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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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范文

[关键词] 经济学 数学模型 应用

当今数学与经济的关系可以说是息息相关。任何一项经济学的研究、决策，几乎都离不开数学的应用。例如，在宏观经济中的综合指标控制、价格控制，都有数学问题在微观经济中数理统计的“实验设计”、“多元分析”、“质量控制”等，对提高产品的质量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当代西方经济认为，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分析经济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建立经济模型，从中引申出经济原则和理论进行决策和预测。

一、数学经济模型及其重要性

一般的，数学并不能直接处理经济领域的客观情况。为了能用数学解决经济领域中的问题，就必须建立数学模型。数学建模是为了解决经济领域中的问题而作的一个抽象的、简化的结构的数学刻划。或者说，数学经济建模就是为了经济目的，用字母、数字及其他数学符号建立起来的等式或不等式以及图表、图象、框图等描述客观事物的特征及其内在联系的数学结构的刻划。而现代世界发展史证实其经济发展速度与数学经济建模的密切关系。数学经济建模促进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现实的生产效率。在经济决策科学化、定量化呼声日渐高涨的今天，数学经济建模更是无处不在。如生产厂家可根据客户提出的产品数量、质量、交货期、交货方式、交货地点等要求，根据快速报价系统与客户进行商业谈判。

二、构建经济数学模型的一般步骤

1.了解熟悉实际问题，以及与问题有关的背景知识。2.通过假设把所要研究的实际问题简化、抽象，明确模型中诸多的影响因素，用数量和参数来表示这些因素。运用数学知识和技巧来描述问题中变量参数之问的关系。一般情况下用数学表达式来表示，构架出一个初步的数学模型。然后，再通过不断地调整假设使建立的模型尽可能地接近实际，从而得到比较满意的结论。3.使用已知数据，观测数据或者实际问题的有关背景知识对所建模型中的参数给出估计值。第四，运行所得到的模型。把模型的结果与实际观测进行分析比较。如果模型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一致，表明模型是符合实际问题的。我们可以将它用于对实际问题进一步的分析或者预测；如果模型的结果与实际观测不一致，不能将所得的模型应用于所研究的实际问题。此时需要回头检查模型的组建是否有问题。问题的假使是否恰当，是否忽略了不应该忽略的因素或者还保留着不应该保留的因素。并对模型进行必要的调整修正。重复前面的建模过程，直到建立出一个经检验符合实际问题的模型为止。一个较好的数学模型是从实际中得来，又能够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去的。

三、应用实例

商品提价问题的数学模型

1.问题。商场经营者即要考虑商品的销售额、销售量。同时也要考虑如何在短期内获得最大利润。这个问题与商场经营的商品的定价有直接关系。定价低、销售量大、但利润小；定价高、利润大但销售量减少。下面研究在销售总收入有限制的情况下．商品的最高定价问题。

2.实例分析。某商场销售某种商品单价25元。每年可销售 3万件。设该商品每件提价1元。销售量减少0.1万件。要使总销售收入不少于75万元。求该商品的最高提价。

解:设最高提价为X元。提价后的商品单价为 (25+x)元

提价后的销售量为(30000-1000X/1)件

则(25+x)(30000-1000X/1)≥750000

(25+x)（30-x) ≥750 [摘要] 本文从数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出发，介绍了数学经济模型及其重要性，讨论了经济数学模型建立的一般步骤，分析了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的局限性，这对在研充经济学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经济学数学模型应用所以：x≤5

即提价最高不能超过5元。

四、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的局限性

经济学不是数学，重要的是经济思想。数学只是一种分析工具数学作为工具和方法必须在经济理论的合理框架中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而不能将之替代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和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如果本末倒置，过度地依靠数学，不加限制地 “数学化很可能经济学的本质，以至损害经济思想，甚至会导致我们走入幻想，误入歧途。因为:

1.经济学不是数学概念和模型的简单汇集。不是去开拓数学前沿而是借助它来分析、解析经济现象，数学只是一种应用工具。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它是人类活动中有关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理论。而人类活动受道德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制度诸因素的影响，不可能像自然界一样是完全可以通过数学公式推导出来。把经济学变为系列抽象假定、复杂公式的科学。实际上忽视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特性，失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人文性和真正的科学性。

2.经济理论的发展耍从自身独有的研究视角出发，去研究、分析现实经济活动内在的本质和规律。经济学中运用的任何数学方法，离不开一定的假设条件，它不是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场所，而是有条件适用于特定的领域在实际生活中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等非制度因素很可能被忽视而漏掉。这将会导致理论指导现实的失败。

3.数学计量分析方法只是执行经济理论方法的工具之一，而不是惟一的工具。经济学过分对数学的依赖会导致经济研究的资源误置和经济研究向度的单一化，从而不利于经济学的发展。

4.数学经济建模应用非常广泛，为决策者提供参考依据并对许多部门的具体工作进行指导，如节省开支，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等。尤其是对未来可以预测和估计，对促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的蓬勃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目前尚没有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建模方法和技巧。这既是我们今后应该努力发展的方向，又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我们要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多实践、多体会，使数学经济建模为我国经济腾飞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玉璋:对数学与经济学关系的几点认识与思考[J].商场现代化2006（12）

第2篇：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范文

关键词:中国;赶超;美国;经济增长模型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越来越强大,在西方国家“中国”盛行。“金砖四国(BRICs)”之父、高盛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吉姆-奥尼尔说:“未来10年对全世界GDP贡献最大的将是中国。过去10年来,中国以惊人的发展速度震惊了全世界,而今后会让人更加惊讶。”他预测,10年后中国的GDP将达到13万亿美元,相当于再多出一个半中国。他还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赶超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大国。然而,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想赶超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没有可能,因为中国的体制局限了它的发展。还有观点认为,这种敏感问题要辩证分析:

(1)理论上,落后国家能否赶上先进者、或差距能否消除,这取决于发展决定因素的性质。如果是可以人为改变或争取控制的,就可能;如果是因为落后者的什么特殊性质,导致不能通过人的努力能具备的,就不可能。只要能充分找到这些决定因素,并准确把握其性质,就能够回答这一问题。

(2)现实中,过去有过的成功发展的实例,也能给出了很有启发性的答案。因为易于想到,既然这些国家都能够从贫穷国家转变成富裕国家,其他国家仿照他们的方法不是也可以进行这种转变吗?

比如二战后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已经有成功的发展,提供了实践方面的证据,尤其是其中的韩国仅在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内就从一个真正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一个与发达国家十分接近的准发达国家。这些成功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似乎应该有赶超发达国家的可能。

评量一个国家,首先要看它的经济实力。那么中国能否赶超美国?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根据经济增长模型来进行深度分析。

一、哈罗德-多马模型

哈罗德-多马模型,又称为第一代经济增长模型。试图说明现实的经济增长是由什么并如何决定。

哈罗德-多马模型为:G=s/k

其中,G为经济增长率,s为储蓄率,k为资本产出率(假定资本产出率不变),表示每得到一单位产出需要投入多少单位资本。

根据这个模型,我们可以知道,若s越大,则G就越大;反之,则反。那么,通过比较中国和美国的储蓄率,就可以知道中美经济增长率的大小。易知中国一直都是高储蓄率国家,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远远大于美国。换言之,在较高的经济增长前提下,中国具有赶超美国的可能。

然而,这一增长模型本身存在着很多问题,例如:这一模型虽然首次明确地将增长决定因素归结为资本,但这一认定依靠对资本产出率不变等一些简化假定,体现为一种简单的经验感觉,而不是来自对发展性质的深入研究;,假定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投资也全部形成现实生产力;假定资本产出率不变等,显然这些前提条件不符合实际,具有局限性。

所以,它对这一问题的考究结论也不能说明全部,也只能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具有可能。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新古典增长模型,又称第二代增长模型。它试图说明在市场均衡机制充分作用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是如何进行的,最终会达到什么状况。

Y为国民收入,L为劳动量,K为资本量,r为由技术等因素决定的参数,a>0,β>0,并且,a+β=1。新古典增长模型:Y'/Y=aL'/L+βK'/K+r1,其中,Y'/Y为国民收入增长率。同样,L'/L为劳动增长率,K'/K为资本增长率,r1=r'/r为由技术等因素决定的变量或残值。

由此模型可知,可通过调整资本劳动比等,实现保持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表明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只能源于外生技术进步;人均经济增长率在长期中不仅是逐步递减的,最终还会停止等。那么,中国通过调整劳动资本比,发展先进技术,在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时期,就可以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就有赶超美国的可能。然而,这一模型也具有很多不足,例如,人均经济增长率在长期中不仅是逐步递减的,最终还会停止,这一结论与现实明显不符。麦迪逊运用每人时GDP作为度量指标,测定了自1700年以来曾居于领先地位的三个国家,荷兰(1700-1785)、英国(1785-1820、1820-1890)和美国(1890-1979)在领先期间的生产增长率分别为-0.7、0.5、1.4和2.2,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

所以,这一模型对这一问题的预测是片面的,但是具有参考价值。

三、新增长模型

假定生产函数为:y=kalβ,y是人均收入,k是人均物质资本存量,l是人均人力资本存量,a>0,β>0,并且,a+β=1。新增长模型:y′/y=saqβ(s为物质资本的储蓄倾向,q为人力资本的储蓄倾向,经证明,物质与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在长期中是相等的)。

根据这一模型,资本不一定流向穷国;经济增长不一定趋同。除此之外可知,从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决定因素看,从统计及感觉上看,低收入国家不仅物质与人力资本存量少,储蓄率一般也较低,至少没有理由比发达国家高。发达国家不仅物质与人力资本的存量比发展中国家多,而且其储蓄率也可以更高,因此意味着发达国家会有比发展中国家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而且如上所述,即使增长率相同,也会因为初始人均收入水平不同,使得差距始终会保持或扩大,导致发展中国家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

所以,根据之一模型,中国不具有赶超美国的可能。然而,这一模型还是不够完美。因为,①从现实看,其“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含义明显与现实不符;②从其能够提供的启示看,这些模型也并无积极意义。因为其可能打击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使发展中国家不思进取、安于现状而危害极大。故而,这一问题的答案还需再深入探讨。

从以上三个模型对“中国能否赶超美国”的分析可知,这一问题的答案不能准确得知,因为就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型来看,每个都存在较大局限,不能较全面准确地阐述该问题。而这一问题的答案,需要用更精确的模型来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1]袁葵荪.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经济学的现代基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袁葵荪.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与重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3]迈耶.发展经济学前沿[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2003.

