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媒体融合的理解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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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媒体融合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媒介融合，数字技术

中图分类号：N04；G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578（2012）05—0053—05

一媒介融合的概念演化及界定

融合（convergence）一词，最初源于科学领域，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才被引入新闻传播学领域，始有“媒介融合”一词。由于语境、研究视角、视野和研究层次等多方面的差异，不同研究者对“媒介融合”概念的表述也不尽相同，迄今仍未形成统一意见。

纵观“媒介融合”概念的历史演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尼古拉斯·内格罗蓬特（Nicholas Negroponte）是最早提出不同工业“即将和正在趋于融合”这一远见的学者。1978年，他用三个相互交叠的圆圈分别代表了“广播和动画业”“电脑业”“印刷和出版业”，并认为这三种行业正在走向融合。他还指出， 三个圆圈的交叉处将成为成长最快、创新最多的领域1。在此基础上，他将媒介融合理解为“各种各样的技术和媒介形式都汇集到一起”。内格罗蓬特在网络技术尚未普适化的情况下以预言的方式对媒介融合提出自己的设想，但对媒介融合的内涵与外延并没有进行严格的论证，也没有涉及媒介融合的层次和多元化。

1983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传播学教授伊锡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在其《自由的科技》（The Technologies of Freedom）一书中提出：媒介融合，就是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最初，人们关于媒介融合的理解多为将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融合在一起。普尔指出：“一种物理形态的网络将能够承载所有类型的媒介服务，而一种媒介服务也可以于任何物理形态的网络。”2参考普尔的解释，媒介融合在最初意义上是指“传播介质融合”，即文字、图片、声音、图像等多种传播介质合为一体，组成一个更先进和更便捷的信息传播平台——互联网。

2003年，美国学者里奇·戈登（Rich Gordon）在《融合一词的意义与内涵》一文中进一步总结了媒介融合在不同传播语境下的6类含义，即媒体科技融合、媒体所有权合并、媒体战术性联合、媒体组织结构性融合、新闻采访技能融合以及新闻叙事形式融合，这使人们对媒介融合的内涵有了更为全面具体的认识3。

2005年，被视为媒介融合概念引入中国之年。这一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蔡雯教授发表了多篇有关“媒介融合”与“融合媒介”的文章，引入了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纳基森（Andrew Nachison）对“融合媒介”的定义——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4。普尔教授强调的是媒介平台基础上的功能开发，而安德鲁·纳基森强调“融合媒介”最值得关注的是媒介之间的合作模式。

2009年，蔡雯教授与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的王学文先生提出，“媒介融合”包含三个必不可少的核心内容：媒介内容的融合、传播渠道的融合、媒介终端的融合，并提出“媒介融合是指在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通信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组成大媒体业的各产业组织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作、并购和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融合的过程” 。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许颖和高钢两位教授的观点也不尽相同。许颖认为，媒介融合是分层次、分阶段进行的过程，第一层次是媒介互动，即媒体战术性融合；第二层次是媒介整合，即媒体组织结构性融合；第三层次是媒介大融合，即不同媒介形态集中到一个多媒体数字平台上。高钢则将媒体融合定义为“现代信息技术推进的信息传播的技术手段、功能结构和形态模式的界限概念及能量交换” 5，他把已有的媒体融合实践的特征总结为四个方面：多媒体信息在同一平台上的能量互补、各类媒体之间的信息能量交换、信息传播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信息能量交互、外部产业对传媒业的能量支持。从上述两位研究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为媒介融合这一概念设定了至少四个指称对象：传播介质（指文字、图片、声音、图像等）融合、传播媒体（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融合、媒体组织（指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站等）融合、媒体产业（指报业、广播电视业、互联网业等）融合。国内其他研究者在论及媒介融合时，涉及的指称对象基本都在这四个范围内。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暂且可将“媒介融合”定义为缘于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推动而导致的不同媒介之间的边界模糊甚至消失的现象和过程。所以，媒介融合是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网络存储技术等传媒技术产生的基础上，以受众需求变化为导向，从整体上打破传统传媒业的边缘，彰显个性媒体的独特传播优势，实现立体式传播效果的演变过程，其终极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媒介化6。

二媒介融合的动因分析

媒介融合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下就从几方面分别阐述：

（一）受众需求的召唤——内在原因

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每一个进步都由自身的需要作为内在的动因，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一直是“需要—创造—新需要—再创造”这样的求索轨迹在引领社会的发展进步。媒介发展的发展进程也不例外，受众的需求是每一次创新和每一个进步的最重要的内驱动力7。

1. 对不同媒介内容的集合式消费的需求

第2篇：对媒体融合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媒介融合 所有权 政府规制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媒介生态环境的变迁，“媒介融合”成为全球传媒业发展的重大现实和重要趋势，并被视为国际性的热点与前沿课题。我国业界和学术界也对其给予了广泛而深刻的关注和探讨。作为思维和研究的逻辑起点，对“媒介融合”这一核心概念的清晰界定及其内涵的充分理解是极为必要的，这是一切研究得以深入开展的基石。然而，尽管对“媒介融合”概念及内涵的探究早已不鲜见，但至今仍未形成一个世界范围内普遍认可的共识。

一、媒介融合的概念演化与界定

“融合”，即Convergence一词，最初源于科学领域，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该词才被引入到新闻传播学领域。纵观“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历史演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尼古拉•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是最早提出不同工业“即将和正在趋于融合”这一远见的人。1978年，他用三个相互交叉的圆圈（分别代表计算机工业、出版印刷工业和广播电影工业）来演示和描述其技术边界趋于重叠的聚合过程，并认为三者的交叉处将成为成长最快、创新最多的领域。在此基础上，他将媒介融合理解为“各种各样的技术和媒介形式都在汇集到一起”。这给新闻传播学界众多的后继研究者带来了启发。

20世纪80年代，Convergence一词得到了推广和普及。1983年，美国传播学者、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伊契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教授提出，“媒介融合，就是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随后，美国哈佛大学的安瑟尼•G•欧廷格（Anthony G•Oettinger）及法国的西蒙•诺拉（Simón Nora）和阿兰•孟克（Alain Minc）还分别创造了“Compunication”（计算机通信）和“Telelmatiqu”（电信技术）两个新词来试图反映数字融合的发展趋势。

进入20世纪90年代，数字化融合伴随着计算机数字技术的进步而迅速发展起来，它在为媒介产业融合提供技术支撑的同时，也给信息传播带来了重大变革。因此，大批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也随之出现。1997年，葛林斯丁（Greenstein）和迦拿（Khanna）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赋予“融合”以新的理解，“为了适应产业增长而发生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消失。”尤弗亚（Yoffie）则以计算机和电话为例将“融合”定义为“采用数字技术后原本各自独立的产品的整合”。同年，欧洲委员会还根据马丁•班格曼（Martin Bangemann）和马塞利诺•奥雷（Marcelino Oreja）的提议，将其关于电信业、媒体业及信息技术产业相融合的概念采纳到绿皮书中，并将“融合”定义为“产业联盟和合并、技术网络平台和市场等三个角度的融合”。可见，这一时期，人们已开始用更广阔的视野来认识和界定“媒介融合”。

技术进步促进了两种转换的产生，这两种转换即代表了融合的实质和方向：

第一种转换是发生在低带宽一侧的、从专用平台到非专用平台的转变。最能说明这种现象的例子是IP电视。传统电视是基于专用的电视网传送的，而IP电视则可以绕开传统电视网在非专用的互联网平台上传送。图书、报刊和音像资料的发行过去都要依靠专门的发行渠道，而电子出版物同样也可以绕开原来固有的专门渠道在非专用的互联网平台上发行。

第二种转换是发生在非专用平台一侧的从低带宽需求向高带宽需求的转换。如果说非实时的文本信息对带宽的需求还不是很高的话，图像型信息对带宽的需求就已经提高了，而从专用平台上转换过来的实时型业务，如IP电视业务对带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当然，这种向高带宽的转换也发生在专用平台一侧，但更多是发生在非专用平台一侧。

2003年，美国学者李奇•高登（Rich Gordon）在《融合一词的意义与内涵》一文中进一步总结了媒介融合在不同传播语境下的6类含义，即媒体科技融合、媒体所有权合并、媒体战术性联合、媒体组织结构性融合、新闻采访技能融合以及新闻叙事形式融合。这使人们对媒介融合的内涵有了更为全面而具体的认识。

我国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研究初期，相关研究成果极少且视野狭窄，直至2006年，相关研究才拓展开来。而此前的2005年，被视为媒介融合概念的引入之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蔡雯教授对此功不可没。这一年，她发表了多篇有关“媒介融合”与“融合媒介”的文章，并引入了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纳齐森（Andrew Nachison）对“融合媒介”的定义――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

2009年，蔡雯教授又与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王学文共同展开研究，从微观、中观、宏观和大传媒业四个角度将国内外关于“媒介融合”的代表性观点进行了梳理和归纳，这对弄清媒介融合概念的发展演进及界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两人还进一步提出了对媒介融合的概括性认识，他们认为“媒介融合”包含三个必不可少的核心内容：媒介内容的融合、传播渠道的融合、媒介终端的融合，并提出“媒介融合是指在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通讯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组成大媒体业的各产业组织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作、并购和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融合的过程。”

