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对能源的影响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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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气候变化对能源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 气候剧变 政策 社会责任
作者简介： 段一帆，湘潭大学国际法硕士，研究方向：国际法。
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多维度的社会与环境问题，对社会各行各业都影响深远。因此，世界多数政府及其它利益相关者制定政策的重点现已从气候未来的发展方向转向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佳措施上，更为具体、务实。由于气候变化已经开始对大气特别是非洲大陆产生了影响，关于气候变化实际存在影响的科学研究成果也已进一步得到证实。如果气候持续变暖，除非采取并实施显著的顺应性及缓解性战略，否则气候变化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在短时间内将不会消失。
一、 顺应性及缓解性战略确立的背景
南非采取的缓解性及顺应性战略主要是就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意义而言，南非政府1998年的能源白皮书中清晰阐述了其一系列减小碳排放速度的行动，包括整合能源部门、刺激经济发展、增加享用可负担性能源服务途径、加强对与环境影响相关的能源的管理、多渠道确保能源供给等政策、这些在政府1998年的能源白皮书中均有清晰的阐述。
《国家气候变化战略》（NCCS）（2004）及南非政府2008年的《长期缓解方案》（LTMS）（2007）是尤其关注缓解气候变化的两个关键政策。NCCS的制定旨在处理南非气候变化的首要问题；作为一种在发展中国家间罕见的气候变化战略，它有助于南非确立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强势地位。LTMS的主要关注点是如何使南非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LTMS包括不同的缓解行动方案、一份技术性报告及一个宏观经济分析，其中，技术性报告由能源排放、非能源排放的技术性投入与研究作为基础。
二、顺应性及缓解性战略确立的原因
关于顺应性和缓解性战略的争议主要存在于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同目前环境承载能力易受影响程度相关。目前，南非对气候资源的依赖尤为严重，在传统产业里，采矿业与能源产业受气候变化缓解性措施的影响犹大。
由于即便实现了减排（即使是以减小的比率与量级），气候变化仍会发生，因此有必要强化顺应性及缓解性战略的实施。这是因为，协调性的全球减排可信度还很低。成功的改变将会提高南非的国际谈判地位；也将在抵御气候风险的过程中获得收益。可信且成功的缓解性与顺应性政策，辅以正当而长久的气候战略形象，可以为投资者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从而提高了南非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更重要的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针对气候变化问题，采取顺应性与缓解性原则已经变得不可避免。不同的活动有顺应与缓解能力的各种混合面。不过，在抵御与不断增强的温室效应有关的风险时，顺应性与缓解性之间具有协同作用。首先，他们各自应对未来的、气候相关的危险的不同部分。缓解性可以减小潜在气候危害的数量与大小，从而首先降低了最为严重的变化。顺应性可以通过降低系统的敏感性或降低损害的后续程度，提高应对气候危害的能力。其次，它们从不同极端应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可能幅度，从而抵御风险。此二者是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两个最重要的策略。
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一些挑战是由气候变化的频度及强度、非线性变化及长期的潜在危险所引起。所有这些问题产生了大量的不确定性，使得预先的顺应性与缓解性变得步履危险却又必不可少。我们对未来气候情况的偏见本身也是一个新的挑战。目前，南非政府通过实施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活动的紧缩政策、战略及措施，来应对该挑战。南非这样做，旨在通过采取整合顺应性与缓解性的规模效应的措施，在应对气候风险中获得最大收益。
三、南非实施顺应性及缓解性战略的举措与成效
（一）可再生能源
在气候变化及相关的能源政策方面，南非是非洲大陆的领军国家之一。这种说法不仅适用于南非的温室气体减排的努力，也适用于其总体的制度、信息、认知、技术及科学能力方面的高水平。最近，南非政府扩大了其政策措施的适用范围；例如，可再生能源的引入关税与技术（尤其是风能和太阳能）充分说明了南非已经开始关注气候变化。 Eskom正在筹建发电量超过100兆瓦的风能及太阳能发电站。这将是南非使用可再生能源最大量的地方。发电项目远不止输电网输电，还包括在农村土地上实行离网输电计划，这将为七个农村地区提供35万个家用太阳能系统。值得指出的是，Eskom公司的总发电量为4.3万兆瓦，因此，相比而言，100万兆瓦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站堪称小巫见大巫。
2006年，时任环境部长的van Schalkwyk在自己家中演示了能源效率转换，其中的装置包括“节能灯，太阳能烧水设备，较好的绝缘材料，以及一系列其他措施”。 van Schalkwyk部长强调说，虽然政府行为也关注这些问题，但是南非公民个人也应该在自家付诸节能行动。他同时还指出，用荧光灯泡取代普通的灯泡，每年可以节约18.50兰特、430千克煤以及1100公升水。
还有五个由私营糖业公司经营的以组合蔗渣和煤为燃料的发电厂，主要利用甘蔗残留物为主料、以煤为辅料发电。南非已经采用了一种大胆的方法，即从油菜、大豆、向日葵、糖用甜菜、玉米、高粱、小麦机甘蔗等农作物中榨取油料，促进与生产环境友好型生物柴油和乙醇燃料。这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稳定国家动荡的石油价格，减少环境损害。
（二）可再生能源补贴
目标的主要目的是逐步减少依靠煤炭发电的方式，而朝着可持续性能源的方向发展。可再生能源补贴在很多国家都是常见的，其目的在于鼓励可再生能源的研发，并使其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方面经济可行。
（三）高效节能燃料
第2篇：气候变化对能源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 基础四国 应对 气候变化
[中图分类号] F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3）06-0052-04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11BAJ07B0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40535026），中国低碳发展宏观战略项目（201208）。
[作者简介] 朱守先（1975 — ），江苏铜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
一、导 言
2013年联合国气候大会（COP19）召开在即，“基础四国”在杭州举行第17次气候变化部长级磋商会议，会议就气候变化大会成果和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磋商，认为大会优先任务是有效履行巴厘进程各项决定，兑现业已做出的承诺，特别是发达国家应根据其历史责任，率先承担全经济范围的量化减排指标，并切实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支持的承诺。
早在200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COP15）开幕前夕，印度、巴西、南非代表曾齐聚北京，共商气候大会上的基本立场，源于国名英文的首字母缩写，四国开始被冠以“基础四国”称谓。
基础四国同时也是20国集团（G20）11个重要新兴工业国家的重要成员，2012年基础四国以占世界17.85%的GDP产出，导致了占世界34.75%的碳排放，中国和印度的碳经济强度均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本文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技术水平三方面，比较分析基础四国应对气候变化基础条件，以期为发展中国家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依据。
二、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内涵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气候变化2013：自然物理基础》，以更多的观测和研究证据证明了全球气候变暖，进一步确认了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人类活动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半以上的全球气候变暖”这一结论的可信度进一步提高，超过了95%；预估未来全球地表气温将继续上升，到本世纪末将再上升0.3～4.8℃。
应对气候变化包括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减缓，需要人类采取干预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者通过碳汇的形式将温室气体转移。适应，是对自然或人类系统实际的或预期的气候刺激或其影响而做出调整，以求趋利避害。
减缓气候变化，需要采取相应的手段或措施。由于温室气体的排放与有关社会经济和技术等驱动因子直接相关，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需要考察技术潜力，明确主要障碍因素，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以实现减缓气候变化的目标。
适应是人类社会对预期或实际的系统功能、过程或结构变化而产生的影响，采取的一种有目的应对行为。一般而言，适应主体可以是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其中包括资源环境系统、支撑系统和人文系统等。适应的目的，是通过降低人类社会对全球变化的脆弱性，减轻不利影响，增强有利影响，规避风险。
减缓是一项相对长期、艰巨的任务，而适应则更为现实、紧迫，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减缓与适应必须统筹兼顾、协调平衡、同举并重。
三、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条件
（一）发展阶段
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从1990年开始用以衡量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准，指数根据平均预期寿命、识字率、国民教育和生活水平计算，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进行国与国间的比较。
人均GDP并不是衡量人类发展的唯一指标，因此人类发展指数需加入两个与生活品质有关的指标——健康和教育。人类发展指数是在三个指标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预期寿命，用出生时预期寿命来衡量；教育程度，用成人识字率（2/3权重）及小学、中学、大学综合入学率（1/3权重）共同衡量；生活水平，用实际人均GDP（购买力平价美元）来衡量。人类发展指数的分类标准是相对的，2012年以国家总数187的四分位数作为人类发展指数分类的基础，分为极高、高、中等和低人类发展指数。人类发展指数位列极高、高和中等的组别各有47国，低人类发展指数的组别有46国。巴西、中国、南非、印度位次依次为85、101、121、137，除巴西外，其余三国均处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