第3篇：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范文

关键词：参与式教学；案例设计研究；经济解释

邵阳学院教改课题：案例教学――参与式教学模式的设计及在“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2011JG08）的最终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5月29日

一、参与式教学的内涵

参与式活动是一个参与、互动、体验、探索的学习过程，不是一个等待被“灌输”的被教育过程。在参与式教学中，每个参与者都是教学资源，受教育者是整个教学活动的核心。参与式教学中，教学信息在各个小组之间得到相互的传递和共享，最终再汇集到教师那里，而教师同时也将信息与所有参与人员分享，实现一种信息的多向度交流。参与式教学方法是国际上普遍得到推崇的一种合作式的教学方法。这种学习方法以学生为中心，运用灵活多样、直观形象的教学方式，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整个过程中，从而加强了教师与学生间的信息交流和反馈，让学生更好地掌握所学知识，并且能够做到学以致用。

参与式教学形式多样，有分组讨论、头脑风暴、案例分析、角色扮演、模拟、填表、画图、访谈、观察辩论、排序以及根据学习内容设计的各种游戏、练习活动等。

参与式教学方法具有几个特征：第一，主体平等参与。在参与式教学过程中，营造一种宽松、民主的教学气氛。教师与学生地位是平等的，学生积极的参与整个教学，与教师互动；第二，重视知识的全面性。参与式教学方式将知识与实践技能同步进行，鼓励学生以原有的知识为基础，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增强创新意识，进而使得学生所学的知识得以升华；第三，完全开放。参与式的教学方法无论是在教学内容上，还是教学形式上都是开放的，需要教师经常了解学生，从而根据学生提出的意见与建议，做出相应的调整。

二、参与式教学案例设计及其应用

（一）搜集已有经典案例。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学基本概念和原理，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案例，进行知识积累，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及时研究经济形势，研究政府经济政策。一是购置图书，每年都要进行资料更新，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经济科学译丛、经济科学译库、中国经济问题丛书、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金融学译丛、金融学前沿译丛、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译丛等并进行版本更新；商务印书馆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汉译名著等。此外，国内名家的经典作品，如张五常的《经济解释》、《新卖桔者言》；林毅夫、蔡、李周等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等。二是每天浏览大量网页，获取相关信息。如每天一定登录经济学家论坛、人大经济论坛、东方财富等网站，与网友进行教学和科研交流，把相关知识信息融入教学中。同时登录名家博客，了解名家看法。三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在教学中进行文化传承。如为了讲情总效用和边际效用，用古人吃饼的故事来说明更显生动形象。有一个古人买饼充饥，吃了第一块，觉得没饱，又买了一块，吃下还是没饱……。一直吃到了第六个，吃了一半才觉得自己实在是吃饱了。他很懊悔的对自己说：“我真是个不会过日子的人呀！早知道我就买这第六块饼不就能吃饱了嘛？浪费了五快饼的钱！”故事中的主人公忽视了他的“饱”是六张饼累加起来的“结果”，在这个“结果”之前的“过程”却是不可缺少的！也就是他混淆了总效用和边际效用的区别。“饱”是总效用，是消费所有饼后的效用累计；而每增加一个饼的消费，会给他带来边际效用。而他把最后一个饼带来的边际效用看成给他带来的总效用。为了更好地理解“权衡取舍”、“机会成本”。引用“两弊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还有《孟子》中的“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当然，我们在经济学讲授中不仅要讲授经济学原理，还要弘扬“舍生取义”的社会正气，培养“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精神气魄。

（二）根据身边发生的故事设计案例。根据学习内容的需要，鼓励学生以探寻的眼光搜索和收集教学案例。把一个教学班级分为若干组，每组成员提出自己认为有价值或新颖有趣的故事作为案例，以组为单位进行讨论，是否吻合经济学原理，以及是否新颖有趣等进行评判，最后挑选一到两个优秀案例，再进行文字的精炼和润色；然后收集各组挑选的案例在全班进行筛选，被公认是优秀案例的组的成员可以得到相应的奖励，以提高学生的参与热情。此外，也可由教师提出事实，由学生利用经济学原理进行解释。如经济与管理系工会和旅游教研室设计的两个旅游方案，方案一是游镇远古镇、方案二是游黄山。方案一，系工会为每个员工支出M元；方案二，系工会为每个员工支出M元，参加者每人自筹M元。不能参加的系部支出的M元不返还。QQ群上的投票结果显示87%的员工选择方案一。鼓励学生查找资料研究：在不同约束条件下，消费者的选择行为。

（三）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特色设计案例。邵阳是湖南省人口最多、面积第三大的城市，地处湖南省西南，出了许多历史名人，如魏源、蔡锷等，但经济发展一直滞后。为了更好地了解市情，参与多个省级科研项目，并在课题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参与了专著资料的收集与撰写。如《民营企业制度变迁与创新研究――以邵东民营企业发展为个案》、《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研究》、《城市化视角的绿色经济――邵阳“两型”发展战略研究》。同时，也对邵阳学院在邵阳的就业情况进行统计。（表1）在此基础上对邵阳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进行考察，其中最显著的两个因素是人才和资本流失现象严重。自1980年以来，邵阳的存贷比一直呈现下降趋势，1980年为185.20%，到2009年只有34.46%，在2010年和2011年有所提高，但也只有36.71%和38.11%。因而引导学生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思考：邵阳经济为何发展滞后，其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又有哪些？

（四）根据授课教师的科研成果设计案例。积极进行科研研究，并把相关的研究成果融入教学之中。如，《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旅游方案选择的消费者行为分析》、《后改革时代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研究》、《劳动合同法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等。

在经济学原理的讲授过程中，结合经济发展实际，让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如讲授开放经济的货币政策效果时，分析美国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布置任务后，把每班学生进行分组，并分组讨论，写出分析提纲。在课堂进行研讨，拓展大家的视野，提高其学习经济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然后由授课教师把自己对该问题写成的论文在班上进行分析。

在讲授经济学原理过程中，特别要结合当时的经济现象。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国出口量下降，东部地区大量企业倒闭，农民工大量返乡，形成“返乡潮”。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又进一步加剧农村劳动力返乡。从短期看，这一政策会加剧返乡潮或失业，因为企业难以通过降低工资的方法而降低成本。但从长期看会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降低管理成本，或用资本替代劳动，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有利于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教学过程中也会形成一系列研究成果，如《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劳动合同法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发表后则进入教师的经济学教学的案例库。其构建过程如图1所示。（图1）

三、经验推广及应用

由于一直使用高鸿业版《西方经济学》，积极参与人大出版社的教师培训、教学研讨教材修订等活动。2013年参加了人大出版社在长沙举行的高鸿业版的《西方经济学》第六版修订研讨会。学习名家的教学方法和经验，并尽力使自己的看法和经验融入第六版的教材之中。一是参考国外教材的最新成果，如范里安、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曼昆、平狄克等撰写的最新版的教材；二是宏观经济学应增加开放经济内容，借鉴萨克斯和拉雷恩的《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芬斯特拉和泰勒的《国际宏观经济学》；三是增加案例内容，增加教材的趣味性，可借鉴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弗罗恩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第九版）、米什金《宏观经济学：政策与实践》等；四是适当增加经济理论的数理内容，增强逻辑性。

主要参考文献：

[1]彼得・泰勒.陈则航译.如何设计教师培训课程――参与式课程开发指南[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第4篇：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范文

一、农民工就业现状

(一)农民工就业的规模

从各研究机构进行的抽样调查结果看,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其中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041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62.3%;本乡镇以内就业的农民工数量为8501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37.7%。

(二)农民工就业的格局

一是农民工的基本流向是从落后地区人口大省流向中心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数据,2008年外出务工的14041万农民工中,东部地区吸纳外出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71%。二是以自发性外出务工为主。外出务工农民主要依托亲友介绍或帮带,就业成本低且成功率高。三是农民工职业涉及城市生活的众多领域。四是农民工群体年轻化。

二、农民工就业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工工作时间长,生存现状依然艰苦

在城里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29天,平均每天工作8.93小时。从每天工作时间看,平均每天工作时间不足8小时的占6.85%,每天正常工作8小时的占53.26%。每天工作9―10小时的占26.28%,每天工作11―12小时的占10.70%。有2.91%的农民工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造成农民工劳动时间过长的原因主要是:私营、个体业主追求高产量,高效益,而工人也为了多挣钱,主动延长工作时间。

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大多居住在简陋的宿舍里。据调查,有29.19%的农民工居住在集体宿舍里,有20.14%的农民工居住在缺乏厨卫设施的房间里,有7.88%的农民工居住在工作地点,有6.45%的农民居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还有12.54%的农民工在城里没有住所,只能往返于城郊之间或回农村居住。

(二)文化素质和接受技能培训的比例有所提高,但整体水平仍偏低

据中国农民工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全国农民工群体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6%,接受过各种技能培训的仅占24%。普遍较低的素质使农民工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工就业范围的选择,出现了“有人没工做”和“有事没人做”并存的结构性失业状况。当前,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与农民工技能素质偏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国际制造业加速向我国转移,产业结构正在经历一个不断升级和梯度转移的过程,对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剧增。而作为我国产业大军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民工,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普遍较低,做好农民工技能培训,以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是一个巨大挑战。

(三)农民工劳动权益仍无法得到全面保障

随着政府对农民工工资、维权等方面的进一步重视,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和劳动权益问题止在得到改观。但必须看到,当前农民工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的问题依然严峻,表现最为突出的问题包括克扣和拖欠工资,强制加班加点和超时工作,劳动和卫生条件恶劣,不按规定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等。

(四)金融危机冲击下农民工就业形势严峻

经济寒潮的不期而至,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衡乃至失误之处凸显出来。金融危机冲击下,沿海地区很多出口加工企业减产、停产、倒闭,直接导致对农民工的需求急剧下降,2009年初,约有2000万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而返乡,占外出就业农民工总数的15.3%,如果加上每年新加入到打工队伍的农民,这个数字还会更高。在中国,农民工成为最直接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群体。

三、引导农民工就业的制度措施

(一)创新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深化户籍改革,核心问题在于适应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客观要求,逐步实现人口的自由流动。首先应逐步放宽户口迁移限制,在城市实行有条件的准入制。只要有固定住所、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就可登记为城市居民。其次,与国际人口管理制度相接轨,户口登记应统一为居民户口,不再划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使户籍登记制度能够准确反映公民的居住地和职业状况,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逐步实现人口的自由迁徙,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户籍管理制度,从根本上消除制度缺陷对农民工流动就业的阻碍。

(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当前社保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社会保障的转移和接续机制缺失。由于缺少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的接续和沟通机制,从而使工作流动性较强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管理没有连续性,致使农民工参保缺乏积极性,甚至发生“退保”现象。但农民工人数众多,流动性大,要建立完备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以我国目前的经济条件计算是不现实的,所以,在我国现阶段,积极探索社会保障制度,妥善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加快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全民型”社会保障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三)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机制改革

土地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一个基本问题,土地制度改革也一直是中国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又是的重要内容。当前,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一是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二是健全农用地使用权流转市场体系。三是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四)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1、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步伐,培育龙头企业

实施龙头企业带动战略,提升龙头企业的竞争力,做大做强龙头企业是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手段,也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和返乡农民工就业的重要领域。

2、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我国第三产业对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吸收能力和就业潜力,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把更多的农民工转移到流通、服务等领域。

3、推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吸纳我国农民工流动就业的重要渠道。所以在产业机构升级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仍然很重要。

(五)推进小城镇建设

小城镇比较适合中国农民的生存与发展,农民可以在这里比较顺利地实现向市民的转变。小城镇是城乡重要的结合部,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是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文明的依托和载体。加快小城镇建设,是进一步推进“三农”进程,实现经济协调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5篇：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范文

[关键词]闲暇时间；收入；消费；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4―0013―06

对闲暇的研究即便是在经济学发展相当成熟的西方国家也仍然属于新兴领域。究其原因，大致有二：首先，经济学是对社会发展的“致用之学”，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尚未完全脱离工业化进程的情况下，闲暇不会成为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其次，在西方经济学中，闲暇通常以闲暇时间为表征，被当作工作时间的对立面来研究。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闲暇被当作一个“黑箱”来处理，因此对闲暇本质的、深入的研究受到了限制，也影响了闲暇经济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然而，近20年来，一些高福利国家和高度现代化国家开始了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变，该进程的一个重要喻示是，在未来普遍的“后工业化社会”或“和谐社会”中，生产将不再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内容，推动经济增长和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将集中在服务经济和闲暇经济领域内。出于对这种趋势的预见与体会，很多学者在不同时期感受到了研究闲暇经济理论的迫切和必要，这样的共识推动着闲暇经济理论曲折前行，日益发展成为经济学前沿理论。

