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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雅凝
美国曾流行一部名叫《星球大战》的科幻电影,马克・扎克伯格看得入了迷。不过,马克不是单纯地看,他看了《星球大战》后,竟然想拍一部电影。姐姐们都觉得马克是异想天开,但是,父亲艾德对儿子马克很支持。他买来了拍摄需要的一切设备,交给马克说:“不要拘束,只要你喜欢,你可以做一切可以做的!”马克很高兴,便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一个多月后,马克竟然真的创作拍摄了一部电影。当然,这是一部恶搞片,影片的滑稽恶搞,让三个姐姐笑得吃不下饭。
按常规发展,马克也许会成为好莱坞的剧作家或者导演。可是,马克的兴趣很快就转移了,他喜欢上了电脑,喜欢上了网络游戏。不要认为马克是一位贪玩的孩子,他与其他孩子不一样的是:他沉迷于游戏的奥秘,而不沉迷于游戏本身。当马克把所有的电脑游戏玩转之后,就觉得没有意思了,他打算自己编写一个游戏。
编写游戏需要写编码,而编码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深奥的课题,况且还需要美术、音乐等方面的技术支撑。不过,困难就像是一块磁铁,深深地吸引着马克,他从书店买来一本写编码的书籍,偷偷地看了起来。几天后,他便开始了自己的游戏编写,做的第一款游戏是一部名叫《摇滚乐团》的视频游戏,道具是一个塑料拨浪鼓,场景就在自己家的客厅里。游戏编好后,三个姐姐都很喜欢,可是很快,她们就发现了游戏的漏洞,玩起来很糟糕。
马克有些失望,有些胆怯。看到儿子不高兴,父亲艾德明白了其中的原委。在一个晚饭后,艾德走进马克的房间,坐在马克的身边。他用手摸着儿子的头,慈祥地说:“不要胆怯,不要害怕困难。只要你认为这是你喜欢做的事,就要不顾一切地往前冲,成功才会属于你!”
于是,马克重整旗鼓,再次开始,并决定编写一个可以交流的程序。这是一个类似于现在QQ交流的信息系统,编码程序很复杂。马克一放学,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停地敲打着自己的键盘,常常因此忘记了吃饭和睡觉。这次,马克成功了,他创作的交流平台,可以把爸爸、妈妈和三个姐姐的电脑联系起来,家里的人可以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通过这个平台交流。虽然这个信息交流平台的速度非常慢,交流起来很费力,甚至没有直接跑到对方的房间里的速度快,可是,家里的人都感到很神秘、很兴奋。大家称这个信息平台为“马克网站”。
终于,马克在哈佛上大学的时候,创建了脸谱社交网站(faceb00k)。当时,专业人士评估这个网站价值2000万美元。
里夫金分析认为,在数字化经济中,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同样重要,使用权胜过了所有权,可持续性取代消费主义,合作压倒了竞争,“交换价值”被“共享价值”取代。他甚至预言,“零成本”现象孕育着一种新的混合式经济模式,这将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零成本社会:中国如何引领世界走向
物联网时代和共享经济
杰里米・里夫金
一种新的经济体系正在登上世界舞台。协同共享伴随着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并开始改变我们组织经济生活的方式,它极大地缩小了收入差距,使全球经济民主化,并在21世纪上半叶创造了一个在生态上更具可持续性的社会。
新闻中不断报道中国有望在2014年底替代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因此,新经济范式的出现变得更加迫切。
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基础设施为通信、发电、物流和运输改善推波助澜,使这些领域在速度和容量上都有所提升,同时增加了经济活动潜在的商业影响力,使商业生活走出小区域,走向全州市场、全国市场,乃至全世界市场。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提高了生产效率,大大降低了能源生产、产品和服务的边际成本。更廉价的能源、产品和服务大大刺激了消费者需求,使就业率激增,从而提高了亿万人的生活水平。
如今,在市场经济的各领域中,一种新的经济范式正在演变,这种新经济范式可能进一步降低边际成本,使之接近于零。这让许多商品和服务近乎免费,并能协同共享。在过去10年里,亿万消费者转变为互联网产消者,开始在网上以接近免费的方式制作和分享音乐、视频、新闻和知识,这就削弱了音乐业、影视业、报业、杂志业和图书出版业的收入。因而,零边际成本现象在整个信息商品产业中铺就了一条“毁灭之路”。英国和美国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引领者,而中国则通过打造物联网基础设施和相应的协同共享机制,将目光投向了第三次工业革命。2010年,由于经济实力跃居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宣布了架设物联网的计划,聚焦智能能源互联网和自动化物流与运输网络,旨在将其与通信网络联网,建立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中国政府预计在2015年前投资8亿美元初步打造物联网。中国工信部预测,到2015年,物联网市场额将超过800亿美元,2020年将超过1660亿美元。
2013年12月,中国政府还在另一方面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宣布正在投入820亿的前期资金,建立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分布式“能源互联网”,该互联网将成为物联网技术平台和基础设施的核心。根据该计划,在全国范围内的街道和社区中,数以百万计的个人以及成千上万个企业都将能够参与进来,以接近于零边际成本生产自己的太阳能和风能绿色电力,并将其分享在全国能源互联网上。
此外,中国还在发展3D打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正在使用3D打印技术制造复杂的火箭和卫星零件。2014年,另一家中国公司Winsun仅在24小时内就利用廉价的可再生材料建造了10座小房子。建造这些房子需要的人力劳动非常少,每座房子的成本不到5000美元。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以接近于零边际成本制造数百万座造价低廉的房屋。2014年,中国最大的小型商用和家用台式3D打印机生产商太尔时代科技公司了其最新款的便携式桌面3D打印设备“UP!”。该公司与美国领先的3D打印机生产商齐头并进,同时也展开竞争,有望在未来几年占据全球市场相当大的份额。
从生产力发展上来看,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贡献很可能远远超过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数十亿人和数百万组织连接到物联网,从而使人类能以一种从前无法想象的方式,在全球协同共享中分享其经济生活。这个连通性的转折点甚至有可能超过20世纪电气化所带来的经济活动,以及随之产生的电话、广播和电视的传播。
即使我们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进行升级,也不可能为效率、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带来任何大的提升。化石燃料能源已经成熟,市场价越来越高。内燃机和集中电网等这些能源驱动型技术所能贡献的生产力已经被充分开发,继续开发的潜力不大。
然而,包括我的一个全球咨询集团在内的一些机构所进行的新研究表明,随着向物联网平台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转移,在未来40年内,总能源效率有可能增长到40%或更高,并且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增长。
思科公司预测,到2022年,物联网所节约的成本和产生的收入将达到14.4万亿美元。通用电气在2012年11月发表的研究中称,到2025年,智能工业网络可能实现的效率提升和生产力进步将几乎覆盖每个经济领域,影响“大约一半的全球经济”。
(文章摘自本书部分章节)
