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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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环境研究范文

保护运河遗产发挥其重要作用

探索治理“大城市病”之策

北京市高温热浪脆弱性评价

当前城镇化问题与发展取向

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路径

中国产业转移及其环境效应研究

经济治理探索:中国大城市的比较

特大城市社会治理问题的再认识

2030年中国消费市场空间预测分析

CGE模型在资源环境经济学中的应用

从城市治理模式看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现状与展望

中国城镇化路径的环境效应分析

中国城市行政等级与规模增长

基于LabVIEW通用测试软件系统的开发

资本回报率、资本增长与中国地区差距

土地供应、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的关系

国外绿色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进展述评

中国特大城市的过度扩张及其治理策略

基于生态足迹的中国福利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对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集聚外部性与城市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研究

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进入新时期的思考

对中国城镇化研究中若干统计数据的辨析

要素集聚、产业时空变动与城市层级体系

中国城市经济的绿色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房价预警指标体系构建与变动趋势预测

优质教育资源对杭州学区房价格影响研究

城市居民气候灾害风险及适应性认知分析

县域城市化发展与交通拥堵治理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产业布局合理化问题探讨

生态文明视阈下的杭州城市河道长效管理实践

析银川市清真寺与城市肌理的环境关系

南京市保障房住区城市空间分异研究

对优化城市管理人才培养方案的探讨

多元战略维度下新疆区域协调发展模式研究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城镇化固定投入成本比较研究

中国碳排放的空间分布格局——基于极化指数的分析

志愿服务在构建城市休闲文化过程中的功能研究

杭州市公共租赁房需求实证分析及对策建议

杭州城市文化与城市建设的保护与利用思考

基于VAR模型的北京市房价与股价的互动关系研究

基于情感依恋的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的关联研究

滇中城市群区域范围界定及其空间发展模式研究

基于跨国公司模式的国内企业海外拓展途径探析

新疆工业化进程与物流发展水平耦合度评价研究

技术进步推动下的多国多部门碳排放与能源使用趋势研究

第2篇：环境研究范文

关键词：园林环境；平面环境；设计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改善居住环境、提高生活品质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在居住场所及周边环境的创新提升过程中，园林环境逐渐受到人们青睐。园林通过将自然环境与人们的休憩生活场所相融合，采用相关的技术设备对居住环境进行一定的改造，从艺术、美学等多个角度出发，为居民营造自然化的良好居住环境。建筑业的不断发展间接促进了园林设计规划的需求，平面环境设计作为园林环境设计中的核心专业，其重要性愈发突出。

1平面线型环境设计分析

平面设计是站在最直观的二维视觉角度将设计范围表现出来，线型平面是园林环境设计过程中的核心构成要素。线型的类型有很多，不同的线型的组合代表着不同的设计理念，同时也蕴含着不同的设计情感。由于人文地理、历史环境的不同，人们在不同时期对线型的选取也不同。线型是由直线、斜线、曲线、折线等构成。设计者在设计创作过程中，着力于将有限的线型进行组合，构造出全新的空间形式，从而满足人们的使用要求，将美和自然恰到好处地结合。

1.1园林环境设计

随着生态文明的创造和飞速发展，园林环境成为建筑居住场所的重要组成部分。园林景观将自然与人文相结合，促进了城市的生态化发展。地域性的选取和划分在园林景观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要。大多数园林环境中的植物需要根据当地气候，并结合相关的地域特点进行合理配置。我国地域的丰富广阔决定了不同城市的园林景观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地域差异。因此，虽然设计者在园林环境设计的过程中可以相互借鉴，但是景观构造元素必须根据当地的地域特色进行选取。选取不同地域的园林景观作为参考，需要建立在以自身地域特点作为环境构造要素的基础上，也只有这样，设计者才能创造出特色鲜明的园林景观。此外，设计者根据地域特点建造园林环境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现有的资源，在提高环境完善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节约养护成本。在园林环境设计过程中，设计者通常选取平面表达用作斟酌设计对象的方向、比例及尺度等。环境平面是将设计、创造以及二次设计建立在人文文化、艺术文化、环境文化的基础上，并合理地调整设计过程中居住环境与园林规划环境的距离，有效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在平面图设计开始的过程中，依据具体的设计内容，设计者采用艺术法则自由构图，合理确定构造物的比例、尺寸，运用规律布局对环境进行统一分区，以优化平面空间。平面图是环境设计过程中一种简明、直接的表达方式，在整个设计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平面环境设计可以在总的园林环境设计过程中，促进人与环境之间的可持续发展；通过长期的交互体验指导和规范人在环境中的感知行为，充分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1.2平面线型环境特点

设计体验要与建筑自身的性格相对应，通过空间和平面的相互体验将建筑的特点充分展现出来，这是建筑设计过程中需要表达的重点。完整的设计过程离不开平面设计，平面是由无数条相异的线条组合而成，不同线条之间要根据不同的设计要求进行合理、规律的组合，这就是平面设计的本质。不同的平面线型代表着不同的线条的特点。直线被设计者定义为静态的象征；相对应的，曲线的流动性使得其在设计中具有动感。但是，曲折线在动态中有着自身的变化特征，容易给人一种不安定的感觉；转折的折线具有突然性，容易让人产生紧张、焦虑的情绪；放射型线的聚缩感可以帮助不同空间实现有效的联系，使空间具有中心点。我国古典园林环境平面设计中，建造者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建筑表面的图案、纹饰等装饰性设计上，而对于线条的关注度并不高。早期的园林景观强调规则式划分，平面布局需要遵照中轴对称的规则，环境样式的单调和规则也使得设计过程中缺少线条的多样化分布。园林景观规划受到抽象艺术飞速发展的影响，随着设计理念的不断更新，设计者对于不同线条构造的表达愈发重视，其倾向于选取不同种类的线型勾画出丰富多变平面环境，以表达自身个性的设计理念，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自然景观是现代园林环境的规划核心，在提倡亲近自然、和谐相处的当代社会，设计者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园林环境规划理念能够充分发挥其地理条件的优势，合理利用自然景物，依据自然山水风景的形成规律建造园林，从而巧妙地对自然美景进行抽象模仿和升华。

1.3平面线型设计分析

参照不同平面线型的表达特点及象征含义，设计者可以将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与地域类型特点、园林规划范围及周围环境相结合，选取合适的线型组合进行设计，突出所在环境的特征与意境。例如，在建造场馆、会所等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时，设计者可选取直线或较为平滑的曲线作为地面线型的基础表达方式，帮助烘托肃穆、庄重的建筑氛围。对于简明、快捷的平面设计，设计者可适当选用直线作为建筑框架的表达形式，辅佐些许平滑曲线作为局部补充。例如，娱乐休闲区的场地平面环境设计可以通过增加几何曲线的比例，来达到提高设计运动感的效果。设计过程中遇到窄长地面时，设计者可通过构造自由曲线来帮助设计；自由曲线在视觉上给人以无限延伸的感觉，可以增强窄长地面的宽阔感、提升动感。园林环境的建造规划除了构造景物之外，还可以借助自然之物烘托意境，在良好的环境中给受众留有回味及遐想的空间。意境的本质是通过构造独特、广阔的精神空间作为对物化形态的深层表达。良好的意境能够让人与景物之间产生微妙的联系，情、景交融，让人们在感受美妙园林环境的同时，激发出人们对于美好事物自身的感想。随着社会发展以及平面设计技术的提升，动态化、互动化的平面设计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单一的、静止的设计形态已经不能满足当今条件下人们对于环境设计的要求。新的设计形态与新媒体相结合，设计动态特征明显，加强了与设计环境、受众的相互沟通，这是平面设计领域的一次新的拓展；富有创造性的设计形式充分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设计需求，丰富了人们关于平面设计的表达空间，相对于传统的平面设计理念，其在表现形式和视觉环境方面有了全新的突破，为环境与居民之间的和谐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平面环境设计运用

现代社会不断加快的生活节奏在园林平面设计中也有着一定的体现。现代广场的设计偏向于采用清晰明了的几何型布局，根据不同线型进行排列组合，规则布局场地分区，精细划分平面空间；充分利用几何线型的美感形式，为受众营建直观的视觉感受，构造优美的平面设计环境。

2.1平面环境铺装

平面铺装是平面环境设计中的重要环节。人们的视觉存在着一定的规律，研究调查显示，人们的水平视野大于垂直视野，下方观看的视野要大于向上方观看的视野。因此，当人们在行走过程中，其大部分视线都会集中于眼前的景物；平面铺装正是考虑到人们的这一视觉特征，对建筑物底面等位置进行铺装，满足设计要求的同时给人以充分的视觉享受。

2.2平面环境运用

充分利用丰富的铺装图案可以达到开阔空间、增强尺度感的效果。在平面环境设计中，铺装图案通过选用不同线型进行组合，在地面构造出相应的图案；与传统的光滑平面相比，铺装图案借助地面构图能够营造出规则、有序的美感。地面图案的设计不能单一地进行，在整体环境设计规划时，设计者应充分考虑周边景物的影响，确保与周边环境能够互相调和。取材于古代文化艺术的图案创作设计方案，在帮助提升文化内涵的同时，还能够突出环境所在地域的人文历史品味。现代园林环境设计根据所需图案、所在场地的环境特点选取材料样式、大小，避免由于图案的单一性造成人们的视觉疲劳。如铺地纹样的选取，可以借助卵石和各色瓷片拼接组合，以在烘托出古代园林氛围的同时，蕴含一定的现代气息。铺装材料的选取对于建造良好的园林环境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物质生活的提升，现代都市的园林设计已经不再满足于传统的铺装选材。不同的铺装材质具有不同的质感，园林环境的平面铺装在选材过程中，首先需要考虑材料的耐用性。园林平面的铺装往往受其所处环境的影响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设计者因地制宜地选择磨损小、经久耐用的建筑材料，可以在建立温暖、朴实的园林环境的同时，节约园林构造成本。平面环境设计中的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铺装色彩的选取，合理分配不同的色彩可以增加园林平面环境设计的空间识别性。建筑物的铺装色彩应按照不同的使用功能进行选取，在充分保证各分区连续性的基础上实现不同区域产生不同艺术特点的空间效果；正确的色彩处理对空间主次关系的过渡及转换有着重要的帮助。互相融合、互相渗透的特点决定了色彩在空间中可以随意变化，现代平面环境设计中对于色彩的选取更加开放，人们对色彩的理解是一个逐渐深化、学习的过程。设计者合理地利用色彩的多变性可以创造良好的空间效果，且不同的色彩的特征会使人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通过选取不同的色彩可以对复杂的空间环境进行统一规划，从而增强环境的整体性。园林环境设计过程中，将主体建筑与地面铺装的色彩进行统一，有助于空间的协调。不断更替的设计理念和科学技术促使着园林环境中的平面设计不断深化、创新。整个环境设计过程隐约蕴藏着全新的设计趋势，从设计理念到设计方式、设计实践，新的设计风格正在不断完善。通过对平面环境设计的详尽分析，可以帮助设计者探寻环境设计理念的核心因素，寻找到适合社会整体发展趋势的设计道路。良好的环境对于人类生活水平的影响日益显著，平面环境作为园林环境设计的重要载体，影响着建筑物与周边环境的相互联系和发展，是环境设计规划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3结语

园林环境景观设计的宗旨是帮助人们在生活中更加接近自然、感受自然。园林景观的不断发展促使景观建设加强对设计产品精细、高效的要求，在大型的园林环境设计项目中，除了平面环境之外，还将有更多的专业参与其中。设计者在考虑设计美观优化的同时还要兼顾设计的实际条件，不能脱离项目环境的实质。否则，就会使得设计规划出来的园林景观缺乏生态发展性，对日后的环境维护也会造成一定的困扰。目前，园林景观正朝着生态化、多元化方向发展，设计者在满足人们适用性和舒适性的同时，还需要兼顾逐渐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及相应的社会价值观，并充分体现地方特色。未来园林景观的发展要求设计者多角度、全方位地考虑设计方式和构思理念，将理念与技术相结合，不断完善环境设计系统，从而建设持续发展的园林环境景观。

参考文献：

［1］游晓琴.中国古典园林造园艺术在当代住区环境设计中的应用研究［D］.合肥工业大学，2012.