一、概念辨析与发展脉络

闲暇的概念并不等同于休闲，这在国内的理论阐述中经常发生混淆。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闲暇最初是作为非工作的概念出现的，休闲仅仅是闲暇的一个部分或闲暇时间内可从事的活动之一。整体上，闲暇时间作为工作时间的替代而成为经济研究的对象；具体上，闲暇经济理论的核心研究对象――闲暇时间又被划分为3种类型：必要型闲暇时间、教育时间和享受型闲暇时间。

对闲暇的研究最早起源于对闲暇时间的研究，此处的闲暇时间被作为工作时间的延伸或对立面，随后的古典经济学家沿袭了这个研究思路，在此基础上将闲暇当作一种普通商品，运用传统的边际分析对之进行了剖析。

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经济学家的趣味和取向发生了两个重大方向的变化，一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兴起，将学者从微观分析引入宏观分析，造就了宏观经济学的兴起。二是，在另一个“极端”上，经济学家们开始关注更加微观和更加人性化的经济问题，如对居民健康、婚姻、犯罪、个人幸福方面的经济分析。由此，也使闲暇经济理论真正进入了发展阶段。

由此，闲暇经济理论先后经历了两个繁荣时期，同时沿着两条路径演进下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闲暇经济理论的第一个繁荣期，由此开始了闲暇经济理论的一条重要研究路径，就是针对不同的闲暇时间类型来研究闲暇活动和闲暇现象。其中加里・贝克尔(Gary．Beeker)的研究主要针对于必要型闲暇时间(睡眠、家庭活动等花费的闲暇时间)中的活动，直接促成了家庭经济学、卫生经济学和健康经济学的形成与蓬勃发展。随后展开了对第二类闲暇时间――教育时间的研究，这些研究成了著名的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对后来的战略管理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等众多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代表性人物是卢卡斯(R.E.Lucas)和舒尔茨(T.w.Schultz)。而对享受型闲暇时间的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伴随着大众旅游的兴起，与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相结合，直接推动了旅游经济学、体育经济学、娱乐经济学等学科的发展。对后两种闲暇时间的研究一直延伸到20世纪90年代初，而该时期也是闲暇经济理论发展的第二个繁荣期。从该时期始，以美国、加拿大、瑞士等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相继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或展现出较为明显的后工业化经济特征，强调生活质量的闲暇型社会理念得到了主流的认可，刺激了对闲暇经济的理论研究。闲暇经济理论的另一个研究路径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得益于动态经济学的盛行，经济学家们通过将跨时选择和时间配置的思路引入到对闲暇的研究中，深化了闲暇研究的层次，并且，沿着对闲暇时间类型分别进行研究的第一条研究路径，经济学家们进一步地将闲暇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变量正式引入效用函数、消费函数和生产函数等经济系统，细致分析闲暇对经济体的冲击或影响，产生了一系列令人兴奋的研究成果。

本文的以下部分即按着闲暇经济理论的这两条路径进行综述：一是对研究不同闲暇时间类型的经济流派及其观点的综述；二是从闲暇被引入到不同经济函数的角度出发，综述各类研究成果。

二、基于不同闲暇时间类型的理论研究

1.对闲暇时间整体的研究。对整体闲暇时间的研究主要产生了两类论调：新古典主义认为，当人们闲暇消费的欲望和数量减少时，将导致对规模经济的更大利用，这将导致闲暇时间和经济增长呈现反比关系(Buchanan，1994等)。而新兴古典的学者指出，当人们对物质消费多样化的欲望很高涨的时候，人均闲暇消费、人均物质消费、人均居民总消费、人均真实收入和生产率会同时提高，“布坎南的观点在这时候是不成立的”(Lio，1996等)。后者其实是在引入消费多样性后对前者进行了修正与补充。

2.对必要型闲暇时间的研究。必要型闲暇时间的主要内容是家庭活动(如家务劳动、抚养孩子、谈恋爱、治病等)所花费的时间。对必要型闲暇时间内的活动进行经济分析是家庭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同时也是健康经济学涉猎的主要内容之一。经由典型的成本一效益分析，可以对家庭活动的社会交互作用做出经济分析。

3.对受教育时间的研究。总时间被明确地分为工作时间和花费在积累技能上(受教育)的时间，后者形成人力资本。进而还可以用受教育水平来折算所有的闲暇时间，即有效闲暇时间(Ortigueira，1994)。卢卡斯(Lucas)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主要由人力资本的积累推动。随后的研究对卢卡斯的模型进行了修正与拓展。模型在叠代框架下被重新设定，由于阈值外部性，在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就存在一个低发展陷阱(Azariadis and Drazen，1990)。进一步，在叠代框架下，现实中的个体即便在同一时期，各个体间的人力资本也具有异质性，于是卢卡斯(Lucas)模型中的人力资本积累方程中受教育时间对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不再恒为1，而是一个外生的参数，因此可以对教育不平等和教育融资问题做更为深入的分析(Glomm and Ravikumar，1992等)。而如果不考虑阈值外部性，注意到研发与教育的战略互补性，则可得到一个最优的教育时间，它是创新概率的增函 数(Acemoglu，1994，1997；Redding，1996a)。另外，考虑到在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受教育时间和物质资本同时起作用，雷贝洛(Rebelo，1991)分析了税收对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4.对享受型闲暇时间的研究。享受型闲暇时间主要指人们花费在具有身心享受性质的消费或服务上的时间，在当今社会，它主要包括旅游、体育健身和娱乐时间。

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享受型闲暇时间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进展是伴随着20世纪50年代大众旅游的盛行，旅游经济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研究旅游活动的新兴学科。旅游经济学一方面将旅游这种需要花费大量享受型闲暇时间的活动当作一种特殊的商品，用传统的经济分析方法对之进行了分析；另一方面它具体研究了(享受型)闲暇时间对行为人出游选择的影响以及行为人如何利用闲暇时间。但旅游经济学主要是将旅游作为一项闲暇活动(更确切地说是闲暇商品)来研究，而忽视了其作为闲暇时间一部分而与闲暇时间整体间的动态联系，因此没有脱离产品分析的范畴，也就没有更深地揭示旅游、闲暇与经济体运动的内在关系。

由于购买消费品要占用家庭时间，因此时间和货币共同为购买消费品提供交易服务，并可以相互替代，由此形成了购物时间模型(Croushore，1993等)。该模型从时间的角度分析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在家庭持有货币数量一定的条件下，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货币贬值，降低了家庭的实际购买力，于是家庭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获取同样数量的消费品，从而减少了工作时间和／或闲暇时间，造成福利损失。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涌现出大量在这方面的经验研究，例如，卢卡斯(Lucas，1993)采用双对数需求函数的购物时间模型计算出从最优通胀率到10％的通胀率会伴随约为收入的3％的福利成本。博朗(Braun，1994)用基础货币代替M1作为货币供应量，计算出从最优通胀率到4％的通胀率会伴随约为收入的0.95％的福利成本。

最近的研究考虑到，与享受型闲暇给行为人带来正效用相对应，工作给行为人可能将带来负效用，于是新的效用函数中包括了商品消费、闲暇时间和工作时间，由此便可以更现实地研究工作与闲暇的分配以及闲暇时间对工作效率的影响(Shmuel，2001)。

三、闲暇对收入的影响

在研究闲暇对收入的影响中，经济学家注意到了偏好类型的决定作用。偏好的时间不可分性是解释工作时间和报酬的时间序列行为的重要因素(Kennan。1987)，在此类偏好下，总工资和总闲暇时间稳定相关(Ashenfelter and Card，1982等)。因为在工业化国家中，闲暇时间对工作时间的替代作用大于其对个人生产效率的互补作用，由此闲暇时间通常对个人的工资收入产生负影响。

闲暇影响收入带来了此类研究在两个方向上的进一步发展。一是由于闲暇时间进入效用函数，产生了劳动者在闲暇与工作之间的选择，由此派生出对闲暇选择与劳动供给即就业之间关系的研究(Swofford and Whiney，2001等)。里奥斯(Rios-Rull，1993)认为，更具竞争力、更能胜任工作的人会选择将较多的时间用于工作和教育，而将较少的时间用于休闲活动，以在长期内获得更高的收入增长率。

关于时间分配的文献主要有：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和Prescott，1982)、哈里斯(Harris，1987)、哈密尔顿(Hamilton，1991)、鲁宾逊和戈德比(Robinson和Godbey，1997)、雅可布和格森(Jerry.A.Jacobs和Kathleen Gerson，2001)、海切尔(JohnHatcher。2004)。这些研究一般将个人(家庭)除生理需要以外的时间划分为工作时间、家务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3部分。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工作时间不断减少，闲暇时间不断增加是一种长期的、必然的趋势。不过其中也有研究发现，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也可能出现闲暇时间减少的现象。

祖詹艾克、贝克尔斯和彼得斯(Jiri Zuzanek，Theo Beekem和Pascale Peters，1998)通过对荷兰人和加拿大人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工作时间的增加和闲暇时间的减少，不仅与经济环境有关，还与社会价值取向和偏好有关。

格舒尼(Gemhuny，2000)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做的12万份时间日记调查的研究，分析了发达国家在过去的1／3世纪里时间使用方式的变化及这种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他认为，为了他人的生存，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用我们的闲暇时间去消费别人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此外，近年来对闲暇时间的利用进行研究的还有费特和肖伯纳(Feather和Shaw，1999)及穆里根(Mulligan，2002)。海切尔(JohnHatcher，2004)研究了19世纪以前的劳动、闲暇及经济思潮，将闲暇时间分为自愿闲暇时间与非自愿闲暇时间，指出社会最早认为只有勤奋大量的工作才能保证经济的有效运行。比蒂和托伯特(Beatty和Torbert，2003)认为把工作和闲暇对立起来是草率的，混淆了各个方面的意义。他们指出：当一个人自愿地去探究事物，那么闲暇的特征是人们对时间的体验，从而闲暇能增加内部收益。海切尔(JohnHatcher)得出结论：社会首先经历劳动者愿意为了增加收入放弃休闲时间而去工作的阶段，当收入水平整体提高到某一程度，闲暇的地位会逐渐上升并最终超过工作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

另一个方向的研究主要分析闲暇和最优税收问题。对劳动力征税会影响到用于生产的时间分配，除非存在一种可能性，即从事生产的时间逐渐被免税的闲暇活动所替代。因此，不同的税收水平就会引导劳动者在工作与闲暇之间做出最优选择，这反过来又影响政府最优税率水平的确定(Ladron-de―guevara。Ortigueira和Santos，1999)。

四、闲暇与居民消费的关系

很多学者将闲暇仅仅当作一种特殊的或普通的消费品，例如，罗伯特和丹尼斯(Robea和Dennis，2002)认为闲暇消费遵循一般消费的消费者行为规范。鲁本和丹尼尔(Reuben和Daniel，2003)分析了美国和以色列国民的闲暇消费效用，认为闲暇时间和闲暇消费的增加不会影响其他商品的消费结构。

