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的实质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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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物多样性的实质范文

关键词：铁皮石斛；多糖；微生物发酵；抗氧化活性

中图分类号：S567.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7）10-1934-03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7.10.033

Study on the Extraction and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Dendrobium candidum Polysaccharides Obtained by Microbial Fermentation

AN Quan1，XU Dan-ni2，LI Guang-min2，WANG Lian-chun2，LI Meng2，SU Ning3，WANG Chang-tao2

（1. Yunnan Baiyao Group Co.， Ltd.， Kunming 650504，China； 2. Beijing Industry and Commerce University Faculty of Science/Beijing Municipal Key Laboratory of Plant Resourc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eijing 100048，China； 3. Cosmetics Technology Center of China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Institution， Beijing 100176，China）

Abstract： Using microbial fermentation method to extract polysaccharides from Dendrobium candidum，solid-liquid ratio and fermentation pH were selected as single factors for polysaccharides extraction，and to evaluate the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polysaccharides in vitro. The optimum conditions obtained by two factors and three levels orthogonal method of Dendrobium candidum polysaccharides extraction were as follows：the solid-liquid ratio was 1∶90，the pH value was 5，the polysaccharides extraction ratio in this condition was 42.86%；experiments were operated on scavenging the hydroxyl radical，DPPH radical and superoxide anion radical of the polysaccharides extract by microbial ferment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crude Dendrobium candidum polysaccharides had certain antioxidant activity and the antioxidant activity showed dose-effect relationship at selected concentrations.

Key words： Dendrobium candidum； polysaccharides； microbial fermentation； antioxidant activity

石斛是中传统名贵药材，有较好的药用价值。铁皮石斛为其中之极品，为兰科石斛属附生草本植物类[1]。铁皮石斛中含有的主要活性成分为石斛多糖、石斛碱、氨基酸、芪类及其衍生物以及多种挥发性成分，多糖是其最主要的有效成分，具有增强免疫、抗疲劳、抗氧化、降血压、降血糖、抗肿瘤等作用[2-4]，在化妆品原料开发中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5]。石斛多糖是铁皮石斛中最重要的有效成分。提取铁皮石斛多糖有酶提法、酸提法、碱提法、水提法、超声提取等方法[6-8]。本试验采用微生物发酵法研究铁皮石斛多糖的最佳提取条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试剂

铁皮石斛，浙江义乌鲜禾有限公司；乳酸菌，北京川秀科技有限公司；氢氧化钠、盐酸、苯酚、浓硫酸、过氧化氢、硫酸亚铁、水杨酸、DPPH、无水乙醇、抗坏血酸、弱碱性（Tris-HCL）缓冲液、邻苯三酚、D-无水葡萄糖标准品均为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1.2 仪器设备

DHG-9030A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TB-214分析天平，北京富海科技有限公司；RJ-TDL-5A低速台式大容量离心机；LDZX-50FBS立式压力蒸汽灭菌锅，上海申安医疗器械厂；PHS-3CpH计；UVmini-1240紫外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公司；YT-CJ-IND超净工作台，北京亚泰科技仪器技术公司。

1.3 铁皮石斛多糖提取与测定

1）材料预处理。将铁皮石斛样品洗净、晾干，切成1～2 cm长的细段，于60 ℃的烘箱中烘干至恒重。粉碎，过40目分子筛，备用。

2）葡萄糖标准曲线的绘制。准确称取无水葡萄糖0.2、0.4、0.6、0.8、1.0 g加水溶解，于10 mL容量瓶中定容，吸取1 mL各浓度葡萄糖溶液，加入1 mL 5%苯酚溶液，摇匀，加入5 mL浓硫酸，摇匀。5 min后封管，置沸水浴中1 h，取出，冷却至室温，用去离子水代替待测液做空白对照，于490 nm下测其吸光度，以浓度为纵坐标，吸光度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3）生物D化法提取铁皮石斛多糖工艺流程。准确称取一定量的铁皮石斛于锥形瓶中，置于高温灭菌锅中灭菌25 min，于超净台内按照1∶100用量添加乳酸菌，培养箱中培养6 h，灭菌，待其冷却至室温，进行汁渣分离，弃沉淀，得多糖粗提液。从上述粗提液中，取2 mL于离心管中，加入10 mL无水乙醇。冷藏静置1 h，离心10 min，弃上清液。沉淀以80%乙醇溶液洗涤2次，弃上清液，加水溶解，定容至50 mL，得铁皮石斛多糖溶液。

4）铁皮石斛多糖含量的测定（苯酚-硫酸法）。吸取待测液2 mL，另取2 mL去离子水做空白对照，于具塞试管中分别依次添加1.0 mL 5%苯酚溶液，混匀后加入5.0 mL浓硫酸，再次混匀，5 min后封管沸水浴1 h。取出后冷却至室温，在490 nm处测吸光度。

1.4 铁皮石斛多糖抗氧化性的测定

1）对羟自由基清除作用的测定（水杨酸法）。在25 mL比色管中加入2 mmol/L FeSO4 3 mL、 1 mmol/L H2O2 3 mL，摇匀；其中H2O2最后加入并启动整个反应。接着加入6 mmol/L水杨酸3 mL，摇匀；于37 ℃水浴加热15 min后取出，测其吸光度（A0）；然后分别加入一定浓度的待测液0.2、0.4、0.6、0.8、1.0 mL；再分别加入蒸馏水0.8、0.6、0.4、0.2、0.0 mL，摇匀，继续水浴加热15 min，取出测其吸光度（AX）。为消除后加的共1.0 mL待测液和蒸馏水所造成的体系吸光度的降低，方法同上，恒温15 min后测其吸光度（A00），加入1 mL蒸馏水，摇匀后再测一次吸光度（AXX），即A降低=A00-AXX。

羟自由基清除率=[（A0-AX-A降低）/A0]×100%

2）对DPPH自由基清除作用的测定（DPPH法）。取等体积的待测液与2×10-4 mol/L的DPPH溶液混匀（A1）；取等体积的无水乙醇（待测物溶剂）与2×10-4 mol/L的DPPH溶液混匀（A2）；取等体积的无水乙醇与待测液混匀（A3）；反应30 min后，在517 nm下测A1、A2、A3管吸光度。

DPPH自由基清除率=[（A2+A3）-A1]/A2×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葡萄糖标准曲线的绘制

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葡萄糖标准品不同浓度下的吸光度，由葡萄糖吸光度标准曲线（图1），得回归方程y=0.100 2x-0.005，相关系数为0.999 5，表明0.2～1.0 mg/mL葡萄糖浓度与吸光度呈良好线性关系。

2.2 生物转化法中单因素对铁皮石斛多糖提取率的影响

2.2.1 料液比对多糖提取率的影响 选用乳酸菌为发酵菌种，调节pH至5.6，设置料液比为1∶60、1∶70、1∶80、1∶90、1∶100（g/mL，下同）共5个梯度，3个平行组。由图2可知，随着料液比中石斛样品的增加，多糖提取率上升。故取料液比1∶80、1∶90、1∶100做后续正交试验。

2.2.2 pH对多糖提取率的影响 以乳酸菌为发酵菌种，料液比为1∶100，设置pH为3、4、5、6、7共5个梯度，3个平行组。由图3可知，pH为3时多糖提取液出现明显沉淀物，影响试验结果，故作为误差点舍去。随着pH的增加，多糖提取率上升。故取pH为5、6、7作为后续探究试验的条件。

2.2.3 探究生物转化法提取铁皮石斛多糖最佳工艺条件 以微生物发酵铁皮石斛单因素试验结果为依据，以料液比（A）、pH（B）为考察因素，以铁皮石斛多糖提取率为考察指标，根据正交试验设计（表1）进行L9（32）试验，按照表1中的因素设计并进行正交试验，结果见表2、表3。

由表2、表3可知，通过比较极差大小R值可以看出对铁皮石斛多糖提取率的影响因素A>B，即料液比对提取率影响大于pH。各因素最佳提取工艺为A2B1，即料液比为1∶90、pH为5，此条件下多糖得率为42.86%。

2.3 铁皮石斛抗氧化性结果分析

2.3.1 对羟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由图4可知，铁皮石斛多糖对羟自由基具有清除作用，且随浓度的增加，清除率趋近向直线式增长，表现出一定的抗氧化性功效。

2.3.2 对DPPH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由图5可知，微生物发酵法制备的铁皮石斛多糖对DPPH自由基的清除作用明显，且清除率随浓度的增加而增强，具有较好的抗氧化能力。

3 结论

本试验通过探究微生物发酵法提取铁皮石斛多糖最佳工艺条件并研究铁皮石斛生物粗多糖抗氧化活性得出结论，在料液比为1∶90，pH为5时，生物转化法提取铁皮石斛多糖最高提取率为42.86%；铁皮石斛多糖表现出一定的抗氧化活性，对羟自由基和DPPH自由基均有一定的清除作用。

参考文献：

[1] 李 娟，李顺祥，黄 丹，等.铁皮石斛资源、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进展[J].科技导报，2011，29（18）：74-79.

[2] 刘静平，朱先红，贾景明.正交试验优选铁皮石斛类原球茎多糖的提取纯化工艺[J].中国药房，2011，22（15）：1378-1380.

[3] 包英华.铁皮石斛种质资源的鉴定与评价研究[D].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2014.

[4] 吕圭源，颜美秋，陈素红，等.铁皮石斛功效相关药理作用研究进展[J].中国中医药杂志，2013，38（4）：489-493.

[5] 陈 默，孙 懿，赵 亚，等.铁皮石斛提取物保湿性能研究[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15，29（6）：70-73.

[6] 黄晓君，聂少平，王玉婷，等.铁皮石斛多糖提取工艺优化及其成分分析[J].食品科学，2013，34（22）：21-26.

第2篇：生物多样性的实质范文

但是，地球和大自然也在以最大的自我修复能力来弥补人类活动导致的生物多样性受损。现在，这两种力量的较量可能走到了一个节点。

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人类活动导致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已经有太多的事例，但是，最近披露的一些人类活动导致物种减少的结果仍然让人触目惊心。

尽管欧洲制定了关于保护环境的物种多样性的法定农药浓度，但在这种被视为对环境有保护作用的农药浓度的使用下，生物多样性仍然在下降。德国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表明，农药残留已经严重破坏了无脊椎动物的多样性。大量使用农药导致无脊椎动物，如蜉蝣和蜻蜓等生物的锐减。

德国水生生态学家米哈伊尔・别克托夫和其同事研究并分析了德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等地的农药残留与物种多样性减少的关系。他们调查了在德国中部的23条溪流，法国西部平原南部的16条河流和在澳大利亚南部维多利亚的24条溪流。根据3种不同程度的农药污染程度，研究人员把这些河流和溪流分为3类：未受污染河流和溪流、轻度污染河流和溪流及高度污染河流和溪流。

结果发现，在德国和法国高度污染河流和溪流比未受污染的河流和溪流生物品种少了42%；澳大利亚高度污染的河流和溪流无脊椎动物的数量与未受污染河流和溪流的无脊椎动物的数量相比，最多减少了27%。这一事实说明，即便在环境保护做得比较好的地区，人类生产的多种化学物质也在进一步造成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气候变暖也对海洋和水生生物的多样性造成了威胁。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克罗克等人发现，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变暖主要体现在大气和环境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同时也引起海水酸性增强，由此影响和减少海洋生物的多样性。为了研究二氧化碳对水生动物多样性的影响，他们选取了靠近意大利的伊斯基亚岛附近的海水为研究对象。这些海域的浅水层位于地中海板块上的火山口，大量的二氧化碳由此喷出，并以该地为中心形成一个海水化学梯度，越靠近喷发口，酸性越大。

海水的酸化对由碳酸钙构成壳体的生物的影响最大，它们的壳体会在酸性水域中被消融掉。蜗牛、蛤蚌、贻贝和扇贝在极酸的水域未见踪影；附着于岩石生活的小蟹类、海胆、基围虾也消失不见；在酸度比周围水域适度高些的中间地带，一些蠕虫难觅踪迹。在海水酸性最强的地方，即使相距1米，物种的变化也非常显著。

但是，海水酸性增强并非总是削弱动物的生存，如无脊椎动物会沿着酸性浓度最大的喷发口到方圆200米开外的酸性分布带形成栖息区。但是，总体而言，海水酸性增加会影响到整个海洋生态系统，使生物多样性减少。因为，随着小蟹类、海胆、基围虾等生物的减少，以它们为食的鱼类和大型海洋生物也会因此而减少。

2014年5月6日，美国白宫的《国家气候评估》指出，由于人类活动造成气候变暖，物种，包括许多标志性的物种可能在其生存的地区消失或灭绝，改变了一些地区的植物和动物组合。

所有这些都表明，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污染、气候变暖以及过度捕捞等，已经造成了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这对人类的生存并非好事。

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

尽管人类的活动造成了环境污染和全球变暖的加速，并因此而导致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但是，大自然也在用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对地球上的生态损害进行修补，一些研究结果正在揭示这一点。

生物多样性一般可以通过α、β和γ多样性指数来反映。α多样性指数主要关注一个相对均匀的区域生境中的物种数目，也可称为生境内的多样性；β多样性指数则指沿环境梯度变化，不同生境群落之间物种组成的相异性，β多样性与α多样性一起构成了总体多样性或一定地段的生物异质性。γ多样性则用于考察区域或大陆尺度的生物多样性，常用区域或大陆中的物种数量来衡量，也称为区域多样性。

与人们印象中的生物多样性日益减少的事实相反，现在研究人员发现，从极地到热带，从海洋到陆地，很多地方的物种数量甚至有所增加。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玛丽亚等人仔细查找了世界各地多年之前跟踪和统计的物种检测研究，选择了100年中包含超过35000个不同物种的观测，其中最早的数据可追溯到1874年，但更多的数据集中在过去40年。

他们的研究发现，几十年来许多地方的物种数量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变，反而有所增加。近80%的生物群落在物种组成方面发生了变化，59%的生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增加了，41%的生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有所下降。研究人员认为，全球物种在快速周转，导致新的生物群落出现。这些情况也表明，随着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生物多样性也开始变化，并且得到修复。

