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在微观经济中的作用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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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保险在微观经济中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财经素养财经素养教育微观经济学思维模式

一、财经素养的定义

（一）财经素养的定义

国际经合组织（简称OECD）是财经素养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OECD对财经素养的定义为关于财经概念和风险的知识和理解，是应用类知识和理解的技能、积极性和信心。同时OECD认为提高财经素养的目的在于是个人能够根据自身情况制定有效的金融决策，从而提高个人和社会的金融福祉。

澳大利亞证券和投资委员会（简称ASIC）认为财经素养是一种行为组合，该组合是：“个人根据实际情况运用相关的财经知识、技能、态度和行为的组合，用以改善以及提高金融福祉。”

中国财经素养教育协同创新中心基于OECD对素养的解释和定义并结合核心素养的关键性特质，将财经素养定义为个体后天形成的知识、能力、观念和信念等内在修养。

虽然不同机构对财经素养的定义有所不同，但多认为财经素养是一种内在的知识、技能和行为的运用能力以及个人修养。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提高个人乃至社会的金融福祉。

（二）我国财经素养教育标准框架内容

2018年10月30日，中国财经素养教育标准框架（大学）公布。该框架是由中国财经素养教育协同创新中心标准研制组制定。框架采用了“五维三标”的基本框架，即每个学段通用五个基本维度：收入与消费、储蓄与投资、风险与保险、制度与环境、财富与人生，每个维度内涵三个方面的目标：认知、技能、态度。

表1中国财经素养教育标准框架（大学）资料来源：中国财经素养教育协同创新中心

二、微观经济学的定义

（一）微观经济学的定义

微观经济学以单个经济单位（家庭、企业和单个产品市场）为考察对象，运用个量分析方法，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变量如何决定，分析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重在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

（二）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微观经济学的内容广泛，主要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7个部分的内容。

三、财经素养教育与微观经济学异同分析

（一）共同性

1.基本假设的共同性

财经素养教育与微观经济学某些方面其实是共通的。经济学存在两个基本假设：一、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二、人都是理性的。微观经济学在这两个假设的基础之上展开。微观经济学是解决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是解决如何将有限的资源进行最优配置的问题。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人都是理性的。那么什么是“理性人”？理性人的特征是认为“人都是利己的”，总是尝试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利益。

这两个基本假设放在财经素养中同样适用。首先，财经素养教育旨在提高个人和社会的金融福祉，并能够参与经济生活。那么社会金融提高的基本是个人金融福祉的提高。而对于个人来说，收入水平和储蓄水平就是所谓的资源有限的问题。但是人对更美好的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这就是欲望无限与资源有限的矛盾。因此，在追求个人金融福祉提高的整个过程中，理性人的特点逐渐显现，即总在尝试着以最小甚至是不损失的情况下获得最大化的利益。有点类似不劳而获，或少劳多得。造成这种想法的原因就是因为收入和储蓄水平的局限性。

2.内容的共同性

中国财经素养教育标准框架（大学）对于维度的设置与微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存在某些共同之处。

（1）收入与消费

收入与消费是相对应的。根据消费函数C=f（Y）=a+bY，a、b为参数，可知。消费与收入呈正相关，即收入越高，消费越高。从函数中可以得知，当Y=0时，C=a，即收入为0时消费依然存在。a的大小由社会风俗、个人偏好等因素决定。消费包括自发消费与引致消费，自发消费即收入为0时产生的消费，引致消费由b决定。故一个人的财经素养高低可由自发消费水平和引致消费水平体现出来。政府收入与支出，政府收入多为税收或者其他收入。政府收入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府支出的多少。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社会福利方面上，政府支出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而如何提高政府收入，增加或者优化政府支出，使政府经费的使用更为合理，就是对政策制定者财经素养的考验。政策制定者具备高素养，那么所制定出的政策就相对更为合理，政府经费使用也更为高效。人民从中也会获得更多的红利等，反之亦然。

（2）储蓄与投资

储蓄的定义为收入中未用于消费的部分；也可以理解为当前未用于消费的部分或者将来消费的部分。在消费水平一定的情况下，收入越高储蓄也越高。然而，人都是在孜孜不倦的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高的储蓄。在经济大发展的今天，单纯的把收入放在银行储蓄已经难以抵挡通货膨胀带来的货币贬值，因为存款利息相当的低，而且是远低于通货膨胀。既然不是所有收入都用于消费，那么那些未用于消费的部分可以用来进行投资。投资是一种长期发挥作用的行为，可以把投资看作是对资本的另一种储蓄形式，而且是更为高效和更为保值的储蓄形式。因为投资产品有更多的选择，每种投资都各有优劣。储蓄与投资维度基本结构中的储蓄与信贷恰恰是考察一个人是否具有一定财经素养的一项。投资需要资本，若没有足够的资本，就只能通过贷款的方式获得一定资本进行投资。而投资所获利润又恰好可以增加储蓄，还本付息，甚至还可以用于新的投资。当然，虽说投资相当于储蓄，但是投资也并非任意行为。投资也需要对投资品进行可行性分析，分析未来前景从而预期收益。微观经济学中同样强调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决定投资的因素。

（3）制度与环境

微观经济学中对于制度的研究目的在于调整经济、调整消费行为或投资行为等，其根本是通过制度的手段拉动经济更好的发展。对于财经素养教育而言，个人金融福祉的提高与否与个人能否理解并利用相关制度有着很大关联。同时，个人能否根据当前经济环境做出调整或改变也是个人金融福祉能否提高的因素之一。

（4）财富与人生

财经素养教育的目的是改善金融福祉。财经素养则是一种行为组合，即综合运用财经知识、技能等，制定出有效的决策，进而提高个人金融福祉。个人又与社会息息相关。只有个人的财富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财富才会增加。只有个人的金融福祉提高了，整个社会的金融福祉才会提高。个人与社会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社会财富的增加又会反作用于个人，进一步的增加个人财富。因此，个人财富的增加不仅仅是对个人，更是对整个社会。

微观经济学也同样对个人经济水平的提高与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闡述，同样认为社会经济的整体进步有赖于个人经济水平的提高。个人经济水平的提高促进消费与投资，而消费与投资却又是乘数的必须条件，乘数对最终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起到关键作用。

（二）矛盾处理与思维方式的不同

经济学中将经济活动定义为各种与选择有关的活动。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遇到多种多样的矛盾与冲突，这些矛盾与冲突又恰是资源有限与人类欲望无限之间的矛盾。在处理这对矛盾的过程中，财经素养教育与经济学又表现出不同的方法。

1.权衡与取舍

由于“理性人”的假设，在经济活动中必然会出现权衡与取舍。权衡是为了选择出损失最小的活动，其目的是利益最大。但是，权衡与取舍的标准又应该以什么来衡量呢？机会成本的概念由此引入。

权衡与取舍的标准为机会成本。把一定的经济资源用于生产某种产品时放弃的另一种产品生产所获得的最大收益即为机会成本。简单理解就是机会成本是指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所要放弃另一些东西的最大价值或者放弃的机会中收益最高的项目。经济学的整个过程其实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即如何选择才是一个合乎理性的选择，如何选择才能让自己的代价最小但利益最大。

从机会成本的定义中可以得出机会成本的几个特点：

（1）拥有一定资源

要在拥有一定资源的前提下，机会成本才可以成立，即拥有一定资源的前提下才能够进行权衡。不拥有资源自然就不存在权衡的问题，因为没有资源可以被用于配置从而达到最优。

（2）取舍意为必须放弃

权衡损失与收益，然后做出选择决定。选择损失最小获得收益最大的配置。在机会成本的思维影响下，只有“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结果。因为资源的稀缺不足以支撑同时进行多项配置。

微观经济学倡导的便是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以机会成本作为权衡与取舍的标准来使得资源达到最优配置。

2.计划与组合

对于财经素养而言，处理这对矛盾时更多的是强调计划与组合。先计划，后组合。当然，计划并不是毫无科学的计划，而是运用目前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对自己的财富目标进行合理的计划。规划完毕后开始寻找各种各样可能实现目标的组合，并付诸行动。

与机会成本的取舍不同。财经素养更强调计划与组合。许多国家的财经素养教育框架中都将计划与组合纳入其中。2015年，OECD财经素养教育国际网络了《青年财经素养核心能力框架》，该框架将货币与交易、规划和理财、风险和回报、金融格局四个维度包含在财经素养核心能力中，每个维度下都包括知识、态度、技能三类目标。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发挥其推动马来西亚财经素养教育的主导部门的作用，制定了关于国民财经素养的内容框架。

马来西亚财经素养教育内容框架中有涉及到计划与组合。维度三的资金管理和策划。维度五、六的一级内容均有涉及管理，管理即为组合。马来西亚财经素养教育把计划单独作为一个维度的内容足以说明计划对于财经素养重要性。管理包含了三个维度的内容，这也足以证明组合在实现个人财务目标道路上的重要意义。

新加坡的全国财经素养教育计划——MoneySENSE为新加坡将新加坡的财经素养教育分为三个层次的目标：

层次一：基础金钱管理。它涵盖预算制定和储蓄技能，特别是信用的使用责任技能；层次二：财务计划。其目标是让新加坡国民掌握制定长期财务需求规划的技能与知识：层次三：投资诀窍。其目标是传授不同投资产品和投资技能的知识。

MoneySENSE在这三个层次的基础上制定出了核心财经能力框架。

五个核心能力的其体释文为__________

了解金钱——拥有评估选择成本与收益的计算能力，即了解经济条件如何影响个人。

了解自己，自己的权利与责任——了解个人情况如何影响个人财务决策，比如个人收入，年龄，拥有几个孩子等。这对于你作为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权利和责任来说也非常重要。

管理日常金钱——学会预算，学会在个人财产中生活并使用信用工具。（主要项目，比如买房）

计划优先——集中财务计划慎重地管理资源（如收入、债务、储蓄和投资）。

选择金融产品——了解公共金融产品的用途、特点、风险和成本（如借记卡和信用卡、贷款、保险和投资），在决定是否持有产品之前的关键是考虑和提出疑问。

从MoneySENSE为新加坡财经素养教育制定的三个层次的目标和五个财经核心能力的内容上看，计划在其中的作用同样尤为重要。计划之后，则是依靠综合的财经知识对各种金融产品进行合理的搭配与组合，最终完成财务计划。

