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关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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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

一、自然的概念

人与自然界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被称为自然观。其中主要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界的构成,自然界的生成与演变等等。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是贯穿于自然观中的主线。人类对自然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的理解。广义的自然是指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由各种物质运动形式和存在形式构成的宇宙世界。狭义的自然是指人类栖息的地球,它是自然生态状况以及维持地球生存与发展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对自然的理解“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活动的自然条件的总和,是人类实践活动所指向的对象,是人类物质生产中的要素。”这种狭义的自然界在范围上小于广义的自然界,并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和深入,其范围会逐渐变大,只有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相关的自然界,对人才有意义。

二、人与自然关系的探析

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使人类获得了机器生产力,开创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从此人类告别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文明时代,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在这一时期,人类以大规模破坏自己生存的自然环境来换取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这是人类错误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果。这种错误认识直接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界无节制的掠夺和破坏,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我们应该懂得生产力不但包括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更应该包括人类协调和保护自然的能力,真正的生产力应该是这两方面的统一。

(一)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十七世纪中叶,政治经济学逐渐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并发展成为专门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规律的理论科学。最初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何使财富增长以及生产和分配的规律。后来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人口和财富的比例和人们物质福利问题。以上这些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重点是受阶级和时代局限的,而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科学地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任何社会生产中,生产关系都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我们要发展经济,就要从生产关系入手,而处理好生产关系的本质就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生存发展依赖于自然,同时也影响着自然本身结构、功能的演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与作用,包括从自然界索取资源,同时享受自然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便利,与此同时将生活生产出的废物向自然排放,影响并改变自然的原本状态;另一方面是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包括资源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自然灾害、环境污染对人类生存的负面影响。当人类的行为违背自然规律,就将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

(二)政治经济学视野下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在自然观的基础上建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每处都有自然优先的思想,而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是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问题。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中人、自然、社会三者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马克思认为:人要依赖自然界才能生活,同时也要依赖社会才能生活。这是人在生产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两种关系:既包括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又包括人与社会关系。这两重关系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而人与社会的关系本质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就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要坚持在热爱和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在生活实践中人与自然关系能动性的辩证统一,使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可持续发展。这都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精髓,也是政治经济学视野下人与自然的真正关系。

三、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意义

二十世纪中期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等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不仅增强了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而且使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在发生重大变化,使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随之加深。

在这种大背景下,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离不开自然环境,也离不开自然资源。自然资源给人类生产提供原料和能源,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人类在开发利用资源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各种自然资源为劳动对象的农业、林业、渔业和矿业。它们构成了社会第一级生产,是其他社会生产的基础。同时各种自然能源、资源又是人类生产活动得以进行和发展的动力。现在,我们意识到人类无节制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并提出可持续发展理论来维护人类世界。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的是自然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核心就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它所追求的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与发展构成危害。这种可持续的发展观与政治经学关于人与自然发展的理论一脉相承。只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真正消除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危机,促进人类的繁荣,对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95.

第2篇：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关系范文

一、加强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领域的研究的创新

技术创新理论是在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领域的研究过程中得以提出来的，在这过程中离不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二者互为因果，所以相对于生产关系来讲，生产力的发展具有自主性和首要性。而在我们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中也发现，一旦生产方式发生变革，则会推动新的生产力的开发和利用，同时也要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和改革，与之相适应。而生产方式的变革实质上就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是技术的创新，是一种新工艺和新产品的应用和生产。

技术创新是当前我国在经济建设工作中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其可以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增强，提升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同时还能有效提高企业的效益。目前在全球经济一体快快速发展下，可持续发展战略被人们所普遍认可，这就导致技术创新的理论视角开始侧重于科学技术和应用，更注重技术创新和生态保护的相互关系。而且在技术创新的目标体系中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人的发展同时纳入其中，利用生态化的技术确保了技术创新商业价值的实现，使新的技术创新观念和理论得以实现。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步伐下，知识也在全球化得以进一步拓展，知识的全球化对技术创新了有更高的要求。任何一个企业、组织或是国家其所掌握的技术及资源都是有限的，单独以其自身的能力去发展会受到较大的制约，无法满足当前知识经济时代的技术创新要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合作的模式来进行发展，创新方式以技术及资源的联盟及合作体现出来，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重点也开始有所变化，已不仅仅对资源优化配置进行创新研究，开始向资源的合作及优势互补方向发展，在这种过程中，企业在合作中受益，拥了进行科技创新的技术和人才，同时在合作过程中也获取到了新的知识。企业之间也有效的形成了一定的网络和社会关系，有效的加快了技术创新的步伐。

二、在与西方经济学比较中进行创新

政治经济学要实现创新，则需要从传统的思维中走出来，充分的吸收其他经济理论先进的思想和精髓部分，从而使自己得以完善和发展。传统的政治经济更应走出自我封闭的体系，但不能偏离的指导，从而积极的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精化的部分，经弥补自身的不足，实现优势互补。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的理解过于绝对化，将其看成是绝对的真理，认为其他的东西都是错误的，这种思维过于片面，政治经济学要想发展和创新，就需要研究和汲取西方政治经济学中一个合理的理论，并为自己所用。传统的政治学与西方政治经济学相比，两者在研究对象的定位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政治学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西方政治经济学则研究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从这其中我们不难看出，西方政治经济学更注重在一定社会制度基础上，通过提高生产率及对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实现增加社会财富的目的。西方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社会资源相对或绝对短缺的情况下，经济效益的提升，只能依靠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来实现，这样可以有效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社会成本，增加社会财富，确保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同时也加快了社会政治学的发展。而政治学也研究市场经济，但其研究的并不是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是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关系。

在社会发展的人类进步过程中，生产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能够创造社会财富，而且作为原动力，有效的加快了社会发展的步伐。在西方经济学中所研究的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实质上就是生产力的合理配置。而在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更注重将合理的对先进生产力进行运用，从而加快社会经济建设的步伐，这与西方经济学中相关的理论具有一致性，所以可以将西方经济学与当前政治经济学进行有效的结合，从而提出与当前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力发展理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不仅需要更发了的对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行坚持，同时还要对一切文明成果进行正确的吸收和借鉴，这样才能使之更好的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服务。

三、结束语

追溯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在无数经济学在对政治经济学的不断研究过程中提出了经济学的理论，并不断的对其进行完善，从而使其得以不断的发展。所以政治经济学具有较深的底蕴，是一座知识仓库，还需要我们在研究中不断的深入去发掘，这样才能有效的推动政治经济学的创新。

参考文献：

[1]马艳，李韵.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路径.学术月刊，2011-07-20

第3篇：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关系范文

一、高职实训基地建设与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关系

加强实训基地建设,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提高学生的管理能力,从而提升就业竞争力。校外实训基地以一系列考勤、考核、安全、保密等规章制度及员工日常行业规范来真实地约束学生,使学生在实训期间便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职业道德。校外实训基地可以为学生真实地提供现代工程技术人员应具备的质量意识、安全意识、管理意识、协作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等工作素质形成的实践氛围,学生的体会更加深刻,对该职业的职责、性质等会更加明确。

