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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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范文

[关键词]公民资格；社会权利；“新社会权利”；

一、社会权利的理论来源与经验指向社会权利一个重要的传统是欧洲社会模式的完整性。随着欧洲社会的发展，社会权利的引介与公民权及历程紧密关联。欧洲社会对于社会权利的追求与公民资格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公民资格的发展追诉的历史更长。

公民资格(citizenship)与各种民主形式的政治参与相伴而生且相伴成长的，特别是投票权。著名的历史学家波考克(J·G．A．Pocock)考察希腊和罗马公民权特点之后，提出公民权古典模式，不仅因为希腊与罗马属于历史上的古典时期，而且因为后来的诸多争论术语都由此开始创设。罗马权力模式主要特点是作为法律统治者或制定者都是平等的公民，并且推延到全体罗马帝国成员。这便激发后来公民权理论家：视法律地位平等作因为为公民权的主要元素。希腊公民权模式主要从亚里斯多著作《政治学》中总结而出，他把人类视为政治动物，因为生活在政治共同体当中政治是我们的自然属性。

他认为，公民是那些分享轮流分享统治与被统治市民生活的群体。

社会权源于公民资格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权利即政治权，罗马公民权模式非常强调公民法律地位的平等，希腊公民权模式强调普通公民统治权与被统治权的平等，两者其实都是将人框定在政治权图式里面，都是在政治共同体认同之下享受的公民权。

正如希腊规定，“凡现为他城公民者．不能为雅典公民……罗马及雅典并令外人皆选认一主人，做为客人，而属于公民。外人于是由公民间接属于邦。他方能得到几种公权，亦得受到法律的保护”3J。这也就为后来社会权利提供重要的法律基础与法律援引，社会权利的发展一定是在公民法律上拥有并被国家认可的平等权和投票权基础之上的。

雅若斯基同样认为，公民权利需要得到法律意义上的确认。他提出，公民权利是指这样一种个人和社会(国家)的关系，个人被赋予正当的理由向社会(国家)要求得到某种能够保证自己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的地位和待遇，以使他获得一种自由与合法支配某些社会资源来满足自己需要的能力；而对国家来说，则要承担起保证个人有充分的自由来进行他作为一个“私人”和“公民”(社会成员)所需要进行的正常活动的责任。

雷蒙德·普拉特(RaymondPlant)对此进行了驳斥，他认为：因为社会权利隐含对资源诉求，故社会权利不能在法律意义上执行。理由是所有权力只要实施都有对资源的要求。实际(社会)权利应不低于诸如言论与行动等的消极(公民)权利，因为他们能确保实现值得自由的能力。第一，在民主社会里，自由从社会权利角度的应有不同的宪法地位。

第二，现实中有工作权利必须在政治上是可行的，必须有多数意见同意支持他们的愿望与要求得以实现。第三，福利的程序权利一定程度上是公民权与社会权的混合。这种反驳是基于社会权利实践与理论是否具有一致性层面进行的。这就说明经验事实的不断发展，为社会权利理论积累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在论及社会权利时，还有学者从社会自我(socialself)和资源约束的角度展开。“社会的自我是社会性的依赖。人类是基本的社会存在，基于他们的发展需要社会联系。然而，许多社会联系被社会中物质资源的分配严格地制约着。获取物质资源的途径影响着人们做出机会的选择和哪些人能够做出选择。

马歇尔给公民权定义为：“公民权是给予那些某个共同体的完备成员的一种地位，就这种地位所授予的权利和义务来说，所有拥有这种地位的人是平等的”【。从T·H·马歇尔始，社会权利理论进入了学者的视野，使得社会权利第一次真正向其他国家传播一个理念，即社会权利是义务与权利的对等。无论这是理念层面，还是经验层面的反馈，都说明社会权利既有理论的深度，又有经验的指向。

发展社会权利要求政治权利的参与帮助，虽然我们应该忽略政府设定的公民机会能施展诸如税收减免和养老金法律等的规则框架。政治权利指作为政权许可设立团体的一员或作为这类团体成员的参选者或选举者J。在欧洲，社会权利有两大基石。

第一，在国家层面上，社会运动根据福利国家有严格的界定和场合要求，在西方就是凯恩斯主义模式(theKeynesianMode1)。第二，在国际层面上，欧洲议会的决议和建议当中包含了一系列规则和法律措施，联合国和后来的欧盟致力于建立社会权利和社会聚合的国际标准和程序J。国家与国际层面，都需要从政治权利维度，借助一系列运动、规则、标准、法律等措施，给予社会权利以保障。

雅诺斯基认为，社会权利是公民权利的最终实现。公民权利包括法律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参与权利。社会权利实现需要有理论准备，同时，欧洲社会及其他国家经验使得社会权利理论的深化做了充分准备，极具经验指向的社会权利理论又为实践指引了方向。

二、社会权利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马歇尔对社会权利的描述中，社会权利的出现属于“浪潮式”公民权利的第三波，即民事权主要发展于18世纪，政治权对应于19世纪，社会权则对应于2O世纪。

社会权利实质是底层群体追求自身权利，获取与上层社会平等地位的过程，这个过程与社会的结构、性质和历程紧密关联。对社会权利的追求彰显了人的存在，尤其是作为群体和社会的存在，这也就意味着社会权利理论发展的脉络与人的发展脉络是息息相关的。“人权”的实质是，尽管它们应该独立地(毕竟，它们意味着这种让某人自己的差别得到承认并因而可以保持这种差别的应有权利，而用不着担心被训斥或被惩罚)被享受，但它们不得不被集体地来争取和赢得，而且只有被集体地争取，它们才可能得到承认。根据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与社会权利的特质，社会权利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时期。

(一)前市场经济社会：社会权利缺失。

在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之前，无论雅诺斯基所讨论的社会权利，还是马歇尔界定的社会权利，均难以找到。前市场经济社会中，政治权利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西方公民社会处于启蒙与发育阶段，底层的行动逻辑是按上层政治权利精英意识指引的，他们缺乏谋求自身权益的路径、意识和力量，因此，这一时期，社会权利处于缺失状态。当然，随着公民社会的逐步兴起，西欧城市市民公民意识的逐步觉醒，他们在自愿与自觉的基础上形成非地缘、非血缘性的群体组织，并且这种群体组织正打破前市场经济社会的松散状态。

正如迪尔凯姆所言，前工业社会民众呈现的是一种机械团结状态，他们在这样一个共同体当中，“凡是在统治权力树立起权威的地方，它的首要职能就是为信仰、传统和集体行为赢得尊重，换句话说，就是为了保护共同意识去防范任何内部的或外来的敌人”_1。此意即为，为了权力共同体内共同的意识和共同的行动，必须抑制底层群体作为权力外来者的挑战。与此同时，底层群体形成的共同体需要其成员兑现如下承诺，“为了得到‘成为共同体中的一员’的好处，你就需要付出代价——只要这一共同体还存在于梦想中，它就是无害的，甚至是无形的。付出的代价是自由，……‘自主’、‘自决权’或‘成为自我的权利”14]。自主权利的丧失也就意味着只要坚守着共同体，任何超越内在共同体的权利追求都成为不可能，权力精英共同体无法撼动，底层群体的社会权利无从追求底层群体权利代言还未真正成长与成熟起来，他们的社会权利处于缺失状态。

(二)工业社会：社会权利市场化或商品化。

步人工业社会以后，T·H．马歇尔以英国的经验事实论述了社会权利的产生、变化与属性。在马歇尔看来，社会权是一种要求获得实际收人的普遍权利，而实际收入并不按人们的市场价值来衡量。

就此而言，社会权实际上使人脱离了市场力量，甚至是从市场力量下把人解放出来。卡尔·波兰尼从国家、市场和社会三维视角探讨社会权利获取的合理性，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把市场的规则运用到人们生活的社会中来了，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扮演积极功能，并且这种角色要求政治决策，市场与社会发生着“双重运动”，即由力图扩展市场范围的自由放任运动，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力图抵制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组成。艾斯平一安德森认为，社会权利界是一种“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的容纳能力。其衡量标准应是人们不依赖于纯市场力量去制定他们生活标准的程度J。学者从理想的图景探讨了现代社会权利的属性，社会权利应然状态是去商品化或去市场化，底层群体有权免费享受的社会共同成果，而不是货币化的。实然状态却是，现代社会中，社会权利需要通过货币去购买，按市场规则去运作的。因此，社会权利真正实现需要国家的介入，社会权利嵌入于市场经济社会之后，尤其是凯恩斯革命之后，国家干预市场的力度呈现盘旋上升态势，国家享受了市场带来的巨大成果，同时，社会权利被市场规则左右之后，底层群体倍受市场经济社会控制。

如此一来，国家角色需要转换，以保证底层群体社会权利的实现。

市场经济社会中，形成了诸多共同体：国家权力精英共同体、企业共同体、职业人士共同体④、底层共同体等。从社会权利享受的维度看，前三个共同体社会权利完全有能力通过市场规则获取，而底层共同体却无法做到，并且前三个共同体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底层共同体则成为一种“第四方共同体”②。

整个社会被市场规则分割成了四个共同体，而社会权利方面则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方是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或权力获取社会权利的群体，而另一方两条路均无法走通。社会权利是公众干预私人领域，以支持公民对维持经济生计和社会存在的要求。它们能收变私人市场的资源分配。社会权利大多是个人权利，包括四个部分。使公民具备能力的权利，包括医疗卫生和家庭服务，以保证公民在社会中的基本活动。这样，社会权利便失去了其最初的义涵，社会权利从运行逻辑层面看，应当是国家为底层群体争取的非市场化的公共利益。

在工业社会的前中期，社会权利市场化与商品化趋势非常明显，到了工业社会后期，国家权力公共性增加，公民社会的成长，底层群体集体权利的增强，社会权利去市场化和去商品化才逐渐得以实现。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权利全球化和人本化对于T·H．马歇尔的社会权利理论，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评价。并由此探索工业社会之后社会权利的特征。

工业社会中，知识精英从诸多层面论证了社会权利去商品化和去污名化的特性，但是后现代诸多学者从后工业社会的现实出发，从国家制度、时代划分、国际化等视角进行了综合评价。安东尼·吉登斯认为，马歇尔并没有真正去探讨自由主义民主的吸引力或局限……一个没有议会民主制的福利国家将会导致威权主义的出现¨。这就意味着国家制度的类型影响甚至决定着社会权利的实现程度和福利国家的属性。