3.决策因素

对于微观经济学思维，在机会成本主导下，更多的是体现创造的结果，即有几种可能的方法能够将资源进行最优配置，在通过机会成本权衡后选择其中一种可能的方法并付诸实际，最后的结果也可能并未达到先前的预期。但是选择的前提条件却是拥有一定的并可以将想法变现的资源。基于机会成本下的权衡与取舍，人被设想成为有计算能力的，以达到为私利而算计的目的。

对于财经素养思维而言，如果先天条件即是资源严重不足，资源无法支持机会成本选择，那么另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便是利用其它现有资源与自有资源搭配，并将它们进行合理的组合。

因此，决策的主要因素是资源的丰富程度。在微观经济学的思维模式下，那些无法使资源达到最优配置从而使利润最大化的选项都是需要被舍弃的。而在财经素养思维下，所谓的“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计划，组合，执行，再计划，再组合，再执行等来实现。虽然最终的目的可能是一致的，但是决策的因素和实现的过程却截然不同。

4.道德层面

（1）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研究经济学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实证经济学分析，另一种是规范经济学分析。区别在于实证经济学分析仅对经济现状、为什么如此以及发展趋势会怎样等问题进行分析，不对这些现象的好坏做评价：规范经济学分析则需要对经济现状和变化的好与坏做出评价。微观经济学属于实证分析。理性人的特性很可能会使个人为了达到利益最大的目的而采取非道德的手段或方法。因为其权衡与取舍的标准在于机会成本而不在于道德底线，即哪怕选项是有违道德的，只要机会成本小且收益最大，都会选择这个选项。

（2）财经素养教育中的德育

中国财经素养教育标准框架（讨论稿）将维度五“财富与人生”分为两块内容：财富与个人、财富与社会。维度五的内容就可以看出财经素养教育中包含了德育。

财经素养教育与德育存在相似之处，即两者的立足点相同。财经素养教育与德育都立足于心理特征；其次，财经素养教育理应含有德育教育的内容。没有德育的财经素养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财经素养。既然财经素养教育旨在提高个人和社会的金融福祉，其必须教会人不能只停留在对金钱本身的追求，而是应该有更高的道德和精神层面的追求。应该利用自身的财经素养为社会金融福祉的提高做贡献。一个有着良好财经素养的人，其目标不应只是单纯地追求财富或沉迷于物质以及拜金主义，而是应该为提高社会金融福祉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社会金融福祉的提高要树立在正确的金钱观、财富观和价值观之上。

四、總结

财经素养与微观经济学虽然在两个基本假设、研究内容两个方面存在一定的共同性，都是建立在资源稀缺与理性人的基础之上。但在实际面临的问题与矛盾中又表现出不一样的分析和解决方法。微观经济学基于两个基本假设更看重选择，在选择决策的分析中仅仅从得与失的角度进行考量而往往忽视道德层面的分析。

第2篇：保险在微观经济中的作用范文

保险资金运用影响有效性

货币政策有效性，是指货币政策达到货币当局希望实现的目标的有效程度。它取决于货币政策时滞、微观经济主体的心理预期、货币流通速度和政治因素四个因素。

影响货币政策时滞，削弱货币政策有效性

内部时滞主要是指从政策制定到货币当局采取行动的期间。随着保险业的快速发展和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增加，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能忽略对保险业的影响。在出台货币政策时，要考虑保险行业的反应，这会延长决策时滞；同时，随着保险资金运用规模的扩大，作为机构投资者的保险公司影响力将不断扩大。为维护自身利益，它必然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对货币政策制定施加一定影响。这种对决策体制的影响会使内部时滞延长。

保险资金运用有利于扩大投资，增加有效需求。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保险资金运用能够促进宏观经济持续、协调、稳定发展，缩短外部时滞；在整个社会经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况下，保险资金运用的盈利性特征有可能使经济更加过热，加大宏观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延长外部时滞。

保险资金运用的专业化方式，有利于市场经济中的投资者和消费者对市场中的经济信号，如利率、收益率等作出灵敏反应，主动调整其经济行为，对货币政策外部时滞产生影响。当微观主要对自己行为的调整与满足央行的宏观调控要求一致时，会缩短货币政策外部时滞；反之则会延长外部时滞。

影响微观经济主体，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

为居民提供安全保障，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保险资金运用的发展，可以为居民提供安全保障或养老保险，增加了居民对未来经济状况的稳定的良好预期，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为货币政策执行创造良好环境，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保险资金运用的发展，会使保险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增强对居民的社会保障能力；同时，能够提高全社会的金融效率，增加金融产品，为居民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这将使居民将更多的钱用于交易动机和投机动机，提高居民行为对货币政策调控的灵敏度，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

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随着我国保险业的快速成长，保险资金营运专业化管理水平将不断提高。保险资金运用渠道不断拓宽，通过进入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直接投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甚至直接发放某些特定贷款（如保险单质押贷款），将加强保险业、银行业、证券业的相互投资与渗透，加速资产证券化趋势，加速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机制的形成。这些经营活动将对金融机构和证券公司的发展产生冲击，加强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度。市场竞争加剧将反过来促进金融业混业经营发展，提高我国金融业综合竞争实力和整体抗风险能力，有利于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实施提供坚实的微观基础。

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随着保险资金运用的发展，更多将会以机构投资者的身份，进入到各种证券市场，成为企业的投资主体，这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股权融资的软约束现象。与散户相比，保险公司作为一家机构投资者，拥有更强的信息收集与甄别能力，能够对所投资企业形成更强的外部监督。在外部监督的约束下，企业将更注重成本核算，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作出更加灵敏的反应，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

同时，还能促进对上市公司的考核制度的完善。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及投资者衡量企业经营业绩，依然习惯以企业的税后利润指标作为主要依据，而税后利润指标只考核了企业间接融资中的债务成本，未能考核股本融资成本。这种考核制度不利于股权持有者加强对企业的约束。保险公司作为机构投资者对企业进行投资后，由于保险资金运用对安全性条件下的收益率要求高，从而对股权收益率的要求增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上市公司进行股本融资成本的考核，提高企业的股权资本使用效率，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货币流通速度不均匀变化，削弱货币政策有效性

艾洪德、范南（2002）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率与经济货币化程度成反向关系，与金融电子化程度变化率是正相关关系，货币流通速度与利率呈现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较小，与储蓄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

从西方发达国家保险资金占GDP比重达50%看，我国保险资金增长还将持续相当长时间。随着保险公司创新的险种增加和新的理财手段不断开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相当部分会流进保险公司。保险资金的专业化运营将加大经济中货币化比率，从而提高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这会减缓货币流通速度。保险资金在我国经济体系中比重不断上升，这将分流居民一部分储蓄。实证研究表明，保费收入增长率与银行储蓄余额增长率负相关。因此，保险资金的增长可能会降低储蓄率，从而使货币流通速度有加快的趋势。保险资金运营的特点要求保险公司采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使用大量高科技设备（硬件和软件），这将提高整个社会的金融电子化程度，从而加快货币流通速度。货币流通速度的不均匀变化将会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影响其它因素，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

提高社会保障能力，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社保资金如果能通过专业化运作模式，在确保安全性的前提下，提高收益率，可增强对退休职工退休金的支付能力，维护整个社会安定团结的大局，并且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换。这将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另外，社会保障制度中的某些措施（如失业保险、社会救济等）素有经济增长的“内在稳定器”的称誉。保险资金运用的发展能够增强这一功能，减少宏观经济波动，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稳定原材料市场价格，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针对原材料价格风险，保险公司通过产品创新和设计新的险种，可以为生产厂家规避此类风险，稳定生产成本，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同时，保险资金运用的专业化特征，可以参与国际原油、矿产品和粮食的期货交易，帮助或生产企业在期货市场上进行套期保值，有效规避原材料价格大涨大跌风险，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

促进新技术发展，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业务进一步发展，能够迅速提高保险公司的资金实力，使之有能力通过设计科学的新险种，利用风险分散原理，对高新技术的开发提供支持（例如为人造卫星发射提供担保），分散高科技投资中的巨大风险，促进高科技发展。科技的发展能够提高一国整体经济实力，并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科学应对保险资金运用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保险资金运用将会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货币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主体的金融当局应该考察这些影响，引导这些影响因素朝着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方向发展。

稳妥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引导资金合理流动

随着我国保险业对外开放程度逐步加深，保险业将面临更多的来自外部和内部的竞争压力，承保业务难以盈利，资金运用业务将成为保险公司盈利的主要保障，保险资金多渠道运用是大势所趋。金融管理当局应该对这种趋势进行合理引导，以便正确评价和把握保险资金运用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引导的最好方式是逐步稳妥拓宽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

增加金融工具，稳定保险资金投资方向。投资渠道的拓展有赖于金融市场上适合保险资金投资的金融工具的增多。一方面，保险资金在其投资运用上有特殊的要求，需要在满足安全性的前提下，追求收益性，并满足流动性的要求，需要有短期金融工具与之相配合。另一方面，保险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资金的期限都比较长，需要有长期的安全性强，收益高的金融工具供其投资，以稳定其投资方向。

引导保险资金合理运用，培育良好的货币政策微观基础。首先，要提高保险资金直接入市的比重，壮大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队伍，避免市场大起大落，降低证券发行和交易的成本，有利于股市的稳定长远发展，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2004年10月24日，保监会和证监会联合下文，允许部分保险资金直接进入股市，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还应该进一步稳妥提高保险资金直接进入股市的比例。其次，要有限度地允许保险公司投资于其他业务。主要包括房地产、汽车贷款、市政建设、重大交通设施等。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这类投资收益稳定、风险小，特别适合保险资金的安全增值的特点。同时，还可以允许保险资金谨慎进行战略投资国有股、法人股的投资。应该允许保险公司作为新股配售的战略投资者，享受一级市场的高收益，为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提供更良好的微观基础。