［2］周辉.居住区园林环境地形设计初探［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8.

［3］黄漾.平面设计新趋势成因探究——以环境关联性和受众互动性为例［J］.美术教育研究，2012（12）：88-90.

第3篇：环境研究范文

关键词:植物环境;功能;特征

中图分类号:S68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569X(2009)06-0044-03

1引言

西南交通大学位于四川“天府之国”的成都,创建于1896年,曾先后定名为“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唐山交通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等,是我国近代建校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也是首批进入“211工程”建设和设有研究生院的全国重点高校。

西南交大在校园植物种植上基本遵循了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模拟自然群落结构,保持了物种多样性;充分借鉴景观生态规划中整体优化与异质性原则,创造了稳定的校园植物景观群落。

2 群落环境因子简要分析

植物的生长受多种环境因子的影响:气候类、土壤类、生物类以及地理人文等因素。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产生别具特色的植物景观效果。

2.1气候类

气候包括了温度、湿度、降水量、光照等几个方面。随着季节变化,这些在自然界生物的能源反过来影响自然生态。

2.1.1温度

在一切气候因素中,温度具有最大的意义,因为温度的分布同植物相同,是从赤道起有规律地排列在大致相符的带内。成都年平均气温16.2℃,适合多种植物生长,为校园植物的物种多样性提供了温度条件。

2.1.2湿度

空气湿度饱和差,是对植物地理分布发生影响的非常重要因素。郝景盛教授认为“森林之能否形成,空气中湿度亦可决定,大气中湿度小于50%之地,则无森林存在,反之空气中湿度大于50%时则可形成森林。”

2.1.3光照

同一种植物,在不同的地理位置需光量是不一样的,纬度越高对光的需求就愈大,温度愈低需光愈多。同一植物在同一地理位置因光照条件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生长状态,以下在功能分区单元会重点论述。

2.1.4降水

降水为植物所需水分的主要来源,对于植物分布的限制虽不如温度重要,但也有相当的影响。雨水调和、土壤水分充足,则植物发育良好,否则生长必受阻碍。

2.2土壤

植物生长离不开土壤,土壤给植物提供生长的场所,对植物起固定的作用,同时为植物根系提供水、氧气和营养物质。不同植物对土壤的酸碱性有一定要求。

当2种或几种同是乔木或同是草本植物种植在一起时,其根系处在土壤的同一深度上,就会发生竞争现象,导致土壤中肥力不足而使植物生长不良。故此植物配置时一般多采用乔、灌、草结合,使其根系分布在土壤的不同深度,以减少植物根系的竞争现象。

2.3生物类

地球上的其他生物,如与植物生长在一起的其他植物、动物、人类等,均对植物的生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3 与场地功能的结合分析

为了便于研究不同功能分区对植物物种选择及种植方式的不同要求,本文将西南交大九里校区分成以下6个功能分区:南门入口区、教学科研区、体育运动区、学生宿舍区、职工家属区、镜湖游憩区。

3.1 南门入口区

大学的校门是来到学校的人们对学校最直接的印象,它是学校的门面。所以不仅要具有可识别性,更应体现这所大学的特色,其中植物作为软质景观所起的作用就十分重要。通常来说大学校门要体现作为高等学府的庄严和肃穆,一般植物配植都以对称式为主,要求简洁、明快、大方。当然植物不会栽的过于拥挤,因为大门前的功能还要满足人流和车流的集散功能。

交大南门两侧植物种植亦采用对称式:东侧交大之声植物配置从外到内依次是大叶樟、雪松、含笑、山玉兰、雪松、大叶女贞;西侧行政楼植物配置从外到内依次是大叶樟、雪松、含笑、山玉兰、雪松。植物天际线两侧高、中间低,呈抛物线状,临近铺装一侧均留有大片草坪,整体植物配置很好地起到了烘托建筑主体的作用。

从功能上讲,为了减少二环路对校园的不利影响,植物配置采用乔灌草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一层厚厚的绿篱,有效地减少了二环路的噪声及尾气干扰。

3.2教学科研区

教学科研区是学校的主体建筑群区,也是校园绿化的精华所在,许多重要景点都集中于此。西南交大教学科研区包括:中心楼、逸夫馆、机械馆、图书馆、土木馆、报告厅、网络学院、电气馆、行政楼、大学生会堂、教材科、实验楼等建筑。此区的植物功能上应形成幽静美丽的环境,不影响室内的通风采光。在校园平视或在楼上俯视,都能取得最佳观赏效果。

3.2.1从物种选择与功能的结合关系角度分析

(1)为了取得与教学楼这些大体量建筑的协调,植物选择上采用了高大的植物作为基调树种,如土木馆周围的大片大叶樟栽植,中心楼两侧的银杏和广玉兰搭配,行政楼前雪松的引用等等,这些软质景观的介入,很好的柔化了建筑本身的高度与硬度。

(2)图书馆前广场上矗立有茅以升前辈的雕像,植物选种采用雪松、龙柏、圆柏、侧柏等松柏类植物搭配,配合弯曲的小径,突出了纪念意义的主题同时又不显得呆板,获得很好的俯看效果。

(3)校园内部有几条深受学生喜爱的小径,其中两条位于教学区内:一条是电气馆背后的银杏路,另一条是逸夫馆后的大叶榕路,它们一个带给我们迷人的秋景,一个带走夏季咄咄逼人的烈日,是学生课后经常光顾的地方。

(4) 实验楼一片,用地条件相对紧张,但垂直绿化的爬山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

3.2.2从植物与环境因子相互关系角度分析

(1)中心楼中庭生长了几株董棕,董棕性喜阳光充足、高温、湿润的环境,生长适温20～28℃,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成都的最低温度是董棕难以承受的,但是由于处在高层建筑物中心,周边建筑为其挡住了寒风与冷空气,创造了相对温和的小环境,因此,这里的董棕得到了较好的生长,创造了植物景观奇迹。说明小环境的优劣对植物生长有着极大的作用。

(2)不同的植物对光照需求不同。一般来说,开花及色叶植物需要较多的光照才能正常生长。如逸夫馆背后的红叶李在强光照下表现出较好的生长状态。

(3)乔木种植应距建筑合适的距离,离建筑太近容易遮挡光线同时影响植物生长。土木馆外的大叶樟便因为距离建筑太近,产生“偏冠”现象。“偏冠”植物在暴风雨季节具有安全隐患。

(4)同种植物在生长时存在竞争关系,包括对阳光、土壤、水分、营养等多方面的争夺。因此植株之间应间隔一定的距离,以保证各珠植物能够正常生长。图书馆侧面的种植刚好成为反例,植株之间间距太密,以至于植株生长缓慢且生长潜力较小。

3.3 体育运动区

该区接近宿舍区,在其四周应该栽植高大的乔木,下层配置耐阴的花灌木,从而形成一定的绿化层次和密度。具有一定密度的树木形成的绿荫能有效遮挡夏季阳光的直晒和冬季寒风的侵袭,也可以减少噪音的扩散,减少对外界的干扰,起到很好的隔离作用。

西南交大体育运动区主要分布在2处:一处在学校东北部,包括田径场、詹天佑体育馆、足球场、排球场、羽毛球场;一处在图书馆背后,主要是篮球场地,同时有小部分乒乓球场地。

3.3.1从物种选择与功能的结合关系角度分析

(1)该区大量运用大叶榕,如羽毛球场、足球场、篮球场等,有效遮挡夏日阳光,形成宜人的活动区域。

(2)在篮球场与唐臣路之间种植法国梧桐、银杏、广玉兰、桂花、海桐、栀子等植物,形成厚厚的“绿帐”,有效的界定空间并隔断相互之间的干扰。

(3)詹天佑体育馆与田径场之间缺乏有效的植物种植,未创造出宜人的活动空间。

3.4 学生宿舍区

该区的绿化功能是创造安静、卫生的环境,便于学生学习和休息。同时还应该根据学生活泼好动的特点及学校运动场普遍紧张的状况,留出部分活动空间。植物配置的原则应简单、实用、抗破坏,采用自然式与规则式相结合,植物的品种也可以相应丰富些,以增长学生的知识。西南交大学生宿舍主要分布在两处:学校北门附近的眷诚斋和镜湖附近的扬华斋。

3.4.1从物种选择与功能的结合关系角度分析

(1)可识别性较差。每栋建筑几乎一样,因此植物配置宜突出识别性,遗憾的是当时缺少这样的考虑,导致刚来到交大的人极容易迷路。

(2)缺少活动场地。尽管有用地条件,依然没有得到较好的利用,如眷诚斋2号楼侧面,栾树下本应成为宜人的休息及活动场地,但现状只是做了简易的铺装。

3.5 职工家属区

职工家属区的植物配置形式比较自然,更加生动,适合人群居住。西南交大职工家属区分南园和北园,由通往西门的道路一分为二。

3.5.1从物种选择与功能的结合关系角度分析

(1)未充分利用林下场地。北园内有两处树阵林地,林下本是很好的邻里交往、儿童玩耍的空间,现状正被废弃着。

(2)植物种植时未充分考虑人们抄近路的行为习惯,导致植物绿化被践踏。

3.6镜湖游憩区

校园内部休闲区植物配置更应该品种丰富、形式多样。镜湖位于西南交通大学九里校区校园中部,是整个校园环境的心脏,起着美化校园环境,提升校园文化内涵,提供师生交流场所,改善校园内部生态效益等作用。成为了各类人群饭后散步健身的好去处,在全校师生生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3.6.1从物种选择与功能的结合关系角度分析

