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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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 范式的本义与本质； 方法论阈限； 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2）01－0008－05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这一命题的提出，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坚持30多年方法创新的产物，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视界正在拓展和深入，预示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学科建设将会出现新的繁荣和进步。然而，由于范式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是“舶来品”，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很多人目前对它还缺乏切实的了解，在理解和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这一命题、特别是在此命题下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转换”的主张时，容易产生误解和误用，故而考查范式的本义与本质及其方法论阈限，是必要的。

笔者通过研读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及其它相关著述发现，讨论范式之本义、本质及其方法论阈限的问题，首先需要明确两个逻辑前提。

第一个逻辑前提：明确范式的对象本是人类（准确地说是西方人）自然科学研究史，亦即自然科学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轨迹，是“人们用批判的眼光对科学在社会中的功能进行审查”［1］的产物，属于狭义科学学的对象范畴。①而在我国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学者看来，科学学是把科学技术的研究作为人类社会活动来研究的“（钱学森语），其使命在于”研究当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所发生的作用，研究它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意义“（于光远语）。［2］

第二个逻辑前提：明确自然科学研究发展史有别于自然科学发展史的界限。自然科学研究史是“关于自然科学的科学”的发展史；自然科学发展史，所指则是具体门类的自然科学亦即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论说的“常规科学”或“成熟科学”的发展史。就是说，范式虽然广泛涉猎自然科学发展史，但并不是自然科学本身。因此，若是按照语义学要求，范式的完整语形应为“自然科学研究范式”。

托马斯·库恩之前，自然科学家们关注的主要是其在场的门类科学即“常规科学”的发展史，一般并不关注科学研究发展史，范式被发现填补了这项空白，它是库恩在20世纪对科学史和科学学研究作出的重大贡献。

20世纪末，托马斯·库恩提出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随同科学学传进我国，很快广泛出现在自然科学和科学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成为一个使用率很高的新概念和新方法。然而，不少人对范式的学科属性却不予应有的关注，以至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可否和当如何“借用”范式、实行“范式转换”这种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也因搁置唯物史观方法论原理而处于“说不清，道不明”却又振振有词、各行其道的状况。

由此观之，将范式置于唯物史观方法论视野之内进行原典性的考查和分析，进而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借用”范式的基本理路，无疑就是每一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之“共同体的成员”所“共同拥有”的历史使命和职业责任。②

一、从范式发现看范式的本义

什么是范式？回答这个“定义”性的问题，需要从范式发现说起。发现范式，缘于托马斯·库恩对自然科学史的精到考察与缜密思考。这可以从库恩以“历史的作用”为题安排《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绪论（第一章）看得很清楚。在该书第二章“通向科学之路”中，托马斯·库恩说他在对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考察中，发现自然科学的进步得益于一次次的“科学革命”，“科学革命”就是科学家的“共有范式”或“一个基本单位”。他在考察光学研究发展史后指出：“物理光学范式的这些转变，就是科学革命，而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外一种范式的过渡，便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3］不难看出，库恩在这里把范式的形成和他的范式发现归结于他对“科学革命”之意义的历史考察。

托马斯·库恩在为《科学革命的结构》作的自“序”（1962年6月）中，具体叙述了他发现范式的机缘和过程。他十五年前做理论物理学研究生的博士论文期间，“有幸参加了一实验性的大学课程，这是为非理科学生开设的物理学，由此而使我第一次接触到科学史。使我非常惊讶的是，接触了过时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竟使我从根本上破除了关于科学的本质和它所以特别成功之理由的许多基本观念”，包括需要把一些拥有“无人知晓”的作品的年轻人“置于科学共同体”的观念。在阐发这一观念时，库恩特别述及一些年轻人对他成功发现范式所给予的帮助，他称这种帮助是年轻人的“恩惠”。［4］在此笔者顺便指出：从科学史来看，托马斯·库恩对年轻人所持的这种谦恭态度，不仅是一种尊重后学的美德，也是一种崇尚科学的智慧，应当被视为任何（研究）范式结构“共同拥有”的一种“传统”。

范式发现的内在逻辑和学理基础，如库恩所说的，是“常规科学”或“成熟科学”在科学发展史上呈现的两面性。库恩发现，科学史上任何“成熟”的“常规科学”的巨大成就都具有鲜明的两面性特征。一方面，因科学的巨大成就而“空前吸引一批坚定的维护者”，维护和巩固科学“成熟”的内在特质；另一方面，又因科学的巨大成绩而“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为科学“革命”和创新提供了历史课题。库恩告诉人们：“凡是共有这两个特征的成就，我此后便称之为‘范式’”。由此可见，在库恩看来，科学发展对于自身的两面就是科学研究范式形成的内在逻辑和学理基础，所谓范式并不神秘，不过是“一个与‘常规科学’密切有关的术语”而已。［5］只要视范式为“对研究科学发展的学者来说是一个基本单位”，那么“常规科学与范式这两个相关概念就将会得到澄清。”［6］

通览《科学革命的结构》，库恩关于“什么是范式”所给出的“定义”不过如此，既似清晰又很模糊。实际上，仅从范式发现的角度来给范式本义一个定义性的界说是很困难的，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也并没有给出“什么是范式”的严格定义。这并不是托马斯·库恩的疏漏，而是合乎科学学和科学史研究者惯用的定义研究之“范式”的。科学学奠基者之一的J·D贝尔纳认为，给一概念下“什么是什么”的定义是很“刻板的”事情，可能“有使精神实质被的危险”。他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借用中国老子著名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哲学命题，开宗明义地指出：“对于科学或科学学，我们也无需下一个严格的定义”。［7］贝尔纳推崇的这种关于“定义”的方法见解，是适用对范式本义的界说的。

从本义看，托马斯·库恩发现和描述的范式不同于方式、模式和模型。库恩说：为了避免“可能误导读者”，不能以为“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他有些无奈地说：“在一定意义上，在我找不出更好的词汇的情况下，使用“paradigen”（范式）一词似颇合适。”同时他又明确指出，用“paradigen”（范式）一词也不能“完全表达”他的“范式”通常包含的意义”。［8］

库恩作这样的区分和申明是必要的。他的范式不是人们常说的方式，方式是具体的，多具可操作性，并且多是可以事先设定和安排的。他的范式也不同于模型或模式，模型、模式都是清晰的，确定的，一般是可以用语言描述和表达的，甚至是可以用线形（直线或曲线）图示的，用衡器来度量和测试的。而范式却总是模糊的、宽泛的、不确定的，一般只能“意会”它的真实存在而难以言表它的确切形态，所呈现的是一种经由人工作用促成的不确定的方式，一种经由人工作用却又是“自然形成”的不确定的因而是开放、动态的模型或模式。正因如此，如今的科学学、科学技术哲学将范式作为形上范畴摄入自己的体系。

概言之，范式作为描述自然科学研究发展史的方法论，推崇的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同拥有的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研究方式、话语体系”［9］之诸要素“结构”状态的真实存在及其重要性。范式本义关注的不是其“结构”要素的固定模式和一致性，不是强调唯有经由“科学革命”实现“范式转换”才能赢得“常规科学”的常态发展。这是范式的本义及其真谛所在。

二、范式的本质与范式“转换”

如上所述，要给范式本义下一个严格的定义也许是必要的，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范式本质上反映和描述的是自然科学研究发展真实存在的“自然历史过程”，一种由史而来并由当下而去的永不终结的“自然历史过程”。

在唯物史观视野里，社会历史发展总体上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恩格斯在给约瑟夫·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22日）中描述社会历史发展总体上的这种“自然历史过程”时指出：“我们自己创造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这个“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就是一定的经济制度及“竖立其上”的政治等上层建筑。“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总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10］

恩格斯在这里基于唯物史观描述的“自然历史过程”，是我们科学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规律和主轨迹的最高“范式”，无疑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适用于我们科学认识和把握一切科学研究发展史的规律与轨迹。

库恩范式所描述的自然科学研究史，既不是关于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文本记述史，也不是与文本记述史相关联的科学研究活动史，而是这两种“史”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社会历史因素交汇、整合而呈现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就是范式的本质。

在这种意义上理解和把握范式的本质，一要看特定的社会所能给予科学研究的“前提和条件”及社会已经提出的“社会功能”要求。二要看科学研究的范式传统是否存在面临“科学革命”而需要适时地给予调整、重组乃至转型或转向的必要，如果存在这种必要，那也不可轻率地倡导“转换”，而应当因势利导、凭借其“共同体的成员”形成的“合力”，顺乎“自然”地去实现。不然，就可能会违反科学研究发展的规律，违背“科学共同体”的集体意志，以及范式传统维护和遵循的共同的“理论框架”、“研究方式”、“话语体系”等。一句话，背离了库恩发现、描述和贡献范式的旨趣。对社会科学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的研究范式的理解和把握，更应当作如是观。

