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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240-03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媒介融合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同时也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热点与前沿课题。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及其对内对外传播过程中,在口头传承、实物展示、亲身实践和传统的媒介传播方式之外,由于新的传播技术与媒介手段的综合运用,形成了媒介互相融合、互相协同的传播效应。为此,本文将选取典型案例来深入探讨非遗文化传播中的传统传承与媒介融合的理论问题。
一、黄酒技艺:作为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活体媒介,中国凭借其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浙江省人杰地灵,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浙江省的项目数量位居榜首。近年来,浙江省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上也走在前列。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被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酒文化无疑具有较高的世界公共认可度,而产自中国的黄酒堪称世界上最古老的酒之一,它与啤酒、葡萄酒并称世界三大古酒。在黄酒当中,以绍兴产的黄酒最为悠久有名,不仅具有广泛的市场认可度,完整精湛的工艺,还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持续的技艺传承。其中,“绍兴黄酒酿制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绍兴花雕制作工艺”则被列入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前者系黄酒本身的酿造技艺,而后者主要表现在黄酒外包装上的绘画雕刻设计等工艺,这表明绍兴黄酒不仅有内涵之质,也有外在之美,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传统传承:非遗文化传播中的日常形态与媒介影响
在国内外的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绍兴黄酒文化得以传承传播,其实与其嵌套在日常生活中的传播方式息息相关,也与传统媒介的传播有着密切关系。绍兴黄酒技艺能够得以保护、流传和不断优化改进,不仅由于它的产品本身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还与黄酒传统的广泛的传播方式有着深切的联系。与黄酒技艺有关的宣传、普及融合了各种传播媒介,形成隐性传播与显性宣传互相作用的传播模式,使得黄酒为中国百姓所熟知,黄酒文化、黄酒技艺也借此得以传承传播。经过考察分析,其传播主要有以下重要方式。
(一)借助传统酒俗与日常生活消费进行传播。绍兴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古老城市,它的风俗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而酒俗正是这种地方特色的重要内容。在绍兴,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与酒发生联系,寄托着当地百姓的美好愿望。例如,剃头酒的传统习俗。当孩子满月时,要剃头,要在家中祀神祭祖,摆酒宴请,还要向邻里亲友分送染成红色的“红鸡蛋”等。在拜过天地祖宗之后,就有理发师用一盅酒代水,给婴孩润发,然后剃“瓦片头”。接着就是亲友轮流抱过小孩,最后坐在一起同喝“剃头酒”。与此类似的,还有所谓的“得周酒”,即孩子长到一周岁,同样得办酒席,以款待亲朋好友。还有寿酒、白事酒、忌日酒等等。在绍兴酒俗当中,最为著名的是“女儿酒”,又名“花雕酒”。晋代嵇含《南方草木状》记载:“女儿酒为旧时富家生女、嫁女必备之物。”一般人家生了女儿时,就酿酒埋藏,嫁女时就掘酒请客,形成风俗。到后来,生男孩子时,也照样酿酒埋酒,盼儿子中状元时庆贺饮用,又叫“状元红”。可见,在绍兴,酒俗渗透在日常生活当中,黄酒成为当地人的日常消费品,其传播的主要方式为人际传播、口碑传播和群体传播。
(二)借助言传身教的知识传承与亲身实践。“绍兴黄酒酿制技艺”主要是借助师傅带徒弟式的言传身教进行知识传承。根据2010年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专访绍兴黄酒酿制技艺省级传承人潘兴祥的解说介绍,尽管目前已经有了现代化的机器设备,但是在酿制过程中,还需要有经验的师傅把关,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即所谓的“开耙”,他反复演示和操作,初看起来很轻松,但是经由潘师傅现场讲解起来,开耙里面的手法技巧特别细腻,不仅有操作工具上的若干注意要点,还有手感温度、抓握起来的粘度等,都需要师傅的准确把握,一个酒厂里面,往往仅有少数人能完全把控其中的要诀。另据2011年12月9日《绍兴县报》头版报道,当年87岁高龄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被誉为中国“黄酒博士”的王阿牛在塔牌绍兴酒有限公司的酿酒车间,为新酿手工黄酒开耙,并向酿酒师傅们传授开耙技艺。这说明传统的手把手传授,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传统价值。学徒要掌握其中的技巧,不能脱离长期的亲身实践和持续的熏陶训练。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隐秘的传播方式,还是心口相传和体验学习过程。当然,现代的传播媒介已经可以将影像完整记录下来,但可记录的形态并不一定都可复制、可实用,内在的精髓难以仅仅借助媒介传播而完全传承到下一代。
(三)借助传统媒介的信息传递与文化传播。在新媒体和融合媒体出现之前,黄酒文化必然借助传统媒介进行传播,在当今,这种传统媒介依然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借助书籍对酒文化的传播。由于酒文化在中国有着独特的地位,得益于中国人对酒的热爱与讲究,各种与酒相关的书籍、书中与酒相关的桥段不胜枚举,黄酒文化得以在各类书籍中散发魅力,而其背后的黄酒酿造技艺、花雕制作工艺也得到无形的传播。对酒文化的介绍比较有意趣的书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夏晓虹教授携杨早博士编选的《酒人酒事》[1],书中有多篇涉及黄酒文化的记录,多为文人轶事,具有故事性,容易引发二级传播,从而形成较好的口碑效应和文化影响,同时此类作品适于对黄酒品牌进行二次传播和文化形象塑造。
此外,对于黄酒文化传播起到重要影响的是报刊,作为传统的大众媒介,报刊的文字图片传播具有便于阅读检索和便于携带投送等特点,是酒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载体。例如,《钱江晚报》《绍兴日报》《绍兴晚报》《华夏酒报》等报纸长期以来持续关注绍兴黄酒文化的各类活动,关于绍兴黄酒本身的介绍有文章《持蟹饮酒,绍兴黄酒是绝配》等;关于黄酒文化活动介绍方面则涵盖黄酒节开幕、黄酒博物馆开放等;关于黄酒产销方面则有《绍兴黄酒恋上“创新营销”》等。除此之外,这些传统媒体还致力于保护黄酒品牌,澄清舆论,在黄酒酿造用水遭受公众质疑时,《浙江日报》等主流媒体发文《绍兴黄酒可放心饮用》以抚人心。再如,一些黄酒生产企业也办有自己的企业报刊,具有传播黄酒文化和提升黄酒制作技艺的潜移默化作用,以及重要的文献文档价值。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古越龙山)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一家黄酒生产经营企业,该公司定期出版酒品文化期刊,周期为一个月,发放方式为在固定的高消费酒店进行免费发放;该公司还出版《古越龙山报》和《古越龙山》电子杂志,该杂志的封面口号即“让世人了解黄酒,让黄酒走向世界”,这恰恰体现了一种传承传播黄酒文化的使命与责任。
三、媒介融合:非遗文化传播中的数字化、参与性及产业化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的过程中,当前已经越来越多地运用了数字化的新媒体传播手段,例如运用新的互联网技术可以获取与传播相关的历史资料和数据信息,运用影像技术、动漫艺术可以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术细节和工艺过程等,可以给人以惟妙惟肖、身临其境的感觉。有研究者在借鉴国内外已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成功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从“产业化、数字化、规范化、传承化”四个方面提出了“构建出科学、可行性较强的绍兴黄酒酿制技艺传承与发展模式”[2],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过程中的媒介融合及其发展趋势。
所谓媒介融合,其实它作为新闻传播学和媒介研究的一个学术术语,主要是指“在数字技术推动下,不同媒介生产者、内容、渠道、接受终端之间,传统边界日渐模糊、趋于融合的轨迹日益清晰的现象和过程。”[3](P5)媒介融合的主要类型包括:“媒介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融合”[4](P5-6),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的过程当中,由于越来越多地采纳新技术,事实上也呈现出媒介融合传播的趋势,为了便于讨论,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互相关联的三个层面。
(一)数字化与影像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融合传播的基础。数字化,实际上将各种信息资料都变成可以在互联网上传播、在计算机中进行制作交换的基础信息,不论是文字、图片、符号还是影像、音响、音乐、动漫等都可以混合在一起。这其实也是媒介内容融合的一个基础。数字化传播技术意味着传受双方可以清晰地传递各类精准信息,在内容平台上达到了某种融合共通。对于黄酒技艺方面的信息,数字化记录可以做到将非遗文化传承人的各种动作、形象、语言及姿态等都保留下来,还可以通过动漫化,形成更易于理解的知识点,让人们易学易记,获得直观印象。
对于黄酒文化的各种仪式和相关酿制活动,也可以通过数字化、影像化的方式,加以记录保护,或者制作成纪录片,拍摄成电视剧、电影引起大众的关注、了解、喜爱乃至吸引后继者的努力学习传承。例如,《舌尖上的中国》中就有拍摄到黄酒酿制技艺在食物转化过程中的情形,其中解说辞写道:“立冬的清晨,绍兴的天空开始下起小雨,这对酿酒师傅们来说是个好征兆。酵母菌喜欢江南冬季,这种绵长而又不剧烈的冷……每一年的仪式都是酿酒师们对自然表达的一种尊重。绍兴的黄酒冬酿即将开始。”这里面就有种文字之美与影像之美的内在融合。此外,还有浙江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千年陈酒》,著名编导刘郎在片中根据绍兴黄酒的酿造工艺流程,精心设置一条明晰的主线:原料糯米经过筛选、浸米、蒸饭、摊冷、落作(加麦曲、淋饭、鉴湖水)、主发酵、开耙、灌坛后发酵、榨酒、澄清、勾兑、煎酒、灌坛陈酿(3年以上),即为成品酒;同时他又将绍兴黄酒文化作为一条副线,依次展开叙述绍兴千年的历史文化,其中有酒祭的大禹,有用酒激励军士的越王,有兰亭的“曲水流觞”,有沈园的借酒浇愁,还有当地酒俗、绍剧风韵,以及鲁迅、秋瑾、徐锡麟等人的典故。这也是在内容层面的传播融合,即将工艺技艺与历史文化的贯穿融合。
(二)参与性与仪式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融合传播的动力。参与性是指在内容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中,要让广大的受众、消费者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在互联网上有着大量的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即用户原创内容,就体现了广大网民的参与性,这种自主自在的表达,所创造出来的内容,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融合传播创造价值。第一,用户可以将其参与(包括饮酒、自酿酒、学习体验酿酒技艺、学习体验花雕工艺)的内在体验进行充分的表达,这样,就能有助于文化的理解与文化的传承传播,让更多的人获取切身感受;第二,可以允许更多的人对具有某种隐秘性和神秘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更大开放度的接触,或者有更大的展示空间得以亲自体验。例如,在中国黄酒博物馆中,据笔者访谈,相关负责人说,目前已经在博物馆中展示绍兴花雕制作工艺过程,游客可以近距离亲身感触到工人在绘制雕刻的细节,看到灰坛、沥粉、油泥堆塑、彩绘装饰等工艺环节。同时,黄酒博物馆还将增加具有吸纳游客体验参与的传统绍兴黄酒酿制技艺的生产作坊,游客可以在其中感受到酒香扑鼻,感受到原汁原味的生产过程;第三,营造仪式化的传播空间,形成更为鲜活生动的传播场域,从而形成更高层次的文化认同感和价值感。例如,2015年11月8日立冬之际,15家绍兴黄酒企业代表举行盛大仪式共庆冬酿,按传统之仪恭请酒神,诵读祭文,上香祭拜,其辞曰:“……稽山青青,朝晖夕映,三十六源,万壑归流。良心酿酒,神灵昭鉴,团结携手,黄土变金……”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内容的生产与消费也产生了互通融合,隆重抽象的文化仪式与盛大集聚的户外场景在更高层面和更大空间形成了文化意义的融合升华。
