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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众多的理论流派,而且这些理论流派之间在理念和观点上存在诸多争论和矛盾之处。一方面如果在基础教程中只有一个流派的观点和理论,那么学生就会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会极大地影响以后的思维和认知,所以简介地介绍大多数经济学流派是极其有必要的;另一方面对于公共管理专业学生而言,很多经济学流派对于理解公共事务和体制改革极为必要。对于公共管理类专业而言,制度经济学对于理解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技术与创新经济学对于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理解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转型经济学对于加深理解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这样,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出现了一个矛盾: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多元和庞杂与课程教学内容取舍之间的矛盾。如果仅仅按照教材的内容安排教学,学生们普遍反映距离现实生活和经济实践非常遥远,如果安排其他理论流派进入教学内容,就存在如何取舍理论流派的问题、以及课时不足的问题。
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导的经济学教材与中国转型经济形态的矛盾
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夏皮罗和哈儿•瓦里安曾经这样记述到:“在与学术界之外的人接触时,我们时常听人抱怨说经济学在今天的经济中已经没有很大的作用了。一开始,我们感到很纳闷儿,因为这些抱怨经常来自向我们咨询建议的人。然后我们恍然大悟:他们抱怨的是大多数人在学校学习的古典经济学,它的核心是供给需求曲线和像农产品市场这样的完全竞争市场。”以市场这个耳熟能详的概念为例,西方经济学的教程主要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处理方法,要么没有解释,要么仅仅一句话解释,“市场是参与人交易的场所”,然后开始讨论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竞争等四种市场结构。成熟完善的市场已经存在是教材上的基本假设前提,关于“什么是市场”这个问题所涉及的丰富内涵都被忽略了。至于市场是如何演变而来、市场如何才能规范、市场如何才能有效运行、市场与计划如何协调等等这些问题在西方经济学基础教材中几乎根本没有涉及,这样,学生们读完教材后无法与中国的背景和历史对应,学习这门课程之后依然无法理解中国经济形态产生的理论逻辑。至于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在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教程中更是没有位置。所以现今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让学生们学完一个学期之后“感觉好像与现实中的市场经济并不直接挂钩”。身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大学生在大学一年级第一次接触西方经济学的内容,竟然没有任何有关市场转型的课程内容,值得深思。至于市场经济模式的丰富性在基础教材中也没有提及。实际上,市场经济模式绝不是只有英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一种,就是欧洲也还有多种模式,诸如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以及北欧模式。有学生提出如下问题:在混合经济体系中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两者所占比例不同时,整个市场会有什么不同?政府该如何在这种体系下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这样的问题在现存的西方经济学教程中基本上没有涉及,如果学生们以后不再学习相应的经济学课程,那么这样的问题只能束之高阁了。另外,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导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主要处理交易和交换行为以及资源配置及其最优化问题,但是忽视了学习概念,排除了组织学习和群体知识概念,强调的不是生产、积累和增长而是治理结构的选择和给定资源的有效配置,无法有效处理学习、生产和知识等重要议题。
三、西方经济学个体自私的假定与公共管理天下为公的理念如何兼容
西方经济学教材中有一些基础假设,这里涉及两个:方法论个人主义和自私。其中自私,就是指个体利益最大化。方法论个人主义是指一切社会现象看作是个体行为与个体之间的互动的结果,认为集体或者群体不可以被看做是一个独立的决策者,集体只是个体的组合,是指经济学的分析是从个人开始的,是研究个体的经济行为或者说从经济角度研究个人行为的,这是一种将个体作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方法,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指涉道德的个人主义是有差异的。相对的概念是方法论集体主义,相比较而言,在西方经济学教材中方法论个人主义占据主流地位。实质上,两者不能截然对立起来,正如霍奇逊所述:我们的研究对象,不是一些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些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个体…为了了解这种个体,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其群体环境中来加以研究;而为了了解这种群体,我们又必须考察那些个体,正是这些个体之间相互关联的行为组成了社会群体。公共管理学科是研究公共事务的学问,一向标榜“天下为公”的公共精神。这样,西方经济学个体自私的假定与公共管理天下为公的理念之间就出现了矛盾,两者如何兼容是必须面对的艰难问题。在使用西方现代经济学分析公共管理问题时,是以某一级政府为分析单位,还是以政府官员为分析单位?笼统地分析某一级政府的经济行为是否能够在逻辑上自洽?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教学中清晰地展示出来,以供学生思考。
四、结论
关键词:经济学 教学 质量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前经济类专业的教学中,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等理论课程,构成了大学本科院校经济类的核心结构,这些学科的教学也一直是国内外财经类高校教学的重点与难点。对于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在国内外一直不乏研究者,目光主要集中在教学内容的改革,或者课程的设置上。
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有多种多样,就大的方面来说可以分为:来自教师方面的因素、学生自身的因素、也有来自社会、来自教育部门、教育政策等因素。本文着重从学生和老师的角度出发,结合实际教学体会,分析了如何合理的调整学习,以便提高诸如西方经济学之类的理论课程的教学质量问题。
二、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定位
西方经济学专业主要研究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西方主要国家流行的经济理论以及根据这些理论制定的经济政策。在西方国家,该课程是经济类相关专业的必修课,是学习相关课程的基础。相应的,在国内的高校中经济类与管理类专业的教学中,西方经济学也已经占据了专业必修课的基础地位。
(一)西方经济学的课程简介
经济学是一门随着历史变迁而不断变换的学科,西方经济学也不例外,它的主要内容基本是统一于现代主流的经济学之下。包括全面深入的研究考察各个市场主体的决策性质和规律,以及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等问题。从目前的教学安排来看,西方经济学包括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在本科教学中,通常分为两个学期进行学习,作为经济类与管理类专业的基础专业课程之一,有一定的难度系数。
1.理论和实践密不可分
西方经济学源于对经济现象的诠释,经济学理论从经济实践中抽象和分离出来,而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加入了一些前提条件、假设和假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经济学家认识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理论与经济实践背离的瑕疵被发现出来,于是对条件假设和假说重新认识和重新设定,这是经济学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可见西方经济学从起源到后来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从没有离开过经济实践活动。
