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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穴位埋线法;高脂血症;调三焦;疗效
高脂血症是一种代谢障碍性疾病,患者的血脂含量较高,其主要临床表现为黄色瘤和动脉硬化。该病的发病率很高,我国患患者数约为9000万。它可严重损害心脑肾等脏器,引起冠心病等疾病,从而危及患者的健康和生命[1]。本文探讨以调三焦理论指导穴位埋线对高脂血症的干预作用,为穴位埋线做初步的穴位筛选研究,并为高脂血症发生的机理做进一步的探索,对提高穴位埋线、针灸等方法治疗高脂血症的疗效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具有发展前景,对弘扬中医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将2011年1月~2012年12月在我院进行治疗的60例高脂血症患者采用调三焦穴位埋线法治疗,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具体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以2011年1月~2012年12月在我院进行治疗的高脂血症患者为研究对象,选择同时符合我国《血脂异常防治建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有关高脂血症的诊断标准以及纳入标准、排除标准的血脂异常患者180例,对所有患者在治疗前进行血脂检验。采用随机方案,当筛选到合格病例后,以初诊顺序随机分配将其随机分为三组。实验组60例(即调三焦穴位埋线组),其中男患者38例,女患者22例;年龄30~70岁,平均(53.85±4.93)岁。埋线对照组60例(即常规穴位埋线组),其中男患者42例,女患者18例;年龄35~68岁,平均(52.17±5.66)岁。药物对照组60例(即血脂康组),其中男患者35例,女患者25例;年龄37~57岁,平均(54.68±3.58)岁。三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方面均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埋线操作均一样,只是取穴不一样。
1.2方法 实验组采用调三焦穴位组进行穴位埋线治疗,应用调三焦穴位埋线法:取穴:方组一为:心俞、脾俞、三焦俞、中脘、天枢、气海、丰隆、曲池;方组二为:肺腧、肝俞、肾俞、建里、关元、水道、支沟、三阴交,每次取一组穴位,两组方穴交替使用,行穴位埋线,间隔1 w/次,5 w为1个疗程,疗程间休息2 w,治疗2个疗程。穴位埋线采用套管针埋线法,器材:羊肠线(3/0)、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针(7#)及适配的无菌磨平针尖的针灸针(0.3 mm×40 mm),患者取平卧位,暴露穴位处皮肤并用2.5%碘酒消毒以及75%的酒精脱碘。以一次性的8号注射针头为套管,以剪去针尖的30号毫针为针芯,于针管前端置入3/0号羊肠线,进针皮下约1寸后边退针管边推针芯,在穴内置放羊肠线,用消毒纱布覆盖,并用胶布固定,禁沐浴12 h。埋线对照组用常规穴位组行穴位埋线治疗。取穴:中脘、天枢、脾俞、丰隆、三阴交、曲池,行穴位埋线,间隔1 w/次,5 w为1个疗程,疗程间休息2 w,治疗2个疗程。取穴及穴位埋线方法等同实验组。药物对照组采用口服血脂康胶囊治疗,口服血脂康胶囊,0.3 g×12粒/盒(国药准字:Z10950029,北京北大维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2粒/次,2次/d,治疗时间为12 w。三组患者治疗期间,均要求适量的运动、合理控制饮食。治疗12 w后,复查血脂,疗程结束后1个月随访1次,详细记录其症状、体征,对愿意复查血脂的行二次血脂复查。三组患者复查后比较三组疗效,观察三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脂变化,包括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等观察指标。
1.3疗效评价 疗效评价分为3个级别:当TG减少2/5,TC减少1/5,HDL-c增加0.26 mmol/L,LDL-c减少1/5时为显效;当TG减少1/5~2/5,TC减少1/10~1/5,HDL-c增加0.18~0.26 mmol/L,LDL-c减少1/10~1/5时为有效;当治疗后患者的各项指标无变化时为无效。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的方式进行统计描述表示,其间差异比较利用T检验,计数资料利用χ2检验或非参数检验,P
2结果
2.1三组治疗后的疗效比较 治疗后,实验组的总有效率高于埋线对照组,具有显著性差异(χ2=4.183,P
2.2三组治疗前后的血脂指标比较 血脂(TC、TG、LDL-C、HDL-C)测定,所用仪器为OLYMPUS-AU400, 试剂为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治疗后,三组的血清TG、TC和LDL-c含量均低于治疗前,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2。
2.3不良反应 三组治疗期间均未出现血肿、晕针以及神经损伤等不良反应。
3讨论
高脂血症可分为2类:原发性和继发性。前者与遗传背景和先天性因素有关,是由相关基因发生变异引起与脂蛋白功能有关的酶、受体或载脂蛋白结构或功能发生变化而导致。后者多由糖尿病、肥胖等代谢性疾病或吸烟、喝酒等不良饮食习惯所引起[2-4]。目前,该病的主要治疗方案为控制体重、坚持运动和锻炼、戒除烟酒等不良习惯、服用降胆固醇的药物和以降血清三酰甘油的药 物[5]。
本研究探讨分析了调三焦穴位埋线法治疗高脂血症的临床疗效。三焦为元气之别使,通行原气,贯通人体内外上下,输布由脾胃而来的水谷精微,维持人体水液代谢的平衡,总司人体气化活动[6]。利用调理三焦的理论为指导,同调上、中、下三焦,能够整体治理,综合调节;还可以调节脏腑之气,对脏腑之功能活动有更为直接和显著的影响[7]。并且该疗法避免了药物的毒副作用和针灸治疗的就诊次数多等问题,通过长效刺激穴位,可改善血脂代谢及其结构,并将减少异常血脂含量,恢复血脂的正常水平,从而防止肾脏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并发症的发生发展[8-9]。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实验组的总有效率大于埋线对照组,也大于药物对照组,均具有显著性差异(P
综上所述,本研究探讨了以三焦理论指导穴位埋线对高脂血症的干预作用,为穴位埋线治疗高脂血症做初步的穴位筛选,分析了高脂血症的发生机制,为高脂血症发生的机理做进一步的探索,同时有助于增加针灸、穴位埋线等治疗高脂血症的疗效。提高穴位埋线法治疗高脂血症的疗效。并且本研究着重于的是中医现代外法之一,其发展前景良好,值得于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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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俊敏.针灸治疗高脂血症的42例临床疗效分析[J].中外健康文摘,2012,3:36.
[5]张苹.针灸治疗高血脂症的临床资料分析[J].中外医疗,2008,14(11):5.
[6]王凌云,毛红蓉,罗飞.穴位埋线疗法治疗高脂血症的临床研究[J].湖北中医杂志,2008,30(9):27.