此外，我国其他研究者也曾提出对“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如清华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熊澄宇认为，媒介融合是指“所有的媒介都向电子化和数字化这种形式靠拢，这个趋势是由数字技术驱动的，并在网络技术的推动下变得可能”；中国人民大学高钢认为，媒介融合的本质在于“现代信息技术推进的信息传播的技术手段、功能结构和形态模式的界限改变及能量交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孟建、赵元珂则提出，“媒介融合”就其表现形式而言，主要有两种，一是在传媒业界跨领域的整合与并购，二是媒介技术的融合；关于对“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把握，西安外国语大学黄建友认为，关键是要抓住媒介融合的数字技术推动前提和动态过程属性；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戴元初则从电视从业者角度对媒介融合概念加以界定，并认为媒介融合“是指基于数字化技术的不同媒介之间的资源共享，是电视媒体获得市场竞争力的一种有效策略”。

综上，通览国内外对“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认知和界定，不难发现，由于语境、研究视角、视野和研究层次等多方面的差异，不同研究者对媒介融合概念的表述也不尽相同，这使得媒介融合的现有定义至今仍莫衷一是。我们认为，媒介融合是缘于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推动而导致的不同媒介之间的边界模糊甚至消失的现象和过程。

二、媒介融合的内涵与外延

基于我们对媒介融合的上述理解和界定，我们可进一步厘清媒介融合的内涵与外延，并将其概括为四个层面，即媒介技术的融合、媒介业务的融合、媒介所有权的融合以及媒介政府规制的融合。

1. 媒介技术融合（Convergence in Media Technology）

以数字化、网络化技术为支撑的技术融合是“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所有内涵中最为本质的一点，是媒介融合的依据，它可细分为三方面：

其一，信息源融合。这是指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任何媒介类型的任何内容及表现形态均可转换为符号化的“0”、“1”来进行存储和传输，这意味着作为信息源的符码是相对一致的。这为媒介边界的模糊甚至消解提供了可能，为不同媒体的信息内容在同一网络平台上的传输与分发奠定了技术基础。

其二，传输渠道融合。它指的是基于网络化技术的普遍运用，以往不同媒介类型、不同形态信息内容的传输信道由单一性、差异化走向互动联合，从而形成具有共通性、兼容性的多媒体网络传输平台，对媒介内容进行集成和分销。从目前来看，信息传输渠道主要有广播电视网、互联网、电信网三种，而且三网融合也在逐步推进，进而形成多媒体、多渠道融合传输的模式。

其三，接收终端融合。这是指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推动下，媒介消费者所使用的信息接收终端设备，即信宿，呈现出多种功能融于一体的特征，并“以一种开放的终端平台将信息和服务传递给使用者”。具体的终端类型，如数字电视一体机、互联网电视机、个人电脑、手持多媒体终端等。

2. 媒介业务融合（Convergence of Media Business）

随着媒介技术的革新与融合，各类传播媒介在行为、目标等业务实践层面的交叉愈加频繁，这使得媒介业务也逐步走向融合。具体而言，媒介业务融合可细分为以下四方面：

其一，业务形态融合。承载着媒介信息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不同的媒介形态，融合为多媒体形态，从而使信息内容的叙事形式实现融合。

其二，业务技能融合。业务形态的融合要求传媒从业者所掌握的技能也趋于多方位甚至全方位发展。学者奎恩（Stephen Quinn）就曾针对媒介融合对记者业务实践的影响问题进行过深入的剖析，并指出“媒介融合对于媒介组织的内部运作尤其是对记者间的合作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可见，职业技能的融合是传媒从业者在媒介融合时代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其三，业务战术融合。除业务形态与从业者业务技能的融合外，战术上的融合同样是媒介业务融合的重要内容。根据李奇•高登的阐释，所谓战术融合，通常指不同所有制下的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体之间在具体内容和营销管理等领域的通力合作，如在业务经营方面的联合营销战术等。

其四，业务战略融合。与业务战术融合不同，战略融合通常是不同的媒介机构在更高层次、更长远意义上的发展战略层面的互动与联合。它并不要求参与战略融合的各机构都处于相同体制下，也不要求以媒介所有权的合并为前提。

3. 媒介所有权融合（Convergence of Ownership）

业务的融合，尤其是媒介机构在战略、战术层面的通力合作，往往会对其在所有权层面的融合起到进一步的催化作用。

顾名思义，媒介所有权融合，即指不同媒介在融合、兼并过程中实现的所有权的集中，并在此基础上组建相对较大型的传媒集团，从而充分整合媒介资源，降低媒介运营成本，增强信息传播效益，打造媒介整体与核心竞争力，以此来应对国内外媒介市场的激烈竞争。所有权的融合，是媒介行为主体的融合，是媒介融合的内涵中层次最高的一点。

从广义上讲，媒介所有权的融合，既包括传媒领域内部各媒介机构之间的所有权融合，也包括传媒机构通过跨行业、跨领域发展，与其他领域内的相关机构所形成的所有权融合，如传媒业与电子产业、电信业等领域的所有权融合。这一理解，恰与美国学者雪莉•贝尔吉（Shirley Biagi）对“融合”这一概念的理解相契合，她认为“融合是指由于技术的进步，出版、传播、消费者电子和计算机产业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的现象。”

4. 媒介政府规制融合（Convergence of Media Regulation）

媒介政府规制融合在媒介融合的进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是媒介融合的重要外部环境之一。积极的、面向媒介融合的政府规制会有助于媒介融合的顺利发展。反之，则会阻碍媒介融合的发展。媒介政府规制融合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首先是规制法律融合。这是媒介融合时代政府规制的根本依据。融合媒介的大量涌现，必然需要有新的融合性法律法规与之相匹配，以使其行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其次是规制机构融合。面向媒介融合的规制需要融合的规制机构。英国将原来的电信规制局（OFTEL）、独立电视委员会（ ITC）、广播管制局（RA）、广播标准委员会（BSC）和无线通信管制局（RCA）等5家规制机构合并成一家新的规制机构――通信办公室（OFCOM），即是为了满足面向融合的规制需要。

第三是规制行为融合。有了面向融合的规制法律和规制机构，面向融合的规制行为就顺理成章了，这将改变过去多头规制的混乱和冲突，大大加快媒介融合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宋昭勋.新闻传播学中Convergence一词溯源及内涵[J].现代传播，2006（1）.

[2]托马斯•鲍德温等著，龙耘等译.大汇流：整合媒介、信息与传播[M].华夏出版社，2000.

[3]刘颖悟.三网融合与政府规制[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4]郑保卫，樊亚平，彭艳萍.我国媒介融合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新闻传播，2008（2）：8-9.

[5]蔡雯，王学文.角度•视野•轨迹――试析有关“媒介融合”的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9（11）：89-90 .

[6]高钢.迎接媒介融合的时代[J].新闻与写作，2009（7）：1 .

[7]孟建，赵元珂.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兴的媒介化社会[J].国际新闻界，2006（7）：24.

[8]喻国明，戴元初.媒介融合情境下的竞争之道――对美国电视的新竞争策略的观察分析[J].新闻与写作，2008（2）：18.

第3篇：对媒体融合的理解范文

1.全媒体的传播能力

为了更有效地配置媒介资源，媒介融合使得媒介内容的跨平台流动变得常规化，新闻素材的跨媒介采集将一次性完成，而新闻产品的加工方式与渠道却是多元化的，新闻信息资源得到了全方位的深度开发。这就迫切需要负责内容生产的媒介从业人员具备跨媒介的采写编能力。那些传统媒体专门的文字记者，摄影记者、摄像记者等从业人员将被精通多种媒介技能的跨平台的全媒体人才所取代。这就要求记者在具备较高新闻理论素养和采写技能的基础上，熟悉各种媒介技术，如摄影、摄像、移动媒介的使用、网络技术等，并能根据不同媒介的特点，采集到适应该媒介的新闻素材。

2.全媒体的信息整合能力

全媒体传播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信息量大大超过需求。媒体从业人员的核心竞争力从新闻事件的第一时刻的报道，转换为对新闻事件合理筛选和深度解读。②所谓合理筛选，就是精确把握受众的信息需求，为用户定制媒介信息的量和形式，避免受众被信息的所淹没。传媒人生产的内容要实现跨媒介平台的流动，同一内容既有适合报纸的图文版，又有适合电视的视频版、还有适合IPTV的互动版，多渠道多平台的，给从业人员的跨媒介整合传播思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内容制作人员需具备全媒体的视野和思维方式。当新闻发生的时候，记者要能根据新闻的要素，选择合适的媒介平台和展现形式，并通过互动平台及时评估新闻报道的效果，调整后续报道的方向。在一些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中，实施媒介联动，参与的媒介从业人员要熟悉各种媒介形式的运作规律，深谙不同媒介传播的利弊取长补短，整合和配置不同媒介的资源，发挥资源最大化，获得最优的传播效果。

传统网络新闻实务课程对媒介融合能力构建的不足

网络新闻实务是一门近几年来在全国新闻学专业广泛开设的文理结合的实务类课程，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网络新闻业务素质，在笔者所在学院一直将该课程作为网络传播方向核心专业课程来打造。该课程一般在高年级开设，在学习该课程前一般学生已学习过平面设计、网站开发、网站动画设计、新闻采访与写作、电视节目编辑与制作、新闻摄影等专业前置课程。学生应通过网络新闻实务课程的学习和实践完成全媒体业务采写编评的综合训练，加深对不同媒介形态的理解，完成融媒介能力的蜕变，但从传统教学效果和学生反馈来看并不是很理想。