2.图形和数学模型结合
为了更为透彻的分析经济问题或者预测经济发展趋势,西方经济学经常运用数学工具建立经济模型,运用模型中参数的变化说明经济趋势或者经济原理。但是数学类的经济模型只能从数值方面考察经济运行的结果,难以解释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于是西方经济学常常辅助以图形或者单独运用图形来说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图形与数学模型的结合,要求在西方经济学的学习中既要有一定的数学基础,又要有较好的逻辑推理能力。
(二)西方经济学在课程体系中的定位
在我国,大多数本科高校,尤其是独立院校,在制定经济类应用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时,通常把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定为“具有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在此基础上,西方经济学最重要的功能应定位于服从培养应用本科人才的专业知识基础,并由此来组织教学的各项工作。
三、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难度较高
由于课程安排西方经济学作为专业必修课,通常是在大学一年级或者二年级进行学习。西方经济学是研究在市场经济制度下,稀缺资源配置与利用的学科。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随着社会经济实践的不断发展,理论体系日益庞大,授课内容覆盖面广,涉及知识多,课程难度较高。除此之外,对逻辑推理的要求也较高。由于此课程的主要内容是由几百年来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在经济理论上的杰出贡献综合而成,理论体系宏达,并且不同的章节中理论之间存在递进性,推演性强,因此对学生要求高,需要始终全神贯注。因此课程本身对于低年级的学生来说,难度比较高。
根据在教学过程中的观察,真实情况并不理想。有一部分学生由于课前没有预习,或者课后复习时间不充足,在某章节学习中产生了困难,继而会选择放弃或者跳过。当前面的理论没有学习好时,后面的理论因为前后理论的依次递进关系,就会变得更难理解和掌握。久而久之,无法理解的东西会越来越多,便在学习上失去了信心。
(二)课程的实用性相对缺乏
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西方社会的市场经济,其教科书上讲述的例子大多是西方社会的经济现象。而我国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之中,许多现实的经济现象不同于西方社会。因此,许多学生觉得西方经济学离我们很远,从而失去学习的兴趣。
另外,作为纯理论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对于刚进大学的学生来说显得有些抽象,尤其是在微观经济学部分,大量的经济模型与理论部分,相对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三)难以协调应用教学手段
传统的理论性课程主要以老师讲解为主,由老师帮助学生树立规范的学习方法,在这一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以帮助学生后期的学习,以及其他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按照这一传统的教学方法,课堂难免会出现沉闷的状态,学生也会表示需要加入应用型的知识以更好的理解知识与活跃气氛。
伴随着现代教学手段的改革,经济学的课堂也加入了多媒体的使用。根据前面的介绍,西方经济学的课程除了重要的理论模型之外,还需要大规模的数学推演。如果把全部过程都通过多媒体展示,优点是可以通过图文并茂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对教学产生兴趣,随之而来也有难以避免的缺点,即没有老师亲自示范理论的分析与公式推导过程,学生通常无法很好的理解经济理论的形成思路。因此在传统的教学方式与现代教学方式中,需要做出协调。
四、提高目前教学应用性的几点设想
(一)介绍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最根本的是提高学生的兴趣和活跃程度,“兴趣是最大的老师”,如果学生对目前的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才能驱使他们自觉地学习和研究自己的专业课程。经济学又是一门理论与实际联系相当紧密的科学,并且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步的演变,并随之产生一些新的理论和词汇。在讲授理论知识的同时介绍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引导学生的经济学思维。另一方面可以保持与前沿科学的紧密性,从而扩展教师队伍自身的素质。例如当一些经济学的学生或者当今的年轻教师群体,在他们学习GDP这一概念的时候,还没有提出绿色GDP这一概念。随着社会发展,这些学生己经毕业进入社会,环保问题越来越重要,并且逐步进入了经济研究者的视野,绿色GDP概念就自然而然的被提出来。如果在学习期间教师用了探究的教学模式,引入介绍这些新的进展,那么接受过这样的训练的学生将更容易理解GDP的概念,并且很快地、自然而然地学会在考虑经济问题时加入环境保护这一因素。如果只是靠知识的灌输,那么学生在遇到新问题目的时候,往往对如何解决这些新问题上显得茫然不知所措。
(二)联系实际,引进案例
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案例是不可或缺的。实际上,各类经济学教材或专著中也不乏非常经典的案例。有些原理通过这些案例的分析,变得简单明了,通俗易懂。例如,著名的科斯定理,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牛群到毗邻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来阐述;外部性原理则可以通过米德的“蜜蜂与果园”的例子来阐述;公共物品则可以通过“灯塔”的故事来阐述。这些例子已成为经济学中经典的例子,具有了不可替代性,给经济学留下一个永恒的传统,使经济学诗意盎然。但是,仅仅分析这些经典案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把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本土经济相融合,适当地引进一些现实中的案例以及贴近现实生活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解释,例如引用“谷贱伤农”的现象来解释市场的供求关系,以及不同弹性的商品产生的不同供求变化。这是因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会运用所学的原理来分析解释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并帮助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或者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政策建议。
在案例教学过程中,针对西方经济学中不同的原理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有的则可以从现实情况着手,一步一步分析,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这种过程可以由老师和学生一起互动完成。有的则可以先阐述原理,然后让学生分析现实案例,这样通过从具体到一般或者从一般到具体的演绎与分析,可以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三)合理调整考核方式
目前我国的教育体制仍然为应试教育,对于从中学进入大学的学生来说这种应试感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另外,大学中现有的考核方式,期末卷面考试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现行考试方式仍然以开卷和闭卷考试为主,尤其是闭卷考试,缺乏对实践能力和学习过程的考核,使学生的学习目标产生扭曲,为了考试而学习,而忽略了对知识真正的理解和吸收。
西方经济学核心理论课的知识,是学生学习后续专业课的基础,所以应该重视这些课程的学习,更应该重视教学与考核方式,关注学生的学习效果。闭卷的考试方式侧重于考察学生对知识的全面掌握,尤其是重视基础知识,让学生熟记知识点,为以后学好专业课打下基础。但是,教师也应重视学生的平时成绩,认真记录学生的平时的表现,并实施教考分离,合理分配平时、期中和期末分数的比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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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从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及其原因分析入手,结合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根本目的的认识,探究了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立的根源所在,提出了对待西方经济学以及坚持和发展经济学的应有态度。