[7]李艳芬,庄礼兴,朱晓平.穴位埋线治疗高脂血症的临床研究 [J].辽宁中医杂志,2011,38(1):142-143.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就业能力;核心价值观
在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转向大众化的过程中,随着招生人数不断增加,能否在竞争激烈的人才市场中脱颖而出、能否被社会和用人单位接受,取决于就业能力的高低。就业能力译自英文(Employability),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学者贝弗里奇(Beveridge)提出,其研究随后盛行于英、美等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研究已成为就业能力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领域。
关于就业能力这一概念的定义,目前中外学者尚未形成统一定论。笔者认为,我国毕业生就业能力主要包括毕业生具备符合工作岗位需求、能充分发挥自身才能并实现自我价值的能力,即满足社会对人才需求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能力。大学生就业能力构成的因素较多,主要包括思想道德、身心素质、信息能力、沟通能力、实践能力、团队精神、科学文化素质、专业技能、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学校条件、家庭条件和社会条件等等。
一、中外促进就业能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比较
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虽然不像我国有一个统一的名称,但可以说是“无其名而有其实”,按美国教育部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的说法:“我们学校的任务就是教学生政治社会化技术,或者公民技术,中国叫德育或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叫公民教育,叫做政治社会化。”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是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石,在大学生就业指导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同样是由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指导的。
个人主义在美国几乎是深入人心,笔者认为美国的个人主义大体包括:自我救赎,个人尊严,个人价值,自由竞争等。上述思想促使美国大学生在就业中积极主动寻找机会,先养活自己,再逐步实现个人价值,通过主动出击在激烈竞争中适者生存。美国的本科教育强调通识教育,其直接导致了不少大学生毕业后学非所用,但美国思想政治教育推崇的实用主义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大部分毕业生会选择先就业再择业,在初次就业时不完全局限于专业限制。
与此同时,美国高校非常注重学生人格的培养,认为做人必须要有健全的人格。目标是使学生学会“公民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职业生活”,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用的、让人满意的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积极进取的一员”,从做一个好公民开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而使学生更好的适应社会,根据市场需求来修正自己的价值观念,这也是包含着实用主义的教育。
我国指导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欧美推崇的个人主义,我国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培养目标是要让学生成为具有爱国主义精神、良好的个人道德品质、具有社会责任感、工作中敬业、生活中诚信、对人友善、具有团队协作意识的人。在求职过程中信守协议、讲究道德。
在调查中发现,不少用人单位将求职者良好的道德品质摆在招聘条件的第一位,因我国传统观念“先做人,后做事”,不少企业认为,专业技能,动手能力、沟通能力等等,还可以在工作中慢慢培养,而人的道德品质是难以改变的。因此我国在就业指导中将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集体主义、敬业精神作为重点。
二、中美就业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价值差异
美国的大学生就业指导历史悠久,已形成一个理论体系。美国高校就业服务注重大学生的潜能开发、职业生涯规划、心理健康服务。其教育观念非常注重实践教育,通过实践将学生习得的社会价值观贯彻到行动中并加以内化,由于美国的德育教育以及社会价值观教育所带来的影响,美国大学生的择业观念比较能适应市场的社会需求,美国大学生的基础文明也能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
美国注重创业教育,美国高校理念是将大学办成“创业者的熔炉”,因而大学生中形成了浓厚的创业氛围。在“美国梦”的文化价值背景下,有很大比例的大学生选择自主创业,学校也为此开设了相关课程指导,并日趋完善,形成了创业教育体系,大大提高学生创业的激情和能力。
我国指导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欧美推崇的个人主义,我国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培养目标是要让学生成为具有爱国主义精神、良好的个人道德品质、具有社会责任感、工作中敬业、生活中诚信、对人友善、具有团队协作意识的人,在求职过程中信守协议、讲究道德。
通过调查发现,不少用人单位将求职者良好的道德品质摆在招聘条件的第一位,因我国传统观念“先做人,后做事”,不少企业认为,专业技能,动手能力、沟通能力等等,还可以在工作中慢慢培养,而人的道德品质是难以改变的。因此我国在就业工作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集体主义、敬业精神作为重点。
三、对策和建议
(一)以德育为抓手,以礼育人,抓素质教育,充实教育内容
我国开展素质教育已有一段时间,但不少大学生仍只习惯于一味学习书本知识,缺乏对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导致在就业过程中不能适应市场需要。市场不但需要有技能、懂知识的劳动者,更需要德才兼备的人才。所谓德育,也就是素质教育,注重全方位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素质和心理素质。
新形势下,市场对毕业生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求德才兼备,还要求有礼有节。当前90后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中往往缺少“礼”的教育,更有不少家长对学生的要求是有求必应,使学生养成自我中心的性格,对父母、对老师都缺乏尊重,与同学也难以换位思考,因此,以礼育人显得迫切而重要。在对学生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更加强社会学、礼仪学等课程,让学生尽早学会沟通的技巧、学会处理人际关系和学会做人的道理。
(二)全方位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者自身素质与专业素养
思政工作者对学生就业指导教育中应对学生及时开展就业心理咨询,培养健康的就业心理,注重学生人格教育,培养健全的人格,以培养符合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学生为目标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而使学生更好的适应社会,根据市场需求来修正自己的价值观念,从而使学生更好的适应社会。引导学生正视自我,正视挫折,提高自我调节能力,更好的适应市场需求。
在指导学生树立良好的就业观念时,应加强创新意识和创业理念的养成,刺激创业精神,创造就业岗位;激励大学生到艰苦的地区与艰苦的行业从事艰苦的职业;提升大学生的就业适应性与灵活性;加强职业匹配服务,改进大学生就业的效率。加强创业实践指导,不少高校在大学生创业实践方面已经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例如笔者所在高校设立的创业孵化园即是促进大学生创业实践的新突破。
(三)加强价值观、理想信念教育,培育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择业观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就业观,树立与时展相适应的就业理念,转变一味追求在大城市工作、盲目追求公务员岗位、不愿意到基层工作的观念,认清形势,从实际出发,调整好心态,合理定位。
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中,突出理想信念教育,指导学生坚定职业理想,鼓励和支持学生把个人发展同国家发展结合起来。学生转变就业观念,调整就业心态,才能减少就业过程中盲目追求“大城市、大企业、高收入、高福利、高地位”造成的“有业不就”现象,珍惜工作岗位,从基层做起。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大学生中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本质上要求学生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尤其应当加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教育,全面提高道德素质。首先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毕业生就业的价值取向,转变传统就业观念,其次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分析解决学生成长和就业中遇到的思想困惑与现实难题,增强价值认同,养成良好职业习惯。教育学生讲职业道德,注重诚信择业,在就业中注重职业道德,引导学生干一行爱一行。
总之,我们在进行就业指导过程中,应当合理安排和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应当从现实出发,在充分借鉴西方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加快思政工作队伍建设,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不断“与时俱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全面提升大学生的就业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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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晓红,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双重性研究,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9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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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师本科生;毕业论文;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构建;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G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2)41-0115-04