鉴于所处的发展阶段，基础四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重要代表，坚持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是气候变化谈判和气候政治的基石。发展中国家当前仍然面临应对气候变化资金和技术的双重约束。2012年的IPCC-SREX报告显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在2007年和2010年开展的适应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成本研究中认为，发展中国家每年适应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成本不低于700亿美元，并有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如果要实现经济转型、走低碳发展的道路，建立节能低碳的社会经济体系，更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二）资源禀赋
以能源和碳汇为基础的资源禀赋，是决定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物质基础之一。
碳排放主要来源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大规模使用，根据化石能源品种的碳排放强度进行分类，可以吨标准煤排放/吨CO2为界，将能源品种划分为高碳能源、低碳能源和零碳能源，其中煤炭和石油碳排放强度分别为2.741吨CO2/吨标准煤和2.136吨CO2/吨标准煤，属于高碳能源，天然气碳排放强度分别为1.626吨CO2/吨标准煤，属于低碳能源，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属于零碳能源。
因此能源资源禀赋可以从能源消费结构进行分析。高碳能源比重越大，表明能源消费结构越不清洁低碳。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能源统计数据，2012年，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碳能源强度分别为2.359t CO2/tce、2.268t CO2/tce、1.274t CO2/tce和2.52t CO2/tce，世界平均水平为1.932t CO2/tce。其中中国、印度和南非也是G20中高碳能源煤炭消费比重超过50%的三个国家，而巴西由于零碳能源水电比重高达34.4%，碳能源强度仅为南非的50.5%，这就导致尽管巴西能源消费总量为南非的2.22倍，而碳排放总量仅高出南非12.19%的原因所在。各国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与优化，除了资源禀赋之外，还取决于各国资金和技术的实力。
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估算：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约储存了2.48万亿吨碳，其中1.15万亿吨碳储存在森林生态系统中。科学研究表明，林木每生长1立方米，平均约吸收1.83吨二氧化碳。林业具有多种效益，兼具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双重功能，基础四国除巴西外，其余三国森林覆盖率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加强森林资源和保护与建设成为低成本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之一。
（三）技术水平
技术水平因素与发展阶段紧密关联，但又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实用工具，技术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开发温室气体排放量较低的技术以及传播创新以应对气候变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减排极为关键。技术进步能够从不同角度推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包括能源效率、气候友好技术发展水平（如碳捕获技术等）、管理效率、能源结构等。一般所说的气候友好技术，主要针对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汽车等重点能耗部门，既包括对现有技术的应用，近期可商业化的技术，也包括远期可能应用的技术。例如，从现阶段来看，能源部门的低碳技术涉及节能、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利用技术、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CCS）等领域的减排新技术。
当前基础四国已经在应对气候变化技术领域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合作，如在双边政府间科技合作框架下，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成为中巴、中南（非）科技合作的优先领域，气候变化成为中印科技合作的优先领域。中国和南非开展了煤炭液化方面的技术交流，南非研究引进中国的燃煤锅炉等离子点火技术。中国和印度开展了能源比较研究、青藏高原气候与环境合作研究和联合试验。中国和巴西分别拥有世界最大的两座水电站，三峡水电站和伊泰普水电站，2012年两座水电站发电量均超过980亿千兆瓦时，水电仍是两国近期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战略重点，在融资、基础设施建设、设备制造领域水电合作是两国能源合作的重要方向。
未来基础四国要加强自主技术创新，同时要加强国际技术研发合作。加快技术引进、消化的速度，成为发展气候友好技术的重要举措。由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实施技术标准指标可能会带来技术或贸易壁垒及贸易保护主义，但是强制性技术标准，会促进企业淘汰落后技术，加快气候友好技术投资和研发。
四、结论与建议
20世纪90年代启动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以来，发达国家阵营与发展中国家阵营南北对立的基本格局贯穿始终。在南北对峙的基本格局下，针对不同阶段或各种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内部都存在许多不同的利益集团，其间的利益关系复杂多变。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来，基础四国均在磋商机制的基础上持统一的立场出现，为发展中国家谋取公平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仍将是基础四国的重要使命。
作为在世界气候变化问题上立场一致的发展中大国，基础四国加强基础条件分析与能力建设，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所在。目前基础四国的磋商机制和交往，仅限于应对气候大会领域，基础四国加俄罗斯构成的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和政治领域发展无疑将发挥更加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基础四国专家组. 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科学认知的报告[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2～5.
第3篇：气候变化对能源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气候变化；环境立法；可持续发展
一、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
1、威胁农业和粮食安全
气候变化会导致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增加，高温、干旱、虫害等因素都可能导致农业减产。按照目前趋势，全国平均温度升高2.5-3℃之后，我国三大主要粮食作物产量将持续下降，温度升高、水量减少和耕地面积下降可能使中国2050年的粮食总生产水平下降14％-23%，从而出现粮食缺口。
2、对森林和其他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中国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东部亚热带、温带北界北移，物候期提前；部分地区林带下限上升；山地冻土海拔下限升高，冻土面积减少；全国动植物病虫害发生频率上升，且分布变化显著；西北冰川面积减少，呈全面退缩的趋势，冰川和积雪的加速融化使绿洲生态系统受到威胁。
3、加剧水资源供需安全
气候变化已引起了中国水资源分布的变化。同时未来气候变化将对中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产生较大影响，加大水资源年内和年际变化，增加洪涝和干旱等极端自然灾害发生的概率，特别是气候变暖将导致西部地区的冰川加速融化，冰川面积和冰储量进一步减少，对以冰川融水为主要来源的河川径流将产生较大影响。
4、带来海平面上升
近3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平均上升速率每年2.6毫米，高于全球海平面1.8毫米的上升速率。这直接导致风暴潮致灾程度增强，加重海岸侵蚀；在其和淡水资源短缺的共同作用下，加剧了河口区的咸潮入侵程度。
5、对社会经济等其他领域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等其他领域也将产生深远影响，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损失，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付出相应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气候变化将增加疾病发生和传播的机会，危害人类健康；增加地质灾害和气象灾害的形成概率，对重大工程的安全造成威胁；增加对公众生命财产的威胁，影响社会正常生活秩序和安定。
二、 进行经济法制创新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
1、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首先，经济法制创新可以促进《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的有效实施，不仅有利于全球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同时也有利于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其次，为应对气候变化而进行经济法制的创新，可以积极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开创一种低污染、低资源耗费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2、法律约束的独特性
应对气候变化，需积极宣传应对气候变化科学知识，提高公众低碳发展意识，注重发挥民间组织、媒体等各方面的积极性，采取多渠道和手段引导全民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但从长远、有效性来看，必须进行经济法制创新，以法律来对气候变化的应对方式等进行规定，并对相关违反行为进行责任认定及惩罚，这是由法律约束的独特性决定的。法律的基本功能就是通过改变人们的动机而改变人们的行为，引导人们选择做出有效益的行为，从而防止和减少社会所不期待的行为发生，使法律自身成为一种防患于未然的力量，节省社会成本。
3、气候变化的持续性需求
气候恶劣变化是人类自工业革命以后，罔顾自然生态系统盲目开发所形成的恶果，且这种气候变化将在一定时间内持续，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是任重道远的，其相关所有措施都必须是持续性的，目前，创新经济法制是唯一能最有效满足持续性要求的应对措施，且符合自然生态与经济发展平衡之道。
4、承担大国责任的要求
一直以来，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主动承担大国责任，与国际社会一道，探讨适合各国国情并能充分调动各国积极性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办法。因此，创新经济法制，重视能源节约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广清洁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发展循环经济，是与中国的大国责任相辅相成的。