0引言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学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学说,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简单化的观点则认为,以稀缺资源配置为内容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真正的现代经济学。那么,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关系?
由于价值论在经济学中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我们的讨论先从价值论的变迁谈起。
1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
经济学中种种不同的价值理论的分歧和对立,就其主流而言,可以归结为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对立。
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而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首创。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人类财富是人们用劳动适应人的需要改造自然得到的。他们的这种观点,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做了系统的表述,其成果是世界公认标志政治经济学正式诞生的名著《国富论》。他在这部书中指出:“每个国家的国民每年的劳动是供给这个国家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劳动是为购买一切东西付出的初始价格,是原始的购买货币。最初用来购买世界全部财富的不是金或银,而是劳动——但古典经济学家并未严格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价格),亚当·斯密第一个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明确指出,交换价值的大小不取决于使用价值,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劳动是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他所说的劳动有时是指购买的劳动,也即交换得到的劳动,有时是指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他认为两者是等价的,是无区别的。更为矛盾的是斯密在进一步讨论价值构成时又背离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人决定,并把工资、利润、地租称为商品价值的三个源泉。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克服了斯密关于价值源泉的二元论局限,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雏形。李嘉图坚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大小,甚至提出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不是实际耗费的个别劳动,而是社会必要劳动。但由于他未能区分劳动与劳动力以及价值与生产价格,所以无法解决等价交换形式下利润的产生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这两个矛盾,从而导致李嘉图学派的最终破产。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李嘉图的学说,一方面明确指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另一方面正确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并使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从而克服了那两个矛盾。
效用价值论是尔后西方经济学对抗劳动价值论的主流。以1871年“边际革命”为界,此前的效用论主要是客观效用论,此后则演变为主观效用论。无论是哪种效用价值论,都是主要从需求方面研究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经济理论,只能说明人们对财富的主观评价,无法说明财富的来源和增长。客观效用价值论强调的是商品本身的效用(使用价值),主观效用价值论强调商品价值的本质是人的欲望及满足程度,并且将这种欲望满足程度归结为个人对物品效用的主观评价。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价值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便是由马歇尔完成的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的融合。在马歇尔的学说中,价值、交换价值、价格都是等同的,因此他的价值论就是价格论。他所说的价值或价格指的是一种均衡的状态,其价值指的是均衡价格。这种理论不区分劳动产品和非劳动产品,把价值等同于供求决定的价格,只承认有价格存在,不承认有不同于价格的价值存在。它认为,就市场经济中商品财富的生产来说,成本是供给后面的原动力,而效用是需求后面的原动力,二者通过供求的波动,共同决定了财富的价格即交换价值。生产成本和边际效用是供求规律的两个构成部分,它们的作用可以和剪刀的双刃相比拟。研究商品财富的价格是受效用支配,还是受生产成本支配的议论等于研究剪刀以上刃裁纸或下刃裁纸的议论。
自马歇尔实现了价值论与价格论的合流,以及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的合流以后,原先意义上的独立于价格论的价值论便不复存在了,从此价格论的讨论代替了价值论,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也就成为此后西方经济学价值—价格论的基础和出发点。20世纪30年代后,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价值—价格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强化了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双重合流的趋势,形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地位的价值—价格论传统。
总之,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关于价值论的认识是这样展开的: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主流,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支持西方经济学长达一世纪之久;而后是效用价值论成为主流,以1871年“边际革命”为边界,此前以客观效用价值论为主流,此后则以主观效用价值论为主流;再后是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为主流,即在综合主观、客观效用论的基础上,实现了价格论对价值论的替代;再后便是当代学者在马歇尔价值—价格论基础上的进一步补充和发展。
2价值论变迁的原因
(1)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的100多年里,以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劳动价值论能够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价值论,最为根本的历史原因在于两方面:
第一,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资本主义制度应不应当替代封建制度,还是有待证明的命题。因此,经济学家必须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即必须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公正。要说明其公正,就要说明它是平等的。为什么平等呢?因为它贯彻的是等价交换的原则,而等价交换的基础就是价值。所以,价值论的讨论便与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义性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那一时代的经济学的热点命题。
第二,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时代,是自由竞争的时代,资产阶级面临的最主要的敌对力量是封建地主阶级,因而要联合无产阶级共同对抗封建地主阶级,在价值论中就不能不对无产阶级活动的合理性给以部分的承认,这种承认的集中表现就是承认劳动创造价值。但是他们对无产者劳动的正义性的承认仍是有保留的。这从斯密既提出劳动价值论又同时提出了三种收入决定价值论中可以看出。这一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提出劳动价值论,根本目的在于证明资本雇佣劳动制度的正义性、合理性。
(2)为什么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的价值论,会由劳动价值论转向效用价值论,并进一步以价格论替代价值论呢?