一、问题提出
高等学校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其质量是衡量学校教学水平的重要依据。为适应国家教育部对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的要求,推进毕业论文教学改革、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切实提高毕业论文教学质量,培养21世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高素质人才,遵循高师物理与电子信息类人才的培养规律,遵循科学研究训练和科学研究素质培养规律,结合学院情况,我们对毕业论文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组织管理和教学质量评价等作研究和实践,实践探索构建高师本科生毕业论文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二、构建保障体系的实践
1.教学目标
毕业(设计)论文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强化社会意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能力与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践环节。高等学校应当进行毕业论文教学工作,并且要从毕业论文的教学思想、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组织管理、教学评价等方面切实抓紧抓好,保证毕业论文教学工作质量。
调研确定了本科生毕业论文教学目标:①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意识,指导学生了解科学研究的一般程序和方法;②让学生得到科学研究的初步训练,体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核心精神――创新,或者勇于面对科学研究工作的常见结局――失败;③培养学生科学研究的初步能力;④指导学生获得有一定价值的研究结果。
2.教学模式
基本模式:(理论课程、实验课程、教育实习和毕业论文“一体化”过程教学模式)+(指导教师选派、论文选题、论文题目审查、论文开题、论文形式审查、论文量化评价、论文答辩、论文成绩评定的“系统规范化”教学质量过程控制模式)。
(1)理论课程、实验课程、教育实习和毕业论文“一体化”过程教学模式,见图1。
首先要明确基本理念。
传统课程理论的视野主要是投向历史,它建立在人类已有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可称之为“遗产教育”。正如杨振宁先生指出:“国内培养知识继承性人才,而国外培养知识创造性人才。”在这样的思想观念下,大学课程体系中的理论课程、实验课程和教育实习等毕业论文教学环节的前期课程教学,对科学研究方面缺乏必要的教学要求,似乎科研教学只是毕业论文教学环节的任务。致使学生在对科学研究毫无概念的情况下仓促进入教学时数不多的毕业论文教学这一科研训练环节,直接影响了毕业论文教学目标的实现。
理论课、实验课、教育实习等和毕业论文教学应该互相融通、有机结合,以形成合力。一方面,在理论课、实验课教学和教育实习中,学院和教师应该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方面采用渗透、科研专题课、课程论文等多种方式加入科学研究教学因素,使科研训练教学有一个层次性、连续性过程,以符合科研能力培养的规律。同时,在学院层面上,学院协调、组织教师结合自己的情况,创造性地采用各种方式指导学生科研训练,培养学生的科研素质。另一方面,在毕业论文教学阶段,制定较详细的教学要求即《毕业论文教学要求》,努力使师生明确教学目标、教学要求,做到在注重论文结果本身显性的价值和质量的同时,关注过程质量,注重学生科学研究能力素质培养及可持续能力培养。调动师生积极性、主动性,协力完成教学任务。
其次要制定具体方案。
一是在全院课程中开展科学研究教育“渗透”教学模式实践。在教学内容上,适当更新、重组内容,引入学科前沿内容;将新的教学研究成果及时引入课堂(成果可以是学院教师自己的)。在教学方法上,以教学计划的方式(在课程表上定出时间,如光学课程周课时4分为:3讲课+1讨论)要求学院80%以上的课程以学生为主进行课堂讨论、学习研究;实验课的绝大部分课程开展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理论、实验课程尝试指导学生完成课程论文。在教学评价上,重视过程评价、多元评价、发展性评价等,逐步改变以往纸笔一卷评价、知识一元评价、终结性评价等教学评价方式。
二是在全院公共课(主干课)一一教法课上以专题形式,以教法课教师为主体、以“中学物理(或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方法”为载体,相对完整、系统地介绍科学研究的一般程序化方法和科学研究的核心精神。
三是在全院教师中,发动教师主动性与灵活性,因地制宜指导学生科研训练。这方面可以采用以下做法。第一,承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的教师,可从二三年级选拔优秀学生参加科研工作;第二,硕士生导师可将硕士生培养工作下接至本科生,让本科生介入硕士生科研工作,参加硕士生科研专题讨论,接受初步的科研训练;第三,具有科技发明、科技制作经验的教师,可从二三年级选取在这些方面有兴趣有一定基础的学生参加科技活动,经历科学研究过程,接受科学训练,完成科技制作和发明。第四,在全院公共课――计算机类课程中,引导学生完成设计型任务。
四是在教育实习中指导学生完成教育调查报告、教育实习小论文。学院的三个专业皆为师范专业,师范教育类课程系列在学院课程体系中占一定比例,持续三个学期。相关教师要利用教育调查教学和实践环节指导学生进行初步的教育科学研究训练,完成一批质量较高的教育调查报告或教育研究小论文,指导学生尝试科学研究。
五是指导教师就所承担课程开展课程及教学研究,一方面可以提高教师教学、科研水平,另一方面也能够开辟学生可以介入(事实上也是相对容易介入)的科研方向、领域。
六是努力建设开放的科研能力素质培养环境。及时通报信息(包括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的信息),鼓励学生参加科学报告会、科学讲座等。利用各种媒体渠道传播科学研究信息。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科技、实验、调查等活动。
七是研究制定《毕业论文教学大纲》和《毕业论文教学手册》,在毕业论文教学阶段严格执行。
(2)指导教师选派、论文选题、论文题目审查、论文开题、论文形式审查、论文量化评价、论文答辩、论文成绩评定的“系统规范化”教学质量过程控制模式,见图2。
为了确立基本理念,在毕业论文教学环节进行过程中,从时间安排、组织实施制定出一个系统的、规范的和
可操作的过程控制模式,是实现毕业论文教学目标、提高教学质量的必要条件。如果缺乏过程控制,就可能出现论文不能按时完成、学生不经历科研过程而直接拼凑结果、甚至做假科研写假论文的行为。
同时,在论文质量评价方面,把过程也作为评价内容之一。此外,原教学计划在第八学期安排六周科研训练(毕业论文教学),实践证明,时数和时间段安排都有一些问题。其一,仅仅六周的时间完成科研训练和论文的全过程是远远不够的;其二,第八学期这个时间段受到学生忙于找工作等因素影响,他们的实际学习研究投入大打了折扣。为此,将毕业论文开始时间提前到第六学期末,持续两学期。据此,制定以下具体方案:①毕业论文开始时间提前到第六学期末,持续两学期。②毕业论文课程学分:3学分。③指导教师工作量:5分,生。④毕业论文(设计)教学工作时间流程:师生双向选择(第六学期的第十八周);选题(第七学期的第四周);提纲、初稿、开题(第七学期的第十八周);中期检查(第八学期的第二周);结题、形式审查(第八学期的第十三周);答辩(第八学期第十五周);归档(第八学期期末)。过程控制见图2。
(3)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环节工作的具体要求,由学院就以下相关文本作出具体规定。一是毕业论文教学目标、内容、要求等:《毕业论文教学大纲》;二是选题:指导教师与学生商量定题。《物电学院学生毕业论文选题指南》用做指导学生选题参考,便于学生了解科研选题的基本知识以及学院指导教师的基本情况,利于选题工作有效开展;三是毕业论文教学工作过程:《毕业论文教学手册》;四是毕业论文评价:《毕业论文考核体系》给出论文量化评审办法(包括:指导教师对论文量化评审办法、评阅教师对论文量化评审办法、毕业论文答辩、成绩评定办法及最终成绩评定办法);五是毕业论文指导教师遴选办法(包括学院要求;遴选时间;遴选形式)、毕业论文教学指导教师和学生双向选择办法(包括学院要求,时间,形式)、毕业论文教学奖惩制度、毕业论文教学工作结反馈意见收集及分析要求:《毕业论文教学手册》。
三、实施效果
1.学生问卷调查结果
(1)调查以问卷调查的方式为主,同时,课题组成员还对部分学生和教师进行了访谈。调查采用自编问卷。主要调查目的为征求学生对毕业论文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两个方面。问卷的设计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①对毕业论文教学工作的认识态度;②对学院和学校采取的教学质量控制过程模式的评价;③通过毕业论文撰写过程,在科学研究方法及科研能力方面的收获;④对做毕业论文的难度、所花的教学时间长度和经济承受能力的看法。
(2)调查结果:87.6%的学生认为毕业论文教学工作重要或很重要,76.9%的学生认为高质量毕业论文意义重大或很重大。45.5%的学生认为毕业论文从四年级上学期较合适;50.4%的学生认为毕业论文持续一个学期合适;62.0%的学生要求指导教师有硕士以上学历;57.9%的学生要求指导教师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68.6%的学生认同学院双向选择指导教师的方式;59.5%的学生认同学院指导选题方式;45.5%的学生认同学院指导教师在学生需要时给予指导的方式;78.6%的学生肯定了指导教师的指导工作做得“好”或“很好”;73.6%的学生认同开题报告环节“有必要”或“很有必要”。
91.8%的学生肯定了:通过毕业论文教学,亲身经历了科研过程;学到了科研方法;在科研知识和能力方面都有所收获。
从调查数据与分析来看,学生对毕业论文教学工作的总体评价是肯定的,但也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2.学生论文质量情况
(1)对学生毕业论文抽样10%,请云南大学物理系、云南民族大学物理系等学校教授进行盲审,盲审结果:毕业论文的综合成绩属中上,但研究难度、创新性等仍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2)2001级起,学生的毕业论文已经公开发表80余篇。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正逐年提高,毕业论文整体质量逐年也有明显的提高。
四、结束语
本研究以云南师范大学物理与信息学院本科生为例,就高师本科生毕业论文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做了近十年的研究及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做了两项工作:
构建的理论课、实验课(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等)、教育实习和毕业论文教学“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将理论课、实验课、教育实习和毕业论文教学一体化,从形式上、内容上、时间上为毕业论文教学顺利进行提供了客观、可操作的教学模式。
【关键词】 帕罗西汀;重度抑郁症;血药浓度;心理状态
