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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民营企业;创新模式;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8-35 -03
一 引言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巨大改变,人口老龄化趋势严重,人口红利下降,产能过剩,整体债务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呈现结构性失衡,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开始显得力不从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新思路,是刺激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举措。民营企业作为市场供给的主体,其未来的发展是决定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与传统的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民营企业的整体创新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中国民营企业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现状
截止到目前,中国中小企业数量已突破千万,占中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对GDP的贡献超过60%,对税收的贡献超过50%,提供了近70%的进出口贸易额,创造了80%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民营企业的数量已大大超过了国有企业,它们渗透到了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它们形成的民营经济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民营企业发展的好坏将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极大的影响。
(二)存在问题
尽管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十分迅速,然而,在当今互联网经济的冲击下,大多数传统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诸多问题,这将会直接影响到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甚至生死存亡。这些因素既有外部因素,又有内部因素。本文将对其内部因素进行分析:
1.管理体系落后
(1)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落后。大多数民营企业对待人才的观念不正确,没有建立健全的薪酬管理和绩效考核,内部的培训很少,员工之间的隔阂比较严重,员工的满意度不高,这将会影响其效率。(2)财务管理体系落后。在当今互联网经济的冲击下,大多数民营企业依旧按照传统的财务管理体系模式管理企业资金,对风险管理没有长远的目标。(3)经营管理体系落后。许多企业依旧是家族式经营管理模式,以家庭为核心的管理分配方式,实行集权化领导、专制化决策,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通常以伦理规范代替行业规范。
2.缺乏企业文化,观念传统
企业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灵魂,是企业运转和进步的内在精神动力的重要源泉。许多民营企业不注意企业形象,缺乏自律性,也不注重培养企业的文化建设,观念十分传统,不愿进行主动革新,注重眼前利益。有不少的民营企业忽略自身的文化培养,只是注重于企业表面的包装,缺乏长远的考虑。
3.盲目扩张,市场定位不精准,营销体系不健全
缺乏整体化结构化的战略指导,市场定位模糊,不能及时发现高端需求,盲目产出。市场营销观念落后,不重视选择目标市场,不重视产品的市场定位,促销方式运用存在偏差。我国中小民营企业促销方式普遍存在着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不能正确地确定广告诉求点;不能很好地选择和运用营销推广的工具;不能够调查和纠正推销人员的观念;没有有效使用公共传播手段进行关系营销。
4.产品核心竞争力不强,社会信誉不高;不注重产品质量,缺乏服务意识
民营企业对自身产品的市场定位不准确,没有明确的方向。从而导致企业在定位方面目标不明确、战略不清晰,广泛地存在着随波逐流、盲目发展等经营管理现象。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来自于对自身品牌的建设。品牌的建设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存在高度正相关的趋势。目前,我国民营企业的品牌建设存在很多误区,这将影响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健康发展。首先,缺乏对品牌建设的全面认知。许多民营企业将自身的品牌建设误解为是创造名牌,因此在品牌建设方面一味地使用广告效应来提高自身产品的知名度,他们认为只要企业的产品有了知名度,自身的品牌便会自然产生。有的甚至进行盲目的品牌攀比,用尽手段地提高产品的知名度,而不去想提高产品的内在质量,这与品牌建设的本质要求是严重相违背的。还有的企业在努力“创名牌”的同时,却不进行高质量产品的创新与研发,导致所谓的“创名牌”只是空有其表,在市场上的生命周期自然不会太长。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我国民营企业创新模式探究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互联网经济的背景下,民营企业要健康发展,不断开创新的模式才是最为重要的。随着中国政府积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快建设创新生态环境,民营企业创新面临前所未有的契机与优势。在经济“新常态”下,民营企业应该主动去探索适应时代经济发展的新道路,转变传统落后的旧思维,积极进行自主创新,把握好时代的脉搏,成为新常态的重要力量支柱。
观念和文化创新是民营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前提,加大创新投入和创新激励是民营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保障,合理运用知识产权等创新战略是民营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关键,选择适当的创新模式是民营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捷径,不同发展阶段和规模的民营企业在提升其创新能力时应采取不同策略。民营企业想要在经济“新常态”下做大做强,创新的意识必不可少,只有重视资源的整合与创新机制的有机结合,才能在时代背景下立于不败之地。“新常态”背景下,民营企业需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看清经济发展趋势,主动去适应市场新要求,把握好时展的新机遇,在稳增长、调结构中寻找发展机会、迎接新挑战,实现稳健的发展。民营企业的创新模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虑。
(一)态度创新
首先从观念上改变对员工上下级关系的看法。将员工看成是自己的合作伙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动态合伙人。鼓励企业内部创业,员工在价值链上进行相关创业,对外部创业进行战略投资。对待消费者的态度创新,将消费者从传统的一次性顾客的划分,转变为永久性用户划分。让用户能够不断参与企业的产品设计与研发。将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放在首位,由顾客能在企业买到什么转向我们能够为用户解决什么上去。从而增加用户满意度及用户粘性。
(二)组织结构创新
大多数民营企业的组织结构都是传统金字塔型的科层制组织模式。在互联网经济时代,这种传统的组织形式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了。民营企业应顺应互联网时代的潮流,将传统的组织形式向网络化的平台型组织形式转变。打破层级间的枷锁,让员工与用户自己来决定产品的价值,管理人员发挥的是激励的作用,考核的权力给用户。
(三)互联网+创新
“互联网+”作为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新引擎”。需要以“开源、开放、共创、共享”的互联网思维来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并进行有利于长远发展的战略调整。创新是企业构筑竞争力、获取可持续超额利润的源泉所在。“互联网+”是一种创新经济,在“互联网+”的背景下,传统企业应将自身的特色与“互联网+”有机地结合起来,汲取互联网协作共享精神,打造互联网虚实互联互通的理念,实现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产品经营与资本经营、企业内部与企业外部、线上与线下的交融发展。互联网+时代的企业需要树立开放性思维,重心放到外部。究其原因,采用更多的资源来自外部,实现更低的成本来自外部,获取更高的利润来自外部。因此,整合是需要企业发挥开创精神协同世界范围内的优质思想资源、富余资本资源和高效业务资源,构筑众智思想、众筹资本、众包业务的世界价值网络。
(四)文化创新
企业文化在当今越来越重要,国际上许多发展成功的优秀企业都将企业文化作为自己企业的战略高度,企业文化的培养是企业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企业领导者精神也极大程度地影响着企业的价值实现。要把握两点:一是致力于企业价值观的创新。二是要确立企业文化创新的机制。创新机制主要有企业文化的目标机制、激励机制和传播机制,并以企业精神为统帅,指导企业的不断创新。
