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发展史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现代文学发展史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

语言变革作为一种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规律，伴随人类历史的进步发挥出了不同的作用。本文以时期出现的白话文作为切入点，就白话文在诗歌、小说、杂文和儿童文学等现代文学方面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讨论，为人们对文学语言和现代文学作品的认识、研究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

语言变革；现代文学；文学形式

语言是人际交流的载体，同时也是人们进行思想表达和精神升华的重要工具。文学作为各个时代人类思想文化和艺术的结晶，正是通过语言文字的承载才得以保留和传承。随着当今社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语言作为时代文化的继承者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革，探究语言变革环境下的当代文学形式，对提高文化素养、丰富文学底蕴、扩充文化知识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一、中国现代的语言变革

中国现代的语言变革，简单来说就是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过程。时期，以为代表的温和派，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白话文运动蓬勃星期。由此可见，白话文提倡摆脱语言形式的禁锢，倡导“明白”和“精确”的思维表达，为大众所接受。白话文又称语体文、俗语，指的是以现代汉语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有口语化和精确性的特点。首先，区别与白话文冗杂累赘的文言句式，白话文能更直白的对观点和知识进行阐述，方便了文化和科学的普及推广，其次，白话文摆脱了文言文中含糊不清的句式结构，使人们对文章所传达的意思有了更为直观的理解，有助于提高科学的严谨性。同样，白话文的简单化也导致了传统语言层次性、象征性、和声韵特性等语言特性的弱化，造成了语言艺术表现力的流失。所以，针对不同的文学作品，选用合适的文体显得尤为重要。比如有的文学题材需要自由的思维表达，而有的则需要严格的韵律规则。不同的文学作品有着不同的语言表达诉求，语言变革也在这种不同的诉求中产了各种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从而影响了当代文学形式的发展。

二、语言变迁对现代文学作品形式的具体影响和表现

(一)语言变迁对小说的影响

小说作为最具平民性和通俗性的文学形式，在之前受文言文表述的影响，一直处于文学形式的边缘地带。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以白话文作为文学语言方式的建立，使小说这种文学形式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曾指出：“盖白话之可为小说之利器，已经为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实地证明，不容更辩。”这也充分证明了小说文体要求与白话文语言方式的一致性。以后，小说作品的刊载量和发行量，以及小说的创作团体和消费团体的数量都是空前的，小说实现了真正的繁荣。从小说的本质分析，它是一种以叙事为主要语言特征的叙事文学，因此，精确明白而又生动传神的语言成了小说语言的基本要求。白话文在之后，其叙事的清晰度得到极大的增加，从而实现了与小说这种文体的结合，最终成就了小说描述生动、叙事清晰生动的文学风格。可以说，没有时期对小说地位的确立和普及，就没有小说这种文学形式的发展，就不能完成小说从文学版图向中心地带的转移。

(二)语言变革对诗歌的影响

相比于小说，白话文的简单明了与诗歌的韵律美产生了冲突，限制了当代新诗的发展和其形式美的建设。诗体的变化更迭本该是文化发展的产物，但在时期，以为代表的白话文提倡者，却强行打破规则，他们人为旧体诗在创作上较为复杂，不能直白的表示自己的内心世界，难以实现创新，也认为，应该打破传统诗学所立下的规则，发展更为自由的诗体。然而他们忽略了诗歌本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最后导致了传统文学所独有的审美和韵味美的消逝。

(三)语言变革对杂文的影响

杂文，作为现代散文文体的一个重要分支，曾在我国散文的初期发展中一枝独秀，成为非常具有标志性的文体现象，这与白话文引起的语言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杂文的特点上看，在外在形式的构成上，杂文没有如同诗歌那样对语言声韵、文体结构等方面的严格要求，不拘泥于任何形式，表达方式自由；在表达的内容上，杂文强调是通过对客观情况的观察分析，直接发表议论或表达感情，而且在大多情况下，杂文所表达的感情都是以一种“理趣”的形式呈现，所以，杂文的美学风格，说白了就是“说理”。因此，杂文对语言的要求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中对语言发展的要求向契合，这也使得杂文文体形式在文学革命之后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壮大。

(四)对儿童文学的影响

在五四语言变革运动中，白话文语言的大力推广，极大的刺激了儿童文学形式的诞生和发展。在白话文运动期间，人们开始发觉儿童世界“独特性”的存在。在之前，传统中国教导儿童都是用的四书五经之类的经典书记，导致人们的日常说话与书籍文体不一致，从而耽误了儿童的早期教育。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儿童的教育观念逐渐向“美育”、“现代化”、“人性的启蒙”等方向靠拢，儿童文学也随之产生。儿童文学要求以儿童的口吻口语和角度对儿童进行启迪和教育，因此，儿童文学的语言应该具有口语化的基本特点。可以说，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就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诞生的标识。

三、结语

语言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归根究底就是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过程对不同文学形式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从语言变革的角度出发，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变化，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明确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语言变革所起的两面性的作用，还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当代中国文学的审美转型，加深我们对中国文学和语言改革的认识，对今后文学的发展具有启示性的意义。

作者：于风华 单位：丹东市文联满族文学杂志社

参考文献：

[1]朱晓进，李玮.语言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深度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15，01：138-160+205.

第2篇：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中国现代文学并不推崇文言文，而提倡白话文，是在“五四”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现代文化的发展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虽然两者在表现形式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本源上却十分接近。

一、现代文学的发展是我国民族审美要求的结果

我国文学的发展史是十分丰富的，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特性。通过不同的形式和角度，能将我国的民族特色、民族性格、民族语言等内容全面地反映出来。于是，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的审美情趣也在不断的进步。我国的现代文学起源于“”时期，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从未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现代文学在内容上更加注重展现民生问题，并致力于反映我国的民族前途和命运。而从形式上来看，语言、风格、表现手法等都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随着我国民族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促进着我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不忘中华民族的特性，所以其在世界文学界中能够享有盛誉。“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没有放弃对文学民族化的追求，还积极吸收外国文学中更加新颖的表现方法。在文学变革形式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民族审美情趣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比如，在鲁迅先生的作品《狂人日记》中，就曾吸收外国文学作品的表现方法，但却没有完全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狂人日记》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显著的中华民族特性，所以，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冲破外国文学羁绊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但由于其不注重民族审美情趣，而是更加关注西方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技巧，所以很难在本民族立足。尽管这些表现形式试图在中国有所发展，但由于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比如，新月派诗群在作品中运用大量华丽的辞藻，将作品的外表装饰得十分美丽，但由于其与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差距甚远，所以最终还是被时代所抛弃。

二、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学中能获得较大的发展

虽然我国现代文学的表达手法是从西方文学中借鉴而来的，但其并没有背离我国的传统文化，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也是比较重大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的发展中能获得较大的发展。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吸取其中的精华部分，并融入现代文学中，可将其发扬光大。同时，外国文化有其独特的优势，中国现代文学在借鉴其优势时，能将这些优势充分地利用起来，推动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使我国的现代文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我国历史源远流长，历经的朝代很多，无论哪个朝代的文学，都表达了作者对国家的热爱之情，并体现出作者强烈的民族尊严。尤其是在两个朝代交替的关键时期，文人们对这种情感的表达更加急切。现代文学起源于“五四”时期，这个时期正是我国社会改朝换代、动荡不安的时候，文人们主要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自己对祖国忠贞不渝的感情，而文学作品的思想则主要受到作者思想的影响。比如，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屈原的《离骚》、陆游的《病起书怀》等古代文人作品，都表达了作者的民族情怀和爱国热情。而在谭嗣同的《狱中题壁》、庐隐的《或人的悲哀》等现代文学作品中，也都表达了同样的情感。同时，“五四”运动追求自由平等，所以才会反封建反专制。而自由平等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是只有西方国家才推崇自由平等。在现代文学作品中，随处都在贯穿着自由平等的思想，如许地山的《缀网劳蛛》、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等。由此可见，现代文学中所推崇的自由平等，也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这一思想会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所以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要继续将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且在世界文学中也享有盛誉。我国的现代文学是在“五四”时期发展起来的，在“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发展中，始终与民族的审美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将中国传统文化贯穿于现代文学的发展中。

参考文献：

[1]白璐.深思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J].南风,2015(29):26.