第一,斯密的价值论的双重性。斯密既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又同时提出了三种收人决定价值论,二者的统一在于斯密认为无论是劳动,还是利润、工资、地租三种收人,都是成本,正是这种成本决定并构成商品的价值。不同的是,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构成商品价值的主要成本不同,原始社会的主要成本是劳动,而资本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劳动价值论就要让位于收入决定价值论。显然,斯密的成本(收人)价值论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论证资本和地租存在的合法性,根本目的是为资本的存在,为资本存在的合理性、正义性进行论证。
第二,李嘉图学派的破产。李嘉图坚持一元的劳动价值论,指出地租不过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剥削,这固然为反封建提供了有力的经济学理论根据,但他的一元劳动价值论也同时意味着否定资本本身的合理性。因为如果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那么资本所获利润也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剥削。再加之他解释不了经济现实中价格与价值背离的实际现象,从而导致李嘉图学派的破产。这直接导致了主流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向客观效用价值论的转变。
第三,边际革命使得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主流价值论地位被取代。原因在于19世纪后期经济危机的反复出现,使得人们不仅怀疑客观效用价值论所主张的生产自然创造需求,因而供求会自然均衡的主张,而且进一步怀疑资本主义制度是否是和谐的、合宜的制度。这就要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论证。因此,他们对需求问题,对需求与供给的均衡问题便不能不给予特别的关注。相应地,在价值理论的研究上,自然便把人的欲望及欲望的满足程度提到极为重要的位置,甚至归结为价值的本质。目的是要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有价值的,是正义的、合宜的,因为它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人的欲望,并使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达到和谐均衡的状态。可见,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主流价值论地位被取代的根本动因也还是出于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需要。
第四,马歇尔的新古典综合价值论代替边际效用价值论。如前所述,马歇尔的价值论是对客观效用价值论和主观效用价值论的综合。这种综合之所以可能,在于客观效用价值论和主观效用价值论本质上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正义性申辩的,其学说的阶级性和使命使之有可能被加以综合。当然,之所以能够被综合,还包括它们在理论的某些共同点和分析方法上的某些共同之处。马歇尔的价值论实际上是均衡价格论,从此当代西方经济学者关注的热点从价值论向价格论转变。深刻的历史原因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牢固地取得了统治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要论证如何运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才能使经济资源配置更有效。因此,重要的不再是价值命题,不再是讨论资本主义有没有价值,不需要通过论证资本与价值源泉的关系去证明资本的正义和存在的必然。重要的是怎样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从而证明其制度的有效和优越,而这种有效和谐的运行状态,恰恰是被概括为均衡的状态。所以,均衡价格的讨论替代了价值论的讨论。这种替代,实际上是从回答为什么要选择资本主义制度转变为回答怎样运用资本主义制度。
可见,西方经济思想上,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到效用价值论,从客观效用价值论到主观效用价值论,从效用价值论到综合的价值—价格论,其主流地位演变的根本逻辑线索,是遵从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正义性、有效性、和谐性论证的需要。这是西方经济学为什么研究价值论的根本使命所在。据此,我们可以说,一切经济学,一切经济学家研究价值论,根本目的都在于为其所代表的阶级以及所要求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和正义性申辩。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论的使命如此,马克思的价值论使命同样如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究竟要说明什么
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是商品之间的共性,是交换价值的实体。他从抽象劳动中发现了商品世界的普遍联系,把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作为把握商品经济基本规律的基本范式。
价值本身呈现着一种经济关系,价值是抽象劳动的凝结,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物质运动,而是社会经济关系的运动。所以,我们哪怕把商品捣个粉碎,也找不到价值的“原子”。所以,商品作为对象不仅是人和物的关系,更是人与人的关系的体现。
《资本论》正文的第一句话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商品的价值形式是深人把握商品世界运行规律的根本。“商品的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对它怎么办。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如果我们记住,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用说,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最后,马克思进一步写道:“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它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
马克思的这类论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是到处可见的。这些论述力图说明,价值本质上决不是生产活动永恒的自然特性,而是社会关系,是围绕劳动这种活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
可见,马克思把价值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历史关系,通过这种归结,马克思在价值观上告诉我们:一方面,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因此一切不劳而获,无论是通过资本私有还是通过土地私有来占有价值都是对劳动的盘剥。另一方面,马克思在价值观上告诉我们,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采取自发的人本身不能控制的、异化的形式实现,本来是人类劳动生产的,但却表现为人不能支配却反而受其支配的方式,人们劳动要通过间接交换来证明其价值,这本身就是人的经济活动的某种异化,是不合理的。之所以有这种历史的扭曲,是因为存在私有制,在社会分工条件下的私有制割断了人们生产的直接社会联系,人们生产的社会性表现为迂回间接的外在过程,要克服这种异化,最根本的在于消灭私有制,一切与私有制直接相联系的商品价值、货币、交换关系都是一种历史的扭曲,因而从发展趋势上,从人类理想社会的价值取向上,私有制最终是要取消的。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所昭示的是对商品关系和市场交换的根本否定。
4小结和启示
(1)从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及原因的分析,以及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根本目的的总结,