实训基地是职业资格培训及考核基地,为学生获取专业单项与综合技能提供了支持。将知识、能力和人格教育融为一体,相互渗透、协调发展,注重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特别是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努力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现已成为当前高职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实训中心建设的职业资格鉴定所,通过对大学生进行未来可能从事职业的岗位群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资格准入考核,可进一步拓宽大学生的职业技能基础,从而为学生获取专业单项与综合技能提供了支持。

二、加强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院校实训基地建设的措施

(一)校企结合管理,引导学生自我管理

随着生产实习的改革,必然在管理模式上也要变革,从过去的“企业直接管理、院系间接控制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变为“以校企结合管理为基础,学生自我管理为主”管理模式。

“校企结合管理”是指学校必须与实习单位齐抓共管,学校聘请实习单位总经理、人事培训部经理和部门经理为兼职教师,负责实习管理和实习生的业务指导工作,双方在管理问题上要组织落实、制度完善,要有专人负责,对应联络。

学校一方面经常派出巡视教师到定点实习单位,协助实习单位方面的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从学业上严格要求学生,如每周须完成一定量的实习日记,为实习结束后的实习报告和毕业论文作前期准备,还可督促学生编印《实习快讯》,稿源主要是寄回学校的学生稿件。实习单位方面的管理除了按本单位规章制度的要求以外,还应适合实习学生的特殊性作些灵活处理。如请假制度,常规假、短期假按实习单位有关规定办理,特殊假、长假以学校和实习单位通气、双重批准办理。又如犯规处罚,实习生没有经济收入,应以强调教育为主,比之处罚员工应从轻;而如果情节十分严重者,被实习单位按除名处理的,学校也将做出开除或勒令退学的处置。

“学生自我管理为主”是实训管理改革的方向,也是学校管理与引导的重要任务。引导工作应在实习开始之前,以实习动员为起点,并贯彻整个实习过程始终。引导工作除了引导学生个人自我管理外,还要充分发挥学生中党、团、班组织的集体凝聚力作用,发挥党团员、学生干部的模范作用,使学生们能互相督促完成实习任务和工作任务,为争取和保持集体荣誉互相鼓励,为尽当代大学生的责任互相鞭策,实习中有了困难互相帮助,受到委屈互相安慰……学生在实习期间的自我管理,比之在学校学习是复杂多、实际多了,经历了实习的真刀真枪的洗礼,学生才能真正学会自我管理,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做好准备。

(二)实训基地的综合管理

1、校内外实训基地结合

目前,高职院校的校内外实训基地还处于各自运营、互不相关的阶段,在未来高职教育中,关注两类实训活动的衔接与配套,提高实训的综合效果势在必行。制订完整、科学的实践教学大纲,合理安排不同实训活动的时间与内容是关键。高职院系应统一规划学生的所有实践教学环节,针对每一实训活动,制订教学大纲,编制实训指导书,合理安排指导教师,去除雷同的实训内容,保证实训活动的循序渐进,切实将实训活动落到实处,而不是走过场、充形式。

2、校际共建实训基地

目前,在绝大部分高职院校中,原有的实训基地基本上建立在各校“自力更生”和“小而全”的基础上,由于经费的拮据,现仍处于设备明显不足、技术十分落后的状态。这就要求各高职院校走联合、共建之路,由学校自建小而全的实训基地转向校际共建,实现资源共享。建立校际资源管理联盟,可以统筹资源、资金,把有限的资金相对集中,合作建设实训基地,互补互助,改善实训条件。提高设备利用率,加速高职实训基地的建设工作。有些规模小、设备差、师资力量不够雄厚的学校的实训教学,可以逐步转移到实训条件好的院校和企业,其他院校和企业为学校提供实训场所与便利条件,与学校共同承担实训任务。同时也可通过与异地院校合作办学,改变实训计划,有步骤地、分批地把学生派往省外、国外先进的实训基地进行培养。这样,既搞活了办学机制,又开阔了学生眼界,使学生的技能培养更能接近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

3、实训场所的拓展

一方面,除了多媒体教室、多功能教室、模拟实验室、定点实训基地等常见的实训场所外,有条件的旅游院校还可考虑筹建或接管属于自己的企业,以旅游为例,如将学校中的招待所改造为酒店,接管小型的旅行社等,面向大众经营,为学生提供仿真的经营场景,使学生随时可以进行系统的专业演练。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应密切与企业的联系,逐步建立完善的信息体系,收集与整理行业的最新资料,供学生模拟研究之用。

第4篇：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关系范文

一、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逐步加快，各类市场主体日趋成熟壮大，主体之间的“所有制边界”越来越模糊，体制内的矛盾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经济主体的行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受到微观利益冲突的影响，人们对经济制度的关注程度正在逐渐下降。基于此，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得不大量增加对体制与机制的解读，进而推演经济制度的量变与质变。尽管说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方法符合理论认知的一般逻辑，但是，过多的现象解读很可能误导或弱化学生对“经济制度”这一核心理论的掌握。比如，在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时，学生的兴奋点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会保障、公平效率、价格机制等紧密结合社会实践的命题上，而对于这些体制机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热情。这种现象经常导致教学过程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先讲制度后讲体制，把体制看作是制度的实现形式，很少有教师能够在讲解体制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受到课时量和教学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师都安排了较多的课时解读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问题，相对而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量变与质变，以及对市场经济造成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变化等重要理论命题则“没有足够的时间”予以解读。在一些经济学科排名较高的“211学校”中，由于课时充足，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稍显缓和，但是也同样面临着“体制重于制度，现象多于本质”的教学难题。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国内外的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以及各高校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定位等，但是从教学角度看，最直接的问题还是教学的方式与方法。面对“有限的课时、复杂的背景和庞大的理论体系”，讲好这门课的关键在于：凝练教学目标，归纳内容体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三位一体”教学法，即确立“意识形态教育、方法论教育和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并以此为导向确立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意识形态定位

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学目标？这不仅要取决于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还要取决于社会需求以及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从学科地位来看，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特殊的地位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必须承担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对此目标，部分教师认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应归口于思想政治学科，而不应该放在经济学科。这种认识最主要的误区在于对意识形态教育的界定过于狭窄。意识形态教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学科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共同任务，这一界定不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要求，而且对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制度同样适用。以西方经济学为例，这些年来，中国学生和西方经济学的学者都很推崇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认为西方经济学注重分析工具的运用，而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说教。其实，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是效用价值论和功利主义哲学观的结合体，其解释力集中表现为：以稀缺性为基础，以资本要素配置为核心，进而说明按资分配的合理性。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确实没有意识形态教育的痕迹，但是整个理论体系无一不是为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的。由此可以推出一个结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识形态教育，正相反，社会科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能否科学地解释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这一点正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借鉴和学习的。由此，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不仅不能忽视意识形态教育，而且应该把意识形态教育作为首要目标，科学地凝练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增强对劳动价值论、阶级性和经济制度的专业解读。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方法论定位