研究闲暇时间对消费影响的基本思路来源于新古典主义对消费者时间配置和跨时消费的分析，经济学家们在静态地考虑消费者所面对的预算约束外，填加了时间约束条件，或是将消费时间引入效用函数，重新分析消费者的效用和行为，及其对消费增长或经济增长的影响。布坎南(Buchanan，1994)认为 闲暇时间和经济增长有反比关系。针对布坎南的观点，刘孟奇(Lio，1996)在新兴古典的分析框架下认为，只有当人们对消费品多样化的需求不强烈时，布坎南的论点才成立。而当人们对物质消费多样化欲望高涨的时候，人均闲暇消费、人均物质消费、人均居民总消费、人均真实收入和生产率会同时提高。同时，刘的经验观察和杨小凯(Yang，1998)的一般均衡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也对上述观点提供了支持。

还有一些学者从另外的视角研究闲暇效用的传导机制及其外部参数环境。例如，莫里斯(Morris，2001)证明，由于工资率的提高，任何理性工人都会增加劳动供给而减少对闲暇的消费，从而，传统的效用模型不能很好的说明闲暇对效用的影响。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将闲暇时间引入效用函数并对消费与偏好的关系以及效用函数中的偏好类型做出界定。首先，凯南(Kennan，1987)认为消费和偏好是线性关系，但是，爱森堡、汉森和辛格顿(Eichenbaum，Hansen和Singleton，1988)在其研究闲暇时间的论文中则证明消费和偏好不一定是线性关系，而且他们极具创意地指出，商品消费和闲暇时间都通过服务来提供，因此，可以经由某种家庭技术通过各自的服务函数将消费和闲暇时间都转化为服务来统一计量。爱森堡(Eichenbaum)等得到的著名结论是：当期的商品消费引起当期的消费服务和未来某个时期的闲暇消费；一旦闲暇时间与消费者购买的闲暇服务出现反比关系，那么为了使当期的闲暇服务大于零――因为这才符合实际，则必然有l1＞blt-1(l1为当期的闲暇时间，b为一个小于1的正常数)。爱森堡(Eichenbaum)等的计量分析结果认为b为2／3左右。其次，偏好类型也影响分析结果，闲暇对消费的影响依据消费者不同类型的效用函数表现出不同的影响效果。如果消费者的效用函数表现的偏好是时间可分的，且闲暇是正常品，则居民总体消费通常和闲暇时间成正比；如果偏好是时间不可分的，即便闲暇是正常品，居民消费也有可能和闲暇时间成反比(Barro和King，1984)。

另外，对闲暇时间和闲暇服务的消费具有单向性。劳动者的人均闲暇时间从理论上讲并没有上限(Kydland和Prescott，1982)。

五、闲暇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

经济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中最蓬勃发展的领域之一，它主要围绕生产函数概念来分析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但是，现实世界大概只有2／3的产出波动可以由工作时间来解释，其余的部分需由闲暇时间来解释(Kvdland，1995等)。

为此，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学者开始分析闲暇时间中的教育时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随后的研究更多地使用总量劳动市场的RAM(Representative Agent Model)来进一步分析总的闲暇时间和其他类型的闲暇时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Kydland and Prescott，1982等)，然而，该类模型中有些假设显然不合理，如它假定消费选择只有内点解，排除了消费者在不同时间进出劳动力市场的可能，它还假设闲暇的固有价格对所有消费者(甚至是异质消费者)都是相同的(Eichenbaum，Hansen andRichard，1985)。对这些不合理性进行修正并引入新的方法来论述闲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于是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该领域经济学家感兴趣的方向，其中尤以爱森堡、汉森和辛格顿(Eichenbaum，Hansen和Singdeton，1988)的贡献较为突出。他们的证明导出了具有建设性的结论：1)引入闲暇后，经济可能存在多重均衡。具体地，当效用函数为道格拉斯(cobb-Dau―ass)形式、生产函数为劳动加强型时，社会计划者动态最优化的经济体可能分别存在唯一一个内点解或两个内点解或一个非内点解(此时投入到教育的时间为零)。该结论显然和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的单一稳态均衡点分析不同；2)人力资本对不同活动中的时间效率有不同的影响，所以最优的稳态增长率和时间分配依赖于初始财富构成；3)如果不考虑闲暇的外部性，则人力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比例更高、个体受教育时间在总闲暇时间中比例更高的经济体会增长得更快。

卡巴耶和桑托斯(Caballe和Santos，1993)以及奥提格瓦(Ortigueira，1994)在卢卡斯(Uzawa-Lueas)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研究由教育引起增长时考虑闲暇因素，认为全球的经济存在单一稳态均衡点。即使供给方因要素积累不递减而能够支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引入在工作与闲暇之间的选择在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比要素积累的生产率增长更快的情况下可能导致一种没有内生经济增长的情况出现。一个原因可能是基于经验的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被用作闲暇时间的扩张。索罗(Solow，1992)认为在含有对数的效用函数中不存在此种问题。高科(Gocke，2002)认为，只有当一段时间之内的消费与闲暇的替代弹性为一的时候，才会出现内生经济增长。

谢(Xie，1994)在卢卡斯(Lucas)给出的具有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两部门的模型中，考虑当人力资本具有外部性影响时，给出了显示的人力资本存量、物质资本存量的显示路径，他得到了同一条平衡增长路径出现的多条收敛路径的情形。这种不定性是经济系统内生具有的局部或全局的不定性。之后，本哈彼伯(Benhabib，1994)在卢卡斯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休闲，他指出即使是处于相同初始条件、有相同初始禀赋的国家，也可能以完全不同的速度消费以及配置人力资本生产时间和物质资本生产时间。

闲暇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也有过充分的讨论。在新古典中，闲暇被看成是一种具有正的边际效用的“正常品”，闲暇的增加和物质财富的增加一样能增进个人福利。另一方面，作为正常品的闲暇，其价格就是实际工资率，个人对闲暇的需求与实际工资率之间表现为函数关系。因此，闲暇是经济系统本身的内生变量之一，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不过，在早期那些有关经济增长的讨论中，闲暇的因素似乎被忽视了。

而且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通过人力资本外部性(Lucas，1988)等工作时间内生成的活动来解释，却回避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除了工作时间里的活动以外，闲暇时间(非工作时间)内的活动显然会对要素禀赋及要素积累过程产生类似的作用。

奥提格瓦(Ortigueira，1994)将闲暇作为经济变量之一纳入内生增长模型加以讨论，在奥提格瓦(Ortigueira)的讨论中，个人时间是一个常数，被用于工作、闲暇和接受教育3个方面，因此用于其中任何一方面的时间增加都将使用于其他方面的时间减少，而将时间用于接受教育则能提高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在未来得到一个较高的工资率，但同时也使闲暇变得更为昂贵。模型表明，在严格条件下，经济将存在惟一的稳定均衡增长路径。一些有关税收方面的文献(Stokey和Rebelo，1995)也表明，闲暇作为一个决策变量，在确定不同的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起主要作用。

近10年来的研究将闲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主要表现为对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的挑战。标准的RBC模型认为，技术冲击与非工作时间(闲暇)存在较高的负相关关系。但这一预测与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实际数据不一致――闲暇时间与技术冲击的关系几乎为零或正相关。谢伊(shea，1998)考察了技术冲击与生活要素投入(包括工作时间)之间的关系，结果是技术冲击只能对要素投入的周期性波动的很小一部分做出解释。更强劲的挑战来自加里(Gali，1999)，他利用价格黏性模型和西方7大工业国的实际经济数据证明，技术进步会导致短期内工作时间的减少和闲暇时间的增加，由需求冲击引致的总产出和闲暇时间的变动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由此加里(Gali)认为，导致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并非RBC所说的技术冲击，而是需求冲击。

六、结论

第6篇：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范文

一、“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组织体系

(―)国外“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组织体系

1.P产缪尔森体系

1936年凯恩斯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被看作第一部系统论述宏观经济问题的著作，也是凯恩斯学派出现的标志性著作。凯恩斯认为席卷世界的经济大萧条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接下来30年中，凯恩斯的思想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其中之一就是萨缪尔森），于20世纪60年代建成了一个系统化、模型化的“凯恩斯学派”。各种“宏观经济学”教科书是学者对经典宏观经济理论的总结，教科书中比较经典的宏观经济理论内容差异不大，但在具体内容的组织安排上体现出编者的观点和思路。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凯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占据当时教科书的主导地位，这和当时正处于顶峰时期的学派有直接关系。总需求理论是萨缪尔森体系的核心。

2.曼昆理论体系

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时期，西方世界普遍蔓延着滞涨现象。这种通货膨胀和失业相伴的经济现象是“凯恩斯主义”所不能解释的，于是新的经济现象激发了经济学家的思想火花。弗雷德曼和他的“货币主义”是宏观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个新高峰。之后，以卢卡斯、穆斯、萨金特、巴罗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发动了“理性预期革命”。学派纷争最后的结果是很多宏观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多数学者认可“古典理论用来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的长期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在解释宏观经济运行的短期行为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的说法。聚焦到教科书理论体系上，萨缪尔森第15版《经济学》被一些评论家委婉地挑明“其流行势头似成强弩之末”。斯蒂格利茨和曼昆的教科书都开始引起轰动，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在内容组织上很明确地将宏观经济理论分成两部分内容一长期和短期分析，这基本是古典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不同时间范畴的应用，称之为曼昆体系。

(二）国内“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的组织体系

国内“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组织也经历了从萨缪尔森到曼昆体系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经济学课程引入国内，萨缪尔森体系也就最早地体现到国内教材中。“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编著大体按照短期到长期分析的理论演变脉络，按如下顺序安排宏观经济学内容：基本概念和理论铺垫、宏观经济分析概述、国民收入决定模型、IS-LM模型及政策效应分析、总需求与总供给模型、失业与通货膨胀、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其中以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下）为代表。随着曼昆体系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其著作的中译本在中国的流行势头逐渐超越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成为国内选用较多的原版经济学教科书。同时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的理论体系也逐渐被更多的中国经济学者接受，成为国内学者编著“宏观经济学”参考的对象，黄亚钧的“宏观经济学”即为主要代表。

二、“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体系架构及在中国的教学实践

(一)“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体系架构

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不同，西方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部分。

前者是以价格理论为核心，采用个量分析方法，分析单个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优化资源配置；后者是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核心，采用总量分析方法，分析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宏观经济学学科体系由一个总量指标、三大模型和四大问题构成。总量指标指国内生产总值GDP;三大模型分别指简单的国民收入决定模型、is-LM模型以及AD-AS模型，核心是IS-LM模型；四大问题分别是失业问题、通胀问题、经济增长问题和经济周期问题。整个体系框架包含五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首先对宏观经济学进行概括性描述。分析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演进，以及该学科的知识体系；其次，阐述国民收入、核算理论，以及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重要的IS恒等式，为引入三大模型分析国民收入的决定作了铺垫。

第二部分是封闭条件下的三大模型，重点阐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观点及总需求分析模型。一是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模型。该模型假定投资需求为外生变量，不受利率影响，只分析产品市场的均衡,也只涉及消费需求对国民收入决定的影响；二是IS-LM模型。与简单模型不同，该模型假定投资需求为内生变量，是利率的减函数,引入投资变动分析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同时均衡，进而分析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三是AD-AS模型，为接近现实，放宽假定，引入AD-AS模型，分析总需求、总供给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其中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观点，也有非凯恩斯主义的观点。