生物多样性的变化甚至呈现加速趋势。例如，几乎80%的群落在物种组成方面表现出实质性变化，平均每10年有约10%的变化，明显超过由各种模型所预测的速度。在地球上，生物物种正在进行巨大的周转，由此而产生新的生物群落。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性的生物群落多样性也在增加。例如，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蚂蚁的多样性就增加了，其中大约30%的蚂蚁都不是本地的，它们主要是从热带地区意外地被引入，现在组合成为当地群落的一部分。

此外，过去的研究表明，珊瑚是气候变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由于海水酸化，许多珊瑚死掉，而珊瑚的消失又让鱼类、蠕虫、软体动物、海绵、棘皮动物和甲壳动物等失去了栖息地，导致海洋生物的减少。但是，玛丽亚等人的研究发现，衰落的珊瑚礁可能由其他藻类取代，因此能保持海洋中的相同的物种数目，以保持物种的数量和多样性，但是珊瑚的减少也可能不会让渔业和旅游业像过去那样受益于珊瑚礁。

当然，生物多样性的周转和取代还可能发生其他一些情况。例如，随着海洋变暖和污染的加剧，凤尾鱼可能会减少，但是却会出现更多的可怕的水母，这也是一种物种的替换或取代，以此来保持物种的多样性。

所有这些都是大自然本身的修复功能所产生的效应。不过，更能说明大自然的修复功能的是最新发现的珊瑚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珊瑚的适应能力

珊瑚的存在是保持海洋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条件，正如陆地上的植被存在是陆地生物多样性的保证一样。因为，由珊瑚形成的多孔的珊瑚礁为许多海洋生物提供了生活环境。成千上万的珊瑚虫死亡后，其碳酸钙骨骼在成百上千年的时间逐渐堆积，形成珊瑚礁。大多数珊瑚必须在透光层（水深不到50米）中生长，在珊瑚内共生的单细胞虫黄藻能够进行光合作用，并为珊瑚虫提供营养，同时为珊瑚礁披上绚丽的色彩。

在珊瑚中生活的生物有蠕虫、软体动物、海绵、棘皮动物和甲壳动物等，占海洋物种数的25%。一些无脊椎动物生活在珊瑚礁的岩石基础内部，有些能够钻入石灰岩，有些住在岩石内部本来就存在的缝隙中。珊瑚礁也是培育多种鱼类的幼鱼的摇篮，也是一些海洋哺乳动物的食物来源。所以，珊瑚的生死存亡影响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

虫黄藻是海藻的一种，密集分布在珊瑚虫的内胚层细胞中，从珊瑚虫那里获得光合作用所必需的二氧化碳，并向珊瑚虫提供氧气、葡萄糖和氨基酸等。如果海水温度上升及海水污染，珊瑚虫体内共生的虫黄藻就会减少，从而引起珊瑚白化，并最终导致珊瑚死亡。但是，目前人们并不知道海水温度上升及海水污染是如何让虫黄藻减少的。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史蒂芬・帕鲁姆比等人发现，尽管珊瑚礁对温度高度敏感，但它能抵抗气候变暖。这是通过顺应与适应来实现的。所谓顺应是指，生物个体在其生活史上产生了非遗传学的变异以应对环境的变化；所谓适应是指生物个体出现了遗传学上的变异以应对环境的变化。由于人们对这两个概念有争论，因此可以统一用适应来描述珊瑚对环境变暖的应对。

生物应对气候变暖或污染的方法之一是迁移，但是，珊瑚和其他一些固着生物只能通过幼虫才能迁移，成虫是固定不动的，因此珊瑚的幼虫可以迁徙，但成虫不可以，后者就必须通过行为方式和生理变化来适应变暖的环境。

帕鲁姆比研究团队选择了几个有明显温度差异的实验地点，如美国萨摩亚后礁池（这个地方经常出现极端高温情况），并采集这些地方的珊瑚礁进行相互交换，然后观察它们的生理和基因表达状况。结果发现，珊瑚礁能够适应高温并产生耐热性，而且还将这种变化固定在基因表达中。

这些固定在基因中的特征可以通过表观遗传进行传递，而且能在非极端温度条件下的珊瑚礁中保存下来。研究人员估计，这些表观遗传变化的速度为15～24个月，比进化适应所需的多代速率要快得多。由于有这种表观遗传传递对环境温度变化的适应，珊瑚对未来增温的压力就有一种内部的预先适应。

此外，珊瑚可以在相对较小的空间（数十米）和时间（数十年）尺度上对温度上升予以响应和适应。

如何看待自然的修复能力？

帕鲁姆比等人只是测试了一种快速生长的珊瑚适应气候变暖的适应性，现在还不清楚有多少珊瑚具有这样的适应能力。当然，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珊瑚和其他物种都有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许多物种通过适应形成和发展了自我修复能力，让生物多样性不会减少，或通过其他物种的替换和增加来弥补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对于自然的这种修复能力，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学家罗伯特・劳克林（199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之一）早就认为，不必对全球变暖担忧，因为地球会自行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地质记录告诉我们，当我们展望未来时，不需要为气候问题担心太多，这并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这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换句话说，不管人们往地球上扔什么，地球都会以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将问题解决掉。

地球非常古老，而且经受过很多磨难：火山爆发、洪水、流星碰撞、造山运动，以及各种形式的灾难，这些都比人为造成的打击要严重。然而，地球仍然健在。对地球来说，气候变化的危机（假如称得上危机的话）就像在公园散步一样。

但是，劳克林也承认，人类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人口压力，还有居住地的破坏、滥用杀虫剂、过度捕杀、物种入侵等。

第3篇：生物多样性的实质范文

关键词：海洋生物；保护；管理

中图分类号：Q16 文献标识码：A

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不仅能够为人类提供美味可口的食物，还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海洋生物在废弃物分解、气候调节以及氧气提供等众多方面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人类必须要正确认识到海洋生物正在逐年减少这一现象，因此，国家以及海洋生物管理部门应该根据国内的海洋生物的保护和管理现状，对我国海洋生物所面临的问题展开深层次的探究，并对此提出有效措施加强对海洋生物的保护与管理。

1 我国海洋生物保护与管理的现状

我国不但是一个陆地大国，更是一个海洋大国，海域面积达到300万km2，有着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根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的海洋生物已经达到2.6万多种，是世界上拥有海洋生物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我国还具备了红树林、珊瑚礁等众多生态保护系统。下面就其中的红树林生态系统举例说明我国海洋生物保护与管理的现状。

红树林是一种自持的、可更新的海洋生物资源，主要生长在热地、亚热带海岸潮湿地域带的上面，属于常绿阔叶林的一种，被称为是“海底森林”，红树林生态系统2000多种鱼类、鸟类以及其他一些附生植物提供良好的生活、繁殖环境，此外，红树林还在海岸防护、净化河水、保护湿地多样性的等众多方面发挥作用。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毁林围海造田或者搞城市建设等人类的一系列破坏，红树林的面积就在大幅缩减，尽管在此过程中，国家曾颁布相关政策进行阻止，但是仍然未起实质性的作用，再加上后期红树林转换性的开发，使得红树林面临濒危的境地。根据调查报告显示，60a来，我国的红树林面积已经减少到73%，因此，国家极其需要重视红树林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我国其他的海洋生物的保护与管理方面也存在严重的问题。

2 我国海洋生物面临的主要问题

2.1 人类生存和生活方面

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加大对海洋生物的开发利用，再加上人类大肆进行沿海建设，严重破坏了海洋生态环境。海洋给予人类无数的海洋资源，人类不知感恩，反而为了牟取暴利，进一步加大了从海洋和海岸等多方面挖掘海洋生物资源用于生产加工的原材料，特别一些商业价值较大的海洋生物资源，更是倍受人类无情的迫害。人类的海洋捕捞不但针对鱼虾类和脊椎型动物，更有甚者还会顶着被法律制裁的风险捕杀受国家保护的海洋生物。通常来讲，像海龟、海豚以及鲸鱼等体积庞大的、生命周期较长的、繁殖率较低的这些哺乳性海洋生物，他们的敏感性极强，一旦遭受到人类的伤害，就会很难恢复过来。

2.2 海洋污染方面

海洋生物出现病害现象的主要是由带有病原体生物和具有污染性的生物引起的。人类的日常的生活用水、工厂的污水排放、渔船为首的行业排入以及大型的水产养殖，都会伴有许多病原体生物，给海洋生态环境带来污染。有时候，海洋污染还会导致赤潮的发生，从而使得鱼虾和其他大量的脊椎性动物濒临死亡危境，严重时可能会造成一些稀有的海洋生物种类因为海水污染而消亡。几乎每年都会有报道说某一海域发生石油泄漏事件，这都对海域造成了很大的污染，许多海鸟为此丧失生命。再或者，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发展，海洋中的有机物含量日渐增多，使得海域污染状况更为严重。现今的核污染也是海洋生物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科学技术的飞快发展，人类在生产研发过程中，越来越注重对原子核能技术的使用，为此，海洋中相关核废料也就随之增多，同时也加大了核事件的发生率。比如，2011年日本的福岛核电站发生的泄露事件，不仅对其本土海域产生重大的污染，而且还对我国海域造成了严重污染，至今还存在一定的隐患。

2.3 生态环境方面

人类围海造田、围海搞城市建设、大量开采海洋矿产资源、破坏海岸等一系列活动都导致了海洋生态环境发生变化，促使海洋生物面临着重大的环境压力，并且，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海洋生物多样性受损害的程度也日益严重。一些大河流上的水库、发电站建设，以及气候造成的连续断流现象同样会影响到海洋生物的生存。根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在近40a内的围海造田、围海搞建设的面积总的加起来已经接近67万hm2，也就是说，我国有将近一半的海岸湿地被人类用来开发建设了，每年我国的沿海湿地面积都会平均缩减2万hm2。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海洋生物的生存空间。

2.4 气候变化方面

随着大气污染的加重，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海洋生物的生存状况。科学研究表示，到2100年，全球的气温估计会上升到2.5～10.4，将会给全球环境带来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对海洋的影响颇大。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气候回升南极已经出现了冰川融化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海平面的上升，科学家推测，倘若全球的冰川融化后，海平面将有可能上升66m，到那时，我国将面临者被海水淹没的境地。全球气候变暖也将严重危害到海洋生物资源。随着海水温度的逐级升高，冰川融化，海平面的上升，许多海洋生物会因为气候不适而渐渐消亡，海洋生物种类也将逐渐减少。

3 改善国内海洋生物保护与管理现状的有效措施

3.1 提高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制度的规范性

我国的海域广阔，海洋生物品种繁多，因此，保护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是极具重要意义的也是非常必要的。虽说近年来，我国已经出台了相关海洋生物保护的法律制度，但是随着我国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愈加频繁，现有的政策制度早已不能达到国内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所以，政府应该结合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实际情况，建立并完善国内的海洋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和法律制度，及时落实好海洋生物保护和管理的工作。我国的海洋管理部门还应注重对现今工作中产生的问题做到有效解决，对已有法律制度不适应现实发展的进行优化和调整。积极借鉴国际上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方法与策略，提升国内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改善我国海洋生物保护与管理的现状。

3.2 建立健全的协调管理体制

海洋生物保护工作极具变动性，在工作中，各级部分之间难免会出现相互推诿的现象，因此，必须要建立健全的协调管理体制，明确划分各管理部分应该承担的工作。在此过程中，从行政辅助管理制度着手更能确保这样工作的落实。所谓行政辅助制度主要是指不相隶属的机关或部门在工作开展工作的进程中，由于某种需求，彼此给予帮助，并且协力完成任务的行为。这种制度不但可以有效的避免政府中立状态下的缺陷，而且有利于实现行政工作效果的最大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行政辅助制度的施行必须要以各部门之间的明确分工为前提。行政辅助制度主要涵盖了提出请求、审核请求、采取措施以及救助等4方面内容，也就是说，凡是在相应的请求帮助的规定范围之内，本机关都可以向其他机关提出行政帮助的请求，受到请求的有关单位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对请求的审核，审核时要注意请求的事项是否在本机关的管辖范围内，请求帮助的事项缘由是否具有一定的法律性，是否有违反法律的行为等，不过这些通常只要观察表面事实便可；受到请求的机关需要在有效的时间内采取措施，倘若受到请求的辅助机关无法采取相应的措施时，请求机关则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诉讼性的途径来实现对本机关的救助。所以，协调管理体制的建立是促进海洋生物保护与管理工作落实的有效措施。

3.3 协调好海洋保护和经济建设的关系

海洋生物的保护与管理不仅关系到海洋的保护，而且与国内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倘若一味地重视海洋保护，而忽略对经济的建设的话，那么海洋生物的保护与管理工作就很难落实，预定任务也就更加不易完成。不过虽说海洋保护和经济建设之间存有分歧，但是这一问题仍是可以解决的。从技术的角度出发，可以采用一定的技术方法同时兼顾对海洋的保护和经济的建设。比如人工渔礁技术，它不但能有效的提高沿海水域质量，而且还能为鱼、虾等海洋生物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从法律规范的角度出发，可以施行相关的法律政策，建立一系列的海洋保护制度。比如推行休渔养海政策，在休渔期间严禁任何个体或单位进行捕鱼作业。根据《渔业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对违反休渔制度渔船，将“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与此同时，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还应制定相关政策以保障在保护海洋的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经济建设，如实行渔业权利流转政策。

在保户渔民权益的同时，明文规定国家、社会以及个人对海洋保护的义务。因此，我国的海洋管理部门在保护海洋生物的同时也需注意兼顾海洋经济的发展。

3.4 加强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

海洋自然保护区是指针对海洋生物划分一定的海域、岸段以及海岛区，是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和防止海上生态环境恶化的有效手段。海洋自然保护区主要就是对那些珍稀和濒临灭绝的海洋动植物的保护，从而实现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发展以及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海洋自然保护区还在科学探究、科普教育以及生态旅游3大方面发挥重大作用。比如，我国第一批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就体现出这些方面的功能：河北省昌黎黄金海岸自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海岸的自然景观和海区的生态环境；广西山口红树林生态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红树林生态系统；海南省大洲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金丝燕及其栖息的海洋生态环境；海南省三亚珊瑚礁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珊瑚礁及生态系统；浙江省南麂列岛海洋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贝、藻类及其生态环境。因此，国内必须加强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以实现对国内海洋生物的进一步保护与管理。