政治经济学是国内大部分财经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开课。作为基础课，传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学目标的重中之重。对于应该讲什么样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现有的教材版本来看，大部分教材倾向于对马克思科学抽想法的解读，而对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带而过的方式。科学抽想法固然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却不应该是政治经济学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数学方法在内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释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认识社会实践活动方面都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课程的开篇增加对研究方法的介绍，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基础地位。此外，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传授分析工具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育的重心。从根本上讲，这种理解没有错，但却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整体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各部分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性，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对分析工具）的解读必须联系整体认识局部，不能断章取义。这就要求在讲授过程中，首先要给学生建立前后关联的整体思维方法，让学生在整个逻辑体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运用和作用。为此目的，在方法论教育方面，既要注意专业术语和分析工具的讲解，还要注意思维方法的传授。

四、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中的理论知识定位

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教学目标是理论知识教育。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的基础和载体。没有理论知识教育，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就是空中楼阁。同时，所谓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都要融于理论知识教育当中，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课时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而只能通过精选凝练，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结合社会经济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地解读马克思的部分理论内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论发展，这种方式已为国内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经济思想的升华。马克思经济理论历经两个世纪而不衰，除了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之外，还有其立意深远的经济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理论知识升华经济思想，则很容易陷入“解释力困境”。可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教育不仅要包括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还必须包括经济思想。

五、化解教学困境的几点建议

1.内化意识形态教育。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体系中，对资本主义部分的解读基本贯彻了马克思的研究逻辑，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部分的解读则缺少对劳动价值论的贯彻。基于此，解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特别是经济制度问题），有必要首先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劳动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分析公有制条件下的价值创造、价值增值，以及价值分配问题。进而突出劳动在公有制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凸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差别和创造性发展。

2.推动方法教育与理论体系的融合。对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理论课程，还应该是一门方法论课程，学生希望通过学习，掌握一定的具有“通识”意义的认识方法。基于这样的要求，政治经济学应该强调“专业术语”、“分析工具”与“思维方法”三位一体的方法论教育。为此目标，一方面必须强调政治经济学专业术语的规范性，既要反映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又要反映相关应用学科的时代性。另一方面必须要求学生增强对专业术语的理解和掌握。再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矛盾运动分析方法，更加清晰地解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演变，让学生更加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第5篇：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关系范文

论文摘要：地缘经济学是冷战后出现的一种颇有研究价值的国际关系理论。国内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尚不深入，并且还存在较多模糊认识。文章对地缘经济学进行了视角和概念界定，简要地介绍了它的内涵，着重地分析了其理论特征，并联系中国实际谈了几点看法。

一、地缘经济学界定

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是在冷战结束后出现的颇有新意的国际关系理论。当然，有看法认为，地缘经济学是研究一国经济发展与地缘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是关于国家利益、经济现象和地缘关系的科学”。还有看法认为，地缘经济学是基于地理因素考虑争取国家利益的战略或政策。爱德华·卢特沃克(EdwardN。Luttwak)强调“地缘经济学是一种战略，对军事对抗起缓冲作用”实际上，从目前地缘经济学的发展情况看，它既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也还不足以构成一门科学。它还远不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探讨的主要话题，它需要“一个明确、规范的定义，特定的研究内容，可供证伪的假设，而这一切有待于进一步的思考”。地缘经济学又称“后地缘政治经济学”，具有显著的政策色彩，它强调地在有限空间内争夺相对受益的竞争性政策，可能引起人们关于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担心，使其发展陷人窘境；同时，从纯粹学术角度看，将地缘经济学拘囿于战略或政策层面是不科学的。因此，将地缘经济学称之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是恰当的。确切地讲，它应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理论范畴。

1990年，美国国防部高级顾问、华盛顿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战略专家爱德华·卢特沃克在海湾战争前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地缘经济学理论。按照他的看法，冷战的结束使世界进人了地缘经济时代。在1993年出版的《面临危险的美国梦——如何阻止美国成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并在工业霸权争夺战中胜出》一书中，他进一步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从过去的政治和军事舞台转移到了经济舞台。国家间的竞争模式已经变为通过国家调控、参与来占领世界经济版图，提高目标市场的占有率。这种竞争新模式就是地缘经济学。美国兰德公司政治研究部主任所罗门指出，贸易、金融和技术的流动变化将决定地缘经济时代的力量现实与政治，抢先启动的区域性贸易集团将在21世纪的经济和贸易竞争中占据优势。L5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亨利·诺(HenryR．Nau)在《美国衰退的神话》一书中提出“权力经济学”(Powernomics)概念，认为地缘经济时代的国家目标依然是权力，经济活动应该围绕权力开展。只不过，这个权力更多是以经济来定义的，例如市场占有率、金融、物价和就业机会等。我国学者普遍认为，这种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为地缘经济学。即便将地缘经济学定位于学科上的学者在对其定义时也跑不出三个因素：地缘关系、经济手段、国家利益结合上文，笔者认为，地缘经济学较科学的定义应是：以民族国家行为体为主导，以地缘因素为地理基点和政策辐射点，运用国家干预色彩浓厚的战略经济手段获取国家利益和权力，夺取地缘经济时代领导地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二、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内涵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世界相互依存趋势日益加强，各国面临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问题普遍增多。而冷战的结束也为各国政治精英谋划治国方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在政治、军事等“高级政治”的作用相对淡化的同时，经济、生态等“低级政治”的影响却愈加突出。决定一国国际地位的不再是武力，而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科技力量为先导的综合国力。过去的那种以对抗、冲突为主的竞争模式将让位于以协调、合作为主的非零和思维。但是，作为理性的自私的民族国家行为体追逐相对受益的本性不会因此改变。那么，民族国家如何在变换的时代特征下寻求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呢，这便是地缘经济学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冷战结束预示着地缘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

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和冲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全球面临的最大威胁已经从核战争危险转向经济危机和生态破坏，“高级政治”让位于“低级政治”。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由于资源的稀缺，所有国家的本性还在于争夺相对利益。但是在地缘经济时代，国家间竞争的方式却是经济竞争取代军事竞争，“所有官僚机构发现的地缘经济作用的结果和由利益集团控制的地缘经济的结果，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案例中虽然各式各样，但是，从根本上讲，国家将按地缘经济的方式行事”。