(五)服务创新
传统意义上,服务,很大程度是关注产品的售后服务,在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服务应该贯穿于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应该是全程式的服务。从设计开始到最后的销售,用户都能参与进来,是体验性的,满足用户新的需求。在任何时期都能够与用户有良好的交流,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
(六)创新联盟
积极参加或者组织创新联盟,进行跨区域、跨行业、跨学科的创新合作,努力建立校企、院企的合作平台。努力达到竞合战略。互联网+提供了无边界存在的可能性,企业需要进行跨界合作。跨界是通过虚拟手段整合跨越传统的产业边界。资源是企业维持竞争优势的主要源动力。互联网+提供了资源整合和利用资源的聚合平台,通过综合性的创造性的信息处理过程,促进产品设计的发展。通过互联网把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结合起来,借助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的外力来汇集众智,全面改造传统工业,互联网的“脱媒”促成供需双方在没有渠道的帮助下进行互动与交易,重构了价值创造的逻辑,促进了商业资源的有效协调。
(七)营销体系与销售渠道创新
对市场进行精准定位,区分有效供给和无效供给,有选择性地投放市场。1.采用先进的市场营销观念,用正确的市场导向观念来指导营销行为,并树立正确的社会导向观念。2.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选择目标市场。面对市场细分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我国的中小民营企业应当正确了解每一步骤的具体要求,同时按照具体的要求完成相对应的工作任务。3.适当地采取避强定位策略。由于我国民营企业数量多,质量参差不齐,一些中小民营企业在其目标市场上会面临不同的竞争对手,这些对手不仅有小企业还存在大企业。当存在这种情况时,作为弱势的企业应当采取避强定位的策略,避免直接与强大的竞争对手竞技,将目标锁定为规模相当的企业。4.正确运用促销方式。正确定位广告的诉求点;灵活运用营销推广工具;树立正确的推销观念;推销观念主要包括产品导向观念、技巧导向观念、顾客导向观念三种;正确运用良好的公关传播手段,使企业在社会公众的心目中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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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的发展已从过去的数量矛盾转化为现在的结构矛盾。”陈锡文指出,过去12年,国内粮食产量持续增长,从2003年的8654亿斤增长到2015年的12429亿斤,年均增长300多亿斤。即便如此,和13.7亿人相比,还有不足。现在国内粮食大概还有500多亿斤的缺口,所以必须要进口。
缺口有500亿斤,但是去年的进口量接近2500亿斤,为什么呢?陈锡文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内供给结构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其中最突出的品种就是大豆。中国是大豆的故乡,但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大豆进口量第一的国家。国内去年只生产了240亿斤的大豆,但是进口量超过了1600亿斤,大豆严重供不应求。
小麦、玉米和稻谷等品种国内基本能自给,但是也进口了1000亿斤左右。原因在于国内生产成本高,价格也高,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
这几年,我们在粮食生产上出现了“三量齐增”的复杂局面,即国内的产量、进口量、库存量均增加。这就是品种结构的矛盾和缺乏国际竞争力所导致的。陈锡文指出,所谓农业供给不足,不是短期内根据市场需求,在品种和数量上做一些生产方面的调整,根本问题在于提高农业的综合竞争力和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解决好这两个问题,重点在于调结构。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加快体制创新。
四大原因导致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
当前国内粮食和其他一些主要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有复杂的原因。
第一,价格管控不到位。随着经济发展,土地、资金、劳动力成本都在上涨,农产品价格水涨船高。尤其在粮食产业上,过去几年,小麦价格上涨了66.6%,水稻价格上涨了119%,国内粮价比国际市场价格高出40-50%。
第二,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后,经济复苏缓慢,消费品、工业品的价格越降越低,引起国际粮价下跌。
第三,能源价格下降使得粮食贸易中的海运价格明显下降。
第四,人民币持续贬值。国际市场的粮食价格都是按美元结算,人民币持续贬值不利于国内农产品出口。
总体来看,当前国内农产品和粮食价格明显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是由多种多样的因素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势在必行。
陈锡文对当前一些坊间的认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去年有人提出中国生产粮食经济上不划算,财政上要补贴,农民种粮入不敷出。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低,不如从国际进口。从经济上分析似乎有道理,实际上并非如此。”陈锡文算了一笔账,到目前为止,全球每年生产的小麦、大米和玉米这三大谷物最高产量是7000亿斤左右,而国内的粮食总需求大概接近13000亿斤。从国外进口,不现实、不可靠、不安全,不能满足国内需求。
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依靠国外的话,中国的农业不会安全,中国农民的就业和生计不会稳定。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要确保粮食安全,就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努力实现谷物基本自给。
多方发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陈锡文认为,改革是多方面的,但核心在于科技创新。下一步我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真正见效、真正落地。
第一,要使市场在价格形成机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央已经明确提出,对东北玉米实行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改革机制。今年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的玉米播种面积减少了2300万亩,比去年减少了4.5%。现在新玉米已经上市,辽宁的玉米收购价大概在0.75元,黑龙江最低价大概是0.6元,农民遭受很大损失。但还有价补分离,价格定下去了,政府会给农民补贴。当然,农民实际交售的价格加上政府补贴,也不可能超过过去的收购价格。但从长远来看,如果东北玉米临储制度改革成功,对其他粮食品种将会有很好的引导作用。很多地方鼓励农民调整结构,大力发展经济作物,成效明显。要通过有效的改革和有序的市场价格来引导农民生产。
第二,要加大风险管控。国内去年的风险率超过了56%,问题很严重。以大豆为例,大豆产量低,其根本原因在于对大豆的科技投入太少。所以必须要加快推进科技进步,才能提升农产品竞争力。
第三,加快推进农业经营体系创新。过去认为,发展现代农业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土地的规模化经营。现在在粮食价格下降的背景下,规模经营的效果受到了很大损害。因为很多农民发现,用这么高的价格租来的地种出来的农产品,没有多少利润。但是规模经营毕竟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
很多地方的农民发现,用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去成立当地的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避开了土地租金问题。这样统一起来,更重要的是推出了土地托管和社会化服务。
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大局、切实加强货币政策国际的协调、共同承担风险,才有可能度过难关,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恢复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这是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协调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应对金融危机的协调与人们的期望值相差甚远,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独立的矛盾也进一步显现出来。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未缓解和全球经济形势变数增多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把握货币政策的导向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问题。