总而言之，我国的海洋生物保护和管理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工作，不仅需要海洋管理部门进行结合现实状况建立健全保护管理体制，而且还需要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帮助，从而更好的促进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发展。

参考文献

第4篇：生物多样性的实质范文

绿道的分类

FabosJG在主持建设新英格兰绿道网络的规划中，将绿道划分为3种类型：生态型绿道、游憩型绿道以及文化历史保护型绿道。LittleCE根据绿道的形成条件及其不同的功能将绿道分为以下5种基本类型：城市河边的绿道、以道路为特征的娱乐型绿道、重要的生态廊道绿道、风景或者历史线路绿道，综合的绿道系统或者网络。FábosJ提出绿道可分3类：一种是具有生态意义的走廊以及自然系统的绿道；一种是娱乐型绿道；还有一种是具有历史遗产以及文化价值的绿道。AhernJ认为，按照面积尺度的大小划分，绿道可分为市区级(1-100km2)、市域级(100-10000km2)、省级(10000-100000km2)、区域级(>100000km2)4种类型；而绿道按照功能作用又分为生物多样性绿道、休闲娱乐绿道、水资源保护绿道、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绿道等4种类型。

俞孔坚教授系统地总结了中国绿道的规划发展以及演变历史。他提出中国按照绿道的形式与功能划分，存在着3种类型的绿道，一种是沿着河道或者水域边界分布的滨河绿道；一种是公园道路绿道或者具有交通功能的道路绿道；还有一种是沿着田园边界分布的田园绿道。这些分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绿道形成的不同形式，方便对其进行统一化的管理。而现实中各种类型的绿道常常交叉混合，怎样划分依赖于对它们特征的认可程度。

国内外绿道的研究和实践

19世纪60年代，美国就开始了一定规模的公园路以及公园系统的规划和实践；之后就倡导有机疏散以及区域的规划和实践；接着出现了生态规划理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运用景观生态学的观点，进行了尺度较大的绿道系统规划；1990年，LittleCE在《GreenwayofAmerican》中对美国的绿道进行了归纳总结，介绍并分析了16个绿道的规划实例。之后景观设计师们对美国48个州范围内的绿道网络进行了综合的研究及规划。还有部分学者对不同类别的绿道网络运用景观生态学理论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绿道最早的建设实践也是在美国展开的，比如世界闻名的新英格兰绿道等等。

绿道在欧洲的发展史则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它最早以林荫大道出现在法国，然后才是英国的绿带。由于受美国绿道思潮的影响，欧洲于20世纪90年代后进行了一系列的绿道研究和实践，绿道网建设现在正逐步向跨国合作发展。中国目前对绿道的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仅有少量的相关文献对此有论述。俞孔坚等对绿道和绿道的发展历史、设计原则、网络分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王海珍等则运用斑块、廊道结构、网络结构的分析评价了绿道网络，蔡蝉静等探寻了城市绿道景观格局定量研究的方法。而在当前河流、道路、铁路等两侧绿化获得了一定成果的基础上，必然要求绿道建设向更深入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对绿道有更深层次的研究。广东省率先提出实践科学发展观，建立资源节约型以及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广东省建设厅提出在区域绿地划定保护的基础上，率先在整个珠三角区域展开绿道的规划与建设工作。绿道的推广与实践代表了一种生态主义理念的回归，也代表了地方城市建设的一种新趋势。

绿道的生态设计方法探索

绿道作为兼顾生态保护与居民休闲使用的开敞空间，其设计方法是多种因素的叠加，除生态性以外，绿道的景观性、文化性、游憩性等不同因素也应在考虑范围内，其规划设计要因地制宜，体现各地方的特色，虽然由于场地及规划的侧重点不同，但整体的设计方法框架可总结如下：

1现状调查分析，确定区域内的资源要素

根据国内外绿道建设的理论和经验，得出主要影响绿道规划设计的资源要素包括区域内的自然生态要素、人文要素、现状道路布局等等。因此，对区域内水资源、自然资源、物种多样性等进行综合性评价是规划设计绿道的前提。分析和明确区域内山体、河流、田园和海岸的物种分布情况和生态作用，根据各自的特点确定敏感地带，确定绿道设置的主题内容以及绿道的选线，构成绿道框架系统，因为它们是独特景观、生物多样性的集中地带，也是人们休闲向往的地带。

2根据绿道的现状系统，确定绿道网选线布局

密度以及游憩项目开发程度根据建设地现状、用地性质和地区服务功能等需求，分析区域内绿道潜在性游憩价值以及已开发项目对区域内的生态影响。通过绿道网慢行密度控制确定合理的绿道容量，并用容量控制方法降低具有生态危害的游憩项目开发使用频率和活动范围，减少一些生态危害大的游憩活动，微调绿道走向，形成人为活动干扰的缓冲区。

3提高绿道的连接质量，加强绿道网与其他交通系统的接驳

依据区域内生态环境敏感性程度及自然生态类型、级别，确定绿道的连接线路。先连接景观质量较高的部分，特别是重要的栖息地斑块，观察栖息地节点图的节点，探索抗拒力最小的路线。充分考虑区域绿道与道路交通、轨道交通及静态交通的衔接，加强城市交通系统、慢行交通系统与城市绿道网的接驳，并建立一个完善、持续的机制来解决其相互之间的冲突。

4优选绿道网串联的节点和绿道的边界确定

对绿道网中的各节点进行重要性评价，挑出最具有开发价值的自然人文节点、城乡居民点以及城市公共空间，并尽可能串联更多有关自然及人文要素的节点，以充分展现该区域的自然生态景观和历史文化底蕴，提高绿道的开发效益和吸引力。绿道的控制边界的确定以各类生物生态习性及外界干扰的影响程度为依据，确保绿道生物走廊的最低宽度。

绿道的生态学意义

绿道建设是以绿为脉，以道为媒，串联各生态空间要素，完善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维护生态安全和格局，保护和挖掘城市特有历史文化资源，改善人居环境为目的。其生态学意义是多方面的，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去分析和理解。

1从生态完整性分析

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具有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生物的适应性，即生物在一定环境下的演化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生物学特性，它是生物与环境互相作用的结果。生物的生产能力,能够修复受到干扰的生态系统，以维持生态系统的波动平衡。任何一个生态系统要保持健康、完整，必然要多要素相互作用，而不是简单的多个物种叠加。单个要素生态功能之和小于整体的生态功能，因为各个要素按照一定的规律组织起来就具备了综合性的功能，这是各个要素独立存在时所不具备的。绿道规划不是替代其他规划，而是其它非线状风景园林规划的重要补充，通过连接其他非线状重要风景园林系统，从而形成综合性的整体，以达到保护的目的，对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

2从生物多样性保护分析

生物多样性是维护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基础条件，也是区域生命支持生态系统的核心，还是支持区域稳定及其发展的物质基础。绿道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中具有重要作用，它可以提高斑块间物种的迁移率，使不同斑块中的同一物种个体之间的更方便，从而使小种群免于近亲繁殖而退化，保护了基因多样性。绿道通过促进斑块间各物种的扩散，提高了种群的增长以及斑块中某一种群灭绝后外来种群侵入的速度，从而对保护和提高物种的数量发挥积极作用。另外，由于绿道方便物种的迁移，某一景观或斑块中的干扰对物种的威胁就明显降低了。

根据岛的生物地理学平衡理论得出，岛的面积大小，影响着岛上的物种丰富度。乌利万(Vulli-van)和谢弗(Shaffer)一致认为，岛屿物种数量的2个最主要影响因素是面积与距离。保护区之间的距离决定了物种的侵入或引入，自然保护区在平衡时的物种丰富度则决定于迁移速率和灭绝速率。由于殖民化的物种源是迁移和灭绝速率的依赖，所以整体隔离非常危险。确保有一个足够大的生境用来保护内部殖民化的物种源是保护区内物种不灭绝的唯一办法。一般而言，斑块是非常重要的生境，绿道则是非常重要的迁移通道。因此，对于破碎化的生境来说，将各生境岛屿通过绿道连接在一起，特别是连接较大的自然斑块，可以减少甚至抵消因景观破碎化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影响，对于野生物种多样性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3从生态廊道内涵分析

生态廊道，即具有生物多样性的生物能流、物流的通道，是动物栖息或迁徙、植物基因流动的走廊，它是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基本条件。而绿道是有不同宽度、保持区域生物多样性、并连成网络状的生态走廊系统，绿道使孤立的生境斑块连接成为一个整体，促进了生境的连接性。

第5篇：生物多样性的实质范文

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成为21世纪生态系统健康研究的核心内容。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的评估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森林健康是森林生态系统健康和恢复的简称。对林业而言，森林健康是一个新的术语，是国际上森林健康讨论的基础性内容。现有文献当中，对森林健康的定义有许多种不同的理解（赵良平，2007），是因为各个定义的立足点不同。因此对森林健康的理解和阐述有着本质的不同（曹国江，2007）。

一部分学者（Alexander等，1999；Covington等；1997；Richard 等，1997）认为，森林健康最早是指如冠层稀疏，不正常脱叶，叶子卷曲，脱色，大面积死亡等森林衰退的现象，以及风折、多发森林火灾、病虫害人和工林雪压等现象。而到了后期，许多学者开始研究森林在受压状况下的直接变化，并且将研究的范围从个体森林群落扩展到区域和国家范畴。

从森林健康的研究内容来看，20世纪90年代之前，关于森林健康的相关研究主要涵盖了物种多样性保护、森林资源的持续管理和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 能 的 变 化 等（Society of American Foresters，1993）。从干扰的形式研究来看，包括病虫害、空气污染、林火、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特定问题。从空间尺度研究来看，现代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包括森林群落、森林生态系统、林分以及森林景观（肖风劲等，2003）。从管理的相关研究来看，包括了森林的森林经营、森林的利用和恢复。从对森林生态系统特点研究来看，包括了森林生态系统活力、承载能力、恢复力、组织力（Allen Eric，2001）、服务功能（Aamlid等，2000）。

随着研究的不断进展，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开始关注和参与了森林健康的相关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徐燕等（2005）对森林健康从3个层面进行了解释：一是从生态系统层面来看，健康的森林是充分发挥动物、植物、和物理环境的平衡的生态系统；森林健康应强调生态功能为主要功能的综合效益，强调生态状态和过程以保证实现潜在的对森林的多种目的，而不应过分关注木材产量，在此基础上，实现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的目标。二是从目标角度来看，森林生态系统理想的健康状态是，非生物和生物对森林的影响不会威胁现在和将来的森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需求。这看似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但却强调了未来性，实质上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三是从综合角度来看，森林生态系统健康是指森林既能够维持其复杂性，同时又能满足人类需求的森林生态系统的一种理想状态；与之相近的观点认为（甘敬，2006），森林健康实质上是森林生态系统既能维持多样性和稳定性，同时又能持续满足人类对森林的生态、社会和经济需求的一种状态，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载体。森林资源管理的目标不应该仅仅指的是木材以及各种林副产品，还应包野生动物保护、森林游憩、木材资源、水源涵养、放牧等森林的多种价值和用途。健康的森林并非就一定没有枯立木、没有濒死木和病虫害等，但它们一般均在一个较稳定的水平上存在，它们能够保持森林结构的稳定，维护健康森林中的生物链和生物的多样性。高均凯（2008）等综合中美森林健康合作项目的实践以及对近年来林业生态建设的系统思考，认为现代社会条件下森林不仅具有自然属性、经济属性，还具有基础设施属性；而健康的概念具有社会性、多维度等特点。进而提出森林健康的定义为：即森林作为一个结构体，保持自身良好存在和更新并发挥必要的生态服务功能状态和能力。

2关于评价指标体系的相关研究

美国林务局将森林健康监测、森林资源调查和森林健康的评价相结合设立了森林健康评价指标体系。这一体系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林地生产力维护、水源涵养、森林生态系统健康与活力土壤保持、全球碳循环等6个领域的多个指标。其中，森林健康与活力是指狭义的森林健康，由3个指标组成：基本生态过程（如种子传播、土壤养分循环、授粉）以及生态连续性（检测到重要的功能性物种如乔木、附生植物、真菌、线虫、黄蜂、甲虫等），发生改变的森林面积和比例及超过某些干扰因素历史正常范围的森林面积和比例，受严重的空气污染或足以造成伤害的紫外线影响的面积和比例（John W，Coulston，2005）。

实际上，这一指标体系是在剔除了法律政策框架部分标准体系之后，直接采用蒙特利尔进程中关于森林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作为森林健康指标体系（曹国江，2007）。

国内许多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刘苑秋（2001）对人工恢复和重建的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进行了特定的研究，提出这类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指标应该包括生物多样性、土壤健康指标、生产功能健康、环境健康等。李金良、郑小贤等（2004）对北京市水源涵养林健康状况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包括草本层盖度、灌木层盖度、枯落物层厚度、年龄结构、林分蓄积量、病虫危害程度物种多样性、群落层次结构、林分郁闭度等9个评价指标。有学者采用健康距离法评估森林健康状况，并基于自然—经济—社会的框架，设计了生物多样性、物质流、能量流、弹性维持力、组织结构；社会健康度、社会化水平、社会环境等健康成分、价值产出、经济投入；并具体到林窗和不同年龄结构的斑块、国际保护运动的力量和影响、林分垂直层次等64 项具体指标（陈高等，2004）。有学者认为，森林健康评价应从生态、生理、环境以及气象等五个方面进行，并将指标体系的构成相应地设计为生态要素：生物多样性、植被结构、植被类型、郁闭度、死亡率、林龄结构；生理要素：呼吸速率、NPP、光和速率；胁迫要素：污染灾害、病虫灾害、气象灾害；环境以及气象要素：年均降水、有效积温、总辐射等19个评价指标（肖风劲，2003）。周立江（2008）基于对森林健康内涵、层次的理解和认识，在分析我国森林健康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域森林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共包括5类20项指标组。