帕罗西汀是目前临床常用的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类(SSRIs)抗抑郁药物之一, 能够改善抑郁及焦虑症状。本研究收集本院临床心理科住院使用帕罗西汀治疗60例重度抑郁症患者的临床资料, 观察分析帕罗西汀治疗重度抑郁症血药浓度和患者心理状态变化的相关性。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收集本院临床心理科住院部2014年10月~ 2015年6月使用帕罗西汀治疗重度抑郁症患者。纳入标准:①均符合ICD-10精神和行为障碍分类中重度抑郁发作诊断标准;②2周内未接受过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以抑制的抗抑郁治疗;③汉密尔顿抑郁量表17项(HRSD-17)评分>35分;④年龄18~60岁;⑤对本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器质性疾病或药物引起的继发性抑郁障碍;②精神病继发抑郁障碍;③脑器质性疾病和其他严重的躯体性疾病;④正在服用其他抗抑郁药或镇静类药物。经过筛选共有60例重度抑郁症患者纳入研究, 其中男34例, 女26例, 年龄18~58岁, 平均年龄(32.78±15.02)岁, 病程2~58个月, 平均病程(19.56±17.23)个月, HRSD-17平均评分(34.18±5.92)分。
1. 2 治疗方法 60例患者均口服帕罗西汀治疗, 首次剂量为10 mg/d, 第14天后剂量增至40 mg/d, 连续治疗7周。在治疗过程中, 如遇到特殊情况可根据患者病情适当调整剂量。
1. 3 血药浓度监测方法 在患者口服帕罗西汀第1、3、5、6、7周时分别采集患者3~5 ml静脉血, 肝素钠抗凝, 离心分层,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仪对血浆进行帕罗西汀血药浓度测定。
1. 4 观察指标 在患者口服帕罗西汀后第1、3、5、6、7周监测血药浓度时, 同时采用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进行心理状态评估。PHQ-9量表共有9个条目, 每个条目分为0~3分4级评分, 共27分, 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状态越严重。
1. 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两变量间的相关性采用双变量相关分析, 资料满足正态分布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系数描述, 若不满足正态性分布, 则使用Spearman相关系数。P
2 结果
通过对60例患者不同时间点监测血药浓度测定值结果与PHQ-9评分结果比较发现, 1~3周随着血药浓度的增加, 患者PHQ-9评分与帕罗西汀血药浓度不存在相关性,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从第5周开始, 患者血药浓度不趋于稳定, 随着服药时间的延长, 患者心理状态发生明显改善, PHQ-9评分降低, 与第1、3周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重度抑郁症是以抑郁发作的全部三条核心症状与附加症状共计八条症状为临床表现的心境障碍疾病, 其发病机制复杂, 主要与脑神经系统、神经内分泌系统、遗传及非遗传因素交互作用相关[1]。SSRIs是目前临床应用最为广泛的抗抑郁药, 其可显著抑制神经细胞对5-羟色胺的再摄取, 提高神经细胞突触间隙5-羟色胺含量, 可增强神经细胞5-羟色胺能神经元的传递效应, 有效缓解抑郁和焦虑症状。帕罗西汀是SSRIs代表药物之一, 对绝大多数抑郁症患者具有较好的疗效, 且患者耐受性较好。PHQ-9是基于ICD-10抑郁症诊断标准而修订编制成的九条目自评量表, 由于其自评条目较少, 有研究发现PHQ-9与其他抑郁筛查工具相比, 其易于操作, 灵敏度和特异度相当, 并且没有年龄、种族和性别限制[2]。
本研究通过对60例接受帕罗西汀治疗的重度抑郁症患者, 在服药后第1、3、5、6、7周监测血药浓度, 并同时采用PHQ-9量表评定患者心理状态, 发现帕罗西汀血药浓度与患者心理状态无明显线性关系, 其原因可能是于由于不同患者中CYP2D6基因多态性相关, 影响了帕罗西汀在体内的代谢[3]。但在第5周时帕罗西汀在患者体内血药浓度趋于稳定, 随着服药时间的延长, 患者心理状态发生明显改善, 与服药第1、3周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总之, 在使用帕罗西汀治疗重度抑郁症时, 可通过血药浓度监测结果适当进行剂量调整, 使帕罗西汀血药浓度在体内达到稳定后, 辅以心理治疗, 通过改善患者服药依从性, 延长服药维持治疗时间, 可明显改善患者心理状态, 提高临床疗效。
参考文献
[1] Belmaker RH, Agam G.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N Engl J Med, 2008, 358(1):55-68.
[2] Williams LS, Brizendine EJ, Plue L, et al. Performance of the PHQ-9 as a screening tool for depression after stroke. Stroke, 2005, 36(3):635-638.
19世纪,受西方实证主义思想学说影响,人们对政治学的独立地位、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了较一致的看法,当时主要以国家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与机构、政治理论与原则、政治家的思想行为等为研究对象。20世纪早期,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也产生于20世纪初,是现实国际关系发展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是人们对国际关系认识日益加深的产物,相对来说是新学科。传统上,国际政治学属于政治学的范畴,而国际关系学则是国际政治学的拓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范围内错综复杂的国家间矛盾的第一次总爆发,国际关系成为学者们必须密切关注的焦点。
20世纪50年代末,以国际政治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学成为政治学的三个主要分支学科之一,另两个是行政学和比较政治学。在学科史上,“国际关系”可以说是“国际政治”在空间范围上的延展,在时间上也存在一定的先后顺序。由于这种特征,使得“国际关系学”稍微偏离了政治学领域,与政治学的联系不如“国际政治学”与之紧密。但反过来说,国际政治始终都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点,原因在于“国际政治”关系一直以来是各种国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类关系。
二、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不同
(一)学科生成、发展历程(学科史)的不同
政治学在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中世纪的政治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受神学统治。近代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学最终摆脱神学束缚,恢复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20世纪早期,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的生成是20世纪的事,但这个过程几乎跨越了整个世纪。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作为一种现象也有久远的历史。其实,不管是古代的城邦国家还是现代的民族国家,只要有国家,就存在“国际关系”。“如果把古代学者的研究,诸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研究古希腊城邦国家间关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HistoryofthePeloponnesianWar)和中国记述春秋战国历史的典籍《春秋》、《左传》、《论语》、《战国策》等视为某种“国际关系”研究的话,那么这种研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国际关系学到20世纪上半叶还不能说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像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
(二)研究对象与学科特点的不同
它的视角通常会围绕政治关系,从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文化等方面去阐释政治的本质,关注国家、权力、权利等核心概念,关注人类围绕这些核心价值所做的价值选择,关注对自由、正义、和谐等终极理念的追求;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背景是由世界上所有国家共同构成的一个特殊“社会”,这个社会没有中央权威,国家间的互动在本质上是无政府的。国际关系的研究不仅涉及政治因素,而且涉及军事、经济、宗教、文化、法律、生态、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其中关注较多的是国家的外交关系和外交政策。其研究对象非常复杂,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对于国际关系学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它还涉及哲学、地理学、生态学、心理学乃至数学、统计学等众多学科,表现出十分庞杂的特点,但国际关系整体的运动规律仍是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
(三)研究方法的不同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都经历了传统研究方法和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两个阶段。传统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研究方法、历史的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方法、法学的研究方法等;二战后初期“,国际关系学界大多数学者沿用政治学或法学的一些方法,注重对国家、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研究”。战后六七十年代科学主义盛行时期,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开始利用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铸造本学科新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系统分析方法、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行为主义的方法、数理统计的方法等等,统称为现代科学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上的传统与现代两个阶段是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共性。所不同的是,由于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其研究方法也表现出复合多样化的特点,更多地具有“科学主义的”倾向,研究的问题与政治学的课题相较更为现实具体,更多采用实证主义、定量分析的方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大大丰富了政治学学科的资料库。笔者以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研究方法上不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工具,对于某一分析课题来说只要是恰切的就可以大胆采用。
