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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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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研究

第1篇:经济增长研究范文

内容摘要:本文针对目前西部经济增长的几种主要模式:招商引资模式、民营经济模式、传统产业结构模式、低成本劳动力模式等进行了分析论证,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出了思路,以期为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促进西部经济良性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西部经济增长模式资源耗费产业结构劳动力成本

西部地区如何实现经济快速、持续增长,以及经济持续增长会给西部带来怎样的影响,是我们在选择西部经济增长模式时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西方工业国家早已完成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即从以能源,尤其是以资本的增加带动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和服务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增长。这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是集约式的,效率更高。而我国西部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赖于传统模式,以消耗资源、增加投资为特点,往往造成人与人的关系紧张,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本文将对现阶段我国西部经济增长模式进行分析,并对其增长模式的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揭示,从而为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提供参考。

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增长模式

近年来,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大力从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招商引资,并在税收和土地政策等方面给予了极大的优惠;为了鼓励个人或中介组织招商引资,很多地方政府还设立了专项奖励基金;此外,还通过政务公开,简化审批手续,实行服务承诺制,建立“绿色通道”等完善招商引资的软环境。显然通过对外招商引资,能扩大地方投资规模,实现地方经济增长的目的。

但由于受地理、信息、通讯、交通、人才等问题的制约,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一直举步维艰。例如2004年青海省引进内资(省外招商)尽管实现了一次大的飞跃,达到73亿元,但这个数字不到天津当年实际利用内资额238.75亿元的1/3;实际吸收外资仅2.25亿美元,为广东当年实际吸收外资100.1亿美元的2.24%。西部地区最大的优势就是资源丰富,而各地政府往往抓住地方资源大做文章,招商引资。能源富集、电价低廉、土地征用成本低等成为西部招商引资的重要法宝,而这正好使得饱受高污染、低效率之苦的我国东部地区和其它经济发达国家再也不能容纳的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找到了“生存之地”。于是,近年来西部成了高耗能工业发展的集中地。据了解,青海的氧化铝企业90%都是近10年来因东部地区电力紧张而移植西部的;重点扶持的20家工业园区中,有5家被冠以“高载能园区”的名称,其以高耗能产品为主的园区约占一半。西部其它地方在招商引资中所出现的情况也大致相同。

招商引资模式确实在短时间内使西部一些地方的经济总量有所增长,但高能耗企业的大量引入,使得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原来并不突出的能源供需矛盾变得突出起来。比如青海省工业用电占总用电量的80%,而高能耗企业的用电又占工业用电的90%以上;内蒙古电力缺口达到70%。许多西部地区形成了以高耗能产业为支柱的经济结构,发展高耗能产业成了西部经济增长的重要模式。虽然招来了“东资”,但引进的大多是一些高能耗、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同时带来还有“东污西移”,破坏了西部地区脆弱的生态,加剧了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因此西部地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不能因为招商而牺牲资源与环境,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大力降低资源的破坏性开发和浪费,保护已经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

民营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模式

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经济增长、社会就业、政府收入明显好于其他地区。西部经济增长缓慢,与民营经济发展滞后密切相关。这种发展滞后,一方面表现为民营经济所形成的经济增加值相比发达地区显得过低。例如:在西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重庆市2005年民营经济占经济总量51%,而东部民营经济较发达的温州占85%,宁波占84%。再如2005年上海民营经济占GDP的近40%,但其民营经济总量却达到7624亿元,远远高于重庆市的民营经济总量1590亿元。另一方面,西部民营经济发展的方式滞后,主要体现为西部民营经济的发展大多是依赖于地方资源,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西部民营经济中的加工业大多为农副产品的初级加工,精加工能力差,产品档次比较低、科技含量少,大多尚未采用国际卫生、技术和行业标准,同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有很大差距。西部民营经济主要还是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结构依然处于传统结构阶段。而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东部地区的民营经济很多已经完成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出现了许多发展势头强劲的科技型、资本密集型企业。同时西部民营经济的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还远远不能适应国内外市场的竞争需要,大多仅仅停留在对国内外技术简单消化吸收与改良阶段。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已得到各方面的共识,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对其也十分重视,并制定了若干发展措施。但东西部民营经济的差距却越来越大,西部民营经济对地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却远远不如东部。东部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固然有很多客观因素,尤其一些自身优势,但西部地区同样有自身的优势,如何抓住自身的优势资源,改变目前西部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滞后、难以对地方经济形成质的飞跃这样一种局面,是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所应关注的重要问题。

传统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增长模式

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传统的产业结构,而这种产业结构的不协调问题比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更显突出。首先,从农业来看农业基础十分薄弱,传统农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农业综合效益不高;由于工业的落后,工业反哺农业难以实现;同时长期阻碍经济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和“三农”问题在西部更严重,制约了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且影响农村市场的开拓,进一步限制了其它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其次,从工业来看,虽然我国西部工业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传统产业、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占主导地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装备制造业水平不高,而制造业是最主要的工业部门,是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基础等方面的差异,东西部制造业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东部地区在90年代制造业中心地位得到加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比重进一步增加。相反,西部省市90年代的制造业占全国份额普遍下降,1990—2001年,我国东部地区制造业所占比重由50.9%增加到65%,而西部地区的比重则由15.2%下降到10.2%。(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计算)工业技术装备水平落后,能源、原材料消耗就提高,产品的层次和附加值就低。同时,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各地均把开发投资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等领域,而对特色产业特别是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西部工业推进缓慢、增长乏力,工业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下降,使西部大开发缺乏长远的产业支撑。工业化推进缓慢,不仅难以吸纳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而且会严重制约西部经济的增长。再次,从服务业来看,虽然西部地区在文化产业、旅游产业、房地产业、中介服务业、社区服务业、农村服务业等方面与东部发达地区差别较小,发展程度较接近;但在现代物流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等方面却有较大差距。并且本身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32%左右,不仅大大低于全世界平均64%的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45%的水平。服务业不发达,就不能为其他产业提供便捷、高效、质优、价廉的服务,就难以促进其它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和技术创新,影响竞争力的提高,并最终降低经济增长的效率。

产业结构不合理,影响了西部经济总体效益的提高。西部地区如何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形成合理的地区产业机构,在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上,改组改造传统产业,积极发展高科技产业,振兴装备制造业,全面发展服务业,形成自身的特色支柱产业,促进西部经济的有效增长,是选择西部经济增长模式时应思考的又一个重要课题。

低成本劳动力促进经济增长模式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不管是对外招商引资,还是发展本地民营经济,最终往往形成的是高能耗、低产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竞争主要还是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这种低成本的竞争力是有限的,也是不长久的。

第2篇:经济增长研究范文

[关键词]进口;进口结构优化;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740.2 [文献标识码]B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对外贸易保持着年均17.5%增长率,高于经济平均增速7~8个百分点。特别是自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WTO后,中国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连续6年保持在20%以上,进出口规模翻了3番多。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而2009年迅速恢复,进出口额实现了13.8%的增长,并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201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实现2972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4.7%,其中进口额13948亿美元,增长38.7%。

长期以来,在研究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人们往往更多的强调出口或贸易顺差。受此影响,我国对外贸易政策一直“重出口,轻进口”。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除了1993年出现贸易逆差,其余年份均为贸易顺差,且顺差的规模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外汇储备增多,出现了与贸易伙伴国摩擦加剧和贸易条件恶化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贸易逆差国为摆脱“双赤字”和国内经济的困境,把责任推向中国,多次要求人民币升值。从国内环境来看,多年贸易不平衡和巨额的外汇储备推高了国内物价水平,影响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并制约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此,我们应重新认识进口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积极调整外贸政策,扩大进口,以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二、 进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我国进口与GDP同步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口总额从1978年的108.9亿元,增长至2010年的13948.3亿美元。世界排名从1978年的第29位上升至2010年的第二位。从1981-2009年中国GDP增长率和进口增长率的对比情况来看(如图1所示),除个别年份外,进口的增长率一直高于GDP的增长率,特别是2001年后保持年均约15%的增速。