第三部分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问题分析。通过引入BP曲线，建立IS-LM-BP模型，分析讨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民收入决定问题。

第四部分是宏观经济学问题分析。运用上述模型探讨失业、通胀、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四个主要宏观经济问题。

第五部分探讨了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动态和前沿问题，主要分析货币主义、新凯恩斯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等经济学流派的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

(二）“宏观经济学”课程在中国的教学实践

1.经典宏观经济理论在中国不完全适用

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看，宏观经济理论从来都是与现实经济环境紧密相连的。虽然不同学派针对不同的经济环境得出不同的经济理论,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环境的。市场经济在发达国家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对中国说来仅仅几十年的事情，几乎是全新的概念。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建立的过程中,通货膨胀、失业会出现明显的过渡阶段的特征,成熟市场机制下的的失业、通货膨胀理论有时难以准确解释中国特有的失业、通货膨胀现象，出现非完全的适用性。

(1)失业理论在中国的非完全适用

自然失业、周期性失业是基于发达国家成熟的劳动力市场和经济运行历程总结出来的失业理论。最早定义自然失业概念的弗里德曼主张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周期性失业由凯恩斯提出，他认为经济衰退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周期性失业的根本原因，主张以扩张需求为手段，通过看得见的手解决有效需求不足。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过剩的国家，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体制仍然存在，且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够通畅。因此，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二元经济中的农村失业、转制过程中国有企业的隐蔽失业转化为公开的失业，一段时间内难以消除。因此，中国特有的失业背景是我们参考借鉴发达国家的失业理论必须要考虑的事情。

(2)通货膨胀理论在中国的非完全适用

依据发达国家发展规律总结出来的通货膨胀理论一般将通货膨胀分为需求拉动型和成本推动型两种。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通货膨胀是微弱的，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通货膨胀严重，如果忽略中国经济转轨的背景直接套用发达国家的经验标准，显然不够准确。中国80年代末到90年中期的通货膨胀从生成机制上看更多的是和当时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背景有直接的关系。经济转轨中，市场货币化表现为长期的成本推进，从而造成了结构性物价上涨。经济转轨之前，中国的初级产品、基本服务实行福利化低定价，工业品高定价，生产要素的低回报。转轨过程实际是上述价格向市场化合理价格的调整过程，表现为工业品价格小幅上涨，初级产品、基本服务价格价格回归合理、价格上涨，实物性收入分配改革逐步推开基础上的工资成本真实化。这样的过程分解到各年度表现为成本推动，也必然会使各年度物价水平出现上涨。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必经过程。

2.对经典“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的继承和丰富

中国发展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速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需要从别人的实践中获取经验，因此，对于经典的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国内教科书大都予以继承。要完成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速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历史使命也需要从现阶段实践中总结教训。加入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有这种意图，同时也是宏观经济学现实性的一种体现。

(1)对经典“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的继承

总体看我国的“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组织体系可以分成萨缪尔森体系和曼昆体系，围绕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失业、开放经济等基本问题展开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简单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IS-LM模型、AD-AS模型、失业理论、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但上述理论源自于对西方经典教材的借鉴，也就是以西方国家的国情为基础的，其中的案例和资料、数据也以西方国家为主。

(2)“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的丰富

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的“宏观经济学”课程既要体现理论性又要体现实用性。这就要求教学内容要更加客观。西方经典宏观经济模型和理论得出的假设前提当前在中国适用与否、中国特色宏观经济问题出现的现实背景一定要在教学内容中进行明确，这更加能够体现“宏观经济学”课程的实用性。如何以合适的方式引中国宏观经济问题进入教科书，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引入后，篇幅的大小也需要谨慎对待。目前看国内编者主要的引入方式有以下三种：第一，以案例或者阅读材料的形式将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引入“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同时详细论述该问题的市场条件。第二，在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后，在章节总结处，通过介绍理论在中国的不完全适用性引入并简单交代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第三，单独列出一个篇章，详细讲解中国宏观经济问题。以第一和第二种方式引入中国宏观经济问题，一般所占篇幅不大，论述不够详细，但重在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和西方经济理论的直接对比，结论鲜明。第三种方式虽然论述全面，但初次接触宏观经济学的学生容易产生中国经济问题和宏观经济理论脱节的印象。总之，任何方式引入带有中国市场条件基础的宏观经济问题都有其优点，缺憾也无法避免。

三、、宏观经济学”教学方式的改革

(一)“宏观经济学”教学方式改革的主体内容

目前围绕“宏观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改革，国内学者并没有很大争议，主要原因就在于讲授式的教学很难解决理论的抽象性，在有限的课时限制下，想完成宏观经济理论同时结合中国宏观经济实践，有一定难度。而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却可以根据不同宏观经济理论的特点设计有针对性的教学方式，如讲授宏观经济的测量时可以采用仿真式的授课方式，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对理论的掌握也就更加准确。对于经济增长理论的学习可以采用专题报告的方法学习，通过课前的资料准备和课堂上的分组报告使得复杂的理论更加条理化，不仅满足学生了解中国宏观经济的现实愿望，也能降低抽象的宏观经济学的教学难度的愿望。同时，多样化教学包含学生课前准备的阶段，课时安排也会缩短。

(二）互动式教学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实践

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为教学方式，具体而言即改变教师一言堂知识灌输的教学方法，通过多种多样的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效率。研究式教学适合培养理论研究型的重点院校的学生；由于普通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要求和互动式教学方法的“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培养学生创新性思维能力”优点高度契合，因此互动式教学是普通本科院校经济管理类学生比较适用的教学方式。互动式教学的实现可以有很多方法如专题讨论、专题报告、案例分析等。以下以自然失业理论为例对互动式教学课前准备和具体过程设计做一简单陈述。

1.教科书选用

选择一本合适的具有中国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和理论体系清晰完备的教科书是互动式教学的首要课前准备。本次互动式教学教科书选用贺金社编著的《经济学：回归亚当?斯密的幸福和谐框架〉〉（下），2014年由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二版。该教科书内容的特点是借鉴曼昆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和理论框架，反映经济思想的演进历程，同时注重理论内容和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

2.内容选取与教法的确定

其次，合适的教学内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互动方式选择对互动式教学的成败也很关键。失业问题一直是宏观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关注的焦点。也是当代大学生最为关注的宏观经济问题，大学生会由该问题直接联想到自己毕业后的就业情况，因此对国内的就业环境和失业的具体情况有很强的了解动机，具备了学习失业理论的强大意愿。同时在经济学的微观部分已经学习了不同类型市场的资源配置的方式。在宏观经济部分学习了测度宏观经济健康运行的指标。该部分学习中学生已经有了如下的知识基础：世界劳工组织对于失业的定义、失业率测量方法，我国的失业率测量手段，我国官方失业率统计数据的局限性。学生具备了学习失业理论的基础知识。我国的具体国情是缺乏实际的失业率调査数据，较难运用案例分析的方式进行课堂互动。失业理论学习采用专题报告和讨论具有可行性，但专题讨论更加适合学生高度参与。自然失业理论为教科书的第十七章，根据教学大纲安排，本章内容课时设置4个学时。2个学时时间可以安排第一至第二节“失业的分类和职业搜寻”理论。

3.教学目标设计和教学内容

开展互动式教学前教师一定要做到对教学目标和内容了然于心，以免互动中偏离主题。本次失业理论的学习最后要达到以下效果：

(1)教学目标设计

通过自然失业理论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古典学派的失业理论。另外失业理论与现实联系紧密，对教学内容应该适当展开，开阔学生的视野与思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通过讨论自己寻找“中国目前失业总体状况”这一问题的答案。

(2)教学内容

主要完成三部分教学内容:失业的分类，职业搜寻理论对自然失业的解释，我国的失业现状及治理。

4.互动式教学的任务驱动

基于教学目标和主要内容，教师和学生应该做到互动前心中有数，互动时言之有物。因此无论是授课教师还是学生都需要做足课前准备，査阅资料、预习理论内容，否则，互动讨论或者转化为教师的一言堂，或者浮于生活争论，脱离理论学习。

(1)教师的任务驱动

教师将学生分成4组，然后分组抽签，根据教学大纲设计自然失业的4个讨论主题，分别为自然失业的分类及中国现阶段的自然失业类型、职业搜寻理论以及中国就业市场与发达国家的差异、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变动趋势、发达国家的失业治理对策以及有中国特色的失业治理对策。基于讨论主题，制定3篇必须要査阅的经典参考文献，组织学生査阅资料，引导各小组成员代表阐述本组观点，其他组成员可以反驳、质疑该观点，进而形成辩论、产生思想碰撞，最后主讲教师进行归纳总结。

(2)学生的任务驱动

本次课要求学生对失业理论和中国的失业现状有深入的了解和掌握，作为讨论课要求学生对这些内容首先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根据教师的安排每组学生必须通过图书馆或网络査阅以下3篇参考文献:(1)袁志刚的《失业理论与中国的失业问题〉〉?；⑵张怡的〈〈有关中国失业问题的思考》CT;⑶张少为、贾明德、刘艳的《改革30年中国失业统计的测算与评析》。然后根据本组抽中主题，小组成员进一步査阅及丰富参考资料。根据本组抽中的讨论主题，合理安排宣讲组员、辩论组员、质疑组员等身份，团结协作。

5.互动式教学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应用小结

第一，国内教科书呈现百家争鸣状态，很多高校都编著了自己适用的教科书，因此互动式教学教科书选取面很广。教科书选取应该关注教科书的内容体系是否具有经典性、教科书中理论是否和现实有机结合。

第二，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丰富，每一部分教学内容可能都有比较适用的互动式教学方法。每个教师可能都会针对自己的授课对象和授课内容做出选择，选择时应该充分考虑相对于授课对象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和对象的可参与程度。

第三，互动式教学最忌形式主义，互动一旦脱离教学目标就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互动式教学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设计要严谨，确保内容能够互动，同时互动不脱离内容。

第四，互动式教学中，教师始终是一个主导者，无论是生生互动还是师生互动的过程中，教师要始终掌控互动不偏离主题；内容上，教师设计的程序合理、任务驱动准确是关键所在。好的程序设计不仅能使学生始终不偏离主题，而且能充分考虑授课时间。好的任务驱动应能够在内容主题下实现充分互动，不至于无话可聊。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结论

第一，由上述“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改革的分析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的丰富是以现实的经济环境为基础的，体现了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和现实性兼具的特点。越来越多的中国宏观经济问题被引入到教科书中，为中国“宏观经济学”教学方式的改革提供了基础。

第二，随着越来越多的现代教学方式方法引入中国，“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方式改革也顺应趋势出现，这就要求“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不能仅是西方经典理论的总结，如果加入中国实际的教学内容则更加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加容易开展教学方式改革。教学方式改革又进一步加速了教科书的改革。

第三，“宏观经济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改革共融共生、联系紧密，抛却其中一个谈另一个问题很难说清，这也是本文将它们放在一起讨论的最主要原因。在“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改革间互相促进的良性作用下，教学机制得以改善，最终达到契合经管类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

(二）推进“宏观经济学”互动式教学改革的对策建议

第一，在教材中加入更多的中国宏观经济问题。任何一种教学法的实践或教学理论的提出，往往是通过教材来实现的。因此，提高互动式教学效果，教材建设是基础。为了使学生通过宏观经济学的学习，并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国内经济现象，教材中应该加入更多的中国宏观经济问题。