三、结语
在学科发展史上,学科之间从属、分离以及综合是学科发展内在规律的表现。国际关系学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学的一个从属学科,但随着其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深化、研究成果的繁荣丰富,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地位已经在人们当中达成了共识,大家都承认它有独立的理论体系、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学科目的与学科价值。同时,国际关系学与政治学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支撑的关系。
一、《政治学概论》的学习困难
(一)学生受应试思维影响,学习中缺乏学科意识学生往往把《政治学概论》看作是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延续,在学习思维上也沿用了以往的应试思维。最明显的表现是学生习惯在学习中追求一字不差的唯一标准答案,对教材介绍的同一名词的不同定义,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往往缺乏独立思考,无所适从。甚至要求教师提供练习册,通过题海战术来应对考试复习。这种应试思维严重影响了学生以学科意识来整体把握《政治学概论》课程的内容体系,奠定政治学理论基础和认知框架,造成学习的困难。
(二)学生学习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存在困难。
《政治学概论》往往安排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同时,使用的教材大多理论性、系统性较强,对于大学新生来说,学习理解抽象概念和理论会有一些困难和挑战。往往是名词听起来熟悉,但却不能准确表述与理解,如“政治、国家、权力”等。对政治学中的基础理论,特别是某一理论的不同观点,如“民主理论、国家理论”等往往是似是而非,不知其所以然,更谈不上用其概念与理论分析现实政治问题。[1]
(三)学生课外阅读政治学经典着作存在困难 阅读经典着作是人文社会学科入门非常重要的方法。在教学中我们往往会提倡学生不要囿于教材,要阅读经典着作。但政治学经典着作多数来源于西方学者,无论是内容体系还是理论分析逻辑,抑或行文表述都令学生觉得艰涩难懂,难以坚持。例如《政府论》、《学术与政治》,还有马列经典原着等都不是大一新生能够轻松读懂的着作,单纯强调学生阅读经典着作,不仅无助于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反而加深了学生认为政治学是一门枯燥、难懂的课程的刻板印象。[1]
(四)学生自主运用理论分析现实政治现象存在困难
《政治学概论》教材由于内容的相对稳定性,并囿于篇幅,往往限于简单介绍理论的主要观点或是简单得出结论。表现为作者在论证观点时仅仅限于从理论到理论的思辨与价值判断等传统的规范手段,缺乏以令人信服的事例、数据等事实资料作为观点的支撑,懈于进行田野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未能及时反映政治生活中的变化。虽然教师常常运用“讨论法”、“案例法”等去弥补教材的不足,但学生往往还是难以信服结论,更难以自主运用理论分析、解决问题。
二、《政治学概论》的教学建议
上述学生在学习政治学中存在的困难,既涉及到中国政治学研究发展的问题,也涉及到政治学的教材建设的问题,但笔者主要就教学中的应对学习困难提出了一些建议。主要是课程讲授中应凸显学科意识与学科研究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引导、推动学生的课外学习。
(一)教学体系安排应凸显学科体系的完整、独立,帮助学生建立学科意识
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庞大丰富,《政治学概论》课程到底应该涵盖哪些基础性政治学知识呢?为使学生从总体上把握《政治学概论》的基本框架及其独立的学科地位,需要对其内容进行分类,进而明确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联系。[2]而且这不仅仅是在导论课给学生做一次性的介绍,教师应在每一章节的课程讲授中起到“串珠成宝”的作用。以政治内容可分为实体、观念、活动三个方面为线,根据所选教材的分析框架,帮助学生建立起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系统把握政治学概论的课程内容,而不是通过“背多分”的应试方式来获得概念或理论观点。
(二) 理论教学过程注重学科研究方法的介绍与分析
关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往往是导论中的一节内容,但这远远不能让学生掌握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更不足以让学生自主运用这些学科方法去学习、研究。学者们的理论成果是通过一定的学科研究方法得出来的,教师进行理论分析也运用了一定的学科研究方法,但是,如果我们疏于介绍与分析方法的使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以接受知识性内容为重,以方法的学习与运用为轻。就如大厨端出美味佳肴,食客能品尝到食材,却不懂炮制方法一样。师生之间的教学,不仅要授之以鱼,亦要授之以渔,因此强调理论教学过程注重学科研究方法的介绍与分析。如:在讲授历史上“非政治观”的内容时,需要对每一思想家的历史背景、经济地位、阶级地位以及历史地位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对不同政治观的合理性、局限性进行辩证分析,作到有理有据、全面客观,可以向学生介绍综合运用到的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
(三)构建互动课堂,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
构建互动课堂的方式,已经有很多学者作了有益尝试,提出了“引导讨论”式、启发式、辩论式、师生角色互换式等,这都值得我们在课堂中学习应用。值得重视的是,构建互动课堂不能仅仅是为了活跃课堂气氛,增加学习的生动性、有趣性,更要立足于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提高学生的明辨、批判和创新等思维水平。例如,在介绍了非政治观与政治观之后,可以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表述政治的概念,可以鼓励学生对不同的界定进行发言,讲出自己赞同或者反对的理由。在涉及到观点评价的讲述时,还可以让多
个同学针对彼此的看法进行发言,以更深入明了观点的逻辑。“述议”能力的锻炼,能够培养学生在表达思想观点时拥有清晰的概念、严密的逻辑、有力的论据和明确的观点,这十分重要。“凭借这种思维,在了解必要的预备知识后,对于关乎国计民生的社会热点话题,就能够独立思考并得出正确结论;对于社会上的种种争论,也能够给予恰当评价。”[3,4] (四)教师引导、推动学生的课外学习
课堂教学效果的取得与巩固,少不了课外学习的配合。教师应该通过多种方式引导、推动学生的课外学习。
一、《政治学概论》的学习困难
(一)学生受应试思维影响,学习中缺乏学科意识学生往往把《政治学概论》看作是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延续,在学习思维上也沿用了以往的应试思维。最明显的表现是学生习惯在学习中追求一字不差的唯一标准答案,对教材介绍的同一名词的不同定义,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往往缺乏独立思考,无所适从。甚至要求教师提供练习册,通过题海战术来应对考试复习。这种应试思维严重影响了学生以学科意识来整体把握《政治学概论》课程的内容体系,奠定政治学理论基础和认知框架,造成学习的困难。
(二)学生学习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存在困难。
《政治学概论》往往安排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同时,使用的教材大多理论性、系统性较强,对于大学新生来说,学习理解抽象概念和理论会有一些困难和挑战。往往是名词听起来熟悉,但却不能准确表述与理解,如“政治、国家、权力”等。对政治学中的基础理论,特别是某一理论的不同观点,如“民主理论、国家理论”等往往是似是而非,不知其所以然,更谈不上用其概念与理论分析现实政治问题。[1]
(三)学生课外阅读政治学经典着作存在困难
阅读经典着作是人文社会学科入门非常重要的方法。在教学中我们往往会提倡学生不要囿于教材,要阅读经典着作。但政治学经典着作多数来源于西方学者,无论是内容体系还是理论分析逻辑,抑或行文表述都令学生觉得艰涩难懂,难以坚持。例如《政府论》、《学术与政治》,还有马列经典原着等都不是大一新生能够轻松读懂的着作,单纯强调学生阅读经典着作,不仅无助于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反而加深了学生认为政治学是一门枯燥、难懂的课程的刻板印象。[1]
(四)学生自主运用理论分析现实政治现象存在困难
《政治学概论》教材由于内容的相对稳定性,并囿于篇幅,往往限于简单介绍理论的主要观点或是简单得出结论。表现为作者在论证观点时仅仅限于从理论到理论的思辨与价值判断等传统的规范手段,缺乏以令人信服的事例、数据等事实资料作为观点的支撑,懈于进行田野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未能及时反映政治生活中的变化。虽然教师常常运用“讨论法”、“案例法”等去弥补教材的不足,但学生往往还是难以信服结论,更难以自主运用理论分析、解决问题。
二、《政治学概论》的教学建议
上述学生在学习政治学中存在的困难,既涉及到中国政治学研究发展的问题,也涉及到政治学的教材建设的问题,但笔者主要就教学中的应对学习困难提出了一些建议。主要是课程讲授中应凸显学科意识与学科研究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引导、推动学生的课外学习。
(一)教学体系安排应凸显学科体系的完整、独立,帮助学生建立学科意识
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庞大丰富,《政治学概论》课程到底应该涵盖哪些基础性政治学知识呢?为使学生从总体上把握《政治学概论》的基本框架及其独立的学科地位,需要对其内容进行分类,进而明确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联系。[2]而且这不仅仅是在导论课给学生做一次性的介绍,教师应在每一章节的课程讲授中起到“串珠成宝”的作用。以政治内容可分为实体、观念、活动三个方面为线,根据所选教材的分析框架,帮助学生建立起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系统把握政治学概论的课程内容,而不是通过“背多分”的应试方式来获得概念或理论观点。
(二) 理论教学过程注重学科研究方法的介绍与分析
关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往往是导论中的一节内容,但这远远不能让学生掌握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更不足以让学生自主运用这些学科方法去学习、研究。学者们的理论成果是通过一定的学科研究方法得出来的,教师进行理论分析也运用了一定的学科研究方法,但是,如果我们疏于介绍与分析方法的使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以接受知识性内容为重,以方法的学习与运用为轻。就如大厨端出美味佳肴,食客能品尝到食材,却不懂炮制方法一样。师生之间的教学,不仅要授之以鱼,亦要授之以渔,因此强调理论教学过程注重学科研究方法的介绍与分析。如:在讲授历史上“非政治观”的内容时,需要对每一思想家的历史背景、经济地位、阶级地位以及历史地位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对不同政治观的合理性、局限性进行辩证分析,作到有理有据、全面客观,可以向学生介绍综合运用到的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