《零成本社会:一个物联网、合作共赢的新经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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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杰里米・里夫金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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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4.0:即将来袭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
作者:乌尔里希・森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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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4.0”是德国在2013年提出的概念。它描绘了制造业的未来愿景,提出继蒸汽机的应用、规模化生产和电子信息技术等三次工业革命后,人类将迎来以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PS)为基础,以生产高度数字化、网络化、机器自组织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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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天鹅》中,塔勒布揭示了极其罕见而不可预测的事件如何潜伏在世间万物的背后,而在本书中,他极力为不确定性正名。作者指出,反脆弱性是那些不仅能从混乱和波动中受益,而且需要这种混乱和波动才能维持生存和实现繁荣的事物的特性。
《游戏化革命:未来商业模式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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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理论对世界经济一体化解释的片面性
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还是立足于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产生、发展的原因的分析,如利用比较优势原理、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及产品生命周期学说等说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产生与发展。这种解释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世界经济一体化不简单地等同于国际贸易或国际投资。经济一体化产生的一个关键条件是,各国经济甚至政治、社会行为必须在多国共同确立的某种协定的规则或准则的约束下进行。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如果称得上一体化,它不仅是各国发生了经贸联系,而且,这种经贸联系的发展还涉及到各国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选择。各个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很强的互补和互利性,但是,其间经贸联系可能很少或没有。或者,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经贸联系,但它们并没有组成一体化。这在当今世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所以,用传统的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的产生和发展,只是把握了一个方面,即各国之间存在的经济上的互补性和互利性可能推动它们之间经贸联系深化,却忽视了另一方面,即各国如何根据这种互补性和互利性从政策选择上认可某种形式的共同约束规则或准则。应该说,迄今为止所有经济一体化的产生都是这两方面综合的结果,缺一不可。
从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新问题来看,更难以用传统的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经济一体化发展愈来愈走向高度化。高度的一体化不仅要求各国实行自由贸易,加强投资合作,而且,要求各国实现货币政策协调、财政政策协调,走向单一货币等等。新的发展趋向所能产生的利益是传统理论所不能分析到的,有些利益短期内无法度量。更重要的是,一体化向高度发展,更多地涉及到各国让渡问题,这样,远远超越于一般经济利益的权衡。(2)有些全球性问题已经成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如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已发展成为数国甚至全球问题;技术进步愈来愈快,作用在增大,各国要求保护知识产权的愿望也会越来越迫切,但它不是一国政策所能实现的;国际金融领域巨大的资本流动对各国经济可以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于各国单独的经济政策调控所能及的范围;甚至可以说,世界经济已经步入了相互依存的时代,任何一种危机可能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波及,使各国难以幸免,要预防这类危机,需要全球合作。
上述这些变化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开放,它们可能促使各国走向一体化,但是,单单用传统的理论无法说明和解释。当今在西方经济学界盛行的对策论可能有助于认识这一问题。由于精细的对策论需要应用艰深的数学,这里,只是应用对策论的基本原理作一些粗略的分析。
二、应用对策论对世界经济一体化产生、发展的分析
1、应用对策论分析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深。一国在制订某种经济政策时,不仅会影响到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对它国产生影响。同样,它国制订某种经济政策也会产生类似的双重效应。所以,各国之间在政策选择上存在着利害关系,它们在进行某一经济决策时,不能不考虑到彼此的反应。对策论正是以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害冲突为研究对象,世界经济一体化不过是各国在开放政策方面从利益相互冲突走向协调的结果。这是应用对策论进行分析可能得到的一个结论:当今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各国间存在利害冲突,但任何寄希望于它损的企图,只会导致共同的更大损失。所以各国可能会尽量避免选择引起与它国冲突的决策,从而走向合作与一体化。
不同层次经济一体化达到的高度和实现合作的领域不同,其对策模型特征会有些差异。下文分别从贸易、经济调控政策及环境污染的解决等方面应用对策论具体分析各国如何可能走向一体化。
2、走向经济一体化的政策选择模型
(1)确立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有A、B两个国家,相互间存在很强的贸易互补性,其中A国为大国,B国为小国(我们也可以设定A、B两国为同类水平的国家,这并不影响分析,只是假定一大国一小国,可以更方便地引申出本文所要论述的另一结论),两国之间有开放市场、封锁市场等政策选择,不同的政策选择决定了两国“支付”的不同。两国可能的政策组合及“支付”(如表1)。
表1两国贸易政策选择的对策模型
B国
开放不开放
A开放Ⅰ(3,8)Ⅱ(0,10)
国不开放Ⅲ(4,0)Ⅳ(0,0)
(表中每一括号内数字左边为A国支付,右边为B国支付)
表1中,Ⅰ(3,8)表示A国开放市场,B国也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为3和8。Ⅱ(0,10)表示A国开放市场,B国不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为0和10。Ⅲ(4,0)表示A国不开放市场,B国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是4和0。Ⅳ(0,0)表示A、B两国都不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为0。