(三)产业化与互联网+――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融合传播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当然,最为重要的且能将技术技艺完全落到实处的是产业化,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当作一项可以赢利、可以创造新价值的产业活动,将其纳入到健康有序的经济轨道当中,使其通过商业化运作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比如,电视剧《女儿红》2015年9月在绍兴开机拍摄,希望或许能带来如同韩剧带动韩国饮食文化流行的溢出效应,带动酒文化和黄酒饮品在世界的流行。目前,最为火热的“互联网+”概念也将助力黄酒文化产业化。例如,可以通过“众筹”和互联网金融的方式,获得民间资本的青睐,从而投入到更多有益的可操作性项目当中。浙江省政府在2015年初提出建设“特色小镇”的战略规划,“以新理念、新机制、新载体推进产业集聚、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第一批37个小镇名单已于6月,其中就有“越城黄酒小镇”,即绍兴东浦镇。这将为黄酒文化产业化带来新的契机,不仅包括黄酒酒业本身的发展,还有以黄酒文化为引领的旅游、休闲、养生、健康、创意、设计等多方位的协同发展创新,这就可能带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融合传播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即绿色、生态、共享、融合的文化传播与社会创新。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黄酒技艺的传承传播案例研究充分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传统与现代的深刻辩证关系,即一方面传统文化礼俗、日常生活生产方式和传统媒介传播依然具有持续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数字化、影像化、动漫化等新技术又不断渗透到非遗文化传播过程当中,在内容生产、渠道建设和终端呈现中形成不断的媒介融合趋势,并且在文化产业化过程中推陈出新,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化传承传播形态,同时吸引更多的社会大众积极参与,从而在更大的社会空间中创造出更丰富的文化内涵。黄酒文化和黄酒技艺的传承保护,一旦能够在浙江省政府引领的特色小镇或者创意文化小镇的建设中,得到落地开花,则有可能形成新的传播媒介空间形态和创意文化产业形态,这一点还有待未来进一步的观察研究。无论如何,在非遗文化传播中,多种媒介的融合发展,传统传承与时代创新密切结合,必将开辟出越来越宽广的发展道路和美好前景。
参考文献:
[1]夏晓虹.酒人酒事[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2]郑燕飞,沈磊,李博,孙东芳.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模式――以绍兴黄酒酿制技艺为例[J].现代商业,2014(36).
[3]邵鹏.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新闻生产[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
[4]蔡雯.媒体融合与融合新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廖卫民(1971-),男,浙江平阳人,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浙江省舆情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传播理论、新媒体、网络传播、文化产业等;
高 晶,张泽茜,景 歌,均为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传播系本科学生。
基金项目:2014年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项目“非遗文化传承保护中的媒介融合及其传播影响:以绍兴黄酒酿制技艺为例”(编号:2014R406065);
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I・普尔教授最早将“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概念定义为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学者王菲指出,媒介融合的终端指向是信息消费,它的最终演化过程是产生一种从内容到网络融合以及终端融合的复合媒介形态。[1]对于电影传播而言,媒介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传媒组织融合
1995年,沃尔特・迪斯尼公司收购城市传播集团和ABC,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媒介和娱乐公司,并购涵盖了影视娱乐和电信网。此次并购的实质在于打造集团化的全媒体平台,从而以影视产业为龙头实现资源共享和整合,最大限度的降低经营风险和成本。国内民营影视企业巨头华谊兄弟传媒集团等也纷纷通过整合产业,集团内部实现资源共享,艺人跨界推广等一举多得的良好发展状况,不同媒介组织的整合形成资源共享以及影视产业链与其它产业链的完美对接。
(二)科学技术融合
首先,科技的进步推动传统媒介自身不断完善。立体摄像和杜比立体声等技术,一方面使画面由原来的二维上升到虚拟三维,丰富了画面的震撼和逼真感;另一方面全方位立体声环绕音响效果,使得观众享受到无与伦比的听觉盛宴;另外I-MAX巨幕电影丰富了画面的细节,强化了感官享受。3D电影《阿凡达》的风靡充分证明技术的力量。其次,新技术和旧媒体结合产生新媒体。基于互联网、多媒体、通讯技术于一体的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挑战以往电视或者电影等传统媒体的单向性和权威性,全开放的数字资源让用户可通过网络上视频分享网站或者门户网站以及中国网络电视台等渠道收看节目。
(三)跨媒介内容生产
国内电影票房近年节节高升,一个健康发展并初具规模的电影市场需要兼容并蓄的多样化电影环境。近几年来国内外大片众多成功案例来自对网络游戏或者动漫作品的改编,如《蝙蝠侠》等。一方面,借助原作品的名气吸引更多的受众粉丝完成“粉丝性缝合”[2],丰富了电影新类型;另一方面,成功的电影作品往往因为其积极的市场反馈而受到游戏、动漫商的青睐,有不少电影题材被设计成同名网络游戏或者漫画。在整体营销的后电影产业阶段,跨媒介内容生产扩展了媒介范畴,各种不同媒介之间的互文性造就了一个新的媒介内涵,电影中的形象被机械复制时代的工艺嫁接到日常使用的物件中,如印花咖啡杯,玩具等,远远超出了电影文本的媒介内涵。
(四)立体化传播渠道(终端)
按照大众传播理论中关于议程设置的观点,受众的异质化必然导致市场的分化,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更好的结合起来可以产生更好的传播效果。尤其是Web2.0时代以网络为中心,电视,电影,报纸等传统媒介共同聚合成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传播网络。市场环境和媒介环境的改变将电影推向了一个新的发行营销阶段:既包括传统的主流院线又包括门户网站,手机通讯商,移动媒体等渠道。
电影的播放终端更是因为市场传播渠道的变化而更加丰富,有适合年轻群体播放终端移动媒体,也有适合家庭播放的电视和网络媒体。
罗杰・菲德勒认为“当比较新的传媒形式出现时,比较旧的形式通常不会死亡――他们会继续演进和适应。”[3]新旧媒体得以共存的原因在于旧媒体与时俱进,运用新技术不断完善自己以巩固地位,而新媒体也可以利用旧媒体的信息资源扩展业务范围。
二、媒介融合与当下电影议程设置
麦库姆斯在《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文章中指出:“议程设置是指新闻媒介选择并突出报道某些内容,从而使这些内容引起公众的注意和重视。”[4]结合电影本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引导的属性,把电影营销以及放映活动作为一种特殊议程设置正符合了电影本体的特性。
(一)议程设置者:从媒体控制者到大众
首先,微博、论坛等公共或者私人空间为普通大众赢得了话语权,在这个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制造者(议程设置者)。多媒体工具的可接触性和易操作性使得制作电影门槛降低,业余电影爱好者可以自发传播自己制作的电影\微电影,通过点击率来赢得关注,并提高自身知名度。媒介使用权不再只是掌握在少数权威手中,大众拥有自由表达的话语权。
其次,以微博为代表的媒体兴盛,电影营销微博上所有营销行为都可以归结为是给某一部或者某些影片制造“热点”(议题)。通过对影片主创(代表公信力)制造话题的热度,而话题热度正代表了公众对事件的关注度。但不容忽略的是,随着观众审美水平的提升,单方面的炒作宣传已经不能成为衡量影片票房的唯一方式,对于具有现代意识的受众来说,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特异性来主动选择符合个人审美的影片,这样在第一次接受信源(营销者)传递的信息(影片广告)时,观众会自觉充当把关人角色,可以通过转发或者“吐槽”等方式实现影片信息的二次传播――受众无形中扮演了议程设置者的角色。这种既是议程设置者又是接受者的双重特性决定了一部影片获得口碑和票房必须遵循内容为王、观众至上的“受众本位论”。
(二)议题设置:群体情绪关照
近年来国内热播的影视剧大都关心当下人群的情感诉求,或打温情牌或反映社会现象。2011年一部《失恋三十三天》在当年光棍节期间获得好评,赢得了不错的票房。以当下年轻一代的情感世界为出发点,引起观众共鸣,价值观趋于理性和整体情感的真实不做作以及温馨的人文关怀为这部小成本电影赢得了极好的口碑。作为当年的票房黑马,它成功设置了一个积极向上的议题。
(三)议程设置时间:曲线式宣传
传播学者认为,媒介议程转化为公众议程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时间被成为“时滞”。以2013年上映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和《小时代》为例:首先,从剧组成立一直到上映定期持续通过电视、网络、报纸等各种不同媒介进行立体化宣传,保证了观众一定的注意度,在零负面新闻的前提下平稳适度渲染。通过不同媒介不同议程设置时间跨度,以网络为主阵地,联合其它媒介进行媒介间议程设置,最终将影片本身作为一个议题引发影迷的极大关注;其次,同样是首次做导演的赵薇和郭敬明导演处女作更是为议程设置设下了一个卖点。这种跨媒介整合营销的模式最大限度解决了传播过程中的时滞问题,将议程设置时间提前到议题刚刚产生阶段,成为电影抢滩登陆的一大筹码。
(四)议程设置渠道:从单一到多元
媒介融合赋予媒介权力渗透在社会运行的各方面,媒介通过操纵议程设置影响受众注意的内容和注意的方式。多媒体时代,新兴媒介打破了传统媒介严格的界限,媒介之间的融合成为常态,电影宣传的议程设置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的变迁。
三、新媒介环境下对国产电影产业发展的影响
数字技术尤其是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为电影业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生态环境。面对日趋激烈的国内外电影行业的激烈竞争,我们立足于当前的新媒介环境,在新的媒介视阈下通过创新把国产电影推向更高的世界舞台。
首先,媒体资源的丰富性创造了电影内容的多样性,有助于国产电影类型的丰富。随着DV、单反等摄影摄像器材的普及,民间电影爱好者通过自己创立的电影团体或者机构通过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进行电影书写。
其次,多元化的传播渠道(终端)让电影更加普及。一方面,这些媒介渠道(终端)让电影营销更加立体化和及时性;另一方面,电影的制作要关照相关媒介属性制作, 在观影感受和媒介属性之间取得最大化平衡;另外,以广电机构批准的地方电影频道为例,每年出品一系列电影或电视电影,并通过这种媒介经营取得丰厚的市场回报和广告收入。
再次,立体化的媒介生态让电影产业链延伸升值空间,尤其是电影衍生品生产制造。如电影文化产品开发,特生态旅游产业等,抑或通过出售电视网络移动媒体的播放版权。
最后,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会一定程度上放大泛娱乐化的电影思维,造成电影内容的肤浅化,致使各种媒介中流通的电影文本质量参差不齐。另一方面,商业效益驱使影视行业频出网络“水军”抹黑或者吹捧影视作品或个人的事件,扰乱了正常的媒介传播秩序,这些媒介融合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值得深思。
结语
媒介融合为电影提供了全新的生态环境,从制、发、放的传统产业格局到后电影开发都渗透着新旧媒介竞合的力量。环境的变化为电影议程设置提供了新的背景和手段,电影议程设置因此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充分利用好新的媒介景观,创造优秀的艺术品和规模效益是国产电影的发展契机。
参考文献:
[1] 石义彬,冯强.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间议程设置效果检视[J].新闻传播,2012(3): 11.
