理制度,开始研究公共管理的知识,以便为有效地治理中国提供基础性条件,这一努力要趋于最后的成功,可能需要在以下三点达成共识:

首先要对政治学的知识类型的实行转换,尤其在人为秩序与自然秩序、辩证理性与有限理性、意识形态与实证主义方法、形式主义运作和效率至上原则之间作出整合性选择,从而使得政治科学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担负真正来自于公民社会而不是意识形态。因为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善治目标的达成有一定的路径依赖,而一个社会知识的状况或称之为存量结构总是形成发展与变革路径的根本,知识状况已成为制度学派分析社会问题时的一个重要变量。而不能掌握社会变革所需要的知识,其结果就会形成社会的创伤。因此当代社会发展的竞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知识存量的长期性竞争。

第7篇：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组织行为学》；行政管理专业；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2）-10-0184-02

一、《组织行为学》课程介绍及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特殊诉求

在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培养方案中，《组织行为学》课程被列为一门专业必修课程，分配了4个学分的分值，可见《组织行为学》课程对于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有不同于经济管理类学生的特殊性，他们对于该课程，有不同于经济管理类学生的特殊诉求。就西南科技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目前的需求来看，绝大部分学生将来会选择考研，继续学业深造，或是考公务员，走上各级各类机关或是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工作岗位，因此，在面向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讲授《组织行为学》课程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该类学生的特殊诉求，要在教学的过程中，多多采用一些政府以及社会组织的管理案例，将带有浓厚工商管理特色的《组织行为学》行政管理化，要创造机会加强专业实践实习的内容和时间，以便于学生接触社会了解自己专业的实践特性，从而形成合理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以满足学生的就业需求。

二、面向行政管理专业的《组织行为学》教学困境

1.困境之一：缺乏直接面向行政管理专业的专门教材

目前，《组织行为学》教材呈现两个趋势：一是主要为面向经管类专业，比如经济、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工商管理、会计、国际商务、审计等专业的学生的教材，而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有不同于这些专业的特殊的培养目标，因此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教学要求就存在不同，那么在面向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学生的教学中，就需要根据不同的专业情况，选择与本专业相适应的教材，但遗憾的是，专门面向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组织行为学》教材目前还没有。二是现有教材多为从国外直接引进的，本土化不够或是基本没有本土化。《组织行为学》是西方语境下产生的科学理论。虽然科学不分国界，但是每一个学科理论都有其适用的环境和条件。中西方历史文化、思维习惯和社会环境差异，导致教学中学生对《组织行为学》理论的理解和掌握有些困难。

2.困境之二：现行的教学方法陈旧落后，未充分体现该课程的实践性特点

首先，在现行的《组织行为学》教学活动中，“灌输式”仍是主要的课堂教学模式。课堂教学中多数教师全程都是自己语言讲解，学生被动地听和记，实际上这一过程只保证了信息输送环节的质量，而信息接受及运用环节的质量却无从验证。再次，教学过程“依赖性”特征突出。一方面，教师为了实现内容讲授的全面性，过份依赖于教材，因而很容易形成照本宣科的局面；另一方面，受多年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大多数学生养成了全程依赖老师讲解、而很少自主思考的习惯。

困境之三：现行的课时安排不足以覆盖其教学内容

目前，西南科技大学的政治学与行政管理专业的《组织行为学》为48学时，与《组织行为学》包含的丰富的教学内容相比，学时偏少。《组织行为学》在经济管理学院院都是在高年级才开的课程，一般学习之前都学习了管理学、心理学等课程之后。而在政治学与行政管理专业，二年级就开了该课程，学生在接触该课程之前并没有接触到相应的课程，再加上行政管理类专业的学生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到专业核心课程上去，因此使教师的教学遇到很多困难。一方面，教师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给学生讲解基本的概念和理论知识，另一方面还要还要通过案例教学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现实让教师完成教学计划的压力很大，学生学习起来也很吃力。