一、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然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度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GameTheory)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中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行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到伤害。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当前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主流导向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永远存下去。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券债等债务的形式推行“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陆续出台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已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今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内容和性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保护行为的操作性,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
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是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无处不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对金融危机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博弈更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将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升级”。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贯穿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需要从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当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二、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与此同时,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不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是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的,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适度宽松”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环境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各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各国利益的所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利益主体与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协调、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维护国家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博弈的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正经历着全面危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现实情况,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了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而不是一味强调谁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在国际间已然浮出“水面”。
对拥有超过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由于外汇资产储备几乎都是西方主要货币为单位的债券和资金,甚至还在继续增加,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目前,中国仅持有美国证券类资产金额就已然超过1.2万亿美元,其他西方国家的证券类资产金额也有一定的规模。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客观现实,但并不等于没有回旋的余地,中国将如何应对西方风险“转嫁”带来的冲击,适时选择中国长远国际金融战略,无疑是最现实的挑战。鉴于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与西方货币的泛滥,中国货币当局正处于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两难选择。如何从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层面摆脱困境,既保证外汇资产储备的安全,又可通过购买西方国家债券获得较好的收益,需要从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在外汇资产的存量上采取灵活的调整,保持存量的合理与适度;其二,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不明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外汇资产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强;其三,外汇资产储备构成的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选择需要多方论证。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战略应当与现实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相适应,政策导向应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领域,加强对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变化的评估和论证,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现实和长远利益。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以及我国现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在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宏观经济政策 国际协调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one nation's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ffect others' more easily. So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their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the 1990s, China had some instructive experiences about it. After entering the WTO, China should emphasize the policies, such as exchange and trade policies, to coordinate others' in the world so as to adapt the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acroeconomic policies Coordination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生产和交换等经济活动呈现国际化趋势,资本流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人们称之经济全球化。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所运用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容易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和国际金融渠道相互传递、相互影响;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课题。我国在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宏观经济政策也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原来主要运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不得不考虑外部经济环境,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外资政策将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宏观经济政策既要注意内部的协调,更要兼顾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大国的政策协调。本文就是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协调方面的考察,提出加入WTO后宏观经济政策运用时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一、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分析