（1）森林生态系统健康与活力评价：森林资源与布局，森林质量，森林安全，退化控制与恢复重建。（2）森林生物量及碳汇能力评价：碳贮量，碳循环能力。（3）森林生物多样性评价：物种与遗传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景观多样性。（4）森林功能及价值的评价：森林水土保持功能，森林水源涵养功能，防风固沙及荒漠化防治能力，农业水利的生态安全，人居环境，社会经济效益。（5）森林健康社会支持能力评价：法规、制度的建设，经济政策，经营机制，经营水平，社会参与能力及生态文化建设。

3关于森林健康评估方法的相关研究

Mageau 等（1997）较早提出了森林健康评价的价值评价趋势模拟法。这种方法将多时间尺度、多空间尺度有效结合与互补，使用网络分析、模型模拟和信息技术等多样化的技术手段，评价森林健康状况。此后，中国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陆凡等（2003）提出了VOR评价模型，该模型的评价对象的尺度可以从全国尺度到某一地块的林分尺度。陈高等（2004，2005）在对小班尺度的森林健康状况进行评价的研究中提出了健康距离法（HealthDistance，HD）、综合构成指数法（Integrated Com posed Index，ICI）。肖风劲等（2003）参考生态风险评价的方法，认为森林健康风险评价包括危害性分析以及风险综合评价、风险源分析与暴露等部分，并从可持续性、稳定性、和结构、功能完备性出发建立的评价模型。对全国的森林健康风险进行了总体评价研究结果表明，西南和东北地区森林健康指数较高，但由南向北健康指数逐步降低。张志诚等（2003）对典型胁迫的生态系统健康理论模型进行了探讨，并总结出有害生物胁迫下生态系统健康的理论模型（王晨，2009）。

4对相关研究的评价

森林健康问题受到关注开始于欧洲和美国，因此这些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目前的先进研究水平。因为重点关注的森林受害类型不一样，美欧的研究发展历程并不相同（王彦辉等，2007）。

20 世纪 70 年代，由于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森林受到了大面积酸雨危害，导致林木生长力衰退、树叶变色、冠层稀疏、甚至林木死亡，因此成为当时普遍关注并延续至今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对全球的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觉醒和事业发展起到了划时代的推动作用（王彦辉等，2007）。从1983年起，德国就率先开始了森林健康（受害）监测，并很快扩展形成了覆盖欧洲的监测网络。德国等欧洲国家提出了具体的监测与评价技术和评价指标体系。

美国森林资源，特别是一些生态环境已发生变化的森林长期受病虫害、干旱、火灾的威胁。因此，美国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森林健康概念。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防治森林病虫害是“预防为主，综合防治”；70年代末又发展了综合运用各种手段适当调控生态系统的各种物理环境、生物区系、寄主的抗病性、病原物的生存和繁殖等的“病虫害综合治理”新概念，使病虫害损失及数量控制在经济允许水平之下，形成相对平衡的生态系统；90年代开始，明确提出了森林健康的思想，将火灾防治、森林病虫害防治上升到森林保健的高度。2003制定了全国森林健康战略，还对森林健康进行了立法，提出了“森林健康关系人类未来”的理念，成为森林管理过程中一条始终贯穿的原则，森林健康理念已在全国形成共识。

美国以前主要强调河岸带恢复、林火、外来有害生物、生物多样性等四个森林健康问题，最近又变化为荒地减少和无控制的森林游憩、林火和可燃物、外来有害生物入侵。而德国等欧洲国家，则主要针对工业污染导致的酸沉降对森林的影响，以及人工恢复的森林风折、雪压等抵抗力降低的问题（高均凯，2009）。

欧美上述研究的不同在于，欧洲更多强调与空气污染有关的森林损害，美国更多强调火灾和病虫害对森林健康的影响。其实，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目前研究仍主要集中在评价技术和森林健康监测指标方面，而对如何维持和调控森林健康，还只处在经验总结的阶段，仍缺乏理论性地系统研究。

第6篇：生物多样性的实质范文

关键词： 生物安全；风险社会；社会公共利益；法律供给与需求

Abstract:The concerns of bio-safety arous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bio-technology are a sophisticated sign in the process of inpidualization in industrial society， which， while indicating the supremacy of high-technology， warns us of the lurking of some unpredictable risks: the traditional modernization may be led to the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and thus a “risk society” may be imminent. Consequently， safety of eco-system， health， and social ethics & order is in more urgent need of attention in the new era of tech-revolution. The rule of “balance of interests” in traditional law needs to be replaced by a new interest coordination mechanism. While making bio-safety laws， it is required that social public interest be ascertained and protected in the course of modern bio-technology development so as to realize the genuine harmony of man and nature. While people are wondering about the outcomes of modern bio-technology， the traditional “legal market” is no more peaceful. The requirements of bio-safety legislation will disturb the balance of traditional supply & demand of law and ultimately conduce to the enactment of bio-safety laws.

Key Words:bio-safety; risk society; public social interest; supply & demand of law

一、现代社会对生物安全的立法诉求

（一）现代化的反身性及其风险预设

关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冲突与协调是20世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论题。与“现代性终结”相抗衡的“第二现代性”或称之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讨在德国学者U.Beck的《风险社会》后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他从两个角度对现代化的反身性作出了说明：一是“以财富和风险生产为例讨论反身现代化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混杂”；二是“工业社会中蕴含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modernity and counter-modernity）的内在矛盾”［1］。Beck认为传统的现代化和工业社会的现代化是有区别的，一种是古典的现代化（classical modernization），是在19世纪反对封建社会、建立工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而另一种是反身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是在今天的工业社会之中发展的。在工业社会之中，存在着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因此工业社会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性社会，而是一个现代的封建社会。在这种半工业半封建社会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传统的遗物，而是工业社会的产品和基础［1］。

工业化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主要起因于工业化过程中个体化崇尚取向，主张个体理性的张扬，强调自我为中心的权利建构。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中，社会不平等模式是阶级模式，即存在着权利的平等，每个市民社会成员作为个人都平等地拥有并享受着某些权利，这些权利的私有化属性最终成就了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快速化和社会变迁。但同时这些私有化权利以其自身拥有的形式化外表逐渐掩盖着实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会主要体现在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体现为对不平等社会经济现象的平等化和合法化

个体化趋势没有使得社会的不平等得到实质缓解，相反崇尚个体权益和理性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和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加深这种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从而造成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甚至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不均衡，从而加速了风险社会的产生。

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风险社会理论本身作为一社会变迁理论而存在，但与传统不同的是，风险社会挑战既有工业社会的认知、发展基础与典范，并企图从此种就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衍生的灾难风险、自危急性来建构社会自我翻转、变迁的功能［2］。

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3］

风险与工业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统一与连接，互为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工业社会中个体化浪潮促使以个体权益为中心的社会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推进和张扬个人理性在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和角色。同时也正因为工业化社会对个体理性和权益的推崇，从而导致了工业化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衍生更多形式上平等——但实质上不平等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如企业的排污行为等。以个体利益促进为导向的工业社会市场经济逐渐形成了自身的规则体系和秩序范围，体现为建立以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意思自治等三大要素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并主导当今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社会经济秩序构建。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表现。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出现很多诸如经济垄断、信息不对称、经济寻租、外部性、环境污染、生物技术安全等等形式上合法，但实质上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重大危害的行为和秩序内容。按照Beck对现代性和风险社会的理解，这种在工业社会高度发展时期出现的实质不平等现象就是现代化的反身性的表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反身性的现代化在内容层次和范围层次上更加突出，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二）现代生物科技与生物安全

现代生物技术的繁荣与发展，逐渐成为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力量，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也开始对人类社会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4］。然而，同其他科学技术成果一样，现代生物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社会经济利益，让人们仿佛看到了解决许多人类社会困境的希望之光，特别是看到了生物技术在解决人类社会粮食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健康问题和环境问题等方面的优势和能力；另一方面现代生物技术也无法掩饰其内在和外在的负面效应，如在生物技术研究、发展以及产业化进程中无法保证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问题，无法保证生态安全问题以及可能存在的知情权问题、隐私权问题、基因歧视问题以及是否侵犯人类尊严问题等［5］。科学技术的社会经济价值已经为广大公众所充分认知，它给人类的社会结构、生活及行为方式等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变化，但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过程中所具有的“反身性”和“吊诡性”特征将我们引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之中。

1.生态系统安全风险：生物技术的发展在不断带来社会经济财富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威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生态系统安全，就是指从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角度出发来判断生物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危险，主要体现在农田生态系统安全、自然生态系统安全两个方面。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如温度、湿度、土壤、各种有机物和无机物等等）之间，通过不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6］。按照贝塔朗菲对系统的认识，系统决不是数的简单相加，相反则具有自身的规定性，它的整体性表现为时间维度上和空间维度上的内在稳定性、适应性、自我调整和内外环境的组织化。任何对系统本身的外在干预，都有可能破坏系统的稳定性和自我调整性。因此，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就是通过对生物体内控制其特定性状的基因作为外源基因按照人为的意思，而非自然的过程，转入到另一种生物体内并使之表达。所以这种非自然的人为干预和创制行为是对生物本身内在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的一种干预，那么这种干预本身可能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它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或缩短自然生成的过程，也会在原有的生态系统内创制一种全新的物种，也可能造成物种与物种之间相互地影响，最终有可能破坏整个系统的内部运行规律，改变甚至消灭一个已有的生态系统。

2.人类健康安全风险：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特别是在食品和粮食供应、疾病诊疗等方面具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生物技术的“双重性”特征仍然不排除人们对于技术本身隐含风险的担忧，尤其是在研究、试验、释放以及产品化过程中，生物技术对人类健康安全的潜在风险不能完全有效地被排除。这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生物技术对人类食物的影响进而引发食品安全问题；一是生物技术对生存环境的影响进而引发生活安全问题。1988—1989年日本一家公司利用基因重组为生物技术生产的乙色氨酸投放美国市场后引起37人死亡；1998年英国Rowett研究所的生物学家Arpad Pusztai就郑重警告人们关注那些未被充分证明其安全性，便急于推广的转基因食品（GMF），因为他们可能有潜在风险；美国得克萨斯州ProdiGene公司于2001年在内布拉斯加州一块约一英亩的田地里种植药用胰岛素转基因玉米，在收获中漏掉三株转基因玉米以及一些溢出的玉米，2002年种植普通大豆时，结果使100万亩大豆受到药用转基因玉米的污染［7］。

3.社会秩序和伦理风险：现代生物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还远不止于生态系统、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健康等方面的潜在风险，任何改变人类物理循环状态、生育繁衍规律、人类社会关系的生物技术都将对人类社会秩序和伦理构成深远的影响。克隆技术、器官再造技术、人兽杂交技术将科技的概念引入至一个又一个不可思议的领域。

在现代生物技术发展的初期，很多现实性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问题已经开始展现我们面前，人体器官移植、器官捐赠、买卖、代孕等已经将人体物化，而克隆人的设计、生产、销售、储藏和买卖，则将会根本改变人作为社会人的最为朴素的概念和意义，与此相关的社会问题将层出不穷，新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人身商品化、侵犯人的尊严等新的伦理道德问题，极可能造成新的社会伦理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动荡［8］。

（三）现代生物科技的反身性解决之道

风险社会理论一改传统社会理论对科技至上主义、理性至上主义以及现代性的崇尚和张扬，给繁荣的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认识提供了一个逆向思维模式，给我们对生物科技发展的负面性和不确定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范式，为我们生物安全立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其重要意义在于：（1）风险社会理论为进一步广泛讨论生态危机和生物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风险社会的概念虽然还不太成熟，它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打破了注重科技与工业发展的积极作用的传统思想意识，培养了人们的反思和自省意识，从而，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反思的时代。通过对现代性反思至少使人们意识到科学必须理性地发展。（2）风险社会理论增加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将生态危机与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突现出来。然而，它对未来风险的描述有些夸张倾向，既不可能被计算也不可能被预知，这样会使人们陷入一种无奈的忧虑，滋生悲观主义情绪。虽然Beck本人宣称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他的思想的传播仍会使一部分人在风险面前显得焦虑不堪。为此，威尔金森专门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风险与忧虑的关系问题，写出《风险社会中的忧虑》一书。（3）风险社会理论在制度层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风险社会中，旧工业社会体系已经过时，民族国家已经无力应对威胁整个人类的现代风险，这必然要求并引发社会结构深层的变化和政府制度的变革与角色的转换。在全球风险社会里，建立全球风险防范体系，最终以承担风险的基本单元为基础形成全球公民社会，这是Beck在《世界宣言》中的思想。然而，如何实现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如何实现生态民主与保持社会正义都还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难题。总之，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贡献就是让我们利用其关于风险、灾害和社会思想的分析重建现代性理论［9］。

二、生物安全立法之社会公益论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相较于物理领域的科技革命，此种革命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或许还是极不寻常，其所有的后果完全无法估量的局面：生物科技革命。”［10］由生物技术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是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风险之一，是工业化社会个体化进程发展的高级表现，在彰显科技至上主义色彩的同时隐藏着不可预知的潜在风险。风险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一方面追求个体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无限魅力，另一方面力求通过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规范体系达到对社会秩序的调整和规制。反身性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化的批判和反思的过程。生物技术高度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显著成果，但同时生物安全的担忧和风险又凸显了现代化的反身性特征。根据上文对现代反身性立法诉求的论述，生物技术的风险回避就必须在法制目标上通过立法径路予以完善。

对于生物安全的立法必要性研究不同于传统的，构成工业社会之规范基础的，以个体利益为内核民商事法律规范。虽然这种传统私益本位的法律制度体系成就了工业社会快速发展的成果，但是其反身性的属性也给现代社会秩序构成极大的风险，所以对现代化进程中反身性的克服就必须在法律制度构建以及立法宗旨的确立上有别于传统的民商事法律，而转向对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有和维护。