(1)遵从了“适地适树“原则,所选择的植物树种能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同时适应当地的土壤及小气候条件。如岸边植柳,用柔软的柳条软化生硬的驳岸边界;岸边的迎春不仅带给我们春天的惊喜,同时起到防护作用,是一种软性的防护栏。

(2)考虑到了植物树种的季相变化,做到了三季有花、四季常青。春天赏玉兰、樱花美景,夏天看紫薇、荷花斗艳,秋天闻桂花芳香,冬天赞雪松挺拔。

(3)物种选择较丰富,群落结构相对稳定,同时创造了景色宜人的休闲环境。

(4)创造了不同使用功能的空间:用密林组织的相对闭合的空间是看书学习的场所,疏林草地组织的开敞空间适合交流活动。

(5)这一片区在种植设计上依然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未充分考虑人的行为习惯:抄近路、依赖性、人看人等。

4结语

高校校园的植物景观不但受到气候、地域、土壤、水等自然因素和设计思潮、审美观、经济水平等社会因素的制约,同时还受到高校校园特定的使用群体和高校性质及风格的影响。反过来,高校的植物景观又影响着校园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和精神气质。

西南交大作为一个教学、科研的场地,在校园绿地的建设以及植物造景方面有别于城市其他绿地,应该综合多学科领域,保证植物景观能够持续发展。

(1)从生态学的基础出发,尊重植物的地域性特征,运用生物演替的观点,体现植物的多样性和绿色文化观。

(2)充分发挥植物的环境功能,确保形成一个安静、平和、沉静、内敛的校园环境。

(3)针对师生的行为特点,为广大师生提供一系列从私密到开放的多层次户外学习、休息、交流和群体活动空间,从而创造出大学校园中独有的人文环境。

(4)不同功能区对植物景观有不同的要求,设计中对各功能区区别对待。

(5)植物景观设计应与植物科学研究相结合,通过采集植物、为植物分类、模拟植物的生长环境,为教学和研究提供素材,创造别具一格的校园风景。

参考文献:

[1]苏雪痕.植物造景[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

[2]刘少宗.园林植物造景(上)――景观设计纵论[M].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

社,2003.

[3]陈自新.城市园林植物生态学研究动向及其发展趋势[J].中国园林,1997(增刊):41~45.

[4]查君.以景观生态学为导向的校园规划设计规划师[J].规划师,2005(2):55~58.

第4篇：环境研究范文

环境心理学是结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心理学，研究环境与人的心理和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一门跨民族跨学科的科学。它研究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空间环境以及在这些空间环境中人的心理和行为活动，强调环境-行为关系的整体性和相互性。这里所研究的环境包括一般社会环境，但更主要的是指物理环境，包括植物、噪音、温度、空气、建筑颜色、个人空间等。近年来，随着环境心理学的不断发展，部队开始认识到营区环境对战士的心理和行为有一定的影响。同时，面对社会的日新月异，经济的不断发展和部队生活的单调统一，战士出现了许多心理问题，引起了国家和军队的重视。在全面贯彻落实十关于国防和军队改革以及学习群众路线的大环境下，如何改善战士的居住条件、营造良好的军营环境，成为我军营区建设改革的一项重大课题。从环境心理学出发，深入研究战士宿舍外环境的心理效应，同时引入战士需求，设计战士宿舍外环境，对营造积极向上、和谐融洽、愉悦欢快的部队心理环境和在潜移默化中促进战士健康成长，从而最终提高整个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战士对宿舍外环境的心理需要

1.归属的需要

战士在部队单位，一般都是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同时回家探亲的机会较少，战士要求部队环境要具有强大归属性。战士渴望宿舍外环境是和谐的、人性的，充满关爱、稳定和安全。

2.社交的需要

一方面，战士希望在参与交往活动的过程中，培养与他人相处的和适应环境的能力，另一方面，战士渴望在交往中交朋友、诉说心事、释放压力。因此，战士要求宿舍外环境能有社交的功能。

3.独处的需要

一方面，部队生活基本上是统一性的、集体性的，战士需要培养自己的独立个性和思维，拥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追求。另一方面，战士心情低落时，有时在集体生活里并不能释放压力。因此，战士强烈需要独处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宿舍外环境要有私密空间。

三、战士宿舍外环境存在问题

1.绿化与景观问题

许多部队单位形式主义思想严重，在战士宿舍外环境绿化和景观的规划中过于注重视觉上的美观，忽略了战士对环境的心理需求。（1）在植物品种的选择上，舍弃适宜当地生长的植物，引进稀有名贵的植物品种，给战士一种只能远观不能亲密接触的距离感。（2）在植物的管理上，不管植物的特性，强行修剪成固定的几何形状，失去了自然美感，仿佛给战士一种“我们跟植物一样没有自由和个性”的心理暗示。（3）热衷人造景观，通常是假山瀑布、假花假草、人工小池塘等，而且人造景观通常选择硬质材料，营造了生硬的环境氛围。

2.安全问题

（1）在休闲区和训练区缺乏过渡，这样容易导致正在训练的战士会伤害到在休闲区休息的战士。（2）休闲区和训练区设置在道路旁、紧贴战士宿舍楼下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道路上来往的车辆、宿舍楼窗户或楼顶坠物对战士的安全产生威胁。（3）选择有毒、有针刺、容易引起虫害的植物花草绿化。战士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常常缺乏安全感。

3.人文精神问题

（1）在战士外环境的设计上，过于凸显部队现代化建设元素，各个单位的战士宿舍外环境设计很少考虑到本单位的历史传承、部队特色的东西。（2）缺乏文化、艺术的熏陶。宿舍外的宣传栏粘贴的通常是各连各排各班的每周表现和条令条例规章制度，关于部队文化、人文文化等方面的宣传很少。宿舍外环境人文精神的缺失导致整个生活氛围缺乏人文关怀，给战士一种冷漠无助感。

四、基于环境心理学战士宿舍外环境设计分析思考

1.入口

战士宿舍入口包括宿舍门前的台阶、入口小广场、小景观等，它在意识形态里是一种标志和提示，它给战士一种“你到家了”的心理暗示，因此，设计入口时要注意入口的领域感和归属感。例如，在设计台阶时，台阶阶数不能超过七阶，台阶高度要比正常台阶稍低些，超过七阶或台阶过高，战士走进宿舍就会觉得很费力、很辛苦，感受不到一回宿舍心情放松的感觉。台阶宽度要比正常台阶稍宽些，台阶宽全脚就能着地，给战士踏实、平稳的感觉。在入口小广场方面，小广场地面要平，地面若铺砖，颜色要温和。小广场上可设置独特的小景观或路标，提高宿舍辨别度，给战士一种“这是你独一无二的宿舍”的心理感受。

2.空间设计

战士宿舍外环境空间可分为训练区和休息区。训练区用于战士简单的体能训练，训练区应开阔平坦，光线充足，训练器材的质量要高，颜色要稳重。同时，可以在训练区设置小的以运动为主体的雕塑或者标语，从而营造健康、活跃的氛围，使战士充分享受训练的乐趣。休息区用于战士休憩、聊天、观景、娱乐等，休息区应利用绿化、矮墙、长廊等来构造开放、封闭、半封闭的空间，分别满足战士社交和独处的需要，同时在具体设计时应注意提供给战士安宁、自然的感觉。例如，休息区长廊的设计，不能紧贴建筑墙面或草墙，否则会有压迫感，应该空出一段距离，并且随着高度增加，距离也要增加。长廊外侧应布置绿化带，绿化带内侧供战士休息，给战士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交流活动空间。这两个区域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相互之间是有联系的。训练区和休息区要有过渡，可利用曲线式小道路分离。在训练区可设置提供没有训练的战士观看训练、进行交谈的小场所和设施。在休息区可设置较大的空地，用于战士打拳、联系俯卧撑等健身活动。

3.绿化

绿色象征着生命和力量，勃勃生机的花草树木可以消除战士消极的心理情绪，使战士体会到大自然和生命的乐趣。在战士宿舍外环境绿化设计时，在因地制宜、经济适用原则的基础上，应注重绿化的人文关怀和艺术美感。例如，在植物品种的选择上，选择无毒、无刺激性、无虫害、易于管理的植物品种，给予战士安全感。同时，选择花色鲜艳、树叶翠绿的花木，在视觉上营造积极向上的环境心理氛围。在植物的布局上，采用群植、独植、对植等不同方式与宿舍外环境中训练区、休息区和道路的建设相互衬托，构造层次丰富的绿化空间效果。在植物造景时，应将自然形和几何形结合起来构图，使自然美与人工美各显独特的美感，给战士不同的审美感受。

4.景观小品

第5篇：环境研究范文

关键词：变化环境；地下水资源；地下水环境；综述；进展

中图分类号：P343.6；P334.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1683（2014）06001804

地下水是水循环重要组成部分，地下水的蒸发、补给、排泄、越流、横向流动等使得地下水资源不断得到更新。降水落到地面，一部分形成地表径流，通过地表水体入海或再次回归到大气中；另一部分通过包气带渗入地下，形成地下水径流，又通过蒸发、地下水开发、补给地表水等形式离开地下。

自19世纪以来，工业化排出大量“温室气体”使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升高，降水、蒸发等气候要素也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地下水污染物运移的动力条件。同时，人类活动（包括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大量取用地表水和地下水等）也在强烈地改变流域水循环的各个环节。可见变化环境下流域水循环演变是全球气候变化和强烈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自然人工”二元驱动力的模式，是一种“二元”水循环过程[1]。变化的环境直接或间接作用于地下水循环机制，不但影响地下水资源情势，而且改变污染物作用于水体的机制，使得水环境情势发生变化。鉴于地下水的重要性，分析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对地下水资源和水环境的影响，是未来制定地下水资源和水环境政策的重要依据，对于应对未来水危机有着重要的意义。

1 变化环境的内涵

过去20多年来，对由自然和人为因素引起的地球系统功能的全球尺度变化研究不断深化。水循环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等的变化是全球变化的一部分，同时水循环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也受到来自大尺度的地球环境的影响。一般来说，变化环境下驱动水循环演变的因子可以分为自然环境影响和人类活动两大类[2]；自然环境影响因子主要包括：气候变化[1]，太阳黑子活动[3]，自然变化[4]等；人类活动包括农业活动[5]、工业化和城市化[6]等导致的下垫面变化和覆被变化，以及水利工程和取用水[7]等导致的水循环变化。一般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统称为变化环境[8]。水循环伴生过程是水循环的一系列伴随过程，如水生态和水环境过程等[9]。