三、 中国目前环境立法的成就和问题
我国环境立法的成就可以从以下方面的立法呈现出来：一是污染防治的立法涵盖方方面面；二是资源保护的立法得到全面发展；三是生态保护的立法正趋于健全；四是特别方面立法得到加强。
尽管环境立法在我国发展迅速，但环境状况并没有相应得到根本改善。概括起来，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主要如下：一是环境立法仍难以遏制继续恶化的环境质量；二是权力高于法律使一些规定形同虚设；三是环境执法机构难以严格执法；四是环境公益诉讼难以破局；五是维护污染受害者的环境权益困难重重。尽管环境立法还存在很多问题，但这是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也并非不可解决的。面对挑战，我们应创新经济法制以弥补环境立法及执法过程中的问题，以更好应对气候变化。
四、 如何创新经济法制以应对气候变化
1、坚持兼顾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平衡的经济法制理念
法律作为社会的有效调整机制，必须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有效调整，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首先，自然恶化形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威胁到人自身存在与发展。而对这一问题，仅靠经济手段、政治手段和教育手段是无法解决问题的，而必须运用规范的强制手段来遏制这种严重的形势，即用法律来制止破坏生态的行为。其次，法律可以调整和平衡各种利益关系。资源的稀缺性产生了经济价值，导致了竞争。竞争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然而却刺激了对资源的掠夺，恶化了环境。而利益则是这一切的原动力，因为竞争来源于利益的驱动。法律则可以通过自己独特的视角调整竞争中的利益关系，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这些都需要法律对其规范化，并付诸于实践。
2、建设并完善相关法律
2.1、创新经济法制要明确定义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范围，协调应对气候变化的规划和政策，并确定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工作优先顺序；加强相关政策， 以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和采用可再生能源完成中国从基于化石燃料发展模式向低碳发展模式的转型。与此同时，气候变化相关的经济法制应该鼓励扩大森林面积和其他碳汇，为加强适应气候变化的规划和能力提供指导，原则和规范。
2.2、创新经济法制应该创设统筹中国对内和对外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的法律，并能加强与已有相关法律的协调效应，形成完整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体系。
2.3、创新经济法制应强调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重要性，通过注入集成资源规划等政策对针对能效项目的投资进行优先安排，使其优先于新发电项目，尤其是煤发电项目。对于已经存在的低能效高排放的项目，应当逐步淘汰。能效项目和需求侧管理项目的升级扩发可由一下方式提供财务上的支持 ：电价的能效附加，排放配额的拍马和碳税。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法律都应该尽最大程度将能效及可再生能源项目优先于化石燃料能源项目。
目前我国已制定或修订了一部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法律，《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水土保持法》、《海岛保护法》等，需要对这些法律进行完善，并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以统领其他相关法律，形成完整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法制体系。
2.4、创新经济法制应借鉴国外先进理念和成熟经验。西方发达国家较早掀起了节能减排立法热潮，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节能减排法律制度体系，因此创新经济法制应该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对其节能减排立法进行分析和研究。既要借鉴先进的立法技术和内容，同时应加强技术国际合作和交流，以法律促进温室气体减排，不断构建和实施促进低碳经济法制的法律制度和措施。
参考文献：
郭冬著：《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第4篇：气候变化对能源的影响范文
1.1数据来源
为了更好地了解大学生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和行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应对气候变化研究报告》课题组在2011年3月-4月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开展了“中国大学生气候变化认知状况调查”。调查采取在机房集中进行网上答卷的方式进行。参与调查的人数为6750人，填写问卷6750份，获得有效问卷6643份，有效问卷占98.4%。问卷包括58个问题，划分为气候变化总体、科技、伦理以及政治经济学认知四个方面，问题形式是多选题和单选题。本研究主要关注问卷中的大学生气候变化科技认知层面。本次调查有效问卷样本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根据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学科分布特点，将被调查学生划分为四个学科类别，分别是气象学、地理学科、工科和人文社科；各占总调查人数的比例为16.9%、9.0%、41.4%和32.7%；被调查学生中，男生占50.8%，女生占49.2%；被调查学生中来自城市的占44.9%，农村的占55.1%。
1.2变量选取
本文主要研究目的就是要解释大学生是否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科技认知影响因素，因此我们将大学生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参与意愿设置为因变量，因变量为1时表示大学生愿意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因变量为0时则表示不愿意。考虑气候变化科普常识、科技伦理以及科技应对行动三个维度来划分大学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意愿影响因素的所有自变量（具体参见表2）。气候变化科普常识维度中，将大学生对气候变化、清洁发展机制（CDM）、“低碳经济”概念以及《京都议定书》了解程度四个变量考虑其中，主要因为气候变化了解程度考察大学生对于气候变化概念的总体认知；应对气候变化根本出路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清洁发展机制（CDM）则是侧重于技术革新层面，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采取直接有效的技术手段实现节能减排；“低碳经济”概念是当代具有先进应对气候变化意识的国家采取的高碳能源走向低碳能源的经济发展方式，将会催生新的一轮科技革命的一种发展模式；在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重大会议中，《京都议定书》的签署最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是全球第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旨在控制气候变暖的国际协议。
气候变化科技伦理维度中，将IPCC报告“气候变暖”结论态度、气候科学研究结论是否应该公正客观、科学家认知为国家利益左右以及富国垄断先进科技手段压制穷国四个变量考虑其中，主要因为青年大学生思维处于活跃期，对于气候变化科技问题公正、公平性关注程度高于其他人群，因此他们对于气候变化科技伦理方面的认知对其气候变化行动意愿有很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科技应对行动认知维度中，主要考虑了大学生对于科技进步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出路的态度、对国内气候科学研究行动的满意程度、对国际节能减排技术扩散以及对国内推进低碳技术开发的期待程度。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是归根到底还是发展问题，其根本出路是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
在本世纪中后期，人类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必将成为一个紧迫并且重要的全球公共治理问题，大学生是国家发展未来的栋梁，对于参与未来的应对气候变化科技竞争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国家之间气候科学研究的竞争、低碳技术、清洁能源技术开发和应用能够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直接的良性效果进而影响各国的自身利益。因此，大学生对于科技进步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出路的态度、国内气候科学研究满意度以及国内外节能减排、低碳技术推广、应用的期待程度是否对其参与意愿有影响值得我们研究和关注。
2计量模型构建
大学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意愿Y=F（X1，X2，X3，X4，X5，X6，X7，X8，X9，X10，X11，X12）+随机扰动项。本文反映我国大学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意愿的数据是以分类数据为主的离散数据，大学生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意愿结果只有两种，即愿意与不愿意。因此可以采用BinaryLogistic模型，将因变量Y的取值限定在[0，1]的范围内，将“愿意”定义为Y=1，“不愿意”定义为Y=0。设X1，X2，…，Xk是与Y相关的自变量，一共有n租观察数据，即：Xi1，Xi2，…，Xik；Yi，i=1，2，…，n，本研究中k=12，n=6643。式中，Yi是取值为0或者1的因变量。Yi与Xi1，Xi2，…，Xik的关系为：
3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本文应用SPSS18.0统计软件对6643个样本数据进行了二元Logistic回归处理，结果列于表3中。该模型的预测准确率达到了80.9%，说明模型的预测效果较好；从模型的整体检验来看，-2Loglikelihood值达到了5512.618，说明模型拟合度较好；而NagelkerkeRSquare值达到了0.240，Chi-square值达到了1089.443，说明模型可以较好地进行拟合。根据表3中模型测算的估计参数判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相关性，其顺序为X10、X9、X1、X12、X6、X4、X2、X11、X5、X7、X8、X3。通过显著性（Sig值）可以看出，排名前六的变量分别对大学生参与意愿有显著和较为重要的影响，现对此6个变量进行分析：表3科技认知视角下大学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意愿的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Table3RegressionResultsofLogisticModelforFactorsofInfluencingRespondingClimateChangeActionWilloftheCollegeStudentsBasedonScienceandTechnologyCognition注：*、**、***、分别表示达到10%、5%、1%显著水平.