受国际经济环境重大变化影响,中国进口贸易在个别年份出现负增长。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导致我国1998 年进口出现-1.5%的负增长,主要原因是矿物燃料和非食用原料进口大量减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导致我国进口贸易显著下降。出现进口负增长是由特殊情况造成的,总体来看我国进口额随着国民经济增长而快速增长。

(二)进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化可以使趋势线性化,并且可以消除异方差、反映两者之间的弹性值,所以对国内生产总值和进口贸易总额分别取自然对数,即LNGDP和LNIM。去除时间趋势后作线性回归,发现在1980—2009年,我国进口对GDP影响系数显著,进口每增加1%,GDP增长0.327%,另外R2高达0.9933,说明进口增长较好地解释了GDP的增长。

三、 进口商品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进口商品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进口贸易中各种商品的构成,说明一国在资源、要素配置、技术等方面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研究进口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显然离不开对进口商品结构的分析。

(一)中国进口商品结构

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 1980—2009年中国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进口额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进口额分别从1980年的70亿美元和131亿美元,增至2009年的2898亿美元和7161亿美元,工业制成品进口一直高于初级产品进口。

从进口的比重来看,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初级产品进口比重高达40%,1983年后比重快速下降,1986年降至10%左右,此后稍有回升占比保持在15%~20%之间,2004年以后,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对原材料、资源型产品的需求上升,初级产品进口比重出现上升,2008年达到32%。20世纪80年代我国工业制成品进口占比在60%~90%之间波动,90年代以后相对稳定,进口比重维持在80%左右,2004年以后又有所下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所得

(二)初级产品进口结构

1.饮料及烟酒( SITC1)和动、植物油脂及蜡(SITC4) 在初级产品的进口中所占比重较小且稳定。SITC1类产品从未超过4%,SITC4类产品除个别年份超过10%以外,其他年份占比一直在10%以下。

2.非食用原料(SITC2)进口占比较高且较稳定,约为40%,1982—1985年占比曾连续上升,进入20 世纪90年代后保持在45%左右。

3.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SITC0)和矿物燃料、油及有关原料(SITC3)的进口占比呈相反趋势。SITC0类产品在整体上呈下降趋势,从改革开放初期占一半下降到5%左右,说明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呈下降趋势。与此相反,SITC3类产品占比有了很大的提升,由1980年的2.9%提高到2009年的42.8%,成为我国目前主要进口的初级产品类别之一。

非食用原料(SITC2)和矿物燃料、油及有关原料(SITC3)类产品的进口在初级产品进口中占据了很大比重,1998年以后这两类产品进口比重之和超过80% ,2005年以后更是高达90%,我国对此类能源性产品的需求增大,这与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及产业结构调整有很大关系(如图3所示)。

(三)工业制成品进口结构

从图4中,我们可以发现1980年以来工业制成品进口结构的变化特点:

第一,工业制成品中化学品及有关产品( SITC5)、杂项制品( SITC8) 和未分类的其他商品(SITC9)产品的进口比重相对稳定。SITC5类产品在1995年前有一定的波动,其后进口比重基本在15%左右;SITC8进口比例稳中有升,从1980年的4.15%逐步上升到2009年的11.9%。SITC9类产品进口在1980-1991年间稳步上升,1991年进口比重占到了21.05%,1992年后进口比重急剧下降,此后年份进口占比一直不足1%。

第二,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SITC6)和机械及运输设备( SITC7)这两类产品的进口呈相反变动趋势。SITC6产品的进口份额较改革开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下降,原因在于中国轻纺产品生产及出口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近年来随着这类产品贸易条件恶化,轻纺产品出口比重相对下降进而导致轻纺原料进口减少。与之相反,SITC7类产品的进口,从1980 年的51.19亿美元,已增至2009年的4077.97亿美元,1999年以后这类产品在进口工业制成品中的比重高达50%以上。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发展需要的高技术产品和设备进口需求增加。

(四)进口商品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对研究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处理,以有效消除它们的异方差,减弱时间趋势性,并保证经此变换后的数据不改变彼此之间存在的长期协整关系,记为LNGDP (国内生产总值)、LNIMC(初级产品进口)、LNIMG(工业制成品进口)。进行相关性检验,LNIMC、LNIMG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883和0.9686,加入时间趋势并作LNGDP与LNIMC、LNIMG的线性回归,发现初级产品进口每增加1%,GDP将增长0.15%;工业制成品进口每增加1%,GDP将增长0.45。工业制成品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1. 进口规模扩大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第一,进口可以扩大国内供给和需求,促进了经济增长。对于生产性商品(机械设备、原材料、中间品)进口,可以扩大国内供给能力,直接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对于消费性商品进口,会带来消费需求的“示范效应”,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培育扩大国内消费市场,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增长。

第二,我国扩大进口,提高了国家经济开放度,使中国企业进一步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和国际供应链之中,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

第三,我国扩大进口,有利于改善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实现中国外贸的均衡发展。

2.能源原材料和机械设备的进口在长期内拉动了经济增长

第一,能源类产品进口可以弥补我国对石油、矿产品等重要资源型产品的供需缺口,保证国内生产的正常运行,同时减轻国内环保压力,顺应了国际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

第二,机械设备类产品的进口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企业对自主研发和产品升级换代越来越重视,国内企业在具有一定的技术吸收、模仿和创新能力的基础上,生产工艺流程、技术及成套机械设备的进口也带动了国内生产技术的更新换代和升级改造,促进了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进一步了拉动经济增长。

(二)对策建议

1.积极适度增加进口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进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连续17年的贸易顺差令我国累积了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已具备扩大进口的条件,因此,应该调整外贸发展战略,适度增加进口,实现外贸的平衡发展。

2.优化进口商品结构

一是优先进口基础性原材料和能源、资源类产品。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所需要的基础性材料和能源产品将不断增加,应利用当前的有利条件加大此类产品的进口;对国内稀缺、生产成本高的原料用进口原料予以替代。由于农产品对土地资源和水资源高度依赖,我国可适当增加耗费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农产品进口。

二是扩大技术设备和资本密集型商品的进口,加快先进技术引进。进口高新技术设备,提高进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可以提高我国当前总体科技水平并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加资本密集型商品的进口,可以补充我国一些相对短缺的生产要素,确保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在扩大技术设备和资本密集型商品进口的同时要避免重复进口和消化吸收,注重培育技术创新能力。

三是适度增加消费性商品的进口。生产及贸易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内对中高档消费品的需求将迅速扩大,消费将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应适度增加此类产品的进口。

[参考文献]

[1]Helpman,E“Growth.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rade”.NBER Working Paper 1998(3).

[2]Titus O. Awokuse Causality between exports, imports,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transition economies,Economics Letters 94 (2007).

[3]De Benedictis L and Tajoli 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Similarity in Trade Structures Empirical. 2007, 34.

[4]熊启泉,杨十二.重新审视进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J].国际贸易问题,2005(2).

[5]徐光耀. 我国进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7(2).