(二)国际关系行为体增加，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争夺经济优势

企业、组织乃至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地缘经济中来，而且在地缘经济时代，它们将和国家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它们将以“地缘经济”的名义寻求来自政府的支持，如果它们是“朝阳产业”或“民族工业”，将更有可能获得支持。此外，国际层次的区域性国家组织、贸易集团、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也将在地缘经济时挥重要作用。地缘经济学的目标并不在于将国民的生活水准提高到最高程度，而在于本国在世界经济中优势地位的获得及维持，其中，“竞争力”是最主要的工具。衡量权力的尺度是通过高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获得的。凭借决定性技术优势占领未来市场的能力以及获得进入新兴市场的机会比控制实际领土更为重要。国家参与地缘经济争夺的方式是多样的，如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财政金融政策、经济外交等。“由国家提供或引导的产业投资资本等同于传统战争的要素——‘军火’，国家支持的产品开发等同于‘武器’的变革，国家支持的市场干预取代了在国外军事基地的‘外交影响”’。

(三)美日欧之间的竞争是地缘经济时代国家间竞争的主要内容

地缘经济学是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国际背景下产生的，它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认为世界正在逐步发展成为三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1)日本率领的环太平洋地区；(2)美国领导的西半球经济区；(3)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区。“在未来的竞赛中，三个经济霸权中的每一个都倾向于超过其他两个。无论哪一个实现了这种超越，都会位居领先，都会像英国主导19世纪，美国主导20世纪那样，主导21世纪。”为了维护美国经济和政治利益而重新制定贸易政策成了克林顿政府经济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减少日本贸易顺差，要求日本“自动出口限制”、“志愿出口配额”，甚至要求日本进行经济改革和体制改革。

(四)不是所有国家都拥有实施地缘经济政策的能力，也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这样做

只有属于“世界事务的核心舞台”上的国家才有实施地缘经济战略的能力。因为只有这些国家之间才能真正摆脱传统战争的威胁，也只有它们才拥有实施地缘战略所必须的有效的官僚体制和行动能力。另一方面，处于“世界政治的死水区”的第三世界，它们担心更多的依旧是地区冲突、战争威胁等传统的地缘政治问题，它们或者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追求地缘经济战略，地缘经济不是这些国家政府考虑的问题。地缘经济学就其本质来说是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而不是发展中国家之间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三、地缘经济学的理论特征

(一)地缘经济学是经济／生态政治学的发展

经济／生态政治学(eco-politics)是根据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依托国际政治经济学而产生的。代表性著作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海沃德·奥尔克教授所著的《全球经济／生态政治学》，其主要观点是：(1)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学转向经济／生态政治学，目前迫切的任务是改革国际经济体制，调整国际经济关系，适应冷战后经济和生态政治因素增长的需要。(2)冷战后，军事威胁减弱了，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也相对削弱；战争不可取，实力不可无，经济与生态将成为实力的主要构成部分。(3)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不仅有政治的和军事的，更包括经济的和生态的因素。以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为核心的安全体制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内容。

地缘经济学的创始人爱德华·卢特沃克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地缘经济时代，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学向地缘经济学发展。其理论主张是：(1)意识形态的差异已不如以前那样重要；(2)按地缘政治标准划定的对手或敌手，在地缘经济时代可能同时是贸易伙伴；(3)对全球的最大威胁已从核战争危险转向经济危机和生态破坏，国际关系中“低级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第一次明显地超过“高级政治”(军事对抗和核威慑)。这一转向“开拓了超越国界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时代”。可以看出，经济／生态政治学为地缘经济学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地缘经济学采纳了经济／生态政治学诸多观点，它只不过在经济层面上的着墨浓厚了一些罢了。

(二)地缘经济学是新现实主义理论

新现实主义是在对传统现实主义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仍旧认可传统现实主义所坚持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的冲突和竞争模式；国家对权力、利益和安全追逐的理性自私属性等基本原则。它纠正、完善了传统现实主义若干不合时展的缺陷，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的主义派别。它在强调国家行为体是主要国际行为体的同时，还点明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它在强调相对收益的同时，还说明了合作、协调获取绝对收益的可能性；它在强调军事安全攸关国家生存的同时，还阐明了经济安全对国家的至关重要性；最为重要的是，它发展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安全观，认为权力不再是最终目的，权力是获取利益、保障安全的手段，这使其不再像权力政治那样极富进攻性而具有了某种自由主义式的协调性、融合性，为自身理论的发展开拓了视野。

地缘经济学认为国家所有的经济较量都是国家利益驱动的。只不过，地缘经济学强调的是国家经济利益，它的实现表现在就业人口扩大、市场扩张和产品出新上。地缘经济学强调国家的经济权力和国家的经济安全。为了本国的利益，国家要追求财富、权力、市场和工作机会，任何对本国国际经济地位进行挑战的国家对本国的经济安全都会构成威胁。地缘经济学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冷战后主要是竞争和对立的关系，特别是经济上的竞争与对抗。地缘经济学尽管赞同非国家行为体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一员，但仍旧把主权国家作为研究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主要对象。可见，地缘经济学是以新现实主义为指导的，它是新现实主义在经济层面上的变种。说的严格一些，地缘经济学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新现实主义学派的一员。

(三)地缘经济学是经济民族主义理论

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种重要形态，又称新重商主义、经济现实主义和国家主义。学术界在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问题上存在多视角问题。罗伯特·吉尔平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或如最初所称的重商主义)是由近代政治家的社会实践发展而来，主张政治是重于经济的第一位因素，经济民族主义是国家建设最基本信条，它主张市场要服从国家利益，政治因素确定(或至少应该)决定经济因素”。肖夏娜·B·坦赛从政治主张角度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指一个国家的这样一种愿望：在世界经济体制范围内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运，以及本国领土范围内行使主权，决定谁可以开发自然资源，谁可以参与各经济部门的活动”。即还有一种观点从区域角度出发，认为经济民族主义即为东亚国家或地区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陈峰君对东亚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是：把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并赶超先进发达国家作为全国全民的核心任务；充分发挥国家和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杠杆作用，力图使之与市场经济有机融合为一体；在思想领域中利用东方儒家文化中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简言之，倡导“经济兴国”。

上述定义存在明显失误。它们并没有阐明经济民族主义(尤其是当代经济民族主义)的重大特征和实质，而且具有概念界定的理论局限和地区偏见。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离不开民族主义的本质属性：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尽管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定义，但往往都被界定为一种以民族感情、民族意识为基础的纲领、理想、学说或运动。”经济民族主义所追求的全部便是权力和财富，这还是经济民族主义所认同的民族利益。笔者并不赞同经济民族主义对政治权力的追求第一于经济利益的追求这种说法，反之亦然。经济民族主义通过国家权力来增进民族经济利益，又运用经济实力来获取国际社会权力。经济民族主义将两者放任等值的位置，没有必要分出高下。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具有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双重特征。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范畴，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已不再像重商主义、李斯特历史生产力理论、凯恩斯贸易超保护理论等早期经济民族主义那样极富侵略性了。