马歇尔理论中存在一个困难，那就是，在中世纪，如果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已经存在(不管是以一种如何“融合”了的形式)了的话，那么，为了以马歇尔所假设的形式和顺序重新出现，它们在有些时候就必须以秘密的形式发展。……因此，公民身份的连续性即使只是在一相对短暂的时期被打断了，但它在历史上毕竟出现过断裂]。马歇尔公民身份包含三种权利的划分及相应的时代划分遭遇了批判，其原因在于三种权利在中世纪以融合的形式出现后，且随后出现了断裂。

随着全球化的到来，美国社会学者莫里斯通过全球化背景下公民权社会功能的讨论，直接挑战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认为公民权在国民内部是制造平等的制度，而对于外来移民而言，公民权也是一种社会排斥和制造底层阶级的社会制度。特纳认为，全球难民的出现，在当代政治体系中制造了无国籍民众新的危机。稍显不太激烈的是，随着欧洲共同体制度建设加快，提出了关于公民权地位的重要问题，它不仅针对少数民族，同时针对各类短暂的移民的劳工_2引。社会权利作为底层群体的争取“国民待遇”的利刃，一旦跨越国界融人全球，便成了双刃剑。

随着世界经济和政治联系的日益密切，社会权利而呈现一种不同的样态，通过它们，个人和家庭被赋予了与市场经济相抗衡的权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须被赋予了尽可能远离商品化劳动的权力，去从事那些既迫切需要又有利可图的工作。

通过全球化公民收入的推进，个人和家庭获得了去商品化、能获得收入、可选择性的工作，社会权利逐步向其本质即人本化靠近。同时，公民权可以指权利，但它也能用来指义务、行动、品行和评价_2。与公民权一样，社会权利的权利与义务对等，不仅是对公民自身的一种尊重，更是对他人的尊重与机会的均等。

三、全球化与“新社会权利”兴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权利发展出现了新的动向，安娜·库特(AnnaCoote)在托马斯·马歇尔社会权利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出“新社会权利”(NewSocialRights)理论。与此呼应的是，西方正步入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另一种社会形态即风险社会，他从反思现代化角度探讨了风险社会两大特征，一方面，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另一方面，通过家庭和职业，社会不平等个体化倾向明显_2。“新社会权利”正是从风险社会财富分配、个体不平等的视角，赋予社会成员弹性的权利，从而消解社会积聚的风险，增强个人和群体发展能力。

在工业社会发展后期，随着人本化与全球化特质的发展，社会权利逐渐超越了传统社会权利内涵，“新社会权利”在内容和理念两个方面均有了新的发展。

(一)“新社会权利”内容更加丰富和有层级，与人的发展更加契合。

在托马斯·马歇尔那里，社会权利指健康照料、居住、教育(不仅包括对特殊阶级或身份实施教育，还包括让每个个体和个性得以充分发展的教育机会，包括义务教育、中级教育和高等教育、职业培训、成人教育)、得体的收入[2。后续社会权利进一步拓展，涵盖就业(经济和金融政策制定必须考虑可以为全体人民提供有益职业、为了保证最大程度就业，充分组织就业市场、为了保证工作有效性，无论何时私营企业充分就业容量不能获得，政府都必须提供相应的职业)、工作环境(公平报酬、工作时限、每周休息制、带薪休假、员工健康、安全和福利的提供)、食物和住房、社会保障(医疗照顾是社会保障的基本项目，应该得到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覆盖出生、疾病、事故、伤残，确保共同体全体成员任何时候都能享受预防性的和医疗性的照顾)E27]。

随着全球化、人需求的多样化和风险加剧，社会权利呈现多样化趋势，“新社会权利”主要包括：社会福利中的程序权利，申请程序公正；健康与健康照料权；通过地方服务合同的知情权；孩子与年轻人的权利，重点是程序权利。“新社会权利”不仅注意社会老年群体问题的解决，同时，并从年轻人参与政治开始，关注年轻人社会权利。在当代政策中，年轻人参与政治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从而导致政府开展义务公民身份教育J。

基于个人生存与发展的“新社会权利”在不断延伸，同时，群体的“新社会权利”通过公民权利的获取在不断扩展，从少数民族公民权、多民族公民权，直到世界性公民权，内在包含的社会权利也在不断丰富。为少数民族争取的公民权：自我管理权利、多民族权利即给予少数民族一定的财政支持和法律保护、特别代表权利0_。另外，多民族公民权利主要包括：国内亚民族和土著拥有自我管理的民主和平等权利、认可权利、认同权利和信任权利[31]。世界性公民权(CosmopolitanorWorldCitizenship)强化对其他政治共同体的世界性义务；拥护在发展世界性法律的领域提出的公民权利；认可创造世界性公共领域的政治项目_3。“新社会权利”的出现丰富了社会权利内涵，增强了社会权利人本化和全球化特性，较之传统社会权利，“新社会权利”更注重个体法律意识、自觉意识和全球合作意识，增强抗击风险和谋求发展的功能。

(二)“新社会权利”理念发生转变，从关注集体转向关注集体中的个体，从附加接受义务到追求纯粹权利，从享受线性社会权利转向寻求弹性社会权利，“新社会权利”将风险、公正和发展的理念统合于一体，实现人、社会和国家的共同发展。

第一，新的社会权利给了每个人，成为他个人地位的一部分，给了他在经济竞争中从事独立活动的力量，由于他具备自我保护的方法从而可以拒绝社会的保护。虽然如此，“新社会权利”在注重个人权利(InpidualRights)争取的同时，还努力追求集体权利(CollectiveRights)，并积极协调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第二，新社会权利与以往公民和政治权利基本的不同点还在于，后者需要接受相应的公民义务才能获得相应的权利。而前者是一种积极的权利，不以接受义务为交换条件。第三，传统社会权利以线性的追求社会权利为目标，这与人的生命周期是相背离的，人生与变化着的历史时空是相互作用的。个体生命嵌人于其所经历的历史时间和特定的地域，并为这一历史时空塑造。斯图亚特·怀特从经济权利视角探讨新社会权利，将主要社会利益连接起来，签订一项有效新社会协议(newsocialpacts)，实现工资适度化和就业弹性化，即在工作方式、工资水平和工作时间弹性)改革税负，以此发展新社会权利，使得新的、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持续，不仅关系高就业，同时也为了可观的收入、更好的工资保障、家庭生活机会(弹性保障)L36J。怀特从经济权利维度将“新社会权利”引向弹性化，实现人的不同生命阶段有配套和适宜的保障。

伴随着工业社会向全球波及和全球化到来，“新社会权利”有助于风险社会中个体风险和社会风险的释放，推进了社会权利理论进一步发展。

第2篇：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范文

一、

模式（Pattern）其实就是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把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法总结归纳到理论高度，就是所谓的模式。综观欧洲一体化历史，欧洲一体化进程不仅是欧洲经济一体化与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同时也是欧盟法法律体系的建构过程，也是欧洲一体化组织中超国家机构的发展历史。欧洲一体化每向前深化一步，必将出现一个体现更高一体化程度的法律文件，也必将出现一些实施这些文件的超国家机构。从1951年的《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巴黎条约）、1957年的《欧洲经济合作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罗马条约）、1965年的《布鲁塞尔条约》、直至1991年的《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些条约的产生从另一面印证了欧洲一体化在它的发展历程中已经形成了特有的一体化模式。

具体而言，欧洲一体化模式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 超国家法律制度是主导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体化组织中，欧盟是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横跨了经济政策、货币与社会政策、安全与防务政策等。然而，作为一个由多国家组成的区域性一体化组织，其制定政策和实现利益必定无法缺少主权国家的维系，离开这个因素，欧盟的法律效力就产生疑问了。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欧盟形成了一个根本性的机制，以解决一体化成果的合法性问题，即建立超国家的法律制度，也就是俗称的“欧盟法”。

 欧洲一体化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有与其相应的法律文件诞生，并最终主导了这一阶段的一体化目标的实现。《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促进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开端；《罗马条约》实现了关税同盟；《单一欧洲文件》确保了关税同盟向统一大市场的迈进；《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催生了欧洲货币联盟，从而使“欧元”成为了现实；《里斯本条约》赋予了欧盟真正意义上的实体资格，使欧盟的政治一体化较之以往迈上了重大的一阶。凡此种种，均印证了超国家的法律制度主导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

2． 超国家机构是欧洲一体化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

根据1993年11月1日正式生效的《欧洲联盟条约》，欧盟下设欧洲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外交署、欧洲中央银行、欧洲法院等主要机构，并依法赋予了这些机构以相关的职权，以确保欧盟一体化法律文件的完整实施。

欧盟的这些机构具有超国家性，其对于完善欧盟权力运行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从根本上保障了欧盟法的实施效果。此外，这些机构与成员国之间还要遵守一些基本原则：如忠于与信守条约的义务；经济政策的合作的义务；禁止歧视的义务；辅原则；保护条款与经济状况条款等，这些原则反过来也进一步维护了欧盟法的权威性。

3． 以经济一体化为先导，以政治一体化为目标

欧洲一体化每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文件都与经济一体化成果密不可分，并为了实现下一步更为高层次的一体化目标而服务。然而，几乎每一个重要的一体化阶段性文件都透露出这样的讯息，即目前已经取得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成果，其最终目标都是为实现一个高度的政治一体化而努力。如《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1］前言所表明：坚决要求以根本利益的融合来代替世世代代的对立竞争，通过一项经济集团的成立，为久在流血分裂下互相矛盾的人民之间建立更广泛和更深刻的团结的基础并且为具有足够能力以掌握从今以后共同命运的组织打下奠基石；《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2］：第一编 共同条款第1条：欧洲共同体及欧洲政治合作的目标应在于，共同切实促进欧洲联合的进程；《欧洲联盟条约》［3］：考虑到结束欧洲大陆分裂的历史重要性和创立未来欧洲建设坚实基础的需要……决心实行一项包括最终构建共同防务政策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并可能在一定时间后导致共同防御，从而增强欧洲的同一性和独立性，以便促进欧洲和世界的和平、安全及进步等等。

二、 欧洲一体化在解决欧洲认同与民族主义的冲突实践

欧洲区域认同与民族主义的冲突由来已久，欧洲一体化在解决两者冲突的实践上也渊源甚远。早在1954年，法国政府就曾因为担心伤及法国国家主权及军队，从而无限期地中止就是否接受《欧洲防卫共同体条约》所进行的辩论，这也直接导致了当时的欧洲防卫共同体和欧洲政治共同体进程的夭折。建立欧洲防卫共同体的尝试宣告失败后，布鲁塞尔条约的五个成员国于1954年9月在伦敦举行会议，经过商讨产生了《巴黎协定》以及《伦敦会议最后决议》两个重要法律文件。并根据《伦敦会议最后决议》建立了一个新的国际组织——西欧联盟。