第二，进一步改进互动式手段。为了提高教学效果，互动式教学的形式应灵活多样、不断创新。借鉴国外互动式教学的成功经验，结合国内高校的实际情况，在教学中可尝试采用以下方法:(1)采用多媒体动画教学。“宏观经济学”教学的特点是图表多、模型多，教学中可以通过多媒体演示，让学生对模型、图表有更直观的了解。⑵开展课堂讨论，加强师生、生生互动环节。

第7篇：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　高校英语教育　职业定位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1)008－167-02

1　金融危机对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影响

2008年9月，美国著名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告破产，发生于美国的次贷危机随之迅速演变成金融危机并向全球扩展。随后，金融危机逐渐转向实体经济，重创了各国的投资、贸易、服务等产业。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下，国际市场需求大幅萎缩，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等外向型经济遭到冲击，以此同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强，进一步恶化了全球贸易环境。

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及相关一揽子措施，有效推动中国经济稳步增长。面对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以行动实践“不搞保护主义”的承诺。中国政府多次组织投资贸易促进团赴海外扩大经贸合作，保持低关税水平，坚持以平等协商解决贸易争端，不以提高贸易和投资壁垒相威胁。

尽管中国没有在金融上遭受危机的严重冲击，但全球金融危机及经济衰退的影响对中国的冲击和考验也是严峻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分工高度化的情势下，中国长期以来用外需来支持经济的发展模表现出了极大的缺陷。中国政府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试图用启动强大的内需来化解此次外需不足造成的经济影响，但长期的外需拉动型经济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

经济危机也使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遭遇了冷冬。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最深的三个困难群体，分别是农民工、高校毕业生和城镇就业困难人员。~2009年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金融危机对中国就业带来不利影响，2008年开始，中国劳动力市场显现了冬天气息，2008年前三季度，登记失业率为4％，第四季度，登记失业率上升到4.2％，它标志着连续数年的登记失业率下降趋势停止。就高校毕业生来说，金融危机使本已严峻的大学生就业问题雪上加霜。据统计，历年有70％的高校毕业生到企业去。2009年的大学毕业生是611万，比2008年增加了54万，再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企业经营困难，所以大学生的就业难度比过去更大。《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上表示，同龄刚毕业的大学生与农民工收入现在水平逐步趋向一致，有专家认为，造成大学生供大于需的状况是因为高校不断扩招的结果。

在高等教育方面，经济危机对于外向型经济的冲击也引起了人们对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深入思考。在高校英语教育方面，尽管大学英语在目前仍在大多数高校受到特别重视(如体现在课时设置、学位获得条件、奖学金、评优等)，然而，从高等教育的结果来看，英语教育在目前的成效尚不明显。例如，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多数从事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工作，如翻译、进出口业务等，而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在英语的使用方面形成两极分化，一极是通过在国内和国外继续深造，将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另一极是学而无用武之地。英语教育的最终“产品”未能满足社会各种行业的需求，是英语高等教育失败以至于不断受质疑的主要原因，也是其在经济危机到来时就业变得脆弱的基本原因。

2　探索中的高校英语教育改革

经济危机使高校曾经受到热捧的金融、国际贸易、英语等专业渐渐降温。英语专业以及英语教育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受到相当重视。因为改革开放需要大量的外语人才，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要与世界接轨，要聆听世界的声音，并让世界认识我们，就必须能够广泛地沟通和交流。毋庸置疑，在过去的20年里，大学英语教育为提高我国大学生英语水平做出了显著贡献。，也为市场经济培养了大量的外语外贸人才。然而，自90年代末期以来，大学英语教育受到来自社会的多方面批评。批评主要集中在大学英语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过于陈旧；学位与英语四六级挂钩：英语知识的应用性不强等。

针对上述批评，高等学校对英语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在国家四六级英语考试中采用新题型和分值计算标准；取消学位与四六级的挂钩：采取英语分级教学等。近年来，一些高校在英语教育方面的改革走的更远，规定大学期间符合一定条件可以申请免修英语。例如，宁波工程学院规定，在每年4月底之前，达到全国英语等级四级考试425分及以上的一年级学生，可在5月1日至6月lO日之间申请免修大学英语III和大学英语Ⅳ，之后自修或申请参加学校组织的二年级英语提高班，所修课程可作为全校性选修课的学分。申请免修学生的“全国大学生英语四级等级考试”成绩在425分～461分区间的，其《大学英语》课程成绩认定为70分，462分～497分区间的认定为75分，498分～532分区间的认定为80分，533分～568分区间的认定为85分，569分～603分区间的认定为90分，604分～639分区间的认定为95分，640以上认定为100分。。做出类似规定的高校还有上海大学、淮阴工学院、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浙江林学院等。尽管这些高校的改革大多是在2007年以后实施的，目前的效果尚无法评估，但其示范效应已初步显现，国内一些高校开始效仿，并着手进行相关培养方案的修订。

显然，这些举措是对社会各方面批评的积极回应。从对英语的盲目追捧到慢慢冷静下来，人们开始反思，撇开各类升学考试不谈，英语真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要全民动员?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全国政协委员的朱清时曾经在两会上表示，目前中国人过分注重英语教育，已经到了强力轰炸的地步，他以自己吃了太多鸡，看见鸡肉都没有食欲作比喻，认为英语教育已经超过正常比例，反复背单词的教育会使创新能力降低，过分依赖课本。

然而，认真分析一下多数改革的方案，不难发现，迄今为止的改革主要是两种思路：一是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探索英语教学的更有效方法，以解决英语教学效果不明显的问题：二是反思英语学习的注重是否矫枉过正，提出在一定条件下针对不同的学生适当减少英语的学习时间，以保证其将大量的时间用于专业及其他知识的学习上。第二种改革的思路可以作两种相反的解读。一种是积极地。即可以理解为其假设通过四六级的学生在英语语言应用能力上达到一定的标准，因而可以“毕业”了。第二种是消极的。即可以理解为以目前的大学英语教学现状，这类学生的英语水平已经达到一个“语言极限”，很难再有更大的突破。或者，以大多数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来看，多数在工作中较少接触英语，更不用说

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了。

3　高校英语教育的职业定位的偏颇

目前，我国高校的英语教育存在职业定位的偏颇。英语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而不是在其未来的职业发展中奠定专业基础。

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开设的课程多为语言学、翻译、英美文学等。尽管近年来，很多高校开设了诸如商务英语、外贸英语等课程，但充其量也是在英语专业的培养方案的基础上多开设几门商务谈判、进出口实务等课程。并且，在最终学位授予的类别上，或颁发文学学位，或颁发经济学、管理学学位。这意味着我国的英语专业课程设置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西方语言学、文学等课程内容，而没有自己的一套培养方案和培养目标。英美文学名著、英语语言学的基本原理等对于英美国家的学生了解本国语言特点、本国文学成就是非常必要的，正如我们对文学、汉语、古汉语的研究。了解外国文化和语言习惯及其基本原理固然重要，但对于非英语国家的学生而言，最重要的是，语言对于他们更多的是交流、沟通和获取信息的工具。大多数的本科毕业生，如果不从事专门的研究工作，英语则顶多能成为其工作语言。但花费四年的时间去学习语言学的理论和文学名句，可能与其将来的职业方向有较大出入。

对于英语专业的研究生来说，深入掌握英美语言学的基础知识和研习英美文学名著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对于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英语既是其工作语言，是基本的交流沟通工具，也是学术研究的对象和客体，要知其所以然。

对于非英语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来说，在经历十年左右的高中前英语学习后，英语的一些基本语法、表达方式、习惯用语已经形成相当的积累，自学能力也基本养成。大学期间的英语学习是深化和继续积累的过程。如词汇量的增加、有关文书的写作、专业英语的学习等。

从英语在多数本科毕业生的实际应用程度上看，由于目前的中考和高考选拔制度仍未改变，英语作为各类考试的必考科目决定了大学前是不能弃英语于不顾的。实际上，大学期间的英语如果能与学生的专业相联系，能与国内、国际的时事相联系，则既可以作为学生了解本专业国内外发展动态的语言工具，也可以作为获取第一手国际信息的手段，如此，英语的工具价值将得到最佳体现。

目前的非英语专业英语教育在我国高校主要是大学英语课程的开设。具体有两种形式：一是传统的以分析讲授课文为主的方式，即分析句型、翻译课文、强调重点单词和词组的讲授方法。另一种是近几年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新方法，即基于计算机的自主学习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大学英语的学习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教师课堂讲授，具体分为听说课程和读写译课程。二是是学生通过学习软件自学。传统的方法对学生来说是被动第接收知识，机械地记忆，而不是主动地去查阅词典，自主分析，自己寻找重要信息。新方法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大多数本科毕业生在大学前的英语学习主要是应试教育，应用能力差。因此，为全面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方面的综合应用能力，采取讲授加自主学习的双管齐下的模式。

尽管针对非英语专业的本科生的大学英语教育不断进行改革以提高学生的素质，但从结果来看，无论是改革后的四六级考试，还是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大纲的修订，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英语在未来劳动力的适用问题，许多学生一旦毕业就与英语彻底“决裂”。由此，才引发了一些高校试图从根本上解决困扰社会和学校多年的问题，转而实施免修制度。

由此可见，无论是英语专业。还是非英语专业的英语教育模式，都未能与学生的职业方向联系在一起，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大学生对英语学习的认识，仍是应试(即考研、四六级、出国、奖学金等)。学生无从接触英语与其未来职业方向的联系，因而也就物内在的动力去学习。

4　改革方向

经济危机已经历经一年，世界经济正逐渐回暖，在此，反思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不足以及高校英语教育的问题，并对高等英语教育的模式深入分析具有格外意义。经济危机从某种程度上折射了英语专业就业的单一性，也对其将来的培养目标提出了挑战。

高校必须培养学生的国际化意识，教会学生将英语作为获取第一手时事、专业方面知识的工具，而不是视英语为大学课程的额外负担。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周围的商品、服务、人与事等都包含大量的“国际因素”，只有了解英语，才能生活工作地更好，因此，完全放弃英语的学习是不现实的。

第8篇：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范文

从经济学说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可追溯到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的重商主义学说。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斯密与李嘉图的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二十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资源配置”或“资源禀赋”的贸易学说。在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模型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的规模报酬仍然不变。他们的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和结构变化，在赫克歇尔—俄林体系中徘徊多年的国际贸易理论又活跃起来，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来研究贸易的原因和结果，研究新的贸易结构与贸易政策，创立了一系列新的学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这些学说已逐渐成熟。其中一部分已被编入教科书，另外部分仍在继续讨论之中，仍是贸易的前沿论题，本文将简要地介绍这些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并阐述其对我国贸易政策的意义。

一、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发达国家之间和相同产业之间的贸易

为贸易原因提出新解释的主要是从七十年代末发展起来的“规模经济贸易学说”，主要的贡献者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这一理论以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和世界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为基础解释战后增长迅速的工业国之间的和相同产业之间的贸易。

规模经济贸易理论［（1）a］的发展是建立在两个与以往理论不同的假设上：（1）企业生产具有规模经济；（2）国际市场的竞争是不完全的。

具体讲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条件下，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增加而下降，企业面对的是市场需求曲线，市场需求量会随着价格的下跌而增加。在参与国际贸易以前，企业所面向的只是国内的需求。由于国内市场需求有限，企业不能生产太多，从而使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不得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如果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产品所面临的市场就会扩大，国内需求加上国外需求，企业生产就可以增加。由于生产处于规模经济阶段，产量的增加反而使产品的平均成本降低，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增加了竞争能力。