作者简介:张源媛 ,女,山西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讲师,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电子商务与国际贸易政策。

基金项目:上海财经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山西农业大学科技创新基金:山西旅游业竞争力问题研究(2008018)

第3篇:经济增长研究范文

从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看。工业化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起步是一个共同现象。我们必须对发展在历史和观念上进行深刻反思,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和指导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是否能通过树立科学发展观来改变社会价值观,就成为能否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只有转变增长方式。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可持续方式推进中国工业化,才能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

我国经济即将进入到新一轮快速增长期,但在这一轮经济增长启动的同时,我国的旧的经济增长方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

一、必须摒弃传统发展理念

过去那种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等同于GDP增长的观念,那种“重投资、轻效益”“重速度、轻结构”“重数量、轻质效”“重短期、轻长期”“重增长、轻环境”“重经济、轻社会”“重物质财富、轻人的全面发展”的行为。都已难以适应今天发展的需要。必须清醒地认识和把握可持续发展的规律,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新的资源观、成本观、产业观和政绩观等。重新审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一步深化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认识。必须以国家宏观调控为契机,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依靠科技进步,改善劳动者素质,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增强核心竞争力。

二、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选择

为了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这个转化,需要教育发挥关键性和基础性的作用。在各级各类教育中,最能够对提高劳动力素质做出直接贡献的。就是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是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

回顾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狠抓了教育,狠抓了人力资源开发。我国基本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大众化两个历史性跨越,这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保障了经济建设对人力资源的需求。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进一步转变,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将进一步提高。人们一般认为百年树人。教育具有长远的意义,这是不错的;但还要充分认识到,教育对于人力资源的开发。进而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现实的根本性的作用。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不仅要使广大劳动者普遍接受九年义务教育,而且还要让他们普遍接受基本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与之相适应。要求中等职业教育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

三、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尽可能让价格真实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赖于价格机制的作用。市场价格机制可以及时反映资源的供求状况和稀缺程度,同时又激励人们不断开发替代品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新技术,从而淘汰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工艺、技术、设备和产品。而在价格机制不完善或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资源的稀缺程度就得不到真实的反映。节约资源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管理方式,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就缺乏足够的动力。

近几年,一些名目繁多的土地优惠政策,能源、水资源等“僵硬”的官制价格,环境污染的“低成本”或“零价格”,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经济粗放型增长的重要原因。它们也表明政府对某些资源的配置,仍拥有过多的支配权力。因此。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当进一步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让价格能够灵敏准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同时,应建立和强化相应的制度约束。在打破所有制歧视、公平市场准入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严格的土地、资源和环境标准,规范政府行为和新增投资的进入规则,让那些对土地过度使用、对资源过度开采和对环境严重破坏的经济行为支付较高的制度成本。当然,一些基础性资源的价格变动牵动面很广,有的直接关系到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承受能力,必须慎重对待。但尽可能地让价格机制及时向企业和社会传递资源稀缺程度的真实信号,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言是绝对必要的。

四、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我国迄今未能摆脱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滞后。与制造业相比较。服务业提供的不是有形的产品,而是无形的劳务。因而。单位增加值产出的资源消耗相对较低。环境污染相对较少。更为重要的是,服务业的就业弹性较高,技术和知识密集,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会直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

加快服务业的发展。需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将其放到与现代制造业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现代制造业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是国民经济的主要装备部门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平台,是竞争实力的重要支撑。但现代制造业的发展不能以牺牲服务业为代价,而应与服务业形成良性的互动。近年来。有些地方片面追求制造业的发展,在疏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服务业方面,则无所作为;有的地方对竞争力已经衰退的传统工业,仍极力给予政策扶持,而较少引导它们从工业领域退出,向服务业转移;有的地方在税收、用地等方面,一律向制造业倾斜,对服务业“另眼相看”。面对新的竞争形势和约束条件,下一步不仅需对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制造业进行严格控制,对现代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重点领域、关键技术及产品进行引导和扶持。而且应采取有效的方式和手段。进一步激活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五、提升工业高新区建设水平,发挥产业集群效益

第4篇:经济增长研究范文

[关键词]物流经济;区域经济;经济增长

[DOI]10.13939/ki.zgsc.2016.36.017

近年来,电商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物流经济的腾飞,而区域经济在物流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程度的进步。可以说,物流经济对区域经济的带动和影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我国物流经济产业还存在着发展较混乱、物流资源配置率较低、造成的资源损耗较大等问题,但随着区域经济的整体进步,这些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物流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为有效提高物流经济对区域经济的带动效率,本文对物流经济的发展进行研究,提出区域物流经济的发展建议,以期促进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1 物流经济对区域经济的带动效应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手机App、iPad等掌上终端智能设备的逐渐普及,网络销售得到迅猛发展,我国物流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此外,我国正大力鼓励企业积极创新,深化改革,产业结构进行大调整,传统物流进入转型升级期,这些为物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更多机遇,它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1 合理配置各种优势资源,提高物流行业的运行效率

物流经济随着网路电商的兴起而得到飞跃式的发展,而物流经济不仅仅满足了网络销售的配送货,而且对区域经济进行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有效降低了企业的运输成本。物流经济的发展为企业节省了运送方面的人力损耗,提高了物流企业运输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了生产、销售企业不必要的运输成本,提高了物流经济以及区域经济的运行效率,对盘活区域经济资源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物流经济的发展中,有更多的竞争者参与进来,刺激了物流产业水平的提高,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物流运输体系,区域间的物流方式不断丰富,各类运输方式综合利用,运输系统得到完善。区域物流体系的构建,有效地提高了区域产品的流动性,降低了企业的生产、储运风险,有利于实现交易双方的互利共赢。物流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在互联网经济作为中间纽带的作用机制下,企业的运行成本大大降低。物流体系越发达,区域之间的产品越能够实现快速的交易,企业的运行效率也会大大提升。

1.2 推进物流产业升级创新,带动企业转型

随着物流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变购物模式,连带着企业的运行模式也发生较大的变化。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的转型期,企业需要不断变革创新,不断满足消费者日益变化和增长的需求。区域经济在物流产业的大船上不断的前进和发展,区域经济中的多个生产、经营企业不得不转变经营模式,与物流经济紧密联系起来,以适应当下的市场竞争机制,从而保证不被市场淘汰。而为了适应物流经济的节奏,区域经济中的产业结构就会发生变化,以往以粗放型为主的生产经营模式逐渐被精密型所取代。与此同时,物流经济的发展,有效调动了民间资本的流动性,提高了金融行业的活跃性,并将生产、经营企业紧密地联系起来。

物流经济对区域经济产生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有力地提升了区域经济中第三产业的大力发展。例如,信息产业对物流信息数据的收集、统计和分析是提高物流经济的有效途径。区域经济在物流经济的带动下不再像以往一样受到多重阻碍和限制,在助推第三产业兴起的同时有效地改善了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提升了区域经济的活力,增强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潜力,从而有利于区域经济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1.3 有效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区域经济综合实力

物流经济的大力发展为区域内的相关企业带来了压力和便利:一方面逼着这些企业不得不提高自身的经营水平,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区域内的就业岗位,有效提升了区域内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福利。而物流经济的发展对区域经济的最大效应就是提升了区域经济的综合实力,一些新兴产业不断出现,中小企业得到较大的发展,创业变得更加简单有效。

物流经济的发展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增加了就业岗位,从物品的仓储、上货、运输以及最后的卸货、派送等都需要较多的人力。而在整个物流过程中,在人员的选择上没有太高的要求,通常在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就能上岗就业。“要致富,先修路”,在物流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创业,只要拥有一定的货源或是渠道等商品交易过程中的一份优势,创业者就可以借助物流经济发展的东风,积极进行创新。

2 物流经济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策略

目前,在物流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物流经济对区域经济的增长有着较明显的带动作用。然而,物流经济作为新兴发展的一种经济,在与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中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影响了区域产业与物流产业的共同发展。以下就如何提高物流经济对区域经济的推动力进行分析。

2.1 构建良好的市场发展机制

物流产业经济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有着较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市场,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到物流产业经济的市场竞争中,直接造成了区域内物流经济市场的混乱。缺乏有效的引导机制是目前区域物流经济的较大问题,影响了物流经济的长远发展,同时还对区域经济产生了阻碍。为此,在物流经济的发展中,应构建科学的发展战略,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对市场进行适当的干预,引导物流经济健康的发展,为区域经济做好良好的助推准备。政府相关部门应制定相关的准入机制,推出行业标准,提高物流经济的水平,防止一些不合规的物流企业扰乱市场秩序,构建良好的市场氛围。结合区域经济的产业特点,对自身的经济水平进行精准定位,优化物流资源配置,构建物流信息分享平台,通过良性竞争来促进物流产业的服务质量,为当地的产品输送和购进发挥重要作用。