“单一欧洲法令”的签订也是欧盟在解决欧洲区域认同与民族主义冲突的一次实践。1975年12月欧共体理事会会议对《廷德曼斯报告》进行审议，由于一些国家基于民族利益考虑对该报告所提出的一些建议无法接受，从而导致了该报告所提出的更进一步的政治一体化设想被无限期搁致，也使欧洲政治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严重受挫。僵局直到1981年才被打破，经过了“欧洲合作”主义的努力，终于于1986年2月，欧共体成员国签订了，《单一欧洲法令》。该法令虽然未能建立起欧洲联盟，也未从根本上改变欧共体，但它仍然是欧洲一体化道路上一个重要文件。

欧洲一体化史上区域认同与民族主义最大的冲突产生于《里斯本条约》的签订过程。2005法国和荷兰由于国内民族主义分子的原因，相继以公投的形式否决了《欧盟宪法条约》法国和荷兰在全民公决中对《欧盟宪法条约》的否决，引发了21世纪欧洲一体化的一场危机。经过欧盟成员国之间长达两年的反复谈判，欧盟终于决定对宪法条约的名称做出修改，以“简化版”的《里斯本条约》取代《欧盟宪法条约》。《里斯本条约》对《欧盟宪法条约》中带有宪法含义的敏感内容进行删减，去除了欧盟盟歌、盟徽等内容，这次变动可以说是欧洲区域认同对民族主义的一次屈服。

三、 欧洲一体化模式对于解决区域认同与民族主义冲突的作用分析

从欧盟的历史发展历程上看，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区域认同与民族主义的冲突的解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下，才形成了今天“大欧洲”的区域认同逐渐为各个国家乃至人民所接受，而狭隘的民族主义亦逐渐弱化的形势。这其中，欧洲一体化模式的作用功不可没。

（一） 以渐进的方式调和了区域认同与民族主义的矛盾

欧洲一体化模式在解决区域认同与民族主义两者之间的冲突时，采用了渐进的方式，从经济一体化开端向政治一体化迈进，避免了对民族国家的“主权思想”形成过度的挑战，从而更大程度激化了两者之间的冲突。在这过程中，欧元和欧洲超国家机构作为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重要标志，在其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和完善，欧洲意识已经日益深入人心，“作一个欧洲人”已经成为了许多欧洲国家人民的口号，“欧洲人的欧洲”更是作为欧共体争取欧洲独立特性的宣言而越来越响亮。欧元的诞生，使欧盟在经济上有更加趋同化的趋势，经济联系上的加强使各国之间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更加的融合。这从另一侧面上也更进一步的加强了欧洲人的认同感。

欧盟超国家机构的政治目标包括经济与社会发展，树立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独立形象，引入欧洲公民身份，发展一个自由、安全和公正的区域，维持和创立欧盟法体系等等。在协调区域认同与民族主义两者之间的冲突方面，它们对促进民族国家对“大欧洲”的认同起到了重要影响。

（二） 以法律的方式巩固了一体化过程中解决区域认同与民族主义冲突的成果

在一体化取得进展的每个历史过程中，欧盟都以正式的法律文件巩定了其成果，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欧盟法律体系。而且，与其他区域性国际组织不同，欧盟独特的司法体系设计也使之能够解决一体化过程中产生的区域认同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这种独特性体现在：其一，共同体层面上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欧洲法院，其二欧洲法院与成员与成员国法院一起构成了促进与维护欧盟法律制度实施的司法体系。［5］虽然成员国司法体系是由各成员国设立的，而且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千差万别，但在适用欧盟法律以及保障由欧盟法规定的权利、义务方面，成员国法院表现出了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的积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欧盟法的权威性与有效性。

（三）以超国家机构主导区域认同与民族主义冲突的解决及成果的实现

欧盟超国家机构管理体制对解决区域认同与民族主义冲突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民族国家必须尽可能的增强自身对欧盟法律的适应能力。欧盟超国家治理是各成员国通过让渡部分主权并相互合作而创立起来的，是民族国家自主选择的结果，必须尊重欧盟机构的权力地位。另一方面，它体现了欧洲一体化的方向和趋势，即通过欧盟超国家机构实现“大欧洲”的一体化治理，进而实现欧洲作为一个经济、政治高度一体化的区域性国际主体。

此外，欧盟超国家机构的功能使其具备了确保欧洲区域认同与民族主义冲突的解决成果得以实现的条件，这一点笔者在前面欧洲一体化模式的特点中已经详细阐明。

（四）为以后欧盟解决区域认同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提供了规范的模式

这里包括两层意思：首先，欧盟在解决欧洲一体化过程中产生的区域认同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时始终遵循着以经济化为突破口，以政治为目标，从经济一体化到政治一体化的模式。笔者前文已经阐述过了，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区域认同与民族主义的冲突更主要的表现在主权让渡方面的冲突。所实现的政治一体化的程度越高，两者的矛盾会越激烈。因而，解决两者的矛盾以经济一体化为突破口，增加“区域的认同感”将是至关重要的方面。

其次，一体化遵循由低到高，从“外延点”向“核心点”，使更高层次的“认同感”逐渐取代“民族感”。以《里斯本条约》为例，由于部分国家民族主义势力的反对，《里斯本条约》诚然没有实现《欧盟宪法条约》蓝图里设想的那样高度的政治一体化程度，但较之以往依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为以后实现更高程度的政治一体化获得了更多的“认同感”，它的通过依然是区域认同在与民族主义的斗争中的又一次重大的胜利。

综上所述，欧洲一体化模式对于解决区域认同与民族主义的冲突具有无可争议的巨大贡献，欧洲一体化模式必将在已经取得的成果上继续丰富和发展，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继续深化发挥更多建设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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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china.com.cn/law/flfg/txt/2006-08/08/content_7057288.htm 2010-11-23查

［2］ 《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wenku.baidu.com/view/fe7266afdd3383c4bb4cd217.html 2010-11-23查

第3篇：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范文

关键词：满族文化；发展；轨迹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7-0280-02

满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所建立的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中国近三百年之久。满族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创造的民族文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了重要作用，影响之深远在今天仍依稀可辨。

一、早期满族文化的表现形态

1635年，清太宗皇太极庄严宣布：“夫珠申之号，乃席比超墨尔根之裔。实与中国无涉。中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中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清太宗实录》第29卷）自此，满洲正式作为民族名称载入中华民族史册。

虽然满洲族（简称满族）的历史只有四百多年。然而，满族先世的历史却源远流长，至今已有四千年的历史。他们祖居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及长白山地区，历史上先后称肃慎人、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唐朝以后成为女真。努尔哈赤于1585年起兵，统一了女真各部落，1616年建立了后金政权。女真统一的过程，就是满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

早期的满族文化主要继承了女真文化的精髓。骑射是女真人的文化特征，他们以骑射为基本的生存手段，同时也以骑射而立国。满族在形成时期乃至以后较长的时间里，骑射一直被强调，成为满族最突出的特征。

满族的服饰与女真人服饰大体相同，并且其服饰文化与骑射、气候有着直接的联系。满族服饰中最具特色当属长袍。长袍形制为左右开叉，其目的在于上下马方便；同时长袍的袖头为箭袖，平时挽上去当做装饰，而骑马打猎或是战争时放下的箭袖，既能御寒又能护手。对服饰的要求在后金天聪年间就有定制，这种服饰在整个清代被保存下来。

同时，满族早期的丧葬习俗、婚俗、居住习俗和饮食习俗等也都是承接女真人而来。

二、满族文化的确立

1621年，努尔哈赤将都城由赫图阿拉老城迁至东京辽阳，1625年复迁至盛京沈阳。满族进入了以农耕文化为主的辽沈地区，其生产方式由原来的渔猎转为农耕。这标志着满族文化最终从女真文化母体中脱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既不同于纯粹的渔猎、采集文化，也有别于汉族的农耕文化，使其以一个独立的文化类型走上自我发展的轨道。后金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使得满族不断迁徙壮大，为满族文化的生成奠定了基础。如果说，在其进入辽沈地区之前的满族共同体，还是一个凭借武力征服而聚集在一起的“居民”共同体，那么，在进入辽沈地区之后的满族则开始发展为一个文化的民族。满族文化产生的最重要的基础是要具有统一的民族自我意识。而八旗制度的建立和满文的创制与改建则完成了对自我民族意识的统一与增强。

1.八旗制度的创建

八旗制度由努尔哈赤所创，是一种兼具行政、军事、生产三种职能于一体的制度。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初设牛录——八旗组织，万历四十三年（1615）增设为八旗。八旗制度创立之初就是为了“统满洲、蒙古、汉军之众”，实际上是“以旗统人”、“以旗统族”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凡加入八旗的官兵，无论满汉，虽各有旗属，亦有旗主，但均为努尔哈赤管辖之下的臣民。这种制度对满族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统一民族意识方面功不可没。

八旗制度的建立、尤其是八旗满洲单独设立，以及给予满洲更为优厚的待遇，使满洲人的民族意识自然得到加强。后金以及大清的建立，其与明军的频繁战争，使满洲与明朝处于鲜明的敌对状态之中，政治矛盾的激化，也势必使满族的自我意识得到增强。

此外，八旗制度对于属于文化范畴的满族风俗之变化，也起到了影响作用。在日常生活习俗上，八旗组织对此前各部落杂乱无章、各有特色的风俗进行了统一与规范。比如，在服饰上最早为“上下同服”，没有等级差别，后受汉臣的建议“正衣冠，以辨等威”，皇太极于天聪六年（1632）首先制定了八旗首领的服制。后来又多次颁布谕令，对上至王公大臣，下到一般臣子以及满族贵族妇女的衣帽顶戴、发式都一一厘定，逐步完善了满族的服饰制度。虽然这些规定都是针对八旗官员的，但对于以往没有定制的八旗兵丁及家人而言必然产生连带效果。八旗组织这种集兵民为一体的结构，实际上是日常生活领域与非日常生活领域交织在一起的状态，因此，日常习俗的养成与八旗组织的行政干预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在八旗组织的整合下，才形成了旗人的特殊的日常生活方式，比如在平时见面礼仪上，旗人的规矩就比汉人要多，在服饰、饮食、礼尚往来、婚葬礼仪等方面也有着与平民庶人不同的行为规范。这也是后来满族人“规矩大”习俗的一个重要原因。

2.满文的创制与改进

语言对民族共同体的凝聚作用不同于外在的行政干预，而是如同血缘关系一样自然地发挥着制约与整合作用。女真人在金代创制了女真字，金王元兴，女真文字逐渐消失。明代中叶后，女真人所操语言为女真话，而往来书信则借用蒙古文。于是努尔哈赤下令创制满文，而后经二度改进，使满文逐渐完善。