3.困境之四：现行的教学评价体系不全面，不科学

《组织行为学》作为政治学与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在授课时的侧重点不同于经管类专业，在进行教学评价时也应根据其授课的具体内容、不同专业的教学目标要求进行教学评价。但是目前的教学评价，是采用统一的考试模式，即统一考试时间和统一考试标准、统一考试内容，通过考取的分数作为衡量教师和学生水平的尺度。表面上看起来很公平，实际上无法测试出不同专业学生的真实水平。

三、提升行政管理专业《组织行为学》教学质量的对策

1.在专业教材缺乏的现实条件下，根据本专业需求调整相关教学内容

在授课中，授课教师应当依据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培养目标与专业实际，对《组织行为学》的内容进行取舍，形成适合本专业要求的“自己”的《组织行为学》授课内容。如除了把《组织行为学》中的基础理论部分作为教学重点外，还要结本专业特点调整教学内容。比如在对学生讲解组织层面的结构对组织内人的行为的影响是，就要重点给学生讲解行政组织之不同于商业组织的结构特征，这样不仅能够缓解课时与教学内容的矛盾，也有针对性地满足了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对行政组织知识的需求。与此同时，还要针对新出现的热点问题，及时地将这些内容融入教学之中，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时刻关注和思考社会热点问题。

2.挖掘传统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案例以增强《组织行为学》教学的本土化和专业化

本土化案例资源的利用，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首先，本土化案例符合学生的思维习惯，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其次，本土化案例有助于营造具体、生动的管理情境，引发学生的积极思考，有利于师生产生思想上的共鸣，从而促进相关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另外，本土化案例或众所周知、耳熟能详，或一点即明，能够节省教学时间和资源，提高教学效率。

虽然中国在管理学和《组织行为学》方面没有形成系统的管理理论，但是五千年的历史实践蕴藏了丰富的、孕含着伟大管理思想的本土化案例资源。这类案例有涉及帝王将相的管理案例，比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就霸业的经典史实；有百家学说中的管理案例，比如《论语》、《庄子》、《孙子兵法》等诸子百家的经典著述中的案例和思想；有文学作品记述的案例，比如古典四大名著塑造的优秀管理人才和经典管理案例；还有现代企业管理案例，比如巨人、东星、三鹿、海尔、吉利、联想等现代企业集团的兴衰成败；还有当前社会焦点及身边新闻，大到国际政局的变动，小到柴米油盐等民生问题。

3.创新教学手段、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

在《组织行为学》的教学过程中，应该做到手段多样化，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例如案例讲解时，可以结合案例的案情，选择适当的语言风格，调整语速快慢，控制语调高低，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可以利用课件展示相关图片，利用多媒体播放相关视频资料。比如，在讲授《组织行为学》中的情商和意志与个体行为关系时，利用《史记》记载的匈奴单于冒顿的案例收到较好的授课效果。通过教师的讲述，辅以相关图片和简短视频，介绍冒顿从幼时遭弃、奇迹生还、鸣镝练兵、弑父自立到灭东胡、吞月氏、建立强大的匈奴帝国。这样借助惊心动魄的案例情节和荡气回肠的历史文化，营造一个学生能够投入其中的课堂氛围。在这中氛围中理解和掌握情商和意志的重要性。

4.建立一套公平、科学的教学评价体系

首先应当打破完全统一的考试模式，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考评。如结合各章节的内容，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可通过课堂测试、单元测试或期中考试，随时检测教学重点和教学效果，对学生的实际案例分析处理能力进行综合测评，如以学生发言的次数计算学生的平时成绩，对于积极发言和发言质量高的学生实行加分等。另外教师可根据该专业的需求对所讲内容有所侧重选择，进行评价时也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价。比如对一些重要的需要识记的知识，可以通过统一出题考试，如试题量可占70%，另外30%的题量结合不同的专业分别出题，打破“一张考卷定终身”的教学评价模式，最终应以书面考试成绩和学生平时实际案例分析处理能力及平时专业知识运用能力等成绩来综合评定学生的最终成绩。