2.2 整合物流资源,加强区域经济的合作

区域经济在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发展特色,从而导致物流经济的发展规模必然出现差别化。而在市场竞争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些资源的浪费,运输车辆的闲置率较高,空车回城的情况大大降低了物流经济的利益。为此,区域内的物流企业可以通过联合、兼并等形式来进行资源的整合,提高物流资源的利用率。这就需要与区域内的各个需求企业进行深度的合作,包括区域内不同地方的企业加强沟通和交流,不断加强双方的信任,提高合作长效性,最大限度地降低双方的成本。对区域内自带物流的企业进行统计和分析,不断挖掘和开发物流产业的市场,与此同时,还应注重物流技术的提高,增加物流企业的可信度,不断创新、改进和完善物流体系。

2.3 增强政府对物流经济的宏观调控

目前,我国的经济还未形成一个完善的运行机制,正处于不断的磨合和改善中。物流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体对区域内一些传统经济产生的冲击,需要区域内容各个企业不断地转变和适应。在物流经济和区域经济的融合过程中,政府应给予特别的关注,对部分企业进行一定程度的政策支持。物流经济的发展为区域内的群众带来了更多的利益,同时也有利于区域综合实力的提升。

与此同时,物流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涉及地产、基建等问题,都需要政府参与到市场的规划与发展当中,为物流经济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发展较缓慢的地区,政府应对物流企业进行财税层面的降低支持,积极引进外资的投入,推进区域的物流经济发展。

3 结 论

总体来说,在我国经济转型的改革时期,物流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经济力量,有助于区域经济的大力发展。区域经济与物流经济的深度结合,能够有效地降低区域内其他产业的运营成本,同时,物流经济的快速进步,也能督促着与物流相关的其他相关经济的创新,提高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因此,为了保证物流经济的健康顺利发展,政府应加强对我国物流经济的关注力度,根据区域内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度的宏观调控,才能真正实现区域经济的全面进步。

参考文献:

[1]杨雨轩.中国物流产业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影响[J].新西部:理论版,2015(20).

第5篇:经济增长研究范文

内容摘要:在前十一个五年规划当中,中国经济呈现出了飞速的发展态势,且在各个行业和领域中都取得巨大突破,“十二五”初期中国经济依旧保持稳定快速增长。但2011年中国经济涨幅较2010年出现了小幅回落,而2012年后中国经济又稳定在了另一个增长区间,这主要是由于前期中国经济增长过热而带来的通货膨胀率过高引起的。为了进一步稳定中国经济发展,实现“十二五”期间经济“软着陆”,确保中国未来经济稳定和理性的发展,深入探讨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波动态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通货膨胀 经济增长 宏观调控

中国当前通胀形势分析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至“十一五”结束,中国经济速度增长一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生活工作等各个方面水平质的提升。不过长达二十年的经济飞速发展也隐秘了不少发展隐患,由于经济增长过快,且持续时间长,加之中国经济竞争力提升,劳动力充足等因素,直接导致了投资过热、投资过剩和通货膨胀率的不断上升(于兆坤,2012)。

在长达二十年经济保持两位数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终于在“十二五”的第一年回落到10%以内,这也是二十年之后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和目标。以前靠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高速发展,如今已经转变为依靠科技和知识的力量,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社会低通货膨胀率发展的稳定局面(李勇、王媛媛,2012)。2011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软着陆”点,是“十二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宏观调控所取得的成效在这一年取得了明显效果,这也为未来的四年规划部署指明了新的方向。

“十二五”规划前期的中国通货膨胀主要成因有三个因素:国内外投资、国内成本、货币流动。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将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尽量下调,不过大多省市提出的预期增长目标仍然在10%以上,由此带来的国内外投资者盲目投资,极容易造成经济结构中的某些行业过度投资,致使行业重复建设形成资源浪费(干霖,2012)。

在20世纪90年代到“十五”之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和民工劳动力普遍报酬分配比较低,那时候中国还处于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制造业在这一时期得到极大发展。不过随着国家政策调控,工人素质提升,工资水平上涨等因素,工人劳动成本、资源环境成本、融资成本等国内发展要素成本上升而导致的通货膨胀成为当下社会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同时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满足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需求,而货币流通量不足会引起通货紧缩而阻碍经济增长,所以每年国家都发行了大量货币满足市场流通。而现在随着经济发展增速回落,之前发行的货币现在流通性已经出现下降,造成货币流通阻塞,物价上涨,从而导致通货膨胀,这种现象在近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董明凯,2012)。

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分析

伴随着新形势下的通货膨胀及其形成因素,综合考虑现在全球金融动荡,结合中国自身国情制定政策以追求稳定的经济增长态势,是当前中国经济研究的主要背景(干霖、董智勇,2012)。

2011年中国全年CPI指数为5.4%,远超年初预定的4%的目标(见表1),全国经济增长9.2%,较之上一年的10.3%回落了一个百分点,将经济增长率降低到了两位数以下。虽然经济增速回落,实现了预期目标,但是近两年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工资水平的普遍上涨,不少企业相继遇到了“用工荒”的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改变,经济发展必将要面临更大的问题,就业人员就业方向和国内消费市场的变化需要企业重新制定发展战略(沈坤荣、田伟、李子联,2012)。前几年依靠吸引国外投资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出现改变,近几年国内投资者逐渐开始投资海外,不仅国际资金开始减少,同时国内资金出现了外流,国内投资难以赶上中国经济发展需求。同时由于中国前期货币总量过剩,资金外流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率高升,货币流通性受阻而引发的物价上涨问题必将会愈加明显。

经济发展离不开外贸交易,但近几年欧美国家鼓吹的“中国”,直接导致了中国产品不断被欧美国家以各种理由实施反倾销打击,严重阻碍了中国产品的海外销售(孙静娟、丘书俊,2012)。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提升工作人员整体水平和产品质量,用事实回击一切质疑者。总体来说,2012年国内经济发展较为稳定,CPI指数有所回落,经济保持增长没有出现过热,通货膨胀率也相对稳定,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也做到了向资金技术型发展模式的稳定转变,如图1所示。

通货膨胀下经济稳健增长的调控政策

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不能全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调控政策和方法,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国土面积小,大多数发展模式都属于技术密集型服务型行业。而中国国土面积广袤,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型大国、农业大国,应该根据中国社会的主产业链采取相对应的调控政策(温万德,2011)。

(一)重视通货膨胀问题

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上文中已经做了详细阐述,并且从最近国家连续颁发的政策可以看出,政府完全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例如:因为气候关系导致一些农业粮食大省在某一段时间严重减产,遭受虫灾等情况下,政府会大量收购粮食以稳定物价,确保粮食生产大户不会因为农作物减产而提高物价。当然,对于某些滞留农作物,国家也会在第一时间用市场同比价格将其收购,在情况有可能发生之前就将问题解决。

(二)保农保粮

要治理通货膨胀,稳定物价问题,在中国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保农保粮,确保农业、粮食的稳产稳价。中国历次通货膨胀率升高都是因为食品价格率先上涨,新一轮通货膨胀同样没有例外。2011年上半年CPI指数上涨5.2%,其中食品价格上涨达到了两位数,往年食品价格上涨幅度同样远远高于CPI上涨指数,可以说明粮食在国家经济中占据着决定性地位。每年中国都会大量从农业大省收购大量粮食,为的就是以应变将来某个时候突发的粮食危机,好在虽然国土耕地面积日益收缩,不过仍然每年农业都能丰收,确保了粮食储备的稳定。

(三)改变中国负利率状况

利率如果低于物价上涨率,很明显,这样的存款利率是负值,这也就是所谓的负利率。由于负利率的产生最大的受害者是社会中低层,这必将导致中国贫富差距逐渐拉大。要想改变这种局面,政策调控过程中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将利率由负转正,例如:国家可以通过银行储蓄存款保值,以保证利率在通货膨胀率高起时居民财富水平不会降低。