自从20世纪50年代世界经济联系加强,西方经济学者就注意到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间协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要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同时均衡,就需要这些政策工具相互协调配合。在论述内外均衡时,产生了有名的"米德冲突"思想、"丁伯根法则"、斯旺内外均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特别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F模型),将体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IS、LM曲线和体现汇率政策的BP曲线联系起来,集中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外市场均衡中的协调配合。他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在浮动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货币政策非常有效。1962年,蒙代尔提出"政策配合说"(Policy Mix Theory),强调以货币政策促进外部均衡,以财政政策促进内部均衡。这些理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各国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基础。
我国经济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针对我国特殊经济环境提出了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模型。其中,姜波克教授认为,在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管制不对称情况下, IS-LM-BP模型中BP曲线是折线而不是直线,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政策搭配理论。今天,在我国已加入WTO、经济全球化形势更为明朗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借鉴西方成熟的经济理论,另一方面还要探究新的符合我国经济现状的政策协调理论。
二、我国90s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
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互动效应加大,二是我国的改革开放程度加深。在此之中,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受经济全球化影响最深,它往往被不自觉地要求与外部经济协调配合。
1、90s上半期,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利用世界经济稳定形势,专注于国内均衡,在内部协调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在20世纪90s上半期,世界主要经济实体美国、西欧经济相对平稳,它们所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比较稳健,这给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良好的运行环境。这一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主要集中于国内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1993年下半年-1996年,通过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紧"搭配,成功地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同时,我国政府还对汇率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为日益开放的经济提供了又一政策平台。但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双紧"政策同时运用,使国际收支出现较大顺差,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增大。
2、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我国经济,宏观经济政策不得不与之协调配合。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首先在于形成了巨大的汇率压力和外贸压力。由于周边国家的货币都大幅贬值,人民币汇率升值形成了对出口部门沉重的压力;而且,这些国家自我保护的外贸政策也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出口贸易。进一步地,东南亚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更深远的影响是外资政策。国际投资者出于对投资风险的考虑而减少对外投资,使外资政策效应减弱。据国家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97年下半年,我国出口增长逐步放缓,贸易顺差减少,贸易部门效益恶化,外国资本流入减少,国内资本因降息而外逃。外部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最终减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也导致1998年"通货紧缩"现象出现。
这一时期,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需要与外部经济协调,实行人民币汇率贬值,外贸政策更为宽松,货币政策需要扩张;另一方面,为防范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人民币汇率政策不便使用,货币政策也不能过于扩张。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坚持稳定的汇率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的运行。政府也运用外贸政策与国际经济协调,增加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力度、减免部分出口商品税收,鼓励出口。但是,世界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的衰退,以及亚洲诸国采用"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政策,使我国外贸出口更为困难。1998年,我国商品出口总额1836亿美元,增速仅为0.5%。对于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外需的减少就加剧了国内经济的紧缩。这也就是为什么1997-1998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不是十分明显的重要原因之一。1999年,我国政府继续为解决"通货紧缩"而努力,大力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金融政策,侧重于内部政策的协调配合,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99年,经济增速为 7.1%,物价则持续走低,CPI下降1.4%,PPI下降3%。众多的经济学者认为,我国经济要尽快走出"通货紧缩"阴影,外部政策如汇率政策、外资政策、外贸政策必须同时加大调控力度,才能与世界经济协调配合。
3、2000年下半年开始,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整体放缓,影响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特别是美国、西欧、日本三大经济实体出现衰退,它们所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到我国经济,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注重国际协调。
面对经济的衰退,美国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动用行政手段推行贸易扩张和保护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虽然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世界经济各国的经济信心,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贯性,便于治理"通货紧缩";但是,它使我国外贸出口形势更为严峻,外贸政策效应更小,汇率政策又面临协调变动的情形。出于经济发展的长远考虑和国内的经济形势,2000年以来,我国的汇率政策并未改变,只是强调了外贸政策、外资政策与外部经济协调,鼓励出口,同时利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外国资本进行协调,引进外资。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依旧侧重在国内经济部分,这也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快速恢复。