2 相关研究进展

2.1 变化环境下水循环及伴生过程演变研究进展

在对水循环的研究中，水文模型是一个重要且有用的工具。随着水文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水文模型得到不断发展，从降雨径流“黑箱”模型（以Sherman单位线法为代表[9]）发展到概念集总式“灰箱”模型（以美国Stanford模型[8]，日本TANK[10]模型），再发展到基于物理机制的分布式“白箱”模型（以SHE模型为代表[11]）。

基于物理机制和偏微分方程的分布式水文模型可以计算、模拟和分析具有时空变异性的各水循环要素，为变化环境下水循环演变分析和其伴生过程模拟及分析提供了强大平台支持[12]。例如，Ktie等[13]将区域气候模式与水文模型耦合用于研究河川径流对气候变化的响应；Tome等[14]将简单的降水―潜在蒸发关系与生态水文模型结合，辨别出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河川径流的不同影响；Barnett等[15]将“指纹算法”与气候水文模型相结合，在美国中西部地区的水资源演变归因分析中进行应用，得出该地区水资源演变的60%为气候变化驱动；Scibek等[16]利用区域气候模式、分布式水文模型和地下水模型，分析了气候变化下的地下水和地表水相互作用；Huang[17]应用分布式生态水文动力学SWIM模型模拟了大尺度流域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而且在水循环模拟的基础上又模拟了地下水氮负荷和氮浓度，得出优化的农业土地利用和管理是减少氮负荷和改善流域水质的必要条件；Ocampo 等[18]在澳大利亚西部的Susannah Brook以农业活动为主的流域，在调查水文过程与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了坡度以及高地与河岸地区浅层地下水对氮循环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耦合水文过程与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统一智能模型”。

2.2 变化环境对地下水循环的影响

费宇红[19]通过对京津以南的河北平原近50年来地下水循环进行研究，认为浅层地下水和深层地下水的严重超采改变了地下水流的方向，从自西向东的自然状态转变为向各地地下水位漏斗中心汇流的状态。张文华对石羊河流域地下水的动态影响因素进行了主成分回归分析，认为人类活动对地下水动态的影响在67%左右，气候变化对地下水动态影响在37%左右。张冠儒[20]采用动态建模与正交试验相结合的方法对宝鸡峡灌区的地下水位进行研究，认为灌溉量和蒸发量是影响地下水位动态的主要影响因素；韩业珍[21]在同一地区采用灰色关联度方法研究了地下水位动态变化，认为黄土台塬区和渭河阶地区地下水动态的影响因素从大到小依次为蒸发、降水、地表水灌溉、地下水开采。林岚[22]对松嫩盆地降雨入渗补给量变化进行了研究，定量评价了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变化情景下降雨入渗补给的变化。可见在变化环境下，地下水循环发生了严重的变化，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在一些地区对地下水循环有着巨大的影响，并且同一因素在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呈现不一致的特征。

2.3 变化环境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

韩冬梅[23]认为忻州盆地第四系地下水渗流场的改变使得含水层地球化学作用发生改变造成一系列的地下水资源、水环境问题。郎超[24]在喀斯特地区研究了“三水”运输化学特征，发现包括三氮在内的一些具有人类活动影响的特征的物质是主要污染物，提示了人类活动对喀斯特地区地下水环境的重要影响。叶玉玲[25]对胶州湾周边地区地下水文以及地球化学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地下水向胶州湾输送的营养盐以硝态氮为主，氨氮和磷的量较小，并且这些营养盐主要来自农业面源活动。章光新[26]等运用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离子比例系数和Piper三角图示法研究了气候变化和高强度人类活动下的松嫩平原地下水化学特征与演变规律，认为风化溶滤、蒸发浓缩、阳离子交换和人为混合等过程是影响地下水水质化学特征的主要机制。可以看出，气候变化和人类生产生活已成为地下水环境改变的主要原因，并且由于农业活动中大量营养元素的施用，已对地下水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对该领域的研究对于缓解地下水环境危机有着重要意义。

近年来，国外研究多以地下水流模型和地下水溶质运移模型模拟变化环境以及管理控制情景下的地下水环境变化。Zhang等[27]通过建立地下水流模型（MODFLOW）和地下水溶质运移模型（MT3DMS），模拟了6种土地利用情景下的英国Sherwood沙地的地下水氮污染浓度，据估算，到2025年，由于森林面积增大，总氮污染负荷减少了35%，并且在最严格氮污染损失的情景下，地下水总氮浓度达到50 mg/L（合10 N mg/L左右），已高于欧洲饮用水标准。Gunter等[28]通过建立MODFLOW和MT3DMS模型研究了河道与地下水系统的水动力变化情景下的含水层的氮污染情况。Miroslav等[29]利用MT3DMS模型模拟了捷克Elbe河床底泥对地下水的污染，预测未来10～20年内该地区地下水质没有大的风险。

3 不足及难点

目前，我国对地下水循环和水环境的研究大多处在调查、实验和相关性分析阶段，难以准确地揭示变化环境下地下水循环和水环境的演变机制，而模型模拟研究还在探索之中，在区域上多集中在灌区为主的小区域，大尺度的地下水水循环（地下水资源）演变研究较缺乏。

大流域（区域）地下水流模型在补给量的确定上存在一定的难度。在变化环境影响下，各种补给量发生了复杂变化，对补给的精细计算超过当前的计算能力和研究水平，因此影响了大尺度流域（区域）地下水流模拟的精度。由于地下水污染物运移模型是根据地下水流模型补给量和浓度来估算地下水污染物负荷。因此确定补给量的困难也影响着大尺度地下水污染物运移模型的精度。

另外，地下水污染负荷研究尚待完善，主要是土壤水运动以及土壤水营养盐运移机制复杂多变。应用包气带和饱和带污染物运移耦合模拟虽然有尝试，但开发较难，并且不适合大流域。实验估算法在点尺度上较精确，但大尺度流域影响因素众多，布置大量实验点不太现实。物料平衡法较为简单，但是由于源汇项多并且复杂多变，影响因素众多，不确定性相对较大。

4 发展趋势与展望

（1）基于水循环模拟的地下水资源与水环境研究。地下水资源和水环境是水循环系统及其伴生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水循环模拟，特别是“二元”水循环及其伴生过程模拟，是基于物理机制的过程模拟，其对于综合模拟水资源系统和水环境系统有着强大的支撑作用。应用水循环模拟平台，模拟变化环境对水循环影响，进而分析地下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情势，将是重要的研究趋势。

第二，关于作用机理的研究。在基于水循环模拟的研究中，由于系统的复杂性和参数的不确定性和参数处理的粗略性，部分模拟结果失真。但是参数问题是表象，机理研究不足才是本质。虽然含水层污染物运移机制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但是只是集中在小尺度范围，而难以应用到流域（区域）尺度中。因此，在对变化环境下地下水资源和水环境演变过程中，要在作用机制和参数处理上特别是大尺度机制上进行深入的研究。

第三，地下水综合模拟框架的开发。研究变化环境下地下水资源和水环境演变涉及到水循环及其伴生过程模拟的各个方面，其模型应用中需要用到其他模型的模拟结果，涉及到系统间的数据和参数交换。因此需要构建地下水综合模拟框架，涉及到对水循环及其伴生过程的各系统的作用机制和耦合机制的研究，也涉及到不同尺度模拟之间的数据交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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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环境研究范文

［关键词］生态对话；环境社会学；生态社会；生态文明

自从1978美国社会学家卡顿（W.R.J.Cot-ton）和邓拉普（R.E.Dunlap）发表《环境社会学：一个新的范式》以来，环境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雄心勃勃”、80年代的“歧路彷徨”和90年代的“柳暗花明”①，学科范式渐趋成熟，理论建设和经验研究都取得了很大进展。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环境变迁的加剧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环境社会学的发展面临更大的挑战和机遇。本文以环境社会学家迈克尔•贝尔（MichaelM.Bell）和洛卡•阿什伍德（LokaL.Ashwood）在《环境社会学的邀请》②一书中的基本思想为线索，对环境社会学的基元观念、研究对象和核心议题作一检视，并就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进行简单讨论。

一、生态对话：环境社会学的基元思想

“生态对话”是《环境社会学的邀请》中所倡导的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全书的开篇，贝尔和阿什伍德即表明，生态对话是社会与环境之间持续的、没有终结的、相互依存的互动。在这场对话中，其中一个的内在改变会带来另一个的改变。在他们看来，生态对话的提出不仅是基于环境社会学中的因果关系具有“对话式”与“没有终结”的特征，还表明了环境社会学的行动取向———“我们可能无法在此刻停止环境问题造成的伤害，但确实可以做许多事情来改善所有生物的生态状况”①。生态对话的实质是一种整体的环境观，表明环境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可分离性和持续互动性。在此观照下，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为“最大可能意义上的群体”。“人类、其他生物、土地、水和空气”，所有这些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最大意义上的群体。而环境社会学就是要研究这种群体，分析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以及支持所有生命的水、土壤、空气，如何共同分享地球这个唯一的共有地，进一步探讨现实的社会与生态冲突的成因，并提出解决方案。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justice）、自然的权利与魅力（rightsandbeautyofnature）则是贯穿生态对话的三个主题。在笔者看来，生态对话和环境社会学研究对象“最大意义上的群体”等观点，拓展了卡顿和邓拉普、洪大用等学者对于环境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卡顿和邓拉普认为，“人类例外范式”（HumanExceptionalismParadigm，NEP）主导的传统社会学过于强调人的独特性和文化的重要性，而忽视环境因素对社会的影响。进一步，他们提出了建立“新环境范式”（NewEnvironmentalParadigm，NEP）的设想，新环境范式下关于环境与社会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称为“环境社会学”②。卡顿和邓拉普关于环境社会学的“环境—社会关系”研究的思路，在后来的环境社会学研究中得到了继承。虽然切入的角度不同，但是施耐伯格的政治经济学范式、汉尼根的建构主义范式、吉尔贝托•C•加洛潘的系统论范式等都在具体的研究中展现了环境—社会关系的不同侧面。然而，“环境—社会”关系研究对象的确定过于宏观，停留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对经验研究缺乏支持；同时，环境—社会关系的范围也适用于对环境问题进行研究的包括生态学、政治学、伦理学等众多学科，无法凸显环境社会学的独特性。在对中国社会转型以来的环境问题进行研究时，洪大用将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具体化为“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社会影响”，突出了环境问题的“社会”维度，也将卡顿和邓拉普确立环境社会学时对传统社会学的“反叛”走向“归一”③。但是，随着“环境”维度的拓宽和越来越多研究分支（如灾害研究、深生态学、激进动物研究、CriticalAn-imalStudies等）的发展，仅仅研究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和社会影响稍显褊狭。“最大可能意义上的群体”不仅将动物、植物、水、土壤、森林、空气等都看作与人类平等且共享地球共有地的要素，而且把社会学（最初译为“群学”）“群体分析”的理路领到环境研究中，在研究视阈和分析方法上都大大拓宽。同时，这一界定也契合了当前环境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趋势，环境社会学立基社会学也包含“走出家门”的雄心得以展现。贝尔和阿什伍德进一步区分出物质、观念和实践三个层面，作为讨论生态对话的切入点。物质层面是“消费、经济、技术、发展、人口、身体等如何塑造人类面临的环境现状”，观念层面是“文化、意识、道德观、风险、知识、社会经验等如何影响人类思考和解决环境问题的方式”，实践层面是“如何把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中的要素结合起来，更好地去解决环境冲突”①。在生态对话的视阈下，物质层面、观念层面和实践层面始终在发生着互动，因此三者并非严格的概念界限，而仅仅是分析上的体现。这样，环境社会学领域中“可能是最为持久的，并且有时是充满恶意”的实在论与建构论之间的论争②，可能是没有必要的，对学科的发展并无助益，因为环境的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实在论和建构论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共存的关系。环境社会学必须揭示的最重要真理之一，是“物质、观念和实践三者间的深刻联系”③。因此，对于物质层面、观念层面和实践层面下各个主题的讨论，也不脱离对这种“深刻联系”的揭示。