生物安全立法的公益性研究必须建立在对生物安全公益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所谓公共利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和界定。美国社会法学创始人罗科斯·庞德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但他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带有明显地政治国家色彩，即将公共利益视为涉及政治组织社会的生活并以政府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11］；传统功利主义法学家杰里米·边沁认为“公共利益是构成共同体众多成员的利益的总和”，“社会公共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12］。人们似乎自然而然地认为，公共利益在某种利益上讲必定是所有私人利益的总和；而如何把所有的私人利益聚合起来的问题，似乎又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13］。当前对社会公益的不同见解主要仍可归因于思维的视角和切入点各异，即从不同的语境和研究背景下对社会公益的认识程度会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如在民法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可能更为主要地集中在对私人之集合的利益依存性；在行政法的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就不可回避地与国家利益相关联；在经济法语境下研究社会公共利益可能会指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其中同样包含国家的利益，因为它是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逻辑基础上建构的法律秩序体系；对于环境法来说，特别是生物安全法，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研究和考察就应当走出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性利益范畴，而转向以全体社会成员利益为基准，人类利益关怀以及生态利益的实现和保护，所以这是更为宽泛范畴内的公益性释解。鉴于此，生物安全的社会公益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深刻把握：（1）利益的整体性和普遍性。从公益性的利益范围维度来考察，生物安全主体中所关注的是社会成员集体利益、人类利益以及生态利益相整合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利益范畴；（2）利益主体的广泛性，生物安全中的公益性研究必须跳出传统以国家为界限的社会成员集合利益的藩篱，转而充分关注个人主体之外的其他主体的利益，包括人类、国家以及生态系统（包括生物）等。狭隘的社会观可能会使得我们对公共利益主体的理解囿于传统的社会理论观，但是正如学者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为社会关系时指出的那样，“社会是人化的自然与自然化的人的综合体，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14］。从这点来看，利益主体同样也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联延伸至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以及对整个生态利益的关爱。而且在生态伦理学中，生态利益是一个高于人类利益的上位概念，因为我们无法将人类与生态系统完全分割开来，否则将不存在实质性的人类利益，抑或社会成员的集合利益和个体利益。

（一）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

转基因的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现代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应用，特别是转基因生物活体释放到环境中以及进行跨国转移，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潜在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1）转基因生物的重组基因，打破了自然界物种的界限，进而打乱了生物进化的历程；（2）改变了生物的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能会遭到破坏；（3）转基因生物回归自然界后，会不会使种植区周围生物受到危害，会不会影响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4）重组微生物对某些化合物降解后产生的中间物或最终产物，有的又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5）重组DNA进入水体、土壤后，将流向何方？存活多久？他们会不会与细菌杂交，出现对人类有害的、新的致病菌？现在已知DNA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留40万年；（6）转基因植物中，如含有对人体有害蛋白或过敏蛋白的花粉，有可能通过蜜蜂采集进入蜂蜜中，最后再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15］。转基因生物的潜在风险首先突出地体现在通过对转基因生物本身的基因转变或修饰而对生物内部组成结构、生物特性、生物机能等诸多方面产生的根本性演变，进而影响该生物所赖以生存的其它生物要素和自然生态环境，将其新产生的某种基因特性释放到他原有的生态环境中去，构成对原生态环境的冲击和影响，并在时间的长度上修饰和更改原有的生态系统，从而使得原有生态系统中的各自然生态要素的生存环境和能量交换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最终对人的生存健康产生重大的、不可预见的影响。由此可见，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就是在生物安全风险的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突出强调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共风险性的充分认识基础上展开对其公益性的影响研究和对策研究，具体探讨生物安全公共影响的深度、广度，以及针对转基因生物安全公共风险的防范对策、制度构建、规范设定性的研究。

从目前来看，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主要集中在对转基因生物的生态安全性研究和健康安全性研究两个方面。所谓生态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对任何以生态为单位的安全所构成风险的对策性研究，突出的表现为对以“基因污染”、“基因漂流”和“基因逃逸”等为核心的风险防范研究，从而确保生态环境的自然特性和安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安全”不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概念诠释，而是包括人类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安全在内的，有关生物本身的安全、生物种群的安全、生态群落的安全以及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健康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健康所带来的潜在威胁的对策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类个体的生命健康、人类生活群体的健康安全、人类社会的健康安全，以及人类社会代际之间的平衡与安全。

（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社会公益性拓展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缺少的或不能替代的伙伴与资源。作为自然资源中最重要的活的资源就是生物多样性，或者简称为“生物资源”，也像任何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一样，具有它自身的特征价值，主要体现为有限性、稀缺性、多用途性、可更新性、区域性、可变性和计量的困难性［8］262。所谓有限性是指生物资源是有边界条件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能无限地供给；所谓稀缺性是指由于人类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生物资源本身的边界条件和有限性决定的资源稀缺性；所谓多用途性是指生物资源及其以生物多样性为骨架和主干组成的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用途几乎是全方位的，在不同的资源搭配和能量循环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和用途；所谓可更新性是指生物资源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繁衍性、自我恢复性和可再生性，但是可更新性具有明显地边界特性，因此受到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人类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均不能超过资源本身的可更新能力；所谓区域性，是指生物资源和生物物种的分布带有明显的区域和地理位置特点，根据区域的水热条件、气候因素等，表现出突出的地带性和区域性，在地理区域的共轭性与相似性的基础上，又明显地表现出区域分异规律，即在同化前提下又显著表征为异化现象［8］263；所谓可变性是指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应的生态系统在开放的不平衡条件下不断地同外界交换物质与转移能量，在不断耗散的前提条件与进程中，形成有序地自组织的耗散结构，在相对的临界平衡状态或混沌状态下不断地推陈出新，辩证地前进，其结果可能表现为生物资源的再生、恢复、扩张、萎缩、衰减、退化或消失等；所谓计量的困难性是指生物资源的公共产品属性、不确定性、条件参数的可变性决定了对其量化的困难性特征。

对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保护，其社会公共利益属性重点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共同体优良生存环境的保护和对生态系统保持平衡两个方面：（1）生物多样性是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基础，人类的生命维持资源、生活资源、健康资源、财富资源等均来自生态环境，其多样性决定了人类需求的多样性，任何多样性的丧失最终构成对人类生存的威胁；（2）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创造优良生存环境需求的基本要素；从局部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有利于涵养水源、巩固堤岸、降低洪峰、防止土壤侵蚀和退化等；从全局看，它有利于维持地球表层的水循环和调节全球气候变化［16］，有利于维持生物与生物之间的能量循环和守恒，从而确保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性。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发展和质量保持将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公共利益属性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当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或削弱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危害时，法律的规制和救济是非常必要的，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生物多样性立法供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社会共益性

相对于一个生态系统而言，外来物种入侵是指原来天然存在的区域性生态系统中并没有某个物种存在，该物种借助于人类活动、自然因素或其他途径和因素越过不能逾越的空间障碍而进入新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之中，从而给新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等造成一定影响。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外来物种入侵现象主要是通过自然的传播、人类携带、有意引进等多种方式进行，其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即生态系统危害和人类健康危害，共同构成了对环境法学上“公共利益”的威胁与挑战。

在生态系统方面，外来物种入侵给其他物种造成广泛冲击，入侵物种通过适应性进化能在定居建群后迅速繁衍，在竞争中夺取必要的营养和生存空间，创建了自身的竞争优势，造成本地其他物种减少甚至灭绝；这种竞争一般称之为“似然竞争”（apparent competition），包括占据生态位的竞争和威胁本土物种生存；另外入侵物种还存在化感作用，入侵植物通过向外释放一些化学物质，影响、抑制或刺激临近植物的生长与发育，从而对生物多样性构成极大威胁；此外，入侵物种还会在物种遗传方面造成物种侵蚀，使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丧失，出现某些物种的濒危和灭绝。就中国而言，我们国家遭受的外来物种入侵威胁主要体现在：（1）生物多样性丧失；（2）破坏景观生态的自然性与完整性；（3）竞争并占本地物种生态为，使本地物种失去生存空间；（4）危害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17］。

在人类健康方面，外来物种入侵在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同时，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物种和要素，与其他物种之间长期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系统环境，但外来物种的入侵给其他生物物种构成危害的同时，同样也威胁到人类物种的健康与安全。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遗传多样性的丧失直接给本地居住人口的生存环境构成极大影响；另一方面外来物种入侵也在很大程度上侵占了人类的生活领地和居住范围，最近报道的红蚁等外来物种已经严重侵害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有的外来物种已经将原来居民的劳作场所侵占殆尽；第三，最为严重的是，外来物种群侵害会造成人类的疾病，使原来深藏于自然生态环境中幽秘之处的某些病毒可能被激活报复或侵袭人类，如“第Ⅳ级病毒”，特别是1976年在扎伊尔、苏丹等地出现的“埃博拉病毒”和“拉沙病毒”就是最恶劣的事例［17］132。除此以外，由动物传给人类的疾病种类也很多，如拟杆菌属和丝杆菌属感染；炭疽；鼠疫、沙门菌；SARS；禽流感病毒等。

通过对转基因的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和外来物种入侵防护的公益性探讨来看，其共同的目标都在于对生态系统安全、人类的生存健康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公益性之所以与一般的公益性有所不同就在于，其间增添了对生态利益、生态安全、生态正义等价值观的考虑，丰富了公共利益的内涵，从而为生态安全法的逻辑基础增加了更多的理论积淀，也为其价值目标的确定和立法本位的探寻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三、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给与需求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有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员（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18］。在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同样也存在着市场，以市场的秉性和模式运行。作为维护社会安定、秩序的法律制度当然也可以设定为像市场一样的运行模式和理论，存在着供给和需求的变换统一。任何一种法律都依存于供求双方的交换才得以成为法律产品［19］，因为它也具有社会有用性和使用价值，但同时由于法律的公共属性，决定其在市场产品属性上有别于经济学中的私人物品，而凸现公共产品的特点。除此以外，法律市场在主体和效率方面与一般的经济市场存在明显的差别和特性，法律市场的供给者主要为国家，其消费需求者体现为广大民众，法律市场的立法产品、执法产品、司法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给者都是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因此享有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垄断权；正是因为国家机关对法律市场的垄断才造就了法律市场的低效率。但法律市场的上述特性不能根本改变其与经济市场在运行模式和构成要素上的统一性，即当前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满足社会稳定和秩序要求，不能保证广大民众的多数需求时，亦不能有效满足国家机关的统治意愿和利益时，法律的需求应然而生，国家为了继续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和统治利益，保障社会整体的利益、安全和秩序，弥补法律供给之不足，通过立法等法律供给措施满足社会法律需求；此外，在法律供给中，法律生产要素资源的稀缺性，是制约供给能力的根本原因，法律供给能力的大小取决于法律生产要素的状况和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及资源配置状况两个方面，其中法律技术、法律工作者素质的提高、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都会扩大法律的供给能力［19］207。

（一）供给需求理论的法律延伸

经济学中的供给与需求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市场的运作原理，通过供给与需求的力量互补和相互作用，产生均衡的价格和均衡的数量，从而达成市场均衡。市场均衡发生在供给和需求力量达到平衡的价格和数量的点上［20］。任何市场的非均衡态都决定了供给和需求的重新组合和排序，或增加供给，或减少需求。供给和需求的博弈永远处在均衡的此消彼长过程之中，在需求增加的情形下，需求和供给的非均衡决定了相应供给的增加。

在非经济的法律市场中，同样存在着供给需求的均衡解。当法律的供给成一定的稳定态势时，即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较为稳定的状态下，法律市场的均衡将主要取决于法律需求。法律需求决定了法律供给和法律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法律需求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和约束。

第一，法律市场均衡与法律需求。所谓的法律市场，实际上是按照一般的市场要素和运行规律所拟制出来的以法律作为交易客体和核心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法律市场的基本构成及其变换趋势同样依赖于市场主体双方的博弈，以及由此产生的价格因素，亦即在法律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因法律的供给和需求所产生的类市场环境。按照市场运行规律来看，相对稳定的市场在供给和需求方面基本持衡，市场的均衡态就要求市场主体双方在供给和需求上的相对均衡，任何一方发生变化，都会形成供给和需求的非均衡博弈，从而引发市场波动，通过供给增加或需求削减的方式再次达到均衡。就法律市场而言，国家或政府作为法律供给方，应当及时对市场的法律需求状态作出评估和回应，从而满足法律市场的要求，达到法律供给需求状态的均衡。法律的市场供给主要取决于法律制度约束、法律价格因素以及法律物质技术等要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现行宪法的规范范围内，根据当前市场的守法成本和违法成本的差别比较，以及立法、执法和司法技术等相关因素，决定是否在现行法律体系范围内增加或修订法律，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法律市场的需求。其中法律的价格因素客观地体现为拟供给法律的效用范围，如果其效用范围广，需求者的权益内容和范围会基于该法律的供给得到更大程度的确认或保护，从而形成守法的受益范围大于违法的潜在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供给就成为必要。

第二，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与法律需求。所谓需求，主要有两个方面构成，一是需求主体对某种客体的愿望和欲望，一是该主体具有购买产品的支付能力。法律需求的产生同样具有一般需求的内在要求，其支付能力主要体现为市场主体对国家机关法律活动的支付能力，执法、司法机关对立法活动的支付能力。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强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法律市场主体对自身权益、集体权益的认知程度，认知程度越高，就更大程度上决定了相应法律供给的需求度和必要性。也就是说，法律市场主体，特别是法律需求者对自身和集体权益保护的认识程度愈深，其相应的法律意识愈强，对能够更大范围内保障其权益的法律需求愈大，法律的供给市场应运而生，从而相应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措施成为法律市场的必然。

第三，法律价值与法律需求。人们对法律的需求根源于法律的价值（秩序、自由、正义、效率），而法律的供给，仅仅是确立并实现法律的价值的过程。政府并不能直接供给法律的价值，如秩序和效率，而是通过提供法律，通过提供立法、执法、司法活动来间接满足人们的终极需求。法律的这种工具属性，表明了国家机关仅能供给中间产品——法律，而不能供给最终产品——正义、效率等法律的价值和社会目标。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探究立法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法律供给能否在法律的运作过程中实现对法律需求的满足，确认、维护或保障应当保障的权益，防范或者遏制权益侵害、受损风险的产生。也就是说，立法的供给必须能够明确确定拟供给法律的价值目标和立法宗旨，从价值目标上可以归顺法律供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四，法律市场利益与法律需求。市场运作的机理在于交易双方或供给双方的利益交换或互补，法律需求的产生必然归因于某种潜在利益的驱动，期望通过法律供给达到确认、维护和保障权益的目标。鉴于法律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其供给和需求必然要在基本利益取向上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和意愿。当某一种利益目标变成大多数人的利益指向，相应保护该种权益的法律规范的需求就应运而生，这种法律需求会打破原有的法律市场均衡，从而引发了法律市场的非均衡态，非均衡态向均衡态的发展就依靠保障该群体利益需求的法律供给与以相对应，从而最终实现立法。