完善货币政策操作体系，实现趋利避害

适应保险资金运用的发展，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过渡到价格型指标。我国现在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主要是货币供应量。在保险资金的规模加大，运用渠道更宽广的条件下，大规模资金会不断在不同金融资产之间进行快速转换，导致对货币供应量的测度和控制都产生很大困难。因此，当前中央银行考察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时，应逐步将中介目标由数量型过渡到以利率为主的价格型指标，同时将汇率、金融资产价格作为辅助指标纳入中介目标体系。

第3篇：保险在微观经济中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医疗费用增长；医疗服务；供给与需求

中图分类号：F29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3-0011-05

我国新一轮的医疗体制改革方案历经3年酝酿、争论，终于在2009年4月6日正式公布。近日，备受关注的《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指导意见》公布，选择了包括南京在内的16个试点城市进行药品零加成，通过收取医疗服务费和加大政府补贴来维持公立医院正常运转。但这一试点举措能否治愈“看病难看病贵”的顽疾，能不能控制我国日益增长的医疗费用，还有待实践检验。2010年3月4日，国家卫生部部长陈竺在接受了晨报记者采访时提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我们将坚定地朝着降低医疗费用的方向走”。这表明，分析我国医疗费用过度增长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控制医疗费用的过度增长已经成为医疗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

一、我国医疗费用现状分析

政府是医疗卫生事业的主办者和投资主体。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医疗服务的供给，公共支出中用于医疗服务方面的开支日益增加。如在OECD国家，不论是医疗服务市场主导型国家，还是政府主导型国家，卫生总费用的大部分是由政府承担的，并且比重大都在50％以上，平均达70％以上。而我国的卫生总费用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的比重却从1985年的38.6％，下降到了2006年的18.1％(见表1)。政府卫生投人的不足直接导致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的增加。2006年，我国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的比重仍高达49.3％。 政府卫生投入的不足、投入缺乏刚性指标，一方面将导致公共卫生机构职能错位和公共卫生服务公平性缺失、卫生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等一系列严重后果。更为严重的是，在政府投入不足、补偿不到位的情况下，医疗服务机构只能依靠业务收入来维持自身的运行和发展，从而导致医疗服务价格扭曲、药价虚高、以药养医、医疗费用过度增长。

二、医疗费用过度增长的微观经济学分析

由于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假设和完全竞争的市场特征好像都不怎么适用了。首先，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假设是厂商的利润最大化，经济理论模型也解释了厂商为了赚取最大利润是如何分配资源的。然而，许多医疗服务提供者――医院和保险承担人都是非营利性的机构，它们并不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其次，由于，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通常假设被分析的市场是完全信息的，即市场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对任何可及的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和质量都拥有完全的信息。然而，对于许多医疗服务，消费者缺少有关价格和服务质量方面的完全信息，这就使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有可能利用消费者的信息不完全进行“寻租”。最后，微观经济学分析时通常假设市场没有进入障碍，任何厂商都能够自由退出市场，但在医疗服务领域存在进入壁垒，从而使现有的医院和医生的竞争减少。所有这些假设确保了短期市场均衡的获得，即取得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交叉点下的均衡价格和数量。 来自完全竞争特性和微观经济学理论假设的偏差使我们在许多医疗市场不能很好地利用供求模型作为一个评估工具来分析医疗服务市场的行为，然而，雷克斯福特・E・桑特勒和史蒂芬・P・纽恩认为，建立在完全竞争理论基础上的供求模型是一个用来解释和预测市场价格水平和产出变化的有用工具，甚至在医疗市场，很多情况下还是适用的。此外，在现实世界中，医疗市场是一个适度竞争的市场，所以供求分析还是适用的。因此，他们在利用供求模型分析医疗服务市场中的行为时把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条件进行了放宽。有鉴于此，笔者从医疗服务的供需角度对我国医疗费用过度增长的原因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一)从需求方看我国的医疗费用过度增长

比较静态分析(Compartive static analysis)就是分析在已知条件发生变化以后经济现象均衡状态的相应变化，以及有关的经济变量在达到均衡状态时的相应变化，即对经济现象有关变量一次变动(而不是连续变动)的前后进行比较。 消费者对医疗服务需求的改变将引起医疗服务均衡价格和数量的改变。影响消费者对医疗服务需求增加的主要因素有：

1.人口老龄化。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我国城乡居民患病率随着人口老年化、城镇化持续增长，疾病负担不断加重。若排除季节性影响，据测算，我国2003年患病人次数比1993年增加了7.3亿人次。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剧使疾病谱由传染性疾病为主转为非传染性、慢性疾病为主。高血压、糖尿病和脑血管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而且，年龄每增加10岁，慢性病患病率增加50％以上。这些疾病由于其本身的特点决定了治疗周期长、花费大，从而引起就医费用的加大。

2.消费者就医消费标准提高。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从而对健康的需求自然也随之增加。除基本的治病需求外，很多消费者对健康体检、健康保护提出了更高的消费要求。消费者对检查项目要求的高标准、全面性和多样化拉动了医疗消费需求，导致了医疗费用的上升。 3.消费者收入水平提高。随着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增加，医疗消费需求趋于增长，居民健康的需求层次也不断提高，这无疑促进了医疗费用的增长。

图1从消费者角度提供了许多理由来解释近年来我国的医疗费用的过度上涨。尤其是，由于消费者收入水平的增加、就医消费标准的提高以及老年人口的增加，导致医疗服务的需求增加。就供求模型来说，所有这些因素都使需求曲线向右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引起医疗服务价格提高，提供的服务量也增加，结果导致医疗费用的增长。

(二)从供给方看我国的医疗费用过度上涨 供给者影响医疗费用增加的主要因素有： 1.供给者工资的提高。Baumol(1967)指出，对供应方来说，在服务性行业中的工资就像医疗服务，倾向于随着制造部门更高的工资而增加。制造部门工资的增加是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在许多医疗服务行业，工资是随着制造业工资的不断增加而增加的，与医疗行业的生产率不必要存在等量增加的关系，所以工资的增加就会使每单位的医疗服务的成本增加。就供求分析来说，医疗服务的供给曲线向左移，因为工资的增加超过了生产率的增加，其结果就是医疗服务的价格增加。因为医疗服务的需求倾向

于不存在价格弹性，价格的增加将引起医疗服务支出的增加。 2.高新诊疗技术的广泛应用。随着自然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高新技术、高新材料不断应用到医学临床领域，医院引进了大量的高科技诊疗设备，诊断及治疗方法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大量的先进诊断和治疗技术应用到医疗领域，如计算机断层扫描、核磁共振成像和器官移植技术等，这一方面大大提高了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水平，延长了人们的生命时间，提高了生命质量。但同时，由于新技术、新材料的技术含量较高，医疗服务成本也随之上升。而通常，随着医疗成本的上升，在医疗服务价格无弹性或弹性很小的情况下，将引起医疗服务支出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就医费用的过快增长。

3.医院对利益的追求。由于医疗机构补偿机制不合理，公立医疗机构的财政补偿比例低，使得医院单靠补偿难求发展，而当前医疗收费中的服务性收费总体上低于成本收费。因此，很容易通过诱导需求来使医院增加收入，从而加重了病人的负担。有的医院超常规发展。采取给各科室下达经济指标并与个人利益挂钩的办法，导致出现开大处方、用贵药、滥检查等现象，这也是造成医疗费用过度增长的原因之一。 4.医患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近年来逐渐增多的医疗纠纷、医患信任度的明显下降，导致医务人员从业风险增大。另外医疗纠纷处理中，由于举证责任倒置要求在发生医疗纠纷时由医院提供证据，使得医生在疾病的治疗过程有意识地增加相关的化验检查项目，以备作为潜在的法律依据，这也无形中增加了诊断费用。

由于医疗服务行业对利益的追求以及医患之间的矛盾，导致医疗服务的供给增加。就供求模型来说，这些因素都使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因为医疗服务的需求倾向于不存在价格弹性，需求曲线也向右移动(见图2)，其结果导致医疗费用的增长。 总之，无论从需求方还是供给方来说，诸多的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我国医疗费用的过度上涨。

三、医疗费用过度增长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上述分析表明，医疗服务供方和需方的不当行为将导致我国医疗费用过度上涨。然而，医疗费用过度上涨和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的不完善也有着极强的相关性。而当前医疗费用的过度上涨正是城镇医疗保障制度自身变迁和制度不完善的必然产物。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诺思关于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的论述是他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大贡献。诺思指出：“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好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直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就变得十分困难。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为了体现制度的优越性，对大部分城市职工的医疗费用实行“包干制”和“供给制”，由财政或企业提取的医药卫生补助金给以报销，个人基本上不负担任何医疗费用。在这种体制下必然形成医疗费用浪费和使用无约束的惯性。此外，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产生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因此，在当前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中，个人的机会主义仍然发生作用，且隐蔽性更强，并且形成了巨大的利益群体或集团，对医疗费用上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此，可以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初始成本及报酬递增等角度来分析我国医疗费用过度增长的原因。

(一)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正是因为经济活动中存在“交易费用”，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假定的“交易费用为零”，新制度经济学才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笔者认为，医疗体制改革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宏观卫生政策的性质定位出现偏差，疾病负担由以政府承担为主转向以个人负担为主，结果是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平等性和福利性越来越差，“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愈演愈烈，患者取得医疗服务的交易费用越来越高，高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大量非绩效的制度变迁陷入“锁定”状态而长期存在。科斯定理2中所界定的产权初始界定和分配将影响最终资源。与此类似，全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的集中在大医院，患者就医的交易费用显而易见。

(二)初始成本

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变迁的具体方案和组织实施，将面I临着交易成本的约束，交易成本的高低与大小取决于变迁的初始条件。有些变迁的初始条件面临着高昂的交易成本的约束，使得制度变迁、制度交易无法实现，从而锁定于无效率的状态。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也认为，一项制度的建立需要大量的初始成本，而随着这项制度的推行，单位成本和追加成本都会下降。医疗体制改革实际上历经的也是政府“放权让利”的过程，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对医院采取“给政策，不给钱”的制度安排，政府对医院的投入不足，更多的费用补偿是靠医药收入，靠制度外“创收”。政府对卫生费用投入的逐年下降使患者的负担则日益加重。这表明，政府当时在医疗体制改革和公共卫生政策制定过程中选择了一个初始成本较低的方案。但是问题在于，医疗体制改革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患者看病成本的上升，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没有明显下降的趋势。