满文的出现、满族文字与语言的统一，使满族自我意识得到进一步加强。满文在满族社会生活中的推行使用，加强了内部的联系，与此同时也严格了与其他民族如汉、蒙古之间的界限。自满文创制后，许多官方史书都以满文记录，即便民间传说等也多有采用满文者，这种种现象都是满文在满族文化和民族自我意识方面所产生的效果。此外，满文也是强化民族自我意识的一种工具。1634年，皇太极曾下令不许八旗官名和城邑之名采用汉文。这一制度使八旗人等生活在浓郁的满洲氛围之中。满文出现以后，便与骑射列于同等重要地位，直至清末，“国语骑射”一直都是满族文化大厦的两块基石。

第4篇：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范文

【关键词】合作型教师文化 教师 专业发展 远程开放教育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7）06C-0042-03

纵观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态势，已然从“知识―技能”取向、“实践―反思”取向上升到“文化―生态”取向，后者着重研究文化、环境、社群与教师专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教师文化在教师专业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当前，面对中国远程开放教育的内涵式发展要求，民族地区基层电大开放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面临新挑战，构建合作型教师文化，以文化促发展，正是民族地区基层电大远程开放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生态取向。

一、合作型教师文化的内涵及特点

20世纪70年代中期，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洛蒂（D.C.Lortie）发表了著作《学校教师――社会学研究》，他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研究了在一定职业生涯的影响下教师所形成的独特的职业意识与职业情感，试图揭示尚未专业化状态下教师的文化实质。他的研究指明了教师专业存在不确定性，教师通过自身科学知识和技能的提升完全有可能由“准专业”形象转变成为“技术熟练者”专家。洛蒂的教师文化研究，引发了社会对教师文化的关注，同一时期内，一些英美社会学家把教师文化纳入学校文化来开展研究，其中包括教师职业情意、教师社会意识、教师人际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哈格里夫斯（Andy Hargreaves）较为全面地研究了教师文化的内涵与形式，把教师文化视为一种从属于学校文化的群体文化，是特定的教师团体内成员交际过程中产生的分享性和共识性文化，包括理想信念、职业意识、价值取向、态度倾向、行为模式等，教师文化一经形成，则影响教师的专业身份认同。哈格里夫斯通过实践性研究，概括出四种类型的教师文化，即个人主义文化、派别主义文化、自然合作文化、人为合作文化，其中自然合作文化即合作型文化，哈格里夫斯认为合作型教师文化是“基于教师之间的开放性、信赖性和相互支持、援助而形成的一种关系形式”。在共同的教育价值观驱使下，教师个体试图在教育观点、教育方式、教学策略、教学技能等方面与同行实现积极的交流与合作，以谋求自身的专业成长，无形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教师群体，合作型教师文化被认为是一种先进的群体文化。

合作型教师文化具有开放与合作、互动与互助、参照与共进等特点。合作型教师文化的产生，使教师在校群合作中获得职业归宿感和安全意识，教师之间产生良性的职业互动，彼此依赖与支持，并在共同协作中达成一致的目标，逐步实现共同发展。

一是开放与合作。开放与合作促进人际交往向良性方面发展，它是合作型教师文化的基本构成要素。在信息发达的时代，知识信息量的迅速膨胀，愈加使得教师的知识储备处于不足状态，教师个人文化的封闭性更加不堪一击，唯有怀着开放与合作的态度，才能迅速吸纳他人的知识与经验，合作型教师文化促使教师从个人文化中挣脱出来，以开放的心态寻求同伴合作，团队合作意识逐步增强，不断地在课程文化、教学文化、专业特色等方面加强师师合作，形成合力。

二是互动与互助。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着重探讨了个体之间的互动过程，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个体使用语言、文字、副语言（表情、体态、手势）等符号进行交往，个体心理及其行为的发展是个体与他人互动的结果，并由此提出自我的概念，自我在社会环境中与他人进行积极的互动，由此构成了社会的本质。布鲁默则认为互动创造、维持与改变了社会结构，在互动作用下，个体与他人和群体之间有了意义理解和角色扮演，并且个体的行动具有建构性。互动与互助是教师合作过程产生的正向行为，成为合作型教师文化生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态势。

三是参照与共进。20世纪40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海曼在研究人的社会地位时引用“参照群体”一词，参照群体即个体心理上所认同的群体，海曼认为个体往往会把自己心理所认同的群体作为参照群体，通过规范与比较，获得一定的价值取向和社会观点。教师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学校组织文化，是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共同行为倾向与思想倾向。教师在活动中相互参照，获取先进的教育教学经验，在群体活动过程中善于借鉴他人的工作方法，不嗟亟行取长补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合作组织，产生了共同的文化理念和文化价值观，成为教师个体的参照群体，激发教师个体的发展意识和上进心。

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知识信息时代，信息资源与人力资源日益丰富，致使教师的学习模式发生改变，由传统的封闭式学习模式，转向开放的立体式学习模式，即由教师个体自主性学习转向教师个体之间以及教师个体和环境之间的交互式学习，生态学习者尤其重视教师所在的生态环境对其专业发展的影响，认为教师专业发展不仅需要发挥教师的主体性，还应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中寻求发展动力，教师之间需要同侪互助，平等、友好、互助、和谐、活跃的团队气氛催动合作文化的形成，平衡、共生、协调、统一的生态环境强化教师的凝聚力和成就动机，激发教师的创造力，在合作文化和生态环境共同作用下，教师的自我价值、社会价值和生命价值实现和谐统一。

二、合作型教师文化对基层电大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

教师职业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文化实践活动，教师通过文化熏陶与文化教育，提升其专业文化素养，并在文化传播与文化创造过程中推动文化的发展。合作型教师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无疑会对教师的专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合作型教师文化对远程开放教育教师专业发展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一是来自远程开放教育的文化因素影响所致，因不同性质学校的教育理念、教育目标不同，学校的文化价值体系亦截然不同，这对教师的工作信念、职业理想、职业态度、行为规范均产生深刻的影响力。随着网络时代和移动时代的到来，远程开放教育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远程开放教育是一种学习时间、学习地点、学习对象、学习方式均具有开放性的民众教育，以培养本地经济社会所需的实用型人才和为学习型社会提供民众需求性学习为主要教育目的，顺应移动时代的发展，为民众提供随时随地的便捷式学习服务，其文化具有实用性与实践性、丰富性与创新性、民众性与平等性、多元化与交互化等特性，其文化教育产品常常以碎片化形式通过网络平台和移动设备支持民众的碎片化学习。而文化产品的产生，往往不是单一的个体教师行为，而是教师群体共同协作的结晶，这相对传统的课堂教学而言具有较大的差异性。面对这样一个学习者无处不在、学习行为时刻发生的泛在学习环境，教师个体的角色由教学指导者变为课程导学者和终身学习者，教师学习和教师协作成为重要的工作手段，教师群体则是教师个体之间交互依存的潜在动力，群体的共同专业发展不仅是个体专业发展的阶梯，也是泛在学习教学资源整合、优化之所需，教师在不同的环节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彼此间协作创造、相互依赖、相互影响，教师的职业需求和专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文化、环境和社群。二是来自教师自身专业发展所需要的文化解释。面对远程开放教育所客观存在的泛在学习环境，教师需要不断更新知识，改变教学方式，以满足学习者的泛在学习需求。实质上，教师个体的专业发展就是其文化知识、文化创造能力以及人文个性的渐进式动态发展的过程，面对远程开放教育学习者的多样化学习需求，教师必须不断进行知识的积累与更新，拥有丰富的多元化知识，这些知识资源只有从开放和共享的学习环境中获取，因而合作是教师在工作中积累文化的有力途径，构建和谐的教师合作文化，方能满足教师的文化内需。

三、基层电大教师专业发展中文化需求的缺失

（一）个体文化与教师专业发展的冲突。基层电大教师队伍薄弱，专业教师备配不足，教师之间业务联系不紧密，在专业发展上主要依赖教师个体的单打独斗，久而久之，个体文化成为主宰教师个体专业发展的文化主流，个体文化在客观上阻碍教师个体获取同伴经验、同伴互助的机会，具有孤僻与不合乎潮流的弱点。

（二）教师专业发展缺失必要的文化支撑。教师的专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先进的文化力量，需要先进的组织文化的支撑。基层电大在承办开放教育过程中，师生长期分离，其交流文化存在一定的缺失，校园文化活动不活跃，教师业余文化活动处于空缺状态，教师个体之间在专业学习、业余学习上失去交流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师个体的专业发展。

（三）教师个体缺乏专业发展上的文化自觉。教师专业发展需要教师个体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树立职业自信心，并对自身的文化现状有自知之明。教师个体应清醒地意识到在职业发展中自身所肩负的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自觉地在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追求生命的意义与实现自我价值。基层电大教师对自身职业发展的前景不够明确，受限于教育环境与行业的高要求，长期以来教师整体职称水平不高，科研意识不强，缺乏教学个性和创造力，专业发展的自觉力薄弱，缺乏自强自立的文化精神。

四、合作型教师文化的构建策略

（一）树立自觉发展的文化意识。教师作为文化人，应拥有强烈的自觉发展的文化意识，并随着时代与文化的发展发展自己，不断追求文化知识，丰富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文化底蕴。首先是通过文化反思，正确评估自身的文化水平，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做好专业发展的自我规划，在学习中提升文化知识水平，实现专业成长。

（二）构建教师网络学习共同体，促进教师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合作。教师个体通过参照教师群体而获得文化价值观的重构，取得较先进的文化理念。教师网络学习共同体的构建为民族地区基层电大教师提供了与校外同行交流合作与互相学习的机会，获得专业发展中的合作伙伴和先进的组织文化。网络学习共同体是指借助网络平台和移动通信设备建立起来的便于具有相同学习愿景的专业教师一起教学、学习、研究的数字化互动学习空间，以在线学习的形式开展学习互动，分享多样化学习资源，网络学习共同体的成员以学习者、助学者、组织者、经营者等不同的角色维持着网络学习共同体开展正常的学习活动。

教师网络学习共同体有利于教师学习观的确立，产生文化自觉。自觉、主动的学习源自个体内在本能的激发，即学习者出于发展的需求对有用的、有价值的经验性知识产生强烈的学习欲望，这种经验性知识的习得来自个体心理所认同的群体，即其所在的学习共同体。学习共同体的成员在一定的学习愿景的驱动下，确立共同体的学习目标，制订可靠性学习计划，提供技术性工具和灵活的学习方法，有效激发个体的学习动力，促进个体在平等、民主的氛围中进行互动与交流，成员因此产生积极的学习动力，分配学习伙伴和学习任务，选择科学的学习方法，建构起恰当的学习行为来完成学习任务，在长期的教师网络学习共同体活动中，教师个体确立了学习观，养成自觉学习文化的良好习惯。