（二）生物安全法的供求逻辑

法律需求属于制度需求的范畴，是一种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设计，虽然其供求逻辑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下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供给和需求的逻辑发展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不仅是一种非市场需求，而且是一种非物质商品的需求。法律需求根源于需求主体对某种“潜在利益”的期望和追求，是一种在已有的法律制度安排中无法实现和获取的利益。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发于主体对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从当前的法律结构体系和制度体系来看，该种利益期盼是无法予以满足的。

上述的制度经济学的立法阐释，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说明生物安全法的立法逻辑：

1.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广泛。一般来说，法律需求的主体就是法律需要保护的利益主体，它既可能是一般的市场主体，也可能是国家政府，也可能是社会公众。生物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转基因安全风险、生物多样丧失风险以及外来物种入侵风险等统一构成了生物安全法的风险体系和利益保护对象。在上述风险和利益保护的释解当中，基于对自身生命健康利益和人类世代延续的利益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主要体现为一般公众；基于对整体社会安全和秩序利益的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又将体现为国家及其政府；基于对生态系统安全利益诉求的视角，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主体甚至可以，也有必要突破原有的法律主体观念，转而确认并保护动植物，乃至生态系统的生存和安全利益。

2.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一般不能完全在现实的规范体系中得以体现，其潜在性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法律制度所建构的利益体系的非完整性。正是因为“潜在利益”的存在，构成了法律制度体系发展的牵动力，形成一个相对稳定，但又不断地在“需求—供给”中发展的运动模式。

从生物安全本身来看，安全的主体范围非常明确，一切可以归属为生物学中的生物范畴的主体都应当在生物安全法律中得以体现，并由特定的“潜在利益”与之相对应。根据生物安全法律主体的广泛性，需要通过法律保护的“潜在利益”至少包括一般公众的生命健康利益，国家政府的安全与稳定利益，一切生物体的生存利益和相互间均衡利益，以及生态系统本身的安全利益。

3.现实法律制度安排和规范体系尚无法满足上述“潜在利益”。建立在传统法律理论体系上的法律制度安排缺少也很难对生物安全利益提供应有的风险防范机制和保护机制：首先，生物科技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风险只是在20世纪末期才真正被人们发现和认识，科技的两面性和吊诡性只有在科学技术知识较为普及的情景下，才能被广大公众所知晓。科技发展所隐含的生物安全问题、生命健康问题、生态伦理问题等作为一种潜在的或现实的社会问题时，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才真正上升为多数人的社会风险意识。风险是一个与利益相比对的概念，它意味着主体的某类利益正在或将要被侵蚀或剥夺，当一种风险演化为一种群体性、社会性的风险意识时，相关的风险防范措施必须在整体上予以采纳或建构。法律作为一种规则和规范体系，预设人们的行为模式和行为结果，从而在制度层面上提供了一个可知悉、可预见、可防范、可制裁的规范模式，从而加快了主体的立法诉求，也推动了权力机关的立法供给。其次，现有的法律制度设计和安排都是建立在对人类自身利益的确认和保护之上，法律主体的范围也很难突破对自然人或法律拟制主体的传统认知，相应地法律的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也很难突破传统之囿。然而，就生态系统而言，彰显人类利益和智慧的科技现代化正是成就当前生物乃至生态系统风险的主要因素，现代化的反身性深刻地印证了至高无上的人类利益的局限性和短视性，也从风险的角度提出了将人类利益与生物利益、生态利益相融合的利益取向和规范模式。但就目前的规范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来看，生物安全法的利益谱系（包括人类利益、生物利益和生态利益）仍然任重道远。

工业文明，特别是以生物技术发展为代表的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不确定的生物科技和科学技术本身隐含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必须在原有的法律秩序体系框架内重新建立并发展生物安全法律体系和由此产生的秩序体系。此外，生物安全法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分析认为，生物安全立法的逻辑基础在于，生物安全的社会公共性强烈呼唤并要求在法律秩序下重新建构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谱系，将人类安全利益与生物安全利益以及生态安全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将人类的发展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相互联结，在利益层面确立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果我们将法律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放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下加以考察，法律需求和法律供给的辩证统一，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体系的均衡给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设定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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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生物多样性的实质范文

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对木材需求十分旺盛、林业特产税的取消及农业税的逐步减少等因素促进了桉树的迅速发展。桉树的大面积种植,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木材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随着大面积营造桉树人工林,其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问题日益受到人们关注,引起了一些争论。本文就此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桉树人工林生态问题调查分析

1.桉树人工林地力衰退分析

从树种特性看,桉树具有很强的土壤养分利用能力,可消耗较少的养分而生产较大的生物量,与很多农作物和树木相比,其单位生物量的养分消耗只有1/2~1/10。但是因桉树生长快,生长量大,作为纸浆材进行短轮伐期甚至超短轮伐期经营,在单位时间、单位面积上产生更多的生物量,消耗的养分也相对多些。这样就造成桉树人工林确实存在地力衰退的现象。

研究结果表明：桉树人工林地力衰退的主要原因有桉树人工林生态系统本身的脆弱性,严重的水土流失以及在人为因素干扰下不合理的经营。

1.1耕作方式不合理

桉树种植大部分采用炼山的方式清理林地,然后进行整地。有的采用机耕全垦整地,可比较彻底地去除杂草杂灌,又可疏松土壤,有利于桉树幼林的早期生长。但全垦整地造成土壤表土结构遭受破坏,在山地坡度大的地方,容易引起水土和养分流失。

1.2造林密度不合理

在立地条件差的林地,造林密度大,短期内林分消耗土壤养分多,使土层的土壤养分过度消耗。

1.3施肥技术不合理

近几年种植的桉树林分,有的采取掠夺式经营方式,不施追肥,仅靠土壤肥力维持生长发育所需的养分；有的施肥不及时或不能做到平衡施肥或按配方施肥。这样，一是达不到速生丰产；二是造成土壤养分亏损失衡和地力衰退。

1.4超短轮伐期经营

由于木材市场价格看好,部分林农受眼前利益的驱动,有的桉树3~4年生左右就被砍伐利用。1~3年生桉树是植株枝叶器官生长旺盛的阶段,树干生长形成较小,植株的枯枝落叶少,归还土壤的养分极少。同时,林龄越小,主干占整株立木生物量越小,即木材利用率低;林龄越小,胸径越小,采伐剩余物越多,在采伐剩余物没有回归林地的情况下,林地损失的养分也就越多。另外,超短轮伐期经营,林地耕作频繁,对林地土壤的结构破坏严重。错误的经营方法,林地凋落物少、植被少、表土受雨水冲刷大、水土流失严重,加速林地地力衰退,形成恶性循环。

1.5全树利用

桉树采伐利用时采取全树利用方式,将树枝、树叶、树皮、树头、枯枝落叶全部从林地取走,致使林地的养分回归量越来越少,造成土壤养分收支失衡,也是桉树人工林地力退化的原因。

1.6人工林生态脆弱

桉树人工林树种种群、林相结构简单,根系集中,对土壤水分和养分要求也集中,使一定层次土层的水分、养分消耗大,而其他层次的土壤水分和养分则不能充分利用,造成水及矿物质养分利用率低；森林生态系统种群简单,森林生物链环节少,生物养分循环低,对土壤养分补充少。

2.桉树人工林水分消耗

地质学家认为桉树消耗了过多的水分,造成地下水分下降；而林学家认为,与桉树的速生性相比,桉树的水分消耗是较低而不是较高，一些学者对桉树等多个树种的水分利用率研究结果进行换算得出,桉树对水分的利用效率最高,生产相同生物量桉树所消耗的水分量最少。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桉树与水分的关系进行探讨。

2.1桉树人工林水分截留作用

在任何森林中,阻截作用是水分的最重要耗损。这是因为被阻截的水分会再次蒸发而不能进入土壤。一般来说,桉树阻截10~20%的降雨量,比松树和相思等树种要少，这可以从桉树的树冠比较小得到合理解释。

2.2地表径流

地表径流的数量取决于有无枯枝落叶和地面植被,并且与气候有很大的关系。一般来说,桉树人工林的径流要比草地和低矮的灌丛植被要大；与其他阔叶树种比较,并无显著差异。但是目前桉树人工林的地表径流偏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绝非是桉树人工林本身的过错,而主要是机耕全垦整地、枯枝落叶层被破坏等这些人为的因素。

2.3蒸腾—蒸发

桉树生长很快,因此,一般认为用水很多，甚至被称作“抽水机”。其实桉树的水分利用率是比较高的，利用同样的水分,桉树产生的干物质比相思和合欢等属的树种高。

引用专家的研究数据可以得出几个乔木水分利用效率的比较，桉树生产1kg重量的干物质消耗的水分仅为758L,而松树要1538L,相思要1323L的水分。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桉树的相对耗水量少。一个造林密度适中的桉树人工林的平均流域蒸发—蒸腾量,对于超过1200mm/a降雨类型来说,可能在1000mm/a左右;对于较干旱的地区,蒸发—蒸腾量也会减少,当降雨类型为500mm/a时,要降到450mm/a。

综合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桉树同其它造林树种(松树、相思)相比,植被蒸腾和截流、土壤水分蒸发区别不大。当然由于桉树的生长量大,桉树人工林总体的耗水量并不比其他树种少,这是事实。但是大量的研究表明，桉树不可能成为像地质学家所说的“抽水机”。同其它林分一样,桉树人工林有一定的水源涵养功能。

3.桉树人工林生物多样性减弱

桉树人工林的生物多样性下降与立地土壤退化密切相关。一方面,土壤退化使林内原有动、植物和微生物的生活环境遭受破坏,从而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物种多样性下降；另一方面,物种多样性下降后,群落结构趋于简单,系统的自我调节和保护功能减退,使林地土壤的水分和营养状况更加恶化。

3.1林间生物多样性减弱

国内外对桉树林林间生物多样性减弱问题已有不少研究报道。一般情况下,灌丛带和木本植物群落结构的植物多样性保持原有的较高水平,但灌丛带在桉树人工林种植后严重退化,从而确定桉树是引发灌丛带退化的重要因素。在巴西的一些地区,由于桉树林下植被稀少,林间鸟类的多样性和丰富度较森林保护区显著下降。近年来，我国林业学术界对桉树人工林生物多样性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取得一定研究成果。如:在广西国有东门林场同一林区18块4m2样方连续6年的监测结果表明,第2代桉树林植物多样性比第1代减少50%,物种丰富度和群落复杂程度指数分别比第1代减少39.39%、17.76%。

桉树人工林维持物种多样性的高低取决于初始植物繁殖体组成的丰富程度,高强度干扰的连栽方式使某些高竞争力的物种和以种子(果实)传播的物种丧失,造成下一代林地初始植物繁殖体组成多样性的降低,从而使桉树连栽林地的物种多样性逐渐下降。对桉树林分枯落物分解微生物的研究发现,在桉树纯林,无论是细菌、真菌还是放线菌,其种类、数量均较混交林低。

3.2生物多样性减弱的成因

作为一种外来树种,桉树的化感作用为其在新生境的生长和定殖提供了强大保证,同时也是导致桉树人工林生态系统物种多样性减弱的重要因素。因此,从化学角度分析桉属植物对其人工林生态系统物种多样性的影响已引起各国学者的关注。目前,桉属植物化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化学成分分析和生物活性测定。

在化学成分研究方面,以挥发物质和精油组成分析居多。有关专家的研究显示:尾叶桉叶片的自然挥发物和不同浓度水抽提物对台湾相思、大叶相思、马占相思的幼苗生长显示不同强度的化感抑制作用。其中,对大叶相思的抑制作用最不显著,从而建议将其作为尾叶桉的理想伴生树种。

巨尾桉挥发油乳液对粉蕉枯萎病菌、水稻稻瘟菌、香蕉胶胞炭疽菌、胡椒疫霉病菌等病原真菌和斜纹夜蛾、棉铃虫等有害昆虫均显示化感抑制作用。随着巨尾桉挥发油乳液浓度的增大,其对真菌和昆虫的抑制作用明显增强。

以上表明桉树的化感作用不可避免地影响人工林生态系统的物种多样性与群落演替。

二、 桉树人工林生态问题的对策

了解问题的实质和根源后,才能够彻底地解决问题。桉树人工林的生态恢复必须采取科学的技术对策,可以从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生产力促进等方面入手。

1.水土保持

严重的水土流失是引起桉树人工林生态退化的最直接因素。因此,开展水土保持对人工林生态恢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是改变不合理的整地方式。机耕带垦整地方式扰动土壤面积小,有利于人工林下植被的恢复和林地水分、养分的保持,适宜于营造桉树人工林。

二是落实适地适树的造林原则。在寸草不生的沙石地、地、土壤养分贫瘠或土层厚度不足30 cm的地方不宜种植桉树,而应种植一些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的植物。

三是减少林地养分的流失。保护好林下的枯枝落叶层和伐区剩余物回归土壤是防止水土和养分流失、避免地力衰退的最有效手段。既能较好地保持地面湿润和减少地表径流,同时又能补充土壤养分。

2.生物多样性保护

一是重视采用科学规范的造林方法。从生态学角度分析, 桉树人工林造林初植密度以1200~1650株·hm2为宜,穴位采用宽行窄株的方式。

二是合理配置桉树与乡土物种。合理种植桉树与乡土树种混交林,对提高桉树人工林的物种多样性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实践证明,在华南地区，桉树与大叶相思、马占相思、台湾相思混交取得成功,在云南桉树与黑荆混交也收到较好的生态效益。

3.生产力促进

如何恢复并提高桉树人工林林地的生产力水平,我国学者进行了积极的技术探索,并取得一定的生产经验。

一是人工修复退化土壤。提倡采用桉树专用肥,把基肥和追肥分开,按桉树养分需求特点做到平衡施肥。这样不但提高了桉树的产量,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和提高了土壤肥力,保证桉树人工林的集约经营和精准施肥。

二是进行良种选育,不断培育出抗台风、耐寒冷、抗病虫害、耐干旱瘠薄的优良速生桉树品系。加大桉树科技开发投入,提高桉树人工林单位面积产量。

三、 结语

对我国来说,急需发展高产的桉树人工林,用较少的面积生产足够的木材，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为了追求最高的经济效益,桉树人工商品用材林的经营必然走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的道路,其生态问题将更加突出和被人们所关注。所以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指导桉树人工林的生产经营,制定科学合理的经营技术措施,保护生态环境。只要合理地经营,桉树人工林必定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

参考文献：

[1]钱国钦.桉树发展的社会学思维.林业调查规划，2007（2）.