第一，对国内气候科学研究行动的满意程度（X10）对大学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意愿的选择起决定性作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是全球气候变化领域最权威、影响力最大的科学报告。以IPCC第一工作组（物理科学基础组）第四次报告（2007年出版）为例，我国大陆学者被引论文为88篇，只占被引论文总篇数的1.41%。气候科学研究的影响力显然亟需提高。其参数估计值为-1.023，可知自变量对大学生不愿意参加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有极大的反向作用。即大学生对国内气候科学研究满意度越高，则越是愿意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第二，科技进步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出路（X9）的估计参数值为-0.629，表明自变量对大学生不愿意参加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有较大负向作用。即赞同科技进步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出路的学生，更加愿意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科技进步是人类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根本出路所在，对此观点有正确的认识的大学生往往对于气候变化科技问题的整体把握较为客观，因此其参与意愿越高。第三，对气候变化的了解程度（X1）参数估计值为-0.507，表明大学生对气候变化的了解程度对其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意愿有直接负向作用。越是了解气候变化的大学生，其参与意愿越是强烈。这一结果表明，气候变化作为全球热点公共问题，其作为科普常识的宣传性值得关注。科普宣传工作充分，则大学生对气候变化了解程度加深，对气候变化的实质往往理解更加深刻，所以其行动意愿往往更加积极。第四，对国内推进低碳技术开发的期待程度（X12）参数估计值为-0.356，表示大学生对国内推进低碳技术开发的期待程度越高，则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积极性越大。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在能源开发、利用等关键环节实现低碳技术是应对气候变化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之一。国内以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技术革新方兴未艾。大学生对这些低碳技术的使用比较敏感，应该通过组织团体活动等方式，使得大学生深入这些进行低碳技术革新企业，增强大学生对我国使用低碳技术的感性认识，从而促进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意愿。第五，气候科学研究结论是否应该公正客观（X6）参数估计值为-0.202，表明气候科学研究结论完全公正客观认知对大学生意愿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越是赞同气候科学研究结论应该公正客观的大学生，其参与意愿越强烈。时至今日，气候变化问题早已经超越科学界，气候变化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气候科学研究结论往往受到其它因素的干扰，这属于科技伦理的范畴。对于气候变化科技问题公正、公平性关注程度高于其他人群，因此他们对于气候变化科技伦理方面的认知对其气候变化行动意愿有很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第六，是否了解《京都议定书》（X4）参数估计值为-0.116，表明对《京都议定书》越是了解，则大学生的参与意愿越是积极。在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重大会议中，《京都议定书》的签署最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是全球第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旨在控制气候变暖的国际协议。由于《京都议定书》的以上重要特性，对其了解程度可以反映大学生的气候变化科普意识，进而影响到其参与行动意愿。
4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以现场答卷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应用SPSS18.0统计软件对6643个样本数据进行了二元Logistic回归处理。根据模型实证分析的结果，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调研结果表明，大学生愿意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占80.2%，不愿意的占19.8%。表明，大多数大学生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态度积极。（2）气候变化科普常识认知层面，对气候变化和《京都议定书》总体了解程度越高，则大学生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态度越积极。（3）气候科技伦理认知层面，越是赞同气候科学研究结论应该公正客观的大学生，其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态度越积极。（4）科技应对行动层面，大学生对于科技进步是应对气候变化根本出路认同度、对国内气候科学研究行动的满意度以及对国内推进低碳技术开发的期待程度越高，则其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态度越积极。基于本文实证结果，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对大学生广泛和深入地宣传气候变化科普知识，提高其对气候变化科普知识的了解程度。认知是行为的基础，只有使大学生对气候变化有广泛和深入的认识，他们才会有去关注气候变化的可能，进而才会主动采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可能。青年大学生思维活跃，热衷于参与各种社会公益活动，是向全社会传播气候变化科普知识有重要的推动力量。因此，建议高校要扩张对大学生宣传气候变化知识的路径，以开设气候变化课程以及开设公益讲座等方式宣传教育气候变化科普知识，促使大学生对气候变化科普知识得到充分认识，进而整体提高我国大学生群体以及普通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意愿。
第二，对大学生进行气候科技伦理知识宣传教育应该予以格外重视。气候变化表面是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目前，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经济的需求空前，已经普遍进入后工业时代的发达国家对于中国碳排放要求往往是以维护发达国家自身政治需求为出发点。因此，气候变化中的科学技术问题往往超越了科技本身的范畴，已经被渗透了多种复杂的因素。青年大学生思维处于活跃期，对于气候变化科技问题的公正、公平的期待高于其他人群，因此，气候科技伦理认知对其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有很大影响。可以通过组织气候科技伦理主题辩论等方式增强大学生的气候科技伦理意识，进而促进其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意愿。
第5篇：气候变化对能源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 :气候变化;环境规划;“十二五”;适应;减缓
中图分类号 X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2-0079-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2.014
全球气候变化的发生机制、影响及应对是当今国际科学研究和社会政治的热点和难点,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全球气候变化对众多区域自然环境和人类环境的影响正在出现[1 ]。作为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日益重要的新型要素,将气候变化纳入到国家环境规划的框 架中显得十分迫切。本文从分析我国实际国情出发,探讨国家“十二五”环境规划应对气候 变化问题的基本战略,以此为依据有针对性的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规划内容。
1 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环境规划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我国气候条件复杂、海岸线漫长、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向来较 弱,而随着城市发展和人民需求的提高,气候变化影响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如2007年全国 平均气温达1951年以来的最高值,冬季取暖和夏季降温耗电耗煤导致大气污染特征变化[2],海平面持续升高使得沿海城市的气候异常事件和灾害损失严重[3]。 将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环境保护战略紧 密结合起来已成为当务之急。
作为未来一段时期指导我国环境保护活动的核心文件,在国家“十二五”环境规 划中将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全面、系统地融入环境规划中,其作用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全 球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通过在自然生态、人居环境、产业部门等领域采取积极的应对气候 变化的措施,使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二是将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 保护紧密结合起来,追求两者之间的平衡,控制应对措施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4]。
我国环境规划工作经过近三十年的探索,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 ,从规划编制到实施的体系、程序和方法,国务院《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 下发将应对气候变化嵌 入到环境规划体系中提供理论、技术和实践应用的支持,形成一套充分考虑应对气候变化的 国家环境规划方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2 我国环境规划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策略
2.1 适应和减缓: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途径
减缓(Mitigation)和适应(Adaptation)是应对气候变化环境影响的两个基本途径[ 5]。减缓是人类对区域环境作用的干预,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源或增加吸收汇减轻气 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适应是在承认气候 变化不可避免的前提下,人类为应对现实的或预期的气候刺激对生态系统和人居环境的影响 而做 出调整。减缓和适应都是人类社会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做出的政策响应行为,但二者针对的主 体有所不同,减缓是针对地球气候系统的人类干预行动,而适应则是针对人类社会本身的自 我调整。
减缓和适应行为并不总是协调,本文根据减缓效果和适应效果将应对气候变化的环境规划措 施分为三类:一是双效行为,即规划措施既有利于适应又有利于减缓气候变化,如提高植被 覆盖率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提高了生态承载力;二是偏减缓的单效行为,规划措施有利于减 缓但不利于适应,如增加水电开发可以减少碳能源消耗,但同时增加了相关流域的生态脆弱 性;三是偏适应的单效行为,这类规划措施有利于适应但不利于减缓,如环境风险应急设施 建设加强了灾害适应能力,但建设和运行过程增加了碳排放。
2.2 基本途径的分析判断
由于大多数气候变化应对措施是减缓和适应此消彼长的单效行为,分别将投资的一半用于更 有效率的减缓活动或适应活动可能比投资于减缓和适应协同措施的净效益更好[6] ,因此单效方案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为适宜。国家环境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是 如何在有限资金的约束下权衡选择何种单效方案,本文依据所收集的文献资料,从行为效益 、实施成本和主体差异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2.2.1 行为效益
国家“十一五”环境保护规划虽然已明确加入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但着重强调的是温室气 体减排,忽略了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建设,这同多年来国际对如何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关注较 多,而对如何适应气候变化重视不够[7]有关。由于各种气候过程和反馈的时间尺 度大,即使在严格实施减排、温室气体浓度实现稳定的情况下,全球气候变化特征仍会因时 滞效应持续若干个世纪[1],其影响所及的资源供需、生产系统、社会关系和政治 文化四个层次的变化难以避免[8]。虽然这些预期影响存在着大量不确定性,但相 应的适应行为必须及早作出, 并将其实施问题纳入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长远规 划中[9]。与适应行为相比,国际社会减缓气候变化的收效甚微,且减缓行动的效 果较适应所需时间长得多,近年来诸多研究和建议也表明,对于气候变化十分敏感和脆弱的 中国而言,适应行动更应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当务之急[10]。