1.教材建设滞后，实验案例不足

由于国内和国外新闻传播课程体系上的差异，加之网络新闻实务是一本相对较新的课程，在国外引进契合该课程的教材少之又少。国外教材以克雷格的《网络新闻学：新媒体的报道、写作与编辑》为代表，但该教材仅仅涉及网络新闻的采写，对其它媒体形式少有谈及。在国内高校相关教材较为常见，其中以彭兰的《网络新闻编辑教程》、詹新惠的《网络新闻写作与编辑实务》、李凌凌的《网络传播与实务》、张鹏的《网络传播技术与实务》，这些教材的作者高屋建瓴，从理论和实践的高度对网络传播现象做一番独特审视，对网络传播给传统传播学理论带来的挑战与问题，选择重要的对象进行研究。像彭兰老师的《网络新闻编辑教程》以网络新闻的选择、加工、整合与延展这四个层面为基本框架，系统梳理了网络新闻编辑工作的原理及具体操作方法，涉及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动画等多种新闻信息的编辑，以及新闻专题组织、论坛管理、受众调查、博客运用、新闻传播效果评估等，对网络新闻编辑的新工作领域进行了前瞻性思考。③这些教材都很优秀，但普遍都存在一个时效性的问题，绝大多数教材是在2010年前出版的，互联网发展很快，新的应用和服务形式层出不穷，教材建设严重滞后。同时教材的编写人员大都在教材中体现了教学案例，但这些案例不具备实验室上机动手操作训练的可执行性，很难转换为学生实验室实验的指导。

2.教学实践平台缺乏，实验师资不足

囿于新闻传播教育传统的文科理念，国内很多高校新闻学院都存在实验室建设缓慢，教学实践平台缺乏的问题。像网络新闻实务这门课程仍沿袭传统教学法，采用教师授课、学生听课的单一形式，课堂知识的信息传递总体上呈现单向路径。学生缺乏实践与应用环节，所接受的刺激不能与自身已有的知识经验联系。具体就网络新闻实务这门课程而言，教学实践平台的缺乏会直接导致学生对不同媒体形式缺乏直接的感受，而学生全媒体素养和不同媒介信息整合能力的提升恰恰是要以这种直接感受为基础，再通过媒介融合试验中心的媒介融合来塑造。遗憾的是很多高校的新闻学院跨媒介的教学实践平台是缺乏的。同时很多高校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师都是文科背景，技术类的实验师资严重不足。网络新闻实务实验教学离不开技术的支持，不同媒介形式内容的采写和媒介内容的转化，都要辅助于适合的计算机软件。大型媒介融合实验室软硬件环境需要具备跨学科专业基础扎实的师资来拓展和完善，并编写试验案例，指导学生的试验过程。复合学科背景师资的严重不足，是影响高校新闻传播全媒介教学实践水平的一个瓶颈。

依托媒介融合实验室网络新闻实务教学改革策略

媒介融合实验室在国内并无明确的概念，很多高校都在积极地探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高钢教授认为，媒介融合实验室应具备多功能、可扩展、融合性的特点。多功能是指该实验室能承担过去多个类型实验室才能承担的教学工作；可扩展是指该实验室能根据未来的需求进行修改、更新，增加新的功能；融合性指的是该实验室不仅是一个小型的媒体信息的采集中心，还是各类信息的加工中心和中心。④以此概念为参考，笔者所在高校也在积极进行媒介融合实验室建设的探索与尝试，四川外语学院融媒介实验室由四部分组成：印刷媒体实验室、视觉传播实验室、新媒体实验室和跨媒介实验室。建成了集采、写、编、排于一体，不仅能输出报纸的大样，而且能够完整地制作数字报，还具有平面广告制作、网页制作、图片处理与管理、数据调查分析等多种功能的媒介融合实验室。网络新闻与实务课程依托媒介融合实验室多种媒介的实践课，在仿真或真实的媒体环境中进行，不但可以让学生试验将不同的新闻内容选择合适的媒介形式并创作出媒介产品在融媒介平台上，而且可以通过融合新闻的制作，让学生体验对多种媒介资源的创造性复合，实现学生由技术复合到内容复合、创意复合、经营策划复合的能力再造。

1.设计媒介融合案例，编写实验指导教材

融媒介实训案例的不足，一直是当下网络新闻实务教学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总结现有市面上的教材，对其中案例加以分解和深入，与业界应用结合，从主流网络媒体获取一些最新案例，从案例的策划、实施到效果测评等多个环节加以梳理，编写实验指导教材是推动网络新闻实务教改走向深入的关键。融媒介案例实训是网络新闻实务课程教学改革的一大特色，一方面任课教师可以选择一些重大新闻实践中融合新闻的典型案例加以分析再现其内容生产的过程，从策划、素材采集、编辑制作到内容各个环节设计实验过程，让学生去完成各个环节的实验。实验完成后根据实验结果，教师从不同的媒介视角进行分析解读和点评。此外，当前在业界媒介融合下的新闻产品并无定型，媒介内容生产机构都在积极探索融合新闻的制作。通过网络新闻实务课程构建学生的融媒介技能是该课程的高端定位，课程中的实训案例的编写也尝试在融媒介产品研发上做出探索，结合国内外新近发生的一些重大新闻事件，尝试进行融媒介新闻的创作，让学生参与主导研发的过程，教师提供参考意见和辅导，根据不同媒介的特性为内容制作选择合适的媒介形式，对其中创意新颖的融媒介新闻产品，通过融媒介实验室综合平台推荐给业界，形成媒介产业价值的良性互动，推动媒体行业的整体发展，以行业需求拉动媒介融合实验室自身建设。

2.模拟教学仿真媒介环境，提升媒介融合理解力

所谓模拟教学法就是根据教学内容的要求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分别充当各种角色，根据所提供的背景资料，进行模拟性实践活动的教学方法。在网络新闻实务教改中使用模拟教学法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基于媒介融合实验室，为学生创造一个模拟多媒介平台，基于整合方正鼎新数字报刊解决方案、开源CMS和电视录播系统，让学生在实验室熟悉有多种媒体采、写、编、评的全部流程，并掌握基本技巧与方法。实际教学中，将学生分成若干全媒体报道小组，模拟实验目标设定为对重大热点事件的全媒体报道，学生在小组内部的角色可以进行轮换以体验不同的业务流程。学生模拟实验不限时间，穿插在一学期授课过程中，不限地点课下同学仍可以通过管理员分发的账号通过校园网继续自己的实验，最终实验成果为实际对用户的媒介融合报道作品。基于新媒体的互动性，在模拟教学实验的实施过程中，学生们可以根据受众的信息反馈及时调整传播技巧，完善自己的实验作品。学生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传播媒介和内容表现形式造成传播效果的差异，有助于深入理解跨媒介传播的原理，加强技巧与方法的使用。

3.改善实验师资队伍，创新授课形式和内容

第4篇：对媒体融合的理解范文

这就是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即“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MOOC向全球的学习者免费提供世界名校名师的视频授课，并支持了学习的反馈、答疑和交互，充满了共享和协作精神。

在教育开放的探索中，从早期的OCW到后来的Itunes U、视频公开课，再到MOOC，既是开放模式上的不断创新，也是内容和媒体表达方式上的不断变革，做好媒体设计，对于课程的质量和学习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媒体设计的意义

与摄制传统视频节目不同，课程的设计制作具有强烈的交叉融合性，主要目标不是视听享受，而是学习目标的达成，架设起授课教师和学习者之间互相理解的桥梁。媒体设计是课程的表达方式，选用什么媒体，结合教学设计如何发挥不同媒体的优势进行设计，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比如以下这个例子，一大段的文字需要学生10分钟来解读理解，但是设计者理解之后，转化为一个坐标图表，则只需1分钟即可清楚理解。另一方面，为了理解字数很少但含义复杂的一句话，媒体设计者也可以进行形象的展开，帮助学习者深刻领悟。

媒体设计的方法

在媒体设计之前，首先要分析一下设计对象，MOOC课程的教授内容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碎片化，即以知识点为基本单元，以“短视频（3～30分钟）+即时练习反馈”为基本模式；二是学习的周期强，一般6～8周：三是社会化协作广，设有学生互助答疑、作业互评、社区等多种交互环节。这就决定了设计者必须帮助学习者花尽量少的时间来掌握一个要点，媒体内容要结合其他教学手段发挥最大作用。

媒体设计选用的媒体形式有：文字、图形（静态和动态）、音频、视频、二维动画、3D动画、VRML，HTML5应用等等；从组合方式上来看又可包括三分屏、多媒体网页、交互情境等，从媒体终端上看又可分为各类的尺寸PC、Pad、SmartPhone等等。

这看起来有点复杂，为便于操作我们简化一下，重新梳理媒体类型可以分为朴素图文直接呈现型、图形化思维表达型、富媒体展示型、交互式建构情景型。我们可以依据不同类别的教学目标，采用不同的类型模型。