[2]肖熹,李洋.《小时代》,倒错性幼稚病与奶嘴电影[J].电影艺术,2013(5):6.
[3](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M].明安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9.
作者简介:郝磊,男,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戏剧与影视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媒体、广播电视研究。
摘 要:自2005年2月起,随着美国Youtube在线视频网站的诞生,全世界开始兴起视频网站热潮,纵观我国迅速崛起的各类视频网站可以发现,基本是按照美国Youtube网站与HuLu网站两种模式进行模仿,从而导致网站内容和形式上大量的“同质化”问题出现,网站之间缺乏竞争力。本文通过选取几个突出的视频网站,从内容、体验和渠道的三个方面对我国网络视频的发展趋势进行剖析,由此提出我国网络视频进一步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内容;体验;渠道;融合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5-0107-02
一、视频网站的同质化竞争现状
截至2013年6月底,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为3.88亿,半年内用户增量近1678万人,网民使用率由上年底的65.9%变更为65.8%,基本持平。数据显示有近三分之二的网民在2013年上半年使用过网络观看视频[1]。2005年被称为我国视频网站元年,从这一年起大量的视频网站纷纷上线,同时,伴随着这些视频网站的兴起,版权问题、盈利模式问题、差异化竞争等问题也在视频网站的发展中日益凸显。版权问题在国家的干预下已在大型网站得到基本解决,盈利方式的发展还有待创新。结合目前各大视频网站发展形势来看,同质化是视频网站共同存在的最大问题。
现在国内网络视频公司战略布局比较雷同,主要体现在各大网站都在加大影视综艺版权购买力度,同时又在网站自制内容上进行扩张,并且逐步往产业链的上游渗透。除此之外各个网站还在不断创新和加强网络原创视频的营收价值。而由于视频产品差异化不大,赢利模式十分相似,让视频网站用户转换成本低下,业内很多企业的竞争在这个相对狭窄的赢利空间中呈现出一种对抗的状态。现在,国内视频网站由于过分关注正版电视剧集,出现了严重的“同质化”倾向。例如用户想看一个影视剧,进入任何视频网站都可以观看到需要的内容,用户就不必特意浏览一个固定的网站,这大大降低了网站的用户粘性。所以“同质化”是视频网站需要突破的瓶颈。现在各网站为了抢夺观众和广告市场,也开始展开了差异化的竞争,突出自己的优势个性。差异化的展开对观众而言可以享受更优质的用户体验和影视资源服务。
二、基于内容、体验、渠道视角的视频网站比较分析
(一)内容构建
国内视频网站的内容可分为三种,即影视资源内容、UGC(全称为User Generated Content,即用户生成内容)和原创自制内容。
“内容为王”的理念不仅适用于传统媒体,越来越多的视频网站也将其奉为不二法则[2]。目前视频网站繁多,网民观看哪家的视频节目不外乎取决于两个因素,即“速度和内容”。速度是前提,内容是根本。视频网站媒体化的根基就是内容的生产。内容细分有助于满足用户的特定需求,也有利于视频网站构建差异化特色提升用户粘性,突显网站的品牌定位,帮助其树立清晰深刻的品牌形象。
1.乐视网:拥有最全最新的影视剧版权库。走影视正版化之路,通过购买版权获得独家播放权或者首映权来吸引特定的受众群[3]。国内最早采用“Hulu”模式的是乐视网,乐视通过独家购买大量影视剧版权,在2013年热门影视剧独家网络版权占据了40%~50%,乐视网还拥有韩剧在中国的独家网络版权,热门影视剧与韩国同步播放。有数据调查显示国内视频网站观看内容中,用户最喜爱的是影视剧,而乐视网就针对这一特点,通过版权购买实现了与其它网站不同的独特属性。
2.搜狐:发展优质原创节目。搜狐视频是典型的富二代代表,凭借老牌门户网站搜狐的行业影响力与资金支持,搜狐视频从一开始创立就显示出其在原创自制内容上大投入大产出的特点。搜狐出品已经成为业内公认的强势原创品牌,凭借“全明星、大投入、高品质、强制作”的制片思路,搜狐视频成功打造了一系列高品质原创栏目,例如《搜狐视频大视野》、《军情前哨站》、《心灵访谈》、《微言大义》、《明星在线》、《丝男士》、《大鹏吧》等。
(二)用户体验
在带宽和视频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视频流畅度和观看体验颇为重要。受众很自然的会倾向于选择速度快、画质好的网站。因此,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是视频网站在差异化竞争中取得优势的必经之路。
1.爱奇艺:“绿尾巴”技术和断点续播的超高清体验。视频网站如果想吸引更多用户,高清资源的视频节目无疑是最佳的制胜法宝之一。CNZZ数据显示,人们选择在网上观看影视剧时,更多的倾向于使用“超清”播放。爱奇艺就在超高清方面下足了本钱,网站所有内容全部支持1080p超高清播放。同时,爱奇艺还了名为 “绿尾巴”的技术,该技术让现在处在多屏时代下的人们得到了解放,PC、手机、平板相互之间只要“碰一碰”,就可以在多个设备之间相互串联从而分享内容。并且,爱奇艺首创了断点续播功能,在下次观看同一部影视剧时,可以延续上一次观看的接点观看,而不需要重新搜索,这些都使得用户享受了更便捷的视频服务。
2.优酷:快速搜索的播放体验。在播放速度上,优酷针对带宽不宽的用户,首创多运营商多节点网络布局,在50G带宽储备保障上,发挥视频短片快速播放的特点。同时,优酷针对视频搜索专门创建了一个搜索引擎“搜库”。优酷认为用户搜索视频的原始动机是“以最少的动作到达自己想要的页面”,所以搜库就在“快”方面做到了极致,搜库会按照关键词给视频进行分类和整理,使成系列的影视剧自动形成搜索结果,并可直接输入想要的名称+集数,搜索结果下面就可直接出现“播放按钮”来进行观看。还可根据用户网速不同来进行视频网速的排序,最大化的缩短着用户接触到视频的距离。
体验的好坏影响着用户的忠诚度,如果用户拥有积极的体验,他们可能会成为回头客增加流量。如果是消极的用户体验,会使网站丧失用户忠诚度。因此像优酷这种以快速准确播放视频为优势,就可以吸引带宽不高的用户前来观看,而爱奇艺可以让带宽充裕的用户体验高清的视觉享受。
(三)渠道创新
目前视频网站的用户群体流量已经趋于比较平缓的增长速度,很难出现用户数量猛增的情况,所以视频网站开始探索如何通过各种新的渠道来获得更多的用户流量,而社会化媒体、3G流媒体行业、网台合作等一切有可能成为视频网站流量入口的形式就成了差异化竞争中的又一关键因素。
1. 56视频与社会化媒体的联姻之路。社会化媒体是视频网站流量激增的一个制胜突破口,视频网站可以为SNS网站提供内容,SNS成为视频的传播渠道。在这一渠道上,56网借助拥有注册用户超2亿,月活跃用户超3100万社区的人人网进行联姻,突出了分享模式。56视频着力打造了 “分享+”这一功能,借助社会化媒体上的优势所以非常注重用户之间的分享、互动和创作,通过这一个功能来推动“UGC”模式的进一步变革和创新。目前,56网与人人网实现了互联互通,用户资源共享,大大增加了网站流量。而56网的用户整体年龄相对偏大,人人网的用户则以在校大学生为主,所以两个网站的结合囊括了各个层次和年龄段的视频用户,形成有效的优势互补,凸显了网络视频社区化的优势。
2.腾讯视频的“网动”之路。视频网站正不断侵蚀着传统电视媒体的领地。然而多数的影视资源还依赖着传统电视媒体,只有从“竞争”转向“竞合”将是一种双赢的格局。“网动”是网络与电视的现代跨媒体合作形式,在扩大影视剧长尾效应的同时,也降低了交易成本。腾讯视频就是通过与各大电视台的合作,获得众多独家网络播放权。例如台湾中天电视台王牌综艺节目《康熙来了》,在腾讯视频与台湾同步播出,造成了收视热潮。同时腾讯视频又与几个地方卫视如浙江卫视、深圳卫视、广东卫视等实现了平台互通互播,这些联姻都为腾讯视频在差异化竞争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三、视频网站差异化竞争的主要路径
(一)立足原创自制节目,打造自己的热门视频
打造内容原创之路是一条好的差异化之路,但需根据每个网站各自不同的优势和情况来进行,例如像百度、搜狐、新浪、腾讯等传统门户网站旗下的视频网站,依托资金上比其它民营网站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实现大投入大产出,创作属于自己的独立原创节目,一方面可以充实网站的内容来避免雷同,减少购置版权的成本。另一方面是能够借助内容形成差异化,通过原创节目来有效培养观众的兴趣,提高观众对视频网站的粘性,从而带来网站的流量和忠实用户群。
(二)打造个性化的用户体验
视频网站必须抓住用户个性化的特点,强调以用户为中心的个性化体验。可以尝试打造一个用户个性化的影视资料馆,通过云概念对各类用户订阅和上传的内容进行智能化的分析,为每一个用户创造一个偏好圈,圈中的内容是该用户独特的,更为感兴趣的视频。这样就可以建立深层次的用户服务,随着体验的加深,进行增值服务收费。例如每一位付费用户都可以定制属于自己的个性化的界面,页面中有根据用户偏好而推荐的视频内容。对付费用户提供无广告的视频产品、制定用户专属的VIP频道,频道内的视频内容只让付费的用户观看。同时用户可以在其他终端上方便快捷的使用个人中心的功能,只要使用自己的用户名,在各种终端上使用账号,能看到独特的视频内容,享受个性化的视频服务。
(三)走渠道融合之路
首先,是联姻SNS社区,打造自由社区平台。视频网站要着力打造和社交网络之间的交流互动,不仅制作符合SNS社区的视频内容,同时要让SNS社区用户拍摄的内容上传分享到SNS和视频网站,使用户视频成为SNS内容上的补充,让社交网络成为视频网站的传播渠道。
其次,是多平台延伸,加强与运营商、终端厂商的多方合作,随着移动网络使用的普及和公共场所免费WIFI范围的扩大,手持移动终端市场无疑已经是视频行业竞争的焦点,视频网站要关注受众在外出行进中对视频的需求,打造不同类型的简短小视频来满足人们碎片化时间中的视频需求。大力发展渠道融合,通过精良的原创节目来提高核心竞争力,最终通过电脑、电视和移动设备实现三屏的联动。
再次,通过“平台+内容+终端+应用”这样的一个闭合式的产业链为发展策略,不仅在内容和软件应用上不断进行提升,同时在硬件终端上也要进行研发,抢占电视终端市场和移动设备市场,从而做到相对完整的闭合产业链来在未来的视频网站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 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cn/hlwfzyj/hlwxzbg/ hlwtjbg/201307/t20130717_40664.htm.2013-07-17.
关键词:美国经验借鉴;城乡移民;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4-0160-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移民(农民工进城)成为一个普遍社会现象。由于长期受农耕文化的影响,原有城市居民的排斥,城乡观念转变的滞后以及文化融入机制的缺位,我国城乡移民的文化融合问题尤为突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移民的社会融合过程同样充斥着各种困境。在文化方面,美国既有文化同化运动,也有多元文化主义,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融合实践,美国最终形成了一体多元的文化格局。其移民文化建设的经验可以为我国城乡移民的文化融合问题提供借鉴。