2.2.2 实施成本
目前国内外没有低排放、高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可供采用[11],而工业化过程中人 均能源消费和相应碳排放的拐点出现在国家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 之后,我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前必然需要碳排放空间。更 为重要的是,煤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这一背景下温室气体 排放量的大量增长不可避免。
陈文颖等[12,13]应用中国MARKAL-MACRO模型对我国未来碳排放基准方案造成的GD P损失率进行计算 ,显示同样的减排率下,越早开始实施 减排约束,GDP损失率越大,而如果提前10年或20年进行减排准备,则可以在技术储备、资 本等方面逐渐适应减排的需要,从而大大减小减排对经济的影响。如果现 阶段的环境规划中就实施双效方案或以减缓为主的单效方案,则会严重制约我国的社会和经 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目标将受到较大阻碍。因此,以近期为准备,中远期开始正式实施减缓 行为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较为适宜。
2.2.3 适应性排放和国际因素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适应能力和未来排放需求上具有较大差异,基础设施不完善是发展 中国家对气候变化相对脆弱的重要原因,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加强工程性适应措施 的建设,由此也带来对适应性排放的巨大需求[6],我国南水北调、三峡工程都包 含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考虑。这进一步说明采用适应行为的紧迫性和减缓行为的高成本性。
国际因素亦对减缓与适应抉择产生重要影响,其矛盾主要存在于减缓的长期和全球效益与适 应的中短期局部效益之间的平衡问题,减缓的成本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而不利影响的损失 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来承受[10],美国等退出《京都议定书》也大大增加了减排策略 推 行的难度。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适应策略在近期比较现实,是环境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合 理策略。
2.3 基本策略的分析结论
由于减缓和适应之间存在复杂的权衡取舍关系,依据上述分析和国家方案提出的“适应与减 缓并重”的原则,建议未来我国环境规划中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为“适应先行,减缓后举, 单双结合,重点突出”。在“十二五”期间,应对气候变化采用以适应为主的“单效”方案 ,在同时融入减缓与适应两类措施的前提下,主要通过加大适应行动的力度,使气候变化对 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减缓不作为主要规划方案,但要纳入中远期规划并逐步 推进取得阶段进展目标(图1)。这既涵盖了适应与减缓的双重途径,不会因偏废一方而造成 近期或远期的应对成本升高,同时亦面向我国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问题。
3 我国“十二五”环境规划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领域
3.1 规划层次与领域
按照张兰生等[14]提出的全球变化影响途径,将环境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域划分 为自然承载力、生产系统、社会人居环境三个层面。 根据文献调研结果[1,2,6,11,15],自然承载力层面以自然生态系统、水资源和 灾 害风险防范问题最被关注,生产系统层面的主要问题包括低碳经济和敏感生产部门应对,社 会人居环境层面中,城市化环境效应和海岸带城市预期影响较大(图2)。这七大问题中,适 应行为 需求占绝大多数,低碳经济体现了减缓行为,符合本文提出的“十二五”环境规划应对气候 变化采取偏适应的单效行为的基本策略。
3.2 自然承载力层面
自然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西部地区湖泊、冰川、冻土、积雪等多种生态系统呈衰退状态 均与气候变化有关,如 气温上升1.5 ℃则草原旱区相应增长总面积将占国土面积的20%,为荒漠化提供潜在条件 [11],海洋生态系统珊瑚礁、红树林的变化亦敏感。通过环境规划增强自然生态系统 的适应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态系统和自然界本身的调节与恢复,强化气候变化背景下 的监测评估和有效保护;二是减缓人为影响和干预,通过情景 分析估算气候变化背景下生态系统承载能力 并依此确定流域或区域开发利用的上限。
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体现为径流量和降水分布变化。近五 十年来我 国六大流域天然年径流量整体上呈减少趋势,其必然导致环境容量的降低,加剧环境污染,引起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的连锁变化[16,17]。应对气候变 化的环境规划在城市发展中必须考虑未来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同时降水量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城市用水尾水的水质水量,对水量增多的地区要考虑环境规划 中 污水处理能力和规模设计,对水量减少的地区,则要考虑径流减少导致的水质进一步恶化和 最优治污方式的选择。
应对气候变化不仅需要关注最可能的气候情景,并且要特别注意低概率、高影响事件即灾害 和风险所带来的影响。研究显示,与温度相关的极端天气事件的变化与区域气候变暖关系密 切[18],而水源地污染等相关环境风险会同时增大。气候变化中的环境风险往往不 易事先被识别和判断,很难在规划措施中规避,制定和实施环境规划时 应根据可能发生的气候变化灾害风险充分设计、做好预 留,并建立各种情景模式下的风险预警与应对机制。
3.3 生产系统层面
全球变化同样对经济效率和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日趋严重的影响。美国气象局研究表明, 不同行业对气候因素的敏感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农业、航空、建筑、渔业、林业、交通、工 业[6]。如农业生产土壤有机质的微生物分解将加快,造成地力下降,同时作物 生长季节延长,昆虫繁衍加快,农药和化肥的施用量将增大,农业面源污染面临源强增加和 范围扩大的压力。工业部门需要能源的强力支撑和对水资源高度依赖, 化工、冶炼等高耗能和高耗水行业的扩张受资源和容量约束凸显。纳入气候变化因素的环境 规划应当从产业结构调整入手,以循环经济、高效农业为主要规划手段加以应对。
生产系统既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方面,也是减缓气候变化的最主要途径。依据前文提出 的规划策略,“十二五”环境规划亦应着手减缓应对措施的准备,逐步开展“低碳经济”建 设将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突破口[19],减排的涵义不仅指污 染物排放的减少,还包括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20]。从我国“十二五”环境规划起 ,应把低碳经济列为环境规划节能减排的规划指标之一,以循环经济为主要手段推进能源结 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低碳经济发 展模式。值得指出的是,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我国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还将持续增 长,低碳经济将使中国面临开创新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挑战,应充分论证、逐步推行。 为在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前提下逐步实现低碳经济模式,“十二五”环境规划碳减排 指标可先在发达省市选择性进行,在中远期规划再推广为强制性约束性指标。
3.4 社会人居环境层面
作为高度开放、不完整和脆弱性强的复合 系统,城市在人居生态和社会消费两方面最为集中地承受了气候变化环境效应和问题。热 岛效应是人居生态在气候变化和城市化相结合的最突出表现,其诱发的连锁气象变化(如“ 雨岛效应”、“雾岛效应”、“暗岛效应”等)近年来在我国逐渐突出[21],而应 对气候变化的社会消费随着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也日趋增加,中国气候耗能量正由气候灾害 驱动型向温度驱动型过渡,特别是在较发达地区的城市,其中气温为关键性因子,气候变暖将使城市用电压力呈继续增 大的趋势[22,23],并由此带来要素污染结构和污染分布的变化。应对气候变化的 城市环境效应和新发污染问题的关键是加强气候变化对不同区域城市的影响和规划研究,特 别是突出城市排水系统、污水处理设施以及城市能源供应设施脱硫脱氮设施等适应气候变化 环境效应的措施,并在环境规划中予以体现和落实[15]。
沿海是中国人口稠密、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中国沿海地区大多地势低平,建成环境极 易遭受因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各种生态环境威胁,如沿海生态与环境受损、咸潮上溯加重、海岸侵蚀、土壤盐渍化等。近30年来,以气候异常为主要原因造成的中国沿 海海平面 平均上升速率为2.6 mm/a,并预计未来30年继续上升至2008年升高80-130 mm[3] 。海岸带地区环境规划应当针对不同的人工 建成环境分类设计和实施规划。在宏观决策层面,对重要的沿海地区采用防护的方法,其它 地区根据发展需要选择防护、顺应或后退;在微观技术层面,对采用防护手段的地区按照预 防与治理相结合、陆地与海洋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相结合的原则强化防护对策,如 加强沿海及入海河流堤防工程建设和海防林建设。
4 结 语
把应对气候变化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创新型国 家结合起来,既是从源头预防、根本解决气候变化环境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也是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承担国际责任,从环境保护角度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而努 力做出的贡献。采取适应行动是国家“十二五”环境规划应对气候变化最紧迫的任务,减缓 不作为主要规划方案的核心内容,但要纳入中远期规划取得阶段进展目标,从长远角度看, 其与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协调一致。
必须指出,我国环境规划的实施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量化考核指标的系统性和重点实施工 程的可操作性,要保证“十二五”环境规划中应对气候变化方案落实执行,应特别注意科学 规划目标和指标以及重点工程的保障。规划目标按照环境保护突出重点、少而精的原则增列 1～2项可监测统计、能定量考核、易分解落实的鼓励性指标,重点工程紧密围绕三个层次覆 盖七个重要领域,优化预算投资和加强部门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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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Integrating Climate Change Factors into Environm ental Planning of the National 12th Five Year Development Plan in C hina
YANG Xiao LI Yangfan YIN Rongyao SUN Xiang ZHU Xiaodo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ollution Control
and Resources Re use,School of the Environment,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China)
Abstract Effect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limate change have been going further now adays. National Five Year Development Plan in China should have specific po licies on how to take climate change impacts into account through the environmen tal planning. Based on analysis of behavior benefits, implementation costs, adap tive emission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a basic strategy called singleeffect
by adaptation was proposed. In the environmental planning of the national 12 th Five Year Development Plan,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 should both be i ntegrated to respond to climate change, while adaptation behaviors weight more.