三、加入wto后,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顾国际协调
从20世纪90年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看出,政府出于各种经济的和非经济因素的考虑,以国内经济均衡为主要目标,宏观经济政策侧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而对于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和外资政策的协调使用则比较慎重。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客观上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顾国际协调。
摘 要 统计工作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管理的基础性工作,是国家制定宏观政策的重要依据。我国的统计工作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变革。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我国的统计工作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统计工作如何适应新形势下的发展要求,如何满足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了我们共同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 统计工作 解决 重要问题
一、统计的重要性
统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统计随着人类文明的诞生而产生,在远古时代就有结绳计数的雏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统计变的愈加重要,它已成为国家经济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统计数据是各级各部门了解国情国力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制定宏观经济调控和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国内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前的统计体系已有许多方面不再适应新的发展需求。统计体系大而不强、统计机构大而不精的弊端日益显露,统计数据的虚报、瞒报现象时有发生,统计调查内容还不能很好地反映科学发展的需要,统计调查工作还过多依赖于全面报表,统计调查管理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健全等。
国际方面,世界经济目前正面临着就业、环境、金融危机等诸多方面的严峻挑战,为帮助各国尽快走出金融危机,促进本国的充分就业,实现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共享式发展,各国统计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各国政府只有全面掌握世界经济动态,才能科学地制定本国的发展政策。建立规范统一、科学高效的共享式统计体系成为了当今世界统计发展的迫切需求。
三、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1.建立规范统一的统计体系,改变传统的数据采集方式
统计数据的最终目的是要服务于社会经济,只有各部门的统计口径一致统计数据才能够比较分析。规范统一的统计体系是统计工作的基础,科学有效的数据采集方式是实现统计数据真实准确的客观保障。在统计数据的采集过程中,要努力实现各级统计机构特别是中央统计机构直接获取数据,要充分利用企业财务会计资料和经营记录资料来获取统计信息,要充分利用各行业部门的行政记录资料来代替传统的统计报表。
2.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加快统计现代化建设
统计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是统计的网络化和信息化建设。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统计工作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把现代信息技术有效地运用到统计工作当中,实现统计工作从调查方案设计、任务布置到数据的采集、传输、加工、汇总、存储、的全流程网络化、电子化、信息化是统计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
(1)物联网是在互联网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发展起来的现代新型信息技术,是通过各种信息传感设备,采集其声、光、热、电等各种需要的信息的系统。在统计调查、数据处理过程中,应用物联网可以有效提高统计数据的准确可靠性。
(2)云计算技术是通过网络把多个成本相对较低的计算实体整合成一个具有强大计算能力的完整系统,对大量通过网络连接的计算资源统一管理调度。在统计工作中云计算技术的有效运用,可以解决单机运行效率不高、数据资源存储有限的局限性,实现数据处理的完整高效。
(3)以遥感(RS)、地理信息技术(GIS)、全球定位系统(GPS)为代表的空间信息(3S)技术,可以有效把握特定领域调查对象的物理变化,在数据的生产、采集、监测领域运用空间信息技术可以有效实现获取调查对象信息的科学性。
3.加强理论创新,培育高素质人才
加强统计科研机构的建设管理,统计科研机构要着眼于更好地服务于政府统计的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针对当前社会对统计的新需求,注重统计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推动统计科学研究与统计工作更好的结合转化。在做好对统计工作者业务培训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大专院校的教育基地作用,把统计学纳入专业课程,积极探索实践统计学硕士、博士的培育工作,培育出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统计人才。
4.以核心价值观为指导,积极推进职业道德建设
“真实可信、科学严谨、创新进取、服务奉献”是统计的核心价值观,是全体统计人对统计事业的共同价值取向,是统计工作者的精神追求。价值观决定了一个人的精神追求,只有把统计核心价值观融入统计人的精神世界当中,统计人才能够在工作中自觉抵制各种腐蚀诱惑,才能够自觉实现统计工作的客观真实。
5.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统计事业的全面发展
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对各国统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我国的统计工作要与世界接轨,就要在结合我国国情的情况下,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统计管理方法、管理体制和调查方法,采用统一的国际标准开展统计工作。加强世界各国间的交流合作,加强国际比较项目的交流工作,加强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的监测和社会、环境核算,不断提高各国官方统计的质量,更好地实现各国的统计资源共享,成为了世界各国统计机构的共同使命和重要职责。统计信息的资源共享,可以为世界各国准确判断经济形势和走势、科学制定政策提供依据,有利于推动各国政策协调,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复苏。
四、结束语
展望中国统计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我们的统计工作必将在适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与时具进、科学发展,在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时,也会积极融入到世界统计大舞台当中,积极发挥我国统计在世界统计中的重要作用,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推进世界经济的繁荣稳定。
参考文献:
>> 3G开启“动网文化产业”新时代 3G开启互联网新时代 开启文化产业新时代 动网文化产业时代的传媒机遇 3G,开启全民上网时代 新时代的移动3G通信科技漫谈 开启产业用化纤新时代 开启文化娱乐新时代 虚拟经济开启文化创意新时代 幻想3G时代 中国高血压管理进入3G(三达标)新时代 珂爱迩:绿色健康减肥,开创3G减肥新时代 2009手机媒体:迈入3G新时代 3G技术应用 开创电视民生新闻直播的新时代 网络新时代,3G无线路由器超值选 3G时代 运营商主导智能家居产业发展 后3G时代国内电信运营商产业链竞争策略研究 3G时代移动通信产业价值链的整合分析 论3G时代中国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 3G时代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模式拓展应用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⑤匡佩远:《移动运营商3G商业模式研究》,《通信世界》,2005年第33期,第20页