从表1可看出,两国不同政策选择组合引起的“支付”的变动,实则反映了两国贸易制度选择利弊权衡的价码。如果两国既存关系达到一定程度,而且,两国充分意识到制度选择的权衡价码,就可能促成两国走向合作,走向一体化。如我们选取两国都开放市场时各国的支付为参照系,具体分析这个问题。从表1来看,相比于两国都开放市场,A国若能单方面关闭本国市场,则它可净获利1(4—3),B国若能单方面关闭本国市场,则它净获利2(10—8)。然而,不幸的是,国际贸易中很少存在这种单方面“恩惠”。一国单方面关闭市场获净利,会促使另一国也关闭市场。这会引起两国较大的损失。此时,相比于两国都开放市场,A国净损失3(0—3),B国净损失为8(0—8)。两国都关闭市场引起的净损失远远大于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获利。在重复游戏情况下,各国会不断修订本国政策,最终可能会达到均衡解Ⅰ,即两国都开放市场。若没有外在约束力量,均衡解Ⅰ很容易因为某一国家试图获取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利的诱惑所打破,从而造成上述共同净损失的出现。根据制度经济学原理,这种情况可能促使某种制度即规则产生,以避免或减少上述净损失。这样,在贸易领域两国走向一体化。
(2)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仍然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A、B两国都采取货币政策对本国经济进行调节,两国可能采取的政策组合(如表2)。
表2两国调控政策选择的对策模型
(附图{图})
(表中G指经济增长率,P为物价上涨率,括号内的数字是经济增长率减通货膨胀率后的净报偿,每一行第一个数字是A国的,第二个数字是B国的。)
从表2可看出,若两国同时采取扩张政策,则它们都有纯利益,两国都存在一定的通货膨胀,但有较高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一国实行宽松政策,而另一国实行紧缩政策,则会比两国都实行紧缩政策效果更差。比如说,紧缩国家可能出现货币升值,出口下降,从而经济增长率下降,而扩张国家虽然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但是,由于货币贬值造成通货膨胀的代价会超过较高经济增长的利益。考虑到当今国际资本跨国流动的频繁和巨大数量,一国难以单独依靠本国调控政策实现某种经济目标。通过参与决策游戏,不同国家可能实现在经济调控政策方面相互协调。
上述两模型采取“两国家”分析,虽然方便地说明了两国走向一体化的原理,却不能解释,当一个国家与多个国家存在经贸联系,从而它们之间进行贸易、经济调控政策选择时,都存在如表1或表2中所示的“支付”,为什么这个国家不和所有的有经贸联系的国家结成一体化?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如果将上述模型扩展到几个国家,我们会发现,一国与其余的(n-1)个有经贸联系的国家之间的政策选择组合的“支付”有大有小(我们权当作谈判收益),而该国与它国在文化、现有政策体制等方面存在的差别程度很不一样,这样,该国与这些国家进行谈判的成本也就不同。一国与它国能否从一般的经贸联系走向一体化,是在这种谈判收益与成本比较中选择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国家间能形成一体化,有些国家间却不能。
(3)关于治理环境污染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全球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解决环境污染需要各国合作,但在此过程中,存在如何分摊成本的问题。由于环境污染问题解决后,各国都可以成为受益者,所以,在分摊费用时,可能出现各国寄希望于“免费搭车”的现象,导致谁也不愿出资,以致环境污染无法解决。对此,对策论利用简单模型,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
假设某一治理环境污染项目可能给n个国家带来的潜在收益分别是P[,1],P[,2],……,P[,n],预计该项目总成本为C。假定
项目建成为止。由于每个参加国都认识到其获益将是P[,i]—S[,i]≥0,所以,从理论上讲,参加国会在一次次游戏下趋于合作,最后由各国达成协议,共同出资将该项目建成。
上述三个简单模型,分析了不同国家在三个不同领域走向合作的政策选择的可能。但这三个领域的政策选择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其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如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可能会促成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这主要是因为前者是引起各国经济政策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原因,而且,贸易合作的程度也是决定经济政策协调“支付值”大小的一个因素。这两者与环境污染也有联系。一方面,贸易合作加强,可能加剧区域内环境污染,从而加强了共同解决污染问题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可能也是推动各国经济调控政策协调的一种动力。
虽然运用对策论分析表明,各国若考虑到它国的反应,在对某些经济领域可能的政策选择作出权衡后,它们可能会谋求合作,也许还会形成统一的约束规则,实现一体化发展。但是,在现实中,要达到这一结果并不容易,谈判和策略选择可能颇费周折,谈判可能还存在不对等关系。
3.各国实现合作的困难和谈判的不对等关系
由于各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自身的相对优势,在有些情况下,也许会出现数个国家间决策无法相容的问题,从而依照某种投票规则进行决策,无法达成一致协议。例如,假定有A、B、C三个国家,它们在资源禀赋上存在很大差别,处于经济发展的三层次。其中,A国在高精尖产品生产方面占优势,B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占优势,C国在资源密集型产品生产方面占优势。这三个国家分别主张降低高精尖产品、资本密集产品和资源密集产品的税率。于是,当由它们投票选择共同的贸易体制(制订统一的关税率)时,会出现以下偏好序(如表3)。
表3不同国家投票选择的偏好序
降低资源降低资本密降低高精
密集产品关税集产品关税尖产品关税
A国321
B国213
C国132
从表3来看,如果三个国家根据各自的偏好序投票,而且投票是根据多数原则作出决策,那么,根据“阿罗定理”,三个国家在降低不同类产品关税上无法达成一致。例如,若从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关税与降低资本密集产品关税看,A国和B国对后者的偏好均强于前者,所以,按多数规则,应该选择降低资本密集产品关税这一方案。而从资本密集产品和高精尖产品看,A国和C国均倾向于降低高精尖产品关税。但从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和高精尖产品关税来看,B国和C国对前者的偏好强于后者,所以,它们两国此时会支持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关税。可见,三国在进行投票决策时,会出现无限循环,无法达成一致协议。
为解决这一问题,有人提出,如果参加者各方扩大信息交流,并作必要的游说,使参加者都认识到一体化发展可能带给各自的好处,这样,可能会改变某些参加者的偏好序,从而避免出现“投票循环”。
另外一个办法是,各国可暂时避开这一协调领域,而转向其他共同利益交叉多的领域进行合作。如在上例中,可以暂时允许各国对各自相对劣势产品提供关税保护,但相互间可加强资本流入和投资合作,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不利结果的产生。
从这里可以引申出的一个结论是,如果各参加国能充分意识到各国加强合作的意义,并尽量在某些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走向政策协调,其结果是,它可能促使这些国家在该领域内生产发展和分工的深化。这样,一体化政策或体制选择本身又成了推动某种经济发展格局形成的因素。例如假定某些国家致力于加强环保协作,它们达成了在某些规格的环保产品上享受关税优惠的协议,这可能会促使原来没有环保产品的国家优先发展环保产品。当今世界一些国家为向世界贸易组织靠拢,努力调整本国生产,实际上也说明了这一问题。