第6篇：气候变化对能源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中国 印度 气候变化 挑战
2007年以来,气候变化问题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大大小小的国际会议的重点议题。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和印度一直是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两个国家,因为中印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两个发展中大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能源需求猛增,温室气体排放量也随之大幅度增加,因此在解决全球气候变化上中印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中印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所具有的相似国情使得中印在这一问题上面临许多共同的挑战。
1. 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低。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目前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超过13亿,印度总人口也突破11亿,庞大的人口数量给中印两国的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等各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中印两国的发展程度都还比较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为3315美元,印度为1016美元,均排在世界100位以后。《联合国2009人类发展报告》则显示,2009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排在世界第92位,印度排在第134位;两国都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中国有7.7%的人口(约1亿人)生活在日均收入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线以下,印度则还有28%的人口(约3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由此可见,两国的发展任务都异常艰巨,使两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威胁面临巨大的困难和挑战。
2. 易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气候变化的一个显著趋势就是全球平均气温升高,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升高。根据过去的观测显示,近5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速率为2.5毫米,印度沿海海平面每年平均上升1.06-1.75毫米。中印都是拥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家,且沿海平原都地势较低,而两国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地区都处于沿海地区,未来很容易受到海平面上升带来的不利影响。
中印在气候变化上所面临的另一大威胁还突出体现在农业上。中印都是人口大国,农业对于中印两国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而农业又是对气候变化最为敏感的领域。气候变化会导致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增加,如果不采取适应性措施,小麦、水稻和玉米这些基本的农作物都将面临减产的危险。
3. 经济发展迅速,能源消费及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增加。
中印两国目前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两个发展中大国。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发展,从1980年至今,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超过9%,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7年中国GDP(按汇率计算)总量达到3.2万亿美元。印度在1991年实行经济改革以后,经济发展速度也大大加快,2004到2008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8%左右,世行的数据显示,2007年印度GDP(按汇率计算)总量达到1.18万亿美元。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两国能源消费大幅增加,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6》的数据,中国2004年的一次能源消费为8.2亿吨标准油,占当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的12.42%,已经是世界除美国之外的第二大能源消费大国;而印度2004年的一次能源消费也达到了1.9亿吨标准油,占当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的2.88%。几乎与能源消费的大量增加同步,中印两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大幅增加,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中国2007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60.71亿吨,比1990年增加了170.6%,占世界排放总量的21%,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而印度2007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达到了13.24亿吨,比1990年增加了124.7%,占世界排放总量的4.6%,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四大二氧化碳排放国。
4. 能源结构都以煤为主,不利于清洁发展。
目前世界能源仍然以石化资源为主,而中印两国的石化资源禀赋都是煤炭储量比较丰富,石油、天然气储量相对不足,这使得中印两国均形成了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2005年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所占的比重,中国为68.9%,印度为38.7%,而在同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只占27.8%。可以看到,中印两国能源结构中的煤炭比重都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中国,煤炭比重占三分之二强。由于煤的碳密集程度比其他化石燃料高得多,单位能量的燃煤释放的二氧化碳比石油多36%,比天然气多61%,因此造成中印两国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也比其他主要经济体要高,不利于清洁发展。国际能源机构在其2007年的报告《国际能源展望2007:聚焦中国和印度》中谈到:目前中印两国的煤炭消费量已占全球的45%,而且两国的煤炭消费都还在快速增加,根据参考情景(即按照目前趋势不作政策改变),到2030年中国和印度拉动的煤炭增长占全球增长的五分之四以上。由于以煤为主的资源禀赋以及能源结构在未来相对长一段时间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因此中印两国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实行清洁发展上比其他国家面临更大的困难。
5. 技术落后,面临资金和技术的“锁定效应”。
目前,在能源开采、供应与转换、输配技术、工业生产技术、能源终端使用技术以及管理水平等方面,中国和印度均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例如,根据国际能源机构提供的数据,2007年每生产1kWh的电/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中国为758克,印度为928克,大大高于507克的世界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中印都还必须面对技术的“锁定效应”问题,因为一旦基础设施、机器设备等投入使用,在其生命周期内一般不大容易轻易废弃。按照国际能源机构在《国际能源展望2007:聚焦中国和印度》报告中的参考情景估算,到2030年中国的发电装机容量需要再增加13亿kW以上,在能源供应的基础设施方面累计投资3.7万亿美元,印度到2030年所增加的发电装机容量将超过4亿kW,需要在能源基础设施上投资1.25亿美元左右。中印在能源基础设施上投资的四分之三都将投入电力行业,且两国所增加的发电装机容量大都为燃煤发电,如果沿用传统的燃煤发电技术,这些巨额的投资将被落后的技术“锁定”,影响今后几十年的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因此,怎样尽快提升技术水平、避免出现资金和技术的“锁定效应”是中印两国需要面对的又一个难题。
6. 发达国家要求中印承担减排义务。
中印两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大幅增加使两国均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一直以来发达国家都在想方设法的压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认为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如果不参与到温室气体减排的队伍中来,发达国家减排的成果将被发展中国家二氧化碳排放的过快增长所抵消,特别是美国以此作为其在温室气体减排上持消极立场的一个重要借口。2007年底的巴厘岛会议上,发达国家进一步向中国和印度提出了采取“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减排指标的要求。可以预见,随着中印两国经济的继续发展以及相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进一步增加,中印将面对来自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越来越大的压力。
针对上述这些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挑战,中国和印度都采取了积极措施来加以应对,相继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计划。中国在2007年6月出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印度于2008年6月了《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同时,中印两国政府加强了在应对气候上的合作。2009年10月21日,中印两国政府在新德里签署了《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协定》,标志着中印双方气候变化合作迈上了新台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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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曹建如.《浅析印度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 》.载《全球科技经济t望》,2009年第3期
[4]张海滨、李滨兵.《印度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立场》.载《绿叶》,2008年第8期
[5]国家统计局.《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第7篇：气候变化对能源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里斯本条约；欧盟；气候变化国际谈判
中图分类号：D99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1)05-0092-0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0YJC820032）
作者简介：龚 微（1975-），男，湖南湘西人，法学博士，吉首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朱嫣然（1988-），女，安徽合肥人，吉首大学法学院硕士生。
欧盟一直致力于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扮演着领导者角色，积极推动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出具有可比性的目标。欧盟在大力推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积极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的同时，也在采取措施加强自身的一体化建设，以完善自己，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最近生效的《里斯本条约》就有新的举措，将对欧盟参与今后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带来诸多影响。
一、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的欧盟
在促进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过程中，欧盟是最初的发起者，一直是全球减排最主要的推动力。[1](P103)欧盟一直积极主张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并承担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具体减排义务，积极促成了全球第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温室气体减排具体协议――《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和生效。该议定书代表了欧盟在全球环境领域发挥领导作用的主要成就。[2](P92)
在《京都议定书》即将到期，后京都时代谈判启动之后，欧盟继续在该议题上扮演积极角色。欧盟率先单方面提出2020年和2050年减排战略目标，在此框架下其成员国也都陆续提出了各自的减排目标；与此同时，欧盟还继续积极在全球层面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努力通过国家间、国际组织内部的各种谈判、协商、斡旋进行沟通、交流，以使其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张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并上升为新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机制。
二、《里斯本条约》之前存在问题分析