一、美国移民发展历程及文化融合实践
(一)美国移民发展历程
美国历史上有三次大的移民潮。第一次移民潮发生在1820―1880年间,其间移民数大概达到1 000万人。当时美国社会,特别是内战之后,出现了工业化,对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需求旺盛。186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鼓励外来移民法》。当时,自由开放的移民政策一方面吸引了欧洲熟练技术工人,大量西欧、北欧移民涌入,以爱尔兰人和德国人居多。另一方面,吸引了大量非熟练劳动力。华人劳工在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和开垦加州农田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美国西部的淘金热吸引了很多来美国淘金的华人,他们通过采矿为美国带来了巨大财富。这一时期还有大量被贩卖到美国的非洲黑奴。
第二次移民潮发生在1880―1920年,移民人数猛增到2 350万。来自意大利、奥匈帝国、希腊、土耳其、俄国等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的移民人数猛增。这一阶段,移民的大量涌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美国移民政策主题转向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限制。美国政府多次立法,限制欧洲移民,排斥亚洲移民。其开端是1882年的《排华法案》,接著是1917年划定的“亚洲”。同时,随着来自意大利、奥匈帝国、希腊、土耳其、俄国等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的移民人数的猛增,1917年美国通过了一项旨在限制东南欧移民入境的“文化测验法案”。
随着美国限制性移民政策的实施,移民人数明显减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了移民政策有限松动和有限选择阶段。1943年美国废除了 “排华法”。 受民权运动的影响,1965年5月“移民和归化法”颁布完成了美国移民制度由民族来源限额制向全球限额制下的优先制的转变,该法案把教育水平作为移民的重要条件,废除了种族歧视条款。数百万计的东南亚难民和拉美国家的移民、难民和非法移民涌进美国,发生了1880年至今的第三次移民潮。
近些年来,特别是“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把国家安全作为其针对移民政策的第一要务,坚决抵制中东、穆斯林国家的公民。
(二)美国移民文化融合实践
1.美国化运动
20 世纪初,伴随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在思想文化上出现了以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鼓吹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美国联邦政府主导了一场“自上而下”式的美国化运动,它是对美国移民文化融合过程的强制性和单一化模式的政策干预。1917年美国宣布参战后,为了应付各族裔移民由于国家背景与历史传统不同而引起的社会极大混乱,美国联邦政府深感树立“美国第一”信念的重要性,对移民的美国化运动发展到顶点,开始对所有外来移民群体实行所谓的“百分之百的美国化”政策。美国政府及各州政府都成立了“美国化委员会”,宣扬“美国第一”、“美式生活标准”等口号,并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强化“美国化”,排斥移民本族群文化。美国化运动为移民归化奠定了基础,但它缺少对移民族群个性的尊重。
2.教育主导下的个体自觉遵从文化融合实践
1931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使得美国开始实行限制移民准入的政策,美国移民数量大幅下降,“美国化”热潮消退,美国政府对移民的社会融合不再以强制性干预为主导。这一时期移民文化的融合更多依赖社区、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的帮助。1965年5月美国颁布了“移民和归化法”,开始把教育水平作为移民的重要条件,而各种准入和融合的优待政策则主要针对的是高层次的青年“技术移民”。这一阶段,美国开启了教育主导下的个体自觉遵从文化融合实践,目的在于通过教育使规章的外在硬性政治强力控制内化为个体自觉遵从。美国通过公立学校、夜校、移民培训机构、社区志愿者组织向移民及其子女提供语言培训,职业技能培训,文化展示以及公民课程等服务,帮助其文化融入。教育主导下的个体自觉遵从文化融合实践不仅有利于教化成俗还优化了美国移民质量,促使移民认同美国文化和价值观,融入美国社会,达到了归化的目的。
二、美国移民文化建设的经验
(一)大力发展移民培训机构,积极开展公民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
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发展各个层面的移民教育培训机构,教英语,讲授美国文化,培训社会生活技能,生产技术技能,极大推动了移民教育的发展。美国的移民教育还将重点放在扫盲式的低水平教育援助和培养熟练劳动技术人员上面。一方面,成立许多社区组织,通过慈善捐款和志愿者向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的移民群体开展教育服务;另一方面,着力于培养熟练劳动技术人员,强化移民的生产技术培训。美国针对移民的职业教育注重实用,课程设置多样化,对移民顺利就业和获得稳定生活及进入社会有关键性作用。除此之外,美国还将移民子女教育作为移民社会融合的最重要环节。一方面通过多次立法保障移民子女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另一方面在很多公立学校都开设有针对移民子女的公民教育课程和公民教育实践活动。
(二)切实保护弱势移民群体利益,实行包容性的文化制度体制
美国历届总统也都把消除社会不平等和种族歧视作为努力方向,比如以肯定性行动为代表的一系列行政干预手段的实施,就是为了给美国弱势移民群体提供一个平等基础上的优先机会。这些灵活性的倾向性政策切实改善了少数移民族裔与妇女等弱势群体的经济状况,促进了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在文化方面,由于美国化运动中以损害文化多样性为代价推动文化归化,导致了少数群体的抗拒。吸取这个教训后,美国采取了在国家政治法律的一体性和主流文化的普遍性的基础之上,允许移民保留本族群的传统文化的文化包容政策。在教育中推行多元文化,实行双语教育,逐渐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三)注重主流文化的教育与宣传,利用主流文化的吸引来促进文化融合
美国非常重视其本土主流文化的教育和宣传,美国化运动就是对“美国第一”“美式生活标准” 的强制性政策干预。虽然由于其缺少对移民族群个性的尊重而遭到了一些移民族群的抗拒,但它客观上促使移民了解了美国文化和价值观,起到了归化的目的。一方面,美国本土文化在继承和发展中兼收并蓄,其中关于自由、民主、美国梦的主流文化精髓对外来移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美国也重视本土文化的外宣,比如利用好莱坞出产的影片在全世界的巨大影响,来宣扬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精神,让自己的主流文化成为现代文明的最典型代表。
三、美国移民经验借鉴下的我国城乡移民的文化融合对策
(一)借鉴美国经验,全面推进城乡移民及其子女的教育培训
我们可以借鉴美国教育主导下的个体自觉遵从文化融合实践模式,慕逃的角度出发,帮助城乡移民及其子女的自觉文化融合。一方面,针对受教育程度低的城乡移民群体,可以通过培训机构、夜校、社区志愿者组织推广普通话,展示城市生活内容及城市文化,培训城市生活技能,使他们具备在城市生活的基本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加强城乡移民的生产技术培训,促进他们的顺利就业,为进一步的文化融合提供基本的经济基础。目前,我国的此类培训大多是公益教育性质,没有强制力和监管机制,形同虚化。应借鉴美国移民培训机构经验,政府将专项补贴资金投向进城农民工培训机构,令其开设一些多样性实用性的技能培训课程并对其进行监管,保障其专门为农民工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针对城乡移民子女,首先要保障其子女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另一方面学校可开设一些公民、市民教育课程和公民、市民教育实践活动。
(二)借鉴美国经验,切实保障弱势城乡移民的合法权利,采取包容性的文化制度体系
由于城乡移民在处于社会经济地位下层,是弱势群体,应尊重他们对城市发展的贡献,出台切实可行的倾向性政策来维护这些弱势群里的利益,提高其社会福利,拒绝一切排斥与歧视态度。在文化方面,我们应该采取包容性的文化制度体系,农民工进城面临的不仅是单方向的文化融入问题,主流应为城乡文化的融合。我们应该尊重城乡移民的主体地位和选择权利,尊重城乡移民的文化特性,可以在农民工居住密集的社区开展一些乡村特色的文化活动。这些民俗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丰富城市文化,促进城乡文化交流。当代中国城市实际上也是一个文化大熔炉,多样化文化的交汇与融合还会产生很多新的文化要素。
(三)借鉴美国经验,加强城市文化的吸引和宣传,建设文化融合机制来推进文化融合
首先,我们应增强城市文化对城乡移民的吸引力,加大其在城乡移民中的宣传。城市文化中民主、自由、对生活质量和品质的追求,城市生活的便捷化这些都对城乡移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其次,我们应着力建设文化融合机制,随时随处宣传城市生活理念,宣传现代化便捷的城市生活方式。利用已有文化资源对城乡移民免费或低价开放,以提高城乡移民的文化层次,以达到一方面消除原有城市居民固有的对农民工的排斥和歧视,另一方面让城乡移民意识到作为一名城市建设者的自豪感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付美榕.美国移民政策动因分析[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3,(4).