由于工业产品的多样性，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囊括一行业的全部产品，从而使国际分工和贸易成为必然。但具体哪一国集中生产哪一种产品，则没有固定的模式，既可以（竞争）产生，也可以协议分工。但这种发达国家之间工业产品“双向贸易”的基础是规模经济，而不是技术不同或资源配置不同所产生的比较优势。

二、国际贸易、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关系来进行。在经济学中，虽然已有许多理论阐述了技术在贸易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是最新一系列的研究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讨论技术对贸易的影响，也分析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把技术变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等结合起来研究，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前沿课题。

国际贸易理论的这一新发展的背景也与战后国际贸易格局变化有关。在用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理论说明了当前“北北贸易”和同类产品之间贸易的原因之后，人们自然就会进一步探讨。为什么会有规模经济？产业的规模经济和国际分工是怎样形成的？如果说技术的差异与发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技术又是怎样产生、发展、传递的？技术的发展与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的关系又是如何？这些引起了国际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学者们将国际贸易理论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近年来，在国际经济学的研究中，关于国际贸易、技术变动与经济增长的文章很多。从其理论渊源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沿着李嘉图的模型，仍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但从动态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另一部分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研究技术怎样影响贸易和增长，同时把技术发展作为科研、投资、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研究技术变动、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间的关系。

1．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贸易与增长

（1）技术差异所形成的贸易模式

除了“规模与不完全竞争”的贸易学说外，技术作为外生变量上的差异亦被用来说明发达国家之间和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马库森和斯文森（Makusen and Svenson，1985）在他们的中假设两国的资源配置比例和需求偏好都是相同的。产品生产需用两种以上的要素投入，但不具有规模经济。但如果两国在生产技术上有某种细微的差别，劳动生产率就会略有不同。在两国的贸易中，各国都会出口其要素生产率相对高的产品。

戴维斯（Davis）在他1994年的研究中也假设两个国家两种产业。其中第一种产业只生产一种产品，而第二种产业生产两种不可完全替代的产品。假设其中一国在第二种产业的生产中与国外略有技术上的不同，在其中一种产品的生产技术上比别国略胜一筹。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要素价格的相等会使该国生产和出口这种产品，而别国则会生产出口另一种产品。

马库森、斯文森和戴维斯的研究说明，即使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技术上的差异亦可引起同行业产品之间（intra—industry）的贸易。

（2）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福利的

克鲁格曼1986年研究了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和家福利的影响。在他的模型中，他假设有两类国家：技术较先进的国家（发达国家）和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中国家），产品亦分为两类：技术密集型产品与非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些假设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有些相似，它的发展在于：假如技术变动了（而不管为什么会变动），会对各国的贸易模式和福利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这种技术进步发生在发达国家，则结果是没有坏处。第一，对发达国家来讲，它技术更高了，产品更先进了，由于本来就在技术上领先，更新的技术的产生并不面临什么竞争，也不威胁别国，别国也威胁不了它，所以技术进步对它有好处。第二，对落后国家也没坏处，因为技术差距拉大了，给后进国家更大的空间来发展和赶超。所以技术进步发生在先进国家对这两类国家均有利。对先进国家唯一的不利之处是对一些本来就有技术优势的产品，技术进步和生产出口能力的提高，有可能使这些产品的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有可能变得不利。

假如技术进步发生在后进国家呢？克鲁格曼认为结果是缩小了两类国家之间的差距，对原来先进国家是一种竞争，对他们不利。后进国家会因为自己有能力生产这类产品而减少进口，造成两方面的结果：一是使该类产品价格的下降，对先进国不利，二是如果这种产品需要密集使用后进国本来就稀缺的资源，那么对后进国来说也不利。

2．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贸易与增长理论

贸易理论的另外一方面发展是将技术视为内生变量来，研究技术变动的原因，也研究技术的进步作为生产和贸易的结果对贸易模式与福利的影响。技术变动有两种源泉，一种是被动的，不是经过专门研究开发出来的，而是从看中、干中学会的，是通过经济行为学来的，这叫“干中学”（learningby doing）。这里所说的技术不光是生产技术，还包括管理知识。另外一种是主动的，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这种技术变动是一种革新（innovation）。技术革新一般是研究和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简称R＆D）的结果。

（1）“技术外溢”（Spillovers）与“干中学”（Learing—by—Doing）

所谓技术变动或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在许多情况下，所谓技术进步只是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这种过程有时并非是最初的目的，而是在从事生产或其他经济行为时产生的副产品。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被称为技术“外溢”（Spillovers）。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技术外溢，又可分国际、国内、行业间和行业内几种不同情况。

a）国际技术外溢

国际技术外溢指的是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如通过贸易）的途径传播到了别的国家，从而使别国的生产者也逐渐掌握了这些技术。

为了说明技术在国际间的外溢，我们假设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各国分别生产两种产品，X和Y。在两国没有贸易时，各国的生产是由本国的生产技术和资源配置决定的，A国有生产X的比较优势，B国则有生产Y的比较优势。如果两国发生贸易，根据“比较优势”，A国会专门从事X的生产和出口，B国则专门生产和出口产品Y。这是贸易发生后的最初均衡。

现在我们再进一步假设技术是无法垄断的，可以通过商品贸易“外溢”到别国。贸易的结果，AB两国的生产者都掌握了彼此的生产技术并有可能对本国的生产进行调整。这种国际范围内的技术外溢会有各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情况是，A国本来有生产商品X的比较优势，但B国生产X的技术更先进，有绝对优势。A国引进了B国生产商品X的技术，提高了本来就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率。这种结果发挥了本国资源上的比较优势，有利于A国的长期增长。另外，商品X本来就是B国相对短项，在两国实行分工和贸易后便不再生产。A国多生产X可以使B国的进口价格下降，也有利于B国。这种技术的外溢使原来由“比较优势”决定的贸易模式变成了由“绝对优势”决定。技术外溢的结果，两国都从中受益。

但是如果B国生产商品Y的技术比A国先进，A国从B国中学到这种技术并用此来改进其本来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Y。对A国来说，这种技术引进的结果是一种进口替代型增长，但对B国来说则是一种威胁和竞争。如果A国生产Y需要密集使用其稀缺的资源，对A国的长期发展也不一定有利。贸易和技术外溢有可能将发展引入“错误”方向，使两国的长期发展速度都受（参见Yanagawa，1993）。

b）国内的技术外溢

国内技术外溢指的是技术在本国范围内的传播。由于地理、语言、文化等原因，国内技术外溢比外国技术更快。

八十年代后期，克鲁格曼和卢卡斯（Lucas）分别讨论了国内技术外溢的。在克鲁格曼（1987）的模型中，他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生产一系列产品。其中任何一国会在一些产品的生产技术中有最初的领先地位。尽管技术可以在国际间传播，但本国内的技术外溢会更快。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较快的国内技术外溢过程，该国原先的领先的行业会有加速发展的可能，原有的比较优势会增强，“国内技术外溢”也会使别国在他们原来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更有领先地位，技术的国内传播使各国的差异扩大。

卢卡斯（1988）的模型与克鲁格曼有些相似，只是他假设一系列国家，生产两种产品：X和Y。各国的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相同，但对两种产品的技术知识的最初掌握程度不同。一些国家生产X，另一些国家生产Y，形成最初的国际分工。由于技术在国内的外溢，生产X和生产Y的国家都会在各自的专业生产中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各国对两种产品技术知识掌握程度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在一般情况下，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很难改变，除非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产品价格下降的速度，改变原先国际分工的地位，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转向另一种产品生产的，也只能是那些原来就在边缘上的国家（marginal country）。

克鲁格曼和卢卡斯的说明：一个国家最初的比较优势、产业选择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可能与它本国的技术知识和资源配置有关，也可能是由于偶然的因素，但最初的产业结构一旦形成之后，国内生产技术的外溢使得一国在这些产业中的生产率比别国提高的更快，会使该国在这些产业中的领先地位更加巩固。这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擅长于一些行业，而另外一些国家擅长于另外一些行业，这与国内的技术外溢是有关系的。而且，一旦形成了某种生产格局，改变是不容易的，因为产业规模与国内的技术外溢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只要成本增长的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就会有利可图而继续存在。在决定一国长期的生产和贸易模式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c）行业间与行业内的技术外溢

技术外溢也可以发生在不同的行业之间（inter—industry）和同行业之内，许多行业虽然产品不同，但所用的资源有许多是相同的，如何提高要素生产率对各行业都是有促进作用的。另外，这里的“技术”概念，也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生产方式，也包括管理等方面的技术知识。因此，一个行业拥有的技术优势也可能外溢到别的行业，使别的行业的生产率也有所提高，并对的长期产生。［（1）c］

同一行业内也可能有不同的产业集团（industry clusters），各集团生产类似产品但生产技术不会完全相同。与国外类似的产业集团相比，生产上也会有不同的优势。国际贸易以及由此产生的竞争和技术外溢会缩短各产业集团的技术差距。

（2）发展（R＆D）与技术创新（Innovation）

技术变动的另一个来源是技术创新，它是一种投资、开发与研究的结果。新技术的开发主要表现在：a）提高要素生产率，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或保证产量的情况下，使用更少的资源；b）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

技术创新或开发型技术进步可以在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中出现。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一个最终产品可以由一个变成许多个企业来生产。同一企业中也可分为许多部门，每个部门只生产产品的一个零部件。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每个部门只集中于一个小范围的大规模生产，而在这个具体的零部件生产中，企业有可能通过降低成本来获得利润。换句话说，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利润不再只是从最终产品中获得，每个生产环节都独立出来，都有获得利润的可能性。对利润的追逐使生产的每个环节上都有改进技术的动力。

开发型技术进步也常常是在对新产品的研制中获得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开发新产品或提高产品质量，从而产生出新技术。

与“干中学”不同，技术创新或开发型技术进步是需要大量投资和研究的，因此，只有在保证这些投资能够获利的条件下，企业才会去研制新技术。因此，一国能否获得大幅度的开发型技术进步，需要两个必要条件：（1）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没有保护的话，企业开发新产品所冒的风险与其收益不对称，也就没动力去投资、研究。（2）要鼓励对科研的投资。干中学虽然也能提高技术，但毕竟有局限性，毕竟只能缩短与先进技术的差距，一个国家要想技术上领先，就必须有开发型的技术进步，但开发型技术进步是需要有和投资来保证的。

国际贸易与开发型技术变动有相互促进的关系，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迫使各国努力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给各国互相启发的机会。新技术的开发不再只是个别国家的行为，而成为各国的共同努力。这里边也有一个技术开发的规模。在某种意义上说，贸易和技术的国际流动可以使开发研究形成“规模经济”而降低各国的科研开发成本。一项新技术从一国开始后，另一国可以马上引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不应重复同样一个过程。当然，这样做需要许多条件和技术条件，但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

另一方面，技术革新也会影响贸易模式。在技术作为外生变量和“干中学”的模型中，最初的贸易模式都是给定的，都假定各国在生产技术上有差距但没有讨论为什么有差距。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模型则揭示了产生技术差距的根本原因。综观，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技术的国际国内外溢和干中学的过程有可能缩短各国技术上的差距，本国原有的资源和技术条件对于一国的长期发展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对发展研究的投资和不断开发新的技术，是改善一国的贸易地位和保证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措施。