在《里斯本条约》正式生效之前，欧盟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取得了成果的同时也存在诸多的问题。
（一）欧盟的法律人格不明确
1992年的《欧盟条约》在欧共体之上建立了“欧盟”，但并没有赋予它以国际法上的主体地位。因此，欧盟大量的国际协定是由欧共体与第三国或国际组织缔结。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是欧共体，而不是欧盟具有完全的成员资格。此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虽然欧盟参与了谈判、缔结和履行，但也都是以欧共体的名义进行。
尽管自《欧盟条约》生效以来，欧盟的称呼已经逐步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但是它是否具有法律人格，欧盟条约中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种法律上的缺乏明确规定的状态导致了欧盟在获得国际权利和承担义务方面存在混乱，解释不了与此相悖的一些现象，实践中产生了许多问题。如欧盟与美国缔结的关于乘客姓名登记的协定被欧洲法院裁定为基于欧共体条约的规定而缔结是错误的。[3](P60)欧盟东扩后，成员国从《京都议定书》签订时的15个成员国，增加为27个；且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差异也随之扩大，如何在成员国间协调立场，代表他们进行谈判并分配减排义务，法律人格不明确所带来的问题较以往无疑更加复杂。
（二）气候变化政策在欧盟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不清晰
地球气候的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是人类共同关切的问题。早在1988年12月6日联合国大会关于为人类今世后代保护气候变化的第43/53号决议就指出:“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关切之事项,因为气候是维持地球上生命的关键条件。”这一主张也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接受，出现在其序言中。欧盟对此在行动上积极应对。但是，在欧盟的基本条约如《罗马条约》、《欧盟条约》甚至《欧盟宪法条约草案》中都没有关于气候变化的规定，只规定了包括气候变化的环境政策处于欧盟与成员国共享的混合权能领域。而学界公认，不同类型、性质和层次的权能决定着欧盟在不同政策领域和部门的一体化水平或程度。[4](P46)由此可见，欧盟的气候变化政策一体化程度是较低的。
较低的一体化水平也使各成员国对气候变化的不同认识显现无遗。在《京都议定书》谈判、缔结期间，欧盟是以欧共体的名义与成员国一起参加谈判和缔约，然后将减排承诺在十五个成员国间进行分配。当时欧盟的成员国数量较少，而现在，随着欧盟的扩大，目前就有27个成员国，今后还将进一步扩大。在整个气候变化谈判过程中涉及到太多角色，这些角色有着各自的国家利益诉求和不同的关注点。比如1996年是在日本京都第三次气候公约缔约方大会前的关键一年，期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是意大利和爱尔兰。这两个国家都以在气候问题上缺乏积极立场而著称。欧盟的立场也因此自1995年柏林第一次大会以来一直没有变化，甚至称其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也不算夸张。国际谈判复杂多变，不断有新的问题和提议出现，欧盟改变立场和接受其他谈判对手的新提议需要多数成员国的同意，随着成员国数量的增多，将更难形成统一的立场和意见。
（三）机构的设置不合理
由于气候变化领域属于共享权能领域，成员国在20世纪90年代决定由理事会主席代表欧盟对外谈判环境条约。在理事会担任主席的国家负责在成员国间进行协调。这使得气候变化的政策制定有更强烈的政府间色彩。轮值主席国被认为但当了领导和协调者的角色。然而，这在现实的谈判过程中非常难以实现。谈判需要欧盟环境部长理事会的相对严格的授权，这种授权建立在成员国代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由于任期只有六个月，加上理事会授权缺乏弹性，很容易成为谈判拖延和挫折的主要原因。耗费大量宝贵的时间沟通内部的差异也会导致欧盟的成员国实际上很难对外界的变化作出反应。可以这么说，在这些组织内部谈判需要的大量时间和外交努力，经常意味着召开一次又一次的连环会议。
在举世关注的京都谈判的最后时刻，欧盟的部长们在大会正在进行时，关起门来进行内部的协调；当主席埃斯特拉达（Estrada）落锤宣布通过清洁发展机制的关键性文件时，欧盟的部长们仍在另一间房间里为协调共同的立场而努力。当他们通知主席，反对预算前的气候变化公约抵消额（pre-budget crediting）时，决议已经作出不能再重新接受意见。同样的事情在海牙2000年气候公约第六次缔约方大会上发生。当时欧盟的部长们打算对主席普龙克（Pronk）的折中方案提出建议，在其他国家和集团，甚至更大的和资源更不足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77国集团加中国的方案都已经提出后，欧盟内部在最后一晚的关键谈判已经开始时仍在讨论修正案。[5](P274)可以这么认为，由于机构设置不合理，内部关系没有理顺，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协调立场的内部谈判上消耗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三、《里斯本条约》带来的改进及其影响
（一）欧盟正式取得法律人格
欧洲联盟不具有国际法律人格，这解释不了与此假设相悖的一些实践。[6](P104)在1997年《京都议定书》缔结期间，欧盟当时是以欧共体的名义与成员国一起参加谈判和缔约，然后将减排承诺在成员国间进行分配。《里斯本条约》当中欧盟取代了欧共体，正式获得了国际法上的法律人格地位。该条约明确规定“欧盟应取代和继承欧共体”（《欧洲联盟条约》第1条第3段），使之成为实际上唯一的实体尽管“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仍继续作为法人独立存在，但它的职能有限，且没有独立的机构。《里斯本条约》在附录的一份议定书中，对之作了相应的规定。，并赋予它以国际法律人格。
欧盟取得国际法律人格，是欧洲一体化在政治和外交上的重大突破，意味着它将不再以欧洲共同体的名义而是以自己的名义参加相关的国际谈判、缔结国际条约协定和成为国际组织的成员，正式成为国际化主体。确立欧盟统一的法律人格，也可以促使成员国在国际上保持用同一个声音说话，这种统一形象所带来的利益又将巩固成员国继续保持统一行动的愿望，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不断推动一体化的深入。[7](P100-101)对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更是如此。正式的法律人格将更有利于欧盟在其内部整合各成员国的立场，也有利于欧盟将整体的减排承诺在其内部成员之间进行公平分配。
（二）气候变化政策在欧盟内部更受重视
《里斯本条约》在环境一编中，正式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欧盟的环境政策目标。这是欧盟的基础条约中首次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其目标，其中明确规定“在国际层面采取措施，解决区域和全球范围的环境问题，特别是应对气候变化。”以往的欧盟基本条约中，即使是被认为是较为激进的《欧盟宪法条约草案》也没有出现这样规定的条款。这样的规定目前还只是停留在书面规定上，但可以设想的是，欧盟必将进一步采取措施并在机构设置上来体现和完善该规定，以增强欧盟机构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权力和运作效率。
同时，随着能源政策进入欧盟的专属权能领域，间接使欧盟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权能扩大。气候变化政策虽然仍作为欧盟和成员国混合权能领域，但新的《欧盟运作方式条约》把欧盟权限扩大到了新的政策领域，主要是能源政策(第176a条)、航天(第172a条)、旅游(第176b条)、体育(第149条)和防灾(第176c条)等领域。根据条约中能源政策措施独立的法律依据，欧盟的能源政策追求以下目标：确保能源市场的运作、保障欧盟能源供应的安全、促进能源利用效率和节能、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促进能源网络的相互联网等（《欧盟运作方式条约》176条a款）。该环境政策中的能源利用效率、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方面都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方式就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而能源政策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目标，无疑是与气候变化政策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二者在上述方面完全重合，也间接使气候变化政策的部分政策目标已经进入了欧盟的专属权能领域。这些举措无疑使欧盟的气候变化政策的一体化水平更为提高，也使得欧盟在有关的国际谈判中能够更好地用一个声音说话，更准确地表达整体的立场。
（三）组织机构上有利于欧盟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
经《里斯本条约》修订的新的《欧盟条约》和《欧盟运作条约》为构建统一的欧盟对外关系框架实现了一定的飞跃，[8](P33)欧盟的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1.欧洲理事会设立常设主席
《里斯本条约》规定由成员国国家或政府首脑与欧盟委员会主席组成的“欧洲理事会”正式成为欧盟的机构，设立了常任欧洲理事会主席职位，其责任是为欧盟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动力”和确定它的“总体政治方向与优先事务”。常任主席任期两年半，可以连任，负责主持欧盟会议、协调欧盟内部团结和共识并在世界其他地区代表欧盟。这样，整个欧盟的形象将更加统一、团结，欧盟各国用一张嘴说话，改变了欧盟既往的决策机制。[9](P8)“他(她)虽说并无欧盟主席的名分，且没有民选的威势，但条约规定他(她)对外代表欧盟，实际上赋予其某种欧盟元首的功能。”[10](P58-59)
原轮值主席只有半年的任期，如此高的更换频率导致其应持立场和实际表现不一致的几率相对较高，而且也成为了一种影响长期战略形成的制约因素。《里斯本条约》在欧洲理事会主席设置上的进步，终结了原来实践中每六个月就有即位的主席根据自己的重点重新安排议程的做法，将带来更大的政策持续性和协调性，可以为规划和推动一体化做出更大的贡献，也标准着欧洲一体化进入了新的阶段。
在欧盟理事会的主席方面，除了外交事务理事会外，将继续每六个月的轮换，因其引入了“三主席制”，其效率将会显著地增强。欧盟理事会主席由成员国依顺序轮流担任，其中前任与下任担任副主席。根据《欧盟宪法条约草案》，理事会主席仍每六个月轮换，但在现任主席的召集下，由三任主席出席召开的会议共同讨论议程及一年半时间内欲达成的目标。尽管《欧盟宪法条约草案》并未生效，但欧盟理事会已经决定采纳三主席主持的制度。[11](P12-13)
在气候变化的政策制定中，新的三主席主持的体系增加了对气候变化政策领域更感兴趣成员国参与的机会，减轻了小成员国在它们没有实际利益诉求的领域进行谈判的负担。由于国家利益的差异，不是所有的成员国都在特定的领域很活跃。在大多数多边环境协定中，欧盟多数的小成员国没有特定的国家利益要维护。例如，卢森堡在担任轮值主席期间，就不愿让其公务员专门处理与多边环境条约有关的事务。从这个角度看，新的主持构想，应该是更可行的运作体系。
2.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里斯本条约》设立了欧盟“外交部长”――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将现有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与外交事务委员合并。尽管伴随着混乱和争议，最近几年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越发引人注目。欧盟任命了“负责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的联盟高级代表”，其职责是“保证联盟对外行动的一致性”（《欧洲联盟条约》第9E条），并在有关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事务上代表欧盟。此职位的特殊性在于它兼跨理事会与委员会两个机构。负责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的联盟高级代表将“主持”外交部长理事会工作；同时又是委员会成员并兼任负责对外事务的副主席。该职位的设立应被看成是有助于欧盟统筹对外行动的一种进步。[9](P60)
欧盟“外长”参与到联合国的气候变化谈判将推动气候变化与其他政策领域，特别是其他对外关系领域的积极整合。气候变化谈判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环境问题，不但包括环境而且也逐步涉及经济、贸易、发展、能源和运输方面的事务和关注。美国是国务院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起主导作用，商务部负责协调总体立场。欧盟在气候变化海牙大会表现不佳后，确实试图通过一些措施解决问题，如在共同立场上的更大弹性，并使经济、贸易和外交部门更多地参与到整个谈判进程中。这一变化趋势将在《里斯本条约》设立高级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后继续得到加强，使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得到更多欧盟部门的支持。
四、展望
在后京都时代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进程中，欧盟希望继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积极推动谈判进程。《里斯本条约》直接和间接地提升了气候变化政策的一体化程度；赋予了欧盟正式的法律人格，设立了欧盟“总统”和欧盟“外交部长”，使欧盟机构设置更加合理，便于欧盟在对外关系上更加一致和连贯，为其参加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带来更多的推动与促进。
在《里斯本条约》生效后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欧盟及欧盟成员国兼东道国丹麦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会议通过的《哥本哈根协议》在一些目标上实质反映了欧盟的意愿。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结束不久召开的欧盟环境部长理事会通过的决议中，欧盟强调《哥本哈根协议》是致力于达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所有缔约方参与的减排目标议程安排和时间表，并进一步强调“欧盟应该继续提供雄心和发挥领导作用”[12]。《里斯本条约》所带来的变化加强了欧盟的行动能力，使欧盟能够以更强大、更一致的形象出现，已经并将继续使欧盟在今后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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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Presidency Conclusions on COP15-Copenhagen Climate Conference,[EB/OL].[2011-8-19].consilium.europa.eu/App/NewsRoom/loadDocument.aspx?id=356&lang=EN&directory=en/envir/&fileName=112067.pdf.