(三)构建互动课堂,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
构建互动课堂的方式,已经有很多学者作了有益尝试,提出了“引导讨论”式、启发式、辩论式、师生角色互换式等,这都值得我们在课堂中学习应用。值得重视的是,构建互动课堂不能仅仅是为了活跃课堂气氛,增加学习的生动性、有趣性,更要立足于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提高学生的明辨、批判和创新等思维水平。例如,在介绍了非政治观与政治观之后,可以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表述政治的概念,可以鼓励学生对不同的界定进行发言,讲出自己赞同或者反对的理由。在涉及到观点评价的讲述
时,还可以让多个同学针对彼此的看法进行发言,以更深入明了观点的逻辑。“述议”能力的锻炼,能够培养学生在表达思想观点时拥有清晰的概念、严密的逻辑、有力的论据和明确的观点,这十分重要。“凭借这种思维,在了解必要的预备知识后,对于关乎国计民生的社会热点话题,就能够独立思考并得出正确结论;对于社会上的种种争论,也能够给予恰当评价。”[3,4] (四)教师引导、推动学生的课外学习
课堂教学效果的取得与巩固,少不了课外学习的配合。教师应该通过多种方式引导、推动学生的课外学习。
第一,推动主题阅读,夯实理论功底。阅读是培养学生自主获取知识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培养理论思维能力的基本载体。针对学生阅读经典的困难,教师一方面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少而精地选择一些经典的章节,先教师导读再学生阅读;另一方面也可以以学科发展前沿与中国政治热点、难点为依托,推荐学生阅读一些比较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还可以通过举办“两会精神我解读”、“读书笔记大赛”等常规性的学生素质拓展活动为学生提供阅读交流、提高的平台;也可以以读书笔记、小论文等作为作业形式与学生考核方式来推动学生的课外阅读。
第二,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推进课外学习。一是利用多种网络形式建立师生的课外互动。微博、微信、QQ群等多种网络形式为师生课外的提问答疑、讨论交流、分享资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关键是教师在网络交流平台中要起到组织者的作用,除了答疑与分享资源,要善于抛出问题、引起讨论、适当总结,营造活跃、热闹的学习讨论、交流的氛围。二是充分利用《政治学概论》精品课程等教学网络资源,为学生课外学习提供参考书目和复习思考题等,补充和丰富课堂教学的参考资料,通过题目等对所学知识进行梳理归纳。三是利用政治学学术网站与名家博客等网络资源为学生课外学习提供高质量的资源。如“选举与治理网”、“中国政治学网”、“中国政治学研究网”、“中国农村研究网”、“共识网”、“爱思想”等学术网站吸取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前沿动态信息等,大大丰富了课堂教学内容,让学生及时了解到学术界的新成果和新动向。一些学者、专家在自己博客中的精湛论述往往就是政治学中的理论难题与现实难题,可以从某种程度弥补教材未能及时反映政治生活变化的不足,有利于提高学生运用理论分析现实政治现象的能力。
下附一表以明晰专业门类:
法学类
目前,我国法治化进程稳步推进,依法治国已成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法制意识逐步提高,社会对法学类专业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法学教育欣欣向荣。2008年5月4日,总理来到中国政法大学,和同学们畅谈法治,体现了国家对法治的日益重视。
我国目前本科的法学类专业设置根据学校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人才培养特点也各具特色,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专门的法学院校,著名的有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第二种是综合性大学里的法律系或法学院,著名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武汉大学法学院、吉林大学法学院、山东政法学院等。两种培养方式各有优点,一般来说,专门的法学院学科划分较细,专业化程度高,可使学生接受系统的教育;而综合性大学的特色在于可以发挥多学科优势,学生可以跨系选课,有利于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
近年来,各院校法学类专业的开设使该专业毕业生队伍不断壮大,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390多所院校开设了法学本科专业。法学类的就业前景比较广泛,到律师事务所做律师,到公检法系统做检察官、法官,到行政机关做公务员,到企事业单位负责法律事务,到高校做法学教师,到研究所做法学研究者等都是很不错的选择。从目前的社会需求来看,我国加入WTO后,懂得国际法和国际经济法的法律人才日益成为社会急需人才。
然而,随着法学类专业人数的剧增,法学类专业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不容乐观。据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公布的2010年高校本专科专业就业状况,法学专业就业情况“211工程”高校处于80%至85%之间,非“211工程”的高校就业率不足80%。
政治学类
近年来,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不断取得进步,政治学与行政管理获得了迅速发展,高层次政治人才和管理人才成为社会建设亟须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推行,社会上更是掀起了一股“公务员热”,政治学专业学子的用武之地更显广阔。
政治学类专业主要包括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和思想政治等专业。政治学类专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培养非常注重理论基础,注重学生的政治理论修养,同时着重培养学生的管理、组织协调能力和领导决策能力。政治学类专业和法学类不同,很少有专门的政治学院校,一般是在综合性大学里设置的院系。
目前,国内政治学类专业实力较强的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等。
从其就业方向来看,“从政”将是这些毕业生未来职业发展的最好选择。政治学类毕业生可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做公务员,到企事业单位和公司从事管理工作,到学校、科研机构、军队系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根据2010年高校本专科专业就业状况的统计数据显示,政治学类专业就业情况“211工程”高校在85%以上,非“211工程”高校就业率维持在80%左右。
社会学类
自1979年中国社会学恢复建设以来,目前全国已经有近200所高校开办该专业。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社会学类专业的发展前景日益广阔。
从专业设置来看,社会学类主要设置了社会学、社会工作、人类学专业。其中,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专业成为社会学学科中两大主要的二级学科。社会学类专业要求学生学习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的基本知识,掌握社会学调查和社会统计方法,从而具有理论分析、实证调查研究等多方面的基本能力。其中,“社会调查方法”“问卷设计与分析”“spss统计分析”是对社会学学生最实用,也是找工作最有用的三门课程。但是,这些课程要求学生对数学有一些敏感性,对于数学薄弱的文科学生来说有一定难度。
根据2011大学本科专业排行榜显示,社会学类专业综合实力位居前列的高校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
眼下,社会学类专业的认知度还有待提高,但从就业来说,社会学类专业的就业方向比较宽泛,对理论感兴趣的可以选择继续深造,进入高校、研究所进行理论研究;调查方法学得好的,可以去调查咨询公司,同时还可以进传媒行业,而报考公务员也是不错的选择。
根据2010年高校本专科专业就业状况统计数据显示,社会学专业就业情况“211工程”高校在85%以上,非“211工程”高校就业率为80%左右。
民族学类
民族学专业是研究民族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专业。主要通过实地调查、分析文献资料和比较研究,弄清各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家庭婚姻、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文学艺术、道德规范、思想意识等。
民族学类此前不属于法学学科,是归在历史学科下的,学生毕业时领取历史学学位证书。最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一稿)》把民族学划分到了法学学科下,所以本文将其归纳至法学门类下一并作介绍。民族学类主要设有民族学专业。
自中山大学于1981年成立人类学系,包括民族学和考古学两个专业;中央民族学院于1983年成立民族学系,专事培养民族学人才,民族学研究逐渐繁荣起来。
民族学专业是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所谓控制布点专业是由于这些专业一般专业性很强,社会需求比较狭隘,需要控制学生数量。因此,民族学就业前景并不乐观,属于冷门专业。
一、对政治人类学的界定
人类学关注政治问题,始于19世纪末期。人类学家基于他们对“异域”社会的特殊了解,试图运用文化进化论,建构国家制度的演化模式。当时,政治人类学还只是作为“整体人类学”的一部分。20世纪40年代,福蒂斯和埃文斯—普里查德等英国功能派人类学家在非洲考察政治组织时发现,传统的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分类仅适用于结构业已高度复杂化的社会,而对于他们在非洲所发现的从群队到原始国家等形态极不相同的政治制度,根本无法适用。于是,他们在《非洲政治制度》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的分类法。这种新的政治制度的分类方法,简单地说,就是把非洲的政治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拥有中央集权的权威和司法体制(原始国家),另一种则没有这样的权威和体制(无国家社会)。尽管这种分类过于简单化,但它奠定了政治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标志着这门学科的正式诞生。
政治人类研究是从对政治制度的分类入手的。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受到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的影响,60年代以后,政治人类学已不再局限于静态地讨论政治制度的类型,而是转向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动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过程论、行为论等诸多理论流派,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与传统政治学研究相比较,政治人类学研究有两个主要特征:首先,它试图超越特定的政治经验和理论,而建立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政治行为科学,以寻求人类的各种政治行为在不同历史和地理环境下的共同性;其次,它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致力于描述和分析与原始社会有关的政治制度。(注:参见CeorgesBalandier,PoliticalAnthropology,NewYork:RandomHouse.1970,p.1。)