[2] 蓝强.论美国移民政策的演变[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4).
关键词:媒介融合实验室;建设意义;解决思路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0-0150-02
随着媒体在媒介融合方面的大胆尝试和探索,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媒介融合是大势所趋,是对现有媒介生态的巨大变革。这对目前我国高校的新闻教育无疑提出了新的要求。2007年,南京大学金陵学院开设了国内首个媒介融合专业(方向),拉开了我国高校传统新闻教育向媒介融合转型的序幕。在媒介融合专业的教学设施中,媒介融合实验室建设是一个重点,它关系到该专业实践教学能否顺利展开。
一、媒介融合实验室的建设意义
什么是媒介融合实验室,目前还没有一个标准的概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高钢教授认为,媒介融合实验室应具备多功能、可扩展、融合性的特点。多功能是指该实验室能承担过去多个类型实验室才能承担的教学工作;可扩展是指该实验室能根据未来的需求进行修改、更新,增加新的功能;融合性指的是该实验室不仅是一个小型的媒体信息的采集中心,还是各类信息的加工中心和中心。
建设这样的实验室,对于我国高校新闻学院来说,无疑能极大地提升教学效果。新闻专业属于应用文科,实践动手性很强。如果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内容,课后就能在实验室里转换成自己的成果,而且基本上都是在一个实验室里面进行的,这样的体验无疑能大大激励学生的学习热情,鼓励学生更多地去自助式学习和实践。
这样的实验室还能扩展教师的科研范围,提高科研水平。媒介融合实验室本身就是多种媒体的集合,能在一个实验室完成多个媒体产品的制作,还具有高度的扩展性。这就让高校教师“足不出户”就可以研究相关问题,可以大大减少去传统媒体做调研的时间。另外,媒介融合实验室使得高校媒体的实力大大增强,当越来越多的院报、院刊、院系网站、学生电视台甚至移动媒体的出现,也为教师科研提供了大量的新的研究对象和素材。
随着越来越多新闻院系师生媒体的顺利运营,这些以学生记者为主、教师指导、学校监管的学生媒体,其受众数量、点击率、关注度很有可能要大于传统意义上的校园媒体。如果在管理机制上有所突破,能吸引赞助商、广告商的参与,还会给这些新媒体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彻底改变校园媒体一切依靠学校的运营模式。
二、媒介融合实验室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建设新实验室与改造原有实验室的问题
建设媒介融合实验室必然要考虑原有实验室的利用问题。就笔者所了解的情况而言,目前国内重点院校的新闻学院普遍都投入巨资建设起了自己的专业实验室,甚至很多二本、三本院校的新闻系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实验室。现在是再继续投入巨资新建媒介融合实验室还是对原有实验室进行改造,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问题。
媒介融合实验室的构成内容主要有硬件(包括服务器、客户终端、网络交换机等设备)、软件(主要指媒介融合系统)。如果原有实验室本身就是新建的实验室,原有的服务器、终端机、交换机等设备也较新,性能也较强,那么完全可以再现有设备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再开发,从而避免了设备的闲置和浪费。需求单位只需有针对性地购买软件系统即可快速组建新的媒介融合实验室,从而极大地节约了成本,提高了实验室的建设效率。如果原有设备比较陈旧、性能较差,那么最好还是购买新设备和系统。这种方案的优点是设备新、功能强,能打通原有各实验室;缺点是投入大、费用高,没有充足的财力预算恐怕无法承受。
(二)一次性购买与分阶段开发系统的问题
国内媒体融合系统非常少,就笔者所了解的情况,目前仅烟台日报等少数几家报社联合软件公司开发了基于报社的媒介融合系统。高校中仅南京大学金陵学院新传媒系正在联合北大方正开发用于实验教学的媒介融合系统。笔者在烟台日报考察了解到,该系统仅服务器和网络设备的购买费用就超过5000万元。而南京大学金陵学院新传媒系开发的媒介融合系统,其出售价也高达数百万元,这绝非国内高校新闻院系可以承担的。
即使是将来媒介融合实验室系统价格有了大幅度的下降,这里还涉及到系统合不合适的问题。如果系统中有大量的内容、功能在购买单位无法发挥效用,那么这样的系统对于购买者来说也不是合适的。
如果无法支付一次性购买所需的大笔资金,又想建设自己的媒介融合系统,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联合相关的软件研发团队、软件开发公司,与其共同开发一套针对自己的系统。这样的系统最大的优点是费用会比较低且有针对性,但缺点是开发出的产品不够成熟,稳定性、兼容性等都会打折扣。另外,具备这样开发实力的团队或公司也少之又少。
(三)利用免费社会资源与自有资源的利用问题
建设媒介融合实验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在学校实验室内就能够熟悉未来业界融合新闻的业务流程,模拟新环境下各种媒介形态产品的策划和制作,提高学生的多媒体操作技能,培养学生在全媒体环境下产品整合开发的视野和能力。为达到该目的,高校新闻院系购买仪器设备,建设自己的实验室是一条有效的路径。但除了利用自己的力量外,高校还应该合理地利用已有的各种社会资源,特别是免费的资源为自己服务。
目前很多媒体都在利用博客、微博、移动媒体信息。让高校新闻院系建设自己的博客、微博甚至手机信息系统,让学生在这方面得到训练,这对国内大部分新闻院系来说都不大可能。但这并不代表高校在这方面就无能为力,完全可以将社会上已经非常成熟且功能强大的免费博客、微博、SNS网站等资源引入实践教学,让学生自己建立相关的信息平台并定期进行信息。在这样的网站上,学生不仅要处理文字,还要编辑图片、视频、音频等,实际上也算是一个迷你型的媒介融合实践教学平台了。善于利用社会上的这些资源,无疑能极大地节约高校的成本,还能让学生及时与社会进行接触,是一举多得之举。
三、建设媒介融合实验室的思考
无论是购买成型的媒介融合实验系统,还是请人开发系统,目前来说都不是一个合适的时候。一方面目前可供选择的成型系统非常少,即使有也是价格极昂贵,且不成熟;另一方面,请人开发也非常困难。目前国内具备开发媒介融合系统实力的公司极少,少数几家公司开发的产品在业界才开始试用,很难照搬在学校实验室使用。
虽然困难很多,但这并不意味着高校就无法建设媒介融合实验室。究竟如何建设,从哪入手,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回到建设该实验室的目的。为达到该目的,笔者认为建设媒介融合实验室没必要一步到位,可以分为两步走:
第一步,应该建设自己的多种媒体的信息平台。如果没有信息平台,即使花费巨资购买一套媒介融合系统,也远远不能发挥出它的功效。这里所说的信息平台,指的是各种媒体的信息媒介,如报纸、电视台、网站等。比如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有九大实践基地:《哥伦比亚密苏里人》日报及其网络版、《VOX》周刊及其网络版、KOMU-TV(美国国家广播电视台NBC下属地方电视台)及其网络、KBIA-FM(美国公共广播NPR下属地方电台)、《IPI全球记者》(IPI Global Journalist)、MOJO广告社、Radio Adelant(西班牙语广播电台)、MDN(密苏里数字新闻)、和 (新闻网站)。学生在校的日常实践即可在各种媒体开展,主要由学生制作的新闻节目有各种不同的渠道,这无疑使提高学生应用能力的目标落在了实处。
我国部分重点高校的新闻院系目前也逐渐有了自己的新闻媒体,如院报、网站等。如何将这些媒体打造成信息量大、关注度高、新闻院系学生高度参与、具有一定影响的媒体,这是我们应下大力气思考和解决的一个问题。从成本上来讲,创建小型的学生报社、新闻网站、学生网络电视台、学生广告公司的投入并不高,关键在于后期的经营管理问题上。
第二步,在建设好第一步的基础上,建设媒介融合实验室才有实质意义,能够让学生在实验室内进行多媒体新闻的制作编辑和。否则,光有一套先进的系统,却没有各种信息的渠道,仅能让学生在实验室内做一些简单的模拟演示,其实际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第一步做好了,学生能在各种媒体得到应有的锻炼,即便是没有建设媒介融合实验室,其影响也不大。笔者认为,就高校新闻院系而言,在各种已有媒体基础上建立的媒介融合实验室,其意义仅仅是“锦上添花”,但更重要的是应下大力气去建设各种信息平台。
总之,新闻院系在建设媒介融合实验室的时候,应明确该实验室的建设目的,现阶段应下大力气建设好、使用好自己的各种信息渠道,同时应尽量利用社会上现有的各种免费资源。在此基础上在将来建设媒介融合实验室才有实质意义。
参考文献:
[1] 邓建国.管窥美国新闻传播院校媒介融合课程改革中的经验与教训――以南加州大学新闻系的试错为例[J].新闻大学,2009(1).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闻传播教育;走向
近年来,媒介的融合发展,使得新闻传播人才的社会需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对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严峻挑战。为应对媒介融合变局,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亟须走出固有的狭隘的人才培养思路,建构全新的育人、育才理念,主动融入时代大潮,服务社会。其中,突出学科价值,培养职业新闻传播者,导引传媒经济发展,培养传媒职业经理人,助推社会进步,积极开展公民媒介素养,应该成为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主要发展走向。
一、突出学科价值,培养职业新闻传播者
媒介的融合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新闻传播的进入门槛,越来越多的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也能够比较方便地加入到新闻信息传播活动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专业化的新闻传播教育就不需要了,未来的新闻传播业仍然要靠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来主导。因此,培养职业新闻传播者,仍是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重头戏”,这也是其学科价值所在。
(一)传媒技艺教育与人文社科知识传授并重。媒介的融合发展,使得新闻传媒业越来越需要具备“全套”传媒技艺的职业新闻传播者。因此,加强传媒技艺教育对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来说非常重要。相对于单一媒介的新闻采编人员而言,融合媒体的编辑、记者需要掌握交叉使用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传播手段开展新闻报道的能力。所以,高校今后的新闻传播实务类课程要适应媒介融合的要求进行调整,培养学生具备多种媒介业务操作技能。