[2]黎保荣.汉语思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影响[J].晋阳学刊,2015(3):22-36.

第3篇：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

1.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

时期，西方国家在坚船利炮的协助之下打开了我国国家的大门，使得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此，很多文人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我们国家的贫穷落后以及与西方技术发展先进之间的差距，深有感触的文学人士开始将生命置之度外，而以壮我国威，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投入到革命激战中来，一场场关于文字的革命如洪流般铺天盖地的袭来，“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这一系列的革命似乎带有一定的仓促性，将古代文化以猝不及防的态势打入了深渊，使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面临着诸多阻碍。文学革命，自1917年开始在我国拉开了帷幕，带有乡土气息的小说，蕴含伤痕的各类文学著作，九叶诗派等等，到当前各类穿越小说、都市言情的泛滥，在时代的发展变迁之下，我国的现代文学好似给人一种繁荣昌盛之感，可是如果仔细探究来看，这种繁荣的背后，所谓的文学大都不过是浮夸的、虚无的，并且在国外西方世界的影响之下，关于民族的东西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中国现代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处于瓶颈状态。

2.文学“断裂层”。

纵观近百年以来的现代文学发展史，还没有哪一本比得上《红楼梦》的小说，也没有一首能够和唐诗三百首相抗衡的诗歌，现代文学语境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无非只是在面对诺贝尔文学奖时所产生的尴尬，在面对世界经典文学时候的一种难以言说的无奈之感。但是作为一门独具感性气息的学科，文学不仅应该有着现代社会的影迹，同时还不能脱离历史母体。纵观现代看似发展繁荣的文学界，和古代文学有联系的作品，我所了解的比较著名的作品有郭沫若先生编著的《屈原》、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宋之问的《武则天》，等等，可以说与历史有关的这些作品真的很少，特别是在近几年的发展中，优秀的文学作品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太多的作家一味的朝前跑，而忽略了对古代文学的观望，使得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出现了裂痕，就现代文学来说，古代文学是其根，是其源，如果少了根和源，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势必会腐朽没落。

二、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

上述我们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的语境出现了裂痕，也就是所谓的断裂层，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缺少了古代文学所蕴含的精神，究其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古代文学资源的匮乏吗？答案是否定的，康德曾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像中华民族一样有着数以千万计的历史编写人员。由此我们可知，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多么的深厚和丰富。

1.丰富的古代文学资源。

为后人们所铭记和津津乐道的古代文学和历史文人真的是数不胜数啊，先秦名著就有《诗经》、《庄子》和《周易》；东汉和西汉时期，出现了拥有磅礴气势的汉赋和《史记》；魏晋时期，文学作品更是如泛滥之江河，这一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就有“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唐宋时期的“诗仙”、“诗圣”、“诗鬼”所写诗篇千古流传，水平不分高下，以豪放派、婉约派为代表的诗词文人独领时代潮流；元代的杂曲更是不甘落后，《西厢曲》、《牡丹亭》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明清时期，古代文学更是走上巅峰之路，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四大名著，集政治、爱情、诗词歌赋等于一体，不仅丰富了当时文人精神世界，更成为现代的经典著作，除了这些，各类民歌、史记也不甘落后，壮观了古代文学。

2.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说起文学资源的文化传承，我们不得不感到羞愧，在传承方面，我们没有做到主动积极，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克服两方面的难题，第一是将想当然的这种想法克服掉，在当前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社会人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想法随意去改变文学资源的发展，然后想当然的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发展演变。但是这种想当然绝对不能脱离历史的发展，而是应该站在真实的角度，对文化进行传承和接受。第二应该站在多种角度对古代文学进行解读，历史的久远和文学资源的丰富这两大特点使得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受到了阻碍。对此就必须要求工作者能够从多种角度对其进行全面综合分析，以防以片面单一的角度去褒贬历史人物和事实，应该做到客观性和广义性的评价。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就像鸟儿离不开天空，鱼儿离不开水一样，现代文学也必须紧随其根，而古代文学就是现代文学的根。尽管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其为了弘扬现代性，而企图将古代文学抛离出去，但是实践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而且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始终离不开古代文学资源这一丰富的源泉的，如当代以人为本的意识离不开古代文学思想的天人合一，现在的审美离不开古代的意境，如今的散文诗歌更是离不开古代文学资源的思想。因此当前现代文学的发展，应该站在现代的角度，以古代文学资源为发展根源，深刻挖掘出其中所存在的潜力，从而有效的促进自我发展。在当前，人们精神世界的发展无非就是做到返璞归真，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传统，如此才能使得心灵获得慰藉。因此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的是统一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管理，如果不能以古代文学资源为根本和指引，现代文学是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的，如果不能将现代文学的语境融入其中，古代文学也是不能有效发挥出其资源力量的。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语境的发展和古代文学资源的挖掘，两者之间可谓是相辅相成的，只有相互依存才能共同发展。现代文学是在我国发生了历史变化之后，人们的思想脱离了原本的封建之后而对外国文学所接受学习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其在表现现代的科学民主思想的时候所运用的现代语言，而且对艺术表现形式也进行了创新，形成了现代社会的小说、散文、诗歌等新的体裁。另外在各类表现形式上，如抒情方式、描段都给予了创新，形成了现代化的特点，从而和世界文流紧密联系起来，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形态，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是存在很大区别的，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在精神层面来看，不管是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方面，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都是存在一定的联系的。但是也必须看到古代文学的精神注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都是和儒家或者道家文化仅仅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所体现的主要是精神文学的层次，还没有和方法论结合起来，而现代文学的精神既包含了方法论，也包含了现代的文学思想。第二、在现代文学的内涵中虽然包含着一定的人文因素，但是其主要的文学意识是个性主义或者人道主义，这种因素是古代文学中所不具有的，它们是从近现代的西方国家引进来的一种文化，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的灵魂源泉，也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所在，现代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的解放最终都是对人自身的一种解放，而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精神在古典文学中是不常见的。第三，古代文学主要是以文言文为主要符号的文学形式，而现代文学则是以白话文为主要表现形式，白话文这一语言符号虽然取代了文言文，但是其更具独特性和新颖性，使得现代文学更具美感。第四、古代文学体裁主要是以诗歌和散文为主要形式，而小说和戏曲则是处于边缘发展的形式；而到了现代，小说则成为了主流发展形式，诗歌和散文则处于了边缘发展。