这两个特征的概括,只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政治人类学的一个粗泛界说。当今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已不能不考虑这些边远的原始社会与我们的现代社会之间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不能不考虑影响传统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转型问题。和人类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一样,政治人类学也被吸引去探索当代世界的种种政治难题和现代国家框架内权力体制的运作,以及可能引起这种权力体制破裂的危机。(注:参见〔法〕马克·阿伯勒著、黄语生译:《政治人类学:新的挑战、新的目标》,《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8年第3期。)美国政治人类学家朗纳德·科恩(RonaldCohen)提出,政治人类学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对政治的定义——其中包括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定义以及对不同情况下政治行为性质的讨论;(2)对政治制度的定义——解释政治制度的特征;(3)对人类历史上各种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的研究;(4)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制约性的研究;(5)探讨政治制度对个人和文化的影响;(6)对现代化之前和之后的政治制度的比较及相互影响的研究。
科恩基本上概括了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从中可见,所谓政治人类学就是对政治现象和本质的文化人类学探讨。不过,政治人类学所研究的“政治”与政治学家所说的“政治”在含义上并不完全相同。在政治学中,所谓“政治”就是指以政府和国家为模式的政治体制。在这些社会中,有着复杂的文职部门、层叠的官僚机构和森严的等级制度。而在政治人类学所侧重关注的边远社会或“异域”社会中,大多数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政治体系。在这些社会中,内部秩序的维持、领土权的保障、权力的分配、有关团体行动的决策等政治因素无一例外地都存在,但找不到政府,也没有国家;权力体制的运作是在氏族、部落或酋邦范围内,通过家族、亲属关系和宗教礼仪等来实现的。换言之,政治人类学家所使用的“政治”概念其含义要比在政治学中的含义广泛得多。
在政治学研究的现代社会中,政治有其明确的范围,政治与非政治之间界限分明。而在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传统社会中,政治与亲属关系、婚姻策略等交织在一起,人们很难将政治现象与其他社会现实区分开来。所以,人类学家在对“政治”下定义时,所面临的困难要比政治学家大得多。根据巴朗迪埃(GeorgeBalandier)的归纳,人类学者主要从四个方面给“政治”下定义:(1)从空间方面,把政治与一定的领土结合起来,认为在界限分明和自成一体的空间内的组织系统就是政治的范围。例如,马克斯·韦伯。(2)从功能方面,认为政治活动的功能就在于保证社会内部的合作、防止外部侵略和维持社会的稳定。例如,拉德克里夫—布朗。(3)从政治行为方面,主张如果一定的社会行为试图控制或影响公共事务的决策,那么这个社会就存在政治行为。政治行为体现了团体和个人之间的竞争关系。例如,斯沃兹(Swartz)、特纳(Turner)和图登(Tuden)。(4)从政治制度的特征方面,即根据一定社会中各个不同结构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政治,提出所谓政治就是在一个统一的社会中,一种结构支配其他结构的权力关系。例如埃文斯—普里查德。在诸多定义中,由斯沃兹、特纳和图登所提出的定义——政治是一个团体的成员为实现公共目的而使用权力的行为过程——最为著名,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它清楚地说明了政治所包含的三个要素:权力、决策和公共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将政治视为一种动态现象,视为一种“过程”,从而把政治从以系统概念为核心的静态分类方法中摆脱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冲击下,世界各个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由于技术和经济间相互依存的日益增强,全球化已成为20世纪后半期最突出的一个趋势,处在边远地区的原始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现代国家在这些原始社会的文化和结构变迁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这种新的变化不仅拓宽了经验性的研究领域,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有待解答的问题,从而促使政治人类学开始对传统政治的变革过程做深入的经验研究,并引发政治人类学对以往的研究概念和研究方法重新进行思考。另一方面,由于受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早期人类学家所研究的传统政治制度正在逐步走向衰亡。在这种形势下,政治人类学也涉足对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的研究。与政治学不同的是,政治人类学比较关注小范围的政治活动,以及在政治活动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些社会文化因素方面。具体地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在正式的政治组织中起作用的一些非正式的政治团体,这些团体建立在社会阶级、经济利益等基础之上;其次,政治组织、个人和周围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注:参见TedC.Lewellen,PoliticalAnthropology:AnIntroduction,GreenwoodPubishingGroup,Inc.1992,p.189。)由于政治人类学以文化人类学为理论基础,把政治现象放到社会和文化错综交织的复杂环境中进行考察,探讨社会文化制度对政治活动的影响,其视野比政治学更为广阔,同时又有深入细致的参与观察法保证其研究的相对准确性和客观性,所以比政治学更适合于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人类学对政治问题的研究,打破了政治学垄断这一研究领域的局面。虽然人类学研究政治更多关注的是边缘而非中心,更偏爱的是乡村社区或城市社会中小规模的政治团体,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对政治学研究范围局限性的弥补,看作是研究贯穿于人类社会所有各个发展阶段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所作的努力。政治人类学的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探寻政治行为的根源及其在各种社会中的表现,进而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鉴于此,可以将政治人类学界定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进行研究,从而总结出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概括地说,政治人类学就是关于政治的人类学。
二、政治人类学方法论
在政治人类学诞生以前,政治学就已形成了具有显著特色的研究方法。传统的政治学主要集中于对政府的正式机构及与此相关的法律和宪法文件的研究,所使用的是国家、政府、、联邦制和立体等基本概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各种文件——宪法、条约、法令、官方备忘录以及少量的投票统计数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受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影响,政治学广泛借鉴和采纳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不断拓展其研究范围,从而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行为主义革命”。但无论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政治学者始终都只关注政治权力的研究,包括权力的分配、组织、操作及其斗争等,而忽略了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系统对政治的影响,在政治与非政治之间预先设定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
政治人类学则不同,它反对主要依赖各种文献材料,而是把根扎在田野调查之中,运用人类学传统的参与观察法,揭示各种政治制度之间的本质差异以及政治过程在不同的社会中是如何展开的。另一方面,它反对把政治作为一个孤立的领域来看待,而把它视为以文化为模式的各种社会活动的结晶,放在作为整体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加以考察。
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归根结底就是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这是政治人类学的立足之本。在其理论分析的过程中,政治人类学除了采用既有的一些人类学研究方法之外,又随着不同发展阶段研究重点的变化,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研究方法。综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起源分析法。这种方法侧重于研究原始社会中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的起源、原始国家的形成过程、血缘社会向政治社会转变的动因、不平等的起源、约束力的起源、规范的形成等等。早期的人类学者一般都采用这种政治分析方法,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和证据,他们的观点难免落入臆想和猜测。后来的人类学者如莫顿·弗雷德和马文·哈里斯等人立足考古学的证据,探讨国家社会的演化过程,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例如弗雷德关于原生国家和次生国家的区分,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2.功能分析法。功能分析法来源于英国的功能学派,创始人是拉德克里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这种方法不关心政治的起源和性质,而把社会视作一个有机的整体,研究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在社会整体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在政治人类学研究中,功能分析法很少单独运用,而是被作为进行类型分析的基础,因为它虽然有助于界定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制度,但却无法说明政治现象的本质。