(三)报酬递增 所谓报酬递增是指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给人们带来的报酬递增。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报酬递增是否符合“卡尔多标准”的第一种可能性。医疗体制改革这么多年以来，谁的报酬在递增，应该是“卡尔多标准”的第二种可能性。而且报酬递增的只是一小部分人，而不是全体公民。 从医疗服务市场的上游看，政府与医疗机构从“行政管理”到“委托合同”关系的转变意味着前者对后者的直接控制减弱。此时，若没有市场竞争约束供给方，政府改革充其量只是向供给方转移了部分初始委托收益。而更为糟糕的是，市场中的下游方只求实现新得到的剩余收益，完全不具再分配功能，在垄断条件下，会提高成本，掠夺更大份额的消费者剩余。由此可见，医疗机构改革不仅没有提供公平市场环境，反而大大加重了不必要的制度无效率，而承担改革成本的却是谈判能力最弱、分布广、力量分散的初始委托人――患者。医改前，政府拨款是各级医院和疗养院的主要收入来源；医改后，政府补贴仅占全部费用的20％-25％，只能提供基本工资和新增投资，而只占1/4人口的参保人群要承担所有剩余费用；公共防疫补贴也减少，45％的公共健康项目费用来自于患者直接支付，从而造成我国医疗费用过度增长的现状。

四、控制我国医疗费用过度增长的对策

导致医疗费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必须“多管齐下”才能遏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的顽症。

首先，加强社会公众疾病预防和自我保健意识，引导公众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消除不良的卫生习惯，降低疾病的发生。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控制医疗费用的根本措施。不是由哪一个部门或单位可以独立实现，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加以实现。

其次，加强对医患双方不合理费用的控制。医疗保健制度作为控制医疗费用上涨的有效途径，主要体现在对医疗服务的供需双方的控制上。一方面，要体现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控制，这是难点也是焦点。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支付方式和管理方式。另一方面，要体现对医疗服务需求方的控制。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缺乏对需方的费用制约机制，造成卫生资源的大量浪费。因此，为减少过度医疗服务的可能，降低急剧上涨的医疗费用，某些医疗费用需要由市场的供给方和需求方来分担，也就是需要用定额支付(fixed-payment)补偿等机制和并非微不足道的消费者支付(如共付制)来控制不必要的医疗服务。

第4篇：保险在微观经济中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利率 宏观经济调控 作用效果

一、近些年我国所采取的利率政策与宏观经济效果分析

（一）利率变动对我国GDP的影响

根据支出法来表示可知GDP=C+I+G+X-M，G代表政府支出，C代表最终消费，I代表投资，X-M代表进出口贸易差额。由于贸易进出口在GDP当中所占份额较小，故在宏观经济学中，利率变动对GDP的作用主要通过对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来实现的，即利率的投资和消费效应。下面我们分析我国的利率变动对GDP影响效果。

2007年我国连续六次调高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而从GDP的同比增长比率来看，GDP的浮动与利率没有明显的相关性。2007年是为了抑制经济过热，而2008年连续调低基准利率是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从2007-2008年GDP每季度同比增长比率来看，2007年保持在14%以上的高比率，而2008年却相反维持在11.3%以下，这反映了央行利率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2010年至2011年多次调高利率，GDP季度数据出现一定下滑，短期看到利率调控的作用效果。2012年6月，由于GDP增长率持续下跌，为促进经济增长，央行下调基准利率，三季度经济增长稍有回转。综上分析可见，央行的利率政策的效果对GDP的影响还不是很显著。

（二）利率变动对我国通货膨胀率的影响

稳定价格总水平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之一，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避免通货紧缩。近几年，我国的通货膨胀现象较为严重，因此，通过利率变动来调节我国的物价水平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手段。

为了应对通货膨胀，提高利率也是我国采取的主要手段之一。高利率会使人们增加储蓄、减少消费，也会导致资产价格下降，个人财富减少，制约了消费，同时，也提高企业的资本成本，减少了可投资项目。最终，消费需求减少和投资受到抑制共同使消费物价下降，从而缓解了通货膨胀。

（三）利率变动对我国就业增长率的影响

低失业率是我国政府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而利率的变化又是货币政策的重要中间目标之一。在其他情况不变和非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利率与失业率是成正方向变动的，即利率提高会使失业率上升。这主要是通过利率的变动引起投资与消费的相应变动，然后，投资与消费的变动又通过乘数效应使得社会总需求发生变化，总需求的变动导致总支出与总收入的变动，最后导致了就业率的变动。

二、利率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作用的制约因素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前利率变动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的影响并不明显，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我国利率尚未市场化，管制严重

我国在市场经济转型期，利率并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利率的确定及调整是由中央银行外生决定的，并不完全随货币资金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动，即实行利率管制。而管制利率多为事后行为，效果难免滞后。

（二）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完善，影响利率政策效果

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市场基础，同时金融市场特别是货币市场的发达程度决定着利率政策发挥宏观效应的市场基础。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利率可以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间迅速传导，只有这样，利率才能对不同市场的资金供求进行有效的调节。然而我国的金融市场不完善，利率传导受到阻碍，资金也不能够在各市场间合理的流动，造成利率传导机制效率低下。

（三）利率对居民储蓄和消费的引导有限

利率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效应的大小，归根结底要通过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得到反映的。然而我国居民整体收入水平不高，预防性储蓄占较高比例，此外，我国的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居民为以后的养老、子女教育等问题，有很多的收入用于预防性储蓄，而这部分储蓄是刚性需求，基本无利率弹性。

（四）投资的利率敏感性不强

在传导利率的作用效果中，企业是重要的微观主体，企业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反映程度，直接影响到利率的宏观调控效果。而我国企业的投资需求缺乏足够的敏感性，直接导致了利率变动对于投资影响的不足。国有银行货款的主要对象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其他企业得到的贷款有限，然而国企尚未完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缺乏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人控制、预算软约束现象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直接影响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管理状况。导致对央行利率变化敏感性不高。

三、增强利率政策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的措施

面对我国利率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甚微，以及种种制约利率政策传导效果因素的情况，我将进一步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针对增强利率政策的宏观调控效果的问题，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一）渐进式的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虽然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是利率机制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利率的变动不能体现资金供求的变化，没有完全发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和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作用。因此要具体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渐进式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在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时，也要重视其可能产生的风险，如金融机构为争夺存款和贷款资源而导致道德风险的增加，以及金融机构因资金成本的增加而加大高风险资产的投产以求收益的平衡而导致金融风险增加，这些都会削弱利率政策的效应。

（二）逐步完善金融市场

完善的金融市场必须具备品种齐全、结构合理的融资体系、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以法律和经济为特色的监管体制等。这就要求在完善金融市场时，把以央行货币政策实施基础的，同时作为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企业联系纽带的货币市场放在突出的地位，会起到增强利率政策效果的目的。同时，疏通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动机制，发展跨市场产品，逐步放宽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间资金流通的管制等措施，也会推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进一步连通，增强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效果。

（三）提高我国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率敏感性

我国制定和实施利率政策时，都是先要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产生影响，通过微观传导到宏观，才能实现诸如促进经济增长，缓解通胀等等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因此，提高我国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率敏感性。

1.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逐步实施与医疗、住房、教育、养老、失业等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解除了居民的后顾之忧后，才能正确引导公众的预期。使我国部分预防性储蓄存款必然减少，转化为以收益为目的的储蓄投资，从而提高居民储蓄投资和消费行为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

2.拓宽居民的投融资渠道

我国可以通过金融创新，使居民传统的投资渠道不局限于存款、保险、股票，发展多种金融产品，以逐步实现储蓄分流，扩大居民参与金融活动的深度，调整其资产结构，从而起到改善居民储蓄低利率弹性的状况，推动消费者信贷的发展。

3.进一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首先，建立多元化的信贷配给途径，建立地方性的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弥补国有金融服务空缺。其次，让更多的中小企业进入货币市场，拓宽融资渠道。最后，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这在保证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和收益的前提下，充分满足有实力的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从而增强其投资行为对于市场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

参考文献

[1]黄宪，王静然，王栋.中国利率政策效果分析[J].经济评论， 2000（02）.

[2]潘晓燕.利率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J].新疆金融，2000（05）.

[3]孙勇.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利率效应[J].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09.

[4]王克武，李天德，吴聪敏.我国利率调整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9（21）.

第5篇：保险在微观经济中的作用范文

家庭经济学的出现扩大了经济学家的视野，同时也将人们的视线重新拉回到经济的微观基础——家庭。家庭的经济功能，家庭的经济性质以及家庭制度的演化过程，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着转型，这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许多民营家庭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中国的家庭与西方的家庭在功能、结构、性质上都存在着不同，因而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家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对象，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是国内经济学界目前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作有深度的分析，因此本文将试图对这个问题作一个最初步的探讨，进行文献的梳理工作。

对家庭的研究，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学，西方学者的论述都更充分些。他们从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家庭制度演化角度入手，对核心家庭的性质与功能进行了分析，其中集大成者是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Becker的获奖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新家庭经济学已经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Becker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分析了家庭行为被认为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中国正在加紧现代化的脚步，这个大社会背景使得中国的家庭结构，家庭功能正处于急剧变化之中。一方面，现代化的冲击使中国家庭源远流长的家文化受到强烈冲击，另一方面，中国特定的家庭结构和家庭文化，使得中国的民营经济发挥了强大的功能性作用，灵活而又有很好的适应性，顺应了中国经济发展。

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中国家庭的经济性质，和它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和评析，发现其中一些结论性的问题。

2.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家庭从其经济性质和功能上来说是生产的组织和机构，是一种经济制度，这一点是由Becker揭示的（1981）[贝克尔：《家庭论》，1998年第一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社会学研究家庭的起源和演化，而经济学对家庭的讨论中更多的是从家庭生产、家庭消费和家庭保险这些方面来论述。分析方法有新古典分析法（Becker），交易成本法（Pllak），制度分析法（Ben-Porath）等等。