中国现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调整建议

虽然中国是资源型大国,但是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对能源的高消耗、对环境的高污染以及对资源的低利用率上取得的成果,这在如今的发展规划当中显然已经不再适用了。加快转变经济模式,调整经济结构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调控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要想让经济稳定发展,必须要将社会物价水平控制在某一个稳定水平,波动不能太大,应该尽量在百姓的理性思想和实际经济能力接受范围当中,这就要求在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当中起伏不能太大(陈朝旭,2011)。以前中国的调控政策通常是在价格超出承受范围之后才会进行调控,这在现在要求转变自身经济发展模式的情况下显然是不行的。制定一个中长期的调控目标,且考虑到各种可能的突发状况而预备几套宏观调控计划,这是一个国家对社会宏观调控体系成熟与否的一大标志。根据中国前二十年的经济发展特征和历史经验来看,将经济增长率设定在8%-10%这个区间平稳发展,CPI指数保持在4%上下,这两大指标最适合中国现有国情下的社会发展,既可以保持经济活力,又能保证通货膨胀率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稳定物价水平,实现中国经济的和谐发展。

在调控经济发展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到中国现在的发展实情,工业化、城镇化和国际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标志,中国要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过渡成为一个发达国家,这是必定要经历的阶段。从刚开始盲目追求工业化发展到逐步结合自身特色优势合理发展,在2012年中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之后,现代化发展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人口众多,在发展阶段有着巨大的消费市场,这一点甚至能让世界上所有的投资者眼红,大量商机让他们开始将大量货币投入进来,造成资金过剩、热钱大量涌入的情况,极易造成经济发展阻塞,不利于健康稳定的经济发展。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理性对待国内巨大的消费市场和发展潜力空间,有效吸收国外的先进理念,借鉴国外先进的发展经验,同时结合我国本身的发展特色,把握住国内市场优势,才可以保证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和通货膨胀的稳定。

结论

总体上来看,发展到今天,中国经济已经历过一段长时期的腾飞和考验,期间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石油危机以及由金融危机带来的波及全球的金融动荡,仍然能够持续较为稳定地发展,标志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成就。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新时期的发展方向,合理的改变中国现有经济模式和经济产业链,新的宏观经济调控方向产生已经迫在眉睫。在“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日益国际化进程中逐渐全球化,尽管这时期的全球金融动荡难免对我国产生影响,但分析新形势下全球金融动荡对中国的利弊可化“危”为“机”,在危机中寻求机遇。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过程中,不应该忽略中国本身国情,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在调控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的过程中,仍然要坚持以稳定物价、保证国家粮食储备为主。以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为突破口,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积累下的各种隐患,重点要将社会当中的深层次矛盾特别是贫富差距问题解决,为经济和谐发展提供保障,实现“十二五”时期价格水平总体稳定、经济较快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于兆坤.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2(15)

2.李勇,王媛媛.对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两难冲突的原因分析[J].浙江金融,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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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干霖,董智勇.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2(11)

6.沈坤荣,田伟,李子联.通货膨胀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2(5)

7.孙静娟,丘书俊.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相互关系的实证研究[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

第6篇:经济增长研究范文

张岩

(浙江财经大学,浙江杭州310018)

【摘要】我国经济增长与劳动就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增长,就业增长反过来

也带动经济增长。然而,我国经济在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同时就业压力有增无减。文章通过对不同指标进行比较和实证

研究,在分析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不一致的原因基础上,提出了几点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就业增长;就业弹性

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经济增长和充分

就业。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发展中表

现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失业问题。因此,经济增长与就业增

长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般认为,就业量和经济增长之间存

在着一致性。经济增长越快,越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随着

各国经济增长进程充分证实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这种互

动机制。但是在我国,经济增长与人口就业变动之间在实证数

据上却显示存在着较强的非一致性,所以,本文将从理论和实

证上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关系问题展开探讨。

一、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关系的理论实证分析

(一)索洛模型

索洛模型又称作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外生经济增长模

型,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的经济增长模型,用来说明储

蓄、资本积累和增长之间的关系。宏观生产函数可表示为:Yt=

Atf(Lt,Kt),At 是技术情况,Yt 是总产出,Lt 和Kt 分别是投入的

劳动量和资本量,索洛模型:GY=GA+琢GL+茁GK,就是根据投入、产

出与技术进步各要素增长率分解式得出的,GY尧GA尧GL 和GK 分

别为产出、技术进步、劳动和资本的增长率。索洛模型得出与就

业增长率相关的包括资本投入的增长、劳动与资本的产品弹

性,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资本密集型与节约劳动型的经济增长会

降低经济经长的就业弹性,产生就业挤出效应。

(二)奥肯定律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曾1962 年时根据美国所统计

的资料发现了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在周期波动中的经验

关系,测算出一条关于实际GNP 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

经验规律: 当实际GDP 增长相对于潜在GDP 增长上升2%时,

可以使失业率降低1%。这就是奥肯定律,公式为:g=(Y-Y1)/Y=

a(U-U1)。从奥肯定律可以得出一个的重要结论:想要防止就业

率下降,实际GDP 增长必须与潜在GDP 增长同样快。如果想要

使就业率上升,实际GDP 增长必须快于潜在GDP 增长。所以,

失业率不能仅仅观察实际GDP 还要考虑潜在GDP 的增长,否

则奥肯定律将会失效。作为人口大国,我国要提高就业率就要

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三)计量模型分析

回归分析可用来研究解释变量与应变量之间的协变规律

性,是计量经济学的主要工具之一。根据计量经济学原理,建立

一个函数模型:Y=a+bX+u,X 是自变量经济增长率,Y 是应变量

就业增长率,u 为随机扰动项。根据表1 中数据,运用Eviews3

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散点图(见图1)和计算结果如下:

图1 就业增长率与GDP 增长率的散点图

图2 回归方程估计结果

从散点图可以看出我国的就业增长率与GDP 增长率两变

量之间没有呈现出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从图2 可以得出回归

方程Y=0.362+0.048X,相关系数r 值0.229,F 检验值1.055 8。

从运算结果可以看出我国的GDP 增长率每变化1%,就业增长

率变化0.048,相关系数为0.229,F 检验值为1.055 8,相关系数

小于检验标准值0.413,F 检验值也明显小于5%显著性水平上

的F 分布值2.12。由此可以得出回归方程存在不显著性,自变

量和应变量之间没有明显的线性关系,从而得出经济与就业的

增长不存在一致性。

二、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的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率高和就业率低其主要原因是受到经

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科学技术提

高、劳动需求量低下及市场经济地位的初步确立等多方面的影

响。主要对下面三种原因展开分析:

(一)经济结构转变缓慢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属于典型的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

模式,最主要是受到重工业化战略的影响,投资推动着国民经

济发展,贡献率可达到75%以上,但就业增长却十分缓慢。据相

关资料统计分析,1980—1989 年间,世界各国每年用于固定资

产的投资增长为16.6%,其中投资就业的增长弹性为0.286;

1992—2002 年间,世界各国每年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到

21.56%,而投资就业的增长弹性已降到0.076,2003—2012 年

已不足0.03。GDP 和投资的就业弹性系数见表1。

表1 GDP 和投资的就业弹性系数(1992—2012)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2012 年);“国民经济和就业统计”各