在日常的新闻报道活动中,新闻工作者需要处理的信息常常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广泛领域。记者、编辑只有具备宽广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视野,才能得心应手地驾驭和把握这些不同种类的信息,更有成效地完成新闻报道工作。我国不少老一辈新闻工作者都认为记者应该是个杂家,需要具备多种学科知识。实践表明,单纯注重媒介技艺而轻视人文社科知识的传授,将使学生在专业上缺乏长远发展潜力。新闻工作者业务上的专、精、深,往往需要多学科素养作铺垫。特别是传媒业的数字化发展,弱化了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的技术性要求,使得普通人略微花点时间也能掌握新闻传播的一般性技能。但是,将新闻报道做精、深、透所需要的相关人文社科知识素养却并不是一时半刻就能迅速堆积起来的,而是需要系统化的学习和久长时间的消化、吸引和积淀才能形成。因此,在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在培养职业新闻传播者时需要将传媒技艺教育与人文社科知识传授并重。
(二)新闻职业精神传承与业务实践能力训练兼顾。在媒介融合趋势下,随着非职业新闻人的信息传播活动的增多,职业新闻传播者更加需要良好的新闻职业精神和专、精、深的业务实践能力以体现比较优势,确立自身的社会存在价值和意义。因此,高校新闻传播教育需要兼顾新闻职业精神传承与业务实践能力训练。
随着媒介的融合发展,今后新闻工作者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同业竞争,职业压力与职业风险将越来越突出。在这种情势下,良好的新闻职业精神,是新闻工作者能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履行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职能,有效服务社会的重要保障。新闻传播教育要向学生传递新闻职业信仰,教给他们应该遵守的行业规则和职业伦理;要让他们树立对新闻事业的责任感、事业心,传承前人优秀的新闻职业精神、职业理念和职业风范。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对自己未来职业的要求和使命有明确的认识,才可能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自觉抵制各类不正之风,成为有社会责任感的职业新闻工作者。另外,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一定要杜绝片面的理论说教,要让理论与实践以合适比例相结合,重视学生业务能力的培养。“建立一套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新的课程体系成为新闻院校的重要课题。”[1]不仅要培养和锻炼学生采、写、摄、录、编等多项业务技能,还要让他们在实践中去深化对新闻传播规律、媒体运行规律的认识,建构新闻传播职业修养。
二、导引传媒经济发展,培养传媒职业经理人
从长远看,媒介的融合发展消除了传媒业固有的业态分隔,有利于我国传媒业的资源整合和资本重组,从而为传媒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传媒经济的繁荣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不过,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和传媒经济的繁荣,归根结底离不开人才保证。随着媒介的融合发展,传媒业已经由依赖名记者、名编辑的时代进入了更加需要出色的媒体经营者的历史新时期。因此,关注传媒业发展变局,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种对策研究,导引传媒经济发展,培养传媒职业经理人,应该成为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一个重要走向。
(一)关注传媒业变局,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种对策研究,导引传媒业发展。媒介融合不仅消除了不同形态媒体间的行业壁垒,同时也促进了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娱乐、电子通讯间的产业融合。习惯了“划地而治”和有等级差别的中国新闻媒体如何适应媒介融合的需要进行改革,突破现有的体制束缚和区域限制、行业限制,进行跨地区、跨行业的整合,以推动整个传媒业的加速发展,需要理论界能够及时给以指引。我国现有的新闻媒体中报刊部分是事业单位部分是企业组织,广播电视都是事业单位,出版社和网络公司则基本是市场化运作的企业组织。众所周知,事业单位与企业组织之间存在着角色冲突,二者融合到一起,该怎样发展?传媒业的融资问题如何解决?政府有关部门又如何划分监管权限、履行监管职责?这些都需要有相关的对策研究提供支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机构无疑可以借助自身的学术资源优势,有效地分担上述难题,进而导引中国传媒业的发展。
(二)培养媒体职业经理人,推动传媒经济走向繁荣。从国际趋势来看,中国传媒业要在媒介融合环境下获得充分发展,必须借助资本市场这一杠杆,运用资本运营手段来筹措资金、加速扩张。同时,中国传媒业运行的侧重点也要由新闻采编、报道策划转移到经营管理上来。随着传媒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和国内外传媒竞争的日益加剧,中国传媒业日渐意识到经营管理对其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显要作用。但是,长期以来中国传媒业的经营管理非常滞后,适应市场化运作的传媒经营管理人才极度短缺。“而我们当前新闻媒介缺乏既懂新闻业务又懂经营管理的高层管理人才、既擅长新闻采编又精于策划组织的中高层新闻人才。”[2]中国传媒领域迫切需要既懂新闻业务又懂经营管理的人才,特别是需要大量完全意义上的优质传媒职业经理人来为媒体服务。在当今中国,传媒业往往既承载着意识形态宣传功能,又担负着公共文化服务任务,还履行着产业经营主体职责,传媒业在发展中需要兼顾意识形态、社会责任和媒体利益等多重诉求间的平衡。因此,中国的传媒经营管理人员一般需要具备三方面能力:一是有政治头脑和国情意识,具备把握政策走向的能力;二是熟悉新闻业务,懂得采编业务的具体运作;三是媒体经营管理的能力,深谙管理、营销、财会、金融投资等经管知识。特别是随着媒介融合进程的深入,中国传媒业越来越需要熟知国情,懂得新闻业务知识,具有一定经营管理理念及技能,以媒体经营管理为职业的传媒职业经理人。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要主动顺应这种迫切的社会需要,将培养传媒职业经理人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发展取向。
三、助推社会进步,积极开展公民媒介素养教育
随着传播科技的飞速发展,由传媒系统所建构的媒介环境,己经成为人类社会继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之后,又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环境系统。它影响着人们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甚至形塑着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世界。而媒介融合的推进,进一步加深了人类社会媒介化的程度,使得人们对媒介环境的依赖度继续增强。人们不知不觉间习惯了依照媒介所构建的“拟态环境”来认知社会、理解社会,并据此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在这种情势下,媒介素养即具备合理使用媒介和有效利用媒介的能力,对于生活于媒介化社会中的每位公民来说日益变得重要。近年来国内频发的各类公共危机事件中种种令人痛心疾首的局面,让人们见证了公民媒介素养缺失的可怕性。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大众,都需要具备相应的媒介素养,因此,加强国民的媒介素养教育已刻不容缓。在目前公民媒介素养教育主体缺位的情况下,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教学机构理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责任,成为公民媒介素养教育的前沿阵地。
媒介素养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早期的媒介素养主要是使用语言文本的能力,随着电子媒体和新媒体的发展,媒介素养逐渐从使用声音、视频媒体的能力发展为使用多媒体的能力,尤其是使用网络和手机等新媒体的能力。同时,媒介素养的层次也从当初简单的读写能力,发展到能够理解媒体内容和形式后面的权力关系,能够赋予各种符号以意义,并使别人能够理解。在媒介融合时代,拥有良好的媒介素养,意味着掌握了一套观察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有效手段,意味着具备了一种把握世界和介入世界的理想方法。它要使人们形成对媒介所传递的信息既能理解其意义,又能独立判断其价值的认知结构,并具备一定的创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媒介素养教育是以解决他们如何与媒介相处的教育,既要培养他们认识媒介、理解媒介的能力,也要培养他们运用媒介的能力。“在资讯日益发达、人际网络日益紧密、媒介生产环节日益为受众所熟悉的今天,受众不仅仅要行使自己作为媒介内容消费者拥有的反馈的权利,而且要行使一定程度参与媒介制作的权利,至少在某个制作流程上可以发挥一定作用”[3]。在当今信息化社会,公民媒介素养已经成为公民文明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民媒介素养的普遍提高,不仅对中国传媒业的发展是一件幸事,对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件幸事。综上所述,面对媒介融合发展态势,我国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应该主动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锐意改革进取,努力开拓创新,积极调整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思路,探索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路径。只有这样,我国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才能走向广阔的天地。
参考文献:
[1] 黄楚新.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教育创新[J].当代传播,2010(6).