二、物质层面：多位一体的跑步机

贝尔和阿什伍德首先探讨了生态对话中物质层面上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因素。具体而言，他们依次分析了消费、金钱和市场，技术和科学，人口以及身体等与人类所面临的环境现状之间的关联。在论述中，贝尔和阿什伍德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在环境社会学的主要理论———“生产跑步机”（thetreadmillofproduction）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消费跑步机”（thetreadmillofcon-sumption）④的观点。他们对于技术、科学与环境以及身体与环境的阐述也在学科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总体来看，贝尔和阿什伍德关于金钱和市场，技术和科学，人口以及身体等随后的讨论也是以跑步机（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为框架，构成了对环境问题的物质层面研究的“多位一体”跑步机的分析框架。环境社会学中，施耐伯格（AllanSchnaiberg）在对环境问题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跑步机理论，并发展为环境社会学中的一个主流理论。这一理论聚焦社会结构和制度，认为市场经济具有自我强化的机制，即资本、劳动力和政府构成了“经济增长同盟”，持续追逐利润，使生产的步伐就像在跑步机上一样无法停止，这一过程需要源源不断和持续增长的资源与原材料供给，工业污染不断地被制造出来，对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⑤。生产跑步机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机制，即经济财富的制造和环境污染的制造。其内在机理是持续不断的投资需求，结果是高投资率的保持和环境成本的不断外部化。贝尔和阿什伍德指出，对生产跑步机最常见的调整方案，一是迫使一些人离开跑步机，将产量降到成本和价格均衡的水平，但这是跑步机上的每个人都反对的；二是做一些竞争性的调整，这在调整之初易获得人们的接受，但常常出现少数大企业垄断生产和被迫退出市场的人寻求创造新的“跑步机”的结果。最终，人们都努力留在跑步机上。但结果却是，富有者们努力将生产跑步机的压力变为使自己更加富有的机会，环境问题则继续为社会普遍忽视。因此，生产跑步机本质上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各利益群体、这些群体所拥有的权力以及对他人利益关注程度的结果。贝尔和阿什伍德进一步提出了消费跑步机的观点。他们指出，现代社会炫耀性消费所具有的竞争性与攀比性特点，不断加剧环境风险；同时，消费主义的扩张还抹去了物品所具有的社会精神，个体化愈演愈烈。如同瓦奇泰尔（PaulWachtel）所指出的那样：“面对着伴随过去那种安全而其乐融融的群体感消失而来的孤独感和脆弱感，人们寻求追求财产来消解。”①但是，人们愈寻求更多财富来购得这些商品，就愈会不断陷入现代经济中相互竞争的个人主义，也就愈削弱了群体性，从而踏上了消费跑步机———不断增加物质消费量却未能带来任何内心满足感的消费全过程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生态环境却受到损害。更重要的是，生产跑步机和消费跑步机也在发生着“对话”，二者形成互为一体的跑步机———生产和消费跑步机，使它们所产生的社会和环境影响互相推动②。但这是一个恶性的对话循环：生产活动创造了不平等，不平等创生了消费跑步机，消费跑步机创造了更大的不平等，进一步加速生产跑步机，从而使得整个循环不断加快，而可持续性、环境正义、自然的权利和魅力被一再边缘化。技术和科学常被看作是降低跑步机压力的关键。如生态现代化理论所指出的，技术在治理和预防环境问题中具有重要贡献和潜力③。但在贝尔和阿什伍德看来，技术不是机械结构而是社会结构。技术的现象学———技术规范将人们封锁在持续的常规行动中，技术的文化———技术被人们无条件地信仰和崇拜，技术的政治———特定技术结构及其社会利益被人们不加批判地强化，极易使人们患上温纳（LangdonWinner）所谓的“技术梦游症”———人们乐意地在重构人类生存条件的过程里梦游。可现实是，一旦付诸实践，技术的齿轮也会嵌入生产和消费的跑步机，变成社会结构来塑造人们的需求和利益。正如这些需求与利益也在塑造着齿轮和跑步机。人类很快便陷入由这些结构所安排的行为规范和文化需求中，掉进技术与经济的双重梦游症中。贝尔和阿什伍德还提出了“身体环境”（invironment）的概念来探讨身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凸显人类的身体作为跑步机的环境后果的主要承担者。他们指出，通过各种大大小小、可见或不可见的方式，跑步机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并引起累积效应，使每个人同经济模式、技术模式、环境污染和环境利益的分配模式联系起来④。因此，身体（进一步，健康）是一项基本和重要的环境议题。“多位一体跑步机”的分析框架不仅是对已有环境社会学理论的推动，而且深刻揭示了人类日常生活的社会组织方式和制度方式如何导致了环境污染和环境退化的发生。这对于如何改革已有的各种制度来保护生态环境和规避环境风险，具有启迪意义。

三、观念层面：环境意识与社会平等

观念（Ideal）是生态对话中同环境问题相连的又一重要内容。贝尔和阿什伍德首先追溯了环境统治（environmentaldomination）和环境关心（environmentalconcern）的意识形态根源，然后基于自然和风险作为人类思考和感知环境问题的观念维度，重点探讨了“自然的人类本质”（thehumannatureofnature）和“风险的理性”（thera-tionalityofrisk）。在观念层面的环境问题的讨论中，贝尔和阿什伍德的贡献在于，从环境意识的角度论述了社会不平等问题与人们思考环境问题之间的紧密关联。也就是说，社会不平等在环境问题上的投射不仅仅存在于物质层面上环境污染的不成比例的分布，而且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环境意识。这一视阈拓宽了环境正义研究、环境抗争研究、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等论题的分析维度和理论宽度。在贝尔和阿什伍德看来，环境统治———人类能够并应该按照自己的意图改造环境———被广泛认可和接受有三大思想根据：基督教、个人主义和父权制①。基督教宣扬的崇尚工作、禁欲和理性等思想将改变自然不再视为亵渎神灵的行为，人类开始以开发和征服的态度对待自然。个人主义强调更大范围群体中个人的重要地位，导致了忽视周围环境的社会行动，人们不断地将自我与身体分离，与地球分离，与生态环境分离。父权制及其衍生的支配逻辑将女性与其生育原型同自然联系在一起并加以贬低，为统治环境、征服女性提供基础。而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的环境关心不断提升，环境运动广泛发展，不仅仅在于环境污染的加剧和民主思想与体制的普及，更在于自然道德心（naturalmorality）———人们对超越社会权力、不受利益困扰的纯净领域的共同追求———的回归。自然道德心旨在强调没有偏见的道德观和身份的外在来源。它倡导的朴素、自然客体（人们体验没有社会冲突、社会限制和社会权力的宁静与愉悦）、自然自我（真实自我，而非社会评价的自我）、对物质主义的批判等至今仍是环境思考的试金石②。由此，对“自然究竟是什么”（thehumannatureofnature）的理解，在怎样组成人类社会与生态社会上具有核心地位。“自然”不仅是物质的存在，也是一种社会结构。人类构造着自然，自然也构造着人类。任何一种仅仅将自然作为物质现象或者作为社会构建的观点都是威胁的。风险同样是影响人们思考和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因素。贝尔和阿什伍德认为，风险是嵌入于权力和信任关系中的。而且，由于技术理性的自信，风险正在最大限度上将理性主义延伸到危险和不确定性中。这样，理性主义逐渐成为掌握理性主义优势的人群的一种有效的政治工具，使弱势群体陷入风险的“铁笼”，环境风险也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环境统治、环境关心、自然的人类本质和风险的理性等，是从观念上阐释现代社会中的环境问题的主要角度。更重要的是，这些论题都将环境意识同社会平等联系了起来。环境统治中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人们之间、性别之间的不平等，环境关心中人类对社会公平追求的自然道德心，自然的社会结构观和风险的权力嵌入论，都凸显了社会不平等在人们考虑环境问题的方式中占有中心地位。可以说，社会不平等及其对社会的挑战，正是环境意识长久成为社会和道德话题的重要因子。在环境社会学中，着重探讨社会平等和环境污染的论题已经成长为“环境正义研究”（EnvironmentalJusticeStudies）的领域，发展迅速。但是，环境正义目前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物质层面上对环境污染在各个社会范畴中的高度分布不均的关注，较少涉及观念层面。环境问题的观念层面研究则将环境问题与社会不平等关联起来，深化了人们对于环境正义的理解。环境正义并不仅仅指涉物质层面的环境污染的不成比例的分布，同样有社会不平等引发的意识、观念和道德上的内容。因此，对环境问题的理解和解决，不仅需要制度、法律等外在力量，也应包括公平基础上的人心、伦理等观念力量的建设，这二者同时也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

四、实践层面：动员和管理“生态社会”