On the Influence of Lisbon Treaty to EU in the Negotiation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GONG Wei,ZHU Yan-ran
(College of Law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Jishou University,Jishou,Hunan 416000,China)
第8篇：气候变化对能源的影响范文
丁仲礼说，核算清楚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是由中科院联合国内其他部门开展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收支认证及相关问题”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的首要任务，也是温室气体减排“可测量、可报告、可检核”的要求。
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在过去大量工作基础上，这个项目将获得各类排放系数，建立排放清单，定量评估能源使用、水泥生产、土地利用、畜牧业等主要人类活动产生的碳排放和自然过程的碳排放，自主建立中国碳排放计量体系，以及以卫星遥感、空中监测与地面网络监测和大气模式系统相结合的大气碳浓度变化监测系统。
他说，工艺设备、节能状况不同会导致碳排放的差异，例如中国许多锅炉条件不好，煤不能充分燃烧，如果按照国外采用的煤充分燃烧的排放系数，中国碳排放量就可能被夸大。
丁仲礼说，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未来10年到15年人均碳排放还会以较快速度持续增长，但即便如此，根据估算，自1900年－2020年，中国人均累计碳排放为197.23吨，仍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仅相当于美国1900－1915年的排放，德国1900－1928年的排放，日本1983－2005年的排放。
他说，针对气候变化引发的二氧化碳减排议题和国际谈判，中国科学界还将从固碳能力、气候变化的区域影响等领域展开研究，帮助国家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为中国绿色发展提供科学
支撑。
在刚刚结束的德班气候大会上，中国代表团称努力增加碳汇是节能减排主要措施之一，到2015年将新增森林面积1 250万公顷，
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1.66％。丁仲礼说，要研究并确定森林、草地、农田和湿地生态系统的碳汇潜力与速率，评估退耕还林等重大生态工程的固碳增（碳）汇贡献。
丁仲礼是长期研究气候变化的古气候学家，他认为，如何评价大气温度对二氧化碳浓度的敏感性，科学界迄今并不具备可靠手段来定量区分过去一个世纪以来造成增温的人为与自然效应。
他说，中国应建立一个更为完整、先进的气候系统模式，对“摄氏2度增温”与大气二氧化碳浓度450ppmv（百万分之一体积）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研究人为排放气溶胶在增温或减温中的作用，进一步减少气候系统模拟预估中的不确定性。
这位中科院院士认为，气候一直在变，“气候的故事是一个波动的故事，几十亿年来一直这样。”在对气候继续变暖预期下，研究气候变化对区域的影响和适应措施很重要。
他说，气候变化对不同区域有消极或积极的影响，中科院将结合过去几十年资料及数字模拟对国内各区域进行评价，“不利的怎么预防，有利的怎么利用”。例如气候变暖对作为中国大粮仓的东北可能很有好处，但同时华北地区近年来降雨量减少、变旱，影响评估需要分析更长时间段的变化趋势。
第9篇：气候变化对能源的影响范文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持续在我国发生的电荒、油荒等问题再次引起了人们对能源价格改革的关注，至少从表面上看，我国的能源价格改革就是常说的被动的渐进式改革，基本都是出现了问题才去改，或者矛盾积累过多，或者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即使改革，常常是幅度小，或比预期小，这个现状需要改变。这也与当下以倡导低碳经济为主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低碳经济的基本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能源多元化（调整能源结构，提高低碳能源比例），其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的转变。
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
在发达国家生产某一个产品可能是一个单位的碳排放，而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由于生产工艺相对落后，能源效率低，可能是超过一个单位的碳排放。这样，碳减排的考虑将影响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式，即在“低收入国家生产，在高收入国家消费”。因此，低碳全球化就是通过碳减排的考虑，使得不同国家的市场和生产日益变得更加相互依存的过程，这是由于对国家间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以及资本和技术的流动加入碳减排考虑所造成的。
如果低碳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那么，应对低碳甚至利用低碳，是各国的当务之急。低碳对一国而言，意味着推高能源成本，有碍经济发展。然而，对部分国家而言，低碳全球化可能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促进就业的助推器。
我们对低碳发展可以有崇高的理解，正如发达国家说的那样：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地球和人类的生存空间。但事情可能不是那么简单，发展中国家也可以这样理解：发达国家通过发展低碳技术和相应管理模式，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人才、资金以及公民环保意识等各方面的优势，积极发展领先的低碳技术和管理模式，继而在气候谈判中施加碳减排压力，同时逐步提高相关的碳标准，从而制造绿色壁垒，制定绿色标准，迫使发展中国家减排，借机向外输出低碳技术和管理模式。
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发达国家显然想把低碳全球化做成推动其经济增长的机会。关键是今后的贸易保护可以打着低碳发展的旗号。贸易经济全球化是发展的问题，低碳经济全球化可以上升为人类生存问题，因此，今后的国际贸易纠纷将由于碳排放而更加复杂，贸易保护可以占上风。
欧盟在5月13日宣布从2012年1月份起将航空业正式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系统。虽然说的是排放交易系统，实质上已经是对航空业征收碳关税了，
从发达国家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关系一般都需要先后经历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总量的三个倒U 型曲线，不同的国家碳排放高峰所对应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说明了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不存在确定性。从那些跨越了碳排放高峰的发达国家或地区来看，碳排放强度高峰和人均碳排放量高峰之间所经历的时间，有人估计在24至91 年之间，平均为55 年左右。这说明即使有了减排措施，如果没有外部支持条件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达到碳排放的拐点。
低碳发展，博弈中转型
低碳发展是一个合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企业必须给以足够的关注。全球范围内的低碳经济转型应该已经开始，企业需要做好一切准备迎接这一变化。无论是能源行业、运输业等碳排放密集型企业，还是金融等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小的行业，都必须将低碳经济纳入战略规划。虽然向低碳经济转型应当如何开展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做好低碳经济规划在未来二十或者三十年里将关乎企业的输赢，甚至生死存亡。
低碳经济在推进的过程中，将在全球经济领域产生新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从企业角度来看，除了政府低碳发展政策给出了强烈信号，气候变化成为媒体和公众高度关注的问题，市场逐渐会对企业低碳性的估值有一个转变，这是企业面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经营战略问题。就是说，企业必须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企业经营战略的一部分。体现低碳成本是持续上涨的能源价格，这将使得企业不得不面临控制和降低生产成本。
企业应对气候变化既有压力和风险，又蕴藏着巨大的商机。例如排放贸易市场，完成目标的企业可以出售剩余排放权获得收入。企业创新型节能设备可以通过申请专利，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在今后的日子里，企业生存与发展，都可能与低碳相关。当气候变化和环境成为政府与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时，对行业的高管来说，无论他们是否相信气候科学，都必须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从中寻找与自己企业相适应的机遇，这就是生存之道。
企业如果期望在此次转型契机中获得先机，就必须现在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定位和发展战略，迎接低碳。比较直观地说，企业必须努力优化现有产品的碳效率（碳效率：单位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包括基础设施、供应链和成品；设计能够满足大幅度减排要求的新型低碳解决方案，这可能需要打破现有产业布局并创立新产业价值链。
历史上看，企业对节能减排的态度常常陷入企业效益好时不在乎节能，效益不好时又无力节能的恶性循环。企业决策者节能观念的转变对节能减排措施的有效实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中长期而言，这个转变可以依靠消费者行为转变来推动，短期更容易见效的是来自政府的政策动力。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措施向企业明确发出信号，帮助企业从更全面、更广阔的视角来认识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使企业实现从被动服从向主动采取应对措施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