在强调相对收益的同时，它并不排斥绝对收益，竞争、冲突是其主要思维，但协调、合作也被采纳。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趋势的作用和推动下，经济民族主义走出民族国家领域樊篱，将触角伸至国家周边并不断扩大外延，形成了扩大的经济民族主义——地区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中性概念，这不仅是对民族国家本身存在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和非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而言，而且也是对第三世界经济民族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民族主义分别对旧有国际秩序的破坏和维护而言的，这分别是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和非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因此，经济民族主义是否可以这样定义：出于忠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增进民族利益的权力和财富。要求国家权力制定并实施符合这一考虑的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保护、壮大民族经济并为民族经济的对外扩张赢取市场和资源。竞争、冲突是常态，合作、协调不可无，参与符合民族利益的区域一体化，争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世界经济机制和秩序。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内部利益集团相互博弈而产生的理论、主张、方针和运动。

地缘经济学要求国家运用公共权力推行战略经济政策，保护国家经济安全，培养国家经济竞争力，争夺世界经济优势。在强调国家干预这一点上与经济民族主义毫无二致。地缘经济学强调国际经济关系的地缘性。国家或地区间由于地域上的邻接性而产生地缘经济关系，当它们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些经济体就会汇合成新的更大的经济体并产生经济超常规发展现象。地缘经济学将世界经济划分为三个彼此竞争的区域经济集团，它们之间的联系和运动将对世界经济的结构和性质产生深刻影响。地缘经济学的地缘性观点可以为扩大的经济民族主义提供理论支持。地缘经济学强调更多的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竞争和冲突，关心更多的是相对经济收益，但它本身并不排斥合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两个地区之间由于经济产业结构、资源结构上的差异性，而通过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来共同促进发展，形成互补关系。地缘经济学的合作观点可以很好地解释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对绝对收益的认可。

四、地缘经济学的启示

(一)冷战后国际经济斗争的目标是抢夺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成功的希望则是在高科技领域

如果一个国家首先控制在生物工程、电子计算机、电子通讯和新材料等领域中的专利权，它将不会受限于传统工业产品的关税壁垒，在国际贸易中赢取较大优势；高科技经济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外溢效应不仅存在边际成本递减、边际报酬递增特点。还可以优化、升级国内产业结构，以乘数效应拉动国民经济健康增长。如果我国在高科技产出领域中，哪怕只在一个或几个方面占有主导权，带来的成果，则可以用滚动发展的办法推动中国经济走向繁荣。这里最关键的因素是发明高科技专利的科学家是否属于中国，而现今中国羁绊人力资源创新的最大障碍恐怕便是体制的臃肿，因此，民族富强和国家昌盛需要的关键步骤便是富有生机的制度及机制催生出的高科技人才。

(二)冷战后国际经济斗争直接表现为跨国公司、企业和个人在国际经济上的斗争，而实质是国家间、政府间、政策水平间的较量

地缘经济环境下，国际关系交又发展的现实使企业在经济竞争中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困难。当一个国家在选择某一生产领域作为国家发展的主导领域时，其他国家相关领域的企业在没有本国政府的支持下就将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国际市场中的中国企业仅凭自身力量是难以有所作为的。中国政府的参与是必需的，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介入的范围与程度。也就是说，政府必须清楚哪些部门与活动可以调控战略与规划应该掌控，用什么手段来干预，通过什么途径来传递，怎样把握介入时机，如何做到恰到好处。实际上，这里讲的是干练而富有成效的经济决策机制，纯粹的行政官僚机构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必须创建学习型政府并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专家治国队伍。

第6篇：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 教学方式 改革

政治经济学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将人们在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从而揭示经济规律的一门学科。其性质属理论经济学，是经管类专业学生的先行必修课，在整个课程体系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所以该课程本身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在《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中普遍出现了“学生兴趣不高、将政治经济学等同于高中所学的政治、纯粹为了考试而学、上课不听、考前死记硬背”等现象。从学生考试中的答题情况来看，学生对于一些需要死记硬背的知识点掌握较好，因而得分率较高，但对于需要综合分析的题目，如案例分析题、多项选择题得分率很低。可见，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缺乏灵活性。在与学生的交谈中得知主要原因在于“兴趣不高、内容抽象”，对该课程的学习多半依靠考前的死记硬背。

高校一般都将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作为自己的办学目标。应用型人才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要求培养的学生具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良好的发展后劲，同时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并且要求有一定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一定的综合创新能力。但从目前政治经济学教学状况及效果来看，并不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

究其原因，可以从教和学两方面来探讨。从教的方面来说，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方式单一，无法将抽象的理论用比较通俗、简单的方式展现出来，故而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从学的方面来讲，目前大部分学生缺乏自主学习的动力，上大学之前基本上都是在家长的安排、要求、监督下纯粹为考试而学，升入大学之后，没有了家长的逼迫，学生大多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安排学习。所以，无论是从教还是从学的方面来看，该课程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都与教学方式有关，该课程教学效果的提高，关键在于探究一种适当的教学方式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二、《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方式存在的问题

1、纯理论的授课方式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政治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其内容理论性较强，很多部分都是以《资本论》有关理论为基础的，但由于授课对象都没有接触或系统学习过《资本论》，所以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学生便觉得该门课程学习起来没有意思，而且很多内容听不懂，进而丧失了学习的兴趣，如在讲述商品的劳动价值论时，马克思指出：“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因素，具体劳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是外在的东西，学生还可以理解，但对于抽象劳动，即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形成价值却很难理解。价值是马克思用科学抽象力通过分析得到的商品的内在属性，从商品的外在表现根本看不出来。所以，如果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仅仅只讲理论，大部分学生根本无法理解，也无法调动学习的积极性。

2、传统的教学方式无法在课堂中展现丰富多彩的经济现象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古老的经济学。自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以来，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主要借助经济模型，通过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来解释现实存在的各种经济现象。如西方经济学假定影响需求的其他因素不变，运用统计软件对一定时期内的产品需求量和消费者的收入水平进行分析，得出二者的相关关系。这样的分析方法简单明了，而且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种实证分析的魅力就在于用具体的数字向人们解释丰富多彩的经济现象以及预测未来经济发展的态势，理解起来简单明了、通俗易懂，所以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成为经济学家们分析经济问题的重要方法。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经济学，其固有的纯理论分析方法无法向人们展示多彩的经济现象。其实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并不矛盾。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二者均有各自的优势，其研究方法完全可以相互借鉴。教师在讲授政治经济学时，应该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适当地引入西方经济学中的实证分析方法来解释经济现象，以加深学生对问题的理解，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缺乏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政治经济学课程理论性较强，多数内容是需要在了解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去深入理解的，而不像数学等其他课程那样只要掌握公式、会举一反三就可以了。大学教师因为没有升学的压力，一般都习惯于“上课讲课，下课走人”的上课模式，课下很少关注学生的真实掌握情况，布置作业的次数也相对较少。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下课之后很少关注这门课程，更谈不上去主动学习了。这也是政治经济学课程成绩及格率一直不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造成每年考研学生政治经济学相关题目丢分的重要原因。所以，教师应当利用各种可能的方式去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如多布置与课程内容相关的阅读材料、以案例分析的形式要求学生用理论分析身边发生的经济现象等。