参考文献

[1]周三多.管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张德.《组织行为学》（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第8篇：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英语系，北京100102)

［摘要］本文以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为例,提出高职学院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教师的培养,二是学生的培养。围绕着这两点,文章探讨了教师及学生培养的策略。

［

关键词 ］高职院校；发展策略；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DOI］10.13939/j.cnki.zgsc.2015.04.113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近十年来重点发展的教育方向。职业教育不同于学历教育,除了常规的专业课程教学以外,高职教育更加侧重专业技能和专业素养的培养。我国职业教育起步较晚,与学历教育相比,办学经验明显不足。职业教育的发展与革新是高职教育者不断探索和追求的目标。

像普通院校一样,高职院校发展的好坏也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教师,表现在教师的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以及名师、专家、乃至大师的数量和影响力；二是学生,体现在毕业生的发展力和影响力。本文拟从这两点出发,以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为例来探讨高职院校的发展策略。

1教师的培养策略

1.1完善科研评价体系,营造“独立、自由”的学术氛围

“科研特色”是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一大特色。在高职院校的办学层面上,还鲜有高校将科研作为一项具体的要求提出作为学院的办学特色。但是,目前的科研评价体制过于指标化和单一化,以申报成功的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数量,科研经费数额,核心期刊的数量,以及被国内外同行引用的次数作为科研评价的指标。“sci之父”加菲尔德博士在中国大连谈起学术评价标准时,曾经提到“由于科学管理者的懒惰,希望用一个数字来解决所有的评价问题,就好比是用一把尺子来衡量很多人,这是不对的,我们需要有综合的评估指标。”

目前的科研评价体系不利于教师在科研上的个人发展。为了完成学术GDP的硬性指标,为了争取到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许多教师不断地“削足适履”,被迫放弃本来适合自己的研究计划,而去迎合自己本不熟悉但可以拿到项目和经费的研究方向,失去了本有的坚守和执着,而这份坚守和执着正是教师学术成功的基本保障。为了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教师更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学术是自由的,科研是独立的,学术和科研都有自己遵循的规律,科研工作者和教师在做科研时,要听从内心的声音,不可盲目跟进,唯有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术和科研才能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1.2联手海外名校,培养真正的学科带头人

“国际特色”是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另外一大特色,主要表现在院领导到国外考察职业教育,与加拿大高校合办国际商务学院,派遣本院教师到国外高校做访问学者,选送优秀毕业生到国外继续本科教育,暑期派遣学生到国外短期学习劳务等。这些举措促进了学院和国外高校的合作与交流,开拓了教师和学生的视野,增加了教师和学生学习深造的机会。

建议学院加大国际合作的力度,选派十名中青年教师赴海外名校攻读博士学位或者从事博士后研究,学院负责联络海外名校,签订定向委培合同,预支全部学费和生活费,若选派教师毕业时拿到学位,则不必支付任何留学费用,若拿不到学位,则需支付一半的费用。选派教师毕业返校后,学院聘为学科带头人。为了防止选派教师毕业之后滞外不归或者回国后另谋高就,学院可以制定相应的制约措施。

1.3联合国内外知名企事业机构,培养自己的行业专家

职业教育的特点是职业性和应用性,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适合某一行业领域的实用型专业人才。职业教育的特点和目标决定了教师不能将自己封闭在书斋里,不了解行业的最新情况,不在行业实践中锻炼,仅仅闭门造车是行不通的。