教师网络学习共同体有利于教师规划专业发展目标。在教师网络学习共同体的学习活动中，共同体成员自觉遵守的团队规则，依据自身的特长明确团队中的学习者、助学者、组织者、经营者，建立学习信息流，确定团队的使命与任务，开展主题学习与监控调节。在这个过程中，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进行交流、协作，分工执行学习任务，组织者与助学者参与其中，积极营造和谐的学习氛围，及时消解学习者之间的学习冲突，调控学习进程，采取有效的监控调节手段，确保主题学习得以顺利进行。学习者在协同活动过程中有可能演变为组织者、助学者、经营者，在学习共同体中，学习者将获得信息支持和人际支持，其知识性结构得到补充与完善，其认知得以升华，对自身的专业水平有了更为清晰的评价，其专业发展目标更为明确。

教师网络学习共同体的构建，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跨区域专业教师的合作化学习，为基层电大教师提供学习与实践的理想环境，解决其同伴交流、专家引领、学术支持等学习资源和人力资源方面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校内和校际师师合作，开创了新教育区域的师师合作，形成复合式远程开放教育教师学习共同体，教师之间、校际之间的文化合作得到加强，教师个体在学习与实践的合作过程中，不断产生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文化创造活跃，随着共享性信息资源的不断丰富和学习主题的多样化、层次化，教师的文化需要得以满足，出现文化自觉，实现专业成长，并促进合作型教师文化的产生。

（三）构建科学的合作型教文化建设机制。加快文化体制创新，建立科学的合作型教师文化机制，是合作型教师文化发展的有力途径。首先，建立合作型教师文化建设的动力机制，在组织的规划下，协调文化运作，有效管理文化，促进文化资源共享，丰富文化活动。其次，确立正确的文化导向机制。在信息高度发展的今天，教师文化也受到冲击，文化导向的目的是使组织、团队、社群、个体的文化价值取向趋同，通过多样化文化宣传，使个体在思想和行动上有明确的文化指引，个体文化行为向先进的组织文化行为靠拢，增进教师个体的文化融合，凝聚教师的文化共识，形成稳定的文化核心价值理念。最后，打造教师文化特色，制定合作型教师文化的发展方向。远程开放教育推行终身学习理念，面向社会与民众开放，其文化具有自主性、开放性和多元性等特点，合作型教师文化特色的打造应切合课程文化、校园文化、人本文化等多方面因素，把握文化改革方向，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提炼文化特色。

（四）构建和谐的文化生态环境。从传统文化上看，文化的形成受一定环境的影响，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在其论著《文化变迁的理论》中论证了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由此提出文化生态学观点，以确定文化对其环境的适应所引发的变迁现象。所谓文化生态就是指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文化，而文化生态环境，就是有利于生态文化健康发展的环境。构建和谐的文化生态环境，首先，树立生态价值观，生态价值观认为人与物均是具有内在价值的生命主体，它们彼此平等，互相依存，二者的平衡是世界和生命存在的本质意义。其次，尊重生命价值。生命价值是判定人类生命个体对他人和社会的作用和意义，是个体生命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总和。生命主体具有独特、自由、平等、互动的特质，只有不断丰富自己对生命意义的体验，才能充分意识到世界的万物一体性，意识到生命的可贵和独一无二，才会呵护生命和珍视生命。再次，营造自然和谐的文化氛围。文化氛围是特定环境中的文化情调，丰富的文化活动、活跃的文化交流、良好的学习环境、充满文化韵味的工作环境是自然和谐的文化氛围的主要因素。最后，尊重文化的自然发展规律。文化的发展有其规律性，在一定的价值导向下，文化得以从自然中萃炼而出，在漫长的社会变化中消长、更新，合作型教师文化的发展是教师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尊重自由创造和鼓励文化学习的氛围下，文化传承和文化创造活跃，更有利于合作型教师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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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凤琴.教师文化及其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2004（11）

[3]肖青，郑建辉，刘桂雪.新型教师文化成长的内在诉求：培养教师主体性[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2）

[4]黄水香.大学教师合作文化的类型、成因及重塑策略[J].高教论坛，2014（12）

[5]谢春辉.教师本位论对广西高校文化建设的启示[J].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2（2）

第5篇：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范文

关键词： 对话 平等 共同体 师生关系建构

1.问题提起

现在的高校教学中一对多的课堂非常常见，学生和教师相对独立的位置，使得课堂教学难以产生充分的、真正的互动，教师的课前准备无法充分应用到课堂中，学生则认为课堂参与度不高，知识获得程度不高。这种供需之间的矛盾很普遍，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本文基于对话理论，从心理学建构和社会建构两方面着手，探讨和分析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生是否应该建立联系，建立一种什么样的联系，才能让学生体会到学有所得，教师教有所获。

中村惠子从社会建构角度提出社会在知识构成中发挥了本质的作用。人类的实践必须给予我们所在的共同体并参与其中才能获得。语言不是私有的、主观的，是人们共同通过行为表达出来的。语言学家Lave和Wenger的情景学习理论中也讲到学习只有通过参与才能获得，需要从交流集中汲取。基于以上学习理论，桑野隆等人提出应用到课堂教学中，所谓的交流集和共同体是指以教室为单位，教室中的人包括教师、学生在内，共同参与某种活动。具体是指通过参与和自己相近的话题讨论，自发地、平等地参与对话学习并获得学习，把这种教学称为对话教学。关于对话、对话教学的涵义，现在存在一些争议，有些学者认为对话教学是一种精神理念，是思想意识，而一些学者则认为对话是指一种新的师生关系的重构。本文中的对话和对话教学是指师生基于平等的、自发的对话参与实践和实践认识的过程。

通过调查发现，对话教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广泛地应用到国外发达教育国家的课堂中，而中国国内只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小范围使用，本科阶段的教育中鲜少使用。对话理论的应用，可以在课堂中寻求教师和学生地位上的平衡，使得学生和教师不仅拉近距离，而且能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获得学习。因此对话教学，对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意义重大。

2.考察

2.1研究目的

本文聚焦民族高校的日语课堂，通过考证和研究，拟解决以下三个问题：（1）传统教学法中教师和学生的立场对语言学习有什么影响？教学效果怎么样？（2）对话理论背景下，教师和学生对共同参与的话题讨论如何评价？（3）对话理论在语言教学的课前准备环节应注意什么问题？

在此基础上，探讨和研究学生和教师如何在学与教的位置上取得平衡关系，最后对外语课堂教学，尤其对民族高校外语课堂提出建议和方案。为此，本文把北方民族大学2015级日语专业2班的《综合日语4》课程作为研究对象，通过2015年秋季学期和2016年春季学期，共一学年的课堂观察和课堂参与，对比传统的教师教、学生学的教学法，探讨对话教学在语言教学中的作用。

2.2考察过程

为了解决以上三个问题，本文主要采用了课堂观察法和文献阅读法，并辅以半构成采访法作为研究方法。调查实施过程中，通过前4次的课堂参与和观察，确定了3位重点观察研究对象，通过对这3位研究对象的观察和半构成采访，适时地对课前准备环节进行调整，使对话应用到课堂教学中。具体实施过程如表1所示。

表 1

针对《综合日语4》的课程设置和内容安排，笔者共实施了3次的对比教学实验。实验过程中：（1）运用小测验的方式对3次实验结果数据进行采样。其中，小测验内容主要以“词汇”“语法”为主。（2）在“师生互动”和“实用性”的数据采样中，采用教师观察课堂和采访学生的方法。通过以上试验方法，得出结果如表2所示。

表 2

注：“+”表示有正面的积极的作用。反之，“-”表示没有作用。

3.结论

3.1翻转教和学的主体行为人

通过以上的对比试验教学，我们不难看出，语言学习过程中，人的因素至关重要。调查发现，传统教学法虽然对于帮助学生的词汇和语法的学习有很大作用，但是在“师生互动”“实用性”上却效果不明显。学习语言的人都知道，掌握多少个单词和语法不是语言学习的目的，听说能力、交流能力才是最终的目的。也就是说，怎样通过所学的语言要素把自己的所想所感表达出来，才是语言学习的归宿。对话教学法的应用了语言学习中把语法、词汇的学习作为重点的传统教学法，把重点转移到表达和表述上，更加注重语言的应用。这一转变，使得学生成为教学主体的行为人，主动性大大增强，学习参与度提高。同时，教师成为教学中的基底，增加了辅助和引导的作用。对传统课堂的颠覆性教学改革，大大优化外语教学中曾被认为最难的语言应用部分的教学。

3.2构建共同体

如何设计一个好的对话教学为主的课堂呢？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作为结论部分，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参考建议：

（1）构建一个师生平等的共同体。师生平等是指在教师共同体的实践参与中，教师对学生而言不再以“一对多”的方式灌输，而是以启发式的思考、讨论为主。引导学生对自身、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思考，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学生的人格养成，达到大学教育的真正目的，即“育人”。

（2）构建一个实践参与的共同体。所谓实践参与，不是简单地说每个人都在就可以，而是指每个人都要参与。在这个环节，话题尤显重要。选取一个和学生自己相关的话题，通过教师引导和督促，使个人都能够参与其中。“我思故我在”，只有让学生参与到话题讨论中，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那么一个人人参与的实践环节的共同体也就能自然而然地建构起来。

（3）最后，针对民族高校的外语课堂，师生背景和文化的复杂度尤其显著。民族与民族之间、异同文化背景之间、不同母语之间等的差异，在构建一个以对话为主的平等的师生关系中更是重中之重。在课堂教学中，师生关系、生生关系地位特殊，作用微妙。要权衡这些关系，平等关系才是核心，也是归宿。要构建这种平等的关系，教师在组织和安排话题讨论中，从心理上、意识上就需要足够重视。

通过本文的考查和论证，我们不难发现外语课堂教学中，启发式、讨论式教学为主的对话教学法比传统教学法更有效。因此，本文主张语言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应该以平等对话为基础。平等对话使学生在不惧怕教师威严的情况下，除了大胆地使用语法、词汇以外，还能传达出学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样做，不仅能使教师更了解学生的日常行为，还能更深层次的帮助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对于民族高校而言，在教会学生专业知识的同时，育人也很重要，因此语言教学中应该逐步进行并实践。

外语课堂教学中，师生关系异常密切。一堂好的外语教学课堂，一定是师生关系融洽、课堂气氛活跃的，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出学生“想表达”的激情。那么，师生关系如何建构？是以师生、生生的平等关系为基础，要建构这种师生关系的核心就是对话。反之也如此，师生之间的关系建构需要建筑在对话之上，而对话的核心和灵魂就是平等。即既符合学习的属性和意义，又正是本文所要倡导和建议的。影响课堂的要素是多样的，平等也是相对的，因此如何在应用对话教学法的课堂中建构一个学生也认为是平等的师生P系将作为接下来的课题继续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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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桑野隆.「「ともに「さまざまな声をだすD的能有预染嚯x.『|的心理学研究第7号，2008：6-18.