关键词: 手机媒体; 大众传播; 培养理论
媒介,作为信息传递、交流的工具和手段,在人类传播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媒介为公众营造的媒介环境如何、为公众提供多少的信息量、能起多少公众的共鸣、激起多少的民意都是制约一个社会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然而,无论在任何社会制度、社会发展的任何程度都有一个客观不变的媒介意义:媒介即讯息。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他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1]
手机媒体即是如此。在全媒体时代的今天,手机媒体被视作继网络媒体之后的“第五代媒体”,实现着向大众传播领域不断渗透的媒介新功能。随着手机媒介技术的不断更新和进步,从手机短信的一对一发送到一对多群发;从手机与网络媒体的融合探索,到三网融合的不断深入和实现,手机媒体已经超越其通讯的基本功能具有了传播媒体的特点和传播模式。尽管,最开始的手机,仅是作为一种通讯工具走进人们的视线。
1手机媒体培养理论基础
“培养理论”也称为“培养分析”、“教化分析”、“涵化分析”,其基本观点是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影响,由于大众传媒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正在出现很大的偏离。而社会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和发展下去,就需要社会成员对该社会有一种“共识”,也就是对客观存在的事物,重要的事物以及社会的各种事物、各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要有大体一致或接近的认识。[2]
社会实际是,手机媒体逐渐继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之后,逐步显示出其创设“拟态环境”的功力和强势劲头。据统计,目前全国有4亿多个手机主人一年通过拇指了4000亿条信息,单从信息发送量,我们即可看出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依靠手机短信与其他社会个体、群体进行沟通。除了手机短信,手机报、各种软件客户终端的不断升级、手机网络的链接和手机自媒体的快捷实用等等,都使公众渴望达到的传播效果得以最快、最方便的实现。公众越来越多的依靠手机的强大功能实现信息的获取、传递、信息、观点呈现、自媒体传播等传播活动,那么,公众就越来越多的依靠手机媒体来培养他们的“媒介环境”,在新媒体营造的氛围中进一步认识社会,在原有基础之上一定程度修改社会传播准则,开始在新媒体基础之上制定新的传播规则和模式。
手机媒体本身具有的媒介优势,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在大众传播中所占有的地位。
2手机媒体对培养理论的实践意义
2.1 手机短信的传播及构建功能。手机短信新闻的传播分为两种,第一类的传播类似传统媒体,主要以定制文本信息为主,比如新闻、天气预报等,有重大比赛的时候还可以定制实时战况播报。第二类传播类似交互式,新闻的传播整个过程由所有参与者共同完成。一种媒介要成为大众媒介, 它首先必须具备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功能是传播新闻、提供信息。手机短信的新闻传播功能是它成为新媒体的首要条件, 也是它得以发展的根本动力, 但目前手机短信的新闻传播功能还远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利用。[3]
从这个角度看手机短信也具有传播新闻的传媒功能。通过一对一、一对多的小众传播不断扩大传播范围,最终在全社会成员中形成不小的影响。新闻传播又多了一条途径,而且是更容易实现的途径。这当然对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造成不小的压了。手机传播新闻优势在于以下几方面:及时性是最大优势,它可以由手机持有者随时记录身边发生的大事小情,并在第一时间传向外界公众,特别是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中,手机传播的及时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就是手机传播的传者范围不断扩大,这也是其他传统媒体无法具备的优势。
手机通过短信功能,同样起到了培养舆论环境的重要作用。 如上文所说,手机信息成为重要的新闻来源,在传播中展现的信息途径成为人们了解外界社会的窗口。所以,其为公众构建的舆论环境也日渐与其他媒体构建的媒介环境融合。所以,只有媒介技术不断发展之下的媒介变革及新媒体的出现,媒体的构建功能才能被发挥的更加深入,公众眼中的媒介环境才会离现实环境越来越近。
2.2 其他手机客户终端的媒介构建意义。 除了手机短信,手机报、手机视频、手机广播、手机杂志、手机搜索、手机定制信息功能也在构建媒介环境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重要功能的发挥是在三网不断融合的背景前提之下,手机的客户终端不断升级并且不断和互联网接轨,其信息覆盖面不断扩大,同时也具有了网络所具备的几乎所有功能。那么,手机的媒介潜力绝对是不容小视的力量。“第五媒体”在互联网的基础上拥有自己的优势和传播效能,对于媒介环境的构建产生了新的意义。
随着传媒面临的市场逐步“碎片化”,有学者指出,电信网、互联网、广电网“三网融合”的实现程度不断深入,手机屏、电视屏、电脑屏也将渐渐实现融合。利用更广阔的平台和资源,手机媒体将迎来新的机遇,充分发挥自身移动全媒体的优势,以三屏之间的资源优势互补,推动实现自身价值的大幅提升。[4]
参考文献
[1] 《传播学教程》 郭庆光 148页 “传播媒介的性质与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传播学教程》 郭庆光 226页 “培养理论关于社会与传播的基本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一、具备互动传播的思维
1.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媒介之间的界限逐渐消解,传统媒介中的人力资源也出现了跨媒体调配的新景象
2009年和2010年,中国大连门户“天健网”协同大连移动电视共同举办了两届“大连视频主持人大赛”,在社会上反响强烈。“视频主持人”本来就是媒介融合时代应运而生的产物,因此活动主题本身暗含了“选拔全媒体时代主持人”的内势语。在这两节比赛的举办过程中,新旧媒体联动传播,人才流动也打破了传统的部分限制,取得了良好的实际效果。全媒体时代正是要求新闻从业人员具备互动传播的思维,即实现资源的整合与合理分配。从更广泛的角度上说,除了人才间的沟通与流动,新闻原坯、媒介素材、媒介产品等都可以在媒介间交流与使用。
2.由于Web2.0网络技术革命所奉行的互动理念对传媒业的深刻影响,如今已经形成了“受众为王”的传播现状
回归到“使用与满足”理论,受众是处于某种需要而使用媒介的个人。在当今的传媒语境下,受众更加重视自我诉求的开发,伴随着互动电视等新传播技术手段和媒介终端的开发,受众会逐渐远离那些单向传播、缺乏互动机制的传播媒介和媒介内容。因此,记者在采编稿件、制播视频影像的过程中,要始终具备互动传播的思维,充分重视受众的互动需求。诚如美国密苏里大学迈克・麦金教授所说的那样,在媒介融合时代,传统媒体应当“嵌入到个人的空间中,在媒体与公众之间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
二、掌握跨媒体传播手段
早在上个世纪末,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媒体就已经开始了媒介融合的尝试,与此同时出现了诸如 “超级记者”“背包记者”一类的称谓。在重大事件的报道中,一名记者常常身兼摄影、摄像、出镜、采访等数职,既体现了新闻采访与报道的“一体化”,也大大节约了新闻生产的成本。而在另一些重要的报道场合,一些电视记者又身兼着同时为报纸或其他媒体报道新闻的重任。由此可见,西方的“全体媒体记者”实践比我国早很多。
随着“媒介融合”技术和观念在我国的开展和普及,网络广播、网络电视台、网络报纸、手机报纸、手机电视等新的媒介形态涌现出来。由于人才短缺,这些新型的“融合媒介”往往需要向传统媒体吸纳人才,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之间形成了人才内流且内部循环的状况。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掌握跨媒体传播手段就成为了新闻记者的必修课。
2008年,烟台日报传媒集团率先实现了记者在集团内的统一调配。记者不再向传统媒体时代那样局限于向某个单一媒体供稿,而是转向多个全媒体终端。2010年,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了全媒体新闻部,实行“24×7”的多媒体信息模式。
可见,掌握跨媒体传播手段、做一名全媒体记者已经成为传媒业发展的题中之义和迫切需求。
三、发扬“求快”的精神
人们曾一度质疑,在这条信息高速公路上,还有哪种传播媒介的新闻速度会比网络媒介更快?笔者认为,事实上比较谁更快是毫无意义的,而各种传统媒体争相“求快”才是全媒体语境下值得肯定和发扬的。全媒体时代的媒介既是融合也是竞争,谁能把握住时间,谁就占据了信息传播的制高点。这就要求新闻记者必须在采写、评论、策划等各个环节上求快,力争将第一手的信息在第一时间传播出去,先声夺人。
200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并获博士学位,现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邮编361005)。
电邮:
2009年7月31日,科技部、广电总局和上海市共同启动了“下一代广播电视网络(NextGeneration Broadcasting,NGB)”的示范项目:以此为标志,NGB开始走向实施阶段。此时,距离2008年1 2月4日“部局合作协议”的签署,才不过短短8个月。相比几年前的IPTV,这个节奏多少透露出了几许“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在政策制订和产业推进的同时,关于“三网融合”的讨论声音也始终不断。罗小布提出澄清基本概念的想法(参照阅读:本期罗小布专栏P28~P37),使我联想到科学史上曾经发生的澄清基本概念的情形――往往是在学科范式尚未确立的时期,或者是科学革命即将来临的前夜,而在“常规科学”的阶段,科学共同体通常不会去质疑基本概念。
既然NGB是“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其技术被寄予的革命意义毋庸置疑,由此而对我们习以为常的基本概念进行反思,看来确有其必要。笔者以为,重新审视“广播”、“带宽”以及“融合”等三个基本概念,是理解NGB的关键。
NGB还是不是广播?