由于我们假定各参加国是政治上、经济上自立的国家,因此,任何决策都是各国根据本国对可能获益与所付代价权衡后作出的。通常一国是不能强迫它国作出某种政策选择的,这与70年代前情况有所不同。
从二战后一直到70年代,各国在政策协调方面明显地处于实力不均衡状况。当时,美国居于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它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战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制,如战后GATT及IMF所确立的自由贸易、国际金融体制框架,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当时的利益需要,其他国家只能在此类框架约束下被动地参与到世界经济大循环中去。
80年代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发达国家如日、欧的力量日益强大,发展中国家地位也极大地得以提高。各国谈判力量增强了,当今世界多边体制已很难由个别国家操纵。尽管如此,但是在实现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由于国与国之间的不同政治企图和经济上实际存在的差距,加上历史形成的某些大国的实权地位,世界经济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不平等的问题。除了其它原因,正如前文表1中所示,我们曾假定A国是大国,B国是小国,相应地,两国相互开放市场后,A国获利相对少些,B国获利相对多些。因此,若两国为走向一体化进行谈判、协商,它们利弊权衡的筹码就不同,对谈判所愿作出的让步也就不一样。大国倾向于少一些让步,小国往往迫于对大国市场较严重的依赖关系,可能不得不多作出一些让步。
三、运用策略选择分析经济一体化存在的问题
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的钻井平台,自4月20日发生爆炸以来,控制漏油工作进展缓慢,酿成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环境灾难,英国石油公司也因此损失惨重,并将面临巨额索赔。
目前,英国石油公司已经开始估算总体损失,瑞士信贷一直在调高这个数字,现在为370亿美元,其中包括230亿美元清理费用、140亿美元诉讼费用。分析人士称,这将“吸干”这家公司今后三年开支外的现金流。英国阿巴斯诺特银行集团石油业分析师扬森甚至认为:“这件事的影响已不仅限于股利减少和(英国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海沃德下台,而且还透出死亡气息。”同时有人认为,如果该公司破产,将会是另一个“雷曼兄弟”的倒闭,可能引发第二轮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二次探底。
能源产业和金融业的高度融合和相互影响,并非始自今日。自从进入工业时代,能源的开采与使用就成为世界经济的主线,为能源产业融资也成为金融部门的重点业务。20世纪70年代以后,能源定价机制与能源投融资政策以及能源供应引起的汇率变化等问题,已逐渐成为影响世界经济走向的重要因素,能源日益凸显出“准金融属性”。
因此,以目前能源与金融的紧密结合度来看,英国石油公司岌岌可危的命运,及其破产后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给复苏的世界经济带了不祥的疑云。
而世界经济走向与国内IT产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在国内IT加工制造业中,以出口为导向的代工仍占较大的比例,国际市场可能出现的需求萎缩,无疑会影响沿海地区大量代工厂的生存。
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不良局面呢?国内IT产业首先要从扩大内需上下功夫,让居民消费继续成为IT市场的重要支撑点。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
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善乏可陈,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不减,经济社会现代化步伐逐步加快,如何才能更好的做好对政治经济学现代化趋势的研究日渐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笔者结合所思所想对政治经济现代化发展趋势得出了以下研究成果。
一、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
1.1 政治经济学随着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而逐步走向国际化
政治经济学在上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国际政局的原因被隔绝化,没有能够充分的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随着冷战的接受、东欧剧变,加上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逐步提高,政治经济日渐走向世界,在丰富世界政治经济学说的同时也给政治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政治经济学现代化也是一个国际化的过程,走向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学从经济理论上极大的丰富了我国思想,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有裨益。。随着中国长期经济发展奇迹的出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相对优势的确立,尤其是中国经济在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的优异表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日益得到国际知识界的关注。
1.2 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也是走向服务于实践的经济理论工具的探讨过程
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应当更多地被运用、拓展到部门经济、应用经济和专题经济的学科中去。从近年的情况看,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广泛应用是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比如,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原理和分析方法等,都渗透到了金融、贸易、产业经济等学科之中,体现了理论经济学对应用经济学的引领作用,这一点是值得经济学借鉴的。正是因为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和机制,而经济系统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其他系统存在一定联系和发展的某种共性,因而它对于其他相关学科往往具有渗透和双向借鉴的意义。
1.3 政治经济学逐步走向现代化也使得其逐渐数学模型化
经济学研究中的模型,除了文字模型和图表模型以外,数学模型是重要的表达和分析方法。当前政治经济学的数学化,已在以下方面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新的数学应用模型的研究和数学研究成果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丰富了解释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理论的工具,对政治经济现代化带来了很大后备支撑。随着政治经济学通过数学模型焕发新的活力和生命,越来越多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通过数学工具、数学模型进行解释和创新,助推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