实践层面的讨论也是《环境社会学的邀请》中较有特色的部分，突出环境社会学的公共取向和行动取向，即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也需要穿透学院的高墙，面向民众和公共社会，运用知识积极主动地推动生态系统的改善，造福于人类。在这一方面，贝尔和阿什伍德提出了“动员生态社会”和“管理生态社会”的观点，来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动员生态社会的三个要素是：放在一起（conception）、联结在一起（connection）、一起见证（contestation）。“一起”并非易事，哈丁所言的“公地悲剧”既是经济威胁也是环境威胁。然而，在贝尔和阿什伍德看来，公地悲剧其实仅仅是“个人主义的悲剧”。而人们的动机和选择不仅仅会出于狭隘的自我利益，同样重要的还有社会生活中的情感因素———社会传统。而且，情感团结和利益团结会不断相互塑造并相互维持，形成社会团结的对话（dialogueofsolidarities）①。加上作为对话条件的“政治机会结构”，草根环境行动者已在路上。应当注意的是，在不同的社会场域中，情感团结与利益团结可能会发生博弈，出现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的情况。但是，贝尔和阿什伍德的探讨指出了动员生态社会的“理想型”。在管理生态社会中，贝尔和阿什伍德强调参与式管理和重构日常生活的重要。参与式管理能够促进实践绩效和民主化，使当地人与科学家、当地知识与专家知识的对话开展起来。重构日常生活可防止参与式管理的过度程式化及精英阶层对参与式管理的利用，避免出现“过家家式参与”。重构日常生活包括物质减量化、生态工业和智慧增长等。二者共同推动管理生态社会的目标———真实环境主义———的出现②。真实环境主义是环境友好行为变得简单的社会生活。也就是说，人类不是因为有意识做到环境友好才会选择，而是这样选择会最省钱、最舒适，因为发展到最后，环境主义已经不再是美德，而是一种必须尊重的现实。

五、结语

第7篇：环境研究范文

关键词：贸易自由；环境质量；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0-0250-03

引言

环境质量长期以来被视为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指标，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高速发展的同时，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环境损害问题无论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决策层都备受关注。从已有文献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贸易通过影响经济活动水平或经济布局对环境造成间接影响（Copeland&Taylor）。但是，涉及贸易环境效应结果等核心问题至今还未达成一致，尤其在有关贸易环境政策法规的制定方面争论更为激烈，这无疑给政策制定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对于中国来说，深入研究改革开放至今贸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机制，在一定理论框架下探索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环境质量，并据此对贸易与环境政策进行针对性的宏观战略调整，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平稳转型进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有必要对现有的文献进行系统的回顾。在结构安排上，本文首先梳理国外学者就贸易环境效应研究的相关理论与实证文献，并对理论界主流观点做详细论述，最后是结论。

一、贸易环境效应的理论研究

将贸易与环境结合起来的研究源于18世纪初古典经济学家David Ricardo关于经济增长与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间关系的初步探讨中。David Ricardo认为贸易规模扩大加快经济增长的同时必然会增加资源需求量和污染排放量，但受资源总量和环境同化能力的制约，可能导致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最终造成环境损害。随着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速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突出，这一观点引发了大量学者关于贸易与环境问题的持续性讨论。Pethig.Rudiger（1976）、Sieber，Horst（1977）和Gregory.Michael（1991）分别研究表明，经济规模的扩大提高了污染物排放水平，而生产技术的进步大大降低了单位产值污染排放强度。Grossman 和Krueger（1993）突破了单一因素的约束，开创性地将规模、结构和技术因素同时纳入理论分析中，运用控制变量法对这三大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规模效应具有负向性，生产技术则表现为正效应，而经济结构转变如果是由国家间环境监管差异引起时结构效应才呈现出负效应。之后，Theodore Panayotou（2000）做了更为全面的分析，新提出了收入增长效应、经济结构效应、产品组成效应和法规效应，其中收入增长效应是对规模效应的补充与完善，而经济结构效应和产品组成效应是从空间层面上对结构效应的进一步分解。

（一）贸易环境规模效应的探究

由于实际收入与贸易引致的经济规模两者存在正向关系，进而探讨经济规模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可转换为研究实际收入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Grossman & Krueger（1993）和Runge（1994）研究表明随着实际收入水平的上升，空气质量首先出现恶化，但是一旦国民收入超过一定水平，空气质量就开始改善。Selden & Song（1994）以新古典增长模型为基础，采用Simon Kuznets（1955）研究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均之间关系的研究思路，并且假设环境质量、产品生产与消费以及环境政策法规对收入都具有弹性，发现贸易促进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污染水平明显提高，但到后期出现了降低，实际收入与污染水平呈现出“倒U型”关系。

（二）贸易环境结构效应的讨论

假定一国消费者偏好不变，国家间染排放政策差异是引致产业转移是形成结构效应的唯一因素。Copeland&Taylor（1993，1994）运用了不同于Merrifield（1988）和 Rauscher（1991）的研究方法，建立了一个多商品、多国家的南北贸易模型，并假定南北方国家都为小型国家且环境污染是局部的，研究表明：使北方国家“双高”的收入与环境标准使污染性产业相对收缩，减轻了其环境压力，而在南方国家却形成污染藏纳场。Copeland&Taylor（1995）则放松了原南北贸易模型中污染局部性的假设，建立了全球污染模型，并假定南北方国家都采用可交易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体制，认为许可证额度在北方国家的减少量并不能与南方国家的增加量百分百抵消，那么贸易自由化将提升专业化生产均衡下的总体污染水平。而Pethig（1976）、Daly（1993）和Porter（1995）则从国际竞争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些研究认为，世界环境污染的加剧的原因并不是Copeland&Taylor（1995）所提出污染的净效应为负，而是各国维持或增强本国竞争力的附带效应是降低各自的环境标准，出现了“向底线赛跑”的情形，产生了所谓“陷入低环境”标准效应，从而增加了全球污染物排放总量。

（三）贸易环境技术效应的争论

如何提高生产中的技术水平成为学术界继技术效应正向性讨论之后的新关注点，学者们普遍认为，在不考虑FDI因素，本国政策法规对促进清洁技术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政策选择的主张形成了“庇古税原理”和“科思定理”两大阵营。Pigou（1932）依据马歇尔（Marshall）提出的外部性理论，认为环境污染具有典型负外部性，只要把市场失灵造成的负外部效应内化到商品生产的真实成本中，确保污染者能够自行研发引进更加先进的技术来降低污染排放量。而1959年Coase在《社会成本问题》的开篇就指出庇古对外部性解决有失公平和全面，不赞成庇古的通过政府额外增加课税来对外部性进行干预，并为以非政府干预方式解决外部性内部化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Coase强调市场制度本身就能解决好环境污染的问题，只要政府在进行外部性干预时明确产权即可。J.H.Dales（1971）成功运用了Coase的思想，首次就提出了运用拍卖污染许可证的方法来解决环境污染的设想，之后，F.R.Anderson（1977）借鉴J.H.Dales（1971）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数量配论，认为控制污染成本较低的厂商将其多余的许可证卖给控制污染成本较高的厂商，在有效分配环境资源的同时降低了总体污染排放量，Randolph，M.Lyon（1989）还认为可转让的污染排放许可证制度TDPs（transferable discharge permits）有助于发达国家解决环境问题。

二、贸易环境效应的实证研究

在贸易环境效应理论研究进行的如火如荼同时，大量的经验研究利用不同样本对贸易环境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以及总效应进行了检验。

（一）贸易环境的规模效应

一些学者认为经济规模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Shafik & Bandyopadhyay（1992）对1960—1990年期间的149个国家十种污染物排放量、人均GDP以及相关变量进行线性对数估算，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环境指标随经济增长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之后，Grossman &Krueger（1993）和Grossman（1994）采用GEMS数据分析后也发现SO2暗物质浓度、空气悬浮颗粒以及水污染物浓度与实际收入水平都呈“抛物线型”，分别在人均GDP达到4 000美元～5 000美元、9 000美元和8 000美元时出现拐点。从空气污染整体水平的角度，Hilton and Levinson（1998）对Octel 、OECD 1972—1992年期间48个国家汽油消费量数据进行分析后也支持了这一结论。而另外一些学者对之前的观点产生了质疑，Mc-Gillivray（1993）以22个OECD国家12种环境指标为基础，得到了体现环境质量的综合性指标，但发现该指标的变化具有随机性，不能说明环境质量与收入之间存在确定的数量关系。Groot等人（2001）以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82—1997年的污染排放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除水污染外，固体废气物、污染气体以人均值衡量时都表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另外，Harbaugh，levinson and Wilson（2002）对Grossman &Krueger（1993）的结论进行敏感性验证时发现，这种“倒U型”关系并非对所有污染物都成立。

（二）贸易环境的结构效应

贸易引致的污染性产业的集中扩张对污染性产品出口国环境造成了破坏。Walter（1973）和Robinson（1988）通过计算发现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口产品污染程度较进口产品要高出15%以上，且这一时期污染排放量呈大幅度上升趋势。Brown，Deardorff，Stern（1992）利用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表明环境敏感性产品生产地向美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转移，而Anderson.K（1992）则认为污染密集型产业转向了发展中国家，但都发现转入地环境质量明显恶化，Xu（1999）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但就环境质量整体而言，Lucas（1992）、Birdsall和Wheeler（1993）认为污染性产业转移有利于全球环境的改善，而这一观点受到了Low，P，a和 A.Yeats.（1992）的强烈反驳，他们采用1967—1968年和1987—1988年间两组世界贸易数据，对美国的钢铁和非铁金属等5个最具污染的行业出口额与总出口额的比率变化做了研究，发现污染性产业跨区域转移对转入地和转出地的环境影响结果完全相反，因而净效应不能确定。

（三）贸易环境的技术效应

“庇古税原理”和“科斯定理”在实际环境治理应用中主要形成了以税收和排污权交易为代表的两种制度体系。一派观点认为对市场机制较为完善的发达国家，税收制度在降低污染物排放水平方面比排污权制度更为有效。James.W.Martin（1929）对1929美国伊利诺斯州年新颁布的废气税法规做了优势性分析，与1927年的旧法规以及和其他州同类法规的比校，该法规使总体污染气体排放量有所降低。Thomas C.Kinnaman（1994）研究表明美国各州所实施的固体垃圾填埋税在改善环境质量方面十分有效，且最佳的税率为每吨5美元～10美元。另外，James Boyd（2003）对美国两家公司所在地区分别使用污染排放税法和排污权制的环境治理的成本分析发现，前者的治污边际成本明显低于后者。而另一派观点则认为排污权制度更为有效。Oates and Strassmann（1978 and 1984）研究调整公共污染排放结构问题时发现：相比较运用排污税，TDPs更能激励污染排放者降低排放量。Randolph M.Lyon（1990）基于政策激励和直接管制的企业排污行为分析模型，采用了Vivian and Hall（1981）所使用的数据，分析了在两种不同的环境监管方式下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排污行为的差异，研究表明使用符合市场运行机制的可转让污染排放许可证比统一的税收制度更有效率。SabruoIkeda（2005）对中国天津纺织染料业、化工业、造纸业和食品加工四大行业20家公司遵循可交易许可证制度后的COD和BOD排放量数据分析得出，COD减少率由60%提升到70%，污染排放量得到了明显降低。

结语

本文通过梳理总结贸易自由影响环境的相关文献，得出以下结论：在理论层面，一是以Grossman和Krueger（1993）三因素观点为代表的是早期研究认为技术效应的正向性远远大于规模效应带来的负效应，而结构效应影响甚微，一般可不予考虑，二是以Copland（1995）主张的环境跨国界污染为代表的深化阶段摆脱了时间空间锁定，发现较之于规模效应与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对环境影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庇古税原理和科思定理的有效性存在各自的适用范；在经验层面，经济规模与环境污染之间并没有确定的数量关系，而污染性产业的跨区转移不一定使全球污染水平加剧还有可能减缓，另外，在环境治理方面发达国家运用庇古税比科思定理更为有效。

参考文献：

[1] 兰天.贸易与跨国界环境损害[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2] Brown，D.K，A.V；Deardorff and R.M.Stern.“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Analytical Issues and a Computational

Assessment.”World Economy，1992，15，pp.11-29.