四、结语

第4篇：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

基于现代语言运动来讲，是国民的大众语言从文言文——白话文——口语的一个转变过程，白话文从鲁迅兴起，与今天的口语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是语言发展的毕竟阶段，前者为文学语言，后者为形式语言。无论发展指向如何，这都代表了现代语言的发展历史成果，这种变化取决于社会与文化的倾向与压力，在不断的变化运动中不断的迎合当代历史。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是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变革史，最初的开端便是之中的白话文运动，这一活动的兴起，主要是由于当时历史文化以及社会的进步而引发的在这一运动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文学革命同现代语言变革二者间的生发与激励。在使其，杂感文也能够对具体文学形式发展同文学语言的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体现，以文学这一角度进行观察，同一般的文学作品相比而言，虽然杂感文本身也存在着对主观情感的表达以及对客观形象的再现功能，然而，较之于小说与诗歌等文学体裁来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在对客观形象进行再现时，经常会体现出概括化以及单一化的特点，并且，在对客观现象以及具体事实进行描述时，其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阐述一定的议论，从对于语言的特殊要求这一角度进行分析，同时期所进行的语言革命的主要目标之间存在着许多方面的一致性，较之于白话语言在发展过程中的要求，杂感文在语言形式上同时诗歌之间的差异并不十分明显。与此相比，对于现代诗歌来说，其晚熟的特点也能够通过对文学形式关系以及语言变革这一角度来进行分析与思考。在现代白话诗歌最初的发展时期，其主要的语言特征表现为暗示、含蓄、抒情以及寓意等，在诗歌的领域之中，由于语言发展的理性化与精确化，抒情诗的情况也要比哲理诗以及叙事诗更加理想，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古典诗词经过不断地发展，形成了一系列的适用于文言文体系的要求与规范，也在不断的诗歌创作中，留下了许多富有着丰富内涵且通俗易懂的词汇，这也使得许多人虽然并不具备着较高的诗歌创作天赋，然而，只要能够多读书，多涉猎阅读一些诗歌，那么，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也将会显得十分那容易，然而，对于白话诗来说，这一特性显然不具备，在对诗歌创作时应用白话语言，不存在规定的格律，也不存在短小精悍的典故词语，这也就无法对其进行应用，甚至可以说，许多诗人在应用白话文进行诗歌创作时，其本身对于白话的语言特性也并不具备十分透彻的了解，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应用白话文的时间相对较短，绝大多数的人对于白话语言的预警特性以及声音特性等很难做出准确并全面的研究，因此也可以理解，在的初期，诗歌、小说、戏剧以及散文等诸多文学形式在发展时所存在的不平衡。

二、“雅致的俗语文”

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发展同文学语言的变迁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顺应，而是文学自身不断地通过文学性这一特点对现代语言的发展与丰富起到了推动的效果，从这一角度可以认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之中所表现出来的语言自觉情况，不仅在现代语言的“从鬼话到白话，从白话到民众口语化的运动历史”这种十分简单的重复，而是在文言、白话等诸多的语言场域之中自足并自主地垂涎与选择，在不断地发展中将文学的语言历史生成。在诸多的文学形式中，若是仔细地进行研究，均能够体会出其中所蕴含着的艺术之美，这种美在诗歌这一文体之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表现，诗人在对诗歌进行创作时，不需要对白话与文言进行区分，而是应根据自身所创作的诗歌的形式来对最为合适的文体进行选择，李金发主要是通过西化的句式以及语法，并应用常人认为十分怪异的修辞方式，并应用白话文与文言文结合的词语来进行诗歌的创作，以此保证其所创设出的诗歌语言效果具有着陌生化的特点，在不合情理的词语搭配之中，将一些十分深刻的情理与思考蕴藏在其中，并以此来形成一种在晦涩中蕴含着美感的独特的抒情风格，王独与麻穆木天在创作时应用了“纯诗”这一改变，并且将印象派的音乐作为参照，对于诗歌的听觉感受进行强调，保证诗歌在朗诵时能够给人一种舒适的美感，并且对运动的、音乐的、立体的、理想的以及曲线的诗歌体系进行追求，并且，当白话新体诗这一体裁得到了学术界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之中，其主要的目的是对我国诗歌长期的传统进行接通，对年深日久流传下来的遗产进行利用。在事实上，对文言之美进行发现并肯定是现代中国文学所表现出来的潜流，其同现代语言变革的大势所相逆，然而，其往往能够使得诗歌与白话文体现出许多的雅致，因此，许多的作家选择回归文学这一本位来甄别并选择语言，当前所应用的白话文，是好还是坏都属于实施对于理论所展开的十分强有力的抗议，并且，在白话文运动的中心，也已经从白话转移到了文学领域，由以往的文学底白话化转变成为了如何以白话作为基本的创作工具，树立起一个丰富的且具有着身后内涵的新时代的文学。究其原因，主要原因则是由于白话过于简陋与频发，同文学意境的缜密与反复之间呈现为反比例，无论在哪一个国度之中，都存在着白话与文言之间的区别，因此，对言文进行截然分离所体现出来的问题促使我们应将文学的工具调整的更加现代化与浅显化，以此来保证其活力与新鲜能够得到恢复。与此同时，也是的我们必须要对现代语表达出一种成人的态度，或者对某一种问问进行惟妙惟肖地摹写，想要完全地胜任文学表现的工具，则需要对变化多端的人生进行充分地应对，反而言之，若是当前的白话对于当期那我们所需要的文学工具能够完全地胜任，或者虽然并没有达到胜任的效果，我们仍然对这并不符合实际的要求与主张进行实践，那么到最后，仅仅能够得到这不幸的也是无法避免的结论：如果不是我们本身所掌握的文学内容过于浅薄与简单，那么则是这文字内容将会不断地趋向于浅薄与简单。在之后不断发展并完善的现代汉语，从实质上来说，则是经过了欧洲化的白话文，这一种语言经过了对欧洲概念与文法的吸收，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着规范化特点的语法系统，以此使得语言思维的逻辑力量以及表达严密与准确性得到了加强，对于我国传统语言之中所具有的不严密、含混以及感性化等诸多的缺点进行了一定的淡化，经过这一改良，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语言在应用中对于科学的思维能够更加适应，可以说，这不仅属于在文化方面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进步，从客观上来说，也使得欧化文法之中精密的文学形式得到了应用与发展。

三、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的构建

索绪尔经过研究认为，对于文学语言来说，其值得不仅是在文学作品之中的语言，更是指对于整体进行服务的，经过培植的非正式的或者正式的语言，因此，从这一角度上来对现代文学语言进行研究可以认为，其同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之中的民族共同语构建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现代民族国家所建立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实体，更应该包括语言学、文学以及美学等诸多的想象性建构，以作为开端的语言革命，其对于历史有着十分重大的贡献与意义，对于语言革命来说，其所取得的成果必然需要将语言艺术之中的文学作为依赖，并以此进行巩固，因此可以说，一种新的文学的诞生，能够产生的意义并不是单单能够对新文学自身的发展起到效果，这种意义是多方面的。以诗歌作为研究的范例，新诗经过发展，已经从十分僵硬的、没有新意的旧诗之中得到了解放，并且对于旧诗的各种舒服与规范都完全冲破。将旧的枷锁进行了冲击并打破，使得诗本身的生命得到了复活，这对于我国的诗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脱胎换骨、起死回生的。对于代表着旧的语言方式的古典诗词同新诗之间的冲突，这对于确立新的语言方式具有着特殊且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这一角度对新文学的产生进行思考与研究就可以认为，若是分析其所具有的历史贡献，并不需要将其限制在文学这一领域之中，而是属于反对文言文并对线代表花纹进行提倡的语言革命，甚至可以说，是我国文化从旧走向新的一个历史性的时代。然而，凡是有利也有弊，虽然其具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性意义，然而，在这一革命之中，也使得中国语言陷入到了两难的境地之中，为了对科学发展的要求进行适应，语言必须要符合界定性、精确性的要求，然而，想要达到这一目标，则需要将我国传统语言方式之中所具有的模糊性、隐喻性等具有着文学色彩的特定进行抛弃，若是想要对这一语言风格进行保存，那么，则很难适应科学思维这一要求。在构建民族共同语这一过程之中，作为作家，必然会自觉地对于语言的同一性存在着偏离或者顺应，通过语言与文学不同的发展规律进行分析，在文学书写同民族共同语之间所存在的互构情况，并在共同语同一性实现之后并不会必然地导向文学书写的语言一体化，对于文学书写来说，其应该属于在整个民族语言活动之中一种最具有探险性以及实验性的部分，其不断地对民族语言的疆域起到拓展的作用，对民族共同语起到推动的效果，使其在动态中不断地对新的同一性进行生成。因此，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同文学语言的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不仅应对已民族共同与构建作为目标的现代语言运动对于文学形势发展能够起到的影响进行关注与研究，更需要对中国现代文学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的实际情况投以应有的重视。这是摆在每一个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创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此外，更需要我们指的注意的是，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都会存在不同的作家，作家的语言实践在对文学自身起到推动与丰富作用的同时，对于现代语言也能够起到一定的推动与丰富作用。