1.4 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发展使得政治经济学研究也越来越细致化,研究方向和研究范围也逐步精细化
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不同,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派化,不是为了代表劳动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而是都应站在劳动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整体立场,都应遵循经济学的方法论和理论精神,都应尽可能地全面系统掌握实际经济情况,在此基础上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理论及应用进行深入探讨,并由于认识上的不同或不能完全做到“三个都应”而形成各自的学术流派。我国经济体系分工日渐精细化,经济是文化好政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社会分工的细化也使得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研究领域越来越细致,研究分工也越来越明确。研究分工的细致化给整体政治经济学研究带来繁荣的同时,也使得在宏观上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才越来越少,但凡事物都有两面性,研究范围日渐细致也势必会使得宏观研究被人为摒弃。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趋势逐步明显,我国经济正大踏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也给我国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带来了新的活力,注入新的生命力,助推政治经济学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能够更好地实现现代化将成为我国马列主义研究学者的重要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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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钧: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J]. 甘肃社会科学. 2007(01)
东亚和欧洲、北美经济呈现不同走势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3―2019年,东亚经济增速将由5.9%降至5.3%,而北美和欧洲的经济增速将分别由2.1%和0.4%上升到2.7%和2%。但东亚仍是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对世界经济具有重要影响。
亚洲与北美和欧洲之间的货物贸易失衡状况正在改善,但服务贸易失衡格局进一步扩大。亚洲是国际服务贸易的净输入国,欧洲和北美国际服务贸易净输出国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
2015年亚洲有望成为资本净输出地区。根据权威预测,欧洲有望于2017年成为资本净流入地区,北美也有望于2019年成为资本净流入地区。届时,全球对外投资格局将发生逆转,亚洲成为资本净输出地区,欧洲和北美成为资本净输入地区。
东亚地区就业形势基本稳定,但发展中国家失业率有所上升。东亚经济仍具有较强活力,失业率普遍在5%以下。
中国对亚洲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增大
巨大的经济规模决定了中国对亚洲和世界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2014年,中国经济规模按汇率计算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进一步巩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虽然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但仍具有巨大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随着中国放眼全球实施扩大内需、“一带一路”等战略,中国对亚洲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大。如扩大内需不仅促进中国的消费和投资增长,而且扩大进口需求和对外投资,进而带动亚洲以至世界经济增长。据估计,2014―2020年,中国进口累计将达1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将突破1.2万亿美元,将为世界其他地区贡献7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有关调查显示,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是最有利于拉动亚洲经济增长的经济贸易机制。“一带一路”战略贯穿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希望通过推动沿线国家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带动商品、服务、资金、产能和技术跨境流动,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增进沿线国家经济福利和人民福祉。
影响亚洲和世界经济的主要因素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是影响亚洲和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新兴经济体对能源需求放缓的大背景下,国际油价重现大幅上涨的可能性很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称,2015年原油价格低于80美元/桶的可能性超过70%。这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趋势?从现有条件看,国际油价长期在较低价位波动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关键词:中国经济 宏观调控 路径探析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最困难的2009年之后,当前的中国经济运行在正常平稳增长的核心关键期。虽然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及发展机遇,但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也还面临着诸如国内通胀压力上升和经济结构调整难度加大等很多突出的经济发展矛盾和发展困境。
2009年以来,以欧美为主的债务危机持续发酵,给世界经济复苏增添了新的变数,世界经济进入了艰难复苏的“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2010年世界经济实现复苏性增长后,迎来了本世纪第二个新10年的开端——2011年,人们对此抱以厚望。但现实并不尽如人意,世界经济的发展形势并非此前多数国际金融机构预测的那么乐观,前景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面临的是增长缺乏内在动力和通货膨胀压力并存。我们在分析经济问题的时候通常会用“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中国是一个制造大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出口,而出口导向政策成功地执行了十年二十年后,现在就出现问题了。从微观上看,因为出口企业得到政策优惠,这样的结果是企业的创新动力大大地被削弱,有些企业直接变成了“劳动密集型专业户”,当然这也与我们国家人口多有关。从宏观上看,出口取得非常成功的情况下,外汇结余会大幅度增加,这必然会造成本国货币升值的压力,形成贸易摩擦。