[2]于福科等.桉树人工林生态退化与恢复研究进展.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09（3）.

[3]徐大平等.桉树人工林生态效应研究进展.广西林业科技，2006（12）.

[4]陈少雄.桉树生态问题的来源与对策.热带林业，2005（12）.

[5]吴炳其.福建省桉树人工林发展概况与生态环境问题.青海农林科技，2007（2）.

[6]高集美.浅析桉树人工林生态问题与经营对策.福建林业科技，2009（6）.

第8篇：生物多样性的实质范文

多元化（pluralism）与多样性（diversity）这两个 英文 中完全不同的词，在中文中常常被并用、混用乃至误用。本文试图深入分析这两个概念，其目的并非想厘清它们在语言修辞层面上的语义歧义，而是希望对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文化产业化的政策选择进行一些思考。

多样性（diversity）一词，在生物学或文化人类学中十分常见。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作为一种现实，通常是由特定的 历史 地理环境所造成，并随着全球各地人们交往活动的增多，交往速度的增快，即传播活动的迅速拓展，而日益为人们所感受和了解。这两者之间时有冲突：人类具有超强的传播和扩散能力，可以借助于各种知识和技能的传递所引起的科技进步，不断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其后果经常是各种大规模的人类活动破坏了生态，过度消耗了环境资源，从而使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遭受难以逆转的破坏。然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也可以被看作是与文化多样性的丧失的互动过程，因为对生态环境的改变常常也意味着对当地人的生活环境的改变，从而最终导致他们核心生活方式的改变。[1]

单纯从原有物种多样性的保存或原有文化多样性的延续来看，传播显然并不是一个有利因素。它可能造成外来物种的入侵，或者强化了物种竞争，使强者更强，弱者衰亡。 自然 界如此，文化 发展 同样如此，欧洲人占领美洲，促成了当地土著文化的式微即为一例。[2]人类学家蔡华多年来潜心研究 中国 的纳人文化，认为这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一个有力证明。WWw.133229.CoM[3]然而在谈到纳人的未来时，蔡教授却担心这个不到三万人的文化也许最终会毁于艾滋病，或者像其他许多少数民族文化一样，年轻人为 现代 文明所吸引而“集体出走”或“背叛”。在漫长的生物进化的自然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多元竞争，适者生存的法则。大量的物种由于各种原因消失了，同时出现了新的、更能适应环境变化的物种。但是人类的在这方面的破坏力远远超过自然，人类活动所导致的物种消失远远大于以往。即使不考虑类似原教旨主义的生态保护理论，[4]而仅从自私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看，大量物种的消失也依然是真正的遗憾：或者我们没来得及在物种消失之前发现其可用之处，或者大量物种消失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的恶化最终危及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在文化多样性问题上，我们也同样观察到了弱肉强食法则的作用，而弱势文化的迅速消亡对所谓强势文化的负面影响也与上述自然界中的例子相差无几。因此，我们在谈论多样性问题的时候，不仅仅是在描述一种状态，而更重要地是强调对多样性的关注、发现、保护和再创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多样性是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自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5]作为人类共同遗产的文化多样性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它对于人类就如同生物多样性对于自然界那样是必不可少的。[6]1998年斯德哥尔摩“文化发展政策政府间会议”的报告中也规定了尊重各种文化的义务和各种文化被其他文化尊重的权利。[7]在文化多样性问题上，我们显然不能接受文化专制主义要求边缘文化适应主导文化的立场，也不应简单地采取文化相对主义容忍但漠不关心的态度，而应当如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说：“并不是我们必须互相爱对方，或者争个你死我活……而是我们必须互相了解，并以这种知识与对方生活在地球上……我们必须学会领会那些我们不能接受的东西。正是在这方面，加强我们的想象力，领会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使用这种多样性，利用对多样性的研究。”[8]

多元共存被联合国确认为处理文化多样性的新的合适立场。多元化（pluralism）首先是一个 政治 学名词，它意味着多种利益集团、政治力量、决策中心的共存与相互制衡。多元化之所以产生，首先是因为没有一个压倒一切其他力量的绝对权威；其次是因为存在着鼓励多种权力参与竞争的机制。多元化即多元共存，所表达的不仅是差异，还包括接触、卷入和参与。[9]多元共存很清楚地避开了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它不是容忍和漠不关心，也不是实质上同化少数民族文化或把少数民族文化拖入“主流”文化的托词。创造性的多元共存包括多种文化群体积极的和动态的共存，把当地社会环境和公共活动领域相结合，允许创造性地接触和转变。[10]显然，多元化和多样性都强调了差异性的必要和权利。但多样性更表现出对文化历史性差异的尊重、关注和保护，而多元化或曰多元共存则带有未来眼光，强调在一个共同的世界中，不同文化依靠其自身的竞争力，接触、卷入和参与与其它文化的共同竞争，争取成为未来多元共存世界中的文化一元。多样性意味着一切文化形式，例如像纳人那样奇特的文化形式。而多元化作为一种理想，并没有保证所有文化的安然无恙，而是期待着文化本身的竞争力，或者某些促进接触和参与的机制的建立。

就目前来看，伴随着 经济 全球化，借助于媒介技术的强大支持，由西方文化 工业 所造就的文化产品和文化表现形式无疑是相当具有竞争性的。在此背景下，中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化。有著名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应该并行不悖。[11]还有学者认为，“文化产业化与文化多样化不是对立的、冲突的关系，而是并存、互补和互动的关系。”[12]对此，笔者想提出几点不同看法，以深化讨论。

首先，与文化产业化相伴随的是文化工业的概念。这一概念虽然没有进入文化的范畴，但却进入了文化多样性的范畴，并有了一个国际性的标准。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4年7月草拟的《保护文化内容和 艺术 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文化”指某一社会或某一社会群体所具有的一整套独特的精神、物质、智力和情感特征，除了艺术和文学以外，还包括生活方式、聚居方式、价值体系、传统和信仰。“文化多样性”指社会和社会群体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方式。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文化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由此产生了人类各民族和各社会在其特性和文化表现形式上的独特性和多元性。文化多样性不仅表现为人类文化遗产以不同的形式得到保护、弘扬和传承，而且还表现为世界各地随时都在以各种方式生产、传播、销售和消费的文化产品与服务所生成的文化表现形式的丰富多彩。术语“文化产业”指产生上述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产业。[13]

文化产业或曰文化工业这个概念，在上世纪70年代比较集中地出现在一些国际文件中时，就引起了一些西欧学者的重视，并进行了被称之为“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14]尽管欧洲委员会的专家和顾问们很早就确认“今天的文化普及是通过‘文化工业’的中介”，但文化工业从概念创造、编辑、推广、扩散到销售给消费者等不同阶段，都越来越和国际市场相联系，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并非常典型地体现出市场高度发育的语境中文化的角色与表现形式。虽然“文化工业”在工作组织形式、产品形态和内容的构成特点、制度背景、以及对产品和服务的不同受众进行不同定位等方面体现出一定的多样性，但其实质都是通过文化产品投资来实现资本的盈利。这个概念使它事实上忽视了非西方世界中更具普遍性的现象，即诸多后发达国家的文化传统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并非以“产品与服务”的形式存在。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区域传统的文化活动（包括文化内容以及艺术表现形式）未能像少数后工业国家那样，充分地以“产品和服务”的形式存在并且传播，文化多样性才成为一种现实的忧虑。[15]

据报道，素有“中国戏曲艺术摇篮”之乡美誉的山西曾经拥有52个地方小剧种，但目前，除四大梆子外，仅剩下28种。一些极具地方特色的小剧种已成为戏曲史料，有的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录音录像资料。在西藏，被誉为“东方荷马史诗”的《格萨尔王》，已经到了差不多人亡歌息的地步。曾是指定迎请班禅时跳谐钦舞的村子之一康马县郎巴村，会跳这种舞的只剩下几位老艺人。在四川，曾经是长江魂魄的川江号子，如今几成落寞的千古绝唱。[16]事实上，大量民间的、地方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表现形式，在未及成为具有商业价值的可流通的“产品与服务”之前就几近湮灭。或许及时进行文化产业化改造是保持维护文化多样性的一种方式，如以丽江古乐的开发为代表的各种传统文化的开发利用。但是不是能够对所有传统文化都能实现盈利性的商业开发？即便可以，这种开发是否真正有利于文化传统的保护？这些都是尚未解决的问题。人类文化最核心的存在方式是文明代际传播的自然延续过程，是文化社会属性的体现。而文化产业的概念突出强调的是文化的商品属性或曰利用价值。从文化工业的角度界定文化，事实上夸大了大规模生产、复制与扩散活动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意义和作用，无助于提升文化活动的精神价值，更无助于保护与促进文化多样性的目标。因此，在联合国《文化多样性公约》草案中也“注意到信息与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了全球化进程，这些进程为加强各种文化之间的互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但同时也对多样性构成威胁，并有可能造成文化表现形式的贫乏。[17]

在当今世界中，覆盖范围包括磁带、书籍、电影、广播、电视、报刊、摄影、艺术复制品和广告以及新的视听方面的产品和服务的“文化工业”已经构成国际文化交流的主流，并因其经济地位和文化价值而成为各国外交中的主导因素之一，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中的一部分。而这种战略考虑显然不能完全用产业、市场规则来 计算 或主导。法国自1979年以来就试图在重新调整对外关系的设想中掺上“文化工业”的概念，认为文化将和政治经济一样，成为今后国际关系的构成要素。而“没有人不承认法国的文化工业产品在承受着众所周知的扩散不足的痛苦，这是缺乏适应能力的结果。”[18]他们批评法国文化工业生产分散、组织松散、投资能力薄弱，法国文化产品在全世界的经济扩散还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手工阶段，手段陈旧过时，商业上没有利润，文化上没有旨趣，影响范围小等等。因此在各种谈判和宣传中一再强调法国的“文化特殊性”。实际上，所有这些批评都同样可以用来描述中国的文化工业，甚至更有甚之。因为中国的文化产业化程度远远没有达到可以平等参与国际竞争的程度。既然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化发展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文化表现的重要形式，中国就应该加强文化产业化，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趋势，通过产业化的大众文化和真实的民间文化的交换，显示现代文化与伟大传统之间的联系，以开辟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来思考民族身分和民族大众文化的形成，提高本国文化的竞争力，在国际性的接触、参与中努力实现中国文化和世界其它文化的多元共存。

文化产业化发展当然是要面向市场。但是在目前形势下，完全依赖市场，取消国家干预，是否有利于我国文化产业参与全球竞争？美国学者弗里德曼曾指出：“全球化具有其自身的一系列经济规则——这些规则围绕着公司的开放、取消管制和私有化而运行。”[19]这些规则所造成的可见结果是全球媒介市场被规模庞大的跨国商业媒体集团所控制和瓜分，他们具有自我保护能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国家主权，并限制市场的充分竞争，从而使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政策扶持本国文化产业化 发展 仅仅是参与国际文化多元共存竞争的一个方面。它虽然重要，但对于保持文化多样性来说显然不够。作为一个文化大国，需要对各种尚未或无法进行产业化的传统文化进行及时的发掘、整理和保护，这既是国家政策公共性而非单纯商业化选择的体现，也是从长远来说增强民族文化生命力，增强国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的明智选择。所以，文化产业化是一种潮流、趋势，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积极参与，但又不能完全让文化遵从纯粹自由主义的市场规则。这除了有保护我国文化多样性、提高自己软实力的考虑外，还涉及到一个基本常识：有时暂时缺少市场价值和竞争能力的恰恰是文化中的精华、优雅或微妙之处，因为优美、精致与商业价值本来就不是同一类概念，无法相互衡量、比较、印证。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与交流谈何容易，对绝大多数西方人来讲，顶级的 中国 书法作品也不过是鬼画符；中国的旧体诗词他们也无法欣赏。如果按产业化的规则，它们的价值还不如《木兰》动画片。 此外，我们也无法断言文化不应具有教化功能而只是娱乐的工具。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受众或曰顾客需要培养、 教育 ，他们的品位、审美观都不是天生的，而是教育的结果（在中文语境中这正是“化”的原意）。回想上个世纪70年代末国门初开时， 电子 轻 音乐 便是时髦的象征。曾几何时，中国“中产阶级”的家长们不是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学钢琴了吗？文化是需要扶持的，高雅或独特或清新都是有代价的。要维持文化的多样性、弘扬传统文化，都不能斤斤计较一时得失，或完全委诸市场。有时文化的完全产业化就如同让禾苗与野草去公平竞争，其结果可想而知。

文化的发展可以视为一个社会发展的最高形式和最终目标，但是在国际传播的现有态势下，中国文化如何才能继续在世界上保持其永久的魅力而不是沦落为 历史 的追忆呢？产业化无疑是推动文化发展的一剂良药，但如何更好地利用它，发挥其最大疗效和最小副作用，显然还需要更多的思考和审慎的策略选择。

[注释]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关士杰等译：《2000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第9篇：生物多样性的实质范文

知识的宽度、厚度和精度决定人的成熟度。每一个人比别人成功，只不过是多学了一点知识，多用了一点心而已。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人教版八年级上生物的知识，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欢迎阅读!