作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范式可以为人所认知和把握，因而可以“顺其自然”地促其丰富和发展，但一般不可以“人为”地“转换”。托马斯·库恩在科学学和科学史的意义上探讨过范式转换的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学术态度是积极又审慎的。在他看来，“科学共同体取得一个范式就是有了一个选择问题的标准，当范式被视为理所当然时，这些选择的问题被认为是有解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对这些问题，科学共同体才承认是科学的问题，才会鼓励它的成员去研究它们。”与此同时，对“其他科学关心的问题”或本学科暂时感到“太成问题而不值得花费时间去研究的问题”，加以“拒斥”。［11］库恩对范式“转换”问题所持的这种科学态度，是合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用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观点来看，范式所反映的“科学革命”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正如J·D贝尔纳“在通向科学学的道路上”所指出的那样：“某些因素的数量变化，导致不同质的产生。当我们开始认识科学发展的某种模式时，科学却又向前迈进了。”［12］

如前所说，范式的形成得益于“科学革命”，每当这样的“革命”发生时范式就面临“转换”。

但是，库恩并不轻言“转换”，更不刻意鼓动“转换”，范式“转换”不是他著述“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主要目的。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章“常规科学即是解谜”中甚至强调，任何科学研究的结果都是有意义的，科学家在“扩大范式所能应用的范围和精确性”的问题上，应当持“热情和专注”的科学态度，不可随意“转换”范式。窃以为，这种主张本身就应属于范式“结构”的一个要素。［13］

这是因为，“范式转换”的命题容易产生误解。从范式的本质来看，“转换”不过是范式发展演变的“自然历史过程”的一种表现，是其“自然历史过程”因由“科学革命”而需要调整方向和改变轨迹，实则是“转向”或“转型”。而从实际情况看，“借用”范式的人们对“范式转换”则多不这样看，他们所言说的“转换”是要“换药”而不仅仅是“换汤”。

从逻辑上来分析，视社会事物的发展变化为“自然历史过程”的转向或转型，是尊重社会事物发展规律的表现，而“转换”却是主观给定的“思想过程”，不一定合乎社会事物发展的自身规律。“转换”在“换”了事物外在的形状和发展方向的同时，也就可能会“换”了事物的内在结构和本质特性。③

由此看来，在正确理解和把握范式本质的前提下，如果说范式“转换”是必要的，那么慎言范式“转换”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三、范式的功能与方法论阈限

如果说，发现和描述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具有普遍的功能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论意义，那么在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则不然。这就是范式的功能和方法论阈限问题。

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基于适应“科学革命”的“转换”，反映的是社会发展进步对科学技术提出的丰富“社会功能”和优化组织方式的要求，其学说主张显然也不应生搬硬套到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科学领域。

范式的功能在于揭示和描述隐藏在自然科学研究发展史之中的规律，进而提出科学家共同体成员应遵循的共同理念和规则，实现规则与规律的统一。任何规律都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因而反映规律的规则也都具有普遍的认知和实践意义。范式所揭示的自然科学研究发展的规律，在一般性的意义上是否适应于我们揭示和描述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规律？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但须知，揭示与描述自然科学研究发展的和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规律的范式是不一样的，也不可能是一样的。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科学研究受社会有效因素的影响与力度同自然科学研究的情况不一样，不可能一样，也不可以一样。如果说，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形成和“转换”较多地受社会需求包括体现社会需求的国家意志（政策和策略）的影响和制约，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关涉经济、政治、法律乃至文化基本制度的研究，就更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家意志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干预和指导，其范式不能成为一种“科学共同体”或“学术权威共同体”的“利益集团”，即使这样的“共同体”是以“百家争鸣”的方式存在的。

由此看来，我们在理解和把握社会科学研究尤其诸如思想政治教育之类学科的研究范式的问题上，不应当在一般意义上抽象地借用托马斯·库恩提出的范式和范式转换的问题。

在库恩那里，范式转换就是科学革命，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是否亟待实行这样的“科学革命”，以至于在遮蔽和搁置基本原理的情势下实行这样的“科学革命”，是需要持极为慎重的态度的。因为，人可以认识和把握规律，创建和运用反映规律的规则，以发展和造福自身，却不可以创造和“转换”规律。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律与自然科学研究的规律有相通之处，但并不相同，反映两种研究规律的范式也不应相同。这也如同自然有生态，社会有生态，但不可将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相提并论、混为一谈的道理一样。

厘清范式的功能与方法论阈限，应是广义科学学（将所有科学作为自己对象）之研究范式的一种基本要求。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广义科学学对此似乎还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

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的基本理路

范式作为自然科学研究一种方法论的理论和认知原则，是否适应于社会科学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的研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已经多次涉论这个问题，但多为发现和描述范式之“一带而过”的过渡语。

据托马斯·库恩自己介绍，1958～1959年间他应邀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做研究，“在主要是由社会科学家组成的团体中度过的”，使他感到“震惊的是，社会科学家关于正当的科学问题与方法的本质，在看法上具有明显的差异”，这是他“未曾预料过的”。［14］在科学研究范式的问题上，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究竟存在哪些“明显的差异”以及为什么会存在“明显的差异”，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并没有细说。尽管如此，我们已经从中清楚地看出，库恩已经把两大科学领域存在的这种“明显的差异”问题，明白无误地提了出来。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有助于梳理和总结其有史以来的规律和轨迹之“自然历史过程”，进而把握其方法论规则，这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包括道德教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研究范式，实践丰富，著述纷呈，亟待今天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共同体”进行开发和描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传承和创新。

厘清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的基本理路，首先要看到“借用”的范式本是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不可照搬照用，必须经过创新。任何一种方法，都是“神”（功能）与“形”（形体）的统一体。某种科学需要“借用”其他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有在“借”得其他方法之“神”的情况下，才可能“借用”，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发挥被借用的方法的功效。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唯有“借”得范式的“传神”之处，才可能实现方法创新，不然，实际上就成了方法套用或方法移植，毁伤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应有的逻辑结构。这样说，并不是认为不同门类科学的研究方法不可以“移植”，更不是认为方法“移植”与方法创新是对立的，而是强调所“移植”的是方法之“神”还是方法之“形”。④

其次，要区分研究范式与“文明样式”的学理边界。一些中国学者已经习惯于在样式的意义上言说库恩范式和“范式转换”，如“哲学范式”、“人学范式”等。这其实是一种学理上的误解。在中国人的话语系统中，文明样式一般是指某种知识理论体系或精神文化的内在特质、价值目标和意义向度及其显露的形态或形式，如“道德样式”、“文学样式”等，而范式所指则是科学研究方法论，当“范式”搭配哲学、人学时，其语义和语形实则是“哲学（研究）范式”、“人学（研究）范式”。如今一些学者倡导的“哲学范式转换”、“人学范式转换”，所指，实则是“哲学样式转换”、“人学样式转换”。

再次，坚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逻辑结构。

历史地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之结构要素中的“科学共同体”、“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研究方式”、“话语体系”等都是具体的，都具有鲜明的国情特质，不仅是历史范畴，也是民族范畴。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论及“第三类科学”时指出，“第三类科学”是“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其间存在杜林所鼓吹的“永恒真理的情况更糟糕”。［15］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理论一级学科统摄下的一门二级学科，无疑属于这样的“第三类科学”。这种学科属性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不可将范式抽象化、一般化，而必须放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尊重中国国情、世情和党情。

如此来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就不会遮蔽其与库恩“自然科学研究范式”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不至于使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共同体的成员”尤其是青年成员，在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问题上陷落“未曾预料”的迷途和窘境。

注释

①关于科学学的对象，研究科学学的人目前的意见大体有两种：一是“整体科学”或“科学的整体”，包括自然科学之外的哲学、社会科学有门类乃至所谓中介学科如自然辩证法、唯物史观等；另一种专指自然科学。范式是库恩在考察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史的过程中发现的，故而笔者称其归为狭义科学学范畴。

②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强调唯物史观在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创新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是否也是一种带有“科学革命”性质的亟待梳理和澄明的“研究范式”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③这个道理如同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自然历史过程”，只能顺乎其发展规律和方向推动“社会转型”而不可强行“社会转换”一样。

④笔者曾用俗语对方法借用和创新作如是比方说：“如菜刀（工具方法），可以用来切菜、切瓜，可以用来宰鸡，还可以用来裁纸，其所以如此，皆因其‘貌’在‘刀’而其‘神’却在‘切’。在这里，‘借刀’全在借刀的‘切’之‘神’即刀之功用。世上的刀有很多种，但其功用却都在‘切’，正是‘切’使刀具有广阔运用领域，同时又使刀作为一种工具方法而存在方法的阈限。”（参见拙文：《略论道德悖论研究的方法问题——兼谈逻辑悖论对于道德悖论研究的方法阈限》，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中心《伦理学》，2009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7］［12］［英］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陈体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8，1，2.

［2］陈士俊.科学学：对象解析、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科学学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5）：28－35.

［3］［4］［5］［6］［8］［11］［13］［14］［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1，9，10，21，34，33，4.

［9］参见张耀灿.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人学转换［J］.思想教育研究，2010（7）：3－6.