建议学院每年选派二十名教师到国内乃至世界知名的企业、事业、社会机构中挂职锻炼,期限一年。教师挂职锻炼期间,学院不再安排其他任何工作,教师不用参加学院的任何活动,学院全额支付工资。目前,挂职锻炼虽然已经在实施之中,但是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挂职时间太短,纯粹是“蜻蜓点水”；二是挂职岗位不重要,学无所长,可谓“人在河边走,鞋儿却未湿。”建议学院可以向企事业机构支付培养费,为挂职教师争取到最好的挂职岗位,从而学到最有用的东西。

1.4加大、拓宽科研赞助的力度和广度,提升科研的整体水平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科研处对教工的科研一直非常重视,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来鼓励帮助教工做科研,譬如对在核心期刊上予以赞助和奖励,加大院级科研项目的投入等。在学院科研处和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科研水平有了显著的提升,每年发表各类论文几百篇。但是,出版的学术著作不多,有影响力的更少。

建议学院每年全额赞助出版20本学术专著。20本学术书稿的筛选采取“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由院学术委员会不记名投票表决,书稿著者若是学术委员会委员不能参与投票。投票表决结果向全院公示。专著出版后,在院图书馆展示,供全院教师评阅。

2学生的培养策略

2.1改进生源结构,提高生源素质

作为北京市教委的下属院校,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生源主要来自北京地区。自2000年春季招生开始,学院开始相继在一些外地省份招生,外地学生的总人数一直控制在全院学生总人数的四分之一以内。随着近二十年来高校扩招,学院的生源素质逐渐下降,学生的高考入学成绩也呈下降的趋势。

建议学院进一步增加外地生源的招生人数。外地学生的高考成绩明显高于本地学生,其学习能力、自控力以及纪律性也强于本地学生,每年获取奖学金、专升本、自考的学生基本上以外地学生为主。建议将外地生源和本地生源的比例确定为4∶6,4保证了生源的高素质,6确保了学院的地方性。

2.2取消“奖学金制”,推行“助教制”

奖学金制是我国高校普遍使用的激励学生的制度。但是,“奖学金制”存在三大问题：一是激励作用的时效太短,激励作用仅局限于学年初评议奖学金时；二是激励对象有限,每年获取奖学金的学生比例少；三是评选标准不够科学,标准解释也不够统一。

建议以“助教制”来代替“奖学金制”,具体实施方法是在学生中招聘品学兼优者充任助教,助教不是服务于教师,而是服务于学生。助教的职责包括负责考勤记录,组织早、晚自习,批阅同学作业,解答同学疑问,设计、组织月考,检查敦促同学的学习进度。助教不同于勤工俭学,实行月薪制,每月1000元。与“奖学金制”相比,“助教制”有三大好处,一是“助教制”的作用体现在每一个教学日,而不像“奖学金制”那样仅仅体现在学年末；二是“助教制”能够促进所有学生的学业,而不像“奖学金制”那样仅能激励部分学生；三是奖学金的获得者只是得到了一笔收入,而没有得到能力的培养和锻炼,而助教在帮助同学的过程中在不断提升自己。

2.3联合国内本科院校,实施“3＋2”专升本模式

高职学生的学历相对较低,续本是大多数高职学生进入高职学院的第一天就制定好的求学计划。目前,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毕业生续本的途径主要有自考、联大续本、出国续本三种形式。自考灵活度高,但难度大。联大续本有严格的人数要求,仅有15%的学生有资格参加续本考试,考试合格者方能去联大续本。出国续本费用较高,家境贫困的学生无力承担高昂的费用。

建议学院联合国内本科院校,实施“3＋2”专升本模式。所谓“3＋2”,指学生在学院读三年高职,毕业后继续留在学院学习两年,攻读其他本科院校的课程。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培养要求由本科院校制定,学院负责具体实施。专升本实行学分制,学生修完所有学分后,参加本科院校组织的毕业考试和论文答辩,全部通过者可以获得本科院校的毕业文凭和学位证书。