[3] Birdsall，N and Wheeler，D.“Trade Policy and Industrial Pollution in Latin America：Where Are the Pollution Havens？”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 &Development，1993，2.

[4] Cavlovic，K.B；Robert.P.B and Kishore，G.A.“Mets-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Studies.”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第8篇：环境研究范文

一、微观环境成本

微观环境成本观念是站在企业的角度，借鉴经济学观点把环境成本定义成企业与环境相关的成本，是目前会计学界普遍采用的定义。具体来说，微观环境成本观念又包括两种：企业自身在环境方面耗费的微观财务成本或费用；企业活动导致的货币性及非货币性社会环境损耗的微观经济成本。

国外持此类角度的代表观点有：

荷兰国家统计局（CBS）从1979年开始就已对工业企业的环境成本开展了统计工作。在统计中，环境成本被定义为：企业为了防止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所采取行为的成本。按该定义，环境成本的范围比较窄，没有涉及劳动者的安全或其它安全因素带来净财务效益的环境活动以及以保护周围社区住宅安全为目的的行为都是排除在外的，只有当企业的环境管理仍处于被动的和遵守环境法规阶段时才适用。

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CICA）于1993年对环境成本作了两大基本分类，即包括预防、去除和净化污染与资源保护的环境对策成本与包括受害赔偿金、罚金的环境损失成本（间濑美鹤子，1994）。其在环境成本核算研究上最有影响的研究报告当属1997年发表的《环境角度的完全成本会计》，共涉及下述12个项目的内容：公害预防；环境保护的研究开发；在建工程的环保设施；环保型产品的生产；绿色采购及物流；节省能源；节约资源；废弃物处理；环保营销；环境管理；环境形象构建；环境保护启蒙运动。此观点具有下述两方面的特点：第一，不是一种完全成本概念，而是一种独立的“差额成本”概念，需要将生产成本与环境成本两种核算分开进行。第二，采用了会计学理论对成本的收益配比原理。

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ISAR）会议（1998）讨论并通过的《环境会计和报告的立场公告》认为： 环境成本是指本着对环境负责的原则，为管理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采取或被要求采取措施的成本，以及因企业执行环境目标和要求所付出的其他成本。这种成本可以纳入目前企业的会计系统并分配到产品成本中， 或作为期间费用抵减企业当期的利润。此观点在环境会计领域中比较权威，为大多数组织和学者所认同。

在国际上对环境成本的研究与应用，美国得力于其环境保护署（以下简称EPA）的有力推动而处于领先水平。美国环境管理委员会把环境成本界定为：在成本会计和资本预算中人们通常考虑有关使用原料、设施和物料的传统成本（Convent -ional cost）；通常隐藏在制造费用中、不易为管理者所发现的潜在的可再分为前期、合法性、资源和后期的隐藏成本（Potentially hidden cost）；某一成本在未来的某一时点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与或有负债对应的或有成本（Contingent cost）；将影响管理者、顾客、员工、社区和执法者的主观判断的形象与关系成本（Image and relationship cost），也称为无形成本。同时，还将一部分因环境符合造成对第三者或社会损失的社会成本也包括在内。其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基本特点：从投资决策的视角体现了内容的大容量、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特点；对环境成本发生的时间顺序进行了分类；从或有环境负债的视角建立了未来支付的或有成本分类；要求企业披露 “形象关联成本”。但也有下述值得商榷之处：第一，将企业传统的成本纳入到环境成本核算范围，全部以环境保护为标准概括所有的成本费用，未必一定合适。第二，成本计量方面，有些内容存在一定的模糊性，甚至会发生计量困难。

日本环境省颁布的《环境会计系统应用的指导准则（2000年版）》中，将环境保全成本定义为：“环境保全成本是企业为环境保全而付出的投资和费用。其中，环境保全是指对企业造成的环境不利影响采取降低环境负荷的一种环境保护活动，其包括地球环境的保护、环境公害的预防、自然资源消耗的节约及回收再利用活动等。”

Jasch（2003）也认为环境成本是所有与环境损害和保护相关的成本，分为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但他同时指出，环境管理会计中的环境成本不包括外部成本，而应包括：传统的废弃物和排放物处理成本，包括与之相关的人力、维护物料，以及保险和环境负债条款；预防和环境管理成本，包括人力成本、良好的外部家政服务、一体化技术中环境因素所占份额、经营型设备中环境因素所占成分；废弃物料的购买价值；非产品性产出的制造成本。

国内持此类角度的代表观点有：

黄种杰（1999）认为环境成本是指企业为防止其经营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不良影响而采取相应措施的成本以及为达到环境目标所付出的治理成本。根据这一观点，环境成本包括环境预防成本和环境治理成本。

李连华（2000）则从流动的角度来分析成本，认为成本是企业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发生的资产流出或价值牺牲，在国内外学者和组织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成本是一个流出的概念，代表着某一主体为了实现某种目的或目标而发生的资产流出或价值牺牲。将这一含义移植到环境管理领域就可以界定出环境成本的内涵，即环境成本是指企业因环境污染而负担的损失和为了治理环境而发生的各种支出。

浙江省教育厅课题组（2001）经过研究认为，环境成本是指为管理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被要求采取措施的成本，其主要包括四个部分：资源消耗成本、环境支出成本、环境破坏成本和环境机会成本。

惠尚文（2003）认为环境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损耗、保护、恢复所支付的成本费用，其内容可归纳为耗减成本、损失成本、恢复成本、再生成本、保护成本、替代成本。

樊培银、李文倩（2004）认为环境成本是指企业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所有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成本支出，包括为了遵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各种环境标准而发生的成本支出，和企业为了赢取竞争优势而采取的环保措施的成本支出。

程隆云（2005）认为环境成本是企业在一定期间，为履行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责任，取得预期环境效果和环境收益的可用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利益的流出。

由于微观财务成本/费用符合会计上对成本及费用的定义，可以纳入目前的会计系统，并分配到产品中去或作为期间费用抵减企业当期的利润，因而是会计学者所普遍采纳的定义。事实上，目前多数环境成本的定义都是基于这一角度。但是与企业会计实践缺乏联系。

二、宏观环境成本

宏观环境成本观念则是从整个社会（包括区域、国家）的角度来定义环境成本。在该观念下，环境成本属于经济成本，是社会经济活动造成的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损失，包括自然资源的耗费、生态环境的恶化、人民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降低、用于环境保护和治理而耗费的货币性与非货币性的人力、物力。尽管环境的恶化也可能对企业带来一定的危害，但宏观环境成本不能精确地归到某个企业的身上，即这里的核算主体是社会，而不是具体的微观组织。但是，宏观环境成本与微观环境成本密切相关，社会中各个组织的微观环境成本相结合构成了该社会的宏观环境成本。从数量上，宏观环境成本应当接近但不会等于该社会所有组织的微观环境成本的总和。

国外持此类角度的代表观点有：

联合国在“改进政府在推动环境管理会计中的作用”有关会议的报告文件《环境管理会计――政策与联系》中，将环境成本广义地定义为“与破坏环境和环境保护有关的全部成本，包括外部成本和内部成本”。

联合国统计署（UNSD）1993年了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提出环境成本概念应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因为自然资源的数量减少和质量降低造成的自然资源价值的减少；二是环保方面的实际支出，即为了防止环境污染而发生的各种费用和为了改善环境、恢复自然资源数量或质量而发生的各种费用支出。此观点是站在社会角度定义环境成本，重点关注的是自然资源的消耗与补偿。

Vaughn（1995）立足于经济和环境的角度研究环境成本。经济意义上的环境成本是指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使用的环境货物与环境服务的价值；环境意义上的环境成本是指同经济活动造成的自然资产实际或潜在恶化有关的成本。

Fichter（1997）将环境成本定义为与材料和能源使用直接和间接相关的成本总和以及这些成本导致的环境影响。

Glunch（1999）认为环境成本是由于防止或更正环境影响（Prevention or corr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而产生的成本。

Spomar Jr.，John（2003）认为环境成本包括两部分：一是直接影响公司（利润表）净利润（Bottom line）的成本，即私人成本；二是对个人、社会和环境的成本，即社会成本。

国内持此类角度的代表观点有：

国内研究从宏观角度定义环境成本的主要有：

罗国民（1997）认为环境成本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耗费的自然资源的价值以及因为对环境造成破坏而发生的清理污染，恢复生态环境的各种支出。该定义从维护生态环境质量的目标出发，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的污染作为环境成本的基本点是一种保护环境型定义。

郭道扬（1997）侧重于从“生态环境成本”的角度研究环境成本，将其界定为：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而发生的治理污染的投入；因发生重大的环境污染事应该承担的责任和治理污染而发生的费用以及政府部门对企业的罚款；没有经过环保部门的允许，自作主张投资项目所造成的罚款；因为治理环境没有取得效果而浪费的投资损失。

王立彦（1998）认为由于立足点不同往往很难对环境成本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然而在会计领域讨论成本项目，又不得不给出较为明确的界定。因此从不同视角对环境成本概念加以阐释，从不同的空间范围将环境成本分为内部环境成本和外部环境成本；根据不同的时间范围将环境成本划分为过去环境成本的当期支出、当期环境成本的当期支出以及将来环境成本的当期支出。

黄蕙萍、成（2000）认为，环境成本是指商品在生产、使用、运输、回收过程中为解决和补偿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流失所需要的费用之和。总体上，环境成本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正常的资源开发获取应支付的成本；二是同资源开采、获取、使用及产品使用回收相关的环境净化成本和环境损害成本；三是由于当代人使用了这一部分资源而不能为后代人使用的效益损失。