⑥吕廷杰:《手机视频很可能成为移动增值服务的下一个赢利点》,《世界电信》,2005年第8期,第7页
⑦《2008年度手机媒体研究报告》,新浪网,.cn/z/WAP2009
⑧《2008年度手机媒体研究报告》,新浪网,.cn/z/WAP2009
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发展。首先是发达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美国经济在平衡中强劲发展,与日本和以德国为例的欧洲国家经济低迷的经济发展形成对照;其次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衡,中国、印度等国经济发展快速,而拉美、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的发展却极为缓慢;最后则是美国经常财政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顺差多以国债方式资本输出到美国,由此形成世界经济的“双循环”。然而,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过程相对很缓慢,我国也将面临风险。全球经济失衡已成为当今世界日益严峻的问题。
1.对世界经济与发展的影响
这一轮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经济失衡,不同于第一次全球经济失衡,汇率作为调节国际收支差额的主要手段失灵了,美国一边扩大贸易逆差,一边让美元贬值,造成全球的“流动性过剩”。虽然不平衡下的2007年全球经济形势并没有如人们预计的那样悲观,前三季度美、日、欧投资消费形势乐观,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迅速,全球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和并购投资也有所增长。但这轮全球经济失衡的领域很广,原因多样,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不定性,复杂性超乎想象,其对未来世界经济的影响将长期存在。
2.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虽然目前全球失衡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还是不明显的,但也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相当严峻的考验,尤其是在资源、能源、市场、技术和人才及世界现有的政治、经济、军事格局的约束下,失衡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很高的不确定性风险。
二、全球经济失衡的成因分析
1.全球性原因
从全球范围看,全球经济失衡主要来自现有的世界经济、贸易、货币金融等格局的失衡。首先,全球经济的非均衡性发展是根本性原因。一方面,美国经济出乎意料地增长强劲,而日欧近年一直处于经济缓慢增长期;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率超过西方国家的同时,两者总体经济的差距仍然在不断扩大。其次,近年来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的变化是不平衡产生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发达国家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和服务转移或外包到发展中国家,其国内转而生产更高档次的产品或服务,以促进经济结构提升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这一过程往往滞后一段时间,加上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往往不愿意向发展中国家输出高新产品,为此贸易不平衡日益扩大,而各国的贸易、汇率政策等多种因素往往助长了这种趋势。最后,全球性的储蓄投资失衡是全球经济失衡的另一内在根源,中国及亚洲一些国家由于经济体制、消费习惯、人口结构及社会文化传统等原因有着非常高的储蓄率,加上国内投资途径少、效率低,过多的储蓄没有全部转化为投资,对应为贸易顺差;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其扩张性政策下消费经济的趋向不断加强,使得逆差不断扩大。
2.美国方面的原因
美国经常项目巨额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国内政策。首先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当前美国经济主要依靠消费拉动,近年政府大规模减税、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以及个人收入和资产价值快速增长等因素都极大地刺激了个人消费增长;而美国为了实现其政治、经济、军事霸权,其公共开支一直是天文数字,而且不断扩大。其次是储蓄不足。在消费不断扩大的同时,美国个人储蓄率即储蓄占实际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却不断下降。1995年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大约在4%~5%,而从2005年开始降至负数,这表明消费者不仅将全部可支配收入用于开支,而且还动用了储蓄或进行贷款消费。最后,为自身利益对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施加影响。一方面,把劳动密集型及环境破坏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再把产品由这些国家出口到世界各地;另一方面,美国大量进口消费品以满足本国市场巨大需求的同时,却对出口设置各种障碍,阻止本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导致美国巨额的商品贸易逆差。
三、全球经济失衡的对策建议
1.全球性对策建议
全球失衡的调整,需要各国加强沟通和协调,共同努力。为此世界各国应对促进全球经济失衡的有序调整进行积极的对话和磋商,并加强相互间的政策协调。第一,通过更多的战略合作加强南北合作。工业化国家应利用其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为消除失衡负起主要责任,按照“新千年发展目标”,切实履行在消除贫困、资金援助、债务减免等方面的承诺,同时按照蒙特雷共识,努力实现发达国家把国民收入的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目标。第二,加强南南合作,加快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发展中国家只有从本质上提升各方面的实力才能实现对全球经济不平衡及现有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和矛盾的根本性解决。而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应在分享发展经验、贸易、投资和援助等方面帮助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并立场一致地争取平等有利的发展环境,以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第三,世界各国特别是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双方应该加强紧密合作,各自加快结构调整,增强各国货币政策弹性,在调整中维持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在稳定发展中逐步消除全球经济的明显失衡状态。第四,努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加强各国在一些涉及世界经济发展全局和各国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的协调,采取集体政策行动,进一步完善国际经济和金融体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改善多边贸易体制,切实防止贸易保护主义。第五,主要大国进行汇率合作型调整,即主要大国之间重新签订一个“新广场协议”,根据不同国家货币对美元的最优升值幅度分类,合作调整汇率,或者是美国削减财政赤字,以避免汇率调整中的“囚徒困境”。
一、正确研判国际经济形势,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
2008年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近年来发展成欧洲的债务危机。危机发生至今,已经四年过去了,国际经济时好时坏,波动起伏,总体低迷。去年,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全球经济增长3.8%,比上年下降1.4%。世界贸易增长6.9%,比上年下降5.8%,世界经济与贸易出现双降。
美欧日都采取了多种方式促进经济复苏,但实际效果甚微。即使重新重视实体经济,培育新型战略产业,加强金融监管、实施自救与互助,短期内都难以根本好转。
扩大内需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战略方针。扩内需,必须稳外需。以出口为例,我国目前虽已成为出口额第一的国家,但我国人均出口仅是原来出口第一大国德国的十六分之一,我国外向型经济的潜力与差距仍然很大。目前,我国对外经济中,出口受阻,利用外资下降,但是对外投资增长强劲,去年达到601亿美元,成为世界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鉴于国际经济的严峻形势,尽管各国都在采取措施力挽危局,但复苏之路将会曲折而漫长,我们必须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告诉我们,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不仅十分重要,而且更加紧迫。