总的来说,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面临状况概括为以下几点:首先是市场机制的内在推动力不足;其次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外贸进出口呈减速趋势,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再次是通货紧缩的状况没有大的改变,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所以,为了真正的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性问题,顺利完成国家“十二五”规划,面对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需要政府采取正确的而且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
一、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及机遇
市场调控不是万能的。市场调控是资源配置的最有效的方式,但市场经济受自身制约,客观上也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为市场调节的滞后性、盲目性及自发性,因而市场失灵现象时有发生。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影响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难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所以,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宏观调控的指导,这是我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保证。
我国经济调控中仍存在着不少问题,调控理念滞后,调控手段过于简单化,缺乏前瞻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于涉及市场机制最终形成的深层次的制度改革尚不到位。目前对于调控时机把握不准确,调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不足,调控效果不甚明显,出现调控效果缓慢性和受众麻木性等特点。甚至出现经济运行调控—反弹—再调控的怪圈,不仅无法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发挥。因此,为更好地发挥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需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调控的能力,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实现社会经济发展总体平衡。
目前,中国经济正逐步走出了全球经济危机负面影响,在自身发展中取得了非常明显的进步和发展。其主要优势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的经济逐步开始从低谷走向回升,并且已经顺利转入了稳定发展的正常道路;二是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中,内生性增长机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三是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的出口呈现出了恢复性增长的态势。这是当前及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的基础及优势。同时,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遇,其主要机遇表现在:一是“十二五”开局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规划中的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可以进一步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二是规划中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布局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实现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三是逐步拓宽了民间投资领域,对投资环境进行了不断优化;四是收入分配改革为居民收入增长加快提供了体制性保障;五是就业的增加和收入分配的改善为我国经济发展继续保持繁荣稳定提供了保障。
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经济发展虽然总体运行形势是良好的,其经济发展优势和机遇也非常明显。但我们还要看到目前还是存在一些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世界经济增速回落,复苏乏力,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仍然很突出。
首先,我国通胀预期还存在,通胀压力甚至有增强的趋势。虽说当前的总体物价基本平稳,但是我们要看到在多种影响因素如货币、市场、国家政策等综合作用下,我国的通胀预期仍然还是存在。如当前房地产市场调控难度加大,原油价格调控过猛,物价通胀呈现阶段性波动,间接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
其次,物价压力过大,近几年物价水平出现较大幅度的反弹和上升。2002—2006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为3.9%,至2007年CPI上升幅度达到4.8%,2011年CPI出现较大幅度回升达6%。由于农产品和食品引发的价格上涨逐渐向其他商品和生产领域扩散,导致中国存在着由结构性价格上涨走向全面通货膨胀的巨大风险。
关键词:世界体系论;基本框架;动力机制;未来走向
中图分类号:D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073-02
德国历史学家贡德·弗兰克撰写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彻底与全面的批判,在学术界产生重大的影响。然而书中的一些论点存在一定问题,也招致学术界的批判,弗兰克在这本书中构建的世界体系论,在一些理论结构上存在不科学,不严谨之处。本文拟就书中所涉及的世界体系论,从世界体系的基本框架;世界体系的动力机制;世界体系的未来走向这三个方面进行评述,探讨其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所在的根源。
一、世界体系的基本框架
弗兰克的世界体系具有以下特征:时间宽泛化,世界体系形成于5000年前,成熟于19世纪,不存在16世纪的“历史的断裂”;空间扩大化,世界体系始终是一个包括全球各地在内的整体,而不是以欧洲为中心向外延伸的模式;组织模糊化,弗兰克的世界体系只是一个大致以亚洲,主要是中国为中心的模糊组织,没有明确的中心-边缘组织架构。世界经济体的定义是在世界市场和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通过频繁、大量以大众消费品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常态化经济联系体制,而在16世纪之前,世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仍然是偶然的、少量的奢侈品贸易,从16到18世纪,作为亚洲文明的中心--中国,其对外经济联系是一种以政治外交为目的,以奢侈品贸易为主的联系体制,且这种联系更多的限于周边国家。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阿诺斯他认为1500年前后的“世界并非如现在所时常设想的那样,是欧洲居统治地位。如果用当时的人的眼光来看1500年的世界,那么,将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穆斯林世界,还有儒家世界在许多方面使基督教欧洲相形见绌。”[1]他虽然反对欧洲中心论,但也不认同弗兰克所提到的1400-1800年已经存在一个以亚洲为中心的、以“白银资本”为纽带的成熟的世界经济体。弗兰克的论证和推理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书中对于“世界贸易”的分析主要限于欧亚,对于其他地方视而不见,这是不符合世界性的,即使是欧洲,主要叙述的是西欧情况,而没有将东欧纳入研究范围。而亚洲则把中国和印度作为研究对象,这种以偏概全,使其标榜的世界性大打折扣。