第6篇：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范文

[关键词]神话 权力 社会控制 轨范作用

[中图分类号]D6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2-0100-02

从社会历史视角谈神话，我们通常总要引用马克思在《导言》中有关神话的描述性话语“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将神话的产生归结到原始初民的想象。想象与主体相关，是有限的思想在自然之镜中解释万物的手段。原始人对未知世界充满着恐惧，成功虚构未知，并通过偶发事件验证其真实性的个体，得到群体的认同，其对主观解释获得了合法性。个人想象获得合法性后，上升为部落、族群的想象。族群在融合、消亡的过程中，汇成文化统一体。合法性的认定与个体欲望的满足是相连的，个体通过神话想象确立个体的正统合法地位，再对普通民众地位进行认定。到民族共同体形成期，神灵也融合成一个系统，上层阶级通过对该系统的规约，以获得在民间想象中的合法地位，为个人统治披上神圣的外衣。

一、神话结构与神话

神话结构与神话这对概念在人类学神话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且与文本神话研究相比，它们具有重要的革新意义。人类学研究方法传入中国之前的神话研究，主要关心传世文献中所记录的神话故事情节，对神话采取一种史学家意识上的理解，将神话当作历史材料利用，将神话本身转化为古史传说，赋予其历史发生的客观真实性。并没有关注到创作与享用神话的主体是民众，民众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都受到神话叙事规约作用的影响。

初看起来，神话表现为一种不可分类的现象，我们不可能从中引申出统一性来，因为这一现象同时具有文学性、心理性、个人性和社会性。然而，当人们从复杂现象中抽引出一种纯社会性的对象时，神话的混乱性就终止了。所谓纯社会性对象，从功能主义视角来看，表现在神话叙事对社会的规范作用，它与组成其本身的个别神话相关，是个别神话符号抽象出来的共通意义。

华夏文明是多民族组成的共同体，即使是同一个民族，也可以类分出众多原始族群。族群团体的形成建立在个体对族群整体文化的先天认同，“认同”某一文化系统，表现在预设该事物是显而易见的，不再假定它看上去是有问题的。早期族群文化集中表现在神话上。民族统一体的认同，是超越地域的普遍认同，人类超越自己的世居地而形成的一种普遍的认同感。祖先崇拜在民间广泛散布，对女娲、、伏羲等造物主地位的认同是普遍的，民众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其与族群存在实在的血缘关系，但将其神圣地位放在部落祖先――神之上。少数贵族团体的政治关系和符号，对民族共同体形成给予了重要的推动力，这些贵族团体与国家体制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且都具有普遍化、延展化和群众化的能力。贵族团体以政治同盟、血亲为依据，吸取各部落的神话，对神灵符号进行功能分类，建立神话的结构系统。

神话是人类有意识加工创造的，社会组织模式会映射到神的结构中。《说文》曰：“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这应该是对天神最原初的形象描述。、女娲、夸父为代表的造物主，与其他神灵的瓜葛甚少，但其能力却远大于其他神灵。创设宇宙秩序，又化出农牧业生产所必备的阳光、土壤、雨水。女娲在纯自然的宇宙中注入原始人类，《大荒西经》载“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粟广之野，横道而处”，《说文》十二释女娲为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这里谈得很清楚，女娲为化生万物之母。这些工作对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基础性的。、女娲应在神灵结构中居于最高地位。在完成创设自然的任务后，不复存在了。女娲也仅保留了象征意义的始母神，在二次创生中，又被降格为晚期神灵伏羲的妻子，在神灵结构中逐步边缘化。在华夏共同体形成时期，黄帝、大禹等世俗英雄获得神话中最高的统治地位，神灵的分工逐步细化，战争英雄化身的众多神灵也陆续出现。

由创生神到英雄神中心地位的转变是人类意识发展的一次重要飞跃，宇宙本体力量中心由主观想象的神灵转向客观实体，人的能动地位开始显现。贵族阶层开始意识到神话符号对社会的控制功能。民众基础性认同是稳固的，通过神话叙事散布本贵族团体统治的合法性，是贵族对民众意识控制的重要手段。

战争英雄可看作尚处在野蛮或半开化状态中的人类，对动物强力崇拜而生成的神灵，游牧文化时期动物性暴力是获得氏族其他成员崇拜、获取霸权的主要手段。随着人口的增长，游牧生产方式已经不能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稳定的农耕生产模式成为主流。道德、习惯法则等集体暴力手段取代个人暴力。老子等文化创造者被赋予超现实的神力，上升到神的结构中来。维科在《新科学》第二章中有意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英雄制度，前者依据与生俱来的身体的力量，后者则更看重道德与智慧，这乃是建立城市文明的基础。贵族团体意志、秩序开始融入社会普遍道德中，意识控制变得更加隐秘了。

汉代封建统治秩序稳固，神灵结构向封建统治模式转化。上层统治序列出现玉帝、王母，底层又有土地神做补充。随着法律的完善，神话正统意识控制力开始削弱，但在民间，神话依旧有道德层面的控制力。神灵统治相对于官僚统治更温和，更加关注民生。贵族集团将个体意识存在时段延长，建构出个体前世和死后所经历的事物，给予个人命运以必然性的解释，以束缚个体的自由意识。灵魂不灭的循环模式又给不断重复过去、受统治贵族压榨者以神话想象的希望。

汉代中国自然神的结构基本定型，以佛教为代表的创生宗教的传入丰富了中国的神灵体系。汉代以后中国神话结构总体保持稳定，岳飞、关羽等英雄的注入仅对总体结构带来局部的调整。

人类的发展反映在社会结构中，表现在社会分工愈加细致。神灵分工细化程度与统治范围的广度对民众行为的控制强度呈正相关。人类社会发展初期只有少数至高无上的主体神，对民众行为控制主要表现在宏观道德控制层面上，对底层实际的控制力较弱。后期神灵数量逐渐增多，神灵结构趋向完整，神灵对个体规范作用增强，处所、行业、行为等都有神灵存在。神灵对为善者进行奖励或是对为恶者进行惩戒，偶然性事件的发生又被有选择性地加工成符合神话符号系统整体的符号，在民间流传，对个体此后的行为选择产生影响。

二、神话符号的社会控制功能

在《规约与惩罚》中，福柯描述了历史上从压抑性权力模式向生产性权力模式的转变，即抛弃物质力量的刑罚来恐吓，而选用普遍意义的社会规范来规约个体的行为，控制变得隐秘化。福柯探讨的是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上升为普遍意识，对社会行使规约力。意识通过符号抽象出来，符号将涣散的意识集中抽象出来，行使这种控制力。

在科学发达的现代社会，理性代表社会主流意识注入到符号系统中。在蒙昧社会，同样普遍性的神话想象替性，浓缩到符号系统中来。布尔迪厄认为符号系统同时发挥认知、交往、社会分化三种相关但又不相同的作用。符号是赋予社会世界以秩序与理解的工具，原始儿童借助神话符号完成对世界的认知。符号系统是传递着一种文化的全体成员所分享的深层结构意义的“符码”，在群体内部作为交流知识的工具，对外行使对异文化的排拒力，强化个体对统一体的认同。神话符号系统本身也可以发挥政治功能。占支配地位的符号系统为统治集团提供整合功能，为社会群体的排列提供区别与等级，同时还通过鼓励被统治者接受现存的社会区分等级而把社会排列合法化。这为统治贵族自上而下行使合法权力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对统治贵族内部的权力分配亦有调节作用。

在部落和氏族间的迁徙、征战或融合中，文明统一体的范围得到扩大。共同的血缘传承在氏族或部落个体成员之间以及群体之间结成了一条情感的纽带，维护共同体中成员的稳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和部落、氏族间的迁徙、征战或融合中，文明统一体的范围逐渐扩大。

叙事神话是对神灵结构中单个符号的解释，也是连接不同神灵间的中介，叙事中的日常生活符号强化了受众对超自然力的心理认同，增进了神话接受者与神灵的血脉联系。远古时期的女娲主要是某一氏族或部落信奉的始祖神，是她创造并养育了人类，因此女娲是人类的始母，与人类有着血亲相依的亲缘关系。部落民众与女娲神共同为部落的繁衍、延续负责，在重要节点上，个体或部落整体也会受到女娲超自然神力的恩惠。部落的繁衍是依靠女娲神力帮扶的结果。将人的成就解释为先验的必然性，人的疾病或是收获物的减少则是不敬重神灵、品德上存在缺陷的结果。前文已经论述，神灵符号是贵族团体依照本团体的需求而设立的，个体敬重神灵的同时，顺从贵族的统治秩序。

神人留下的遗迹及生活间的仪式行为在强化神话客观真实性的同时，也在约束个体的意识。娲皇宫有维系社会整体的血亲关系的功能，社会中个体的祖先是相同的，甲氏族成员到其他氏族中亦可被认同，将文明推及到更广的范围中去。关帝庙在民间是普遍存在的，中原民众向神灵祈祷往往带有功利性的目的，获得财富是阶级社会中个体的普遍愿望，贵族将财神的符号补充到关公的忠义形象中，定义关公为武财神，增加关帝庙的数量，让民众能更多地接触到关公，受其忠义思想的感染。在个体行为选择时，更向忠义的方向靠拢，维护贵族团体利益。

任何氏族、部落都包含一整套个体成员需遵守的行为惯习，借以维持有序的社会生活。神话作为习惯的解释项，以其超凡的神圣性，赋予日常习惯以合法地位。单一性的行为不是习惯行为，偶然一次处理的对象不会由此成为具有具体意义的对象，日常生活具有可重复性。重复的习惯筑成民众共同认同的轨道，对俗民个体施加影响，促使俗民在实践中想当然地恪守约束准则，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控制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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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利慧.女娲的神话与信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77.