即使抛开成本考虑，媒体形式也不是说越富媒体性越好，没有最好的媒体，只有最合适的媒体，媒体运用要适度，要以教学设计为前提，或者说二者需要紧密融合在起。

那么为何HOOC和众多公开课、社会学习网站采用了以视频为主特别是教师讲解为主的媒体方式呢？视频方式有许多天然优势：兼容性好、富媒体性强（可以融多种媒体于一体），调动感官最丰富、门槛低，与技术的关联性相对最弱，视频可暂停、重放、调速、有字幕（便于检索），教师状态相对亲切，发挥空间大以及满足用户习惯等。但是，视频拍摄对成本要求相对高，录制教师讲解对教师要求非常高（比如口音、仪表、心理素质、镜头感、对课程的熟悉程度等），且有时费时费力的视频效果倒不如用更快捷的其他方式，最重要的是，视频的交互性很弱，不太善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思考，纯视频无法完成某些特定的学习体验，比如探究、体验、开放性思考等。下图是一个体育转播学习的例子，仿真场景模型可以让学生用鼠标随意控制位置和视角的方式来360度熟悉整个比赛场景的机位设置，再对比对应视频，一边研究一边思考，与实践建立紧密联系。

在视频摄制的方法上，目前流行的HOOC视频拍摄主要分为教师在有信息量交互性大屏前讲解（包括演示文稿等的镜头穿插）、无信息性背景（包括空白、室内室外场景、虚拟背景）教师出镜讲解、电脑直接操作录屏讲解（无教师出镜）、虚拟背景录制教师讲解后期加信息二次合成、现场实物操作讲解、演示性动画配音频讲解、甚至课堂实录等多种呈现方式，当然也有多种方式拍摄融合的情况。除了完全不走心的课堂实录，其他任何一种方式都有其应用价值，只要能将所要表达的知识信息表达清楚，达成学习目标，都可以选择性运用，扬长避短，不拘泥于一种。

从录制工具运用上，专业演播室多机位拍摄、虚拟演播室同步合成、智能性软硬件一次性完成（如录屏软件、各种录课笔等），都是常用手段，制作人员根据讲解内容特点、成本预算和现有条件进行选择即可。由此可见声画质量、成本和摄制效率固然要考虑，但媒体设计的核心不在于环境和设备工具，而在于内容呈现本身，曾经看到过一位不擅长做PPT的老师，将讲解的要素描绘在纸上，边讲边画，讲完一页换页，用手机将整个过程记录下来，生动灵活的讲解特别吸引人。这就要考虑媒体设计的三个层次：呈现方式，这个关乎体验；表达方式，这个关乎理解；演绎方式，这个关乎思考和触动。

在呈现层面上，要考虑用户体验的舒适易学，比如考虑到页面加载超过4秒，将流失1/4的用户，就要控制好视频的时长和码流以及编码优化；考虑到用户要保持高度的学习注意力就需要不断有新信息刺激，就要努力避免同一画面停留过长而无信息变化；画面的色彩构成、字体设计、视觉中心等等，都要做到时时处处为用户考虑……下面这一页演示文稿，就将文字信息排版成便于学习者理解、重点突出的呈现方式。

在表达层面上，则要对所要表达的知识进行深入的理解，用最合适的方式来讲述，比如为抽象知识制作原理动画（如下图所示），辅以配合讲解的视频实例等等都是表达促进理解的体现。

在演绎层面上，则要结合学习目标考虑学生的学习效果，在媒体的设计上考虑如何―下击中的学习者的内心，形成情感上的共鸣，并跟实践建立联结，这就需要设计者深谙教学设计，多设计

一些体验式或仿真式的情境。

第5篇：对媒体融合的理解范文

2015年5月，华为和索贝联手为深圳广电集团（以下简称深圳广电）搭建的全媒体融合新闻中心正式启用。

“融合新闻中心媒体云的建设和启用，为未来深广电新闻业务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圳广电集团总工傅峰春表示：“在新投入的融合新闻中心，云化的IT基础架构使IT系统能够根据业务属性灵活部署，提高了新频道、新节目上线的速度，可以实现随时随地的全媒体内容制播，让用户自在享受流畅、便捷的视听体验，大幅提升资源利用率。”

他表示，深圳广电希望通过云计算技术整合现有新闻资源，改变传统媒体“单一渠道采集、封闭式生产、点对面单向传播”的运作模式，向“全媒体汇聚、共平台生产、多渠道分发”的新型制播方式转变。编辑、记者可以通过各种平台实时将照片、视频上传到云端，通过公有云随时随地编辑，并通过多种媒体渠道分发。上传、编辑、分发，整个流程极为流畅、便捷。

2015年，深圳广电媒体融合项目不仅仅是一个融合新闻中心，还包含都市频道“壹深圳”和城市联合网络电视台（CUTV）。融合新闻中心的成功启用标志着深圳广电由传统媒体全面向融合媒体转型升级。从深圳广电、华为和索贝踌躇满志的样子，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三方对该融合新闻中心的建设效果还是相当满意的。是什么给予了这三个合作伙伴如此的信心呢？仅仅是这些高大上的设备和新技术吗？难道就没有其它需要值得关注的地方吗？记者在参观完深圳广电融合新闻中心后看到了一些新问题。

三方合力

打造国内首个混合全媒体云

深圳广电建设融合新闻中心是一个新的尝试，这是一个全新的平台，面临很多挑战，对深圳广电、华为、索贝三个合作伙伴来说都是如此。深圳广电融合新闻中心有很多创新：在技术上，利用云计算、大数据、虚拟技术建成了全新的新闻采编系统平台；在工作流程上，全面整合了传统电视播出和互联网的业务生产；在管理上，构建了一个扁平式、开放式、全融合的新闻生产运作管理体系；在效果上，将进一步有效整合集团各类新闻资源，提高新闻采编播工作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全媒体生产传播能力。那么，这三个合作伙伴是如何做到的呢？其中的技术和运作难点又在哪里？让我们听听三个合作伙伴的观点。

成都索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陈晋苏表示：“整个技术演进的过程中，我觉得最难的是两个。第一个是，我们在广电行业做了20多年，以软件开发为主核心业务，经常遇到硬件性能或者故障需要解决。基于云技术和云平台的融合架构，这是一个转折点。在硬件方面，华为能够在硬件技术方面给我们提供优秀的帮助，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适合的技术平台。在广电行业高要求的背景下，通过与华为合作，我们可以顺利部署诸如4K、虚拟框架等。第二点是寻找很好的合作伙伴，他愿意和你一起去推进变革。任何一个变革，如果用户自己没有感受到痛点，仅靠厂商推进，用户自己不愿意推进，是没有意义的。”

作为一个ICT解决方案提供商，华为并非媒体专业领域从业者，对于千差万别的用户需求，华为深入了解，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而对于此次合作，华为自己有着这样的理解。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广电及媒资系统部部长张卫军表示：“深圳广电融合新闻中心的项目，我们三方分得非常清楚，首先深圳广电根据对媒体融合趋势的把握和对‘互联网+’的理解，提出自己的需求。在共同探讨之后，落实下去。我们会提供基础设备，包括云解决方案的服务器、存储和网络设备等硬件。基础设施我们来做，合作伙伴来关注他们的专业领域，一起合作，索贝提供应用层的软件，共同配合来满足深圳广电的需求。”

在云平台的安全方面，傅峰春表示：“在全互联网的情况下做节目，意味着黑客有可能直接进入深圳广电系统里面，可以直接进入录制层面，压力是非常大的。深圳广电在内容安全和技术层面上都有考量。在内容方面，坚持多重审核机制。在技术层面上，深圳广电预设了多层安全措施，准备加入省广的评级。新媒体就要信息量大、快，而且要和观众互动。要开放互联网，安全肯定面临挑战，但不能因噎废食。在合作伙伴帮助下，我们可以安心建设融合新闻中心。”

人才培养是关键

在深圳广电融合新闻中心，记者参观了服务器机房、监控中心、新闻制作大厅，以及虚拟演播室，感触最深的却不是设备，而是人，人员的极致精简和对设备游刃有余的操控。不仅是监控人员，采编人员的专业技能也是值得称道的。事实上，观众最直观看到的并不是电视节目、网络视频和新闻节目是如何制作出来的，他们看到的就是节目本身。节目本身的体裁、内容、时效性等直观内容。所以，记者在这里不再谈论那些高大上的设备，抛开那些冷冰冰的专业设备，套用广告语“不看设备看效果”。

“融合新闻中心媒体云的建设和启用，为未来深广电新闻业务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圳广电总工程师傅峰春表示，“在新投入的融合新闻中心，云化的IT基础架构使IT系统能够根据业务属性灵活部署，提高了新频道、新节目上线的速度，可以实现随时随地的全媒体内容制播，让用户自在享受流畅、便捷的视听体验，大幅提升资源利用率。”

傅峰春表示，融合新闻中心遵循一个宗旨：推动深广电由传统媒体向融合媒体全面转型。设定两个目标：让深圳节目更好看，实现一个团队在一个平台上按不同渠道终端特点策划、采集、编辑、。