二、坚持转方式、调结构的方向不动摇
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已经影响到世界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也难以独善其身。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走过了国外发达国家一、二百年的历程,成就巨大,举世瞩目。但是别人一、二百年曾经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也会在我们今天集中表现出来,改革、开放、发展的道路任重道远。我们目前的发展方式代价高昂。以2009年中国、日本的主要能耗与经济指标相比,日本消耗了世界3.3%的煤炭和5.1%的石油,创造了占世界8.7%的GDP。同年,我国消耗了世界46.9%的煤炭和10.4%的石油,创造了占世界8.6%的GDP。中、日当年实现的增加值差不多,我们却消耗了相当于日本14倍的煤和2倍的石油。长期依靠资源低价、环境无价发展经济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转方式、调结构具有十分的紧迫性。
转方式、调结构的任务也是艰巨的。转方式调结构涉及原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和一些制度的变革,改革已进入“趟深水、啃骨头、打攻坚战”的关键时期,每一项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此外,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一路“高歌猛进”,虽有调整的要求,却无调整的压力和动力;现在增速下滑,各方面的关系又开始“绷紧”,虽有改革调整的紧迫感和压力,却缺少财力等有利条件的支撑。近期,稳增长的压力增加,使转方式、调结构的工作更觉困难。
科学发展是“十二五”的主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十二五”的主线,转方式、调结构是“绕不过、推不开、拖不起”的时代课题。“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舒舒服服转不了方式,轻轻松松调不了结构。继续沿着资源低价、环境无价、劳动力廉价的发展方向走下去,会出现发展的成本越来越高,代价越来越大,空间越来越小,路子越走越窄。我们必须正视矛盾,迎难而上,沿着转方式、调结构的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三、认清形势,苦练内功,努力实现我国餐饮业的科学发展
2011年,我国餐饮业实现营业收入20635亿元,同比增长16.9%,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1.2%,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个百分点。餐饮业营业收入从1万亿元到2万亿元,用了五年时间,这个历史性的新突破,离不开包括在坐的全体代表在内的全行业职工的辛勤劳动和长期贡献。
但是,去年我国餐饮业的增幅已呈现下行趋势,近两年还略低于社会消费品总额的增幅。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房租成本上升和利润率下滑,这个“三高一低”的状况使餐饮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餐饮业“用工荒”、“用工贵”、渐成常态。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实现经营模式创新、企业重组、产业转型正顺应历史的潮流,催生我国餐饮业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我们要认清形势,苦练“内功”把转方式、调结构作为我们行业的紧迫任务认真付诸实践,努力实现我国餐饮业的科学发展。
苦练“内功”,首先要认清形势,胸有全局,腹有良谋,树立起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当世界各国、各个行业的经济发展都出现困难的时候,创业者的机会来到了。我们的经济包括餐饮业在内,增幅仍居各国之先,我们巨大的市场潜力和仍然较低的人均消费,使我们转方式、调结构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和发展空间。
其次,转方式、调结构对餐饮业而言,要始终把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遵守法纪,树立诚信。餐饮行业是广大消费者在第一线的生产者和服务员,也应该是他们在第一线的安全卫士。要坚决执行食品安全的所有法规,拒绝一切“地沟油”、“瘦肉精”、不合规的“添加剂”等等,真正使“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安以诚为本,诚以质为根”的理念成为每一个餐饮工作者的“经营基因”和工作信条。
此外,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使任何企业都处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境地,加强企业管理尤其是统计分析、市场开拓、用工管理、标准化等基础工作当然是最基本的“内功”。但是,在找准自己的市场定位之后,企业规模、改组改制、业态选择、发展方式、人才组织、模式创新、提高信息化水平,等等影响企业长远发展的内容常常是破解“三高一低”“魔咒”的有效手段,也是企业必须苦练并带有战略性的“内功”。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金秋十月,清风送爽。来自海内外的各界有识之士,相聚在美丽的渤海之滨,共同举办首届曹妃甸论坛。首先,我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
我们今天所在的曹妃甸,是中国的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也是中国推进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在这里举办以可持续发展为永久主题的国际性论坛,打造一个探讨可持续发展问题、展示中国可持续发展成果的高层互动平台,对于汇集全球智慧、促进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届曹妃甸论坛以“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工业化”为主题,抓住了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顺应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我相信,论坛围绕这一主题深入探讨、广泛交流、凝聚共识,对于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可持续发展,对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健康复苏,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去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同舟共济,积极应对,世界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开始缓慢曲折的复苏。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也带来了巨大冲击。我们坚定信心,迎难而上,从容应对。既强调国际金融危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注重把握国际金融危机蕴含的发展机遇,坚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了总额4万亿元人民币的两年投资计划,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多次降息和增加银行体系流动性,大范围实施产业调整振兴规划,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加大改善民生力度。经过努力,基本扭转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增长明显下滑趋势,经济形势总体呈现企稳向好势头。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7.1%,其中二季度增幅回升到7.9%;1―8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1%。实践证明,中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一揽子计划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也是及时的、正确的、有效的。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回升基础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我们将继续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全面落实和充实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提高针对性、有效性、可持续性,切实做好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实现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也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我们刚刚隆重庆祝了60周年。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进而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更好地造福广大人民。为此,我们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不懈努力。