期数据计算而得

虽然国有经济部门与非国有经济部门的经济结构转变缓

慢与不平衡现象有所转变,但目前就业滞后的问题依然存在。

在各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一直占着重要的地位。若以

相同产值进行计算,中小型工业企业主要是以非公有制为主

体,相对大型企业来说,其吸纳的就业容量可高出1.43 倍;投资

方式同样是以固定资产,与大型国有企业相比,中小型工业企

业吸收的就业量可高出14 倍。虽然非国有企业所吸纳了城镇

上千万的新增劳动力,但其投资中大部分存在“贷款难”的现

象,最主要原因是受制于融资体系不健全,而成为了阻碍非国

有企业发展的“瓶颈”,因此,极大限制了他们吸纳就业的能力。

劳动力在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轻工业和以资本密集型为

主的重工业之间的分布并没有得到较大的改善。虽然我国劳动

力较丰富,但资本比较稀缺。长期以来呈现轻工业扩张不及重

工业增长速度的特征,导致了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二)有效劳动需求量低

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与技术进步的支

撑。久而久之,使我国存在劳动力过剩、人均资源不足和居民消

费率低下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其原因一方面,存在大量无效就

业人员的情况下,大多企业宁愿有效地利用无效的就业人员,也

不愿新增工人,同样也可以增加产出、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另一

方面,在经过经济改革之后,大部分员工处于离岗或下岗的现

状,这些闲置劳动力主要是因为技能有限、年龄偏大、在社会激

烈的竞争下处于劣势,而使这些下岗人员很难重新就业,这也

就导致了就业压力增大。

(三)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当前,一些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与产值比重其

水平都在在75%左右。2011 年,我国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

15.6 ∶41 ∶43.4, 我国各产业就业人员构成比例为34.8 ∶

29.5∶35.7,相比一些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所吸纳的劳动力比例

大多都在60%之上,这表明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

高于我国第三产业平均水平的75%,我国产值比重明显高于第

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低。

三、政策建议

国民生产总值、就业率和通货膨胀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

重要指标,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数量庞大,已由过去的隐性失

业逐渐转化为显性失业。失业规模逐渐扩大,失业率也逐渐升高,

党和国家对发展经济必须要给与充分的重视,并使就业率得到

有效提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在企业规模上,

对中小企业要重点扶持;在产业类型上,要重点发展劳动密集

型产业;在经济类型上,对非公有制企业要重点发展;在就业方

式上,要运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在理论和实际中这“四个注重”

具有强烈的可操作性,是现阶段我国扩大就业量的指导方针。

(一)产业类型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业的贡献将会受到产

业结构的影响。缓解劳动力相对过剩的有效途径是劳动密集型

产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目前我国下岗失业问题突出,下岗人

员的综合素质偏低,只有提供各种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职业

技能的同时,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岗位,才能解决下

岗再就业的问题。其中,第三产业就业增长弹性大,吸收劳动能

力强,技术知识密集有独特优势。因此,根据我国国情出发,发

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也是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二)企业规模上扶持中小企业

企业的规模不同,在社会上的责任和作用也不尽相同。我

国的大企业一般都是国有企业,它们体现着我国的国际竞争

力,保障了我国经济命脉与国家财产的安全。大多数企业属于

技术密集型的;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大多为中小型企业,可为人

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效地缓解了我国就业压力。所以说,

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不仅能够维护公平竞争,还能促进企业的

优胜劣汰。因此,国家在一定的规模上必须进一步完善并扶持

中小企业发展,采取一些政策与措施,向银行贷款、税收、开发

新技术、产品推广、员工培训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推出更多优

惠政策使中小企业在吸收就业量上更上一层楼。

(三)经济类型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我国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基本

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对于我国生产力发展也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我国想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维持经济稳定发展,实现

共同富裕,就要高度重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消除非公有制经

济在我国全面发展过程中的体制性障碍。进一步完善非公有制

企业的监管与服务,使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资、贷款、国际贸易、

税收、等领域与国有企业享受同等待遇。此外,对市场准入放宽

尺度,扩大非公有资本进入的行业和领域,对于一些基础设施

和公用事业采取公开招标方式,增加非公有资本注入的可能性。

(四)就业方式上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

相对于传统的全日制工作形式来说,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

就是在正规或非正规部门非全日制工作形式,时间由自己支配

也包括自我雇佣等的就业形势。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有利于充

分挖掘潜在的就业岗位,能缓解由于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

带来的就业问题,增加就业机会,减少因人员流动和信息不对

称带来的经济损失,有利于增加农村人口的就业量,通过计件

工资制,员工可以不受时间的约束在家里完成要求的工作量。

因此,应该推行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转变以全日制为主导的

就业观念,为大学生提供创业资金,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农村

乡镇政府应该招商引资,开发就业岗位,充分利用多余劳动力,

提高就业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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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大学学报,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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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经济增长研究范文

[论文摘要]:经济增长问题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內容,长期以来,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思想。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各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关于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定义有不同的观点,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也即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增长是指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产出的持续增加。

其实,每种定义都有其优越性,如果要研究一国经济实力的变化,那么实际总产出就具有重要性;如果要研究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那么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就有决定意义,在本文中,我们将经济增长定义中的实际产出的持续增长放松为实际总产出的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中争议最大的领域之一,长期以来,为了对经济增长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论述最早见诸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从那时起,经济增长就一直没有被经济学家所忽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增长便成了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经济增长理论有了极大的发展,各种理论相继出现下面对主要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进行简要地回顾和分析。

二、世界各国经济理论对比分析

(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观点,如同最初出现的那样,至今仍是争论的话题。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经济学家必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及其发展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增长间题论述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但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增长理论。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66)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同时强调,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劳动生产率与需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对一个人劳动生产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以及他对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生产性”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即可生产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不能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全部劳动者中有多少劳动者愿意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经济的增长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1817)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个重要的概念:报酬递减规律,他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挤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决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这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的剩余中,资本家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储蓄,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在社会产品中绝大多数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增长过程遵循收益递减的规律,经济增长过程从长期来看将趋于停止,最终结果是一种停滞状态。但从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表明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科学。后来的经济学家指出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关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他们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只把增长过程看作是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赛。(2)新古典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始于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索洛(RobertSolow)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1956)和斯旺(TrevorSwan)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1956)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一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率,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唯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长的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经济增长的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索洛的增长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但其理论框架却比较简单而又极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具有下面的性质:

(i)规模收益不变;

(ii)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

第8篇:经济增长研究范文

内容摘要:贸易模式变迁、专业化分工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交互关系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专业化分工逐步拓展与深化,贸易模式也相应地不断发生变化。与此同时,贸易模式的变迁又反过来促进了专业化分工的进一步深化,进而促进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在过去的近两千年中,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专业化分工逐步拓展与深化,贸易规模稳步扩大,贸易模式也不断发生变化。

贸易模式变迁的路径

贸易模式的变迁既包括贸易方式的变迁,又包括贸易主体范围与贸易客体结构的变迁。当然,贸易模式的变迁并不是指由新的贸易模式完全取代原有的贸易模式,而主要是指新的贸易模式的不断产生与发展。纵观人类经济的发展历程,贸易模式的变迁路径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

(一)在贸易的广度上,贸易主体范围的不断扩展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贸易(交换)产生以来,贸易活动在空间跨度上呈现出不断拓展之势。贸易模式的变迁大体上表现为从城乡间贸易到城邦(区域)间贸易再到国家间(国际)贸易的变迁路径。

早期部落社会,由于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人们基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贸易行为只是偶发现象。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剩余产品不断增加,贸易活动变得逐渐频繁。贸易活动的增加与市场容量的扩大,为那些具有一定技艺的工匠专门从事手工劳动提供了可能。随着手工业者从村落中的分离、商人的出现以及他们在空间上的集聚,最终形成了城市。此时,城乡之间的贸易是贸易的主要形式。但由于受运输等交易成本的限制,贸易半径有限。

技术的进步、运输工具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降低了自然贸易壁垒,使得贸易半径不断扩大。然而,封建割据成为贸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障碍,城邦(或诸侯国)为贸易活动设置了许多人为的壁垒—捐税、过境税、限额等,这就使得贸易活动很难超出城邦(或诸侯国)的领地范围。当然,随着自然交易成本的进一步降低,城邦与城邦之间的贸易也有所发展。

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打破了封建割据的束缚,贸易活动在国家内部变得活跃起来,贸易半径空前扩大。而国家之间的人为贸易壁垒,成为当时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为了打入国外市场,获取贸易收益,很多国家利用各种手段(包括军事手段)降低甚至消除他国设置的贸易壁垒,贸易活动变得更具全球性。