第7篇：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区域职教；区域职教共同体；关系

在中国经济社会跨入健康发展的今天，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因素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经济区域，也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区域经济。众所周知，在当代新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也在一定意义上需以区域的教育为基础，尤其是区域的职业教育。然而区域职业教育因其专业设置、培养人才的规格总是与区域经济有着很大的关联，而且这种关联还具有一定的对应性和直接性，因而可以认为区域的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关系较之区域的普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关系更具有现实的促进意义。特别是在区域块状经济明显的地区，与这块状经济相对应的职业教育，可以说是直接为区域经济服务的。然而，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逐步趋向于多元化，出现了公办、社会办、个私办并存的局面，区域职业教育的联系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也因之相对于普通教育来讲要显得弱一些。为此建立区域职教共同体以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的功能和作用，对于区域经济来说，其意义也就更为直接和实际。本文试图从职教与经济的关系出发，进一步探讨区域职教共同体与区域经济之关系，从而为正确处理区域职教共同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职业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当今世界，竞争激烈，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综合国力的竞争，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人才是核心。因此，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和教育的竞争。国家兴盛，人才为本；人才培养，教育为本。教育与人才培养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蓝图的关键所在，也是通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和关键所在。也正是因为如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职业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同样应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中担负起其神圣的历史使命。

众所周知，职业教育是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和培训人的职业能力的教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但需要高级科学技术专家，而且迫切需要千百万受过良好职业技术教育的中、初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技工和其他受过良好职业培训的城乡劳动者。这就决定了职业教育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由于职业教育是各类教育中与经济联系最紧密、最直接的教育，因此要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加快技能人才培养，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其关键就在于要正确处理好职业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职业教育与经济是何关系，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怎样才能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的功能和作用，以取得最大的教育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将直接关系到职业教育的前途和命运。2004年6月，教育部等7部委在江苏南京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国务委员陈至立在会上强调，对发展职业教育的认识要有新高度，工作要上新水平，努力开拓新局面。在谈到发展职业教育认识要有新高度时则指出，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工作，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职业教育大有可为；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农业现代化，呼唤职业教育大发展；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强产业竞争力，必须以职业教育为基础；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必须依靠职业教育……。这给我们进一步正确认识职业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指明了方向。因此，要正确处理好职业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真正落实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必须从全局出发，大局着眼，把职业教育的发展放到经济社会这个整体中考虑，确立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抓经济必须抓职业教育的意识。无论是从构建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体系，还是从培养、造就数以亿计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方面看，都要求我们应该将职业教育与经济建设密切联系起来，提高职业教育与经济建设的融合度，与之形成一个紧密的统一体，才能促进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也只有这样，职业教育的路子才能越走越宽。

二、区域职教共同体是新经济条件下区域职教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组织创新

教育单位作为社会的一种专司教育职能的专门机构，其职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按一定社会的需要和要求培养和造就一定规格的劳动者和接班人，从而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二是教育过程本身以及教育实现的结果使受教育者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知识、技能和能力，并得到一种需要的满足和人生的享受。从上述意义出发，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社会目的性职能和个体目的性职能。在现实社会中，各级各类教育单位（主要是指学校）在上述两个共同职能的前提下无疑有着各自具体的相对独特的职能。从这一概念分类来看，职业教育的功能主要是社会目的。然而问题是：（1）职业教育不能也无法无视教育的个体。（2）职业教育的社会目的由于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要求往往不可能达到相当的吻合，因而其社会目的也就往往难以现实化、彻底化和终极化。由此，在当代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们对教育的要求不断提升的条件下，既有的职业教育单位（即各级各类有明显专业取向的职业学校）难以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生发展的需要，因而在现实的

职业教育领域，一种由数个职业学校联结而成的超学校教育组织形态也因此悄然出现。从国际教育视野范围来看，类似的教育组织形态早已存在。这种由数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教育单位组合而成的教育功能性组织机构就是所谓的教育共同体。

在教育社会学中，教育共同体的概念主要地是使用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教育组织体系内部一些教育主体在教育活动中的组合。如学生的组合、教师的组合、教师与学生的组合，还有教师与教育管理人员、教辅人员和学生的组合。我们认为系统内部的概念是完全可以借用在同质系统构成的较大的系统中，这时教育共同体就可以用来指整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教育部门、机构、单位的组合。本文所述的区域职教共同体就是指职业教育领域中的这种教育共同体，指的是某一经济区域中的这种教育共同体。

区域职教共同体的建立不但在理论上符合教育的基本原理和符合教育理论的基本逻辑，在实践上也是符合教育的现实运行和发展的。它的出现，是在当前的经济条件下，区域职教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更好地发挥职业教育功能和作用的需要。

三、区域职教共同体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教育是经济社会运行、发展的基础，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影响促进着教育的运行和发展，这在区域职教共同体与区域经济的关系中表现得尤为直接和明显，也尤为现实和具体。职业教育的特点，从其出发点和目的来讲，都是直接地具体地指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在当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区域职业教育最现实的明确的任务，因而区域职教共同体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可从两者固有的内在联系和关系的特点上得以体现。

从区域职教共同体与区域经济的内在联系方面看，由于区域职业教育总是根据区域经济的特点、现状和发展趋势来设置的（这不仅包括各种不同专业特点的学校的设置，而且还包括各学校专业的设置，甚至课程的设置），因此可以这么说，区域的职业教育只有这么做，也应当这么做，才有生存、发展的良好条件和空间。这尤其是在基于义务教育基础上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开始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的今天，更是如此。一个极其重要的现实问题，即学生的毕业和就业问题，正是这种直接的密切相互制约关系的一个明证。特别是在地方经济和地方块状经济相对发展和明显的地区，这种区域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的相对依赖关系，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有些地方，职业教育几乎就是按照所谓的“订单式”方式来设置和安排的，这种模式在当前以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可以认为是区域职业教育良性运行和稳妥发展的一个现实范式。实际上，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在区域非国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职业教育几乎自始至终与区域经济的运行发展一体地联系在一起。企业办学校，行业办学校自不用说，即使是独立的职业教育，其专业的设置、课程的设置、师资的来源、师资队伍的结构、教学的途径和方式、教学的实践环节以及教学见习、毕业实习直至学生的毕业考核、毕业分配也往往与具体的企业相联系、相挂钩。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区域职业教育运行和发展的一个具体规律性的特征，两者之间确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内涵。

当然，与区域职业教育相对直接和具体地依附于区域经济的同时，区域经济也现实地直接地以区域职业教育为一定的基础。这不仅表现在其后续人才的培养、储备上，既有人才的培训、提高上，还表现在企业与区域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上，创造力与竞争力的提升上，信息的获取、整理和应用上，甚至表现在区域经济的格局、品质和品位上，区域经济的开发程度、文明程度和文化内涵上。

作为区域职业教育功能和效能的组合体，区域职教共同体与区域经济的关系正是从上述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的，而且由于区域职教共同体的组织特点、智能特点、机制特点、运作特点等，使得区域职教共同体与区域经济的关系，更具有社会性、全面性、直接性和效能性。

社会性：主要是指区域职教共同体较之单个的区域职业教育机构有着明显的社会组织上的特征，即它是以一种具有明显社会化特征的社会组织形式参与经济社会的运行与发展过程之中的。

全面性：区域职教共同体是由区域内众多的职业教育机构组成的，因而它不再是单一的专业或相对具有明显特征的专业系统来与区域经济社会发生联系，而是以各种专业的整体组成来与区域的经济社会发生联系，因而具有全面性。

直接性：区域职教共同体从其职能上看，除了协调各职业教育机构统筹各职业教育单位的资源以外，还能整合各职业教育机构的需要，代表各职业教育机构直接与区域经济社会沟通，起着一种直接的中介作用。

效能性：区域的各职业技术教育机构，由于其毕竟是教育机构，因此其主要效能还是培养人，通过培养人为区域经济社会运行和发展服务，因而它的效能最直接和现实地落实在人才的培养上。而区域职教共同体它本身是一个专司教学职能的机构，它的效能可以超越这一点，在关联区域经济社会的运行和发展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然，区域职教共同体与区域经济这种社会性、全面性、直接性和效能性的关系，需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才能逐步形成、巩固和持续发展。

区域职教共同体与区域经济关系的形成有着十分现实和具体的客观基础，即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离不开知识的支撑和创造力的激励，同时教育的发展也必须以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基础，因而区域职教共同体与区域经济关系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内在必然性。

区域职教共同体与区域经济关系的巩固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需要双方在上述客观的基础上，不断地积极互动才能实现。这种互动不仅仅表现在频率上、距离上、幅度上，还表现在关联的深度上。

第8篇：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范文

一、儒家伦理是韩国道德教育成功的前提条件

韩国自公元前十世纪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那时，孔孟也像在中国一样在韩国被给预极高的名誉。直到1910年日本入侵前，韩国人还尊儒教为“国教”。在几千年中，儒教影响了韩国的政治、法律及社会制度，同时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形成了独特的韩民族的性格。甚至有人认为，韩国在保存儒教文化传统方面更甚于其发源地――中国，被认为是“儒教的样板国家”。今天，儒家伦理不但体现了韩民族的精神，更成为韩国的教育主体，是韩国学校德育的灵魂。

首先，儒家伦理是学校德育的主要内容。“正是儒家伦理的浸染与渗透，生长出当今具有独特东方文化特色的韩国教育。”而韩国社会就是依靠学校德育将儒家伦理变为民族道德体系和行为规范。儒家伦理的每一次变革成果都能渗透于学校的德育之中，而学校德育又是儒家伦理每一次变迁的最直接动力。目前，韩国学校德育已成为一种以儒家伦理为主体，突出培养民族精神的道德教育体系。儒家伦理再一次得到相应的改造，为造就有韩国民族精神的人服务。

其次，儒家伦理是家族主义体制的基础思想。这种家族共同体是儒学深化于民族与国家之后的特有发展，是由“三纲五常”伦理关系为基础，以忠孝一体化为中轴点的。这种家族共同体有很强的等级及上下尊卑的家族式秩序，能产生彼此相互依托充分信任的感情，并以特定的道德规范来约束上下行为，统一全体人民的思想。特别是在异族入侵的背景下，这种家族共同体的道德传统会愈加浓厚，共同体也愈加强固，达到家国同事，彼此不分。与此同时，韩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也都贯彻着这种忠孝一体化的原则。

再次，文化风俗中也感受着德育的熏陶。韩国的文化风俗大多和中国相似。而这些风俗中大都继承了浓厚的儒家思想，体现了民族的特色。在这些文化风俗中人们可以感到强烈的民族精神、民族情感。可以激发人们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而青少年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也必然会受益匪浅。

二、国民精神教育是韩国道德教育成功的主要途径

韩国极其重视德育教育，并把它列为教育的首要内容和核心思想。国家每时每刻都在提倡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因而，在二战以后，韩国建国之初，就开设德育课。经过不断的德育改革，韩国逐步成为亚洲的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之一。政府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科技的进步以及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又进一步提出了全民教育，即国民精神教育。所谓国民精神教育，就是要确立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立的意识，培养民族自尊心，确立民族性，以实现复兴韩国的理想。它唤起了大韩民族的自立意识，激发了民族复兴的强烈渴望和万众一心的气慨。同时也是韩国德育的成功途径。对其国民精神教育的成功之处，笔者只简析两点：国民精神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礼仪教育。