第2篇：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客观性 意识形态

社会科学在西方哲学研究中是一个比较活跃的领域，但在中国研究则还是刚刚起步，还不像其他哲学门类那样已有大量的现存材料和研究框架，甚至它的方法和原则还在建构之中。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问题比较多，包括合理性原则问题、整体论、还原论等问题。社会科学的客观性问题也一直是困扰社会科学哲学家一个主要问题。

在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方面，一般人认为社会科学不如自然科学那么客观。历史决定论者主张在社会科学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观性，如果社会科学家有意图的进行预测，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自身的利害关系来进行行动。这种价值判断就会影响预测本身的内容，给预测内容的客观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观性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害。

在社会科学家那里，这其实也就是一个关于社会科学对象的特殊性问题，可以表述为："与自然科学所界定的自然世界不同，社会科学的对象领域有其自身的特点：不仅研究对象包括了研究者本人，而且被研究的人还能够与研究者展开各种各样的对话或辩论。在自然科学中，辩论的问题通常无须诉诸于对象的观点就能够加以解决。而研究对象的可变性和与被研究者的对话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科学的客观性问题。

在科学研究中，自然领域通过偶然事件呈现给我们，科学研究则揭示出偶然性背后的规律。偶然事件及其内在必然性构成了科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则要更复杂一些，在研究对象中，一部分是人的有预期目的的活动，这一活动带有人类精神特有的各种丰富的特点，是人之外的自然界所没有的，这就构成了社会科学的独特性。另一方面，这种有预期目的结果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各种目的期望的互相抵消，总是超出于任何现实的预期目的之外。所以，在研究中，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无意识的自然界一样，也具有内在规律支配的客观对象。

近代以来，由于自然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经验的、实证的研究方式，也对人类理性产生巨大影响。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以孔德、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思想家们推崇经验科学的研究方法，主张用自然科学的模式与方法来建立社会科学.力求使社会科学也成为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他们认为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应该是描述客观事实，只研究社会现象"是怎样"的，只对社会现象做出事实判断，不应该对社会现象做任何价值评价，以此保证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这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经过不断发展和演变在西方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社会科学面临的一大难题是怎样才能保证研究的客观性，使自己成为真正严格的科学。对此，近年来一部分研究者给出的答案是"非意识形态化"，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惟有拒斥意识形态才具有真正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那种认为要保持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必须避免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化，必须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拒斥意识形态的说法，其实并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新方法。当代中国出现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非意识形态化"主张事实上也是受其影响的产物，或者可以说它也是出现于近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某种延续或变形。

现今持社会科学研究"非意识形态化"观点的人实质上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缺乏准确的认识，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没有理性和思维的自然界，它没有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则离不开现实的活动着的人。正如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这就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使"价值无涉"成为一种美好的幻想。具体来说：

第一，认识本质上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但这种反映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一个能动的创造过程，内在地包括选择和建构。社会科学研究中他既是研究活动的主体，同时又因为自身是研究的社会现象的参与者，因而也是研究活动的客体。因此，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可能采取纯客观的立场、他必然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他所固有的、与其所属的社会集团相关的政治倾向、价值观念、宗教情感等意识形态带进社会科学研究之中。这样，在从研究对象选择、到材料收集整理、再到形成研究结论的整个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都会带有一定的价值倾向。

第二，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现实的活动着的人，因而研究者在获取被研究者信息的同时，被研究者也在获取关于研究者的信息。研究者在对研究对象进行考察时，难免影响研究客体，使被研究者在获知研究者的目的意图后，会评价这一研究对于自身的利害关系，从而改变自己的正常行为或状态。更为重要的是，被研究者还可以反作用于研究者，使后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被研究者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念的影响，以致用被研究者的眼光去看问题。上述两种情况都可能使社会科学研究从获取、整理资料，到提出研究结论，不仅会受研究者思想观念的影响，被研究者的意愿也会透过研究者在其中打上烙印。

第三，人类社会从宏观上看具有内在的客观规律，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就具体的历史进程而言则又充满着历史的偶然性。这就使得以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不仅要求真，还要向善求美，不仅应该是一个知识体系，还应是一个价值体系。从求真的角度看，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任何社会现象和事件都与构成这一现象和事件的人的行为有关，离开了人及其活动，也就无所谓社会现象和事件，而人的行动总是在一定的观念、理想、价值指引和驱使下做出的。这里，意识形态不仅是以个性化了的精神的东西在支配人的行为，而且也是作为客观化的精神形态（即作为意识形态的理想、观念、价值等渗透于科学、文化和群体意识之中所构成的人们活动的客观文化背景）对人的社会生活产生着作用。可以说社会现象的特点就是与价值、意识形态的高度相关性，拒斥意识形态恐怕很难最终认识社会现象和事件。从向善求美看，研究社会现象和问题必须探讨人的行为所表现出的价值，为了理解这种价值又必须探讨行为者是在什么观念驱使下做出行动的，这就必须借助价值判断，遵循一定价值观等意识形态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背后隐藏的意义。

第3篇：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范文

(一)资金来源渠道灵活。在筹集科学基金过程中，许多国家开拓思路，不仅依靠单一的政府拨款方式，而且利用私人捐献、基金会投资运作等多种渠道，多方面筹集资金。例如:美国的科学基金会除接受政府拨款以外，也接受来自个人或企业的捐赠，同时基金会可以进行投资，取得的盈利成为经费的另一个来源;欧洲科学基金会的经费来源是其成员———来自30个国家的不同科研机构，根据参与科研活动的比例，由成员组织或第三方资助组织提供开展项目的经费;德国洪堡基金会经费中的5%来自私人捐赠。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有助于充分吸纳社会资源，有效解决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的问题。

(二)基金资助范围广泛。在美国社会服务性质的私人基金会活动不受政府约束，同时民间基金会可以对未列入国家基金会的项目进行补充。基金会也会接受公司委托的科研项目，再落实到具有研究能力的专家或大学。日本的科学基金会大多具有综合性质，不仅资助包括自然、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研究，也资助超出科研领域的更大范围的综合性事业。这种做法符合现代化科学互相渗透交叉的综合化趋势，比分割开来只单独资助某一门类科学研究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三)基金管理制度完备。许多国家一直在进行公正性制度的调整和完善，主要集中在减少评审偏见、规避利益冲突、预防不端行为以及对专家评审(同行评议)系统的评价和监督。其中美国、德国等国家在公正性制度的制定上是典范。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针对评审偏见、利益冲突等可能造成不公正的影响因素制定了相应的评议政策，设立独立机构对同行评议系统进行监督，定期向美国国会提供违规现象报告。德国研究联合会(DFG)除设立独立监督机构外，也积极制定预防性政策。

(四)法律保障体系健全。发达国家的科学基金制经过上百年的探索与实践，已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法律保障体系。最早开始科学基金活动的德国，形成了贯穿联邦宪法和基本法律、基金和科学研究专门法、基金会章程和管理工作条例三个层面的法律体系，实现对科学基金制的保障。美国出台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澳大利亚出台了《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法案》、匈牙利出台了《匈牙利国家科学研究基金法》等。完善的法律体系明确了科学基金资助领域，保障经费来源，强调基金工作公正性，保证科学基金制的运行有充分的法律保障。

二、我国自然科学基金地做法及经验

(一)高度重视基金工作，切实加大投入力度。201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二五发展规划》中，确定了“战略引导，统筹发展，完善机制，激励创新”的总体工作思路，为基金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近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投入经费年增长速度超过30%，“十一五”期间国家财政投入超过300亿元，资助各类项目9．2万余项，支持科研人员63．3万余人次。以强有力的资金投入作保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格局和管理机制才得以确立和发展。

(二)不断完善资助体系，丰富基金构成格局。国家基金委从基础创新的不同需求出发，设立了面上、重大、重点等多个类别的项目，组建了较为完善的资助体系。此外，为专门支持或加强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的基础研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了包括数学天元基金项目、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项目、重点学术期刊专项基金等一系列专款资助项目。许多省份也参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模式，突出地方特色，对基础研究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资助，科学构建基础研究资助体系。

(三)突出人才培育的战略地位。在加强基础创新的过程中，注重挖掘和培育创新型人才是自然科学基金工作的重要内容。为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了一系列人才资助工具，架构了以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青年科学基金等基金项目组成的较为完整的人才培养资助体系。201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人才项目系列共批准资助经费52亿元，其中青年科学基金31亿元，批准资助青年科学基金项目13，146项。

三、对地方自然科学基金发展的启示

(一)各级领导重视是自然科学基金工作发展的基础。多年来，由于自然科学基金投入周期长，无法形成规模产业，产业化前景不够明显，致使以自然科学基金为代表的基础研究在全民科技投入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但是作为推动基础科学研究进步的重要抓手，自然科学基金自诞生开始，就凝结了全体科研管理者和科技活动人员的深切期待，其在鼓励自由探索和原始创新、提升基础科研水平、发掘和培育科技人才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国外先进国家和国内先进省市发展自然科学基金的经验来看，科技创新能力强、基础研究成果显著的国家和地区以及科技进步提升明显的地区都十分注重基础研究的投入。政府的重视和积极的作为无疑是自然科学基金最强大的推手，将在基金的部署和科学的管理等方面提供基础性的保障。地方自然科学基金工作要想取得进展，必须引起政府的关注和重视。