徐泓等（2001）认为，环境成本是指自然资源耗减费用、生态资源降级费用、维持自身资源基本存量费用和生态资源费用的总和。

肖序（2001）认为，企业环境成本就是企业因履行环境保护责任，为降低生产经营的产品或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环境负荷，或执行国家环保政策法规而在一定时期内，采取一系列环境保护活动所发生的旨在取得环保效果和经济效益的可货币化计量的各种耗费。该定义以生命周期的思想来界定企业环境成本，并指出了企业产生环境成本的原因在于降低环境负荷，或执行国家环保政策法规。指明了环境成本理论研究的科学使命，并归纳了环境成本的理论结构布局。认为环境成本论的理论基础包括：环境经济学成本理论、会计学的社会责任成本理论、环境管理学成本理论、环境统计学成本理论。葛晓梅、王京芳、孙万佛（2006）支持此类观点。

乔世震（2002）认为，环境成本是企业与环境责任活动相关的责任成本，并指出环境成本支出可以用货币来计量，也可以用非货币计量方式。

从国内外关于宏观环境成本的界定来看，虽然扩大了环境成本的内涵，但是在宏观环境成本定义下的会计核算主体是社会、国家，而不是企业等微观组织，对企业环境成本的研究只有宏观指导作用，而不具有可操作性。

三、结论

本文综合上述国内外组织和学者的观点，对环境成本的界定有如下特点：

其一，从研究内容上看，在现阶段，能够全面精确的定义环境成本比较困难，国内外对于环境成本定义的研究尚处于基于不同视角对环境成本加以阐释的阶段，环境成本的概念不统一。

其二，从研究过程上看，国外对环境成本的研究开始得比较早，已经取得了一些先进理论的成果。而在国内尚属起步阶段，很多学者的研究都是从翻译国外资料开始的，这为建立我国环境成本核算体系奠定了一个良好的理论基础。

其三，从研究成果上看，尚缺乏实际指导性。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由于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相关的法规也并不健全，所以对现实中的企业并未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

对于环境成本在达不到形成统一认识的阶段，从某个视角如能够对其加以阐释，进而研究其确认、计量和报告是明智的选择。笔者认为，应借鉴上述各种观点并结合我国企业的特点来界定环境成本的概念。一般来讲，企业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企业的经营活动对环境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即环境影响），降低环境影响称为企业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进行各项经营活动应考虑的一项重要的影响因子。因此笔者比较认同从企业对环境高度负责的角度对环境成本定义为：环境成本是企业对社会的环保责任与会计学有机结合而形成的，是企业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因进行经济活动而发生的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及执行环境目标所应达到的要求而发生的成本，包括内部环境成本和外部环境成本，是一个微观――宏观的范畴。

该定义虽然是一个宽泛的界定，但它以明确企业的环保责任为中心，保证了环境成本涵盖范围的全面性，克服了详细界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以偏概全的缺点；将环境成本分为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两大类，从传统会计意义上讲，内部环境成本是一个微观范畴，是在企业核算范围内所发生的与环境有关的成本，是传统会计中企业费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外部环境成本是一个宏观的范畴，是在社会核算范围内企业应该承担的与环境有关的成本。

参考文献：

［1］Gluch，Pernilla.Costs of Environmental Errors（CEE） ［J］. Greener Management Internatin -al 2000.31（Autumn）：87-100.

［2］Gray，R.，and J.Bebbinton，Accounting for the Environmental Costs and Liabilities ［M］.2001.

［3］Jasch，Christine，The Use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gtal Accounting（EMA）for Identifying Environmental Costs［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03，11：667-676.

［4］Spomar Jr.，John，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101［J］.American Drycleaner.2003， Oct70（7）：62-64.

［5］仓萍萍、杨德利：《环境成本核算研究综述》，《财会通讯》2008年第6期。

［6］程隆云：《企业环境成本核算若干问题的思考》，《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7］樊培银、李文倩：《企业环境成本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8］葛晓梅、王京芳、孙万佛：《基于生命周期的产品环境成本分析模型研究》，《环境科学与技术》2006年第5期。

［9］郭晓梅：《环境管理会计研究――将环境因素纳入管理决策中》，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0］黄蕙萍、毅成：《论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内化问题》，《武汉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11］惠尚文：《环境成本若干问题探讨》，《新疆财经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12］李连华：《环境会计研究》，中南财经大学2000年博士学位论文。

［13］李心合等：《中国会计学会环境会计专题研讨会综述》，《会计研究》2002年第1期。.

［14］罗国民等：《绿色营销》，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15］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环境成本和负债的会计和财务报告》

［16］刘刚译、陈毓圭校：《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环境成本和负债的会计和财务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17］乔世震、乔阳：《漫画环境会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第9篇：环境研究范文

一、环境绩效审计的研究现状

1、国外环境绩效审计的发展现状

环境绩效审计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及加拿大出现，20世纪80年代后扩展到欧洲乃至世界各国。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标准化组织成立了“环境管理技术委员会”，制定了ISO14000标准。加拿大环境审计师协会（CEAA）和加拿大标准协会（CSA）撰写了《环境审计的原理和实践》一书。1995年，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第十五届大会———开罗会议，制定了有关环境审计定义的框架。1999年，世界审计组织环境审计工作小组制定了《有关环境效益审计指南》，至此，环境绩效审计开始走向规范化道路。2001年，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所属的环境审计工作小组向各成员国印发了《从环境视角进行审计活动的指南》，重点阐述了环境绩效审计的内容。

2、国内环境绩效审计的发展现状

我国的环境绩效审计理论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葛家澍教授在《会计研究》（1992年第5期）上发表的《九十年代西方会计理论的一个新思潮———绿色会计理论》一文，该论文在我国会计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关于环境绩效审计的含义，杨智慧（2009）认为环境绩效审计是由国家审计机关、内部审计机构、民间审计机构实施的，对被审计单位及审计项目的履行情况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跟踪及综合分析，并按一定的评价标准评定其环境管理责任的现状和潜力，提出环境绩效管理的建议，促进其改善环境管理、提高环境管理绩效的一种审计控制活动。明确环境绩效审计的内容是开展环境绩效审计工作的前提，基于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所属的环境审计工作小组（WGEA）对环境绩效审计内容的倡导和我国目前开展的一些环境绩效审计业务，马秀萍（2010）、王素梅（2014）等认为：环境绩效审计的内容除了应围绕绩效审计的三要素，即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以外，还应加上环境性这个因素。综合以上四个要素，我们认为环境绩效审计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对被审计单位环境政策的执行情况的审计；第二，对被审计单位的环境项目效益进行的审计；第三，对被审计单位其他项目的环境影响进行审计；第四，对被审计单位环境管理系统的审计。因此，环境绩效审计是审计主体依法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环境管理系统以及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和环境责任，以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环境性为标准，进行监督、评价和鉴证，以实现对责任主体受托责任履行过程控制的一种管理活动。在实务研究方面，审计署自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环境资源审计的探索，主要围绕各类环保资金和项目展开；1998年，审计署设立了农业与资源环保审计司，标志着我国资源环境审计新阶段的开始；审计署在《2003至2007年五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要积极地尝试开展环境审计，并把效益审计作为未来的重大任务之一，这是我国环境审计同世界接轨的充分体现；在《审计署2008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将资源环境审计列为六大审计类型之一。总的来说，理论研究、实务开展上皆有发展，但是距离国外的研究及发展模式还有一定差距。

二、我国企业开展环境绩效审计面临的问题

1、环境绩效审计缺乏理论指导，企业环境管理系统尚不完善

这是我国开展环境绩效审计所面临的一个重大不利条件。环境绩效审计具有综合性强、层次高、审计方法复杂多样等特点，加之我国对于绩效审计的开展尚处于试点阶段，缺乏权威的理论研究成果，没有统一的规范，而国外也没有一个可以直接借鉴的模式，因此，在实践中只能逐步摸索前进，审计风险比较大。

2、环境会计研究的不完善制约着环境绩效审计的发展

企业进行环境绩效审计需要搜集充分的环境效益与成本等方面的会计数据资料。由于我国对环境会计的研究刚刚起步，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成本等内容还在讨论之中，缺乏确认和计量环境效益与环境成本的标准。大部分企业环境会计的确认、计量混乱，对公布环境会计资料持消极态度，很少进行定量分析。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之间难以有效平衡，这给环境绩效审计的深入开展带来了困难。

3、审计技术方法不足，缺乏一定的评价标准

环境会计是一系列学科的综合，因此环境绩效审计工作的开展要求审计人员懂得各类学科知识，技术综合性较强。而且环境绩效审计比较复杂，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很多。目前环境绩效审计多采用环境成本效益分析方法，但是对环境成本和环境效益的评价指标和计量方法仍没有统一标准。这是我国开展环境绩效审计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4、企业环保意识不强，对环境绩效审计的作用认识不足

企业没有形成强烈的环保意识，对开展环境绩效审计的认识不足是我国开展环境绩效审计的不利条件。我国环境管理观念引入较晚，环境审计的开展也比较迟缓，目前尚未建立统一具体的环境审计准则。人们一般认为，只要按照相关规范增加投入就能有效地改善环境，而对于环境绩效审计工作的开展则认为没有必要。

5、审计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企业开展环境绩效审计需要运用一些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但在审计人员中精通财务会计知识的占了大多数，现有审计人员的知识能力结构不利于分析评价环境绩效，也限制了环境绩效审计的发展。

三、我国企业开展环境绩效审计的若干对策

1、借鉴国外经验，建立完善的环境绩效审计理论体系

要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就必须要领会其实质，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和环境绩效审计的具体内容，才能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国外的环境绩效审计和我国相比动因不同。国外的环境绩效审计起源于企业内部动力，而我国环境绩效审计起源于外部压力。二者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会导致其内容的不同，因此，在借鉴国外的经验时，要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2、制定和实施环境会计准则，为其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要设计并建立一套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环境会计核算体系并非易事。因此，必须积极开展环境会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充分学习和借鉴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力求解决诸如确认、计量等基本理论问题，把经济活动中的环境成本、环境负债和环境效益，通过会计特有的方法加以确认、计量、披露，建立核算体系，并制定统一的环境会计报告准则，为环境绩效审计的开展提供充分的信息。

3、加强审计技术方法的研究

我国应该加快环境审计准则的研究和制定，为环境审计的开展提供依据以及评价标准。可以参照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4000的做法，制定我国企业统一的环境管理标准和环境审计指南。同时，根据我国国情制定评价指标体系指南，以利于环境绩效审计的进行。还应完善环境管理系统，使其同内部环境绩效审计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4、增强公众环境绩效审计的意识，加强立法执法力度

当前，重要的是要培养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为环境绩效审计做好舆论准备，通过多种形式来加强环境绩效审计宣传。也要转变政府、企业的思维模式，让他们树立环境绩效审计的观念，充分认识到应改变当前审计工作以财务审计为主的状况。同时，应加强立法执法力度，国家立法机关和政府职能部门必须在现有环境法规的基础上制订更为具体和具有操作性的环境信息披露实施细则。努力营造企业参与环保的良好氛围，帮助企业降低污染治理成本。

5、培养高素质的内部环境审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