那么如何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团队的合二为一的团队融合，实现传统流程与新媒体流程合二为一的流程融合，实现全台网与新媒体平台合二为一的平台融合，这自然离不开人。人员团队的建设处于上层，而设备则属于基础ICT建设，他认为，深圳广电集团、华为、索贝三方的合作是一个成功的样板，人员和设备资源的整合在整个项目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随着新媒体的兴盛，传统媒体举步维艰，不过传统媒体并没有被淘汰，他们正在利用新媒体形式，扩大自身优势，与新兴媒体分庭抗礼。传统媒体结合新媒体形式，拉开架势，绝地反击，开始表现出突出重围的态势。

虽然传统媒体有向好的趋势，但是在传统媒体开始反击之际，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人却正在流失，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就是新媒体形式需要媒体人花费更多的精力去做，很多资深传统媒体人很难有这样的精力去做这些。新媒体形式包含网络和手机传播等，传统媒体形式结合新媒体形式，集中在一个新闻操作平台上，统一策划、取长补短，根据媒体和受众特点对信息进行分类加工，发挥不同渠道的传播优势，有针对性地传播给特定受众。

在这一过程中，很多媒体人的角色可能是多重的，比如说监制、编剧、主持、后期制作，甚至是拍照、摄影，通常都是身兼数职。在很多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影视剧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种媒体人，而在我国，此类媒体人还比较稀缺。因此，在传统媒体向融合媒体转型过程中，采编新闻、制作影视的是人，操作设备的也是人，“人”才是稀缺资源。这里说的“人”是具有以上多种技能的复合型资深媒体人。

老一辈资深传统媒体人需要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而新媒体人虽然有干劲，掌握了更多的技能，但是新闻素养和敏感度还有待磨砺。于是这就造成了传统媒体业青黄不接的局面。所以不仅学校，媒体也要对从业人员进行全方位培训，不能总用“拿来主义”，招聘时总是要求“有经验者”。

记者在深圳广电融合新闻中心看到了这样一群活力四射的媒体人，他们每个人“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简直是“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马上定乾坤”。

统一协调 优势发挥极致

“融合新闻”突破传统媒体间的限制，整合所有的媒介，统一规划，资源共享，建立新的新闻采编流程。其基本流程就是集中力量采集新闻素材，再根据各自受众的接受特点进行加工，制成不同的新闻产品，最后通过不同的传播渠道传播给受众。

以美国坦帕新闻中心每天新闻业务工作流程为例：该新闻中心下的各家媒体拥有各自独立的人员、办公区域和运作机制，但同时又设置“多媒体新闻总编辑”来负责策划、组织、协调各媒体的新闻采访活动。首先电视台的总编和各部门的负责人要召开编前会，多媒体新闻总编辑也参加，安排好电视台在这一天的新闻采访活动，并讨论哪些新闻可以与报纸、网站进行融合；然后多媒体新闻总编辑召开报纸编前会，向报纸总编提出当日“融合”新闻的内容，然后进行讨论；报纸总编也会向多媒体总编辑提供他们认为用电视新闻形式报道更为合适的消息。下午多媒体新闻总编辑还会再召开一次报纸与网站的编前会，向网站负责人提供可供融合的新闻。若有重大突发新闻，多媒体新闻总编辑会及时将消息通报给报纸、电视和网站这三家媒体，并制定统一计划，协调其采访活动，力求让三家媒体在采访中将各自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同时又做到互补不足。总之，融合新闻要求媒体将所拥有的媒介整合在一起，依靠统一的规划与协调，提高新闻业务流程的效率与通畅性。

深圳广电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个关键，打造了国内首个混合全媒体云。深圳广电全媒体制播云平台聚焦了媒体汇聚、处理、生产、管理和等媒体处理能力，以及智能感知、调度、协同以及安全保障等方面，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智能化个性化全媒体一体化协同制播。通过构建业务定义的云平台，实现IT资源池化、服务自动化、管理智能化，深圳广电用融合的体系架构，提供了全流程媒体数据处理机制。所有业务采用IP业务承载，IP网络对共享性、资源获取和结构弹性化得到认可；针对数据的访问方面，端到端的资源分配坚持用虚拟化来做，实现弹性的架构；同时，实现了数据的更加高效访问。

深圳广电正式运营全媒体融合新闻中心，云化的IT基础架构使得IT系统能够根据业务属性灵活部署，提高了新频道、新节目上线的速度，可以实现随时随地的全媒体内容制播，让用户自在享受流畅、便捷的视听节目，大幅提升资源利用率，同时大幅降低运维成本，提高内容制作速度，提升媒体资产回报率。

媒体作为信息的传播者，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和价值。由此也涌现了许多新媒体势力。新媒体依附于互联网的属性特点，在表现形式上更具个性化，同时由于信息来源于用户，所以信息的也更具时效性。而社交化特点，也使得新媒体能够让用户参与其中。这些属性，对于传统媒体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传统媒体由于有着更为庞大的身躯，对原有资源的调整与互联网的结合并不如新媒体那般轻盈，所以传统媒体转型十分复杂。

第6篇：对媒体融合的理解范文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is another buzz word in the futurist discourse. While celebrated as the inevitable path toward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osperity， media convergence is actually a market-driven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on the platform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rough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North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especially political economists， have demystified media convergence through social-historical approach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critically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inform and structure the processes of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players in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cognizing the deepened integ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Russia， India， and Brazil，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y， media convergence， as an ongoing historical proces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useful vehicle through which scholar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 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 de Sola Pool 提出的。 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 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 同理， 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 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 （Jenkins， 2008: 10）。 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 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 是继“信息社会”、 “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 “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 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 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 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 比如， Murray （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 “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 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 ，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 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 2002: 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 Mueller(1999) 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 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 12）。在互联网时代， 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 Shin (2006) 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 McVoy 和 Steinfield 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 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 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中， 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 (Schiller 2007: 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 (1999) 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 (2001) 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 Boyd-Barrett (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 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 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 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 1998; 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 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 (Castañeda， 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 & Castells，2008；Chon et al.， 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 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 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 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 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 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 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 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 Sola 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 et al.， 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 Jenkins 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 Convergence Culture 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 (p. 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 和 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 (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 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 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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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对媒体融合的理解范文

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核心词是“深度融合”，如何做到“深度融合”？一方面是信息技术介入教育深度问题，另一方面是教育应用信息技术的程度和效果问题。介入得深，应用得好，即可谓“深度融合”。笔者作为怀柔区电化教育馆馆长，多年从事信息化建设工作，在此，结合工作实践，谈谈对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问题的思考。本文中所提到的“教育”一词，特指国民教育中的学校教育。

现代教育呼唤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

现代教育为什么提出“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主要是因为当前信息技术没有和教育深度融合，“浅融合”是有的，但是没有达到教育的本质需求和教育者的心理预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网络与网站建设层次不深，应用缺乏深度

怀柔区学校的校园网大多数局限在校园范围内，服务师生；家长的校外应用很薄弱，这对家校沟通、师生应用移动终端办公学习产生了制约；各级各类网站内容以宣传展示和资源提供为主，似乎做到资源共建共享就是优秀的网站，这样的网站也是有限度地服务于师生工作学习的某一方面，对于师生的工作和学习活动，对于学校的教育管理等主流活动，或者说对于学校主流学习和工作的主要方面，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帮助。因此，校园网和学校网站建设的层次还不够深。但是，由于校园网和学校网站又是教育深度应用的基础和前提，当前的教育应用也很难达到一定的深度。

2. 对师生泛在学习、碎片时间学习和工作缺乏统一有效的引导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泛在学习”即无时无刻的沟通、无处不在的学习已逐渐成为常态，“碎片时间”，即日常工作和学习之余的闲散、零碎的时间的利用率越来越高。这使IT行业的厂商、运营商迅速抓住了人们的需求，捕捉到了市场商机，为人们提供了相应应用产品与服务，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学习常态。从教育角度看，IT行业的厂商、运营商出于商业利益给人们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更多的是考虑服务于人，不会基于教育要求，提供以培养人、教育人为目的的产品与服务。如果要使教育内容更多地占领人们的碎片学习时间，特别是充斥师生的学习和工作碎片时间，就需要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制定措施，正确引导。措施之一就是要给学生和教师提供泛在学习的平台，把教育的触角伸向校内外的每个角落。可惜的是，在我们的学校信息化建设中，这样的平台建设还比较薄弱。

3. 恰切应用媒体技术的能力有待提高

目前，教师们应用多媒体技术的能力有了较大提高，基本上能用计算机备课，自制课件，课上用多媒体技术配合教学活动等。但是，不管多么先进的技术，也不可能是万能的。在教学实践中，还存在由于应用了多媒体技术，反而束缚了教学行为的现象，比如：教师备课时进行了课前自我设计，课上利用课件教学，出现了按照课件设计教学，形成了“满堂灌”现象，这就违背了学习认知规律。如何根据教学内容、学生认知规律，适切地应用交互式电子白板、触摸屏的交互功能，就需要教师熟练掌握多媒体技术，使多媒体技术配合我们的教育理念，融入教学设计与教育活动之中，从而产生最佳的教学效果。

综上所述，网络与网站建设层次不深，则失去了“深度融合”的物质基础，这对课堂教学和泛在学习应用都会产生制约性影响；对师生泛在学习、碎片时间学习和工作缺乏统一有效的引导，则失去了一块越来越重要的学习与工作阵地；适切应用媒体技术，这是教育管理、研究的永恒课题。上述问题的核心就是没有在较为明确的目的基础上，建设服务于师生学习和工作的应用平台，缺乏有效推动“深度融合”的建设与管理机制。