国内对这方面的论述比较少，对中国家庭的经济性质研究往往和家族制企业相联系。

2.1国外研究现状

2.1.1关于家庭的论述

“经济学”一词起源于希腊语中的OIKOS，意为家庭。但是家庭作为经济学词源意义上的鼻祖和社会的细胞却一直徘徊在经济学殿堂的大门之外，并没有被纳入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长期以来，个人与企业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中被当作是市场活动的两大主体而充分重视，并在此研究基础上发展出了一整套完整而严密的经济学理论。家庭的行为和偏好被笼统地细化为个人的行为和偏好，而家庭内部的问题更是被经济学家当作是非市场问题或者是社会问题而一笔带过。在贝克尔之前虽然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因为缺乏严密的论证或者强有力的方法论支撑而只能一再搁置。

1976年，Becker发表了《家庭行为的经济分析》（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这是他对后来所谓的“新家庭经济学”理论的首次完整阐述，以后，他又出版了一部更加综合的著作《家庭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这本被公认为新家庭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中译本只有短短400页，但却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上的意义，它意味着家庭也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组织而得到了重视。

Becker后，家庭经济学的思想星火燎原，许多经济学家把兴趣和好奇心放到了家庭经济的研究上，其中比较著名的经济学家有：N.Tomes、KevinMurphy、RobertHauser、RobertA.Pollak、Chiappori、Rosenzweig和YoramBen-Porth等等，他们分别对家庭的性质、家庭的内部分配以及利他主义等不同的方向进行了不同的研究。

Becker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把家庭的功能分为生产、消费和保险三部分。家庭就像企业一样，夫妻双方通过订立一份把他们长期结合在一起的契约，避免了交易费用，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家庭成员之间彼此了解、互相信赖，这就大大减少了监督和管理费用。因此家庭也就变成了一个有效率的经济单位。

YoramBen-Porath从身份确认的角度分析了家庭交易的特征。他认为家庭也是一种制度，家庭中存在着明显的财产权转移现象，因此，家庭和市场一样也是交易的场所[YoramBen-Porath:TheF-connection:Families,andFirmsandtheOrganizationofExchange，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1980.3.]。与市场不同，家庭契约最主要的特点是家庭关系嵌入于一群身份确定的合作者之间，失去了这种身份上的确认，也就失去了家庭契约的意义。在契约结成之后，为防范风险，人们通常选择的做法是进行保险，而保险恰恰是市场失灵的经典解释和家庭契约的可能优势。虽然因为存在着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无论是保险还是家庭契约，都不能100%地防范风险，但是，两者都至少说明了身份确定的必要性。

Pollak的观点是把家庭看作是一个组织，有其自己的结构，特别是把婚姻看作一个“治理结构”。[RobertA.Pollak:ATransactionCostApproachtoFamiliesandHouseholds,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Vol.XXIII(June1985),pp.581-608.]因此他对家庭生产和保险的分析是从交易成本出发的。他认为，家庭生产的产品有些可以市场化，有些不能市场化，不能市场化的产品提供的就是保险功能。尽管保险可以从市场中获得，但是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没有办法消除，即使政府有强制的标准。而家庭治理在其经济行为上的的优势表现在激励、监督、利他和忠诚四个方面。

2.1.2关于中国经济中家庭的作用

第6篇：保险在微观经济中的作用范文

然而，我国旅游保险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具体表现在:保险业微观经济效益与宏观经济效益之间的矛盾;旅游保险产品结构、数量方面与游客实际消费需求之间存在矛盾;单一的保险宣传形式、营销方式与多层次消费需求不适应的矛盾。无论是旅游经营者还是消费者、保险经营者对于旅游保险都存在认识上的问题。这其中关键问题在于解决保险经营指导思想问题，促使旅游保险由低效益型转变为高效益型险种。

为了使我国旅游保险市场蓬勃发展，就必须走出旅游保险的误区。目前，在旅游保险中主要存在下列一些问题：

误区之一：旅游消费者存在侥幸心理，认为风险不大或无风险可保。

旅游是一种由实物和服务构成的特殊产品，其消费既包含物质要素、又包含非物质要素。旅游产品的丰富多样性和涉及行业的众多性，集食、住、行、游、娱、购六种具体消费形式于“一体化”，使旅游具有综合性特点;旅游产品在空间上的不可移动和不可储存性;旅游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具有同时发生和同时结束的特性；旅游因能满足游客外出游览所追求的真正快乐和情趣，作为一种精神消费产品具有娱乐性。

旅游产品的特性决定旅客旅游期间所面临的风险具有多样化的特征，如从保障的风险责任方面看，既有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又有人为因素导致的责任风险，甚至经营风险、信用风险。保险业作为特殊服务领域，旅游保险的保险标的既包含有形的财产、人的生命或身体，又包含无形的责任、费用、及利益。从保险人承保的空间和时间范围来看，既有乘坐运输工具的运输阶段，又有住宿期间；还包括旅游景点以及娱乐场所等。保险品种涉及人身保险、责任保险和财产保险。

误区之二：游客误认为旅行社责任保险可替代旅客意外伤害保险

我国现行旅游保险为游客提供的保障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旅游救助保险、游客意外伤害保险、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住宿游客人身保险。为确保旅游保险业务的实施，2001年12月11日国务院《旅行社管理条例》;2001年5月15日国家旅游局《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的规定》规定:从事旅游业务经营活动的所有旅行社，必须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2001年12月27日国家旅游局《旅行社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还进一步规定，旅行社在与旅客签订旅游合同时，应当推荐旅游者购买相关的旅游者个人保险。

旅行社责任保险与旅客意外伤害保险的根本区别在于:

(1)保险业务的属性、实施方式、保障对象不同。前者属责任保险，以强制方式实施，由各个旅行社自行投保，被保险人是旅行社、为直接保障对象，旅客为间接保障对象；后者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以自愿方式实施，通常由旅行社代旅客以团体方式向保险人投保。

(2)保险责任及保险期间不同。前者保险人的责任期限为一年，承担被保险人在从事旅游经营业务活动中，因疏忽或过失造成对所接待游客的财产损失、人身伤亡所致经济损失和费用(医疗费、交通费及诉讼费)等赔偿责任。后者限于旅行社组织的团体旅游期间，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致残致死、或有关医疗费用。

两个险种的责任范围既有交叉、又有重合，二者相辅相成、互相补充。因此，旅行社责任保险不能替代旅客意外伤害保险，在团体旅游的情况下，当游客离开旅行社自由活动期间等导致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时，不属于旅行社责任保险的责任范围:倘若旅客采取非团体方式出游，旅客在旅游期间的有关风险，如旅客个人过失或身体疾病引起的经济损失，若没有投保相应的旅游意外保险，则其经济损失的结果必须自己承担。

误区之三：旅游保险经营微利或无利可图

辨证看待旅游保险盈利问题，应正确处理好保险业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之间以及保险经营管理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

第一，保险经营者应从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到发展旅游保险不仅对于发展旅游业、维护整个经济结构调整起到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而且对进一步寻找保险业务新的增长点，开拓保险市场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保险业的经济效益是建立在以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为前提的，只有把市场主体的风险保障需求，作为保险企业开发和研究产品的源泉或动力，把为客户服务作为经营的最高宗旨，才能够争取更多的客户、赢得更多的市场，从而获得最大的利润。

第二，正确认识旅游保险经营效益与保险经营管理之间的内在关系，是转变保险经营理念、改变旅游保险现状的前提。保险经营管理者在管理和决策上应高度重视旅游保险市场的开发和研究，并强化管理意识，以提高旅游保险经营的实际效益。一旦主观上对保险赢利缺乏正确认识，经营者没有内在动力，就会造成旅游保险险种、展业方式、营销渠道单一化，从而导致客户少、业务量小，在风险不能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其结果必然是高赔付、低效益，经营者就更没有积极性。由此循环往复，使得旅游保险陷入一个怪圈。

以上这些问题随着我国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都将迎刃而解。旅游保险的黄金发展期已经来临，相信旅游保险的火爆也将为期不远。目前，老百姓的保险意识正在逐步提高，尤其是对短期意外险，这为保险公司加快业务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春意盎然的今年“五一”长假，良好的出行天气再一次激发了又一轮旅游到来。由于长假期间出行人群的猛增，无疑是保险公司业务发展的最佳时机，每家保险公司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遇。其实，每年的这个时候也是保险公司最忙碌的阶段，各家公司纷纷推出自己的主打险种，希望在假日经济上好好地分“一杯羹”。

来自北京市场的一项统计显示，近几年，北京市民每年出游的人数高达数千万人次，而出游者中有7成游客还没有购买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尽管目前“假日经济”的“火热”并持续升温和旅游保险市场的“不温不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从各家保险公司老总的言谈话语中依旧能感受到，他们对旅游保险市场的一份期盼和对旅游保险发展那份坚定的信心。面对“五一”黄金周，不仅外资保险公司，中资保险公司也纷纷推出了新型旅游险拼抢黄金周保险市场。像人保财险的“综合性自驾游保险”，太平人寿的“中联车盟自驾车意外伤害保险”、太平洋寿险的“世纪行B”综合交通工具险、“逍遥游”旅游险、平安的“一路平安春之旅”保险卡等等，这些产品在为客户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的同时，在营销手段和服务上也大胆创新。目前国内投保方式正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旅游者除了在旅行社及其门市可以购买旅游意外险外，还可以选择很多新的渠道，如手机投保航意险、手机钱包投保意外险。太平洋寿险有关负责人介绍，用户只要通过发送短信，就可以购买短期意外伤害保险，“手机钱包”的保险金额分为10万和30万两种，保险期间从1天至30天共有8种，投保人可以自由选择，保险费从3元至90元不等。这种新型的投保方式超越了传统投保方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短期出行的游客只要拥有“手机钱包”，就可以随时随地为自己的旅途增加一份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障。

第7篇：保险在微观经济中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教育；健康；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830．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10-0003-10