(二)书中仅列举了亚洲、美洲、欧洲和非洲之间贸易的绝对数值,并没有将对外贸易额在各自国民生产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列出来。只有列出比重,才能真正反映各国在经济方面是否存在密切的结构性的联系,而仅仅是贸易的绝对数值是无法得出紧密联系的结论。
(三)弗兰克研究世界性贸易联系,只关注“交换关系”,而忽视交换的性质和结构,而交换的性质和结构对于判断是否存在真正稳定的、结构性的世界市场和生产体系具有关键性意义。
(四)弗兰克试图把15到18世纪世界各地性质不同、程度不等的经济单位强行划归到一个笼统的经济体之中,并以白银作为所谓世界货币,在流通中的表现来揭示世界处于一个经济体,他抹杀了世界各地区实际存在不同的经济结构、经济模式、经济性质以及经济发展阶段。因此严重影响了其理论基础的科学性。
二、世界体系的动力机制问题
弗兰克引入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捷耶夫提出的经济周期理论解释世界体系的周期运动。然而在体系的运行动力问题上,他的观点出现了问题。首先,他彻底否定生产、积累、交换、分配以及文化、社会结构等一切内部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否定了局部的相对独立性,而是将外因和整体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是不符合哲学观点的,认为内因在事物变化中其主导作用,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事物的整体由局部组成,局部影响整体。弗兰克刻意割裂内因与外因、局部与整体之间的联系,片面地否定前者,突出后者,结果只能造成理论的空洞化。因此,他虽然含糊地提出应该以“基本的经济力量”解释体系的变迁,但对于到底什么是“基本的经济力量”,它如何以整体的形式作用于局部,如何导致了体系的发展演变,都没有、也无法进行明确清晰的解释。其次,弗兰克试图彻底的向“欧洲中心论”进行挑战,并努力与其一切理论联系进行切割,但他在否定这一切过程中,将西方社会科学的合理成分也一同去除,如他否定“生产关系”、“封建主义”“国际关系”等概念,而作为历史体系的现代世界体系必然体现为某种具体的社会形态,其中包括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文化形态以及社会结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都是用以分析、界定这个体系必不可少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所说:“就像一个给孩子洗澡的母亲,洗完后连孩子带脏水全部倒掉了。”[2]弗兰克放弃这些概念体系,等于挖去了理论的根基,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释世界体系运动的内在动力,最终必然要陷入理论困境。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弗兰克在本书中最无法令人信服的是,他仍然未解答好这样一个关键问题:亚洲为什么会在有利于自己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走向衰落而欧洲却在不利于自己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崛起?弗兰克坚持,西方的兴起是“暂时地胜出”,并强调“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对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变化,弗氏借助的解释工具仅仅就是“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这未免轻率。虽然弗兰克也试图从劳动力供给、资本供给与需求、生产成本高低和技术变革等方面来辅助说明原因,但由于前面所说的他彻底否定马克思、韦伯等一切与“西方”相关的理论以及西方内部的对现代经济体系作出贡献的一切因素,最后仍只能回到所谓的康波理论,导致自身理论无法自圆其说。
三、世界体系的未来走向问题
理论具有一定的连续性。理论创新是在前人理论基础上进行合理地扬弃,这有这样理论创新才有意义,由于弗兰克对相关西方理论全面否定,又无法创新,导致理论空心化,无法使人信服,他所推崇的亚洲中心论仍然是传统的学术观点,弗兰克“破”有余而“立”不足,他所谓的创新只是用一种传统理论取代另一种传统理论而已。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关于世界体系的阐述所暴露的种种问题反映他在历史方法论以及基本理论上存在以下缺陷:
(一)弗兰克过分强调生态、经济、技术之维,而忽视了政治、军事、权力之维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之维,这是由于政治、军事、权力之维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之维的结合是一个庞大系统工程,涉及的学科领域众多,所要求的资料也更庞杂,这是弗兰克本人凭一己之力很难完成,这也是他所阐述的世界体系只是一个全球经济网。
(二)关于史料的取舍运用及史学方法论问题。《白银资本》采取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史料多取材于现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来史学界的权威结论,却很少运用原始资料,诚如作者预料的那样:“有人会挑剔地指责说,我没有使用(甚至没有能力使用)原始资料。”[3]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作者引用的布罗代尔的问题:“历史学家试图在一项分析里把尚未充分探究的历史片断都组合起来,这种尝试是否明智?”其实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否象自然科学那样将研究建立在已知的研究成果上?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它必然涉及到作者对材料的取舍方法、态度(历史观)、是否科学等一系列因素。
(三)《白银资本》一书对量变与质变关系原理的贯彻存在着争议。由于作者一直强调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与五百年前截然不同的世界体系里,这就引发了疑问:难道500年来甚或5000年来世界经济体系就从未发生过本质上的变更?当然,弗兰克同意在这所谓“同一个”世界体系里存在着量的增长与扩展,他说在1500年前后特别是美洲的白银进入世界体系后,世界市场和世界贸易便处在不断扩张之中。同时弗兰克也承认了西欧在这一日益扩大的世界贸易网中的特殊作用,是西欧人而不是亚洲人将美洲的白银发掘出来并将之融入世界市场,是西欧而不是亚洲率先于1800年前后进入工业革命时期,随后出现了所谓“西方”的兴起,并取代亚洲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此前亚洲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个一直存在的世界体系的“中心”,也就是说,以1800年为分水岭,世界体系前后是有着巨大区别的,1800年前亚洲主宰,此后欧洲唱主角。但是由于弗兰克认为“发展”、“现代化”、“资本主义”、“依附”等等都属于“普洛克路忒斯式”空洞概念,同时他认为按照康波理论,世界体系的主宰在经过“欧洲”或“西方”这一曲折之后必然回到“东方”,这就有历史循环论之嫌。
可以说,《白银资本》一书的成功和失败都导源于它提出的世界体系论的理论框架。其成功之处在于顺应了全球化的潮流,强调全球视角。但同时为了给这个泛化的世界体系提供存在的依据,弗兰克竭力选取对自己有利的论据,甚至不惜剪裁、扭曲历史。这也是该书中存在大量与史实不符、逻辑混乱之处的原因。从中国中心论和中心西移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参考文献:
[1](美)斯塔夫阿诺斯.全球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35-36.