三、国际贸易新对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启示

过去十五年来，我们虽然在开放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贸易政策上仍受许多传统观念的束缚。我们在出口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但是开放国内市场方面顾虑重重。在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的过程中，我们把扩大进口和开放市场看作是一种进关贸的代价，是为了获得某种权利而不得不承担的“义务”，其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保护幼稚”的理论。

仍是中国家，对某些产业的保护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是，怎样选择保护对象？采用什么方式来保护？保护的前景与代价是什么？我们必须充分估计为保护所付出的代价，并努力以最小的代价来实现我们发展先进或幼稚的目标。

古典和新古典的贸易已经了保护给消费者和整个国家福利所带来的损失。关于技术外溢和干中学的学说又为我们揭示了保护所失去的“外部效应”，尤其是对电脑等高产品进口的限制，损失的不只是消费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拖延了技术外溢和干中学的过程。电脑等科技知识产品与一般消费品不一样，电脑的使用和普及包含着技术的普及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电脑迅速普及所能带来的外部效应，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况且电脑行业发展的关键不是硬件而是软件，只有在普及的基础上才能有足够的人力资本和市场需求来促进软件的开发。通过贸易壁垒的办法来保护幼稚产业，其代价和结果都是必须考虑的。

规模的贸易学说还为我们的贸易政策提出了许多新思路，新的贸易理论揭示了当代国际市场的垄断竞争和工业制成品贸易为主的特征，工业产品的多样性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足够的资源来生产、出口全部的工业产品。国际贸易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大，即使在同一行业内，也可能既进口又出口。的国际竞争并不局限于个别产品的得失，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限制外国优质产品的进口，不一定非要通过保护来生产国外已占优势的产品。对外开放某些市场，并不等于国内的同类产业就不能发展了。别人生产了一些种类型号，我们可以集中资源生产别的或新的种类型号，并通过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向国外出口。

怎样使某些产业形成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的贸易学说提出了一个“战略性贸易保护”的问题。由于国际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和现代规模经济的存在，如何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以扩大生产降低成本，成为企业能否在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如果政府能够正确地选择某些有发展前途并能充分发挥本国资源优势的产业，通过政策支持，帮助其达到一定生产规模的话，对本国利益和发展都会有利的。这种贸易保护着眼于一国长期的战略发展，被称为“战略性贸易保护”。

不少国家曾采用过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如日本在战后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对许多产业有过保护。它将一个产业保护一段时期，然后就转移。保护的目的只是希望在保护期内，让产业自身产生出一种技术外溢和自行不断壮大的能力，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保护的时间是短暂的，保护的行业是不断变动的。克鲁格曼借用了吉文斯（Givens，1982）的说法，将其称做“狭窄的、移动的保护带”（the Narrow Moving Band）。

无论是自由贸易的政策还是“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选择的依据都是如何使本国的利益最大化。这种利益不仅要从静态上估计，也要从动态上考虑。对什么产业采取什么政策，都要有尽可能精确的利弊分析。国际贸易的新理论并不告诉我们应不应该保护的问题，而是为了我们贸易政策的选择提供了更多需要考虑的问题。简单地利用贸易壁垒来保护幼稚工业是一种被动和陈旧的方式，代价是不小的。而从战略发展的角度对某些产品（不一定是整个行业）实行保护也许会带来长期的优势和利益，但是这些产品不一定是幼稚产业，保护的手段也不一定是贸易壁垒，可以是代价较小的产业政策或消费政策，保护的时期应是短暂的，这种保护是一种积极的，有前途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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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管理 “十二五”中期 问题 对策

政府作为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体，如何正确认识“十二五”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期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宏观经济管理方式对其加以解决，对我国“十二五”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目标在2015年最终得以实现，并提升我国整体经济实力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宏观经济管理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的分析

（一）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之一是确保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现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宏观经济管理实现的目标之一，也即宏观经济管理是手段，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宏观经济管理最终要实现的目的。这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在控制国家经济总量平衡方面。经济总量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全部经济活动总成果的数量反映。最能够反映宏观经济活动的指标是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宏观经济管理的短期目标主要是保持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以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和均衡增长。这恰恰符合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要求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在区域间平衡的目标。

第二，在国家经济结构方面优化。经济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内部各个相关因素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及其数量对比关系，一般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宏观经济管理的中期目标是国家通过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调整不合理的国民经济结构，以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以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市场结构的平衡作为判断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标准。这表示两者的目标具有统一性。

第三，在国民经济全面发展方面。宏观经济管理的长期目标是通过对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战略性引导，消除阻碍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隐患，推动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在促进并保证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这意味两者的最终目的保持一致。

（二）宏观经济管理手段符合保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加以保证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从本质上符合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这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在计划手段方面。计划手段是宏观经济管理中必不可少的手段。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被解决是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完成。政府必须要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做出短期、长期以及宏观方面的计划。宏观经济管理的计划手段符合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

第二，在经济手段方面。宏观经济管理是通过间接管理的方式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间接管理，就是不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而是通过市场，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对影响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各主要经济变量施加影响，利用市场的传导机制，来引导和制约微观经济行为，保证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实现（徐泰玲，2004）。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国家宏观经济层面的问题。这就需要通过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以间接的方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发挥作用。

第三，在行政手段方面。行政手段是行政机关依据被授予的管理宏观经济的行政权力，通过制定和下达行政命令、指示、规定等方式，来干预和管理国民经济的各种措施。行政机关采用宏观经济管理手段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应对突发性的宏观经济问题。区域经济协调涉及到各区域经济的利益问题，这些问题需要通过行政的方式加以调节，打破行政壁垒。

我国“十二五”期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依靠投资拉动的方式仍未改变

2011年期间，我国投资高增长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投资低增长地区的经济增长明显慢于其它地区。投资高增长地区是指2011年不包括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在30%以上的11个地区（辽宁、吉林、湖北、重庆、宁夏、黑龙江、海南、甘肃、新疆、贵州、青海）。这些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3.2%。投资低增长地区是指2011年不包括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在20%以下的地区，由上海、北京、广东和浙江组成。这些地区生产总值增长9.2%（潘 ，2012）。

2012年前三季度，东北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内生增长动力不足。辽宁经济增长9.3%，投资拉动经济增长26.52个百分点；吉林经济增长12.1%，投资拉动经济增长31.93个百分点；黑龙江经济增长9.6%，投资拉动GDP18.19个百分点（丁晓燕等，2013）。2012年前11个月，中部地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716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22%。社会消费品零销总额37060.3亿元，同比增长15.54%。西部地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6015亿元，同比增长25.0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844.1亿元，同比增长15.57%。2012年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投资的拉动，说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对投资依赖较强（肖春梅，2013）。

（二） 中西部地区人口空心化问题严重

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虽然生育率相对较高，但因为大量的人口流向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导致人口增长趋缓。人口外流是导致中部人口"空心化"的主要原因。从人口分布的变化看，西部地区人口的发展趋势依然是“孔雀东南飞”。大量劳动人口离开中西部地区，奔向东部发达省份，就是因为东部发达地区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蔡泳，2011）。 “十二五”初期，安徽、四川、湖南、河南、湖北、贵州、江西、重庆、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市、区）成为我国人口净流出最多的省份。其中，中部和西部人口净流出分别为5407万人和2106万人，中西部地区人口空心化趋势比较严重，80%左右的流出人口是务工经商。由于大量成年劳动力到省外务工，中西部地区部分省（市、区）工业企业普遍遭遇招工难问题，有些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因工人短缺而出现开工不足。由于人口分布在短时间内难以调整，中西部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优势将被削弱（李平等，2012）。

（三）区域间产业转移仍然面临障碍

2010年以来，我国先后建立了皖江城市带、广西桂东、重庆沿江等5个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2012年国家又批设了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示范区、兰州新区和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中西部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呈现园区共建、产业链式、产业集群等方式。然而，这依然是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第一，是产业同质化和落后产能异地生根现象凸显。各地围绕产业转移展开异常激烈的招商引资竞争，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不仅表现在省与省、甚至地市更小的范围内重复建设。由于产业转移关系到区域利益，东部沿海地区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意将产业转到省外，而是鼓励企业到本省落后地区设厂生产。第二，承接产业转移的区域存在配套建设不完善，工业园区配套条件较为薄弱，地方政务环境较差，物流成本较高。这无法充分使被转移产业在其区域在较短时间内转化为产能；第三，承接产业转移的区域有重走东部地区以牺牲生态环境而换取经济利益老路的势头，环境受到污染，生态环境破坏的现象开始出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课题组，2013）。

解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问题的宏观经济管理策略

（一）政府应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依靠投资拉动的宏观经济管理策略

政府应以扩大消费、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发展第三产业作为解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依靠投资拉动问题的途径，具体为：第一，提高区域经济协调市场化。区域经济协调市场化要求打破区域间人为的市场封锁，建立法律体系完善、市场机制健全、平等竞争环境的协调互补的大市场，以确保生产资料、消费品等自由流通，最终提高消费拉动国家经济的增长率。这要求政府消除行政性的贸易壁垒，增育不同类型、具有互补性的区域市场；第二，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促使产业优化升级。政府要以技术创新以基点，整合区域内的产业资源，建立优化区域产业布局的引导机制，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以培育经济增长点。政府应在本区域现有产业基础上，通过财政激励等方式，引导本地企业依靠科技创新走产业优化升级道路，增强现有产业的生产率；第三，加大发展第三产业的力度。第三产业是借助于第二产业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社会化的分工而兴起的，其发展有利于扩大社会主体的消费性支付，提高消费在拉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比率。这要求政府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同时也应做好对劳动力的技能培训。

（二）政府应对中西部人口空心化的宏观经济管理策略

中西部政府在应对人口空心化问题采用宏观经济管理措施时，应当坚持“留下来”和“引进来”的战略。“留下来”是将本地区年富力强的农民工以及有文化、有创造力的年青人留下来。“引进来”是将非本地区的优秀人才吸引过来。这包括以下政府应当采取以下的宏观经济管理措施：第一，中西部政府应当开放户籍，增加农民转为市民的比例，使其享有城镇的公共服务，并根据城市经济能力，不断提高其待遇水平；第二，引外来优秀人才在中西部地区工作，鼓励优秀人才到重点开发和优化开发区域就业并定居，以产生人才流动的聚集效益。这就要求中西部政府在公共卫生、子女义务教育、就业扶持服务等继续加大财政方面的支持力度，力争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与东部地区的城市在医疗、教育、卫生、文化、交通等方面差距的减少；第三，切实加强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增强本地劳动力的技能与本地区产业发展所需要人才的融合度。

（三）政府应对产业转移仍然面临障碍的宏观经济管理策略

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主体应当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应当坚持产业技术选择适度、产业承接与吸收能力并进以及保护生态环境这三项基本的准则。中西部政府在以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引下，选择最适合本地区条件的产业和相关的技术加以承接，并本土化承接转移过来的产业以及相关技术；第二，中西部地区政府应当为产业的转移提供良好的经济发展软环境。中西部地区政府应当建立或者完善市场交易安全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第三，中西部政府在承接产业转移时应当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引导转移的产业与本地区产业的优势互补。这是解决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同质化现象的重要途径，有利于实现“杠杆增长战略”，提高产业竞争优势；第四，东部发达地区政府应当鼓励当地优势产业向中西部地区发展。这其中主要的措施是中西部政府和东部发达地区的政府从宏观经济管理的策略出发，建立优势互补的一体化经济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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