如何理解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

“深度融合”说起来容易，理解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而做起来更难。难就难在“有原则、无定法”。那么，我们至少理解上可以更加深入，要从现象到本质地去理解。对此，笔者有两点理解。

1. 信息技术要服务（融入）于教育常规工作

“教育常规工作”并不深，为何信息技术服务于并不深的“教育常规工作”却是深度融合了呢？这就要从教育本身的特性上去寻找规律。我们的学校教育的课堂教学、教育管理等一切活动，恰恰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常规工作”，这是学校教育的主流工作，之所以要强调“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就是因为目前的信息技术对学校主流工作的服务不到位。差在哪？至少差在还没有搭建相对成型的学生学习、教师工作、干部管理的学习与工作平台，这也是目前呼唤“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根源之所在。使信息技术更加贴近、服务学生的学习生活，更加贴近、服务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更加贴近、服务干部的教育管理，这才是学校“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本质。

2. 信息技术要推动教育创新

信息技术是否与教育深度融合，要看是否推动了教育创新。一种新技术的充分应用必然冲破传统模式，信息技术可以实现更加自主的课堂学习模式，深化泛在学习模式，提升自主管理、科学管理水平。这是学校“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检验标准。

因此，如果我们在理解或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概念与工作时，没有把握上述两点，必然就失去了重心，甚至偏离了方向。

怎样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

1. 深度了解教育对信息技术的需求

学校教育对信息技术作为支撑服务的需求没有止境。出于自己学习、工作层面的需求，一线的师生、学校管理人员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技术上怎样实现就未必清楚，我们需要把他们的需求进行整合、归纳，提出有系统、有条理的教育需求体系。那么，怎样深度理解学校教育对信息技术的需求，笔者认为，要把握三个原则：在应用需求上抓共性；服务针对性上抓主流；服务面上对全体。在学校的教书育人和培养社会合格公民中，发挥信息技术特有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信息技术要在学生的学习、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和干部的教育管理工 作中，发挥技术支持和保障作用。

2. 必须搭建满足教育需求的应用平台

笔者在搭建怀柔区统一的教育应用平台的研究与实践中体会到，要想实现信息技术深度满足教育需求，就必须搭建一个基础性的、综合性的应用平台系统，着重建设Web网页形式的“教育云应用”系统，这样的系统应用更方便、更广泛，更能贴近师生的学习与工作实际。

（1）搭建怀柔区教育应用云平台的事例简介

从2006年起，怀柔区电化教育馆着眼于全区教育应用需求的共性，以建设“数字化区县”为理念，研究建设区域数字化学习、办公平台体系。以区县行政区为“域”，整合教育需求，整合教育网络和平台应用功能，建设并形成统一的技术与资源服务内核，以及通过网络和综合平台系统对全体终端用户提供服务的模式。这一模式被称为“区县聚合模式”。通过几年的不断研究和探索，2010年，正式命名为“教育应用云平台”模式，即基于怀柔教育区域，搭建的跨区校两级应用的综合应用的“网站”与“区域数字办公平台”的总和；着眼区域整体教育需求、建设和应用的平台。

在同一建设理念下，2013年建设了怀柔区教科研中心网站和怀柔区教科研中心办公云平台系统，即：前台是“网站”，后台是“办公云平台”。

（2）教育应用云平台的特色

①实现了“网站”与“办公”两平台的融合。网站完全公开，办公平台只对内，并按“权限”应用，但是，办公平台需要完全公开的内容可以直接推送到网站相应栏目，实现数据联动，两个平台系统使用同一个数据库，不仅节省数据库空间，还方便了两大平台各个栏目的数据调用或推送，为栏目和功能扩展奠定了基础，极大地减轻了网站管理的工作负担。实现单点登录，多点漫游，使登录便捷、高效。

②资源建设实现共建共享，消除了学校“信息孤岛”。学习、办公资源上传可以分为个人独享、校内共享、区内共享等几个级别，通过资源上传和应用记录统计，激发师生的积极性。这样促进了区域内的资源与信息交流，打破了“校际围墙”壁垒，消除了学校“信息孤岛”。

③实现教育网络和应用云平台的集中管理。为了建设教育应用云平台，反过来也要求教育网络更加集中化管理，在区域内建设形成网络集中运维管理中心，应用云平台和应用技术提供中心，资源集中存储中心、技术服务和保障中心。

④办公云平台成了学习、办公平台。办公云平台建设的出发点和目标都是要满足学习、办公需求，它服务于教育主体的学习、办公工作，是学习、办公工作的“工作平台”。由于人们对教育资源和教育技术保障的需求永无止境，办公云平台的建设也就没有终点，永无止境。

（3）在搭建教育应用云平台中的探究与思考

①搭建区域的教育应用云平台是区域教育信息化向深层次发展的必经之路。如果按照“数字校园”的思路，无非是把小的“信息孤岛”变成大的“信息孤岛”而已，对于共建共享和区域内教育均衡化没有明显促进，不能实现区教委、区教研机构实施跨越围墙的纵向管理。这就需要着眼全区去“顶层设计”，建设从学校应用的共性需求入手，通过用户的“权限管理”实现个性化的应用，通过资源存储级别，保障个性化的信息安全。也就是把“数字校园”的概念扩大到“区域数字化”的理念，建设一个满足区域内所有教育需求的学习、办公应用云平台。这样，不仅不会削弱“数字校园”建设，还可以把区域管理、研究功能加入到教育应用云平台中，实现区教委、区教研机构实施跨越围墙的纵向管理和研究体系，区域内的教育资源实现共建共享，打破了校际间的信息壁垒，消除了以校园为单位的“信息孤岛”，推动了区域内信息化整体水平的提高。

②搭建区域化的教育应用云平台必须建设好架构基础。由于区域内教育办公云平台是要把所有教育服务集于一身，所以它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不断建设完善。教育应用云平台必须搭建好基础架构，目的就是要把不同时期、不同开发商的应用产品和“云平台”有效对接。在基础架构中，要把不同数据转化为标准数据，建设统一的“用户身份管理”和“应用权限管理”系统，建设统一的数据库系统等。

③用教育应用云平台实现教育深度应用，占领“泛在学习”阵地。教育应用云平台是以Web网页形式呈现的，教育信息技术全面融入师生的学习与工作，创新了师生传统的学习与工作方式，学习从纸质教材看到信息向网上搜索信息转化，备课从过去的纸质备课为主转向以电子备课为主，实现学习、课程、教学和管理的全面融合。教育应用云平台为学生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也正是教育应用云平台以Web网页形式呈现，各种移动终端设备都可以访问，用户端可以随时随地学习和办公，为“碎片时间”学习和办公提供了保障。可见，搭建教育应用云平台可以实现教育深度应用，并以正面的方式，占领了“泛在学习”阵地。

3. 推动教育应用平台和媒体技术的深度应用

第8篇：对媒体融合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理解本体论 视域融合 效果历史 音乐文化产业 音乐教育

【中图分类号】J60-02 【文献标识码】A

音乐作为一门非具象的艺术，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文化事相，自古以来与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音乐与哲学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均对音乐的产生及其本质作出了探讨。

自十八世纪起，哲学中心从本体论问题转向认识论问题：不再以对宇宙万物本体的研究为起点，而是转向人在万物中的位置。从笛卡尔和康德开始，所有的研究都以人为中心展开，而音乐正是这一变化的重要表征和把握这种变化的重要标准。

二十世纪来，西方哲学流派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现象学派的罗曼・茵加尔顿，释义学派的狄尔泰、伽达默尔等人关于艺术的精辟见解，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的西方音乐美学界，使得音乐本体论，即音乐的存在方式作为一种艺术哲学的高度被提出来，阐释了音乐艺术存在的真理性。

对音乐本体论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于润洋先生关于音乐作品存在方式所具有的二重性的精辟阐述代表着音乐美学界的较高成就：音乐作品既是一个自身存在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物态性客体，同时又是一个离不开接受者意识活动的、非客观存在的观念性客体。两者辩证统一，相互依存。这就表明音乐作为一种用来表达人类情感的“音响结构体”，既不是物质性的，也不是“纯意向性对象”，而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音乐本体论的研究属于音乐哲学理论的范畴，本文试图将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释义学理论应用于音乐本体论的探讨，从而进一步丰富与发展该理论；同时，发挥哲学对实践的指导意义，阐释这一课题研究对我国音乐创作、音乐文化产业、音乐教育的发展进行有益探索。

哲学释义学由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所创，称之为释义学史上的一次重要飞跃。作为一门古老的学问，释义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起源于古希腊，包括荷马和其他诗人的作品；中世纪后，解释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比如《圣经》、法典和史籍，这一时期理解只局限于人对某些文本的解释活动和关系；到了近代，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将释义学引入了哲学，经狄尔泰的发展，理解问题变成了人文科学领域的普遍研究方法，即方法论意义上的方法，使释义学大大向前发展。