教育和健康的经济效应，既可以从总人口角度也可以从个人角度来进行分析。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作为决定人力资本的两个关键因素，不仅在宏观层面的研究中被许多经济增长理论所强调，而且在微观层面的理论研究中被视为生产效率和劳动报酬的决定因素；与此同时，实证研究也得出了很多肯定教育和健康作用的有意义的结论。

本文介绍了被用来度量人力资本的教育指标和健康指标；并通过评述有关人力资本的理论及实证研究，梳理了教育和健康的宏观经济效应与微观经济效应，以及教育和健康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以下部分的安排如下：我们在第一部分介绍了度量人力资本的教育指标和健康指标；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考察了宏观层面的研究和微观层面的研究；在第四部分梳理了教育和健康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教育指标和健康指标

尽管人力资本存在难以测度和加总的问题，但是关于人力资本的经验研究还是得出了很多有意义的结论。相关的文献主要采用教育指标与(或)健康指标来度量人力资本。

教育指标包括：(1)入学率(schoolenrollmentratios)；(2)成人扫盲率(adultliteracyrates)；(3)受教育程度(educationalattainment)ll～。健康指标包括：(1)人体测量变量(anthropometricvariables)；(2)预期寿命、存活率或死亡率(1ifeexpectancy，survivalrates，ormortality)；(3)发病率(morbidity)；(4)总体健康与功能状态(generalhealthandfunctionstatus)。

入学率按教育程度可分为小学、中学和大学入学率等，在大量的经验研究中得到应用，Tilak对这些研究有过概括的论述。入学率是指，某个给定的教育程度的入学学生总数占法定的(或社会约定俗成的)相应学龄总人口数的比例。入学率反映了当前的受教育人口增量，这种流量不断累积构成了日后可用的人力资本存量。由于完成教育过程需要很多年，所以这种流量与存量之间的时滞是很长的。若要消除这种时滞，那么，不仅需要估计初始人力资本存量，而且期间的人口流动和人口死亡等因素都会给数据带来误差。因此，入学率并不是一个能够很恰当地度量人力资本存量的指标。

与入学率不同，成人扫盲率反映的是当前的人力资本存量，而不是流量。然而，成人扫盲率只反映了当前人力资本存量的一部分，没有把接受更高层次教育所积累的人力资本考虑进去；如果采用了成人扫盲率这一指标，就意味着基础教育以上的更高层次教育对社会生产力的贡献不是十分重要的，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因此，成人扫盲率也不能够准确地衡量可用于生产过程的人力资本。

前两个教育指标都不能用于个人层面的研究，而受教育程度既可用于个人层面的研究，也可用于宏观层面的研究。用于个人层面研究时，受教育程度的数值化指标为受教育年限；用于宏观研究时，数值化指标包括(成年人)达到各级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以及(全体成年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前两个教育指标相比，受教育程度比较恰当地度量了人力资本存量。尝试构建跨国受教育程度数据集的文献包括Psacharopoulos&Ariagada、KanekolaI、UNESCO、Lau，Jamison&Louat、Kyriacou、Barro&Lee等；另外，Wang&Yao估算了中国1952―1999年的受教育程度，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估算了中国大陆30个省区市1982--2003年的受教育程度。

健康指标中的人体测量变量、发病率、总体健康与功能状态这三个指标多用于微观层面的研究，如被用于个人健康对个人劳动生产率、个人收入等的微观经济效应研究。人体测量变量包括体重、身高和身体质量指数(body―mass―index)等身体特征指标，以及各种营养摄入量等健康投入指标。采用这种健康指标度量人力资本的理论认为，健康水平与身体特征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身体上和认知上的机能发育具有其内在的生理机制，而身体上和认知上的机能发育是个人经济潜力的重要决定因素；另外，营养摄入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体力和精力，从而会间接影响个人的经济收入。常见的发病率指标包括医疗诊断记载的具体疾病情况和症状等变量。疾病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并且使医疗费用和保健开支增加，因此疾病会影响个人收入与家庭财富，其影响程度取决于病情的严重程度。总体健康与功能状态指标包括自我健康评价指标和功能障碍指标，其中前者具有主观性，而后者则相对较少受到主观偏见和其他社会经济学指标的干扰。

第二种健康指标预期寿命、存活率与死亡率的测量对象为总体人口，因此不能用于个人层面的研究，通常被用于宏观层面的研究，例如国民健康对经济增长、人均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指标影响的研究。MurrayεIopez证明较高的预期寿命跟较低的发病率和良好的总体健康状况相关联，Shastry&Weil发现成年男性的存活率与他们的身高线性相关，而身高是很重要的人体测量变量之一，经常被用作人力资本的度量指标。由此可知，预期寿命、存活率和死亡率指标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人口群体的健康水平。事实上，几乎所有宏观层面的研究都采用预期寿命、存活率或死亡率来度量健康水平，Bloom，Canning&Sevilla对这方面的文献做了汇总，并汇报了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使用的估计方法以及实证结果。

二、教育和健康的宏观经济效应

在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是不相同的；而且在那些强调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的模型中，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方式也不完全相同。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没有被赋予某种特定的作用，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Solow模型和Ramsey模型关于生产过程的一个假定就是，资本、劳动和技术以外的投人品都是相对不重要的。这些模型的生产函数包含四个变量：产出、物质资本、劳动和技术水平，其中技术进步率为外生给定的。人力资本在这些模型中既不是一种投入要素，也不会促进技术进步。

与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不同，人力资本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UzawaL93]与Lucaslss]认为仅有物质资本还不足以全面反映资本的重要性，并对资本的概念予以扩展，使其包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由于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为正，致使单个资本积累就可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在

Romer的研究与开发模型中，人力资本是研发部门的一种投入要素。研发部门利用人力资本与现有知识(或技术)来创造新知识(或技术)，因而人力资本存量高低将会影响研发部门的创新能力，影响技术进步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率。强调入力资本是经济增长重要源泉的文献还有Becker，Murphy&Tamura、Tamura、Mulligan&SMa-i-Martin、Lucas以及Goodffiend&McDerott等。

Aghion&Howitt指出，在内生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可以被划分为两类：第一类认为经济增长源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不相同的积累速度导致了不相同的经济增长率，如Uzawa和Lucas都属于此类研究。①这类理论把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投入要素放人生产函数，人力资本的增长将推动经济增长；如果没有人力资本的增长便不会有经济的增长，经济持续增长的真正原因在于人力资本能够持续地增长。第二类模型把经济增长归功于可用的人力资本存量，而不是人力资本积累。认为即使没有人力资本积累，也是会有经济增长的。在这一类模型中，人力资本存量是技术进步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例如，Romert认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多寡会影响创新能力，Nelson&Phelps(1966)认为人力资本存量高低会影响模仿、吸收新技术的能力，因此，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将影响技术进步速度，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关于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的问题，我们还要提到杨立岩和王新丽。杨立岩他们把Lucas的人力资本开发部门引人Romert的研究与开发模型，发现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活动在经济增长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最终依赖于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两个因素。需要指出的是，杨立岩和王新丽的研究目标为同时内生化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并强调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两者都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其研究目的不是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但是，客观上他们的模型和研究结论意味着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存量两者都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

那么，人力资本究竟以何种方式影响经济增长呢?已有实证研究使用教育指标――平均受教育年限――度量人力资本来验证过这个问题。Benhabib&Spiegel利用Kyriacou和Barro&Leet的受教育程度跨国数据，检验人力资本积累与人力资本存量对增长的经济效应。他们发现人力资本积累的回归结果不显著，甚至回归系数的符号也不正确，而人力资本存量则存在显著的正的影响；所得结论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是人力资本存量而不是人力资本积累。然而，Krueger&LindahlL认为，Benhabib他们之所以得出人力资本积累不显著的结果，是因为他们所采用的跨国受教育程度数据误差比较大引起的。(pritcheul已经注意到教育数据的测量误差可能造成的一些问题。)由于估算过程比较粗糙，导致跨国的受教育程度数据测量误差大且可靠性低。KydacouL和Barro&LeeLlOj所测算的68个国家1985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相关系数为0．86，然而，从1965―1985年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量的相关程度却仅有0．34。Krueger&Lindahl指出，这些教育数据的测量误差严重削弱了对人力资本积累的GDP增长效应的估计，并且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尤其是物质资本积累)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积累最终变得不显著了。他们使用Benhabib&Spiegel所用的教育数据重新做了回归分析，发现在不包含控制变量――物质资本积累――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积累是显著的；他们还发现初始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为了检查初始人力资本存量与GDP增长之间的这种正相关性是否因教育数据的测量误差引起的，他们证明在控制了人力资本积累的情况下，人力资本数据的测量误差，不会引起初始人力资本存量与GDP增长之间产生一种虚假的正相关关系。最终结论为：人力资本积累与初始人力资本存量两者都会影响经济增长。

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利用1982--2003年中国分省受教育程度数据，分析了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他们发现，人力资本积累与可用于生产过程的人力资本存量都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正面影响，而且前者的影响力可能比后者的更大；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人力资本积累与人力资本存量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增强的关系。

此外，大量的实证研究采用了教育指标来度量人力资本，发现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Senguptatsa指出人力资本积累在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中扮演者重要角色。Chen&Feng采用中国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大学入学率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率的测量指标，研究了催动中国省际经济增长的原因，结果发现高等教育对所在省区市的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Wang&Yao发现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相当快，教育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贡献是巨大的；并且指出，中国应该对当前教育投资力度下降的趋势予以关注。Barro以受教育年限度量人力资本存量，以国际间可比较的测验分数衡量人力资本质量，对大约100个国家做了实证分析。Barro发现经济增长跟具有中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成年男性的初始人力资本存量正相关，由于这部分人员承担着新技术的创造、传播和模仿的重任，所以这个结论表明了技术扩散的重要性；经济增长跟具有中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成年女性的初始人力资本存量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这说明在许多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成年女性未能人尽其才；人力资本存量和质量都对经济增长有影响，相比而言，人力资本质量的作用显得更重要一些。