(二)在贸易的深度上,贸易客体层次上的不断深化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贸易活动在贸易客体的层次上呈现出不断深化的趋势,贸易模式的变迁主要表现为从产业间贸易到产业内贸易再到产品内贸易的变迁路径。

16世纪到18世纪60年代的殖民地开拓,建立了宗主国和附属国之间的制成品生产与原材料生产的分工体系;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等少数国家垄断了先进工业,并把落后的农业生产转移到亚非拉落后国家,逐渐形成了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的分工体系;19世纪70年代到二战前,在科技革命的影响下,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并将夕阳产业转移到亚非拉国家,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体系。二战前的国际分工主要是以产业为界限的,与之相对应的是产业间贸易模式,即不同产业间产品在不同类型国家间的单向流动。

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国际分工由垂直型向水平型转变,分工领域由产业间深入到产业内部产品间,逐渐形成了以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即产业内国际分工。发达国家在维护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传统垂直型国际分工的同时,扩大和发展了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型国际分工。在国际贸易方面,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逐渐超过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体。在贸易模式上,则表现为产业内贸易(即同一产业的替代性产品在国家间的双向流动)模式的迅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全球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和交易费用的进一步下降,给分工的深化提供了空间;而更加激烈的全球竞争也为分工的深化提供了现实的推动力,跨国公司纷纷将非核心业务分离出去,集中精力于核心业务,以培育和强化核心竞争力,维持竞争优势。国际分工逐渐从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不同价值链环节之间,出现了全球性的生产协作,原来在一个国家完成的生产现在分散到了不同国家。这种非一体化生产模式也促进了产品内贸易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三)在贸易方式上,由一般贸易方式向要素流动、加工贸易和外包方式的转变

随着生产国际化与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为了利用当地相对廉价的丰裕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或者出于绕过他国贸易壁垒、降低交易成本等目的,跨国公司纷纷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贸易方式上,表现为产品跨国流动向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转变。为了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资源,降低经营成本,经过对自己生产的成本与从外部购买的成本的比较权衡,越来越多的企业纷纷将非核心业务环节分离出去,由市场来承担。这在国际贸易方式上也表现为一般贸易方式向加工贸易方式转变。另外,受益于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与生产者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外包方式实施其全球化生产战略,对产品生产工序进行垂直专业化分工,把各工序分别外包给最具优势的企业,充分利用全球资源,以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这就促进了外包业务的快速发展,由此产生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和跨国外包的新型生产分工与贸易模式。

贸易模式变迁的原动力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决定交换方式。贸易模式的变迁是分工模式演化的体现,而分工模式的演化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微观经济主体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通过将外部交易成本与专业化收益的比较,决定通过何种方式获得所需,并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专业化。专业化程度的加深与贸易模式的变迁,也正是外部交易成本降低与专业化收益提高的必然结果,而外部交易成本降低与专业化收益的提高又源于科技的进步以及基础设施与制度的完善。

(一)科技进步与基础设施完善降低了自然交易成本

造船技术和航海远洋技术的进步、新的交通工具的发明与改进以及交通网络体系的完善,逐步提高了交通运输的速度和效率,降低了贸易中的运输成本负担;通讯技术的研发与进步,如电话、传真、广播、电视的发明与普及以及计算机、互联网、电子邮件、可视会议等全新通讯方式的出现和改进,大大降低了信息传递与交流成本,使得企业能够以较低的通讯成本交换信息,有效降低了业务拓展中的贸易洽谈成本和业务协作中的组织协调成本。

(二)体制的完善降低了人为交易成本

除了自然交易成本外,约束贸易开展的交易成本中还包括各经济主体设置的各种贸易壁垒带来的人为交易成本。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统一了国内市场,有效消除了地方割据所制造的各种贸易负担,促进了一国内部贸易的开展。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国家(或地区)之间达成了各种形式的优惠贸易安排与协定,有效降低了国家之间设置的人为贸易壁垒。另外,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或地区)不断加入到世界贸易体系,这些新兴国家(或地区)在融入世界的同时,其丰富的资源也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专业化分工可以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进行,一方面,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比较优势效应,实现更加有效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也扩大了经营的规模并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同时,经营规模的扩大带来累计产出数量的增加,这就产生了学习效应,即通过积累经验、提升技能而带来的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的利益。比较优势效应、规模经济效应与学习效应都带来了交易收益的提高。此外,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企业对降低成本的要求更加迫切,促使企业寻求更加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的生产经营模式。

贸易模式变迁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

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决定了贸易模式的变迁,贸易模式变迁是专业化分工深化的体现;另一方面,贸易模式的升级变迁又反过来扩大了市场规模、推动了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发展,进而促进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一)贸易模式的升级变迁扩大了市场规模

贸易活动在空间跨度上的不断拓展,通过扩大市场交易主体的规模增加了总的市场容量。在贸易模式从城乡间贸易到城邦间贸易再到国家间贸易的变迁过程中,经营者所面对的市场首先从一城一乡市场扩大到整个城邦,然后又扩大到整个国家,最后扩大到整个世界,市场总容量不断扩大,这就为企业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可能。贸易活动在贸易客体层次上的不断深化,提高了企业在其所专门经营的产品或工序上所面对的市场规模。

例如:假设整个世界共有A、B、C三个国家;A国为劳动丰裕国家;B、C两国完全相同,均为资本丰裕国家;三国市场需求均为每年2000辆卡车、2000辆轿车和2000套服装;并假设A、B、C三国分别有两家完全相同的企业供应市场。在不存在国际贸易的阶段,每家企业每年都要生产1000辆卡车、1000辆轿车和1000套服装。在产业间贸易阶段,劳动丰裕国家A国的两家企业分别生产三个国家所需的共6000套服装(劳动密集型产品)中的3000套;资本丰裕国家B、C两国的每家企业每年分别生产1500辆卡车和1500辆轿车,其中三分之二供应本国市场,其余产品供应A国市场。在产业内贸易阶段,A国的两家企业还是分别生产3000套服装;B、C两国的每家企业每年会专门生产3000辆卡车或者3000辆轿车,企业在特定产品(卡车或轿车)上面对的市场规模比产业间贸易阶段时的1500辆扩大了一倍。在产品内贸易阶段,则可能出现B、C两国的每家企业每年专门生产6000辆卡车(或轿车)的零部件或者装配6000辆卡车(或轿车)的情形,企业在特定工序(生产零部件或者装配整车)上面对的市场规模比产业内贸易阶段时的3000辆又扩大了一倍。

(二)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集约型经济增长集约型经济增长源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根源于专业化分工的深化。贸易模式的升级变迁扩大了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的扩大推动了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集约型经济的增长。

专业化分工程度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市场规模越大,专业化分工深化的可能性就越大、分工程度越深。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发展有利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积累,进而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随着分工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企业可以将资金和精力集中在越来越细化的特定领域,促进了技术研发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实现技术突破。另外,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发展有利于带动相关产业部门,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对上下游产业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带动了相关生产者服务业(如仓储、物流、咨询等)的发展。通过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实现了在更大范围内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实现整个经济的增长。

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得资源配置可以在更大广度和更深程度上得以优化,从而推动生产效率和产出总量的提高,最终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企业由多产品的全过程经营逐步转向某一产品、某一工序的专业化经营,可以提高经营的集中度并降低经营成本,有利于实现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企业面对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使得特定资源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节约资源,相对增加了资源供应数量,进而增加了社会产出总量。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带来了更大范围内的市场竞争。一方面,这有利于打破了相对较小市场上的垄断格局,会使得无规模的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从而提高了全行业生产效率,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为了获得竞争优势,企业增加了对更加专业性的人才的需求,促进了人才专业技能的提高,使得专门化的企业家和研发人才不断涌现,进而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另外,吸收外资、技术引进、加工贸易、承接外包业务等贸易方式的开展,产生了技术外溢效应,直接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贸易模式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贸易模式变迁的路径,反映了经济的历史、预示着经济的未来,也启迪着经济的今天。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低弥的新环境下,为了继续保持我国经济良好的增长势头,我国必须顺应经济历史潮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收益,推动我国的贸易向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以充分享受贸易利益,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为此,我国需要具体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推动科技进步、完善基础设施