3.结构分析法。这种方法主要受拉德克里夫—布朗社会结构论的影响,致力于探讨原始社会中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的结构模型。使用这种分析方法的政治人类学者认为,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是表现个人与团体之间权力关系的形式,政治结构和其他一切社会结构一样是一种抽象体系。这种方法所要作的就是梳理政治体系中各个不同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然后建构这个政治体系的结构模式,藉以对这个政治体系作出说明。结构分析法和功能分析法都是政治人类学创立初期通常采用的方法。
4.类型分析法。这种方法建立在功能分析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之上,把具有相同的功能或结构的体系归为一类。政治人类学研究首先就是从类型分析入手的,首倡者是埃文斯—普里查德。该方法侧重于确定原始社会制度的类别,并对各种政治形式、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进行分类。例如,将各种原始社会分为有政治体系的和无政治体系的两类,或者将政治体系分为中央集权和非中央集权两类,或者分为政治充分分化和政治不分化两类。各种分类的标准不同,有的属于描述性分类,有的属于演绎性分类。他们想通过分类来确定各种不同原始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
5.术语分析法。这种方法是政治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形成的一种方法,它侧重于对政治人类所使用的一些专门概念进行界定。政治人类学在研究中遇到许多现代国家社会所没有的特殊范畴,因而必须确立一些专门的术语来表述这些范畴,以说明原始社会中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性质,同时为政治人类学研究提供一套概念工具。政治人类学所界定的术语包括武力、权力、权威、竞争、合法、支持、行政等等。此外,这项研究还包括怎样用合适的语言来翻译和表述异域社会所特有的政治概念。
6.过程分析法。这种方法是由斯沃兹、特纳和图登首先提出来的。该方法反对对政治体系作静态的结构—功能分析,主张对政治活动的过程包括对政治变迁、政治党派和政治策略等作动态的历时性分析,认为只有在动态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揭示和说明原始社会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过程分析方法的引入,导致政治人类学研究发生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即从对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结构—功能分析,转向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动态分析。
7.行为分析法。这种方法是过程分析法的深化,它侧重研究原始社会中的个人或小团体是如何操作文化特别是象征体系来获得权力、保持权力和作出决策的。最早运用行为分析法的是特纳,他在《一个非洲社会分裂和延续》(1957)一书中,通过对一个特定的个案的分析,揭示出政治竞技场中的个人是如何通过操作社会的规范和价值体系来竞争政治权力的。与过程分析法相比较,行为分析法更为深入、具体,所关注的政治活动范围更为狭小。
此外,当代政治学采用的一些新方法也被政治人类学所借鉴,系统论、博弈论在政治人类学领域中也得到广泛的运用。熵、信息、正反馈、负反馈、系统的自我发展和自我维持等概念在一些政治人类学著作中比比皆是。例如乔利(Jolly)和普洛克(Plog)在对墨西哥的原始民族社会所作的系统论研究中提出,在特定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可以成为原始的刺激,向均衡的系统施加压力,从而引起系统的变化。面对来自人口增长的压力,系统可以有多种选择:通过杀婴或其他文化手段来减少人口,一部分人向新的地区移民,或者提高生产力等等。在这些选择中,只有最后一种选择会导致国家的形成。系统要作出这一选择,还需要多方面的外部条件,如耕地、气候、心理、文化等因素。作出选择之后,其结果就会向系统作出反馈,导致系统的分层、分化和中央集权化,等等。(注:参见CliffordJ.JollyandFredPlog,PhysicalAnthropologyandArcheology,2ded.NewYork:Knopf.1976。)
三、开展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构想
尽管政治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接近政治学,但它的发展超出了政治学的范围而形成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它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原始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展出一种比政治学更为广泛的比较研究。可以说,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范围涵盖了人类社会所有各个阶段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在我国,政治人类学研究尚属空白,这就要求我们积极开展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人类学研究。一方面,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政治现象,可以在政治学研究的基础上,丰富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政治现象的复杂性、政治制度的差异以及政治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政治人类学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的理解,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建设。
笔者认为,我国在开展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正确对待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各种流派和理论。对于西方的这些流派,我们既不能全盘接受,也不能一概否定,而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结合我国国情,认真地加以研究、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体系服务。事实上,西方的政治人类学理论流派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极富启发性的思想方法,如功能分析法、结构分析法、过程分析法和行为分析法等等。只要我们将其置于的总体指导下,就可以充分吸收其合理因素,正确地加以运用,从而丰富我国的人类学研究。
第二,要立足本国文化传统的研究。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同样经历了一个从他国、他民族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研究转向本国、本民族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研究的过程。我国由于受多方面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全面地开展对他国、他民族政治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们把目光集中在国内,开展对本国各民族传统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研究。在我国,地方政治是一项极有价值的研究内容。在地方政治尤其是村落政治中,基于血缘关系的权力构成至今仍然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的权力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家族性构成了传统村落政治的最显著特点。宗族作为一种世系群组织,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起着独特的作用,而我国从政治角度对以宗族为核心的地方政治的研究只是在十多年前才开始,而且还十分薄弱。研究中国的地方政治特别是村落政治,可以充分发挥政治人类学的长处,弥补政治学研究的某些不足。
第三,要把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的研究结合起来。西方文化人类学自诞生以来,所研究的主要是没有文字的历史或仅有很少文献资料的亚、非、大洋洲与拉丁美洲的原始社会,所以由此发展出来的一些理论和研究方法,很多都缺乏历史深度。而在我国,自古就有历史记载的传统,各种史籍汗牛充栋。如果我们照搬西方的研究方法,而忽视文献资料的利用,不顾及历史的研究,中国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就会步入歧途。我们应该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掌握第一手材料,并结合文献,开展自己的研究,真正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人类学体系。
第四,应该和政治学者携起手来,合作进行研究。我国的政治学者在开展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外,政治人类学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人类学与政治学这两门学科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许多政治学者同时又是政治人类学者,他们对政治学涉及的但又不属于自己研究范围的方面诸如礼仪、象征等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政治人类学者和政治学者携手合作,相互借鉴对方的研究成果,取长补短,必将大大促进这两门学科的发展。
虽然政治人类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许多政治学者仍然认为政治人类学不能算是一门真正的学科,指责它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完整体系,研究方法也欠完备,对一些概念的使用还不够明确。例如,伊斯顿(DavidEaston)曾经严厉批评说,政治人类学尚未真正存在,因为政治人类学者们未能把原始社会中的政治体系同其他体系区分开来,也没有清楚地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无法清楚地确定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结构和行为,没有了解各种现象的本质和特性,简言之,政治人类学尚未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原则。伊斯顿认为,政治人类学最迫切需要的是确立一种较广泛的理论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