2007年1月,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齐普曼,提出了世界走向“无极化”的论说。他指出:“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极(non-polar)世界之中。美国的权力既强大到能设定国际行动日程,但又无力有效地在全球执行这样的议程。其他强权无论是国家还是次国家都有力量足以对抗美国的日程,但是却又无力塑造有吸引力的替代品或推行不受外界影响而又能持久的地区日程。”
一年多过去了,国内的国际关系学界始终没有对齐普曼的“无极化”论有所反应。不过,日本学者和舆论却对之比较重视,不仅有人对此论说持赞成态度,而且还进一步提出“无极世界”将比“单极世界”更加危险的论点,他们认为:在21世纪如果没有美国单极的权威,国际体系就有可能如同20世纪前半叶那样,产生剧烈的动荡。
有意思的是,笔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后冷战时期世界“无极化”发展的理念。不过人微言轻,不仅国内响应者寥寥,而且也没见到东瀛朋友做任何反应。当然,日本学者或舆论当年不注意“无极化”论说,主要应该缘于那时他们还是“单极世界”论的最大支持者。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与齐普曼不同,笔者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通过分析当代全球化对国际格局的影响,而提出在两极格局终结之后世界将走向“无极化”的。
齐普曼并非为第一位提出世界“无极化”的西方学者。早在世纪之交,小约瑟夫•奈就在其《美国霸权的困惑》一书中指出:今天权力在国家间的分配,类似一盘复杂的三度空间的国际象棋。其中第一维度即军事力量这一维度是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但是第二维度也就是经济力量这一维度则是多极的,而第三维度作为国际格局大棋盘的底部更是无法用“单极”、“多极”或“霸权”加以描述。如果将三度空间统合在一起观察,眼前的世界就很难用“极”的概念来做界定了。虽然奈并没有用“无极”这样的字眼来定义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但其论说中世界走向“无极化”的含义却应该是明确的。2003年,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问题研究所所长波尼法斯同样也曾明确指出:“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既非多极亦非单极。”波尼法斯也没有使用“无极”一词,不过他话语中的“无极化”意涵更为明显。
实际上,进入21世纪之后,欧美乃至日本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提出世界走向“无极化”,是因为国际格局在后冷战及后9.11时期的客观发展确实在超越传统的“极”。今天,不仅在奈所说的国际格局的底部无法用“极”来描述,而且在第一维度的军事层面也很难用“极”来描述。正如齐普曼所分析的那样,今天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虽然拥有超强的军事力量,但是却因为根本无法在全球执行自己拟定的国际行动日程而不能建构“单极”的世界;同时,美国之外的其他列强虽然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对抗美国设定的日程,但是却又因为根本无法独自设定不受美国影响的国际行动日程而不能形成“多极”的世界。至于在国际格局第二维度的经济层面,由于全球化的巨大影响,不论在生产还是在货币、金融乃至贸易领域,都在不断地形成一个无疆界的全球性结构,或开放的“网”状性世界经济结构,因此,对世界经济结构而言,也非常难以再用“极”的概念来加以解释。
总之,在相当程度上,“无极化”的论说应该是对今天国际体系发展演变的比较适当的分析,尽管很难说是完全准确的定论。然而,问题的关键似乎却在于走向“无极化”的世界是否将更危险。从现实主义霸权稳定论的视角来看,“无极的世界”当然是极其危险的。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全球治理或从建设和谐世界的视角来看世界的“无极化”,“无极的世界”完全有可能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安全而不是更大的危险,因为“无极的世界”将是一个霸权主义遭到限制的世界,而在霸权缺失的世界上,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似能更易于实现。不过即便如此,由于“无极的世界”是一种崭新的国际现象,因此世界走向“无极化”究竟会给人类带来什么,依然还是一个很不确定的问题。由此可见,世界的“无极化”应该是一个有待于进行广泛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栏目主持 沈丁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