(二)切实抓好经费和项目管理这一核心内容。在经费管理方面，一是要扩大经费来源。这包括加大政府投入和拓宽基金引进渠道。加大政府基础研究投入成为了扩大基金来源的主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地方自然科学基金目前的经费投入完全依赖于政府。为此，政府合理调配科研经费投入比重，加大基础性研究投入是推动自然科学基金工作发展的首要任务。二是合理规划资金的拨付和使用。要与地方产业和科技发展需要紧密结合，争取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好钢使在刀刃上。在项目管理方面，一是科学调配基金资助格局。在国家层面，基于不同的政策导向，自然科学基金被分为面上项目、重点、重大等七个种类，而地方应适时调整资助格局，分类落实项目计划，可以满足不同类型基础研究的需求，对激发科研人员申报基金项目的热情，培育中青年科研人才将起到较好的作用。二是项目的评审、监管机制必须加以完善。在现有基金管理方式的基础上，可以充分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进一步研究评审和监管机制，设立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最大限度地保证项目评审的公正性，相关的诚信制度、黑名单制度、基金执行问责制度都可以引入其中。如果必要可以制定地方法规规范基金制的运行。

(三)高端创新型人才培养是基金工作之本。应着力加大对青年人才的支持力度，充分挖掘有创新潜力的青年人才，完善“单位限项申报”制度，鼓励青年科研人员申报项目，保障青年人才有机会参与竞争;提倡具备一定科研实力的科研人员尽可能地争取更高层面的项目支持，出台一定的限制申报制度，即对正在主持国家或地方一定金额和一定数量以上项目的科技人员，省自然科学基金不再给予资助。保证具有一定科研实力和发展前途的年轻科技工作者能够获得起步阶段的项目支持，为青年科技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

四、结语

第4篇：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范文

一、社会科学客观性与自然科学客观性的比较

韦伯对社会科学客观性的探索主要是在社会科学客观性与自然科学客观性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他的比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然规律的有限性

自然科学起源于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是在对自然规律的发掘总结中发展

起来的。然而规律是对现实的某个或某些有限部分的理解，自然规律认识对象是有限的，人类认识自然规律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而且无论是归纳的方法还是演绎推理的逻辑所得到的的结论都是有限的，归纳方法、演绎方法各有其局限性，人类认识自然规律的方法也是有限的。因而马克斯?韦伯认为不能把规律作为科学唯一“根本的东西”。

（二）规律的价值性

对于精密的自然科学来说，规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重要，而对历史现象的前提条件的认识来说，最普遍的规律由于内容最空洞，所以通常也是最没有价值的。韦伯认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并不是对社会现实的认识，而是认识社会现实的工具；关于社会科学的认识，如果不是在个别的关系中建立在个性的生活现实基础上是没有意义的。

（三）社会科学的易变性

韦伯把自立于认识生命现象的文化意义的那些学科称之为文化科学，文化科学是狭义上的社会科学。他认为文化科学认识关注的现实和具有文化意义的事件，无论如何间接都是受主观前提制约的，那些价值理念是主观的，文化问题的范围是经常变化的，用来观察和考察它的理论、方法也经常变化。而自然科学往往是对客观世界特别是自然事物的反映，尽管客观世界处在绝对运动中，某个或者某种自然事物的特征、特性、功能等因素是相对不变的，不受主观限制的。

因此，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是有差异的，自然科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获得规律，只有合规律的才可能是科学上本质性的东西，自然科学的普遍概念反映的是对象的共性或可重复性；而社会科学的普遍概念反映的则是个性或不可重复性。社会科学当然也可以有共性概念，但社会科学的共同概念是价值的复合体。

二、价值判断与经验知识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意味着从现实世界的无限中做选择，那么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韦伯首先对价值判断与经验知识做了严格区分，重点说明不可能从经验知识中推论价值判断，正是这种区别才导致了客观性问题的出现。

（一）经验知识的有效性不能决定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关于经验知识的特性，韦伯说道，“一切经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都是并且仅仅是按照范畴整理给定的现实；这些范畴在特殊的意义上是主观的，即表现我们认识的前提条件的，受唯有经验知识才能给予我们的那种真理的价值的前提条件的制约。”在社会科学领域，经验知识归根到底都是依据那些唯一赋予它们认识价值的价值理念安排的，但不能因此说社会科学在经验上的有效性决定了社会科学认识的客观性。把经验的东西还原为规律被视为科学工作的理想目的的意义，对文化事件进行客观研究是没有意义的。

（二）经验知识的变动性不能决定社会科学的任务

尽管经验知识获得意义所根据的具体观点是不断变化的，价值关系的具体形态是变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的真正任务是追逐和构思新的观点和概念，相反社会科学应服务于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概念、概念批判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在社会科学领域，“材料专业户”和“意义专业户”都是片面的。

通过研究价值判断与经验知识的关系，韦伯得到这样的结论：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经验材料总是与那些唯一使它们值得认识的价值观相联系，社会科学的主要目标与自然科学追求普遍适用的规律与经验知识的目标不同，社会科学的选择取向是文化价值或文化意义的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与经验知识、价值密切相关，经验知识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但经验知识受价值前提条件的制约，不能根据其有效性来决定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社会科学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提供的既不是经验实在，也不是经验实在的模写，而是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对经验实在进行分析整理的概念和判断。

三、理想典型与价值判断

与自然科学的“规律” 概念相对应，他提出了作为社会科学工具的概念“理想典型”，理想典型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韦伯对社会科学客观性做了简单的论述后，关于如何做到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指出这就需要使用“理想典型”这一工具。

（一）理想典型的含义

韦伯在书中是以抽象的经济理论为例，对理想典型进行了解释，理想典型不是假设但要为假设的形成指明方向；它不是对现实的描述，但要为描述提供清晰的表达手段。依据对韦伯理想典型的理解，笔者认为理想典型的内涵在于它是从经验给定的事实提取出设想的因素，综合成为一个自身无矛盾的理想画卷，抽象地描述和说明现象的理念，是用以系统地说明个体性、衡量和比较现实的纯逻辑的辅助手段。

（二）理想典型的功能、目的

理想典型在本质上是为了衡量和系统地说明个体性，理想典型是比较和衡量现实的概念手段，其功能在于借助它，通过运用客观可能性的范畴，来构思各种联系，依据现实定向的、受训练的想象力对理想判断作出判断。理想典型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能认清楚意识到它是文化现象的特性。

要补充说明的是理想典型、类概念与集合概念三者是容易混淆的，但韦伯强调理想典型绝不是类概念或集合概念，他以统计学为例，认为类概念是对经验现象共同特征的简单概括，没有一个类概念自身具有理想典型的性质，历史联系越是在概念上得到塑造，概念、集合概念就越带有理想典型的特征。理想典型不是合乎类的东西，而是文化现象的特性。

（三）价值与理想典型

价值只有作为理想典型，才可能被赋予明确的意义。理想典型具有很高的体系性价值，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它与价值判断的关系并非紧密相连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要先说一下作为实践意义上的理想典型，即模范典型。“这些理念不再是纯逻辑的辅助手段，不再是用来对现实进行比较性衡量的概念，而是对它作出评价性判断由以出发的理想，它不再涉及经验事实与价值发生关系的纯理论过程，所呈现的是个人的认识，而不是一个理想典型的概念形成。”因此，理想典型与模范典型是不能混同的，理想典型是某种对评价性判断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除了纯逻辑的完善之外，与其他任何完善都不相干。

综上，理想典型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念手段具有比较和衡量现实的功能，人们可以通过理想典型的建构，对社会历史的特殊事件或特殊现象进行理解和作出解释。对价值判断和理想典型的探讨，可以得知对有意义的人类行为的终极要素所做的任何有思想的探索，都首先是与目的、手段密切相关的，我们所希求某种东西，要么是由于它自己的价值，要么是把它看做服务于最终希求东西的手段。

四、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

（一）韦伯的价值中立

韦伯认为社会科学客观性与自然科学客观性不同，因为社会科学不可避免地与价值相联系，但不能因而否定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为了维护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他提出“价值中立”的思想，他以经济学为例指出人们各自有其自身价值尺度或价值标准，即使是对同一社会现象的价值判断也是因人而异的。为了消除人们主观情感和价值偏见在社会研究中的不利作用，维护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韦伯强调要以价值中立的态度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祛除基于个人主观好恶的价值判断，从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做出科学判断。