（一）完善的爱国主义教育

韩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韩国十分重视国格教育，对学生从小就进行忧患意识教育。学校中老师时常教导学生：韩国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只有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提高自身素质，参与国际竞争，才能立国生存。在韩国，培养孩子热爱自己的国家，是每个学校的自觉行为。另外，韩国人爱国，还表现在对本土的热爱。“身土不二”是韩国随处可见的广告词，意思是说，我生在自己的国家，拥有养育我成长的国土，而生我养我的土地上生产的东西才是最适合我的。从幼儿园到大学，这一直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举一个最普遍的例子，在韩国，家长和孩子都吃本国的粮食、蔬菜、水果等食品，虽然超市里国产的某些食品比进口的要贵，但买的人却很多。在韩国，满街跑的汽车绝大多数是韩国产的“现代”或“大宇”牌。在韩国消费本国产品被视为“爱家乡、爱民族、不忘本”，消费外国产品，往往被看作“素质低”或“不爱国”。在孩子们的印象中，热爱本土就是自觉地选择国货，他们从小接受的也是这种教育。除了让青少年在学校接受正规的民族传统教育外，学校和家长更注重利用社会大课堂，对孩子们进行活生生的现场教育。

（二）全民性的礼仪教育

韩国人极其重视礼仪教育，他们认为只有学会做人，才能爱国，才能振兴祖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韩国的学校教育形式多种多样，但是最初的教育都是从礼仪教育开始的。首先是“孝道”教育。孝道，在韩国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浸透在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角落。韩国人从小就重视对儿童进行“孝道”的熏陶。因此，韩国孩子从小就认为孝敬老人、赡养父母是一种神圣的义务。其次，谦让教育和榜样作用。韩国的学校和家长非常重视大人与孩子之间的及时交流和沟通，并且鼓励孩子自己协调和解决与同伴的冲突和矛盾。但是，无论错误在谁，大人和小孩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行为是否给别人增加了麻烦和不便，任何时候都应该懂得谦让。另外，在礼仪教育方面，大人的行为习惯具有无声的影响力。孝道、和谐、为他人着想成为韩国家庭教育的重点。大人们以身作则、言传身教，遵守秩序，孩子们就会跟着学，从礼貌精神、礼仪形式到实践行动，都对儿童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最后，开设专门的礼仪课。韩国幼儿园都有专门的礼仪室和礼仪课，配备以韩式家具、传统的民族服装等。礼仪课则包括如何向长辈问候、小朋友之间如何打交道、吃饭时的礼仪、过年过节走亲戚的礼仪、向老人敬茶时的礼仪等。

三、历史文化教育是韩国道德教育成功的突出体现

历史教育，重点不在历史知识的简单讲授，而在于思想品德教育。而更着意于民族意识，民族复兴教育，突出韩国强烈的民族精神，培养爱国主义情感，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韩国学校除了教授韩国被侵略、被压迫的苦难历史，还特别强调在战争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和英勇事迹。另外，韩国的中小学还经常组织学生参观历史博物馆、访问历史名流的故居遗址。韩国社会为抗日英雄们树立纪念碑、雕塑像、建陵园庙宇等。今天，在许多公共场所都矗立着抗日英雄的塑像，成为韩国纪念先人教育后人的基地。

韩国的道德课中传统道德部分一直占着重要比重。韩国人视传统为珍宝，认为通过传统道德教育，可以培养青年一代热爱祖国、热爱山河、热爱人民的优秀品德。但这种传统教育的内在精神是为本民族的发展服务的，与民族时代进步相一致，是有助于大韩民族走向世界。同时，韩国学校重视传统道德和传统文化教育的措施，也为世界所赞叹，甚至许多西方国家也望尘莫及。例如，韩国的中小学内，都设有传统习俗教育室，不仅有许多传统习俗实物供学生参观，还有供学生实习传统礼节的场所。此外，韩国从幼儿园到高等学校，在校园内的走廊里、教室内、办公室内，都可看到精美有力的汉字书法和传统的山水国画，内容多是先贤关于做人的至理名言。韩国还特别认真地保护历史文物，保护祖先留下的文物古迹。这些都能增强青少年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自豪感。可见，韩国鲜明的民族性和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是韩国学校道德教育最为突出的特征。

第9篇：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范文

【班会对象】：全体学生

【班会目标】：

1、科学认识病毒、不恐慌、不畏惧，做好健康防护。给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引导学生尊重、崇敬一线抗疫人员，对他们的付出给予认同及感谢。

2、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这场“战疫”，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树立学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通过这次疫情，让学生思考生命的存在的基本条件是什么？生命存在的最大危险是什么？了解生命之间的休戚与共，既珍惜自己的生命，也尊重他人的生命，敬畏大自然中的生命。

4、引导学生积极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通过本次疫情，领悟到自己是祖国的未来，为了祖国的美好明天，要刻苦学习、不断强大自己，正确成为有用的人才。

【班会准备】：

1、制作班会课PPT，并收集准备疫情相关照片、音乐和视频，撰写班主任寄语。

2、利用微信公众号推文、抖音短视频向学生推送疫情之下普通“逆行者”的抗疫事迹，让学生在课前产生共情。

3、邀请部分学生提前创作宅家生活相关话题的短视频，如：劝老人戴口罩、减少外出、返乡隔离、辟谣网传特效药、我帮家人抢购口罩等话题。

【班会过程】：

开场：同学们，我们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当我们在家中上着网课，殊不知有多少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请回头看看那些跟我们一样普通而平凡的人们，看看他们为我们做了什么，看看国家为我们做了什么。

（一）：疫情之下英勇救疫的他们以时间为线索，放一些抗击疫情的相关图片。

通过图片和简洁的文字，回顾疫情期间国家、社会、医护人员、基层干部群众等都在行动，成为支撑起我们安全的坚强后盾。（既可以让我们学生了解疫情的相关信息，又可以引起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共鸣，向我们的英雄们致敬）

（二）：疫情起源于人类的无知，播放人类食用蝙蝠、华南海鲜市场内的野生动物贩卖、偷猎并食用野生动物果子狸的图片。通过图片引出疫情爆发依然起源于人类贪食野味，非典的教训被人们抛之脑后，他们依然贩卖野生动物，吃蝙蝠、蛇、刺猬、穿山甲。近日，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时候，贵州省毕节市公安就查处一起偷猎并食用野生动物果子狸的案件，是人性的贪婪，因一句“野味更补”而疯狂的边缘试探，最终自食恶果，还让无辜的百姓遭遇。让学生感受到人类对大自然中的野生动物缺乏敬畏之心，从而是失去自己的生命，体现了人类的无知，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

（三）敬爱生命是我们的天职，播放各种植物，动物，人类宝宝的图片，通过图片引出人类生命的起源和延续是个无法解读的奇妙村在，安全是人类存在的首要条件，自由是人类存在的终极追求，为了生命的安全和生命的自由，人类一直在研究、在享受、在抗争、也在承受，我们都必须为生存的安全、生命的自由、为了人类的延续而尽心尽责。人类生活在与其他物种共处的大自然中，必须互相尊重，和谐相处。不仅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整个自然界都是命运共同体。人类与其他物种间的平衡是多么的必要和奇妙，也警示我们打破这种平衡的危险和绝望。

不仅人类是命运的共同体，整个自然界都是命运共同体。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如何与其他物种和平共处，如何更智慧的辨析个人与自然之间的因果，更深刻地把握自我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是灾难警示我们必须思考和践行的严肃话题。

（四）敬畏自然是我们的生存王道，播放澳大利亚森林大火的照片，播放菲律宾火山喷发，南极企鹅宝宝饿死等图片，人类的生命有时候十分顽强，有时候十分脆弱，面对强大的自然和可怕的病魔，人类不少时候是被欺负的弱小者。与人类相比，引发瘟疫的病毒才是先到者，它们30亿年前就已经来到这个星球。很多时候，我们的弱小甚至无知并不是生存的障碍，野蛮和傲慢才是危险的根源。因此我们必须克服自大心力，避免盲目心态。敬畏自然，友好对待其他物种才是我们安全生存、生命自由的王道。

（五）感恩生命守护人是我们生存的道德播放白衣天使工作、取下防护设备后的脸、在抗疫情中牺牲的医护人员图片当巨大的疫情不期而至时，我们的白衣天使、我们的安全守护神逆向而行，用自己的生命建筑起一道守护我们的生命的安全墙。医疗和治安者两个离民生最近的行业，太平时期是受伤害和诋毁最多的行业，当灾难来临时，是他们主动请缨，第一时间驰援灾区，救治危重。我们必须集体反省，集体忏悔，对勇士们表示歉意和敬意。感恩、敬重舍命救命的勇士是一个社会、一个公民文明水平的标志，也是人类抵御疫情的一堵精神围墙。感恩守护我们生命的人，是我们生存的道德，用感恩擦亮生命的价值。

（六）要永远热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播放火神山、雷神山、武警官兵进驻武汉抗疫、包机滞留海外的湖北人民回家的图片让学生明白没有国，何以谈家？这场大灾面前，我们中国中华民族所展现出来气魄和精神，足以让全世界震撼。让孩子知道，自己的国家有多么强大，这个国家的人民，有多么的伟大。通过世界多个国家和华人华侨对祖国的援助，还有韩红以及她的慈善基金的爱心捐助，青岛清洁工大爷捐赠一万多元抗疫情，福建小学生捐出自己的压岁钱等这些事例，告诉孩子们这个世界，不是没有黑暗，而是有人把它挡在了你看不见的地方；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七）我们应该怎么做，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

1、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念。敬爱生命、敬爱其他物种的生命、敬畏大自然应成为我们的生存准则。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应成为我们行动原则。

2、增强鲜明的公众意识。如果灾难来临，谁都不可能真正置身局外。抗击灾难是每个人的事情，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我们学者做吹哨者，至少要为勇敢的吹哨者呐喊。如果无法做的更多，那就然我们当个平凡善良的公民，站在正义一边，不给别人添乱。

3、提高科学的素养。不少灾难的发生和蔓延往往跟大众的基本科学素养缺乏直接相关。我们年轻一代的世界公民，需要掌握必要的科学知识和防范对策，需要具备基本的甄别真假信息能力，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而且能负担起向社会大众普及基本科学知识和对策的任务。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大众科学素养的提升是预防疫情发生和蔓延的防火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