四、结语

第5篇：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

心理学批评方法是20世纪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批评方法。与社会历史批评方法那种站在社会、时代、历史的大环境角度去看待文学现象与作品不同，心理学批评方法走进了文学文本之中，站在全新的文学主体的角度去看待整个的文学文本与文学创作；同样，心理学批评方法也与形式主义的批评方法不同，心理学批评方法不拘泥于文学形式的完善，而是自觉站在主体立场上去探究文学本身的审美意味，为文学批评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关键词：

精神分析；中国；现代文学；影响

心理学批评方法中对于文学理论、美学理论产生较大影响的是精神分析学说，而弗洛伊德正是精神分析学说的领军人物。精神分析学说对于文学批评影响最为深的就是“无意识”、“力比多”、“俄狄浦斯情结”、“梦的理论”的提出，不仅给研究者提供了深层次分析文本的理论依据，同时也为各时代作家创作提供全新视角。自五四新时期外国思潮的大量引进开始到90年代的文艺思潮的涌入国门，精神分析学说一直都是我们中国作家创作绕不开的一个理论指导。

一、20世纪20年代

五四时期是一个宣扬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时代，外国的文艺理论被中国作家大量地引用和译介过来，这是一个自觉与西方思潮建立联系的时代。精神分析学说此时也被介绍进中国，凭着对于精神分析学说的初步了解，创造社的代表作家郁达夫践行着自己的文学创作。力比多是精神分析学说重要的观点，力比多被认为是无意识领域中最强盛的性冲动，而这种冲动在现实社会中是被自我意识所压制的，但是这种受到压制的冲动不会消失，而是会转化为一种为社会和道德上允许的一种形式———文学或者艺术形式表现出来。郁达夫在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总带有一种感伤的氛围，这确实与当时社会环境对于知识分子的压迫有关，但这种带有感伤的情调总是通过文中对于近乎病态的的描写所表现出来。这同样与作者自己的欲求得不到满足相关。身处压抑的社会、自身的任何需求无法满足转而通过文学中的描写进行发泄。由此可见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与精神分析学说观点的暗合。

二、20世纪30年代

随着文学自身的不断吸收和发展，在进入30年代之后，文学创作呈现出了多种风格并存的创作风貌。其中有坚持革命文学、坚持文学成为社会革命重大支撑的左翼文学；标榜自由、主张文学远离政治化与商业化的京派文学；与商业化、市场化相适应，以文化市场、读者为依托的海派文学。这三种拥有各自创作风格的流派创作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主张现实主义和社会剖析小说的作家茅盾，积极地反映了时代给予他的表现任务，创作出了一大批反映社会各个阶级、反映社会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小说。在其后期《寒夜》的创作中，在大方向上一直坚持着反映社会平凡人民生活和精神上的痛苦，但在主人公心理和精神的开掘上，作者注意深入挖掘了主人公潜意识。精神分析学说将人的心理结构分成三部分：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潜意识处于意识与无意识之间，是指此刻不在意识之中，但经过认真思考可以回忆起来的一种意识。茅盾正是运用了这种潜意识的描写，将女主人公多少年来潜移默化的受压制的情感全部倾泻出来，人物形象变得更加完满。认真构建自己“人性小庙”的京派重要代表作家沈从文也在自己的创作中将民族传统的文化与精神分析较好地结合起来。沈从文着重于在小说中表现人性的真善美，在其重要代表作《边城》将地方色彩与民族传统优秀结合起来。细读《边城》我们也不难发现其中隐藏的精神分析学说。《边城》中翠翠的父母其实是因为其性本能被压制最终选择以死亡冲破这种压制的代表人物。弗洛伊德认为欲望是人的生存本能，的内驱力是一切精神活动的能量来源。就沈从文本身也追寻着人性的健康发展的思维传统，这种中华传统的哲学思想与，精神分析学说相结合，我们可以看到更为多样的人性侧面。

三、20世纪40年代

张爱玲是40年代重要的通俗小说作家，也是现代文学历史上重要的女作家。40年代文学依然呈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发展劲头，精神分析学说同样也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里拥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体现地较为明显。张爱玲的小说中总会涉及到男女的情爱，如代表作《倾城之恋》、《金锁记》等。这很大程度上与张爱玲自身的爱情经历有关。在见证了自己的父母失败的婚姻之后，张爱玲对于自己的婚姻生活抱有很大的期待，但其自身的爱情失败让她体会到望而不得的失落。弗洛伊德所界定的心灵的反作用是指以人的相反的态度来掩盖某种理智上不能接受的无意识欲望和本能冲动。张爱玲这样一个十分向往真挚爱情的作家，在文中经常发出“世间哪有真挚的爱呢？”等等这样呼唤，实际上就是对于自己对于爱情的望而不得寻找心理上的一种平衡感。弗洛伊德同时强调作家幼时的记忆对于作家的创作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张爱玲出身于封建官僚家族，对于封建官僚的家族内部十分熟悉，因而在其作品中经常出现，如《金锁记》的姜公馆等都是其幼时记忆中最为熟悉的一部分，作家也很自然地将其变为自己创作中最为得心应手的组成。精神分析学说一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并且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地参与到文学创作过程中，其中包括对于90年代女性文学对于自身的确认等。精神分析理论作为文学理论和批评理论对于中国批评文学理论的构建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其在中国的文学艺术发展史中扮演者重要角色。

作者：孙小竹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石向实．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J］．博览群书，2008，05．

［2］李婉．精神分析的中国之旅（1914－1949）［D］．河北师范大学，2014．

第6篇：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电视剧；名著改编；大众化；审美心理；适度

在我国电视剧的创作领域，由现代文学名著改编创作的电视剧为数不少，如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二马》、《四世同堂》，的《雷雨》，钱钟书的《围城》，郁达夫的《沉沦》等。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电视剧发展史看，以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为电视剧的创作素材，过去、现在、将来都会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域，因为许多现代文学作家的名著至今仍受到读者的热情关注，因此进一步探讨现代文学名著电视剧改编的规律和特点仍有其必要性。