使我们看到,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价值论的历史使命不同、分析的目的不同,因而是根本对立的。而经济学中不同阵营的对立,重要的不在于其具体分析工具和方法上的差异,而在于其分析背后的价值观的不同,也正因为如此,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其价值理论上形成了尖锐对立。
(2)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西方经济学呢?显然那种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对于西方经济学我们不能持盲目崇拜、全盘接受的态度。因为,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它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体现着资本主义经济中当事人特别是资本家阶级特殊的价值观和利益要求。因此,我们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学习和借鉴,要以为指导,更加全面、及时和深人研究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借鉴和吸收其中合理的和有用的因素,识别和批判其中错误的成份,提高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分析和借鉴的水平。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著,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著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关键词:边际分析 边际效用 作用
一、边际的含义
经济学中的边际指的是因变量随着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的程度,即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因变量会因此而改变的量。边际的概念植根于高等数学的一阶导数和偏导数的概念。在经济学中根据不同的经济函数, 我们可求不同的边际。如边际成本、边际收入、边际效用、边际消费、边际储蓄等。
二、边际分析特点及对经济学发展的作用
边际分析是马歇尔二百多年前创立的, 它告诉我们人们在作决策的时候, 除了应用绝对量作决策参数外, 更应该运用增量参数进行决策。这种方法有以下几个特点:1.边际分析是一种数量分析,尤其是变量分析,运用这一方法是研究数量的变动及其相互关系。这一方法的引入,使经济学从常量分析发展到变量分析。2.边际分析是最优分析。边际分析实质上是研究函数在边际点上的极值,要研究因变量在某一点递增、递减变动的规律,这种边际点的函数值就是极大值或极小值,边际点的自变量是作出判断并加以取舍的最佳点,据此可以作出最优决策,因此是研究最优化规律的方法。3.边际分析是现状分析。边际值是直接根据两个微增量的比求解的,是计算新增自变量所导致的因变量的变动量,这表明,边际分析是对新出现的情况进行分析,即属于现状分析。这显然不同于总量分析和平均分析,总量分析和平均分析实际上是过去分析,是过去所有的量或过去所有的量的比。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各种因素经常变化,用过去的量或过去的平均值概括现状和推断今后的情况是不可靠的,而用边际分析则更有利于考察现状中新出现的某一情况所产生的的作用、所带来的后果。
边际分析法在1870年代提出后,首先用于对效用的分析,由此建立了理论基础——边际效用价值论。这一分析方法的运用可以说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的革命,具体说它的意义表现为:
1.边际分析的运用使西方经济学研究重心发生了转变。由原来带有一定“社会性、历史性”意义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纯粹研究如何抉择把有限的稀缺资源分配给无限而又有竞争性的用途上,以有效利用。2.边际分析开创了经济学“数量化”的时代。边际分析本身是一种数量分析,在这个基础上,使各种数量工具线性代数、集合论、概率论、拓扑学、差分方程等,逐步渗入经济学,数量化分析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特征。 3.边际分析导致了微观经济学的形成。边际分析以个体经济活动为出发点,以需求、供给为重心,强调主观心理评价,导致了以“个量分析”为特征,以市场和价格机制为研究中心的微观经济学的诞生。微观经济学正是研究市场和价格机制如何解决三大基本经济问题,探索消费者如何得到最大满足,生产者如何得到最大利润,生产资源如何得到最优分配的规律。4.边际分析奠定了最优化理论的基础。在边际分析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从理论上推出了所谓最优资源配置,最优收入分配,最大经济效率及整个社会达到最优的一系列条件和标准。5.边际分析使实证经济学得到重大发展。研究变量变动时,整个经济发生了什么变动,这为研究事物本来面目、回答经济现象“是什么”问题的实证经济学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从平均分析进入到边际分析, 是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一个重大发展和转折, 意义十分重大它表明数学对经济学的渗透迈出了重大一步。希克斯1946年的《价值与资本》与1947年萨缪尔逊的《经济分析基础》全面总结和发展了边际分析阶段的研究工作, 使边际分析达到顶点, 从而成为经济学史上的两部名著边际分析阶段, 形成和发展了一大完整的微观经济活动行为理论, 提出了一般经济均衡问题, 建造了一般经济均衡的理论框架, 创立了当今的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垄断竟争理论及一般经济均衡理论的数学基础,因此 边际革命的影响是深远的。三、边际分析在经济分析中的两个简单应用
1.应用实例:最佳产量的确定
(1)不计税收下,最佳产量的确定
结论:利润在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时的产量水平上达到极大值。此时的产量水平称为最佳产量水平。
例1 某食用油生产厂的收人函数R()=6140-302(元),成本函数C()=102+60+1200(元),其中为每周产量(单位:吨), 求最佳产量和每周预期利润。
解:由已知边际收入R‘()=6140-60,边际成本C’()=20+60, 由上结论有:6140-60=20+60解得=76,即每周最优产量76为吨,预期利润为L(76)=R(76)-c(76)=219040元。
(2)赋产量税后, 最佳产量的确定
例2:在例1的已知条件下,若每吨产量缴纳t元产量税,求最佳产量和每周预期利润。
解:由已知吨应缴纳 元的税。则该厂利润为:L()=R()-C()-t
由前面结论可得最佳产量为边际利润为零时的产量。即由L’()=0, 解得:。
这样产量税将影响最佳产量水平, 当然对预期利润也有影响, 且赋税越高, 最佳产量水平越低。
2.应用实例——确定白酒储存期
例3 假定有白酒100吨,现价8元公斤,多陈一年可增值2元/公斤,贮存费每年10000元, 因贮存酒积压资金引起机会成本每年增加105p.r,(其中105为酒的贮量,p为当年白酒价格,r为利息率,且假定r=10%),那么这些酒须储存多久效益才最大呢
分析:假设须贮年才最佳,由已知可得如下函数关系;
(1)年增加的总收人函数R()=105×2=2×105(元)
(2)年增加的贮存总成本C()=10000+×105×10%[(105×8+2×105)/105]=90000+200002(元)
(3)年净增利润函数L()=R()-C()=2×105-(90000+200002)=110000-200002
此时边际收人R’()=2×105,边际成本C’(×)=90000+40000
因为当R’()=C’(×)时利润最大,所以有2×105=90000+40000,即=2.75(年)
由于驻点唯一,故只有当储存期为2.75年时,企业才能获得最佳经济效益,其最大净增利润为151250元。
由上进一步表明边际分析这种以微积分为工具,以经济现象为内容的数学分析方法已深深融人到了经济学中,并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资本论》; 意义; 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 结构
【中图分类号】G643.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3-8500(2012)12-0075-02
1学习《资本论》的意义