2.4设立“大学生创业中心”,帮助学生自主创业

据有关机构调查研究的结果显示,相对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高职毕业生更容易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但是高职毕业生的薪酬明显低于本科生和研究生,职业的发展空间也远逊于本科生或研究生。为了应对毕业后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也为了赚取更多的收入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许多高职学生在校期间已经开始创业,但是苦于缺少指导和帮助。

建议设立“大学生创业中心”,帮助学生自主创业。“大学生创业中心”隶属于学院学生处,由学生处处长兼任中心主任,中心聘用专任指导教师。学院每年向“大学生创业中心”划拨专款,设立专项资金,帮助学生开展创业调研和规划。

3总结

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存在的时间不长,是高等教育领域内的一项新课题。办好高职教育就是要做好人的培养,人的培养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教师的培养,二是学生的培养。唯有做好这两方面的工作,高等职业教育才能在当下日益激烈的高等教育领域内生存与发展。

第9篇：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2）09B-0011-02

一、调查背景

当前，广西已实施高中新课改。新课改理念倡导有效教学，而实施有效教学的困难之一在于不了解学情，具体来说是不了解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方法、知识的难易程度、学生对教师的期盼等。只有充分了解学情，才能使课堂教学有的放矢。笔者试图通过调查，了解高中生的政治学习现状（包括：政治课在高中全部课程中的地位；高中生从高一到高三对政治课的喜欢程度变化；学生对政治课的感受以及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等），并在此基础上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角度探讨应对措施。

二、资料与方法

本次研究的调查对象为柳州市铁一中学高中一至三年级的学生。本次研究采用问卷调查、个案研究和小组访谈相结合的方式。

在个案调查中，笔者选取有代表性的调查对象进行了深度访问，包括政治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对时事非常关注的学生、非常讨厌学习政治的学生。在小组访谈中，笔者确立了“政治课学习中的问题”的访谈主题，选取了合适的访谈对象，组织其对访谈主题展开讨论。在问卷调查中，笔者选取本校的高一至高三年级的学生进行调查。根据研究目的，笔者筛选出影响高中生政治学习的几个变量：（1）年级；（2）性别；（3）文理科；（4）家庭影响；（5）兴趣爱好；（6）学科地位；（7）教师影响；（8）教材影响。

定性资料的统计和分析是采用人工统计，对定性资料进行了分类和汇总。定量资料用EXCEL在计算机上对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了交互统计，然后对本校高中生的政治学习现状进行描述和解释。

三、调查结果

（一）学科现状

1.高一到高三年级的学生对政治课的喜欢程度的变化

2.男女学生对政治课的喜欢程度的变化

3.文理科学生对政治课的喜欢程度的变化

（二）学生政治学习兴趣及归因分析

1.学生兴趣状况

此部分旨在调查目前高中生对政治课的学习兴趣，分析其变化趋势和原因，并探索解决方法。通过对问卷进行统计分析，我们发现，与刚接触政治学科时相比，目前对政治学科很有兴趣的学生人数下降了4.8%；兴趣一般的学生人数上升了11.3%；对政治课无兴趣的学生人数从13.5%下降到7%。

2.结果分析

我们尝试对这些变化进行归因分析，我们给出了五个变量：家庭环境影响、教材方面的原因、教师方面的原因、自己的原因、高考不考。其中，家庭和教材方面的原因占50.5%，教师方面的原因占4.4%，自己的原因占39.8%，高考不考占5%。

从调查结果看，在最初对政治课很感兴趣和一直对政治课感兴趣的学生中，男女比例差别不大。高一年级学生受教师的影响较大。在高二、高三年级中，对政治课感兴趣的学生多为文科生。家庭环境极大地影响了学生对政治课的学习兴趣。在对政治课感兴趣的学生中，其父母至少有一人工作层次较高（公务员或中高层管理人员等），文化水平在大专、本科或研究生以上，父母对国内外时事要闻、社会热点问题比较关注，个别家庭非常关注。受家庭影响，这些学生经常看时政新闻类节目，兴趣爱好广泛，部分学生常结合现实生活中的有关事实思考和分析问题。学习兴趣也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在对政治课感兴趣的学生中，有一半以上的学生的政治成绩比较好（80分以上）或很好（90分以上）。