三、《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方式改革的思路

单一的、传统的、纯理论的教学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下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教师应当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创新，形成一种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来满足学生的需求。多样化的教学方式要求教师将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等各种表现手段综合运用于教学，目的是借助于现代化的多媒体手段，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的信息向学生展示出来，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笔者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借助多媒体手段不断尝试各种教学方式，对多样化教学方式的形成也有了自己的思考。笔者认为，主要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1、适当采用“热点讨论+观点陈述+教师点评+撰写报告”式教学方法

该教学方法源于伦敦政治学院采取的“讲座+讨论”式教学方法，该方法的使用不但使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得到发挥，而且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但这种先进的教学方法并不适用于我国一般的高校本科教育。所以笔者在此基础上，根据一般高校的实际情况提出“热点讨论+观点陈述+教师点评+撰写报告”式教学方法，该教学方法的使用要求教师将近期发生的经济热点予以罗列，并提出相关问题留给学生讨论，学生在选题的基础上进行分组讨论，之后形成本组观点以PPT的形式向全班同学演示，演示结束之后由教师对各组观点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予以点评。最后各组学生根据教师点评和学生意见进行修改，最终形成专门讨论报告以书面的形式向教师提交。这种教学方法的使用，一方面能够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有利于学生深入了解身边的热点经济现象，增强学生看待经济问题的敏锐力。同时，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

2、建立教学视频、图片库，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为了克服政治经济学课程理论性强、学起来枯燥、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等问题，教师应当采用各种方式丰富教学内容，以吸引学生的眼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目前存在很多与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有关的视频，如中央电视台二套节目播出的《汇率之路》，详细地说明了汇率的产生、换算以及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等等。在实践教学中，看完视频之后再讲“对外关系中的汇率、关税”那部分内容时，学生感觉很轻松，而且学习的兴趣也很高，甚至有些学生能针对视频和教材内容提出很多自己理解不透的问题，进而激发学生主动思考的能力。当然一般视频都比较长，所以所有视频在课堂上播放显得很不实际，教师可以建立视频库，并将其放入课程建设的网站，在讲课堂内容之前可以提前布置学生观看相关视频。另外，对于有些不好理解的地方，教师可以收集一些相关图片、Flas、漫画等作为辅助手段教学。这样一方面可以将抽象的内容通俗化，另一方面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设计一些案例分析题，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一般高等本科院校都将办学目的定位于培养应用型人才，这种人才需要具备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所以，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对学生综合分析能力的培养，“案例分析题”要求学生在对阅读资料、实际案例通读的基础上，根据教师设计的问题分析其中暗含的理论，并对具体的经济现象作以解释，进而提出相关的解决方式。如可以对一定时期内的物价水平变化的具体数据予以罗列，要求学生运用相关理论解释物价变动的原因，以及提出稳定物价的方式方法等。或者提供一种现实存在的经济现象，让学生根据相关理论做出判断并加以解释。

4、建立“课外学习资料库”，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目前的在校大学生，尤其是大一学生大多都缺乏这种能力。授课教师应当在教学之余提供足够的课外学习资料供学生自主学习，包括各种政策、文件、经济热点、历史资料等等。同时教师应当监督学生的自主学习情况。如教师可以每节课留5分钟时间随机指定1名学生就其感兴趣的话题发言，教师根据发言情况记入平时成绩；或者规定每一名学生每月就其感兴趣的话题写一份1000字左右的材料，同样记入平时成绩。这样一方面可以督促学生自主学习，拓宽知识面，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有助于学生表达及写作能力的培养。

（注：本文属以下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青海大学财经学院院级优秀课程建设项目；青海大学重点建设三类课程建设项目，项目编号：KC-11-3-6；青海大学教育教学研究项目《三化背景下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实践》，项目编号：2012201318。）

【参考文献】

[1] 伯娜：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探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0（20）.

[2] 李繁荣：《资本论》教学研究及改革尝试[J].当代经济研究，2011（12）.

[3] 马宏：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困境与出路[J].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23）.

第7篇：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关系范文

“财政学。” 

“哦，那就是搞经济的？” 

“不，我们不专门搞经济，我们也研究政府与市场。” 

“哦，那你们是搞政治的。” 

“也不是，我们绝不纯粹搞政治。” 

“哦，那你们是搞管理的咯！” 

“不是，虽然我們懂管理，但我们也不专门搞管理。” 

“那你们出来是做会计的？” 

“不，我们也不专门做会计，虽然我们懂会计。” 

这是我和一个同学关于财政学专业的“经典”对话。 

财政学是什么 

经济、政府、市场、管理、会计，估计非财政学专业的同学有点弄不明白了，财政学究竟是做什么的？“财政”英文中对应的单词为“finance”，但更多时候却是被翻译作“public finance”，以此来表示财政学是一门公共经济学科。事实上，财政学确实是研究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门学问，研究的内容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分配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具体而言，它主要研究国家如何从社会生产成果中分得一定份额，并用以实现国家职能的需要，包括财政资金的取得、使用、管理及由此而反映的经济关系。 

财政学学什么 

财政学专业主要学习公共基础、经济学、财政学三大板块的知识。 

首先是基础课程，语文、政治自不必多提，关键在于数学和英语，数学是我们分析数据、建立模型的基础。而良好的英语基础有助于我们阅读外文文献的原文。况且，对于财政学专业的学生来说，英语好也是就业时的加分项，许多英语好的学生能够顺利进入外企进行打拼。 

其次，关于经济学知识的学习，由于财政学产生于西方，因此财政学专业的同学首先必须了解西方经济学。现在财政制度的分析框架是建立在宏观、微观的基础之上的，而西方经济学恰恰是分析经济，包括财政问题的有力工具。就拿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很多问题来说，也许很多人都知道如今就业形势严峻，那么为什么就业难或存在失业呢？很多人也会抱怨现在物价高，那你是否思考过为什么大部分商品的价格会不停上涨而不是下跌呢？西方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学能告诉你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而如果有同学对苹果、小米、华为的成功感兴趣，利用微观经济学也许能够找到其成功的“秘密”。 

最后，财政学专业的同学当然要学习财政学相关的知识了。拿财政学这门课程来说，不同的学校使用的教材可能不尽相同，而无论哪个版本，都有自己的特色和独到之处。另外，除了财政学之外，我们还需要学习税收学、财税思想史、税收筹划、国际税收、经济法、公债学、国有资产管理、会计学、政府预算、计量经济学等课程……当然，如果想要分析更加复杂的经济行为，研究更为深奥的财政问题，还需要继续深造，继续攻读研究生甚至博士学位。 