（二）韦伯价值中立的继承与发展

韦伯所处时代社会科学仍处于意识形态的束缚下，社会科学研究充斥着政治、道德、宗教的影响。由于对这种情况的不满，他提出了价值中立思想，不过价值中立思想并非韦伯首创，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和新康德主义哲学都有提出价值与科学的学说。逻辑实证主义通过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提出了可证实性原则，他们认为价值判断是一种没有真假意义的陈述，不可能得到理性的辩护和证明，主张将价值判断或价值知识逐出哲学领域；而新康德主义哲学则认为社会科学本质上是一门价值科学，通过价值联系可以揭示和阐明社会历史领域中各种现象和事件的意义。在二者各执一词的背景之下，韦伯采取了折中的立场，既从逻辑实证主义那里继承了价值中立的思想，同时又从新康德主义那里采纳了价值联系的主张。

（三）价值中立与伪价值中立

与价值中立相应的是伪价值中立，伪价值中立就是在消除所有实际价值判断的表面下，让事实说话或让经验说话，以“价值中立”的名义不允许社会科学出现价值判断或道德评判，认为绝对正确的价值判断是可以从经验科学理论中推导出来的。韦伯反对伪价值中立在社会科学中把价值判断排除出去，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世界，对社会现象或事件的价值作出科学的、客观的评价，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社会科学家能够基于人类社会的价值追求和价值标准作出价值判断或评价，应当规避的是个人的价值追求和价值标准，而不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价值问题和价值判断。

第5篇：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哲学；自然科学；科学哲学；理论

[作者简介]张媛媛，吉林大学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讲师，吉林长春130012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3）01-0001-04

自然辩证法究竟是什么？是一个学科，是一项事业？还是一个学派，是一种理论？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这些争议一方面表明了自然辩证法本身的复杂性及人们对其理解上的差异性，同时也给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和研究的人提供了探索的必要和可能。但在笔者看来，这些争议只是表层问题，其深层问题是：如何理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这才是争议的关键之所在。若认为哲学“凌驾于”科学之上，那是近代哲学的观点；若认为哲学“从属于”科学之下，那是科学哲学的主张；而认为“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则是自然辩证法。本文拟对这一认识和理解，从自然辩证法的创立、自然辩证法与科学哲学的关系，以及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理论学科三个方面加以阐释。

一、自然辩证法的产生

自然辩证法的产生，既是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更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从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在古代，自然科学大都是以自然哲学的形态出现的，其特点是科学和哲学浑然一体，很难区分，习惯上我们将其称为自然哲学。到了近代，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以及近代城市化社会的兴起，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同时自然科学自身也在为争取自己的独立性而斗争。16世纪中叶，一场酝酿已久的科学革命开始了，近代科学就诞生于这场伟大的革命中，其标志是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发表的《天体运行论》。而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则是这一时期自然科学领域中最辉煌的成就。虽然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其他部门如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也有一定的发展，但基本上还是处于襁褓之中。当然，应该承认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经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但是由于生产水平和科技水平的限制，当时科学研究方法（实验、解剖、分析、归纳等）养成的习惯，加上社会的、阶级的原因，使得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不能不打上机械论、形而上学和经验论的烙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宇宙不变”和“物种不变”，代表人物是牛顿和林耐。进入19世纪，自然科学研究的重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以前主要是搜集经验事实转向对事实材料的综合整理，并将经验材料概括抽象为系统的理论。自然科学也相应地由搜集材料阶段过渡到整理材料阶段，由经验阶段发展到理论阶段，这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与此同时，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特别是天文学领域的康德一拉普拉斯星云假说，地质学领域赖尔的渐变论，物理学领域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和电磁理论，化学领域的原子论和元素周期律，生物学领域的细胞学说和进化论，一次又一次地打开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缺口，揭示出自然界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客观辩证法。这些都为自然辩证法的产生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前提。恰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恩格斯则更明确地指出：“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

从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古代的哲学以“知识总汇”的形式而囊括了全部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呈现为一个简单而庞杂的混合体，哲学研究的重心是本体论问题。近代的哲学则发生了“认识论转向”，把认识论问题置于哲学的中心位置，把人们对于认识的理论考察推向了新的阶段。认识论本身的这些问题虽然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但却受本体论的制约并反过来影响本体论问题的解决。19世纪初，黑格尔批判法国机械唯物主义哲学，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提出了系统的辩证法思想，他“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在《自然哲学》中，黑格尔又把自然界看作“是一种由各个阶段组成的体系，其中一个阶段是从另一个阶段必然产生的”，整个自然界的发展过程表现为：无机界向有机界的发展和转化，有机界向生命界的发展和转化。这表明了“自然界自在地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黑格尔是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的人，他的著作是一个广博的辩证法纲要；但是，黑格尔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因为他认为“精神、思想、观念是本原的东西，而现实世界只是观念的摹写”。因而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仍然是：“自然界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其中有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所以，恩格斯一再强调：“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

从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发展的历史来看。科学和哲学是人类理论思维的两种基本方式，它们是在超越神话和常识的过程中产生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科学以未分化的形态而蕴含在哲学母体之中，哲学则以“知识总汇”的形式而囊括着全部科学。人们常常在“哲学”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概念，也在“科学”的意义上使用“哲学”这个概念。然而近代以来科学的迅猛发展和日趋成熟，致使各门科学纷纷从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不断地把哲学“驱逐”出其传统的“世袭领地”，自然、社会和思维都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而此时的哲学仍企图以“科学的科学”的姿态而高居于科学之上。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恩格斯指出：“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可见，恩格斯既反对用哲学代替具体科学的“科学之科学”，也反对把哲学“从属于”科学之下、妄图取消哲学的实证主义。

正是19世纪自然科学、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方面出现的重大进展，为创始人研究和阐述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提供了重要基础，推动了自然辩证法的产生。

二、自然辩证法不同于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是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哲学学科，它主要研究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哲学的产生是自然科学和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获得迅速发展，科学理论层出不穷，尤其是经典物理学的衰落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创立，非欧几何学的发展，代数、算数的公理化以及命题逻辑的符号化等。这些科学上的重大而根本性的变革自然地唤起人们对科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另外，还有一些哲学家主张要用科学来改造传统哲学。例如，德国著名学者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指出：“本书认为，哲学思辨是一种过渡阶段的产物，发生在哲学问题被提出，但还不具备逻辑手段来解答它们的时候。它认为，一种对哲学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不仅现在有，而且一直就有。本书想指出，从这个基础上已经出现了一种科学哲学，这种哲学在我们的时代的科学里已经找到了工具去解决那些在早先只是猜测对象的问题。简言之，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要指出，哲学已从思辨进展而为科学了。”一般认为，科学哲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形成后，才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

作为一门哲学学科，科学哲学是对科学的概念框架的研究，即是对科学的概念框架的批判与反思。科学概念框架是科学理解的工具，是科学家理解他所探索的世界的基本方式，所以科学哲学是一种理解科学的东西。维也纳学派创始人之一、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菲利普·弗兰克指出：“为了不仅了解科学本身，而且也了解科学在我们文明中的地位，以及它同伦理、政治和宗教的关系，我们就需要一个关于概念和定律的统一体，在这体系中，自然科学以及哲学和人文学科都有它们的地位。这样一种体系可以叫做科学的哲学，也就该是科学和人文之间的‘缺少的环节’。”从这种意义上讲，对科学的人文理解，也就是对科学的哲学理解。具体而言，科学哲学就是要探讨科学的性质，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科学发现与科学证明的逻辑，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的提出、论证、检验和评价，科学理论的结构、解释和更替，科学发现的模式，科学思维的形式、要素、特点和作用。同时，在进行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过程中，科学哲学也不绝对排斥考察科学的社会本质，不绝对排斥对科学的本体论研究。进而，科学哲学强调，新哲学的出路只能是使其变为像科学那样实证，或以实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哲学，把哲学从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变成从属于科学之下的“关于科学的哲学”或“科学性的哲学”。

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我国最早是从1956年开始的。这一年，国务院组织制定了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即“十二年规划”（1956—1967）。在这个既严肃又严谨的规划中，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辩证法规划草案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在二者之间存在的一门科学。草案说：“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存在着这样一门科学，正像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门历史唯物主义一样。这门学科，我们暂定为‘自然辩证法’，因为它是直接继承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进行过的研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规划草案既没有简单地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哲学，也没有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自然科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定位在两者之间。

从这个规划草案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开展科学技术研究是比较早的。但与西方科学哲学学者不同，我们一直是在“自然辩证法”的名义下从事这项工作的，而且始终强调要以为指导，因为“自然辩证法同有着不可分离的密切联系”。正是基于此，龚育之在1996年就已经把“自然辩证法”描述成了“的科学技术论”。

综上，无论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哲学的产生、发展，还是从理论框架、学科定位来看，二者都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它们的研究对象有交叉或重叠之处，即都要对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因此，不能把自然辩证法等同于科学哲学。