人教版八年级上生物的知识1动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

1.掌握动物在自然界中的作用

动物在自然界中的作用主要有三点：

①维持生态平衡

②促进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③帮植物传粉、传播种子。

(食物网中的动物与植物之间存在着相互适应、相互依存的关系，动物与动物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在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的数量和所占比例总是维持在相对平衡的状态，这种现象叫做生态平衡)

2.认识动物与人类的生活关系

人们利用转基因羊生产含有药物的奶，这叫做乳房生物反应器。利用乳房生物反应器可以节省建设厂房和购买仪器的费用，可以减少复杂的生产程序和环境污

染。模仿生物的某些特点发明创造出特殊的仪器设备，这叫做仿生，如：萤火虫与冷光，蝙蝠的回声定位与雷达，乌龟的背甲与薄壳建筑。

人教版八年级上生物的知识2细菌和真菌

一、细菌和真菌的分布

1.观察菌落

菌落的大小/菌落的形态/真菌的菌落

区别细菌和菌落的颜色

2.培养细菌和真菌的一般方法

配制培养基，高温灭菌

接种

恒温培养

3.归纳细菌和真菌生存的条件

适宜的温度、有机物

二、细菌

1.细菌的发现

17世纪后叶，列文 虎克用自制的显微镜发现细菌

19世纪中叶，巴斯德研究细菌，说明细菌不是自然发生德

大小：个体微小，高倍镜或电镜下可见

形态：单细胞，有球菌、杆菌、螺旋菌

2.细菌形态和结构

结构：由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构成，无成形的细胞核;鞭毛、荚膜、芽孢

营养方式：没有叶绿体，异养型，分为寄生和腐生两种方式

细菌的生殖：分裂生殖，遇到不良环境，可形成休眠体芽孢，速度很快。

三、真菌

多细胞个体：蘑菇：食用或者药用

1.各种各样的真菌

霉菌：青霉和曲霉的观察比较

单细胞个体：酵母菌：酿酒、做面包等

2.主要特征

细胞内有成形的细胞核;能够产生孢子，孢子能够发育成新的个体;体内没有叶绿素，营养方式属于异养。

3.真菌的繁殖

孢子繁殖

四、细菌和真菌在生物圈中的作用

1.认识细菌和真菌的主要区别和类型

细菌的种类：球菌、杆菌、螺旋菌。

细菌：由一个细胞构成，基本结构有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DNA(没有成形的细胞核)、荚膜、鞭毛，没有叶绿体。

生活方式：异养(寄生、腐生)。它们是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

细菌的生殖方式是分裂生殖。芽孢是细菌的休眠体，能对不良环境有较强的抵抗能力。细菌快速繁殖和能形成芽孢的特性，使它们几乎无处不在。

真菌：细胞具有细胞核。种类：除多细胞的霉菌(青霉和曲霉)和大型真菌(如：香菇、木耳、灵芝、牛肝菌)外，大多真菌的生殖方式是孢子生殖。还有单细胞的种类，如酵母菌：生殖方式是出芽生殖。生活方式：腐生

真菌细胞与细菌细胞的最大区别是有无形成细胞核。

五、人类在不同领域对细菌和真菌的利用

1.细菌和真菌在自然界中的作用主要有：

①作为分解者参与物质循环

②引起动植物和人患病

③与动植物共生(如：地衣真菌+藻类，根瘤豆科植物+根瘤菌)。

2.微生物与人类生活

(1)食品制作：酵母菌：无氧时，分解食物中的糖类，产生酒精、二氧化碳，如酿酒时。有氧时，分解食物中的糖类，产生二氧化碳和水，如制馒头、包子、面包等。乳酸菌：无氧条件下，将葡萄糖转化成乳酸。制酸奶、泡菜等。(酿酒：酵母菌;制醋：醋酸菌;生物固氮：根瘤菌;制酸奶和泡菜：乳酸菌。制酱和豆豉：霉菌)

食品的腐败原因

由于细菌和真菌在食品中生长、繁殖活动引起的。

防腐

脱水法、腌制法、烟熏法、真空包装、冷冻法、罐藏法、巴斯德消毒法等。

食品保鲜的原理有两条

①杀死细菌、真菌②抑制细菌、真菌的生长、繁殖。

食品保鲜办法：高温灭菌法、真空包装法、冷藏法、腌制法、罐藏法、巴氏消毒法、脱水法等。

(2)制药：抗生素和利用转基因生物生产药物

有些真菌可以产生杀死某些致病细菌的物质，这些物质叫做抗生素。利用转基因技术把控制合成胰岛素基因转入到大肠杆菌体内，生产出来的胰岛素能治疗糖尿病。

(3)净化环境：厌氧菌将有机物分解产生甲烷。好氧菌产生二氧化碳和水。

人教版八年级上生物的知识3动物的行为

一、动物的运动依赖于一定的结构

1.动物行为的概念：动物所进行的一系列有利于它们存活和繁殖后代的活动

运动时，肌肉的收缩、舒张牵引着骨绕着关节运动，因此，在运动中，骨是杠杆，关节是支点，骨骼肌产生运动的动力。

3.关节的结构和功能：既牢固又灵活

关节面(关节头、关节窝)：覆盖有一层软骨(减少摩擦，缓冲震动)

关节囊：由结缔组织构成，牢固地联系相邻两骨;内外有韧带，加固连结;囊壁的内表面能分泌滑液

关节腔：内有滑液，关节软骨，减少摩擦，使运动灵活自如

4.骨、关节和肌肉的协调配合

屈肘时，肱二头肌收缩，肱三头肌舒张

伸肘时，肱三头肌收缩，肱二头肌舒张

运动由运动系统、神经系统(调节)、消化系统(提供能量)、呼吸系统(提供氧气，排出二氧化碳)、循环系统(运输营养物质和代谢废物)相互配合，共同完成的。

动作产生的意义：动物发达的运动能力，有利于觅食和避敌，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

二、先天性行为和学习行为

1.从动物行为的表现上，动物的行为可分为：取食行为、繁殖行为、迁徙行为、防御行为(警戒色，拟态，保护色)等

2.从行为的获得途径上，动物行为分为先天性行为和学习行为。

①先天性行为：凡是动物生来就有的，由身体里的遗传物质所控制的行为。是动物先天具有的本能，由遗传因素决定。

实例：蜜蜂采蜜、蚂蚁作巢、鸟类迁徙、小鸟在池边喂金鱼等

②后天性行为(学习行为)：不是动物生来就有的，而是动物在成长过程中，通过生活经验和“学习”逐渐建立起来的新的行为活动。

实例：训练蚯蚓走迷宫，大山雀喝牛奶，黑猩猩吃高处的香蕉等

3.研究一种动物的行为

探究菜青虫的取食行为

探究动物的绕道取食

三、社会行为

1.概念：营群体生活的动物，群体内部不同成员之间分工合作，共同维持群体的生活，从而具有一系列行为。

群体内的不同动物个体之间，通过动物的活动、声音和气味等来传递信息。

2.社会行为的特征：群体内部往往形成一定的组织，成员之间有明确的分工，有的群体中还形成等级

3.具有社会行为的动物举例

白蚁群体(无等级制度：雌蚁、雄蚁、工蚁、兵蚁))

狒狒群体(有等级制度：“首领”雄狒狒、下级雄狒狒、雌狒狒、幼狒狒)

4.群体中的信息交流

动物动作、声音和气味等都可以起传递信息的作用

探究蚂蚁的通讯

人教版八年级上生物的知识4生物的多样性及其保护

一、根据生物的特征进行分类

1.尝试对生物进行分类

概念：根据生物的相似程度把生物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并对每一类群的形态结构等特征进行科学的描述

生物分类法 依据：生物在形态、结构等方面的特征

目的：弄清不同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进化关系

2.从种到界

生物分类的目的和依据

生物的单位：门、纲、目、科、属、种

生物分类的基本单位：种

马：马种、马属、马科、奇蹄目、哺乳纲、脊索动物门、动物界

桃：桃种、梅属、蔷薇科、蔷薇目、双子叶植物纲、种子植物门、植物界

二、认识生物的多样性

1.生物多样性的概念

生物多样性：生物类种多样性(我国被称为裸子植物故乡)、基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

三者之间的关系：生物种类的多样性实质上就是基因的多样性。每种具有独特基因库的生物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生物是相联系的。生物数量的减少，将导致基因资源损失，并且必然影响它所在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发生剧烈变化。将会加速生物种类多样性和基因多样性的丧失。

三、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1.生物多样性面临威胁

我国特有的部分珍惜动植物濒临灭绝的边缘

2.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的原因

生物的栖息地的破还(最终要的原因)

不合理的开发利用(人类的偷猎和捕杀野生动物)

环境污染 外来物种入侵

3.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意义

是天然的基因库

天然实验室

活的自然博物管

实例：长白山自然保护区、青海湖鸟岛自然保护区

4.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将某些濒危物种迁出原地，移入新园、馆等进行特殊的保护和管理、建立濒危物种的种质库、颁布和完善法律和法规。

人教版八年级上生物的知识5各种环境中的动物

一、无脊椎动物

1.腔肠动物

主要特征：身体有内胚层和外胚层构成，呈辐射对称，体表有刺细胞，有口无;

代表动物：水母、水螅、海葵、珊瑚等;

水螅的繁殖方式：出芽生殖(无性)和有性生殖

2.扁形动物

主要特征：身体有内胚层、中胚层和外胚层构成，两侧对称，背腹扁平，有口无;

代表动物：涡虫、华枝睾吸虫、血吸虫、绦虫;大多寄生生活;

涡虫的消化器官由口、咽、肠组成;

血吸虫生活史：受精卵在水中孵化，幼虫进入钉螺体内继续发育，最后进入人体发育为成虫;

猪肉绦虫生活史：受精卵在猪体内发育成幼体，感染猪肉，形成“米猪肉”，进而在人体内发育成成虫;

3.线性动物

主要特征：身体细长，不分节，呈圆柱形，体表有角质层，有口有;

代表动物：蛔虫、蛲虫、钩虫、线虫等;大多寄生生活，消化结构简单，生殖能力强;

蛔虫的雌虫较大，雄虫较小，尾部向腹部弯曲;

4.环节动物

主要特征：身体呈圆筒形，由许多彼此相似的体节组成;靠刚毛或疣足辅助运动;

蚯蚓(环节动物)的形态特点：

(1)体形：长圆柱形，两端尖细，可减少土中钻动时的阻力，适于穴居钻行生活;

(2)身体由许多体节组成;

(3)环带：是区别蚯蚓前后端的标志。

(4)刚毛：协助运动;

(5)湿润的体壁：进行气体交换，完成呼吸。

代表动物：蚯蚓、沙蚕、水蛭等;少数寄生;

作用：蚯蚓可入药，可以分解有机垃圾，提高土壤肥力;在生态系统中，属于分解者;

5.软体动物

主要特征：体表有外套膜，大多具有贝壳;水生软体动物用鳃呼吸;运动器官是足;

代表动物：河蚌、蜗牛、乌贼等;

乌贼的壳—海螵蛸;鲍鱼的壳—石决明;

6.节肢动物

主要特征：身体和附肢分解，体表有坚韧的外骨骼;

代表动物：甲壳类(虾、蟹);多足类(蜈蚣);蛛形类(蜘蛛);昆虫类(蝗虫);

昆虫的主要特征：身体分为头、胸、腹三部分;头部有一对触角，一个口器;腹部有三对足，两对翅;腹部有气门，是呼吸器官;

二、鱼

水中生活的动物、四大家鱼：青、草、鲢、鳙;

1.鱼的尾鳍可以控制前进方向，也可以产生前进动力;鱼的侧线可以感知水流，测定方向;

鲫鱼适于水中生活的形态结构和生理特点：

①体色：背面深灰黑色，腹面白色，不容易被敌害发现;

②体形：梭形，游泳时减少水的阻力;

③体表：有鳞片保护身体，有黏液减少阻力，身体两侧各有一条侧线，有感知水流、测定方向的作用;

④有鳍游泳：(胸鳍、腹鳍：保持鱼体平衡;尾鳍：保持鱼体前进的方向);

⑤用鳃呼吸;水从口近，鳃盖的后缘出

⑥体内有鳔，能调节身体比重，在鳍协助下可以停留在不同水层;

⑦体外受精，水中发育。

2.鱼类的主要特征：终生生活在水中，身体表面大多覆盖着鳞片，用鳃呼吸，用鳍游泳，心脏一心房一心室。

3.观察鳃

形 态：鳃丝呈细丝状

颜 色：红色(因为有丰富的毛细血管)

结 构：有鳃弓、鳃丝、鳃耙组成

三、哺乳动物

家兔的形态结构和生理特点：

①体表：被毛，有保温作用，对家兔维持体温恒定有很重要的作用;

②消化：牙齿分化为门齿(切断食物)、臼齿(磨碎食物);消化管很长，并且有特别发达的盲肠，与植食性生活相适应。

③血液循环：心脏为完整的四个腔，两条完整的循环路线，体温恒定。

④神经系统：由脑、脊髓、神经组成，大脑发达

⑤生殖：胎生(有胎盘)、哺乳，大大提高了后代的成活率。

⑥哺乳动物的主要特征;体表被毛，牙齿有门齿、犬齿、臼齿的分化，体腔内有膈，用肺呼吸，心脏四腔、体温恒定，大脑发达，胎生，哺乳。

例如：蝙蝠、鸭嘴兽、袋鼠鲸、虎、黑猩猩等

四、鸟

家鸽适行生活的形态结构和生理特点：

①身体被覆羽毛;具有可用翔的翼：两翼和尾部生有正羽，可以扩大两翼面积，使两翼扇动有力，尾部的正羽有控制方向的作用;

②身体呈流线型，有利于减少飞行时空气对它的阻力;

③有的骨很薄，有的愈合在一起，长骨中空，充满空气，减轻体重，胸骨发达，有龙骨突，胸肌发达，附着在龙骨突上;

④食量大，消化能力强，有喙无齿，直肠短，不储存粪便，有利于减轻体重;

⑤心肌发达，血液循环快，血液输送氧、营养物质的能力强;