除了以上学习内容外，我们还需要学习政治经济学、管理学等课程。政治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学习可以使同学们了解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比如很多人在存钱的时候会考虑利率，许多同学的亲戚向银行申请贷款时也会考虑贷款利息，在我们看来这是经济领域内的问题，但其实还涉及到了许多国家政策，就属于政治学的范畴了。 

财政学的就业与未来 

第8篇：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关系范文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著，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著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第9篇：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关系范文

想就是源自对体现在认识、语言和行为当中的理性（Vernunft）的反思。理性构成了哲学

的基本论题【1】。哲学一开始就试图用原理从整体上解释世界，解释多元现象的同一性

。哲学所使用的原理必须到理性中去寻找，而无须与彼岸世界的上帝打交道，甚至也不用

对茫茫宇宙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刨根问底。古希腊思想所追求的既不是神学，也不是广

大普世宗教所理解的伦理宇宙学，而是本体论（Ontologie）。如果说哲学的各种学说相

互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在于它们都想通过解释自身的理性经验，而对世界的存

在和同一性（Einheit）进行思考。

我这样说，实际上使用的是现代哲学的语言。但是，只要哲学传统还能够催发出一种

新的哲学世界观，它就值得我们加以追问【2】。今天，哲学已经无法再把整体知识意义

上的世界、自然、历史和社会当作一个总体来加以观照。世界观的理论替代物之所以失去

了意义，不仅仅是由于现实中经验科学取得了进步，更多的还是因为，伴随着这一进步而

出现了一种反思意识。有了这种反思意识，哲学开始回过头来做自我批判；在追问反思力

量在常规科学范围内还能有何作为的过程中，哲学思想变成了元哲学【3】。在此过程中

，哲学主题一方面有所变化，另一方面则又保持了稳定。围绕着比较固定的核心主题，当

代哲学，包括逻辑学、科学理论、语言理论和意义理论、伦理学和行为理论乃至美学等，

展开了一种较为一致的论证，而它们在论证过程中所关注的是认知、语言理解和行为的合

理性在日常生活、经验方法层面乃至系统话语中的形式前提。论证理论在此具有了一种特

殊意义，因为，论证理论的使命在于对某种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行为的形式实用主义前提和

条件加以重构。

如果上述判断思路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后形而上学思想以及后黑格尔主义哲学果真在

共同朝着合理性理论的核心努力，那么，社会学又如何能够承担起对合理性问题的责任呢

？

看上去，哲学思想在放弃了总体性关怀的同时，似乎也失去了其自足性。无论是想从

本体论的角度，建立具有实质性内涵的自然理论、历史理论、社会理论等，还是想从先验

哲学的角度，对非经验的类主体，即意识的内在结构进行先验重建，其目的都不是要对合

理性的条件作形式分析。一切终极论证的尝试都还在坚持源始哲学思想，因而都未能取得

成功【4】。在这种情况下，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新的轮廓。正如科学理论和科

学历史所表明的，对合理性条件的解释形式，同对合理性结构的现实形态和历史发展的经

验分析，实际上是相互一致的。现代经验科学理论，无论它们是沿着哪条路线，逻辑经验

主义路线也好，批判理性主义路线也好，方法结构主义路线也好，它们都提出了一种既具

有规范意义，同时又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是本体论哲学或先验哲学的基

础主义假设所无法满足的，只有反面例子的自明性才能对它进行检验。它最终所要说明的

是，重建理论能够揭示出科学历史的内在层面，并能够和经验分析一道，对社会发展语境

中建立在叙事基础上的实际科学历史作出全面解释【5】。象现代科学这样一种关于认知

理性的复杂体系，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形态的客观精神，也就是说，同样也适用于表现认知

--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以及审美--实践理性。

当然，这种类型的经验研究的基本概念必须十分牢靠，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参与

从合理性的角度重建意义语境和解决问题【6】。认知主义的成长心理学在这方面堪称典

范。比如说，皮亚杰理论传统认为，狭义上的认知发展，包括社会认知发展和道德的发展

，都是认知潜能逐步发展的结果，对于这一结果，我们可以从内部加以重构【7】。相反

，如果行为理论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对解决问题、合理引导行为以及学习水平等所依据的有

效性要求加以篡改和否定的话，那么，合理性结构的外现过程严格来讲就不能说是学习过

程，最多只能说是适应能力有所增长而已。

在社会科学范围内，社会学是最早使用其基本概念去介入合理性问题的学科。把社会

学和其他学科进行比较，我们就会看到，社会学这样做既有科学史的原因，也有一些具体

的原因。我们先来看看政治学（Politikwissenschaft）。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政治学

曾经把自己从理性自然法（Naturrecht）中解脱了出来。但现代自然法的出发点依然还是

欧洲古代的观念，它们认为社会表现为一个靠政治建构起来，并用法律规范加以整合的共

同体。不过，现代资产阶级成文法概念，为社会结构的设计程序和从常规角度把法律--政

治制度建设成为一种合理的机制提供了可能【8】。具有经验倾向的政治学必须彻底摆脱

这些资产阶级成文法概念。政治学把政治看作是社会的一个分支系统，因而无须承担从整

体上把握社会的使命。从科学的角度把道德-实践的合法性问题置之度外，或者认为它们

只是一些合法性信仰的经验问题，用描述就可以解决掉；政治学这样做和自然法的规范主

义背道而驰，从而也就和合理性问题失之交臂。

政治经济学（Politische ?konomie）的情况则所有不同。到了18世纪，政治经济学

才和理性自然法之间形成紧张关系，并且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行为体系；维持这个行为体

系，起初所依靠的是功能（Funktion），而不是规范（Norm）【9】。经济学就其作为政

治经济学而言，最初还是一种危机理论（Krisetheorie），所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经济学

感兴趣的问题是，经济系统的动力是如何对靠规范整合起来的社会系统产生作用的。这就

和专业经济学区别了开来。时至今日，专业经济学还把经济当作社会的分支系统加以研究

，而对合法性问题不闻不问。从这样一个片面的角度出发，合理性问题就会被分解成经济

平衡问题和合理选择问题。

相反，社会学（Soziologie）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出现就是要解决政治学和经济学在

迈向专业学科的过程中所抛弃了的问题【10】。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在于：由于现代国家制

度的建立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分化，古代欧洲社会结构中所出现的社会整合的变迁。社会学

成了彻头彻尾的危机学（Krisenwissenschaft），它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传统社会制度消

亡和现代社会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失范方面（anomische Aspekte）【11】。当然，即便在

这样前提下，社会学也可以集中研究某个社会亚系统。从科学史上看，宗教社会学和法律

社会学一直都是这门新学科的核心。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请允许我暂时不作进一步的解释，先把帕森斯所提出的功能图

式拿过来加以运用，（从图1中）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社会科学各学科和社会亚系统之间的