三、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理论学科

自然辩证法既然位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因而使其具有二重性：哲学性与非哲学性（如科学性）。向哲学靠近，它具有哲学性；向科学靠近，它具有科学性。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自然辩证法这个“大口袋”里只有大约“不到四分之一”偏重于哲学，偏重于对科学的哲学分析，在这个意义上，自然辩证法理应归属于哲学学科。但是，自然辩证法还确实具有科学性，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逻辑与理性特征在自然辩证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那么，自然辩证法与哲学（尤其是哲学）和科学技术之间是何关系呢？我们认为自然辩证法属于哲学与科学技术之间的中间层次，是哲学与科学技术之间联系的桥梁与纽带。哲学、自然辩证法和各门科学技术学科之间是普遍、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因此，一方面，哲学通过自然辩证法为我们认识自然界和进行科研活动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和科学技术方法的革新也通过自然辩证法充实和丰富到哲学理论体系中，使之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因此，自然辩证法具有交叉学科性质。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辩证法是以为指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与相互融合的、广阔的研究领域。”自然辩证法的深入发展，必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汇流，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深入、更系统地研究自然界、人和人类社会，探索科技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实现人与科技、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存、共荣。我们应该正视并承认“自然辩证法”作为交叉学科的特征，发挥其交叉学科的优势。

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正像于光远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学科是“具有的特色或色彩的诸科学部门的总称”，带有哲理性质，但“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这不仅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最初创立自然辩证法时，即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自然科学，分析自然科学的各种哲学问题，而且还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自然科学的性质、作用及其发展规律，并写下了许多札记、论文和著作；同时也表现在，随着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也在纵横两个维度上不断深化和扩展，以至其中的许多内容如科学方法论、技术创新论、工程哲学以及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等都是哲学学科涵盖不了的。譬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有人强调它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哲学命题，也有人认为它是一个经济学的命题。”将“自然辩证法”看作哲学的二级学科，势必要用哲学的学科范式规范“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围和方法，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研究那些不属于哲学的内容，就会被认为“失职”、“不务正业”。哲学学者时常批评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和教学的人“搞得太杂”，“专业性不强”，“研究的很多东西不是哲学”，这种批评意见可以理解，但不完全正确，因为“自然辩证法”中的许多内容确实不属于哲学。勉强地将“自然辩证法”的所有内容都说成是哲学，不仅在学术上不严格，学生也很难认可，同时对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与研究的工作者来说也不是很公平。

而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理论学科，就可以把那些不属于哲学的内容也包括其中。这不仅尊重了我们的学术传统，也符合我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和学术发展的实际；既凸显了本学科的特色，又体现了本学科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正因为如此，在2004年由黄顺基担任主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统编教材中对自然辩证法作了如下的表述：“自然辩证法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

总之，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理论学科。同时由于自然辩证法目前还是我国高校理工科硕士研究生必修的一门公共理论课。因此，我们强烈呼吁有关部门将自然辩证法纳入到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进而使自然辩证法能够在新世纪、在当代中国以至当代世界重振雄风（于光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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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策划-实施-检查-改进循环；青年科学基金；申报管理；应用

[中图分类号] R197.3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7）02（c）-0132-04

Application of PDCA circulation in the youth science fund project declaration management

LI Qi1 CHEN Jin2 LIU Fu-quan1

1.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Beijing Shijitan Hospita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38，China；2.Admin Office，Xiyuan Hospital CACMS，Beijing 10009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and feasibility of the PDCA mode in the National Nature Science Youth Science fund project，propose the constructive management advice for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young talent cultivation project，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ospital technology.Methods Filter young people，who meet the requirement，the declaration rate and winning bid rate from January 2012 to December 2014 were compared.The PDCA mode was applied to reason analysis，making management plan，establishing hospital young talent foundation，hospital research performance appraisal，supervision incentive mechanism，long-term mechanism and the National Natural annual youth counseling measures.After fund winning feedback，departments implement and collaborative supervision were summarized at final.Results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PDCA，the declaration rate and winning bid rate of young people have reached the expected target.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PDCA obviously improves the rate of declaration and winning bid.It can be widely used in hospital scientific management.

[Key words]PDCA cycle；Youth science fund project；Declaration management；Application青年科研人才是支我桓鲆皆嚎沙中发展的中坚力量，青年科研人才培育成长过程对医院的人才队伍建设及提升医院的科研实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为支持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开展基础研究工作，培养青年科学技术人员独立主持科研项目，进行创新研究的能力而单独设立的基金项目类别。该项目为我国青年人才搭建了良好的科研平台，鼓励医院青年人才在智力和技能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培养和激励青年科技人才追求真知的品质、统筹分析、整合实践的能力和选取判断的敏锐力[2]。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申报中，让青年人才获得最大的帮助，并经过努力获得基金资助，是科技管理工作中的一项重点。美国管理学家戴明（W・Edwards Deming）博士根据客观规律总结出来的PDCA循环，包括计划（alan，P）、实施（do，D）、检查（check，C）、改进（action，A）4个阶段，是广泛应用于质量管理的标准化、科学化的循环体系[3]。PDCA循环原理同样适用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的申报管理。本研究根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近3年可申报博士人员数、实际申报人员数、实际中标数等信息进行归纳汇总、数据比较，对将PDCA循环应用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申报管理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报要求为具有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或者有2名与其研究领域相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科学技术人员推荐，申请当年1月1日男性未满35周岁，女性未满40周岁的科研人员。根据条件要求，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2012年1月～2014年12月符合条件的青年博士进行筛选，进行可申报博士人数、实际申报人数及实际中标数分析（表1）。

从表1中数据可发现医院实际申报人数不及可以申报项目的博士人数的一半，其中大量有研究基础及相关科技能力的青年博士人员没有进行课题研究，由于各种原因申报不积极。医院中标率虽然每年逐步上升，但均没有超过10%，而国家青年基金的中标率维持在20%左右，实际中标率低，也体现青年科学研究人员虽然有申报热情，但申报书质量存在问题，前期科研水平不足，科研撰写能力差。

究其原因主要为科研意识不强且科研基础薄弱，医院青年博士医师刚到医院，临床工作繁忙，医疗任务重，面临各种考试轮转的压力。部分科室重临床、轻科研，近年来，虽然医院对学科建设、学科发展工作重视度不断加大，但因长期的文化积累，短时间内难以完全扭转局面[4]。加之青年博士人员还普遍面临结婚、生子、学历深造等压力，也影响了对科研的投入。造成医院高学历青年医师虽具有科研潜力，但精力主要投放于临床工作，独立自主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不足，没有培养出科研意识，主动性不够，亦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开展科研工作[5]。青年博士人才往往刚从学校毕业，科研内容主要是硕士、博士学习阶段的科研项目，自主发现的科研选题没有较多的科学研究基础，针对自己研究的方向，前期研究积累相对薄弱，对申请的项目设计实施考虑不周[5]。申报书撰写内容有限且撰写经验少，标书质量低。部分青年博士人才对申报课题项目缺乏深入了解[6]，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的设计、申报、评审、组织实施、中期评估、结题验收等环节不熟悉，不知道如何按照指南的要求撰写符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方向的标书。

1.2方法

科研管理制度建设对医院科研能力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7]，将PDCA循环的4个阶段应用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申报管理中，是本次研究的主要方法。

1.2.1 计划（P）

医院计划对青年科技人员从科研经费、科研时间、科研质量、科研平台等方面进行政策扶持。具体通过颁布相关青年基金政策、奖励政策，搭建青年科技平台，使青年科研课题、青年科研成果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1.2.2 实施（D）

实施过程我院具体采取了5个政策支持。

1.2.2.1设立中青年学科骨干专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重点之一就是申报人前期研究基础及资质，即以往应用与申请项目有关技术方法的经历、申请人及主要参加者所做的与项目有关的研究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研究工作成绩等[8]。具体表现在申报人有无前期项目研究基础，是否获得过相关课题资助，相关研究论文特别是SCI文章或其他高水平文章的发表情况等。

针对科研前期基础建设方面，医院设立中青年学科骨干专项，以加强对青年医生的关注和培养力度，加快后备人才培养和团队结构优化，提高广大青年医护人员的成才意识，建立有效的培养激励机制。专项设立四类基金分别为：针对有潜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的院国青基金；针对有科研基础博士人才的院青博基金；针对所有优秀青年医师的院青年基金；针对具有留学归国经历青年科研人才的院留学基金。从不同角度、对不同类型青年人才给予合适的基金资助，以期做好申报的前期基A研究工作。

1.2.2.2医院科研绩效考核 为加强医院科研的全过程管理，使医院的科研工作能良性可持续性发展[9]，同时从科室平台加大科学研究氛围，提高科学研究意识。医院根据学科发展需要设立重点学科、重点发展学科及特色学科，以学科发展为基础对不同科室进行年度科研指标要求，把科研绩效与职务晋升、职称评定和年底奖金收入直接联系[10]。针对科室青年人员，要求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人员每年完成一定数量的课题申报、文章撰写及参加科研培训，适当施加科研压力，督促青年人员提高科研意识，培养科研素养。

1.2.2.3监督奖惩机制 科技奖励政策在促进科技事业的发展、激励科技工作者方面可以发挥巨大的促进作用[11]。医院出台院科研奖励办法，鼓励科研成果产出，激励科研成果转化，培养高素质人才。奖励办法中对青年科研人才具有政策上的倾斜，如科室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对科主任及项目负责人加大奖励金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在研期间，青年基金项目负责人可获得15 d左右的带薪科研休假；青年人才发表高质量SCI文章进行高额现金奖励等等。在进行奖励的同时，也颁布惩罚措施，如硬性要求满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申报条件的博士人员撰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标书并参加辅导。以现金惩罚措施，鞭策有能力、有科研潜力的青年博士人才，关注科学研究，了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视自身科研方向。