贸易活动的开展受到交易成本的限制,交易成本既包括自然原因所造成的交易成本,又包括社会原因所造成的人为交易成本。基础设施的完善与科技的进步,特别是交通运输技术、信息交换技术的进步,有利于降低贸易中的运输、商务洽谈、组织协调等自然交易成本。为了降低自然交易成本,我国要在积极做好立体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切实加大对交通运输技术、新能源技术、通讯技术的研发投入力度。

(二)搞活国内市场、开发国际市场

搞活国内市场、开发国际市场,有利于降低人为交易壁垒,并扩大市场规模,提高专业化分工的收益,使我国企业能够在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下参与专业化分工,并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国内市场分裂的弊端可以从19世纪初的德国略见一斑。当时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尚未建立,各邦国使用各自的货币,对货物流动分别办理过境手续并征收关税。这就为邦国之间的贸易带来了沉重的贸易壁垒负担,严重阻碍了德国内部贸易的开展。为了搞活国内市场,我国首先要消除内部壁垒,建立一个统一而完善的市场体系。为此,政府应该采用积极措施实现国内经济的合理分工布局,避免各地区的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同时,要加快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切实实现政企分离,根除地方保护主义。另外,我国还要在巩固传统出口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新兴市场。通过贸易谈判方式,达成双边或多边的优惠贸易安排或协定,建立多种形式的贸易组织,以降低贸易壁垒,活跃与这些市场的经贸往来活动,使我国企业能够面对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

参考文献:

1.蔡小勇.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动因研究.商业时代,2008(21)

2.李娇.东亚贸易模式转变—基于国际生产网络的视角.国际经贸探索,2008.5

3.卢峰.当代服务外包的经济学观察:产品内分工的分析视角.世界经济,2007(8)

4.孙云奋.浅谈国际生产和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变化.经济纵横,2007.10

5.徐新伟.贸易模式结构变化与我国经济增长.特区经济,2009.2

第9篇:经济增长研究范文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进入了经济转型期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土地财政规模得以不断扩张和发展,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以此补充了地方财政的公共支出,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也成为学术界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从研究视角来看,一些学者认为土地财政是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其途径是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廉价提供工业用地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等方式促进经济增长[1]。但是有学者认为土地财政是导致城市无序扩张、耕地减少和征地矛盾日益突出的原因[2]。从研究内容看,对土地财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财政总体的形成驱动因素和改革转型上,对于土地财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研究尚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探讨土地财政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模式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一、土地财政的收入来源

土地财政作为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特有的财政经济现象,从2000年以后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本文借鉴李尚蒲等对于土地财政的定义,认为土地财政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将储备土地进行抵押贷款获得的融资收入;二是与土地有关的政府非税收收入,即通过协议或者招拍挂出让国有土地所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三是与土地有关的税收收入 [3]。

(一)将土地储备进行抵押贷款,获取大量融资收入

国有土地储备机构是地方政府将土地进行抵押贷款的一个重要平台,是政府介入土地市场的重要手段,使政府不仅能够利用一级市场控制土地的供给,也能利用二、三级土地市场对存量土地进行调整和配置。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储备土地由市县土地储备中心来掌握。1997年杭州成立土地储备中心,旨在利用银行贷款以政府购买的形式收购市中心效益低下的一些国有划拨土地。这样为政府获取大量的优质城市土地,缓解了当地的用地指标。由此之后杭州经验被作为典型得到推广,各地逐渐成立土地储备机构,收储范围逐渐扩大,土地抵押融资模式也逐渐流行,地方政府通过储备土地获取抵押贷款金额不仅弥补了前期的土地收购、开发支出,还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了资金来源,在满足地方财政收入上体现了重要的意义。2012年,全国84个重点城市储备土地抵押面积为348 700公顷,以此获得的抵押贷款为59 500亿元。

(二)通过国有土地出让获取高额土地出让金

在中国国有土地出让发展的初级阶段,全国大多数地区是以协议或者无偿划拨的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仅有一部分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实行了国有土地有偿出让,然而土地出让规模不大,因此土地出让金收入也相对较少。1993年全国通过土地出让所获得的收入为405.2亿元,到了1998年,土地出让收入也仅为499.6亿元。这期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的波动较为平稳,年平均增长约为3.88%。1999年以来,中国土地出让金进入超乎寻常的膨胀阶段,国有土地出让的金额增长迅速,从1999年的514亿元上升至2011年的32 126亿元,增长了6164%。

(三)城市扩张带动房地产等行业的发展,增加土地相关税收收入

房地产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对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就业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带动作用,且房地产业的关联性强,其本身的发展能够间接带动建筑业、化工业、制造业、纺织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中国城市化的扩张为房地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不仅通过土地出让金增加了地方财政的预算外收入,还增加了城市扩张带来的产业税收和土地相关税收收入的预算内收入,为土地财政的扩张提供基础,为地方财政收入提供资金来源。近年来伴随中国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土地相关税收收入也逐年增加,1999年土地相关税收收入为378.21亿元,到了2011年为8 228.42亿元,增长了2076%。

二、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一)通过地方财政支出于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增长

在中国的城市土地出让过程中,将土地财政收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形式。历年来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地方政府的预算内资金无法满足巨额的城市建设资金以及基础设施投资资金,因此土地财政收入逐渐成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短期内在基础设施投资流量形成资本存量之前,相关生产要素的需求持续增长拉动相关产业的经济增长,表现出对国民经济具有一种扩张的能力,提高了地方就业率,增加了居民收入;在基础设施形成能够使用的资本存量之后,一方面由于城市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能够使得地方企业更有效率的使用和工业生产相配套的公共设施,有效地节约了私人投资,由此对经济增长产生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形成存量的基础设施资本直接成为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对地方经济增长发挥生产函数的作用[4]。

土地财政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来源,主要有土地抵押贷款资金、土地出让金和土地相关税收收入,其中以土地抵押贷款资金和高额的土地出让金为主。在东南沿海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中60%来自储备土地抵押贷款[5]。地方上一些以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为名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是通过以政府信誉为担保将土地进行抵押而获得大量融资资金的方式来为城市建设提供资金。同时,高额的土地财政收入也为地方财政支出提供了资金支持。据中国国土资源部调查显示,2008年中国浙江、福建等几个经济增长较为快速、土地财政收入较高的沿海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中,土地出让金就占据了三分之一左右,且逐年上涨。

(二)廉价提供工业用地,吸引外来资本流入

在中国经济转型期间,政府用于生产性直接投资的比重相对降低,而招商引资因其规模庞大和效益显著,成为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手段。由于工业企业是外来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地方政府为了留住本地有实力的企业、吸引外来工业企业落地和资本流入,采取协议出让的方式廉价供应工业用地,其出让价格不仅远低于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也低于其开发成本,这样降低了企业的进入门槛和成本,虽然暂时牺牲了土地出让金收入,但是能够在吸引外来资本上更具优势,在为地方带来企业资本流入的同时,还换来了地方企业生产经营所产生的长期税收收入。而资本流入和企业的增加,不仅增加了当地的就业机会,还弥补了一些地方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不足的问题,导致地区经济结构发生变化。

中国的土地出让制度中,经营性用地需以招拍挂方式出让,工业用地则以协议出让为主,工业用地出让价格要远远低于招拍挂出让价格。2012年全国工业用地的价格为670元/平方米,而对应的住宅用地和商服用地价格分别为4 620元/平方米和5 843元/平方米。①地方政府廉价提供工业用地,可以说为外来资本的流入创造了极大的优惠条件。近年来,中国的外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额规模明显扩大。2001年中国规模以上外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合计为仅1 930.1亿元,到2011年,规模以上外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已达到14 666.2亿元,较2001年增长了659.9%。

结论与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