对应关系：

 图 1

当然，也不乏有人努力想使社会学成为一门专治社会整合的专业学科。不过，我在本

书中将要讨论的这些社会理论大家，说到底都是一些社会学家，这与其说是一种巧合，不

如说是一种征候。社会学是唯一一门坚持关注整个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同时也一

直都是社会理论，因此，它不可能会象其他学科那样回避、篡改乃至肢解合理化问题。之

所以会如此，我想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同时涉及到文化人类学（

Kulturanthropologie）和社会学。

把一些基本功能和社会亚系统搭配起来，这样做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对于文化再生产

、社会整合以及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互动领域，决不是象经济学、政治学等行为领

域中的互动那样专业化。无论社会学，还是文化人类学，所面对的都是整个社会行为的现

象世界，而不是相对明晰的行为类型；考虑到政治权力的利益最大化问题或政治权力的继

承和使用问题，行为类型可以说是目的理性行为（zweckrationales Handeln）的变种。

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这两门学科所探讨的是生活世界语境中的日常实践，因此，它们必须

把所有的符号行为趋向形式都纳入到自己的考察视野当中。解决行为理论和理解意义过程

中所做的分析的基本难题，对于它们来说也不再是那么轻而易举。它们在克服难题过程中

遇到了生活世界的结构问题，而生活世界的结构又是其他功能更加特殊、在一定意义上分

化得更加厉害的亚系统的基础。至于"生活世界"和"系统"这两个抽象范式之间存在着怎样

一种互动关系，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做深入探讨【12】。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研究

社会共同体和文化不象研究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那样可以完全甩开社会科学基础问题以及

生活世界范式。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之间的牢固联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对情况作进一步的了解，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为接手合理性问题而做好充分

准备的是社会学，而非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是作为市民社会理论而形成的；其使命是对前

市民社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及其失范现象作出解释【13】。这种从客观历史情境下出

现的问题，构成了社会学处理其基础问题的起点。社会学在元理论层面上所选择的基本概

念，是用来阐明现代生活世界合理性的增长过程的。古典社会学中的思想家几乎无一例外

地都试图建立其行为理论，以便用它的范畴来解释从"共同体"（Gemeinschaft）向"社会

"（Gesellschaft）转变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各方面内容【14】。如何通过意义理解而进入

符号对象的客观领域，这样一个问题在方法论层面上也相应地得到了处理；对合理行为趋

向的理解构成了理解一切行为趋向的前提。

行为理论范围内的元理论问题（a）所依据的是行为当中具有合理内容的方面；意义

理解理论的方法论问题（b）是要对意义和有效性（对符号表达的意义进行解释和对其内

在有效性要求所持立场）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阐明；（c）元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之间

的这种联系最终和这样一个经验问题又是紧密相关的，即社会现代化能否和从何种意义上

能够从文化合理化、社会合理化的角度加以描述。【社会现代化和文化合理化、社会合理

化之间的】这种联系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中表现得十分清楚。韦伯对行

为概念的等级划分主要是依据目的理性行为，其他所有行为都可以划作目的理性行为的特

殊倾向。韦伯通过分析意义理解方法后认为，比较复杂的情况可以放到目的理性行为的理

解的临界点上：对具有主观目的的行为的理解，同时也需要（根据合理性的正确性标准）

作出客观的评价。围绕着基本概念和方法论所作出的上述判断与韦伯理论的核心问题--即

如何才能解释清楚西方理性主义--之间的联系最终也就一目了然了。

当然，这种联系也有可能是偶然的；它可能仅仅表明，韦伯对这样一个问题比较关注

，而这种从理论角度看具有偶然性的兴趣对其理论结构的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只

须把现代化过程从合理化概念中解脱出来，并把它放到其他的视角上，就可以一方面把行

为理论的基础同行为合理性的内涵分离开来，另一方面则可以使意义理解的方法论摆脱有

效性问题对意义问题的限制，而且，这种限制本身就是成问题的。针对这样一些疑问，我

想亮明我的观点，在我看来，韦伯从理性行为角度所探讨的是西方理性主义的问题，亦即

现代性的意义问题和由于必然原因首先发生在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的原因和后果问

题。西方理性主义问题具有历史偶然性，起码从研究心理学角度讲是这样。我想提出的观

点是，韦伯著作中关于合理性的三个论题都有其全面的根据。我这样说是想借以指出，任

何一种带有社会理论要求的社会学如果想进行较为彻底的研究，就必须同时把合理性问题

放到元理论、方法论和经验等三个层面上。

我将（1）、首先探讨合理性概念，然后（2）、再把这个概念放到关于现代世界观形

成的进化论视角当中。在完成这些预备性研究之后，我想从两个角度对合理性理论和社会

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阐明；（3）、一方面从元理论的角度，为此，我揭示出今天比

较流行的社会学行为概念的合理性内涵；（4）、另一方面则是从方法论的角度，为此，

我认为，相似的内涵可以根据社会学对客观领域的意义理解而得出。这样一种提纲挈领式

的论证应当能够说明，我们如果真想接手韦伯以来社会学专业范围内所讨论的历史难题，

那么，一种交往行为理论是必不可少的。

注释：

1. 

施乃尔（B．Snell）：《精神的发展》（Die Entwichklung des Geistes），

Heidelberg，1946；伽达默尔（H．G．Gadamer）：《柏拉图和前苏格拉底学派》（

Platon und die Vorsokratiker），载其：《著作集》（Kleine Schriften）， III，T

übingen．1972，第14页以及下两页；以及《神话与理性》（Mythos und Vernunft），

载其：《著作集》（Kleine Schriften）， IV，Tübingen．1977，第48页以及下两页；

莎德瓦尔特（W．Schadewaldt）：《哲学的希腊起源》（Die Anf?nge der

Philosophie bei den Griechen），Frankfurt am Main，1978。

2. 

哈贝马斯：《哲学何为？》（Wozu noch Philosophie？），载其：《哲学政治巨

擎》（Philosophisch－politische Profile），Frankfurt am Main，1981，第15页以及

下两页。

3. 

R．Rorty（Ed．），The Linguistic Turn，Chicago 1964，及其：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N．Y． 1979，德文版，Frankfurt am Main，1981．

4. 

关于源始哲学的批判问题，请参阅阿道尔诺（Th．W．Adorno）：《认识论的元批

判》（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载其：《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第5卷，Frankfurt am Main．1971；有关反对意见，请参阅：阿佩尔（K．

O．Apel）：《从先验语用学的角度来看哲学的终极论证问题》（Das problem der

philosophischen Letztbegründung im Lichte einer transzendentalen

Sprachpragmatik），载：卡尼特施耐德（B．Kanitschneider）（编）：《语言与认识》

（Sprache und Erkenntnis），Innsbruck， 1976，第55页以及下两页。

5. 

参阅围绕着库恩（Th．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Die Struktur

wissenschaftlicher Revolution，Frankfurt am Main，1967）所展开的讨论，主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