现代释义学在近代释义学基础上发展而来。值得关注的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人物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从狄尔泰手中接过了释义学的思想并进行了现象学的改造，将理解看作是“人的亲在”的存在方式，即理解者对现象的理解也就是对自己存在的理解，理解和解释属于人存在的基本结构，具有了中心的、本体论的意味，这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学生―当代释义学宗师伽达默尔。伽达默尔通过现代释义学构建了一种“理解本体论”，认为理解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根本交往形式，人们在理解的关系中生活、交往和思想。理解的限度，决定了人的认识限度和世界经验的范围。理解构成解释者的视界，支配着文本的意义显现。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来研究理解的意义问题，并以伽达默尔的艺术真理为切入点进行论证，对音乐美学，尤其是音乐本体论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伽达默尔的释义学对音乐哲学启发很大。音乐作为人的创造物，是特殊的精神产品，总离不开创作、表演、欣赏三个环节。作曲家运用乐音符号系统创作出具有一定审美价值的音乐作品，用以反映自身的生活体验，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作为创作主体，作曲家将头脑中形成的完整的乐思流程记录在其乐谱“载体”上，这为演奏主体提供了客观依据；演奏者作为“二度创作”的主体，使乐谱重获新生，同时也将自身的“理解”融入到音乐作品之中；而作为音乐作品的鉴赏者，将演奏者传递的声音信息在头脑中整合，通过“理解”能动地对作品所含的创作意图、思想、意义价值等作出评价和判断。音乐作品是历史的、固定的，而理解者是现实的、不断变化的，作品的意义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音乐在作曲家、乐谱、演奏者和欣赏者的动态阐释和实现过程中存在。

从“语言”概念探讨音乐艺术本体特性

音乐素材是人类精神实践的创造物，是特殊的语言形式。如果没有声音这种特殊的语言外壳，再精彩的音乐作品都是缺乏说服力的。声音是音乐艺术得以在主体意识中存在的基础，从伽达默尔的“语言”概念探讨音乐艺术本体层面的特性，有利于理解和把握音乐的独特性。

语言性作为释义学对象之规定：人们所理解之对象是通过语言得到自身的存在表现，成为理解对象的。音乐是抽象而无形的，同时它又是具体的，包括音调、音高、音质、时值、强度、音量、节奏、节拍和速度等术语，这些可以直接感知的性质在音乐作品中结合起来，使音乐立刻就很容易理解。作曲家利用这些音乐素材，运用强大的内心听觉和丰富的创造力构建起头脑中酝酿已久的音响，并记录在乐谱上实现了音乐作品的客观存在。乐谱作为作曲家形象思维活动的承载物，为演奏（二度创作）提供了唯一客观实在。

语言性作为释义学过程之规定：人们理解和解释过程是在语言中并通过语言来实现的，理解过程即是解释过程。解释过程是以语言为媒介来展现理解之意义的过程。作曲家创作一首音乐作品，或者是为抒情，或者是为叙事，或者为了描绘景色，但都离不开理解与表现。创作者利用乐理、和声、复调、曲式和配器等专业知识，把所有与众不同特点的音乐素材组织在一起，形成独特的音乐发展形式。作曲家与声音素材融为一体，通过直觉和听觉、知觉之间的相互作用完成创作，正是语言性理解过程的阐释。

语言性作为释义学理解模式之规定：在伽达默尔看来，现代释义学的理解模式即是“对话模式”，理解的过程就是解释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过程”。因此，“所谓理解就是在语言上取得相互一致……语言正是谈话双方进行相互了解并对某事取得一致意见的核心。”现代释义学的“对话模式”为音乐接受即欣赏主体提供了借鉴。演奏者通过对乐谱的分析和研究，将脑海中的乐音符号经过重构、整理变成想象中的音乐形象，以演奏的形式进行传递，实现与乐谱的“对话”。音乐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使音乐存在在语言一致上的相互理解成为可能。

“视域融合”的过程预示着突破和创新

理解者与理解文本对话的过程，即是理解者与理解“视域融合”的过程。任何理解和解释都发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与理解者本身的各种因素密不可分。因此，理解者总是带着自身的“视域”来理解文本。理解者有视域，文本也有自己的视域，理解过程就是这两种视域融合的过程，在保留各自视域的基础上生成了新的视域。一切艺术作品的再现，或读诗、或看画、或演奏乐曲，均可视为向观赏者的显现。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视域融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一次新视域的形成，就预示着理解的突破和创新，这决定了意义的理解是一件开放的、无止境的事件。音乐作为一种抽象的艺术形式，其作品意义的不确定性也是音乐艺术的独特性所在。

音乐由作曲家、演奏者和听众共同分享，在倾听的过程中，不仅是音质、力度、音调、时长、表现力的变化，更是动态的视域融合过程。著名管风琴家里奥・克莱曼的演奏让人神往，最印象深刻的演奏是巴赫的《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音乐质朴感人，艺术性与并入每个音符中。作品熔巴洛克音乐艺术风格、德国严谨的对位法和教堂音乐传统于一炉，是世界音乐史上的瑰宝。在哥特式科隆大教堂里，长长的回声时间使声音得以持续存在，得以从石质墙壁上弹回，以一种几乎可以触摸到的方式包围着听众，此时，把音乐看作是声音与人的统一体毫不奇怪。演奏家将自己视域中的音乐传递给欣赏者，欣赏者将声音进行构想和领悟，产生与创作者成为一体的幻觉，在音乐中忘却时间，忘却自我。这正是伽达默尔“视域融合”观点所表达的意义。

“效果历史”表明艺术作品的客观性

理解是在视域融合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而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的“释义学情境”是不同的，因而，视域的不同则影响了理解的过程。理解总是历史的、有限的、相对的，并处于特定的情境中，它总是包含着对传统、权威等先见在内的理解，人们的理解无法摆脱而只能以正确的方式进入到理解情境。伽达默尔还提出了“效果历史”概念，认为“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与理解相同，通过对作品历史性、有限性和相对性的确认，来表明承认艺术作品的客观性。

作为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产物，音乐作品本身所特有的内涵、情感等因素，都是不以接受―欣赏者意识为转移的。我们无法从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中听出愉悦、恬静，也不能从巴赫虔诚的众赞歌中听出愤怒与反抗。音乐总是与其时代背景紧密相关，特定时代背景，特定时间风格，均在作曲家的创作中留下烙印。同时，作曲家个人的生活环境、感情经历等因素也能动地对作品产生影响。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完成于1804年，追求自由一直是贝多芬心中不可颠覆的信念。他受“狂飙运动”思潮的影响，接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进步思想，崇尚正义的个性解放，憎恨封建专制的压迫，用音乐感召深受苦难的人们为自由和幸福斗争，正是这首交响曲产生的时代背景；同时，该时期也是贝多芬遭受最大痛苦的时期，耳聋的残酷事实让他痛不欲生，将苦难转化成创作之力量与源泉则是作曲家生活经历的展现。作为欣赏者，只有将自己的视域进入作品的特定释义情境，才能把握它的深刻内涵。肯定艺术的基本价值是反映客观存在的真实性，在正确理解创作者作品的时代背景和情感传达的基础上强调意义的多样性，是伽达默尔“效果历史”概念见之于音乐的启示。

现代释义学在当代的重要意义

作为人类主观两机的抽象―哲学是人类理智的抽象，音乐则是人类心灵的抽象，两者在矛盾同时，亦有许多相通之处。通过对现代释义学的一系列概念和命题进行阐述，以哲学―美学的理论观点来审视音乐的存在方式，更加广泛地关注音乐的哲学问题，同时对人类审美的观念、经验、趣味、理想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现代释义学指导下，我们不断审视创作者、作品、演奏者与欣赏者之间的关系，更多的研究注意力已经从创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转向了作品与其欣赏者的关系，这对我国未来的音乐创作领域有重要启示。风靡全国的原创音乐类节目《中国好歌曲》，可谓是一场崭新的、全方位的听觉盛宴。众多创作人的作品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苏佩卿的《格格不入》融入了印度音乐的元素，另类的七拍子节奏叫人回味；胡莎莎的《唱念爱》把爵士乐和京剧元素相结合，使古老的传统音乐与西方现代音乐碰撞出火花；谢帝的《老子今天不上班》这类原汁原味的方言歌曲，突显了地域文化特征，在音乐里营造出意想不到的效果。在歌曲的编配上，民谣风与弦乐四重奏、Rap遇上放克、民族乐器配合弦乐队，这些“混搭风”让我们惊奇的同时，引发了一系列的思考：新时期的“视域融合”，多元化是一个重要特征。任何音乐创作都是为其欣赏者而存在，审美主体对音乐的影响力是无可估量的。关注音乐接受者，了解其审美观念及心理意识活动，音乐创作不能离开音乐理解活动中的“视域”，应尊重欣赏主体在音乐存在过程中的地位。这是现代释义学为我国音乐创作领域提供的有益借鉴。