《资本论》不仅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经典著作,而且也是全部经济学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它是马克思在深入研究已有的经济理论成果,特别是古典经济学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作的。学习和研究《资本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1研究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现实问题: 《资本论》对早期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生产方式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研究。从商品的二重属性入手,运用科学抽象法,逐渐深入到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本质,进而论述了劳动价值论。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把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和阶级对立展现在读者面前。再通过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还原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指出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利息等式怎样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的。
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早期资本主义的一些经济现象,而资本主义经过100多年的发展,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已经很不相同,所以西方有些人认为《资本论》已经过时了。但最近几年,特别是08年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学者和政府重新开始重视对《资本论》的研究,认识到马克思所阐述的基本理论和原理对于研究和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现实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2进行深刻严密的经济学思维训练: 从事经济学研究,分析解决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离不开深刻的经济学观察力。要取得这种观察力需要经历深刻严密的经济学思维训练。[1]学习《资本论》,我们不仅是要学习其中的理论知识,更是要训练经济学思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经济理论的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逻辑和数学推导,通过对《资本论》的学习,读者跟随作者的思维,会使我们逐渐养成这种严密的思维习惯,对于我们学习其它的经济学知识和进行经济学的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2.1马克思的论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2.2学术界的不同理解: 对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没有取得统一的看法。主要的争议来自对“生产方式”的理解。通常我们讲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但《资本论》中用的“生产方式”的概念,与通常意义的生产方式并不一致。这里的“生产方式”,可以是生产的技术方式,也可以是生产的社会方式。基于此,学术界对生产方式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1)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2)它是最基本的、基础性的生产关系,是直接生产过程的生产关系,即狭义的生产关系;(3)它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如胡钧认为应把《资本论》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属于生产方式范畴的劳动方式、生产方法……恰恰是马克思的本意;(4)它是介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独立经济范畴。
对于经济学和传统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区别,很多者认为:着重研究了经济的一些本质的关系,而所谓正统经济学只研究了经济的一些现象形态,即层次不同论。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研究的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发展变化的规律,而正统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和市场经济的日常运行机制。对于这一问题,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社会经济活动存在二重性:一是物质生产问题,二是社会交往或经济关系问题。樊纲认为经济学和传统西方经济学对这两方面都有所研究,但它们各自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西方经济学重点研究的是经济活动中的物质生产问题,即如何对有限的资源进行配置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经济学重点研究经济关系问题,即经济活动中人们相互间历史地发生的社会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原因和规律。
3《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4现实意义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和财富增长,不仅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论证,而且对经济现象背后人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随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变,资产阶级经济学逐渐倾向于对经济现象的论证,对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本质问题却不做分析。从W.S.杰文斯开始,逐渐用“经济学”来代替“政治经济学”,认为这样更符合学科的对象和主旨。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回归,使经济学理论重新回到研究经济关系本质上来。《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经济关系的分析,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看到了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必然规律。虽然在解决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时,应着重对经济变量的数量关系进行论证,但是要把握经济活动的发展规律,就必须分析经济活动的本质。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也是为何马克思要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3]张衔:《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专题研究讲义纲要.2007年
注释:
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 二次调节 所有制改革 转型发展 道德调节
引 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对中国农业经济学有重要影响的三种农业经济理论
目前对中国农业经济学影响较大的理论大致有三种:一是由前苏联农业经济学教科书演变而来的中国农业经济学,也被称为“传统农业经济学”;第二种是以美国的农场管理理论和西方农业理论为代表的西方农业经济理论;第三种是二战以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中的农业理论。