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采用健康指标来度量人力资本，或者兼用教育指标和健康指标来度量，发现健康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Bhargavaetal．研究了成年人存活率(即年龄达到15岁的人能够存活到60岁的概率)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基于多个国家间的面板数据，他们发现低收入国家的成年人存活率对其所在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例如，在那些最贫穷的国家，成年人存活率上升1％，相应的GDP增长率将上升大约0．05％；而投资占GDP的比例上升1％，相应的GDP增长率的上升幅度仅为0．014％。Bloom，Canning&Sevilla把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投入要素引入生产函数，采用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工作经验等指标度量人力资本，研究了健康、教育及工作经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发现健康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预期寿命增加1年能够促使产出增长4％；预期寿命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异能够解释各国间收入差异的相当大一部分，而工作经验在解释收入差异方面作用不大。

除了我们在上文中所谈到的旨在验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的实证研究，以及在不做理论模型设定的情况下所做的有关教育和健康的实证分析之外，还有一些实证研究针对某些刻画人力资本影响的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验证。Mankiw，Romer&WeilL把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加入到

Solow模型中去，利用跨国数据检验了原Solow模型与加人人力资本之后的Solow模型，发现加入人力资本之后的Solow模型可以很好的描述跨国经济增长。这个经过改造的Solow模型依然是一个外生增长模型，这就是说，Mankiw，Romer&Weil的研究结果表明外生经济增长理论也能够很好地刻画人力资本的影响；不过，他们在度量人力资本的时候，仅使用了教育指标，未采用健康指标。只采用教育指标来度量人力资本的做法，如同把人力资本狭义地等同于教育，这就有可能低估了人力资本的作用，甚至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研究结论。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利用1985--2000年中国29个省区市的经验数据分析了人力资本及其各形成要素的影响。他们首先检验了加人人力资本的Solow增长模型，发现在仅采用教育指标而忽略健康指标的情况下不能拒绝加入人力资本的Solow模型，但是在兼用教育指标与健康指标的情况下，实证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作用太大了，以致于推测出的参数值已经不能满足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假定，这就表明加入人力资本的Solow增长模型不能够恰当地刻画中国自改革以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加人人力资本的Solow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仅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并不影响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率依然是外生的。这样的模型设定虽然重视了人力资本对产出的影响，但是却会把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存量对产出的影响全部归功于人力资本积累。然而，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的论述以及相关的实证研究结果，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存在正的影响；如果设定的模型把人力资本的作用都归功于人力资本积累，必然会过高估计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从而导致错误的参数估计。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把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存量的作用都考虑进去，人力资本既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又是技术进步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这样的模型设定既体现了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又体现了人力资本存量在经济增长中的功劳。他们在此模型基础上做实证分析，估计了生产函数的参数，并且分析了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存量以及教育和健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许多实证研究兼用了教育指标和健康指标来度量人力资本，但是直到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才给出教育、健康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具体构成形式。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在分析教育和健康的微观经济效应和宏观经济效应以及健康与教育两者之间相互影。向的关系基础上，认为教育和健康既非完全替代关系，又非完全互补关系，并设定了人力资本的具体构成形式：教育和健康按照Cobb―Douslas生产技术组合生成人力资本。

三、教育和健康的微观经济效应

人力资本的微观经济效应是研究个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与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劳动报酬等方面之间的关系。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介绍过用于度量人力资本的教育指标和健康指标，其中在微观层面研究中通常使用的教育指标为受教育年限，健康指标包括人体测量变量、发病率、总体健康与功能状态等。

个人教育收益率反映了个人进行教育投资所获得的回报，被广泛采用的个人教育收益率估计方法是Mincer收入函数。Mincer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是决定个人收入的关键因素。因为人力资本决定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拥有量越高的劳动者其劳动生产率一般来说也越高，所以获得的劳动报酬也就越高。Mincer考虑的人力资本度量指标包括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他证明，如果接受学校教育惟一的成本是接受教育期间的机会成本，如果增加受教育年限导致收入增加的比例在其一生中保持不变，那么，劳动者收入的自然对数与其个人的受教育年限线性相关，这种线性关系的斜率可以理解为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持有类似观点的研究还有Becker与Becker&Chiswick等。

劳动者参加工作以后，其劳动生产率会随着工作经验的丰富而提高；但是，随着个人年龄增大，体能和接受新知识的能力都会下降，劳动者的知识结构不能随着社会技术进步而及时更新，于是劳动生产率就开始下降了。因此，Mincer在个人收入函数中加入了工作经验的一次项和平方项，来反映工作经验对劳动报酬的影响。

Psacharopoulos基于Mincer收入函数，采用OLS回归方法估计了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教育回报率，发现Mincer收入函数对各国数据都有很高的拟合度，虽然这些国家的教育制度和经济制度存在着巨大差异；各国的个人教育收益率在0．05---0．15这个范围内，而女性的教育收益率要稍高于男性。中国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个人教育收益率一直都很低，如Maurer―Fazio采用1988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发现中国城镇职工的个人教育收益率只有2．9％。然而，一些研究发现中国的个人教育收益率在90年代以后有上升的趋势。岳昌君在Mincer收入函数的基础上，对中国城镇职工的收入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镇职工的个人教育收益率从1991年的2。76％上升至2000年的8．21％；教育对个人收入的直接影响是显著的；在目前的学费水平下，高等教育投资的直接教育净收益是正的，如果再考虑高等教育的间接受益，那么高等教育的总回报可以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有关中国个人教育收益率的文献还有Byron&Manaloto、Zhang&Zhao、Li、陈晓宇等、李实和丁赛等。

个人教育收益率属于教育的微观经济效应，考虑的是个人从教育投资中获得的货币回报；全社会从教育投资中获得的回报属于教育的宏观经济效应，被称为社会教育收益率。社会教育收益率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个人教育收益率。如果教育存在正的外部性，那么个人教育收益率就不能涵盖教育投资带来的全部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教育收益率将高于个人教育收益率。Machlup与Spence注意到，接受教育有可能除了获得一纸文凭之外，并没有提高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教育收益率就会低于个人教育收益率。另外，社会经济制度也会造成社会教育收益率和个人教育收益率之间的巨大悬殊。Heckman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中国的工资制度以及许多针对工资设置的限制政策，造成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很严重，致使劳动者的工资反映不出他们所受过的教育对经济的边际贡献，因此，那些基于Mincer收入函数得到的很低的个人教育收益率反映不出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教育的真正贡献。Fleisher&Wangt估计中国的社会教育收益率可高达30％或40％，这意味着在90年代初个人教育收益率只反映了教育对社会经济所做贡献的1／10。

健康使劳动者工作精力充沛，而疾病却会导致缺勤率上升。拥有健康不但是劳动者正常工作的保证，而且健康的劳动者工作效率更高。许多微观经济研究采用人体测量变量、发病率、总体健康与功能状态等健康指标，证明健康会影响劳动者的生产率和个人收入。如采用身体特征、营养状况指标的文献

有Imminck&Viteri、Wolgemuth，Latham&Hall、Sahn&Alderman、Strauss&Thomas、KnaultSlj、Hass&Brownlietn、Thomas&Frankenberg、与Case，Lubotsky&Paxsontnj等；采用发病率指标的文献有Sehuhz&Tanselkslj、SmithL、Bradley　et　al与WU等；采用总体健康与功能状态的指标的文献有Strauss et al．、Gruber&Hanratty、Mete&Schultz与刘国恩等等。Strauss&Thomas采用美国男性的身体特征指标，发现身高越高的男性和(给定身高)体重越重的男性，他们的薪水也越高。Wu采用发病率指标，发现严重疾病会对家庭财富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已婚女性病情发作的影响大于已婚男性。Mete&Schultz同时使用自我健康评价指标和功能障碍指标，发现在中国台湾地区的老年人中，这两个指标越高的人(即越健康的人)，其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也越高。

从上文的叙述可以看出，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作为决定人力资本的两个关键因素，在微观层面上影响个人劳动生产率和个人收入水平，在宏观层面上影响技术进步速度和经济增长率。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和健康所带来的好处，不仅包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报酬的增加、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DGP增长等直接经济利益，还包括认知能力、家庭生产和抚育健康孩子等许多家庭福利指标的提高。例如，Glewwet发现(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妇女的受教育程度跟婴儿的健康水平正相关，跟生育率负相关。如果只将注意力集中于经济效益上，就会低估教育和健康所带来的整体效益。

四、教育和健康之间的关系

虽然有研究发现医疗保健费用，甚至收入水平对健康状况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大量的实证研究却发现教育和各种健康指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使在控制了收入、种族、职业及其他的个人特征之后，教育和健康之间的这种正相关性依然显著，并且是高度相关的。Grossman&Kaestner与Grossman有关于这方面的综述。Kitagawa&Hauser发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受教育水平不同的群体之间的死亡率都存在显著差异。此后，很多研究有类似的发现，如Elo&Prestont在控制了很多影响死亡率的因素之后，如收入、种族、婚姻状况、居住地及出生地等因素，Rogers　et　al在进一步控制了保健服务、保险、吸烟、身体锻炼、职业及其他因素之后，证明了受教育水平和死亡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教育和健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很普遍的，并且相关程度很高。一些研究甚至指出在上个世纪中，美国、英国与欧洲大陆受教育水平不同的群体之间健康状况差距扩大了。例如，美国在1960―1986年之间，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男性的标准化死亡率从5．7％降至2．8％，而同期那些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男性死亡率仅从9％降至7．66％。

已有的文献对教育和健康之间的这种高度相关关系有着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教育能够促进健康。Grossman为教育和健康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认为受过教育的人会更好地保证和维持健康。①这可能是因为受过教育的人能够制定较好的保健决策，并且(或者)受过教育的人能够得到较多关于健康维护的信息，并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信息。认为教育和健康之间存在这种因果联系的研究还有Berger&Leigh、Sander、LeiSh&Dhir、Goldman&Lakdawalla、Lleras―Muney与Grossman等。