一

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学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截，只有三十几年的长度，从时间角度看它也许不长，但其深层的内蕴却是迥异于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其突出特点是由于五四前后的，产生了中西兼容，突破、创新及强烈的个性意识和中国传统文学少有的现代气息。中国现代文学家大多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又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他们大多生逢新旧交替的时代，有着更复杂丰富的人生情感体验，相应地他们笔下的许多文学名著也就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具有文学名著“说不尽”的特点。

以《雷雨》为例，近七十年来常演常新，倍受观众钟爱，有其作为名著的许多显著特点。

第一，《雷雨》是一首蕴涵丰富悲剧寓意的情感诗，“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⑴

作者把“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⑵艺术化为在雷雨式强烈的情绪渲染中推进的戏剧情节，通过八个人物错综交织的关系，透现各种不同的心理状态：爱与恨，诱惑与恐惧，困惑与憧憬，挣扎与无助，表现“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⑶

剧本中“序幕”和“结尾”的精心设计，“那序幕中的音乐是Bach作的HighMassinBMinor，BenedictusquivenaitDominiNomini，那点音乐是有用意的”⑷（巴赫《b小调弥撒曲》）。它就像电影的远景镜头把一个极悲惨的故事推向了遥远的过去，距离感产生了悲悯的欣赏效果和神秘感，同时如祝红《〈雷雨〉的诗化意象》一文所述：“一个霹雷暴雨般原始情结下的悲剧故事，就在这悠远宁静的结尾中消解了，远去了……”⑸

《雷雨》全剧的叙述语言和人物对白也表现出诗的意韵。

剧中最能代表作者心声的周冲的语言，他美丽的梦及梦的破碎，谁能说不充满着忧伤的诗情画意呢？

第二，人性复杂的内涵。《雷雨》人物数量很少，只有八个人，但它又像许多文学名著一样，人物的分量是很重的，有挖掘不尽的内涵。

现在谈到繁漪、周朴园、周萍等人物，仍会有多种不同的解读，这也是《雷雨》作为名著的显著特点。正像钱理群先生所述：“《雷雨》既是关注现实的，同时又超越现实，追索者隐藏于现实背后深入的人生、人性、人的生命存在的奥秘。”⑹

像《雷雨》一样，许多现代文学名著都有着深刻的哲理意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如鲁迅《阿Q正传》“精神胜利法”的人类共通性；钱钟书《围城》中人生困境与无奈的普遍性；老舍《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在北京市民文化背景上姿态各异的人生状态和人性批判；张爱玲《传奇》世界的苍凉意蕴，都有极其丰富的蕴涵。

二

电视剧是以电视屏幕上的视听形象作为媒介的艺术，除媒介物与文学作品不同外，还有一些特别突出的特点：

其一，是大众化的传播特点。

中国的文学艺术自古以来大都有曲高和寡的倾向。五四以来、鲁迅、老舍等许多文学先辈都试图朝着文艺大众化的方向努力，在不同的时代进行过许多可贵的尝试，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或许是汉语言文字难解和文学文人化的特点，使五四以来的文艺虽追求大众化，但姿态各异。有的是高处不胜寒，试想鲁迅写农民的作品如《阿Q正传》等，有几个农民能够看得懂呢？这是一条趋雅的路；有的是走工农兵的方向，虽然当时影响很大，但再度审视，许多作品失去了文学艺术特质，这是一条通俗但也不无缺憾的路；有的是俗中求雅，如老舍曾说“通俗文艺的内容需丰富充实”，要“设法使作品有趣”，“趣味有高下之分，这在善于择选”，⑺他的作品吸引了范围广大的读者；有的是雅俗共赏，如张爱玲就出入于传统与现代，雅与俗之间，独创一格，别具韵味。另外，还有各类通俗小说、言情、武侠等等。各种类型中定位各异，雅俗互动，受众多少不一，影响强弱有别。

随着现代传播方式的不断更新，传播范围愈加广阔，电影、广播、电视，直至今天的网络，而目前尤以电视传播面最广。好的文学作品充其量也就是几十万、几百万的读者，而电视剧一夜之间就会有上亿的观众，而且有些观众也许不识字，但他们也可以成为某些电视剧的忠实观众。电视剧大众化的特点要求电视剧走雅俗共赏的路。

其二，是瞬时性及被动接受中的主动选择性特点。

电视剧作为主要在家庭环境中欣赏的艺术形式和电影、文学、戏剧都不同。视听艺术的瞬间性使电视剧欣赏不像文学作品欣赏那样可以反复咀嚼，也不像电影和戏剧那样受欣赏空间（电影院、剧场）的约束而会一心一意地观赏。电视频道有多种选择，家庭环境可在看电视的同时兼顾其他，电视剧在接受时是被动的（指时间上），但被动中有主动权，（不喜欢可随时换频道或关机）。

以上两个主要特点给电视剧的创作提供了利弊兼有的条件。

[page_break]

三

由文学名著改编电视剧又要加一些限制条件，这里主要从审美欣赏心理的角度探讨一下。

1.文学名著审美心理的主要特点

语言：文学语言影响着读者的审美心理。语言文字印在书上，可长期保留，反复阅读，阅读中呈现的是较自由的个人欣赏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作品本身的绝妙语言就会给欣赏者提供美不胜收的审美体验。很多文学名著的作者又同时是语言艺术大师，于是阅读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审美享受。

内容：胡经之先生曾论述：“接受理论认为，文学本文的接受是一种阐释活动”，“伊塞尔认为‘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促使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意义不确定性与意义空白就成了本文的基础结构或审美对象的基础结构——‘召唤结构’”。⑻

许多文学名著都有构成“召唤结构”的特点，几十年上百年后仍使读者有强烈的热情去欣赏它，研读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学名著高出于一般作品所具有的“说不尽”的特点。

所以文学名著的审美心理特点更多地是通过作品感悟人生，细细品味。这种审美活动是人的生命精神领域的延伸。

文学名著的读者大多是文化层次比较高的知识阶层，这和电视剧欣赏就有很大的不同。

2.受众在观赏由文学名著改编的电视剧时的审美心理的主要特点

电视剧语言：钱钟书先生说：“从美学原理上讲，媒介物就是内容。”⑼媒介物的不同决定了欣赏方式和特点的不同。

电视剧的媒介物是视听语言，它是“依托视觉与听觉两种感觉器官，以声音和图像的综合形态进行思想、感情的交流交际与传播所使用的语言”，⑽这种语言的特点是生动、形象、真切，但普通观众在欣赏电视剧时不会刻意保留（录下来），所以这种语言是瞬时性的，不能反复品味的，因此电视剧欣赏重在由这种综合性形象化的语言所表现的内容上。

电视剧的内容：由文学名著改编的电视剧一般都是连续剧，有点像长篇连载小说和小说连续播讲，所以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以情动人是至关重要的。但文学名著的故事情节已为多数电视观众所熟知，在欣赏这类电视剧时就有一个审美心理的定势问题，读者常常先入为主，容易发生欣赏上的心理距离。

电视剧传播媒介的生活化、真切性也使观众容易从生活本身出发做出道德评判，而不像欣赏文学名著，常会产生形而上的哲理思考。

电视观众的大众化，不同层次群体对名著改编电视剧的欣赏效果迥异，这就涉及到名著改编电视剧的定位问题。1990年两部有影响的电视连续剧同时播出，《渴望》可以说定位在市民阶层，《围城》则主要定位在知识阶层。