所谓的“传统农业经济学”是在中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中国农业经济现象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形成的。从形成的渊源上看,它有两个理论来源。一个是来自前苏联的农业经济学,这是以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融进了前苏联农业政策解释。到20世纪50年代己经演变成了一个教条体系。第二个渊源则来自中国经济建设政策的诠释,是在中国农业政策寻求理论解释过程中对引进的理论的改造结果。“传统农业经济学”就是这个体系较常用的称谓。
也正因为这个体系有上述两个主要的理论渊源,所以,这个体系理论形式上一方面注重理论的逻辑演绎,注重从“经典”出发进行理论的推演,表现出极强的思维理性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偏重于对现行政策的解释,这种解释往往又与己有的理论严重脱节,显得十分牵强而缺乏理性。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几乎贯穿了传统农业经济学体系的全部,成为它的一个主要特征。
另一个对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农业经济理论是西方的农业经济理论。作为现代农业经济理论,它是近二十年才引入中国并发展起来,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该种理论基本上是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具有强烈的经济理性。就其理论本身而言,它由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以美国的农场管理理论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微观理论。这种研究是以既定的宏观农业政策为前提,立足于农业微观行为的研究和分析,致力于农业企业(农场)的微观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西方农业经济学的这种微观研究己经有越来越多的微观管理理论渗透其中,出现了与管理学理论合流的倾向。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农业政策的研究者更多的是理论经济学者,也就是说,农业的宏观经济理论在西方己经融于一般的经济理论之中,任何农业经济政策的研究都是以更大的经济系统的运行状况为背景,而农业经济理论只是理论经济学的一个内容或方面。所以,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中,没有相对独立的农业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第三个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有重大影响的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的开发与发展为目标,用西方的经济理论和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増长与发展,并在这个研究过程中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学领域。严格地说,发展经济学是一个“理论群%它是由众多学说集合而成的。在发展理论中,农业经济理论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为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是不发达的农业国,农业在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份额。研究这些国家的经济増长与发展,不可能不以农业的増长与发展为其开端和立足点。发展经济学是西方经济理论系统中的一个内容,它的理论源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又直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发展经济学的进展己经越来越多地引起发展中国家农业理论研究者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经济学越来越多地与其他相关学科融汇在一起。西方学者在研究发展问题时更倾向于使用“发展理论’,他们主张将经济开发与社会进步的研究融于一体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视角研究经济开发,成为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其他相邻学科一如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对发展问题的积极介入,引致发展理论在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上的创新,使发展理论的研究进入了微观领域所提出的宏观政策主张更注意其微观基础和可操作性。
二、三种农业经济理论的评价
对经济理论的评价如果离开了特定的背景、目标和准则,评价将不可能科学地进行。对三种农业经济理论评价的目的在于探索中国农业经济理论发展趋向和路径,这个探索应该植根于中国现实的经济运行和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因此,对这三种农业经济理论评价也是立足于中国经济的现实和中国的文化价值观。这个评价应该在三个层面上的进行:理论的目标、研究方法和经济学的价值观。
“传统农业经济学”是建立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之上的,受到政治经济学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强烈影响。因此,它作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将注意力集中在建立新的农业经济体系,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探索。这个探索因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而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50年代初,中国从前苏联引进经济学理论以及原封不动地复制过来,并在以后的本土化过程中不断地被强化和走向极端。相反,苏俄时期那些有价值的农业经济理论,如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理论(或被称为小农经济理论)却从未为中国的农业经济理论研究者们所关注。因此,中国农业经济理论探索从开始就进入了一个人为的误区,这个探索除了人为的设置了许多禁区外,在研究方法论上也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即从“经典著作”中找到既定的“最优解”,然后设法寻求达到这个最优解的路径,而从根本上忽视了这个‘最优解”的基本前提。在这种方法论引导下的理论探索,只能越来越远地脱离中国农业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不可能对中国农业经济运行作出准确的描述、分析和判断,最终必然远离中国农业经济理论研究的目标。
中国农业经济之所以在50年代能迅速地接受前苏联的农业经济理论,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固有的平均主义特质是一个重要原因。前苏联的农业经济理论中突出的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和中国传统的平均主义价值观有较高的一致性。前苏联的经济理论在中国没有遭到任何排斥和抵抗,价值观的暗合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潜在功能。
“传统农业经济学”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到今天己经具有了更多的政策解释倾向,这种越来越强的政策解释和政策解释取向,使中国农业经济理论陷入停滞和封闭,日益脱离作为其母体的理论经济学的发展。