一是大力调整经济结构。积极扩大国内需求,不断增强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坚持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精心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强做大先进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二是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坚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加大对自主创新投入,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形成经济发展的科技支撑;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努力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
三是狠抓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大力实施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加强节能和资源综合利用,推进高效节能新产品开发,积极发展循环经济;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全面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加快开发低碳技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尤其是新能源,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不断增加森林碳汇,推动绿色经济增长。在前不久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中国政府郑重承诺,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这些都充分表明中国政府发展低碳经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诚意和努力。
四是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以人为本,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积极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发展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促进公共服务逐步均等化,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五是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全面提高开放水平,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资源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健全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所在。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仍在持续的大背景下,我们更应携起手来,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以更大的决心、更坚实的步伐,推进新型工业化,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繁荣。借此机会,我愿提出以下主张。
第一,把绿色增长作为我们共同的追求。绿色增长既是当前世界经济摆脱危机的重要途径,也是今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应把绿色增长作为共同的目标和追求,积极制定全球绿色发展路线图以及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发展规划,有效协调政策和行动,切实履行各自的责任和义务。世界各国应把推进绿色增长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基本取向,通过各种可行的调控手段,加快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大力推动绿色产业发展,促进绿色城市建设,把经济发展进一步引向绿色增长的发展道路,使世界经济焕发出新的生机。
第二,把节能减排作为我们共同的责任。气候变化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节能减排是主动应对气候变化、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每个国家、城市、企业和个人都应以对人类长远利益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世界各国应积极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深入推动节能减排,努力减缓温室气体排放。要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要求,同时考虑各国基本国情、发展阶段、历史责任、人均排放等诸多因素,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切实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带头大幅度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并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发展中国家也应尽最大努力,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积极贡献。
第三,把科技交流作为我们共同的抓手。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已经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世界各国应把科学技术特别是节能减排、环保、新能源等高技术领域的成果,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充分依靠科技进步增强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科学技术的传播不应以国划界。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应采取新的政策和机制,既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又加强国际间技术交流与合作,强化科技创新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作用。发达国家应在可持续发展核心技术研发、应用等方面开放市场,降低人为的技术转让壁垒,尤其要加强绿色技术领域交流与合作,确保发展中国家用得上、用得起绿色技术,避免形成新的“绿色鸿沟”。
第四,把对话合作作为我们共同的行动。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紧迫而长期的任务。世界各国应展开交流、增进理解、加强合作,共同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生态建设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在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援助、减免债务等重点问题上切实采取措施,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曹妃甸是中国环渤海地区的一颗耀眼明珠。这里拥有港口、区位、资源、产业等得天独厚的集成优势,是中国能源、矿石等大宗原燃料集疏港,是环渤海地区崛起的重要引擎,也是辐射京津冀区域、沟通“三北”(华北、东北、西北)、联接东北亚、走向世界的重要枢纽和对外通道。近年来,曹妃甸开发建设取得可喜进展,基础设施配套更趋完善,产业集聚步伐明显加快,国内外对曹妃甸的关注度明显提高,项目投资明显提速,目前已经进入大规模产业集聚、逐步产生效益的关键时期。首钢京唐钢铁厂等一大批产业项目已投产,一个以循环经济和绿色增长为特征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基地正在快速崛起。随着开发建设的推进,未来的曹妃甸将形成绿色港口、绿色产业、绿色城市协调发展的三大空间布局。中国政府将按照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水平使用的要求,进一步加大对曹妃甸发展的支持力度。围绕建设绿色港口,支持曹妃甸建设年吞吐量超过5亿吨的世界一流国际大港。围绕发展绿色产业,支持曹妃甸发展循环经济,努力建设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区。围绕打造绿色城市,支持曹妃甸打造一座“世界一流、中国气派、唐山特色”的国际示范城市,建成一座未来之城、创新之城、生态之城、幸福之城。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发展可持续,世界更美好。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必将成为全人类更加美好的家园。让我们勇敢应对各方面的困难和挑战,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光明之路,创造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