1.2.2.4长效机制 医院青年科研的培养需要长效发展机制，在医院每年绩效考核及奖惩机制的基础上，考虑青年人才长远的发展需要，院内每年给予博士研究时间，不影响收入，要求青年晋升职称前要有在研课题、SCI论文及相应出国经历，同时医院也大力支持，每年选派一定数量的青年博士到国外知名院校、医院、研究机构进行基础研究。人事招聘也以科研能力作为重要招聘条件，筛选储备优秀青年科研人才。

1.2.2.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年度青年规范化管理 每年下半年开始进行下一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学基金申报工作，同时启动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规范化辅导管理，针对全院有申报条件的青年博士及硕士人员，内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启动讲座，向青年人员讲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指南内容、申报类型及申报政策，鼓励大家积极申报；申报标书撰写专题讲座，邀请具有评审经验的专家做专题讲座，以标书为模板逐条讲解撰写技巧及注意问题，并通过经验分享，从多角度对青年博士人才进行指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专家遴选辅导会，硬性要求博士青年人员撰写申报书并请评审专家进行项目的个性化遴选辅导，遴选出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意义及基础的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强化一对一辅导，对有中标希望的优秀项目进行进一步深入指点；医院三级审查，在最后申报阶段进行自查、院审、校审，即通过项目负责人、医院科技处管理人员、学校科技处管理人员三级，对申报文书中的选题、研究类型、预算情况等进行检查，避免不必要的形式错误。

1.2.3 检查（C）

医院临床科室是科研管理工作的第一平台，临床科室的科研工作落实情况，直接影响了措施执行的有效性。经过与各科主任的联系沟通，大部分都能认可科研监督机制的奖惩措施，部分医技辅助科室也提出了本科室所存在的实际问题与困难，经过沟通与修订，科技处不断完善科研绩效考核内容，避免科研任务过重，科室消极应对。

一些政策的落实需要医务处、人事处等多部门的协同落实，比如对有在研项目的青年人员给予科研休假，让青年人才有足够精力全力以赴地进行科研活动。该工作不仅需要科室主任的支持，同时需要人事部门的协同，具体落实情况要在院领导的帮助下，由项目负责人提出具体休假时间，进行落实。在多部门的协同沟通下，管理处室共同监督把管理政策执行落实下去。

在整个管理过程中，也遇到了行政管理层及临床科室由上而下的一些执行困难，科技处总结相关科室医务人员的问题进行分析，与行政管理层进行上报沟通，采取相应个性化的政策调整，同时将存在的问题转入下一个PDCA循环解决。将政策执行情况纳入科室目标考核，并按照综合目标考核相关规定给予奖励和处罚，包括绩效、培训等方面的奖惩[12]。

1.2.4 行动（A）

根据检查内容的反馈，我院修订了新的科研管理办法包括《中青年学科骨干培养专项管理办法》、《关于科研奖励办法的规定》，制作了《科研年度质控条例》，将各种政策落实在文件上，继续进入下一阶段的PDCA循环。

2结果

院内经过以上措施颁布与实施，2015年对可申报博士人员数、实际申报人员数及实际中标数进行数据统计，得出以下数据：可申报博士人数为91人，实际申报21人，申报率为23.10%，实际中标2人，中标率为9.50%，国家青年中标率为20.00%。

3讨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与中标是一项远期持续性工作，在颁布以上措施后青年基金项目与前3年作对比。可以发现申报率有所下降，经后期与参加辅导青年人员沟通了解，其原因在于大部分青年人员在培训和基金资助情况下，认识到项目基础不足，需进一步完善，通过基金项目补充前期基础，待申报条件成熟后再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这变相提高了中标率，并为以后项目打下良好的基础。中标数量虽然只有2项，但纵向从医院自身科研基础比较，中标率有了明显提高，虽然离国家青年中标率有一定差距，但总体中标率已接近10.00%，实际落实情况达到了预期目标。

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科研工作，不仅科研人员需要不断创新、深入的研究，管理者也必须不断优化、变革、创新管理思路和方法，两者共同发展相互促进医院科研管理水平的提升，促进科学基金的发展[13]。运用PDCA循环这一科学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在领导重视、完善制度、措施得力的前提下，多环节、多部门协同管理[14]，能够有效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申报中青年申报人员的科研态度及申报质量，增强青年科研人员的研究基础和研究背景，帮助青年科研人员获得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15]，从而提高申报率及中标率。科技管理中青年基金项目的管理是一个持续而动态的过程，应不断总结问题，实施政策，检查效果，总结讨论，将PDCA循环下去，才能适应科技发展工作的需要，更好的服务于医院科技发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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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范文

研究者研究自身文化时，同样受到研究者长期习惯的价值和文化的影响。但不同于研究异文化，研究自身文化时不存在沟通和理解上的障碍。其实，自身文化的理解和诠释就是自身文化的直接表达。自身文化的表达本身就是一种诠释，此时不存在“为什么”的问题，因为这里表述本身就是终极答案。但其仍然受到自身价值的影响并且难以避免，对此我们只能以无限接近“零价值取向”的态度，做到“相对价值中立”，进而用“假想”的办法来加以把握和操作。关于自我的理解在著名社会学家库利的“镜中我”思想中找到理论依据。在库利的自我意识形成的三阶段里，“将设想自己在他人面前的行为方式；设想和理解他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以及根据自己对他人的评价的想象来评价自己的行为，并据此做出下一步反应。”研究自身文化时为自身价值所受影响降到最低，做到相对价值中立，可以把研究者自己“假想”成异文化的人，用外面的眼光和视角，进行比较、观察和分析自身文化。这样，既能够摆脱自身文化的影响圈套而扩大研究者视野，又能够从不同的文化视角分析，有助于研究的全面和客观。

二、讨论与结语

第一，在研究中为什么同一现象不同学者得到不同的结论，这是否归因于社科研究中研究者能否做到价值中立的问题；社科研究中价值取向的影响难以避免，但影响过多是不可取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能否价值中立的问题上，众多的自然科学及社会实证主义者、诠释主义者都主张价值中立。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可以完全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同属科学不应由研究者主观判断和价值倾向左右。甚至诠释主义者虽然承认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同自然科学研究有差别，但价值取向上仍主张中立。对此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的结论是很好的实例。用弗里曼的话来说，“由于其带着很深的文化决定论的信念和个人的价值取向去研究，因而其得到的结论也是不可信的”。

另外，批判主义者则认为在研究中不主张价值中立。最近国内不少学者不主张社会科学的研究持价值中立的原则。如社会学家郭星华在《也谈价值中立》中说：“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虽然在自然科学里，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也不是截然分离的，但在社会科学里，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互动更为密切。在考察社会发展、变化规律时,在观察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众多的社会科学家由于各自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同,他们的思想和所建构的理论无一不打上历史时代和价值观念的烙印，要想排斥价值做到‘价值中立’无异于天方夜谭。”

总之，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这是不争的事实。研究者价值取向对研究的影响是之所以同一现象不同的学者得出不同结论的原因。

第二，在研究异文化时对研究者价值的影响应如何把握和操控。由于社科研究难免受研究者价值影响，当研究异文化时，只能以追求相对价值中立为目标，运用理解和诠释的方法予以解读、分析异文化。

第三，在研究自身文化时研究者价值的影响持何态度，理解和诠释如何加以运用。与研究异文化不同，研究自身文化不需要过多的沟通和语言媒介，其不仅受研究者价值取向的影响，甚至更多。故而，依然以相对价值中立为追求目标，运用照镜子式的理解法，即库利的“镜中我”作为基本方法来研究。

第8篇：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范文

1.1 中国化与自然科学发展的辩证关系

哲学科学确定了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根本任务。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最一般规律；研究内容是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高度统一、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高度统一；根本任务是“改变世界”“世界革命化”。

哲学创立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是自然科学的积淀、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的突破性进展及诸多成就，这也是哲学的诸多成分的来源。19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恩格斯一直致力于研究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并以此探索和揭示自然界发展的辩证规律。在这个过程中，他系统地阐述了的科学世界观，特别是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

哲学具有方法论功能。因此，哲学对自然科学具有指导作用。物质性作为世界的统一性为自然科学认识世界明确了方向；辩证法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反映了事物(自然科学)的运动、发展的辩证性质，其内涵的发展为自然科学认识世界提供了有效手段；新的认识论为自然科学的研究界定了局限性和相对性，自然科学任何领域的研究都不能穷尽该领域的真知；认识过程中相对与绝对、有限与无限的存在，使自然科学中任何领域的工作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相对性。这种理性认识是一种理性原则，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2 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特点