现代释义学的发展，使音乐作品与欣赏者的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肯定了人类音乐艺术思维及审美经验中的主体性原则，强调了听众对音乐作品意义构成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这与我国音乐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是密切相关的。著名旅法钢琴家、多媒体音乐会创始人宋思衡，利用视频、画面、图像、灯光、舞台、舞美等因素的结合，将音乐、文学、现代媒介这些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打通成一个开放的平台，给欣赏者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引起了听众的热烈反响。从《交响情人梦》、《肖邦・爱》等多媒体音乐会中，让我们深刻地感到：21世纪的古典音乐会将不会是一盏灯、一台琴和一个艺术家，它将是集钢琴表演、舞台戏剧、灯光和多媒体艺术于一体的综合表演。而《寻找村上春树》的演出，更是实现文学、音乐、媒体的跨界融合，赋予了听众新的意境和审美需求。没有主持，没有指挥，没有伴奏乐队，宋思衡用指尖在黑白键上“寻找”村上春树。身后的大屏幕上，图景的变幻与流畅的琴声相互应和，使观众通过音乐这种特殊的语言，窥探到演奏者与文学家的内心。用音乐“翻译”现代作家村上春树，同时配合多媒体手段，是个有益而富有启示的尝试：演奏者按照自己对文本（文学作品）的理解，用音乐语言进行“意译”，成功地拉近了我们与文本的距离，同时通过视觉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解释，使欣赏者加深了对文本的理解和感悟。某种意义上，是“视域融合”观点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的外延。注重多维度、宽领域的“视域融合”，满足现代社会中欣赏主体的审美需求，宋思衡与他的多媒体音乐会为活跃我国音乐文化市场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现代释义学的发展，促进了现代音乐教育的发展。一方面，教师应把视域更多的集中在音乐表现、创造、欣赏等，积极引导学生个体主动对音乐客体进行理解和感受。通过个体感知达到感情共鸣，使感受者自然地达到精神世界与情感世界的共同升华。另一方面，要关注学生个性发展。“人没有个性，就没有艺术的生命”。音乐是个性化非常强的艺术形式。音乐欣赏者个体亦具有多样化特点。要积极支持和鼓励学生个性化发展，使每个学生真正学有所长，各具特色。现代释义学的发展，对高等音乐教育也有极大的促进作用。音乐学本身具有很强的边缘性，吸取其他学科的东西（如哲学、文学），积极促进各学科的交流融合，为改变单一的课程功能，走向整体的综合性课程功能提供借鉴。

第9篇：对媒体融合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媒体融合；新闻业务；创新方法

大数据时代，新兴媒体不断涌现，成为新闻传播的主力军，这对我国现存新闻行业格局产生影响，使信息化在新闻行业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若要将信息化与新闻媒体进行深入结合，并使新闻媒体可以重新焕发出时代光彩，就需要全面提升采编工作者的专业能力及职业素质，坚持新闻业务与新媒体方向有机结合，使传统新闻业务在新媒体时代中所受到的冲击减小，使新闻事业可以在新时代持续发展。

新闻业务的多方面转变

1.报道模式发生转变在媒体融合大环境下，新闻报道视角以及新闻报道模式逐渐由传统单一化、固定化转化为全景化，将具体新闻事件放置于整体化背景之中，通过对多人故事的讲述，实现新闻报道的全方位与多层次，提高了新闻的独特性与全面性，在同一新闻事件中发掘出多方面的内容，从多方面展现事件本质。这种全景化的新闻报道模式不仅使读者对事件的详细起因、具体经过以及真实结果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还使新闻事件的具体性与真实性得到了保障。此外，多种新兴技术的不断应用与普及，也使新闻报道方式中传统的特段与通信方式得到了转化，热门新闻题材的独一性被打破，新闻也逐渐向板块新闻、评论新闻和解释性新闻等多种报道形式转变，进而推动了媒体融合下传统新闻多样化。

2.新闻主体的变化在媒体融合环境下，由于新设备与新媒介不断被应用，推动了传统新闻主体的转变。具体来讲，由于数码相机以及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的普及，导致人们在遇到诸如自然灾害、交通事故及其他重大事件时，可以随手抓拍与记录，从而为新闻报道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随着微信、微博等互动平台的普及，普通民众也开始通过移动终端记录身边突发事件，并通过自媒体平台将事件传播出去，也为新闻记者采编人员提供了信息资源。新闻主体由单一的新闻从业人员转化为采编记者与大众群体共存的局面，自媒体的出现正是新闻主体转变的证明。大众虽未接受专业的采编训练，却也为报社以及电视台等新闻媒体提供高质量新闻图片与新闻视频资源，又提高了新闻主体的全面化。此外，由于多种交流平台的普及与信息实时性的特点，导致新闻受众可以自由选择平台并发表自己对新闻事件的理解与看法，拉近了传播者与新闻受众之间的距离，有效拓展新闻主体的同时，也提高了新闻互动效果。

3.传播内容的转变在媒体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利用网络，人们可以在社交平台浏览新闻信息。这种新时代下的新闻传播方式与新闻传播内容，打破了传统模式下的时空限制。同时，由于碎片化阅读需求的增加，导致新闻内容更新加快，短视频行业方兴未艾。短视频操作方便简单、互动性强，通过生动的形式与多变的视角展现丰富多彩的生活，逐步受到网友的青睐。然而，出于吸引观众眼球与点击量的目的，部分媒体会通过重复性较强的新闻或虚假新闻的方式来更新内容，使新闻内容的准确性受到打击。短视频中也常常会发生“摆拍”现象，人为制造虚假新闻来获取观众关注。

新闻业务的多方面创新

新媒体变革以及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给传统媒体带来冲击，导致传统纸媒发行量下降，广告收入下滑。受众阅读习惯的转变也使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逐渐被移动客户端所代替，传统媒体业面临严峻挑战。新媒体爆炸式发展与增长，传统主流媒体“渠道为王”的时代荣光已不复存在，话语权逐渐降低。如何在媒体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保持传统媒体的话语权，走出适合自己的创新发展之路，成为传统媒体不断思考探索的问题。全媒体是一种集合概念，从具体的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以及传播手段的角度来理解，全媒体是通过多种表现形式与传播手段来进行新闻内容的传输与内容的全方位展现。媒体融合背景下，要树立全媒体概念，通过多种方法走出自己的创新之路。单一媒体向综合性媒体转变，也将成为媒介集团发展的主流，这种融合型媒体，不仅是媒介形态的融合，也是技术、资本以及新闻资源的融合。因此要围绕受众对新闻的具体需求以及阅读个性化特点来进行媒体业务的变革，大力发展信息技术，并在新闻内容上进行相关转变与改革，建设黏度极高的网友队伍，依托互联网，通过音频、视频以及图文等多种表现内容来提供新闻报道，以实时、高效、互动的方式来满足受众对新闻的获取需求与互动热情。

1.新闻业务中采编模块的优化新时代针对采编工作进行优化，需要结合时代特点与受众需求，用创新思维来解决采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新媒体时代，无论是网站或是互动平台，其盈利方式大多由流量来决定。因此采编工作应向专业化方向发展。针对读者个性化需求来开展采编工作，使新闻报道更贴近观众。信息化时代，受众阅读的信息数量大但深度不够，新闻内容大多浮于表面，缺乏对新闻的深度研究。因此，采编工作应重视凸显新闻本身价值，利用用户浏览记录，了解用户的阅读兴趣偏好，进行有针对性的新闻报道与新闻推送。在保证新闻量的同时，重视新闻的价值，充分对新闻的深度进行挖掘，使新闻背景得到补充，新闻内容得到丰富，新闻的真实性得到保障，赋予新闻立体与动态的价值。将新闻事件背后所蕴含的背景以及环境信息等方面的内容添加到新闻报道中，使新闻报道更加立体全面。新闻工作者针对具体新闻内容进行深入发掘，是确保新闻业务改革的重要前提条件，只有保证新闻事件的完整性、全面性与系统性，加强读者对新闻事件的理解程度，给读者以多角度的参考，新闻采编工作与新闻报道内容才算是成功。工作者在采编具体新闻时应重视新闻背景的阐述与评价，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与探究兴趣，推动新闻业务的发展。

2.新闻传播的优化媒体融合背景下，要优化新闻工作，就应重视发挥融媒体平台的优势，为新闻报道工作的改进提供条件。要优化传播方式，使受众从多种方面、多种角度、多种形式对新闻内容有所了解，弥补传统媒体不足的同时，避免新闻的片面性。要有针对性地对具体新闻事件的多个元素进行收集与整理，科学地融入新闻报道中，将具体新闻事件以直观的形式展现给读者，让读者积极参与新闻事件的讨论，提升媒体的公信力。

3.全媒体中心的优化借鉴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的运行机制，构建更加适合融媒体的策划、采编、发行工作网络，将策、采、编、发工作流程进行创新，设立整体调度中心，建立采访、编辑的联动平台，并针对采编部门进行改革，强化各媒体编辑部的职能，推进深度融合的同时，对机构职能以及媒体人员的配置进行改革与调整，根据具体采编内容、阅读受众以及传播平台的不同，实现新闻信息“一次采集，多次生成，多元传播”。实现信息采集的便捷化、技术平台的科技化、新闻内容的个性化、传播渠道的多元化。通过总部的联络与沟通，完成对音频视频等新闻内容的重组与加工，并根据受众需求进行合理调整。总部根据具体要求，将采编工作者的新闻素材进行整合，并分发给多个部门，利用其新型媒体技术，实现部门与总部的沟通交流，利用部门的优势以及新闻工作特点，生产出相应的新闻内容。要实现多部门的有序合作，通过整体调度中心建立多部门的联动平台，强化各部门的职能，实现深入落实新闻工作创新与融合的工作目标，实现新闻信息的采集、生成与传播，实现新闻信息采集便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