四

基于上述特点，现代文学的名著改编应该很好地把握适度原则。

所谓适度原则，具体地说就是文学名著的“雅”（原著丰富的内涵及文化品位）与电视剧大众传播方式形成的“俗”（大众化）之间的适度问题，文学界有诸多关于雅俗共赏的论述。

朱自清先生在《论雅俗共赏》一文中论述“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还提出“以俗为雅”，“俗不伤雅”⑾的雅俗之间的平衡问题。这对文学名著的电视剧改编应该有很大的启示性。

电视剧是一种大众化的文艺形式，而由文学名著改编成的电视剧应该在保留其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在雅俗之间寻求一个恰到好处的尺度，达到雅俗共赏的审美境界。

电视剧名著改编的适度原则应主要遵循以下几点：

第一，准确定位

根据名著的内容确定应定位在哪个方面，偏雅或偏俗，应尺度恰当。

如电视剧《雷雨》改编的定位就有偏颇。导演李少红女士说：“原著实际上是一部结局戏，我们的改编重在把人物性格形成发展的过程表现出来，把人物的情感经历细腻地展现出来，让观众看得比较过瘾。”并要“给周朴园一点理解，给繁漪一点敬意，给周萍一点青春的光彩”，全剧以繁漪为核心“着力描写了她与周萍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直到最后分手的全过程，让人看到了年轻漂亮，热情活泼，有追求的繁漪是怎样一天天变得粗暴、乖戾，神经质的过程，并给了她一个自杀的结局，凸现了这位敢说敢做，敢爱敢恨，甚至敢死的反封建的女性形象。”⑿

而《雷雨》原著矛盾冲突最本质的核心是在周朴园所代表的封建专制家长制那种压抑、禁锢、令人窒息的环境下所产生的，但这一内容不是概念化的。先生凭着多年深切的生活体验，以及他过人的艺术感觉，把这一内容浓缩进雷雨之前那自然界的郁热、憋闷，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氛围之中，而离开了这个矛盾的核心，其他冲突都将不复存在。

电视剧《雷雨》的重心从上述主要矛盾移到了繁漪身上，以繁漪和周萍的关系为情节主线，以繁漪自杀为悲剧结局，这就偏离原著太远。定位的偏差使电视剧《雷雨》的“”恋情看似合理实为荒唐。原著中繁漪对周萍恋情的产生是极度封闭、专制，备受压抑而心有不甘又不能冲出家庭的具有“雷雨”性格的旧式女性的畸形恋情，她虽然敢爱敢恨，但“雷雨”式的性格是长期压抑下的蓄势爆发，是在过于死寂的状态下情感的一种非常态的表现，但她还算不上是反封建的“英雄”。而电视剧中的繁漪，行动自由，可在家里开Party，到外面喝咖啡，给周萍介绍女朋友，引得小报记者对她着迷。这样的自由女性与周萍关系的发展似乎有电视剧中发展的逻辑，但这毕竟是由名著《雷雨》改编的电视剧，对原作改动过大，失去了产生这段畸恋的基础而流于俗套，也失去了所谓“现代人的理解和当代人的审美需求”⒀的基础。在现代人的道德观念中，繁漪和周萍的恋情也有它的不可思议性。反而在话剧《雷雨》中，他们的畸恋有偶然之中的必然的可思议性，因为繁漪可接触的男人屈指可数，只有周萍能令她动情。

因为缺乏对《雷雨》原著实质内容的精心解读和严谨把握，对原著人物应有的内在逻辑破坏过大，失去了原著撼人的悲剧力量，内容定位偏“俗”的一面，想“让观众看得比较过瘾”⒁而把一部高深雅致的情感诗剧改成言情剧，是大失水准的。这就失去了雅俗之间应有的平衡。

第二，再造有序

从文学作品改编成电视剧要经历一个“有序——无序——有序”⒂的转化过程，即从原著的有序中，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之上，根据电视剧的要求和特点取舍，达到改编后电视剧的再造有序。

一般有两种方法，或只以原著的故事构架和人物关系为基本素材，然后进行再创造；或基本忠于原著，尽量发挥电视剧的特长。前者可挥洒自如，后者则较受约束，但对名著改编定位前者是不够科学的。

在这方面黄蜀芹的《围城》做了正确的选择。历经五载，把十集电视剧当作五部电影来拍，极其认真、严谨。在最大限度地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电视剧艺术的特长，不拘泥于形式，把一部长篇小说由原定的十一集压缩为十集，两集为一个单元，以方鸿渐为中心视角，叙述他“回上海”，“进沙龙”，“去内地”，“在三闾”，“小家庭”⒃的人生经历，演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⒄这一深刻的人生内涵。电视剧《围城》是在虔诚地求教于原作者钱钟书先生，编、导、演通力合作之下产生的现代文学名著改编雅俗适度

得体的典范，既有很强的观赏性，又极具文化品位。

而《雷雨》却把一部四幕话剧拉长成二十集的电视剧，过于冗长，前后两部分衔接牵强，许多人物的穿插也有画蛇添足之嫌，虽注意了设置悬念，吸引观众，但这只是表面文章，改编后并没有形成再造有序。就像杨新敏在《论电视剧的戏剧性》一文中所述：“戏剧《雷雨》前面三幕蓄势，到最后达到，使作品极富于结构的张力。但电视剧《雷雨》中，这股子张力却完全没有了……在这里，这场雷雨不是到最后在处落下来，而是动辄就下一场……事实上到作品结尾处，也早已没有什么让观众惊心动魄的。”⒅

第三，扬长避短

每一种艺术形式都各有短长，名著的电视剧改编应在重内容的基础上扬其所长。电视剧的优势在视听直感，生动传情。

如《雷雨》的改编，某些硬件形式很讲究，整部剧的用光利用了电影的表现手法，非常精致。每位演员的选择恰当，主要演员赵文、王姬、归亚蕾、鲍方、雷恪生的表演有很多可赞赏之处。全剧的音乐也很成功，片头、片尾蔡琴唱的两首歌，旋律低沉、幽怨，耐人寻味：“……你无波的心情，比我的泪还冰凉……夜那么长……听我的爱断情伤。”有些场景，如“闹鬼”一场，侍萍一袭白衣，梦幻的情境令人印象深刻。全剧的各场景安排也很真实得体，但因全剧的软件——内容的缺失，演员表演得再好，形式再精致也无济于事，因为电视剧的所长在内容而不是形式。

另外，改编中也并未发掘原著中可发挥电视剧特长的内容。如《雷雨》剧本的“序幕”和“尾声”，因舞台时空限制从未演出过，而电视剧容量很大，声、光、电等技术手段的使用和调动非常自由，但可惜编导者并未把它引入电视剧中。

对于现代文学名著的电视剧改编，应重内涵，追求高层次的雅俗共赏，这样才能拍出像《四世同堂》、《围城》这样的电视剧精品。

注释：

⑴⑷转引自《年谱》田本相张靖编著第29、17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⑵⑶《文集》第1集《雷雨·序》第211、213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

⑸《雷雨研究论集》主编田本相刘绍本曹桂芳第203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⑹《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第4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⑺《老舍文集》第15卷第333、335页《谈通俗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⑻《文艺美学》胡经之著第356、35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⑼⒂⒃⒄《围城内外――从小说到电视剧》主编解玺章《钱钟书•杨绛谈<围城>改编》孙雄飞第41、43页《我们选择了艰难――谈<围城>的改编》孙雄飞的i68、7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⑽《影视语言教程》李稚田著第2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⑾《朱自清散文选集》主编林呐徐柏荣郑法清第28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第7篇：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鲁迅 语言文字观 日本语言发展 关系