西方农业理论(在中国被称为西方农业经济学)是以西方理论经济学为基础的,它甚至没有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逐渐完善起来的。也就是说,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是在解决其工业化的问题中完善起来的。因此,西方的经济理论从其开端即具有较广阔的视野,它随着国民经济的一体化逐渐将其理论延伸的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在西方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由于较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一体化过程,很少有前苏联和中国这样的条块分割的经济现实,所以,不可能有相对独立的“部门经济学”如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但却不乏将一般的、抽象的经济理论运用于部门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西方的农业理论就是以一般的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研究框架,它就是理论经济学的一部分。
在西方的农业理论被引进中国时,人们往往愿意农业经济理论的时候,斯大林模式的农业经济理论被将西方的农业理论“拿来”直接解释中国的农业经济现实,企图在这种解释中完成对传统农业经济学的改造。这种努力多归于失败。在传统的思维模式引导下,将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一个部分的农业理论割裂出来作为“西方农业经济学”学习和应用是不可能收到预期效果的。
效率优先是西方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不可能不影响西方的农业经济理论和农业微观管理理论。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经济学领域曾发生过的关于“公平与效率”的讨论,其实质就是传统经济学面临西方经济学大举“入侵”时的一种必然的、本能的反应,即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与效率”的讨论。在研究的技术路线上,西方的农业理论更倾向于用实证的方法,以效率为目标去选择技术途径,而不是企图用制度去创造技术。
发展经济学沿袭了西方经济理论的基本方法。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同样表现出强烈的经济学理性,这种经济理性以西方的价值观为基础。所以,在早期的发展经济理论中蕴涵着根本的、甚至是致命的矛盾,即价值冲突。这种冲突在发展理论切入了发展中国家较深层次问题时就凸现出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发展理论引导下,虽然获得了短暂的经济増长,却付出了沉重的社会发展代价,最终延迟了经济増长。
早期发展经济学是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经济结构的研究,而没有进入微观领域。这种研究其实是以发展中国家具有与发达国家相同或相似的微观结构为隐含前提的,这个前提下的宏观研究提出的政策,在发展中国家也许能畅行一时,但在进入更深层的经济领域涉及到社会、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等领域时,这个经济理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发展经济学一旦进入了发展中国家微观经济结构,立即强烈地意识到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研究,仅仅有经济学的理性是不够的。经济学的理性可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结构规律,但在结构的深处,却可能遇到诸如价值观这样的非理性因素的强烈抵抗,这是经济学的理性无法逾越的,也不能要求经济学的理性具有解释和消融这种非理性因素的扰动的能力。所以,现展理论的外延远远超过了“发展经济学”所能覆盖的范围。影响经济増长与发展的诸多非理性因素进入了这个理论的视野,强调基本价值观的融合在经济増长与发展中的意义;注意非经济行为对微济増长和发展的拉动或阻碍等等,这些都引起发展经济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发展理论的这种变化,己经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产生了微妙的影响。近年来,中国的农业经济学者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农村微观社会的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増长和发展关系,“农业经济学”己经悄悄地演变成为“农村经济学”。
与此同时,发展理论的研究方法也有了许多变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如边际分析在发展经济学中的统治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但是,现展理论除了一如既往地使用经济学的经典方法外,越来越多邻近学科的方法论被吸收成为发展理论方法论体系的内容。其中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对社会结构研究的方法大量地被经济学研究者吸收,用以在微观和宏观的层面上研讨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互动关系。这样,发展经济学在进入微观领域后就突破了经济学的传统边界,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相融合。这种方法论上的突破己经影响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学者,从而对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带动中国农业经济学全面突破旧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
三、中国农业经济理论未来的展望
传统的农业经济在过去20中己经逐步地开始了对自身的理论改造。这个改造过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将农业经济作为国民经济整体的一个产业部门,农业经济学逐渐成为产业经济学的一个部分,农业经济学也因此渐渐融入理论经济学之中;②将农业经济现象与农村社会结构结合在一起研究,农业经济学的研究逐渐由过去的“部门经济学”演变成为区域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渐渐地演变为农村经济学;③由政策解释功能转变为政策研究功能。
(1)农业经济学融入理论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经济。在旧的条块分割体制下,特别是50年代以来形成的二元经济格局中,农业经济的运行相对地独立于其它经济部门,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在对这种具有相对独立性、封闭的农业经济运行过程的解释中形成的传统农业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和封闭的研究方法。这种传统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研究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虽然如此,现代经济学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己经很深入的影响了传统农业经济学,并逐渐地改造了它,农业经济学作为现代产业经济学的一个部分正在融入现代经济(2)由部门经济学向区域经济学转变。传统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按国民经济部门的分工来划分的。这种学科划分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条块分割的经济运行状态是一致的。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这种条块分割的局面被冲破,农业经济的研究对象被扩展为农村经济。传统农业经济学要继续解释农村经济的新情况,就必须改变旧的研究框架,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在对改革过程的不断跟进和解释中,逐渐朝具有区域经济理论特征的方向演变。
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3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3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3。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