现代科学是哲学发展创新的重要基础之一，是人类认识和解释世界的重要方式。研究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趋势证明，它比近代科学更需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指导，有以下的突出表现。

1.2.1 自然科学发展的高度综合性

随着自然科学的深人发展.面临的社会问题也呈现出多元性、综合性的特点.再试图用单学科的知识来突破更大的课题越来越困难了，综合性学科和横断性学科也应运而生。

1.2.2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性更强

较之于19世纪自然科学，现代自然科学提出了更多的理论间题，提供了更深刻、更丰富的理论思想。

1.2.3 自然科学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

宏观地认识主体，在应用宏观的认识工具去认识宇观世界和微观世界时，必然会遇到许多新情况和复杂间题，如宇观、宏观、微观3个世界的规律性有哪些共同点和不同点，宇观和微观世界是否需要信息转换，如何认识和判定其信息的可靠性及有关知识的真理性等。对于这些间题的哲学回答，直接影响着有关科学的发展。

1.2.4 宏观的自然科学发展也酝酿着更大的突破

随着分子生物学、系统自组织理论等领域的发展，科学界对复杂性、不可逆性、模糊性、随机性等思想日益重视，近代自然科学的简单性、可逆性、精确性、单义决定性的纲领有可能被取代。自然科学基本信息、基本原则因此而产生变革，从而引发一场思想革命。现今，科学思想将发生深刻变化，科研工作者应该用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武装头脑，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研究科学的新发展。

1.3 自然科学中的农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暴露的部分问题

20世纪以来，我国农业主要是石油农业，我国农业主要依靠石化产品支撑。为片面追求粮食产量，在粮食生产过程中大量(或过量)施用化学产品(生长激素、化肥和农药等)，化肥和农药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粮食增产速度。随着农业科技的不断发展，虽然粮食生产实现持续增长，但一些间题。也随之出现，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3.1 土壤污染间题

有关研究资料表明，占我国农田土壤受污染率逐年上升，目前已经接近20%。尤其是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其农田的污染间题突出，例如，广东省清洁土壤只占11%的比例，轻度污染农田、重度污染农田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77%,12%。土壤污染常导致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据统计，污染土地约2333.33万hm2，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9.4%。。

1.3.2 农田土壤质量退化间题

当前，因各种不合理的人类生产行为所引起的土壤间题，已严重威胁着中国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全国土壤普查资料显示，我国土壤质量下降明显,20世纪50年代我国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约为3%，而发展到目前不足1.5%,其中有11%的耕地有机质含量低于0.6%；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东北黑土区耕地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降至14.7mg/kg，华北地区主要作物耕作层平均厚度减少到17cm。

1.3.3 粮食安全间题

目前，我国的粮食生产总量已能基本满足国内消费的需求，但是由于过分依赖施用化肥、农药来增加产量，粮食质量安全间题比较突出。据统计，我国单位面积的化肥使用量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上限的2倍，农药使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3.0倍。2011年，中国大豆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生产成本高达1700美元/hm2，远远高于美国。由于大量使用农药、化肥，我国的粮食和食品质量安全情况堪忧。据调查，安徽省芜湖市鸿江区早稻谷中的Ph含量高达1.59mg/kg，超过国家卫生标准1mg/kg的限值，每年生产受污染的稻谷高达470t。

2 用科学方法解答农业中基本问题的具体途径

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哲学的基本理论不断得到证实和发展，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也愈发突出和完善。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特点要求每名实验科学家也必须具备一定的辩证思维，以科学回答出现的理论及实践间题，反映在农业生产领域同样如此。

2.1 土地质量退化、土壤污染与粮食安全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

土地质量退化、土壤污染与粮食安全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同统一于农业生产这个大命题。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既造成了土壤、水和大气等环境的污染，也是引起土壤退化的主要原因，而土壤污染正是引起粮食安全间题的罪魁祸首。

2.2 用系统论的方法解决农业中的突出问题

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摸清污染物的来源、土壤污染的程度、发生面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处理粮食增产与土壤可持续利用之间的矛盾、粮食安全与化肥农药合理施用之间的矛盾，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第9篇：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认知神经科学；审美认知；《认知美学原理》

2011年3月，吉林大学李志宏教授的《认知美学原理》一书面世，该著作由教育部社科中心“高校社科文库”资助、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在“认知神经科学与美学”之间进行学科交叉研究的美学著作。作为一本美学专著，它的出版，在某种意义上标志了当代中国美学研究中的科学化方向的凸显和“审美认知”转向的生成，也使得中国当代美学研究在科学化方向上与国际美学研究中的认知科学转向得以接轨，达成对话。该书作者在复杂的美学史问题背景中，在对丰富的美学史料的理解基础上，结合现代认知科学的先进成果，对美学中的一些根本性理论问题，做出了系统性的思考，进行了原理性的探索，最终以“审美认知”为核心，创造性地阐发为认知美学原理。

作者认为审美，就是“一种经由对事物外形加以知觉并形成非利害性愉悦的活动。”而“审美认知模式”是这部专著进行理论组织的关键词，正是审美认知模式，使得我们的知觉成为审美知觉，使得我们的活动，被实现为审美活动。作者以生物进化论、神经生物学、脑神经科学、发生发展心理学等学科为依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审美认知模式的形成前提是形式知觉模式的建立，形式知觉模式的建立是以生存的利害性、功利性为基础的，正是在这个功利性的生存进化、生活实践中，形式成了“有意味的形式”，理性积淀为直觉，“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审美认知模式建立之后，则具体表现了审美活动过程中的非概念性、非欲念性等非利害性特点。审美活动、审美经验的理论问题和现实表现，都能在以“审美认知模式”为中心的问题框架中得到相应的合理解释。

当代中国美学的研究进程，从认识论研究方向之后，大致经历了实践论转向、存在论转向、生活论转向。这些转向，有力地推进、拓展、深化了当代中国的美学研究，使得一些问题在哲学层面逐渐辨明、澄清，但是，同时，这些转向也是一种规避，是一种绕道走的研究策略。因为这种研究思路很难面对美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即审美活动的发生问题和审美经验的生成问题。这个核心问题一度曾是20世纪西方美学的主流研究领域。但是，搁置了。其原因，在今天看来，是自然科学还没有能够提供出足以解释和解决审美经验、审美知觉的研究成果。回顾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取得了许多新的成就，尤其是其中的三大发现，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自然科学成就有力地冲击着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并越来越清楚地揭示出自然界发展的辩证性质。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在发展史上首次正确解决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相互关系问题。并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

今天，认知科学，尤其是认知脑神经科学已经发展到足以再次对人们的认识进行一次根本性、革命性变革的程度，我们的美学研究也应该积极地、辩证地与自然科学研究相结合，从而完成美学研究的变革，这种变革，只要是基于事实，就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新的历史形式。

目前，“认知科学与美学”在国外大学和美学界的研究已形成“审美认知”主题和转向，这一转向是当代美学研究不能回避、不能忽视的方向、动向。捷克查理斯大学的特瑞兹?哈沃瓦（Charles University, Tereza Hadravová）在《Approaching Cognitive Aesthetics 》一文中指出的：“认知美学”这个术语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中，它表示一种融合，即美学融入认知科学，反之亦然，即认知科学融入美学。”这种“审美认知”的研究和转向，一方面是美学史本身的问题日程。对审美认知的研究，是美学史尤其是经验主义美学发展到今天，必然提出的一个问题日程，从审美经验到审美知觉，再到对审美知觉过程的科学揭示，即审美认知。另一方面，也是认知科学发展所提出的日程，因为它要解决认知当中的一个复杂认知---审美认知。从目前国外“审美认知”研究的学科分布、人员构成来说，一部分是美学家，主要是经验主义美学家，一部分是认知科学家，凡是设有认知科学研究中心的大学、科研院所，都不能回避审美认知，而必然有或应有审美认知研究课题组。

在这个背景下，当代中国的美学研究似乎更应该在经过众多的“转向”之后，重新开始去学会“面向”。《认知美学原理》所建构的美学理论与世界科学化美学的发展趋势是相一致的。作为这种“面向”美学核心问题而开启的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审美认知转向的专著，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具有代表性：多学科交叉融汇、思辨与实证结合、理论与现实辨证，既注重美学理论史中的问题梳理、命题澄清，又注重解释的效力，有思想资源、有理论基础、有解释原则、有问题框架、有研究方法、有现实指向，是融汇美学基础理论与认知科学理论，而对美学进行的综合性的基础研究。它不仅仅是借用、移用认知科学成果，而是经过长期思考，所作出的整合。也体现了今天美学研究者所应有的一种多学科跨界视野和方法论寻求。为当代中国美学研究跃出瓶颈、突出重围，开拓了一个新的空间领域，重塑了美学的理论形象。

相应地，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从古代以“哲学”为基础的美学在实体论思维方式之下的“美本质”问题研究、近现代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美学在认识论哲学框架中的“审美经验”研究，转向了当代以“认知科学”为学科框架和研究基础的美学中的“审美认知”研究。在今天的美学研究中，这样一种研究思路，既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现实指向，也具有学科建设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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