在世界各国文学发展史上，文学革新往往都是以语言形式的变革为主要手段的。历史上的五四之所以能成功并进一步发展，其语言的力量承担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71年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指出了文言作为文学工具在当时情况下已经丧失了活力，因此，中国文学要适应现代社会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语体变革，废除文言文进而大力提倡白话文，这一观点的提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在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前，实际上汉语的变革和转型早就已经开始，而且它的提出到转变乃至成功都和日本语言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变革最早源于黄遵宪出使日本，他到达日本后目睹并观察了日本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从而提出了废除文言，提倡汉字简化，言文合一，也就是语言文字统一的新思想。随后兴起的维新运动则把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成功看作是维新运动成功的意义所在，并大力倡导白话文。因而白话文的最初启蒙来源于日本，正如长沙理工大学吴建华说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在日本。”鲁迅是一位伟大的语言大师，从白话文的倡导者到杂文的开创者，他的文学创作无一不在展示着白话文的由来。虽说迄今为止我们依然没有发现鲁迅论述语言的任何专著或长篇文章，但这并不能代表鲁迅没有完整和系统的语言学思想，纵观鲁迅关于语言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到一条鲁迅语言学思想发展和演变的脉络，而这条脉络就与日本文字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日语对汉字的吸收

我国文字产生于约公元前1300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当汉字传入日本以前，日本还没有形成自己固有的文字和语言。百济学者王仁携带着《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于公元285年左右东渡去到日本，为日本皇太子菟道稚郎子教授儒家学说和汉文，这也是有关日本人学习汉文汉字的最早记录。直到6世纪时期，日本正式学习汉文及后来直接向中国人学习汉文文字，汉文逐渐被日本社会所采纳。随着中国和周边国家的交流往来频繁，日本当时的部分人士逐渐具备了汉字汉文的阅读和书写能力，并逐渐形成了以汉文为主要的学术领域圈。7世纪到8世纪时期，日本人对汉文的了解和掌握就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

随着中日两国的往来，汉文书籍不断传入日本，中国各个时代的汉字及语言文化逐渐地不断被日本人吸收，并把它和日本文化很好的融合到一起。日本人通过对汉语古典书籍的研究学习汉文和汉字，将汉字作为母体，由借用到变体用，逐渐创造出了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字——“片假名”和“平假名”。接着，日本人又研制出了其特有的“国字”，和制汉字。

在1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日本对片假名和平假名的书写往往没有得到统一，明治维新的以后1900年，日本政府才做了相关的明确规定，故而形成今天的这种形状。

二.日本现代语言文字发展对鲁迅语言文字观的影响

（一）鲁迅提出废除汉字

鲁迅自家道败落以后便四处周游留学，南京求学时期是鲁迅最早接受西方现代思想的时期，真正大量地、系统完整地接受西方文明则要推到日本留学时期，他通过自己最精通的日语技能学习了西方现代的文明知识。就在鲁迅留学日本这一时期，日语此时自身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深刻地影响着鲁迅。在日语发展变化历程中，有两次重大的变革，第一次是对汉字的引用时期，当时的日本人为了学习先进的中国文明，采用了直接搬用汉字的方法，到公元6世纪奈良时期日本正式使用了汉语，并在当时达到了一定的效果。直到16世纪中期，日本一些学者发现了荷兰文字的方便之处，由此产生了对汉字的排斥，并由前岛密提出废除汉字，进行文字改革。至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人认为自己之所以被其他国家欺负的原因在于自己过于落后，而落后的原因正是采用了落后的汉字。因而日本当局采用了限制汉语使用的方法，这一方法在福泽谕吉提出后在当时日本得以采用。对新知识新文化渴求向往的鲁迅恰好也是在这一时期留学到了日本，加之日本轰轰烈烈的文字改革运动时期引起了他的极度关注。鲁迅曾经反复阐述过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得汉字成为了部分人的专利品，全国多数人没有也不可能掌握汉字，这样就使得人民群众永远地和前进的文化脱离开来。”由此他还用自身的经历来举例说明了汉字必须除去的必要性：“我是自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用新文字来代替这种障碍大众进步的汉字。”鲁迅表明提出废除汉字，提倡拉丁化的语言文字思想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他一生都要奋斗的目标。他在《对世界语的意见》一文中还指出：“我自己确信，我是赞成世界语的。赞成的时候也早得很，怕有二十来年罢。”鲁迅比较细致地谈论自己为什么要赞成世界语的原因，其原因之一是他认为这样有助于互相介绍文学。当然，鲁迅的语言文字观和当时日本文字观有着相同的地方，但不表明两者之间就没有任何的区别。鲁迅坚决主张的是“拿来主义”而痛恨“送去主义”，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一味地保守过时的东西，应该引进外国好的东西，借鉴好东西的同时又绝不是简单地抄袭。他提供的语言文字划定化，也不是否定了中国文化没有好东西，这与当时日本的文字改革是有区别的。鲁迅坚信把文字交给大众，这样才会使文字有好的结果，从而促使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图强。

第8篇：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

【摘要】徐志摩是我国现代新诗发展史上“新月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艺术性较高，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是西方现代文学思潮与中国古典文学精华的结合体，其诗意境优美，想象丰富，表现手法多样，音律优美和谐，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和艺术魅力，为现代新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徐志摩诗 想象 意境

徐志摩是现代新诗发展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可以说欣赏他的诗歌的人无以计数，徐志摩的每首诗歌都构思巧妙，充分展现了他超俗的想象力和不凡的艺术才华。徐志摩的诗歌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他融会了中国古典诗词、散曲、民歌的精华，兼取欧洲浪漫派诗人的风格样式，积极、认真地在现代白话格律诗的原野上耕耘，形成了一种新颖、独特的诗风。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

一、意境优美，回味无穷。

徐志摩作诗就十分注意意境，《志摩的诗》中大部诗作，形成他独辟的艺术境界，如《雪花的快乐》，作者把对理想的追求的主观感情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从而化实景为虚境，创出了一个优美的艺术境界：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扬，飞扬，飞扬，――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飞扬，飞扬，飞扬，――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

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

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

飞扬，飞扬，飞扬，――

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

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

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徐志摩作品中意境创造的经典之作当属《再别康桥》。康桥（即剑桥）是诗人一生的转折点，是他的理想的摇篮，故地重游，情感非同寻常。“河畔的金柳”，“波光里的艳影”，“软泥上的青荇”，“康河的柔波”，“别离的笙箫”，构成诗歌缠绵悱恻的意境。诗人把美丽的景色与诗人的心境融为和谐的一体。康桥的柔波在诗人的心头荡漾，诗人甘心做一条水草飘摇在康河。总有别离的生箫、沉默的夏虫，终要离开，于是他悄悄作别西天的云彩。诗人赋予夏虫、康桥以人的感情，它们也在替诗人忧伤。这就把主观感情和外在景物的融合。诗人不但借景传情，而且达到了“物我交融”的境界。总之，徐志摩将各种因素高度和谐地统一运用，让我们一接触他的诗歌，就陶醉在他创造的意境之中。

二、韵律和谐，富于音乐美。

徐志摩是主张艺术的诗的。他深崇闻一多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诗学主张，而尤重音乐美。徐志摩诗歌在音乐美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影响也最为深远。在理论上他将音乐看作是最为重要的诗美因素。他的作品几乎全部采用当时的口语，就是现在的读者读来也琅琅上口，韵味十足。在这方面，《雪花的快乐》、《沙扬娜拉》和《再别康桥》都堪称经典。其中《沙扬娜拉》、《再别康桥》是音乐美的代表：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这首诗准确地抓住日本侍女在与客人道别时的一瞬，用“温柔”、“娇羞”、“忧愁”等富有感彩的词汇，道出了说不尽的温情，画出了一个侍女动人的形态和神态，特别是最末一句“沙扬娜拉”的款款道出，犹如一幅余音缭绕的娇美图。徐志摩的诗歌形式自由而又都精巧典雅，深得白话新诗的精髓。