广播兼具技术和社会的双重含义,NGB对“广播制度”的颠覆性创新亦从这两个维度展开;所以,建设NGB绝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富有社会意义的系统问题。
与近年来热议的下一代网络(NGN)、下一代互联网(NGI)以及IPV6等诸多“下一代”新技术相比,已经走过百年历程的“广播”显得有些古旧。
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商用的电台广播,到30年代走向商用的电视广播,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若干次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陆续进入“黄金时代”。当时的“广播”,不仅代表一种向大规模受众传递声音和影像的技术手段,更象征着工业社会形成的向大量聚集(尤其是聚居在城市)的“大众”(mass)传递信息(以单向传递为主)的制度。(文中红色突出显示效果为编辑所加,下同――编者注)
上个世纪广播制度的形成具有技术方面的原因,即模拟的开路发射技术无法精确限定接收者的权限;也有社会方面的需求,即工业社会向大众传递同样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是精英集团整合并掌控社会的需要。在这样的技术与社会条件之下,形成了以中央化的传播与个性化的接收为基本矛盾的现代广播制度(Williams,1974),而商业广告赞助和征税成为解决这个基本矛盾的两种主要手段,并相应地形成商营和公营两种主要的广播体制。
由此可见,广播具有技术与社会的双重含义。
在实现数字化转换之后,有线电视网在技术层面上与传统广播网已经具有显著区别:由于能够精确控制接收者的收视权限,因而不只能够向“大众”进行“广泛”播出,而且能够精确地向特定“小众”进行“窄播”;与此同时,由于能够实现即时双向互动,也不再限于单向的“放送”。有线电视城域网在完成数字化整体转换的基础之上,通过采用大规模汇聚路由器(ACR)以及基于新数据接口标准(DOCSIS3.0)的一些技术,已经能够以较大的带宽提供点对点的双向交互功能,从上海嘉定试验网初步实现的某些互动业务,人们依稀可以看到NGB浮现在地平线上的曙光,然而这才仅仅是一个开始。
在物理网络方面,NGB与电信网络已经没有太大的实质区别,但与传统“广播”网却有着本质差异。作为对广播技术的革命,NGB可以向下兼容广播功能,但显然不是传统“广播”网。由此看来,NGB中的Broadcasting只能解读为一种行业立场:这是以广播电视部门为主导、以现有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尤其是有线电视城域网)为改造对象的“三网融合”方式。
既然NGB有行业立场,自然不可避免地要再次面对IPTV在许多国家曾经遭遇过的“IP”与“TV”的技术范式(technical paradigm)冲突。由于执行主体不同、基础条件不同,不同部门在实施网络融合时必然选择不同的路径。与此同时,由于NGB在技术上与传统广播相比已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其社会意义也将随之发生新的调整,这势必要求运营商不能再以广播的思维模式来运营NGB。
基于上述对“广播”基本概念的反思,可知建设NGB的目标给广电运营商提出的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更是一个系统问题!那么,广电部门应该采取怎样的融合策略,才能有效地改造广播基础设施并转换运营思路,从而真正实现“三网融合”的NGB呢?
带宽与宽带
带宽(bandwidth)是网络的物理属性,宽带(broadband)互联网接入是基于网络应用的用户业务;但NGB的意义不是增加了多少带宽或增加宽带业务,而是带来了基于视频的流畅互动体验,后者才符合用户的新媒体消费行为特征。
宽带接入需要网络带宽,带宽是网络性能的重要指标,这是常识。曾经听到某运营商谈及NGB时说,“NGB是对广电网络的全面升级,升级之后网络的带宽得到极大改善,使我们能够提供更多增值业务尤其是宽带业务,从而具备与其他运营商全面竞争的可能性。”――笔者对这个观点感到有些疑惑,改善网络性能是为了什么?按照罗小布的说法,运营商其实更应该重新反思用户的需求。用户究竟需要什么,无限增加带宽的宽带接入吗?
记得互联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刚刚在美国走向商用的时候,WWW曾被戏称为“waiting(等待)”、“waste(浪费)”和“waffle(闲聊)”,足见互联网起步阶段的情形:用调制解调器通过电话线上网,速度奇慢费用极高,而且内容很少。刷新一次网页需要用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在讨论区看帖、发帖已经勉为其难了,更不要奢谈网络视频。相比80年代的广播电视,当时的互联网在性能上显然有许多不足,我国上世纪90年代也是类似情形。可令人费解的是,人们竟然喜欢互联网!
今天互联网已经深入社会各个角落,以至于1PV4拥有的2-1地址资源即将被分配殆尽。2009年6月30日,中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3.38亿(CNNIC,2009)。如果说带宽是制约网络发展的因素,那么互联网怎么会有今天的大好局面?
笔者以为,互联网能够迅速发展,根源在于用户体验!
互联网提供一种无限的可能,让用户高度卷入地在赛博空间(Cyberspace)中邀游探索。这种用户体验,正是基于传播方式的根本变革:从集中单向的广播转向互动式去中心化的传播。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渗透,这种双向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逐渐塑造了一种所谓“参与式文化”或者俗称“前倾式文化”。以往大众传媒的受众养成的习惯是:仰靠着沙发被动地从报纸电视获得娱乐和资讯。与这种“后仰式文化”相比,“前倾式”文化需要用户投入 更多的注意力去主动参与。电视机从没有遥控到有遥控、电视节目从“观众call in”栏目到草根选秀、互联网应用从以网站提供内容为主的Web1.0走向以网站提供互动平台为主的Web2.0,推动新媒体发展的是用户的参与精神!
一个偶然但鲜明的例子是,《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引起的“贾君鹏”现象,正是海量用户参与下的传播爆发力体现――这则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的火爆“水帖”提醒我们:用户需要的是参与,注重行动本身所体现着的存在,而不是内容所具有的符号含义,这构成了用户新媒体消鼻行为的基本特征。
回顾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带宽尽管很重要,但也要联系具体服务谈带宽才有意义。如果宽带业务提供的仍然是集中供给的内容,那么运营商提供再多的带宽也无济于事。试想,内容严重同质化的电视节目从30套增加到300套,对用户又能增加多少吸引力?所以,来来NcB的接入网带宽会有显著改善,但怎样用好带宽更重要!
综观广电与电信的历史,有线电视网络在用户带宽方面曾经具有的优势并没有带来竞争胜势。因此,对于广电运营商来说,不必执着于带宽,更不必纠结于宽带接入业务以及互联网国际出口的问题(这个问题既非广电的主营业务,也不是用户的真正需求)。NGB对广电的意义。不是增加了多少带宽或者增加了宽带业务。而是增强了用户的互动体验。并且是基于视频的互动――用户的真正需要不是带宽本身,而是通过更加顺畅的信息传输来实现更为真实的“人机互动”和“人际互动”。
融合与分离
网络不允许地方割据,必须互联互通 只要地方与中央的利益博弈格局没有根本改变,网与台很难改变“名分实合”的局面这是直接关系到“统一标准、全程全网”能否真正实现的问题
关于融合,前人的论述虽然已经很多,而要理解NGB,却还需反思融合。罗小布提出区别媒介与媒体的观点,对于认识融合概念是有启发意义的;其意义在于:应对媒介与其承载的内容进行区分。麻省理工学院比较媒介研究中心主任Jenkins(2006)对融合的理解是:“内容跨媒介平台的流动、媒体产业之间的合作以及媒体受众的迁移行为。”
无论是视频内容从广播网向电信网的流动,或者语音通话从电信网转向互联网,都属于媒介融合之后常见的情形。对比通常讨论的多层次融合的观点,Jenkins强调的是对媒介与内容的区分,从而引出融合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媒介平台要互联互通,这是需要兼容标准来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内容要自由流动,这是需要监管政策来解决的问题。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相互联通因而能够彼此交融。可见,要实现融合,不仅需要解决技术标准的兼容问题,更涉及监管政策和部门利益问题。许多国家在IPTV行业监管方面发生“IP”与“TV”的冲突,其根本原因就是内容流动引起用户迁移,从而带来利益格局的调整问题。
目前讨论最多的融合,主要是关于计算机产业、通信产业与内容产业之间的合作问题。澳大利亚昆士兰理工大学的Terry Flew(2008)认为,未来一定时期的融合问题也还是这三个产业的合作问题(如附图所示)。
无论是“三网融合”还是“N网融合”,首先都需要解决物理层与业务层的分离,物理网络具有自然垄断属性,业务则需要鼓励竞争。将物理网络的差异对业务的可能影响屏蔽掉,也正是基于软交换的NGN的核心精神之所在。笔者以为,影响未来NGB实施的主要因素很可能在于“网台分离”政策的执行问题。2008年“1号文”关于“加强市场培育与监管”的规定,第一条就明确提出“转变广播电视运营方式,推进实施网台分离,形成适应数字化发展需要的广播电视运营机制”。网台分离不是难以理解的理论问题,而是难以执行的实践问题,这似乎已是政府、业界以及学界的共识。
在广播时代,广播电视网以城域网为主,其性能与规模的关系还不是十分密切,虽然网络规模通过运营成本能够间接影响网络的绩效,但是并不存在显著的网络效应。然而,NGB不是传统广播网,用户之间需要互动,这使得网络具有了外部效应。从理论上讲,用户越多网络越吸引人。对于NGB所能提供的基于互动的各种增值业务来说,网络规模具有重要意义。改善网络性能需要扩大网络规模,即便不能全国统一,也要尽量鼓励跨地区兼并。试想在网台结合、地区割据的条件下,各项业务如何能够自由地跨地区、跨媒介平台流动?
网络不允许地方割据,必须互联互通。只要地方与中央的利益博弈格局没有根本改变,网与台很难改变“名分实合”的局面。这是直接关系到统一标准、全程全网的能否真正实现的问题。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