另外一种观点是反方向的，认为较差的健康状况导致了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一方面，健康的人认知能力更强，并且能够维持更长时间的脑力劳动，因而学习效率也就更高；另一方面，健康状况会影响人们在教育上的投资行为。人们能够从教育投资中获得多少回报，跟个人的健康状况及寿命长短有很大关系。健康状况越好，寿命越长，从教育中获利就越大。因此，存活概率和寿命预期势必会影响人们在教育上的投资行为；父母在决定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的时候，子女的健康状况也是他们的考虑因素之一。一些研究发现健康含有很大的外生成分，这些外生成分跟科学知识与技术进步无关。Fries指出基因决定的寿命上限为岁；Preston对预期寿命的变化与收入、卡路里消费量、疾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预期寿命变化的大约50％归因于跟经济发展无关的“结构性因素”；Soares证明近年来各国死亡率的下降与经济条件的改善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可能是健康状况决定了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而不是反过来。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教育和健康之间的这种联系不是一种因果关系，而是因为存在一种既影响教育又影响健康的不可观测的因素，如基因特征或父母的背景等。Fuchs与Farrel&Fuchs发现能力强或贴现率低等这些不可观测的特征使当事人更倾向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如较有耐心的人对教育和健康的投资也较多，耐心较小的人对教育和健康的投资也会较少。

当然，这些解释教育和健康之间的高度相关关系的各种观点之间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有可能是共存的。

第8篇：保险在微观经济中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经济学；研究对象；职业发展前景

【前言】随着经济建设的全面发展，要求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人才具备极强的综合人文素养。经济学是社会人文科学的重要学科，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的新经济时代无论在经济建设方面、生产生活方面都将发挥极大的作用。若想在祖国的建设大业中贡献力量，作为社会主义接班人必须对经济学具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因此，笔者针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职业发展前景”一题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一、经济学概述

（一）经济学概念

经济学（economics）是社会人文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针对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人类为谋求进步所从事种种生产经营活动的特殊本质，以及经济活动中与之相对应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做出的学术研究。经济活动是人类改造自然使得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实践，如：生产、交换、配置、消费等。经济活动必须在一定的经济规律和经济关系中进行，经济关系是指人们在长时间的经济活动实践中产生的交错复杂的关系的总和，在各类经济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发挥最大功能的是生产关系[1]。

（二）经济学发展历程

经济学是与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相生相伴的一门科学。人类文明发展到奴隶社会阶段，经济活动开始产生，这一时期古希腊开始出现经济学萌芽，以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主要代表，针对经济学开始进行系统分析，如色诺芬的《经济论》、亚里士多德的商品交换理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理论等。伴随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产生，这一时期经济学出现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针对农业生产进行经济讨论，政治经济学理论成熟；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行，19世纪末期开始，资本主义经济学开始发展，这一时期，经济学更加注重对经济现象的讨论和分析，经济学逐渐脱离政治成为独立的知识理论体系，20世纪钟声敲响之际，经济学完全取代了政治经济学，成为了独立学科。一路走来，经济学可谓凝结了无数智慧和汗水，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了杰出力量。

二、经济学研究对象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广泛、涉及领域多元化的学科，伴随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对象呈现动态趋势，若想了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以不同的角度分析，以下笔者针对经济学产生根源和经济学形式划分两个方面阐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基于经济学根源

经济学是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一门科学，人类在从事任何经济活动的实践过程中必然应用相应的资源，经济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人的欲望却是无限的，所以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的欲望之间出现了矛盾，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指导，这种矛盾将是不可调和的。经济学的产生可谓为上述矛盾开出一剂良方。针对经济资源的稀缺性经济学将生产可能性边界、生产效率、生产成本和生产机会作为研究核心。同时，资源稀缺性为经济学带来了四大研究课题：第一，在经济活动中需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第二，利用多少劳动力、多少成本、什么样的技术进行生产？第三，生产出的产品将会去向何处？第四，在该项生产中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价值？根据经济学产生的根源，以上四大问题是其主要研究对象[2]。

（二）基于经济学标准

经济学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划分为不用的部分，如：按照时间标准可以将经济学划分为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按照应用的标准会出现政治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但是最为权威的划分方式是按照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进行区分，按照这一标准经济学可分为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和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两部分。宏观经济学将国民经济总体作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社会总体经济问题以及经济变量的总量是怎么决定与变动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在形式上可以总结为“观林而不观木”，即学科术语中的“bird's eye”。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单位作为研究对象，是针对个体经济单位行为及经济变量的个量是怎么决定和变化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在形式上可以归纳为“观木而不观林”，即学科术语中的“worm's eye”[3]。

三、经济学职业发展前景

伴随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建设如火如荼的发展，经济学已经成为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学科。因此，经济学的职业发展前景广阔。首先，研究经济学能够掌握金融相关知识，未来可以在具有商业性质的银行系统进行发展，如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亦可将职业生涯规划方向着眼于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第二，经济学研究国民经济总体发展状况，所以就业范畴可以拓展为各类具有经济性质的行政单位，如财政、审计、海关等部门。第三，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研究经济学之后可以从事国际经济与贸易相关方面工作。总而言之，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经济学在未来的职业发展前景相当可观。

综上所述，文章首先对经济学的定义和发展历程进行了阐述，然后针对论点系统分析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最后根据全新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了经济学专业学生的职业发展前景。希望通过本文的讨论，能够引发莘莘学子对经济学的重视，在日常生活中了解经济学原理和知识，能够应用经济学理论解释我们日常生活实践中遇到的经济问题，全面提高自身综合人文素养，做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

【经济学硕士论文参考文献】：

[1]邱海平，张宇，郑吉伟，等.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1年）[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12（01）：3-65.

[2]周靖祥.改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深度探析研究与评价之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03）：90-107.

第9篇：保险在微观经济中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利率 变动 经济 影响

现如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逐步完善，利率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日益明显，在宏观上能够维持经济平衡，同时还有助于提高微观经济效率。不仅如此，利率的存在还有利于利益的分配。近年来，央行经常结合国民经济发展实际状况，经常对银行利率做适当调整，通过将利率下调能够增加社会投资，从而使经济增长更加快速。而通过上调利率水平，又能够很好地抑制通胀，从而稳定物价和市场，让经济发展更加稳定。为了与市场化改革的要求相互适应，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我国实行利率政策有利于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现如今，利率正逐步趋于市场化，银行利率体系也日趋完善化，必将大力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一、银行利率变动对投资的影响

利率对投资活动有一定地调节作用，利率不仅仅会影响社会投资规模，其水平及结构变化也会使投资结构发生相应变化。利率往往能够对宏观经济变量起到一定的引导和带动作用，进而使其发生一定的变化。企业融资成本与利率水平呈正相关，利率增大，融资成本也会相应增大，导致企业融资的意愿和能力大大降低。如果从经济整体角度来看待的话，就会抑制社会投资，引导资金流向，让其对生产不断进行改进和调节，这对国民经济增长是极为有利的。

二、银行利率变动对国民储蓄的影响

利率变动同样也会对国民储蓄进行有效调节，从而让国民储蓄总量、结构以及形式发生相应变化。

首先，从储蓄总体角度来看，利息就是人们进行资金存储所获得的收益。如果人们收入水平一直稳定状态，那么利率增大，就会使人们的储蓄收益增加，也就更有意愿将手中的资金存入银行以获取利息收入，增加储蓄总量，反之亦然。换言之，就是说，在银行利率较高时将钱存入银行能够获得比较稳定的高收益，这样人们就会倾向于把钱存在银行，而不会主动去投资。

其次，从储蓄结构角度分析，各种投资的利率，如证券、长期金融资产都会对储蓄结构产生一定影响，一旦短期利率上涨，那么短期金融资产在整个储蓄结构中的比重就会增加。原因在于短期投资利率上升，导致人们所获得的短期收益也会增加，人们进行短期投资的意愿也会更加强烈。

最后，从储蓄形式看，利率变化还会对储蓄形式造成一定影响。如果利率水平持续上涨，人们更加倾向于通过存款储蓄的形式尽可能地增加利息收入；而如果利率持续下降，储蓄的形式可能会变成持币储蓄或实物储蓄，这样能够有效降低因利率下降而给人们带来的不利影响。

三、银行利率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利率还能有效调节居民消费行为，同时储蓄和消费总量也会受到利率的调节作用。利率下降，就是使居民消费成本水平降低，就会使居民消费的意愿更加强烈，从而让其提高当前消费水平，替代未来消费，刺激内需增长。利率一旦下降，居民储蓄存款的利息收益水平就会因此降低，导致其收入水平发生变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利率收入效应。而一旦利率上升，其作用刚好与此相反。央行多次进行利率调整，也是根据上述原理作出调整决策的。的来说，由于利率变化引起居民消费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共同作用。

四、银行利率变动对商业银行经营的影响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存贷款业务是其主营业务，那么存贷利差就构成了商业银行的主要收益来源。因此，商业银行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利率风险。如果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利率上升，那么就会增大商业银行的利率成本。相对应地，如果商业银行向企业放贷资金时，提高贷款利率，就会增加企业贷款成本，也会使企业违约的可能性增大，导致商业银行面临的信贷风险水平因此提高。在银行收入和支出中，利息的收入和支出往往占据很大比例。所以利率变化影响利息收入支出水平时，就会对银行营业收入和支出产生影响，最终影响银行利润水平。

五、银行利率变动对保险业的影响

很多寿险品种往往都带有一定的储蓄功能，并且预定利率往往都是根据银行利率水平高低制定的。一旦央行下调银行利率，假定预定利率未发生任何变化，那么就会使寿险收益水平提高，往往要高于储蓄收益。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只要央行对银行利率进行下调，那么保险行业的预定利率也会跟着下降，导致寿险品种价格上扬。这样就会降低人们购买寿险的意愿，对寿险业的长远是极其不利的。对于寿险而言，其中很多人身保险品种往往都有长期返还性，如人身保险等，其纯保费中有很大一部分比例都是用来提存准备金的，构成保险公司负债，能够将其进行投资获取利息收入，为将来给付保险金提供保障。所以说，保险公司未来给付保险金至少要与其负债投资收益水平持平。如果不能及时调整高预定利率的长期返还性保险业务，那么保险公司在偿付能力上将会出现问题。对于长期险种而言，往往带有一定地储蓄功能，会因利率变动而发生相应变化。一旦银行利率下降，其预定利率也会随之下调，不断弱化其储蓄功能，收益水平也会降低。就会打击人们购买长期寿险的意愿，对寿险业务发展来说是一个巨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