在对政治课兴趣一般和很感兴趣之间徘徊的学生中，文科学生仍占多数，其父母工作层次和文化水平较高，但对他们影响不大。他们的政治成绩普遍较好，但仍然以被动学习为主。

极少数学生一直讨厌政治课，觉得政治课很枯燥。从调查数据看，在讨厌政治课的学生中理科学生占多数，其父母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也极少关注社会时政，这些学生的成绩较差，平时基本不学习政治。他们认为主要是教材方面的原因导致其讨厌政治课，他们认为教材虽内容丰富，但缺乏新颖性，知识要点的表现形式单一；其次是自己的原因，他们未掌握政治学习的方法，渴望得到教师指引；教师教法和高考不考的因素对他们影响很小。

（三）政治学习成绩情况及归因分析

在受调查学生中，政治课成绩一般在80分以上的有62人，占被调查对象的24.23%；政治课成绩一般在60至80分之间的有164人，占63.8%。学生普遍认为家庭环境对政治学习兴趣影响较大，认为家庭环境对政治学习没有影响的学生仅占22.22%。学生认为时事关注程度对政治学习影响较大，完全不关注时事的学生仅占7.94%。他们得高分的原因有：对政治课有兴趣；理解性记忆；关注时事，并结合时事分析问题；认真听课，及时复习；注意答题方法；适应教师的教法。

（四）教师素质及教学技术

1.多媒体的使用

在政治课中，教师采用多媒体的情况：广泛采用的占9.7%，偶尔采用的占42.4%，根本没采用的占47.8%。学生认为政治课很有必要采用多媒体的占24.3%，有一定必要的占50.9%，无所谓的占21.5%，完全没必要的占3.1%。总体来说，学生比较认同教师在政治课上采用多媒体教学。我们发现，在教学实践中，多媒体的采用不是很广泛，主要集中在公开课中。

2.具体教育方式

3.教师素质方面

学生认为，政治教师应具备的特征中最重要的三项是：语言表达、人格魅力、讲课热情。学生认为，当前教师比较欠缺的是人格魅力和教学仪态。很多学生认为，理想教师的特征是：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讲课幽默，富有激情，教学态度好，教学热情高，善于语言表达，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地授课，注重教学仪表，富有人格魅力。

四、解决措施探讨

对高中政治教学来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道，其他均为术。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呢？

1.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教师的素质包括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身教最为贵，知行不可分。教师首先应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有高尚人格的人。其次，教师要术业有专攻。教师应学会在知识的海洋里进行选择和取舍，既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专业素养，又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和高超的教学技术，既要熟知传统文化和国内要闻，又要了解新兴知识和国际动态。

2.教师要能展现政治教育之美

爱美是人的天性，用“美”来引领课堂，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会对学生的兴趣爱好、人生追求等有长远而深刻的影响。具体就政治学科而言，它具有思想之美。例如，“价值规律”、“破窗理论”、“通货膨胀”、“货币流通规律”、“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与发展”等既揭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又体现了人类的智慧，体现了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此外，教师还应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底，授课既严谨深刻又不失幽默风趣，以展现政治课的形式之美。

3.构建师生、生生多维互动的课堂

要建立师生、生生多维互动的课堂，关键是要营造“宽松、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教师只有把学生当做一个有自尊、与教师平等的人，才能建立起和谐的师生关系，教师与学生才能变成平等的教学活动参与者。教师设计教学要从学生实际出发，注重学生个体的有效参与和学生的个性发展，真正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促使学生积极地参与教学活动。要把传统的知识与技能的单向传授过程变成一个师生相互探讨、质疑、体验与不断完善的过程。

4.适当提高难度，刺激学生的求知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