三、词藻华丽，想像力丰富。

徐志摩诗歌并不刻意追求词藻的绘画美，但富于想象力，又善于驾驭现代汉语中的各种雅俗语言，因此，在文词的使用上也常常表现出“香艳”或“浓艳”的特点，甚至以丑为美，给人以强烈的感官刺激，有着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香艳”如《她是睡着了》：“看呀，美丽！三春的颜色移上了她的香肌。”《罪与罚（二）》：“肉鲜鲜的引诱”，“鲜艳的沉沦”等；“以丑为美”如更接近他的散文风格的《婴儿》：“她那眼，原来像冬夜池潭里反映着的明星，现在吐露着青黄色的凶焰，眼珠像是烧红的炭火，映射出她灵魂最后的奋斗，她的原来朱红的口唇，现在像是炉底的冷灰。”如《半夜深巷琵琶》写得妩媚明丽，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如《雪花的快乐》，以雪花自喻，追求真挚的爱情和美好的理想；如《沙扬娜拉》状写日本女郎贴切传神，既纯清无瑕，又楚楚动人

四、比喻新奇、表现手法多样。

他善用反讽、比喻、象征等手法， 在他大量的四行一节的抒情诗中常使用重叠、反复、排比、对偶等多种修辞手法，从而使其诗歌达到情景交融、情趣横生、意境深邃的审美境界，大大提高了诗歌的美感和表现力，强化了诗歌的表达效果。

他写了许多爱情诗，由于注意表现手法的变幻，而毫无雷同之感。意象的选择贴切而独具匠心，如《雪花的快乐》中的雪花，《婴儿》用一个行将临盆的产妇对腹中婴儿的企望，象征作者对资产阶级共和理想的向往，不落俗套。

第9篇：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

一、 文学对电影产生的影响作用

电影的创作需要借助文学作品才能完成，电影这种新兴的艺术形态，其在形成的过程中曾从文学母体中吸取了大量的营养。从中外电影的发展史能够发现，较多的优秀影视作品均来自于文学作品的改编。我国早期改编为电影的文学作品有：鲁迅先生的《祝福》和《阿Q正传》、茅盾的《林家铺子》和《子夜》等；而新时期改编成电影的文学作品就更多了，如著名作家莫言的《红高梁》系列、余华的文学作品《活着》等。[1]从世界影坛来看，电影和文学的合作更加广泛。电影的制作需要借用较多的文学素材以及资源，从而决定了电影的制作过程会受到文学审美观的深刻影响，这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说明：

（一）故事情节的铺陈方面，电影和文学作品多会利用讲故事的形式表达。作为第五代导演代表的张艺谋，就擅长于在电影画面上讲述故事。从第五代导演所拍摄电影的取材和选项来看，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先导作用，通过文学作品就能够洞察到电影的具体走势、发展以及未来的变化。由于当代电影多数属于文学作品的改编，因此在对当代电影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先对我国现代文学进行研究，如《红高粱》《活着》以及《妻妾成群》等。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充满了我国传统审美的特点，从而使电影的情节收放自如，电影语言风趣幽默，使得电影中的文学特点得到充分展现。进行人物塑造时，文学作品中偏重于特定环境定人物的塑造，而这一点正好为电影中典型人物的塑造创造了条件。较多的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人物形象，如骆驼祥子、阿Q等均得到改编而成为银幕上的人物形象，通过银幕将人物的矛盾冲突以及峙哀乐表现的活灵活现，从而使的人物形象成为电影作品中的艺术结晶。在进行情感表达中，文学和电影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均要求将对人生意义的探寻这一永久不变的主体表现出来。[2]文学作品通常渗透着作者对人生价值的看法，其中蕴含着作者独特的人生理解以及与众不同的情感；从而在改变的电影作品中也表现出自我观照的成分，此通过电影形式又作用到人的精神世界，由此使人们对理想、命运以及现实产生深思。

（二）文学对电影产生的定位作用。较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杰出电影作品产生的前提条件。文学艺术价值主要表现在其自身所具有的丰富审美性以及充满诗意的人文关怀，其重点在于凸显个体对现实产生的感悟和超越，以此寻求人类总体的生存状态以及生存价值。如国外某导演执导的影片《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其所呈现的是发生在西西里岛上的传说故事。该影片的原作品名为《玛琳娜》，影片内容主要从少年雷纳多的视角进行展现，叙述了二战中失去丈夫的玛琳娜的不平凡经历。在影片中虽然剧情较为平淡，然而，在这平淡的基调中却能够展示出人性的丑恶以及光辉。在国内电影中较为浓烈的文学性也有一定的体现。通过沈从文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边城》不难看出，文学作品能够带给人们情感的安慰以及心灵的启发。由于文学具有丰富性以及深刻性，因此经过改编之后的电影带有较为强烈的文化底蕴以及文化关怀。

（三）电影中很多表现形式均借鉴与文学作品，如比喻、夸张以及象征等。在电影情节的伸展和人物的对白中能够清楚地发现文学方式的呈现。此外，文学作品一般可以表现出人物所处的不同的时代背景以及时代风貌，从而在较大程度上有益于电影历史感的表达，如老舍作品中所呈现的某一时期北京城的社会风貌。该作品若能改编成电影形式时，则能够将原时代的真实还原出来，从而获得人们的认同以及感知，由此更能让较多的目光被吸引，从而产生最佳的艺术感染效果。

二、 电影对文学产生的影响

客观的讲，电影对文学具有一定的依赖性。然而，由于其属于一门较为独立的影像艺术，其依靠的是声音和图像等多种资源整合而成的视觉艺术，利用这种艺术，能够让人们得到最大程度的视觉体验以及娱乐享受。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的出现，极大地冲击了文学这种古老传统业态。在同一主题下，文学表现出来的是多义性与虚构性，而电影则以具象性与真实性再现。所以，在现阶段快速发展的文化消费年代，由于电影产业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由此对文学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在这种形势下，文学开始放下高傲的身段，继而主动寻求和电影进行合作，这种倾向的具体体现是针对文学的逆向性创作。[3]作者在进行文学作品创作时，刻意根据影片标准而改变写作内容以及方法，在进行作品主题、人物形象以及故事情节的刻画中均根据电影的实际需要给予观照，让某些电影的表现技巧渗透到作品中，如快速场景变化等均被文学作品的创作所采用，从而便于改编为电影形式。

电影对文学的影响还表现在能够促进“立体读者”的出现。由于电影本身具有一定的通俗性以及娱乐性特点，从而有效降低了大众进行审美的门槛，缩短了大众和艺术之间的距离。很多电影均来自于较为经典文学作品的改编，具有传播优势的电影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消除了对较为严肃文学的敬畏感，由此使得部分观众在观影结束之后能够进行原著的阅读。所以，在电影的传播之下，能够获得较多的“立体读者”大军，由此使得文学又回归到大众化的阅读。在当前的消费形式下，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消费的商品。广大的民众一般会通过电影和电视等非文字形式进行文学作品的了解，然后进行原著的阅读。在这种形式下，较多的文学作品会由于同名电影的播放而收获新的关注度以及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